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拉都·德·奥弗涅家族是法国奥弗涅地区的古老家族，于十二世纪因拉都·德·奥弗涅城堡得名。
②图卢兹家族是法国古老家族，于九世纪建立图卢兹伯爵领地，十三世纪末，伯爵领地被王族吞并。
③孔代家族是波旁王族的一个支系。
④《回忆录》作者指圣西门公爵（1675—1755）。这部书追忆了路易十四统治末期法国的情况。
本来，当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不过是一个大杂烩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开始降低了，现在又听说她不过是迪里翁夫人，我就更对她嗤之以鼻。我认为，一个女人，如果不久前才获得她的爵号和姓氏，就不应该拿王族的友情招摇撞骗，欺蒙同时代人，欺蒙后代。她又变成了我小时候心目中的那个毫无贵族气派的女人。这样一来，她周围的那些贵族亲戚在我看来就与她毫不相干了。后来，她对我们仍然具有吸引力。我有时也去看她，她也不时地赠给我一些纪念品。但我再也不把她看成圣日耳曼区的人了。假如我想了解圣日耳曼区的情况，她恐怕是我要请教的最后一个人。
“假如您现在就涉足社交场所，”德·夏吕斯先生继续说，“就有可能影响您的前程，使您的才智和性格变形。此外，交朋友要格外小心。您可以有情妇，只要您家里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这我不管，我甚至只会鼓励您，小下作坯，一个很快就需要修脸的小下作坯！”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抚摸我的下巴。
“但在男人中交朋友就非同小可了。现在的青年，十之八九是个流氓，小混蛋，他们会给您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噢，必要时，我的外甥圣卢倒可以做您的好朋友。他对您的前途是帮不了什么忙的；不过，只要有我在，您就不愁没有前途。总之，当您对我感到厌烦时，您和他一道出门玩玩，我看这似乎不会有什么坏处。至少，他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不是那种女性化的男人，如今这种人到处都是，看上去就象小瘪三，也许明天他们就会把无辜的牺牲品送上断头台。（我不知道，“小瘪三”是什么意思。谁要是听见这个俚语，也会和我一样大吃一惊。上流社会的人总喜欢用俚语，而那些做了某些事情又明知会招致谴责的人，总喜欢公开谈论这些事。他们认为这是纯朴的标志，但他们昏头昏脑，没有掌握分寸，不知道玩笑开过了头会变得可笑，会使人反感，会成为伤风败俗而不是纯朴的标志。）圣卢和其他人不一样。他很可爱，很严肃。”
听到德·夏吕斯先生说圣卢“严肃”，我不禁笑了。他说这个词时，声调非常特别，仿佛要赋予它“贞洁”、“品行端正”的意思，就象在说一个青年女工生活“严肃”一样。这时一辆出租马车歪歪斜斜地开过来了；一个年轻的马车夫，坐在车内的软垫子上，而不是在自己的座位上驾车，看起来有三分醉意。德·夏吕斯先生连忙叫车停下。马车夫同他讨价还价。
“您上哪？”
“您要去的那个方向（我很吃惊，因为德·夏吕斯先生已经拒绝过好几辆挂着同样颜色车灯的马车了）。”
“我不想回到我的座位上去。我还在里面呆着。您不会介意吧？”
“可以，不过得把车篷放下。好了，别忘了我同您说的话，”德·夏吕斯先生离开我时又对我说，“我给您几天时间，您把考虑的结果写信告诉我。我再说一遍，我必须每天见到您，我要您保证做到诚实，守口如瓶，况且，应该说，您似乎已经做过保证了。可是，我一生中上当受骗的次数太多，也就不再相信表面现象。***！最起码也得让我在放弃一个宝库之前，知道把它交给谁呀！好吧，记住我提的建议，您和赫丘利①一样，走到了十字路口，不幸的是，您没有那样强健的肌肉。千万不要放弃选择通往道德的路，否则您会后悔一辈子的。怎么，”他对马车夫说，“您还没把车篷放下哪？我只好亲自动手了。再说，既然您醉成这个样子，我相信这车也得由我来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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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他跳上车，坐到马车夫身边。马车飞快跑了。
且说我这边回到盖尔芒特府，正碰上我们家的膳食总管在同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谈话，一个是重审派，一个是反重审派，谈话内容和刚才布洛克同德·诺布瓦先生的谈话相同，但从形式上看，两个膳食总管的谈话简单干脆、阴阳怪气、毫不容情：实际上成了一场争吵。的确，在法兰西祖国联盟和人权联盟的上层知识分子中针锋相对的真理和谎言已广泛传播到下层人民中间了。雷纳克先生施展策略，利用了那些和他从没有见过面的人的感情。德雷福斯案在他的理智面前不过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定理，他确实以一种希奇古怪、闻所未闻的合乎理性的政治纸牌戏（有人说是针对法国的）“论证”了这个定理。他用两年时间，终于使克雷孟梭①内阁代替了比约②内阁，彻底改变了舆论，把比卡尔救出监牢，并且徒劳无益地让他当上了陆军部长。也许这个操纵群众的唯理主义者自己也受到他祖先的操纵。既然包容最多真理的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是由一种感情强加给这个体系的创始人的，那么怎能假设，在象德雷福斯案那样简单的政治事件中，这种感情不会在推理人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把握推理人的理智呢？布洛克自以为是按照逻辑选择重审派的，然而他明明知道他的鼻子、肤色和头发却是犹太人种强加给他的。理智可能更自由一些；但它却服从于某些并不是由它自己规定的法则。两位膳食总管之间的争论情况比较特殊。重审派和反重审派自上而下把法国分成两部分，这两股波涛发出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寥寥可数的回声却很真诚。在一次大家避而不谈这一案件的谈话中，当我们听到有人小心翼翼地报告一个通常是不真实的，但却受人欢迎的政治消息时，我们可以从报告人预言的目标推断出他的倾向。于是在某些问题上就有了冲突，一边是遮遮掩掩的传教热忱，另一边是道貌岸然的愤慨。我进屋时听到正在争论不休的两个膳食总管当然是例外。我们家的那位说德雷福斯有罪，盖尔芒特家的说他无罪。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隐瞒各自的信仰，而是别有用心，赌红了眼。我们家的那位对案子能不能重审心中没有把握，他想先发制人，这样倘若重审派失败，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也就不敢为正义事业的失败而幸灾乐祸了。而盖尔芒特家的心想，假如政府拒绝重审，我们家的膳食总管会因为看到一个无辜者仍被囚禁在魔鬼岛上而增加烦恼。门房看着他们争吵。我似乎觉得这次在盖尔芒特府的佣人中出现的分裂不是由他挑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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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二帝国时属左翼共和派，后为激进派领袖。1906年和1920年间曾两度任内阁总理。
②比约（1828—190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1882年到1883年和1898年曾两次任陆军部长。
我上楼回到家里，发现外祖母病得更厉害了。一些日子以来，她常叫身体不舒服，但不知道得了什么病。我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意识到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和我们的躯体——一个不同界的存在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万丈深渊把我们同躯体隔开，它不认识我们，我们也无法让它理解我们。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强盗，不管是什么样的强盗，即使不能让他们同情我们，至少，也可以用利益打动他们。可是要躯体怜悯我们，这就如同对牛弹琴，徒费口舌。对躯体而言，我们的话不会比水声更有意义，而我们却要和它一起生活，不免惶恐不安。我外祖母常常觉察不到身体有什么不适，因为她的注意力全放在我们身上。当她觉得很难受的时候，为了治好病，她总想弄清楚得的是什么病，但却枉费心思。如果说她身体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在她的思想上仍然是模糊不清，难以理解的话，那么这些病症对于和它们属于同一界的创造物①来说却是清清楚楚，很好理解。人的思想要弄清楚躯体对它说了什么，最后总要求助于这些创造物，正如要知道一个外国人回答什么，必须找他的一个同胞来当翻译一样。它们能和我们的躯体交谈，告诉我们躯体在大发雷霆，还是即将息怒。我们把戈达尔大夫请来给我外祖母看病。他一听到我们说外祖母病了，脸上就露出莫测高深的微笑，问我们：“病了？不至于是外交病②吧？”这使我们又气又恼。为了解除病人的焦躁不安，他叫她试用以牛奶为主的食谱。外祖母每餐都吃牛奶做的浓汤，可是并不见效，因为她在汤里面放了许多盐。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盐对人体有害处（维达③还没有研究出来）。医学是医生一个接一个犯下的互相矛盾的错误之综合；你把最好的医生请来看病，你有幸求助于一个真理，可是几年后，这个真理很可能被认为是谬误。因此，要不是不相信医学比相信医学更荒唐（因为从错误的积累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真理），否则的话，相信医学很可能是天下最大的荒唐了。戈达尔吩咐我们给外祖母试体温。有人拿来了体温表。体温表的玻璃管几乎是空的，看不见水银，勉强能看见银色的蝾螈卧在它的小槽里。它仿佛死了。我们把玻璃管塞进外祖母的口腔（玻璃管在外祖母的嘴里不用呆很久），不一会儿，小巫婆就给她算好了命。我们发现小巫婆停在塔楼的半中央，静止不动，准确地向我们显示出我们要她显示的，我外祖母反复捉摸也没有得到的数字：38度3。我们第一次感到了不安。我们使劲地甩动体温表，想把这个决定命运的符号甩掉，仿佛这样甩，不仅能使体温表指示的温度下降，而且也能使外祖母的体温下降似的。唉！失去理智的小巫婆显然不愿意满足我们的愿望，因为第二天，体温表刚插进外祖母的嘴里，女预言家纵身一跳就跳到同一个度数上，毫不留情地停下来，用她闪闪发光的魔棍给我们指出了同一个数字：38度3，坚定的信念和能凭直觉感到我们感不到的事实使她变成了一个美人。对我们的愿望和期望，我们的要求，她都充耳不闻，毫不退让，好象这是她最后的警告和威胁似的。为了使女巫婆改变反应，我们求助于另一个和体温表属于同一界的，但比体温表更有威力，不仅能询问，而且能指挥身体的创造物：退烧药。这种退烧药和阿斯匹林同属一类，但尚没有应用于临床。我们没有把体温表降到37度5以下。希望它不要再往上升。我们让外祖母服了退烧药，然后又把体温表放到她嘴里。那位警觉的女巫婆这次一动也不动，宛若铁面无情的卫兵，当有人把通过关系搞到的上级机关的通行证拿给她看时，她认为通行证符合规定，便答道：“好，我没意见，既然如此，那就过去吧。”可她却闷闷不乐，没精打采，仿佛在说：“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既然你认识奎宁，他可以命令我不动。一次，十次，二十次。可是，他会厌烦的，我了解它，走着瞧吧。好日子长不了，到那时你就会病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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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创造物此处指下面要说的体温表和药物之类物体。
②假托有病作为不履行职责或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借口。
③维达（1862—1929），法国医生。他的许多医学研究，尤其是伤寒研究，对医学和生物研究的发展很有影响。他根据血中含有尿素率诊断肾炎的方法被称作维达氏法则。
于是，我外祖母感觉到在她的躯体内有一个比她更了解人体的生灵，和灭绝的树种是同代人，是地球的第一个占领者，比有思想的人类出现还要早。她感到这个古老的盟友在摸她的脑袋、心脏和胳膊，甚至有点儿叫人难以忍受；它熟门熟路，把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以应付一场即将揭幕的十分古老的战斗。不多久，皮东①被打死，寒热被威力无比的化学元素战胜，我外祖母也许很想穿过地球的各个界，越过所有的动植物，向这个化学元素鸣谢。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她刚才相隔那么多世纪，同一个先于植物而存在的元素进行了一场对话。再说体温表，它就象一个暂时被更古老的天神所打败的命运女神，手持银色纺锤停止了纺线。唉！不幸的是，人类还驯服了其他一些低级创造物，用来追捕自己无力追捕的神秘猎物，可是，这些创造物冷酷无情地给我们带来了微量的蛋白，但每天都有一定的量，使蛋白也似乎同我们感觉不到的某个持续状态有关系。贝戈特从前曾向我推荐过迪·布尔邦大夫，说他不会使我感到乏味的，他会想出一些治疗方案，尽管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同我奇特的智慧很相适应；我这个人生来认真，从来只让我的智慧服从我自己的本性，因此我听了贝戈特的建议感到很生气。但是，人的思想是不断变化的，它可以冲破我们本性开始设置的防线，从现成的丰富的智慧宝库中吸收养料。当我们听到有人在议论一个我们素不相识的人时，我们常常会把这个陌生人想象成才华横溢的人，与此相仿，现在我对迪·布尔邦大夫产生了无限的信任，仿佛他比别人更敏锐，更能洞察真理。当然，更确切地说，我知道他是一个神经病专家，钱戈大夫②临终前曾对他预言，说他将成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最高权威。“啊！我不知道，这完全可能。”弗朗索瓦丝也在场，她第一次听到迪·布尔邦和钱戈的名字，但这丝毫不妨碍她说：“这完全可能。”在这种场合说“这完全可能”，“也许”，“我不知道”，实在叫人啼笑皆非。我真想回击她：“既然您对别人说的事一无所知，当然您也就不会知道了；既然不知道，又何来可能与不可能呢？无论如何，您现在绝对不能说您不知道钱戈对迪·希尔邦说过那番话了。既然我们对您说了，您也就知道了；既然这是肯定的，您那个‘也许’、‘这完全可能’在这里也就用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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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东是希腊神话中的蛇，被阿波罗打死在帕尔那索斯山脚下。
②钱戈（1825—1893），法国医生，对癔病和催眠颇有研究，为神经病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钱戈病”已成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病的代名词。
尽管迪·布尔邦主要擅长脑科和神经科，但因为我知道他是名医，是一个才智出众、富有创造性的医生中的佼佼者，所以我仍然恳求母亲请他来给外祖母看病。虽然我们担心另请医生会使外祖母受惊，但我们不愿放弃一线希望，说不定布尔邦大夫能诊断出病因，治好外祖母的病呢。我母亲下决心请迪·布尔邦大夫来是因为我外祖母不知不觉中受了戈达尔大夫的鼓励，足不出户，几乎卧床不起了。外祖母用德·塞维尼夫人①关于德·拉法耶特夫人②的书简来反驳我们：“有人说她足不出户是因为疯了。我对这些急于作出判断的人说：‘德·拉法耶特夫人没有疯’。不过，我也就说这些。只是在她死后，大家才看到她不出门是对的。”但她这是枉费口舌，请来看病的迪·布尔邦大夫即使没有说德·塞维尼夫人不对（我们没有给他讲这件事），至少认为我外祖母不应该不出门。他没有给她诊听，而是用奇妙的目光凝视她；在这目光中，可能蕴含着一种对病人深入探究的幻觉，也可能想使病人产生这种被探究的幻觉，这是一种貌似自发而实际却不是无意识的幻觉；或者是为了不让病人看出他在想别的事情，或者是想对她施加影响——他谈论起贝戈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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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出身贵族，接近路易十四宫廷。所写《书简集》反映当时宫廷和上层贵族的生活，为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散文代表作。
②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法国女作家。创作接近古典主义，以心理描写见长。主要作品有小说《克莱芙公主》，还写有《1688—1689年法国宫廷回忆录》，叙述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习俗。
“啊！我相信，夫人，他的确令人钦佩；您喜欢他太有道理了！不过，您最喜欢他哪一本书？啊！真的，我的上帝，这也许是最好的一本了。无论如何，这是他的小说中最精采的一部。克莱尔非常迷人；您认为哪个男性人物最能博得人好感？”
我起初以为他让她谈文学是因为医生的职业使他有些厌倦，或者是想显示自己思想开阔，也可能是为了帮助病人恢复自信，向她证明他对她的病很乐观，想为她排忧解愁，从而产生更理想的治疗效果。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作为杰出的精神病医生，对人的大脑深有研究，他问这些问题是想了解我外祖母的记忆有没有受到损害。他问了问她的生活情况，目光阴郁而呆滞，好象是迫不得已才问的。突然，他仿佛发现了真实，似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抓住真实，费力地先做了一个抖身动作，好象要把包围在这个真实周围的波涛，也就是把他可能有的最后的犹豫和我们可能提出的一切异议抖掉似的；他目光清醒地，无拘无束、胸有成竹地凝视我的外祖母；他把每一个字都加重语气，声调温和而动人，他的超人的智慧使他的声音显示出各种细微的变化（此外，他的声音自始至终都那么温柔悦耳，象是与生俱来似的；在他乱蓬蓬的浓眉下，一双会嘲笑的眼睛蕴涵着善意）：
“您会好的，夫人，可能拖得很久，也可能好得很快，甚至今天就可能好。这完全取决于您，只要您明白您什么病也没有，只要您恢复正常的生活。您刚才对我说您不吃饭，也不出门了，是不是？”
“可是，先生，我有点发烧。”
他摸了摸她的手：
“至少现在不烧。再说，这不过是漂亮的借口罢了。您不知道我们还让发烧39度的肺结核病人到户外活动，给他们加强营养吗？”
“可我还有蛋白尿病哪。”
“您怎么知道的呢？您得了一种我曾经描写过的精神蛋白尿病。我们谁都有过这种情况，身体不舒服时，体内的蛋白会骤然增多。医生马上就会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会觉得体内的蛋白太多了。医生用药物治愈一种病，会在健康人身上引发十种病（至少谁也不否认这情况时有发生），因为他们反复向您灌输‘您病了’的思想，而这个致病因子毒性之大是任何一种细菌所望尘莫及的。这种相信自己有病的念头，对各种性格的人都能产生作用，而对那些神经质的人影响更深。你对神经过敏的人说：‘您背后的窗户开着’（其实关着），他们就会开始打喷嚏；你要是骗他们，说你在他们的菜汤里放了氧化镁，他们就会喊肚子疼；如果你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咖啡比平时更浓，他们就会一夜不合眼。请您相信，夫人，我只要看见您的眼睛，听见您的讲话，怎么说呢？看见您的女儿和外孙（他们和您太象了！），我就知道我在同谁打交道。”
“如果大夫允许的话，你外婆也许可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一条小径上坐一坐，就在你小时候常去玩耍的月桂树丛旁边。”我母亲名义上在对我说话，实际上是在直接征求迪·布尔邦的意见，因为，她的声音听上去缺乏自信。要是对我一个人说话，她就不会用这样的语气了。大夫把脸转向我外祖母，用医学权威而不是文学家的口气说：
“到香榭丽舍大街您外孙喜欢的月桂树丛旁坐坐吧，夫人。月桂树丛对您的健康有好处。它能驱魔祛邪。阿波罗杀死大蛇皮东后，就是拿着一枝月桂进入得尔福斯①的，他想借月桂预防有毒动物的致命病菌侵入他的肌体。您看，月桂树是最古老、最可敬，我还得加上最美丽——这无论在治疗上还是在预防上都有价值——的杀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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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得尔福斯为古希腊地名。据希腊神话记载，阿波罗在这里杀死大蛇皮东，建造神堂。
医生的知识大多是从病人那里学来的，因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关于“病人”的这种知识在所有人身上都有，自以为可以向他身边的病人炫耀他以前从其他病人那里学到的知识。因此，迪·布尔邦大夫就象一个巴黎人同一个乡下人交谈，希望用一句方言使对方大吃一惊那样，狡黠地微笑着，对我外祖母说：“最厉害的催眠药对您无可奈何，说不定狂风暴雨倒能使您入睡呢。”“恰恰相反，先生，大风绝对让我睡不着。”可是医生的气量很小。“见鬼！”迪·布尔邦皱了皱眉，咕哝一声，好象有人踩了他一脚，以为我外祖母在暴风雨的夜晚睡不着觉对他是一种人身攻击。他毕竟自尊心不算太强，而且作为“超尘拔俗”的人，他认为不相信医学是他的责任，因此他很快就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
我母亲竭力想从贝戈特的朋友那里得到一颗定心丸。为了表示支持他的意见，她补充说，我外祖母的一个堂妹得了神经官能症，在贡布雷她的房间里卧床不起整整七年，一星期只起来一、两次。
“您瞧，夫人，我不知道还有这件事，要不然我会给您举这个例子的。”
“不过，先生，我和她完全不一样，恰恰相反。我的医生不可能让我躺在床上不起来，”外祖母说，也许她有点被大夫的理论激怒了，或者她是想把别人对这个理论可能提出的异议先提出来，希望他能反驳，这样，在他走后，她就用不着再对他的权威性的诊断产生怀疑了。
“当然，夫人，精神病，对不起，我的话不好听，精神病有各种各样，一个人不可能集中全部症状。您得的不是这一种，而是另一种。昨天，我到一家私人神经衰弱病疗养院去了。在花园里，我看见一个男子站在一张长凳上，象演杂技似地一动不动，歪着脖子，看上去很吃力。当我问他在做什么时，他没有动，也没有回头，答道：‘大夫，我的风湿病很重，而且我很容易感冒，刚才我活动得太厉害了，当我象这样愚蠢地弄得全身冒热汗时，我的脖子就会歪倒在我的法兰绒领子上。如果我没等热汗退下去就让脖子离开法兰绒，我准会得歪脖子病，要不就要得支气管炎。’的确，他可能得了歪脖子病。‘您是一个可爱的神经衰弱病人，您就是这种病人，’我对他说。您知道他是用什么理由向我证明他不是神经衰弱病人的吗？他说，疗养院的病人都有量体重的怪癖，因此，医生只得在磅秤上加了把锁，免得病人一天到晚量体重。而他却与众不同，他对量体重没有一点兴趣，医生只好强迫他上磅秤。他因为没有别人的怪癖而洋洋得意，却不想一想他也有自己的怪癖，正因为他有自己的怪癖，才没有另一种怪癖。请别见怪，夫人，因为这个怕感冒而不敢扭动脖子的人是当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个有怪癖的可怜人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别怕人说您是神经质。您属于这个非凡而可怜的家族，它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所知的伟大的东西全都是神经质的人创造的。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创立了宗教，写出了杰作，世人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功绩，尤其不会知道他们在创造时忍受的痛苦。我们欣赏美妙的音乐，观赏美丽的图画，享受无数美好的东西，却不知道作者所付出的代价，失眠、喜怒无常、时哭时笑、荨麻疹、哮喘病、癫痫病，惧怕死亡，而这种惧怕死亡的苦恼要比上述一切苦恼更具有危害性。您可能也有这种苦恼吧，夫人？”他笑咪咪地问我外祖母，“因为您得承认，我进屋时看见您正在心烦意乱。您相信自己病了，可能病得很厉害。上帝知道您相信您在身上发现了哪一种病的症状。您没有弄错，是有症状。神经质具有一种模仿才能。无论什么病它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它模仿消化不良病人的肚胀，孕妇的呕吐，心脏病人的心律不齐，结核病人的发烧，简直是真假难辨。连医生都会受蒙骗，病人怎么能不信以为真呢？啊！别以为我在拿您的病开玩笑，我不了解您的病，就不可能对症下药。要知道，真诚坦白应该是相互的。我刚才对您说了，没有神经官能病，就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而且，”他郑重地伸出食指，又说，“也不会有伟大的科学家。我还要说，神经官能病医生如果自己不得神经官能病，别说是好医生，就连一般的医生都算不上。在神经病理学中，一个医生尽管不怎么说傻话，但他也是一个治愈了一半的神经官能症病人，正如批评家是不再写诗的诗人，警察是不再行窃的小偷一样。而我，夫人，我不象您那样自以为得蛋白尿病，我并不神经质地害怕营养，也不怕出门，但我夜里总怕大门没有关上，不起来二十多次就不能入睡。那家疗养院，就是我昨天发现有一个不能转动脖子的诗人的地方，我去那里预订了一个病房，因为，你们可得给我保密呀，当我给别人看病过度劳累而加重了我的病情时，我就要到那里去休病假。”
“可是，先生，我也要接受那样的治疗吗？”我外祖母胆颤心惊地问。
“这倒没有必要，夫人。您抱怨的病状会消失的，我向您保证。再说，您身边有一个很能干的人，我要他今后当您的医生。这个人就是您的病，是您的过度活跃的神经。我知道用什么办法来治愈您的病，我自己不用动手，只要指挥您的神经就行了。我看见您桌上有一本贝戈特的书。您的神经质医好时，您也就不会再喜欢这本书了。然而，我难道有权用您过于活跃的病态神经带给您的快乐，去换取一种不可能给您快乐的完好无损的神经吗？您的神经带给您的快乐，恰恰是一种威力无比的良药，也许没有一种药能和它媲美。不，我不想让您活跃的神经变弱。我只是要求它听我的话；我要把您托付给它。但愿它向后退一退，能把阻止您散步，阻止您吃饭的劲儿用来促使您吃饭，促使您读书、出门。总之，要使您得到消遣。别对我说您会感到疲劳。疲劳是一种先入之见在身内的具体体现。您首先要做到不去想疲劳。如果您有时感觉不舒服——这种情况谁都难免——您就装出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因为您的活跃的神经会把您变成德·塔列朗①先生曾深刻地说过的想象出来的健康人。瞧，它把您的病治好一些了，您听我说话时坐得很直，一次也没有后靠，目光有神，脸色红润，可是时钟才走了半个钟头。您自己当然是感觉不到的。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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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人物，出身贵族，当过主教，1797年起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以权变多诈闻名，为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外交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当我把迪·布尔邦大夫送出门后回到房间里时（房内只有我母亲一个人了，几个星期来象一块石头压在我心头的忧愁顿时烟消云散了。我感到，我母亲已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而我自己也很快就要喜形于色；我恨不得让我身边的一个人分享我的激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种迫切的心情，可以和我们知道有个人就要从一道紧闭着的门里进来吓唬我们的害怕心理相比；我想跟妈妈说说话，但我的嗓子发不出声音，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我把头靠在妈妈身上，久久地为痛苦哭泣，体味接受、珍爱痛苦的滋味（因为我知道它来自我的生命），就象我们总喜欢为一些合乎道德的，但情况却不允许我们付诸实现的计划兴奋激动一样。
