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支丹和切支丹大名
十六世纪初，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首先远航到远东地区的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西班牙人，以及英、法、荷兰人。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随即在东南亚大肆扩展势力，1553年甚至北上强占了中国的澳门。就在这种背景下，天文十二年（1543年），一艘开往宁波的葡萄牙商船遭遇风暴，漂流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见到所谓“南蛮人”，也是铁砲传入日本的开端。
“发现”日本以后，葡萄牙等国的商船陆续航来九州，急于增加收入、扩军备战的九州大名们大都欢迎对南蛮贸易，逐渐形成了平户、长崎和府内三大南蛮贸易中心。而随着商贸往来的频繁，天主教也终于在天文十八年（1549年）传入了日本。
最早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是西班牙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先在萨摩的鹿儿岛上岸，然后主要在九州北部的丰后府内和中国地区的山口传教，据说也去过堺和京都。从此以后，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涌入日本，传播他们的教义。这些传教士乃是殖民势力的探路先锋，不过他们本身不能和殖民者等同起来，绝大多数传教士的本意只是“把日本人的灵魂从恶魔手中拯救出来”——已对乱世厌倦了的许多日本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鼓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外来宗教。
甚至很多封建大名也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当然，他们中很多人只是垂涎南蛮贸易的利润而已），因为葡萄牙语基督教徒一词，日本翻译为汉字“切支丹”（也写作“吉利支丹”），所以他们也被称为“切支丹大名”。当时九州地区的切支丹大名是很多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友宗麟、大村纯忠和有马晴信。宗麟的洗礼名为弗朗西斯科，纯忠的洗礼名为唐?巴尔特罗密欧，晴信的洗礼名为唐?普罗塔基奥。这三个人一起出资搞了一场朝觐活动，于天正十年（1582年）派一群信教的少年武士前赴罗马朝见教皇——是为“天正遣欧使节团”。这群孩子还真的到达了目的地，并于八年后平安返回日本。
顺便说一下割据肥前国南部的大村纯忠，此人本出自有马氏（有马晴信是他侄子），过继并继承了大村家名。永禄六年（1563年），纯忠接受洗礼，皈依了天主教，传说他受洗的第二天就领兵上阵，前往支援兄长有马义贞。在出阵前，纯忠先把领内世代供奉、保佑战胜的摩利支天神像给烧掉了，在原供奉神像的地方竖起了十字架，以表示自己和佛教一刀两断的决心。
织田政权一直和天主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切支丹百姓也好大名也罢，全都在九州及其周边地区，根本威胁不到织田信长的统治，而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却开始大肆迫害天主教徒，禁止日本人信仰这种外来宗教。江户幕府建立以后，在宗教方面的基本政策与秀吉如出一辙，五代将军德川纲吉认为“吉利支丹”这种好名字不能给外来的邪教，按照发音，从此就叫天主教徒为“鬼理死贪”。
●名胡桃城夺取事件
天正十五年（1587年），眼看即将统一九州的岛津氏在丰臣秀吉的征伐大军面前一再败北，最终于五月八日，家督岛津义久以剃发出家作出姿态，派重臣伊集院忠栋前赴丰臣秀吉处递交了降表。当时岛津家中分为两派，义久、义弘、家久主张暂时后退一步，以待时机，岛津岁久则主张继续抵抗。在义久降伏后，岁久仍然固守宫之城不肯认输，虽然最终在兄长义久的反复劝说下，这个三弟被迫含泪承认了败局，但从此就埋下了岛津氏兄弟相残的悲剧的种子。
丰臣秀吉接受了降表，随即命令岛津氏退出九州中北部，只留下萨摩、大隅和日向南部地区作为封地。岛津义久为此灰心丧气，不久后就将一门总领之位让给了弟弟义弘，而他另一个弟弟、优秀的战术指挥官岛津家久，则突发暴病去世了——传说是被丰臣秀长下毒害死的。
丰臣秀吉重新划定九州中北部各大名的领地，他先把肥后封给了老同僚佐佐成政，但于次年（1588年）闰五月却又藉口佐佐氏领内一揆而逼迫成政自杀，随即把其领地分而为二，赐给了自己的两名亲信侍卫：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此二人本有矛盾，现在领地相邻，纠纷更是层出不穷，最终各自代表了丰臣家中文治和武断两个派别，导致兵戎相见——此乃后话，暂且不提。顺便说一句，天正十八年（1590年）三月，丰臣秀吉还剥夺了龙造寺政家的封地，转交给龙造寺家的谱代重臣锅岛直茂。
从九州回来以后，丰臣秀吉暂时专心于内政，先是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起名为聚乐第，还邀请后阳成天皇行幸，君臣赏花咏诗，做出一副和乐融融的景象。随即他发布了海贼禁令和“刀狩令”——所谓刀狩，前面提到过，就是不允许农民持有武器，从而可以更牢固也更安稳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避免发生转职和一揆。这种种政策并不是秀吉的独创，而是织田信长政策的延续，只不过信长的政策很多都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和暂时性，将其固定下来，并推广到全国的，乃是丰臣秀吉。
西面既然已经镇定，丰臣秀吉就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此时越后的上杉景胜已经归降，东方仍不肯接受他关白兼太政大臣大人的领导，或者只是名义上尊奉却自行其是的势力，还有关东的小田原北条氏，以及陆奥、出羽的群雄。秀吉正想着找个什么藉口出兵关东，最终统一整个日本呢，可巧，机会立刻就送上门来。
且说本能寺之变以后，德川家康趁机将势力伸入甲信地区，小田原城的北条氏政也没闲着，一方面派兵夹攻甲信，一方面将势力伸入上野。此时上野国内最大的势力乃是武田氏遗臣真田昌幸（真田幸隆之子），此人智谋无双，顽强地挡住了后北条军以及随后杀来的德川军。天正十三年（1585年），就在丰臣秀吉想尽办法让德川家康降伏，最后不得不于翌年（1586年）把妹子都嫁了过去的时候，爆发了第一次上田城之战，真田氏两千五百兵马大破德川氏七千余众。
等到德川家康娶了丰臣秀吉的妹妹旭姬，并且跟随天下大势，亲自上洛去觐见秀吉以后，真田昌幸眼看情势不妙，也就立刻奉上愿意服从中央领导的表章。于是丰臣秀吉出面调解德川氏、后北条氏和真田氏之争，将上野沼田地区分为三份，两份给后北条氏，以名胡桃城为中心的三分之一封给真田氏。
北条氏政先后与在奥州迅速蹿起的战国大名伊达政宗以及德川家康结盟，并迎取家康之女督姬为其继承人氏直的夫人，就此，广大的东海、关东、奥羽地区联成一片，对正在谋夺天下的丰臣秀吉造成很大威胁。于是秀吉在用外交手段降伏了德川家康以后，就于天正十四年（1586年）以太政大臣的名义，发布了《关东?奥两国总无事令》，即命令以关东的后北条氏、奥州的伊达氏和羽州的最上氏为首的东方各诸侯，不得随意开战，侵攻他人领土。
丰臣秀吉当时正准备九州出阵，所以对于东方诸侯，暂且使用威吓策略。可笑北条氏政以为天下六分之一的领土已在手中，又有坚不可摧的小田原城，与德川氏、伊达氏的联盟牢不可破，竟然把秀吉的警告当成耳旁风。就在这种形势下，天正十五年（1587年）十二月三日，“名胡桃城夺取事件”发生了。
且说北条氏康的第三个儿子、北条氏政的弟弟氏邦，时为武藏国钵形城主，其家臣猪俣范直奇袭名胡桃城，真田方守将铃木重则城破后自杀。这一事件，成为丰臣秀吉小田原出阵的直接藉口。
●小田原评定
天正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十日，丰臣秀吉在聚乐第大会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等有力大名，随即召开东征军事会议。最终的布置如下：
首先，伊贺以东的东海道诸将，以近江、美浓之兵为主力，沿东海而上直取小田原城，先阵为德川家康；其次，中国、四国地区的诸侯，包括纪伊、伊势的水军，沿东海道海岸指向伊豆和相模；第三路，越后、信浓之兵，从东山道经上野、武藏南下，称为“北陆支队”，总大将为前田利家和上杉景胜。以当年二月一日到三月一日为出阵日期，以长束正家为兵粮奉行，准备军粮二十万石，并用黄金两万枚从伊势、尾张、三河、远江、骏河诸国收购粮草随时补充。
此次小田原征伐，联军兵力统计为：德川氏先阵三万人，沿东海道而上的丰臣秀吉本队十四万，水军一万，北陆支队三万五千，另外东海道诸城守军一万余——总兵力竟高达二十二万之众，对外号称三十万！这是战国百余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强大军势。其实以丰臣秀吉当时的实力，三分日本有其二，根本不用动员半数兵力就可以平定关东。但是一来秀吉习惯以强大军势或者惊人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来也要向天下人显示自己有如天神一般的强大威势。可惜，俏眉眼做给瞎子看，北条氏政根本不是那种有头脑、有眼光的人，仍然顽固地梗着脖子，不肯降服。
当然，终归也有知情识趣的人存在。丰臣秀吉所以叫与北条氏有姻亲关系的德川家康为先阵，正是想试探家康之心。且说出阵前的正月三日，家康主动把第三子长丸送到了大坂城做人质，秀吉心花怒放，立刻亲自给长丸举行了元服仪式，并赐一个“秀”字——这就是后来的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
大军进处，原本还在观望风色的各路诸侯纷纷前来会合，到了天正十八年（1590年）四月，丰臣氏大军团团包围了小田原城，等到六月，一直以来桀骜不驯的奥州大名，同时也是后北条方另一位重要盟友的伊达政宗也终于南下参阵，身穿死服，亲自觐见丰臣秀吉。
那么，防守方的后北条氏又究竟是怎么打算的呢？当时北条氏政已经退位隐居，躲至幕后，后北条氏名义上的家督乃是其子氏直，氏直下达总动员令，得兵三万五千，再加上友军两万余，总兵力也达到了五万六千。如果纯从数字方面考虑的话，用五万重兵防护坚城，没有三五十万兵马确实难以攻克。然而，天下大势已经完全变更，军队的编组也与战国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后北条氏采取兵农不分政策，所谓的五万六千兵马，是尽数搜集领内十五岁到七十岁之男子，免除部分劳役和年贡的结果，也就是说，相当多是少经战阵的农民；而丰臣秀吉的直属部队，因为兵农分离和刀狩等政策，正从临时义务兵向职业兵转化中。用五万民兵对抗二十万职业军人，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要提到“小田原评定”，本来这种每月两回的重臣评定，乃是后北条氏独创的先进会议制度，然而这一名词，后世却成为“久拖不决的会议”的代名词。因应丰臣秀吉来攻的重要评定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天正十六年（1588年）五月，商讨臣从还是敌对的问题；第二次，天正十八年（1590年）正月，商讨笼城还是出阵的问题；第三次，同年六月，商讨降伏还是决战的问题。
第二次评定的时候，主张笼城的乃是重臣松田宪秀，主张全军出击，在箱根天险迎击丰臣大军的，乃是钵形城主、一门众北条氏邦。双方各执己间，相对侃侃而谈，长久不能达成决议。最后还是北条氏政亲自出面，以乃父氏康当初两度笼城，上杉谦信、武田信玄先后来攻却全都铩羽而去为理由，敲定了笼城的方略。
把拥有二十二万军势的丰臣秀吉，和顶多可以动员两三万人的上杉谦信、武田信玄相比，北条氏政的头脑真是僵化到了极点！
且说天正十八年（1590年）三月一日，丰臣秀吉亲率三万两千直属部队出阵，十九日到达骏府。当时，德川家康已经在伊豆、骏河国境上的长久保城扎下本阵，翌日即赶到骏府，与秀吉共商进攻方略。二十七日，秀吉进入沼津的三枚桥城，翌二十八日，与家康一起来到后北条氏的前线阵地山中城附近视察。视察后交换意见的结果，是从二十九日开始，向山中城和附近的韮山城发起第一轮攻击。
北条氏政、氏直父子，一直致力于把整个关东地区整合成独立于中央政权的“关八州国家”，因此因应新的强力中央政权之诞生，很早以前就开始加紧军事准备。天正十五年（1587年），丰臣秀吉平定九州，后北条氏理所当然地认识到，下一步必然会是“关东平定战”。于是当年，北条氏直即以“京势阵用意”为名，征发领内各寺社的铁钟，改铸为用作城守的大炮。同时，加修各支城的城防工事，尤其在东海道必经之路的箱根天险附近，构筑了足柄、山中、韮山三座坚固要塞，作为第一道防线。
三月二十九日的山中城之战，揭开了后北条氏灭亡的序幕……
●后北条氏的灭亡
山中城守将，乃是后北条氏重臣松田康长。当时，玉绳城主北条氏胜，小田原旗本众间宫康俊、朝仓景澄等将亦入城增援，总兵力约为四千到五千人。
而攻城方则由丰臣秀吉的养子秀次为总大将，秀次自身兵力就有一万九千强，另配给中村一氏、山内一丰、田中吉政、堀尾吉晴、一柳直末等将所部，总兵员据《毛利家文书?山中城取卷人数书》统计，达到六万七千八百。
山中城乃是依据箱根天险筑就的险峻山城，是后北条氏引以为傲的坚固要塞，但是面对十倍以上的强大敌势，仅仅数小时的激战就被攻克了。根据参与此战的渡边勘兵卫之《渡边水庵觉书》残卷记载，攻方先阵中村一氏首先从岱崎出丸攻入，转向东丸，最后攻陷城将松田康长的大本营西之丸。
在进攻山中城的同时，丰臣秀吉命令织田信雄、细川忠兴、蒲生氏乡、蜂须贺家政、福岛正则等将统军四万四千，进攻韮山城。韮山城乃是平山城，由北条氏规三千六百兵马把守。从三月二十九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此城一直被重重包围，成为整体棋局上一枚被看牢的死子。
一边包围韮山城，一边丰臣秀吉亲驱大军，于四月一日进入箱根山区，三日就来到了小田原城下。小田原乃是广五里的大城，堑宽壕深，石垒坚固，外城上全部布置了战斗力最强的后北条氏一族重臣。秀吉甫见之下，亦不禁赞叹不已，认识到长期包围战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了做好长期战的准备，丰臣秀吉在小田原城东南方修筑了石垣山城，作为本阵。史称石垣山一夜城，但德川家康的家臣松平家忠在日记中却记载道：从围城之日起，直到六月二十六日，此城才最后完工。
丰臣秀吉把爱妾淀姬（浅井长政和市姬的长女）也接到了石垣山城中，并且打破惯例，允许诸大名的妻妾随阵。在长时间无聊的围城战中，或者召太夫、观幸若舞，或者置酒宴、开茶会，日子过得倒十分悠闲。同样，小田原城中的后北条氏一样悠哉游哉，用围棋、将棋、双六等博戏来打发日子。北条氏政声称城内军民都已经贮备了足够两三年的粮草，气焰嚣张，只等丰臣军乏食自退。
然而丰臣秀吉可不是个只会耐心等待胜机的人，他在包围小田原城的同时，分遣各部队扫荡原后北条氏领内的每一座城池。首先，三月二十八日，前田利家和上杉景胜统帅北陆支队三万五千大军，沿东山道而下，翻越碓冰峠，包围了后北条氏重臣大道寺政繁守备的松井田城。四月二十日城落，打开了上野的门户。从此，上州的后北条氏支城次第陷落，北陆支队直扑武藏。
对应北陆支队的长驱直入，丰臣秀吉又派出木村吉清、浅野长政等部，以及德川家康的部分兵力，前往策应。于是，继上州陷落以后，武州和上下总也逐步落入丰臣氏的掌握之中。
四月二十七日，江户开城；五月初，前田、上杉联军攻降河越城和松山城，五月十九日再包围岩付城，在浅野、木村、本多（忠胜）、鸟居（元忠）、平岩（亲吉）等军的支援下，二十二日将其攻克。
武藏钵形城主，为主张出击野战的北条氏邦。在强大的攻势下，六月十四日，氏邦开城向前田利家投降。到此为止，后北条氏残余的支城，只剩下八王子城和忍城了。六月二十三日天还没亮，前田、上杉联军乘雾猛攻山城八王子，将其攻陷。
