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七点钟去拜访你，可以吗？”
她的脸上浮现出微笑：“你总算同意了。看样子，我得先买好威士忌吧？”
“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了，不会犯病了。”我实在地说，“不过，那是你走出这家酒吧以后的事情。”
接着，我向她说明走出酒吧后应该怎样办。她一边吐着烟雾，一边叹气说：
“非得要那么办吗？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愚蠢？”
“看上去愚蠢？我可不愿意干蠢事。现在有人注意到这里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人跟踪我。我是个粗心、散漫的人，过惯了这种生活，现在这里很有可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也许我是多疑，但我绝对不是多虑。我现在只能向你解释这么多，换句话说，我只抓住了这么几个要点。”
“跟踪你的人是刑警吗？”
“如果是刑警的话，我现在就该被抓走了。他们可以随便捏造一个借口。”
“明白了。”她说，“看来我该尽快离开这里了。”
我点了点头，她抓着门把手转动着问：
“买什么牌子的威士忌好呢？”
“牌子无所谓，只要里面有酒精就行。”
她的脸上又现出微笑，露出就像知道有男人在盯着她看一样的表情。她把香烟叼在嘴上，头都没回，走出酒吧，真的像我教她的那样。
我等了一刻钟。在这十五分钟里，我用葡萄酒杯慢慢地喝着威士忌，看着手掌，手掌仍然在颤抖。我回忆着优子的往事，她的脸庞模模糊糊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时隐时现，那是她二十年前的面庞。我摇了摇头，走进房间，穿上久没有穿过的大衣，戴上手表，然后把销售款全部装进衣袋，又把没有开封的酒装进一个纸袋抱起纸袋，最后用抹布擦了擦店门的门把手。我离开酒吧时的时间是一点多钟。因为再回这里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我把门上了锁。
我没有向四周张望，径直向三丁目走去，进入地铁站的剪票口，乘上刚刚进站的去新宿的地铁。在列车就要关门的一瞬间，我扒开车门跳下车，跳上向反方向开去的丸之内线。我在池袋下了车，走进地铁站西口的商店。星期天的商店里人很多，显得很拥挤。我乘自动电梯上到六楼，又快步转移到计划好的反向电梯。降向一楼的电梯上剩下的几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前来购物的顾客。我从另一条通道走出商店，乘上经过上野的山手线。我在东京站下车，在车站的自动取款机上取出所有存款。存款共十二万五千日元，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在繁华的街道上溜达了一会儿，消磨着时间。我想喝点威士忌，但是忍住了。我又一次乘上丸之内线，这次是在赤坂见附的站台下的车。通向半藏门线的永田町道路上行人稀少，我第一次回头看看身后，三位中年妇女、几位穿制服提皮包的男人和一群中学生模样的人进入我的视线。我乘半藏门线到表参道。也许，根本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但在不知不觉中，二十多年前的习惯又在我的身上复苏了。
走到车站后，我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虽然我对能查到电话号码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从查号台很容易地就查到了。我按完这个电话号码后，一个并不礼貌的男声答话。
“兴和商事。”
“浅井先生在吗？”
“你是谁？”
“岛村。”
“社长现在不在。”
“什么时候回来？”
“哦，我也不知道。”
“那么，请找一下经常和浅井在一起的那位年轻人，就是经常穿着漂亮的蓝西装的那个年轻人，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蓝西装？望月君吗？”
我投出的球好像没有白投，或许他总是穿着那身西装吧。
“是的，就是望月。”我说。
“你是说你叫岛村吧？是哪里的岛村呀了”
“你一说是吾兵卫的岛村，他就知道了。我找他有重要事情。”
听上去可能是无绳电话在移动，因为声音的流量有了变化，隐约传来嘈杂声，先是听见一个在说，“给我十条。”接着又听见另一个人说，“出局。”
过一会儿，我听见了蓝西装的声音，他正在大声喊叫，好像是说，“拿到我这里来！”接着，他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到我的耳中，“是昨天那个酒吧招待吗？”
“是的，我有话要跟浅井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就这样对客人直呼其名吗？”
“已经不是客人了，酒吧今天关闭了。”
叫望月的年轻人沉默了片刻，当他再次说话时，口气变成了刺探性的。
“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在店里的话，请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没有办法与我联络，六点钟左右，我再打电话给你们。如果我被抓走的话，请你转告浅井。”
我把话筒放下，一边听着“不要忘记取走电话卡”的提示音，一边想着另一个电话号码。我插入电话卡，按下一〇四。电话一接通，又是一个粗鲁的男声。或许星期日还在工作的男人们注定都会变得这么粗暴？
“喂，这里是《太阳周刊》编辑部。”
“我找总编辑森先生。”
“对不起，你是……？”
“我叫岛村。”
电话里传来让我等待的声音。在我还是“吾兵卫”的客人的时候，森就是我的熟人，现在他仍然是这家酒吧的常客。通常他都是星期二晚上来，有时星期一深夜也来。《太阳周刊》的发行日是星期四。他是我用不着使用接待语言的客人之一。听筒里传来森的声音：“是岛村吗？真稀罕呐，有什么事情吗？”
“你现在很忙吗？”
“哦，都是因为新宿那桩爆炸案呀。为了报道这个案件，我们干了通宵。你有什么事吗？”
“爆炸案当天之后又有什么消息吗？”
“噢，有点。今天，马上就要在新宿警察署开记者见面会，警方到底会发布什么新闻，还得等一等。”
“《太阳周刊》也要去人吗？”
森笑了，“《太阳周刊》很畅销，你想过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呀。为什么呢？如果光是刊登官方发布的情况，要看新闻的人谁还会买《太阳周刊》呀！”
“可是，基本的情况还是需要了解的吧？”
“共同采访的大路货，一带而过就足够了，我们靠独家的深度报道取胜。怎么？关于那桩爆炸案，你想知道些什么？”
“不，我对那件事没有兴趣。实话跟你说吧，我遇到点麻烦，和黑道上有了点纠葛。你了解组与组之间的关系吗？”
“我在那方面是外行，但有个人很熟悉，是个自由撰稿人，他现在正好在这里，你直接和他聊聊行吗？”
我说，如果行的话，当然可以。我与森之间说话很简洁，也许是不想浪费时间吧。
“喂，松田！”我听见森叫人的喊声。到底是熟悉的朋友啊，我想知道什么事，好像他都会告诉我。
“你好，我是松田裕一。”一个很有礼貌的声音用全名和我打招呼。
“我叫岛村，听说松田先生对暴力团之间的关系十分了解……”
“不，说不上十分了解。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知道某个组的情况。”
“哪里的？”
“新宿的兴和商事。”
“哦，那我知道，是个新生团伙，办公地点在歌舞伎街，早在去年《暴力团对策法》实施之前就改换成股份公司了，很有眼光呀。组长，或者说董事长，叫浅井，人很精明，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口碑不错。商事的业务范围是破产清算和债权回收，作为经济流氓，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据说浅井对法规和经济十分精通，商事的经营方式也很独特，干得相当好。还有一种说法，浅井的雄辩水平超过一般的律师。”
“您知道浅井以前的经历吗？”
“过去在成州联合的江口组干过。也许你听说过，成州联合是《暴力团对策法》广义范围上认定的暴力团团伙。”
“那么说，兴和商事是江口组的分支企业了？”