弗朗索瓦丝对我们的快乐无动于衷，这使我非常恼火。她情绪很激动，因为盖尔芒特家的听差和那个爱打小报告的门房大吵了一场。一定要公爵夫人大发善心，出面调解，两个人才勉强讲和，而且，公爵夫人还宽恕了听差。因为她心地毕竟还算善良，她认为不相信“闲言碎语”是解决这场纠纷的最好办法。
好几天以前，就有人陆续知道我外祖母生病了，纷纷前来向我们打听消息。圣卢给我写信说：“我不想在你亲爱的外婆生病的时候，对你进行过分的责备，她毫无过错。但是，如果我对你说，或者通过暗示让你知道我会忘记你的背信弃义，原谅你的狡诈和背叛，那是撒谎。”但我有几个朋友却认为我外祖母没什么大病，或者根本不知道她有病，约我第二天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找他们，然后同他们一起先去拜访一个人，再到乡下去参加一个晚宴。他们说，这个晚宴会给我带来快乐。我没有理由放弃这两次娱乐机会。我们对外祖母说，她应该听迪·布尔邦大夫的话，多出去散散步，她就立即提出要到香榭丽舍大街去。带她去那里对我说来是举手之劳，她坐着看书，我就可以同我朋友商定碰头地点，只要我抓紧时间，可能还来得及和他们一起赶乘到维尔—达弗雷的火车。可是，等到要出门时，我外祖母又不想动了，她感觉很累。可我母亲受了迪·布尔邦大夫的开导，来了一股子劲，她大发脾气，一定要我外祖母服从她。她想到外祖母又要回到神经质状态，从此一蹶不振，就差一点要哭了。这天风和日暖，再没有比这更适合外祖母出门的天气了。太阳不停地变动位置，把它稀稀朗朗的光线照到看上去不太坚固的阳台上，使石头的表层微微发热，给它蒙上一层朦朦胧胧的金色光晕。因为弗朗索瓦丝没得空闲去给她的女儿打电话，一吃完午饭就走了。不过，她还算不错，走之前到絮比安家去了一次，让他给我外祖母出门要穿的那件短大衣缝几针。我正好散步回来，就和她一起去裁缝家了。“是您的少东家带您来的，”絮比安对弗朗索瓦丝说，“还是您带您的少东家来的？要不就是什么古风和命运女神把你们二位一起带来了。”絮比安虽然没念过书，但他天生就讲究句法，如同德·盖尔芒特先生天生只会——尽管他作了很大努力——违反句法一样。弗朗索瓦丝走了，短大衣也已补好，我外祖母该梳妆打扮了。她固执地拒绝母亲留在她身边，独自在房间里打扮，老也不见她出来。现在我知道她身体挺健康，我又满不在乎起来了（我们的亲人只要还活着，我们对他们就会采取这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把他们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放在所有人的后面），我觉得她太自私，明明知道我跟朋友有约会，要到维尔—达弗雷去吃晚饭，可她却慢腾腾地没个完，就象故意要叫我迟到似的。我等得很不耐烦，尽管人家两次跟我说她就要准备停当，我还是一个人先下楼了。她终于赶了上来，还是象往常迟到时那样，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象一个有急事的人，满脸通红，慌里慌张，随身要带的东西忘记了一半。她追上我的时候，我快走到玻璃门了。门半开着，从外面吹进习习暖风，潺潺有声，仿佛有人打开了一个水库的闸门，可房子的内壁却仍然冷得象冰块。
“我的上帝，早知道你要去会朋友，我就该穿另一件短大衣来了。这一件叫人看了有点寒碜。”
我看她脸那么红，吃了一惊，我意识到，她一定知道晚了，就匆匆忙忙下了楼。我们在加布里埃尔林荫大道上下了出租马车。刚下车，我看见外祖母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转身朝那个有绿色树墙的古色古香的小房走去。从前有一天，我在这个小屋里等过弗朗索瓦丝。我跟在外祖母后面（她大概想吐，一只手捂住嘴巴），登上那座建造在花园中央的具有田园风味的“小剧院”的台阶，我看见上次在这里遇见的那个护林员这次还在“侯爵夫人”身边。“侯爵夫人”一如既往，坐在厕所门口收钱，她那大得出奇的很不端正的脸上搽了一层劣质白粉，头上套着棕色假发，假发上戴了一顶插有红花，镶有黑花边的小软帽，活象马戏场上满脸涂着白粉准备登场，亲自在门口收门票的小丑。但我确信她没有认出我来。护林员擅离职守，坐在她身边同她聊天，他的制服也是绿色的，和树木的颜色很协调。
“那么，”他说，“您就老这样呆下去了吗？您不想离开？”
“我干嘛要离开，先生？您倒说说看，我在哪里会比在这里更好？到哪里去找这些安逸和舒适？再说这里人来人往，我自得其乐。我把这里叫做我的小巴黎，我从我的顾客那里了解到全巴黎发生的事。听着，先生，五分钟前从这里出去一个顾客，是一个职位很高的行政官员。嗨！先生，”她激动地喊了起来，仿佛——如果护林员假装怀疑她的论点并且提出异议的话——准备用武力维护她的论点似的，“八年来，您好好听着，上帝创造的每个星期之中，他每天三点钟准时到这里来，总是彬彬有礼，说话从来轻声细气，从来不把地面弄脏，他在里面要呆半个多小时，一面解小手，一面看报。只有一天没有来。当时我没有在意，可是到了晚上我突然心里嘀咕：‘一天过去了，可是那位先生没有来，也许他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对好人总是很留恋的。因此，第二天，当我又看见他时，甭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对他说：‘先生，昨天您没事吧？’他对我说，他自己没什么事，是他的妻子死了，他心神不定，魂不守舍，因此没有来。当然，他看上去就象婚后二十五年丧妻的人那样愁容满面，但他毕竟很高兴，因为他又来了。我感到他平时的微小习惯被打乱了。我尽量给他鼓劲儿，对他说：‘您不要自暴自弃。还象从前那样每天到这里来，这能使您在忧愁中得到一点儿消遣。’”
“侯爵夫人”接着换上了一种更温和的语气，因为她看到花坛和草坪的保护神对她的话深信不疑，没有提出异议，他的一把剑——看上去更象一把园艺工具——仍然安静地躺在剑鞘里。
“还有，”她说，“我对顾客是有选择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我叫做‘客厅’的地方受到接待。您看，这里难道不象一个客厅吗？还有花呢！因为我的顾客中有几个很懂礼貌，他们——不是这个，便是那个——都愿意给我捎来一枝美丽的丁香花，茉莉花，或者玫瑰花。我最喜欢玫瑰花。”
我们既没给她带丁香，也没有给她送玫瑰，我想她不会对我们有好印象，不禁脸色赧然。为了尽量避免当面——宁愿让她缺席审判——聆听她对我们的批评，我就朝出口处走去。但是，在生活中，受到最热情接待的不总是手捧美丽的玫瑰花的人，因为“侯爵夫人”以为我等不及了，对我说：
“要不要给您开一间小的？”
我表示不要。
“不要？”她微笑着又说，看上去是诚心诚意的，但我知道，要解手是不管要不要付钱的，但一定要有解手的需要。
这时，一个衣着很不体面的妇女匆匆走进厕所，看样子她确实需要解手。但她不是“侯爵夫人”世界里的人，因为“侯爵夫人”用一种冒充上流社会女人的凶相对她说：
“全满了，太太。”
“要等很久吗？”可怜的女人问，她头上插着黄花，脸憋得通红。
“啊！太太，我劝您上别处去吧，因为，您看见了，还有两个先生在等着呢，”她指着我们——我和护林员——说。
“再说，我只有一间能用，其他几间正在修理……一看这女人的脸就知道她不会付钱，”“侯爵夫人”说，“她不是这里的人，身上很脏，又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我恐怕要用一个小时才能把女厕所打扫干净。我才不后悔少收入两个苏呢。”
外祖母终于出来了，她在里面足足呆了半个钟头。我想她决不会为她的不得体的行为付小费的，于是我先走了，以免“侯爵夫人”可能对她嗤之以鼻时我也被捎带上。我走上一条小径，但走得很慢，好让外祖母不费劲地撵上来，同我一起走。果然，外祖母很快就撵上来了。我以为她会对我说：“让你久等了，我希望你不至于错过与朋友的约会”，但她一句话也没说，我有点失望，不想先开口；我终于抬起头来看她，我看见她在我旁边走，头却扭向另一边。我怕她又恶心了。我仔细地看了看她，发现她走路一颠一颠的，不由得心里一震。她帽子歪斜着，大衣很脏，显得邋里邋遢，神情很不满意，脸涨得绯红，看上去忧心忡忡，就好象是一个被车撞倒或被人从泥坑中拉上来的人。
“外婆，我刚才真怕您又恶心了。现在好些了吗？”我对她说。
她肯定在想，如果不回答我，我一定会感到不安。
“我听见‘侯爵夫人’和护林员的全部谈话了，”她对我说，“简直是盖尔芒特和维尔迪兰小圈子里的人说话的腔调。上帝！那种事竟也能讲得如此文雅。”接着，她又认真地引用了一句她的侯爵夫人，也就是德·塞维尼夫人的话：
“听他们说话，我心里暗想，他们在为我准备愉快的告别会呢。”
这就是她对我说的话。她在说这些话时，动用了她的全部智慧。她的引经据典的嗜好和对古典作品的记忆，甚至比平时更加用心，象是为了显示她对这一切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但这些话，与其说是我听见的，毋宁说是猜到的，因为她的声音嘟嘟囔囔，牙咬得很紧，用怕呕吐的理由是很难解释这个现象的。
“好吧，”我轻松地对她说，尽量装得不把她的不舒服看得太认真，“既然你有点想吐，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回家去吧，我可不愿意带着一个消化不良的外祖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遛达。”
“因为你和朋友有约会，我没敢提出来要回家，”她回答我说，“可怜的孩子！但是，既然你愿意，那当然更好。”
我担心她会发觉她说话时发音有些特别。
“行了，”我生硬地对她说，“别再说话了，你会累的，既然你恶心，再讲话就不合情理了，要说回到家里再说吧。”
她忧郁地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她明白没有必要再向我隐瞒了，我已经猜到，她刚才心脏病有一次小发作。
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第二卷 第一章
手机电子书· 更新时间:2007-10-16 16:04:49 本章字数:23417
我们夹杂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重新穿过加布里埃尔林荫道。我把外祖母安顿在一张长凳上，然后去找出租马车。我向来习惯于把自己放到她的心间，识别谁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可现在她向我关闭了心扉，她已成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对她身体的想法，我内心的忧愁，我也许可以向随便那个行人倾诉，而对她却只能缄口不提。同她谈这些，还不如同一个陌生人谈更有信心。刚才，她把我童年起就一直向她倾吐的思想和忧愁统统还给我了。她还没有死。可我已经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就连她从前对盖尔芒特家族，对莫里哀，对我们关于小圈子的谈话所做的讽喻，如今也变得无依无据，无原无因，荒诞不已。因为做这些讽喻的人明天就可能不再存在，它们对她已失去意义，外祖母不久就要故去，而死人是不可能构想讽喻的。
“先生，我不是说不行，可您事先没同我约好，您没拿号。再说，今天不门诊。您想必有您的医生吧。我不能越俎代庖，除非他让我和他一起去会诊，这是医德问题……”
就在我招呼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碰见了著名的E教授。他可以算作我父亲和外祖父的一个朋友。不管怎么说，他同他们有来往。他就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上。我灵机一动，在他跨进家门的一刻把他叫住了，心想他也许能给外祖母出些好主意。可他象有急事缠身，从信箱里取出信后，就想把我打发走。我只好跟他一起登上电梯，这才同他说上话。他请求我让他按电钮。这是他的怪毛病。
“可是，先生，我不要求您接待我外祖母，您听我说完就明白了，她现在感觉很不好。相反，我想请您半小时后上我家里去一趟，那时她就到家了。”
“上您家去？先生，这绝对不可能。晚上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吃饭，在这之前我还要去会一个人，我马上就得去换衣服。更糟的是，我的晚礼服挂了个口子，另一件又没有饰钮孔，不能佩戴饰物。对不起，让我来按电梯开关，您不会，事事都得小心。那个饰钮孔又要耽搁我一些时间。好吧，出于对您家里人的友谊，如果您外祖母能马上来，我可以接待她。不过，我先得同您说清楚，我只能给她一刻钟。”
我连电梯都没有出，就下去接外祖母了。E教授不信任地看看我，亲自开动电梯让我下去。
人们常说，死亡的日期是不确知的，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把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朦胧而遥远的范围内，不以为它同已开始的一天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我们会在这个每小时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确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占有我们，从此对我们穷追不舍。你坚持散步，期待一个月后会有令人满意的气色。你踌躇不定，不知道该穿哪件大衣，该叫哪辆出租马车。你上了马车，你面前的这一天是完整的，短暂的，因为你想按时赶回来会一个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个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个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缓缓行进，恰好选择了这一天，就在几分钟后你的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场。也许，那些日夜惧怕死亡突然降临的人，会发现这一类死亡或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它们具有人所熟悉的、亲切和习以为常的外表。死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和健康人一样出门游玩。乘坐敞着车篷的马车回家，途中死亡对你首次袭击。尽管外祖母病得很重，也总会有几个人说，在六点钟看见我们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还同外祖母打了招呼，马车敞着车篷，天气很好。勒格朗丹朝协和广场走去，神色惊异地停住脚，向我们脱帽行礼。我仍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我问外祖母要不要还礼，提醒她勒格朗丹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别人的态度。外祖母可能觉得我有点轻率，抬了抬手，仿佛在说：“这有什么意思？无关紧要。”
是的，也许会有人说，就在刚才我去找出租马车的时候，外祖母还坐在加布里埃尔林荫道的一张长凳上，不多久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回家了。果真如此吗？凳子不费劲儿就能呆在大街上，虽说也受到平衡力的约束。可是，人要能坐稳，哪怕是靠在长凳和马车上，是要用力气的。平时我们感觉不到这股力，正如感觉不到大气压一样，因为大气压作用于各个方向。如果把我们抽成真空，让我们承受空气的压力，在死亡的一刹那间，也许我们能感觉到可怕的、不可抵消的重压。同样，当疾病和死亡向我们张开深不见底的洞口，世界和身体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压来，我们却无计可施、难以招架的时候，更忍受住身体肌肉的折磨和深入骨髓的战栗，或使我们保持在平时看来仅仅反映了事物消极面的静止的状态，让头挺直，目光安详，那都要我们拼出全部力量，进行一场鏖战。
勒格朗丹神色惊异地凝视我们，是因为他和其他过路人一样，认为我外祖母坐在马车上，却在向深渊滑去。外祖母拼力抓住坐垫，竭力使身躯不下沉。她头发蓬乱，目光茫然，行人鱼贯而过，但她的瞳孔却映不出任何图像。她坐在我身边，却似已经沉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刚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已经目睹她遭受到那个世界的袭击，依然能看到痕迹：她的帽子，她的脸，她的大衣，被一个看不见的天神弄得乱七八糟，她同天神进行了搏斗。
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外祖母对天神的袭击不完全感到意外，甚至早有预感，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然，她不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何时来临，心中无数，疑虑重重，犹如多疑的情夫，对情妇的忠诚时而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时而又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但是，那些致命的疾病，例如刚才使我外祖母脸部痉挛的疾病，一般都要在病人身上停留很久，慢慢地把病人引向死亡。它们象“随和”的邻居或房客，很快就会向病人作自我介绍。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可怕的，倒不是因为病会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会给生活带来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限制。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而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在几年前，在可憎的死神进驻我们的身体之时起，就感觉到我们要死了。病人与陌生的死神相识，听见它在大脑中走来走去。虽然不知道陌生人的模样，从它来回走动的声音，也能推断出它的习惯。它是来干坏事的吗？某天早晨，它悄悄地走了。啊！要是它永远不再回来该多好！晚间，它又回来了。它来干什么？病人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象一个得宠的情妇，用不能自圆其说的誓言作回答。应该说，医生扮演的角色不是情妇，而是一个受审的仆人。仆人仅仅是第三者，情妇却是生活。我们诘问她，怀疑她对我们不忠，虽然觉得她变了心，但仍然相信她，疑惑不决，直到她把我们彻底遗弃。
我扶着外祖母走进E教授的电梯。E教授立即前来相
迎，把我们带进他的诊所。他说有急事缠身，但只要一进诊所，脸上那股傲气就荡然无存，因为习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只要和病人在一起，就变得和蔼可亲，甚至谈笑风生。他知道我外祖母很有文学修养，也自认为颇有学问，就开始朗诵他自编的诗，歌颂灿烂的夏日。他朗诵了两、三分钟。他把外祖母安顿在安乐椅上，自己坐在背光处，以便很好地进行观察。他检查得很仔细，我只好出去转一圈儿。他继续检查，尽管他事先说定的一刻钟就要到了，但他又一次给我外祖母吟诗，甚至还风趣地说了几句笑话。若是在平时，我会很高兴听他说笑话的。但是大夫诙谐的语气使我悬着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我想起多年前，参议院主席法利埃先生也发过一次病，却是一场虚惊。三天后他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竞选共和国总统。他的对手空喜欢了一场。我正想着法利埃先生的先例，联系到外祖母的病情，感到信心百倍，忽然，E教授在结束一句笑话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使我更确信外祖母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笑罢，E教授掏出怀表看了看，耽搁了五分钟，于是焦躁地皱皱眉，一边同我们道再见一边摇铃，叫仆人快给他拿晚礼服。我让外祖母先走一步，回来又关上门，向教授询问真情。
“您外祖母没救了，”他对我说，“刚才的发作是尿毒症引起的。尿毒症倒不一定致命，但她的病我认为没有希望了。但愿我诊断错了。再说，戈达尔大夫医术高明，他会悉心治疗的，对不起，”他看见女仆手臂上搭着他的晚礼服走进来，便对我说，“您知道，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去吃晚饭，在这之前还要去拜访一个人。啊！生活不象您这个年龄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尽是快乐。”
他亲切地同我握手道别。我重新关上门。一个仆人给我们——我和外祖母——带路。在候客厅里，我们听到雷霆般的斥骂声。原来是女仆忘记在礼服上开饰钮孔了，又要耽误十分钟。在楼梯平台上，我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不久于世的外祖母，耳朵里不停地传来教授的吼声。谁都是孤独的。我们继续乘车回家去。
夕阳西斜。马车驶抵我们居住的街道之前，先要经过一段绵绵长墙。夕阳照得长墙一片通红。马车的投影清晰地呈现在火墙上，犹如一辆柩车行驶在庞培①的红土上，我们终于到家了。进入门厅后，我把外祖母安顿在楼梯旁的一张长沙发上，上楼禀报母亲。我对母亲说，外祖母回来了，她在路上晕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脸上就露出了极度的绝望。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我忽然明白，绝望已在她心里隐藏多年，就等着最终一天喷发。她什么也没问。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我母亲出于对外祖母的深情，不愿承认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更不愿承认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妈妈浑身哆嗦，脸在无泪地哭泣。她忙去找人喊医生。弗朗索瓦丝问她谁病了，她声音哽在喉咙口出不来。她和我一起奔下楼，抹去了脸上悲痛的皱纹。外祖母在楼下门厅内的长沙发上等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她站起来，高兴地向我妈妈挥挥手。我在上楼前，用一条饰有花边的纱巾包住了外祖母的头，只让半边脸露在外面，对她说怕她坐在楼梯口会着凉。其实，我是不想让母亲过多地看到外祖母扭曲的脸和歪斜的嘴。我的谨慎是多余的。母亲走到外祖母身边，象吻上帝那样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楼梯，生怕会弄痛外祖母。小心之中还夹杂着谦卑，仿佛外祖母是她见到的最珍贵的物品，连碰一碰的资格都没有。但她没抬一次头，也没有看一眼病人的脸。也许，她怕病人想到自己的样子可能使女儿不安而心里难过；或是怕自己看了会感到痛苦；或是出于尊敬，因为她认为，看见尊敬的人脸上出现呆傻现象是大逆不道；或是想在日后把她母亲真实的、智慧和善良的脸完美无缺地留在记忆中。就这样，我们肩并肩地上了楼，外祖母的脸一半遮着纱巾，母亲始终把头别向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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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庞培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8月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所湮没。
在这期间，有一个人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外祖母那变了模样的、她女儿不敢正视的脸，目光流露出惊讶和不祥，使人感到很不谨慎。这个人就是弗朗索瓦丝。倒不是她不真心爱外祖母（她看见妈妈表情冷漠，甚至很失望，有点忿忿不平，认为妈妈应该哭着扑向母亲怀里），而是生来就爱作最坏的预想。她从童年起就具有两个特点，二者貌似互相排斥，然而一旦汇合起来，就会威力无比：一是下层人的缺乏教养，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受难，本应装作没有看见，但却毫不掩饰地让自己的印象，甚至让痛苦和恐惧显现在脸上；二是乡下人的麻木不仁和冷酷无情，没有机会拧鸡脖子，也要扯蜻蜓的翅膀过过瘾，看到别人肉体受苦居然会感兴趣，也不觉得难为情。
弗朗索瓦丝小心翼翼地服侍我外祖母上床。外祖母躺下后，感觉说话方便多了，可能尿毒症只导致了一根血管的轻度撕裂或阻塞。她想履行诺言，帮助妈妈度过她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时刻。
“嘿！我的女儿，”她对妈妈说，一只手握住妈妈的手，另一只手仍然捂在嘴上，因为有些字她在发音时仍感到有点费劲，用手捂着嘴可以掩饰过去。“瞧你多么怜爱你母亲，你当消化不良就那么舒服！”
我母亲这才第一次——因为她不愿意看其他部分——把深情的目光移到外祖母的眼睛上，开始背诵不能兑现的誓言：
“妈妈，你很快就会好的，是你的女儿在向你作保证。”
她走过去，谦卑而虔诚地在亲人额头上吻了吻，她把满腔的爱和盼母病愈的愿望全都寄托在这个吻上，用她的思想和整颗心把这个吻一直护送到她的唇边。
外祖母抱怨压在左腿上的被子太重，好象压着一层泥沙石土一样。她想把被子掀开，却无论如何也掀不动。她不知道这是她本身的原因，因此，她每天都不公正地埋怨弗朗索瓦丝没把床“收拾”好。她一阵痉挛，把那些细羊毛毯那浪花四溅的波涛全部抛到左腿那一边。毛毯在那里堆积成山，就象沙子在海湾上堆成沙丘，如果没有筑堤坝，海湾很快就会被潮水挟带来的砂砾变成海滩。
我和母亲甚至不愿意说我外祖母病得很重（我们的谎言事先就被洞察入微，又不善掩饰的弗朗索瓦丝戳穿了），好象这样说，会使仇者痛快（何况她没有仇人），而不这样说，就意味着对她有更深厚的感情。总之，我们此时此刻完全受一种本能的情感支配，正是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我认为，安德烈对阿尔贝蒂娜爱得不是很深，因为她对她表示出过分的同情。这一类现象屡见不鲜，俯拾皆是，不仅个人会有，大家都会有，甚至大的战争也会有。在战争中，不爱国的人不见得说祖国的坏话，但认为它完了，可怜它，看什么都漆黑一团。
