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富有传奇色彩的还有柳生一族，他们本是大和奈良柳生庄的小豪族，战国后期出了一位武艺超群的总领柳生石舟斋宗严，被称为“剑圣”。宗严的儿子为但马守宗矩，乃是德川幕府二代将军秀忠的亲信，历任秀忠、家光两朝，最后领有大目付之职。大目付就是最高监察官，负责监督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和监视各地诸侯的动向。因为权势熏天，同时任此情报要职，柳生氏背后的阴影就逐渐被发掘或者说被编造了出来。
然而拨开重重迷雾，柳生一族究竟是否忍者集团呢？上世纪初在东京练马区广德寺柳生冢中出土的一副黄杨木假牙，着实让历史学者们大吃了一惊。因为传说柳生忠矩的继承人宗冬曾于幼年时拔去满口牙齿，装了一副精致的黄杨木假牙——那是忍者为了方便化妆，想扮老人就扮老人，想扮少年就扮少年，想装男就装男，想装女就装女，连牙齿都露不出破绽来，而必须忍受的手术。这副假牙即便不是宗冬本人的，那也一定是柳生家族重要人物遗留下来的，柳生氏之与忍者有关，似乎是无可疑了。
●家光将军和幕府机构
江户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本是德川家康的第三个儿子，因为长兄信康被织田信长逼迫自杀，次兄秀康很早就被过继出去，所以最终轮到他继承为德川氏的一门总领。秀忠的正室夫人名叫阿江，乃是浅井长政和织田市姬的第三个女儿，也是大坂城内实权人物淀姬的亲妹妹。且说阿江夫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为家光，次子为忠长，如同反复上演的历史故事一般，母亲偏爱少子，一直撺掇将军秀忠废黜家光的继承人地位，而以忠长取代之。
阿江夫人所以不喜欢大儿子家光，是因为家光降生后，爷爷家康认为如果孩子和母亲过于亲近，将会养成软弱的依赖性格——淀姬母子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坚持把婴儿从阿江夫人怀中抱走，交给亲自挑选的乳母阿福抚养长大。因此阿江夫人和家光的母子之情非常淡漠，对自己一手养大的次子忠长则宝爱有加。
家康去世后，阿江夫人就开始撺掇秀忠将军废长立幼。但一则不敢违背亡父家康的意愿，二则家光的乳母阿福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秀忠最终仍然没有听从妻子的意见，不仅如此，他还提前宣布退位，把将军宝座让给了年仅二十岁的家光。
宽永三年（1625年），已经退位的德川秀忠领着家光将军入洛参觐，秀忠受封左大臣，不久后进位太政大臣，家光则受封右大臣，不久后进位左大臣。宽永九年（1632年）元月，德川秀忠去世，当年十月，大权在握的家光将军以兄弟骏河藩主德川忠长患有疯病为名，剥夺了忠长的领地，将其软禁在上野高崎城中。忠长随即忧愤自刃，享年二十八岁。
兄弟相残的悲剧，即便在太平盛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且说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最为宠信的有老臣酒井忠世、土井利胜、松平信纲等人，以及一代女杰春日局。春日局就是家光将军的乳母阿福，本为明智光秀的重臣斋藤利三之女，她因为和将军亲如母子，又在将军继嗣问题上帮了家光很大的忙，所以等到阿江夫人去世、德川秀忠退位以后，她成为了“大奥”实际上的领导者——所谓“大奥”，就是指将军的后宫。
其实阿福并不仅仅照管内事，对于政务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宽永六年（1629年），阿福前往伊势神宫参拜，家光将军指示她作为自己的代表，转道入京参谒后水尾天皇。一介乳娘竟然想面见天皇，此事使朝廷上下无不感到惊愕和愤恨，但最终在幕府的压力下，阿福还是假装顶着贵族三条西实条的妹妹的头衔完成了使命，并受天皇赐号为“春日局”——据说此事也是后水尾天皇愤而退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家光将军在位的时候，进一步巩固幕府权威，削弱各地藩主的势力，“参觐交代”制度就是他所创立的。所谓“参觐交代”，是指各地大名都必须在江户城下町购置宅邸，把妻子儿女安置其中，作为交给幕府的人质，大名本人则一年在领地视事，一年住在江户，轮番交替（关东大名则每半年轮替一次）。大名们千里迢迢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于路的仪仗开销，住在江户的生活费用，全都必须自己解决，幕府毫不补贴，财政负担由此变得非常沉重。家光将军正是利用这一制度来削弱各藩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再也无力与幕府相抗衡。
除此以外，幕府还直接插手各藩的继承人问题，一方面，确定继承人必须申报幕府同意，新藩主继任也必须亲自前往谒见将军，获得新的“所领安堵状”，另方面，对于没有继嗣的大名家族，幕府从来都毫不容情地予以改易。
家光将军时代确立的幕府统治机构是这样的：最顶峰当然是幕府将军，其下为大老和老中，然后是“若年寄”，职责为辅佐老中管理幕府的直属家臣，再下还有寺社、町、勘定三位奉行，分管宗教、江户城内的行政和治安，以及幕府财政等事务。上述为幕府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则包括京都所司代、大坂町奉行、长崎等地的远国奉行，以及其它幕府直辖地区的代官——幕府的直辖地区称为“天领”，初期约两百万石，中后期增加到四百万石。
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农村与城市
根据十八世纪初的统计核算，当时天皇的领地为三万石，皇族、公家的领地七万石，幕府天领约四百万石，直参（旗本和御家人）的封地加俸禄为三百万石，各藩封地共两千两百余万石，此外还有寺社所领有的土地四十万石。这就是整个日本社会上层的基本构成。
那么在社会的下层呢？大小封建主主要的赋税来源是“本百姓”，所谓本百姓就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和房产的农民。当时日本农村大多为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村长被称为“名主”、“庄屋”或者“肝煎”，主管户籍登记和收取赋税，主要出身于“大百姓”（富农）和旧的小国人领主。村长下面就是本百姓，本百姓下面还有“水吞百姓”也就是佃农。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士”，即指武士，又写作“侍”。江户时代武士的身份标志为允许拥有苗字，可以带刀，如其权威受到平民百姓的损伤，则可以“斩舍御免”（允许当场格杀）。武士内部也分很多等级，比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等等，高级武士经过的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下级武士都必须伏地磕头，否则就可能遭到斩杀。幕府还规定，公家、神官、僧侣的身份等级等同于武士。
身份等级的第二级是“农”，也就是农民，江户时代是重农的社会，因为有了农民才有土地产出，才有武士们享受的年贡和俸禄。比农民身份更低的是“工”也即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商”即商人。虽然商人在四个等级中排位最低，但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掌握了财政实权，到了江户幕府后期，很多豪商甚至比武士更为尊贵和显赫。这些商人把商号当成自己的苗字，按照武士家族的习惯来管理商号，主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武士团中的“寄亲寄子”关系简直毫无两样。甚至还有很多商人趁着武士家族破产或绝嗣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窃得了武士的苗字和家业，幕府虽然多次下令严禁也终究无济于事——只要有活不下去的贫穷武士，只要有腰缠万贯的豪商，有买家有卖家，这种地下交易就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工和商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江户时代的城市，以江户、大坂、京都最为繁华，被称为“三都”。城市居民主要为武士和工商业者，后者主要被分为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家持”和租房居住的“店借”两种。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赋税比农民相对要轻（实际上是不如对农业来得重视），所以才会有很多商人暴富，到了幕府末期，甚至出现“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布，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大君邦交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
首先，日本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和大陆国家的贸易交往，江户幕府建立以后，更是把对中国和对朝鲜的贸易往来当作重要国政来抓。德川家康曾经为了弥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带来的恶劣后果，多次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半岛，终于求得了和睦协议。庆长十二年（1607年），也就是家康退隐幕后的第三年，朝鲜使臣吕祐吉来到日本，向幕府呈递国书，此后每次将军换代，朝鲜都会派来“通信使”，以重申两国间的友好关系。
江户幕府作为对朝主要联络官的乃是对马岛的宗氏，这一家族历史悠久，因为距离大陆最近，所以和朝鲜的关系非常密切，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宗氏数百年来一直盘踞在对马岛上，从未遭到改易。
宽永十二年（1635年），也就是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亲政的第四年，宗氏的家臣柳川调信突然向幕府揭发，说当主宗义成在和朝鲜联络的过程中曾经篡改过国书。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幕府立刻展开周密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宗义成确实曾经修改过幕府向朝鲜递交的国书中的署名。
朝鲜李朝为中国的藩属，其君主称号为“国王”，所以在与日本交往的时候，也希望双方平等建交，日方国书最后署名“日本国王某某”。在朝鲜人想来，天皇什么东西咱们不清楚，日本真正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可是受过明朝“日本国王”封赐的，现在的德川幕府继承了丰臣氏的事业，当然也就是明朝下属的一位国王了。然而幕府并不了解朝鲜人的想法，德川秀忠在位的时候，国书后面只署名“日本国源秀忠”，宗义成感觉不大好办，就去恳求起草国书的僧侣金地院以心崇传，请他改个署名。
以心崇传对此要求有点莫名其妙，于是模棱两可地写了个“日本国主”。宗义成不敢再提要求，就擅自把“主”头上的一点抹掉了，改成“日本国王”。
幕府为此展开了大讨论，讨论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一事件，以后再写国书应该怎样署名。讨论的结果是以两国邦交为重，宗义成赦免无罪，柳川调信擅告家主，为人不忠，流放出羽国津轻郡。然而“日本国王”之称，似乎坐实了日本乃是中国的藩属，有辱国体，此后国书署名一律改成“日本国大君”。在日本人想来，自己名义上的君主乃是天皇，天皇和中国皇帝是平起平坐的，幕府作为天皇的臣子，实际管理日本列岛，可称“大君”，以与朝鲜国王平起平坐。
不过后来又有人提出异议，说“大君”的称呼其实比朝鲜国王要矮上一头。因为朝鲜的王子大多封为某某君，其中嫡王子称“大君”，幕府将军若也称“大君”，那不变成朝鲜国王的儿子了吗？况且，大君之名源出中国古书，本是天子的别称，也容易和日本天皇相混淆，不如仍改为“日本国王”为妥。
提出此议的乃是江户幕府中期的著名思想家新井白石，他的建议得到了第六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宣的赞同，于是自此以后，幕府所签发的日本国书之署名，就正式变成“日本国王源某某”了。
江户幕府时期，日朝关系一直都很良好，贸易往来不断，尤以对马的宗氏得到朝鲜李朝同意，每年派出二十条贸易船，收入相当可观。幕府还想通过朝鲜恢复与中国的邦交，然而中国自明朝中叶以来一直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日两国间的官方贸易受到极大限制，民间私商倒是熙熙攘攘，甚至当明清之交，很多明朝遗臣都航来日本，大多居住在北九州地区，对于江户幕府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之确定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明末大将郑成功还一度想把日本当作复国的基地，甚至提出向江户幕府借兵，还好此事并未成功，否则郑成功怕会前门据虎，后门引狼。
除中、朝两国外，德川家康时代就大力发展同吕宋、安南、柬埔寨、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邦交，同时还颁发给前往这些地区的贸易船“朱印状”，以证明他们并非倭寇和海盗。日本人因此大量移居东南亚各地，一个名叫山田长政的日本人还曾一度成为暹罗国王的宠臣。
日本南部的琉球群岛，从十五世纪以来就一直为土著尚氏所控制，尚氏向明朝称臣，受封琉球国王。因为琉球的贸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庆长十四年（1609年），急于挽救财政危机的萨摩国大名岛津家久就侵入并占领了琉球国。幕府承认岛津氏对琉球的控制权，但岛津氏也很鬼，并不废黜尚氏国王，让他们仍以藩属的名义向明朝进贡，从而得以通过琉球国和明朝展开官私贸易。一直到明治维新以后，逐渐军国化的日本才真正吞并琉球王国，把它变成了现在所谓的“冲绳县”。
●禁教和锁国
江户幕府的所谓“锁国”，其实锁的是南蛮贸易。丰臣秀吉在世的时代，就曾经下令严禁天主教传教，勒令凡日本国人都不得信奉这种异国邪教，等到秀吉去世，德川家康为了加强对外贸易，一开始并没有重申禁令，不仅如此，他还优待新近航来日本的英国和荷兰商人。家康曾经任命英国航海长威廉·亚当斯作为自己的通商顾问，赐予三浦半岛二百五十石的俸禄，亚当斯因此跻身幕府旗本之列，并且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做三浦按针——按针在日语中有领港、领航之意。
在德川家康类似举措的鼓励下，各地诸侯也纷纷大力发展南蛮贸易，伊达政宗就曾派家臣支仓常长前往欧洲，谒见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要求通商。据说常长本人因此直接得到教皇的洗礼，被授予罗马公民权。
但是新教国家英、荷与先期航来的旧天主教国家西、葡之间矛盾重重，前者因此在家康面前大进谗言，说天主教传教士乃是妄图将日本变成殖民地的西、葡国王派来的间谍。家康本就不满天主教宣扬上帝万能从而淡化世俗领主的权威，进而看到很多九州诸侯通过与西、葡等国通商获得了大批物资和武器，认为如果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将会动摇幕府的统治基础，恰巧就在此时，发生了著名的“冈本大八事件”，促使家康颁发了禁令。
且说庆长十五年（1610年），肥前日野江大名有马晴信和葡萄牙商船耶稣号发生冲突，最终将耶稣号击沉，晴信以此向幕府表功，并且进献给老中本多正纯的家臣冈本大八大笔财物，希望大八能够帮忙进言，恢复有马氏的旧日领地。然而冈本大八接受贿赂却不肯办事，有马晴信越等越急，愚蠢地直接越过大八去催促本多正纯——贿赂事件就这样暴露了。
幕府将冈本大八打入大牢，严刑拷问，大八反咬一口，供出有马晴信勾结传教士和西、葡商人的诸多不法事。于是幕府将冈本大八以火刑处死，将有马晴信先是流放到甲州都留郡，进而勒令其切腹自杀——身为天主教徒的晴信不肯自尽，命令家臣将自己刺死了。
以“冈本大八事件”为导火索，德川家康对天主教的反感变得更加强烈，不久后就下达了第一次“禁教令”，在幕府直辖领地和有马氏的旧领中严禁传播和信奉天主教。庆长十七年（1612年）八月，禁教范围扩大到日本全国，各地教堂陆续被破坏，日本籍天主教徒纷纷遭到逮捕，被强迫改变信仰。不肯改变信仰的教徒遭到游街、流放和处死的命运——其中一百四十八名被流放马尼拉，包括著名的切支丹大名高山右近、内藤如安等人。