忍城则由后北条氏重臣成田氏长的某家臣守护，城周都是沼泽地，攻方难以布置攻城器械。六月五日攻城开始，丰臣秀吉命令石田三成和长束正家前往负责筑坝，准备水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堤防突然崩溃，反而损伤了己方许多兵马，忍城这才得以幸存，一直守到小田原城的开城降服。工程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由此可见石田三成的军事能力真的不强，不过如果因此就嘲笑三成毫不知兵，又未免过分了一点。
且说领内支城次第陷落，小田原城内的士气为之糜沮，北条氏政和氏直父子也不再敢过于嚣张了。然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促使后北条势终于全面崩溃：
第一，是六月二十四日，北条氏规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以韮山城归降丰臣秀吉。第二，此后不久，小田原城内的老臣笔头松田宪秀竟被发觉乃是丰臣军内应。城内人心惶惶，谣言满天，人人自危，早已不复昔日的骄横景象。
北条氏规离开韮山城以后，直接回到小田原城内，劝说其侄、后北条氏家督北条氏直投降——部分学者认为，这着棋乃是德川家康的功劳，家康和氏规曾经同在今川家做人质，交情非常不错——经过彻夜长谈，氏直终于被说服了。
七月五日，北条氏直的兄弟氏房出城，来到丰臣方大将泷川雄利阵中，要求以切腹来换取城兵尤其是兄长氏直的性命。丰臣秀吉闻报后答应了他的请求，但要求北条氏政、氏照兄弟，以及二人的老臣大道寺政繁、松田宪秀四人一齐切腹谢罪。
丰臣秀吉的理由是，氏政兄弟是顽强的主战派，绝对不可饶恕，而氏直作为德川家康的女婿，则可网开一面，流放高野山完事。
七月六日，德川家康率军进入小田原城，次日，笼城兵全部出城来到家康阵所接受收容。十日，北条氏政、氏照兄弟也来到家康本阵，并于第二日，于城下医师田村安栖家中切腹。就这样，北条早云以来称霸关东近百年的小田原北条氏，到第五代终于灭亡了。
●奥北的新月
攻克小田原城，灭亡后北条氏以后，丰臣秀吉并没有立刻收兵，而是转道东北，前锋开入了奥、羽两国。
且说日本的东北部地区，原为阿伊努人也即虾夷人的居住地，大和王朝的征服与开发最晚，这一地区主要包括陆奥、出羽两国，以及大部分仍在化外的北海道岛。天正十八年（1590年）的小田原出阵，竟然整备了二十二万大军，说明秀吉并不仅仅为了对付后北条氏，他还想趁便杀向奥、羽，一举统一整个日本。而当时奥羽地区的最大势力，要算奥北的南部氏、奥南的伊达氏，以及出羽南部的最上氏了。
奥羽两国，在源平合战的时代由藤原氏统治，开始繁荣起来。南北朝时候，大部分地域都掌握在北朝任命的守护斯波氏手中，此外，南朝方的北畠显成、南部信光则控制了奥州最北部。先说说斯波氏，本为足利氏将军的同族，镰仓末期，足利泰氏（尊氏四世祖）的儿子尾张守家氏来到奥州斯波郡的高水寺城，成为斯波氏的始祖。家氏的长兄赖氏是足利尊氏的曾祖，弟公深开创一色家，此外，其堂兄弟满氏开创吉良家，国氏开创今川家。
足利尊氏肇建室町幕府以后，即以斯波家氏的玄孙家长为陆奥守护，因为是将军同门，所以普遍尊称这一家族的家督为“志和御所”。此外，幕府在奥、羽两州设置“探题”一职统管国内事务，权力要超过守护。奥州探题曾先后由斯波、吉良、石塔、畠山四个家族担任，但最后权力还是完全落到了斯波氏手中。斯波氏的分支大崎氏控制了大半个陆奥地区，后来纵横一方的伊达、葛西、南部、留守、白河、苇名、岩城等诸氏都曾接受其领导。但是，随着幕府权力的下降，奥州斯波氏也衰弱了，日益遭受北方南部氏和南方伊达氏的侵攻。
南部氏是清和源氏武田氏的支族，据说其远祖加贺美次郎远行因为在文治五年（1189年）跟随源赖朝奥州征伐，被赐奥州北部的糠部、岩手、閇伊、鹿角和津轻五郡。南北朝时代，南部氏先属南朝，后来攻灭津轻郡的同阵营豪族曾我部氏，投向北朝。这期间，南部氏世传的系谱疑点很多，可以确定的要在其十四代家督南部义政以后。义政在永享之乱中参与讨伐关东公方足利持氏，威名远播。
南部氏第二十三代南部安信，在大永年间平定津轻郡的叛乱，几乎灭亡浪冈氏，开始在乱世杀出一片天下。说起浪冈氏，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北畠显家的后裔，因为以浪冈为本处而定苗字为浪冈（另说是继承当地豪族浪冈氏的苗字），被南朝封为陆奥镇守府将军。浪冈氏家督世代称“浪冈御所”，而北畠显家之弟显信的儿子守亲，后来也逃入浪冈地方，这一支称“川原御所”。战国初期，浪冈、大光寺和大浦三家平分陆奥津轻郡。永禄五年（1562年），爆发了“川原御所之乱”，即川原御所的北畠具信杀害了浪冈御所的北畠具运，妄图篡夺宗家之位。浪冈氏因此急速衰弱，遂于天正六年（1578年）七月，最终被南部氏的分家大浦为信攻灭，末代家督、具运子显村剖腹自杀。
南部氏在灭亡浪冈氏以后，基本完成战国大名体制。南部安信之子，就是北陆奥一代豪强南部晴政。南部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说他庞大，不是指其势力范围，而是指其家族谱系。在描述南部氏的兴亡盛衰之前，咱们必须先谈谈他的众多苗字诡异的同族——
加贺美远行之子光行始称南部氏，光行的几个儿子分了家，除去南部氏宗家外，都改苗字为几户，如一户行朝（另说其为久慈氏之祖）、四户宗朝、七户朝清、八户实长、九户行连等等。宗家实光生时实和宗光，宗光又开三户家族。这几个家族互相争夺，代为宗家，又相互通婚甚至过继，就此把系谱搞得一塌糊涂。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八户、九户和三户三家。八户氏原领在甲斐国波木井郡，故又称波木井氏，镰仓末年趁乱进入奥州，后来长时间盘踞宗家位置。九户氏则分出城守、久慈、伊保内、中野诸氏。三户南部氏就是南部安信的一支，安信有弟数人——石川高信、南长义、石龟信房和马毛内秀范。此外，各支系分出的其它家族还有北、东、野泽、堤弹、横田等等。
且说三户安信的长子名为晴信，后改晴政，乃是擅长闪击战的名将，他继承家督以后，短短数年间就攻入户泽氏统治的岩手郡、秋田氏统治的鹿角郡，武力既盛，就简简单单从八户氏手中夺取了宗家位置，从此改称南部晴政。
此后，南部晴政以叔父石川高信、同族九户政实为左膀右臂，调解了八户氏家中的内乱，又灭亡浪冈北畠氏、压迫守护斯波氏，几乎统治了整个北部陆奥国。晴政以新月为军旗，狂言声称：“凡新月所照之处，南部的领土不可动摇。”但是真的不可动摇吗？“津轻的风云儿”大浦为信之崛起，以及继承人纠纷，最终打破了他的美梦。
●奥州征伐和九户之乱
南部晴政一直没有儿子，他把长女嫁给石川高信之子信直，次女嫁给九户政实，并收石川信直为养子，作为首选继承人。但是正和应仁之乱的契机事件相同，继承人才刚确定下来，老头子竟然得了一个儿子，起名晴继。于是，家中各臣或拥护信直，或拥护晴继，分为两派，争斗不休，削弱了南部氏的实力。最终，溺爱亲子的晴政不顾大多数人反对，公然指定晴继为继承人。
南部信直的后台，当然是他亲老子石川高信，而支持南部晴继的，则是九户政实，以继承人风波为导火索，高信和政实这两大派阀长久以来积累的矛盾终于表面化了。元龟三年（1572年），爆发了“屋里之乱”，晴政和信直养父子之间正式对立。十年后（1583年），信直攻克南部氏主城三户，一代豪强晴政被杀，亲子晴继下落不明。九户政实闻讯，急忙推举其弟实亲为宗家继承人，但遭到一致反对。同族的北信爱发兵百人，将南部信直迎入三户城，并正式发布就任第二十六代家督的声明。
南部信直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庞大的九户家族就在身边秣马厉兵不说，自己的亲老子也眨眼间被人做掉了。原来，南部晴政灭亡浪冈北畠氏以后，就封石川高信担任津轻郡代，这一任命引起了功臣大浦为信的不满。为信本出南部氏分支久慈氏，继承津轻豪族大浦氏的家名，在灭亡浪冈氏以后，他本以为可以独霸津轻郡，却不料被宗家的宠臣抢了先。于是心怀不满的大浦为信暗中积聚实力，终于在晴政去世后不久，趁着宗家乱成一锅粥的时候，突然起兵反叛，奇袭石川城，石川高信战死，津轻郡落入为信手中——他从此就自称为津轻为信。
九户氏反目、津轻氏分裂，使得南部氏宗家雪上加霜，南部信直忧心忡忡。还好，正如南部晴政麾下有石川高信和九户政实一样，信直手下也有两位智勇双全的同族名臣，一个是北信爱，一个是八户政荣。信爱献计，利用已经占领大半个日本的丰臣秀吉的势力稳固现有领土。信直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命信爱前往与加贺金泽大名前田利家联络，通过利家，获得了丰臣政权的“南部总领权公认状”。
天正十八年（1590年），丰臣秀吉大举进攻后北条氏的主城小田原城，写信邀请南部信直参阵。其实，这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仪式，要信直向秀吉证明自己的忠诚，同时向天下宣示，南部氏已是丰臣氏的藩属。于是信直一面让八户政荣统兵一千牵制九户氏，一面亲自南下小田原城。战争结束后，秀吉趁胜向奥州进军，信直在大森地方再度谒见，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南部五郡（糠部、閇伊、岩手、鹿角、紫波）所领安堵朱印状”。
野心勃勃的九户政实却没有南部信直那样看得清天下大势，他联络津轻、伊达等有力大名，召集栉引、七户、久慈诸家，并征募葛西、大崎等已灭亡家族之浪人，终于在第二年（1591年）正月，正式向三户城发动进攻——史称“九户之乱”。
南部信直无法抵挡猛将九户政实烈火般的猛攻，急忙向丰臣秀吉请援。政实没有考虑到，向已经臣服丰臣政权的信直动兵，无疑是向天下人秀吉的权威挑战。于是，丰臣秀吉急派蒲生、浅野等大名重组奥州征讨军，北上攻击九户城。津轻、伊达等滑头见势不妙，立刻退出联盟，九户政实因此遭到惨败。当年九月，九户城落，九户家族不分男女老幼，尽遭屠戮……
南部信直趁着“九户之乱”的机会完善了领内控制，并将剑尖指向北方，准备解决津轻问题。胆战心惊的津轻为信立刻开始了有效的政治外交活动，终于使得秀吉承认他对津轻郡的统治权。为了安抚南部氏，秀吉又赐信直和贺、稗贯两郡，以交换津轻郡。此后，南部信直破弃领内诸城，另筑盛冈作为居所，并且坚决贯彻“靠拢中央”政策，先是丰臣氏，后是德川氏，恭顺忠诚，终于保住了庞大的领地不被削夺。
浅谈兵农分离
织田·丰臣政权逐步实行的“兵农分离”政策，为他们统一整个日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谓兵，就是指的武士，而农是指农民，但在绝大多数战国大名辖下，这两者并不是能够截然加以区分的，大量中低层武士本身也从事农业生产，和富农、中农无异，而多数农民在领主发出动员令以后也必须抬枪上阵，变成了低级武士也就是足轻。这种非常备军制度所引发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兵源质量得不到保证，农民兵士气偏低，所以很多战场上都会发生数十骑冲散数千人的奇特现象；其次，因为绝大多数的兵役负担者本身也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发动战争的同时必然会耽误耕种，破坏领内经济；其三，领主用减免年贡和劳役的方法来要求兵役，这就使得发动战争的经济负担加倍，而长期远征更是非常破费的事情，因此绝大多数战争都只能发生在农闲时候；其四，大批农民握有武器，随时可能结合起来发动一揆，反抗领主的统治。
虽然兵农不分对封建领主可能造成相当大的损害，但因为战国时代战争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使得大名们为了可以动员起庞大兵力以应付内外之敌而不得不饮鸩止渴，不仅无法打破这种旧模式，甚至还更加推波助澜。长宗我部氏家中实行所谓“一领具足制”，即除了被称为马迴众的领主亲卫外，主要军事力量来源于半农半兵的所谓“在乡武士”，很多在乡武士只要拿得出一件铠甲（具足），就能在战争中成为中坚将领。岛津氏也有类似政策，拥有一町以上土地的中农、富农被称为“有足（具足）众”，是经常的兵役对象，而那些“无足众”在爆发大规模战斗时也都跑不了，必须抬枪上阵。
在这种背景下，还没有统一小小的备中国的三村氏为了讨伐宇喜多直家，尽搜领内，竟然能够组织起两万大军，也就不奇怪了，而直家的祖父能家竟能用七十骑突破敌军近万农兵，也不算是什么奇迹。
织田信长初始也维持兵农不分的政策，等到消灭浅井氏和朝仓氏，压制本愿寺，基本上撕破了“信长包围网”以后，其领地日益扩大，军事实力天下无双，为了提升兵源质量，遂开始实行“兵农分离”政策。兵农分离有一个很大的前提，那就是大名的一元化统治达到极致，对其属下将领拥有转移封地的绝对权力，从而使相当多武士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剥离开来。信长进而在入住安土城以后，要求大量武士离开封地，统一居住在安土城下町中。从此以后，武士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终于变成了职业军人或者封建官僚。
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政策，不仅如此，他还将信长时代开始的“刀狩令”扩大到日本全国，在使武士成为职业军人以后，更解除了广大农民的兵役负担，把他们牢固束缚在土地上，只要为领主生产耕种、服劳役即可。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秀吉正式发布了区分武士和百姓的相关条例，禁止相互间的转职。
然而这样就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大批在乡武士不甘于只以耕种为生，他们以其世代跟随领主出征的功勋为名，强要挤进武士阶层中去，武士数目既多，却又无仗可打，没有更多的俸禄可给，没有新的知行地可分，很多统一政权下的大名藩主为此捉襟见肘，濒临破产边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他们给相当多的在乡武士以武士名份，却又要求他们继续回乡耕种，从而武士就形成了常备兵和预备兵两个阶层。
因此，彻底的“兵农分离”，只在织田?丰臣政权直接统治下的领地里才真正实行过。
●天文年间父子相争
陆奥国北部最大的势力是南部氏，陆奥国南部最大的势力则是伊达氏。伊达氏出自藤原氏，其源头非常混乱，异说很多。文治五年（1198年），常陆入道念西与其四个儿子都加入源赖朝的奥州讨伐军，战后被封陆奥国伊达郡。这个念西和尚，就是伊达氏的始祖，而至于他是伊达朝宗，还是朝宗的儿子宗村，却就谁都说不清了。
南北朝时代，伊达氏家督行朝站队选择了南朝，北畠显家对这一势力非常重视，甚至把自己的本处也设在伊达郡内的灵山地方。行朝子宗远与北朝的奥州探题大崎氏数度交锋，武名很盛，而更加享有盛誉的，却是行朝之孙、宗远之子——伊达政宗。
伊达家系谱上有两个政宗，这第一位，乃是拥有“伊达家中兴之祖”美誉的名将。此人曾三次向镰仓府的关东将军足利满兼举起反旗，史称“政宗之乱”，趁机扩大了领土，加强了实力。
话要从明德三年（1392年）说起，当年幕府将奥、羽两州的探题职降为守护，划归镰仓府关东将军直辖。可是镰仓府权力才刚扩大，几乎立刻就产生了严重的独立倾向，甚至和室町将军足利义满兵戎相见。伊达政宗因为娶了义满的姨母为正室，所以站在幕府一方，先后进攻关东将军足利满兼安插在奥州的两个兄弟——稻村御所足利满直和筱川御所足利满贞，反抗镰仓府的统治。
以东北偏远地方的一个乡下小大名，敢于对抗强大的镰仓府，这份忠义之心实在令将军感动。政宗死后，其子持宗两度上洛进谒将军，受将军足利义持赐以偏讳，此后，每代伊达氏当主，几乎都受过将军赐字：持宗的孙子为尚宗（受足利义尚讳），尚宗子为稙宗（受足利义稙讳），稙宗子为晴宗（受足利义晴讳），晴宗子为辉宗（受足利义辉讳）……
先说伊达稙宗，此公最擅长娶媳嫁女，他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六个女儿，遂利用政治婚姻，先后和相马、苇名、大崎、二阶堂、田村、桑折、亘理等家族交好，并在此后利用过继出去的儿子继承家督，把不少家族直接就给吞并了。他还面对幕府一副更加恭顺的态度，投入超过先祖无数倍的巨额政治献金，终于骗到了原属斯波氏的奥州守护职。