“不，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情况。他过去在江口组崭露头角，却因为某种纠纷自立门户了，好像和江口组断绝了关系。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比较少见的。”
我想起电话中听到的“出局”之类的对话，那是兑换现金的黑话，十条是一万日元。
“好像兴和商事开了一家扑克游戏店。”
“是的，店铺在办公室隔壁。不过，那家店看上去是一家娱乐性质的店，歌舞伎街有几十家类似的店，就像蚊子一样多，警察没有逐家严查。今后情况也许就不同了。”
“为什么？”
他思忖片刻后问：“对不起，可以问岛村先生从事什么职业吗？”
“开酒吧，我的酒吧可是手续完备哟，森先生是常客。因此，我弄不清楚……”
松田笑了：“怎么惹着兴和商事了？”
“是的。”
“哦，好吧。”他说，“浅井有可能被逮捕，那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
“为什么？”
“请你绝对不要对别人讲，除了我以外还没有人掌握这个情报呢。”松田压低声音说，“即便我了解情况，但在正式公布之前我也不能写，有关中央公园的话题很引人注目，所以谁都不想得罪警方。实际上，樱田门的搜查二科已经采取行动了。据说，赤坂警察署已经发现，一家在其管辖范围的赌博性质的游戏厅，曾经向负责防范工作的巡查部长级别的警察行贿，以套取情报。现在，新宿警察署和樱田门有可能在情报外泄之前下手，各自在所辖区域搜捕；赤坂警察署也摆出一副罕见的架式，要利用这个空当先将有关嫌疑对象抓捕归案。”
“新宿警察署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几家游戏厅吧？”
“是的，因为目标在于中央公园案件，这样做既有利又有弊，如果这办法行不通的话，要不要继续下去？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要选准时机，估计搜捕行动要在一星期后开始。”
“原来如此呀！”我说，“你真能算得上《太阳周刊》的高参啊！”
话筒中传来他的笑声：“不愧为是开酒吧的，真会说话。如果你在聊天中听到什么有趣的话题，请通知我，好吗？”
“一定。”我说完后，向他道谢，并请他转达对森先生的问候，然后挂断电话。
走出电话亭，冷风吹面。我从表参道向原宿走去，早晨开始的疼痛已经减轻不少。走了二十分钟左右，我进了代代木公园，一看手表，是四点半钟。我躺到草地上，看看手掌，颤抖已经被抑制住，通过手指的空隙可以看见太阳。阳光已经不再强烈，太阳正在西沉。我打开威士忌酒瓶的瓶盖，倒了一杯，没有洒出来。星期日出入公园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开始喝威士忌。很难说我这个人兴趣广泛，我只知道这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我的一切都与昨天一样，只不过今天换了个地方。我在思考那些事情。一件是，我失去了可以回归的处所，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酒精中毒症患者失去家和流氓打手失去小拇指一样，概率都不低，就像水在流淌一样，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另一件是，我知道了园堂优子的消息，但在我得到她的消息的时候，她却已经遇难了。在这二十多年里，我离她最近的距离就是在昨天那个公园里，也许当时我在硝烟中见到了她，或者她的一部分，甚至我也听到了她的声音，当时我一边闻着流淌的血发出的血腥味一边往前走着。昨天的景象又重现在我的眼前，但我却不能在其中分辨出优子的身影，也听不出她的声音。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磨砺，她的变化大概很大吧！我好像回想起她当时的面部表情，似乎并不美好。我呆呆地望着西下的夕阳，它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颜色。
太阳落山了，天逐渐黑了。我仍然在那里发呆，等我发觉身边只剩下成对的情侣时，空气也完全变冷了。我看了看手表，六点多钟了。我站起身来，好不容易才迈开脚步，从公园向山手大道走去。穿过山手大道，上原就不远了。
路上，我走进电话亭，拨通电话，我还没有自报姓名，对方就说：“哟，酒精中毒的家伙吗？终于关店门了？”
那是浅井的声音。
我说：“你的忠告是正确的。”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
“对。没想到大企业的动作这么快。不过，你不是也让他们难堪了吗？看来你有拳击手的底子呀，据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胳膊断了。”
“是听江口组的什么人说的吗？”
沉默，电话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浅井的声音过一会儿才传过来，听上去像是遇见了什么开心事。
“原来你知道江口组呀！”
“你不是说过吗？中小企业要生存，必须要信息灵通，像我这样的个体户，更得重视信息呀。”
“嗯。”他嘟嚷着说，“确实像我估计的一样，你这个人不简单呀。”
“我只是个酒精中毒症患者。哦，有个事我想打听一下。”
“什么事？”
“你认识的江口组的人在说什么事的时候提到我的？”
“告诉你这些，我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
他笑了：“唉，你这个人呀！我们圈内有个原则，得一还一，得十还十。这个原则自古以来就有，叫做仁义。”
“和游戏机玩扑克时不遵照这个原则吧？”
浅井再次轻声笑了：“你的嗅觉真灵敏呀，竟然在打电话时听出我手下的年轻人在干什么。”
“我曾经和店里的客人去过一次游戏厅，我输掉一天的营业额，他却输掉了三个月的生活费。”
“常有这种事，暂且不提这些。不过，你问的问题属于我很难回答的一类。”
“但是，昨天你会送我忠告。”
“我这个人变化无常。昨天也许是因为你的热狗，那简直是表演性的工作。我喜欢表演性的工作，再说，我也不是每天都变化无常呀。”
我想了一会儿说：“明白了，那我再想别的办法吧！”
“什么办法？”
“看来你很难说话，但望月这样的小喽啰也许会和我合作。”
“噢，你这样说话可不好听，我讨厌用贬义词说话，诸如小喽啰之类的。”
“是吗？是我不好。”我说，“那么，我就叫他‘小跑腿的’吧。反正我得想办法弄清我的问题。”
“随你便。”
“我可以给你个忠告吗？”
“如果你是我，也会说‘请吧’，什么忠告？”
“我觉得你最好暂时也把游戏厅关了。”
又是一阵沉默。浅井过一会儿说：“为什么？”
“我不能说，有约在先。”
再一次沉默。
“受赤坂事件的牵连吗？”
我没有回答。
“好吧，岛村。”浅井的语气有了些变化，“你这些材料早就该用，我也得到了一些情报。你为什么不拿这个情报跟我做交易？”
“我不知道你们圈内的规则，但我记得，昨天晚上你曾经好心给过我忠告。”
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现在在哪里？”
“东京都的某个地方。”
“今天你不回酒吧了吧？”
“不回，你为什么对这感兴趣？”
“我想见你一面。”
“现在我可没有那个心情。”
“明天你在哪里？”
“为什么这样问？要抓我的话柄吗？”
“如果我说，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
经过短暂思考后，我说：“明白了。明天，中午我和你联系。”
他告诉我一串数字后，对我说：“这是我的手机，如果找我，就打手机。”
我回答说“知道了”，然后挂断电话。
我出了电话亭，步入井之头大道，马上就感觉到十月的风已经变得十分寒冷，刺骨的寒风刮得大衣下摆簌簌作响，一团揉成圆形的废纸被风吹得在我脚下打转。我从大衣口袋掏出太阳镜。
第五章
七点十五分以前，我来到那座公寓楼前。公寓是幢五层楼，墙面镶着驼绒色瓷砖。与我原来想象的不同，不是一座单身公寓，而是家庭公寓。我大致一看，每个房间都灯火通明，照映出精致的阳台栏杆。我绕着公寓走了一圈，在幽静的住宅街上，没有看到可疑的人影，没有可疑的汽车停在附近，也没有看到警察的身影。
我强装潇洒地登上三楼。走廊上并排着六个门，第二个门上挂有松下塔子的名牌。我一按门铃，门就开了，她迎了出来。她和白天一样，没有化妆，但换了衣服，穿一条素净的白色连衣裙，而这素净使她看上去很优雅。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因为那种白色强调了中性、挺括的印象，所以显得很优雅。假若我是个年轻男子，此时也许要为来之前没有买束鲜花而后悔。