弗朗索瓦丝帮了我们大忙。她有熬夜的本领，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有时候，她一连好几夜未合眼，可是她刚上床，才睡了一刻钟，我们不得不又把她喊起来，但她却为能干累活而感到高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儿似的，她脸上不仅没有一点不悦，反而露出满意和谦卑。不过，只要做弥撒，也就是吃早饭的时刻一到，弗朗索瓦丝就会悄悄溜走，哪怕我外祖母就要咽气，她也要准时赶去做她的“弥撒”。她不可能，也不愿意让她年轻的听差代替她。她从贡布雷带来了一个极其高尚的观念，仆人要对我们各尽其职，她不能容忍我们的仆人有任何“失职”的行为。她不愧为一个非常高尚、非常专横、非常有效的女教师，在她的调理下，到我们家来做事的仆人不管多么堕落，也会很快改变他们的人生观，变得纯洁高尚起来，甚至不再拿“五厘回扣”①，看见我手里提着东西，即使份量很轻，也会立即跑来把东西接过去——尽管他们从前极不乐意帮助人——生怕把我累坏。不过，弗朗索瓦丝在贡布雷养成了另一个习惯，做事从不让别人帮忙，她把这个习惯带到了巴黎。她觉得接受别人帮助，好比是接受一种侮辱。有时候有的仆人一连几个星期早晨起来向她问候，总得不到她的回礼，仆人去度假时，她甚至连一声再见都不说，仆人猜不出是什么原委，其实，就因为弗朗索瓦丝有一天身体不爽，他们想帮她干活而把她得罪了。现在我外祖母身患重病，弗朗索瓦丝更把她的工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她是我外祖母的专职佣人，在这庄严的日子里，她不愿意看到别人越俎代庖，篡夺她的角色。因此，她那位年轻的听差被她撇在一旁，无事可做，他对仿效维克多在我书房里拿我的信纸已感到不满足，开始从我的书橱里取走诗集。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读诗。无疑，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诗人的赞赏，但也是为了在业余时间给同村好友写信时，能引用诗人的诗句。当然，他想用这一招使他的朋友们目眩神迷。可是他想问题缺乏连贯性，他认为这些诗是在我的书橱里找到的，一定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引用，因此，当他给他的乡亲写信时，他想让他们大吃一惊，他在谈自己的想法时，夹几句拉马丁的诗，就象在说“走着瞧吧”，或“您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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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人付给代主人采购物品的仆人们的佣金。
外祖母感到疼痛难忍，医生准许她用吗啡。使用吗啡后疼痛虽然减轻了，但不幸的是，尿中蛋白含量相应增加。我们想打击在外祖母身上定居的疾病，但却总是打错地方；挨打的总是外祖母，以及居于中间的她那可怜的身体，可她只是轻轻呻吟。我们给她造成了痛苦，却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好处。我们本想根除凶恶的疾病，却不料只是轻轻触了触它的皮毛，这样反而更把它激怒，说不定它会提前把它的女俘吞掉。前几天，尿中蛋白含量剧增，戈达尔大夫沉吟片刻，决定不用吗啡。这个普通而平凡的人，每当他沉思的时候，在他权衡两个处方各有哪些害处，直到最后作出决定的短暂时刻中，总表现出一种大将风度，就象一个一生碌碌无为的将军，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当他沉吟片刻，作出从军事上看极为明智的“与东方对峙”的决定时，闪烁着一种动人心魄的精神。从医学上讲，哪怕没有希望治好尿毒症，也不应该加重肾的负担。但另一方面，当外祖母不用吗啡时，她的疼痛却变得无法忍受。她又开始不停地动，每动一下都要发出呻吟：在很大程度上，痛苦是肌体的一种需要，肌体需要了解一种它所担心的新状态，使感觉与之相适应。人们可以从不舒服中辨到痛苦的来源。不舒服的感觉并非人人皆有。在一个充满浓烈烟味的房间里，两个感觉迟钝的人走进来，只管忙他们的事；第三个人感觉灵敏，就会不停地受到烟味的侵扰。他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不断用鼻子嗅这烟味。他似乎应该想办法不闻到味道，可每次都想使他受到侵扰的嗅觉闻得更准确。因此我们可以说，一种牵肠挂肚的忧虑可以使人忍受住剧烈的牙痛。当外祖母象这样疼痛时，她那淡紫色的额头上大汗淋漓，粘住了一绺绺白发；当她以为我们不在她房里时，她就会大声呻吟：“啊！这太可怕了！”可是，只要一看见我母亲，她就立即竭尽全力使痛苦从她脸上消失，或者干脆重复同样的呻吟，还要作一番解释，这补加的解释赋予我母亲可能听到的呻吟以新的含义：
“啊！我的女儿，这太可怕了，天气那么好，我多想出去走走，可我却不得不躺在床上，我对您的禁令很生气，眼泪都给气出来了。”
但是，她却不能阻止她的眼神发出呻吟，额头冒出汗水，四肢痉挛惊跳，虽然痉挛立即控制住了。
“我不疼，我哼哼是因为我躺着不舒服，我感到头发乱七八糟的，我有点恶心，我碰到墙上了。”
我母亲守在床头，凝视着外祖母的痛苦，仿佛象这样用目光穿透这痛苦的额头和这隐藏着疾病的身躯，就可以击中并消除外祖母的痛苦。我母亲说：
“不，亲爱的妈妈，我们决不让你象这样痛苦，我们要想个办法，你耐心等一等。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你不用动的。”
她俯下身子，双腿弯曲，半蹲着，仿佛这种谦卑姿势更能使她炽烈的献身愿望得到满足，她把包容着她全部生命的脸凑近外祖母，就象在递给她一个圣体盒。这张脸刻着酒窝和皱纹，犹如刻在圣体盒上的浮雕，多么深情，多么悲痛，多么温柔，说不清楚这是用亲吻，还是用啜泣或微笑的刻刀刻成的。外祖母也尽量把脸递给妈妈。她的脸变化极大，如果她有力气出门，毫无疑问，人们只能根据她帽子的羽毛认出是她。她的面部轮廓似乎正在塑造中，她努力避开其他模子，按照一个我们不认识的模子塑造自己。雕塑家的工作已接近尾声，脸变小了，同样也变硬了。脸上的经脉看上去不象是大理石的，却象是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上的纹理。因为呼吸困难，她的头总是向前倾，但同时又因为太累，背总是往后缩。这张凹凸不平的、变小了的、极富表情的脸孔，使人想起一尊史前雕像，活象野蛮的女看墓人的脸孔，粗糙，淡紫色，红棕色，充满着绝望。但是整个雕像尚未完竣。接着必须把它敲碎，然后把它葬入这个用痛苦的挛缩费力地保留下来的坟墓中。
我外祖母不停地咳嗽和打喷嚏。在这样一个俗话说走投无路的时刻，我们接受了一个亲戚的建议，请来了某专家。这个亲戚断言，请某专家看病，三天保好。上流社会人士谈到他们的医生时，总说这句话，而人们相信他们的话，就象弗朗索瓦丝相信报上的广告一样。某专家来了，带来了那只装满感冒病毒的药箱，就象厄俄尔①带着他的牛皮口袋一样。外祖母坚决不让医生检查。医生白来了一趟，我们很过意不去。因此，当他提出要给我们每个人检查鼻子时，我们没有拒绝，尽管我们的鼻子一点毛病也没有。可他说我们有病，说偏头痛或肠绞痛，心脏病或糖尿病，无一不是一种尚未被认识的鼻子病。他对我们每个人都重复同一句话：“这是一个小鼻甲，每次看见它，我都很高兴。还留着它干什么？我用点状烧灼术给您把它去掉。”当然，我们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心里嘀咕：“去掉什么呢？”总之，我们的鼻子都有毛病；但是他搞错了，当时我们的鼻子并没有毛病。因为第二天，他的检查和临时包敷生了效，我们都得了他的重伤风。当他在街上遇见我父亲时，见他不停地咳嗽，就笑了，心想一个无知无识的人也许会以为是他给看病看出来的哩，其实他给我们检查时，我们就已经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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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的风神。住在一个岛上。据说他有六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代表十二个风，都装在一只牛皮口袋里。
外祖母病危使各种人有了向我们表示同情的机会，不管是过分的，还是不足的，都使我们感到吃惊，况且，这两种人使我们意外地发现了未曾发现的过去情况，甚至友谊方面的联系。那些不断前来询问外祖母病情的人表示出极大的关心，这使我们意识到外祖母病情的严重性，而我们在外祖母身边只感到她万分痛苦，却没有想到她的病情怎样严重。我们打电话通知了她的几个姐妹，但她们没有离开贡布雷。她们发现了一个男演员，他给她们演奏悦耳动听的室内乐，她们认为，看男演员演出，比守在病榻旁更能静心，更能表示悲哀。真不失为别出心裁。萨士拉夫人也给妈妈来了信，不过，完全象是一个突然取消了婚约（德雷福斯案件是决裂的原由）、同我们一刀两断的人写来的信。可是，贝龙特却天天都来，和我一起呆上几个小时。
他有一个习惯，在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到一个他可以不拘礼节的人家去。但从前是为了让别人听他一人滔滔不绝的讲话，现在他却长时间地默不作声，别人也不要求他说话。因为他病得很厉害：有人说他和我外祖母一样，患了蛋白尿症；另一些人说他长了瘤子。他变得弱不胜农，上我们家楼梯时很吃力，下楼更困难。他扶着栏杆还常常绊倒。我相信，要不是他害怕完全失掉出门的习惯和可能，他就一定闭门不出了，这个“蓄出羊胡的人”，我和他相识已久，可那时，他还那样敏捷，现在却步履维艰，连讲话都很困难了。
可就在这时候，他的著作在读者中传播日益广泛。在斯万夫人帮助他畏畏缩缩地散布这些著作的时代，它们只得到文人的承认，而现在，没有人不认为它们是伟大而了不起的杰作。当然，也有死后扬名的作家。但是，他们是在活着的时候，缓慢地朝着死亡前进，在尚未走到尽头的过程中，看见自己的作品一步一步赢得声誉的。至少，死后扬名的作家不用劳累。他们名字的光辉只停留在他们的墓碑上。他们长眠于地下，什么也听不见，不会被荣誉扰得心烦意乱。可是，对贝戈特来说，生死荣辱对比还没有完全结束。他还活着，必须忍受荣誉的骚扰。他还能走动，尽管走得很吃力，可他的作品却活蹦活跳，生气盎然，犹如那些可爱的少女，每天把新的仰慕者吸引到她的床边，但她们汹涌的青春活力和狂热的寻欢作乐会把人搞得精疲力竭。
现在他每天都到我们家来，但我觉得他来得太迟了，因为我不象前几年那样仰慕他了。这和他的声望提高并不矛盾。一般地说，一部作品，只有当它快失势的时候，只有当另一个作家的一部尚不见经传的作品将它取而代之，开始成为某些要求苛刻的人心目中新的崇拜物的时候，才能完全被人理解，才能获得全胜。贝戈特的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呈现在我眼前的句子跟我自己的思路一样清晰，跟我卧室里的家具和大街上的车子一样鲜明。一切都一目了然，即使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至少也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然而，一个新作家开始出书了。在他的书中，事物间的联系同我所熟悉的联系截然不同，我几乎看不懂他写了些什么。比如，他说：“引水管赞美公路完美无缺的保养”（这倒还好理解，我沿着公路走就是了），“公路每隔五分钟从布里昂①和克洛代尔②出发一次”。后半句话却让我如坠云雾，不知所云了。因为我等待的是一个城市名，却看到了一个人名。不过，我感到句子本身无可指摘，只怪我自己没有本事，不够灵活，不能把句子读完。我又一次冲刺，手脚并用，冲到我将能发现事物之间新的关系的地方。可每次读了一半，我就坚持不下去了，就象后来在部队上进行“横杆”训练时跑到横杆跟前我就停下来一样。然而，我对这位新作家仍然不胜钦佩，就象一个体操得零分的笨手笨脚的孩子在另一个比他灵巧的孩子面前露出赞叹神色一样。从此，我对贝戈特就不大欣赏了。我觉得，他的明晰清畅成了缺点。有一个时期，同样的内容，当弗罗芒丹③作画时，人们一眼就能看清楚，可是由雷诺阿④来画，就谁也看不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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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
②克洛代尔（1868——1955），法国作家和外交家。
③弗罗芒丹（1820——1876），法国画家和作家，擅长画风景画。
④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成员之一。
今天，那些风雅之士告诉我们，雷诺阿是十九世纪的大画家。可他们说这话时忘记了时间，即使在十九世纪中叶，雷诺阿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被尊为伟大艺术家的。一个独辟蹊径的画家，一个独树一帜的艺术家，要象这样受到公认，必须采用眼科医生的治疗方法。用他们的画或小说进行治疗不总是令人愉快的。治疗结束后，医生对我们说：现在请看吧。我们看见的世界（不是被创造一次，而是经常被创造，就象一个独出心裁的艺术家经常突然降世一样）同旧世界大相径庭，但一清二楚。妇女们在街上行走，和昔日的妇女截然不同，因为她们是雷诺阿的妇女，从前，我们是拒绝承认他画上的妇女的。车子也是雷诺阿的车子，还有大海和天空：我们渴望在雷诺阿的森林里散步，可是，当我们第一天看见他的森林时，觉得它什么都象，唯独不象森林，比如说它象一幅色调细腻，但就是缺少森林特有色调的挂毯。一个新的不持久的世界就这样创造出来了。它将存在下去，直到另一个新的别出心裁的画家或作家掀起一场新的地质灾难。
在我身上取代贝戈特的那个作家，不是以事物之间的缺乏联系，而是以事物关系的新奇和严密使我感到不耐烦。我不习惯这种结构，有的地方读来读去总感到读不下去，每次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此外，如果一千次中能有一次跟上作家的思路，把他的句子读完，我就能感受到一种诙谐、真实和魅力，跟我从前读贝戈特的作品产生的感觉一模一样，但更有滋味。我思忖，不久前是贝戈特让我看到了焕然一新的世界，现在，我期待着他的继承者向我展现一个更新的世界。因此，我寻思，我们向来认为艺术仍停留在荷马时代，而科学却从没有停止发展，这种把艺术和科学隔裂的看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也许，在这一点上艺术和科学十分相似。我认为，每一个标新立异的新作家总比他的前辈有所发展。谁能对我说，二十年后，当我能毫不费力地跟上当今这位新作家的思路的时候，不会出现另一个作家，而当今这个作家不会跑去同贝戈特会合呢？
我同贝戈特谈了这个新作家。他的话使我对新作家产生了反感，倒不是因为他使我相信这个作家艺术如何粗陋、浅薄和空洞，而是因为他说他看见他和布洛克长得很象，简直难分真假。从此，这个作家的书页上都映着这个形象，我不再认为应该强迫自己去努力理解他的句子了。贝戈特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我认为与其说是出于对他的成功的妒嫉，毋宁说是因为对他的作品一无所知。他几乎什么书也不读。他的思想大部分已从他的大脑转入他的书中。他消瘦了，仿佛动过手术，把他那些书割掉了似的。他的创作已本能地枯竭了，因为他所想的几乎全部创作出来了。他和康复中的病人及产妇一样，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他那双漂亮的眸子变得凝滞，微微有些眼花，就象一个躺在海边的人，在朦胧的幻想中，凝望着每一个细小的波纹。况且，如果说我不再象过去那样乐意同他交谈，我也并不觉得内疚。他是一个安于习惯的人，无论是简朴的，还是奢侈的，只要一养成，在一段时间内就成为他的必需。我不知道地第一次到我家来是为了什么，可以后他每天来是因为他头天来了。他来我家，如同他去咖啡馆一样，是为了别人不同他说话，为了他能够——偶尔一次——同别人说话，因此，如果有人想推断他每天到我家来的原因，怎么也不会看到他对我们的忧虑有同情心，或对同我交谈感兴趣。但是，他常来我家对我母亲却不是无关紧要的，我母亲对任何可能被看作对她的病人表示敬意的行为都要感动一番。她天天对我说：“可别忘了好好谢谢他呀。”
戈达尔太太也来看望我们了。这是女人特有的关怀，是对她丈夫来我家出诊的无偿补充，就象一个画家的妻子在摆姿势的间隙给我们端来点心一样。她来向我们推荐她的“侍女”；要是我们喜欢请男人护理，她就去“四处奔波”；看到我们拒绝，她对我们说，她希望这至少不是我们的“推托”。推托一词在她那个圈子里是指不接受邀请的借口。她向我们保证，教授在家从不说他的病人，可他忧心忡忡，满面愁容，就好象是她生了病。以后我们会知道，即使戈达尔大夫为妻子生病担忧是真的，但作为一个对妻子最不忠实，但最感恩戴德的丈夫，这样做既嫌不够，又嫌过分。
卢森堡大公的法定继承人也给了我同样有用的帮助，而且方式更令人感动（是最杰出的智慧、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罕见的表达能力的混合物）。我是在巴尔贝克同他相识的，他来看望他的一个婶婶卢森堡亲王夫人。那时候他只不过是纳索伯爵。几个月后他和另一个卢森堡亲王夫人的女儿，一位迷人而且十分富有的小姐结了婚，因为她是一位经营大面粉企业的亲王的独生女。紧接着，那位膝下无子女，对纳索侄儿不胜宠爱的卢森堡大公提请下议院认可纳索伯爵为大公的法定继承人。就象所有这一类婚姻一样，财产既是障碍，又是动因。在我的记忆中，纳索伯爵是我遇见的年轻人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个，他和未婚妻的爱情既暗淡又灿烂，那时候，他被他对未婚妻的爱折磨得心绪不宁。在我外祖母生病期间，他不断给我写信，我深受感动，妈妈也很激动，她悲伤地用了她母亲的一句话：连塞维尼夫人也没有他说得好。
第六天，妈妈实在拗不过外祖母，只好离开她一会儿，假装去休息。为了使我外祖母能睡着，我要弗朗索瓦丝呆着别动。她不顾我的哀求，还是离开了房间。她爱我的外祖母；她有敏锐的洞察力，悲观地认为我外祖母没救了。因此，她想尽可能把她照顾好。但是，刚才她听说电工来了。这位电工在他那家店里算得上老资格了，是老板的连襟，多年来，一直给我们这幢房子修电灯，大家都很尊重他，尤其是絮比安。在外祖母生病前，弗朗索瓦丝就同他约好了。要是我，我就让他回去，或叫他等一等。可是弗朗索瓦丝的礼节不允许她这样做，她认为这样做不礼貌，对不起这个好人。因此，她就只好撂开外祖母了。一刻钟后，当我怒气冲冲地到厨房去找她时，看见她正在侧梯的“平台”上和那个电工聊天。楼梯上的门敞开着，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如果我们家的人来了，他们可以装作正要分手的样子，可是从敞开的门里进来的穿堂风可是够人受的。于是，弗朗索瓦丝赶紧离开电工，一面还大声问候他的妻子和内兄，刚才她忘记说了。讲礼貌是贡布雷的一大特点，弗朗索瓦丝甚至把它用进外交中了。那些傻瓜们认为，丰富多采的社会现象为人们提供了深入研究人类灵魂的好机会，其实他们应该懂得，只有深入研究一个人，才有可能了解这些现象。弗朗索瓦丝曾不厌其烦地对贡布雷的园丁说，战争是最疯狂的罪恶，什么也比不上生存的重要。然而，当俄日战争爆发后，她看见法国没有参战，没有帮助“可怜的俄国人”（“既然同他们是盟友”，她说），就觉得对俄国沙皇过意不去。她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对尼古拉二世的失礼，因为他“对我们从来只说好话”。遵照同一个礼仪准则，絮比安请她喝酒时，她从不拒绝，虽然她知道这杯酒会“引起消化不良”；同样，在我外祖母垂危时刻，她认为她不能不去向那个白跑了一趟的心地善良的电工道歉，否则，就象法国对日本保持中立那样，会落个不诚实、不守信的罪名。
弗朗索瓦丝的女儿要离开好几个星期，这样快就摆脱了她，这对我们是件大好事。在贡布雷，如果有人生病，人们总要给病人亲属一番劝告：“你们也不设法带病人出去走一走，换换空气，恢复一下食欲，等等”，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不仅重复这些陈词滥调，而且还凭空想出了一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见解，她每次看见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好象要强迫别人相信似的：“她应当一开始就彻底治一治。”她主张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都可以采用，只要能彻底治病就行。至于弗朗索瓦丝，她看见我们给外祖母用药很少，一方面感到很高兴，因为她认为药物对胃有百害而无一利，但更觉得丢脸。她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南方，比较富裕。他们的女儿青春少年就病魔缠身，二十三岁便玉殒香消。在她生病的那几年中，她父母几乎倾家荡产为她买药，给她请各种医生，把她送往一个又一个温泉“治疗地”，直到她最后死去。然而，弗朗索瓦丝认为，这对她的亲戚犹如一种奢侈品，就好象他们有过几匹赛马和一座城堡。他们虽然为失去爱女而心痛欲裂，但他们也为给她治病不惜钱财而感到光荣。他们现在囊空如洗，尤其是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掌上明珠，但他们总爱在人前夸耀说，他们为她做了一切，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也只能做到这样，甚至不如他们。最使他们得意的是，他们可怜的女儿一连几个月，每天照好几次紫外线。父亲在悲痛中感到几分光荣和自豪，有时竟然把他的爱女比做巴黎歌剧院的一颗明星，为她倾尽了全部家产。弗朗索瓦丝对这些尽心尽力的表演不会无动于衷。她觉得，我们为外祖母治病不大尽心，只适合在外省一个小舞台上表演。有一段时间，尿毒症使我外祖母出现了视觉障碍，连续几天什么也看不见。她的眼睛看上去丝毫不象是瞎子的眼睛，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当有人进来时，我看见她笑得很古怪，才明白她看不见了。一有人开门，她就开始微笑，一直笑到我们握住她的手向她问候时才收住。这个微笑开始得太早，然后凝固在唇际，一成不变，但总是对着门口，努力让四面八方都能看见，因为它不再有视力帮它起调节作用，为它指明时刻、方向和目标，使它随来人的位置和表情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孤孤单单，形单影只，没有眼睛的微笑为它分散一些来人的注意力，因而在不自然中显得过分装腔作势，使人感到亲切得有点过头。不久视力恢复了，游移不定的病痛从眼睛转到耳朵。我外祖母耳聋了几天。她怕有人会突然进来，而她却听不见，于是，她随时（尽管脸朝着墙壁）都会突然把头转向门口。可她的脖子转动很不灵活，因为培养用眼睛听声音（且不说看声音）的习惯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最后痛苦减轻了，但讲话的障碍却有增无已。外祖母每说一句话，我们几乎都要叫她重复一遍。
现在，外祖母感觉到大家听不懂她的话了，干脆一句话也不说，静静地躺着。当她看见我时，她就象突然没了空气似地身子猛地一颤，她想同我说话，但只吐出几个不清楚的音。于是她无可奈何地把头重新落到枕头上，疲惫地躺在床上，犹如大理石般严肃、冷漠，两只手一动不动地贴在床单上，或者机械地做着一个动作，象是在用手帕擦指头。她不想思考。接着，她开始经常烦躁不安。她老想起床。但是我们尽量不让她起来，怕她发现自己已经瘫痪。有一天，我们让她一个人呆了一会儿，我发现她穿着睡衣站在窗口，想打开窗子。
在巴尔贝克时，有一天人们救了一个不愿意被人救的投水自尽的寡妇，寡妇对我说（也许是为一种预感所驱使，有时候，我们能从自身神秘莫测的、但似乎能反映未来的器官生活中得到预感），她没见过象这样残酷的事，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想死，却不让她死，偏要她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
我们急忙上前扶外祖母，她同我母亲进行了一场近乎粗暴的搏斗，最后败下阵来，被强行按在安乐椅上。她已没有愿望，也没有遗憾，她的脸又变得没有表情了。她开始仔细地把皮大衣掉在她睡衣上的毛毛一根根地捻掉。这件大衣是我们刚才手忙脚乱地给她披上的。
她的眼神完全变了，时常充满忧愁、哀怨和惊慌，再不是从前的样子了，而是一个说话颠三倒四的老妪所特有的那种无精打采的眼神。
弗朗索瓦丝老问我外祖母想不想梳头，问多了她也就相信这是我外祖母自己提出来的了。她拿来了毛刷、梳子、香水，还有一条披肩。她说：“我给阿梅德太太梳梳头，累不着您的。身体再虚弱，让人梳头总是可以的。”换句话说，谁也不会虚弱到不能让人给梳头的地步。但是，当我走进房间，看见弗朗索瓦丝那双冷酷无情的手在不停地摆弄一个脑袋，脑袋被摆弄得时而精疲力竭，时而疼痛钻心，无法保持必需的姿势，东歪西倒，脑袋上垂老的头发无力忍受梳子的接触，发出哀怨，可是弗朗索瓦丝却神情兴奋，仿佛正在使我外祖母恢复健康。我看到弗朗索瓦丝快梳完了，不敢催她，也不敢对她说：“够了”，怕她不服从我。但是，我看见弗朗索瓦丝残忍而无辜地把一面镜子放到外祖母面前，让她看看头梳得满意不满意，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开始，我为能及时地从弗朗索瓦丝手中夺走镜子，没有因一时疏忽而让外祖母从镜子里看见她自己无法想象出来的模样而感到高兴（我们一直十分小心，不让她接触任何镜子），可是，唉！我只高兴了一会儿，当我俯身吻她那被摆弄得精疲力竭的美丽额头时，发现她用一种惊奇的、不信任和气愤的目光看着我：她没有认出我是谁。
据我们的医生说，这是脑充血加重的一种征兆。必须把血抽掉。戈达尔大夫踌躇不决。弗朗索瓦丝希望医生采用“划痕”吸杯法，但把“划痕”说成了“挖痕”。她在我的词典中找这个词，但没找到。即使她说“划痕”，而不是“挖痕”，也休想找到，因为她查错了词的部首，她嘴里说的是“挖痕”，但写起来（因而也就认为这是正确的写法）却成“滑痕”了。使她感到失望的是，戈达尔大夫倾向于——但不抱很大希望地——用蚂蝗。几个钟头后，我走进外祖母的卧室，看见黑乎乎的小蛇爬满了她的颈背、太阳穴和耳朵，在她血淋淋的头发中扭动，就象在美杜莎①的头发中扭动一样。可是，在她苍白而镇定的、静止不动的脸孔上，我看见一双睁得很大的、明亮而安详的眼睛，还象从前那样漂亮（也许比病前更充满智慧，因为她不能够说话，不能够动弹，全凭她的眼睛表达思想，多亏蚂蝗从她身上吸走了几滴血，她的思想似乎可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再生），火光照亮着病人面前重新获得的世界。她的平等不再是绝望音的逆来顺受，而是希望者的顺从。她意识到她的病情将要好转，她要小心谨慎，不想动弹，只是赐给我一个动人的微笑，让我知道她感觉好了一些，同时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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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原是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谁要是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
我知道，有些动物外祖母一见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更不用说把它们放到身上了。我知道，她是为了有好的治疗效果才容忍蚂蝗爬在她头上的。因此，当弗朗索瓦丝象逗孩子似地嬉笑着对我外祖母说“啊！瞧那些小虫在太太头上跑得多欢”时，我又气又恼。何况，这是对我们病人的不尊重，好象她变得年老昏聩了。但外祖母却象没听见似的，脸上露出了禁欲主义者的勇敢而平静的神态。唉！蚂蝗一撤走，就又开始充血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外祖母的情况很糟，但令我惊讶的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弗朗索瓦丝却时常离开病房，因为她给自己定做了一套丧服，不想让女裁缝等她。在大多数妇女的生活中，不管什么事，哪怕是最悲伤的，最后总要有一个试穿衣服的问题。
几天过去了。一天，我正在睡觉，母亲半夜里把我叫醒。她象一个遇到严重情况，内心极度痛苦，但又不想给别人带来任何烦恼的人所做的那样，关心和体贴地对我说：“原谅我，打搅你睡觉了。”
“我没睡着，”我醒来时回答说。
我没有撒谎。觉醒会引起很大的变化，与其说把我们带进了清晰的意识活动，毋宁说使我们忘记了乳白色海底下那种朦胧的智慧之光。刚才我们还在其中遨游的朦朦胧胧的思想使我们产生了足够的意念，把这些思想命名为醒着，可是这时候，觉醒遇到了记忆的干扰。不久，我们就把这些朦胧的思想叫做睡眠，因为我们记不清想的是什么了。当这颗明星闪闪发光，在睡眠人觉醒之际，照亮他身后的整个睡眠时，睡眠人在一瞬间会相信自己没有睡着，而是醒着；其实，这是一颗流星，随着光亮消失，不仅带走了梦的虚假的存在，也带走了种种梦境，使醒来的人对自己说：“我睡着了。”
母亲问我，现在能不能起床，会不会感到太累，她的声音是那样温柔，生怕把我弄疼；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
