我爱那张卡片，我爱那红枫的拓影，以及赠卡的那一家人，以及普天之下所有的“有情”。
我也急干将记忆中的圣诞锤为拓片，让那些故事的纤维一丝一缕地展现在岁暮时松柏的芬馨中。
大音
大音希声，大象希形
——老子
他曾经给我们音乐，而现在，他不能再给我们了。
但真正的大音可以不藉声律，真正震撼人的巨响可以是沉寂，所以，他仍在给我们音乐。
他是史惟亮先生。
对我而言，他差不多是一种传奇性的人物。以前，他做的是抗日后方工作，在东北——那神秘的、悲壮的土地上（只有在那山从榛莽江河浩渺的土地上，才能孕育出他这样纯洁的人物吧！）。他又在西班牙，在德国学音乐，是作曲家，是音乐理论家，一心想弄好一座音乐图书馆，他还不时爬山涉水地去采民谣……
去年秋天，我托人交了一本我的舞台剧（严子与妻》给他。不久，我跟他打电话，他的声音异样地柔和：
“我好喜欢这剧本，写得真美。”
作为一个剧作者，在精神上差不多是赤裸的，任何人可以给你赞美也可以给你鞭笞，我早已学会了淡然，但史先生的赞美不同，我激动地抓紧电话筒。
“我可以帮得上什么忙吗？”
我正不知如何开口，他竟那么仁慈地先说了。
“我对配乐的构想是这样的，我认为戏剧是主，音乐不可以喧宾夺主，我希望观众甚至没有发现到音乐——虽然音乐一直在那里，中国音乐向来就不霸道的。”
他的话虽说得很简单，但是我还是觉得惊奇，让一个艺术家做这样多的让步，在别人少不了要经过跟对方的辩论，跟自己的矛盾，直到最后才得到协调。而在史先生，却是这样自然简单。
秋意更深时，他交出了初步的录音带，那天舞台和灯光的设计聂光炎先生也来了，负责视觉效果的和负责听觉效果的开始彼此探索对方，来作更进一步的修正。
“真谢谢你，藉着这个机会我倒是想了许多我从前没有想过的东西，对我很有用。”
——他总是令我惊讶，应该致谢的当然是我，可是他竟说那样的话。似乎有人批评他生性孤傲，但是我所知道的史先生却是异样的谦逊。
刘凤学先生知道史先生答应配乐，很感奇怪：
“他暑假才动过大手术的。”
“手术？”我完全茫然。
“是的，癌症。”
不，不会的，不是癌症，一定什么人传错了话，他看起来健康而正常，或者那东西已经割除了，总之，癌不该和他有关系，他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差不多总是微笑，他的牙齿特别白，特别好看，他的鼻以上有一种历经岁月和忧患的沧桑的美，鼻以下却是一种天真的童稚的美。他的笑容使我安心，笑得那么舒坦的人怎么可能是癌症病人。
他把配乐都写好了，找齐了人，大伙儿在录音室里工作了十二个小时，才算完成。
他对导演黄以功说：“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了。”
我去打听，他得的真的是癌，而且情形比想象的还糟，医生根本没有给他割毒瘤，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办法割了，医生起初甚至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形，但他对一位老友说：“我已经知道了，我在朋友们的眼睛里看出来。”
——听了那样的话我很骇然，以后我每次去看他的时候都努力注意自己的眼神有没有调整好，即使是欺骗，我也必须让他看到一双快乐的眼睛。
十一月，我们为了演出特刊而照相，他远从北投赶到华视摄影棚，那天他穿着白底蓝条衬衫，蓝灰色的夹克，他有一种只有中国读书人才可能有的既绝尘而又舒坦的优美。
为了等别人先摄，我们坐下聊天，他忽然说想在儿童节办一次儿童歌舞剧的演出，他说已找了四个学生，分别去写儿童歌舞剧了，那天我手边刚好有份写给小女儿的儿歌，题目是《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
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
夏夜的天空是滑梯，
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
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
留给小水滴。
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
朵、瑞、咪、发、梭、拉、提；
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
小表妹梦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
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为高兴，问我还有多少，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我也很兴奋，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我总是感动的，我后来搜了十几首，拿去给他——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气昂杨，仍然笑得那么漂亮：
“每一首都可以写，我一出去就写，真好。”
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他说：“酝酿得久些，对创作有好处。”
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倒是很像《绣襦记》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他终于在孤单的、不被接纳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其实不是歌词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他说：