就像迎接常来的朋友一样，她极其自然而又轻松地碰了一下我的胸前说：“看来酒精中毒和准时赴约并不矛盾呀。”
“是这么回事。”我一边嘟嚷着，一边拿起脱下的轻便运动鞋。
她很自然地进了房间，把我让进起居室。起居室收拾得干净利索，作为女孩子的住处，看不到任何多余的装饰，和她本人一样，显得十分素净。墙边有装满书的书橱，上面全是精装书籍。室内还有与电视机一体化的音响，一套桌椅，桌上有一台个人电脑。我穿过房间，打开窗户，站在阳台上眺望四周，然后把鞋子放在阳台上，返回房间。我确认了门打开后外面也见不到里面之后，就坐在了一个当做摆设的早期美国风格的威士忌酒架旁。
她一声不吭地跟在我的身后，把一瓶威士忌、一个酒杯放在玻璃桌面的茶几上，然后慢慢坐到我的对面，盘起秀美的长腿。
“房子不错吗！”我说。
“外公有钱又不关我的事。”她冷淡地说，“这是外公的房子，是在内阁官僚财产公开之后弄到手的。所以还是不公开为好。我是借住。好了，言归正传，我刚刚看了新闻。”
“报道了你母亲的事情？”
她点点头说：“众议院议员长女遇难。另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新闻呢，和你有关。”
我并不吃惊，只是觉得来得比预想的要快。不用说，肯定是我的指纹被查对出来了。如果用计算机查对的话，几分钟就能识别。即便提取指纹需要时间，但一整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可能昨天就开始查对指纹了。就算是这么回事，发布新闻的速度也是太快一点了吧？想到这里，我能考虑到的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酒吧已经被搜查过了，已经把现在的我与菊池俊彦联系到一起了。
我把带来的威士忌倒进酒杯，问道：“怎么报道的？”
她拿出打火机，点着香烟，然后看了看手表，拿起遥控开关打开电视机。此时正好是NHK（日本广播协会）的七点钟新闻时间，时事新闻之前首先是爆炸案件的有关报道：
昨天中午新宿中央公园爆炸案中最后一名身份不明死者的身份已经查明，他叫桑野诚，今年四十五岁。
我停住伸向酒杯的手。
桑野诚，原东京大学学生，曾因涉嫌一九七一年四月涩谷区富谷汽车爆炸案，以杀人罪和违反取缔爆炸物法等罪名被通缉。在那次爆炸案中，一名警官被炸身亡。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重大杀人罪的犯罪嫌疑追诉时效为十五年。因为桑野诚曾经逃亡海外，有中断时间，不知是否会计算在追诉时效之内。最后一次确认桑野诚的行踪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当时他在法国巴黎大学就读，是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帮助下查清的，但他摆脱了法国、日本警方的联合追捕，逃之夭夭。目前沿不清楚他是何时回国的。在此次爆炸案件中，判明死者的身份颇费周折，需要查对有关人的资料，因为不少处于爆炸中心的死者遗体四处飞散，其身份是经过对比死者的指纹判明的。搜查本部在确定桑野诚遇难的同时，还考虑到他与本案存在某种关系的可能性。他的出现使此次爆炸案件显得愈加扑朔迷离。此外，在中央公园的爆炸现附近，还发现了一九七一年与桑野诚同案被通缉的另一嫌疑犯A的指纹。原嫌疑犯当时也是东京大学的学生，现年四十四岁，没有逃往国外的形迹，而且就当时的案件而言，现在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桑野诚和原嫌疑犯A都是激进分子，但他们的活动与任何帮派组织无关。警方发现此次爆炸案件与一九七一年的案件有颇多相似点，所以认为，尽管原嫌疑犯A不一定也此次案件有关，但仍然有必要把他列为重要参考人。目前警方正在追查原嫌疑犯A的行踪。
报道再现了一九七一年的爆炸案件，并加以解说。
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我全身都僵硬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勉强看见东西。我望着杯中的威士忌，那乌黑色的液体表面泛起小小的波纹，微微荡漾，那是我的手在发抖，但并不是因为酒没喝足。桑野死了！播音员说了，遗体和指纹对比吻合。是这样的吗？桑野真的死了？一生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二十二年的逃亡生涯就这样落下帷幕了？我与桑野分别的时间之窗就这样“叭嗒”一声关闭，再也不会打开了吗？在这二十二年的岁月中，每当我感觉到警方的影子，马上就变换职业、住所。我感到这段时间正在从我的身体中分离出去，凝固了，有开始有结尾，但是没有入口和出口。这二十二年确实就像一个块状物体在我眼前漂浮，在酒精的海洋里轻轻漂浮，荡来荡去。
“原嫌疑犯人A，”塔子唱歌一般地说，“成了名人了，感觉如何？”
眼前的凝固物体溶化了，慢慢又回到了现实。但是，回到眼前的现实与过去的现实有了区别，是失去了桑野的现实。不管怎么说……简直偶然得令人不可思议，就像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桑野诚，园堂优子。在现场附近还有我。优子是惟一和我共同生活过的女人。而且，还有桑野。
塔子关闭电视机，房间内又归于寂静。
我长叹一口气，把二十二年来一直深藏在心里的郁闷释放出来，让它溶解在寂静的空气中。
“和你想象的心情还差得远着呢。”我勉强地说，“既没有说真实姓名，也没有照片。”
“这只是暂时的，新闻周刊大概就不会这样报道了吧？肯定会毫不客气地用真实姓名，说不定会刊登你的面部照片呢。”
“这二十多年来我就没照过相。”
“可认识你的人并不少呀，可以电脑合成或者模拟画像呀。警察叫来百八十人，你一句我一句‘不是这样，是那样’，照片不就制作出了吗？再说，你学生时代的照片也是找得到的。”
“也许吧，你会认为我与此次案件有关系吗？”
塔子摇摇头说：“我可不是那种一根筋的傻瓜。我窥测了你的房间，没看出制造炸弹的痕迹。再说你也没有动机，如果说你有动机的话，那就是说，二十二年来你一直深深怀恋着我的母亲，所以要用大型炸弹炸死她。如果你有这样的动机，人们会认为你正常吗？你有一点与众不同，在飘泊不定的生活中，你对指纹十分慎重。我认为你不会犯下把指纹留在作案现场的低级错误，所以我说你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想谁都明白这一点，尽管警察在说你是重要参考人，难道他们不是这样看吗？”
她喷出一口烟雾，目光先是追逐着缭绕的烟雾，然后转向我。
“你会去自首吗？”
“不，我不会去。”
“为什么不去？如果你与这件事无关，你仅仅是个重要参考人而已。以前的事情已经超过追诉时限，妈妈曾经断言，那件事情也一定是个偶然事故。”
“过去的事情当然已经不能起诉，但警察随便找个名目，就可以把我强制关押几天。”
“即便那样的话，你忍耐几天不就过去了吗？为什么不去自首呢？”
“我烦警察。”
“就因为‘警察是国家权力的暴力装置’吗？”
“现在我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对这类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
她吃惊地半张着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
“继续过我二十二年来所过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占据了我有生时间的一半，我不想改变这种习惯。”
她呆呆地望着我的上方，过一会儿又开口道：“依我看，如果都像你这样知足，人类就该灭绝了。”
我喝了口威士忌说：“我想，你还会问，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倒霉？我也想不通。无论怎么想也想不通，偶然的因素太多，偶然得就像遭遇陨石袭击一样罕见。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但既不是从警察那里，也不是从新闻媒体上找答案。”