“可怜的孩子，现在你没有别人，只有你的爸爸和妈妈可依赖了。”
我们走进卧室。一个人蜷曲着躺在床上，一点也看不出是我的外祖母，倒象一个动物，披着外祖母的头发，躺在外祖母的被窝里，喘息着，呻吟着，被子随着她身体的抽搐而抖动。她眼睛闭着。但眼皮与其说是睁着，不如说合得不严，因而露出了一角眼珠，没有光泽，蒙着一层眼屎，反射出昏暗的视力和阴沉而痛苦的内心。外祖母焦躁不安，这不是做给我们看的，因为她既看不见，也不再有意识了。可是，如果说在床上骚动的仅仅是一个动物，那么我外祖母又在哪里呢？然而，从鼻子的形状可以认出是她。现在，她的鼻子同脸孔的其余部分已不成比例，但鼻角上的那颗痣却依然存在。还有，那只掀开被子的手也可以使人认出是她的手。要是在从前，这个掀被的动作可能意味着被子压得她难受，而现在却什么意思也没有。
妈妈要我去拿点水和醋来，给外祖母擦额头。妈妈认为，只有水和醋才能解除外祖母的烦躁，因为她见她想把头发掠开。可是有人在门口招手叫我出去。外祖母垂危的消息不胫而走，已传遍整座房子。刚才，一个“临时短工”（在非常时期，为了减轻仆人的疲劳，便临时雇一些短工帮忙，因此，病人垂危时刻某种意义上有点和过节一样）为德·盖尔芒特先生开了门，公爵呆在前厅里要求见我；想躲也躲不开了。
“亲爱的先生，我刚获悉可怕的消息。我想握一握您父亲先生的手，向他表示慰问。”
我请他原谅，对他说，在这个时候打搅我父亲恐怕不行。德·盖尔芒特先生来得太不是时候，就象赶上人家正要去旅行。但他觉得向我们表示礼貌太重要了，便一叶蔽目，不见其余，非要进客厅不可。一般说来，当他决定向某个人表示礼貌时，就一定要把那套礼节全部完成，很少管人家的行李是不是整好，或者棺材是不是备好。
“你们请过迪欧拉富瓦大夫吗？这可是个大错误。如果你们叫我去请，他看在我的面上一定会来的，他对我什么也不会拒绝，尽管他曾拒绝过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您看，我毫不客气地凌驾于一位王族公主之上了。再说，在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嘛，”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这句话并不是要我相信我外祖母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而是可能觉得老谈他对迪欧拉富瓦大夫的影响和他比夏尔特尔公爵夫人更有优势，会让人感到庸俗。
此外，我对他的建议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盖尔芒特一家提起迪欧拉富瓦，就象在说一个无与匹敌的“供货人”，只是更尊敬一些罢了。莫特马尔老公爵夫人（令人费解的是，每当人们谈到一位公爵夫人，几乎总要加一个“老”字，或者相反，如果是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便以一种在华托①的画中人物脸上能看到的狡黠表情，在公爵夫人前面加一个“小”字）出身在盖尔芒特家族，每逢有人生了重病，她总是眨巴着眼睛，几乎是机械地喊着“迪欧拉富瓦，迪欧拉富瓦”，正如需要冷饮时喊“普瓦雷—布朗施”，需要花式糕点时喊“勒巴代”一样。但我不知道我父亲恰恰刚请了迪欧拉富瓦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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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托（1684—1721），法国画家。他创造了抒情的画风，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淫逸生活。画中人物带有沉思忧郁之感，反映出贵族阶级精神上的空虚。
这时，我母亲要给外祖母输氧，左等右等也不见送氧气袋来，她也到前厅来了，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我真想把他藏起来。但是，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认为，什么也比不上把他介绍给我母亲重要，认为这会使我母亲高兴，而且，要维护他十全十美的绅士声誉，非这样做不可，于是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尽管我连连喊“先生，先生，先生”，就象反抗强奸那样自卫着，他仍然把我拉到妈妈跟前，对我说：“如果您能把我介绍给夫人，您的母亲，我当不胜荣幸”，他在说“母亲”的时候，声音有点儿变调。他觉得这对我母亲是一种荣誉，不由得做出一个应时的笑容。我无可奈何，只好给他作了介绍，他乐得打蹦儿，连忙点头哈腰，还要把整套礼节表演一遍。他甚至想同我母亲交谈，但我母亲正悲痛欲绝，叫我快去，顾不上回答德·盖尔芒特先生的问候。德·盖尔芒特先生原以为会受到接待，却不料一个人被甩在前厅，要不是看见圣卢此刻进来，他就只好出去了。圣卢是那天上午到巴黎的，他跑来打听我外祖母的病情。“啊！她很好！”公爵快乐地嚷道，一面抓住他外甥的一个纽扣，差点儿把扣子拽下来。我母亲此刻正好又经过前厅，他也不在乎我母亲看见。尽管圣卢的悲痛发自内心，但我认为，如能避免同我见面他只会高兴，因为他对我有抵触情绪。他被他的舅父拖走了。他舅父有要事同他说，差点到东锡埃尔去找他，没想到可以免走这一趟了，不禁大喜过望。“啊！要是有人对我说，我只要穿过院子，就能在这里找到你，我会以为他在胡说八道。正如你同学布洛克说的，这够滑稽的。”他搂着罗贝的肩膀离开我家时又说：“不管怎样，大家清楚地看到，刚才我摸到了或者说几乎摸到了吊死鬼的绳子①，我真走运。”盖尔芒特公爵这样说，不是他缺乏教养。恰恰相反。但他是那种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人，在这方面他和大多数医生和殡仪人员很相似，会临时装出一副同情的面孔，对你说：“这是痛苦的时刻”，必要时还会拥抱你，劝你好好休息，但过后马上就把看望临终病人或参加葬礼看作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的社交集会了，开始还有所顾忌，但很快就变得轻松愉快，若无其事，眼睛四下张望，想寻找一个可以交谈的人，要人们把他们介绍给另一个人，或者建议“坐他们的车回去”。盖尔芒特公爵一方面庆幸一阵“风”把他吹到了外甥身边，但对我母亲的冷漠接待——其实非常正常——深以为异，后来他公开说，我母亲不讨人喜欢，而我父亲却彬彬有礼，他说她“心不在焉”，甚至听不见别人对她说什么，据他认为，她身体欠佳，头脑不很清楚。然而，据说他很想把我母亲的表现归因于“当时的情况”，他宣称，我母亲为我外祖母的病情“深感悲痛”。但是，因为我母亲没有让他把他的礼节全部做完，他还想补一下，况且他根本不理解妈妈无限悲痛的心情，出殡前一天，他竟问我是不是在设法排解妈妈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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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法语中，吊死鬼的绳子被认为是吉祥物。
那天，外祖母的一个妹夫来了。他是教士，我从没见过他。他给在奥地利的教会会长发电报告假，破例获得批准。他内心极度悲伤，在床边颂读祈祷文和沉思录，但那双深陷的小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病人。在我外祖母弥留之际，我看见这位教士悲痛欲绝，我心里却很不好受。我凝视着他。他似乎对我的同情感到意外，于是出现了一桩怪事。他象一个痛不欲生而陷入沉思的人那样，双手并拢放到脸上，但是，因为他知道我会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我看见他手指间留了一个小缝。当我目光离开他时，我看见他那锐利的眼睛从手指间的缝隙观察我的痛苦是不是真诚。他隐蔽在手后面，就象躲在一个黑暗的忏悔室里一样。他发现我看见他了，就立即把露出一条缝隙的格子窗关严。后来，我和他又见过面，但我们之间从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我们相互达成了默契：我没有发现他偷看我。教士和精神病医生一样，在他们身上总有一股预审法官的味道。再说，不管怎样的朋友，不管他们对我们多么亲密，和我们有着怎样共同的过去，哪一个没有不愉快的片刻回忆？而我们认为最方便的办法不就是使自己相信他们大概已经忘记这些片刻了吗？
为使外祖母的呼吸稍微畅通一些，医生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他说要用氧气袋。母亲、大夫和看护修女手里都拿着氧气袋，一个用完，又给他们递上一个。中间有一会儿我离开了房间。当我回来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奇迹。外祖母连续发出轻微的呼噜声音，仿佛在为我们唱一支快乐的歌，那快节奏的动听的歌声充满了整个卧室，经久不息。我很快就明白，这歌声不会比刚才嘶嘶的喘息更有意识，同样都是无意识发出的。也许吗啡在里面起了些作用，但这更是呼吸调节器改变的结果，因为氧气不再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通过气管了。由于氧气和吗啡的双重作用，外祖母呼吸不再困难，也不再发出呼噜声了，而是象在滑冰，敏捷而轻快地向着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滑去。也许，在这歌声中，除了有和笛子里的气流声一样微弱的呼吸声外，还夹杂着更象是人的叹息声，这种由于死亡临近而发出的声音使人相信这是昏迷的人发出的痛苦或幸福的呻吟，给这个长乐句加上了一个更悦耳动听的、不变动乐句节奏的音调。乐句从变得畅通的胸部升起，继而升高，然后下落，接着又一次升起，去追逐氧气。尔后，这个在强烈的快感中夹杂着低声哀求的歌声在达到了最强音，并竭尽全力地延长后，在某些时刻，似乎完全停止了，犹如一条干涸的水泉。
弗朗索瓦丝每逢遇到伤心事，总感到需要把悲伤表达出来，但她连表达忧愁的最简单的技巧都不具备，因而也就成了空需要了。当她认为外祖母已经完全无望时，她非常想让我们知道她——弗朗索瓦丝的感受。但她只会重复一句话：“这真叫我受不了”，说话的语气和她喝菜汤喝得太多时说“我胃上压着一块石头”的语气一样平淡，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比她自己似乎认为的要自然。尽管她的悲伤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来，但她确实很悲伤，何况，她女儿有事留在贡布雷（这位巴黎女郎现在把贡布雷轻蔑地叫做“乡下”，她感到在那里会变成“乡巴佬”），可能回不来参加葬礼，她就更伤心了，因为她觉得葬礼应该是极其壮丽的事。她知道我们谁也不会向人诉说悲痛，她怕别人同她说话，早就想好出殡那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召见絮比安。她知道出殡的时候絮比安没有空闲。她想，至少回来后要把情况给她“说一说”。
我父亲、外祖父和我们的一位远房亲戚连续好几夜守在病榻旁，足不出户。久而久之，他们的忠心也就带上一层漠不关心的面具，没完没了地呆在垂死病人的身边，闲极无聊，就象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由于呆的时间太长，便开始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起来。此外，这位远房亲戚（我的表姑婆的侄子）使我很反感，但却值得尊敬，并且常常受到尊敬。
哪里有垂危病人，哪里就能“找到”他，他是那样悉心尽力地时刻守在垂危病人身边，以致于尽管他外表强壮如牛，嗓门低沉浑厚，胡须密密匝匝，病人家属仍然认为他身体虚弱，总是用委婉的言辞恳求他不要来参加葬礼。我妈妈痛不欲生，但她仍然为别人着想，因此，我事先就知道，她会用另一种方式对他说他习惯听到的话：
“答应我，‘明天’不要来了，您就为了她这样做吧，至少不要上‘那里’去。她要求您不要去的。”
怎么说也不行；他总是第一个来到“家里”，这样，另一个阶层里的人给他取了个绰号（我们没有听说过），把他叫作“既没有鲜花，也没有桂冠的人”。他在做“任何”事之前，总把“一切都想得周周到到”，因此，人们总是赞扬他说：“对您是用不着道谢的。”
“您说什么？”外祖父大声问道，他耳朵有点聋，没听清我这位远房表舅对我父亲说的话。
“没说什么，”表舅回答，“我只是说，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贡布雷的信，那里天气很不好，可这里太阳有点儿太暖和了。”
“可晴雨表上的温度却很低，”我父亲说。
“您说哪里天气不好？”外祖父问。
“贡布雷。”
“啊！这我不会感到吃惊，这里阴天，贡布雷就一定是晴天，反之亦然。我的上帝！您讲到贡布雷，不知道有没有通知勒格朗丹？”
“通知了，您不必操心，”表舅说，他那长着浓密胡须而变成青铜色的脸颊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笑容：因为他想到通知勒格朗丹了。
就在这时，我父亲冲向门口，我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过是迪欧拉富瓦大夫来了。我父亲到隔壁的客厅里去接待他，就象接待一个前来演出的演员一样。他把迪欧拉富瓦大夫请来，并非要他给外祖母看病，而是要他象公证人那样确认一下。的确，迪欧拉富瓦大夫可能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医生，精通医道的教授；除了他擅长扮演的这些角色外，他还扮演着一个新颖独特的角色，他能言善辩，是斯卡拉姆齐①式的人物或公证人，他来为病人确认是垂危还是死亡。他扮演这个角色已有四十年之久，无人与他匹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已经感觉到了他演这个角色的威信。当女仆禀报“迪欧拉富瓦大夫到”时，人们以为在看莫里哀的喜剧。他那优美柔韧的身躯不露形迹地为他增添了庄重的仪态。他的脸漂亮得有点过分，但被他在痛苦场合表现出的这种庄重仪态减弱了。教授身穿高雅的黑礼服走进来，脸上露出真诚的悲伤，不说一句别人听来会以为是虚情假意的慰问话，也不做任何有失分寸的事。在灵床边发号施令的是他，而不是盖尔芒特公爵。他看了看外祖母，但没有打搅她，然后，他以医生特有的礼貌，极其审慎地同我父亲悄声说了几句话，恭敬地朝我母亲鞠了一躬。我感到我父亲在竭力克制自己，不告诉我母亲这是“迪欧拉富瓦大夫”。但大夫不想打扰我母亲，已经掉过头去了，他只是接过我们递给他的酬金，迈着最优美的步履，款款走出房间。他那个神态就象没有看见酬金似的，连我们自己也一度怀疑我们没有给他酬金，因为他象变戏法似地把它变得无影无踪了，他的神态还是那样严肃，甚至有增无已，仍然是一个身穿绸缎翻领长礼服的名医，漂亮的脸庞上充溢着高尚的怜悯。他这种缓慢而敏捷的特点使人看到，即便还有一百个病人在等着他去出诊，他也不想显出匆匆忙忙的样子。因为他是分寸、智慧和善良的化身。这位杰出人物已经去世了。其他医生，其他教授可能赶上他，并且也许超过了他。但是，由于缺乏称职的接班人，他以渊博的知识、良好的身体条件和高度的涵养扮演的“角色”已不复存在了。妈妈甚至没有看见迪欧拉富瓦先生，对她说来，我外祖母以外的一切都已不再存在了。我记得（我把这事提前说一说），在墓地，她象一个幽灵，畏畏缩缩地走近坟墓，仿佛在望一个已经远走高飞的人。我父亲对她说，“诺布瓦老爹来我们家了，他也到教堂和公墓来了，他本来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你应该去和他说句话，这会使他很感动的”，可是，当大使朝她鞠躬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快慰地低下头，脸上没有眼泪。两天前——我在回到垂危病人床边之前，还要把后面的事提前讲一讲——我们为与世长辞的外祖母守灵时，相信有鬼魂的弗朗索瓦丝稍微听到一点声音就吓得毛骨悚然，嘴里还说着：“我觉得是她。”可是，这些话非但不使我母亲恐惧，反而令她无限快慰。她多么希望死去的人能再回来，这样，她母亲有时就能回到她身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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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卡拉姆齐是古意大利喜剧中穿黑衣服、蓄长唇髭的丑角名，精明狡猾，能言善辩。
现在再来谈外祖母的临终时刻。
“您知道她的姐妹打给我们的电报是怎么说的吗？”外祖父问表舅。
“知道，贝多芬，有人给我说了；是很荒唐，但我不感到奇怪。”
“我可怜的妻子，她是多么爱她们啊，”外祖父擦了一滴眼泪说。“不要责怪她们。我常说，她们的行为总是很荒唐的。
怎么啦，停止输氧了？”
我母亲说：
“停止输氧，妈妈呼吸又要困难了。”
医生答：
“哦！不会的，氧气的作用还要持续一段时间，过一会儿再输吧。”
我觉得医生不是在说一个垂死的人，氧气的作用之所以必须维持，是因为他能为挽救垂死者的性命尽一份力。氧气的丝丝声停止了一会儿。但是，呼吸仍在发出呻吟，那是轻微而痛苦的呻吟，每次都中断，继而又重新开始。有时好象一切都完了，呼吸停止了，就和人睡眠时的呼吸一样，从高八度降到了低八度，或者是自然的间歇，是感觉缺失的一种反应，窒息变得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医生又一次给外祖母搭脉，但是，他刚按上脉，一曲新歌已经接上了中断的乐句，如同一条支流注入干涸的主流一样。乐句换了个调子，以同样无穷的冲力冲出去。谁知道呢？说不定久被痛苦抑制的快乐和柔情，现在会象经过长期压缩变得更加轻盈的空气，从外祖母身上喷发而出，而她自己甚至对此毫无意识。她再同我们说的话，仿佛正在源源流出，好象就要这样同我们絮絮叨叨地、热情洋溢地、情真意切地说话似的。这临终的喘息使我母亲五内俱焚，她守在病榻旁，没有恸哭，但不时地泪流满面，就象风吹雨打的叶子，不思也不想，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我去拥抱外祖母前，医生让我先把眼泪擦干。
“我还以为她看不见了呢，”父亲说。
“这很难说，”医生回答。
当我的嘴唇接触外祖母时，她的手开始颤动，全身一阵战栗，可能是反射作用，也可能因为某些抚爱可以使人感觉过敏，可以穿过无意识这层外衣，几乎无需通过感觉器官就可以传递。外祖母蓦地坐了起来，作出最大的努力，仿佛要捍卫自己的生命一样。弗朗索瓦丝看了，忍不住呜呜咽咽地哭起来。我想起医生的吩咐，想叫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就在这时，外祖母睁开了双眼。我一个箭步冲到弗朗索瓦丝跟前，挡住她的哭泣，好让父母亲同病人讲几句话。氧气的声音停止了，医生离开病床。外祖母死了。
几小时后，弗朗索瓦丝能够最后一次地、不会引起任何痛苦地梳理外祖母那漂亮的头发了。她的头发仅仅有些斑白，看上去始终比她本人年轻，可是现在它们成了衰老的唯一标志，而她的脸却焕发出青春，多少年来痛苦在她脸上留下的皱纹、收缩、浮肿、紧张、弯曲都消失得无踪无影。她仿佛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她父母给她定亲的时代，脸部线条经过精细勾画，显露出纯洁和顺从，脸颊重又闪耀着纯真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甚至又重新闪射出一种天真无邪的快乐。这些美好的东西已渐渐被岁月毁灭。但是，随着生命的消失，生活中的失望也消失了。一缕微笑仿佛浮现在外祖母的唇际。死神就象中世纪的雕刻家，把她塑造成一位少女，安卧在这张灵床上。
第三部 盖尔芒特家那边 第二卷第二章
手机电子书· 更新时间:2007-10-16 16:06:17 本章字数:194993
这是秋天的一个星期日，但我却死而复生了，我前面的生活依然完好无损，因为前些日子一直风和日暖，今天早晨突然雾霭弥漫，寒气逼人，将近中午时才消散；然而，天气变化可以使世界，使我们自己获得新生。从前，当我们壁炉里吹起大风时，我听着风儿撞击翻板活门发出的梆梆声，就会心潮澎湃，激动无比，觉得这很象do音交响乐前奏曲中赫赫有名的琴弓声，犹如一个神秘的命运发出的不可抗拒的呼唤。自然界每一个明显的变化，都会使我们和谐的欲望适应事物的新形式；我刚刚醒来，蒙蒙雾霭就把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再象遇到好天气那样成天想着出门，而是哪里也不想去，只渴望呆在火炉边，渴望有人和我同床共寝，就象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冷得筋骨瑟缩的亚当在寻找深居简出的夏娃。
屋外，消晨的原野笼罩着愉悦的灰雾，屋内，一杯巧克力发出馥郁的清香，我身处其间，竭力使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保持一年前我带到东锡埃尔去的那种新奇的状态；那时候，我的身体、精神和道德生活深深地打上了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丘的印记（即使看不见这座山丘，我也感觉到它的存在），使我心中涌动着一阵阵快乐，这种感觉与其他快乐感觉截然不同，我简直难以向朋友们描绘，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并无意识，这些快乐与其说是真实的感觉（若是这样，我就能描绘出来了），毋宁说是纵横交错、扑朔述离的印象。从这个角度看，晨雾把我带时的那个新奇的世界，我早已认识（这只会使它更加真实），但近来我已忘却（这使它又变得清新纯真）。于是，我能欣赏到几幅印在我记忆中的晨雾图，尤其是《东锡埃尔的清晨》。有一幅是我到军营第二天的晨雾图，另一幅是在附近的一个城堡里，圣卢带我去那里度过了二十四小时：黎明时分，在重新回到床上去之前，我撩开窗帘，倚窗眺望，在军营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骑士，在城堡晨雾图中，我看见一个马车夫（他在一个池塘和一片树林的交界处，只有这边缘地带依稀可辨，其余全都淹没在均匀的似水般流动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轻雾中），他们正在擦缰绳，就象从一幅隐约可见的壁画上浮现出来的寥寥无几的人物，由于人的眼睛适应不了这朦朦胧胧、神秘莫测的半明半暗，也就几乎看不清画上的人物了。
今天，我是从床上凝望这些记忆的，因为起床后我又躺下了，等着晚上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去看一出小剧。我父母亲到贡布雷去了，要在那里小住几天，这下我便有机会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得好好利用。否则，他们一回来，我也许就不敢去了；我母亲对我外祖母的悼念诚心实意，一丝不苟，她要我们对外祖母的哀悼不拘形式，感情真挚，因此，她不会禁止我去看戏，但也不会赞成。然而，现在如果我写信征求她的意见，她从贡布雷给我回信时，不会伤心地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已长大成人，知道该怎么做”，而是相反，她会责备自己把我一个人留在巴黎，会设身处地地体谅我的忧愁，希望我出去玩一玩，散敢心，尽管她自己拒绝参加一切娱乐活动。她相信，我外祖母也会劝我这样做的，因为她最关心我的身体和神经平衡。
一清早新的热水汀就点着了。热水汀不时地发出打嗝般的声音，这令人讨厌的声音与我对东锡埃尔的记忆毫无联系。但是，如果今天下午这个声音和我那些记忆老在我身上会合，久而久之，这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亲和力，每当我重新听到（我有点听不惯了）热水汀的声音，我就会想起东锡埃尔。
只有弗朗索瓦丝一个人在家里。雾散了。灰蒙蒙的日光，毛毛细雨般地落下来，不停地编织着一张张透明的网，似乎给星期天的散步人涂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我把《费加罗报》扔到脚头。自从我给这家报社投了一篇稿后，每天都要叫人给我买一份，但一直没见发表。尽管没有太阳，但白天的亮光告诉我现在正是下午。罗纱窗帘象蜻蜓翅膀般轻而柔软，又似威尼斯玻璃般脆而易碎。晴天，它们就不能象这样轻柔，象这样一碰就碎。这个星期日，我孤单单一人呆在家里，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况且，今天上午，我派人给德·斯代马里亚小姐送去了一封信，我就更加心事重重。罗贝·德·圣卢在他母亲的干预下，经过多次痛苦而失败的尝试，终于和情妇一刀两断，他和情妇断绝往来后就被派往摩洛哥了，他要把这个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恋的女人彻底忘掉。昨天，我收到圣卢从摩洛哥写来的一封短信，告诉我他将回法国休一次短假，他在巴黎停留的时间很短（显然，他家里人怕他和拉谢尔恢复关系），为了向我证明他对我的思念，特意写信告诉我他遇见了当谢小姐，更确切地说，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因为她结婚三个月就离婚了。罗贝想起我在巴尔贝克同他说的话，代表我要求那位少妇同我见见面。她答复他，回英国前，要在巴黎停几天，很愿意约一个时间和我共进晚餐。罗贝叫我赶紧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信，因为她肯定已经到巴黎了。
圣卢的信没有使我感到意外，尽管他还是在我外祖母病重期间给我来过一封信，指责我对他不忠，对他背信弃义，从此就一直杳无音信。我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拉谢尔专爱煽起情夫的炉火（再说，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理由，她对我也耿耿于怀），她对圣卢说，他不在时，我对她有过不良企图，想和她发生关系，他就信以为真了。很可能他仍然相信这是事实，但他已经不再爱她了，因此，不管是真是假，对他都无所谓了，唯有我们的友谊继续存在。当我和他重又见面时，我试图同他谈谈他对我的责备，但他只是温和而亲切地朝我微笑，象是在表示道歉，接着就把话题岔开了。这并不是因为以后在巴黎他不可能同拉谢尔再见面的缘故。那些在我们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女人，不是一下子就能从我们生活中消失的。在最终离开我们之前，她们会不时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以致有些人以为爱情又开始复燃。圣卢的拉谢尔的决裂尽管曾使他一度痛不欲生，但因为他的女友仍然不断向他要钱，使他甚感欣慰，他的痛苦也就很快减轻了。嫉妒是爱情的延续，但它包含的内容并不比其他想象的产物所包含的内容更多。当我们动身去旅行时，带上三、四幅想象中的图画（邦特费克希奥的百合花和银莲花，薄雾笼罩的波斯教堂，等等），箱子也就塞满了，何况这些画可能会中途失落。当我们离开一个情妇时，总希望她——直到把她渐渐忘记——不要被三、四个我们想象中可能存在的，也就是我们所嫉妒的人占有。没有想象到的也就微不足道了。然而，一个已经分手的情妇经常向你要钱，虽然不能使你对她的生活有充分了解，正如发烧时的体温记录表不可能使你完全了解病人得的是什么病一样，但是，不管怎样，体温记录表可以让你知道她病了，而要钱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你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你遗弃的或把你抛弃的那个女人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有钱的保护人。因此，每一次要钱都能使嫉妒者感到欣慰，痛苦暂时得到平息，紧接着就是寄钱，因为他要她什么也不缺，就是不能有情人，不能成为他想象中的三个男人的情妇。这样，他就有时间稍稍稳定一下情绪，免得以后听到他的接班人的名字时挺不住。有时候，拉谢尔会在深夜回到旧情人身边，要求他让她在身边睡一宵。罗贝心里感到象吃了蜜一样甜美，因为即使他一个人占据大半张床也丝余不影响她睡觉，他意识到他们毕竟如胶似漆地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明白，她在他这位老朋友身旁比在其他地方更感到自在，和他在一起，哪怕是在旅馆里，就象回到了从前住过的房间一样，一切都很习惯，睡得更加踏实。他感觉到他的肩，他的腿，他身上的一切，在她看来，就象是最常用的物品，哪怕他因失眠或考虑工作在床上辗转反侧，也不会妨碍她睡觉，同它们接触能使她睡得更香。