“在国外，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那样就省力多了。”
他说得很含蓄，而且也没有抱怨谁，在所有的艺术家中，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他必须自己写，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负责演出（事实上，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
在医院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诞节，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他很兴奋：
“我跟医院说，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可惜医院不答应，怕吵了病人。”
谈到病，他说：
“知道有病，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一种反而是轻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淡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静，深邃，你跟他谈话，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显然地，他还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
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有一次他说：
“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也许我会活得久些，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我在马德里就有——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想想，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
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他始终都是自信的。
《严子与妻》上演了，他很兴奋，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他也不收，他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你们可以奉献，我也奉献吧！”
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院方很为难：
“让我去，也许是最后一次！”
他到了，坐在艺术馆里，大家都动容了，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
幕落了，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他在掌声中站起来，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聚无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说：
“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员，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他从不叫一声苦，倒像生病的是别人，连医生问他，他也不太说，只再三致谢——而其实，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轻松地说：
“我不起来，我有点‘懒’。”
他不说法舒服，只说“懒”，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
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
“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 （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
“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
最长最温柔的笛
从头颅直到脚趾
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
给你 我的中国
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
最雄肆最悲伤的鼓
从太古直击到永恒
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
给你 我的中国
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
“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
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献，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
“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他说，“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观光饭店饯行，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谈某某人的居留权，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过洗，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几人，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
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附了一篇祈祷文，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乐，他说：“那篇祈祷文真好，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上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
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
上帝，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
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
上帝，我是一个脆弱的人
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
上帝，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
但永恒在你
上帝，我不知何所归依，如风中一苇，
但看见你，弱草亦化为芦笛
上帝，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
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
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木纹细致古拙，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紧按着，那一刹间，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谢，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他闭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
《严子与妻》的配乐，并非他最后的绝响，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是无声的大音，沉寂的巨响。
母亲的羽衣
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
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把我赘得发疼：
“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
“你说呢？”
“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扳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
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织虹纺霓，藏云捉月，她们几曾烦心挂虑？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羽衣和美丽的肌肤，她们久久凝注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痴然如醉。
而有一天，她的羽衣不见了，她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她的羽衣被锁在箱子里，她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她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
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那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羽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白亮的羽毛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箱子，藏好钥匙。
是她自己锁住那身昔日的羽衣的。
她不能飞了，因为她已不忍飞去。
而狡黠的小女儿总是偷窥到那藏在母亲眼中的秘密。
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小女孩，我总是惊奇地窥伺着母亲。