“我的心情已经调整过来了。”她垂下眼帘，不久又抬起头来，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你真是稀有品种呀！真是与时代格格不入啊！现在已经是世纪末了，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我还知道自己是个时代的落伍者，但我没有办法。我无力矫正这种情况，就像无力脱离酒精一样。”
微笑依然停留在她的脸上，她用沉稳的语气说：“那么，请你把这次事件详细讲给我听听。”
我迟疑片刻，在想该不该讲给她听。她有理由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我和她的母亲有关系，而且又是她在半天之内将母亲的死讯告诉我。我点了点头，开始讲起来。我讲述了我正在公园的那个时刻，我在那里的理由，我看到的爆炸现场，以及浅井这个奇怪的黑道人物，一群不明身份者对我的袭击。尽管这些都是一天之内的事情，但总有一种遥远的往事的感觉。我不仅把一切都讲了出来，而且毫无保留。
我讲完后，她思忖片刻，突然说：“包括妈妈在内，你们三个都是偶然出现在现场的。”
我点点头，然后问她：“你听说过桑野的名字吗？”
“曾经听妈妈提起过。”
“你母亲和你第一次谈起我们的事情，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谈起你，是因为她发现了你的住所。确切地说，是两年前，那时正好也是秋末从那以后，不知为什么，总是提起你。我们每周通一次电话，谈的话题包罗万象，就像朋友聊天一样。我们也谈没人情味的男人这个话题，偶然也会引出你来。一谈到你，她的话就会越来越多，多得刹不住车，内容以你们的共同生活为中心，就谈那三个月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在妈妈眼里，你就是没有人情味的男人的典型。我好像现在才弄明白，用妈妈的话说，你们的恋爱故事，虽然说不上是一首魅力四射的时代恋歌，也算得上是一首过去流行一时的电影插曲吧。”
我苦笑了一下，这是典型的优子语言。我觉得塔子说话的神态也继承了母亲的特点。
我问：“为什么她要对你这样说呢？”
“那是因为她有些东西用常识难以判断，你应该了解她的性格。”
“我当然了解。但是，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能说你们是一般的母女关系。”
她用气恼的目光盯着我说：“难道非得是一般的母女关系才对吗？”
“那倒不是。”
“可是，你并没有把一切都讲给我听。”
“一切？我都讲了。”
“你们的关系？还有一九七一年的事情？”
“有关一九七一年的事情，还是看新闻报道吧。”
“真的和新闻报道所讲的一样吗？我可不那么想。我还想问一句，你们，包括桑野诚，是什么关系？”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你这是什么话哟！”她顶撞我说，“我有问这个问题的权利。我按照你的嘱咐，像傻瓜一样转了一通商店，然后才回到这个房间。退一步说，非常讨厌，我现在已经陷于媒体的注视之中，我是爆炸案中死去的在职议员的女儿的女儿。对于庸俗的受众来说，这不是比娱乐节目毫不逊色的趣事吗？离开妈妈住宅的时候，那些带着相机窥探秘密的人们已经开始按门铃了，刑警也赶来了。我对他们说因为没有时间了，明天再谈，好不容易脱身。假若没有外公的身份存在，肯定会是另外一种结局。而且，为了谨慎起见，到这里来颇费周折，先是乘出租车去了涩谷的商店。今天一天的最大收获，就是感觉自己掌握了摆脱跟踪的办法。接下来，无论在哪个场合，守夜也好，告别仪式也罢，我这张脸都会上电视的，甚至可能在公共场所的大屏幕上露面，真受不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说。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说。我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因为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既然你理解我的心情，就应该把全部事情讲给我听。你不这样认为吗？”
她用利刃般的锐利目光直逼着我，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小船形状的打火机发出清脆的响声。怎么办？我在考虑她的要求。
“不给我一支烟吗？”我说。
她望着我，有些吃惊。
“你……要吸烟？”
“发现自己成了酒精中毒症患者后，我戒了烟。我觉得肝和肺两者不能都毁掉，总得选择保住一个，别人嘲笑我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可是，现在我想抽支烟。”
她顺从地把打火机和一包烟放在桌上。我抽出一支烟点上，真苦！几年没吸了，吸入的烟雾把我的肺部慢慢地充盈起来，又慢慢地收缩下去。
“有一件事我想问你。”
“什么事？”
“你父亲现在怎么样？”
“他死了，在我十五岁那年死于车祸。父亲比妈妈大五岁，原来是外务省官员，遭车祸的时候正在驻美国的一个领事馆任职。父亲去世后，妈妈就回国了，但是并没有恢复原来的姓氏。据说是讨厌娘家的姓。其实她对姓什么毫不介意，但似乎就是讨厌园堂这个姓氏。到现在为止，我从妈妈口中听到的话中，谈你的时候要比谈父亲的多得多。如果我向她指出这点的话，她就会说，是吗？反正父亲的事你都很了解。可是，父亲去世时我才十五岁呀，难道不是正处于微妙的年龄段吗？即便我已经长大成人，但你站在听者的立场上看，这样说也不太合适吧？对女儿说这些话的时候，难道一点没有考虑世俗观念吗？她并不是不懂人之常情。你不认为她这种态度对我父亲很残酷吗？”
“是的。”我说。
我们沉默了一阵，过了一会儿，还是我先开口说话：“既然她知道我的住所，为什么她不直接向我打招呼？”
“你这个人，对这种事情感觉太迟钝。我认为飘泊不定和感觉迟钝完全是两回事。你们同居的时候关系不是很好吗？妈妈至死都爱恋着你。”
我琢磨着她的话，却琢磨不明白，于是我说出我心中所想的：“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自尊心问题哟。女人的自尊心被暴露之前，会有一万个变化。这一点你懂吗？”
“我不懂。”
她叹了口气说：“好吧，讲讲你们的关系和一九七一年的事情吧。我想听你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过的事情，不想听媒体上报道的。”
我考虑了一会儿。我想，她有权力知道这些事情。我觉得自己欠她和她父亲的人情。如果不这样想，我的判断可能会截然相反。
“明白了。”我说，“讲起来时间有点长，可以吗？”
“当然可以，我就是想详细了解。”
一时间，我不知道从哪儿讲起好。“六十年代末期，是大学生闹学潮的高潮时期。这一点你该了解吧？”
“大略知道一点，从妈妈那里也听说过一些，但很难说十分了解，感觉上觉得是远古时代的事情。现在已经不是传说时代了吧？我知道，你们这代人讲起怀旧故事来就像享受自己的特权一样。”
我只好苦笑。她说这些话时十分认真，对于她这一代人来说，那个时代确实与恐龙时代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连现在的我都觉得那个时代是个奇妙的传说中的时代。在他们这一代人看来，对那个年代的回忆，或许只不过就是我们这代人骄傲的怀恋。我对时代的变迁不很了解，我只是一个疲惫的中年酒精中毒症患者。过去的时代仿佛是一张褪色的照片，我一直躲在某处浑浑噩噩地沉睡，从来不想驱除那个时代的映像。可是现在，两位死者撼动了我的印象。确实，我也感觉到了，我们是那个褪色的年代的产儿。
“那得从一九六九年讲起。”
第六章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上了楼顶的平台，在寒风刺骨的月夜中，涩谷的片片灯火在我面前闪闪烁烁，我一直眺望着不远处的夜景。寒夜中万籁俱寂，唯一能够听到的只有偶尔飞来的石子碰壁的声音，声音十分微弱，投石机也难以把石块送上四楼的楼顶。再有的声音就是我的歌声了，我唱的是最新的金奖歌曲《长发少女》，这是时下走红的一个演唱组合的名曲。我正唱到兴头上，突然一声“五音不全”的乍喊吓了我一跳。我回头一看，穿着风衣的园堂优子呵着白气走过来。
看见是她，我问了一句：“全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
“正在进行。我累了，溜了出来。桑野还在那里，回头问他就是了。”
“嗯，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什么问题呀？”