言归正传，现在继续谈圣卢的信。圣卢从摩洛哥写来的那封信搅得我心绪不宁，尤其是，我从字里行间看出了他的用意，尽管他没敢明言。“你完全可以包一个单间请她，”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性格开朗、颇有魅力的少妇，你们会相处得很好，我敢肯定，你会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父母要到周末，也就是要到星期六或星期天才回来。他们回来后，我就只好每天在家里吃晚饭了，因此，我立即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写了封信，约她哪天方便和我共进晚餐，星期六前任何一天都行，她回话说，当晚八点左右我会收到一封信。要是下午有人来看我就好了，八点前的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如果有人和我们聊天，就不再会想着时间的长短，甚至不会感到它的存在，时间会过得很快。当迅速流逝的隐而不见的时间突然出现在你面前，引起你的注意时，离出发点已经很远了。但是，如果我们孤孤单单，无人要伴，我们总是惦记着那个我们望眼欲穿的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时刻，只听见台钟单调的滴答声，这种焦急的心情会把小时分割成分钟，更确切地说，会把一分钟变成一小时。如果和朋友聊天，我们就不会去计算时间。我想到将要一个人孤寂地度过这个下午，尤其是想到与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会面的欲望时刻会纠缠着我，使我把这个孤寂的下午同几天后即将享受到的无限快乐作比较，我就感到非常空虚，非常忧郁。
我不时地听见电梯升起的响声，紧接着又听见第二声，但不是我盼望的电梯在我那层楼停下的声音，而是完全不同的标志着电梯继续往上几层冲刺的声音。每当我等待一位客人来到时，这声音常常意味着对我那层楼的背弃，因此，后来即使我不再抱希望，不再相信会有人来看我，它对我仍然是一种痛苦的声音，就好象在宣判对我的抛弃。灰蒙蒙的白昼显得无精打采，逆来顺受，忙忙碌碌地做着它那始自远古时代的工作，编织着珠灰色的花边，还要干好几个小时；想到我要和它单独呆在一起，而它不会比一个为了凑近亮光而坐在窗边干活的、对房里的人不闻不问的女工更认识我——想到这些，我不禁内心凄然，忧从中来。突然，弗朗索瓦丝打开房门，带来了阿尔贝蒂娜，可我根本没有听见门铃声。阿尔贝蒂娜满面春风，走进房间，一句话也不说。她体貌丰盈。在她富态的身躯中，蕴涵着在巴尔贝克海滩——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度过的时光。她准备让我重温这昔日的时光，我看见它们正在朝我走来。毫无疑问，每当我们和一个同我们的关系已发生变化的人重逢，即使关系不甚密切，也好象看到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不用说是我们从前的情妇以朋友身份来看我们，就是在日复一日的某种生活中认识的一个人到巴黎来探望我们，只要这种生活已经结束，哪怕才结束一个星期，就足以使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时期。从阿尔贝蒂娜脸上每一根显示喜悦、询问和局促不安的线条中，我可以辨读出这些问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吗？那位舞蹈教练好吗？那位卖糕点的师傅好吗？”当她坐下时，她的脊背仿佛在说：“啊，这里没有悬崖峭壁，不过，您会让我坐在您身边吧，就象在巴尔贝克海滩一样。”她犹如一位魔术师，献给我一面时间的镜子。在这点上，她和那些曾和我们朝夕相处，但后来很少有机会和我们重逢的人没有两样。但是，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关系还不止这些。诚然，即使在巴尔贝克海滩，在我们每天的相会中，每次看见她我都会大吃一惊，因为她一天一个模样。但是现在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她的脸孔沐浴在玫瑰色的雾气中，透过这层雾，可以看到棱角分明的线条，仿佛是雕刻而成的。她换了一张脸，或者说她终于有了一张脸。她长高了。她从前的那层躯壳几乎所剩无几，而在巴尔贝克海滩时，从那层躯壳几乎还看不到她未来的体形。
阿尔贝蒂娜此次回巴黎比往年要早。往年她总是在春暖花开时才回来，而我，由于狂风暴雨摧毁了春天第一批奇葩，几个星期来一直心烦意乱，很愿意把阿尔贝蒂娜的归来同春返大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人对我说她在巴黎，她到我家来过，我就仿佛又看到了一朵海边的玫瑰花。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是什么东西支配着我的思想，是对巴尔贝克海滩的渴望，还是对阿尔贝蒂娜的欲念。也许，对阿尔贝蒂娜的欲念本身就是对巴尔贝克海滩的一种慵懒、松懈和不完整的占有，好象从物质上占有一样东西，例如在一个城市居住，就等于在精神上占有了这个城市。况且，即使在物质上占有一样东西，如果没有我的想象力使它在遥远的海边晃动，而是让它静止地呆在我的身边，那么，它对我也常常是一朵可怜的玫瑰花，在它面前，我宁愿闭上双眼，以便不看到花瓣上的某个瑕点，以便相信自己在海滩上呼吸。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尽管有些事情当时并不知道，以后才会发生。诚然，为女人献身要比把毕生精力耗费在搜集邮票、古鼻烟盒，甚至比搜集图画和雕塑更明智。只是收集邮票、古鼻烟盒应该使我们看到危险：女人不止一个，而是有许许多多。一个妙龄少女使人联想到一个海滩，联想到教堂一尊雕像的头发，一幅古老的铜版画，每当她出现的时候，人们总会想到一幅令人爱不释手的美丽图画，但这个令人神往的联想是很不牢固的。如果你和那个女人整天生活在一起，你就再也看不到使你对她产生爱情的任何东西了。当然，只要一分离，嫉妒又会再次把你们聚集到一起，那么，只要她和一个她在巴尔贝克海滩爱过的男子私通，就足以使海滩和浪涛重新溶进她的躯体，同她合而为一。只是这第二次联想不会使我们赏心悦目，只会使我们内心痛苦。既然有这个危险，我们就不能希望女人和海滩的联想再次使我们心醉神迷。这是后话。不过，在这里，我应该表示遗憾，因为我不够聪明，没有象别人搜集古望远镜那样搜集女人。放在玻璃橱窗后的古望远镜从不嫌多，总留着一个空位子，等待一个新的更希罕的望远镜到来。
今年，她一反度假习惯，直接从巴尔贝克来到巴黎，而且她在海湾呆的时间比以往要短得多。我好久没看见她了。因为我不认识她在巴黎的熟人，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知道，所以，她不来我家时，她在干什么事，我一无所知，而间隙的时间往往又相当长。然后，有一天，阿尔贝蒂娜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象一朵玫瑰花，悄然降临我身边，但这种情况也不能告诉我她不来看我的时候可能在做什么。她的所作所为，沉没在她那深不可测的生活中，我的眼睛几乎没那份心思去识破她的隐秘。
然而，有一次，有些迹象似乎表明她生活中可能出现了新情况。但也许应该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象阿尔贝蒂娜这般年龄的少女，一天会有十八变。比如说，她的智力有了较好的发展，当我旧事重提，说她那天一意孤行，非要把她的意见强加给大家，让索福克勒斯①用“我亲爱的拉辛”给拉辛写信时，她第一个由衷地笑了。“安德烈是对的，我说了蠢话，”她说，“索福克勒斯应该写‘先生’。”我回答说，安德烈的“先生”和“亲爱的先生”，比她的“我亲爱的拉辛”和希塞尔的“我亲爱的朋友”好不到哪里去，同样都很可笑，但是，要说蠢，那位出题让索福克勒斯给拉辛写信的老师最蠢。这下阿尔贝蒂娜又听不懂了。她看不出这个题目蠢在哪里，她的智力刚开窍，还没有得到发展。她身上还有更吸引人的新鲜东西：我感到，这个刚在我床边就坐的少女，和以前一样俏丽，但跟从前也有不同，她的眼神和脸部表情同往常一样显得任性，但她的额头却出现了某种变化，似乎比过去顺从了一些，而在巴尔贝克海滩，我曾遭到过拒绝：那天晚上，我们两人也和今天下午一样，一个躺着，一个坐在床边，只不过是倒过来，那天是她躺着，我坐在她身边。我想证实一下她现在让不让我吻她的额头，但又不敢贸然行事，因此，每当她起身告辞时，我都恳求再呆一会儿。要她同意留下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尽管她没什么事要做（否则，她早就冲出门了），可她时间观念很强，况且对我已不很亲密，似乎不再要我与她作伴了。然而，她每次都先看看表，在我的请求下又坐了下来。就这样，她和我一起呆了好几个钟头，而我什么要求也没提出。我对她说的话和几小时前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同我想的和渴望的毫无关联。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永远汇不到一起。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情欲更能使人心口不一，言不由衷了。时间紧迫，然而，我们就象要赢得时间似地，尽说一些和自己想说的毫无关联的话。我们说着话，也许，在想说的话说出来之前，表现爱情的动作就已开始。但有时也可能——为了得到同所渴望的女人直接接触的快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对方有什么反应——不用言语表达，不征得对方同意，就做这个动作。当然，我一点都不爱阿尔贝蒂娜：她是雾的女儿，只能满足我那被季节变更所唤醒的富有想象力的情欲，这种情欲介于烹饪术和建筑雕塑术所能满足的欲望之间，因为它既能使我梦幻把一种不同的热乎乎的物质注入我的肉体，又能使我渴望一个叉开的身体在某个点上同我平躺的肉体接触，就象我在巴尔贝克教堂里所看到的，夏娃的身体勉强通过她的一双脚勾住亚当的臗部，几乎和亚当的身体保持垂直姿势。这些罗晨风格的浅浮雕，就象古建筑物的中楣，庄严而宁静地表现了创造女人的情景。在这些浅浮雕上，凡是上帝出现之处，总有两个小天使相随，好似两位伴臣，就象那些遭受严冬袭击而幸存下来的在夏天的天空中盘旋的飞鸟，一看便知他们是赫尔库拉努姆②的爱神，十三世纪中叶，他们依然活着，在建筑物的正面进行着最后艰难的飞翔，疲惫不堪，但不乏人们所期待的魅力。然而，这种快乐，在满足我情欲的同时，不可能使我摆脱这一梦幻，而且我也许愿意在任何一个漂亮女人身上寻觅。如果有人问我，当我同阿尔贝蒂娜没完没了地闲聊却闭口不谈真实思想的时候，我根据什么会如此乐观地认为她会满足我的欲望，我也许会回答，是因为她的有些措辞——至少从她现在所理解的意义看——不在她的语汇范围之内（而她被我忘却的声音特征又为我勾画了她的个性）。她对我说埃尔斯蒂尔很蠢，看到我大叫大嚷表示反对，她笑容可掬地反驳了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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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索福克勒斯（前496—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②赫尔库拉努姆是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熔岩吞没。十三世纪开始发掘出许多住宅、建筑物和艺术品。
“您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他在那种情况下很蠢，但我完全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
同样，为了表示枫丹白露的高尔夫球赛高雅，她说：
“这完全是一种选择。”
当谈到我参加过的一场格斗时，关于我的证人，她对我说：“那些人都是百里挑一。”她凝视我的脸，承认她喜欢我“蓄小胡子”。她甚至说——我觉得我的运气很佳——打上次和希塞尔分别以来，她已有“好一阵子”没见到她了。我发誓，去年她还不会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在巴尔贝克时，阿尔贝蒂娜尚未掌握相当数量的，让人一听就知道她出身于富裕家庭的表达方式——年复一年，母亲把这些表达方式传给女儿，就象随着女儿的成长，逢年过节把自己的首饰送给女儿一样。一天，一位陌生妇女送给阿尔贝蒂娜一件礼物，为了表示感谢，阿尔贝蒂娜对她说：“我很过意不去。”听她这样说，我们会感到她不再是一个黄毛丫头了。邦当太太情不自禁地看了丈夫一眼，邦当先生回答说：
“当然，她快到十四岁了嘛。”
阿尔贝蒂娜谈论一个仪态不端庄的少女时说的话更表明她已经是大人，她说：“甚至看不出她是不是漂亮，她脸上涂满了胭脂。”总之，尽管她仍是少女，但她已学会了她那个环境和阶层的妇女应有的举止态度，如果有人做鬼脸，她会说：“我不能看见人做鬼脸，一见就想学”，如果有人以模仿别人为乐，她会说：“当您模仿她时，最可笑的是您很象她。”所有这一切都取之于社会宝库。但是关于“杰出”一词的含义，据我看，阿尔贝蒂娜生活的环境恰恰不能使她掌握我父亲对这个词理解的意义，当有人在我父亲面前极口称赞他的一个同事如何聪明，而他自己并不意识到此人聪明时，他会说：“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阿尔贝蒂娜说的“选择”，即使是指高尔夫球，在我看来。也和西莫内家水火不容，正如“选择”一旦加上了形容词“自然的”，就和一篇比达尔文早几个世纪的作品格格不入一样。而“好一阵子”这个表达方式，我感到更是个好征兆。最后阿尔贝蒂娜象一个一言九鼎的人，心满意足地对我说：“依我看，这是比较好的结局……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高雅的办法”，这时，我明显地感到从未有过的心慌意乱，但我也由此萌生了各种希望。
这句话是多么新奇，多么象一块冲积土，使人猜想到有多少道变化无常的河湾流经那些从前不为人知的土地，因此，当我听到“依我看”这几个字时，就把阿尔贝蒂娜拉到我身旁，听到她说“我认为”时，让她坐到了我的床边。
当然，有些文化很低的女孩子，嫁给一个很有学问的男人，在她们的嫁妆中，也会有这一类词语。结婚后，她们的言谈会发生变化，不久，她们去探望从前的女友，谈话时显得稳重审慎，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们已变成了女人，当她们郑重宣布某某人聪明时，把“聪明”读成了两个“1”，但这恰恰是一种变化的征兆。我似乎感到，在阿尔贝蒂娜使用的新词汇和我熟悉的阿尔贝蒂娜的词汇之间，隔着一个世界。在她从前的词汇中，最大胆的词不过是在她谈及一个古怪的人时说的“这是个怪人”，或者，有人建议她赌博时她说的“我可没钱输”，或者，当一个朋友责备她，而她认为她朋友的责备毫无道理时说的“啊！真的，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这些话中的词，是在这些场合非说不可的，是符合和晚祷时唱的圣母赞歌一样古老的资产阶级传统的，一个微微有点恼怒的，对自己的权利深信无疑的少女“自然而然”会用的这些词，因为她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就象学会祷告或行礼一样。所有这些词，邦当太太都教会她了，同时还教会她仇恨犹太人，喜欢黑衣服，认为穿黑衣服显得端庄，有教养。即使没有正式传授，她也象雏金翅鸟跟着它们的父母牙牙学语那样跟着母亲学说话，而金翅鸟正是通过牙牙学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翅鸟。尽管如此我觉得阿尔贝蒂娜的“选择”令人耳目一新，她的“我认为”使人欢欣鼓舞。阿尔贝蒂娜不再是从前的阿尔贝蒂娜了，因此，她的行为，她的反应也会和从前不一样。
现在我不仅不再爱她，甚至也不象在巴尔贝克时那样，害怕毁了她对我的友谊，因为友谊已经不再存在。毫无疑问，我早就在她眼里变得可有可无了。我意识到，她已不再把我看作是那个“小圈子”的成员。从前我费尽心机想加入，当我获得成功，我是多么高兴啊！况且，她的神态不象在巴尔贝克海滩时那样坦率、和善，我也就感到用不着畏畏缩缩，顾虑重重了。然而，我认为，使我最后下决心的还是我在语文学上的新发现。我继续把一个新环节加到外在的语链上（语链下面隐藏着我内心的欲望），就在阿尔贝蒂娜坐在我床边的时候，我谈到了小团体的一个姑娘，说她虽然比其他几位细小，但我觉得她挺漂亮。“是的，”她回答我说，“看上去象个黄毛丫头。”显然，在我刚结识她时，她还不会说“黄毛丫头”。如果事情正常地发展，她很可能学不到这个词，即使她没学会，我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因为没有什么比说“黄毛丫头”更惹人恼火了，听到这个词，我们会感到牙疼，就象在嘴里放进了一个大冰块。但是，即使阿尔贝蒂娜（她是多么漂亮）说“黄毛丫头”，我也不会感到不愉快。相反，我觉得，这个词即使不能说明她从外表看已经入门，至少也显示她内在的变化。可惜时候不早了，如果我想让她及时赶回家吃晚饭，同时不耽误我用饭的话，我就该同她说再见了。晚饭是弗朗索瓦丝准备的，她不喜欢让饭菜凉着。而且，也许她早已认为我们违反了她的一条规章制度，因为我父母不在家，而阿尔贝蒂娜和我在一起呆了那么久，致使一切都得往后推。但是，在“黄毛丫头”这个词面前，这些理由也就如泥牛过海，不再存在了。于是，我急忙说：
“您能想象得出我一点也不怕痒吗？您可以胳肢我一个小时，我连感觉都不会有。”
“真的？”
“我向您保证。”
她肯定明白，我这是在笨拙地表达一种情欲。因为她就象在向你提出一个你不敢企求的，但你的话已向她证明你会觉得有用的建议似的，用女人惯有的谦恭对我说：
“你愿意试一试吗？”
“如果您愿意的话。不过，您躺到我床上来，这样也许更方便。”
“这样行吗？”
“不，往下一点。”
“可是，不怕我太重了吗？”
她正说着，房门打开了，弗朗索瓦丝拿着灯走进来。阿尔贝蒂娜差一点来不及回到椅子上。弗朗索瓦丝可能一直在门口偷听，甚至从锁孔里瞧我们，故意选这个时刻给我们一个措手不及。但我没有必要作这个假设，她也许不屑用眼睛去证实她的本能已充分感觉到的东西，因为她和我，和我的父母亲长期生活在一起，敬畏、谨慎、关切和狡猾培养了她这种具有几乎是有预见性的本能的感觉，正如水手能感觉到大海，猎物能感觉到猎人，医生——至少是病人——常常能感觉到疾病一样。凡是弗朗索瓦丝能预见到的，都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瞠目结舌，正如古人根据微乎其微的信息工具就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弗朗索瓦丝的信息工具不比古人多，不过是膳食总管偷听到的只字片语罢了，仅仅是我们晚餐谈话内容的二十分之一，况且，传到厨房已经变了样。而且，她的错误，也和古人的错误一样，和柏拉图所相信的奇谈一样，与其说是由于物质条件贫乏所致，毋宁说应归因于错误的世界观和先入之见。即使在现在，对于昆虫习性作出最重大发现的，也可能象这样是一个既无实验室，也无任何器械的科学家。但是，如果说弗朗索瓦丝的奴仆地位不曾妨碍她获得一种为艺术所必须的科学——艺术是科学的极限，艺术在于把科学成果告诉我们，而使我们大吃一惊——那么约束就更不成其为障碍；在这点上，约束不仅没有阻碍科学发展，反而大大促进了发展。当然，弗朗索瓦丝毫不忽视语调、态度等辅助因素。因为她对任何一个和她地位相等的人说的话，不管多么荒唐，和我们的思想多么格格不入，她却毫不怀疑，全盘接受（然而我们对她说的话和希望她相信的事，她却从不相信）。因此，她对我们的论点越是流露出不相信，她在转述——因为间接引语能使她不受惩罚地对我们说出不堪入耳的话——一个厨娘的话时（她说，那家的厨娘对她说，她威胁主人了，在众人面前把他们当“畜生”看待，可事实上他们却对她百般宠爱），就越是用一种使人感到她把厨娘的话当做金科玉律的语气。弗朗索瓦丝甚至还说：“如果我是女主人，我一定会很生气。”尽管我们对五楼那位夫人没什么好感，但是听了这个不成体统的例子也得耸耸肩，就象听到了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寓言一样。但是，叙述者却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辩，使人感到她的断言是无可置疑的，是令人恼火的。然而，尤其是弗朗索瓦丝和作家有相似之处。当作家被一个君主或一种诗学，被某些诗律或一种国教束缚住手脚时，他们常常需要一种浓缩力，而在自由的政治体制或无政府主义的文学体制下，这种浓缩力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同样当弗朗索瓦丝不能明确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她就会象泰雷西亚斯①那样说话，如果需要写，会采用塔西脱②一样的方法。她善于把她无法直接表达的思想浓缩成一句话，如果我们对这句话提出指责，就不可能不连累到我们自己。有时她甚至一句话也不说，而是用静默，用东西的摆法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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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泰雷西亚斯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的盲人占卜者，受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神示能听懂鸟语，预卜未来。
②塔西脱（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文体独具风格。主要著作有：《年代说》、《历史》、《日耳曼尼亚志》等，均系研究西方古史的重要资料。
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一时疏忽把一封不该让她看见的信（比如，因为寄信人不怀好意地谈到了她，这会使她怀疑收信人也对她心怀敌意）遗忘在桌子上，和别的信混杂在一起，晚上，当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直接走到我的卧室，一进屋，那封可能连累我的信首先映入我的眼帘，正如它不可能不引起弗朗索瓦丝的注意一样。她把我的信整整齐齐堆成一堆，把那封信放在最上面，无异于把它放在一边，这种醒目的位置无疑是一种语言，很有说服力，使我在门口就吓得浑身打颤，仿佛听到了吓人的喊声。弗朗索瓦丝很擅长导演这类把戏，她先不出场，设法让观众知道她已经知道一切，然后她才登场。为了象这样让一个无生命的东西说话，她既有欧文①和弗雷特里克·勒梅特尔②的天才，又有他们的耐心。此刻，弗朗索瓦丝俨然象一个“暴露罪恶的正义女神”，她把那盏灯高高举起，照在我和阿尔贝蒂娜的头顶上，灯光清楚地映出了少女的身躯在床罩上留下的明显可见的痕迹。灯光下，阿尔贝蒂娜的脸仍然妩媚动人，双颊依然呈现出在巴尔贝克时我曾为之陶醉的光辉灿烂的光泽。从总体上看阿尔贝蒂娜的脸有时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在灯光的照射下，渐渐染上了一层极其均匀、极其红润的色彩，显得无限坚实，无限光洁，真可以和某些鲜花特有的艳丽的肉色媲美。然而，弗朗索瓦丝的突然闯入使我措手不及，我喊道：
“怎么，都点灯了？我的上帝，这灯光真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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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欧文（1838—1905），英国演员、导演。曾主持伦敦兰心剧院。以扮演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哈姆雷特、奥赛罗等角色著称。
②勒梅特尔（1800—1876），法国喜剧演员。演过莎士比亚、雨果等人的许多作品和政治滑稽歌剧。
显然，我是想用这第二句话掩饰我内心的慌乱，想用第一句话对我的迟到表示歉意。弗朗索瓦丝用一句残酷而模棱两可的话作回答：
“要不要熄掉？”
“熄掉，怎么样？”阿尔贝蒂娜凑着我的耳朵说，她把我当作主人和同谋，用一句语法性的问话，通过疑问的语调，把这种心理上的肯定亲昵而强烈地表达出来，我不由得心醉神迷，不能自己。
当弗朗索瓦丝离开房间，阿尔贝蒂娜重新坐到我床上时：“您知道我怕什么吗？”我对她说，“我怕如果我们象这样继续下去，我忍不住要吻您了。”
“那可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幸。”
我没有立刻接受她的挑逗。换个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挑逗多此一举，因为阿尔贝蒂娜的发音甜美而有肉感，她同你说话，就象在吻您。她每说一句话。就是给你一次温存，谈话充满了对你的亲吻。然而，她这次挑逗却给了我极大的快意。如果挑逗来自另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美貌少女，我甚至也会感到快意；但是现在。阿尔贝蒂娜对我虽然是唾手可得，但这在我身上引起的与其说是快意，毋宁说是一系列对比鲜明的美丽联想。我首先联想起海滩上的阿尔贝蒂娜，好象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一幅画上人物，我感到她不比有剧院聚光灯下看到的形象更真实，看不清究竟是谁，是那被认为已经登场的女演员，还是作为替身的配角，或者仅仅是投影。然后，那个真实的女人脱离光束，向我走来了，但仅仅是为了让我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她根本不象人们想象中的神奇的画中人那样柔情似水，唾手可得。我知道，抚摸和拥抱她是不可能的，只能同她闲聊，对我来说，她不是一个女人。正如放在餐桌上作装饰的不可食用的玉葡萄不是葡萄一样。现在，她出现在第三平面上，我觉得她和我在第二个平面上所认识的她一样真实，又和第一个平面上的她一样顺从，尤其是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她不够顺从，因而她现在的顺从也就格外趣味无穷了。我对人生逐步有所认识（不象开始时那样认为它平淡和简单了），这暂时导致了不可知论。既然开始认为可能的事后来竟是假的，而当它在第三个平面上出现时又变成真的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肯定呢？（唉！我在阿尔贝蒂娜身上的发现还没有结束。）即使生活没有这种浪漫的能教会我们发现更多平面的诱惑力（这与圣卢在里夫贝尔饭店吃晚饭时所体味到的诱惑是反向的：他在一张安详的脸上，在被生活烙上的重重叠叠的记忆中，重新看到了他从前在那张脸的唇际留下的痕迹），无论如何，当我知道我有可能吻阿尔贝蒂娜的脸颊时，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即使吻她的脸颊也不会有这样大的快乐。我们可以把一个女人当做一段肉体占有，仅仅使我们的肉体和女人的肉体贴在一起，但这与占有在海滩上邂逅的少女有什么不同呢？某些天，我们在海滩上看见这个少女和女友们在一起，但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是那些天，而不是其他日子和她相遇，这使我们忧心忡忡，害怕再也见不到她了。生活殷勤地向你揭示了这个少女的全部故事，为让你看得清楚，借给你一个又一个光学仪器，不仅使你产生肉欲，而且还让你产生更难满足的精神欲望，这使肉欲增强百倍，变化无穷。如果肉欲只顾占有一段肉体，精神欲望会昏昏沉沉，麻木不仁，让肉欲单枪匹马，为所欲为；但是，一旦要占有一个完整的记忆领域，使过去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往事失而复得，精神欲望会在一旁掀起风暴，使肉欲变得格外强烈，虽然不能伴随到底，直到掌握一个非物质的现实（因为这个现实不可能在希望的形式下完成），但它们在半路上等候肉欲，把它护送回来。吻一个梦寐以求的少女的脸蛋，就好比在体味一种百看不厌的颜色的滋味，而吻一个无名无姓，既无秘密、又无魅力的女人的脸蛋，不管这个脸蛋多么清新，只能使人感到索然寡味。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她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形象，例如在海上显示出侧影的阿尔贝蒂娜，接着，我们可以把这个形象分离出来，放到我们身边，渐渐地，就好象放到了一架立体镜片下面，我们看清了它的大小和颜色。正因为这样，那些不能马上得手的，甚至不能马上知道将来能不能得手的有点难相处的女人，才是唯一令人感兴趣的。因为了解他们，接近和征服她们，使她们的形象呈现出形形色色的体形、身材和相貌，就是给我们上一堂相对主义课，教会我们如何鉴别一个肉体，鉴别一个女人的生活。当这个女人重新以苗条的身影出现在生活背景中时，你与她重逢，会享受到一种美。在妓院认识的女人，是毫无趣味可言的，因为她们始终一个样。