她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鸥”，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吗？那不是母亲的名字，却是母亲名字的谐音，她也曾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栖的海鸥吗？她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名字对我而言是母亲神秘的羽衣，她轻轻写那两个字的时候，她可以立刻变了一个人，她在那名字里是另外一个我所不认识的有翅的什么。
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些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取出来暴晒。
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
母亲晒些什么？我已不记得，记得的是樟木箱子又深又沉，像一个浑沌黝黑初生的宇宙，另外还记得的是阳光下竹竿上富丽夺人的颜色，以及怪异却又严肃的樟脑味，以及我在母亲喝禁声中东摸摸西探探的快乐。
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被面，雪白的缎子上，绣着兔子和翠绿的小白莱，和红艳欲滴的小杨花萝卡，全幅上还绣了许多别的令人惊讶赞叹的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面会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
我小的时候好想结婚，当然也有点害怕，不知为什么，仿佛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等结了婚就自然是我的了，我觉得一下子有那么多好东西也是怪可怕的事。
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我也没有细问。对我而言，那么美丽得不近真实的东西，一旦消失，是一件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事。譬如初春的桃花，深秋的枫红，在我看来都是美丽得违了规的东西，是茫茫大化一时的错误，才胡乱把那么多的美推到一种东西上去，桃花理该一夜消失的，不然岂不教世人都疯了？
湘绣的消失对我而言简直就是复归大化了。
但不能忘记的是母亲打开箱子时那份欣悦自足的表情，她慢慢地看着那幅湘绣，那时我觉得她忽然不属于周遭的世界，那时候她会忘记晚饭，忘记我扎辫子的红绒绳。她的姿势细想起来，实在是仙女依恋地轻抚着羽衣的姿势，那里有一个前世的记忆，她又快乐又悲哀地将之一一拾起，但是她也知道，她再也不会去拾起往昔了——唯其不会重拾，所以回顾的一刹那更特别的深情凝重。
除了晒箱子，母亲最爱回顾的是早逝的外公对她的宠爱，有时她胃痛，卧在床上，要我把头枕在她的胃上，她慢慢地说起外公。外公似乎很舍得花钱（当然也因为有钱），总是带她上街去吃点心，她总是告诉我当年的肴肉和汤包怎么好吃，甚至煎得两面黄的炒面和女生宿舍里早晨订的冰糖豆浆（母亲总是强调“冰糖”豆浆，因为那是比“砂糖”豆浆为高贵的）都是超乎我想象力之外的美味，我每听她说那些事的时候，都惊讶万分——我无论如何不能把那些事和母亲联想在一起，我从有记忆起，母亲就是一个吃剩菜的角色，红烧肉和新炒的蔬菜简直就是理所当然地放在父亲面前的，她自已的面前永远是一盘杂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锅饭”（擦锅饭就是把剩饭在炒完菜的剩锅中一炒，把锅中的菜汁都擦干净了的那种饭），我简直想不出她不吃剩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而母亲口里的外公，上海、南京、汤包、肴肉全是仙境里的东西，母亲每讲起那些事，总有无限的温柔，她既不感伤，也不怨叹，只是那样平静地说着。她并不要把那个世界拉回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我很安心，我知道下一顿饭她仍然会坐在老地方吃那盘我们大家都不爱吃的剩菜。而到夜晚，她会照例一个门一个窗地去检点去上闩。她一直都负责把自己牢锁在这个家里。
哪一个母亲不曾是穿着羽衣的仙女呢？只是她藏好了那件衣服，然后用最黯淡的一件粗布把自己掩藏了，我们有时以为她一直就是那样的。
而此刻，那刚听完故事的小女儿鬼鬼地在窥伺着什么？
她那么小，她何由得知？她是看多了卡通，听多了故事吧？她也发现了什么吗？
是在我的集邮本偶然被儿子翻出来的那一刹那吗？是在我拣出石涛画册或汉碑并一页页细味的那一刻吗？是在我猛然回首听他们弹一阕熟悉的钢琴练习曲的时候吗？抑是在我带他们走过年年的春光，不自主地驻足在杜鹃花旁或流苏树下的一瞬间吗？
或是在我动容地托往父亲的勋章或童年珍藏的北平画片的时候，或是在我翻拣夹在大字典里的干叶之际，或是在我轻声的教他们背一首唐诗的时候……。
是有什么语言自我眼中流出呢？是有什么音乐自我腕底泻过吗？为什么那小女孩地问道：
“妈妈，你是不是仙女变的呀？”
我不是一个和千万母亲一样安分的母亲吗？我不是把属于女孩的羽衣收招得极为秘密吗？我在什么时候泄漏了自己呢？
在我的书桌底下放着一个被人弃置的木质砧板，我一直想把它挂起来当一幅画，那真该是一幅庄严的，那样承受过万万千千生活的刀痕和凿印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也没有把它挂出来……