到了元和二年（1616年）八月，二代将军秀忠颁布了第二次“禁教令”，对天主教徒进行残酷迫害，很多人因为不肯改变信仰而被活活烧死，史称“大殉教”。元和六年（1620年），又发生了“平山常陈”事件，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锁国”体制。
平山常陈本是一艘朱印船的船长，因为坐船为中国式平底船，在从马尼拉回归日本途中，被荷兰船误认为是中国船而遭到逮捕。在搜查平山船的时候，荷兰人意外地发现了两名西班牙传教士，于是如获至宝地进献给德川幕府。幕府经过审讯后，将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全都处以火刑，其余十二名船员也尽皆处死。
从此宗教迫害扩大为贸易限制，葡萄牙人首先遭到驱逐，然后是英国人，最后在宽永元年（1624年）严禁西班牙船只来航。日本船只除朱印状外，还必须得到“老中奉书”才许出海，居住在外国的日本人也一律严禁归国，归即处死。
日本就此基本断绝了南蛮贸易，唯一例外的是荷兰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设置了分公司，向幕府保证绝不传播基督教，同时荷兰商船一到日本，商馆馆长立刻向幕府提交《荷兰风说书》，报告海外情况。但即便是荷兰人也只准在长崎的出岛建造商馆，而不得踏入日本内地一步，就连中国船也只准停泊在长崎港，可以说，整个日本只有长崎一地是半对外开放的，幕府通过直接统治长崎而垄断了所有对外贸易。
有压迫，必然就有反抗，惊世骇俗的“岛原、天草之乱”就在这种禁教锁国的背景下爆发了。
●岛原、天草之乱
肥前国的岛原半岛，本属外样大名松仓氏所领，当时的松仓氏家督为松仓胜家，是个冷酷无情而又贪得无厌的家伙。三代将军家光在位的宽永十四年（1637年）秋季，岛原半岛及其南方的肥后国天草群岛闹起了大饥荒，可是松仓胜家仍然按照旧例征收年贡，并将交不起年贡的数名农民残酷处死。
农民们生活在死亡边缘，已经沉寂很久的天主教信仰随之再度抬头，秘密信教以逃避残酷现实的百姓越来越多。此事为松仓胜家所查知，就在领内搞了一次大清洗，逮捕了很多教徒，要他们举行“踏绘”的仪式。所谓“踏绘”，是指将刻有耶稣受难像的木牌扔在地上，让怀疑为教徒者用脚去踩，肯乖乖从命的定非天主教徒，或者虽是教徒却有心悔改，否则就将被处以火刑。这种方法并非松仓胜家所创，而是幕府搞出来并到处推广的无聊花样。
阶级压迫和宗教迫害双重利刃就此加在岛原百姓头上，他们无路可走，被迫铤而走险。十月二十日，岛原有马村纷起一揆，杀死了松仓氏的代官林兵右卫门，并且攻破藩武器库，团团包围住了松仓氏的本城——岛原城。
二十七日，天草群岛也爆发一揆，与岛原一揆南北呼应。天草群岛乃是肥前国唐津的谱代大名大久保氏的飞地，唐津藩的代官三宅重利领兵镇压暴乱，却于十一月十四日被一揆打败，身首异处。天草一揆进而包围了富冈城。
消息报至江户，德川家光将军大为恼火，立刻派遣重臣板仓重昌前往九州，纠合附近诸侯前往征伐。岛原、天草的一揆闻报，结合为一，后退到已经废弃的原城，笼城固守。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原城在“岛原、天草之乱”爆发前，很可能虽被废置不用，基本的土垒木墙还没有被扒平，这就给了一揆军一个很完美的根据地。
有趣的是，一揆军的首领却是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俗称为天草四郎时贞。据说这位英俊少年乃是上帝派遣来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天主教信徒的，具有莫大神通，教徒们无不尊奉他为“天人”、“天使”，一切都唯四郎时贞马首是瞻。
天草四郎，某些记载中也写作大矢野四郎或者江部四郎，据考证，他原本的苗字应该是益田，乃是小西行长的家臣益田好次之子。关原合战后小西行长被斩首，领地遭改易，家臣们纷纷四散成为浪人，据说四郎时贞从小就居住在长崎港，虔诚地信奉天主教，并向旅居日本的荷兰人学习过西洋医术——所谓神通广大，能活死人，肉白骨，大概不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吧。
且说板仓重昌来到岛原城中，集合了包括松仓胜家、锅岛胜茂、有马丰氏等周边诸侯，集合兵马，向原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重昌一开始并没有把一揆放在眼里，认为那些作乱的农民无拳无勇，根本不懂打仗，如何会是幕府军的对手？然而一连发起两次总攻都未能得手，己方反而损失惨重，重昌不禁涔涔汗下，意识到原城中定有深通兵法之人存在。
北九州地区乃是天主教传播的中心区域，战国后期有大量平民甚至武士都皈依了天主教，这些人在“大殉教”后都被迫潜伏了下来，趁着这次动乱再度抬头。因此固守原城的并非仅仅数万农民，其中也掺杂了很多信奉天主教的浪人——四郎时贞首先是这些浪人们的领袖。
翌年是宽永十五年（1638年），元旦之日，板仓重昌硬着头皮发动了第三回总攻，却在原城下身中流弹而亡。一揆因此士气高昂，到处都传说着岛津、伊达等强藩将在呼应而起，一举消灭迫害天主教徒的德川幕府的谣言。而将军家光则又派来了第二名联军统帅，那就是一门众重臣松平伊豆守信纲。
松平信纲素有智谋，人称“智慧伊豆”，他在仔细观察了前线形势以后，认识到原城防御坚固，一揆作战英勇，绝对不能硬打硬攻。于是信纲就指挥着黑田、锅岛、立花、细川、水野、有马等十数家诸侯联军，从陆路将原城牢牢地封锁住，断绝补给，想要把一揆全部困死，饿死。
四郎时贞还期望长崎的荷兰人前来救援，然而在松平信纲的指使下，荷兰炮船却于一月十一日开到原城附近的海面，然后向城内连开数炮。这一方面是告诉城内一揆，海上也已经被幕府封锁，休想有一个人可以逃走，另方面也是希望从心理上瓦解一揆的斗志——天主教有何可信？上帝又有什么用？同样信奉所谓“上帝”的荷兰人，不也是你们的敌人吗？
松平信纲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原城中粮草越来越少，一揆被迫开城夜袭幕府军阵营，因为信纲早有防备而遭到惨败。不仅如此，松平信纲通过审讯俘虏，了解了城中的内情，遂于二月二十八日展开了第一次总攻击。
在一揆势的拼死抵抗下，幕府军付出了死亡三千人，受伤上万人的重大代价，然而原城终于还是被攻陷了，城内剩余的两万余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都遭到残酷的屠杀——四郎时贞等人也在其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够逃得性命。
“岛原、天草之乱”乃是对幕府和诸藩横征暴敛，以及迫害宗教信仰的大反抗，但它的失败也促成了幕府锁国体制的最终完成。此外在战后，德川家光鉴于物价武家法度中规定诸藩不得幕府指令不得向外用兵，导致镇压暴乱的行动迟缓，遂将相关规定加以了修改。
●犬公方
庆安四年（1651年）四月，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病殁，享年四十八岁。包括老中堀田正盛在内的很多家光亲信都切腹自杀以殉主，幕府统治机制因此暂时陷于停顿，导致了“庆安之乱”的发生。
且说秀忠、家光两代总共改易大名一百零五家，减封十六家，使得社会上产生了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被称为浪人或者“牢人”。这些浪人极端痛恨幕府，除了舞刀弄枪外又大多别无所长，成为社会一大不安定因素。他们在兵法家由比正雪、丸桥忠弥等人的煽动和组织下，打算趁着家光将军去世之机发动暴乱，拥护纪伊藩主、被称为贤侯和“南海之龙”的德川赖宣继承征夷大将军之位。
当年七月，暴动阴谋败露，丸桥忠利在江户被捕，处以极刑，不久后由比正雪也在骏府切腹自杀，德川赖宣亲往江户城中谢罪，澄清谣言，局面才算逐渐稳定了下来。帮助家光将军的继承人、次子家纲稳定局面的主要有三个人，即大老酒井忠胜、老中“智慧伊豆”，以及家光的庶弟、贤侯保科正之，八月，在江户城中举行了“将军宣下”的仪式，正式确认年仅十岁的德川家纲继任为幕府将军——这种册封仪式原本都是在京都举行的，但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大乱初定，家纲不宜离开江户城，遂请下御旨，将仪式举办地点改在了江户，从此成为惯例。
总结“庆安之乱”的教训后，保科正之等人认为天下已定，应该以文治取代武功，以整顿充实法律、制度和学术来提高幕府的权威。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将军的权柄被削弱，重臣合议的官僚体制得到完善，同时对于各藩的控制也有所松动。起初幕府并不承认“临终养子”一说，即当大名没有子嗣和幕府确认的养子的情况下，到临终才指定养子和继承人的做法，对于这种家族，一般都毫不留情地予以改易。四代将军家纲以后，幕府开始承认五十岁以上的大名的“临终养子”，使得遭到改易的诸侯数量大为减少。家纲时代一共改易大名二十二家，削封的也仅仅四家而已。
在德川光国、保科正之、池田光正、前田纲纪等所谓“贤侯”的推动下，幕府确定了以朱子学为整个日本社会的指导思想，大力宣扬忠孝节义。尤其是德川光国，此人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的藩主，官至权中纳言，因为大纳言或中纳言的汉称为“黄门”，故此俗称为“水户黄门”。这位水户黄门大人易装巡游各地，惩治不法官吏、藩主的故事，在日本家喻户晓，有如中国的包青天一般。
德川光国非常重视朱子学中的“名份论”，在江户城设立彰考馆（彰往考来之意），编纂了《大日本史》一书。书中认为天皇是日本理论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幕府受天皇的委派治理庶务，其权威来自于天皇朝廷，对于南北朝乱世，《大日本史》宣扬南朝正统论，指斥反抗天皇的足利幕府乃是叛逆、贼臣。光国的学术后来被称为“水户学”，乃是幕末尊王论的滥觞——不过水户学最终被拿来作为推翻幕府的重要武器，这是德川光国所始料不及的吧。
在幕府的影响下，各藩的情况也逐渐改变，首先是家臣的封地被纷纷收回，很多藩都凝聚为以藩主为中心的完全整体，家臣只领俸禄，逐渐转化为封建官吏，其次，世代重臣的势力受到削弱，藩主往往提拔中下级官吏作为自己的辅佐者，无形中反而增长了各藩的实力。
如果把江户幕府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前三代将军的统治时期乃是奠基和开创期，从四代家纲开始，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时代。家纲到了晚年日渐奢靡，幕府财政状况恶化，而他本人也因为体弱多病而经常不能理事，权力都落在大老酒井忠清的手中。延宝八年（1680年），四十岁的德川家纲生命垂危，因为没有后嗣，酒井忠清就打算沿用镰仓幕府的旧例，迎接有栖川宫亲王继任为幕府将军。此议遭到老中堀田正俊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主张让家纲的末弟德川纲吉来当继承人。五月八日，德川家纲让位给纲吉，旋即去世。
据说德川纲吉是个畸形儿，身高仅有一米三零。不过这个畸形儿却颇为聪明，上台伊始就铲除了酒井忠清的势力，改以忠直的堀田正俊担任大老。纲吉爱好学问，关心政治，多施善政，在他统治初期产生了著名的“元禄文化”。
然而到了统治后期，德川纲吉的生活却越来越奢侈，治政也不再清明，他疏远堀田正俊，重用奸佞牧野成贞、柳泽吉保等人，使幕府的统治开始走下坡路。可以说，德川纲吉时代是江户幕府的鼎盛期，也是由强变弱的转折期。
德川纲吉受其母桂昌院的影响，笃信佛教，特别颁发了《生类怜悯令》，禁止百姓杀伤动物，尤其是要保护狗。纲吉把全江户的野狗都集中起来饲养，数量据说达到十万头，发现有百姓伤害到这些野狗的，轻则坐牢，重则流放。因此百姓们都在背地里称纲吉为“犬公方”，也就是狗将军。水户黄门德川光国为了劝谏这种恶政，特意宰杀了十条狗，剥下狗皮来献给纲吉，诡称这是护身符。纲吉虽然不敢处罚光国，但他仍旧我行我素，行为并没有丝毫的收敛。
江户幕府的末日即将到来了。
禁书的轶事
公元1683年，台湾郑氏投降清朝，这一年在日本为天和三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位。在此以前，台湾郑氏、清廷，乃至于平南王尚氏、靖南王耿氏，各家商船络绎不绝地航向日本，在幕府的管制下，相互间从未产生过矛盾冲突。不过自从1661年清朝顺治皇帝为了封锁郑氏台湾，下达《迁界令》，禁止船舶下海以后，来自清朝及下属各藩的赴日贸易船数量大为减少，中国商船的总数从每年五六十艘下降到十艘左右。
等到康熙皇帝降伏郑氏，收取台湾以后，废除了《迁界令》，颁布《展海令》，中国赴日贸易船数量激增，1685年竟然达到八十五艘之多。面对这种情况，江户幕府害怕金银外流，对中国商船加以严格限制，规定每年的贸易定额为六千贯，够数就不再做买卖。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商船的数量仍长期维持在七八十艘左右，长崎港繁华无比，成为幕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对于来航的中国船，江户幕府设置了书物目利、书物改役等官职，委派相关人员严格检查，不得使有害书籍传入日本。那么，什么是幕府认定的有害书籍呢？最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兵法书；二，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
且说元禄八年（1695年）三月十六日，长崎立山奉行八十岛武兵卫下令给大通事（翻译官）林道荣、小通事林金右卫门，指出本年的第十六号南京来船所携带的书籍，经书物改役检查含有违禁内容，必须严格查问，详细汇报。林道荣等人急忙搜检船只，果然找到了命令中提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于是将商船封锁起来，严禁船员登岸，同时将审讯的结果上呈立山奉行所和西奉行所，再由奉行所复查后，于四月十日快马送去江户。
那么，《帝京景物略》究竟是本什么书呢？其实那是一本过时了的北京城的旅游指南，由遂安人方逢年及其弟子写成，最早出版于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这样一本书，为什么会变成禁书呢？原来此书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提到了北京城内的天主教堂和天主教士利玛窦的坟墓……
几位通事和奉行认为此书虽然含有天主教内容，但并未宣扬教义，因此不必严禁，然而江户城中的老中户田忠政、土屋政直等人却对此结论大不以为然。他们认定，虽然唐船（指中国船）船员都已经通过了“踏绘”，证明不是天主教徒，携带《帝京景物略》确实是出于无意，但此书既然含有违禁内容，就必须加以严惩。老中们下令在中国船员面前将禁书焚毁，并且禁止书籍主人和唐船的船头再来日本，所载货物也不许交易，即刻将其遣返回国。
从这件小事上，其实就可看出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是多么严格，同时也是多么的荒诞了。
●从纲吉到吉宗
“元禄文化”是在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统治时期产生的，它带有非常浓厚的市民文化特色，这是因为江户、大坂等城市持续发展，越来越是繁华，町人势力抬头所致。这种文化在表现上一改幕府初期的简朴风俗，变得非常奢华，根由是城市中出现了家财万贯的豪商，由于“士农工商”的等级区分而使这些豪商不能拥有土地，锁国令又使他们无法将财产投资海外，于是干脆一掷千金，拼命消费，带动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
以井原西鹤为代表，文学上出现了所谓的“浮世草子”，也就是描绘町人生活的小说；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艺术上出现了市民意味浓厚的新的戏剧。对于这种町人文化，以及町人们浮华奢侈的生活，幕府和各藩多次发布禁令，但始终无法真正加以改变。
在思想方面，占领导地位的朱子学开始有所动摇。朱子学很早以前就传入了日本，还曾一度成为后醍醐天皇推翻镰仓幕府的思想武器。然而这种学说长久把持在僧侣尤其是禅宗僧侣手中，直到战国末期的藤原惺窝和林罗山才真正将其转化为一种武士的学问。林罗山受到德川家康的器重，其孙林风冈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大学头，总管幕府的文教工作，并且世代承袭此职。通过林氏祖孙，以及德川光国等人的鼓吹，逐渐奠定了朱子学在幕府统治下的主导思想地位。