伊达稙宗所编纂的《尘芥集》，乃是战国大名分国法中条目最为详细的，全文统共一百七十一条。可以说，他最终使伊达氏成长为战国大名，并且奠定了称霸奥州的基础。
然而伊达稙宗的外交搞得很妙，内政方面却多少有点捉襟见肘，这引起了许多家臣，也包括嗣子晴宗的不满。前面已经提到过，天文十一年（1542年），就是否将稙宗的三男过继给越后守护上杉定实的问题产生争执，导致父子正式反目，引发了“天文大乱”。稙宗和晴宗各自拉拢一批家臣，攒出一队人马来，鏖战不休。而因为前此稙宗的成功外交政策，使得大部分奥羽诸侯和臣从伊达氏的豪族，都因为和伊达家有亲，也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了这场战争。田村、畠山、相马、最上、葛西等势力支持老子，岩城、留守、小梁川、国分等势力支持儿子，更有可笑的，大崎、黑川等家族也随着伊达氏的分裂而分裂，就象室町幕府后期，最早同门阋墙的乃是畠山政长和畠山义就一样。
这场大动乱持续了整整七年，伊达晴宗渐占上风。最后，在天文十七年（1548年），经将军足利义辉出面调停，伊达稙宗被迫宣布隐居，退往丸森城，晴宗正式进入本处、羽州最南方的米泽城，继任为伊达氏的新家督。
伊达晴宗的对外政策一秉其父，他让几个儿子分别过继并藉机吞并了留守、石川、国分等家族，同时和岩城、二阶堂、佐竹等势力也都结为姻亲。在用兵方面，晴宗主要把目标指向北方的相马氏和大崎氏，但因为受到羽州最上氏的牵制，所获甚少。对内，他运用“采地下赐录”政策，重新规定了家臣的知行和俸禄，稳定并巩固了家臣团。
也许因为势力扩展得不顺手，也许因为老爹稙宗的阴影不时从丸森城头浮现，伊达晴宗最终也退隐了，让位于嫡子辉宗，自己前往杉之目城定居。
年纪轻轻的伊达辉宗，其才干远不及父祖，更糟糕的是，父祖两个并不真肯放手让他主管一切。辉宗二十二岁那年，老头子稙宗擅自作主，向羽州的最大势力最上氏提出联姻的请求，最上氏当主义守当即允诺，就把自己十八岁的宝贝女儿义姬送到了米泽城。
义姬后来有“奥州的鬼姬”之称，她性情刚烈勇猛，和老实敦厚的伊达辉宗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这桩婚姻，伊达家是希望可以笼络住最上势力，不要随便插手奥州事务，而最上氏则希望藉此控制伊达氏。据说，最上义守和义姬早就有刺杀伊达辉宗，并劫持其嫡子，以完全吞并伊达氏的计划。乱世中的婚姻，若是买卖还算好的，恐怕不少都彻头彻尾是桩阴谋，悲夫！
●二本松事件
最上、伊达两家联姻后的第三年，也即永禄十年（1567年）八月三日，义姬生下一个男孩，小名梵天丸，元服后取大名为藤次郎政宗——这是伊达家的第二位政宗。就在他诞生后数日，织田信长攻克稻叶山城，灭亡了美浓斋藤氏，两相对照，这个孩子实在诞生得太晚了——但也许要怪他自己，在乱世终结时，却不合时宜地独具在乱世中才需要存有的能力和野心……
伊达政宗五岁的时候，也即织田信长火烧圣山比叡，纵横京畿的那一年，他突发疱疮，导致右目失明，“独眼龙”的名号，就从此而来。但也有一种完全不靠谱的传说，说他其实并未失明，故意遮上一只眼睛，是为了凝聚视线，观望天下。就象传说中宋初独眼大将郑恩是好眼观阳世、坏眼观阴世一样，这种为尊者讳的流言，实在可笑到了极点。
且说天正五年（1577年），虚岁十一的伊达政宗元服了，当年，祖父晴宗去世。两年后，政宗娶了三春城主田村清显的公主爱姬为妻，这桩婚姻，恐怕是其父辉宗在位时唯一高明的外交策略了吧。
伊达政宗十五岁的时候初阵，到了十八岁，辉宗突然宣布退位，而让政宗继承伊达家业。考究年富力强的辉宗让位幼子的原因，恐怕并非是俗谓的“慧眼识英才”，而是因为其妻“鬼姬”并不喜欢政宗，却偏爱次子小次郎，屡次设谋想更改嗣子的缘故吧。辉宗知道，如果兄弟、母子相争，如果改变立嗣决定，势必引发家中大乱，既然自己无力约束义姬，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趁尚未老朽的时候先确立政宗的家督身份。自己虽称隐居，实际作为新家督的坚强后盾，则义姬必不敢妄动，这样过个几年，等政宗培植好了自己的势力，获取了家中的人心，即便老子死去，也无人可以动摇儿子的地位了。
况且，在当时的武将们看来，别管年龄大小，只要已经元服，且经过初阵，男孩子就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人了，可以把重担交付到他的肩膀上。
伊达政宗继任家督时隔不久，就发生了一桩恶性的反叛事件。小滨城主大内定纲，虽是名门多多良氏流大内氏的后裔，但在奥州，不过小小一个国人领主，靠着下剋上才成为一方豪族的。这样芝麻丁点儿的势力，在苇名氏和伊达氏之间来回摇摆，也就很正常了。不幸的是，定纲甚得伊达辉宗的信任，而他却辜负了这种信任，一边名义上臣服伊达氏，一边暗地里投靠苇名氏。初继位的政宗当然不能允许类似事件发生，更需要以此为契机，杀人立威，于是亲统大军，讨伐小滨城。
天正十三年（1585年）八月，伊达政宗攻克了大内氏的小手森城，将笼城兵卒及其家眷八百余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数屠杀干净。大内定纲肝胆俱裂，放弃小滨城，逃往苇名氏的领地。
这位大内定纲后来通过伊达政宗的重臣片仓景纲联络，再度复归伊达氏，并且成为政宗家臣团中忠心耿耿的一员，按下不表。且说他有一个好友，乃是二本松城主畠山义继，真正的幕府分支，奥州名门。义继非常讲义气，前此响应了大内氏的反伊达氏行动，因此也遭到政宗的攻击。义继卑躬屈膝，向隐居的伊达辉宗求情，才终于被放过一马。
可是，大概被小手森城的血案刺激得寝食难安，畠山（二本松）义继一直对伊达政宗怀有刻骨仇恨。数月后，他带着一批家臣来向辉宗致谢，却趁此就宴会上劫持了辉宗，准备捉去二本松城，要挟政宗吐还侵夺自己和大内氏的领地——颇有些中国春秋时期劫持齐桓公的曹沫的气概。
在米泽城外，伊达追兵赶上了畠山义继一行人，双方展开激战。据说，当时义继用短刀顶着辉宗的脖子，辉宗于是大叫：“不要顾虑，向我发砲！”铁砲鸣响，一枚子弹先穿过辉宗的身体，又要了义继的性命，两人同归于尽。
有关这场悲剧的版本很多，包括伊达辉宗是否真的喊过前面提过的话，包括当时其子政宗在不在追赶队伍中，全都众说纷纭。各种疑点聚合起来不外乎：辉宗之死是否其本人意愿，他真是自杀的吗？这究竟是一场事故，还是一个阴谋？政宗有否存在杀死掣肘的父亲（同意畠山义继投降，就是辉宗对政宗军事、外交政策的掣肘）之心，并且他是否真的这么干了？
●人取桥合战
父亲之死，使伊达政宗怒发如狂，或者说必须表现得怒发如狂，他不顾当时外交态势不利于己，辉宗去世后才七天，就贸然发兵一万三千，讨伐二本松畠山氏。佐竹、苇名等势力应援二本松，联军三万，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在阿武隈川边与伊达军展开大战——这就是著名的“人取桥合战”。
伊达政宗以少敌多，打得很不顺手，一度濒临全军崩溃的边缘，老将鬼庭左月良直战死，他自己也险些被擒。但是，激战竟日，终于迎来了夜晚，佐竹军因为听到“水户氏准备进攻佐竹领”的传闻，同时担任军师职务的佐竹义政被家仆暗杀，而主动撤退，脱离战场。联军因此崩溃，伊达方将领片仓景纲、伊达成实等趁机于后追赶，斩获颇丰。
伊达政宗最为依赖的重臣就是上述的片仓景纲和伊达成实。伊达成实通称藤五郎，是稙宗子实元之子，按辈分算政宗的叔父，但其实比政宗还要小一岁。他是政宗的左右臂膀，也是武勇威震奥羽的名将，但在此后的1595年，却因为无法确定的原因而离开伊达家，出奔高野山。此后成实曾一度出仕德川家康，上杉景胜也想以五万石的待遇招募他，但遭到拒绝。政宗愤恨成实的出奔，发兵讨伐成实治下的角田城，成实的妻儿被迫自杀。
但在出奔五年后，通过片仓景纲和留守政景等人的斡旋，伊达成实又回归伊达家，并且竭尽忠诚，直到七十九岁高龄去世。他晚年曾受邀前往德川幕府，担任“战话”的讲师，还完成后世藉以研究奥州伊达氏的重要史料《成实记》。成实的盔饰，据说是毛虫的前立，以宣示“绝不后退”的信念。
片仓景纲则通称小十郎，后世称其与上杉家的直江兼续并为“天下二大陪臣”。景纲本是米泽八幡神社的神职人员，家系不明，受伊达辉宗的重臣远藤基信推举，成为幼年伊达政宗的侍卫，而他的姐姐（一说母亲）於喜多则是政宗的乳母，政宗因此以兄事之，对他言听计从。传说，政宗幼年时罹患疱疮，右目失明并且鼓出，非常丑陋，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景纲因此挥起小刀，一刀割去政宗右目，并教导政宗要振作起来。人取桥之战，片仓景纲在最危急的时候，大呼“我是伊达政宗”，吸引了敌军主力，从而挽救了政宗的性命。
人取桥合战以后，政宗接受了教训，开始稳步扩展自己的领土。因为此时丰臣秀吉已成天下人，不日就将关东出阵，因此政宗急欲统一奥州，以准备好与秀吉对战或者谈判的本钱。人取桥合战后的第二年（1586年），他攻克二本松领；第三年（1587年），讨伐内通羽州最上氏的家臣鲇贝宗信，接受大内定纲的归降；随即为了援助老婆的娘家田村氏，又与相马氏展开激战——可谓马不停蹄。
就此顺便说说田村氏。田村氏本出自名将坂上田村麻吕，而战国时代的田村氏，则自称为平氏的后裔，是于南北朝初期过继并继承藤原氏田村苗字的。田村隆显以伊达稙宗之女为正室，而其嫡子清显却娶了相马显稙之女，清显并将自己的女儿爱子又嫁给伊达政宗——田村氏在相马氏和伊达氏两大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由此可见一斑。
伊达政宗的老丈人田村清显，据称乃是豪勇的名将，曾与会津苇名氏同盟，在东白川郡的寺山城击破过北侵的佐竹军。天正十四年（1586年）十月，清显还没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就突然暴毙，家中分裂，田村月斋等支持显赖，田村梅雪斋等支持显基，新当主的人选久议不决。伊达政宗遂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拉拢月斋，压制梅雪斋与其后台相马夫人（清显的后妻）。最后的结果是，相马夫人退隐到船越城，伊达政宗进入田村氏主城三春，立清显的侄子宗显为新家督。大名田村氏从此失去了自主性，成为伊达氏的属臣。
●统一奥州的障碍
奥州南部，堪与伊达势争雄的家族还有葛西、相马和苇名。葛西氏出自平氏，曾受封下总葛西郡，乃以葛西为苗字。源赖朝奥州征讨，葛西清重因功出任奥州总奉行。南北朝时代，葛西清贞跟随北畠显家转战奥羽，势力渐趋庞大，占领了磐井、胆泽、牡鹿、江刺、气仙、本吉、登米、桃生诸郡的全部或一部分。而既然领地不断扩充，当然会和奥州探题大崎氏产生摩擦。进入战国时代，葛西氏将主城由石卷移至寺池，几乎每年都向大崎领栗原郡发起进攻。
这样长时间没有结果的战争，耗尽了葛西家族的财力和物力，葛西晴信被迫联合伊达氏。名为联合，实际等同于半归附，因为商定当葛西家无嗣的时候，要过继伊达家的男子为继承人。这样苟延残喘了几十年，终于因为没能及时赶上小田原之阵，而遭到丰臣政权的讨伐，葛西军在栗原郡佐沼城作了最后的抵抗，城破被灭。
相马氏乃是平将门的后裔，将门作乱被杀，其子逃往常陆国信田郡，传到第五代胤国，再度逃亡到下总国相马郡，遂以相马为苗字。源赖朝奥州征讨的时候，相马氏家督乃是过继的千叶常胤之子师胤，因功受封陆奥国行方郡——这就是战国大名相马氏的由来。
南北朝时代，相马氏响应足利尊氏而与北畠显家作战，得以在室町时代保有领地。战国时代的相马氏，基本是利用政略结婚的手段维持家系的。当主相马盛胤就娶了苇名氏的公主，而其子显胤则与伊达氏联姻。但是因为伊达氏内部的动乱（即天文大乱），使得显胤与伊达氏新主晴宗交恶，兵燹徒燃，两家在五十年内交战三十余次，打得不亦乐乎。虽然相马氏屡战屡败，面对如日中天的伊达氏，还是勉强维持住世系不被灭绝，后因相马义胤参与小田原之阵，被丰臣政权封与宇多、行方、标叶三郡四万八千七百石。
苇名氏又写作芦名氏，也是平氏的后裔，但在源平合战的时候，其始祖佐原义连却站在源赖朝一方。后来奥州征讨参阵有功，义连受封会津、河沼、耶麻等郡。室町时代，苇名氏仗着天高将军远，自称“会津守护”，得意洋洋地当起土皇帝来了。战国初年，苇名盛高、盛滋父子相争，家中搞得一片混乱。
最终，苇名盛高传孙盛氏，苇名氏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苇名盛氏武略无双，政略也是一时翘楚，先后降服二本松、二阶堂、田村等近邻势力，和伊达、结城、相马等强豪结为姻亲，又与后北条、武田、上杉等霸主势力结盟，领地和影响力都膨胀到最大。室町幕府永禄六年（1563年）记载的《大名在国众》名单中，就有苇名盛氏的名字，和北条氏康、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等人并列。奥州群雄中，当时幕府只承认两位战国大名，那就是苇名修理大夫盛氏和伊达左京大夫晴宗。
永禄十年（1567年），会津发生了大饥荒，苇名盛氏发布《德政令》。这份德政令出台的表面原因是天灾，实际上是为了救济因为频繁出战常陆佐竹氏而濒临破产的武士阶层。可是，讨好武士阶层的金钱物资从何而来呢？当然得要拼命压榨领民啦。《德政令》的结果，是苇名氏配下家臣更为忠诚、团结，但百姓却怨声载道，一揆纷起不休。
不久后，苇名盛氏退隐，把家督的位置让给嫡子盛兴。天正三年（1575年），苇名盛兴病死，其子尚幼，于是还老而不死的盛氏作主，把盛兴的妻子伊达御前改嫁给自己的养子盛隆，并由盛隆继任家督。他的本意，是趁机继续维持和两大诸侯的和平友好关系，一是伊达氏，二是盛隆出身的二阶堂氏。但是，放着大批本家亲戚不照顾（如同族的猪苗代、荒井、富田、针生等氏），却传位给外人，这就种下了家族内乱的苦果。五年后，六十岁的苇名盛氏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而苇名氏最后的动乱也开始了——
苇名盛氏才死，苇名氏家主盛隆及其子、三岁的龟若丸就被家臣刺杀了，宗家家系断绝。于是，对应不同的继承人选，家族开始分裂，佐竹派推举佐竹义重的次子义广，伊达派推举伊达政宗的幼弟小次郎竺丸，两派争斗不休。最终，佐竹派占了上风，迎来佐竹义广为苇名氏当主，改名为苇名盛重，时年十三岁。
伊达政宗对这种结果当然不能满意，他煽动苇名氏家臣造反。心慌的苇名盛重急忙跑去参觐丰臣秀吉，为自己找个稳固的靠山，而把家中事务都交给了重臣金上盛备。可是此时，秀吉的宝刀尚未指向关东，遥远的靠山根本不起作用，近在眼前的“独眼龙”伊达政宗可已经开始了他疾风烈火般的奥州统一战。当时，政宗长驱直入，杀到阿武隈川边，苇名军与战大败，盛重只好向亲爹佐竹义重求救。
“鬼义重”趁机伸手陆奥，与苇名氏合兵三万，包围了伊达氏的郡山城，而丰臣秀吉也千里迢迢送来了百梃铁砲作为支援。攻防战打得非常激烈，胜负难分，最后因为大名岩城氏的调停才暂时休战。既然提到了，就顺便说说岩城氏。同为平氏后裔的岩城氏，前此一直在伊达氏和苇名氏中间左右摇摆，此战后完全倒向苇名、佐竹一边，导致遭受伊达政宗的猛攻，幸亏时机从天而降，当主岩城常隆匆匆忙忙小田原参阵，才算勉强保住了家系。
●政宗小田原参阵
天正十七年（1589年），苇名盛重再度出兵须贺川，正在恶战之时，突然重臣猪苗代盛国谋叛，引导伊达军直插主城黑川。盛重急忙挥兵赶回，六月五日，他在磐梯山的摺上原撞上伊达军，于是展开大战——这就是著名的摺上原合战，乃是继人取桥以后，伊达政宗一生中的第二场关键性战役。
摺上原合战，参战的苇名军约七千人，伊达军则为五千人，战斗首先在苇名方大将富田将监和刚投顺伊达方的猪苗代盛国之间展开。恶战良久，因为苇名军背着西风朝前猛冲，猪苗代盛国大败后退，伊达方二番队片仓景纲急往支援，依然处于下风。就在危急关头，风向突然反转，东风强烈，吹得苇名军士卒很难睁开双眼，伊达政宗趁机亲率铁砲队于侧面射击，挽回了败局。苇名军中一部分不满主家倒向常陆佐竹氏的部队首先败走，终于导致全面崩溃。
此战，苇名氏死伤两千五百人，当主盛重带着十三骑逃回本城会津黑川城，并于十日晚又逃出黑川城，往佐竹氏控制的常陆国遁走。次日，伊达政宗进入黑川城，获得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南陆奥百年强藩苇名氏就此灭亡了，距离丰臣秀吉小田原之阵只差一年，苇名盛重要是多抵抗一阵子，或许还能使家族苟延残喘下去……
因为苇名氏的灭亡，触怒了他的总后台丰臣秀吉，于是第二年（1590年），秀吉向上杉和佐竹等东国大名下达了讨伐伊达氏的命令。伊达政宗一方面派使者上京，解释说并无与关白为敌之念，灭亡苇名氏乃是为父报仇，另方面却暗中联络小田原北条氏，准备先攻破常陆佐竹氏，再谋求更大的发展。