“我五音真的不全吗？”
“怎么？你自己感觉不到吗？”
“感觉不到。”
她摇了摇头，一脸同情的样子：“说实在的，跑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不过，你经常唱，还是能唱好的。喂，安田大礼堂都失守了，你却还在唱这么软绵绵的歌曲，你想过那里的情况吗？”
“那我唱《国际歌》或《华沙劳动者之歌》，行吧？”
“傻样！”
“我喜欢演唱组合，喜欢甲壳虫乐队。我会唱公牛乐队的《天鹅泪》，唱给你听好吗？”
她像看见了毛毛虫似的望着我，然后说了一句：
“你这个人的悟性，连昆虫都跟不上。”
说完后，她趴到栏杆上。我们两人都沉默了，眺望着涩谷的灯火。
“真没有地方讲理，你没感觉到吗？”
“什么？”
“我们在这里受困，安田大礼堂的人们那么努力，可社会却没有一点改变。”
“是啊，涩谷、道玄坂的饭店都满员了吧？”
如果在平时，恐怕她接着就要假装打我，可这次她却没有任何反应。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地看着她，大概她受到刺激了吧？被困在这里的人全都受到了震动。这天是1月19日，我们在当天夜里的广播中听到安田大礼堂失守的新闻。
当时，我们被围困在驹场校区的八号楼。驹场八号楼和东京大学在本乡的安田大礼堂一样，是教养系的标志性建筑。东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教养系成员和“驹场共同斗争会”成员共七十多人，从一月十五日起就被围困在八号楼上，其中有我们班三个人：桑野诚，园堂优子和我。大楼被某个政党的青年组织M同盟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人包围了，我们同外部的联系全部被切断。他们要求我们取消无限期罢课活动，并解散我们的“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据说他们来了两千多人。
我们法语班被困在这里的三个人，可以说是个非常独特的组合。桑野是我们的头儿，思维缜密是他的显著特点。驹场校区的共同斗争会理论班子的成员们都敬他几分。他的头脑中也有几分梦想家的成分。他说起话来一向很沉稳，极少有被别人抓住话柄反驳的时候，但又并不是说具有十分的说服力。他那沉稳的话语，无论讲的是什么内容，在你从理论上领会之前，内容已经逐渐渗透你的脑髓，就像久旱的沙漠承受柔和的细雨一样。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园堂优子是那种被称之为幻想破灭型的激进分子中的知名人物，这样说她也许不中听，但她确实是这些极端分子中的精神前卫。近一年来，这位有着激进倾向的女子主宰着学校的剧团，有时甚至要强制我们买戏票去看他们的戏。坦率地讲，以前我从没看过那么可怕的戏剧，剧情我记不清了，但她把在油漆桶中浸过蓝色油漆的苹果投向观众席的场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她的苹果曾经击中我的额头，后来我向她提意见，她这样回答我说，“难道你不感到幸运吗？至少在那一瞬间，你得到了从无所作为的日常安逸中超脱的机会。”她的这套说法我根本理解不了。假若她是个男人的话，那时候很可能会一拳把我撂倒。其实，我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家伙，“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大部分成员在思想上都已经上升到决心斗争到底的高度，而我却对那种姿态不以为然。在大家眼里，我不过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二杆子，很少有人愿意与我搭腔。园堂曾经说我：“为什么你的脑子这样简单？你怎么就甘心像废物一样庸庸碌碌地生活呢？”我觉得，她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我当时的立场。
那时，在八号楼——我们简称为八号的这座四层楼上，M同盟和我们形成了奇妙的僵持局面。他们占据了一楼，在一楼周围用桌椅构筑了一条精巧的隧道，建成了以此为通道的势力范围。二楼被我们用桌椅设障堵塞，属于缓冲地带。我们的坚守生活区域被限制在三楼和四楼上。由于他们频繁向楼上投石块，三楼、四楼的窗户玻璃全部都被打碎，一块没剩。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睡觉时只能睡在地板上，躲避到石头砸不到的死角，还好，我们已经习惯了。即便这样，他们仍不罢休，不想让我们睡好，每天夜里都纠缠不休地敲击大铁桶，在一楼焚烧大量的油脂。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他们琢磨出各种扰乱我们睡眠的有效手段。他们还掐断了楼上的水电和煤气。没办法，所有的阀门都安在他们控制的一楼，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这一招高明。电和煤气倒不十分要紧，没有水怎么能生活下去？被围困的第二天，这个问题就成了驹场共同斗争会的首要问题，必须派人到M同盟占据的一楼去打开供水阀门。我在和桑野一起谈论此事时说：“咱们俩干吧！”他马上就同意了。结果，在我们潜入一楼的时候，并没有被M同盟的人发现，于是成功地打开了供水阀门。等到他们发现后再次关闭阀门时，我们早已经将所有能用的容器都接满水，备好充足的生活用水。
“喂！”园堂打断我的思绪，“我们是坚持到底呢？还是放弃抵抗呢？”
“这大概不是由我来说的事情吧？会开得怎么样了？”
“我溜出来时还在争执不休。”
“哎，你觉得该怎么办？”
“我是彻底抵抗派。从医学部处分事件开始，我们已经斗争了近一年时间呀！我可不想在这里举白旗。菊池君，你的意思呢？”
“我认为抵抗不抵抗都无所谓。这样的事情最好全部交给桑野他们考虑。”
“你这个人，装超脱装得也太过分了吧？再差一点就成了白痴了吧？你说，你认为到底该怎么办好？”
“我不知道，我这人就是这个脾气。”
“唉，你这个人，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
“你怎么会和桑野关系这么好？”
“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这样说，我就想不通了。可是，到一楼打开水阀门，不是你和桑野君一起去的吗？”
“哦，是呀。”
“难道你没想到，假若被M同盟的人抓住，说不定会挨一顿臭揍？”
“想到了呀，所以就在大白天去呀。万一被M同盟的人抓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最多也就到打断条胳膊腿的程度吧？”
“唉！”她叹了口气说，“是说你没心少肺好呢？还是说你满不在乎好呢？”
这时，也许是楼下看到了我们的身影，一块石头打到我们脚下的墙壁上，划破了夜空的寂静。从响声判断，这块石头有拳头般大小。接着，喊叫声从楼下频频传来：
“喂喂！我们马上就要开饭了！吃热饭喽！”
“托派激进分子们，吃饭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呀？”
大概下面的人是从各地召集来的，喊叫声中夹杂着明显的各地口音。他们喊叫的内容，大都和吃饭有关。我觉得，就连包围我们的M同盟，也同样面临着食物不足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们补给食物，驹场校区共同斗争会在外面组织了示威，结果被第三机动队驱散，还有人被捕。
由于安田大礼堂的争夺已经告一段落，有关人员开始担心，教养系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被困学生没有水和食物，环境日益恶化。后来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挨饿，剩下的食物还够我们吃三天的，退守前我们冲击了生活协会，抢来大量方便食品。
“那些喊叫的家伙蠢话连篇，咱们用石头砸砸他们！”
“算了吧，别浪费武器弹药了！如果能痛快地杀上个把M同盟的家伙，倒还不错。”
我们正在聊着，一个戴着钢盔的矮个子身影突然出现在楼顶，是桑野。我们都有几天没洗澡、换衣服了，浑身多少有点脏兮兮的。桑野的外衣也干净不到哪儿去，但他仍然刻意做出讲究洁净的架式。桑野就是这么个人。