但是在元禄时代，民间出现了阳明学派和古学派，批判朱子学，前者要求按照日本的实际情况来改造儒学，不可照搬中国之儒，后者则要求删去杂芜，复归于孔子之儒。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后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等，但在幕府的压制下，这些人或者他们的著作，全都没有好下场。
且说元禄乃是东山天皇的年号，元禄十七年改元宝永，宝永六年（1709年）元月，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去世，因为并无子嗣，而收其侄德川纲丰为养子，赐以将军家世袭的“家”字，改名为德川家宣，继任为第六代幕府将军。
德川家宣刚一上台，就罢免奸佞柳泽吉保，启用忠臣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同时废黜怨声载道《生类怜悯令》。朝野上下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大家都希望家宣将军可以迎来一个新的盛世，然而这位将军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岁。
家宣将军的继承人德川家继就任征夷大将军的时候年仅四岁，在位四年而殁，他的统治时期，幕府大权都掌握在新井白石的手中。白石并没有担任老中之职，但却实际掌控幕政，他整顿幕府财政，改铸成色好的新币，改善天皇朝廷和幕府之间的关系，使幕府统治重新稳定下来。但是此人合理主义和实用主义气味浓厚，很多措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各方面的矛盾。
德川家继的去世，使得二代将军秀忠所传下来的血统彻底断绝。按照秀忠在世时的规定，将军家一旦绝嗣，则由御三家之一入继宗家，御三家的笔头乃是尾张藩，因此德川家宣的侧室、家继将军的生母月光院就推举尾张藩主德川继友为下任将军的人选。
然而此议遭到了德川家宣的正室天英院的坚决反对，据说这两个女人在内宫争权夺利，矛盾很深，而既然月光院首先提出以德川继友继承将军家，则天英院就反其道而行之，抬出来纪伊藩主、“南海之龙”德川赖宣的孙子德川吉宗。
德川吉宗很可能是个私生子，身份并不高贵，然而巧在前面三个哥哥全都很年轻就去世了，吉宗因此一步登天，继承了纪伊和歌山藩。吉宗在当藩主的时候，非常关心百姓的生活，治国也很有手腕，原本财政濒临崩溃的纪伊藩经过他的整顿，逐渐重现勃勃生机。正因如此，德川吉宗在当时的幕府群藩中名声最为响亮，所以天英院就以选贤为名义，扛出吉宗来和月光院争权。
最终的胜利者是天英院，以及他所支持的德川吉宗。且说德川家继在正德六年（1716年）四十三十日去世，德川吉宗装模作样地三次上书推辞，直到八月十三日才正式接任征夷大将军之位。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朝廷下诏改元享保，所以德川吉宗上台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就被称为“享保改革”。
●享保改革和田沼时代
第八代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接到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政局从五代纲吉统治后期开始腐朽，虽然新井白石等人东贴西补，却依旧满目疮痍。在政治上，多年来依靠将军的宠信而实际掌握幕权是一些“侧用人”，他们本是幕府将军用来制约老中的亲信秘书，逐渐却变成了凌驾于老中之上的实权人物，并且反过来限制将军本身的权力。在经济上，浮华奢侈的民风使得整个社会都消费过度，同时各地大量涌现因为投资农业工程而得以征收佃租的“新田地主”，以及因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得以控制部分土地的“典地地主”，幕府和各藩原本直接向本百姓（自耕农）征收年贡，就此被这些新兴地主从中间横插了一刀，对于农民来说，负担更为沉重，对于幕府和诸藩来说，赋税越收越少，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基于这种社会现状，德川吉宗一上台就立刻展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上，他贬退了家宣、加继时代掌权的侧用人间部诠房，以及担任顾问的新井白石，把权力收归将军己手。在经济上，他提倡俭朴，斥责怠惰，推广农业科技，重建了幕府的财政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协助德川吉宗完成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有一位名臣，名叫大冈荣五郎忠相，官至从五位越前守，通称大冈越前。此公原为负责伊势、志摩地区治安的山田奉行，其后被吉宗将军提拔为普请奉行（主管工程建设），又升为江户町奉行，也就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兼警察局长兼高院法官。大冈越前断案如神，从不徇私枉法，他还协助吉宗将军完成了法典《公事方御定书》，也被日本人看作是如同中国包青天一般的人物，民间传说很多。
德川吉宗非常崇拜先祖家康，认为家康时代幕府行政效率最高，其后因为儒臣掌权才使得武士的面貌变得日渐柔弱。为此他整顿军备，排除“家禄”（以俸禄来确定旗本家族的高低）因素，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一切都照权现大人（指德川家康）在世时候的制度来办。”成为了德川吉宗的口头禅。
然而德川吉宗虽然鼓励平民向将军直接上书言事，摆出一副亲民的架式，其政策却未必能给中下层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在鼓励生产的同时，他多次加增年贡，为了充实幕府财政而拼命压榨百姓。吉宗时代的勘定奉行神尾春央就曾说过：“农民像芝麻，越榨越出油。”在他们的压榨下，享保十七年（1732年），关西地区闹起了大饥荒，一揆纷起，由此引发的城市粮价变动，又使得江户城内的贫民们也纷纷揭竿造反。德川吉宗为了赈济灾荒、稳定粮价而伤透了脑筋，遂被戏称为“米之公方”。
享保大饥荒，和三代将军家光时候的宽永大饥荒，十一代将军家齐时候的天明大饥荒，以及家齐和十二代将军家庆时候的天保大饥荒，并称为江户时代的“四大饥荒”。
说到了，享保改革虽然使得江户幕府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政局下滑的态势。且说德川吉宗在延享二年（1745年）九月辞职，让位给长子德川家重，一个身体孱弱、口齿不清，被嘲笑为“尿床公方”的家伙。为了让纪伊家可以世代盘踞将军宝座，德川吉宗还分封了儿子宗武、宗尹和孙子重好，成立田安、一桥和清水三个家族，并称“御三卿”，规定御三卿虽然地位较御三家为低，将军继承顺位却在御三家之前。
退位六年后，德川吉宗去世。老子一死，“尿床公方”开始彻底胡来，重新信用侧用人，大冈忠光、田沼意次等人陆续当权。且说这位田沼意次，本是纪州藩的下级武士，跟随德川吉宗来到江户，一路攀升，俸禄从六百俵增加到一万石，成为御用人。家重将军在宝历十年（1762年）传位给儿子德川家治，家治将军格外宠信田沼意次，安永元年（1772年）竟然把他破格提拔为老中。从此田沼意次大权在握，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革幕政。
田沼意次当权的时代被称为“田沼时代”，而意次本人则被称为是异端的政治家。异端在哪里呢？原来此公改变了传统重农轻商的政策，给予大商业资本特权，大力发展贸易，希望通过经商可以挽救幕府的财政危机。从后世的眼光来看，田沼意次的政策是具有一定进步性的，但这种政策也直接造成了豪商的越来越富和小民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越来越穷，加上前面提到过的天明大饥荒的爆发，使得田沼政治搞得天怒人怨。
天明四年（1784年），田沼意次的儿子、担任若年寄的意知在江户城中被刺，凶手乃是和意知存有私怨的旗本佐野政言。百姓们闻知此事，无不欢声雷动，颂扬政言为“世直大明神”，意为救世之神——田沼氏之不得民心，由此可见一斑。
天明六年（1786年），家治将军去世，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已先后夭折，没有后嗣，就按照祖父吉宗所定下来的规矩，收一桥家的丰千代为养子，传以将军之位。丰千代就是第十一代幕府将军德川家齐。
家治将军的去世，使得田沼意次失去了靠山，他很快就被保守派赶下了台。保守派的首脑乃是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定信担任老中以后，全盘推翻田沼政治，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是为“宽政改革”。
●宽政的改革
德川家庆乃是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第二代当主德川治济的长子，继承征夷大将军宝座的时候，年仅十五岁。这位将军在位整整五十年，直到天保八年（1837年）退居幕后为止。且说家治将军刚死，家齐将军还没有继位，田沼意次就被赶下了台，次年（1787年）七月，松平越中守定信担任老中职务。
田沼意次一付奸臣嘴脸，松平定信可是堂堂忠臣，又是八代将军吉宗的嫡亲孙子，然而两人的政策前后对比，松平定信恐怕比田沼意次更为莫名其妙，更为不堪。且说定信恢复以农为本的传统政治，大力压制豪商，但所造成的结果是金融混乱，生活在城市中的旗本和御家人就连赊贷都找不到门路，很多直接就变成了城市贫民。
松平定信还实行“宽政异学之禁”，称朱子学为“正学”，把其它各门学派都打成“异学”，禁止在幕府的公立学问所中讲授，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乃是对“兰学”的压制。
所谓“兰学”，就是传自荷兰的西洋学问，最早引进日本并为人们所重视的乃是西洋医学。其后新井白石写了《西洋纪闻》一书，开学习西洋之先河。德川吉宗将军曾经指派中根元圭修改历法，元圭在阅读了一些被查没的禁书以后，进谏吉宗将军，说如果继续禁止从中国输入的很多翻译书籍，将使修历工作无法完成。吉宗将军接受了中根元圭的建议，宣布不管是从中国还是从荷兰输入的书籍，只要不明着宣扬天主教义，全都允许传播。这道政令促使“兰学”正式形成。
到了德川家齐在位的时代，有一位名叫林子平的幕臣提出，世界的趋势乃是发展海军，巩固国防进而向外扩张，他写了《海国兵谈》一书，请求幕府引进新式武器，重新整备军队。然而偏巧林子平就碰上了松平定信当政，定信严禁“异学”，下令没收了《海国兵谈》的刻版，还把林子平禁锢起来。林子平愤然做歌道：“无双亲，无妻子，无儿女，无木版，无钱，也无死的念头……”从此自称“六无斋”。
由上可知，松平定信的统治对日本的损害更甚于田沼意次，当时民间就有这样一首讽刺歌谣，说：“白河（指白河藩主松平定信）水清难养鱼，田沼浑浊堪怀念。”
且说德川家齐将军继位的时候年龄尚幼，等他成年亲政以后，开始对到处指手划脚的松平定信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家齐将军突然提出要给自己的亲老子德川治济上尊号，称为“大御所”，然而这个尊号从来都只授予退位的将军，所以松平定信坚决表示反对，于是家齐将军父子联手，迫使定信辞职归藩。
松平定信下台以后，幕府对于“异学”的钳制有所放松，兰学就此蓬勃发展起来。到了十九世纪，兰学逐渐分为两个派别，一派称作“下町组”，只把目光限制在科技方面而忽视或者不如说故意回避对西洋社会制度的研究，另一派称为“山手组”，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等各方面都报有极大的研究兴趣。
天保九年（1838年），著名兰学者、医生绪方洪庵在大坂创办了兰学堂“适塾”，先后教授了三千多名弟子，这些弟子中有几个人的名字将会响彻整个日本，比如福泽谕吉、桥本左内、大村益次郎、大鸟圭介等等。当然，当时是不会有人想到在这批医学生中，竟然会出现敲响德川幕府丧钟的人物……
●大坂米骚动
德川家齐担任征夷大将军，松平定信当首席老中的时候，幕府统治已经彻底腐朽，各地暴动和起义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坂“米骚动”。
大盐平八郎乃是江户时代著名的阳明学者，他曾经继承祖父的职位，当过大坂东町奉行所的与力（辅佐奉行的小官吏），后来退隐归家，创办名为“洗心洞”的学塾，开课授徒，影响很大。对于幕府的腐朽统治，平八郎深为痛心，希望通过教育来传播爱民的思想，从而扭转时局。他曾经作诗赞扬农民道：“女织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溯三代，不可使知岂圣心。”
天保元年（1830年）七月，京都地区爆发了大地震，淀川泛滥成灾，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大饥荒。到了天保七年（1836年），灾情更为严重，连向来繁华的大坂城中也饥民遍地，几乎每天都有人饿死。大坂町奉行虽然想尽方法赈济饥民，稳定局势，然而却收效甚微，豪商们也趁此机会囤积居奇，不肯把粮食低价投放市场。
大盐平八郎看到如此人间惨剧，心生怜悯之情，于是变卖了家中藏书，所得黄金六百二十两全部分给贫民。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反而引起奉行所的警惕，指责平八郎违法赈济，想要收买民心，意图暴乱。平八郎愤怒之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起而造反，推翻无能的大坂町奉行所。
平八郎起草了一份檄文，让“洗心洞”的学生们送到城中贱民和近郊农民手中，说只要看到城内火起，就立刻聚拢起来，一举杀掉东町奉行迹部良弼、西町奉行堀利坚等人，夺取大坂城的控制权，这样大家才有活路。
本来议定的起义时间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然而大盐平八郎的弟子平山助次郎、吉见九部右卫门等人却于十七日晚间突然向东町奉行所告密，迫使起义时间提前到十九日清晨。当时平八郎在自家院中树起“救民”大旗，聚拢学生、城市贫民和近郊农民五、六百人，捣毁了很多与力、同心（也是奉行下属的小官吏），以及豪商的宅邸，所抄出来的粮食全都沿途散发。然而因为事起仓促，大坂近郊农民得到消息的并不是很多，致使起义人数无法进一步扩大，终于在下午四时被奉行所的军队击败。起义群众死伤惨重，大盐平八郎在逃亡躲藏四十天后也终于被迫纵火自杀。
民间到处都谣传平八郎并没有死，而是逃往了伊豆韮山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甚至还有说他路经九州，乘坐美国船逃到大陆去了。就连幕府中也出现了“三月末得于火中者，非真尸也”之类的说法，著名兰学家、田原藩士渡边华山还担忧说，如果大盐果然逃往国外，则“外患”与“内乱”相结合，国家从此就不得太平了。
相对于武士们的恐惧和担忧，小民百姓却始终尊敬和缅怀大盐平八郎，“大盐不死”的说法广为流传。很快的，民间就出现了歌颂平八郎事迹的戏剧，只不过把背景改为足利幕府统治时期，主人公的名字也换成“小盐贞八”。小盐贞八为民请命，搞得愚蠢的豪商和町奉行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大盐、小盐，这影射再明显不过了。
大坂“米骚动”并非“天保大饥荒”中平民百姓对幕府的唯一反抗，就在大盐平八郎自杀后不久，备后三原、越后柏崎，以及摄津能势、川边、丰岛等地也先后爆发起义，首脑都自称乃是“洗心洞”的学生，打着大盐的旗号。就在如此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德成家齐将军忧虑退位，把征夷大将军的宝座让给了儿子敏次郎，也就是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
天保十二年（1841年），“大御所”德川家齐去世，家庆将军得以亲政，重用老中水野忠邦，开始了“天保改革”。这位水野老中的思路和当年的松平定信几乎毫无二致，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外乎提倡节俭、鼓励耕种，同时限制商业活动而已。唯一的新花样是颁布“人返法”，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甚至把城市贫民都往农村赶。
如此想当然并且悖逆时势的改革措施，当然会以失败而告终。首先，发布“检约令”，提倡节俭的生活作风，就让包括家庆将军在内的很多特权人物感到不快，既得不到这些特权人物的支持，又得不到小民百姓的拥护，最终水野忠邦只好黯然下台，“天保改革”也彻底失败了——这是江户幕府想要挽救衰亡命运的最后一次大挣扎。