所谓“报仇”这种话，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不过藉口而已。在中国，努尔哈赤书“七大恨”告天，对明朝掀起反旗，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明人窝藏他的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可是等到在奉天称汗，基本吞并了整个东北地区，终于捉到尼堪外兰的时候，却不过鞭打一顿就放他走路。两相对照，伊达政宗将曾经帮助过大内氏和二本松畠山氏的苇名氏称为杀父仇敌，意图是一样的吧。
但是，虽然有伊达成实等主战派一力撺掇，伊达政宗终于还是认清了丰臣秀吉的价值，并且认为，战则必亡，降则或有机会。然而，因为他在一段时间内，就战降两道犹豫不决，竟然导致了伊达家中的分裂——
前面说过，伊达政宗的母亲乃是羽州山形城大名最上义守的女儿，辉宗死后称为保春院。保春院一直不喜欢长子政宗，却偏爱次子小次郎竺丸，再加上其兄最上义光也将政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就更增加了母子、兄弟间的矛盾。最上氏对伊达氏早有吞并之心，但更重要的是，在最上义守和其子义光的争斗中，政宗站在义守一边。义守失败了，一代枭雄最上义光继承了家督之位，便因此深深地痛恨着政宗，暗中撺掇其妹发动政变，废黜政宗一门总领之位。丰臣秀吉的关东攻略，成为保春院和政宗间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因为政宗的犹豫，保春院认为他定会毁了伊达家，甚至还可能会牵累到舅家最上氏，因此想暗杀政宗，代之以次子竺丸。
天正十七年（1589年）六月，伊达政宗进入会津黑川城，并准备将居城从米泽移至此处，做出向南大举侵攻的势头。其后，他又臣服了白河、石川、岩城等豪族，灭亡二阶堂氏，势力继续膨胀。十一月，丰臣秀吉发布小田原征伐令。
次年为天正十八年（1590年），元月，丰臣秀吉命令奥羽诸侯小田原参阵，想趁着扫荡关东的机会，也一举平定东北地区。伊达政宗口头上答应，却一再拖延动身的时间，自然引起保春院的担忧。三、四月间，保春院以送行为名，带着竺丸从米泽城来到黑川城，居住在西馆中。四月五日，政宗来到西馆向母亲辞行，准备次日即动身前往觐见秀吉。
据说，从母亲处回来以后，伊达政宗突然腹痛不止，几乎毙命。经过调查，证实是保春院和竺丸在食物中下了毒，想要害死政宗。于是政宗雷厉风行地处死了兄弟，并将母亲送回娘家山形城。如此人伦惨剧，发生得太仓促，处理得也太干脆，总给人带来无尽疑惑。或许是政宗怕自己离开黑川城以后，保春院和竺丸会趁机抢班夺权，所以才编造个藉口，先下手为强……
●“独眼龙”的遗憾
因为家中分裂而耽搁了行程，伊达政宗迟至五月九日才离开黑川城。此时，关东各地正在激战，他被迫绕道越后、信浓，兜了个大圈子，才在六月五日来到小田原附近的秀吉本阵中。此时，后北条氏河越、江户诸城已降，钵形、八王子等城也即将陷落，胜负大势已定，这时候再来表示恭顺，不嫌太晚了吗？于是丰臣秀吉大怒，准备杀掉政宗，灭亡小田原北条氏后就挥胜利之师北上，完全吞并伊达领。
伊达政宗的一生中，有两次身着死者之服觐见丰臣秀吉。一次就是在小田原参阵的时候，他以必死的觉悟，再加上通过浅野长政、前田利家等秀吉亲信的斡旋，终于获得了谅解，仅没收其会津三郡聊作薄惩。七月，政宗交出黑川城，回归旧主城米泽。
第二次，是在次年，也即天正十九年（1590年）的二月。且说伊达政宗才回到米泽城不久，丰臣秀吉就攻灭后北条氏，开始奥羽领国势力重新分配，剥夺未能及时参阵的大崎、葛西等大名全部领土。是年十月，这些家族的遗臣发动一揆。次年年初，讨伐军总大将蒲生氏乡向秀吉密报，一揆中有人使用政宗的旗帜和指物，并且他还搜获政宗煽动一揆的一封书信。为此，政宗将涂以金箔的磔刑柱置于队列之守，自己再度穿上死人的服装，上洛向秀吉申诉，表明自己和这件事丝毫也没有关系。政宗的理由是，虽然那封书信上的笔迹和他的亲笔颇为相似，但是花押完全不同，定是伪造无疑。
据说，德川家康对此事的分析和评价是：“大将要在许多文件上描上花押，既然能伪造笔迹，岂有花押完全不似的道理？定是政宗为了事败后便于撇清，故意描了假的花押——他不愧是一位多智的大将啊！”
此后，伊达政宗使用与早年间完全不同的阴柔功夫，周旋于丰臣秀吉及其它图谋天下的人们中间。“独眼龙”政宗有统一日本之志，却没有扫平日本之能，更不用说，他根本就没有获得上天眷顾的时机。时势创造英雄，没有时势的推动，一个人想在乱世中砍出一片光明，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臆想。而政宗最高明之处，大概就在于他终于及时看清了形势，甘居下位，从而得保威名不堕。否则，大概会是北条氏政一般的下场吧。
据说伊达政宗常慨叹自己晚生了二十年，否则就可以和武田信玄、上杉谦信、织田信长等人一较短长，争霸天下。当然，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迷梦而已。政宗不能得到天下，不是因为他的年龄，而是因其所处的环境。偏远贫瘠的奥羽之地，根本不可能憾动天下大局，前此的藤原秀衡不行，后来的奥羽越列藩同盟、虾夷共和国不行，此刻的伊达政宗当然也不行。
伊达政宗有一位重臣名叫铃木元信，乃是构筑了伊达家完整财政体系的名臣。据说元信曾认定政宗终将成为天下人，为此拟就了所谓的《伊达幕府条目》，但他在临终前终于认识到梦想无法实现，于是流着泪将这些文件付之一炬。
●羽州的豪强们
日本的东北地区，古代除陆奥国外，还有出羽国，两个地区由奥羽山脉相阻隔。陆奥是日本古代最大的“国”，出羽的面积也很不小，但弱于陆奥，并且土地更为寒冷而贫瘠，开发较晚，地广人稀。除此以外，北海道岛的大部分地区仍被虾夷土著所控制，只有南端有部分和人的根据地。
出羽国北部主要的割据势力有浅利氏、安东氏、户泽氏和小野寺氏。其中浅利氏领地位置最靠北，是甲斐源氏庶流，南北朝时代进入羽州，领有比内郡。永禄五年（1562年），其主城上冈被南方的安东爱季率兵重重围困，当主浅利则祐自杀，其弟胜赖降伏，成为安东氏在比内郡的代官。浅利胜赖在天正年间还谋图独立，被安东爱季招往主城桧山杀死，其子赖平逃奔津轻为信，浅利氏遂亡。
户泽氏，出自桓武平氏，原为雫石氏，后从陆中迁至羽州。传至十八代户泽盛安，有“夜叉九郎”之名，豪勇无双，户泽氏在他的领导下，军事力急速强化，一方面与安东氏恶斗，同时南下大曲平野，联合羽南的最上氏，攻击小野寺氏，最盛时基本控制了整个仙北郡。小田原参阵时，户泽盛安不幸战死，一死换来家族安康，所领四万四千石领地得以安堵。
安东氏本是奥州津轻郡的豪族，后遭南部氏攻入津轻郡，于是逃往羽州和虾夷地。逃往羽州的一支主城在桧山，逃往虾夷地的一支，后来又南下羽州秋田郡，主城在凑，又称秋田氏。两支安东氏最终归并为一，到安东爱季为当主时成为战国大名。
安东爱季是著名的勇将，曾征服浅利氏统治的比内郡，并且东与南部氏争夺奥州鹿角郡，一度完全攻取，但随即受挫而退。此后，爱季又与户泽氏、小野寺氏争夺仙北地区，在唐松野合战中被户泽盛安所败，野望破灭。爱季死后，桧山和凑两系再度分裂，当主安东实季依靠由利氏的支持，击败叔父道季后重新统一。然而这次动乱被丰臣秀吉目为“私战”，打算趁机处分安东氏，安东实季匆忙上洛向秀吉称臣，大表忠心，才终于保证了所领安堵。其后安东宗家改称秋田氏。
小野寺氏出自藤原氏首藤氏族，本处在下野国都贺郡，分支进入羽州，战国以前基本领有雄胜、平贺、仙北三郡，主城在横手。南部氏曾试图进入羽州，与小野寺氏反复激战，终被击退。到小野寺辉道时，家族势力达到全盛，其子义道小田原参阵，获得三万一千石知行宛行朱印状。
上述均为羽北诸侯，此外北海道南部最大的势力是蛎崎氏。蛎崎氏来源不详，一说出自武田氏。传说长禄元年（1457年），阿伊努酋长考西亚马因起兵反抗和人的残暴统治，攻击南部虾夷各地的和人豪族居馆，连战皆下，只剩下茂别、花泽二馆无法攻克。是时，武田信广恰在花泽做客，亲手射杀了考西亚马因父子而取得胜利。战后，信广娶了茂别馆主下国家政的女儿，并改了花泽馆主蛎崎季繁的苗字，统合两个家族，开始在虾夷地战稳脚跟。
花泽蛎崎氏本出南部氏，而下国氏则是安东氏的分支，战国时代的蛎崎氏通字和安东氏一样都是“季”，因此也很有可能是下国氏篡夺了蛎崎苗字。总之，这个家族传到四代蛎崎季广的时候，获得了“虾夷奉行”一职，基本统一南部虾夷地和人领。季广子庆广接近德川家康，后来筑松前城，改苗字为松前，一直维持着南部虾夷地的统治权。
这些大大小小的豪族，虽然纷争不断，但因为羽州地域广大却户口稀少，因此他们很少能有较大的发展，唯独南方的最上氏脱颖而出。最上氏出自奥州探题大崎氏，南北朝的时候，大崎家兼因为羽州的南朝势力过于强盛，因此派次子兼赖统军杀入，最终在最上地方构筑山形城，站稳了脚跟，即以地名为苗字，称为最上氏。为了扩展势力，最上氏历代都将庶子分封出去，如天童、黑川、蟹泽、楯冈、中野等等，本意是要建立一族的强大家臣团，但结果强枝弱干，动乱就由此而生。
永正十一年（1514年），奥州的伊达稙宗通过楢下口和小滝口进攻最上领的上山城、长谷堂城，最上氏家督义定与战大败，阵亡逾千人。于是义定被迫于次年娶了稙宗的妹妹，等于承认伊达氏的宗主权。六年后（1521年），义定嗣子去世，因为继承人问题引发纠纷，领内反伊达氏诸势力趁时而起，伊达稙宗率兵进入山形城，镇压了各地的反乱。大永二年（1522年），在伊达势的支持下，旁支中野义清次子、年仅二岁的最上义守继承了最上氏一门总领之位。最上氏的兴盛之主，就是这位最上义守的儿子义光。
●枭雄义光
最上义守的嫡长子源五郎义光，可称一代枭雄。当时最上氏家督义守无能，并且宠爱幼子义时，内有诸支系作乱，外仰伊达家的鼻息，几乎濒临灭亡的边缘。天正2年（1574年），二十九岁的最上义光威逼其父义守退位隐居，继任为最上氏第十一代当主。此时，旧领内除主城山形、清水义氏的清水城，以及长谷堂城外，几乎全部本家和外样领地，都纷起拥护其弟中野义时，反抗义光的统治。义光花了整整十三年的时间，利用罕见的谋略手段，才将其逐一讨平——
首先，最上义光讨杀兄弟中野义时；然后，将女儿嫁给延泽满延之子右五郎，离间包括天童、延泽、饭田、尾花泽、楯冈、六田、成生等在内的所谓“最上八楯”。天正五年（1577年），义光攻克天童、东根二城，驱逐天童氏。次年（1578年），他进攻上山城，煽动敌方重臣里见越后守反乱，刺杀城主上山满兼。天正九年（1581年），义光派重臣氏家守栋进攻鲑延城，逼降了猛将鲑延秀纲。
天正十一年（1583年），最上义光又进攻武藤氏的尾浦城，前森藏人内应，谋杀当主武藤义氏。四年后（1587年）再攻尾浦城，武藤义氏之弟义兴自杀，城池陷落。天正十二年（1584年），义光暗杀白鸟长久，趁机攻克白鸟氏的谷地城。如此频繁并且成功地运用煽动、内应和暗杀手段取人城池，恐怕是战国时代的第一人吧。
最上义光重整最上氏旧领，将各国人领主收为直属家臣，逐步完善领国一元化统治。同时，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开发和改革，力图把落后的羽南地区发展为不逊于关东、近畿的大粮仓。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关闭最上川的关卡，便利通商；增建山形城，整备城下町；开发野边泽银矿和永松铜山；构筑因幡堰和北楯堰，治理赤川和青龙寺川；领内大检地；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最上义光并非仅靠武力和谋略扩展领土，他的内政之才，可谓东北第一大名。相较之下，其武功之盛，倒往往被成功的内政和谋略所掩盖，显得无足轻重了。尤其是在争夺庄内地区的统治权失败以后——
出羽国西南部、临近越后的庄内地区，世代都由武藤氏统治，因为主城在大宝寺，故亦称大宝寺氏。大宝寺氏当主义氏、义兴兄弟被最上义光或派人谋杀，或逼其自杀以后，义兴养子义胜逃往越后国，往依其亲生父亲、上杉氏麾下大将本庄繁长。繁长立发大兵杀入出羽，就此爆发了“十五原合战”。越后兵勇悍能战，最上义光因此吃了毕生的第一次大败仗，被迫后撤，武藤义胜重新入主大宝寺城。
这次战争，违反了丰臣秀吉的《关东?奥两国总无事令》，因此最上氏和上杉氏到秀吉跟前打起了官司。上杉氏本是世代名门，秀吉又正倚重上杉景胜，东北乡下的最上氏又算什么东西？这场官司的结果，其实不用打就已经胜负分明了。于是最上义光被迫吐出了田川、栉引、饱海三郡，基本丧失了庄内地区的统治权。
最上义光深知天下大局已定，想要保持家族延续就只能仰天下人丰臣秀吉的鼻息，于是在天正十八年（1590年）秀吉小田原出阵的时候，义光及时参阵，受到秀吉的嘉奖。不仅如此，他还想趁机除掉宿敌同时也是自己的外甥伊达政宗，可惜政宗这只小狐狸耍尽手腕，虽然姗姗来迟却并没有受到太严厉的处罚。
在看清天下形势，依傍大树方面，最上义光一点也不比伊达政宗差，他先后把女儿驹姬嫁给丰臣秀次，二男家亲送到德川家康处做人质，三男义亲送到丰臣秀吉的亲生儿子秀赖处做人质，到处展开笑脸，终于保住了领地。
元服礼和“乌帽子亲”
按照《周礼》所规定，贵族男子二十岁要行冠礼，贵族女子十八岁要行笄礼，这是一种成人仪式。经过这种成人仪式，男子就可以出仕为官，可以娶妻生子，而女子也可以准备嫁人了。这一礼仪，中国古代数千年延续不变，日本人学了过去，加以改造，称为“元服”。
其实“元服”一词本出中国，本就是冠礼的另外一种说法。元，就是脑袋，服，就是服装，在这里指的是“冠”。中国古代男子行冠礼的时候，要由父祖辈把他带到宗庙里去，剔去前发（小孩子都是有刘海的），挑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士为其戴上冠，同时起一个表字。冠并非普通的帽子，它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因此非贵族、女性和未成年的男子是不能戴冠的。
日本的元服礼与此相近，不过他们给男孩子戴上的不是中国式用竹、木所制的冠，而是乌帽子。乌帽子也是中国原装，就是指的乌纱帽，唐朝以后开始流行，后来官员平常所戴的就都是乌纱帽，乌纱帽后面经常会支楞出两个帽翅来，称为“角”，帽翅上立称为“立角”，上立而交叉称为“交角”，向左右两侧舒展开称为“展角”，此外帽翅还有“硬角”和“软角”之分。
日本古代的乌帽子没有帽翅，一般分为“立乌帽子”和“折乌帽子”两种，区别在于乌帽子的上端是朝上舒展还是打折下垂。贵族男子在行元服礼的时候，会由一位德高望重或者有权有势的人为他戴上乌帽子，系上帽带，并且拟定一个大名。这位执行仪式的人就被称为“乌帽子亲”，他通过为少年男子行元服礼，从此就与此男子结为父子之亲，不但要关照此男子，还经常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字赐给对方。织田信长就曾经应长宗我部元亲之请，当了元亲嫡长子的乌帽子亲，下赐一字，给这孩子取名为长宗我部信亲。
在中国，虽然规定男子二十岁（虚岁）行冠礼，但大概为了让孩子早点成年，好娶妻生子，接续香火吧，历代不断把时间往前推，后来改为十八岁，再后来十六岁就能行冠礼。日本一般的规定年岁是十六，但到了战国时代，为了家族的延续，很多孩子往往十岁左右甚至更早就被迫元服了（三好长庆就是虚岁十岁元服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老子横死，儿子还小的背景下——不早点元服，少主就不能继承家督之位，那么家中就要无主了呀。
武士的孩子行过元服礼以后就可以上阵打仗了，初次上阵即称为“初阵”——可怜那些提早元服的孩子，才小学、初中的年纪，就必须要学会面对鲜血和死亡。然而，在残酷的乱世，元服前的初阵也绝非罕见，比如关东的宇都宫广纲之子国纲，年仅十一岁就替代病弱的父亲去参加壬生城的会战。当然，反过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以当主不出阵而闻名的朝仓氏，末代义景到了三十一岁，才在战场上露了一小脸儿……
●桃山时代的大名
丰臣秀吉灭亡小田原北条氏以后，随即兵指东北，奥羽诸侯纷纷卸甲归降，就这样，延续了百余年的乱世终于划上一个休止符。秀吉重新划分大名们的领地，为了后事的叙述方便，咱们在这里先把当时全日本最主要的大名及其领地位置开列一番（1590年的格局）——
首先从东北地区算起：虾夷地是蛎崎庆广；出羽是秋田实季、户泽盛安、小野寺义道、最上义光，基本都是原有势力。陆奥除津轻为信、南部信直、伊达政宗、相马义胤、岩城贞隆等旧势力外，还插入一个蒲生氏乡。氏乡原名赋秀，是南近江豪族、日野江城主蒲生贤秀的儿子，也是织田信长的女婿和丰臣秀吉的爱将，当时著名的大茶人。