此外，我对那个心爱的海滩的全部印象都掌握在阿尔贝蒂娜手中，系在她的身上。我感到，吻她的双颊就如同在吻整个巴尔贝克海滩。
“如果您真心让我吻您，我宁愿把这留到以后，选一个合适的时机。只是到时候您可不要忘记您的许诺。我需要有一张‘接吻许可证’。”
“要我签字吗？”
“如果您现在给我了，以后还会再给我一张吗？”
“您的接吻许可证可真逗人，过一段时间我就给您开一张。”
“我还要问你一件事，您知道，在巴尔贝克海滩，我还没有认识您的时候，您的目光常常让人感到冷酷而狡黠，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当时在想什么？”
“哦！我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噢，那我来帮您回忆。有一天，您的女友希塞尔双脚并拢，从坐着一位老人的椅子上蹦了过去。您尽量回忆一下，您那时在想什么。”
“我们和希塞尔来往最少，您愿意说她和我们是一伙也可以，但不完全是。我当时可能在想，她很庸俗，很没有教养。”
“哦！就这些？”
我很想在吻她之前，让她重新披上我在巴尔贝克认识她之前我所感到的她那种神秘的色彩，在她身上重新找到她以前生活过的地方；即使我不认识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我能处在她的位置上，至少我也能回忆起我们在巴尔贝克海滩的生活、我窗下汹涌的波涛声和孩子们的喊叫声。但是，我把目光滑到她那玫瑰花般红润的美丽动人的圆脸蛋上，看见颧颊缓缓向里弯曲，最后与山嘴陡峭、山谷波动、绵延起伏、秀色可餐的乌发相遇，消失在第一批山麓中。看到此番情景，我不禁心想：“我在巴尔贝克没有成功，但现在我毕竟就可以吻阿尔贝蒂娜的脸颊，品尝这朵从没品尝过的玫瑰花的滋味了。再说，既然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难得能从不同的平面认识人和事物，因此，当我使这张百里挑一、美如玫瑰的脸孔离开它过去的环境，把它带到这个新的平面上，终于能用嘴唇认识它的时候，也许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完美的。我这样想，是因为我相信存在着一种用嘴唇获得的知识；我之所以认为我马上就要尝到这朵肉玫瑰花的滋味，是因为我没有想到，人尽管比海胆，甚至比鲸鱼高级，却仍缺少一定数量的器官，尤其是缺少接吻的器官。于是，人就用嘴唇来代替这个缺少的器官。用嘴唇吻心爱的女人产生的效果也许比不得不用一个巨牙抚摸更令人满意。但是，嘴唇的功用在于把具有诱惑力的东西的滋味带给味觉器官，因此，只能满足于在表层徘徊，无法进入它们渴望进入的脸蛋中去，但它们并不意识到错误，也不承认失望。况且，嘴唇在同肉体接触时，即便变得更驾轻就熟，更精于此道，也显然不可能体味到更多的大自然阻止它们体味的滋味，因为在这个找不到食物的荒漠上，它们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视觉和嗅觉早已相继把它们抛弃。首先，当我的嘴巴接受眼睛的建议，凑近脸颊接吻时，我的眼睛在移动中发现了新的脸颊；从近处看到的脖子，就象照了放大镜一样，呈现出一粒粒小疙瘩，显得健壮有力，从而改变了脸的特性。
照相机的最新用途，可以让我们经常从近处看到的，象塔一样高大的房屋，全部倒伏在一座教堂脚下，使同一些建筑物象军队的一个团操练那样，时而排队，时而分散，时而密集，把刚才还相距很远的比阿斯塔①教堂的两根柱子紧紧地靠在一起，让近在眼前的萨吕特教堂②变得远在天边，使一个桥洞、一个窗孔、一丛置于前景的色彩强烈的树叶成功地出现在暗淡晕阴的背景上，展现出广阔的视野，使同一个教堂依次换上其他所有教堂的拱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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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阿斯塔教堂位于意大利，由意大利画家比阿斯塔（1682—1750）得名。
②萨吕特教堂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建于1631年至1682年。
我觉得，照相也和接吻一样，能使一个我们认为具有确定外表的东西变化出千姿百态，而每一个新姿态都和原来的姿态一样合适，因为它们各有一个同样是合理的透视角度。总之，就象在巴尔贝克海滩我常看见的阿尔贝蒂娜的千姿百态那样，现在，当我的嘴唇凑近她的脸颊时，刹那间，我看见了十个阿尔贝蒂娜，仿佛要把一个女人在同我们多次约会中向我们呈现的丰富多采的姿态和色彩以神奇般的速度在几秒钟内全部展现出来，再次体验到一个人的千变万化，把这个人具有的各种可能特征从不同的箱子里取出来那样，一个一个地全部取出来。这个少女就象一个多头女神，我刚看见一个头，如果我试图接近它，它就会让位给另一个头。只要我还没有接触它，我就能看见它，就能闻到它的淡雅的清香。唉！真可惜——因为对于接吻，我们的鼻孔和眼睛长的不是地方，正如我们的嘴唇不是专门用来接吻的器官一样——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接着，我的鼻子挤扁了，什么味道也闻不到了，根据这些令人讨厌的征象，我知道我终于在吻阿尔贝蒂娜的脸蛋了，可是我却还是没有品尝到我渴望已久的玫瑰花的滋味。
这次，我能突然袭击，随心所欲地满足我的欲望，而她也让我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她从前曾严肃拒绝我的东西，这难道就因为两个肉体换了位置（我躺着，她站着），就因为我们演出了一场和在巴尔贝克海滩演出的完全相反的戏吗？）当然，今天，当我的嘴唇凑近她的脸颊时，她露出的追求快感的表情和从前那种严肃神态之间仅仅存在着一些极其细微的线条偏差，但是，这种偏差完全可以同杀死或救活一个伤员，同一张杰出的肖像和一张蹩脚的肖像之间的差距相比拟。）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我该不该向这个恩人致谢，感谢他最近一个月中在巴黎或在巴尔贝克为我做了工作，促使阿尔贝蒂娜的态度发生变化，但是我想，我和她所处的位置是她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然而，阿尔贝蒂娜却对我说了另一个理由，她说：“啊！那是因为在海滩那会儿，我还不认识您，我可能认为您居心不良。”这个理由使我困惑不解。显然，阿尔贝蒂娜说这话是诚恳的。一个女人，在同一个男友接触中，假若她的四肢和身体并没有感到一个陌生男子在蓄意耍弄她，怎么会轻易承认这个错觉呢？
不管阿尔贝蒂娜的生活近来发生怎样的变化，不管这些变化也许能解释她为什么这样痛快地同意满足我一时的纯粹是肉体的欲望，而为何在巴尔贝克海滩却嫌恶地拒绝我的求爱，但无论如何，那天晚上，当她的爱抚使我意驰神荡，心满意足时，我看见她身上发生了更令人吃惊的变化。她大概清楚地看到我满足的神态，但我还担心她会因厌恶和羞怯而反抗呢，就象在香榭里舍大街的月桂树丛后，我想拥抱希尔贝特时，希尔贝特作出的反应一样。
可事实恰恰相反。我刚让阿尔贝蒂娜躺到我床上，刚开始抚摸她，她脸上就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神态，温顺，真挚，近乎幼稚的天真。当她就要得到快感时，就象人死后一样，平时的一切忧虑，一切奢望都烟消云散，那张变得年轻的脸似乎又恢复了少女的纯真。当然，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才华突然有了用武之地，他会变得谦逊，勤勉，讨人喜欢；尤其是，如果他善于用他的才华给我们带来巨大快乐，他自己也会感到无尚幸福，同时也想让我们充分享受快乐。但是，在阿尔贝蒂娜脸上新出现的这种表情中，不只是有大公无私、职业的良心和大度，还有一种传统的和勃发的忠诚；她不仅回到了她自己的童年时代，而且回到了她那一类人的青年时代。我只希望能平息肉欲，而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可是阿尔贝蒂娜却和我不同，她似乎觉得，如果相信这种肉体快乐无需精神情感相伴，认为肉体快乐是某件事的最终结果，那她未免太有点粗俗。刚才她还急着要走，可现在也许觉得接吻必然导致做爱，而做爱高于其他一切义务，因此，当我提醒她该回家吃晚饭时，她说：
“噢，没关系的，来得及。”
她似乎觉得接完吻就起床不大好意思，出于礼貌，也应该在床上多呆一会儿，这和弗朗索瓦丝一样，絮比安请她喝酒，如果她认为不管渴不渴都应该高兴地接受时，她不敢一喝完就走，哪怕有要紧事等着她做。阿尔贝蒂娜是卑微的法国乡村妇女的化身，在圣安德烈教堂能找到这类妇女的石雕原型（这也许是我不知不觉地渴望得到她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以后我再讲）。尽管弗朗索瓦丝不久将成为她的死敌，但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弗朗索瓦丝的影子：对客人和陌生人讲究礼貌，注意礼节，对男女结合怀有敬意。
莱奥妮姨祖母死后，弗朗索瓦丝认为只能用同情的口吻说话，而当她看到姨婆的女儿结婚前几个月和未婚夫一起散步时不换着未婚夫的胳膊却感到很反感。阿尔贝蒂娜一动不动地躺在我身边，对我说：
“您的头发很美，眼睛很漂亮，您长得很可爱。”
我在提醒她时间已经不早了之后，又说：“您不相信我？”她回答我说：“当然相信。”她说的也许是真话，不过也就是两分钟以来的事，而且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她同我谈我，谈我的家庭，我的社会环境。她对我说：“啊！我知道您的父母认识一些体面人物。您是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的朋友。”我刚听她讲这两个名字时感到非常陌生，但我忽然想起，我确实和罗贝·福雷斯蒂埃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一起玩过，后来再没有见面。至于苏珊·德拉热，她是布朗代夫人的侄孙女，有一次，我本来要到她父母那里上舞蹈课的，甚至要在一个沙龙喜剧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但我怕笑得太厉害而引起鼻孔出血，就没有去，因此，我一直没有看见她。那时候，我认为不过是斯万家的那位帽子上插着羽饰的女教师在苏珊父母家里教授舞蹈罢了，但也可能不是她，而是她的一个姐妹或朋友。我向阿尔贝蒂娜声明，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在我的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这很可能，你和他们的母亲有来往，这样，你们也就有关系了。我经常在基督林茛道上遇见苏珊·德拉热，她长得挺漂亮。”我们的母亲只是在邦当夫人的想象中才彼此认识，邦当夫人听说我曾和罗贝·福雷斯蒂埃在一起玩过，我似乎不给他朗诵过诗，于是就得出结论，我同他有来往是因为两家的父母亲认识。有人对我说，她每次提到我母亲的名字时，必定要说：“啊！是的，她是德拉热、福雷斯蒂埃社交圈，或某某圈子里的人”，这就给我的父母打了一个受之有愧的好分数。
此外，阿尔贝蒂娜的社会观念是极其荒唐的。她认为，在姓西莫奈的人中，书写有两个n者不仅比只有一个n的人低贱，而且比其他可能有的人都低贱。如果一个人和你同姓，但不是你家里人，你就有足够的理由蔑视他。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两个西莫奈在一次集会中，假如说在开往墓地的送葬行列中相遇，觉得有必要随便交谈几句，并且感到自己情绪很好，当有人给他们双方作介绍，他们得知对方也姓西莫奈时，会彼此善意地寻找他们之间的亲族关系。尽管毫无结果。但这仅仅是例外。有许多人是不值得尊敬的，可我们却无视这一点，或者对此毫不在乎。但是，如果因为我们和他们同姓而造成把寄给他们的信交给我们，或者相反，把寄给我们的信交给他们，我们就会对他们的价值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往往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害怕搞混，若有人同我们讲起他们，为避免和他们搞混，我们会厌恶地撇撇嘴。如若在报上看见我们的姓戴在他们头上，会觉得他们窃取了我们的姓，社会其他成员犯罪与我们毫不相干。可同姓人犯罪，会让他们罪加一等。我们仇恨其他一切姓西莫奈的人，这种仇恨不是孤立的，而是祖辈传下来的，因而变得格外强烈。到了孙子一辈，只记得爷爷对其他姓西莫奈的人常常蔑视地撇撇嘴，但不知其中原委：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仇恨始自一起谋杀案，他们也会深信不疑。直到有一天，两个非亲非故的西莫奈结婚（这种事时有发生），前隙才算消除。
阿尔贝蒂娜不仅同我谈罗贝·福雷斯蒂埃和苏珊·德拉热，而且还主动给我讲述她家和安德烈的一个叔叔之间的一件事，大概是肉体的接触产生了一种透露秘密的责任，至少在一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是这样，那时，肉体接触尚未引起口是心非，因而不用对我保密。在巴尔贝克时。她拒绝同我讲这件事，可现在她认为不应该让我感到她对我还有什么秘密。现在即使她最要好的女友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她也觉得应该告诉我。我坚持要她回去，她只好走了，但她觉得我太粗鲁，替我感到羞惭，因而强装笑容，表示对我谅解，就象一个女主人看到有人穿着短上衣来她家作客，勉强笑迎，心里却很不舒服。
“您为什么笑？”我对她说。
“我没笑呀，我是在对您微笑，”她亲切地对我说，“什么时候我能再见到您？”她接着又说，似乎认为我们刚才的行动是一种伟大友谊的前奏曲（既然习惯上必然导致这个结局），这是一种事先就存在的友谊，我们有责任发现和公开承认，只有这个友谊才能解释我们刚才的行动。
“既然您准许，我一有可能，就叫人去找您。”
我不敢对她说，一切取决于我能不能见到德·斯代马里亚夫人。
“唉！只好临时决定了，事先很难知道，”我对她说，“假如哪天晚上我有空，能叫人去找您吗？”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因为我就要和我姨妈分开进出了。但现在不行。不管怎样，我明天或后天下午到这里来碰碰运气。您有空就见我，没空就算了。”走到门口，她见我没有主动亲她，甚感惊讶，就把脸凑到我嘴边，认为我们现在不需要有粗俗的情欲就能接吻了。因为我们刚才短暂的卿卿我我，是男女单独在一起心灵交感时可能产生的一种关系，所以，阿尔贝蒂娜认为，应该为我们刚才在床上的接吻意外而短暂地添上一层骑士和情妇接吻时的感情色彩，正如中世纪行吟诗人对于接吻可能构想的那样。
这位可能被中世纪雕刻家刻在圣安德烈教堂门廊上的庇卡底①少女刚离开我，弗朗索瓦丝就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我欣喜若狂，因为这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信，她答应星期三和我共进晚餐。这封署名为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信，对我来说，写信人与其说是真实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毋宁说是阿尔贝蒂娜来看我之前我思念了整整一天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是爱情玩弄的可怕骗局。爱情一开始就唆使我们和一个不属于外部世界的女人，一个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女人玩弄这场骗局。况且，唯有这想象中的女人才永远听我们使唤，让我们占有，才能被同想象力一样随心所欲的记忆力变得完全不同于真实的女人，正如梦幻中的巴尔贝克不同于真正的巴尔贝克一样。我们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女人，渐渐地，我们非要让现实中的女人和梦幻中的女人相象，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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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庇卡底是法国北部旧省名。
阿尔贝蒂娜来访，耽搁了我很长时间，当我赶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时，喜剧已经演完了。客人们从第一客厅里涌出来，边走边议论着盖尔芒特公爵夫妇彻底分居的特大新闻。我不想从侧面进攻人流，于是便在第二客厅的一张大安乐椅上坐了下来，等待女主人过来时向她问候。我看见公爵夫人从第一客厅走出来，身穿一件宽大的黄缎连衣裙，裙子上引人注目地别着几朵硕大的黑罂粟花，显得庄严，魁伟。想必看戏时她坐在第一排，所以比别人晚出来。看见她，我不象以前那样失魂落魄了，我母亲突然把我从一个旷日持久的幻梦中唤醒了。一天，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就象她怕给我带来痛苦时习惯做的那样），对我说：“别天天上街去看德·盖尔芒特夫人了，你都成了大家的笑柄啦。况且，你看，你外祖母病得那样厉害，你还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呢，何苦在路上等一个不把你放在眼里的女人呢”，于是，她就象一个会施催眠术的人，使我摆脱幻梦，回到了现实，使我睁开了眼睛；她又象一个医生，让我意识到现实和责任，治好了我沉迷不醒的想象出来的疾病。第二天，我用了一整天时间同这个已被我抛弃的病痛作最后的告别，连续几个小时边哭边唱舒伯特的《告别曲》：
……再见了，天使们非同凡俗的姐妹，
奇妙的声音在远方将你召唤。
接着就没事了，上午我再也不出门了。没想到会是这样轻而易举，以致我预言（以后大家会看到我的预言是错误的），在我生活中，同一个女人断绝来往将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直到弗朗索瓦丝告诉我，絮比安很想换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正在街上寻找一个店铺时，我才开始出门。我想帮他找到这样一个店铺（再说，我也很乐意帮他忙，因为在街上闲逛，在乳品店敞开的铁窗下，可以看见戴白袖套的送奶姑娘；我躺在床上，就已经听见阳光明媚的大街上人声喧闹，就象在海滩一样）。此外，我现在出门自由自在，因为我心里坦然，我不是为看德·盖尔芒特夫人才出门的，这就象一个女人，只要有情夫，她就会小心翼翼，哪天同情夫一刀两断了，她就会把信到处乱放，就有可能把一个她已不再感到害怕，同时也不会再犯的错误暴露给丈夫。
当我知道几乎每幢房子都有不幸人时，心里感到很难过。这里，妻子因丈夫有外遇而哭泣不停。那里却是妻子欺骗了丈夫。在别处，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遭到酒鬼儿子的毒打，竭力在邻居面前掩饰自己的痛苦。人类有一半在哭泣。当我认识到这个道理时，心里非常恼火，以致我想，丈夫或妻子与人通奸，是不是有他们的道理，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合法的幸福，除了对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外，他们对谁都亲，对谁都忠。不久，我就不能再以帮助絮比安为理由，每天上午继续到街上乱逛了。因为我听说，我们院子里的那位细木匠接到了房管员的驱逐令，说他敲敲打打，闹得鸡犬不宁。细木匠的车间与絮比安的裁缝铺仅一板之隔。絮比安求之不得，因为车间有一个与我们地窖相通的放细木板的地下室。絮比安将把煤放在地下室里，拆掉隔板，他就有了一个宽敞的店铺。絮比安觉得德·盖尔芒特先生要价太高，就先让那些想找房子的人来看看，公爵找不到房客，就会泄气，从而心甘情愿地降低价格，把房子租给他。弗朗索瓦丝注意到，每天看房的时间过了，门房甚至还把“待租”的牌子留在店门口。她觉察到，这是门房设的圈套，想把盖尔芒特家那位听差的未婚妻引到这里来（他们会找到一个谈情说爱的隐蔽所），然后把他们当场抓住。
尽管不再需要为絮比安找房子了，但我无论如何仍坚持在午饭前出门。我常常遇见德·诺布瓦先生。有时他正在和一个同事交谈，他用目光打量我，看够了，就把眼睛移到他的谈话人身上，既没有对我微笑，也没有朝我点头，好象压根儿不认识我。因为对于这些显要的外交官来说，以某种方式注视你，并非是为了让你知道他们看见你了，而是要让你知道他们没有看见你，他们正在和同事谈一个严肃的问题。我经常在我们家附近遇见一个大个子妇女，她对我有失检点，因为尽管我不认识她，她却总要回首看我，徒劳地在商店橱窗前等我，朝我微笑，仿佛要来拥抱我，要委身于我。如果遇到熟人，她就立即恢复冷漠的神态。好久以来，在我上午的奔波中，根据我要做的事情，哪怕是买一份报纸那样的小事，我总是选择最近的路，即使我走的路线不在公爵夫人习惯的散步路线内，我也毫不遗憾，如果相反，恰好同她的路线重合，我也不必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不再感到这条路是禁路了，不再需要煞费苦心地让一个无情无义的女人开恩，不情愿地让我看一眼。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精神上恢复健康后，这不仅使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恢复了正常态度，而且也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改变了态度，对我友好和亲切了。不过，这对我已经无关紧要了。从前，即便把世界的力量聚集起来，促使我同她接近，也会在一个不幸的爱情女神施展的魔法面前化为乌有。仙女的威力大于人类，她们规定，一旦被施了魔法，一切都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我们真心诚意地对自己说“我不再爱”时，魔法才会解除。我曾埋怨圣卢没把我介绍给他的舅妈。但是，他不比别人更高明，他同样不可能破除魔法。只要我还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关切和恭维只会使我内心痛苦，因为这不是她给我的，况且她并不知道。然而，即使她知道了，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但是，任何细小的感情流露，失约，拒绝一起吃饭，一种无心的、不自觉的严厉态度，甚至比所有的化妆品和最漂亮的衣服更有用处。如果有人把这个成功的秘诀教给别人的话，准会获得成功。
德·盖尔芒特夫人来到我所在的客厅，头脑里还在想着她那些朋友（都是些我不认识的人），说不定哪天晚上还要同他们相聚。当她穿过客厅时，发现我坐在大安乐椅上，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只想显得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可是当我还爱着她的时候，我总想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却总也装不出来。她斜穿过客厅，向我走来，脸上又露出了看歌剧那天晚上的微笑，即使她痛苦地感到她被一个她不爱的人所爱，也不会使这个微笑消失：
“不，坐着别动。请允许我在您身边坐一会儿，好吗？”她对我说，优雅地把大得出奇的裙子稍微往上提了提，不然的话，会把整个椅子都占满的。
她身材比我高大，况且裙子又使她增加了体积，因此，我几乎能接触到她那裸露着的妙不可言的卷成螺旋形的象饰带一样披下的金发。她的胳膊上覆盖着无数绒绒细毛，犹如在周围飘浮的永不消失的金色烟雾，而她的金发给我送来阵阵馥郁的芳香。因为两人坐得很挤，她很难把脸转到我这边，只好目视前方，而不是看着我这边，她含情脉脉，若有所思，其神情宛若一张画像。
“您有罗贝的消息吗？”她对我说。
这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我们身边经过。
“好啊！先生，难得见您一次，您却到这时候才来。”
看见我在同她的侄女说话，大概猜想我们的关系比她知道的要亲密：
“我不想打搅您和奥丽阿娜的谈话，”她又说（因为在女主人的职责中，也应包括给两个恋人起撮合作用）。“您愿意星期三和她一起来吃晚饭吗？”
星期三我要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所以我拒绝了。
“那么星期六呢？”
我母亲星期六或星期天回来，如果天天不和她一起吃晚饭恐怕不好，我又拒绝了。
“啊！您这人好难请呀！”
“您怎么总也不来看我呢？”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我们时，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去向演员们表示祝贺和给那个著名的女歌唱家献玫瑰花的。这束花的全部价值是送花人的那只手，因为花本身只值二十法郎（况且，她才为侯爵夫人唱了一次，得到一束花已经是最高奖赏了。每天午后和晚上都来为侯爵夫人效劳的女歌唱家，能得到她亲手画的玫瑰花。）“每次只能在别人家里见面，这确实有点乏味。既然您不愿意和我一起在我姑妈家吃晚饭，为什么您不上我家来呢？”
有几个人找了些借口，尽可能地在这个客厅里多呆些时间，但最后还是出去了，他们看见公爵夫人和一个年轻人坐在一张狭窄得只能坐下两个人的安乐椅上聊天，就认为他们得到的情报不正确，要求分居的不是公爵夫人，而是公爵，而我是他们分居的原因。他们赶紧去散布这个消息。我比谁都清楚这个消息是不真实的。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公爵夫妇尚未正式分居，处境十分困难，公爵夫人却不安分守己，竟邀请一个恰恰是她很不了解的人吃晚饭。于是我猜想，过去她不接待我，是因为公爵不同意，现在他们分开了，她看到障碍已经消除，就可以把她喜欢的人聚集在她的周围了。
两分钟前如果有人对我说，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我去看她，我会惊得说不出话来，更不用说她要我去吃晚饭了。尽管我知道盖尔芒特沙龙不会和我根据这个名字想象出来的沙龙有共同之处，但因为我一直被拒之门外，只好把我在小说中看到的有关沙龙的描写和梦幻中看见的沙龙的形象赋与盖尔芒特沙龙，即使我心里清楚，它跟世上所有的沙龙没有两样，但我还是把它想象得与众不同。在我和盖尔芒特沙龙之间，有一道屏障，真实碰到这道障碍就会消失。和盖尔芒特一家共进晚餐，犹如在进行一次渴望已久的旅行，好象在把我心之向往的东西展现在我眼前，在结识一个梦幻。至少，我可以相信，这顿晚餐是这样一种晚餐：主人邀请的是一个他们不想炫耀的人，他们对他说：“来吧，就我们家里人，绝对没有旁人”，他们害怕看见这个卑贱的客人和他们的朋友混在一起，却偏要把这种害怕强加给客人，硬把他当成不爱交际的人而给予特殊优待，单独请他吃饭，甚至把这种孤立变成一种只有亲朋好友才能享受的值得羡慕的特权。可是恰恰相反，德·盖尔芒特夫人接下来说的话使我感到她是想让我品尝更美好的东西。她说（一面说，一面仿佛在向我展现到法布利斯①的姑妈家作客时能看到的淡紫色的美和被介绍给莫斯加伯爵②时能看到的奇迹）：
“星期五您有空来参加小宴会吗？都是至亲好友，您能来就好了。帕尔马公主要来，她很迷人。要是不能让您会见一些可爱的人，我就不会邀请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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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布利斯是司汤达的小说《巴马修道院》中的主人公。
②莫斯加伯爵也是《巴马修道院》中的人物，法布利斯的姑妈吉娜的情夫。