然而，相对于幕府改革的失败，很多藩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开始一系列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改革措施，获得了部分成功，从而逐渐壮大起来，并最终成为了幕府政权倒台的掘墓人。
●雄藩崛起
最终推翻江户幕府统治的，乃是号称“四强藩”的西南诸侯，也即萨摩岛津氏、长州毛利氏、土佐山内氏和肥前锅岛氏。
先说岛津氏，战国末期，这一古老的家族骤然膨胀，兵锋所指，几乎统一整个九州地区，但随即就败给了丰臣秀吉的西海远征军，被迫龟缩回萨摩、大隅两国。岛津惟新斋（义弘）时代，还想趁着东西对立混水摸鱼，结果在关原大战中损失惨重，凄凄惶惶逃回本城鹿儿岛。德川家康勒令麾下诸侯讨伐岛津氏，惟新斋的儿子忠恒费尽心机才勉强保住领地不被改易。
从此，僻处日本最西南端的岛津氏就开始了在和平时代的艰难挣扎，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萨摩国土地贫瘠，社会结构也比他藩来得落后，存在着大量亦农亦兵的所谓“乡士”（据说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经过整个江户时代都没能真正完成兵农分离。那么多武士，哪怕是下级武士想要领俸禄，想要吃饭，岛津氏除了打过一下琉球国外，又别无对外扩张的可能，就此搞得经济拮据，财政数度濒临破产。当然，这里面也有德川幕府的“功劳”，大名的“参觐交代”制度对距离江户越近的藩损害越小，越远的损害越大，最远的岛津氏当然吃的苦头最多。
且说宝历三年（1753年），幕府下令岛津氏出钱出工治理木曾川，家老平田靭负扛下了这个重担，率领数千人前往浓尾地区去搞治水工程。在幕府所派遣的官吏的策划和监督下，萨摩人辛苦劳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事后一算开销，却是个根本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于是平田靭负引咎自杀，藩主岛津重年（久门）也于不久后忧愤而终。
继承岛津重年担任萨摩藩主的，乃是其子岛津重豪，重豪一继任就致力于刷新政治，并且制定诸项改革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因为这个时候再不下决心搞改革，岛津氏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全藩对外输出粮食和物产，每年的收入是十五万两，可是所背负三都（大坂、京都、江户）豪商的借款竟然高达五百万两，年息超过二十五万两！当真是寅吃卯粮也根本无法偿还……
为了培养人才，革新政治，岛津重豪设立藩学进士馆和医学馆，瞒着幕府输入和研究兰学。他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效果，大群中下级武士成长起来并得到重用，为萨摩藩的复兴尽心竭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负盛名的乃是调所广乡。
调所广乡在文政十年（1827年）出任大目付一职，基本上掌握了藩中实权，他随即就展开一系列改革措施。首先，广乡利用威逼的手段，迫使债权人同意取消年息，允许岛津氏在二百五十年内分期偿还五百万两的债务。其实这种赖息赖账的手段幕府也多次搞过，莫不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只是调所广乡没有象幕府老中们那样专横霸道（以他的身份地位也专横不起来），他承诺让债权人中的三都豪商获得萨摩特产品的专卖权，同时允许债权人中的藩内商人可以继承武士的家业。这样又打又拉，终于暂时把所背负的庞大债务包袱给卸了下来。
赖息赖帐的同时，调所广乡下令在萨摩南方地区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由藩垄断砂糖的外卖，此外他还秘密增加通过琉球和中国的贸易额，逐步地重建了藩的财政。不过纸里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秘密贸易最终被幕府查知，幕府派人前来责问，为了避免连累藩主，广乡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于是切腹自尽。
调所广乡虽然死了，秘密贸易虽然暂时不能再搞了，但萨摩藩却一直延续着广乡的诸多“殖产兴业”的政策，不但彻底摆脱了财政危机，还大量引进西洋式先进武器，开始整顿军备，扩充实力，最终得以重新雄霸西海。
萨摩有调所广乡，相对的，长州则有村田清风。所谓长州，指的就是战国时代的安艺毛利氏，关原合战后，毛利氏的领土遭到大幅度削减，只剩下了周防、长门两国。然而因为此地扼守濑户内海的出海口，商品交易自古就很活跃，所以虽说是幕府历来打压的重要目标，虽说有大群家臣需要养活，过得多少还算比萨摩藩要富裕。
为了提升经济实力，长州藩很早就开始对纸、蜡、蓝等特产品实行了专卖制，因为藩吏经常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上述特产，并且控制商品流通，导致十九世纪初期藩内暴乱不断，尤其是天保八年（1837年），爆发了六万多农民参加，延续整整三个月的大暴动，农民们要求取消专卖权，降低年贡比例，并使商品流通自由化。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受此压力，被迫起用俸禄五十石的中级武士村田清风主持藩政，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村田清风曾在给毛利敬亲的上书《流弊改正意见》中，阐述了“肃正纲纪”、“启用人才”、“改革教育与兵制”、“刷新文武”、“振兴产业”五条原则。他上台以后，聘请豪商中野半左卫门、白石正一郎等人参与对商品流通的管理，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其实类似手段田沼意知就曾经搞过，但在重商的同时深刻损害了中下级武士和平民的利益，村田清风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原来清风在支持豪商的同时，为了救济贫困的中下级武士，宣布由藩政府分三十七年代其偿还一切债务，同时鼓励武士们勤修武艺和学问。对于城市贫民和农民，他放宽了对“长州四白”（米、盐、蜡、纸）的专卖限制，并且允许棉花和棉布自由流通，同时免除新垦荒地的年贡，作出了一定让步。就这样，仅仅花费了五年的时间，原本长州藩高达八万五千贯的外债已经偿还过半，而藩内局势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村田清风在重建长州藩财政的同时，还大力培养和提拔有才能的中下级武士，提倡兰学，购入新式武器，强化了长州的军事力量。天保十四年（1843年），毛利敬亲在羽贺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出动总兵力达一万四千人，士气高涨，装备精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除萨摩、长州两藩外，土佐高知的山内藩、肥前佐贺的锅岛藩、常陆水户的御三家之一，等等，很多诸侯也都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改革措施。天保年间以前，改革大多是由上至下的，幕府怎么改，各藩也就有样学样，幕府改革失败，各藩只有输得更惨。而在宽政改革之后，各藩看到幕府江河日下，于是单起炉灶，汲取教训，在自己领内实行了一系列真正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相比这些藩的改革来说，幕府的天保改革就是一个大笑话。
成功的改革都有其共同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商业，重建藩政府的财政，同时提拔和重用中下级武士，靠拢豪商和富农，以这些人替代谱代重臣成为藩政府的核心力量。关西的很多诸侯因为重臣势力在太平年代逐渐衰弱，而使得这种改革虽未必一帆风顺，却也水到渠成，而关东很多诸侯，尤其是幕府的亲藩、谱代，却因为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最终铩羽而归。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素有“贤君”之称，但他力推的改革措施却逐一失败，毫无起色。
就这样，西南雄藩的逐渐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动摇江户幕府的统治，恰巧在这个时候，西洋列强也杀入了日本国内——波澜壮阔的幕末维新运动就此掀开了序幕。
忠臣藏
“忠臣藏四十七义士”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复仇故事，江户时期的竹田出云曾根据真实事件创作了歌舞伎剧本《假名范本忠臣藏》，一直流传至今，此外数百年来相关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更是无可计数。人们普遍认为“四十七义士”为主复仇乃是武士精神的鲜明体现，对他们无不抱持着深刻的崇敬和缅怀之情。那么，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故事开始于江户中期的元禄十四年（1701年）三月，东山天皇的敕使来到江户，第五代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就派赤穗藩主浅野内匠头长矩和吉田藩主伊达左京亮村丰担任接待工作，为怕这两名来自乡下的大名失礼，幕府同时派遣吉良上野介义央前往指点。传说吉良义央索贿不成，就百般刁难浅野长矩，甚至故意教导错误的礼节，使长矩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十四日早晨，再也忍无可忍的浅野长矩突然拔出腰佩的短刀向吉良义央头上砍去，幸亏被众人及时按住，义央只是受了点轻伤。
事件发生后，纲吉将军怒发如狂，立即派人彻查此事。按照幕府的一贯规定，引发事端的双方都应受到惩处，是为“喧哗两成败”，然而最终幕府却偏袒吉良义央，只是勒令其归家“谨慎”，对于浅野长矩却给予了切腹、改易的最严厉惩罚。
幕府兵马随即开到了赤穗藩，深为家主所受不公待遇而愤怒感慨的赤穗藩士纷起鼓噪，要和幕府军开战，然而首席家老大石内藏助良雄却采取恭顺态度，约束部下，检点财物后主动打开了城门。事后，包括大石良雄在内的赤穗藩士都变成了浪人，被迫流亡各地。
大石良雄暗中联络有志复仇的同僚四十六人，最终在元禄十五年（1702年）率领这些人潜入了江户城。十二月十五日午夜，他们趁着大雪纷飞，城内各处防备松懈之机突入吉良义央的宅邸，连杀数人，并且终于砍下了义央的首级，为主家报了仇。事后，四十七义士将仇人首级供奉在浅野长矩的坟头，然后在幕府派来的追杀人马面前束手就缚。经过审讯，到了第二年（1703年），幕府勒令他们集体切腹——据说只有一个叫寺坂右卫门的侥幸存活了下来。
就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个感动人心的脉络清晰的复仇故事，然而仔细研究，却有很多不可解之处。首先就是浅野长矩为何要突然向吉良义央挥刀，真的是因为遭到了戏弄吗？战国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各地藩主早都变成了匍匐在幕府脚下的温顺小猫，他如何还有如此血气之勇，如何毫不考虑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呢？
德川纲吉的统治时代，是江户幕府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幕府财政捉襟见肘，被迫加大压榨百姓和诸侯的力度。本身浅野长矩等人所担任的接待工作就不是一桩美差，相关费用全都摊在接待人头上，幕府不出一分一毫，却又诸般挑剔。浅野长矩应该是在幕府的重压而非吉良义央的戏弄下才会精神失常，拔刀向人的吧。他所以袭击吉良义央，恐怕目标并非义央本人，而是义央在此接待过程中所代表的幕府的权威。
或许正因为如此，纲吉将军才会大怒如狂，轻饶了义央，却一定要严惩长矩。据说目付多门传太郎就曾经进谏说，按照旧例，对义央的处分不该如此之轻，对长矩的惩罚也不该如此之重，然而掌权的侧用人柳泽吉保却以将军之命不可更改为由拒绝了。柳泽吉保一惯豪奢受贿，倾轧同僚，或许他是从义央身上看了自己的影子，所以定要置长矩于死地而后快吧。
事件的第二个疑点，是从赤穗藩被改易到吉良义央被杀，中间相隔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一个简单的复仇计划需要谋划那么长时间吗？事实上，大石良雄在离开赤穗以后，曾经到处拉人情，托关系，向幕府求情，要求恢复赤穗藩，但在柳泽吉保用事的背景下，他的种种努力全都化为了泡影，这才灰心失望，被迫铤而走险的。
在幕府和各藩都陷于严重财政危机的当时，除非名震天下的人物，浪人是没有多少机会出仕的。原本都是靠俸禄吃饭的赤穗藩士，主家被改易后变为浪人，根本毫无谋生的手段。如大石良雄之辈还能靠着一点点积蓄过活，中下级藩士则只有死路一条。与其饿死，不如复仇而死，让名声传遍天下——这才是所谓“四十七义士”最直接的想法吧，正不必把他们过于高尚化。
事实上，在幕府统治下，经常有诸侯遭到改易，有很多武士变成浪人，凄惨度日，“忠臣藏”的故事只是比较鲜明的时代反映而已。
●黑船来航
一般都把1853年的“黑船来航”作为日本锁国体制崩溃的开端，然而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就已经把矛头瞄准小小的岛国日本了。首先给日本带来威胁的是沙皇俄国，俄国船经西伯利亚南下，频繁出没于日本近海。对应这种举动，江户幕府向虾夷地区派出了探险队，并于宽政十一年（1799年）将北海道东部地区划归幕府直辖地，争取加以有效的控制。
俄国远洋船队数次来到日本，递交国书，要求通商，但这是和幕府锁国政策相违背的，因此遭到断然拒绝。当时日本内部有两种比较开明的声音：一是老中田沼意次，他曾想要和俄国人交易，以补充幕府的财政收入，但被群情汹汹压制下去了；二是工藤平助、林子平等有识之士，他们意识到继续锁国可能引发战争，就请求创建现代海军，巩固海防，但此议同样被束之高阁。
江户幕府既不肯开国，又只愿意进行陆上防御，文化四年（1804年），下令把北海道全境作为幕府直辖领地，原驻北海道的松前藩被移封到陆奥国伊达郡。日俄两国在北海道东北方频繁发生冲突，直至文化十年（1813年）才终于达成和睦协议，日本控制了北方四岛（择捉、色丹、齿舞、国后），俄国则占领了更东北方的得抚岛。
刚刚解决俄国人的问题，英国人和美国人突然又从海上冒了出来。文化五年（1808年），英国军舰“菲顿号”追逐荷兰商船，侵入了日本的长崎港，几乎同时，大量美国捕鲸船也出现在日本沿海。幕府为此重申锁国政策，颁发了《异国船打拂令》，打拂就是驱逐的意思，命令除中国船和荷兰船外，其余外国船只要接近日本，一律予以击退，甚至不允许它们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天保八年（1837年）七月，美国商船“摩理逊”号来到日本，因为《异国船打拂令》的缘故，先后在相模浦贺和萨摩山川遭到炮击。事后，以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为首的兰学者纷纷向幕府上书，认为此举过于蛮横，会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希望撤销《异国船打拂令》。然而守旧派心中只有日本、中国和朝鲜，哪里晓得“世界”是什么东西，对此根本置之不理。
天保九年（1838年）十二月，幕府为了防止外国船侵入日本沿海，命令鸟居耀藏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两人测量和调查海岸，江川太郎左卫门邀请渡边华山等兰学家相助，此事引起了鸟居耀藏的极大不满。耀藏是彻底的守旧派，又为了和江川太郎左卫门争权，就诬告渡边华山等人诽谤幕府，图谋不轨，由此掀起了“蛮社之狱”。
所谓“蛮社”，就是指渡边华山等人创建的兰学研究会“尚齿会”，因为当时称西洋人为南蛮人，所以又名“蛮学社中”。幕府老中水野忠邦轻信了鸟居耀藏的检举，派人查抄“尚齿会”，果然从华山的私人笔记中找到了对幕府的诸多不满言辞，因此兴起大狱。其结果是包括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二十余人被逮捕，小关三英“畏罪”自杀。
“蛮社之狱”对兰学研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幕府也因此变得更为保守和腐朽。随即德川家齐将军去世，水野忠邦实行“天保改革”遭到惨败，灰溜溜地滚下台去。但锁国保守并不能消解西洋列强的觊觎之心，各国陆续向幕府递交国书，请求开港通商，在反复遭到拒绝后，终于决定用武力逼迫日本开国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消息传到日本，幕府大受震动，以老中阿部正弘为首的开明派官僚纷纷表示，竟然连清朝都打不过洋人，则一旦洋人杀至日本，将给幕府带来严重危机，还是尽量别得罪洋人为好。于是当年就修改了《异国船打拂令》，允许外国船只靠港补充食水和燃料。