他看到我们后对我们说：“怎么？你们都在这里呀！如果你们参加全体会议就好了。”
“还是直接听你讲会议结果更省事。”我说。
“方针决定没有？”园堂问。
“没有。”桑野摇摇头说，“局面变得非常复杂。简单地说，讨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坚持抵抗到底。但从心情上讲，赞同安田大礼堂做法的人居多，如果那样的话，需要组织一支二十人左右的特别行动队留下来。”
“为什么？”
“如果仅仅是对付M同盟，八号楼可能还能坚持下去。但是，如果真的和他们对打起来，劝告我们撤离的学校当局就会让正在待命的第三机动队开进来；即便学校不那样做，警方也可能会根据事态发展独自决定介入；结果，不仅本乡的据点失守了，而且全体共同斗争会的指导部也全面崩溃了。因此，先让包括指导部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撤出，剩余的阵容在这里坚持到底。这是一个方案。另一个方案是全面撤离，把这里的人员作为学生运动的骨干保留下来，以保障今后斗争具备基础力量。现在两种意见很难统一。”
“党派人士的意见呢？”
“同往常一样，他们意见也不一致，最终还是把主导权全部推给我们这些无党派人士。”
“他们这些人真的那么开通吗？”
“我想是那么回事。本来嘛，在驹场校区，他们要是党派色彩太浓的话，根本没有他们的戏。特别是在重大局面的判断上，他们不得不明智行事。再说，共同斗争会的副会长S君头脑清晰，牢牢地控制着这里的局面。”
“那么，桑野你怎么看呢？”
“当然是全面撤离啦。”
“为什么？”园堂问。
桑野看了她一眼，接着说：“如果组织特别行动队的话，我准备留下来，因为我不想丢下别人自己出去，但是，我也不赞成保存指导部的想法。按照那个方案，至少会出现几个重伤员。昨天白天不是传出本乡有人死亡的流言吗？当时我就想，出现伤亡人员绝对是不应该的。无论伤亡人员是谁，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警察或者M同盟的人，都不应该。”
“桑野君，你是怎么回事？堕落成为软弱的人道主义者了？”园堂说。
桑野微微一笑。
“我想这样确实对我们大家都好。”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我插嘴道，“一旦他们封锁住二楼的通道，我们毫无办法。你是不是以为我们都可以变成蟑螂溜出去呀。”
桑野又一次轻声笑了笑，而且少见地说了声“我累了”。也许是感到寒冷，他搓了搓双手。然后他抬起眼睛环视四周，最后把视线落在涩谷闪烁的灯火上，他的侧脸轮廓在夜色中显得十分清晰。
“嗨！”他嘟嚷了一句，“街道上的灯火真漂亮呀！从去年十二月起我就守在这里，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第二天是一月二十日，广播中说入学考试最终被正式中止了，我们全面撤离的方针，是在此后召开的全体会议上确定的。
二十一日中午，我们撤离了八号楼。我们留下武器，把园堂她们女孩子夹在队伍中间，臂挽臂列队踏进院子。突然，M同盟的人袭击过来，他们的人不多，只有二百来人，中午担负包围任务的多是一般学生，外地人员没有露面，我成了拳打脚踢的主要对象，原因之一是M同盟中许多人受过我的伤害，再一个原因是我排在队伍的末尾。他们没用棍棒，是因为害怕警方介入时认定他们犯持有凶器聚众罪。我想，此时他们大概为只能用拳头打我而后悔吧。这时我看到桑野转到我的身后，他在撤离之前对我说过，他们可能要把你当做主要的攻击目标，到时候我替你扛一半。现在他正在履行他的诺言。我们对视了一眼，他一边抵挡着殴打，一边眨着一只眼作高兴状给我使眼色。
几天之后，我们开始反攻了，先是在驹场校园区又开了一次誓师大会，然后多次与M同盟发生冲突。反复折腾几次后，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少。我们就这样混着每天的日子。不久学校当局通知说，期末考试以开卷报告的形式进行。无限期罢课逐渐被瓦解了，我们也渐渐变得少言寡语了。
三月份，为了阻止京都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们组织了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声援队伍，参加了去京都的远征之旅。我们这些住在京都大学的能野寮和同志社学馆的小人物，整天与警方的机动队发生冲突，投掷了成千上万个燃烧瓶，但最后以被驱散的失败结局告终。京都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期顺利实施。
在应该返回东京的那天，我和桑野仍然滞留在京都，晚上，我俩溜达到“新京极”吃烧烤。桑野是在北海道长大的，不太习惯吃自助烧烤，所以烧烤的事情由我来做。桑野对我熟练的烧烤手艺奉承不已。我在大阪的叔叔身边一直生活到高中，自助烧烤恐怕吃了有几千顿。我和桑野把手凑近烧烤的铁板，边吃边聊，就关东和关西的口味差别扯了不少。
这时.桑野说出要告别过去的话：“喂，菊池，我要退出了。”
由于他的语气极其平静，若无其事一般，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明白了他的意思，似乎他也是突然冒出这个念头的。
当时，我只好随口说了句：“是吗！”
“潮汐转向了。”他平静地说，“潮汐有涨有落，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正处于转折点上。”
“是吗？”我一边翻动着烧烤一边说。
“我们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大学当局，国家权力，还有M同盟和党派。嗯，教科书说的那一套。”
“真是那么回事吗？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你怎么了？”
我把烤好的肉涂上调味汁，撒上鲜紫菜，说了声“吃吧”，桑野点点头。
“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不是说，要有自我否定的精神吗？我不同意那种理论。我认为，我们的对手是个庞然大物，甚至不亚于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权力。这不是所谓的体制问题，当然，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这个世界的恶之所在。恶，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主要成分，就像空气一样。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无论我们怎么活，都能清白地活下去，今后也就这样活下去吧。所以说，自我否定那一套太苍白无力了，毫无意义。我们干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游戏？我们是在破坏？还是在被破坏？难道说不是游戏？最初我就明白要输。尽管会输，我还是要试试，就是以这么一种心态开始了游戏。但是，在充斥世界的恶的包围之下，虽然我们仍旧清白，可就是找不到妥协的方式。我认为，一旦我们看透了这个问题，就会认识到，从个人能力上说，我们无力改变世界。简单说吧，我现在已经心灰意冷，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你这是宿命论。”我说，“而且过于抽象。”
“你说得对。”桑野说。
“用‘心累’这句话也许概括不了。”
“也许是吧，不过，用‘颓废’这个词更合适。”
“就是一场游戏吗？”
“是的，就是一场游戏。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能告诉我吗？”
“我随你。”
随后，我们要了炒面，闷着头吃起来，关于斗争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此结束。此后，烧烤的调味汁味伴随着沉默笼罩着我们。
一场游戏。
我和桑野被留级了。我们不知道学校是否会接纳我们，所以没有再去学校，而是找了工作。后来我们听说，学校里的斗争失去了目标，各派别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却更加激烈。桑野我俩没有再在过去的同伴中露面，和学校的任何人都没有见过面，与园堂的联系也中断了。
