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超任的玩家们对这个题目不会陌生吧，还记得一部名为《梦幻の如く》的RPG吗？内容大致为织田信长未在本能寺殒命，他把统一日本的大业交给羽柴秀吉，自己则寻机征服世界，云云云云。剧中的信长性格十分突出，吃饭住店从来不付钱……说起来真是个大笑话，已经统一日本的秀吉，连中国、朝鲜都无法染指，光杆司令的信长凭什么妄图征服所谓的世界？小日本总爱把他们那不长的千余年历史抹上层层光晕，自娱的同时自我膨胀，娱人的同时文化侵略。其心可诛！
然而问题在于，迷上日本游戏的朋友们，相当一部分迷上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起码本人和身边许多玩家，乃至奇丑无比却一贯自命为美少年天草的阿KING都是如此。其实，喜爱另一国的历史文化并非坏事，否则也不会出现外语热了；整天发出天草般妖异笑声的家伙当然也不是汉奸。对比之下，反而是悬梁刺股、誓考托福的那一群人更有叛国的气味。问题的症结在于，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观，就象应该有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一样。暂不要求朋友们的历史观都这主义那主义，但起码要是自己的和完整的，这样在喜欢上别国历史的时候，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好比日本游戏进而日本历史文化的发烧友，大可以满嘴的“アイウエオ”，管开始不叫开始也不叫“START ”，而叫“スタ—ト”；但千万别“俺们日本人”，或者“钓鱼岛当然是日本的啦”等等——那才是真正中了剧毒呢！
可是目下却发觉许多介绍它国历史文化的文章和书籍，罕有自己的历史眼光。不懂得在了解历史的同时分析历史，并不要紧，但如果以此教人，却容易忽略了许多自以为不重要而恰恰是症结所在的问题，结果言者不用心，听者更糊涂，越传越邪，往往偏离了历史的真实轨道。譬如，不能因为建武中兴最终失败，就责骂后醍醐天皇和南朝诸将无能；不能因为武田的骑兵在长筱大败于织田的火枪队，就武断地推论说信玄不重视火器——历史其实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为玩友们写下此文。希望大家不仅仅把它作为游戏背景的参考材料，也不仅仅读了增广见闻。若有思考所得，若是与笔者观点不同，欢迎来信切磋。阁下如果真的有理，我愿输一顿好酒——当然酒钱你掏。
●初章、传说与真实
●日本的创世神话
日本很可能没有本土独立产生的文字，一直到三世纪邪马台国时代，才开始从中国输入汉字以记录语言。公元405年前后〔旧论为283年〕，百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古国名〕五经博士王仁来到日本，向应神天皇献上郑玄注的《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应神天皇使其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师傅，学习中文典籍——这大概是汉字在日本上层广泛被学习和使用的开端。
日本人一直沿用汉字作为正规的书写文字，即便今天直接注音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来源于汉字中草书和楷书的部分偏旁。现在日文中的汉字，往往一个字有两种读法，就是所谓的音读和训读，训读的来源是用日本本土语言述说汉字的字意，而音读则是用传来的汉语发音直接阅读汉字——因为传入时间的不同，故有古汉音、吴音、唐音等区别。
因为缺乏本国文字，因此日本上古历史只能根据考古发掘来假想，或者配合后世乃至别国的文字记载来倒推，其不准确性是可想而知的。下面，咱们就以日本的神话传说和考古发现为基础，来大致推理一下可能的情况。
日本的神话时代，主要记载于以汉字拼写和音的《古事记》和纯粹汉文的《日本书记》这两本书中。两书皆成于八世纪初，所以对比《荷马史诗》一类成型于野蛮时代的作品来说，真实性当然不会很高，甚至可以说百分之八十都是赝品。尤其如果对照两书成就前后的政治环境，就很容易找出哪些部分肯定存在着故意的编造和歪曲——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除了因为使用语言的不同，故在人名、称号上往往大相径庭外，基本情节出入很少，可以统一来说。书上首先讲开天辟地，说“天地始分之时，有诸神生于高天原”——所谓高天原即天界，这些无根无由，从虚空中莫名其妙“生”出的诸神，包括天之御中主神、高御产巢日神、神产巢日神等共七代十二位。
最后一代神，是为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此为《古事记》的和音之汉字拼写法，《日本书记》则记为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尊又写作命，乃是一种尊称）。二神本是兄妹，可是哥哥希望“以我多余之处插入你的不足之处”，二神互相绕圈子唱过歌以后，就结成了夫妻。
这段描写非常有趣，因为它几乎是所有先民神话中都会出现的桥段。比如中国就有一则相关伏羲和女娲的传说，流传于西南地区。说是天降洪水，万物皆没，只剩下了一对兄妹，就是伏羲和女娲，为了延续后代，二人商议婚配，于是绕着天柱歌唱追逐，然后成就好事。
一方面，兄妹通婚本就是旧石器时代人类普遍的婚姻方式，而日本皇室为了保证血统纯正，也长时间采取这种方式。另方面，日本人的祖先，很大数量是来自于东亚大陆，他们会不会直接继承或吸收了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改头换面为己所用呢？
话说到这里，必须先谈谈日本人的起源。
●“绳文文化期”
日本列岛发掘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范围很广，从北海道到南九州，总数有一千余处。从人种学角度对遗骨化石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这说明古代日本人很可能并非单一血统，而来源于不同的地区。
除了旧石器时代以前就生存在日本列岛上的少数原住民外，从东北、西南、西北和南四个方向，都可能有大量移民混入。东北方向的来源，就是现今阿伊努人的祖先；西北方向的来源，是北中国和朝鲜半岛；西南方向的来源，是中国南部；南方的来源，是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
大约在距今一万到八千年间，日本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对应的文化被称为“绳文文化”。此后来自东北方向、西南方向和南方的混血逐渐减少，来自西北方向即北中国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却依旧汹涌不断，因此继“绳文文化”后开创了“弥生文化”和“古坟文化”。
“绳文”之名，来自于陶器上用麻绳勒出的种种纹样。当然，绳文时期的陶器，并非每种都有花纹，也并非每种都有绳纹，那只是一个代表名称而已。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使用石器为工具，主要生活来源是采集、狩猎和捕鱼，但已经具备了早期的稻耕知识〔应该是从中国传入的〕。当时的社会还是血缘为主体的氏族群居，婚姻关系中女性占有主导地位，已经出现了对偶婚〔男性有多个妻子，其中之一为正妻，女性也有多名丈夫，其中之一为正夫〕。人们尚无来世观念，人死后屈身而葬，并且压上大石，怕他起而作祟——这一传统在日本流传很广，延续时间很长，那是和尊天敬祖的中国人截然不同的。
关于“绳文时期”的很多风俗和生活习惯，在日本神话中也屡有反映。让咱们再把目光放回《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上来吧。书上说，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兄妹绕着天御柱而舞，伊邪那美先歌，伊邪那歧应和，二神遂结为夫妻，先生下水蛭子，又生下淡岛，全是畸形儿。二神前去请教诸神，诸神回答说：“女子先开口是不吉利的，你们必须重新来过。”于是他们回到家中，再次举办“婚礼”，由伊邪那歧首先开口唱歌，伊邪那美应和。此次不同凡响，一口气生下了淡路、伊豫、隐岐、筑紫、壹岐、津、佐渡、倭丰秋津八岛——日本列岛就此诞生。
这一传说，或许真实含义乃是婚姻制度从女性为主向男性为主的转换吧。总之，两夫妇不停地产子，生下大八岛后，又接着生了儿岛等六个小岛，生了山、海、风等三十五位神。就这样，天地风雷草木都几乎齐全了，然而伊邪那美在最后生火神火之伽具土的时候，却被这小婴儿烧伤了阴户，因此死去。伊邪那歧悲愤之下，挥剑砍下了火之伽具土的脑袋，但随即从火之伽具土的尸体，以及沾染在伊邪那歧剑上的血迹中，又生出了一大堆神。
其后的一段神话，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有类似范本，或许正是古代日本人混血的证明，也是日本人极其鲜明的“拿来主义”的滥觞。据说伊邪那歧怀念死去的妻子，于是前往黄泉之国与之相会。但当他看到伊邪那美面容枯槁丑恶，身上爬满了蛆虫，还环绕着大雷、火雷、黑雷等八种不同的雷后，吓得转头就跑。伊邪那美非常愤怒，就派黄泉丑女和八雷去追，伊邪那歧则利用先民贫乏想象中的智慧和神通，最终逃脱了，还用巨石堵住了黄泉比良坂附近的黄泉之国的出口。
这无疑是“绳文时期”古日本人害怕亡灵作祟的意志之体现。有趣的是，帮助伊邪那歧逃过追捕的一大功臣，乃是几枚桃子，事后他就给桃子赐名为“意富加牟豆美命”，并要桃子将来象帮助自己那样去帮助各处受苦的生灵——大家都知道，桃木在中国古代传统中，有镇鬼驱邪的作用，无疑正是这段神话的来源所在。
●天照和卑弥乎
伊邪那歧跳入海水中洗澡，他先除下身上的衣物、饰品，抛入水中，由此生出冲立船户、道之长乳齿等诸神。既而潜入水中，又生下了八十祸津日、大祸津日、神直毗等诸神。其间，他洗涤左眼生出天照大御神，洗涤右眼生出月读命，洗涤鼻子生出建速须佐之男命，他称这三个是他最尊贵的孩子，决定把世界交给他们，自己可以放心地去隐居。
按照伊邪那歧的分派，由天照治理高天原〔天界〕，由月读治理夜之国〔地府〕，由须佐之男治理海洋。然而须佐之男每日只是哭泣，不肯理事，伊邪那歧问他何故，他回答说：“我想前往母亲所在的根坚州国〔当然就是指黄泉之国〕。”伊邪那歧大怒之下，将其驱逐。
须佐之男不肯死心，于是上天去和长姐商量。天照闻讯大惊，认为弟弟一定是想来抢夺自己的宝座，匆忙手持武器相待。须佐之男表示自己绝无恶意，愿意起誓。于是姐弟俩隔着天安河立誓，天照先折断建速须佐之男的十握剑，折成三段，在天真名井中摆动洗涤，然后紧紧咬住，呼出的气息生出多纪理毗卖等三位女神，其后须佐之男取下天照身上各处装饰的玉串，依样施为，生出了正胜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等五位男神。
有学者认为，天安井立誓，象征着“禊”礼从海水禊到淡水禊的转化，对应考古发现，可证古代日本人因为稻耕的推广，逐渐从海岸边向内陆地区转移。这种现象主要发生于“弥生时期”，也正因为如此，普遍认为天照大神的原型乃是邪马台女王卑弥乎。
又要从神话拉回正史来说。日本从公元前三百年到公元二百年这五百年的历史，被称为“弥生文化期”，因为与北中国及朝鲜半岛的联系日益紧密，金属工具开始传入，水稻种植面积迅速增大——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现了具有代表性的弥生陶器，此时期因此得名。
最重要的是，国家或云国家的雏形于此时期在日本诞生了。公元57年，东方海岛上有一个名叫“奴国”的国家，派使节来到东汉都城雒阳朝贡，受光武帝赐予“汉委奴国王印”。据使者称，他的故乡名叫“倭”，其上百余国，奴国在最南端。“委奴国”，就是“倭地之奴国”的意思，这方金印，于十八世纪出土于日本九州北部博多湾口的志贺岛，证明了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107年，又有倭国王帅升进献汉安帝“生口”〔即奴隶〕一百六十人。而至于这个倭国是否前此的奴国，那就没有人知道了。238或239年，倭地又有女王卑弥乎派使者难升米前来朝觐魏明帝，魏明帝封卑弥乎为“亲魏倭王”。
据使者难升米等人叙述倭地的状况，称大小国家林立〔与中国有联系的三十余国〕，其中最大的名为邪马台。邪马台本为男王治国，男王死后国中大乱，最后豪族们共推一名巫女担任国王，就是女王卑弥乎。据说邪马台国尊卑有序，人们被划分为“大人”、“下户”〔平民〕、“生口”和“奴婢”四个等级，此外还有官职，有集市，有租赋，有刑罚，已经具备了完整的奴隶制国家形态。
其后的243年，卑弥乎再派使节赴魏。247年，更派载斯乌越到魏国的带方郡，诉说狗奴国王卑弥弓呼无理相攻，带方太守派张政等奉命持诏前往调停战事。中国史书上记载，卑弥乎去世后，国中立一男王，诸豪族不服，互相攻伐，后改立女王壹与，众人乃平。248年，壹与派人护送张政归国，并进献生口和财帛。
邪马台国究竟在古代日本的哪一地区呢？目前史学界并存着两种意见，一说其在北九州，因为这里文化发展最早，并且具备与大陆地区产生交流的最便捷途径，二说其在近畿地区，因为最终统一日本的大和王朝，就产生于此地区。
邪马台确实也可用中文写作“大和”，但这并无法说明两者一定存在着承继关系，因为“大和”也同样可写作“大倭”。无论邪马台国，还是最初的大和王朝，或许这两者都并非他们正式的国号，只是为了在与大陆交往的过程中体现自己才是日本列岛的主人，才是“大倭”的真正统治者，他们才会自称邪马台，或者大和的。
●出云的神话体系
神话传说中提到，天安河立誓之后，须佐之男就赖在高天原不走了，不仅如此，还到处捣乱，搞得姐姐天照非常头疼。最终，须佐之男把织机房的天棚打开一个大洞，把剥了皮的斑马扔了进去，正在织布的织女惊恐中被机梭击伤阴部而死。天照因此感到害怕，躲进天之岩户，再 也不肯出来了。
机梭、马皮、织女，这些要素不能孤立来看，它是先民对养蚕织锦技术诞生的一种曲折反映。中国古代神话中也有类似故事，是说一名女子爱上了家养的骏马，其父大怒，将马杀死并剥下了皮，而那女子晚间去马尸旁哀悼，却被马皮包裹，化而为蚕，口吐细丝——据说这就是桑蚕的由来，蚕神也因此被叫做“马头娘娘”。
回过头来再说天照，她统治着高天原也即天界，本身由伊邪那歧左眼化出，乃是太阳神。她一躲藏起来，光明立刻消逝，四周漆黑一片。诸神惊惧，前去请教高御产巢日神的儿子思金神。思金神让他们找来报晓的长鸣鸡，并且准备了镜、玉等各种法器，最后由天宇受卖命在天之岩户前歌舞，诸神高声谈笑，以引诱天照出来。
天宇受卖命跳的是什么舞呢？据说她身穿盛装，手持一束细竹叶，站在倒扣的木桶上，掏出乳房，松散裙带，暴露阴部，狂舞不休——这简直是脱衣艳舞，但对于注重生殖崇拜的先民来说，或许是相当虔诚并且具有魔力的一种祈神的舞蹈吧。
天照听到外面的歌舞声，欢笑声，感到非常奇怪，自己躲进天之岩户，外面应该一片漆黑，众神还有心思欢聚吗？她偷偷伸出头来观看，却被躲在门口的天手力男神一把拽出，于是天宇重获光明。事后，众神决定惩罚须佐之男，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割去胡须，拔去手指甲和脚趾甲，驱逐出高天原——这种刑罚，据考证在日本历史上真的存在过。