到了嘉永六年（1853年），外患终于正式产生——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理率四艘军舰来到浦贺，递交国书，要求幕府取消锁国令。美国国书上的言辞颇为平和，然而培理本人的态度却极其骄横，他说隔一年将再度率领军舰前来，要幕府届时必须给予满意答复。因为美国军舰都漆成黑色，所以这一事件就被称为“黑船来航”。
培里来到日本的时候，正巧德川家庆将军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于是千钧重担就此压在了首席老中阿部伊势守正弘的肩上。这位阿部老中本是福山藩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幕府的寺社奉行，管理宗教事务。天保十二年（1841年），他公正地审理了中山法华经寺日启和尚蛊惑和勾搭大奥女中（女官）的案件，从而声名鹊起，并且得到了家庆将军后宫妻妾们的敬仰。于是，两年后水野忠邦被赶下台，阿部正弘得以继任老中之职，时年仅二十五岁。
弘化二年，阿部正弘升任首席老中，掌握了幕府的实权。然而他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黑船来航”的事件。可该怎样处理这件事呢？阿部正弘左思右想，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这个所谓的好主意促使日本迈上了近代社会之路，但更直接的，则是导致幕府的权威彻底垮台。
●尊攘派的崛起
黑船来航，几乎动摇国本，对于如此大事，年轻的阿部正弘老中不敢擅专，决定付诸公议。他首先向幕府中高层官僚和各藩大名通报了情况，然后又派特使前往京都觐见天皇，请求朝廷的宣谕。在此之前，相关国家大事，幕府从来都是独断专行的，很少听取诸侯们的意见，而至于听取朝廷的意见，恐怕千余年来都是头一遭。
阿部正弘或许是希望藉由把黑船来航之事告知全国，从而凝聚人心，统一思想，一致对外吧，但此举同时也导致幕府的权威扫地，而相对的，很多有力诸侯得以参预幕政，就连失权多年的朝廷公卿也开始对天下大事指手划脚。日本自此就从和平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动乱的时代，虽然暂时并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但人心乱成一团，各种学说纷至沓来，形成了很多个社会集群的相互对立。
且说幕府就解决黑船问题咨询大名和朝廷的意见，所得到的回复不外乎截然相反的两种，一是“攘夷”，一是“开国”。所谓“攘夷”，就是坚持锁国政策，把外国人统统赶出去，以保证日本国的“纯洁性”，所谓“开国”，就是打开国门，和西方列强互通贸易，平等建交，同时吸取对方的长处以改革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这两种极端思想的碰撞下，首先是攘夷派占了上风，终究头脑清醒，认识到贸易有利国家民生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就连认识到日本国很难以武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人也还不是很多。
德川家庆将军于当年去世，第四子家祥继任为幕府将军，后来改名为德川家定。等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安政元年（1854年）七月，一年之限未满，培理又率七艘军舰来到日本，强迫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美国得到了在下田、箱馆两地派驻领事的权力，以及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
一看美国人得了手，西方列强纷纷趁虚而入，英、俄、荷等国也陆续和幕府签订所谓的亲善条约。这些亲善条约虽然并没有很具体的内容，但总算是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使得幕府延续两百年的锁国体制濒临崩溃。或许是受此事刺激吧，安政二年（1855年），阿部正弘辞去老中职务，首席老中变成了堀田正睦。两年后，阿部正弘病殁，享年仅三十九岁。
对于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来说，这位阿部老中可谓功不可没，他不仅放松限制，让诸侯和朝廷全都回归到政治舞台上来，还为了重建幕府威信而大举起用人才，不仅包括幕府“直参”，还包括了很多“陪臣”（大名的家臣），比如川路圣谟、大久保忠宽（一翁）、江川太郎左卫门（英龙）、高岛四郎大夫（秋帆）、胜麟太郎（海舟），等等，其中很多都是著名的兰学者。
在这些新进幕臣的推动下，幕府设立了很多引进和研究、传播西洋科学的机构，比如江户的番书调所、讲武所，长崎的海军传习所，等等。尤其是利用荷兰国王赠送的军舰和派来的海军人员创设的海军传习所，甚至允许各藩藩士前往学习。
受到幕府这种行为的鼓励，水户、萨摩、长州等藩也开始加快自己领内的改革步伐，建立起崭新的钢铁厂、武器制造厂，甚至采用西方的军队建制。可以说，开办学校以研究西方学问、重用中下级武士、进而进行体制改革，这股时代的旋风是从雄藩开始刮起的，随即影响到了幕府，又反过来刮回雄藩。并且，这种风潮最终还刮到了民间，就在幕府设立番书调所和讲武所的同一年，也就是安政三年（1856年），吉田松阴开办了著名的松下村塾。
吉田松阴本名虎之助或者寅次郎，松阴是他的号，他是长州藩士杉百合之助的第二个儿子，过继给了叔父吉田大助贤良，成为贤良的继承人。据说松阴从小就聪明过人，二十一岁的时候遍历九州，和许多知名人士交上了朋友。嘉永四年（1851年），松阴跟随藩主毛利敬亲前往江户参觐，随即没有请假就自作主张前往东北地区游历，因此被削夺了士籍（武士资格），没收了世代的俸禄，被勒令归家反省。
毛利敬亲乃是当时著名的“贤侯”，他非常看重吉田松阴的才能，所以隔了不到两年就赦免了松阴之罪。松阴这次不敢再胡来了，提出请求去江户留学，在得到批准后，就孤身前往江户，投在大儒佐久间象山的门下。
这位佐久间象山乃是信浓国松代藩士，是阳明学派的著名学者，并且也接受了部分兰学思想，开国色彩非常浓厚。吉田松阴受到象山的影响，逐渐成为当时著名的尊攘派思想家，甚至可以说是尊攘派的始祖。
所谓尊攘，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是指奉戴天皇，遵从大义名分，而攘夷思想其实逐渐地不再和锁国体制可以划上等号了。吉田松阴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改革日本的内政，从而得以阻挡列强对日本的威胁。这种攘夷的“攘”，不是一概驱逐，而是抵抗侵略，与洋人平等建交。
为了看清世界，学习西方科技，吉田松阴曾经打算利用俄国船偷渡出国，可惜误了船期，其后他又趁着安政元年（1854年）培理二度来航的机会，想要混上黑船。这次的努力再度无可奈何地失败了，松阴也被遣返回藩，收押入萩城（长州主城）监狱。
下狱仅仅一年，松阴就因为身体原因而获得赦免，随即开办了松下村塾，收徒讲课，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更多有志报国的年轻人。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后来很多叱咤一时的长州藩志士，比如久坂玄瑞、高杉晋作、伊藤博文，等等，全都出自松下村塾。
开办松下村塾的时候，吉田松阴年仅二十六岁。
●安政大狱
美国人并不以轻轻敲开日本大门为满足，安政三年（1856年），下田总领事哈里斯来到日本，要求幕府与之缔结新的条约。经过长时间谈判，最终议定的条款是对日本相当不利的，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四港和江户、大坂二城，承认领事裁判权，日本关税需与各国协商决定，等等。
老中堀田正睦不敢在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于是把烫手山芋扔去了京都，请求朝廷“敕许”。这帮幕臣虽然僵化腐朽，倒也知道真打起仗来，自己不是洋人的对手，而朝廷公卿却全都没有见过大世面，只知道国体不能更改，国威不能降低，坚持传统的“攘夷”思想，毫无转寰余地地坚决不肯同意。
一直拖到安政五年（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朝再次惨败而告终，哈里斯趁机恐吓说：“如果不答应我们的条件，等到英国人以武力攻来要求开港，日本就危险了。”于是幕府吓得不再管什么“敕许”了，匆匆忙忙地就在协议上签了字。此举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本来幕府执掌国柄，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必要朝廷点头，可是既然已经请求朝廷“敕许”了，却又违背朝廷的命令，在没有得到“敕许”的情况下就签订了条约，这根本是悖逆之举。一时间，群情汹涌，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江户幕府。
吉田松阴为此愤怒地斥责幕府，说：“不思国患，不顾国辱，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他的尊攘思想因此而产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即从尊奉天皇而并不反对幕府，转化为想要依靠天皇的权威来打倒幕府。作为尊攘派的祖师爷，松阴的思想立刻成为尊攘派的主流思想，幕府就此变成众矢之的。从此日本国内的思潮，从单纯的“开国”和“攘夷”之争，添加了更为复杂的“佐幕”和“倒幕”的对立因素。
不过指示在条约上签字的并不是幕府老中堀田正睦，而是刚刚被任命为大老的井伊直弼。大老比首席老中还有权力，向来就由德川家的世代重臣来担任，比如首任大老土井利胜、宽永年间权倾一时的酒井忠胜，等等。
且说这位井伊直弼大老，出自德川氏谱代的彦根藩，前藩主、兄长井伊直亮去世后继承了藩主之位——井伊直亮也曾经担任过幕府大老。黑船来航的时候，井伊直弼是少数开国派之一，等他当上大老之位，立刻就和尊攘派发生了严重冲突。
攘夷派的首脑乃是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正好家定将军体弱多病，看着随时都可能咽气，又没有子嗣，德川齐昭就联合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土佐藩主山内丰信、宇和岛藩主伊达宗城等人，企图靠着把一桥家的德川庆喜推上将军宝座而掌握幕政——这些人就被称为“一桥派”。对于德川齐昭的这种图谋，井伊直弼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他针锋相对地推举血统更近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就这样，幕府一分为二，表面上是因为将军继嗣问题产生了分歧，实际上是开国与尊攘两种思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或许井伊直弼是为了提升幕府威信，也为了贯彻自己的理念，他不等朝廷“敕许”就匆忙地和美国人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不仅如此，同一年还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缔结了内容相近的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他的这一举动更加触怒了尊攘派，两派的冲突已如箭在弦上，“安政大狱”就此爆发。
且说德川家定将军于安政五年（1858年）七月去世，井伊直弼立刻派遣使者前往京都，请求朝廷“宣下”，任命德川庆福为新的将军。然而孝明天皇因为不满幕府签订开国的条约，迟迟不肯颁发正式诏命，“一桥派”趁虚而入，萨摩、水户等藩驻在京都的藩士，如梅田云滨、赖三树三郎、西乡吉之助（隆盛）等人大搞串联，并且游说朝廷公卿，想要让朝廷下诏罢免井伊直弼，任命德川庆喜为幕府将军，德川齐昭为副将军。
为了说明自己签订条约的理由和苦衷，也为了催促朝廷尽快“宣下”，井伊直弼委派老中间部诠盛前往游说，又派亲信长野主膳去京都监视尊攘派的动向。到了八月十日，尊攘派请到了朝廷谴责井伊大老的“敕掟”，并将此公文交给主子德川齐昭。齐昭皇命在手，变得更加不可一世，想要集合各地雄藩一起对幕府施压。虽说从黑船首次来航的时候起朝廷就开始插手政治，但越过幕府直接向诸侯下令，这还是第一次，朝廷的这种举动使得尊攘派士气高昂，而尊王倒幕的思想也开始甚嚣尘上。
井伊直弼得知此事后，要求德川齐昭交出天皇“敕掟”，并且惩处为了获得此公文而在京都大搞游说串联的各藩志士。此举激怒了尊攘派，水户藩士一千多人，尾张藩士近两千人浩浩荡荡前往江户城请命，另有二百多人增援京都，倒幕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井伊直弼决定痛下狠手，严惩这批尊攘派。当年九月，在长野主膳、酒井忠义等幕臣的策划下，幕府全面反攻，兴起大狱。朝廷方面，支持尊攘派的尊融亲王被勒令永年蛰居（终身闭门反省），包括前关白鹰司政通在内的十六名公卿也先后遭到惩处。大名方面，德川齐昭永年蛰居，德川庆喜被勒令隐居，山内丰信、德川庆笃（现水户藩主，齐昭的继承人）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幕臣方面遭到处置的则有“一桥派”的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人。
受到最严重惩罚的还是各藩尊攘志士，安岛带刀、鹈饲吉左卫门、赖三树三郎、桥本左内等人均被判以死罪，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其余受牵连者不计其数。至于那位精神领袖吉田松阴，据说他曾策划过刺杀老中间部诠盛的阴谋，所以也遭逮捕，于安政六年（1859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小塚原被处斩。松阴临终前作诗道：“吾今为国死，死不负君亲。悠悠天地事，鉴照在明神！”
当然，也有很多志士东躲西藏，暂时逃过了大难，其中就包括萨摩藩的西乡吉之助。据说吉之助慨叹国家多难，壮志难酬，和京都清水寺成就院的住持月照相约跳海自杀，幸运的是，月照就此葬身洪涛，吉之助却奇迹般地被救了上来。
这一年，被杀的吉田松阴和获救的西乡吉之助都是三十岁，死者已矣，生者却还有很漫长而坎坷的道路要走。
●樱田门外之变
在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冷血屠杀下，反对派被镇压了下去，尊攘志士们暂时蛰伏，而德川庆福得以继任为幕府将军，并且改名为德川家茂。然而井伊大老并高兴不了多久，很快他就变成了尊攘派的刀下之鬼。
且说在安政大狱兴起以前，水户藩很多激进的尊攘志士就齐集江户，大狱兴起后，井伊直弼向水户藩施压，要求召回这些过激分子。其中部分志士被迫归藩，部分人则干脆脱藩，在江户城中潜伏了下来，打算寻找时机为主家复仇。
次年为安政六年（1860年，后改为万延元年），三月三日上午九时，井伊直弼离开自己在外樱田地区的官邸，前往江户城中办公。据说行前就有人警告说，近来城中发现很多前水户藩士，行动诡秘，恐怕将不利于大老，请求增加警卫力量。然而井伊直弼却回答道：“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如果真有刺客想要杀死我，他们可以寻找各种机会，加强警卫是没有用的。况且对于出行的队列，幕府有着严格规定，身为大老，我怎能率先破坏制度呢？”
大老的随从和警护人员一共六十人，簇拥着乘轿的井伊直弼通过江户市街，此事天降大雪，寒风卷着雪花扑向行进队列——因为寒冷，街面上行人很少。在经过外樱田门前的杵筑藩藩邸之时，刺客们突然出现了。
刺客的首脑乃是水户藩的激进尊攘派金子孙二郎，他聚集了包括水户脱藩志士高桥多一郎、关铁之助，以及萨摩脱藩志士有村次左卫门等共十八人，早就埋伏在外樱田门外。当井伊大老的轿子到来之时，刺客们披风冒雪，一拥而上。轿中的井伊直弼匆忙掏出短枪，射倒了志士森五六郎，但随即就被五、六柄长刀刺中，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就咽了气。
这就是著名的“樱田门外之变”。
井伊大老的被刺，对于日本社会的转型起到了非常深刻的作用。一方面，气焰大降的幕府在安抚彦根藩士的同时，也处罚了被视为井伊派的纪州藩家老水野忠央，并且解除了对德川庆恕、德川庆笃、德川庆喜、松平庆永、山内丰信等人的处分，实际上是在血的教训下被迫向雄藩们低下了“尊贵”的头颅。