关东地区：常陆国分给佐竹义重、来自上野的由良国繁，以及被伊达氏灭亡而由丰臣秀吉扶持复兴的奥州大名芦名义广；下野有旧豪族那须资景、大关高增、成田氏长、宇都宫国纲、佐野房纲等等；上野有沼田的真田信之（真田昌幸之子）；安房是里见义康。
广袤的关东平原，当然不会就这几家分封势力，事实上在讨灭小田原北条氏以后，丰臣秀吉就把德川家康转封到关东地区，家康及其部下拥有上下总、武藏、相模、伊豆的全部和上野、信浓的一部分。家康本人的直辖领地多达二百四十二万石，加上麾下重臣本多忠胜、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等人的封地，总石高超过三百五十万。秀吉的本意，大概是想把家康从他原有的控制稳固的骏远三、甲信等地驱赶出去吧，但没想到从此关东地区反倒变成了德川家觊觎天下的本钱。家康将主城定在江户，也就是战国中期关东名将太田道灌所盖的那座海边小城，因此后来他开设幕府，夺取天下以后，德川氏幕府也被称为江户幕府。
骏河国内受封的大名有中村一氏；远江有堀尾吉晴和山内一丰等人；三河封给池田辉政（池田恒兴之子）、田中吉政等人——这些都是丰臣秀吉的嫡系。尾张最大的大名是丰臣秀次，乃是秀吉的外甥兼养子，一度成为秀吉的继承人。
美浓有织田秀信（即三法师）、稻叶重通、贞通兄弟（稻叶一铁之子）等；飞驒是金森长近；甲斐是加藤光泰。这些都是原出织田氏的丰臣秀吉的部下。信浓封给仙石秀久、真田昌幸等人。
越后仍是上杉家的，当主上杉景胜。越中、能登、加贺的大片领地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好友，在贱之岳合战中不战而走从而使柴田军全面崩溃的前田利家。此外，这一地区还有不破广纲、沟口秀胜、丹羽长重（丹羽长秀之子）等诸侯。越前主要封给织田?丰臣两代的宠臣堀秀政、丹羽长秀另外一个儿子长正，以及蜂屋赖隆、大谷吉继、丰臣秀胜（织田信长之子，丰臣秀吉的养子）等人；若狭封给秀吉的连襟浅野长政（长吉）。
靠近京都的近江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秀吉主要安排了亲信石田三成、京极高次等人。三成据说原本是近江某寺的小沙弥，丰臣秀吉还在织田氏麾下当长滨城主的时候，有一次出门狩猎，跑得累了，就气喘吁吁地停留在这家寺庙中，三成为秀吉先后上了三碗茶：第一碗量大而温，秀吉一饮而尽，觉得真是解渴；第二碗量较少，热度也高一点，秀吉几口喝干，觉得身体暖融融的很是惬意；第三碗量很少，温度很烫，秀吉小口啜饮，心情随即平静下来。通过“三碗茶”之事，秀吉觉得这个小沙弥非常有头脑，就收他在身边做了侍卫，后来主要负责民政事务，算无遗策，可谓是天才的民政家。至于京极高次，他乃是浅井长政的女婿，长政和市姬共生了三个女儿，长女茶茶（淀姬）被秀吉扯入后宫，二女小初嫁给京极高次，三女小督则是德川家康的继承人秀忠的夫人——因此高次也可以算是秀吉的连襟。
伊贺国封给大和豪族筒井定次；伊势封给氏家行广（氏家卜全之子）、泷川雄利（泷川一益之子）、织田信包（织田信长之弟）等人；志摩还是本地出身的水军大将九鬼嘉隆；纪伊留给杂贺众杉若无心、铃木重朝等人。
秀吉把大和国交给了亲兄弟丰臣秀长；和泉国封给了家臣小出秀政、吉政父子，摄津国有织田长益（即织田信长之弟有乐斋）。畿内五国是丰臣秀吉的统治中心，因此分封的诸侯很少，绝大多数领地都由秀吉直辖。
在丹波国安置了亲信前田玄以等人；丹后仍是细川藤孝、忠兴父子；但马国有川筋众出身的老臣前野长康等；播磨有家臣木下家定等；因幡有原近江豪族、秀吉大为倚重的宫部继润；备前、美作、备中的大片土地给了养子宇喜多秀家。西中国的最大诸侯仍是毛利氏，领有出云、石见、安艺、周防、长门等国，并备后和四国赞岐的一部分。天正十九年（1591年）四月，毛利辉元把主城从安艺国东北部的吉田郡山迁移到西南部海边的广岛。
淡路配置了亲信加藤嘉明、胁坂安治（“贱之岳七本枪”中的人物）；阿波给了川筋众出身的老臣蜂须贺正胜之子家政；赞岐在十河存保战死后，封给生驹亲正、一正父子；伊予较大的诸侯有毛利氏家臣来岛通总、安国寺惠琼，宇喜多氏家臣户田胜隆，以及“贱之岳七本枪”中的福岛正则；土佐一国是长宗我部元亲。
九州地区：筑前封给小早川隆景及其养子秀秋（也是丰臣秀吉妻子的外甥）；筑后是毛利元就的九男小早川秀包，以及大友氏名将立花宗茂；丰前封给了丰臣秀吉的军师、原出播磨的黑田如水（孝高）及其子长政；丰后是大友吉统等人；肥前是锅岛直茂、有马晴信、大村喜前等人，基本都是当地豪族；肥后如前所述，给了亲信加藤亲正和小西行长，此外还有个当地豪族相良赖房；日向北部是秋月种长等人，南部及萨摩、大隅仍为岛津义弘；对马给了世代镇守于此的宗氏，当主是宗义智。
●不稳定的政权
从各地诸侯的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丰臣秀吉的“天下”，基本还是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格局，信长在近畿地区鏖战数年，六角、三好、浅井、朝仓等强力大名都已被扫除干净，因此秀吉才可以将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部下和旧日同僚。除此以外，东中国、东四国、北九州都是秀吉亲自打下来的，他也可以放心大胆安插亲信。至于用外交手段解决的上杉、毛利等豪强，以及壮志未酬就被压缩回去的岛津、长宗我部、伊达等边远势力，秀吉没有能力将其一口吃下，就只好给张所领安堵状，保证了他们的基本利益不受剥夺。
只有德川家康是个例外，丰臣秀吉绞尽脑汁把他从老根据地里赶出去，可是被迫又封给了更为广大富庶的关东平原。没有办法，家康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打败了秀吉，人气飚升到顶点，秀吉当时为了及早从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抽出身来，被迫纯以外交压服，而没机会再打一仗来挽回面子。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要转封德川氏，以免家康坐大，但表面上还必须做出重赏家康的姿态，不能让别人看出来自己是想给家康穿小鞋。后人不能责难秀吉将家康转封关东是给自己家族安排好了掘墓人，他当时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基于上述情况，丰臣秀吉的统一是很粗略的，国内依旧危机四伏，各方仍有庞大的诸侯势力虎视眈眈，秀吉本人只是一个诸侯霸主，而不象真正的全日本最高统治者。正因如此，秀吉不得不将很多外样大名吸纳入决策中心，以保证诸侯们的利益。
丰臣政权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五大老”，即德川家康、前田利家、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和小早川隆景（隆景死后，由上杉景胜继任），都是拥有一国甚至数国领地的强横大名。后来又设置了“三中老”和“五奉行”处理具体事务。“三中老”分别为堀尾吉晴、生驹亲正和中村一氏，“五奉行”则是浅野长政、石田三成、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和增田长盛——这些人基本都是秀吉的亲信。
虽然只是草创的统治班底，但假以时日，相信局面可以逐渐稳定下来吧，可惜丰臣秀吉却并不敢长久地等待下去。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也就是下令武士和百姓不得互相转职的同一个月，他好不容易盼到的嫡子鹤松夭折了，年仅三岁。秀吉虽然颇好女色，妻妾无数，儿子却少，生了也总养不大。天正四年（1574年），他唯一的儿子石松丸秀胜去世，为了纪念这孩子，就从织田信长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也起名为秀胜。从那以后，秀吉再也没得到过一个亲生儿子，一直到年逾五十，已经快要绝望了的时候，侍妾淀姬——故主织田信长的外甥女茶茶（浅井长政和市姬的长女）——才为他生下鹤松，可是鹤松也还没长大就病死了，这怎能不使他捶胸顿足，痛不欲生呢？
虽然按照日本传统，并不很注重血缘传承，可是白手起家的丰臣秀吉却似乎对此看得很重。况且一般没有子嗣，都会先考虑同族继承，再考虑养子或婿养子，丰臣家族人丁单薄，他的兄弟、重要助手丰臣秀长已先在当年一月过世了，秀吉把自己的天下交给谁都不放心。
丰臣秀吉这一年已经五十六岁了，古代人的寿命普遍不长，虽然有七十九岁还能提刀上阵的朝仓宗滴、活到九十七岁才咽气的北条幻庵（北条早云的末子），那终究是特例中的特例，秀吉年逾五十，随时都可能长眠不起。天下粗定，很多割据势力都只是暂时被压服而已，一旦自己撒手西去，那么丰臣氏的天下很可能一代就灭亡了。
在这种心理因素下，再加上大环境的制约，丰臣秀吉走了他毕生最大的一招昏棋。鹤松是八月夭折的，到了九月，秀吉突然下令，悍然发动了对外侵略战争。他想要向朝鲜借路，进攻明朝，因为朝鲜人根本就不理会他的通牒，于是准备首先渡海进攻朝鲜。
对于丰臣秀吉的侵略政策，当时就有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奥州会津的大名蒲生赋秀怒骂说：“这猴子简直是不死找死！”——据说秀吉长相矮小，好象猴子，因此原本织田信长就经常“猿”、“猿”地称呼他。
蒲生赋秀的愤怒代表了相当多希求稳定的诸侯的意愿，这些诸侯大多是织田信长的家臣，原本势力并不庞大，厮杀毕生，好不容易可以安享太平了，却再度要被硬拉上战场，而且一旦战败，恐怕多年积蓄将毁于一旦，这是他们所异常恐惧的。然而更多数量的大名却并不这样想，首先，跟随秀吉起家的那些将领，很多人年岁并不大，还想拼搏一番，以获取更大的功名，他们希望战争可以延续下去。
还有很多外样大名，尤以岛津氏和长宗我部氏为最，如果不对外发动战争，他们几乎就要活不下去了。曾以疾风之势席卷九州和四国的这两个家族，领地一下子就被压缩了回去，原本征召起来大量农兵无俸可发，无地可封，要在短时间内复员是不可能的。日本已经被丰臣氏统一了，他们希望可以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抢掠更多的土地和资源，来维持家族的稳定，并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所以丰臣秀吉之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事实上并非他个人头脑发热，而是时势使然。如果没有大批封建诸侯和武士在背后撑腰，虽然名为“天下人”，他一个人想要逆潮流而行，也是走不通的，日本国内立刻就会叛乱四起，把他碾成齑粉。然而，对外发动侵略真的是一个好的发泄口吗？丰臣政权因此就能渡过不稳定期吗？且让咱们拭目以待……
●侵略朝鲜
其实丰臣秀吉的对外侵略之心，早在1586年前后就已经成形了。那一年岛津军开始疾风烈火般的北九州攻略，秀吉被迫调用四国和中国地区的外样大名联军前往征讨，他在下令给毛利辉元的时候，就要辉元在进入九州以后，还要相应做好渡海前往朝鲜的准备。
到了天文二十年（1592年）正月，侵朝远征军开始编组，三月，诸将齐集北九州的名护屋，开始渡海进攻朝鲜。因为本年十二月改元文禄，所以这场战争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文禄之役”。这一年农历是壬辰年，所以中国和朝鲜的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倭乱”。
丰臣秀吉将各地诸侯分为两个梯队，关西大名出兵员主攻，关东大名出粮饷并负责运输。正因如此，他派安插在九州肥后地方的两名亲信——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以及丰前的黑田长政等人担任先锋。天文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用千余条战舰载着总共十五万陆军，从名护屋出发，浩浩荡荡杀向朝鲜半岛。
日本西北方的对马岛，距离朝鲜东南方的巨济岛直线距离还不到七十公里，渡海本是很容易的事情。四月十三日，日军在巨济岛更东北方的大陆港口釜山登陆，朝鲜军猝不及防，稍一接触就全面溃败。
当时明朝正当万历年间，朝政虽没腐烂到极点，却已持续在走下坡路，军备还说不上废弛，但可战之兵对照如此大的一个帝国，数量也根本是不够用的。朝鲜李氏王朝的情况比之明朝更为糟糕，因为一直蜷伏在中原王朝的羽翼之下，“人不知兵二百余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国防能力。更重要的是，自从一千年的白村江水战以后，日本就没往大陆地区正式派过兵，在中朝两国的国民和朝臣心里，从来只有小股倭寇，而没有真正的日本大军。
照理说，丰臣秀吉曾经派遣对马大名宗义智等人前往朝鲜，要求借道伐明，中朝两国应该有所警惕才对。然而在朝鲜人看来，这只不过是日本的外交措辞，想要示之以威，从而在边贸上占得更多便宜而已，根本就没当一回事，更没有及时通知明朝。更有甚者，日本还派使节前往琉球，要求琉球国王称臣纳贡，琉球国王将此事上奏明朝，明朝一调查，打听到了日使到朝鲜的事情，就派人去责问朝鲜国王李昖，李昖茫然无措，只好矢口否认。
1592年是明朝的万历二十年，二月，致仕副总兵哱拜在宁夏起兵造反，朝廷派大将李如松前往征伐。正当西北用兵之际，无暇东顾，既然朝鲜国王说根本不清楚日本想侵略中国之事，文恬武嬉的明朝廷也就因此放下了心，丝毫不做防备了。
据说日军大舰队航近釜山，恰逢釜山守将郑拨出猎，立马高阜之上远远望见了，竟然丝毫不以为意，还当是日本使节前来朝贡——朝贡会随行那么大的舰队吗？于是釜山几乎不战而落，郑拨战死。小西行长所部近两万人首先在朝鲜登陆，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两万余、黑田长政率第三军一万余也踏上了朝鲜半岛。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仅仅四天时间，朝鲜东南梁山、东莱等要隘也尽皆失守。
朝鲜全国分为八道，京城（即汉城）所在京畿道以南共有三道，东为庆尚道，西为全罗道和忠清道。日军分路直进，气势汹汹地北上，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二十四日，庆尚道重要城池尚州失守，消息传来，朝鲜国王李昖惊惶失措，虽然下令整兵防御，自己却已经做好了出逃的打算。
朝鲜仓促间组织起号称八千精锐，集结在京城东南方的乌岭山，想要据险而守，然而还没等完成布防，就被小西行长快速突破了。第二道防线设在乌岭东北方的重镇忠州，忠州背靠汉江，如果失守，则京城南面就再无可以设防的要隘了。将军申昱受命整兵一万扼守忠州，结果遭到三万日军的猛攻，最终全军覆没。
面对虎狼之师，如申昱般还敢打上一仗的将领在朝鲜竟然也是少数，据说备边使李谥看到日本大军，竟然惊呼道：“今日之敌，似如神兵！”四月二十九日，李昖携其妻妾子女放弃京城北逃，由大将李阳元担任留守，然而李阳元竟然把兵器沉入汉江，然后也步了国王的后尘，逃得不知所踪。五月二日，日军不发一弹就开入了毫无抵抗的京城。
朝鲜共有三京，京城以北还有陪都开城，再北面的平安道还有平壤。日军攻陷京城后直趋开城，在开城南方的临津江初次受阻。日军伪作后退之势，引诱朝鲜军队追击，然后突然转身将其击溃，就此渡过临津江，又攻陷了开城。此后日军兵分两路，小西行长的第一军继续北上，占领了平壤，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则转向东北，攻克元山后即沿朝鲜半岛的东海岸前进，一直杀到鸭绿江边。
●李如松受命出征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朝鲜“三都失守，八方瓦解”，日军几乎占据了朝鲜全境。国王李昖一直逃到半岛西北方靠近中国边境的义州，然后频繁派出使节请求明朝出兵增援，而他的两个儿子——第二子临海君李珒、第三子光海君李珲——则在逃到咸镜道后被加藤清正所俘。