天下的母亲不都是那样平凡不起眼的一块砧板吗？不都是那样柔顺地接纳了无数尖锐的割伤却默无一语的砧板吗？
而那小女孩，是凭什么神秘的直觉，竟然会问我：
“妈妈？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掰开她的小手，救出我被吊得酸麻的脖子，我想对她说：
“是的，妈妈曾经是一个仙女，在她做小女孩的时候，但现在，她不是了，你才是，你才是一个小小的仙女！”
但我凝注着她晶亮的眼睛，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不是，妈妈不是仙女，你快睡觉。”
“真的？”
“真的！”
她听话地闭上了眼睛，旋又不放心睁开。
“如果你是仙女，也要教我仙法哦！”
我笑而不答，替她把被子掖好，她兴奋地转动着眼珠，不知在想什么。
然后，她睡着了。
故事中的仙女既然找回了羽衣，大约也回到云间去睡了。
风睡了，鸟睡了，连夜也睡了。
我守在两张小床之间，久久凝视着他们的睡容。
好艳丽的一块土
好艳丽的一块土！
沙土是桧木心的那种橙红，干净、清爽，每一片土都用海浪镶了边——好宽好白的精工花边，一座一座环起来足足有六十四个岛，个个都上了阳光的釉，然后就把自己亮在蓝天蓝海之间（那种坦率得毫无城府的蓝），像亮出一把得意而漂亮的牌。
我渴望它，已经很久了。
它的名字叫澎湖。“到澎湖去玩吗？”
“不是！”——我讨厌那个“玩”字。
“去找灵感吗？”
“不是！”——鬼才要找灵感。
“那么去干什么？”
干什么？我没有办法解释我要干什么，当我在东京产抚摸皇苑中的老旧城门，我想的是居庸关，当我在午后盹意的风中听密西西比，我想的是瀑布一般的黄河，血管中一旦有中国，你就永远不安！
于是，去澎湖就成了一种必要，当浊浪正浊，我要把剩在水面上的净土好好踩遍，不是去玩，是去朝山，是去谒水，是去每一时中国的土皋上献我的心香。
于是，我就到了澎湖，在晓色中。
“停车，停车，”我叫了起来，“那是什么花？”
“小野菊。”
我跳下车去，路，伸展在两侧的干沙中，有树、有草、有花生藤，绿意遮不住那些粗莽的太阳色的大地，可是那花却把一切的荒凉压住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野菊，真的是“怒放”，一大蓬，一大蓬的，薄薄的橙红花瓣显然只有从那种艳丽的沙土才能提炼出来——澎湖什么都是橙红的，哈蜜瓜的和嘉宝瓜的肉瓤全是那种颜色。
浓浓的艳色握在手里。车子切开风往前驰。
我想起儿子小的时候，路还走不稳，带他去玩，他没有物权观念，老是要去摘花，我严加告诫，但是，后来他很不服气的发现我在摘野花。我终于想起了一个解释的办法。
“人种的，不准摘。”我说，“上帝种的，可以摘。”
他以后逢花便问：
“这是上帝种的还是人种的？”
澎湖到处都是上帝种的花，污染问题还没有伸展到这块漂亮干净的土上来，小野菊应该是县花。另外，还有一种仙人掌花，娇黄娇黄的，也开得到处都是——能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野生的东西让我几乎眼湿。
应该做一套野花明信片的，我自己就至少找到了七八种花。大的、小的，盘地而生的，匍匐在岩缝里的，红的，白的，粉紫的，蓝紫的……我忽然忧愁起来，它们在四季的海风里不知美了几千几万年了，但却很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文明总是来得太蛮悍，太赶尽杀绝……
计程车司机姓许，广东人，喜欢说话，太太在家养猪，他开车导游，养着三个孩子——他显然对自己的行业十分醉心。
“客人都喜欢我，因为我这个人实实在在。我每一个风景都熟，我每一个地方都带人家去。”
我也几乎立刻就喜欢他了，我一向喜欢善于“侃空”的村夫，熟知小掌故的野老，或者说“善盖”的人，即使被唬得一愣一愣也在所不惜。
他的国语是广东腔的，台语却又是国语腔的，他短小精悍，全身晒得红红亮亮的，眼睛却因此衬得特别黑而灵动。
他的用辞十分“文明”，他喜欢说：“不久的将来……”
反正整个澎湖在他嘴里有数不清的“不久的将来。”
他带我到林投公园，吉上将的墓前：
“卢沟桥第一炮就是他打的呀，可是他不摆官架子，他还跟我玩过呢！”
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白沙乡”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沙子是白的，不是黑的——他说得那么自豪，好像那些沙子全是经他手漂白的一样。
牛车经过，人经过，计程车经过，几乎人人都跟他打招呼，他很得意：
“这里大家都认得我，——他们都坐过我的车呀！”
我真的很喜欢他了。
去看那棵老榕树真是惊讶，一截当年难船上的小树苗，被人捡起来，却在异域盘根错节地蔓延出几十条根（事实上，看起来是几十条树干），叶子一路绿下去，猛一看不像一棵树，倒像一座森林。
树并不好看，尤其每条根都用板子箍住，而且隔不多远又有水泥梁柱撑着，看来太匠气，远不及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大榕轩昂自得，但令人生敬的是那份生机，榕树几乎就是树中的汉民族——它简直硬是可以把空气都变成泥土，并且在其间扎根繁衍。
从一些正在拆除的旧房子看去，发现墙壁内层竟是海边礁石，想象中鲁恭王坏孔子壁，掘出那些典籍有多高兴，一个异乡客忽然发现一栋礁石暗墙也该有多高兴。可惜澎湖的新房子不这样盖了，现在是灰色水泥墙加粉红色水泥瓦，没有什么特色，但总比台北街头的马赛克高尚——马赛克把一幢幢的大厦别墅全弄得像大型厕所。
那种多孔多穴的礁石叫老砧石，仍然被用，不过只在田间使用了，澎湖风大，有一种摧尽生机的风叫“火烧风”，澎湖的农人便只好细心地用老砧石围成园子，把蔬菜圈在里面种，有时甚至蒙上旧渔网，苍黑色的老砧石诘曲怪异，叠成墙看起来真像石堡，蔬菜就是碉堡中娇柔的公主。