家庭在那些热衷于步步高升的不稳定的中间社会阶层是不被重视的，但在象小资产阶级和王侯贵族这些稳定的阶层中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贵族阶级不能再企望高升，因为从他们特有的观点看，在他们之上什么也没有了。“维尔巴里西斯婶母”和罗贝对我显示的友谊，可能使我在自给自足、永远生活在同一个小圈子里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及其朋友们的眼里，变成了一个我难以想象的能激发他们好奇心和吸引他们注意力的目标。
她对这些亲戚的家庭和日常生活了如指掌，知道他们的生活平淡无奇，同我们想象的迥然不同，如果我们有什么事被她知道了，我们的行为非但不会象眼睛里的灰尘或气管里的水珠那样遭到驱逐，反而会牢牢地刻在她的记忆中，多少年后，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却还会在宫中议论和谈及这些。当我们听到这些往事，会象在一本极其珍贵的真迹集中发现我们的一封亲笔信那样惊奇万状。
一般的风雅人可能会因上门打搅的人太多而紧闭大门。可是，盖尔芒特家并非门庭若市。陌生人几乎没有机会从他们家门口经过。如果偶然有一个陌生人登门求见，公爵夫人决不会考虑这个人能不能提高她的社交地位，因为这正是她可能给予别人的，而不是别人可能给予她的。她考虑的只是这个人的真正品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圣卢对她说过，我有真正的品质。当然，如果她没有注意到他们对我从未能做到召之即来，或者说，没有注意到我对社交活动并不热衷，她也就不会相信他们的话了，因为一个不热衷社交生活的人，在公爵夫人眼中，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
应该看到，当有人谈起她不大喜欢的女人，例如谈到她的表嫂时，她脸上的表情会陡然变化。“啊！她很迷人”，她说，神态狡黠而肯定。她提供的唯一理由是，这位夫人曾拒绝和肖斯格罗侯爵夫人和锡利斯特拉亲王夫人认识。但她没有说，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同样遭到了拒绝。然而这是事实。从那天起，公爵夫人经常想象这位很难结交的贵妇家中可能发生的事。她渴望在她家中受到接待。上流社会的人总是习惯别人希望和自己结交，谁要是故意避而不见，谁就在他们眼里成了凤凰，就会引起他们特别的关注。
德·盖尔芒特夫人请我吃饭的真正动机是什么？难道就因为我无视她的亲戚，不想和他们经常往来？自我不爱她以来，她是怎样想的？这些我无从知道。不管怎样，她既然决定请我，就要尽地主之谊，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我看，而把那些可能使我今后不再踏上她家门的朋友，那些她知道十分无聊的人支开。当我看见公爵夫人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偏离她的航道，坐到我的身边，邀请我到她家去吃饭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我们没有专门的器官为我们提供情况，因此就认为我们不熟悉的人只会在难得看见我们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我对公爵夫人就是这样想的。然而，这种想象具有绝对的随意性。例如，我们在一个美丽而寂静的夜晚感到孤独时，会无穷地遐想，会看见形形式式的交际王后在遥远的星空沿着各自的轨道行进，这时，假如从空中掉下一张晚宴请帖或传来一阵喧哗，会以为落下了一颗刻着我们名字的陨石，因此而不安或快乐得惊跳起来，因为我们相信在金星或仙后星上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姓名。
也许，有时候，当德·盖尔芒特夫人模仿波斯王子（根据以斯帖书①记载，波斯王子们总是让人给他们读极力巴结过他们的臣民的名册），查阅对她怀有好意的人的名册时，对于我，她也许会说：“这个人我们要请他来吃饭。”但是另一些想法转移了她对我的注意力，直到有一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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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斯帖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书。以斯帖是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嫁给了波斯王亚哈随鲁，使犹太人逃脱了首相哈曼的发难，并让她的堂兄末底改取代哈曼当了首相。
（王子身旁乱哄哄地聚集着一大群人，
不停地把他拉向新的目标）
看见我象末底改①那样，孤零零地站在宫门口，才想起我来，也象亚哈随鲁②那样，送给我许多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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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末底改是圣经中的人物，犹太人。他曾抚养他叔父的女儿以斯帖，后者成了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的妻子后，让他当了首相。
②亚哈随鲁是圣经中的波斯王。登基后第三年大摆宴席招待一切首领臣仆，王后瓦实提不肯赴宴，于是，他废了瓦实提，另立以斯帖为王后，后来又抬举末底改为首相。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约我吃饭时，我大吃一惊，但是接下来又有一件事同样使我惊讶万分，只是性质不同罢了。当我听到公爵夫人约我去她家吃饭时，我觉得不应该把我的惊讶掩饰起来，而应当夸张地显露出来，这样才显得更谦虚，更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德·盖尔芒特夫人见我如此惊讶，怕我不知道她是谁，当她要去参加当晚最后一个聚会时，她象为自己辩解似地对我说：“您知道，我是罗贝·德·圣卢的舅妈，他很喜欢您，况且我们在这里已见过面了。”我说我知道，也认识德·夏吕斯先生，我在巴尔贝克海滩和在巴黎时，他“对我很好”。德·盖尔芒特夫人显得很吃惊，她的目光象是为了核实似地在参阅她内心那本更加古老的书。“怎么！您认识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从德·盖尔芒特夫人口中说出，给人以一种亲切感，因为她在谈到这个出类拔萃、超凡入圣的人物时，语气朴实自然，毫不做作。其实，这个人对她不过是小叔子，是同她耳鬓厮磨一起长大的堂兄弟。帕拉墨得斯这个名字仿佛把她少女时代在盖尔芒特城堡里和堂兄弟一起玩耍时的漫长夏日的明媚阳光带进了我想象中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灰暗朦胧的生活中。奥丽阿娜·德·盖尔芒特和堂兄弟帕拉墨得斯的那段生活早已成为过去，他们后来的生活同过去大相径庭，尤其是德·夏吕斯先生，他曾如痴如狂地迷恋艺术，但后来就不再迷恋了，因此，当我听说公爵夫人此刻正在展开的那把大扇子上的黄黑蝴蝶花是出自他的手时，不禁惊呆了。公爵夫人还可以把他以前为她谱写的一首小奏鸣曲拿来向我炫耀。我的确不知道男爵还有这些才能，他从没有谈起过。顺便说一句，德·夏吕斯先生不喜欢他家里人叫他帕拉墨得斯。如果叫他墨墨，他就更不高兴。这些荒唐的简称，既表明贵族对它自身的诗意缺乏了解（犹太人也一样，鲁弗斯·以色列夫人的一个名叫莫西的侄儿在社交界常被叫做“莫莫”），同时也表明贵族一心想装出对自己的特权毫无兴趣的样子。然而，在这方面，德·夏吕斯先生显得比别人富有诗意，愿意表现出对自己的特权感到骄傲。不过，这还不是他不喜欢墨墨这个简称的原因，因为墨墨毕竟与帕拉墨得斯有一点联系。其实是因为他深知自己出身王族，他希望兄嫂叫他“夏吕斯”，正如玛丽·阿梅莉王后或奥尔良公爵称呼他们的儿孙、侄儿和兄弟为“儒安维尔、纳穆尔、夏尔特尔、巴黎”一样。
“墨墨这家伙就爱故弄玄虚，”她嚷道，“我们同他谈您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们说，如果能同您认识，他将不胜高兴，就象从来没有见过您似的。您说他怪不怪？我象这样背后议论我的小叔子有时候象个疯子，是不是不好？我很崇拜他，很欣赏他的才华。”
她把德·夏吕斯先生说成疯子，我感到很震惊。我想，也许可以用半疯半傻来解释他的某些行为，例如，他曾兴致勃勃地打算要求布洛克打自己的母亲。我发现，德·夏吕斯先生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都让人觉得他有点儿象疯子。当我们第一次听到一个律师辩论或一个演员念台词时，发现他们的语调和一般人的语调差别很大，会感到惊讶。但当我们发现大家都不觉得奇怪时，也就不对别人说什么了，对自己也不说什么，仅仅对他们的才华作些评价。看了法兰西剧院一个演员的演出，我们最多会想：“他干吗不让他举着的双臂一下子落下，而是一点一点地、断断续续地放下，至少用了十分钟？”或者听了拉博里①的辩论，我们会想：“为什么他一张嘴就发出这些悲切而意外的声音，他所谈的不过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但因为大家一上来就接受了，所以也就不觉得反感。同样，当我们听到德·夏吕斯先生说话语气夸张，和一般人的说话不同时，也会有想法，好象时刻想对他说：“为什么这样大叫大嚷？为什么这样傲慢无礼？”只不过大家都默认了他的讲话方式。当他夸夸其谈时，我们也就和大家一样，听得津津有味了。但可以肯定，在有些时候，一个外人听到他这样说话，会以为是疯子在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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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博里（1860—1917），法国著名律师，他的英俊的相貌，洪亮的嗓门和能言善辩的口才吸引了许多人。
“可是，”公爵夫人又说，朴实自然的语气中又加进了一些蛮不讲理的意味，“您能肯定没有搞错？肯定是我的小叔子帕拉墨得斯？尽管他喜欢把事情神秘化，但我似乎难以相信！
……”
我回答说，肯定无疑，想必是德·夏吕斯先生没有听清我的名字。
“呀！我得离开您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好象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我要到利尼亲王夫人家坐一坐。您去不去？不去？您不喜欢社交？这样好，那真没意思透了。要是我可以不尽这个义务就好了！可她是我的表姐妹，不去不好。我很遗憾，因为我是可以带您去的，甚至还可以带您回来。那就再见了，我为星期五感到高兴。”
如果说德·夏吕斯先生在德·阿让古尔先生面前不好意思承认认识我，那倒还说得过去。可是，他对他这个非常欣赏他的嫂子也矢口否认（既然他的婶母和外甥认识我，他认识我是很自然的事），这就叫我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就要讲完这件事了，不过，还要说一句：从某人角度看，德·盖尔芒特夫人身上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她能把别人只能部分忘却的东西全部从记忆中抹去。她就好象在上午散步时，从没有遇到我的纠缠、尾随和跟踪似的，我向她意时，她从没有流露出厌烦，圣卢恳求她邀请我时，她从没有断然拒绝。她对我的态度是那样亲切、自然。她非但没有作事后解释，没有说一句含蓄的话，没有扮出弦外有音的微笑。非但使她现在这种和蔼可亲、不回顾过去和毫无保留的态度流溢出一种十分正直的品质，就象她的魁伟身躯给人以正直的印象一样，而且，她过去对某一个人可能存有的不满现在已化作灰烬，都已从她的记忆中，至少从她的态度中清除出去了；因此，每当她必须用最自然的神态，对待可能被其他许多人当作借口而保持冷漠和进行指责的事情时，如果我们注视她的脸孔，会感到她在进行一种洁身礼。
然而，如果说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态度的变化使我深感惊讶的话，那么当我发现我对她的态度变化更大时，我就更难以形容我的惊讶了。曾几何时，我不是成天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地想找一个能把我介绍给她的人，而且希望在得到第一个幸福之后，能得到更多的幸福，以满足我那越来越苛求的心吗？我不是只有在这种时候才生气勃勃、精神焕发吗？正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决定到东锡埃尔去找罗贝·德·圣卢的。而现在，就是他的一封信（不是关于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而是关于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搞得我内心纷扰，魂不守舍。
最后，作为这次晚会的结束语，我想补充一点。晚会上，布洛克同我讲了一件事，但其正确性几天后就被否认了。我对这事一直迷惑不解，为了它，我和布洛克很长时间不说话。
这件事本身就是许多奇怪的矛盾中的一个，读者在《索多姆》第一卷中能找到解释。现在我就来谈这件事。那天晚上，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布洛克不停地向我吹嘘，德·夏吕斯先生在街上遇见他时，对他的态度如何亲切，眼睛一直盯着他看，就好象认识他似的，并且知道他是谁。开始我不以为然，只是笑笑而已。从前，在巴尔贝克海滩，布洛克不是对同一个夏吕斯发表过异常激烈的言词吗？我心里想，布洛克的父亲“不经认识”就认识了贝戈特，布洛克学着他父亲的样，“不经认识”就认识了男爵，而他所认为的亲切目光，其实是漫不经心的目光。但是布洛克毕竟讲了那么多细节，他那么肯定德·夏吕斯先生有两、三次想走来同他攀谈，因此，当我想起我曾和男爵谈过我这个同学，男爵在探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后回家的路上确实向我问起过他的许多情况时，我也就相信布洛克没有撒谎，德·夏吕斯先生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是我的朋友，等等。因此，过了一段时间，在剧院里。我对德·夏吕斯先生说，我想把布洛克介绍给他，征得他的同意后，我就去找布洛克了。可是，德·夏吕斯先生一见他，就露出了惊讶，但倾刻间就被一股怒火取而代之。他非但不把手伸给布洛克，而且，每当布洛克同他说话，他回答时态度极端傲慢，声音咄咄逼人，让人听了很不舒服。因此，布洛克认为——据他说，在这之前，男爵对他从来是笑脸相迎——我在同男爵短短的交谈中（我知道德·夏吕斯先生很注重礼节，在把他带去见布洛克之前，同他谈了谈我这位同学的情况），没有把他介绍给他，反而在他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布洛克疲惫不堪地离开我们，就好象刚才想爬上一匹时刻准备狂奔的马或想在汹涌澎湃、随时都会把人抛向卵石滩的波涛中游泳而拼出了全部力气似的。后来，他有半年时间没有同我说话。
还要过几天才能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对我来说，这些日子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不是令人愉快的。一般地说，离预定的时间越近，我们会感到越长，因为我们会用更小的单位计量时间，或者说因为我们老想着时间。据说，教皇的任期是以世纪计算的，他也许不想计算时间，因为他的目标是无限大。我的目标只有三天，我用秒计算，我沉醉在遐想中，遐想是温存的开始，但因为这种温存（正是这种温存，而不是其他任何温存）不可能让我渴望的女人来完成，我感到烦躁不安。总之，尽管在通常情况下，一种欲望越是难以得到满足，就越强烈（是难以，而不是不可能，因为不可能会扼杀欲望），然而，对于一种肉体欲望，肯定它在短期内的一个确定时刻能够实现不见得比不能肯定少令人激奋，深信能得到快乐，也和忧虑一样，会使等待变得难以忍受，因为我们会反复想象将要享受的快乐，这会象忧虑那样，把时间切割成无数个小段。
我需要占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几天来，我的欲望在一刻不停地想象着占有她的快乐。我头脑中只想象这个快乐，不可能是别的（占有另一个女人的）快乐，因为快乐仅仅是一种事前欲望的实现，这种欲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梦幻的无数组合、记忆的偶然性、性欲的状态和满足性欲的前后次序而千变万化，最后的欲望满足了，也就平静了，直到欲望满足后产生的失望多少有点被人遗忘了，才会产生新的欲望。我已经离开了一般欲望的大道，走上一条特殊欲望的小路；如果我想同另一个女人约会，必须从遥远的地方回到大路上，然后走另一条小路。在布洛尼林园的小岛上占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我已约她在那里共进晚餐），这就是我时刻遐想的快乐。我在岛上吃饭，如果没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陪伴，快乐自然也就成了泡影；但在别的地方吃饭，即使有她作伴，快乐也会大大减弱。况且，以什么样的态度想象快乐，是选择女人，选择合适的女人的先决条件。态度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女人，也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在我们变化无常的思想中，会交替出现这样的女人，这样的风景区，这样的房间，而在其他几个星期中，对这些我们又会不屑一顾。女人是我们态度的产物。有一种女人，没有合适的大床决不会应约，有了大床，我们躺在她们身边就得到安宁；另一种女人，如果你怀有不可告人的意图；要抚摩她，那就要在一个树叶随风飘舞，水面黑夜环抱的地方，因为她们自己也象树叶一样轻飘，象水一样不可捉摸。
当然，在我收到圣卢信之前很久，当我还没有向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发出邀请的时候，我就认为，布洛尼林园的小岛是寻乐的好地方：我去过小岛，但从没有想到带我渴望的女人去那里，为此我尝到了忧愁的乐趣。夏天的最后几个星期，那些流连忘返的巴黎女郎在湖边漫步。我们徘徊在这通往小岛的湖岸上，希望能再次遇见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的少女。我们不知道在何处能找到她的芳踪，甚至不知道她离没离开巴黎。我们感到心爱的人昨天已经离开，或者明天就要离开，就在湖水荡漾的岸边，沿着秀色可餐的小径踯躅。小径上已出现第一片红叶，宛如最后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仔细观察天边，视线直接从人造的公园落到具有自然风光的默东①高地和瓦勒里昂山②上，不知道该在哪里划分界线，真正的原野加入到了人造公园中，而人造公园那巧夺天工的美境向原野的纵深伸延（眼睛的这种错觉恰好与回转画③引起的错觉方向相逆，在回转画的圆顶下，处于前景的蜡人赋予后景的画布以以假乱真的深度和广度）；因此，就有那些珍贵的飞禽自由自在地饲养在一个植物园里，每天飞来飞去，甚至把异国色彩带到了邻近的树林里。从夏天的最后一次舞会到冬天消逝这段时间内，我们忧心忡忡，走遍了这个弥漫着浪漫色彩的王国，毫无把握地寻找着心爱的女人，心里充满了爱情的惆怅；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王国位于地球之外，我们丝毫不会感到惊讶，就象在凡尔赛宫，当我们站在高高的平台上，观摩四周，看见彩云环绕，与具有默伦④风格的蓝天相接时，我们也会觉得恍若仙境，如果有人对我们说，在大运河的尽头，大自然恢复真貌的地方，在象海面一样绚烂夺目的天边，那些看不见的村庄叫弗勒吕斯或尼梅格，我们丝毫不会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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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默东是法国城市名，位于巴黎西南，有广袤的森林。
②瓦勒里昂山位于巴黎西边。
③回转画是一种置于圆形建筑物内壁上的画，能使坐在屋子中央的观众产生周围是真实事物的幻觉。
④默伦（1632—1690），法国画家、雕刻家。擅长画马和风景，他画的天空都很高。
最后一批散步者过去了，我们痛苦地感到，心爱的女人不会再来，于是就到岛上去吃饭。杨树沙沙颤动，这与其说和神秘的黄昏相呼应，不如说使人不断想起黄昏的神秘。一片玫瑰色的云彩把最后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色彩铺在杨树上方那宁静的天空中，几滴雨水无声地落在古老的湖面上，但湖水在神奇的童年时代，从来都是天蓝色，从不把云彩和花儿的形象放在心上。天竺葵与灰蒙蒙的黄昏奋力搏斗，想用自身的红光照亮湖面，但白费气力，薄雾已开始把昏昏欲睡的小岛包围。我们沿着湖岸，在潮湿的黑暗中散步，最多当一只天鹅无声地掠过湖面时，我们会感到惊异，就象夜里当一个我们以为仍在睡梦中的孩子在床上猛然睁开眼睛朝我们微笑时我们会感到惊异一样。因此，我们越感到孤独，越觉得自己离群索居，就越希望有一个恋人与我们相伴。
这个岛屿即使在夏天也常常灰雾笼罩，何况，现在秋天已经结束，冬天业已来临，我若能在这样的季节把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带到岛上，那该多么幸福！虽然星期天以来的天气没能使我想象的地方变得灰雾笼罩，具有海洋特征（正如在其他季节，那里满园馨香，五彩斑斓，具有意大利风光），但因为我渴望几天后能占有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种渴望足以使雾幕在我无穷的怀旧想象中每小时升降二十次。从昨天起，连巴黎也下起了雾，不管怎样，浓雾不仅时刻使我想起我刚刚相约的那位少妇的故乡，而且因为岛上的雾比城里更浓，晚上很可能蔓延到树林，尤其可能蔓延到湖边，我想，雾会把天鹅岛变得有点和布列塔尼岛相似，在我看来，布列塔尼岛弥漫着浓雾的海洋总是象一件衣服包围着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苍白的身影。当然，人在年轻的时候，比如在我到梅塞格里斯教堂附近散步的那个年龄，欲望和信仰会赋予一个女人的衣服以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色，一种不可减少的本质。我们追求真实，但又不经意而让真实溜走了，最终我们会发现，经过无数次徒劳的尝试，一种结实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寻找的东西却留存下来了。我们开始知道并了解到，我们喜欢的东西，哪怕用人为的手段也要得到它。信仰消失了，于是衣服也就人为地代替了信仰。我清楚地知道，我在离家半小时远的地方是找不到布列塔尼岛的。但是当我搂着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的纤腰，在黑暗笼罩的小岛上，沿着湖岸散步的时候，我会象有些人那样，即使进不了修道院，至少，在占有一个女人之前，可以让她穿上修女的衣裳。
我甚至有希望和那位少妇一道谛听波浪的拍击声，因为约会的前一天下了场暴风雨。我开始修脸刮胡，以便去岛上为第二天的晚餐预订雅座（尽管每年这个时候岛上游人稀少，饭馆生意清淡）和确定菜单，这时，弗朗索瓦丝通报阿尔贝蒂娜来了。我立即让她进来，不怕让她看见由于黑糊糊的下巴而变得十分难看的模样。可是，在巴尔贝克，为了她，我总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使我不安和痛苦，就象现在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使我不安和痛苦一样。我一心想让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对明天的晚餐产生美好的印象，因此，我请求阿尔贝蒂娜立即陪我去岛上，帮我拟订菜单。我们为一个女人献出了一切，但她很快又被另一个女人取而代之，就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吃惊，不明白为什么每小时都要有新的毫无前途的追求。阿尔蒂娜头戴一顶无边小帽，帽子压得很低，差点儿遮住眼睛。她听到我的建议后，那露在帽子外的玫瑰花般的笑脸似乎闪出一丝犹豫。她可能另有安排，但是不管怎样，她还是痛快地为我放弃了她的计划，这使我感到心满意足，因为我的确需要有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和我在一起，她订菜也许比我内行。
当然，在巴尔贝克海滩，阿尔贝蒂娜对于我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和一个我们钟情的女人亲密相处，即使我们当时感到还不够亲密，也会在她和我们之间创造一种社会关系（尽管还有一些缺憾使我们深感痛苦），即使爱情消失了，甚至被遗忘，但这种社会关系却依然存在。因此，当一个女人最后成为我们通往其他女人的工具和途径的时候，每当我们想起她的名字曾使我们感到十分新奇，我们会觉得惊讶和好笑，就象我们要去方济各会修女大街或渡船街时可能产生的感觉一样，我们把地址扔给马车夫后，心里只惦记着将要看望的女人，但当我们突然想到这些街道叫这样的名字，一个是因为街上曾有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另一个是因为曾有渡船渡行人过塞纳河，我们会感到惊讶和好笑。
当然，我对巴尔贝克海滩的欲望已使阿尔贝蒂娜的躯体变得那样成熟，在她身上积聚了那样清新、那样甘美的滋味，当我和她在布洛尼林园里奔跑时，我看到秋风象一个辛勤的园丁摇曳着树木，刮掉了果子，卷走了枯叶，我心里思忖，要是圣卢弄错了，或者我误解了他信上的意思，要是我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共进晚餐一无所获，那我当夜就约阿尔贝蒂娜来和我幽会，这样，我可以在销魂的一小时中，搂着她那曾被我的好奇心估量和掂量过的，现在越发迷人的玉体，暂时忘却我对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初生的爱情带给我的激动和忧愁。当然，要是我能预料到在第一次约会时，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不可能给我任何温存的话，我就能想象到将和她度过的这个夜晚一定是令人失望的。我有切身的体会。我清楚地知道，当我们对一个渴望已久的但并不认识的女人萌生爱情时（与其说爱这个几乎还不认识的女人，毋宁说爱她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我们自身产生的两个发展阶段是怎样奇怪地反映在事实中的，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在我们身上再显示出来，而是反映在我们同这个女人的约会中。可事实并非如此。好象物质生活也应该有它的第一发展阶段似的，尽管我们已经爱上她了，但却尽对她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我请您到这个岛上来吃饭，是因为我想这里的环境会使您感到赏心悦目。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您说。但我怕这里空气潮湿，您可能会着凉。”“不会的。”“您这样说是客气。为了不让您为难，夫人，我允许您与寒冷再搏斗一刻钟，但一刻钟后，我一定得让您回去。我不想让您得感冒。”于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同她说，就把她带回来了，对她毫无印象，最多只记住了她的一个眼神，但我们却老想着和她再相见。然而，第二次约会时，第一阶段已经过去，这一次连上一次留下记忆的眼神也没有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只想同她约会，而且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其间什么事也没发生。然而，这次我不再同她谈饭店是不是舒适，却对她说（我们的话并没让这个陌生女人吃惊；我们觉得她很难看，但却希望别人每时每刻都同她谈起我们）：“我们要作很多努力，才能克服堆积在我们两颗心中间的种种障碍。您相信我们能成功吗？您认为我们能战胜我们的敌人，憧憬幸福的未来吗？”不过，这些对比鲜明的、先是毫无意义尔后又暗示爱情的谈话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圣卢的信是绝对可以相信的。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第一晚上就会委身于我，因此，我无需作最坏的打算，把阿尔贝蒂娜叫来帮我度过这后半夜。这毫无必要，罗贝从来不会瞎说，他的信写得清清楚楚。