离开天界的须佐之男，不知道是否痛悔过往所为，他此后的行径和各神话中杀妖救民的半人半神的英雄毫无两样。首先，他杀死了抢吃少女的八俣大蛇，并且从蛇尾中获得了都牟刈大刀，将其献给姐姐天照——这就是日本皇室三宝中的草薙剑。
其后，须佐之男来到出云国〔今日本国本州西部〕定居，在此建造了须贺宫殿。他先后娶了栉名田比卖和神大市比卖两个妻子，生下一大堆小孩。顺便提一下，“比卖”或“毗卖”，《日本书纪》中用中文写作“姬”或“媛”，有此后缀的人名，都是指的女性，并且是身份比较高贵的女性。
正如上面所说，古代日本诸国林立，神话传说也纷纭复杂，所谓“八百万诸神”，乃是后世为了政治需要将各地方豪族所供奉的神灵统合起来，而产生的数量非常可怕的名词。基本上，“弥生时期”和其后的“古坟时期”，日本文化的三大焦点，也是神话传说的三大来源，乃是北九州、畿内和出云〔近世又发现了似与出云同源的吉备文化〕。无疑须佐之男及其后继者大国主的神话是属于出云系的，而天照的神话则出于大和系——至于大和系属于北九州还是畿内，正如大和王朝的来源一样，史学界也还在争论不休。
大国主神本名大穴牟迟，一说是须佐之男的孙子，一说是他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这位大穴牟迟性格温和，因此经常受到兄弟们的欺负，尤其当他抢先所有兄弟娶到了稻羽〔因幡国〕的美女八上比卖后，更是遭到嫉恨。兄弟们先是引诱他去捕捉红色野猪，然后把烧红的石头从山上滚下，将其活活烫死，然后又引诱他进入一株开缝的枯树，然后突然拔去支撑的楔子，把他活活夹死。两次死亡，都亏其母刺国若比卖施展神通，或者请求神助，救活了他的性命。
大穴牟迟因此被迫逃亡，最终遇见了须佐之男的女儿须势理毗卖，两人产生爱情，结为夫妇。然而须佐之男似乎对此婚姻大不满意，称大穴牟迟为“苇原色许男”，意为“苇原中国〔人界〕的粪便男”。他多次想要害死大穴牟迟，但每次女婿都在女儿的帮助下险险逃脱。最后大穴牟迟趁须佐之男熟睡的时机，偷了丈人的刀、弓和天沼琴，带着妻子仓皇逃走。须佐之男醒来后追赶不及，在后面大叫说：“你用我的大刀和弓箭，去伏击并杀死你的那些异母兄弟，你就能成为统治苇原中国的大国主神！”
从最后这句喊话来看，似乎须佐之男并不是真的想杀死女婿，而只是想让他吃点苦头，受点磨练。世界各国神话中，这种英雄人物少年时代经历坎坷，甚至受到亲人的迫害，被母亲或妻子拯救，最终成就大业的事例倒也不在少数。总之，大穴牟迟遵从丈人的指示去做，终于成为日本的统治者，或者不如说，成为出云地区的统治者，他此后也被称为大国主神、八千矛神，或者宇都志国玉神。
●大和的神话体系
出云神话的辉煌期到此终结，以后要让位给大和系的神话，也即天照大神及其子孙。也不知道怎么一来，天照突然觊觎起地上的国土来了，她对儿子正胜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命〔天安河立誓时从十握剑中生出的诸子之一〕说：“富饶的苇原中国，应该由你来统治。”于是派遣诸神下界去向大国主讨取。大国主当然不会答应，几拨使者都有去无回，最后天照派下了建御雷和天鸟船前往。
建御雷神是个大力士，大国主最有名的两个儿子，八重事代主没敢放对就认输了，建御名方打了一场，大败亏输，一直逃到日本中东部的诹访，差点被杀，也只好答应建御雷的要求。于是大国主提出条件，要天神们为他在出云国建造宏伟华丽的宫殿，让他永远接受祭祀，然后体面地退隐了。
这就是所谓的“让国传说”，在此传说中，大国主曾经的英风侠气一扫而空，凡事都要听取儿子们的意见，而他的儿子也不成器，最终输掉了国家。这段传说中会隐藏着真实的历史吗？某些学者认为，那象征着来自北九州的大和族征服出云地区，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它完全是因政治需要而生造出来的西贝货。
建御雷完成使命，回归天界汇报战果，但正胜吾胜胜速日天忍穗耳命却不肯下凡，他推荐自己的次子天迩岐志国迩岐志天津日高日子番能迩迩艺命。于是这位名字冗长的天神之子就来到九州南部的筑紫地方，在高千穗峰立都建国——但他只被称为“天孙”或“天神御子”，还不是初代天皇。
其实天皇的名号来源很晚，日本古代君主多称大王，要到七世纪以后才给古代的大王们上谥号，改称某某天皇。中国史书中就记载着五位大王，名字分别为赞、珍、济、兴和武，日本学者认为，他们可能分别对应着传说中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位天皇。这倭五王时期，大致应为公元413年到500年，中国正当东晋南北朝时代。
日本从三世纪末进入了“古坟文化时期”，以大和地区为代表，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高冢式坟墓，是此时期得名的由来。许多古坟占地面积广大，内藏殉葬品数量惊人，说明日本的奴隶社会已经迈入了成熟期。
约可对应古坟时代前中期，神话中出现了神武天皇东征的故事。这位天皇名叫神倭伊波礼毗古命，他和其兄五濑命二人决定向东方发展，于是先北上，从北九州渡海到了安艺地方，在这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后，继续乘船东进，得到吉备地区住民的帮助，驶向本州中部。在与摄津地区的统治者登美能那贺须泥毗古的战争中，五濑命中箭而死，神倭伊波礼毗古命被迫南下绕路，得到熊野的高仓下的帮助，终于从纪伊上岸，进入了内陆地区。
一路厮杀——虽然神话传说中这种厮杀多为古代英雄们的单打独斗——最终神倭伊波礼毗古命来到大和地区，就在这里建都，并且娶妻生子，开始繁衍蕃息。神倭伊波礼毗古命就是大和王朝的初代天皇，称“神武天皇”。某些学者认为此神话是来自九州的大和族长途迁徙并且征服本州中部的象征，虽然其间掺杂太多不可解甚至不可理解的因素，但远行路线基本不差。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那也是完全的西贝货，根本相信不得。
不管大和王朝的来源为何，是北九州、南九州，还是大和本土，它与前此的邪马台国是否有所渊源，总之，这个王朝从此就屹立在日本本州的中部，绵延流传直到今天。日本人因此经常宣传自己的天皇血统纯正，“万世一系”——不过，越来越多的人逐渐不再相信这种天真的谎话，我们今天唯独能确定的，是大和王朝从四世纪时崛起，它或者它的继承者逐步统一了日本列岛，并且它或者它的继承者，以后一直延用“ 大和王朝”这个名称，并且把各自的系谱篡改缝合到了一起。
据说神武天皇后的第十世为崇神天皇，他曾派大毗古命征服了北陆地方，派建沼河别命征服了东海道十国，派日子坐王征服了丹波地区，逐步统一除东北外的本州岛。再传两世为景行天皇，他生了两位皇子，分别叫做大碓命和小碓命〔又名倭男具那王〕。大碓命得罪了父亲，天皇派小碓命去唤他前来责问，结果小碓命却在厕所中把哥哥手脚折断，裹上草席扔掉了。
面对如此残忍的次子，天皇大为恐惧，于是派他前去讨伐不肯服从朝廷命令的熊曾建兄弟，趁机赶离开自己身边。小碓命智勇双全，他假扮女性，混入熊曾建家的宴会中，寻机把那两个武勇过人的兄弟都杀死了。事后，他使用敌人的名字为己名〔这种风俗在古代并不罕见〕，称为倭建命。
不仅讨平了熊曾〔这很可能是指九州南部的两个部族或国家〕，倭建命还顺路杀死了出云国的勇士出云建，他凯旋回京，可是天皇却说：“东方十二国还有很多凶顽，希望你能前去平定。”倭建命叹息说：“父亲的意思，大概是希望我死去吧。”于是遍历尾张、相模、甲斐、信浓等诸国，连征战带讨老婆，最后积劳成疾，在能烦野去世了。据说他死后化为一只白色的大鸟，冲天而去。后世称其为“大和武尊”，或者“日本武尊”——大和也就是倭，尊就是命，其意本和倭建命是相同的。
●对朝鲜半岛的首次侵略
根据传说，景行天皇传成务天皇，再传仲哀天皇、应神天皇、仁德天皇，其后是履中、反正、允恭、安康、雄略诸天皇。雄略天皇很可能就是中国史书中出现的“倭王武”，他曾上表中国南朝的宋顺帝，内有“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的语句。这说明其祖先确实经过了长时间的征服战争，基本统一日本列岛，然而这种征服是否从八、九代以前的景行天皇就开始了呢？这种基本统一究竟是何时完成的呢？目前还找不到丝毫证据，可以印证所谓“大和武尊”的征战故事。
大约四世纪中叶，倭国大和王朝开始渡海向朝鲜南部伸展其势力。当时朝鲜半岛三国并立，即西南的百济、东南的新罗，以及控制半岛北部和中国东北部分地区的古高句丽国。百济为了对抗新罗和高句丽，乃渡海引诱倭国出兵。约四世纪六十年代，大和王朝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庆尚南道〕，称此地为“任那”，设置“日本府”以统治之。百济前门拒狼，后门迎虎，也因此被迫向倭国朝贡。
为了援救新罗，高句丽好太王多次亲征，进攻百济和任那日本府。倭国在朝鲜半岛南端的统治岌岌可危，被迫渡海向中国朝贡，以寻求支持。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开始，倭五王数度派遣使者向南朝进贡称臣，希望南朝出面阻止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态势。
当然，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对于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国，是只有政治影响力，而毫无军事威慑力的。420年，南朝宋武帝刘裕策封百济王为镇东大将军，爵位在倭王之上。438年，倭王珍遣使来贡，表达了他的不满，希望刘宋封他为“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如果刘宋答应其请求，无疑是承认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的合法统治权。宋文帝并不是傻瓜，他只同意了“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封号。
“都督六国诸军事”的称号，直到451年，倭王济才终于搞到了手。不过刘宋文帝从中删除了朝贡国百济，换上“加罗”地方。南朝希望利用倭和百济，来牵制高句丽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因此倭五王前后十三次遣使朝贡，最终倭王武的爵位在梁武帝时被晋升为“征东将军”，已在百济王之上。
这些向中国称臣之事，《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上当然不愿记录，而只愿意把征服任那地区涂抹上种种绚丽的神话色彩。据说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叫息长带比卖，她自称有神灵附体，怂恿天皇进攻“西边的国家”。然而仲哀天皇向西一望，只见茫茫大海，不见陆地，恼怒地反问道：“你一定是位说谎的神吧。”
传说因为不遵神旨，仲哀天皇立刻停止了呼吸，于是息长带比卖皇后在重臣建内宿祢的支持下，不顾身怀有孕，亲自统兵渡海进攻朝鲜半岛。这位皇后后来即被称为“神功皇后”，关于神功皇后征服三韩〔新罗、百济、任那〕的故事，大都是毫无根据的自欺欺人的憶语。
神功皇后从朝鲜半岛归来时，忍熊王和香坂王发动叛乱，被难波根子建振熊命和建内宿弥讨平。某些学者认为，这其实并非一场内战，而是日本列岛上的国家纷争，当时大和王朝还并没有统一日本，忍熊王和香坂王，甚至建内宿弥都不是大和的臣子，而是他国的国君。
从五世纪后半叶起，大和王朝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势力急速衰退。475年，高句丽攻陷百济都城汉城，百济王国迁都熊津。512年，百济请割任那四县，大和王朝被迫应允。562年，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所灭。就在此种背景下，日本历史发生了转折性的“大化改新”和“白村江水战”。
三神器之谜
日本皇室世传“三神器”，据说是天孙下界时，天照大神赐予他的至宝，即草薙剑〔一名“天丛云剑”〕、八咫镜和八坂琼曲玉，简称“剑、镜、玺”。这三种神器，两千年来一直被当作日本皇室的信物，为民众所膜拜，而究其实质，其实却并不神秘。
大约在中国的汉代（日本弥生时代），从三韩渡海泊来的农耕、冶炼、建筑、畜牧等技术经过几个世纪的消化已经进入成熟期，日本开始形成许多以大宗族为主体的、以宗族中的贵族为首脑的种落国家，国家观念的形成使得战争意义从部族间的仇杀进化到了以统一为目的的兼并战争。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为了争取到强有力的支援，许多靠近西海岸的国家承认了汉朝对日本的合法统治，并派出使节万里迢迢的渡海赴中国纳贡。
渡过波涛汹涌的海洋，千里迢迢跑来中国，汉朝皇帝不好意思让使节们空手而还，自然要赏赐其首领一些价格低廉的土特产，其中便包括坚硬度超过铜兵器的铁剑（这时候的日本还处于青铜时代，一柄铁剑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至宝）以及可以照出人影的铜镜（这“汉镜”正是汉帝国文化的代表物之一）。两种不起眼的小物事一出口到了日本可就身价百倍，成为贵族权利的代表，手中有了铁剑和铜镜的贵族们便可以得意洋洋的自称：“俺得到汉皇的册封咧！不信？你看，这铁剑和铜镜就是汉皇赐俺的信物！”没有铁剑和铜镜的贵族眼红得要喷出火来，于是也学样，弄套铁剑和铜镜来装装幌子，久而久之，铁剑和铜镜便成为了权利的象征。现在发掘到的弥生时代大贵族坟墓中，大都可以见到这两种舶来品。
既然铁剑和铜镜成为了权利的象征，某些被认为有神奇来历者便被当作本宗族的圣物，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后来，由于神道的普及，许多种落国家成为神权和俗权并重的宗教国家，于是，国主为了宣扬“王权天授”的思想，便将用于宗教祭祀的祀器曲玉也列为了王权代表物。于是，右手执剑、左手持镜、胸前垂玺〔曲玉〕的王者形象便流行了开来。直到大和王朝统一日本，继续沿习了以剑、镜、玺为王者代表的习俗，并将之发扬光大，制造相关的花边新闻及旧闻、繁杂的传代交接仪式，使得剑、镜、玺终于成为了正统皇室独一无二的象征，流传直到今日。
不过，上古时代流传的草薙剑、八咫镜和八坂琼曲玉真品〔如果确有真品的话〕，以及制造于各个时代的诸多赝品，早已由于战争、天灾、迁涉、盗窃而丢得不知去向，现在所流传下来，并一直在天皇继位仪式上郑重使用的，不过是依照仿制品而仿制的仿制品的仿制品罢了。
●部民、氏姓制度
日本民族蓬勃发展，甚至有余力发动对外侵略，建立任那殖民地的时期，朝鲜半岛三国鼎立，中国也正处于南北朝乱世，因此就有大量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涌入日本，既有被掳去的战俘，也有主动逃去的移民。日本史料中多次提到汉人〔中国人〕、新罗人、高丽人〔高句丽人〕和韩人〔任那人〕、百济人，等等，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使倭国的奴隶制社会进一步完善化。