桑野在涩谷的一家西装直销店做店员。我在池袋附近的一家小面包坊工作。我每天清晨五点钟上班，往面粉里配酵母粉，然后用和面机和面，把面粉搅拌成有弹性的面团，再把一块块面团放进方型铁模子里，把几十个铁模子摆在传送带上，送进巨大的烤炉中慢慢循环。面包烤好后，再戴上石棉阻热手套把面包从铁模子中取出，分别装入木箱，最后用汽车配送到几所小学的食品供应室。每天到下午两点钟才能下班。
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我一般都是在拳击馆度过。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偶然发现这家拳击馆的，并突然对拳击产生了兴趣。我参加训练一个来月的时候，拳击会会长对我说：“你应该接受专业训练，你很灵敏，有天赋。”
那时候，我经常与桑野见面。他在驹人的一所公寓住，但每个月总要到我住的地方来两三次。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他说，我已经从柜台转到营业部了，也许就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了。桑野和我一样，都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工作的。不同的是，他的工作表现在公司受到了好评。
园堂优子闯入我的住处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
我的公寓位于椎名街，房租很便宜，面积有四铺席半，距车站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那天晚上，天气闷热。听见敲门声，我以为是送报纸的，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优子站在那里，脚旁放着一个不大的旅行包。一年没见，她却像昨天才分别一样直截了当地说：
“能让我暂时在这里住一住吗？”
“怎么了？”
“我没有可去的地方。”
“好吧。”我很干脆，也没有问她理由。
就这样，我们开始共同生活。她仍然为她所说的我的飘泊不定性而痛苦。当我通过拳击专业考试的时候，她对我说：“这可能是发挥你的长处的惟一途径。”她对做家务事一点没有兴趣，做饭是我，打扫卫生、洗衣服也是我。就像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干活。她惟一热衷的事情是读书，把我书架上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的藏书不多，而且有一定的局限范围，全部是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诗歌集。里面的作品都是现代诗和现代短歌。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完全被这些诗歌所融化了，于是陆续地把这些诗歌集买了回来。她看书时，我一和她说话，她就会说：“不要打扰我嘛！”有时她还会这样说：“你竟然会有这种类型的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看来你的脑袋里也有一部分正常机能。”我想，这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一个较好的评价。我弄不明白，她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她说她向大学交了退学申请。我也在报纸上看到过报道，她父亲以大藏省事务次官的身份，在东北部的某县参加了众议院议员的竞选。也许她参加闹学潮的事情，对于父亲在思想保守的选举区竞选是个敏感问题。那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她父亲的立场，但在“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中，没有人提起过这个问题。她和我一起生活以来，我们俩之间也没涉及过这个话题，所以我对她的家庭矛盾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紧张。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但通常的话题从不涉及她读的书，聊的是年轻男女爱谈的那一类事情。在我看来，她对我的严厉批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而已。能够引起我们俩产生共同兴趣，并能采取一致行动的，只有看电影一件事。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到池袋的文艺座去看通宵电影，一般是连续上映五部东映拍的警匪片。那时，鹤田浩二、高仓健、藤纯子是电影界的主要明星。能够经常去那里看电影，是我感觉到的她的最大变化。过去她演戏剧时，我常听到她这样断言：“除了印度大导演高达尔的彩色电影以外，哪能算得上电影？”
优子搬到我的公寓住后，桑野仍然经常来玩，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优子在我这里寄居的事实。“啊，好久不见啦！”初次在我这里相逢，他只是这样打个招呼，什么也不多问。优子也用同样的话和他寒暄一句，然后拿出啤酒，加入我们的谈话中来。过去我好像没见桑野喝过酒，这时他也非常高兴地举起了酒杯。“经商真不容易呀！”他感叹地说，“现在因为工作中要应酬，有时不得不喝点酒。”那时候我已经不喝啤酒了，因为我要控制体重。我并不是为体重发愁，我是轻量级，当时的体重是六十一点二公斤，只要注意控制不再超过四公斤就行。在聊天中，我们从来不提闹学潮的事情。
我们谈的最多的是我的拳击生活。优子来后不久，我第一次参加了四回战拳击赛，桑野和优子来到后乐园拳击馆助阵。在为数不多的观众中，优子显得十分引人注目。来拳击馆之前，似乎她并没有表现出对比赛有丝毫热情，但比赛一开始，她就重现了那个激进派演剧人的本色，杀气腾腾的观众席上时时传来她毫不羞涩的喊叫声——我在比赛中听见的声音，除了秒表的滴嗒声就是她的尖叫，她那高亢的“杀”声频频闯进我的耳中。我的对手是一个已有三战两胜战绩的攻击型拳击手。我也喜欢进攻。比赛结束得相当利索，稍稍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之后，我一记左长拳击中对手的脸部，紧接着一个右短拳击中他的腰部。这个漂亮组合连我自己都感到非常得意。对手倒下后又站起来，我一记右拳把他再次击倒，他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在第一个回合中仅用了两分十秒钟就以击倒对手获胜。比赛结束后，会长和教练看着我丝毫未伤的脸喜上眉梢。“初次登台比赛就能获胜的新手，在咱们拳击馆两年才出一个呀！”教练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你那个女人好凶噢！”
如果再打五六场比赛，能够取得相应的成绩，就可以参加六回战拳击赛了。我这么一说，桑野就开玩笑般地说，你要是成了世界冠军怎么办，你的过去会被曝光，在东京大学闹学潮的事也就露馅了。我笑着说，你说什么呀，我只不过是胜了一场四回战比赛而已，参加世界大赛，对我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拳击馆来说，也只是一个梦想，等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我也该当爷爷了。没想到，站在一旁的优子令人意外地说，既然能成为职业拳击手，当上世界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好好干吧，你一定能行！桑野接着说，园堂给你加油时可真卖劲儿，真是到了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场上，她该会是什么样子？你要知道，在后乐园拳击馆优子大叫“杀”的时候，看她的观众比看拳击赛的还多，连黑道的那位老兄都呆呆地张开大嘴巴……看着园堂哟，我都看见他的金牙了！桑野这一席话，逗得我们捧腹大笑。我们在学生时代也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