然而在幕府作出让步的同时，各地雄藩也因为“安政大狱”而收敛了原本的狂妄姿态，转而向幕府靠拢。在井伊直弼之后掌握幕权的老中安藤信正改变了井伊大老的铁血手段，一方面停止对“一桥派”藩主们的迫害，一方面恭顺地对待朝廷，想要利用朝廷的权威来巩固幕府的统治。安藤老中提出迎娶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为家茂将军的正室夫人，从此公家和武家联起手来应对乱局——这一举措被称为“公武合体”，受到了尊攘派各藩藩主和重臣们的一致赞同。
雄藩的上层就这样被幕府拉拢过去了，然而已经在各藩内崛起的中下级武士却对此大感不满，尤其是吉田松阴的弟子们，他们秉承被害恩师的思想，认定尊王则必须倒幕，绝不能向幕府妥协，绝不能再让幕府延续其腐朽的统治。上层尊攘派和下层尊攘派就此分裂为两个阵营。在这种态势下，文久二年（1862年），安藤老中在江户坂下门外遭到水户藩志士的袭击，虽然侥幸逃得了性命，却很快就被赶下了台。
水户藩尊攘先锋的地位自“坂下门外之变”后就逐渐丧失了，在藩主德川庆笃等人的着力压制下，逐渐地水户藩站到了幕府一边，反而成为“尊王佐幕”的急先锋，而代替水户藩举起尊攘派大旗，决定以武力推翻幕府的，则是西国的长州毛利藩和萨摩岛津藩。
顺便一提，以刺杀井伊大老为开端，各地大批尊攘志士脱藩，混入京都和江户城中，对他们所看不惯的大人物们挥舞刀剑，认为这才是救国之道。一时间，血雨腥风洒满了这两座名都，到处都是口呼“天诛”的志士，这些人被称为“人斩”。文久二年（1862年），土佐藩大思想家吉田东洋被本藩的那须信吾等人所杀；同年，佐幕派官僚岛田左近被萨摩藩志士田中新兵卫所杀；元治元年（1864年），主张公武合体和开国论的大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被熊本藩志士河上彦斋所杀……
为了扭转日益恶化的治安，恢复京都的秩序，幕府招募了大批浪人，组建起一支名为“浪士队”的准警察部队。其后“浪士队”改名“新征组”，被调往江户，很多成员不愿意离开京都而滞留了下来，为了避免这些浪人成为更大的祸害，京都守护职、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把其中部分人招募到麾下，组成了“新选组”。
新选组的中坚分子，乃是以近藤勇为首的来自于武藏国多摩郡乡下的一批下级武士，这个组织以行动迅速，下手狠辣而享誉一时。但在恢复京都治安的同时，新选组逐渐成为佐幕派的一枚棋子，成为屠杀尊攘志士的刽子手，成为逆潮流而行的反动者，这实在是相当可悲的事情。
●无谋攘夷
文久二年（1862年）元月，老中安藤信正在坂下门外遭到袭击。二月，德川家茂将军和御妹和宫正式举办婚礼。四月初，萨摩藩隐居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弟，现任藩主忠义之父）率领藩兵进京，请求朝廷下旨敦促幕府，改革政治制度，并且明令攘夷。
四月三日，萨摩藩的激进尊攘派有马新七、田中谦助等人想要趁此时机举兵倒幕，他们在京都旅馆寺田屋集结，计划首先杀死关白九条尚忠和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此事为岛津久光得知，就派遣奈良原喜八郎等九人前往弹压，双方发生冲突，结果有马新七等六人当场死亡，另有两人翌日即被勒令自杀——是为“寺田屋骚动”。
这一事件恰好说明了公武合体派和倒幕派之间的分歧已经无可磨合，虽然同样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两派根本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其后岛津久光与朝廷敕使先后前往江户，幕府被迫对其强横态度作出妥协，于当年七月任命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德川庆喜担任将军的后见，同时放宽参觐交待制度。幕府还答应，家茂将军将于次年也即文久三年（1863年）上洛觐见天皇，正式宣布攘夷。八月，岛津久光从江户回藩途中，路经横滨附近的生麦村，其家臣以四名英国人冲撞了久光的坐骑为理由，拔刀相向，当场砍死一人，砍伤两人——是为无谋攘夷的重要代表：“生麦事件”。
家茂将军是次年三月上洛的，当年四月，确定了攘夷期限为五月十日。这种攘夷，事实上就是把外国人全部赶出日本，恢复幕府旧有的锁国体制，它是根本悖离时代发展潮流的，因此也必然引发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且说攘夷之诏一下，幕府权威徒然提高，各地尊攘志士无不欢欣鼓舞。首先动手攘夷的是长州藩，长州军利用海岸炮台封锁了关门海峡，随即向企图通过此处的美、法、荷兰等国商船和军舰开炮。六月一日，美、法两国舰队发动全面反击，长州军损失惨重。
其次和西方列强全面交火的是萨摩藩。因为岛津久光拒绝严惩“生麦事件”的凶手并向英方支付高额赔偿，英国舰队就于文久三年（1863年）七月砲击鹿儿岛。担任萨摩藩前线指挥的乃是久光的宠臣大久保利通，他本以为经过多年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苦心经营的沿岸炮台可以抵挡住英军的进攻，谁料激战过后，伤亡惨重，藩城鹿儿岛遭到严重破坏。这场“萨英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大久保利通等萨摩藩尊攘志士，他们原本狂热的头脑逐渐冷静了下来，思想逐渐从锁国向开国转化。
最终大久保利通从幕府借得巨款赔偿英国，双方取得了和解，同时萨摩藩开始加强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合作，加速了开国的步伐。
无谋攘夷终于产生了恶果，不过仍有相当一大批激进尊攘派看不清形势，仍然执着锁国的理念，认为都是幕府指挥不力才导致了对外夷战争的失败，于是以长州的真木和泉等人为首，开始策划让天皇“攘夷亲征”。所谓的“攘夷亲征”，实际上是彻底推翻天皇朝廷委任幕府处理政务的旧体制，要将大权收归朝廷，对于凝聚全国力量，推翻腐朽的幕府统治来说，这本是非常具有进步性的举动，然而就其攘夷初衷来说，其实也相当的无谋而可笑。
佐幕势力当然不可能看不清真木和泉等人的真实用意，于是以萨摩、会津两藩为首，也开始计划将尊攘派的势力彻底从京都清除出去，完成他们所谓“公武合体”的调和主义理想。八月十八日凌晨，支持公武合体的中川宫亲王、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会津藩主）等人指挥萨摩和会津的藩兵控制了皇宫，随即下诏剥夺了数名尊攘派公卿的职务。三条实美、三条西季知、东久世通禧等七名公卿被迫逃出京都，往依长州等藩——史称“七卿落难”。
这就是“文久政变”，又称“八月十八日的政变”。
激进尊攘派当然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陆续在各地起事以反抗幕府的统治，想要杀回京都。其实早在“八月十八日的政变”以前，公卿中山忠光就组建的“天诛组”，在大和举兵，政变爆发后，筑前藩士平野国臣又占领了但马国生野代官官署。这些起义陆续都被幕府指挥各藩围剿，血腥地镇压了下去。
而激进尊攘派中最大的集团长州藩则正策划着更为危险的举动，他们打算从内部扰乱进而占领京都，挟制天皇，让天皇下诏讨伐江户幕府——这一行动被称为“夺玉”，“玉”指的就是当时在位的孝明天皇。
次年是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负责京都治安的新选组逮捕了一名化装成武具商的尊攘志士古高俊太郎，俊太郎受刑不过，供出当晚将有长州、土佐、肥后等脱藩志士二十余人聚集在京都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开会，打算在京都纵火，然后趁乱攻入皇宫，夺取天皇。于是新选组在通报了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以后，快速展开行动，乘夜奇袭了池田屋，包括宫部鼎藏、吉田稔麿在内的七名志士被当场斩杀，其余数人被逮捕——桂小五郎倒是侥幸逃得一命，被迫化装成乞丐逃出京都。
“池田屋事变”，可以说是日本维新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长州藩从此作为倒幕的急先锋稳稳站在历史的舞台上。
新选组悲歌
“新选组”也写作“新撰组”，是在文久三年（1863年）四月正式成立的。
且说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在前一年（1862年）的闰八月就任京都守护职，负责京都的治安，为了增强警备力量，他经过幕府的同意，授命鹈殿长锐、清川八郎、佐佐木只三郎等人招募浪人，组建了“浪士队”。但因为浪士队内部品流复杂，大量攘夷志士也蜂拥而入，使得容保等人害怕这支队伍无法维持京都治安，反而变成动乱之源，于是在文久三年（1863年）年初将其取缔，主力调往江户，编成“新征组”。
浪士队被取缔后，队员芹泽鸭、近藤勇等人前往求见松平容保，陈述了自己对幕府的赤胆忠心，容保深受感动，就允许二人创建新选组。新选组设立之初由三驾马车共同指挥，也即上面提到过的芹泽鸭和近藤勇，还有一位新见锦。然而到了当年的九月，内部纷争暴起，首先是新见锦被勒令自杀，随即芹泽鸭在与情人幽会岛原料亭的时候，被近藤一党的土方岁三、山南敬助、冲田总司等人刺杀。
从此近藤勇成为新选组的唯一首脑——局长，实际主导队务的则是副长，人称“智囊”的土方岁三。近藤勇出自武藏多摩地区，本是小剑术流派“天然理心流”第三代近藤周作的养子，后来继承为第四代传人，新选组内很多成员也都是他的同门。
当初德川家康建都江户时，为防一旦有变，可以使后代将军安全撤至甲府，因此采纳了大久保长安的建议，在多摩八王子地方布下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由原住民五百人，加上武田遗臣五百人组成，称为“八王子千人队”。传说新选组中坚力量大多是八王子千人队的后裔，因此对德川幕府秉持着强烈的忠义之心——六番组长井上源三郎已被证实确为这种身份。
新选组创建以后，即在京都各町巡逻，一开始的目的是捕拿妄图闹事的宵小，但因为很多尊攘志士都想在京都掀起纷乱，以便混水摸鱼地夺“玉”，所以很快的，新选组就成为了尊攘派的死敌。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发生了“池田屋之变”，新选组随之名声大噪。
新选组对内管理严格，法度森严，对外则行动迅速，血腥无情，在他们的管理下，京都治安略有好转。然而随着德川幕府的垮台，新选组也日趋走向没落。在倒幕维新的戊辰战争中的每一仗，几乎都可以看到新选组成员的身影：先是伏见·鸟羽之战，江户无血开城后还有上野之战、会津之战和最后的箱馆之战。最终在新政府军攻打五稜郭的时候，人称“鬼副长”的土方岁三中弹身亡，标志着新选组的彻底覆灭。
除土方岁三外，新选组的其他重要成员的下场是：近藤勇曾在关东地区组建甲阳镇抚队与新政府军对抗，战败后被处以斩刑；一番队长、剑术高手冲田总司在戊辰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因肺结核而死；参谋伊东甲子太郎和五番队长武田观柳斋等人在内部斗争中被整肃；总长山南敬助和八番队长藤堂平助等人脱队后遭到斩杀或被勒令切腹。
只有二番队长永仓新八和三番队长斋藤一侥幸活了下来。永仓新八在戊辰战争前就脱队而去，自组“靖兵队”与新政府军对战，会津战争后被赦免，恢复了松前藩籍。斋藤一曾在会津城下代替土方岁三指挥战斗，兵败后遭到流放，战争结束后，他改名藤田五郎，进入警视局，退役后就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工，直到病殁。
●禁门之变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五日爆发的“池田屋事变”，使得长州激进尊攘派的活动从地下转入地上，毛利家三名尊攘派的家老——益田右卫门介、福原越后和国司信浓——在中下级武士的煽动下，决定指挥兵马进京，对“八月十八日的政变”提出申诉。这种轻率的举动受到了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稳健派的反对，然而他们的努力劝说最终化成了泡影，长州军还是出动了，将领除三家老外，还包括“游击队”队长来岛又兵卫，以及被迫从征的久坂玄瑞等人。
长州藩最初的藩论是倾向于锁国佐幕的，就在“樱田门外之变”前后，长州藩内制定了三条基本纲领，那就是：一，尊王；二，佐幕；三，恪守藩祖（毛利辉元）以来的忠义之心。然而重臣长井雅乐却跳出来大唱反调，向藩主毛利敬亲提出了《航海远略策》，指出毁约攘夷是没有好结果的，只有公武一心，开国进取，才能挽救艰危的时局。长井思想的基调，对内是公武合体，对外是开国，在得到毛利敬亲的首肯后，他前往江户说服了老中安藤信正和久世广周，又进京说服了天皇和许多公卿，为把公武两家拉上同一辆战车而费尽了心机。
然而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论”却遭到长州藩内尊攘派的激烈反对，以松阴门下弟子桂小五郎和久坂玄瑞等人为首，纷纷提出必须“先攘夷，后开国”，想在不先解决内部矛盾、改革政治以前就向西方列强敞开大门，根本就是开门揖盗。曾经支持过吉田松阴的重臣周布政之助也站在小五郎等人一边，于是众人齐心协力把长井雅乐赶下了台。
长井雅乐在文久三年（1863年）二月切腹自杀，从此长州藩论全面转向尊王攘夷，并最终发动兵马上洛，酿成了血腥的“禁门之变”。
且说长州军总计三千人，分海陆两道杀往大坂，随即以伏见的长州藩邸为据点，大举向京都进发。当时守卫京都的是包括萨摩、会津在内的共三十个藩的部队，就兵力来说，长州军完全落在下风。然而被热血冲昏了头脑的长州激进尊攘派却根本看不清形势，在他们想来，只要通过公卿上奏天皇，说明自己的尊攘大义，则天皇自然会站到自己一边，到了那个时候，萨摩、会津等藩的武士，难道还敢违逆天皇的旨意吗？
然而事实上当时的孝明天皇并无从幕府手中收归权力的野心，同时因为去年几场失败的攘夷战争，也已经很明确地表过态：“征服丑夷乃国家之大典……无谋之攘夷实不为朕之所望……”所以天皇是根本不会主动走出皇宫，接纳长州志士们的所谓忠心的。
皇宫四周布列着各藩军队，而长州军则分扎在嵯峨天龙寺、山崎天王山和伏见三处，与各藩遥遥相对。六月二十七日，松平容保命令各藩部队加强皇宫各门的警备，勿使长州一人一骑进入。七月三日，他又写信给福原越后，要求长州军尽快撤出京都附近地区，否则后果自负。
长州军不甘心就此退出洛中，可是面对数倍于己的兵力，也不敢贸然发动攻击。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形势对幕府方越来越有利，七月十八日夜晚，松平容保终于请到了幕府讨伐长州的敕命，随即带病出阵，指挥各藩军队向长州军发起猛攻。
长州军得到消息后，骑虎难下，被迫分道杀向皇宫，激烈的战斗就这样打响了。山崎方面屯扎着长州军的主力，主要将领有久坂玄瑞、益田右卫门介、真木和泉等人，首先遭到诸藩联军的进攻，被迫向后退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同时扭转战场形势，另外两路长州军大踏步地向皇宫挺进，先锋来岛又兵卫亲率两百名部下直冲向蛤御门。
当时守备蛤御门的乃是八百名会津藩兵，看到长州军汹涌杀来，匆忙奋起迎战，双方就此在御门前展开了激斗。作为天龙寺方面主将的国司信浓紧跟在来岛又兵卫之后加入战团，高呼“杀败会奸，冲进皇宫去求见天皇陛下”等口号拼死奋战，会津军力不能敌，节节败退，眼看御门就要被长州军攻破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驻扎在附近、守护乾御门的萨摩岛津军却开始行动了。岛津方主将正是前几年投海不死的西乡吉之助隆盛，在他的指挥下，两百余名萨摩藩兵救援蛤御门，突然出现在长州军的背后。遭到前后夹击的长州军瞬间崩溃，素有“鬼来岛”之称的勇士来岛又兵卫身中铳弹，自度不得幸免，于是含恨切腹而死。
就这样，长州军最后一线转败为胜的希望就此破灭，三路军队陆续都被击溃。久坂玄瑞被迫闯入公卿鹰司邸，想要负隅顽抗，结果被萨摩、会津、桑名等藩兵团团围住。恶战一场后，玄瑞和好友寺岛忠三郎一起含泪对刺而死。
最后毙命的长州军大将是真木和泉，他依靠天王山地势之险，一直固守到八月二十一日，掩护三位家老顺利撤退，然后也被迫自尽了。这就是著名的“蛤御门之变”，也称“禁门之变”，长州藩第一次明确地打出尊王倒幕的旗帜，但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终以全面溃败而告终。据说经此一战，长州藩尊攘志士战死达三百余人，藩中舆论为之大变。
●功山寺起义
“禁门之变”爆发后，幕府传令各地诸侯，以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为总督，越前藩主松平茂昭为副将，联军讨伐长州。然而此时幕府权威已堕，诸侯各抱观望之心，都不肯使出全力，担任讨伐军总参谋的萨摩重臣西乡吉之助遂提出一计，要“以长州人来处置长州人”——这一计划取得了完美的成功。