在一方一方的蔬菜碉堡间有一条一条的“沙牛”——沙牛就是黄牛，但我喜欢沙牛这个乡人惯用的名字。
一路看老砧石的莱园，想着自己属于一个在风里、沙里以及最瘦的瘠地上和最无凭的大海里都能生存下去的民族，不禁满心鼓胀着欣悦，我心中一千次学孔丘凭车而轼的旧礼，我急于向许多事物致敬。
到了鲸鱼洞，我才忽然发现矗立壁立的玄武岩有多美丽！大、硬、黑而骄傲。
鲸鱼洞其实在退潮时只是一圈大穹门，相传曾有鲸鱼在涨潮时进入洞内，潮退了，它死在那里。
天暗着，灰褐色的海画眉忽然唱起来，飞走，再唱然后再飞，我不知道它急着说些什么。
站在被海水打落下来的大岩石上，海天一片黯淡的黛蓝，是要下雨了，澎湖很久没下雨，下一点最好。“天黑下来了，”驾驶说，“看样子那边也要下雨了。”
“那边！
同戴一片海雨欲来的天空，却有这边和那边。
同弄一湾涨落不已潮汐，却有那边和这边。
烟水苍茫，风雨欲来不来，阴霾在天，浪在远近的岩岬上，剖开它历历然千百万年未曾变色的心迹。
“那边是真像也要下雨了。”我呐呐地回答。
天神，如果我能祈求什么，我不做鲸鱼不做洞，单做一片悲涩沉重的云，将一身沛然舍为两岸的雨。
在餐厅里吃海鲜的时候，心情竟是虔诚的。
餐馆的地是珍珠色贝壳混合的磨石子，院子里铺着珊瑚礁，墙柱和楼梯扶手也都是贝壳镶的。
“我全家拣了三年哪！”他说。
其实房子的格局不好，谈不上设计，所谓的“美术灯”也把贝壳柱子弄得很古怪，但仍然令人感动，感动于三年来全家经之营之的那份苦心，感动于他知道澎湖将会为人所爱的那份欣欣然的自信，感动于他们把贝壳几乎当图腾未崇敬的那份自尊。
“这块空白并不是贝壳掉下来了。”他唯恐我发现一丝不完美，“是客人想拿回去做纪念，我就给了。
如果是我，我要在珊瑚上种遍野菊，我要盖一座贝壳形的餐厅，客人来时，我要吹响充满潮音的海螺，我要将多刺的魔鬼鱼的外壳注上蜡或鱼油，在每一个黄昏点燃，我要以鲸鱼的剑形的肋骨为桌腿，我要给每个客人一个充满海草香味的软垫，我要以渔网为桌巾，我要……
——反正也是胡思乱想——
龙虾、海胆、塔形的螺、鲑鱼都上来了。
说来好笑，我并不是为吃而吃的，我是为赌气而吃的。
总是听老一辈的说神话似的谭厨，说姑姑筵，说北平的东来顺或上海的……连一只小汤包，他们也说得有如龙肝凤胆，他们的结论是：“你们哪里吃过好东西。”
似乎是好日子全被他们过完了，好东西全被他们吃光了。
但他们哪里吃过龙虾和海胆？他们哪里知道新鲜的小卷和九孔，好的海鲜几乎是不用厨师的。像一篇素材极好的文章，技巧竟成为多余。
人有时多么愚蠢，我们一直系念着初恋，而把跟我们生活几乎三十年之久的配偶忘了，台澎金马的美恐怕是我们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学会去拥抱的。
我愿意有一天在太湖吃蟹，我愿意有一天在贵州饮茅台，我甚至愿意到新疆去饮油茶，不是为吃，而是为去感觉祖国的大地属于我的感觉，但我一定要先学会虔诚的吃一只龙虾，不为别的，只为它是海中——我家院宇——所收获的作物，古代曾有一个帝王将爱意和尊敬给了一株在山中为他遮住骤雨的松树，我怎能不爱我廿八年来生存在其上的一片土地，我怎能不爱这相关的一切。
跳上船去看海是第二天的事。
船本来是渔船，现在却变成游览船了。
正如好的海鲜不需要厨师，好的海景既不需要导游也不需要文人的题咏，海就是海，空阔一片，最简单最深沉的海。
坐在船头，风高浪急，浪花和阳光一起朗朗地落在甲板上，一片明晃，船主很认真从事，每到一个小岛就赶我们下去观光——岛很好，但是海更好，海好得让人起乡愁，我不是来看陆地的，我来看海，干净的海，我也许该到户籍科去，把身份证上籍贯那一栏里“江苏”旁边加一行字——“也可能是‘海’。”
在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一定曾经隶籍于海。
上了岸第一个小岛叫桶盘，我到小坡上去看坟墓和屋子，船认认真的执行他的任务——告诉我走错了，他说应该去看那色彩鲜丽的庙，其实澎湖没有一个村子没有庙，我头一天已经看了不少，一般而言潮湖的庙比台湾的好，因为商业气息少，但其实我更爱看的是小岛上的民宅。
那些黯淡的、卑微的、与泥土同色系的小屋，涨潮时，是否有浪花来叩他们的窗扉；风起时，女人怎样焦急的眺望。我们读冰岛渔夫，我们读辛约翰的《驰海骑士》，但我更想读的是匍匐在岩石间属于中国渔民讨海的故事。
其实，一间泥土色的民宅，是比一切的庙宇更其庙宇的，生于斯，长于斯，枕着涛声，抱着海风的一间小屋，被阳光吻亮了又被岁月侵蚀而斑驳的一间小屋，采过珊瑚，捕过鱼虾，终而全家人一一被时间攫虏的一间小屋，欢乐而凄凉，丰富而贫穷，发生过万千事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悠然意远的小屋一一有什么庙宇能跟你一样庙宇？
绕过坡地上埋伏的野花，绕过小屋，我到了坟地，惊喜地看到屋坟交界处的一面碑，上面写着“泰山石敢当止”，下面两个小字是“风煞（也不知道那碑是用来保护房子还是坟地，在这荒凉的小岛上，生死好像忽然变得如此相关相连）。汉民族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不管到哪里，他们永远记得泰山，泰山，古帝王封禅其间的、孔子震撼于其上的、一座怎样的山！
有一个小岛，叫风柜，那名字简直是诗，岛上有风柜洞，其实，像风柜的何止是洞！整个岛在海上，不也是一只风柜吗，让八方风云来袭，我们只做一只收拿风的风柜。
航过一个个小岛，终于回到马公——那个大岛，下午，半小时的飞机，我回到更大的岛——台湾。我忽然知道，世界上并没有新大陆和旧大陆，所有的陆地都是岛，或大或小的岛，悬在淼淼烟波中，所有的岛都要接受浪，但千年的浪只是浪，岛仍是岛。
像一座心浮凸在昂然波涌的血中那样漂亮，我会记得澎湖——好艳丽的一块土！
种种有情