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不仅如此，日本人还在朝鲜各地开展日语教育，进行奴化统治。五月中旬，日军各部将领在京城开会，将朝鲜八道分由八将平定：京城以南的庆尚、全罗、忠清三道交给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和福岛正则，宇喜多秀家负责京畿道，毛利吉成负责京畿道以东的江源道，北方三道黄海、平安、咸镜则交给黑田长政、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负责。
捷报传来，丰臣秀吉大为兴奋，狂妄地制定了继续进攻的计划，他打算先彻底吞并朝鲜，然后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把天皇迁到北京去，以周围十国（县）之地作为御用，让自己的养子丰臣秀次担任中国关白，封给百国（县）。此外，养子丰臣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朝鲜，另一个养子丰臣秀秋管理九州地区。日本本土，则由良仁亲王或智仁亲王接任天皇，在丰臣秀长的婿养子秀保或者宇喜多秀家两人中选择其一担任关白。等到真能攻灭明朝，统治中国，秀吉还打算继续进军天竺（印度）和南蛮——此人的白日梦已经做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日军基本占领朝鲜全境后，朝鲜人民奋起抵抗，以郭在佑、郑仁弘等儒生、官吏为首，各地义军纷起，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埋葬义军阵亡将士尸体的时候，也不得不为敌人的勇斗而胆寒，并且由衷钦佩，题字“朝鲜国军忠心赤胆”。然而这些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军只能迟滞侵略者的进攻，是无法真正把日本人赶出朝鲜半岛的，况且以国王李昖为首的腐朽的统治者，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义军将士们身上，他们认为唯一的救星只有宗主国大明朝。
明朝对于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是有所警惕的，多名大臣指出：“关白之图朝鲜，意全在中国，朝鲜为国藩蔽，在所必争。”只有兵部尚书石星等少数人认为日本蕞尔小邦，根本无力在占据朝鲜后更图东进，所以应该讲和为上。石星为此还招募了沈惟敬等人，派其入朝去和小西行长谈判。
然而虽然朝议主战，但明朝当时对日本并没有什么认识，甚至连日本国主究竟是谁，关白是多大的官，关白秀吉真实的姓氏是什么，全都一头雾水。对于日军的战斗力，朝野上下也都充满了误区，以为朝鲜军队所以一溃千里，那是因为其本身素质太差，打败这种弱旅的日本人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这种轻敌观念的指导下，当年七月，明朝派辽东游击史儒率骑兵两千出征朝鲜，副总兵祖承训率骑兵三千随后跟进。
朝鲜多山地，地形状况和日本非常接近，利于步战而不利于骑战，明朝派出的五千援军几乎全是骑兵，扔到高山、丘陵密布的朝鲜，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且说史儒快速挺进，直趋平壤，因为道路不熟而误中埋伏，被迫对战日本步兵大军，又遭逢大雨，火器发射困难，竟然全军覆没。跟在他后面的祖承训丝毫也不接受教训，绕过日军主力，一度突入平壤城内——然而拿骑兵巷战本身就是很可笑的事情，结果他被七百名日本铁砲手给赶了出来，伤亡惨重，被迫逃过了鸭绿江。
第一支援朝明军几乎全灭，消息传来，朝野震动，明朝再不敢把侵朝日军当作倭寇一般有组织无纪律的流贼了。朝议请发大军入朝，于是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备倭军务，调集兵马，准备再度入朝参战。正好这个时候，提督陕西军务、大将李如松攻破宁夏城，平定了哱拜的叛乱，于是当年十月，诏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任为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如柏、如梅为副总兵官，前往救援朝鲜。
李氏兄弟本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将门世家，能征惯战，可有一点，因为无论是在辽东打女真人，还是调到宁夏打哱拜，全都是平原作战，利于骑兵驰骋，他们对山地步兵战根本就缺乏经验。宋应昌多次写信给李如松，介绍江浙等地与倭寇步战所获得的经验，但李如松自视甚高，根本就听不进去。
明朝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精锐，包括辽东兵一万，宣大兵一万六千，蓟和保定兵一万——这些都是惯于平原作战的军队，真正御倭有经验的江浙兵只有三千，擅长山地作战的五千川军也仅作为后续而已。明军武器精良，骑兵众多，如果放在大平原上，那十多万日本步兵根本不够一仗踩踏的，然而在朝鲜作战，无论兵数还是复杂地形作战的经验，明军都全然落在下风。
李如松就率领这支明军开入朝鲜，在一万朝鲜残兵的协助下，一开始进展顺利，于次年即1593年一月五日杀到了平壤城下。日本军队所以暂时败退，是由多方面因素所造成的：首先，日军着力巩固占领地区，小西行长进驻平壤以后，主力就没有继续北进过；其次，因为进展迅速，加上去年七月史儒、祖承训的战败，使日军因胜而骄，对明朝军队丧失了警惕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兵粮运送不畅，迟滞了日军前进的速度。
●平壤大捷
天正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军在釜山登陆的时候，朝鲜水军高级将领、庆尚道右水使元均吓得屁滚尿流，竟然把军舰、武器全都沉入海底，并且解散部下。正因为这样，日本人才能毫无阻碍地将后续兵员和武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战场。好在朝鲜水军将领并不全都象元均那样无用，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就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成为中流砥柱，也是壬辰倭乱中朝鲜方面唯一值得一提的名将。
1592年五月四日，李舜臣、全罗道右水使李亿祺在巨济岛和元均会合，商讨战斗方略。七日在玉浦、八日在赤珍浦、二十九日在泗川海面、六月二日在唐浦，李舜臣都打败了日本水军，甚至连鼎鼎大名的“海贼大名”九鬼嘉隆都差点成为他刀下之鬼。李舜臣用兵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经常集中力量以多击少，日军的海上运输线路因为他的骚扰几乎陷于瘫痪。
五月二十九日的泗川海面之战，朝鲜水军所遭遇的乃是丰臣秀吉的爱将龟井茲矩，担任水军先锋之职。这个龟井茲矩原是尼子氏的遗臣，后来归附秀吉，他听说敌将乃是李舜臣，不敢在水面上硬拼，被迫弃舟登岸，展开半月形阵势引诱朝鲜军进攻。李舜臣不为所动，掉转船头退去，茲矩以为有隙可乘，再度登船追击，结果被李舜臣杀了个回马枪，日军大败亏输，茲矩带箭而逃。
六月二日在唐浦，这两个对头再次相遇，结果龟井茲矩所率的二十一艘军舰全数覆没，李舜臣还缴获了丰臣秀吉赐给茲矩的金扇，以及军队花名册和编制表。七月八日在闲山岛附近，李舜臣再获大胜，击沉日舰七十三艘，丰臣秀吉的亲信、“贱之岳七本枪”之一的胁坂安治仅以身免。
朝鲜水军越战越勇，尤其李舜臣根据传统舰式所改进的“龟船”，更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龟船吃水深，下置两排浆手，上面包有铁皮，乍一看好象是大海龟似的。龟船最利于近海作战，装甲防护高，移动灵活，速度也很快，日本的大安宅船在龟船面前仿佛行动笨拙的巨兽一般，被无数海龟碰撞撕咬，很快就丧失了战斗力。
日军海上运输线路被李舜臣卡断，七月十五日，丰臣秀吉被迫派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三奉行下令给仍在北九州集结的各诸侯军队，让他们延期渡海。他这一延期不要紧，前方的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不由叫苦连天，他们粮草日益不济，后备兵员又得不到补充，很快就陷入朝鲜义军的包围，处处挨打，应接不暇。
十月四日，细川忠兴率领两万日军包围了庆尚道南部被朝鲜军夺回的晋州。城内只有三千二百兵马，城外应援的也只有两千义军，竟然打得两万日军损失惨重，被迫于十日撤围而退。加藤清正、细川忠兴等人因此对石田三成这些呆在后方的奉行恨得牙痒痒的，认为是他们在丰臣秀吉面前进了谗言，这才导致后援不继——这一事件，越发加深了丰臣家中文治、武断两派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丰臣氏的灭亡。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1592年七月以后，日军就已经彻底陷入了朝鲜这个泥沼中无法自拔，小西行长被迫和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派来的使者沈惟敬接触，商议和谈。沈惟敬本是浙江商人，长年从事对日贸易，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因此才被石星看重，给了他一个神机营游击将军的头衔，派他入朝谈判。
传说沈惟敬和小西行长经过磋商，议定以大同江为界各自退兵，大同江以东归日本，以西归朝鲜——这就相当于把朝鲜三都中除平壤外的两都，八道中除平安道外的七道，将近五分之四的土地都拱手让给日本人了。这个中朝两国都不会接受的协议，沈惟敬最终没有通报上去，因为防海御倭总兵官李如松受命统率四万余大军救援朝鲜，他一心主战，就把沈惟敬扣留在了军中。
次年就是万历二十一年，也即日本的文禄二年（1593年），李如松突破了本就防备力很弱的日本北线兵马，于元月五日杀至平壤城下。当时驻守平壤的日军乃是小西行长的第一军，所部一万五千人，虽是精锐，此刻却已疲乏不堪。
在宋应昌的建议下，李如松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留下东路由日军撤退，但在沿途部下了埋伏，想要一举歼灭小西行长所部。明朝军队中配备有虎蹲炮、佛朗机等重型武器，一声令下，炮声震天动地地响起，这是日军所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在日本战国时代，铁砲本是昂贵的兵器，大筒（大炮）更非寻常诸侯所能购买得起，如此规模的大炮齐鸣，日军瞬间胆落。
然而终究是在战国乱世中厮杀出来的军队，日本武士人人奋勇，冒着满天乱飞的炮弹、枪子和箭矢，仍然坚守了整整两天。激战中，李如松的坐骑被日军铁砲击中毙命，其弟如柏的头盔也中了一弹。对战到一月七日，平壤南面的芦门首先被明军攻破，日军这才全面崩溃。
且说负责攻打芦门的乃是去年的败将祖承训，他让部下都打着朝鲜人的旗帜，伪装成朝鲜官兵。日军素来轻视朝鲜官兵，因此没有在芦门附近部署主力，等到发现那乃是战斗力很强的明军的时候，已经被明军的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了。随着芦门被破，含谈、普通、七星等各处城门也被明军陆续攻克，小西行长被迫于当夜率残部出城东走。
按照宋应昌的计划，在日军东退的沿途布下了朝鲜伏兵，足以将败逃的日军全歼，并且捉住或者打死小西行长。然而因为明军硬攻平壤城损失很大，李如松就临时把这些伏兵调回来协助进攻，结果小西行长快速渡过结冰的大同江，李如松仗着骑兵众多于后掩杀，却只多杀伤了数百人而已。
倭寇的问题
一般认为在明朝中后期，日本因为战乱频繁，有大量失去主家的流浪武士流向海外，靠抢掠为生，就形成了倭寇，倭寇多次侵扰中国东南沿海，最终被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剿灭。然而真实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倭寇之祸始于元朝，而不是明朝中后期。忽必烈攻打日本失败以后，两国的官方往来断绝，走私贸易却更为频繁，而既然走私是被元朝所严禁的，日本私商们为了避免被逮捕，就必然要招募武装，携带武器。史书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日本船开到四明，请求贸易，船上兵器齐备，元人恐惧；大德十一年（1307年），倭人焚烧庆元；至大二年（1309年），倭人以所带硫磺等物焚毁明州都元帅府、录事司及官署，附近居民几乎都被烧死和杀光。
倭寇开端于元朝初期或者中期，到了末期，因为天下大乱，倭寇的侵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曾经派使者前往日本，要求严禁倭寇，可是当时正值南北朝乱世，室町幕府和吉野朝廷谁都没精力管海外的事情，最终气得朱元璋干脆和日本断交。其后日本国内渐趋和平，足利义满向明朝称臣，双方开始了勘合贸易。不过勘合贸易限制太大，得利虽多，能摊上这种利益的人却少，于是很多大名、寺社仍然支持走私，甚至假打勘合贸易的旗帜，并在得不到贸易机会的时候，干脆大肆抢掠，免得白跑一趟，赔了本钱。这种情况在进入战国时代后日趋频繁和激烈，一方面大名和寺社因为打仗而更需要用钱，另方面也有大量无主的浪人可供他们雇佣。所以说倭寇都是浪人，那是不确切的，其实浪人背后都有封建势力做靠山。
更进一步来说，其实明朝中后期骚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沿海的所谓“倭寇”，其中占主体的往往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因为明朝严禁出海贸易，使得很多私商假冒倭寇走私甚至是抢劫，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五峰船主”王直。
王直在日本是个传奇人物，被称为“净海王”，因为他势雄财大，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中日间的走私贸易，连日本人也都畏之如虎。说王直勾结倭寇是不确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倭寇，说王直是汉奸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他不是勾结日本人，而是雇佣了大群日本浪人甚至封建大名的武装为他效力，“八幡海贼”之类，其实都曾经当过王直的下属，是帮他咬人的恶狗。
倭寇所侵扰的区域，其实并不仅仅中国东南沿海，也包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地，这是一个真正的国际问题。对于这种国际问题，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即便最终王直被明朝政府逮捕，斩首示众，也只能使东南沿海略微太平一段时间而已。这个问题必须从内部去解决，一方面日本结束战国乱世，迈入了和平的江户幕府时代，无主无业的浪人越来越少，另方面中国经过明末大乱后，在清朝前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在这两个条件的影响下，倭寇之祸才算最终平息。
●兵败碧蹄馆
平壤一役，明军以强攻弱，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从此李如松就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日军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兵所到之处，他们全都会望风而逃，不堪一战。而日本方面因为损失惨重（据说小西行长所部减员接近七成），各路兵马遂都后退，齐会京城，无形中分散的主力凝聚起来，准备再打一次大规模会战。就当时在朝鲜的双方兵数来看，明军四万余，日军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还剩十余万，几乎是明军的三倍。