就在这种背景下，四世纪前后出现了部民制度和氏姓制度。所谓部民，是指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身份介乎于农奴和奴隶之间。他们或者集体在皇室和贵族的田庄中劳作，或者定期前往皇室和贵族的家庭中、工房中从事生产和服务工作。部民最初的来源是奴隶、战俘、移民和罪犯，后来相当多本土公社自由民也加入其中。
在部民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氏姓制度。中国古代以姓代表血缘，以氏代表身份，日本的氏姓制度则恰好相反。氏原本是指由血缘为中心组成的氏族公社，两级分化后，其首领即被称为氏上，对内主持对氏神的祭祀，裁决氏族内部纷争，对外则代表氏族与其它氏族或朝廷接触。姓原本是对氏上的尊称，后来逐渐成为大和王朝赏赐给氏上以区别其尊卑高下的一种称号。比如天皇的后裔往往赐姓臣、君，很多传统氏上赐姓连，中国或朝鲜移民的氏上赐姓主、史，其它的还有别、公、直、造、村主、稻置等等。最尊贵的姓是臣和连，其中在朝廷中身居高官者称大臣和大连。
日本人现在的所谓姓，其实应该写作“苗字”，除明治维新后新造的或附会的苗字外，主要来源是古代和中世纪为区别同姓异流而另起的称谓，和最初氏姓制度之姓，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从五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分久必合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朝鲜半岛也因新罗的崛起，即将摆脱三国鼎立的局面，倭国在半岛的殖民势力日渐萎缩。大和王朝还想挽狂澜于既倒，不停地渡海派发援军，但其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地方贵族和百姓此起彼伏的反抗。479年，500名虾夷族士兵在西部发动叛乱。527年，筑紫国造〔国即郡，造即郡长官〕盘井掀起反旗，又占据“火、丰两国”，叛乱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之久。
到了六世纪中叶，部民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崩溃，许多贵族被迫解放部民，使其成为拥有一定人身自由，缴纳贡赋的农奴和小生产者。这就引发了大和朝廷中两种思潮的强烈斗争，即是因应这种社会形势进行改革，还是维持旧有的生产关系。前者以苏我氏为领袖，后者的代表家族则是物部氏。
●崇佛和排佛的斗争
社会改革的首要表象是宗教改革。苏我氏希望利用从大陆和朝鲜半岛传入的佛教思想，构建新的宗教体系，以压制地方贵族势力，完成因应社会需要的中央集权。苏我氏本是葛城氏的分支，其先祖苏我满智宿弥据说曾统辖过东汉、西文、秦等氏族——从这些氏族名称便可得知，他们大多源自于大陆移民。
与苏我氏相敌对，物部氏坚持倭国原有的纷繁复杂的氏神信仰，反对崇尚佛教。552年〔一说538年〕十月，百济的圣明王向大和国赠送了一尊释迦牟尼的鎏金佛像和若干经卷，在此佛像是否应由大和国王供奉的问题上，苏我、物部两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大和国王为钦明大王，苏我氏的首脑为大臣苏我稻目，而物部氏的首脑则是大连物部尾舆。
苏我稻目认为：“西方各国大都信奉佛教，我国怎能固步自封，拒不接受呢？”而物部尾與反驳说：“我国从来祭拜国神〔指各种本土氏神〕，如果改信外国神，恐怕会招致国神的愤怒。”钦明大王无从抉择，于是下令让苏我氏先尝试单独供奉佛像，看看效果如何，是最终外国神压倒国神，保佑苏我氏繁荣昌盛呢，还是国神压倒外国神，会使苏我氏遭逢灾祸呢？
崇佛和排佛的第一阶段斗争，以物部氏大获全胜而告终。就在苏我氏全族改变信仰后不久，大和国内突发瘟疫，死者无数，物部尾舆趁机跳出来煽动贵族们，说这都是因为佛教传入而招致国神的不满，降下疾病来警惕世人。因为苏我稻目曾将两个女儿都嫁给钦明大王，生下多位王子、王女，权势颇大，物部氏无法将其一朝扳倒，所以只能奉旨出兵，查封佛寺，烧毁佛像——从此两族仇深似海。
571年，钦明大王去世，传位于敏达大王。577年十一月，百济再次来凑热闹，献上经论及造佛像和建寺的技术工人，佛教再度流行开来。苏我稻目之子苏我马子趁机重新掀起崇佛的舆论，在自己石川的宅邸内建造佛殿，却也再度遭到物部氏的破坏。流行病也赶巧，又一次发挥作用，不过这次不是在毁佛之前，而发生在毁佛以后，大和国内流行疮疥，连敏达大王也被感染到了，全身长满了癞疮。苏我马子于是进言，说这就是不尊佛教的结果，佛陀将召国王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也。敏达大王害怕了，只好同意苏我一族继续供佛。
585年，敏达大王病逝，用明大王即位，崇敬佛法。用明大王在位仅两年就死了，苏我、物部两族围绕着王位继承人问题，重新又展开激烈的冲突，甚至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苏我马子原意立敏达大王的王后、自己的外甥女炊屋姬为女王，而物部尾舆之子物部守屋则打算拥立用明大王的异母弟穴穗部。587年七月，苏我马子奉炊屋姬之命处死穴穗部，随即发兵包围了物部守屋的住宅。经过顽强的抵抗，物部守屋众寡不敌，终于被杀，从此大和朝廷呈现出苏我氏一族独大的局面——苏我马子可以说是日本史上的第一位权臣。
苏我马子最终拥戴用明大王的另一个弟弟泊濑部为王，即崇峻大王，他自己则飞扬跋扈，独霸朝纲。然而崇峻大王并非甘当傀儡的傻小子，他对苏我马子的专断十分反感，某次藉着有人进献野猪的机会感叹说：“何时能断朕所嫌恶之人，如同斩断此畜牲的脖子！”一语招祸，苏我马子听闻此事，就派亲信东汉直驹刺杀了崇峻大王，然后他又把东汉直驹杀了灭口。
大概苏我马子认为还是女人比较好控制一点，于是重提前议，擅自拥立炊屋姬为女王，即日本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推古女王。
●圣德太子的改革
苏我氏的权柄，并未因推古女王的即位而更加稳如泰山，推古女王根本不买亲舅舅苏我马子的帐。苏我马子曾经请求受赐葛城的领地，但是女王推托说：“我是苏我家的女子，舅舅提出的要求，从来晚上提出的不会等到天亮，白天提出的不会拖到天黑，总会尽快办理。但此次舅舅的请求太过分了，如果今天无故割取县邑下赐，后代国王必会骂我是愚痴妇人君临天下！”婉拒了苏我马子的无理要求。
女王即位的第二年，册封用明大王的遗子厩户为东宫，同时授予他“摄政”的头衔，用意大概是想分夺苏我氏的权柄吧。厩户素有贤名，既虔信佛教，也仰慕中国尊王大一统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理想和苏我马子是殊途同归的。然而马子只知道擅权，厩户却希望从根本上改革旧制，建立全新的国家体系。后世尊称厩户为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执政的时代，我国终于结束了长期分裂，建立起强大的隋朝。太子有感于此，派人西行考察隋的政治制度，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试图建立以天皇〔大王〕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他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制定冠位（官僚体制的滥觞）、制定宪法、提倡佛教、恢复中日邦交和编纂史书，等等。
先说制定冠位。冠位分十二阶，即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和小智，这东东始于推古女王十二年，最早只是授予贵族的荣誉头衔，是想在臣、连等氏姓外，另造一种以才能、功绩为重，而不以氏族大小为重的贵族体系，并逐渐将其转化为官僚体系——所以冠位起初大多授予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等贵族。
同年还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大肆宣扬中国的儒学思想，鼓吹三纲和五常。《宪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它更象一本思想品德教科书，给倭国人灌输“国靡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的封建大一统思想。圣德太子知道改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旧氏姓势力依然庞大，无法一旦扫尽，只好先“教化”他们，先树立拥王的道德准则，等时机成熟后再推出全新的制度。
不过儒家的思想终究并不完全符合倭国的国情，此后屡经扭曲和利用，日本之儒和中国之儒早就大相径庭了。况且儒家思想并不容易那么快就深入人心，圣德太子在思想领域对变革所作的准备，最成功的还是崇佛。尊崇佛教，为的是宣扬众生平等和因果报应，一方面削弱人民的反抗，另方面也藉此打破旧的等级制度，结束等级森严的氏姓奴隶制。
圣德太子的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向中国学的，所以他多次遣使通好隋朝，恢复中日邦交，以从大陆学习更多的先进文化。607年，小野妹子初次使隋，所携带的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次年二度使隋，国书中却变了称号，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这是最早的日本君主称“天皇”的记载，大概大和朝廷想要和隋朝平等建交，觉得中国君主称“皇帝”，而大和君主才称“大王”，实在太丢面子了〔一说日本君主自称天皇，要在唐高宗上元元年也即公元674年以后〕。
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其后“大化改新”的滥觞和准备，他在物质领域基本上没起到任何作用，但在精神领域却开教化之先，为其后更进一步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后的改革者为了这个理论基础，也把圣德太子捧得高高的，推崇为圣人，然而事实上，权臣当道的时候，哪有圣人立朝的可能？
从六世纪中叶佛教传入，一直到645年大化改新，这一百年间的文化被称为“飞鸟文化”——因为当时大和朝廷建都于奈良盆地南部的飞鸟地区。飞鸟文化佛教味道非常浓厚，这是和掌权的苏我氏族，以及圣德太子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一时期，也是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型期。
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当时部民制逐渐崩溃，贵族们大量兼并田地，出租给百姓耕种，大量部民转化为农奴或佃农。苏我氏在宗教改革方面，曾经是具有先进性的，然而他们在掌握了权力以后，却不希望变革同时影响到社会经济层面，转过头来成为改革的绊脚石。擅权不怕、跋扈不怕，但如果想要阻碍历史车轮的前进，那就只有覆灭一途了。
●苏我父子的擅权和覆灭
622年，圣德太子没能戴上自己制定的“天皇”的桂冠，就病殁于斑鸠宫，四年后，苏我马子去世，又两年，推古女王也去世了。继苏我马子为大臣的是其子苏我虾夷，他和叔父境部摩理势商量天皇继嗣问题，虾夷主张立敏达大王的孙子田村皇子，而摩理势则主张立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王。当时苏我全族都在苏我马子的坟前建庐守丧，摩理势自焚其庐，跑回家去，以示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绝不妥协。苏我虾夷派人劝他说：“大家说的都错，就你说的对，我一定会遵照你的意见办理，大家说的都对，就你不开窍，我当然要违背你的意见。你不要执迷不悟，咱们两人若相争斗，国家必乱，后人也会说是你我二人败国，徒留千载恶名，何苦来呢？你别再和族人对着干了！”
这番话与其说是劝告，不如说是威胁，摩理势当然不肯听从，逃去泊濑王〔圣德太子之子〕府上藏了起来。不过他也真倒霉，没多久泊濑王就去世了，摩理势无从依靠，被迫和苏我虾夷兵戎相见，兵败被缢杀。于是苏我虾夷拥立田村皇子继位，即舒明天皇。
舒明天皇在位十三年，没有多大的建树，而苏我虾夷及其子苏我入鹿日益嚣张跋扈，引发了因圣德太子改革而得以参与朝政的很多中小贵族的不满，传说为物部一党的残裔中臣镰足是他们的首脑，而山背大兄王则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641年，舒明天皇在百济宫去世，苏我虾夷学他老爹马子的做法，不立天皇之子，而立皇后宝皇女〔同时也是舒明天皇的侄女〕为天皇，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皇极女帝。
苏我虾夷想使苏我氏的权势代代煊赫，着力培养其子入鹿，自行授予他“大德”的紫冠，使掌控朝政。苏我祖孙父子，一个比一个张狂，到了入鹿时代，出入仪仗等同于天皇，苏我家子女都称王子，俨然不是大臣，而是倭国真正的统治者。为了打击反对势力，更为了使有苏我家血统的古人大兄皇子可以顺利成为下一任天皇，入鹿还派兵袭击山背大兄王，迫其自杀。
这一举动，使得皇子们人人自危，认定若不及早诛杀苏我入鹿，自己的性命也会如同山背大兄王一般不保。于是中臣镰足等人就与舒明天皇和皇极女帝所生的葛城皇子——又称中大兄皇子——联起手来，伺机铲除苏我一门。
645年六月，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都派使节来到倭国，与大和朝廷修好，按照礼仪，大臣苏我入鹿必然出席，同时由仓山田石川麻吕〔日本汉字，写作上麻下吕〕宣读表文。这位仓山田石川麻吕也是中大兄皇子一党，建议趁此机会诛杀苏我入鹿。
六月十二日，皇极女帝、古人大兄皇子和群臣都来到太极殿，准备接见三国来使。中臣镰足设计解除了苏我入鹿须臾不离身的配剑，而中大兄皇子则命令禁军锁闭了十二道宫门，只等仓山田石川麻吕宣读表文时，佐伯连子麻吕等刺客就冲出去取了入鹿的性命。
然而事到临头，佐伯连子麻吕等人却胆怯了，仓山田石川麻吕表文即将读完，却不见有人动手，以为阴谋败露，不禁浑身打颤。苏我入鹿并非蠢人，看到这种情形，心知有异，假装询问说：“何故发抖？”仓山田石川麻吕支支吾吾地回答说：“因为站在天皇面前，感觉十分紧张。”眼看计划就要破产，隐藏在暗处的中大兄皇子一不作二不休，干脆亲自动手，大吼一声跳将出来，一剑砍伤苏我入鹿的肩膀。苏我入鹿匆忙躲避，但受中大兄皇子这一剑所鼓舞，佐伯连子麻吕等刺客也勇气倍增，纷纷蹿出，砍伤了苏我入鹿的腿脚。
苏我入鹿自知无法逃脱，于是跪在皇极女帝面前，口称“臣不知罪”。皇极女帝惊慌地询问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伏地上奏说：“苏我入鹿谋杀皇子们，想要倾覆帝位，以苏我氏代替皇统，罪不可赦！”皇极女帝看他从容的样子，自知是有备而来，此事断难善罢甘休，于是长叹一声，转身退入内宫。中大兄皇子一声吆喝，众人乱剑齐下，把苏我入鹿斩成了肉酱。