且说讨伐军是元治元年（1864年）八月二日出动的，然而还没等走到长州，八月五日，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驶入关门海峡，对长州重镇下关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这是对去年长州藩攻击美、法等国船只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于是藩内保守派椋梨藤太等人趁机向毛利敬亲提出，只有排斥尊攘派，并且立刻向幕府谢罪，“纯一恭顺”，才能挽救毛利家濒临灭亡的命运。
在这些保守派，也被称为“俗论派”的打击下，周布政之助被迫自杀，激进攘夷派的代表井上闻多（馨）遭到保守的“选锋队”的袭击，伤重而遁。于是毛利敬亲勒令益田右卫门介、国司信浓、福原越后三家老自尽，同时破弃重镇山口城，交出落难的五位公卿（七卿或死或走，留在长州的还有五个），亲笔写信向幕府谢罪，用这些屈辱的条件劝退了讨伐军。
这就是第一次“征长之战”，在西乡吉之助的谋划下，长州藩不战而败，藩内尊攘势力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就该轮到狂飙突进的高杉晋作出场了。
与绝大多数尊攘志士不同，高杉晋作出身于一个中上级武士家庭。因为高杉氏的家纹为“丸之四割菱”，所以有传说出自甲斐武田氏，先祖是战国时代的备后国高杉城主武田小四郎春时。晋作的父亲高杉小忠太领二百石俸禄，就其在长州藩内的身份来说，可比德川幕府的旗本。晋作初名和介，自小聪颖，在藩校“明伦馆”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毛利敬亲、定广父子的称赞。
当时在“明伦馆”中还有一个高材生，同时也是高杉晋作的好友，那就是久坂玄瑞，经过玄瑞的介绍，晋作与其同时投拜在吉田松阴门下——照理说，松下村塾所招收的大多是中下级武士学生，晋作本来是不可能想到要去那样一个乡下学校进修的。
在村下村塾的日子里，高杉晋作受到吉田松阴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还四处游历，先后向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求教，思想倾向逐渐转变为尊王攘夷。而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良好，遂被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文久元年（1861年），晋作被选为世嗣毛利定广的小姓役，也就是青年侍卫官，随即他获得许可，乘坐木船“千岁丸”渡海前往上海考察和学习。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东南半壁，西方列强协助清政府镇压这次运动，从而更进一步地把中国半殖民地化，上海是全中国苦难的最鲜明的缩影。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晋作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化，一方面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深知日本若不革新自强，结果必将比清朝更惨，另方面，他的对外倾向也逐渐转向开国。
回藩后，高杉晋作提出“大割据”策略，想要以长州藩为基地率先进行改革，从而逐渐向外影响整个日本。在他的建议下，毛利敬亲答应组建一支“奇兵队”，和旧有的藩兵不同，这支部队不论出身，其中既有武士，也有很多商人、城市平民和农民的子弟。高杉晋作成为“奇兵队”的总督，自号东行，毛利敬亲则名其为东一（东邦第一人）和谷潜藏（深谷潜龙）。
受到“奇兵队”的影响，长州藩内各种半军事性组织逐一被建立了起来，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来岛右兵卫的“游击队”，以及伊藤俊辅（博文）的“力士队”、吉富藤兵卫的“鸣城队”、品川弥次郎的“御楯队”，还有“荻野队”、“膺惩队”、“第二奇兵队”，等等。其中就人数和军事实力来说，当然以“奇兵队”为其翘楚，落难长州的公卿三条实美就曾经欣然为“奇兵队”题词道：“忠义填骨髓”。
对于长州藩兵上洛申诉的鲁莽行动，高杉晋作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甚至不惜脱藩下狱，而他的好友久坂玄瑞虽然也表示反对，但态度不够坚决，最终被胁裹前往，血洒鹰司藩邸。消息传来，晋作悲恸不已，为了抵挡幕府军的攻击，挽救长州藩的危亡，他提出“武力恭顺”的主张，也即阳奉阴违，表面上向幕府低头，实际却秣兵厉马，寻机再举。
然而“武力恭顺”被“纯一恭顺”压倒，俗论派趁机上了台，开始残酷地镇压尊攘志士，晋作也被迫亡命北九州。元治元年（1864年）十二月，幕府军还没有退尽，他就悄悄地潜回了长州，前往下关去会见“松下村塾”的同学山县狂介，商讨起义计划。
山县狂介本名小辅，吉田松阴评价他“志向高远，可称一个‘狂’字”，因此赐名狂介——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狂介本为“奇兵队”的军监，后来代替高杉晋作担任总督，当晋作前来和他商量“必须打倒俗论派，掌握藩政，否则就无法挽救长州，更无法挽救整个日本国”的时候，此人大违其“狂”名，在赤根武人等谨慎派的挟制下，竟然犹豫不决，不肯协同起义。晋作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说：“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必定会完成起义大事！”
虽然没能拉动“奇兵队”的老部下，但高杉晋作通过不懈努力，却终于说服了“力士队”队长伊藤俊辅（博文）、“游击队”新队长高桥熊太等六十余人（一说为八十人）。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冒雪在下关功山寺起义，随即袭击并攻占了附近的新地会所。
藩兵三千人前往镇压起义，高杉晋作身穿祖先传留下来的绀丝威铠甲，头戴乌帽子形兜，沉着应战。闻听起义的消息，尊攘派各队纷纷前来会合，就连山县狂介也坐不住了，率领“奇兵队”加入战斗，于是藩兵不敌败退。随即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晋作及其所领导的所谓“正义派”即横扫整个长州，清除俗论派，重新夺回了政权。
●龙马奔腾
“功山寺起义”的第二年是庆应元年（1865年），五月，一个名叫“龟山社中”的商会悄然建立了。日本的这场近代变革，产生了所谓的“维新三杰”，而在此之前，还有“前三杰”声名更为煊赫，那就是高杉晋作、幕臣胜海舟，以及“龟山社中”的创办人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本名直柔，出身非常低微，他的祖父直益本是酒店“才谷屋”的少东家，后来过继到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才始取得“乡士”的资格。龙马曾经抱持着攘夷思想，脱藩前往江户，打算刺杀开国派的幕臣胜麟太郎义邦（海舟），但结果反被胜海舟说服，成为开国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坂本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随后他就在长崎龟山创立了“龟山社中”，后来又名“海援队”。“龟山社中”不仅仅是商务贸易组织，它还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利用这个组织，龙马把大量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尊王倒幕运动中去。
坂本龙马并不赞成武力倒幕，他认为只有各地雄藩联合起来，才能逼迫幕府自动地“大政奉还”，也即把权力返还给天皇朝廷，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龙马决定首先要让尊攘派的两个最大基地——长州和萨摩——携起手来。
萨摩藩本是尊攘派的重要基地，但公武合体的色彩更为浓厚，当坂本龙马和好友中冈慎太郎来到萨藩的时候，掌握藩中实权的就是第一次长州征伐战的总参谋西乡吉之助（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他们两人和长州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后来被并称为“维新三杰”。
萨摩藩前此所以会协助幕府与长州军交战，本是为了掌握京都的实权，完成藩主岛津久光公武合体和“雄藩公议”的政治理想。可是幕府在战败长州以后却卸磨杀驴，加速恢复幕权，同时故意搅黄明令召开的雄藩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开始倾向于武力倒幕。
于是，经过龙马和慎太郎的反复劝说，西乡隆盛终于答应和长州联起手来，伺机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接着，两人又来到长州游说，虽说长州人恨透了“会奸”、“萨贼”，但眼界开阔的桂小五郎和高杉晋作还是力排众议，决定争取萨摩这个强有力的外援。
且说那位中冈慎太郎，乃是著名的“陆援队”的开创者。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龟山社中”，但龙马之把“龟山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象商团，龙马更象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慎太郎的主要目的才是维新”的论调简直是屁话，但中冈慎太郎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并不弱于坂本龙马。
二十三岁的时候，中冈慎太郎加入了武市瑞山（半平太）为首的土佐勤王党。庆应元年（1865年），是他首先建议发起萨长联盟运动，并在龙马的帮助下获得完全成功的，同年，他还完成名著《时势论》，鼓吹改革的中心在一个“战”字。
先说说坂本龙马的结局，庆应三年（1867年），他和后藤象二郎一起完成了“船中八策”，主张幕府将军奉还大政，把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船中八策”中的许多条文，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
龙马短暂的一生，为日本的振兴耗尽了心力，但他最终没能看到黎明的曙光。“船中八策”完成后的当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京都近江屋遭到一名自称大和十津川乡士的刺客的突袭，眉心中刀，当即死亡，同时一起殒难的，还有他生死与共的挚友中冈慎太郎。那名刺客，据传是“新选组”前身“浪士队”的首领之一佐佐木只三郎——但细察情势，当时许多人都有杀害龙马的动机，他究竟死于谁手，也许永远都会是一个谜吧。
龙马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他死后大名传播天下，甚至蜚声海外，并且深受各阶层的爱戴——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因此，龙马的名声远在“维新三杰”、甚至高杉晋作和胜海舟等人之上，不能不说是个异数。
●奇才大村益次郎
在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反复奔走游说下，庆应二年（1866年）正月，长州重臣桂小五郎再次秘密潜入京都，在萨摩藩邸和西乡隆盛会面，签署了共同进退的同盟协议。幕府对此秘密同盟懵然无知，他们只看到了高杉晋作的“功山寺起义”，看到长州藩的割据倾向，于是决定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
幕府首先向长州藩发去了诘问书，要求藩主毛利敬亲、定广父子退隐，并且将领地削减为十万石，移往他处，如此则可保证毛利氏的家名不被灭亡。如此苛刻的条件，就算掌握藩政的依然是俗论派，也是很难答应的。幕府正要他们不答应，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诸藩联兵讨伐，从而一举灭亡毛利氏，解决长州问题。
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竭力阻挠幕府征伐长州，前者甚至亲自领兵进入京都，号召召集有力藩主开会，共商长州问题。然而江户幕府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茂将军还是拼凑起了各藩联军十五万之众，分从山阴、山阳、濑户内海和北九州四个方向合围长藩。幕府先锋总大将是德川茂承，家茂将军还亲自离开江户，坐镇大坂城指挥战斗。
消息传来，长州藩内大为震动，桂小五郎、高杉晋作急忙召集群臣商议。根据所得到的情报，幕府方三万陆军从山阴方向走石州口，五万陆军从山阳方向走艺州口，两万水陆联军从长门南方登陆走大岛口，另外主力五万以北九州的小仓城为基地走九州口，目标直指长州重镇下关和主城萩城。对比幕府的十五万大军，长州可战之兵不过区区四千人而已。
四千对十五万，这场仗真的很难打，然而军师大村益次郎却胸有成竹，辅助高杉晋作拿出了超级狂妄的分兵四战的策略，也就是把四千人分为四队，各堵一路幕府军，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希望能够在短期内就战而胜之。
这位大村益次郎本名村田藏六，是长藩周防国吉敷郡铸钱司村一个名叫村田孝益的汉方医（中医）的长男。十九岁的时候，藏六拜藩内著名兰方医（西医）梅田幽斋为师，后来又进入大坂绪方洪庵的适塾深造。
绪方洪庵可称是当时日本第一流的兰学家和兰方医，而身兼东西方医学之长的村田藏六因为学习成绩优异，也很快就成为了适塾的“塾头”（班长）。嘉永六年（1853年），三十岁的藏六受老师绪方洪庵的推荐，出仕宇和岛藩藩主伊达宗城，帮忙在宇和岛藩内讲解兰学，并翻译西方军事书籍。
治病的医生第一次接触到杀人的学问，却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进步神速。很快，幕府开设了蕃书调所和讲武所，特意聘请村田藏六前往担任教授。等到了万延元年（1860年），桂小五郎因事前往江户，亲眼观看了村田藏六执刀进行人体解剖，心想如此人才，怎么竟然流落外藩呢？于是经小五郎反复劝说，藏六答应辞去宇和岛和幕府的优厚待遇，回归长州藩，担任“博习堂”的兰学教授。长州藩主毛利敬亲颇为器重他，让他继承了名门大村氏的苗字，改名为大村益次郎。
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大村益次郎就表面上看来还不过一个翩翩文士而已，虽然对于东西方的各门学问都很精通，但从未领兵打过仗，说不上有经天纬地之才。只有桂小五郎认为益次郎才堪大用，等到正义派夺回藩政以后，他就委派大村益次郎进行藩内的军事改革。
大村益次郎的所作所为，着实让所有人全都大吃一惊。首先，他彻底抛弃了刀枪弓箭，拿出藩库中的多年积蓄购买了很多最新式的西洋枪炮，然后竟连士兵的服装也全都改了，废弃传统盔甲，一律改成黑色的便于活动的西洋式军服。上述两条还只是表面上的变革，在更深的层次上，益次郎废除了长州藩八家重臣世袭藩主马廻众的制度，打破传统的将、兵界限，全面引进西洋军制。
可以说，高杉晋作创建“奇兵队”，首次打破旧有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而大村益次郎的军事改革则使中下层民众得以成为将领，一扫长州藩内的封建势力，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正因如此，当幕府十五万大军汹涌攻来的时候，大村益次郎临危不乱，分析说：“各藩联军配合度差，士气低落，将领们多怀攘夷之心，不愿攻打长州，而士兵们人人思家，不肯长年在外作战。我以整编过的新式军队相迎，可以轻松取得胜利。敌人虽多，却不足惧！”
长州重臣会议决定，以高杉晋作担任海军总督兼九州口参谋，前往迎战坐镇九州小仓城的幕府军大将小笠原长行，大村益次郎则担任石州口参谋，迎战石见国津和野方向的敌人，其余两路也各遣将相迎。
就这样，第二次“征长战争”，也称“四境战争”正式爆发了。
●四境战争
庆应二年（1866年）六月七日，幕府方的“富士山丸”等四艘新式战舰驶入关门海峡，配合陆军进攻大岛炮台——大岛口之战打响了。高杉晋作闻报，急忙乘坐战舰“丙寅丸”前往救援。
这艘“丙寅丸”战舰是两个月前才刚从英国人手中购买而来的。本来自从第一次“征长战争”以后，幕府就禁止长州藩再进口武器，于是高杉晋作通过坂本龙马的“龟山社中”，以萨摩藩的名义，花费了三万多两的巨资购得此舰。龙马同时还为长藩运来了最新式的米尼埃铳四千三百支、格拜尔铳三千支，总花费高达九万二千两。