李如松对于日军的兵力聚合似乎毫无警觉，虽然经过激烈的攻城战，明军损失很大，但他在平壤才休整了十天就匆匆南进，朝鲜官兵和各路义军与明军配合，很快就收复了开城及其以北被侵占的领土。元月二十四日，明军先锋查大受所部三千精骑南下京城，在京城西北方突然遭遇日军，展开激战。
当时日军在京城聚集了五万余人，随即以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统率四万三千兵马北上，准备复夺开城。查大受所碰到的，乃是加藤光泰所率领的日军前锋，很快就被明军击败了。小早川隆景部两万余人闻讯而来，查大受撤退不及，被日军团团包围在一处名叫碧蹄馆的地方。
据说当时李如松正在勘查前往京城的道路，身边兵马本就不多，闻听查大受被围，竟然仅带着一千亲卫赶来救援——真是一员悍将，他应该当先锋，不该当主帅。结果李如松所部也陷入了碧蹄馆之围，日军看到他的旗号，纷纷绕开查大受所部，直奔李如松而来。明军奋勇抵抗，但骑兵射出的火箭因为下雨的关系威力减小，相反日军的铁砲因为防雨装备而仍能反复鸣响。李如松且战且走，数度被日军冲到马前，禆将李有升为了保护他而英勇战死。
激战至夜，中军官杨元率一千步兵赶来增援。日军不知虚实，因为害怕明军主力将要陆续开到，所以停止追击，朝京城方向退却。从这场四千对两万还打了一整天的恶仗来看，明军的战斗力实在顽强，然而以少击多终究不是兵法的正道，将帅无能，轻敌冒进，这才导致援朝抗日战争旷日持久，竟然前后打了整整六年。
碧蹄馆之战双方的伤亡比率众说纷纭，但肯定明朝的精锐骑兵受到重挫，李如松被迫暂时放弃南进的打算，退到开城休整。不久后，他听说日军有绕路袭击平壤，切断明军后路的打算，就又匆匆退往平壤。正在各处收复失地的朝鲜官军闻听此讯，吓得也都驳马北逃，很多眼看即将收复的城池全部都被放弃了。
丰臣秀吉就曾经说过，朝鲜最麻烦的不是“大明奴们（指朝鲜官军）”而是一揆（指朝鲜义军）。然而不管是“一揆”还是明军，都没能彻底打垮日军，打垮日军的是粮草不继。本来因为李舜臣率领朝鲜水军骚扰日方的运输船团，已经使日军捉襟见肘了，当年二月间，京畿、庆尚等道又闹起了罕见的大饥荒。李如松撤退前也还玩了一招狠的，他探听到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就派查大受和李如梅率军奇袭龙山大仓，将数十万石粮食烧了个干干净净。日军乏食，再也没有力量北进去夺取开城了。
日军军心涣散，很多人偷偷逃离前线，渡海回去日本老家，而国内也纷纷爆发一揆。尤以侵朝的急先锋岛津氏为最，早在去年（1592年），侵略战争开始后不久，岛津家臣海北国兼、田尻但马守、伊集院三河等人就率军两千，进攻肥后的八代城和佐敷城，叫嚷着要讨伐丰臣秀吉，史称“海北一揆”。虽然这次暴乱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使留在北九州名护屋的岛津义久和已经前往朝鲜的岛津义弘大为惊愕的是，两千一揆中竟然有三百名都是兄弟岁久的家臣！
丰臣秀吉因此下达了岁久讨伐令，岛津义久无奈之下，只得亲自领兵进攻岁久。七月十八日，岛津岁久战败，在龙之水自杀。岛津氏因为岁久之死，暂时避过了危机，但他们对丰臣氏的仇恨却更为强烈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丰臣秀吉被迫于1593年四月九日下令各军火速从京城后撤，为了确保仍然占有朝鲜南部领土，日军连新登陆增援的部队在内，总共集合了九万三千大军，进攻前此细川忠兴拿不下来的庆尚道重镇晋州。晋州守军包括朝鲜官兵和义军才不过七千人而已，守将金千镒急派使者，请求明军南下增援。然而远水难救近火，别说李如松此时根本没有实力快速南下，就算他真的派骑兵南下了，也是根本赶不及的。
六月二十二日，激烈的攻防战开始，一直打到二十九日，晋州城破，日军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不管是官军、义军还是普通百姓，城内数万军民全都倒卧在血泊中……
●大奸小丑沈惟敬
文禄二年（1593年）春夏之交，日本方面，前线兵将普遍厌战，尤以小西行长为最。行长军在平壤之战中丧尽了主力，这些主力大都是他自己的子弟兵，不是丰臣政权从上而下拨给的，在行长想来，如果再战下去，自己的实力只有丧得更多，而再来两场败仗，即便最后打赢了，论功行赏也未必有自己的份儿，既然如此，不如议和。而在明朝方面，李如松在碧蹄馆吃了败仗不算，此后一直后退，放弃开城回到平壤，这一举动引起中朝双方的舆论大哗。普通朝臣和百姓不知兵事，并不清楚明军究竟遭到了多大损失，光看李如松退兵的举动，就以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于是议和之声此起彼伏。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就站在议和派的最前沿。
于是在石星的授意下，经略宋应昌于三月十五日派沈惟敬到京城去和小西行长等人商谈和平退兵事宜。最后双方达成四点协议：一，明军撤出朝鲜；二，日军从京城后退；三，日方释放俘虏的朝鲜二王子和官吏；四，明朝派使节去名护屋会见丰臣秀吉，开始正式和谈。
在小西行长的大力游说下，日方绝大多数将领，包括曾经坚决主战的小早川隆景和加藤清正也被迫认清了现实。四月八日，以参将谢用梓、游击徐一贯和沈为敬等人组成的讲和使团进入京城，催促日军撤离，加藤清正、立花宗茂等将领态度突然大变，又跳起来怒骂，小西行长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压制下去了。
丰臣秀吉的亲信将领主要分为三个集团，即跟他从尾张出来的子弟、受封长滨后招收的近江人，以及征伐中国地区时招收的东中国豪族们，这三个集团互相争功，早有矛盾。其中加藤清正是尾张系的代表人物，他本是秀吉正妻北政所的亲戚，从小如同养子一般被抚育长大。小西行长则是堺的豪商小西隆佐之子，后来出仕备前大名宇喜多直家，转从丰臣秀吉，是东中国系的代表人物，和近江系的石田三成等人也一贯交好。在朝鲜战场，清正和行长两人各自统兵前进的时候，就摩擦不断，矛盾很深，此刻行长既然一立主和，清正当然要跳出来坚决主战，以表明与对方的不同。然而事实上，清正早就通过沈惟敬和宋应昌有所联络，主动表示愿意退出京城。
四月十八日，在丰臣秀吉的命令下，日军全部撤出京城，次日李如松率中朝联军进城。五月十五日，李如松渡过汉江进至庆尚道东南部的庆州，在这里对朝鲜军做了一番防御部署后就又退回京城。此时，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地区外，中朝联军已经收复了全部失地。当年七月，李如松如约撤出朝鲜，明朝只留下四川参将刘綎和游击吴惟忠率七千六百人分驻要隘，防备日军背信进攻。
五月八日，明朝使团在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三奉行和小西行长的陪同下，从釜山出海，十五日到达九州名护屋。虽然中方的正式讲和使乃是谢用梓和徐一贯，但因为语言不通，直接商谈相关事宜的还是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丰臣秀吉狂妄地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命令行长传达给明使——
一，迎明朝公主为日本皇后；二，继续发展勘合贸易；三，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因为日本是武人掌权的）；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给日本；五，朝鲜送一王子到日本作人质；六、日军交还俘获的朝鲜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七，朝鲜大臣发誓永不背叛日本。
如此苛刻的条件，让小西行长也很难向明使开口。在明朝使节想来，蕞尔小国的日本，所以发兵打一下朝鲜，不过为了引起明朝的注意，想要发展双边贸易，多得点钱财，天朝上国，有谁不倾慕的吗？因此明使谈判的前提就是“封贡”，即日本承认明朝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明朝给予赏赐和允许通商，让他们大发一笔横财，仅此而已。小西行长本人也是希望封贡的，封不关他事，贡则可以给他这个九州大名带来很大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反正明朝讲和使听不懂日本话，急于停战的小西行长和急于立功的沈惟敬就串通起来，开始欺上瞒下，大耍阴谋手段。行长对秀吉说，明使已经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但必须回去北京交皇帝最后批准，明朝人最爱面子，皇帝可能会提出要日本称臣，咱们挂个空名却得实利，没什么不好。沈惟敬则对谢用梓和徐一贯说，日本人已经答应了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
丰臣秀吉不愧老奸巨猾，他怕事情还有反复，就命令在朝日本军队部分撤兵，留下九州大名们在朝鲜沿海筑城固守，以等待谈判协议的正式签署。不仅如此，他还下达了进攻晋州的命令，这才发生了六月二十九日的晋州大屠杀。小西行长陪同明朝讲和使回到朝鲜以后，以自己必须留下来勒束部下为名，派家臣内藤如安为使者，随同明使前往北京。内藤如安，中国史书上记载为小西飞，他本是丹波内藤家的家督，也就是继承内藤苗字的松永长赖的儿子。
●册封闹剧
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停战一年多，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也即日本文禄三年（1554年）十二月，内藤如安等人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进了北京城，胆大包天的沈惟敬竟然伪造了日本称臣的表章呈递上去。石星另外派人和内藤如安谈判，提出三项条款：一，日军立刻撤出朝鲜全境，甚至撤出对马岛；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三，日本、朝鲜从此修好，互不侵犯。如果换了别人，沈惟敬的西洋镜立刻就要拆穿，但内藤如安秉持着家主小西行长教授的原则，一概点头，全盘答应下来。
十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下旨，派李宗城为正使，杨方亨为副使，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内藤如安请求封丰臣秀次为都督关白（此时秀吉已将关白之位让给养子秀次），封小西行长、宇喜多秀家、增田长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人为都督，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明朝都一一答应了。内藤如安唯独没提加藤清正、锅岛直茂等人的名字，日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年是万历二十三年，日本文禄四年（1595年），正月三十日，明朝册封使团从北京出发，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朝鲜京城，随后南下釜山。小西行长看内藤如安一切搞定，大为兴奋，于是请求丰臣秀吉下达回国命令，想要把撤兵变成既成事实。秀吉一开始欣然同意，但随后又有所犹豫，下令诸将暂缓撤兵，小西行长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次年（1596年）四月，明朝册封正史李宗城因为贪淫女色，遭到日本人的驱逐，凄凄惶惶从釜山跑出来，逃回京城，随即就被明廷下诏捕拿入狱，于是小西行长只好陪同副使杨方亨回归日本。此时秀吉早就离开了九州的名护屋，并且大坂城也不呆了，他在京都附近开始营建更为豪华的伏见城。六月，沈惟敬在伏见城见到了秀吉，秀吉本想在伏见城会见明使，但因为畿内地区地震频繁，所以最终还是敲定了大坂城。
九月一日，以毛利辉元为向导，引领杨方亨等一行人来到大坂城接见所。日本诸将四十人列座观礼，杨方亨、沈惟敬等人捧着金印、诏书站立。等到丰臣秀吉穿戴着明朝送去的册封衣冠，满脸笑容地出现的时候，沈惟敬竟然跪拜在地，使随员们无不感到愤慨。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典礼顺利完成了，秀吉还盛宴款待了来使，在他想来，我答应做你大明王朝属下的日本国王，用这个空头衔换来朝鲜一半疆土，就此面子里子都有了，也可对出征诸侯有个交代，真是事事称心如意。
然而西洋镜终究是要拆穿的，明使手捧诏书，以中文宣读，日本人根本就听不懂，而就算两国文字基本相通，那些深奥的句子，也不是丰臣秀吉这种武人所能够理解的。等到第二天，秀吉让僧人承兑以日语宣读诏书，并且加以解说，虽然小西行长事先关照承兑要改动一些句子，但承兑仓促间无法完成如此繁难之事，还是原样照读了。
秀吉听到诏书中全然不提割让朝鲜一半领土和派朝鲜王子赴日为质等问题，不禁勃然大怒，于是下令驱逐明使，再伐朝鲜。这一年是日本的庆长元年，侵朝战争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称为“庆长之役”。
小西行长分辩说是明朝违约，不干自己的事情，终于逃过了制裁，却被丰臣秀吉再度扔回朝鲜战场。至于那位胡作非为的沈惟敬先生，他逃回朝鲜后还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章，派人送回北京。然而花样不可一玩再玩，西洋镜终于被拆穿了，万历皇帝大怒，先把主和的兵部尚书石星下了大牢（最后死于狱中），然后传令驻朝明军捕拿沈惟敬，就地正法。
其实这个时候，丰臣政权的内部斗争已经愈演愈烈，丰臣秀吉得不到一点实利是断然不肯从朝鲜撤兵的，因为他已经威信扫地了……
●茶人之死
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而日本人也没能从中得到丝毫益处。被驱赶上前线的武士们陷身在朝鲜这个大泥沼中，缺衣少粮，而又必须成天提防朝鲜义军的袭击；留在后方的百姓、町人则被迫缴纳高额贡赋，担当劳役以支撑不义的并且看不到前途的战争继续打下去。当前线战事明显不利于己以后，连秀吉本人也开始悲观丧气，为了散心，他的生活更为奢靡腐化，放着好好的大坂城不呆，还要修建更为宏伟的伏见城，就是一个例证。
就在“文禄之役”爆发的前一年，也即天正十九年（1591年）元月，丰臣政权的最大栋梁、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病逝了。秀长是丰臣政权的核心人物，他是著名的内政家，并且拥有很强的统合能力，在年轻的谱代众和老奸巨猾的外样中间一直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秀长去世以后，石田三成等秀吉亲信与德川家康等有力大名间的矛盾益发突出，并且逐渐迈向不可调和的深渊。
丰臣秀吉在他最后的统治期间，先后杀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的死亡，给他的政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同时也使他的威信遭到极大损害——一个是茶道宗师千宗易，还有一个是他的养嗣子丰臣秀次。
千宗易本是堺的豪商，师从武野绍鸥学习茶道，号抛筌斋、利休居士。天正十一年（1583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的次年，宗易被丰臣秀吉聘请为家中茶头，负责茶事。在当时，茶道并不仅仅是一门艺术，因为很多知名武将都醉心于茶道，所以茶人也经常会扮演外交使节的角色。千宗易成为丰臣家的茶头，也就等同于他进入了丰臣政权的统治核心，对秀吉协调与朝廷、大名乃至于豪商们的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号称“天下第一茶人”的千宗易，最终却被秀吉勒令自杀。这件事发生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的二月份，也就是丰臣秀长去世后的翌月。事实上，秀吉和宗易的和睦关系早就破裂了，当可以保护宗易的最后一道墙垣秀长倒塌后，宗易也就终于无可避免地迎来了他的死期。