中大兄皇子随即率部入驻法兴寺，筑城备战，还把苏我入鹿的尸体还给其父苏我虾夷，等于下了战书。不满苏我氏专权的皇族和贵族们纷纷前来投效，苏我氏宏伟的大厦瞬间崩塌，虾夷知道大势已去，便于家宅内纵火自焚而死——可惜的是，他当年奉圣德太子之命编纂的史书《天皇记》和《国记》，也就此化为了灰烬。
经此政变，皇极天皇决意退位，让给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喜出望外，正打算接受，却受到中臣镰足的劝阻。镰足的意思很明确：你发动政变，是为国除奸，不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如果就此继位，后世将说你是逼宫篡位之君。当然他表面上没这样说，他编的说辞是：“古人大兄皇子是您的兄长，轻皇子是您的舅舅，如果越过他们继承皇位，有悖长幼之序，孝悌之礼。”天晓得，日本的继承制度从来不讲长幼，所谓孝悌等儒家礼法也是才刚输入的泊来品。
中大兄皇子接受了中臣镰足的谏言，推戴轻皇子，轻皇子还想让给古人大兄皇子，古人大兄皇子一想：当初支持我的是苏我入鹿，现在入鹿已死，我若继承皇位，那不是凶险万分吗？于是坚辞不受，甚至削发出家以明志。于是轻皇子登上御座，即为孝德天皇。
●大化改新
中臣镰足或说名为中臣镰子，然而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当佛教传入之时，苏我稻目说必须信奉，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则坚决反对。如果镰子即镰足，那么他此刻少说也有一百零五岁了，焉有是理！
事实上传统认为中臣镰足生于614年，卒于669年，他没有出国留过学，但和遣唐使及留唐的学生们关系都很好，虚心向他们学习大陆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因为苏我父子的擅权，中臣镰足于644年辞官归隐，待时而动——时机何在呢？他很快就瞄上了中大兄皇子。
中臣镰足足智多谋，他首先想从内部分化瓦解苏我家族，于是怂恿中大兄皇子纳仓山田石川麻吕的长女为妃，把仓山田石川麻吕也拉上了自己的战车——此公本是苏我马子的孙子，入鹿的堂兄弟。不过这种政治联姻本身，不应该看得过重，因为当时倭国社会盛行的是“访妻婚”。
所谓访妻婚，是指男女双方在结婚后并不组建新的家庭，而是各居母家，婚姻生活也多采取男性走访女家的形式来实现。这种婚姻关系是相当薄弱的，并且不规定男性只能走访一名女性〔这是真正的一夫多妻制，没有妻妾的区分〕，因此婚姻关系完全比不上血缘关系来得重要。与其说仓山田石川麻吕因为政治联姻而倒向中大兄皇子，不如说他是不满苏我入鹿掌控整个苏我家族，遂想要取而代之吧。
中臣镰足在争取到仓山田石川麻吕以后，通过缜密谋划和反复游说，还拉拢了很多不满苏我入鹿擅权的有力氏族。苏我入鹿对此也有所察觉和警惕，加强了自己府邸的守备，中臣镰足等人没有办法，这才等苏我入鹿离家到太极殿参与外交活动的时机，发动了突然政变。
苏我虾夷父子一朝覆灭，中臣镰足等人弹冠相庆，等不及似的立刻就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孝德天皇即位后，立中大兄皇子为东宫，任中臣镰足为内大臣，仓山田石川麻吕为右大臣，阿倍内麻吕为左大臣，留学生僧旻和高向玄理为国博士〔高级顾问〕。就在这些革新派的推动下，诛杀苏我父子和孝德天皇即位的同月〔六月〕即学习中国建立年号，定元“大化”，并于十二月迁都难波。大化二年〔646年〕元旦，下达了“改新之诏”——这就是著名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主要的内容是废除部民制，模仿中国唐朝的制度，创立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也就是说，全倭国的田地、山泽名义上全都归于天皇，称为“公田”，百姓也都名义上归于国有，称为“公民”，朝廷每隔六年授给公民口分田〔班田〕，公民有按时缴纳地租和服劳役的义务，受田人死后，口分田要重新归还给国家。这就把倭国硬性从奴隶制社会全面扭转向封建社会。大化第六年改元白雉，白雉三年首次营造户籍，开始班田。
对应经济制度，朝廷也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集权思想的指导下，学习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置八省百官”，制定“冠位七色十三阶”〔随即增为十九阶〕，在地方上则设国、郡、里三级行政区划，分别由朝廷委派国司、郡司和里长管辖。官僚制度就此略显雏形。
日本历史的发展是跳跃式的，曾经因为接受了来自大陆和朝鲜半岛的新文化、新技术，日本社会快速由原始社会迈入奴隶制社会，但难免保留了很多原始社会甚至是母系社会的残余〔访妻婚就是表现之一〕。经此大化改新，又突然跳入封建社会，于是封建为壳、奴隶为瓤，还夹着原始的种秄，形成一种独特的四不象的社会形态。
当然，旧社会的残余终究会逐渐被历史所遗弃，先是原始制度，然后是奴隶制度，日本终将迈入彻底的封建社会，但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仅仅“大化改新”一场变革，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而且就在改新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依然无日止歇。
首先是大化改元的三个月后，古人大兄皇子以出家为名逃往吉野，勾结苏我入鹿的亲族和旧臣策划叛乱，因为消息泄露而被杀。然后到了649年，苏我马子的另一个孙子苏我日向诬告仓山田石川麻吕意图谋逆，中大兄皇子没经过缜密调查，就迫使老丈人、诛杀入鹿的功臣仓山田石川麻吕自尽。据说仓山田石川麻吕虽然反对苏我虾夷父子，可是本人并不赞成改革，在冠制改变后仍然坚持戴古冠上朝，中大兄皇子早就对其不满，所以才藉此机会将其铲除的吧。
当时中大兄皇子权势熏天，根本不把孝德天皇放在眼里，对于各种改革措施也是独断专行，两人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白雉四年〔653年〕，中大兄皇子奏请将都城迁回飞鸟地区，遭到拒绝后竟然挟裹群臣离开难波，自行回归飞鸟。孝德天皇受此打击，于次年忧愤病死。
孝德天皇去世后，中大兄皇子没有登基称帝——大概他摄政王当得满有趣味的吧——也没有立孝德天皇的儿子为帝，反而再度扛出自己的老娘来，让皇极女帝在飞鸟的板盖宫二度即位，改称齐明女帝。
658年，孝德天皇之子有间皇子劝齐明女帝和中大兄皇子前往纪伊的牟娄温泉疗养，想趁机在飞鸟发动叛乱，但随即因为党羽内讧而遭逮捕，被绞死于藤白坂。
新旧势力连番恶斗，中大兄皇子虽然稳占上风，也感觉左支右绌，加上老娘齐明女帝又不修德，大兴土木，加重百姓的负担，搞得天怒人怨。中大兄皇子遂想通过对外用兵来转移国内矛盾，于661年携母同赴九州的筑紫地区，策划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对东亚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白村江水战”，就此爆发了。
●白村江水战
朝鲜半岛三国，北部是高句丽，南部西为百济，东为新罗。原本高句丽的疆域最为广大，国力最强，隋炀帝、唐太宗数次发兵往征，都未能使其臣服。到了唐高宗继位以后，遂采取远交近攻之策，联合新罗，共同对高句丽施压。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态势，高句丽也和百济联起手来，不敢对唐朝动武，却从北、东两个方向齐攻新罗。
经过这一番合纵连横，首先遭难的是百济。唐显庆五年〔660年〕三月，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行军总管，统率水陆联军十三万进攻百济国，在新罗五万兵马的配合下，唐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百济都城，百济义慈王被俘送长安，百济灭亡。
战后，唐朝背弃与新罗的约定，尽收百济故地，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以管辖之。新罗武烈王敢怒而不敢言，只得继续配合唐军北伐高句丽。然而彻底灭亡一个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很快，百济遗臣鬼室福信就在周留城树旗举兵，谋划复国大计——只是王室全被一锅端了，老老少少尽数押往长安，他该以谁为号召才好呢？
百济素与倭国交好，王子扶余丰璋在倭国做人质——这恐怕是唯一没落在唐人手里的活的王室成员了，因此鬼室福信派使者到倭国，请求送还扶余丰璋。倭国东宫中大兄皇子正愁没仗可打，无从转嫁国内矛盾，得到此信大喜过望，于是召集各地兵马，准备渡海杀往朝鲜半岛。他还真是一不做，二不休，把老娘齐明女帝也裹挟在身边，一起坐船来到北九州的筑紫地方。
或许齐明女帝年岁大了，经不起这番海上奔波，他们于661年一月离开难波，三月到达筑紫，女帝随即就一病不起，熬到七月份终于咽了气。天皇驾崩，中大兄皇子没有立刻称帝，他身穿丧服，仍以摄政之名整编军队〔史称“素服称制”〕，于当年九月发兵五千，护送扶余丰璋东还。
次年，扶余丰璋在周留城登基，而倭国方面也不断增派兵马前往支援，到了663年的三月份，更组建了两万七千人的大船团，浩浩荡荡渡海杀向朝鲜半岛，百济遗民更是受此鼓舞，到处掀起反旗。正在北方和高句丽恶战的唐军知道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于是派大将刘仁轨率军，并合新罗兵马，南下救援，很快就攻克多座城池。
强敌压境，百济小朝廷不但不能同心抗敌，反而内讧不断，眼看就要被唐军彻底吃掉了。然而正当此时，李唐方面也出了纰漏，三十五万大军围攻高句丽都城平壤，遭逢大雪，被迫尽数撤回国内，新罗军一看形势不妙，也打点行装准备班师了。高宗下诏给刘仁轨，要他暂时退往新罗境内。
刘仁轨上书高宗，说一旦退兵，百济势必死灰复燃，再联合高句丽，这就又回到了数年前的局面，唐军势必要被迫吐出所有占领地，耗费无数人力物力却劳而无功。高宗听他说得有理，就命其固守百济故地，并派孙仁师等将跨海支援。
于此同时，倭国两万七千大军已在朝鲜半岛登陆，用围魏救赵之策，不先救百济，反而攻克了新罗数城。刘仁轨不去理他，会合诸路兵马南下，直趋白村江口，准备合围扶余丰璋所在的周留城。
这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八月间的事情，当时唐将刘仁愿、孙仁师所部与新罗文武王金法敏率陆军包围了周留城，刘仁轨、杜爽并归降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倭国军队一看不妙，一旦周留城被攻克，扶余丰璋遭擒，自己就再没有滞留在朝鲜半岛的藉口了，于是匆忙赶来救援。八月二十七日，日军两万余人，战船近千艘，也开到了白村江口。
朝鲜半岛的史书《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当时按总体军力来说，唐与新罗占优，仅以水军来说，日军数量要大大超过刘仁轨所部。正因为如此，多年未逢强敌的日军极为骄横，气焰嚣张，以为只要争先勇斗，唐军将不战自退。于是船列不整，混乱一片地就杀了过来。
刘仁轨沉着应战，《旧唐书》里说他：“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大溃”。这一仗的具体经过无从查考，史书上只说唐军“左右夹船绕战”，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不过想也能想到，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如日中天，而多年东征高句丽、百济，也肯定锻炼出了一支战斗力异常顽强的水面部队。相比之下，素质、器械均较低劣，多年未逢大战又多为各地豪族私兵联合的倭军，就算小心布阵也未必是唐军的对手，何况还有勇无谋地冒然进攻呢？
白村江战后，日兵尽数退去，百济遗民胆落，周留城很快就被攻克了，扶余丰璋逃往高句丽。唐高宗重赏了刘仁轨，授为带方刺史，使其镇守百济故地。
●战败对日本的影响
白村江水战给了中大兄皇子一记大耳光，他本想利用战争转嫁国内矛盾，结果大败亏输不算，还把倭国在朝鲜半岛最后一点点影响力也扔了个精光。不仅如此，当时国内舆论嚣然，都传说唐和新罗联军将要渡海杀来倭国，中大兄皇子被迫一方面遣使前往唐朝重修旧好，一方面在对马、壹岐、筑紫等地设置防人〔戍守军〕和峰火台，还在筑紫修筑了庞大的水城，完善九州方面的防御态势。
664年五月十七日，一支规模不小的船团驶到九州，使大和朝廷上下无不胆战心惊。船团首领乃是唐朝的朝散大夫郭务悰，他奉刘仁愿之命，携带牒书和礼物前来拜访中大兄皇子。郭务悰先后四次出访倭国，第三次率领了四十七舰、两千人的大船团，实在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估计刘仁愿派他来侦查日军的动向，同时施以高压。
大和朝廷不愿迎接郭务悰进京，又不敢武力驱逐，一直拖到十一月，才由中臣镰足献计，派和尚智祥宴请郭务悰，转赠中大兄皇子的礼物，并暗示其尽快离开。郭务悰好整以暇，淹留到次年二月才率军离开九州——中大兄皇子肯定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此后数年间，中大兄皇子在九州北部、本州西部，以及统治中心的大和地区到处修建城防，以备唐军来攻。然而唐朝直到668年才终于灭亡高句丽，此后又陷入与新罗的战争，根本无暇顾及倭国〔或许郭务悰在九州的所见所闻，也使得唐朝不愿再渡海开辟新的战场〕，中大兄皇子忙活了好几年，把自己的家底都快掏光了，结果做的全是无用功。
白村江水战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日本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决心维持中日和平，并以中国为师，遣唐使越来越是频繁；另方面，中大兄皇子为了度过危机，被迫向旧氏族势力妥协，甚至下诏在部分地区恢复了氏姓制和部民制，这无疑是一种倒退；第三个方面，有大量百济遗民逃来日本，为岛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补充了新鲜血液。
667年三月，终于彻底放下心来的中大兄皇子下诏，把都城迁往近江大津宫，并于次年元旦正式登基，史称天智天皇。同年，天智天皇命中臣镰足参照唐朝的《贞观令》制定《近江令》，这份已经亡轶的法令，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中臣镰足于两年后去世，此人辅佐天智天皇，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改革了倭国旧制度，还对宗教事业大有贡献。他为了压制从苏我氏掌权以来日益膨胀的佛教势力，遂整合倭国各地的旧氏神信仰，完善为本土的神道教〔同样排佛，所以后世会把镰足和镰子混为一人吧，或者镰子本就是根据镰足的影子造出的西贝货〕。在他死前一日，天智天皇赐予其最高冠位大织冠，并赐姓藤原，称藤原朝臣镰足——日本最大的神官家族就此产生，最终引发了统治日本两百余年的藤原氏摄关政治。