且说高杉晋作乘坐“丙寅丸”来到前线，看到幕府方的战船防备松懈，就趁夜前往突袭。“丙寅丸”撞入停泊在海岸边的幕府舰队中，两侧炮门全开，拼命轰击。幕府军猝不及防，乱成一团，结果在互相射击中伤亡惨重，被迫退回九州。
高杉晋作乘胜追击，通过九州口直取小仓城。他首先用海军吸引幕府方战舰和海岸炮台的火力，然后派山县狂介率军登陆，彻底破坏了小仓城附近的炮台。这是六月十一日之事，七月三日，长州军发起第二次登陆作战，突破了住吉原和大里的幕府方防御阵地，幕府大军在千余长州军的攻击下竟然节节败退，被迫退守小仓城。长州军随即凯旋回归下关，彻底解除了来自西、南两个方向的威胁。
再说前此的六月十三日，艺州口方面的长州军以“游击队”为主力，主动越过藩境杀入安艺国，随即遭到幕府方先锋大将德川茂承的反击，后退到小濑川西岸，隔河对峙。虽然兵力对比悬殊，但幕府军士气低落，暂时还不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在此前后，大村益次郎率领“南园队”、“精兵队”和长州支藩清末藩的部分兵马，一共七百余人，开到了石州口。虽然麾下士兵大都身着全新的西式军服，扛着洋枪，作为总指挥的益次郎却仍作文士打扮，身披浴衣（和式常服），戴着斗笠，腰挂短刀。从当时遗留下来的照片来看，这位总指挥相貌丑陋，面色惨白——据说是晕船所致。
面对新式装备的长州军，紧邻长藩的津和野龟井藩不敢抵抗，六月十七日，他们秘密送出降书，允许大村益次郎所部安全通过领内。随即益次郎就进攻幕府亲藩石见滨田藩，当时滨田藩领内驻扎的除本藩藩兵外，还包括前来会合的备后福山、纪州等藩藩兵，总兵力为五千人，总大将是幕府所派遣的军监三枝刑部。
六月十六日夜晚，大村益次郎改扮成农民模样，孤身一人进入诸藩兵马驻扎的益田町，详细调查了敌军兵力配属情况。大概因为他相貌丑陋，毫无威势，装农民实在装得太象，所以竟然丝毫也没有被敌人察觉，侦查完毕后安然退回本阵。益次郎是很注重战前侦查的，此外他还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吃败仗的时候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不如早早撤退为好。”这句话彻底颠覆了以战死为荣耀的传统武士精神。
次日凌晨，大村益次郎分兵三路突入益田町。长州军武器精良，射程较远，同时在益次郎的苦心训练下，利用町内各种掩体作战的技术也比幕府军为高，因此以寡击众，仍然很快就赢得了胜利，敌将三枝刑部也中弹殒命。据说坂本龙马曾受桂小五郎之邀观看了“四境战争”的整个过程，他留下笔记说：“长州军绝不布设密集队形，而是分散冲锋，使得中弹的人很少。”
这是一场新旧之间的战争，在长州军新式武器和新式战法的攻击下，传统的武士战法如同石下之卵一般被彻底粉碎。据说滨田藩士岸近江本是宝藏院流的枪术名家，藩中数一数二的勇士，但在长州军乱铳射击下眨眼就被打成了筛子。
败退的幕府军后退到滨田城西面十二公里外的山区，企图凭藉大麻山、云雀山、鸢巢山等天险阻遏长州军继续挺进。但是大村益次郎调来了数门新式大炮，对上述山头进行猛烈轰击，最终大麻山、云雀山次第陷落，鸢巢山的幕府军一哄而散。七月十八日，长州军开始猛攻滨田城，滨田藩主松平武聪等人慌忙经海路逃往松江。
七月十九日，大村益次郎率领长州军进入滨田城，在城下町中各处都竖立起“长州支配”的木牌，并且随即占领了附近幕府直辖的石见银山。滨田城的陷落，标志着幕府军石州口一路的彻底失败。
幕府军四路来攻，结果除艺州口一路仍在对峙外，其余三路全都遭到惨败。即便如此，高杉晋作依然不肯罢休，他于七月二十七日亲率“奇兵队”八百人再征小仓。没有了实力强劲的萨摩藩参战，各藩藩兵完全不是长州军的对手，纷纷后退，直到雄藩肥后派兵前来救援，才勉强止住了颓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家茂将军在大坂去世的消息，七月三十日晚间，幕府方总大将小笠原长行抛弃军队，乘坐军舰逃回大坂，肥后、久留米、柳河等藩兵马也各自退去。八月一日，小仓城中燃起熊熊烈火，藩中家老以破弃城堡为条件请求和长州缔结和约。
激烈的“四境战争”就此拉下了幕布。
维新志士的结局和影响
明治维新“前三杰”中，开国派幕臣胜海舟后来在新政府中担任海军司令、参议长等职务，被后世尊崇为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者之一，而调和派坂本龙马则出乎意料地成为魅力无穷的超级偶像。
高杉晋作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一代雄才，他所主导的“功山寺起义”和“四境战争”彻底扭转了全日本佐幕和倒幕两派的力量对比，为最终推翻德川氏幕府扫清了道路。然而明治维新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晋作的评价却并不甚高。一方面，很多武士失去了世代相传的俸禄或土地，失去了他们统治者的身份，对于最先打破“士农工商”身份限制的晋作恨入骨髓，另方面，晋作本人也有着让人非常迷惑的坏毛病存在。
高杉晋作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平民和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摆出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下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须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在他死后，雅子也因此始终不肯接受身居高位的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人的资助，说：“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
再说所谓的“维新三杰”，那就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正文中提到过的桂小五郎，明治维新后，他受到大久保利通的排挤，愤而下野，最终于明治十年（1877年）病殁于京都，享年四十五岁。
大久保利通不仅排挤长藩的木户孝允，还同时打压原本志同道合的西乡隆盛，据说因为隆盛提出“征韩论”（主张利用对朝鲜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大久保利通认为此乃不智之举，遂联合木户孝允等人把隆盛赶出了政府——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所谓“征韩论”最早并不是西乡隆盛提出的，而要说隆盛力主发动侵略战争，或许也只是刻意往他头上扣的屎盆子。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真正矛盾，其实是在于对待旧武士的态度方面，利通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该全部清除掉，而隆盛则同情那些毫无谋生手段，即将因为废黜旧封建制度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中下级武士们。于是最终隆盛离开政府回到萨摩鹿儿岛，聚集落魄武士，开办军校、维持治安，实际是建立了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明治十年（1877年）二月，心怀不满的旧武士拥立隆盛为主，发动了对政府的叛乱，也即“西南战争”。叛乱失败后，西乡隆盛切腹自杀。
旧武士家族的后裔因此对这位失败的曾经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格外崇敬，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称西乡隆盛为“庶民的英雄”。确实，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独裁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发动叛乱的目的又怎会是为了拯救普通的民众呢？
且说西乡隆盛被赶下台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独掌政府实权。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利通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当时局势混乱，晦暗不明的日本确实需要一个独裁者，但这样一个独裁者，其下场也肯定是悲惨的。就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翌年（1878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隆盛的余党岛田一郎。
同样遇刺的还有足智多谋的大村益次郎，他在明治维新后担任兵部大辅一职，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吸纳各阶层民众从军，从而惹怒了保守派旧武士们，终遭暗杀。可怜的是，益次郎当时并没有被杀死，在病床上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最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
●夺“玉”行动
孝明天皇庆应二年（1866年）六到八月间爆发的第二次“征长战争”，以十五万幕府军被四千长州军击败而告终。从此幕府威望直落谷底，家茂将军去世后，其后见人德川庆喜被迫下令终止战争，全线撤退。十二月五日，德川庆喜继任为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
长州之所以能够在“四境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在于幕府的腐朽、诸藩联军的装备既差，配合度又不高，而长州则经过军制改革，装备精良，同时上下一心，士气高涨。此外，萨摩以及英国对长州的暗中支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英、法两国争夺对日本的控制权，英国认为幕府已经彻底腐朽，无法利用它来统治整个日本，因此转而支持藩政开明，并且逐渐打开国门的萨摩、长州等藩，希望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雄藩联合体制——也就是坂本龙马所设想的那一套。而法国看到英国这种态度，反倒加强了支持幕府的力度。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人掺和，长州未必能够轻松打赢“四境战争”，而如果法国人不在其中搅事，大概高杉晋作在战胜后会趁胜追击，直薄京都去吧。
且说这位志气冲天的高杉晋作，在“四境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呕血卧床，随即在第二年也就是庆应三年（1867年）四月十四日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仅二十九岁——查其病因，乃是慢性的肺结核。
而另一方面，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继位前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幕政改革，内容包括购买武器，改革军制，改组幕府，以五位老中分掌五局，等等，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颇有振作自雄，重新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意愿。这次改革能否最终成功暂且不论，但很明显的，一旦幕府统治稍有起色，庆喜将军很可能再开征长之役。
正因如此，萨摩、长州等藩丝毫也不敢因为幕府军被击退而大松一口气，他们计划着乘胜追击，从政治和武力两个方面彻底颠覆幕府的统治。说来也巧，就在家茂将军去世后不到半年，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也猝然驾崩了，终年三十六岁。
孝明天皇是坚定的攘夷论者，但同时也是佐幕派，他仍想维持传统的幕藩体制，只不过希望幕府对朝廷的态度更为恭顺，自己对政治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已。尊攘派数次遭到迫害驱逐甚至杀戮，除了幕府在挥舞屠刀外，孝明天皇其实也“功不可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天皇才是倒幕派的最大敌人，所以也有天皇实际是被倒幕派暗杀的说法流传至今。
继承天皇宝座的乃是孝明之子睦仁亲王，继位一年零九个月后改年号为明治，故称明治天皇，而所谓的“明治维新”也正是由此得名的。这位天皇继位时年仅十六岁，说不上幼小无知，可也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这使得倒幕派大为欢喜，认为这才是自己应该夺取的一块良“玉”。
明治天皇才一继位，倒幕派公卿立刻行动了起来，其核心人物乃是蛰居在家的下级公家岩仓具视。岩仓具视本是中纳言堀河康亲的次子，后来过继给岩仓家，因为受到关白鹰司政通的器重而担任朝官。他原本是支持公武合体论的，因为推动“和宫降嫁”而成为尊攘派的眼中钉，被剥夺官位，勒令蛰居。大概遭此大难后，具视终于看清了天下大势，认识到公武合体断不能行，而尊攘派势力庞大，并且日益倾向颠覆幕府，这是历史潮流，根本无法阻遏，于是思想逐渐转向尊王倒幕。
庆应三年（1867年）元月，明治天皇登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掌握了朝政。这位炽仁亲王曾与和宫有过婚约，但被幕府横插一刀，搞了个“和宫降嫁”，把未婚妻掳到江户去了，亲王当时是敢怒而不敢言，等到孝明天皇一咽气，立刻就跳了出来，把矛头直指幕府。在炽仁亲王的努力下，朝廷颁下诏旨，赦免了从前被处罚和放逐的大批公卿，岩仓具视以及流亡在外的三条实美等人得以重归政治舞台。
且说当年“七卿落难”，逃离京都，往依长州毛利氏，但随即因为第一次“征长战争”，幕府命令长州交出剩下的五卿，把他们流放去了北九州。庆应三年（1867年）三月，在炽仁亲王和静宫清保亲王（晃亲王）的奏议下，这五卿终于重归朝廷，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等人就和萨、长势力联起手来，准备收拾残局，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人被称为“王政复古派”。
所谓“王政复古”，表面上的意思是恢复古代的天皇制，在天皇朝廷和百姓之间不再插进一个武家的幕府，天皇成为实至名归的国家最高首脑，然而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打着天皇的旗号来倒幕，想要建立一个近代化的、西式的君主立宪国家而已。
在朝廷的支持下，上下两股势力开始积极活动。在上，岛津久光、伊达宗城、松平庆永等藩主先后率兵上洛，尊攘派基本控制了京都及其附近地区；在下，萨摩、长州、土佐、安艺等藩的实权人物先后达成联兵倒幕的密约。眼看全国性倒幕大势将成，倒幕派就要动手，突然间，三不知跳出一个山内容堂来，几乎坏了大事。
●小御所会议
山内容堂本名丰信，乃是南海雄藩土佐高知的前任当主，据说酒量很大，人称“鲸海醉侯”，是公武合体论的积极鼓吹者。当初黑船来航，国门被迫打开，山内丰信立刻重用吉田东洋等开国派进行藩政改革，成效卓著。不过东洋对内思想是倾向于佐幕的，山内丰信也与之相同。传说水户藩尊攘派领袖藤田东湖与丰信交好，曾经秘密对丰信说：“我藩是御三家之一，不能采取过激行动，而作为外样的土佐就当以谋反为主要目标了。”丰信闻言“哈哈”大笑，说：“诚之进（东湖）又在胡说八道了。”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兴起“安政大狱”，作为“一桥派”的干将山内丰信当然无法幸免，被迫把家督之位让给儿子山内丰范，自己退居二线，改名为“容堂”。井伊大老被刺后，山内容堂重登政治舞台，大力推动“和宫降嫁”和公武合体。然而他不在位的这段时间内，土佐藩内的激进尊攘派已经得势，他们刺杀了吉田东洋，而以武市半平太（瑞山）主持藩政。
山内容堂着力打压激进尊攘派，终于在庆应元年（1865年）的闰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征长战争”爆发前不久，将武市半平太下狱处死，一扫激进尊攘派的势力，改以态度温和的后藤象二郎主持藩中政务。后藤象二郎随即和坂本龙马合作完成了“船中八策”，想要通过不流血的革命来完成政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