有时候，我到水饺店去，饺子端上来的时候，我总是怔怔地望着那一个个透明饱满的形体，北方人叫它“冒气的元宝”，其实它比冷硬的元宝好多了，饺子自身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张薄茧，包覆着简单而又丰盈的美味。
我特别喜欢看的是捏合饺子边皮留下的指纹，世界如此冷漠，天地和文明可能在一刹那之间化为炭劫，但无论如何，当我坐在桌前上面摆着的某个人亲手捏合的饺子，热雾腾腾中，指纹美如古陶器上的雕痕，吃饺子简直可以因而神圣起来。
“手泽”为什么一定要拿来形容书法呢？一切完美的留痕，甚至饺皮上的指纹不都是美丽的手泽吗？我忽然感到万物的有情。
巷口一家饺子馆的招牌是正宗川味山东饺子馆，也许是一个四川人和一个山东人合开的，我喜欢那招牌，觉得简直可以画上清明上河图，那上面还有电话号码，前面注着TEL，算是有了三个英文字母，至于号码本身，写的当然是阿拉伯文，一个小招牌，能涵容了四川、山东、中文、阿拉伯（数）字、英文，不能不说是一种可爱。
校车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而坐车看书也是每天例有的习惯，有一天，车过中山北路，劈头栽下一片叶子竟把手里的宋诗打得有了声音，多么令人惊异的断句法。
原来是通风窗里掉下来的，也不知是刚刚新落的叶子，还是某棵树上的叶子在某时候某地方，偶然憩在偶过的车顶上，此刻又偶然掉下来的，我把叶子揉碎，它是早死了，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两掌复活，我札开微绿的指尖，竟恍惚自觉是一棵初生的树，并且刚抽出两片新芽，碧绿而芬芳，温暖而多血，镂饰着奇异的脉络和纹路，一叶在左，一叶在右，我是庄严地合着掌的一截新芽。
二年前的夏天，我们到堪萨斯去看朱和他的全家——标准的神仙眷属，博士的先生，硕士的妻子，数目“恰恰好”的孩子，可靠的年薪，高尚住宅区里的房子，房子前的草坪，草坪外的绿树，绿树外的蓝天……
临行，打算合照一张，我四下列览，无心地说：
“啊，就在你们这棵柳树下面照好不好？”
“我们的柳树。”朱忽然回过头来，正色地说：
什么叫我们的柳树？我们反正是随时可以走的！我随时可以让它不是‘我们的柳树’。”
一年以后，他和全家都回来了，不知堪萨斯城的那棵树的如今属于谁——但朱属于这块土地，他的门前不再有柳树了，他只能把自己栽成这块土地上的一片绿意。
春天，中山北路的红砖道上有人手拿着用粗绒线做的长腿怪鸟的兜卖，几吹着鸟的瘦胫，飘飘然好像真会走路的样子。
有些外国人忍不住停下来买一只。
忽然，有个中国女人停了下来，她不顶年轻，大概三十左右，一看就知是由于精明干练日子过得很忙碌的女人。
“这东西很好，”她抓住小投，“一定要外销，一定赚钱，你到××路××巷×号二楼上去，一进门有个×小姐，你去找她，她一定会想办法给你弄外销！”
然后她又回头重复了一次地址，才放心走开。
台湾怎能不富，连路上不相干的路人也会指点别人怎么做外销，其实，那种东西厂商也许早就做外销了，但那女人的热心，真是可爱得紧。
暑假里到中部乡下去，弯入一个叉道，在一棵大榕树底下看到一个身架特别小的孩子，把几根绳索吊在大树上，他自己站在一张小板凳上，结着简单的结，要把那几根绳索编成一个网花盆的吊篮。
他的母亲对着他坐在大门口，一边照顾着杂货店，一边也编着美丽的结，蝉声满树，我停焉为褡讪着和那妇人说话，问她卖不卖，她告诉我不能卖，因为厂方签好契约是要外销的，带路的当地朋友说他们全是不露声色的财主。
我想起那年在美国逛梅西公司，问柜台小姐那架录音机是不是台湾做的，她回了一句：
“当然，反正什么都是日本跟台湾来的。”
我一直怀念那条乡下无名的小路，路旁那一对富足的母子，以及他们怎样在满地绿荫里相对坐编那织满了蝉声的吊篮。
我习惯请一位姓赖的油漆工人，他是客家人，哥哥做木工，一家人彼此生意都有照顾。有一年我打电话找他们，居然不在，因为到关岛去做工程了。
过了一年才回来。
“你们也是要三年出师吧。”有一次我没话找话跟他们闲聊。
“不用，现在二年就行。”
“怎么短了？”
“当然，现代人比较聪明！”
听他说得一本正经，顿时对人类前途都觉得乐观起来，现代的学徒不用生炉子，不用倒马桶，不用替老板狼抱孩子，当然二年就行了。
我一直记得他们一口咬定现代人比较聪明时脸上那份尊严的笑容。学校下面是一所大医院，黄昏的时候，病人出来散步，有些探病的人也三三两两的散步。
那天，我在山径上便遇见了几个这样的人。
习惯上，我喜欢走慢些去偷听别人说话。
其中有一个人，抱怨钱不经用，抱怨着抱怨着，像所有的中老年人一样，话题忽然就回到四十年前一块钱能买几百个鸡蛋的老故事上去了。
忽然，有一个人憋不住地叫了起来：
“你知道吗，抗战前，我念初中，有一次在街上捡到一张钱，哎呀，后来我等了一个礼拜天，拿着那张钱进城去，又吃了馆子，又吃了冰淇淋，又买了球鞋，又买了字典，又看了电影，哎呀，钱居然还没有花完呐……”
山径渐高，黄昏渐冷。
我驻下脚，看他们渐渐走远，不知为什么，心中涌满对黄昏时分霜鬓的陌生客的关爱，四十年前的一个小男孩，曾被突来的好运弄得多么愉快，四十年后山径上薄凉的黄昏，他仍然不能忘记……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觉得那人只是一个小男孩，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是那掉钱的人，让人世中平白多出一段传奇故事……
无论如何，能去细味另一个人的惆怅也是一件好事。