拉回来说天智天皇，既然已经登基，当然要立东宫，他选定的接班人乃是自己的兄弟、皇族中最有魄力也最有势力的大海人皇子。为了拉拢大海人皇子，天智天皇竟然将自己的四个女儿都嫁给了他〔日本古代近亲跨辈通婚，本是常事〕，然而大海人皇子仍然和哥哥兼老丈人不对付，屡屡在言行上刺激天皇，甚至于公然在宴会上“以长枪贯敷板”，以表示他的不满。
大海人皇子究竟有何不满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天智天皇虽然册封大海人皇子为东宫，却不肯按惯例给其摄政的权力，671年元月，更封亲儿子大友皇子为太政大臣，总摄朝政；二，传说天智天皇与大海人皇子的爱妃、风流才女额田女王私通，并最终据为己有；三，大海人皇子极端不满天皇向守旧势力妥协的举动，想要加快改革的步伐。
就在如此重重矛盾中，671年十二月，天智天皇病歿，传位于大友皇子，大海人皇子为了避祸而主动出家，遁往吉野。当然，大海人皇子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而大友皇子也不会容许自己这个威名素著的叔父活在世上，当时的情景，仿佛中大兄与古人大兄间夺权斗争的再现，只是结局全然不同。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壬申之乱”。
从天智、天武和额田女王的三角关系看日本古代婚姻
额田女王可能是畿内的豪族之女，据说她美貌多才，最早和中大兄皇子也即后来的天智天皇相恋，但不久后就爱上了恋人的弟弟大海人皇子也及后来的天武天皇，还为其生下一女——十市皇女。然而天智登基后，强把额田女王掳了过来，额田女王身在深宫，却仍与天武藕断丝连。等到壬申之乱爆发，天武战败大友皇子登上宝座，老实不客气地又把额田女王抢到身边，可是此刻的额田女王，反而思念起过世的天智来，终日以泪洗面。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催生出多篇美丽的诗歌，都记录在日本古代和歌集《万叶集》中。
据说，额田女王还有一个姐姐，称为镜王女〔一说是舒明天皇之女，是天智的同父异母姐妹〕，本是天智之妃，也生得国色天香，功臣中臣镰足不遗余力地加以追求，天智正仰赖着镰足的辅佐，于是就把镜王女赏赐给镰足为妻。
如此混乱的关系，偷情、通奸、夺妻，内中或许还掺杂有乱伦的因素，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看起来，肯定是卑鄙龌龊到了极点，然而如果了解了日本当时独特的婚姻制度，这一切却都不足为奇了。
日本跳跃式的社会发展，使得即便大化改新以后，也还残留着大量原始社会甚至是母系社会的风俗传统，比如婚姻制度就基本采取访妻婚的形式。访妻婚中，女子为婚姻的主体，首先由男子主动，或由女子暗示男子通过吟诗或唱歌的方式向心上人倾诉爱意，然后因女子的同意而最终确定婚姻关系〔这一阶段称为“目合”〕，所以女子在婚姻中握有绝对的主动权——当然，在上流社会中，婚姻关系还必须得到女方家长的认同。婚约缔结后，妻子仍居住在娘家，丈夫晚间到妻家与妻子同居，或者实行短期的“从妻居”。
大化改新以后，访妻婚的形式也发生了部分变化，不固定的访妻逐渐转化为较为固定的招婿，但女方仍在婚姻生活中占据着主导权。这种访妻婚所产生的让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主要包含有以下几点：一，丈夫不再前往妻家，或妻子拒绝丈夫上门，都表示婚姻终结，并非仅仅男方握有离婚权〔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情况下则只有男方有权离婚，称为“休妻”〕；二，妻子居住在娘家，在维持婚姻状况的前提下，仍能与多个男子交往，而男子更可以同时走访多妻，因此日本社会毫无贞洁观可言，婚外情非常普遍并为社会所认同；三，因为夫妻并不组建单独的小家庭，所以辈分混乱，近亲跨辈结婚也是常事。
如此，大家就可以理解额田女王的朝三暮四并非品格低下，天性淫荡，而天智、天武先后娶额田女王为妻，也未必是采取纯强迫的形式，更不因夺取兄弟之妻而遭到世俗舆论的谴责，至于镜女王可能和天智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也根本不影响他们之间缔结婚姻关系。日本这种女方占有主导权的婚姻形式，到了武家政权上台后才正式改变和扭转，变成男方占有婚姻的主导权。
●壬申之乱
孝德天皇有两个年号：大化和白雉，其后的齐明和天智两朝天皇都没有改元。671年十月，天智天皇重病卧床，大海人皇子以出家为天皇祈祷为名，避祸南走吉野。十二月，天智天皇病殁，临终前传位于大友皇子，并嘱咐左大臣苏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以及御史大夫苏我果安、巨势人和纪大人共同辅佐大友皇子。
当时大海人皇子还在吉野山中流浪，身边只有二十余名舍人、十余名女官，以及妻子菟野皇女和菟野之子草壁、忍壁而已，如果大友皇子及时派兵追杀，甚至只要派出几名刺客，就能取了大海人皇子的项上人头。然而大友皇子慑于叔父的威名，不敢遽发追兵，只是征募兵马，巩固城防，防止大海人皇子回京来夺取天皇之位。
大海人皇子在吉野的群山中逃亡了整整六个月，看到朝廷并无值得担心的举措，这才定下神来，遣人回归自己在美浓的领地召集部属，准备发难。而以高市皇子为首的许多皇族和地方氏族也都纷纷来投，迅速膨胀到数万大军。天智天皇晚年向守旧派低头，使得许多中小氏族大为不满，他们无不寄希望于大海人皇子，希望他掌权以后，可以扫除天智朝的弊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压在自己头上的传统大氏族势力。
一个社会越有流动性，就越有蓬勃朝气，奴隶制等级太过森严了，同为统治阶级，大族不亡，小族根本没有冒头的日子，封建社会同样等级森严，但统治阶级内部的升降变动却有所松动，这就给了很多冒险家以可趁之机。至于百姓们，也大多希望可以彻底摆脱部民即奴隶的命运，农奴或佃农活的也很惨，然而总有渺茫的机会积聚财富，人身安全也较有保障。两害相权取其轻，百姓们也纷纷倾向于改革派的大海人皇子。
大海人皇子聚拢东方各国军队，进至美浓的重要关口不破关，大友皇子发兵前来迎战。战役首先在关原爆发（请记住这一战略要地，近千年后，又有一场决定全日本命运的战役在此地展开），东军旗开得胜，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接西进，一路南下伊势、大和后再北征，打算合围位于近江国的京城。大友皇子虽非失道，却极寡助，接战后节节败退。最终双方在京城附近的濑田川展开决战，只见到处都是打着红旗、围着红袖标的大海人侧的军队，鼓声震天，矢下如雨，大友侧军队很快就被击溃了。大友皇子自缢而死，五位顾命重臣自裁其一，旋即被处死一人、流放二人、赦免一人。大海人皇子得意洋洋地进入已经变成一片残垣瓦砾的京城。
大海人皇子下令在大和营建新的都城和宫殿，是为飞鸟净御原宫。次年〔673年〕二月，他正式登基，史称天武天皇，立菟野皇女为皇后。大友皇子因为战败自杀，被废除了天皇名号，直到一千两百余年后的明治时期，才追谥其为弘文天皇。
估计在天武天皇时代，倭国在对外交往的时候，开始正式称自己为“日本”。《旧唐书》中说：“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新唐书》将此事记载于“咸亨元年，〔倭国〕遣使贺平高丽”之后，唐高宗咸亨元年是公元679年，也即天智天皇去世的前一年。
天武天皇在位十三年，巩固并推进了大化改新的成果，他首先重新设定中央贵族和地方豪族的氏姓等级，分为八种，即：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和稻置八种，同时下诏，废除天智天皇时代所恢复的氏上私有部民制度，并将赐予诸王、诸臣和寺院的“山泽岛浦、林野池湖”全部收归国有。为了加强天皇集权，天武天皇甚至多年不任命大臣，别说太政大臣了，连左大臣、右大臣和內大臣也全不任命，地方国司等官员也大都委以中下等氏姓。
天武天皇十年〔681年，以天智天皇去世的次年也即天武天皇正式登基的前一年为元年〕二月，开始编纂《飞鸟净御原律令》，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部成文法典。同月，立草壁皇子为东宫。
草壁皇子是菟野皇后之子，不仅能力平平，并且体弱多病。其实贵族们所仰望的皇子是大津皇子，其母大田皇女是菟野皇后的姐姐，两人并为天智天皇的同母姐妹，也就是说，是天武天皇的异母姐妹。然而菟野皇后当年带着儿子跟随丈夫在吉野山中流浪，同甘共苦，最为得宠，得以受封皇后，草壁皇子当然也就子以母贵了。
做事果断的天武天皇在继承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就在封草壁皇子为东宫的两年后，他又允许大津皇子参与朝政，无疑掀起了新的类似大海人和大友之间的派系斗争。不过好在草壁皇子有个心狠手辣的母亲，朱鸟元年〔686年七月二十日新设年号〕九月，天武天皇驾崩，尸骨未寒，菟野皇后就临朝称制，然后诬陷大津皇子谋反，将其及其同党30余人悉数逮捕。十月，大津皇子被迫自杀，写下辞世诗一首：“金鸟临西舍，鼓声催短命，泉路无宾主，此夕离家行。”
●《大宝律令》的颁布
天武天皇的灵柩一直停了两年零三个月，直到菟野皇后利用种种手段把朝臣都掌控到自己手里了，才于688年十一月正式安葬其夫。皇后费尽心机，清除了草壁皇子登基的种种障碍，才刚松了一口气，可惜草壁皇子身体太差，还没来得及戴上至尊之冠，就在次年四月呜呼哀哉了。草壁皇子的儿子轻皇子时年七岁，不堪继承大统，菟野皇后没有办法，只好于690年四月自己坐上了天皇宝座——为她的亲孙子先占着地方。
菟野皇后就是持统女帝，她在位期间，重用高市皇子和丹比真人岛，继续丈夫未竟的改革事业，689年颁布了22卷的《飞鸟净御原令》。她还颇有文化，善吟汉诗，京都附近因此产生了模仿唐风、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白凤文化”。
697年二月，立十五岁的轻皇子为东宫，当年八月，持统女帝让位给轻皇子，就是文武天皇。文武天皇五年〔701年〕三月，定年号为“大宝”，年号制度从此确定下来。当年就是大宝元年，八月份完成了《大宝律令》的编纂，次年十月分发诸国，全面实施。
《大宝律令》是日本律令制法典的重要代表之一，它分为律6卷和令11卷，律大致相当于刑法，令则是民、诉讼、行政诸法的统合，其基础为唐律，结合日本实际情况作了修订和增补。这份律令的领导编纂者是刑部亲王，但主要动手的则是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十八人，大多是遣唐使或大陆移民的后裔。
藤原不比等是中臣镰足之子，可以说是庞大的藤原家族的开山始祖。不比等年仅十岁，老爹镰足就去世了，可以说少年失怙，藤原家族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不过只有煊赫的名声而已。但他自小勤奋好学，加上天武、持统二帝感念中臣镰足之功，对其关怀有加，689年，任其为判事职，使其正式开始了辉煌的政治生涯。
草壁皇子也和藤原不比等交好，临终前授以佩刀，要他竭诚辅佐自己的儿子轻皇子，也就是后来的文武天皇。在文武朝，不比等升任正三位大纳言，其后又升任第二位右大臣，接近了人臣的顶峰。
日本中世官制在《大宝律令》中成型，中央官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置二官八省一台和五卫府。二官为主管祭祀的神祗官及最高行政机关太政官，太政主官为太政大臣，辅官为左、右和内大臣，其下还有大、中、少三级纳言等官，统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一台为司监察的弹正台；五卫府指警卫宫廷的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和左右兵卫府。最初正一位太政大臣仅授予皇族，并且经常由东宫兼任，总摄朝政，作为人臣，最高是左大臣，其次为右大臣，都为正二位——相当于我国的正二品官衔。
因为日本的官员品级也模仿中国，设一到九位，每位分正、从两级（九位则分大初位和小初位），三位以下各级还分上、下（中国的九品制，是五品以下分上、下）。四位以上（含）官员可以参加朝议，称殿上人，四位以下则称殿下人。
《大宝律令》再度确定班田制，为了便于实施，也模仿唐朝建立户籍制度。不过唐朝一户平均为四到五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而日本的户也称为“乡户”，平均在二十人上下，不仅数辈同居，甚至引入相当多不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好象一个个小的“氏”或者“部”，这也是奴隶制残余仍广泛存在的重要证据。
《大宝律令》还规定了全国的军事机构，中央设五卫府，地方上由各国国司掌控数个军团，此外在九州设太宰府管辖下的防人司，以防外国入侵，陆奥设镇守府，防备虾夷——所谓虾夷，一说即指阿伊努人，是东北部地区的土著居民，另说是开化较晚的大和族的一个分支。
《大宝律令》规定了新的身份制度，全部日本人都被划分为良民和贱民两个等级。所谓良民，也称公民，包括皇族、贵族和广大自由平民，也包括半自由的农奴；而贱民则指改新以后仍未被解放的奴隶，包括世代守卫皇陵者，以及公私奴婢，等等。法律不允许良民和贱民通婚，一旦通婚生下子女，也都归为贱民一列。
文武天皇以《大宝律令》而著名，但他的统治时期却并不长，大宝二年〔702年〕，上皇〔指退位的天皇〕持统女帝去世，5年后文武天皇也咽了气。文武天皇的儿子首皇子年仅七岁——和他老爹丧父时候一般大——于是天皇的母亲，也就是草壁皇子的皇妃阿闭〔原字为门中一个下字〕皇女登基，改元和铜，是为元明女帝。有了持统女帝的先例，皇子年幼，由其母或祖母暂代为天皇，似乎已是顺理成章之事。
元明女帝继位后即下诏营建新的都城，地址选在大和北部的奈良地区，建设式样完全模仿唐都长安。和铜三年〔710年〕正式迁都，名平城京，号称“小长安”。这座都城东西约4.2公里，南北约4.8公里，居中铺设了南北向的宽阔的朱雀大街，将城市分为左京和右京两部分，每部分东西分为四块，每块又由九条大路隔开，形成数十个“坊”，布局相当规整。都城北部正中设有所谓“内里”，也即是皇宫。
迁都平城京以后，日本就此迈入了“奈良时代”，这是一个彻底崇尚唐风，无时无处不模仿和学习大陆文化的时代。
●奈良朝和天平文化
世传圣德太子的画像，头戴乌纱襆头，帽翅曲折上结，身穿圆领长袍，腰横玉带，佩着直身双刃的长剑，足登“乌皮履”，手捧笏板，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观察，都象极了一位唐朝官僚，而不象是个日本人。然而这正是奈良时代日本官员的普遍装束，他们穿唐装、写汉字、读汉书、作唐诗，完全沉迷于西方传来的大陆文化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其实这个时候，日本还不算是彻底统一的。大化改新以后，大和朝廷将所辖领土划分为五畿七道，所谓“五畿”，是指统治中心的五个国〔大和、河内、山城、摄津、和泉〕，所谓“七道”，是指东山道、东海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和西海道，每道下辖数国。然而一直到奈良初期，东山道的最东北端和西海道的最南端，都还没有被统一。