就在那时，我的叔叔去世了。叔叔是我唯一牵挂的亲人，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叔叔把我养育成人。叔叔在大阪靠经营一家小小的保险代理店维持生活，一直把我抚养到高中毕业。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说不上有多么亲密，但他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们经常联系。我一直对他说，我在大学认真读书，课余打工的收入足够支付开销，不必担心钱的问题。我回大阪参加了守夜和葬礼。婶婶要把叔叔的汽车送给我，她说，家里再也用不上这辆车了，睹物思情，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在我去东京上大学的那年，这辆汽车就已经买了快十年了。我对婶婶说：“十分感谢！”葬礼之后，我开着那辆汽车回了东京。
优子见到我开车回来，眼睛都瞪圆了。“这么老掉牙的车还能开呀！”她说完这句话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很钟意这辆车哟！设计简洁，多少能唤起点怀旧情结哟！”
我的印象和她一致。这辆汽车是我国汽车黎明期时代的微型纪念碑，除了一千CC的发动机和轮胎、方向盘之外，几乎没有称得上是设计的东西，大大的箱型车体上有一个小小的箱型驾驶室；除了收音机之外，现在所讲究的附加价值概念连点影子都找不到。在很久以前的年代，汽车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到面包坊上班和去拳击馆训练仍然是步行，只有到星期天才会开车去兜风。优子也愿意坐车兜风，桑野有时也一起去。当然，麻烦事也是不断，有时候轮胎磨破了，有时候刹车不灵了，表面上的小修小补是经常事。但是，我不想花费大修的费用，因为如果考虑更换零件的话，所有的零件都到了更换期限了。
我和优子驾车只出过一次远门，那是在秋天，去箱根玩了一天。被满山红叶染红的山脉，倒映在芦之湖的湖面上，我们坐在俯瞰湖面的公园长椅上，眺望着如画般的风景。高原的空气柔和而又纯净，到处都显得清澈透明。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优子的头依靠着我的肩膀，微风吹来，她的头发沙沙地掠过我的面颊，让我感到痒酥酥的。我想把这种感觉告诉她，但一看她的脸，我没说出来。她正在落泪，泪水从她的眼中滚滚落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优子的眼泪。那是一种静静的绝望中的忧郁。在优子的眼中，似乎出现了一条纤细的海上航线，转眼间又消逝而去。我们静静地在那里坐了很久。
没过几天，优子就离开了我的公寓。那天，我从拳击馆回来，看见矮饭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再见了，冠军！”这种结局很自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一股自然的流水流啊流啊，终于流到头了。我想她一定是找到了新的归宿，就像季风，随着季节的变化转换了风向。我们经历过的闹学潮，结局不也是一样吗？从此，我对去拳击馆练习拳击更热衷了。一个月后，我又参加了两次四回战比赛，连续告捷。我获得了三次击倒对方胜出的好战绩。在三个月后的比赛中我又以大比分获胜。拳击馆自然要对我刮目相看，会长高兴地说，这小子，说不定那天就当上新拳王了！
桑野依然到我的公寓来，对于优子的离去，他就像优子到来时一样，没有任何惊奇。他从来没问过，我也从来不提起。只要我有比赛，他总是会来助阵。那时候，来看新手们的四回战比赛的观众，绝对谈不上有多高的档次，所以观众席上总是飘荡着异味，但他从未在意过。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也会“杀！杀”地大喊大叫。我的教练问我，“那个可爱的姑娘怎么没来？”我回答说，“她把我甩了。”教练说，“噢，那就把你的失意发泄到拳击场上吧！”
“我当主任了！”一天，桑野到我的公寓后告诉我。
“好啊。”我说。半路进公司打工，居然还能升职，只有桑野这样的人做得到。
“面包坊怎么样？”他问我。
“稍微增加了点工资。”我说。
“靠当拳击手不能维持生活吗？”他问。
我一边笑一边回答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最高水平的拳击手，都维持不了生活。在日本，即使是顶尖级别的拳击手，白天也得去打份工。”
他思索片刻后对我说：“喂，菊池，你知道吗？我们还有学籍。”
我有些吃惊：“我以为我们早被除名了。”
“据说，是按休学处理我们两人的，如果我们回校复课，学校是会接收我们的。我在涩谷碰到一位过去的同学，是他告诉我的。”
“我不感兴趣。你打算怎么办？”
他考虑了一下说：“我想出国留学。”
能考虑出国留学，肯定是有点积蓄了。只要有高中毕业证，国外的大学就会接收。也许这个主意不错。
我问他，“你打算去哪个国家？”
“法国。”他说，“走之前，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什么事？”
他嘟嚷了一句：“到时候再说吧。”
我的日子一如既往，我每天在面包坊、拳击馆和公寓之间穿梭。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兴趣的话，那就只剩下星期日驾车出游了。汽车越来越老态龙钟，由于停放在露天，车身锈迹斑斑；刹车更不灵了，有时根本就不管事，而且无法修理了，好在还有手动刹车。这辆汽车的手动刹车是T字型杆的旧式刹车，只能在汽车的行驶中使用。好在我很快就掌握了使用手动刹车的诀窍，慢慢加力，到底时再用劲一拉。我曾经一个人驾驶这辆老爷车去箱根兜了几次风，仅仅是为了短暂地欣赏一会儿芦之湖的景色，在湖边回味一下与优子一起生活的三个月，那些日子就像秋日的淡影一样在我的眼前晃动。
半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又参加了日本东部地区新人王淘汰赛的第一轮比赛。一开始我就连续三场击倒对手胜出。我这次比赛的战绩是六战全胜，其中五场是击倒对手取胜。
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夜里，桑野打来电话。由于公寓的电话是设在走廊的公用电话，所以接到桑野的电话是很稀罕的事情。他到我这里来，从来没有事前预约过，因为他有我房间的钥匙。
“我要去法国了。”桑野突如其来地说。
我并未感到意外，自从他说要去留学那一天开始，我就预感到，他随时都会这样与我联系。
“这么仓促？”我说。
“所以，我有事要拜托你办。”
“我明天休班，正好去给你送行。”
“不是送行的事。”他接着有所请求地说，“明天你休班，我想坐你的车出去一次。”
他这个要求出乎我的意料。桑野和优子一样，从来没有主动表现出对驾车兜风有兴趣，再说他也不会开车。
“如果你要开个告别会，在我这里搞不行吗？如果开车的话，我就不能喝酒了。”
“回来后再喝吧。离下一次控制体重还有一段时间吧？”
“有。”我说。新人王比赛的下一轮定在一个月后开始。
我问他：“你要去哪儿？”
“哦，我想到富士山麓去看林海。”
我笑了。
“你真是要落伍呀？最后一次在日本看风景，非得要去看富士山。你的观念未免太陈腐了吧？”桑野也笑了。“是啊，人嘛，命中注定要走陈腐的下坡路吧！”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桑野就来了。我跟平时一样起得很早，他来时我已经起床一小时了，结束了每天的慢跑晨练，正在喝速溶咖啡。门被打开后，只见他提着一个又旧又大的提包。
“包里是什么东西？”
“垃圾。”
“垃圾？”
“是的，都是我制造的垃圾。我想扔掉它们，彻底为我在这个国家的生活画个句号。”
我迟疑片刻，然后对他说：
“把垃圾扔到富士山去吗？嗯，你喝不喝点咖啡？”
“嗯。”他点了点头，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默默地喝着我递给他的咖啡。
“哎，你到法国哪家大学读书？”
“巴黎大学。”
“学什么专业？”
“还没有决定。在新学期开始之前，我得首先学习法语口语。我决定提前去。”
“你要从西服专卖店营业主任向学生或学者方面转变喽！”
桑野歪着头笑起来。
“那么，你往哪个方面转变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