元旦的清晨，天气异样的好，不是风和日丽的那种好，是清朗见底毫无渣滓的一种澄澈，我坐在计程车上赶赴一个会，路遇红灯时，车龙全停了下来，我无聊地探头窗外，只见两个年轻人骑着机车，其中一个说了几句话忽然兴奋地大叫起来：“真是个好主意啊！”我不知他们想出了什么好主意，但看他们阳光下无邪的笑意，也忍不住跟着高兴起来，不知道他们的主意是什么主意，但能在偶然的红灯前遇见一个以前没见过以后也不会见到的人真是一个奇异的机缘。他们的脸我是记不住的，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得他们石破天惊的欢呼，他们或许去郊游，或许去野餐，或许去访问一个美丽的笑面如花的女孩，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喜悦，我不知道，但我至少得到了，我惊喜于我能分享一个陌路的未曾成形的喜悦。
有一次，路过香港，有事要和乔宏的太太联络，习惯上我喜欢凌晨或午夜打电话——因为那时候忙绿的人才可能在家。
“你是早起的还是晚睡的？”
她愣了一下。
“我是既早起又晚睡的，孩子要上学，所以要早起，丈夫要拍戏，所以晚睡——随你多早多晚打来都行。”
这次轮到我愣了，她真厉害，可是厉害的不止她一个人。其实，所有为人妻为人母的大概都有这份本事——只是她们看起来又那样平凡，平凡得自己都弄不懂自己竟有那么大的本领。
女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人，她可以没有籍贯、没有职业，甚至没有名字地跟着丈夫活着，她什么都给了人，她年老的时候拿不到一文退休金，但她却活得那么有劲头，她可以早起可以晚睡，可以吃得极少可以永无休假地做下去。她一辈子并不清楚自己是在付出还是在拥有。
资深方妇真是一种既可爱又可敬的角色。
文艺会谈结束的那天中午，我因为要赶回宿舍找东西，午餐会迟到了三分钟，慌慌张张地钻迸餐厅，席次都坐好了，大家已经开始吃了，忽然有人招呼我过去坐，那里刚好空着一个座位，我不加考虑地就走过去了。
等走到面前，我才呆了，那是谢东闵主席右首的位子，刚才显然是由于大家谦虚而变成了空位，此刻却变成了我这个冒失鬼的位子，我浑身不自在起来，跟“大官”一起总是件令人手足无措的事。
忽然，谢主席转过头来向我道歉：
“我该给你挟菜的，可是，你看，我的右手不方便，真对不起，不能替你服务了，你自己要多吃点。”
我一时傻眼望着他，以及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那只伤痕犹在的手忽然美丽起来，炸得掉的是手指，炸不掉的是一个人的风格和气度，我拼命忍住眼泪，我知道，此刻，我不是坐在一个“大官”旁边，而是一个温煦的“人”的旁边。
经过火车站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去看留言牌。
那些粉笔字不知道铁路局允许它保留半天或一天，它们不是宣纸上的书法，不是金石上的篆刻，不是小笺上的墨痕，它们注定立刻便要消逝——但它们存在的时候，它是多好的一根丝涤，就那样绾住了人间种种的牵牵绊绊。
我竟把那些句子抄了下来：
缎：久候未遇，已返，请来龙泉见。
春花：等你不见，我走了（我二点再来）。荣。
展：我与姨妈往内埔姐家，晚上九时不来等你。
每次看到那样的字总觉得好，觉得那些不遇、焦灼、愚痴中也自有一份可爱，一份人间的必要的温度。
还有一个人，也不署名，也没称谓，只扎手扎脚地写了“吾走矣”三个大字，板黑字白，气势好像要突破挂板飞去的样子。也不知道究竟是写给某一个人看的，还是写给过往来客的一句诗偈，总之，令人看得心头一震！
《红楼梦》里麻鞋鹑衣的痕道人可以一路唱着“好了歌”，告诉世人万般“好”都是因为“了断”尘缘，但为什么要了断呢？每次我望着大小驿站中的留言牌，总觉万般的好都是因为不了不断、不能割舍而来的。
天地也无非是风雨中的一座驿亭，人生也无非是种种羁心绊意的事和情，能题诗在壁总是好的！
梅妃
梅妃，姓江名采苹，莆田人，婉丽能文，开元初，高力士使闽越选归，大见宠幸，性爱梅，帝因名曰梅妃，造杨妃入，失宠，逼近上阳宫，帝每念之。会夷使贡珠，乃命封一斛以赐妃，不受，谢以诗，词旨凄惋，帝命入乐府，谱入管弦，名曰一斛珠。
梅妃，我总是在想，你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当三千白头官女闲坐说天宝年的时候，当一场大劫扼死了杨玉环，老衰了唐明皇，而当教坊乐工李龟年（那曾经以音乐摇漾了沉香亭繁红艳紫的牡丹的啊！）流落在江南的落花时节里，那时候，你曾怎样冷眼看长安。
梅妃，江采苹，你是中国人心中渴想得发疼的一个愿望，你是痛苦中的美丽，绝望中的微焰，你是庙堂中的一只鼎，鼎上的一缕烟，无可凭依，却又那样真实，那样天恒地久的成为信仰的中心。
曾经，唐明皇是你的。
曾经，唐明皇是属于“天宝”年号的好皇帝。
曾经，满园的梅花连成芳香的云。
但，曾几何时，杨玉环恃宠入宫，七月七日长生殿，信誓旦旦的轻言蜜语，原来是可以戏赠给任何一只耳膜的，春风里牡丹腾腾烈烈煽火一般的开着，你迁到上阳宫去了，那里的荒苔凝碧，那里的垂帘寂寂。再也没有宦宫奔走传讯，再也没有宫娥把盏侍宴，就这样忽然一转身，检点万古乾坤，百年身世，唯一那样真实而存在的是你自己，是你心中那一点对生命的执着。
士为知己者死，知己者若不可得，士岂能不是士？
女为悦己者容，悦己者若不可遇，美丽仍自美丽。
是王右丞的诗，“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宇宙中总有亿万种美在生发，在辉灿，在完成，在永恒中镌下他们自己的名字。不管别人知道或不知道，别人承认或不承认。
日复一日，小鬟热心地走告：
那边，杨玉环为了掩饰身为寿王妃的事实，暂时出家做女道士去了，法名是太真。
那边，太真妃赐浴华清池了。
那边，杨贵妃编了霓裳羽衣舞了。
那边，他们在春日庭园小宴中对酌。
那边，贵妃的哥哥做了丞相。
那边，贵妃的姐姐封了虢国夫人，她骑马直穿宫门。
那边，盛传着民间的一句话：“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