东北地区大部分领土仍掌握在土著虾夷族手里，对此，奈良朝廷多次派兵东征，还修建道路，从东海、东山、北陆等道强迫移民到东北地区垦荒，与虾夷族争夺土地。和铜元年〔708〕设出羽郡，五年后改为出羽国，这说明奈良朝廷已在对虾夷族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来成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的“征夷大将军”一职，就是由此产生的，所征之夷，就是东夷也即虾夷。
而在西南地区，九州南部的游猎民族隼人族，也一直在和大和侵略军展开着顽强的抗争。九州其实共有十一国，即对马、壹崎、筑前、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大隅和萨摩，因为最后两国原本是隼人族的领土，于七世纪以后才始陆续设置。
关于隼人族的起源及其臣服大和朝廷，也存在着这样的神话传说：
古代有一对兄弟，哥哥叫海幸彥，弟弟叫山幸彥，各自抄持着不同的生计。某日，山幸彥对海幸彥说：“我每天山中狩猎，感觉无聊，兄长每天去海边钓鱼，一定也乏味了吧。不如咱们互借工具，交换工作来试试？”海幸彥勉强答应了，就把自己的钓钩借给山幸彥，让他去海边钓鱼。山幸彥毫无钓鱼的经验，结果钓钩被鱼儿吞走，他哭丧着脸来向海幸彥赔罪，甚至将自己所佩的宝剑打碎，做成一千个钓钩作为赔偿。可是海幸彥坚持要索回自己原来的钓钩，不肯原谅兄弟。山幸彥望海而哭，被他感动的神灵就带他入海，不但找回了遗失的钓钩，还娶得了龙女“乙姬”为妻。
山幸彥带着钓钩和龙女赠他的潮盈、潮干两颗宝珠回到岸上，他把钓钩还给海幸彥，但同时暗暗诅咒说：“这是麻烦之钩，是贫穷之钩。”果然，得回钓钩的海幸彥越来越贫穷，于是想要抢夺兄弟的财产。山幸彥取出潮盈珠，立刻潮水滚滚而来，瞬间把海幸彥淹没了，海幸彥告饶求救，山幸彥又取出潮干珠，潮水于是消失无踪。从此以后，海幸彥就宣誓臣服于山幸彥，做他的家臣，为他警护家门——据说海幸彥就是隼人族的始祖，而山幸彥，《古事记》里说他本名火远理命，是神武天皇的祖父。
总之，奈良朝廷在不断地学习和征服中逐渐强大起来，元明女帝之后是元正女帝，这位女帝共有两个年号：灵龟和养老。养老二年〔718年〕，藤原不比等奉命修订《大宝律令》，完成了最为完善的《养老律令》，两年后，太安万侣完成《日本书纪》。
元正女帝以后是圣武天皇，圣武天皇有三个年号：神龟、天平和天平感宝。继白凤文化后再度辉煌一时的“天平文化”，就是以他的年号来命名的。天平文化的中心仍是佛教和儒学，向中国派遣的遣唐使次数和数量都空前庞大，将大量佛经和儒典传入日本。奈良朝廷也开始设立大学和国学，以此教育和选拔贵族子弟或地方上国司的子弟们为官。狭义的天平文化是指圣武天皇天平年间的文化，而广义是指整个奈良时代的文化，著名的鉴真和尚也是在此期间渡海前往日本传教的。
奈良时代是彻底仿唐的时代，然而就连唐朝也无法长久维持均田制，在社会经济结构相对落后的日本，当然班田收授法也不可能万世不易。奈良时代是班田制逐渐崩溃，庄园制逐渐抬头的时代。
一方面，为了鼓励向新征服地区移民，奈良朝廷允许公民私有新开发地，使封建土地国有化逐渐向封建土地私有化转变。另方面，由于班田不均，赋税过重，使得很多百姓被迫依附于贵族和寺社，这样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庄园。庄园制的出现使得国家实际权力从土地国有时的天皇手中，逐渐转移到土地私有时的庄园贵族手中，藤原家族就首先冒出头来，攫取政权，开创了摄关统治的先河。
●藤原广嗣之乱
奈良时代以后是平安时代，那是一个外表光鲜，内中糜烂，骄奢腐朽的时代，而平安时代的实际统治者藤原家族，作为公卿政治的代表，也总给后人留下优雅柔弱的联想。然而事实上，藤原氏也是经过了惨烈的政治斗争，用尸体和鲜血铺成道路，才最终得以掌握权柄的。
中臣镰足和藤原不比等两代的风光不用再冗述了。藤原不比等死于养老四年〔720年〕九月，他有四个儿子，分别为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和藤原麻吕，分别称南家、北家、式家和京家。不比等终位于右大臣，当时实际执掌太政官权力的还是皇族，煊赫者包括舍人亲王、铃鹿王、长屋王等等。其中长屋王是高市皇子之子，先任大纳言，721年升右大臣，圣武天皇继位后任其为左大臣，实际掌控朝政。
圣武天皇的母亲本是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宫子，而其本人也娶了不比等的另外一个女儿〔论辈分是他姨妈〕光明子。圣武天皇一继位就想为其母加尊号为“大夫人”〔夫人为非皇族血统的天皇妻妾的最高称号〕，遭到长屋王派系群臣的反对，被迫收回敕令，从此藤原家族和长屋王就开始了长时期的明争暗斗。
神龟四年〔727〕闰九月，藤原光明子为圣武天皇生下了一位皇子，两个月后，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被立为东宫。眼看作为外戚的藤原氏将更为煊赫，群臣纷纷前往藤原氏宅邸表示祝祷，偏偏长屋王不肯露面。藤原武智麻吕藉着这股东风，提出立光明子为皇后，对此，长屋王再度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按照惯例，皇后必须由皇族女子担当。两派的斗争因此事件而变得激烈化并且表面化，最终以东宫不满岁就因病夭亡，暂时宣告了长屋王的胜利。当然藤原氏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先调开了长屋王的羽翼大伴旅人，又由藤原房前出任中卫府大将，控制禁卫军，随时准备发起反扑。
到了神龟六年〔729年，当年八月改元天平〕二月，藤原氏开始了总攻。二月十日，他们挑动两名小官僚向圣武天皇告密，说长屋王“私学左道，欲倾国家”，在取得了天皇的信任后，藤原宇合等人立刻率禁军包围了长屋王的官邸，舍人亲王亲自入内问罪。长屋王百口莫辩，被迫于两日后自杀——虽说是自杀，但其正妻与几个儿子全都随同自尽，事情多少有点蹊跷。
踢开了绊脚石以后，藤原氏于当年八月顺利地把藤原光明子扶上了皇后宝座，四兄弟就此把持了朝政。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南家的武智麻吕和式家的宇和——藤原宇合于天平三年〔731年〕八月就任参议，这是在养老令外新设的官职，顾名思义，是朝廷的高级顾问。
同时升任参议的还有藤原麻吕和葛城王。葛城王是皇后光明皇后的同母异父兄弟，736年受赐橘姓，名为橘诸兄。737年，平城京天花流行，藤原氏四兄弟前后染病去世，橘诸兄代之掌握了朝政。
为了同时压制外戚藤原家和皇族橘氏的势力，圣武天皇起用身份较为低微的僧人玄昉和吉备真备参与朝政，这两人都曾留学唐朝，学识渊深，新近归国，其中玄昉因为曾入宫治好了天皇之母藤原宫子的病而最受宠信。
传说玄昉曾想抢夺藤原宇合的长子藤原广嗣之妻〔日本很多佛教派别并不严禁娶妻〕，因此两人仇深似海，然而政治立场的根本相左以及对执政权力的垂涎与抢夺，恐怕才是最终爆发“藤原广嗣之乱”的真正根由。总之，脾气暴躁的藤原广嗣异常反感玄昉和吉备真备的擅权，多次直接或上书请求除去此二人，因此被贬出京都，前往九州就任太宰少贰。
太宰府乃是在七道诸国行政体系之外，负责西海地区政治和军事的常设机构，主官太宰帅并非常置，多由辅官太宰大贰或太宰少贰负责实际工作。藤原广嗣到达九州后，利用当地的社会矛盾大肆招兵买马，在天平十二年〔740年〕再度上书请求诛杀玄昉和吉备真备遭到斥责后，公然掀起了叛乱。
藤原广嗣的军队据说有一万余人，分三路挺向九州最北端，准备渡海前往京都。圣武天皇得报，急命参议大野东人为将，动员东海、东山等五道一万七千大军，浩浩荡荡开赴九州平叛。
当年九月，官军前锋进入九州，十月初隔板柜川与叛军对峙，九日展开激战。叛军军心散乱，战不多时就纷纷投降，藤原广嗣大败而逃，还想遁往新罗，但因风向不顺而被迫返回。二十三日，他在肥前的值嘉岛遭官军捕获，数日后即被处死——来势汹汹的藤原广嗣之乱，不到半年就平定了。
广嗣死后，藤原式家走向没落，然而世上终究没有长久的荣华富贵，五年后，广嗣的死对头玄昉和吉备真备也先后失宠，玄昉被外放到筑紫，最终为广嗣残党所杀，吉备真备也左迁为筑前守。至于橘诸兄，他的权力也在逐渐萎缩，最终被藤原南家的仲麻吕所替代。
●惠美押胜的兴衰
藤原仲麻吕是藤原武智麻吕的第二子，不到四十岁就跻身殿上人之列。749年七月，圣武天皇让位于有藤原氏血统的阿倍内亲王〔内亲王即皇女所封之亲王〕，就是孝谦女帝。同月，藤原仲麻吕拜为大纳言，并在次月就任新设置的紫微中台的长官——紫微令中卫大将。他的权力逐渐攀升，逐渐凌驾于左大臣橘诸兄和右大臣藤原丰成〔武智麻吕长子，仲麻吕之兄〕之上。
藤原仲麻吕竭力维护已经逐渐跟不上时代需要的律令制，时隔14年后，再度下令班田，并且调整服役男丁的年龄，以减轻百姓负担。但对于当时的朝局来说，这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圣武天皇在位的时候就笃信佛教，下令各国都要建设国分寺和国分尼寺，在京都附近也大修寺院，建造大佛，耗费巨资，也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圣武天皇虽然退位，身为上皇，这种行为却并未停止。因此仲麻吕的执政，未必能给底层民众带来多少好处，但却得罪了相当多的贵族，尤其是新兴庄园主阶层。
一方面因为执政者的专权，反对派想要推翻执政者，另方面执政者为了镇压反对派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攫取权力，两方面矛盾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终于点燃了“橘奈良麻吕之变”的导火索。且说天平胜宝八年〔756年〕五月，圣武上皇去世，遗命以天武天皇之孙道祖王为东宫。然而据说这位道祖王在为上皇服丧期间私与侍童淫乐，行为举止极度龌龊并且不敬，于是次年三月即被废黜了东宫之位。
道祖王是否真的那么不堪呢？现在普遍认为，那是藤原仲麻吕的阴谋或者刻意诽谤所致。总之，为了立新东宫之事，孝谦女帝召集众臣商议，仲麻吕力排众议，拥戴和自己关系亲近的舍人亲王之子大炊王。最终，大炊王成为储君，仲麻吕的权势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遂于第二年推动孝谦女帝下诏，施行其父藤原不比等制定但搁置了整整39年的《养老律令》。
这是天平胜宝八年〔757年〕五月间的事，到了七月，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了，利用百姓苦于寺院佛像建造之机，联合对藤原仲麻吕不满的皇族和大伴、佐伯等氏族，策划发动政变。当时平城宫正在修缮，孝谦女帝在田村宫议政，橘奈良麻吕的计划是，首先在田村宫暗杀藤原仲麻吕，然后废黜大炊王的东宫之位，并逼女帝退位，在盐烧、道祖、黄文、安宿四王中选择一人继承天皇宝座。然而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山背王和中卫府舍人上道斐太先后将政变阴谋密告孝谦女帝和藤原仲麻吕，女帝和仲麻吕先下手为强，火速逮捕了阴谋策划者，将橘奈良麻吕和黄文王等首谋处以极刑，将协从400余人尽数流放。
或许是为了纪念平安度过危机，当年八月十八日，下诏改元为天平宝字。天平宝字二年〔758年〕八月，孝谦女帝退位出家，东宫大炊王登基，就是淳仁天皇。这时候，日本仿唐之风达到了顶点，竟然把官名也全都按照中国的习俗加以修改，藤原仲麻吕就被任命为左大臣，改称“太保”，还下赐了新名“惠美押胜”。两年后，他又升任为太政大臣，称“太师”。
太师惠美押胜所以能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主要靠了两个大后台的支撑，一个是圣武天皇的皇后藤原光明子，另外一个就是孝谦女帝。然而光明皇后在760年去世了，而孝谦女帝〔此时为上皇〕也因为僧人道镜的问题于762年开始和淳仁天皇相对立，惠美押胜站在天皇一边，结果把上皇给彻底得罪了。
道镜为河内国人，出自弓削氏，初从义渊修习法相宗，后长住东大寺。752年，他应孝谦女帝之邀，入宫做道场，761年藉看病之机受到已经退位的女帝的宠信。传说孝谦上皇和道镜的关系很不一般，这不免令人联想起武则天身边的白马寺主持薛怀义……然而就算道镜真是上皇的面首吧，以日本的婚姻习俗来说，这也并非十恶不赦的大罪，然而惠美押胜偏偏极端反感道镜，怂恿淳仁天皇向上皇进言，要将道镜赶出京去。
有传说惠美押胜也曾是孝谦女帝的入幕之宾，因此当上皇抛弃了他，转而钟意道镜后，他才会如此愤懑不满。总之，因为道镜问题，上皇和天皇间的矛盾日益严重，天平宝字六年〔762年〕六月，上皇从隐居处迁回平城京，并宣布剥夺淳仁天皇的权力，国家大事和人事赏罚都由自己颁诏施行——退位的天皇以上皇之名重掌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后“院政”的滥觞。
淳仁天皇和惠美压胜为了反击上皇的专断，开始秘密策划，由押胜一族控制了禁卫军的指挥权以及近畿地区数国的行政权。天平宝字八年〔764年〕九月，淳仁天皇任命惠美押胜为都督四畿内、三关、近江、丹波、播磨国兵事使，并命令以上地区每国征召20人以充禁卫。押胜秘密下达了每国征集600人的动员令，以演习为名聚集和训练士兵，准备起事。
惠美押胜犯了一个大错误，想要打击上皇势力，早在孝谦上皇返回平城京的时候就该动手了，等到上皇重掌政权两年以后再想发动政变，时机已经错失，人心早就转向。果然，计划被告发，上皇立刻派山村王到中宫院夺取了御玺，随即宣布押胜为逆贼，剥夺其官位和俸禄。这是九月十一日的事情，当晚，惠美押胜逃出平城京，首先想要逃往近江，后又转道越前，都被上皇派人截断了去路，他进退失据，最终于十八日在高岛郡的胜野鬼江附近被逮捕，随即人头落地。
押胜一族及其党羽被孝谦上皇斩杀殆尽，就连淳仁天皇也无法幸免，十月九日被废，并流放去了淡路岛。上皇再次登上天皇宝座，史称称德女帝。随着惠美押胜之死，藤原南家也就此衰弱了。
●法王道镜
称德女帝复位的次年〔765年〕，改元天平神护，随即任命道镜为大臣，称“大臣禅师”。按照女帝自己的说法：“朕以出家人为帝，当用出家人为臣。”于是当年闰十月，竟然升任道镜为太政大臣，第二年更封其为法王。
称德女帝和道镜法王，两人的生活极度骄奢淫逸，虽然将吉备真备等人重新召回都城供职，朝政却不但没有丝毫的起色，反而日益倾败下去。日本有史料记载，女帝和道镜夜则同寝，道镜衣食住行都等同于天皇，两人同受百官朝贺。虽说以日本的风俗并不严禁婚外情和和尚娶妻，但天皇不同普通百姓，这种行为肯定会招致各方的议论，大概是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吧，称德女帝公开下诏，严禁有妇之夫另爱第三者，并且取消了传统每年正月举行的青年男女表述衷情的踏歌会。