从表面上来看，有两件事促成了千宗易的死亡。首先是大德寺山门事件，天正十七年（1589年），宗易资助修建了大德寺山门的金毛阁，大德寺住持古溪宗陈感念其恩，就在阁上安置了宗易木像，此事引起了丰臣秀吉的嫉恨。另外一件事据说是因为宗易倒卖茶器，他早已出家为僧，如此贪图财富的恶性使秀吉异常愤怒。当然，这些都不过藉口和导火索而已，宗易与秀吉在茶道方面的认知全然不同，才是导致两人反目的重要原因。
千宗易开创了“千家流”的茶道流派，他主张“幽、寂”的茶道精髓，崇尚古朴简约。相反的，丰臣秀吉则追求奢华绚丽的风格，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开放了自己苦心设计的“黄金茶室”，这座茶室规模很小，这点可以说和宗易所追求的风格是相通的，然而茶室及其中布置的各种器物都由黄金铸造，并且可以拆卸运输，造价昂贵，恐怕除了天下人秀吉外谁都无法仿效，这却是使宗易瞠目结舌，并且大摇其头的。
在茶道方面的理念不同，其实正体现了千宗易和丰臣秀吉两人对世间的认知，以及对自身定位的不同。在宗易看来，茶道是超脱了世俗的、直指人心的艺术，更是支撑宇宙间的大道的体现，古朴简约，正是大道所规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而在秀吉看来，茶道是显示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的工具，也是他个人权威的体现，宗易的茶道理论势必将超凡的艺术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势必导致天意掌握在艺术家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社会认同。
大德寺山门金毛阁的塑像，本身就是千宗易茶道思想的体现。这座木像所描绘的宗易的外貌，是安祥而平和的，他穿着木屐，柱着拐杖，有如儒家思想中的“玄圣”，有如道家传说中的“真人”，是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更脱离于世俗统治者所管辖的道德的代表。如果不是因为如此，掌握天下的丰臣秀吉为何会对一座茶人的塑像感到如此嫉恨和恼怒呢？
千宗易并不仅仅在茶道思想，更根本的是在社会道德教化上与丰臣秀吉背道而驰，他与反对侵略战争的蒲生赋秀等人站在同一立场上，甚至还预言侵朝战争必将失败，这更使丰臣秀吉忍无可忍。丰臣秀吉原本继承了织田信长在近畿的势力，对于近畿最大的贸易港口堺依赖甚深，等到他以九州为基地图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时候，逐渐倾向于利用北九州地区尤其是博多的豪商们，而把堺抛到了脑后。天正十五年（1587年），秀吉在征伐九州的过程中于箱崎召开了盛大的茶会，主要邀请了博多的豪商神谷宗湛和岛井宗室等人——对比千宗易“幽、寂”的茶道，神谷和岛井等人的茶道要温和得多，与秀吉的茶道并不那么格格不入。
天正十七年（1589年）四月，曾经继千宗易成为丰臣家茶头的、宗易最有天分的弟子山上宗二，因为屡屡忤逆丰臣秀吉，在小田原之阵中被秀吉处死了，这件事给宗易的刺激是很大的。宗二为人执拗，他更明确地认识到，并且着意体现艺术家是无冕之王，不应屈从于世俗统治者，因此才会被杀。可以说，正是宗易本人的思想教导出了宗二，也导致了宗二的死亡。
就这样，山上宗二被杀后才过了不到两年，丰臣秀吉就以大德寺山门事件和倒卖茶器为名，于天正十九年（1591年）二月十三日，下令将千宗易幽禁在堺，并于二十五日将他召回京都，勒令自杀。宗易本是商人出身，商人总是要赚钱的，况且茶人养家之道，本就是鉴定和出售茶器，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二月二十八日，千宗易在聚乐第葭屋町的邸宅切腹自尽，死前留下一偈：“人世七十，力围希咄，吾之宝剑，佛祖共杀。”
●关白秀次的被杀
相比千宗易之死来说，丰臣秀次的死亡其实更具有悲剧性，并且对丰臣政权的损害更深。秀次本是丰臣秀吉的姐姐瑞龙院日秀之子，是秀吉的亲外甥。秀吉出身寒微，所以一般认为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农民，然而既然咱们已经分析过秀吉也并非普通农民出身，那么他的姐夫起码该是个低级的乡下武士吧。总之，因为瑞龙院早死，秀吉就把外甥领过来自己抚养，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秀次与其说是秀吉的亲戚，倒不如说是被亲舅舅频繁耍弄的一件政治道具。
当丰臣秀吉还在织田信长麾下为将的时候，他跟随信长鏖战江州，对抗浅井氏和北面的朝仓氏。为了立功，秀吉前往拉拢原属浅井氏的豪族宫部继润，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就把亲外甥送去宫部家做了养子兼人质——那是元龟二年（1571年）间的事情，这可怜的孩子年仅三岁。
等到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的事业，掌控了天下，宫部继润就把小人质送了回来。当时秀吉还没有获赐“丰臣”姓，为了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就首先要为那些穷亲戚都找个高贵的靠山。想来想去，他让自己的姐夫去做名门三好氏的养子，改名为三好吉房，而吉房之子，也就是秀吉的那个亲外甥，就起名为三好信吉，又被送去了三好家。其后因为秀吉没有子嗣，就把信吉接回来做了自己的养子，赐以上字，这才被称为羽柴秀次，后改丰臣秀次。
丰臣秀次初次上阵，就是著名的小牧?长久手合战，这个年仅十六岁的小孩子虽然名为总大将，但根本不具有军事指挥能力，更不具备总大将应有的威信，从而导致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成长价值。事实上，秀次此后屡次跟随丰臣秀长和丰臣秀吉南征北战，参加过四国之阵和小田原之阵，表现也还算中规中矩。
据说丰臣秀次受其养祖父三好笑岩入道的影响很深。笑岩入道原名三好康长，是三好长庆的叔祖父，本为河内高屋城主，后归降织田信长而受封阿波一国。笑岩是著名的文化人，秀次十多岁的时候生活在三好家中，围绕在笑岩膝下，这对他性格和才能的养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天正十三年（1585年），因为从征四国有功，秀次受封近江四十三万石的领地，主城在八幡山，对于八幡山的内政建设，这个孩子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
据说丰臣秀次很具有商业头脑，他规划了八幡山城城下町的格局，并且颁布《八幡山下町中掟书十三条》，包括乐市乐座、免税等举措，使市场变得非常繁荣。此外，他还开掘八幡堀，便利水路交通，在城下町设置了日本最早的排水道。因为他治理得法，加上从征小田原北条氏的功劳，天正十八年（1590年）被加封尾张国，主城移到清洲，领地年贡超过了一百万石。
天正十九年（1591年）八月，丰臣秀吉唯一的嫡子鹤松夭折了，秀吉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怕很难再有子嗣，就于十二月将关白之位让给了秀次，自己名义上退居二线——因为退位的关白习惯上被尊称为“太阁”，所以此后人们就称秀吉为“丰太阁”。这等于是确定了秀次的继承人地位，并且朝廷也下诏任命秀次为正二位内大臣。
当丰臣秀吉前往北九州名护屋，遥控侵朝战事的时候，丰臣秀次就留在大坂和京都处理政事，虽然国家的大政方针往往还要秀吉点头认同，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傀儡只是暂时的，只要秀吉一咽气，秀次就是新的天下人。这种格局本来很利于长治久安，然而变数终于出现了——
文禄二年（1593年），就在朝鲜战场上中日双方暂时停战，准备开始和谈的时候，丰臣秀吉竟然意外地又得到了一个嫡子，鹤松的母亲淀姬再度生产，孩子起名拾儿，也就是后来的丰臣秀赖。秀赖的诞生，使丰臣秀次的地位变得非常微妙，他虽然仍冠有关白的头衔，但很可能随时都会失去继承人的宝座。
日本历史上，仅室町晚期和战国时代，类似事情就屡有发生，一般情况下都是臣子们分裂为二，一派拥护嫡子，一派拥护养子，从此大打出手——“应仁之乱”就肇端于此。当然，丰臣秀吉非足利义政可比，他不会让这种变乱真的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为此睁大了眼睛，看着秀次究竟会何去何从。
据说丰臣秀次对和歌、茶道、书法、将棋等艺术门类都深有研究，他还下令保护逐渐衰退的官学，将在战乱中遗失的书籍重新整理起来——作为深受三好笑岩熏陶的文化人秀次来说，做这些事情本是理所当然的吧，况且国家大政仍然控制在秀吉手中，他也有很多闲空可以做这些琐事。然而在秀吉看来，秀次这般举动，是想麻痹自己呢，还是想提升威望，收买人心呢？
况且，因为关白丰臣秀次即将成为下一位天下人，各地诸侯纷纷趋势逢迎，羽州的大名最上义光就把十五岁的爱女驹姬献给秀次为妾——秀次和他的亲舅舅丰臣秀吉只有一事相象，那就是极好女色，各处搜罗妻妾无数。然而大名们这种拍马屁的举动，反而使秀次遭到秀吉的猜忌，为了给亲生儿子铺平道路，丰臣秀吉终于下了毒手。
文禄四年（1595年）七月，丰臣秀吉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下令将关白秀次流放到高野山中。十五日，正当秀次在青岩寺和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时候，突然接到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人带来的罪状书，被勒令自杀——享年仅二十八岁。
丰臣秀吉的刻毒残暴，在杀死养子秀次一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秀次虽然切腹了，他仍下令将其首级割回，放在京都附近处决犯人的三条河原曝晒示众，不仅如此，还将秀次的妻妾子女三十多人也都押往彼处斩首。最上义光的爱女驹姬当然名列其中，据说义光请托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未能救下女儿的性命。
驹姬临终前作绝命诗一首，大意是：“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年仅十九岁——丰臣秀吉此时残忍疯狂的行为，不亚于织田信长当年，所以丰臣政权的末日，也随之很快到来了。
倭奴和平秀吉
明朝人喜欢叫日本人为倭奴，其实这个词汇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大家知道，日本列岛上最早和中国取得联系的很多国家中，有“倭国”也有“奴国”，到了南朝范晔写《后汉书》，就记载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是倭国降服了奴国，两国归并为一。
从此以后，“倭奴”一词就变成了倭国也即日本国的代名词。然而可怜的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中含义都不大好，倭最早的意思是低垂，而奴就是奴隶，两者合起来，似乎是指一个奴才垂首听命。元朝以后，因为倭寇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老百姓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倭奴一词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贬义词。
然而事实上，以“奴”来贬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叫日本为“倭奴”外，在中国古代是根本没有过的。唯一的例外是《旧唐书》里有“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的话，不过那是用来骂高句丽出身的将领高仙芝的，所指是个体而非群体。明人曾经写道：“倭奴夷亦曰日本，东海外之夷也。谓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国是已。”实际日本向中国称臣的次数不多，时间也都不长，说中国是倭奴之主，未免是自欺欺人的狂妄之语。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了解都很浅薄，明朝中期闭关锁国以后，对于远在东海外的日本更是知之寥寥。清人所编的《明史》中对日本的相关记载就错讹百出，读之非常可笑。比如关于丰臣秀吉的出身，《明史》上是这样说的：
“日本原本有国王，国王下面称关白者最尊贵，当时以山城州首领信长担任关白。信长某次出猎，碰到一个人躺在树底下，惊了信长的坐骑，于是捉住此人，详加审问。这人自称叫作平秀吉，是萨摩州的奴隶，身体灵活，能言善辩。信长很喜欢此人，让他给自己放马，并且起名叫做木下人……”
丰臣秀吉之变为平秀吉，其实是秀吉自己搞的花样，他在给朝鲜国王写信的时候，正想冒充平氏，于是在国书中署名为“关白秀吉”或者“平秀吉”，既然知道关白是官名不是姓氏，那么大家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姓平了。后来明朝给秀吉的册封诏书中，就封他为“日本国王平秀吉”。不过说他因为在树下被信长撞见，就起名“木下”，未免太想当然了。
《明史》后面还说：
“秀吉后来逐渐受到重用，为信长谋划，夺取吞并了二十余个州，于是被拜为摄津镇守大将（秀吉的主城大坂确实在摄津国内）。信长有个参谋名叫阿奇支（即“明智”的音译），得罪了信长，信长派秀吉前往讨伐。时隔不久，信长被其部下明智所杀，秀吉才刚攻灭了阿奇支，听闻此事后，就统率所部乘胜回师，杀死了明智，威名大盛。于是不久后秀吉废黜了信长的三个儿子，僭称关白，吞并了信长的部众。”
竟然把明智光秀拆分为两个人，如此不实之言堂堂皇皇地记载入史书中，也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后，有多么的封闭，对外国情况和事务有多么不了解了。
●鸣梁海战
庆长二年（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四万大军，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这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庆长之役”。
因为“永禄之役”实际上的失败，日本人吸取了部分教训，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丰臣秀吉实施反间计，运用散播谣言等方法，使朝鲜李朝解除了李舜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下狱——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朝鲜朝廷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可怜的是，无辜的朝鲜人民也被迫要遭到同绑连坐。
七月十五日，以“海贼大名”九鬼嘉隆为首，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此时双方仍处于停战状态，加上接替李舜臣指挥舰队的又是元均那个彻底的无能之辈，竟然误以为远远驶来的是日本的运输船团，等遭到猛烈的攻击，再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朝鲜水军几乎全部覆没，日本人就此掌握了制海权，随即运送大量物资和兵源在朝鲜半岛登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