称德女帝沉湎于放纵的生活中，根本无心治理国事，道镜因此觊觎天皇宝座，他暗示官吏上奏，说在宇佐八幡神宫得到了神谕：“道镜即位，天下太平。”位于九州的宇佐八幡神宫是神道教的著名寺社，影响力很大，因此称德女帝派和气清麻吕前往确认。临行前，道镜许诺说，如果他胜利当上天皇，就让和气清麻吕做太政大臣。然而和气清麻吕毫不理会他的封官许愿，数月后即带回神谕，明确宣告说：“我国从天地开辟以来，就是君臣名份森严之邦，从来没有过以臣为君的事情。如果无道小人竟敢觊觎神器，定为神灵所不容。应该早立皇嗣，并将无道之人清除出去！”
这是769年之事，第二年八月，称德天皇就驾崩了，临终立天智天皇的孙子白壁王为东宫。十月，白壁王继位，改元宝龟，即光仁天皇。失去靠山的道镜和尚也被灰溜溜地赶出了京城，前往偏远的下野国担任药师寺别当〔僧职〕。
光仁天皇立称德女帝的姐妹井上内亲王为皇后，立他户亲王为东宫。然而井上皇后和她的姐姐一般荒淫，传说某次和天皇下棋赌赛，双方约定输方要向赢方推荐美男或美女，结果光仁天皇输了，皇后就一再索要美男，不肯罢休。光仁天皇无奈，去和藤原百川商议对策。
惠美押胜虽然败亡，当时朝中显贵，仍有相当一部分是藤原氏的子弟，比如左大臣藤原永手〔北家〕、内大臣藤原良继〔式家〕等等，但权力最大也最有智谋的，还是式家的藤原百川。藤原百川早就对井上皇后和他户太子的荒淫跋扈恨之入骨，于是设计让天皇把亲儿子山部亲王推荐给皇后。等到正当盛年的山部亲王和年过五旬的皇后干柴烈火，打成一片以后，藤原百川趁机密奏说皇后想要“咒杀天皇”。已经对皇后所为厌恶到了极点的光仁天皇毫不犹豫，立刻废黜井上皇后，两个月后又废黜了东宫他户皇子。藤原百川继续施行自己的计划，据说花费了四十多天劝说天皇，终于使天皇于次年也即宝龟四年〔773年〕元月，立山部亲王为东宫。
天应元年〔781年〕四月，光仁天皇让位于山部亲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桓武天皇。延历三年〔784年〕，桓武天皇迁都到长冈，延历十三年〔794年〕再迁葛野——葛野的新都称为平安京，日本从此进入了“平安时代”。
日本人的氏、姓和苗字
说到日本人的姓氏，首先要从中国人的姓氏谈起。请问，商鞅姓什么？姓商？错。姓卫？错。姓公孙？更错！因为中国上古，姓和氏是分开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所谓姓，指的是一个人的血统（当然只有贵族才有闲空研究或者附会自己的血统），而氏，则代表此人的身份地位。商鞅是卫国的公族，卫是周朝的同姓诸侯，所以商鞅的姓，应该是周的国姓——姬。他是卫国人，所以以国名卫为氏，称之为卫鞅；他是卫的公族，所以也称为公孙鞅；仕秦被封在商於，所以也称商鞅。这卫、公孙、商，正是他的氏。再如，姜子牙姓姜，但是吕氏（大概是出生地）、太公氏（被周武王尊为太公）；秦始皇姓嬴，但是赵氏（生在赵国）、秦氏（秦的国君）。诸如此类。
男子主外，平常使用能代表其身份地位的氏而不用姓，商鞅虽然姓姬，但不能叫他姬鞅，秦始皇虽然姓嬴，但叫他赢政就大错特错。只是这一姓、氏分开的制度，汉以后就逐渐被大家遗忘了，姓、氏逐渐合流。
日本的情况则正好相反，氏指的是出身氏族〔日本古代的氏族并不一定由血缘关系所组成〕，姓则指的是大和朝廷赐予氏上等贵族的称号，比如臣、连、造等等。这种“姓”其实含有种姓的意味，以区别氏族地位的高低。其后出现的赐姓如藤原、橘、源、平，等等，严格意义上来说仍然是氏，而不是姓。贵族男子正规的称呼，必须姓氏叠用，比如“藤原朝臣九条兼实”，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苗裔之意），兼实是名。
苗字又是什么呢？苗字是代表一个氏姓的分家的意思，可以有多种来源，比如地名、官名、庄园名，等等，苗字经常可以更换，其实更象是中国古代的氏。打比方说，武田苗字出于源姓的新罗三郎义光，其后裔一支任甲斐守护，如武田信玄，一支任若狭守护，如武田元光。再比如，战国名将中，有不少称北条苗字，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名门平姓的北条之后裔：北条早云祖孙三代，出身低微，来源不详，为了名正言顺称霸关东，而冒苗字北条；大将北条纲成，本是今川家臣福岛正成之子，因为娶了北条氏纲的女儿，而赐苗字北条，是冒称之冒称；上杉谦信麾下名将北条高广，其实本来的苗字是毛利（他的家徽也是一文字三星），只是以所领北条庄为新苗字，才变成了显赫的北条氏……
武士阶层抬头以后，武士们的苗字越分越多，越分越杂，逐渐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姓，而到了江户时代，很多商家把商号冠在自己的名前面，也逐渐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姓——本书后面为了行文方便，会经常在苗字后面加个“氏”字以指代某一家族，但这并不说明苗字和氏有其共通之处。
不过，古代日本的平民百姓都是没有姓的，要到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才强迫人人都必须有姓，从而大多毫无本源地生造出来的。
●桓武朝的迁都
桓武天皇时代，土地私有化日益严重，各地产生出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来，严重影响到国家税收和天皇制集权统治，使得朝廷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挽救班田制的彻底覆亡。
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颁布了班田收授法，这项法令因为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仍存在种种漏洞，最主要的就是，各大寺社仍保有寺社地，而很多贵族也仍保有自己的封地〔位田、职田和功田等〕，这些寺社地和封地是不用缴税的。人口分布不均以及赋税沉重，导致很多百姓得不到授田或耕不起授田，遂被迫进入寺社地或贵族封地，变成了新兴庄园中的农奴。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进一步扩大，奈良朝廷多次移民边远地区，开垦荒地。然而因为这些新开垦地的地权是属于国家的——养老七年〔723年〕就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利用原有沟池新开的土地仍归开垦者一代所有，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则准许流传三代——所以开垦者积极性不高，“农民怠倦，开地复荒”。天平十五年〔743年〕，朝廷被迫修改旧制，发布“恳田永世私财法”，等于打破土地国有制，允许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归于个人。
既然有了私有土地，当然也就会产生土地兼并问题。于是，贵族、寺社凭藉权势和财力，大量圈占和收买土地，收容逃亡农民耕种——他们在自己的私地上派驻管理人，也即庄长，由庄长负责经营的田地就称为庄园。
桓武天皇无力逆历史的车轮运转，彻底解决庄园问题，他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搞点修修补补，暂时缓和一下社会矛盾，保证一下国家的税收。他所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一，整顿吏制，设“勘解由使”一职以监督地方官吏；二，修正班田收授法；三，承认良民和贱民间的通婚，允许所生子女成为“良民”，以彻底消灭奴隶制残余；四，部分改征兵制为募兵制；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无疑会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为了摆脱那些掣肘的家伙们，尤其是玄昉、道镜以来日益庞大的寺社势力，他在藤原种继〔藤原式家宇合之孙〕的倡议下，于784年离开平城京，迁都长冈京。然而延历四年〔785年〕九月，长冈新都还没修好，总指挥藤原种继却被人暗杀了。
桓武天皇大为恼怒，下令追查，不但揪出一批阴谋分子，包括大伴、佐伯等煊赫氏族的重要人物数十人，甚至还最终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兄弟、东宫早良亲王。早良亲王是否冤屈，没有人知道，总之他因此事被废黜太子之位，幽禁在道成寺中，没过一个月就绝食而死。死后次月，桓武天皇立自己的儿子安殿亲王为东宫。
据说早良亲王留下了恶毒的诅咒，其后不久，天皇的皇后、生母和诸位夫人相继死去，伊势神宫也遭逢天火，全国很多地方暴发疫病。桓武天皇在长冈京呆不下去了，于是在794年接纳和气清麻吕的建议，再度迁都，是为平安京。
平安京南北约4.7公里，东西约4.5公里，基本架构和平城京很相似，也是北部中央为内里，城中由南北向的朱雀大街相隔为左京和右京，然后由平直的多条横、纵向街道分割为数十个坊。桓武天皇在平安京四周建设了贺茂、松尾、稻荷等神社，东寺、西寺等寺院，却不允许平城京的旧寺社搬迁过来。
两度修建新都，那钱当然花得如同流水一般，不仅如此，桓武天皇还三次大规模用兵讨伐虾夷，才因为制度改革而积累起来的一点财富，又被他全都抛将出去了。到了延历二十四年〔805年〕十二月，眼看朝廷财政就要崩溃，藤原绪嗣、菅野道真等人上书谏阻造宫和征夷，提出实行所谓“德政”，桓武天皇无奈之下全盘接受了——这恐怕是回光返照，因为次年三月，他就呜呼哀哉，翘了辫子。
桓武朝有位名人值得一提，那就是首任征夷大将军坂上田村麻吕。此人的祖先据说是汉灵帝的子孙，称为阿知使主，因为曹魏篡汉而率七姓十七县人口经朝鲜半岛流亡到了日本〔天晓得！〕。阿知使主的后人，曾被赐姓“东汉直”，分为坂上、路、桧前等许多支派，坂上家的坂上田村麻吕乃是一代名将。
从前任将派兵征讨虾夷，大都冠以“征东将军”、“征东大使”等名号。延历十一年〔792年〕，桓武天皇任命大伴弟麻吕为征东大使，率军东征，经过四年的时间，获得大胜。其间，改征东大使为征夷大将军，，到了延历十六年〔797年〕，作为大伴弟麻吕的部将坂上田村麻吕也被封为征夷大将军——这是此一职衔诞生的由来。
延历二十一年〔802年〕，坂上田村麻吕身为主将，率军四万东征，大破虾夷主力，收降虾夷大首领阿弓〔原字为弓下加一横〕流为，在北上川中游胆泽之地筑城，设镇守府以统治之。此后坂上田村麻吕的子孙大多出任奥羽地区的官员，显赫一时。
●嵯峨朝的辉煌
继桓武天皇后登上宝座的安殿亲王，史称平城天皇。平城天皇是个非常荒淫的家伙，他还在东宫的时候，就爱上了藤原种继的女儿药子，以及药子的女儿，把她们一齐接入东宫。本来以日本古代的婚姻制度来看，这并算不了什么大事，倒霉的是药子的丈夫此时还并没有死，因此桓武天皇勃然大怒，下令把药子驱逐出宫去。
等到老爹去世，自己登上天皇宝座，平城天皇立刻就把药子接了回来，任命她做“尚侍”，又称“勾当内侍”，也就是宫中女官的总管。因为这层关系，药子的哥哥、藤原种继的长子藤原仲成就此平步青云，进入了权力中心。
大概因为生活糜烂而导致身体日虚，无力也无心再管理朝政吧——反正日本也有这种传统，十个天皇里有八个都是退位而非死后传位的——于是宝座才坐了四年，平城天皇就让位给弟弟贺美能亲王，自己跑回平城宫隐居去了。
贺美能亲王就是嵯峨天皇，此人颇有雄心壮志，想要好好干一番事业，可惜平城上皇虽称退位，却不肯真的退出政治舞台，他在奈良发号施令，处处和兄弟对着干。嵯峨天皇想要和上皇较量，首先要蔽其耳目，于是就把药子赶出宫去，自己设置“藏人所”来掌管和辅助处理机密文件。药子跑到奈良向上皇哭诉，平城上皇大怒，遂于大同五年〔810年〕九月宣布把都城从平安京迁回自己所在的平城京。
对于这种可笑的命令，嵯峨天皇当然置之不理，不仅如此，他还针锋相对地改元为“弘仁”，意识是明告天下：改朝换代了啊，现在的天皇是我，不是哥子你了啦。两个朝廷各自拉拢贵族和寺社势力，聚集兵马，准备开战。
最终的胜利者是嵯峨天皇，他先杀掉了上皇的亲信藤原仲成，然后派兵拦截上皇的部队。主上本就荒淫，士卒岂会用心？奈良军队纷纷跑散，药子自杀，平城上皇也只得出家为僧，表示彻底放弃权力。于是嵯峨天皇废掉了东宫、平城上皇的儿子高岳皇子，立异母弟大伴皇子为新东宫，彻底掌握了朝政。
嵯峨天皇是位文人气息很重的君主，主张无为而治，政事委任给臣下，自己寄情笔墨和山水，创作了很多著名的诗歌，并且其书法修为与空海、橘逸势齐名，并称为“天下三笔”。此公还极度崇敬佛教，崇拜唐风，留唐的名僧最澄和空海受到他的大力栽培，最终创立起日本天台和真言两个宗门。
然而，嵯峨天皇并非真正清心寡欲之人，他和老爹桓武天皇一样，娶了一大群老婆，养了一大堆儿子〔据说他有嫔妃28人，子女数超过50〕。皇子太多，竟然导致国库入不敷出，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天皇只好把母亲身份较低的32名皇子降格为臣下，赐与“源”氏——这些人及其子孙，就被称为嵯峨源氏。
先帝这样办了，后世天皇也就群起仿效。825年，淳和天皇又降格了高栋王〔桓武天皇的孙子〕，赐以“平”氏，是谓“桓武平氏”。再往后，又有清和天皇后裔的“清和源氏”、宇多天皇后裔的“宇多源氏”、村上天皇后裔的“村上源氏”等纷纷出现。
拉回来说嵯峨天皇，他在位十四年后，让位给大伴亲王，是为淳和天皇。淳和天皇在位十年，让位给嵯峨上皇之子正良亲王，是为仁明天皇。这期间嵯峨上皇一直在幕后操控着朝政，弟弟和儿子都不过是他的傀儡而已，直到仁明天皇承和九年〔842年〕七月，他去世为止。
这一段时间内，班田制持续崩溃中，原本的律令制也逐渐跟不上历史发展的脚步了，被迫要多方面加以修正。嵯峨天皇就新设了藏人和检非违使这两种职衔，称“令外官”，前者为天皇的秘书机构，后者负责京都的军事、警察和审判诸事。此外，他还发布《弘仁格式》以修正律令——格指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的应用所撰写的各种细目规定。格式这种补丁，后来还陆续发过好多回。
嵯峨天皇追求优雅的生活，说不上腐朽，却着实的浮糜，他的生活作风带动了整整一个时代，使平安时代早期达到了辉煌的顶峰。不过老家伙终有亡故的一日，他的权威一旦丧失，原本被此权威压制住的种种朝廷矛盾立刻沉渣泛起。于是，他死后没两天，就爆发了“承和之变”。
●承和之变
君主为了加强集权，抑制朝官的权力，经常会采用设置全新的秘书机构的方法。这些新秘书品级并不一定高，资格并不一定老，然而因为接近权力中心而必然逐渐坐大，甚至取代旧有朝官的位置。我国汉代始设尚书台，其后身尚书省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正式行政机构；明初始设大学士，到了明朝中叶，大学士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虽然结果并没有如此明显。那就是嵯峨天皇设置养老令外机构藏人所，以掌管和辅助处理机密文件，藏人所的长官为藏人头，天皇使宠臣藤原冬嗣担任此职，藤原冬嗣因此飞黄腾达，最终做到左大臣的高官，为人臣之极。可以说，藏人所虽然没有演变成新的行政机构，藏人头也没有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藤原家族却因藏人所的设置而再度膨胀起来。
藤原冬嗣出自北家，是藤原房前的曾孙。他在就任高官以后，为了加强与皇室的联系，就把女儿顺子嫁给嵯峨天皇之子正良亲王，并且迎娶女婿的姐妹洁姬为次子藤原良房之妻。这位藤原良房，他也是从藏人做起，一步步爬上了中纳言的高位。
正良亲王后来登基成为仁明天皇，年号承和。仁明天皇本是彻底的傀儡，其父嵯峨上皇和叔父淳和上皇都还没有死，躲在背后指手划脚，这使藤原良房非常不满。因为良房想让顺子所生的道康亲王正位东宫，可两位上皇偏偏吩咐让淳和上皇之子恒贞亲王承嗣大统。藤原良房就任中纳言的那一年，正是承和八年〔841年〕，恒贞亲王的两个靠山，淳和上皇已于去年五月间过世，而嵯峨上皇也缠绵病榻，眼看即将咽气，良房觉得时机成熟了，该准备动手废立东宫了。次年七月，嵯峨上皇去世，同月就爆发了“承和之变”。
“承和之变”的过程是这样的：据说七月十日，恒贞亲王的亲信春宫坊带刀舍人伴健岑秘密走访了阿保亲王，请求共同奉东宫远走东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乱局。阿保亲王乃是平城天皇之子，当年平城、嵯峨两位天皇对立，平城天皇在藤原仲成和药子的煽动下，也曾想前往东国号召兵马，以击败反对势力，阿保亲王很可能也参与了谋划。三十二年一晃眼就过去了，年已五旬的阿保亲王早就没了当年的雄心壮志，于是把伴健岑的阴谋密奏给嵯峨上皇的皇后橘嘉智子，嘉智皇后随即通知仁明天皇和藤原良房。
七月十五日，嵯峨上皇驾崩，两天后，伴健岑与东宫的另一名亲信但马权守〔权为额外派员之意〕橘逸势同时因谋反罪而遭到近卫府的逮捕，经过审判后，分别被流放到隐岐和伊豆。亲信被捕，主公不能说毫不知情，恒贞亲王匆忙上书请罪，并请求辞去东宫。仁明天皇好言安抚，说你与此事无关啦，不必担忧。
两位上皇既然先后去世，仁明天皇感觉压在肩膀上的大山已经倾垮了，他也一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嗣，岂有爱于恒贞亲王？只是好不容易碰上或者说设计了这一谋逆案件，东宫辞位则案件必然终止，若不预先深入挖掘，岂不是很可惜吗？
到了二十三日，仁明天皇和藤原良房的挖掘工作终于完成了，于是废黜恒贞亲王的东宫之位，同时将东宫妃的父亲大纳言藤原爱发、中纳言藤原吉野、东宫大夫文室秋津等60余人全数贬职或流放。藤原爱发是良房的叔父，藤原吉野出自式家，他们都是恒贞亲王派的实力人物，经过此次事件，被良房一举铲除了。
其实关于伴健岑等人的密谋，除了大保亲王的告密外，并没有足够确实的证据，退一步说，就算证据确凿，那也未必真与恒贞亲王有牵连，再退一步，就算这一切全都经过恒贞亲王首肯，前往东国也似是避祸，而非谋反。但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藤原良房利用这个机会，顺利地踢开重重绊脚石，把自己外甥道康亲王扶进了东宫，更给自己铺平了迈向权力中心的道路。当年八月，他因功晋升为正三位大纳言，848年又升任右大臣。
嘉祥三年〔850年〕三月，仁明天皇去世，道康亲王继位，是为文德天皇，立惟仁亲王为东宫。这位惟仁亲王，其实体内有四分之三的藤原氏血统，他的母亲明子就是藤原良房之女。与皇室的亲上加亲，使良房于857年被任命为从一位太政大臣，总揽朝纲。
外戚当政，在日本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最终把太政大臣之位从皇族手里夺过来的，第一个是惠美押胜，第二个就是藤原良房。良房是第三个非皇族的太政大臣，前面除了惠美押胜外，还有法王道镜，不过那两人的权力并不稳固，最终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藤原良房想要将荣华富贵代代相传下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应天门之变
文德天皇在位八年，猝然辞世，东宫也就是藤原良房的外孙惟仁亲王继位，是为清和天皇。这位清和天皇，被立为东宫的时候才九个月大，登基时也年仅九岁，什么也还不懂，朝政完全由外祖父良房说了算。
天皇虽然还小，藤原良房已经在为他物色妻妾了，人选当然都来自于藤原北家。首先，他把弟弟藤原良相之女多美子送入宫中，然后，又瞄上了长兄藤原长良的女儿高子。不过这位高子据说已经有了情人，坚持不肯进宫。
高子的情人，乃是号称当时第一风流美男子的在原业平。在原业平是平城天皇之孙，被赐“在原”氏而降为臣格，他擅长做诗，格调高雅，广受平安京内贵族女性的仰慕。据说在原业平曾经带着高子私奔，最后被堵截回来，高子送入宫中，在原业平远流东国。然而这未必是个哀伤而动人的爱情故事，因为传说在原业平一生中先后与3333位女性缔结情缘，彻头彻尾是个花花公子。
拉回来再说清和天皇，他的年号是贞观，和我国唐太宗的年号相同。贞观八年〔866年〕闰三月十日夜间，太极殿前的应天门突然起火，连两侧的栖凤楼和翔鸾楼也一并被火海吞没。这或许只是一场天火，并没有人为因素存在，不过朝中各派却藉着这个因头开始互相攻讦，最终导致了一场大清洗。
当时朝中重臣除藤原良房外，还有其弟右大臣藤原良相，除了藤原北家，还有世代豪门伴氏、纪氏〔823年以后，大伴氏避大伴皇子之讳而改称伴氏〕，以及从皇子降为臣格的源氏兄弟。首先，大纳言伴善男告发纵火犯乃是左大臣源信和中纳言源融，并且与藤原良相商议，调左中将藤原基经前往逮捕源信。
藤原基经本是藤原长良之子，过继给藤原良房做养子，他当然要把此事向良房汇报，听取太政大臣兼老爹的指示。藤原良房偏袒源氏，上奏清和天皇，请他先派干员前往责问源信，源信当然矢口否认，于是这件事就此搁置下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当年八月三日，备中权史生大宅鹰取突然向朝廷告发，说伴善男、伴中庸父子才是真正的纵火犯。朝中因此攻讦又起，人人自危，清和天皇就于十九日正式任命藤原良房为摄政，命其彻查此事。
藤原良房通过拷问伴善男的家臣生江恒山、伴清绳，而号称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开始藉此大肆排除异己。九月二十二日，判决大纳言伴善男、右卫门佐伴中庸，以及伴善男的家臣纪丰城、伴清绳、伴秋实共五人为纵火主犯，应处斩刑，减罪一等，没收财产后流放到边远地区，另有十名从犯也陆续被处以流放之刑。
经此事件，累世名门的大伴氏和纪氏都被彻底从朝廷中驱逐出去了，而藤原良相、源氏兄弟的势力也受到了重大打击，藤原良房、基经父子的权势更为稳固。但更重要的是，前此摄政之位只授与皇后或东宫，从此落到了人臣手里。摄政就是“总摄庶政”之意，藤原氏的家长在天皇幼年时出任摄政，天皇成年后称为关白〔“诸事关白”之意〕，逐渐成为不成文的传统。
藤原良房死于贞观十四年〔872年〕九月，被谥为“忠仁”，他的权力由其养子藤原基经继承下来。藤原基经也不是一个善主，876年，清和天皇退位，传位给年仅九岁的东宫贞明亲王，是为阳成天皇，阳成天皇乃是藤原高子所生，基经作为天皇的舅舅，更加权倾朝野。
元庆六年〔882年〕，阳成天皇十五岁，举行了元服礼〔成人礼〕，然而据说这个孩子很不成器，成天飞鹰走马，耽于玩乐，甚至打开装神器的箱子，抽出草薙剑来舞弄。藤原基经屡次劝说，这个外甥就是不肯稍微象点人样，于是灰心丧气后逼迫其写下“朕近身发数病，动多疲顿，社稷事重，神器叵守，所愿速逊此位”的话，于884年二月宣布退位。
藤原基经的这种行为，颇类似于我国西汉的权臣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可见其权势就算比不上霍光，也相距不远了。而至于中国的昌邑王和日本的阳成天皇，所作所为是否真如史料记载的那么不堪，可就完全无从考证了。
此后，藤原基经力排众议，拥立“容止闲雅、谦恭和润”同时也财政状况拮据、到处举债的时康亲王继位。时康亲王是仁明天皇的儿子，史称光孝天皇。光孝天皇在位仅四年就病死了，他没立东宫，还把29名子女全部降格，下赐源氏，最终也是在藤原基经的策划下，立其第七子源定省为东宫，随即将其扶上天皇宝座，是为宇多天皇。
●学问之神菅野道真
宇多天皇一度被降格为臣籍，无疑内心是存在着一定自卑感的。继位后他曾路过阳成院，被迫退位的阳成上皇竟然羞辱他说：“当今圣上，原来曾是我的家奴呀。”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宇多天皇当然不敢对扶他上台的藤原基经说半个不字，虽然登基时已经成年，依旧把政务全部委托给基经，说“万事巨细，百官已总，均关白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然后奏上”——这就是关白称号的由来。
然而换个角度来观察，宇多天皇此举未必出于完全的心甘情愿。他在位第二年〔888年〕的六月，下诏请藤原基经“以阿衡之任为卿之任”，把他比作中国古代的贤相伊尹〔传说伊尹曾被尊为“阿衡”〕。然而藤原基经见了此诏却大为光火，他认为“阿衡”只是一个尊号，并无实权，表示说既然天皇心有此意，那我就干脆辞职，什么也不管好了。他这一撂挑子，宇多天皇可吓坏了，赶紧忏悔和解释，但是基经不依不饶，坚持要天皇罢免起草诏书的亲信橘广相。关于“阿衡”是否有权的争论持续了整整半年，藤原基经也就罢工整整半年。
宽平三年〔891年〕，藤原基经去世。宇多天皇立刻重用橘广相，以及当年敢为橘广相辩护的菅原道真，任命道真为藏人头，以与藤原基经之子藤原时平分庭抗礼。六年后，宇多天皇让位给年仅13岁的敦仁亲王，自己出家仁和寺潜心撰写回忆录《宽平遗诫》，自此以后，天皇退位出家，就被尊称为“法皇”，宇多法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法皇。
敦仁亲王登基后，史称醍醐天皇，他年岁还小，难免会受权臣的拨弄，已经升任右大臣的菅原道真就因此遭到藤原时平的诬陷，说道真打算拥立自己的女婿、宇多法皇的第三子齐世皇子为天皇，醍醐天皇于是右迁菅原道真为太宰权帅。作为太宰府的代理主官，其实这个职位也不算小了，但终究远离京都，远离开统治中心，这使得满腔报负，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菅原道真大为忧愤，遂于两年后〔903年〕客死在九州。
据说宇多法皇在听闻菅原道真被贬之事后，匆忙驱车前往内里，想要劝说醍醐天皇收回成命，然而内里各门都已被藤原时平的亲信守把住了，不放法皇进宫。宇多法皇怅然离去，从此专心研究佛学，再不管尘世之事——藤原氏权势之盛，也由此可见一斑。
菅原道真是日本古代著名的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曾跟随遣唐使团西渡，具有相当高的汉学素养。886年，他被任命为赞岐守，在偏远的南海道目睹了贫穷百姓的艰难生活，写下很多传诵后世的诗篇。也是在赞岐守任上，他写了《奉昭宣公书》，劝说藤原基经放下执念和恩怨，专心国事，据说藤原基经看了此文后有所觉悟，停止罢工，也不再坚持要宇多天皇严惩橘广相，使延续整整半年的朝廷风波暂时平息。
890年，菅原道真太守任满，回归都城，从此受到宇多天皇的重用。894年，朝议派发新的一轮遣唐使团，以菅原道真为大使——这很可能是政敌想藉此机会把他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道真写下《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一文，明确指出唐朝正在发生内乱〔黄巢起义〕，形势复杂，路途危险，请求暂时停止派发遣唐使团。宇多天皇采纳了他的建议。
应该说从此以后，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虽然并未停顿，但日本人已经不象奈良时代那样完全彻底地甘当小学生，处处以中国为师了，独具特色的日本本土文化重新抬头，混合土风和唐风的新的文化逐渐成型——这也就是平安时代的日本贵族服饰虽有唐人之形，却兼本土之魂，非如奈良时代那样浑然唐装的重要原因。
菅原道真的权势逐渐成型，醍醐天皇登基后，他被任命为右大臣，与左大臣藤原时平共执朝纲，这当然会引起藤原家族的警惕和不满。于是藤原时平就造谣进谗，终于迫使菅原道真被赶去九州做太宰权帅。
菅原道真满腔忧愤，两年后〔903年〕就客死在九州。人民一方面怀念他的刚直不阿，另方面反感藤原氏专权，就传说菅原道真化为怨魂，降下种种灾异来惩罚政敌。说也奇怪，此后的几十年间还真是灾祸不断，909年正当壮年的藤原时平病死，923年时平的妹妹稳子所生的东宫保明亲王也夭折了，925年，时平的外孙庆赖王刚被立为东宫就猝然辞世，年仅五岁。此外公卿〔尤其是藤原家族及其党羽〕去世，时疫流行，种种不祥无可胜数……
最可怕的是延长八年〔930年〕六月二十六日，正逢干旱，群臣聚集在清凉殿上商议祈雨的事情，突然从西方爱宕山上飘来一片黑云，笼罩住平安京的上空，随即雷声大作，一道惊雷正巧劈中了殿柱，大纳言、民部卿藤原清贯〔南家〕当场被雷打死，另有数人重伤。醍醐天皇受此惊吓，一病不起，于九月份匆忙传位给东宫宽明亲王，自己迁出皇宫，然而这样做也无法挽救他的性命，没多久他就咽了气，享年仅四十六岁。
因为此事，菅原道真在民间传说中，从怨魂变成了雷神。到了十一、二世纪前后，他的形象再次转变，从怒目金刚般的雷神变成了慈眉善目的学问之神，也是各届考生的庇护神。他被供奉在北野天满宫中，称为“天满大自在天神”。
●武士和武士团
就算菅原道真确实化身为怨魂，索了藤原时平的命去，他也终究无力彻底扳倒整个藤原北家。903年九月，年仅八岁的宽明亲王继位，是为朱雀天皇，朝政都把持在他的舅舅、太政大臣藤原忠平和右大臣藤原仲平手中。朱雀天皇在位的时候，各地盗贼纷起，并且爆发了著名的“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
平将门和藤原纯友，可谓是新崛起的武士势力的代表，说到他们，就不得不先说说什么是武士，什么是武士团。武士乃是班田制崩溃、庄园制成型后的产物——因为各地大大小小庄园的形成，朝廷强要继续实行班田收授也不可得了，828年到881年间，就整整51年都未曾班过田。
朝廷为了保证国家税收，被迫修改班田制，实行“田堵制”〔负名制〕。这种制度就是不把国有土地班给适龄公民，而是承包给家底比较殷实的农民，税收等同于租金。租约一年一订，租田者在有实力年年续约的情况下，往往建筑围墙〔堵〕以保护耕地，故此种田地称为“田堵”，也称“负名”。这一制度的确立，使得富者益富，贫者更贫，大量无地农民被迫进入田堵和庄园成为农奴。
九世纪以后，田堵们经过不懈的斗争，使得对耕地的占有权逐渐稳定下来，他们得以在租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于是产生了“名田”，名田所有者称为“名主”。名田是可以继承和转让的，还能再转租给贫困农民耕种。于是，拥有大量名田者就被称为“大名主”，简称大名，拥有少量名田者被称为“小名主”，简称小名，租种民田的贫困农民则被称为“小百姓”、“作人”、“名子”。
回过头来再说庄园，早期庄园也必须课税，但这些庄园都掌握在大寺社和大贵族手中，他们利用种种藉口请得“太政官符”或“民部省符”，得到不纳税的资格，称为“不输”，进而更利用种种藉口使得国家官吏不得进入，庄园内部的司法权和警察权都由庄园主把持，称为“不入”。不输不入就使得庄园主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封建领主，庄园变成他们的封建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