阿尔贝蒂娜很少和我说话，因为她觉得我心事重重。我们在宛如海底岩洞的高大而茂密的绿树丛下走了一会儿，听见树顶上狂风呼啸，雨水四溅。我踩踏着地上的树叶，枯叶象贝壳那样陷进土壤中，我用手杖拨拉带刺的栗子，就象在拨拉海胆一样。
枝头上残存的几片叶子抽搐着，追逐着风儿，但叶梗有多长，它们才能追多远，有时叶和枝的连接处断了，叶子掉在地上，又奔跑着去追赶风儿。我欣喜地想，如果这种天气继续下去，明天小岛将会变得离巴黎更远，无论如何，会变得人迹稀少。我们又上了马车，阿尔贝蒂娜见狂风消停下来，就要我继续带她到圣克鲁公园去游玩。天上的云彩也和地上的树叶一样追赶着风儿。天空中出现了一层层叠合的玫瑰红和蓝绿色的云彩，夜晚犹如候鸟，向着美好的气候迁徙。在一个小山丘上，屹立着一尊大理石女神像。女神孤孤单单，呆在一个似乎已成为她的圣地的大树林里，用她半神半兽的暴跳，使这片树林弥漫着神话般的恐怖。为了从近处瞻仰女神，阿尔贝蒂娜爬上山丘，我在路上等她。从底下往上看，阿尔贝蒂娜不再象那天我在床上所见的那样又粗又圆了（那天离她很近，连她脖子上的疙瘩都看得一清二楚），而是苗条纤细，象是用刻刀雕刻成的一尊小像，在巴尔贝克幸福地度过的每一分钟给她镀上了一层古色光泽。当我独自回到家里时，想起下午我和阿尔贝蒂娜奔跑半天的情景，两天后要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去吃晚饭，还要给希尔贝特回一封信——想起这三个我曾爱过的女人，我思忖，社交生活很象雕刻家的工作室，堆满了曾一度寄托着我们狂热的爱而现已废弃不用的毛坯。但我没有想到，如果毛坯的年代不算太久，有可能被重新捡起来，雕成一个与原先构思完全不同的、更有价值的艺术品。
第二天很冷，但是个晴天：这使人感到冬天来临（事实上，冬天早已来临，前一天我们在一片萧索景象的布洛尼林园里，能够看见由半绿半枯的树叶交织而成的穹隆，这不能不说是奇迹）。醒来时，我看见不透明的单调的白雾欢快地悬挂在太阳上，象棉花糖一般稠厚、轻柔，和我以前从东锡埃尔兵营的窗口看见的情景如出一辙。接着，太阳躲了起来，到下午雾变得更浓。太阳早早地下了山，我开始梳洗打扮，但现在动身尚嫌太早，我决定去给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叫一辆马车。我不想强迫她和我同行，所以没敢随车前往，但我托马车夫捎去一张便条，问她是否同意我去接她。我躺在床上等待回话，闭了一会儿眼睛，后又睁开。从窗帘上方只透进一线亮光，而且渐渐消失。我仿佛又回到了我在巴尔贝克海滩时经历过的那个时刻，它象一条幽深而多余的走廊，在走廊的尽头能找到快乐。我在巴尔贝克就学会了体味这种昏暗而令人快乐的空闲时光，就和现在一样，我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其他人都去吃晚饭了，我看见窗帘上方露出的亮光逐渐消失，但我一点也不觉到悲伤，因为我知道，黑暗象北极的黑夜一样的短暂，黑夜之后太阳又会复活，以更加明亮的光芒照亮里夫贝尔。我跳下床，系上黑领带，用梳子理了理头发，把早该做的这几个动作做完。在巴尔贝克，我做这几个动作时，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将要在里夫贝尔看见的那几个少女，我从卧室内那面斜挂着的镜子里提前向她们微笑，因此，这几个动作预示着一种充满阳光和音乐的欢娱。它们就象巫师，能召唤欢娱，不惟如此，已开始付诸实现；多亏它们，我对欢娱的真实性有了明确的概念，对它那轻浮而令人陶醉的魅力有了充分的感受，就象我从前在贡布雷那样，在炎热的七月，当我躲在不透光的阴凉的房间里，听见包装工敲敲打打的声音时，我真正认识了高温和太阳，并且感受到了它们的魅力。
因此，我渴望看见的，已不完全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了。现在，我没有退路，只好和她度过一个晚上。但因为这是我父母回来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宁愿她不来，这样我就可以设法去看望里夫贝尔的姑娘们了。我洗了最后一遍手，心情愉快地穿过屋子，走到黑暗的饭厅里把手擦干。我觉得饭厅通向候见室的门开着，里面似乎亮着灯，可是门却是关着的，我误认为从门缝里透进的亮光其实是我的毛巾在一面镜子里的白色反光。镜子靠墙放着，等人把它挂起来，以迎接我母亲归来。我重温了一遍我在我们这套房间里先后发现的种种幻景。幻景并不都是由视觉引起的，因为我们刚搬进这套房子时，听见持续不断的、和人的叫声有点相似的狗吠声，就以为我们的女邻居养着一条狗，其实是厨房里水管发出的声音，一开水龙头，水管就象狗一样吠叫。楼梯平台上的门也一样，穿堂风吹过时，门慢慢地合上，伴随着如诉如泣的情意绵绵的歌唱，很象《汤豪舍》①序曲结束时的朝圣者的合唱，再说，我刚把毛巾放回原处，就有幸再一次聆听到这段美妙的交响乐，因为门铃响了，我跑去给捎回话来的马车夫开门，候见室的那道门发出了交响乐般的声音。我想回话应该是：“那位夫人在楼下”，或者“那位夫人在等您”。可是，他手里却拿着一封信。我迟迟不敢拆看德·斯代马里亚写来的信。只要笔还握在她手中，她就可能写出别的内容，但她现在已经停笔，写好的信就成了一种命运，它将独自继续赶路，德·斯代马里亚夫人不可能再作任何改动。我请马车夫先下去等我一会儿，尽管他低声埋怨雾太大。他刚走，我就拆开信封。我的客人阿里克斯·德·斯代马里亚子爵夫人在名片上写道：“很抱歉，凑巧今晚我有事，不能和您到布洛尼林园岛上共进晚餐。这几天，我一直在盼望这个时刻。我回斯代马里亚后会给您写一封更长的信。实在抱歉。请接受我的友谊。”突然的打击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泥塑木雕般地呆立着。名片和信封掉在我脚下，就象枪的填弹塞，子弹一射出，填弹塞就掉在地上了。我拾起信封和名片，开始琢磨信上的那句话。“她对我说，她不能和我在布洛尼林园岛上共进晚餐，就是说，可以和我在别的地方吃饭。我当然不会冒冒失失地去找她，但总可以这样解释吧。”四天来，我的思想早已提前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到了那个岛上，现在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我的欲望不由自主地继续沿着几天来日夜遵循的斜坡滑下去，尽管有这张便条，但因为刚收到，它不可能制约我的欲望，我本能地继续做着动身的准备，就象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希望多回答一个问题一样。我终于决定去找弗朗索瓦丝，让她下去给马车夫付钱。我穿过走廊，没有找到她，就拐进饭厅；突然，我的脚踩在地板上不再发出刚才那样的响声了，几乎听不见声音。这突如其来的寂静，甚至在我弄清原因之前，就给我以一种窒息和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是地毯的缘故。我父母就要回来，佣人们开始钉地毯了。这些地毯在愉快的上午，该是多么美丽啊！太阳犹如一位来带你到乡下去吃饭的朋友，在乱糟糟的地毯中等候你，把充满森林气息的日光投在地毯上；可是现在完全相反，地毯是冬牢的第一件陈设，我就要被迫生活在这个牢房里，和家人一起吃饭，再也不能自由地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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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豪舍》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作品的序曲概括了全剧的中心思想；情欲和禁欲建立在牺牲的基础上。在剧终，朝圣者的合唱表达了想使这两种道德和解的企图。
“先生留神，别摔倒了，地毯还没有钉好，”弗朗索瓦丝对我大声嚷道，“我早点打开灯就好了。现在已是‘九月’底，美好的季节已经结束。”
冬天即将来临。窗角上已出现一道冰痕，犹如一块加莱①玻璃上的条纹。甚至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也见不到妙龄少女的踪迹，只有麻雀在顾影自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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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莱（1846—1904），法国的玻璃制造匠和细木工。
我失望不仅是因为不能看见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而且还因为她的回信让我感到她似乎一次也没有想到这顿晚饭，可我从星期天以来一直只为它而活着。后来，我知道她荒唐地爱上了一个青年，并且和他结了婚。可能那时候她和他就有来往了，也许为了他，才把我的邀请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如果她没有忘记，就肯定不会等我派车去后——况且事先并没有约好——才通知我她没有空。我和一个青年贵族女子在一个薄雾笼罩的岛上共进晚餐的美梦，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爱情开辟了道路。现在，我失望，愤怒，我想不顾一切地重新抓住这个拒绝我的女人，这一切把我的感情也调动起来了，这样，就能使这个至今一直是我的想象力在孤军奋战（但却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为我提供的可能的爱情维持了下去。
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了多少这样的爱情啊！被我们遗忘的少女和少妇的面孔就更多了！这些面孔各不相同，就因为它们在最后一分钟躲开了，我们才觉得它们更迷人，朝思暮想地想再见到它们。我对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更是如此。现在，要我爱她，只须让我再见到她一次，使她留给我的强烈而短暂的印象变得更加深刻，否则，她不在我身边时，我就想不起她的面容。情况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我没有再见到她。我爱上的不是她，但本来可能是她。我很快就狂热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当我回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心里思忖，如果情况稍微有些变化，我会把狂热的爱给予德·斯代马里亚夫人，这个想法使得我对另一个女人的爱变成了最残酷的爱。没过多久，我对另一个女人产生了爱情，因此，爱情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尽管我很愿意，也很需要这样认为。
弗朗索瓦丝把我一个人留在饭厅里了，她对我说，我不该在她生着火之前就呆在里面。她去准备晚饭了，因为即使我父母还没回来，从今天晚上起，我也要开始关禁闭。我发现碗橱旁有一大捆地毯还没有打开。我把头埋进地毯，歔歔欷欷地哭起来，地毯上的灰尘和脸上的泪水咽进肚子里，就象服丧的犹太人，用灰烬覆盖自己的脑袋。我浑身哆嗦，不只是因为饭厅里冷，还因为从眼睛里一滴滴落下的泪水，象能穿透衣服的、没完没了的、冰冷的绵绵细雨，使我的体温大大降低（这可以抵抗我们不想抵抗的危险，应该说是微小的诱惑）。蓦然，我听见一个声音：
“可以进来吗？弗朗索瓦丝对我说，你可能在饭厅里。我来看看，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找个地方吃晚饭，如果这对你不妨碍的话，外面雾浓得可以用刀割了。”是罗贝·德·圣卢。他今天上午就到巴黎了，可我以为他还在摩洛哥或在海上哩。
我曾谈过我对友谊的看法（而且，正是罗贝·德·圣卢在巴尔贝克海滩无意中教会我这样认识的）。我认为友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很不理解某些天才人物，例如尼采，竟会幼稚地认为友谊具有一种精神价值，因而拒绝接受某些缺少精神价值的友谊。是的，当我看见有些人为了表示真诚，免除良心不安，竟会不再喜欢瓦格纳的音乐，看到他们认为真实可以用行动，尤其可以用友谊这个本质上模糊的和不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认为在听到卢浮宫失火的假消息时，可以擅离职守去会一个朋友，和他一起为这场火灾哭泣，每当我看到这些，总会感到无比吃惊。在巴尔贝克时，我就发现，和妙龄少女一起玩耍对精神生活的有害影响比友谊的影响要小，至少前者和精神生活无关，而友谊却竭力要我们牺牲——不是通过和艺术一样的手段——我们自己唯一真实的和不能与别人沟通的部分，要我们服从表面的“我”。真实的“我”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快乐，但表面的“我”却只能感到自己得到了外部的支持，受到了一个具有个性的外人的关照，从而找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同情，它为得到保护而喜不自胜，感到心安理得，舒适安逸，为发现自己的一些品质——他会把它们叫做缺点——而惊叹不已，并且努力改正。此外，蔑视友谊的人可以成为上流社会最好的朋友，但他们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会受到良心责备。这种艺术家是一个道理。艺术家是构思杰作的，他感到活着就应该工作，但尽管如此，为了不显得或可能显得自私，他和自己的生命献给一个无益的事业，而且，他不想为这个事业献身的理由越无私，就越勇敢地为它献出生命。但是，不管我对友谊有怎样的看法，即使认为它带给我的快乐不伦不类，介乎疲劳和厌烦之间，然而，再有害的饮料有时也能变成兴奋精神的宝物，给我们以必要的刺激，使我们得到自身得不到的热量。
当然，我不会要求圣卢带我去见里夫贝尔的姑娘，尽管一小时以前我很想再见到她们。德·斯代马里亚夫人没有赴约在我身上留下的遗憾不愿意那么快就消失，但就在我感到心灰意懒，毫无趣味的时候，圣卢进来了，给我带来了慈爱、欢乐和生命，虽然现在它们还不属于我，但它们想把自己奉献给我，只求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可是圣卢却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发出感激的惊呼声，为什么感动得掉眼泪。此外，在我们的朋友中，有谁会比那些当外交家、探险家、飞行家，或者和圣卢一样当军人的朋友更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感情呢？他们第二天就要动身去乡下，不知道还要上哪里，却把晚上奉献给我们，似乎想对这个晚上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们惊奇地看到，正因为这个印象难得而又短暂，就格外使他们感到甜蜜，但我们不明白，既然他们那样喜欢，为什么不让这个印象延长或者重复呢？同我们一起吃顿饭，这本来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可这些旅行家们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快感，就和一个亚洲人看见我们的林荫大道时产生的感觉一样。我和圣卢一同出去吃晚饭。下楼时，我想起了东锡埃尔，每天晚上我都去那家饭店找罗贝，那些被我遗忘了的小餐室现在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一间小餐室，以前我从没有想起过，它不在圣卢包饭的那家旅馆里，而是在一家更简陋的客栈，有点象乡村旅馆，也有点象膳食公寓，女老板和她的一位女仆负责端饭上菜，侍候顾客。大雪把我困在那里了。再说，那天罗贝不去他的旅馆吃晚饭，我也就不想挪地方。我在楼上一间全木结构的小餐室里，人们给我端来了饭菜。晚饭时电灯灭了，女仆给我点上了两支蜡烛。我把盘子伸给她，假装看不清楚，在她往盘子里放土豆时，我象要给她指引方向似的，抓住了她赤裸的上臂，见她没有抽回去，我就在上面抚摸起来，然后一句话也不说，把她拉到我身边，吹灭蜡烛，叫她搜我的身，拿一些小费走。以后几天，我觉得，当我渴望得到肉体快感时，不仅想要那个女仆，而且想要那间与世隔绝的木结构小餐室。然而，直到我离开东锡埃尔，一直没有再回那里，而是每天晚上到圣卢和他朋友们吃饭的那间餐厅去，这是出于习惯，也是为了友谊。然而，即使是圣卢和他的朋友们包膳的那个旅馆，我也许久没想起了。我们很少充分享受生活。在夏日的黄昏或早早降临的冬夜，有许多时光我们没有好好利用，然而，我们本来是可以从中寻找一点儿安宁和快乐的。但是，这些时光不是绝对都浪费了。当新的快乐时刻开始以同样尖细的，线状的方式歌唱，时光就使它们具有和管弦乐一样丰富的基础和内容。时光就这样延伸出去，和一种典型的幸福挂上了钩，这种幸福我们隔一段时间才能遇到一次，但它们仍然继续存在；在眼下这个例子中，幸福意味着放弃其余一切，和朋友到一个舒适惬意的地方去吃晚饭，那里象一幅美丽的图画，铭刻着我们对往事的记忆，我们曾作过经常去光顾的许诺。这个朋友将用他的全部活力和真挚友情搅动我们死水般沉闷的生活，把一种颤栗的快乐传导给我们，平时，我们在社交活动中是得不到这样的快乐的。我们将只属于他一个人，向他宣誓忠于友谊。誓言产生于这个特殊的时刻，并将永远停留在这一刻，也许第二天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我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圣卢宣这个誓，因为第二天，他就会带着友谊不可能持久的预感，勇敢而明智地离开巴黎。
如果说下楼的时候我重温了东锡埃尔的夜晚，那么，当我们来到街上，看见夜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雾浓得似乎盖住了路灯，走到跟前才依稀可辨微弱的灯光时，我眼前突然重现了某天晚上我到达贡布雷的情景：那时贡布雷的街上相隔老远才有一盏路灯，我在象马槽那样潮湿、温暖和神圣的黑夜中摸索着前进，难得看见一盏路灯，却只有一支大蜡烛的亮度。那时贡布雷的夜景（我已经记忆模糊）和我刚才从窗帘上方又一次看见的里夫贝尔的暮色相比，差距多大啊！当我觉察到这些差距时，我感到一阵兴奋，如果此时只有我一个人，这种兴奋情绪会给我带来许多启迪，使我在找到我那看不见的禀赋——我这本书就是一部寻找禀赋的历史——之前，少走多少弯路。如果今晚就能找到我的禀赋，那么，这辆马车对我来说要比贝斯比埃大夫的马车更值得纪念（那次，我在贝斯比埃的马车上写了一篇描述马丹维尔教堂钟楼的短文，恰好前不久把它找出来了，改了改，寄给了《费加罗》报，但却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呢？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对于过去岁月的回忆不是连贯的，一天接一天的，而是固定在某个凉爽的或太阳照射的上午或傍晚，接受某个孤立的、偏远的、封闭和静止的风景区的庇护，把其他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之缘故？是因为那些不仅在外界，而且在我们的梦幻和性格中渐渐产生的变化——梦幻和性格千变万化，不知不觉地把我们带进了不同的生活阶段——已被消除的缘故？如果我们回忆起不同岁月的一件往事，由于中间存在着记忆的空白，隔着遗忘的高墙，我们觉得这件往事和其他往事之间仿佛隔着万丈深渊，就象是两个无从比较的东西，一个是可呼吸的空气，另一个是周围的色彩，互不相容，势不两立。但是，我此刻感到，在我刚才相继回忆起来的有关贡布雷、东锡埃尔和里夫贝尔的往事之间，不只是存在着时间的差距，而且还存在着不同世界的差距，它们的组成物质各不相同。如果我想在一件作品中，采用在我看来刻着我在里夫贝尔全部记忆的物质，那么，我就必须在至今一直和贡布雷灰暗的粗陶相类似的物质中加进玫瑰花的成分，使之骤然变得透明、密实，铮铮有声，赏心悦目。
但是，罗贝向马车夫做了交待后，上车坐到我身边来了。刚才我脑子里涌现出来的那些思绪转眼间就消失了。它们宛如女神，偶尔屈尊俯就地出现在一条路的拐弯处，向一个孤独的凡人显形，甚至在他睡觉的时候来到他的卧室，站在门口给他报喜讯。但只要来第二个人，女神就会即刻消失，因为聚集在一起的人是看不见女神的。我又被裹进了友谊中。
罗贝来我家时告诉我，外面的雾很大，可在我们谈话之际，雾变得越来越大。我曾盼望布洛尼林园岛上能出现轻雾，把我们——我和德·斯代马里亚夫人——紧紧裹住，但我现在看到的远不是轻雾了。两步以外的路灯变得暗淡无光，因此，夜黑沉沉的，我仿佛来到了原野上，森林中，更确切地说，来到了一个我刚才无限向往的布列塔尼湿润的海岛上。我感到我好象在北方的一条海岸上，迷失了方向，要经过无数次生死考验才能找到一家荒僻的小客栈；雾不再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海市蜃楼了，它变成了一种我们奋力搏斗的危险。在找到道路和平安抵港之前，我们将历尽千难万险，饱尝人间忧愁，最后才能找到安全，尝到安全给一个流落异国、处境窘迫的旅行者带来的快乐。身处安全中的人是不知道失去安全的痛苦的。在我们冒险奔向饭店的途中，只有一件事差点儿扫了我们的兴，因为这事使我又惊又气。“你知道，”圣卢对我说，“我对布洛克讲了，你并不那么喜欢他，你觉得他很俗气。我就是这样的人，喜欢干脆，”他洋洋得意而又不容置辩地作结论说。我一下愣住了。因为我对圣卢一向很信任，对他的友谊从来都很相信，可他却对布洛克说这样的话，背叛了我们的友谊；况且，我觉得，不论是从他的缺点，还是从他的优点考虑，他都不应该这样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注重礼貌，按说讲话不应该这样直率。他这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难道是为了掩饰他在承认一件他很清楚没有做过的事时感到的局促不安吗？是无意识的流露，还是一种愚蠢的行为，把我尚未发觉的他的一个缺点视作美德？是他一时生我的气才说了我几句坏话，还是他突然生布洛克的气，想对他说些不愉快的事，甚至不惜把我也牵连上？此外，当他对我说这些粗野庸俗的话时，他的脸上出现了许多弯弯曲曲的线条，这种可怕的表情他很少有，我一生中只见他有过一、两次。线条先从脸中间展开，到嘴边后，把嘴唇扭歪，使嘴上闪现出一种卑鄙而丑恶的，无疑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几乎是兽性的表情。这时候（这样的时刻每隔两年才有一次），他的自我也许部分消失了，一位祖先的个性暂时在他身上显示出来。罗贝的“我喜欢干脆”这句话，也和他的得意神情一样，会引起怀疑，招致谴责。我想对他说，如果您喜欢干脆，就应该在涉及到你自己时，表现得坦率、真诚，而不要损人利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是马车已经在饭店门口停下了。饭店闪闪发光的大玻璃门面，终于冲破黑暗，给黑夜带来了一点儿光明。由于店里射出舒适的光，浓雾仿佛成了随主人喜怒哀乐的仆人，春风满面地走到人行道上，为你指明入口处；它呈现出细腻的虹色光环，犹如给希伯来人引路的光柱，指出哪里是大门。况且，顾客中有的是希伯来人。因为很久以来，布洛克和他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要到这里来聚会，象守斋时那样——封戒期一年也才有一次——饿得头昏眼花，狂饮咖啡，奢谈政治，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任何一种精神刺激都赋予习惯以一种最高的价值和品质。习惯与精神刺激息息相关，因此，没有一种稍为强烈一些的爱好不在自己周围组成一个小社会，共同的爱好使这个社会的成员团结一致，每一个成员在生活中都竭力想得到其他成员的尊重。在这里，甚至在外省的一个小城镇里，你会找到一些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他们把最好的时光和大部分钱财都化费在看室内音乐会，参加音乐漫谈会，去咖啡馆和音乐爱好者聚会，同音乐家接触。另一些人热爱飞行，心想博得机场大厦顶层的玻璃墙酒巴间的老侍者的好评；酒巴间不透风，老侍者躲在里面就和躲在灯塔的玻璃小屋里一样，可以在一个此刻不放飞的飞行员陪同下，观看一个驾驶员在空中翻筋斗，而另一个驾驶员，刚才还无影无踪，此刻突然着陆，摔倒在地，象神话中的大鹏，隆隆地震颤着双翼。那些对左拉诉讼案感兴趣的人也喜欢光顾这个咖啡馆。为了尽量延长和加深旁听庭审时产生的激动，他们常来这里聚会。但他们受到另一部分顾客，受到那些贵族子弟的歧视。贵族们聚集在第二咖啡厅，与第一咖啡厅之间只隔一层用风景挂毯作装饰的矮墙。他们视德雷福斯及其拥护者为叛徒，尽管二十五年后——在这期间，他们来得及澄清自己的思想，重审派也成为历史上受人尊重的派别——他们的儿子，不管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还是跳华尔兹舞的，在回答“文人”对他们的提问时，可能会公开宣称，如果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肯定会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尽管他们对德雷福斯案的来龙去脉几乎一无所知，正如他们对曾经显赫一时，但在他们降世的那天早已失去光辉的埃德蒙·德·布达蓬斯伯爵夫人或加利费侯爵夫人一无所知一样。在这浓雾笼罩的夜晚，聚集在这个咖啡馆里的贵族，那些日后可能成为事后重审派的年轻文人的父亲，还都是些毛头小伙子。当然，他们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儿子与一个富家小姐结婚，但这对谁都还没成为现实。这样一个对象同时有好几个人追求（也有好几个“高门鼎贵的小姐”可供选择，但有丰厚嫁妆的人家毕竟比求婚者少得多），眼下还处在酝酿阶段，只满足于让这些年轻人互相竞争。
今天我尽碰到不愉快的事。为了向马车夫作交待，让他在我们吃完饭后来接我们，圣卢耽搁了几分钟，我只好一个人先进去。然而，作为倒霉的开端，我走进转门就以为出不来了，因为我对这种门还不习惯。（附带说一句，对于用词喜欢确切的人来说，这个外表平静的玻离转门叫做旋转门，是从英语的revolvingdoor①译过来的。）这天晚上，老板怕被雾淋湿不敢到外面去，也不敢离开他的顾客，就站在门边，饶有兴致地听新到的顾客发出愉快的抱怨。顾客的脸上闪烁着喜悦的光芒，因为他们一路上担惊受怕，遇到了不少困难，最后终于到达咖啡馆。然而，当他看到一个走不出玻璃门翼的陌生人进来时，他那迎客时的亲切而诚恳的笑意顿时从脸上消失。陌生人的这种显而易见的无知，使这位主考官皱起双眉，真想不说“dignusestintrare”②二字。更糟糕的是，我跑到贵族专用的咖啡厅去了，老板气势汹汹地过来把我撵走，粗暴地要我坐到另一个厅的座位上，所有的侍者立即仿效主子，也对我粗暴起来。我位置所在的软垫长凳上坐得满满的，恰好又面对着希伯来人进出的专用门，门不是旋转的，不停地开和关，给我送来了可怕的冷风，因此，我更感到扫兴。我提出换一个座位，老板却一口拒绝，对我说：“不行，先生，我不能为了您而麻烦大家。”他很快就把我这个珊珊来迟的给人制造“麻烦”的用餐者忘记了，因为他被新来的顾客吸引了过去。正如旧小说里所讲的那样，新来者在进入这个温暖而安全的避难所时，在要啤酒、凉鸡翅膀或糖水酒之前（供应晚餐的时间早过了），先要付自己的份子，讲一讲自己的奇遇。避难所的温暖和安全与他们刚才脱离的环境对照何等鲜明，因而，里面笼罩了篝火前才有的那种互相开玩笑的欢乐和友爱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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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旋转门”的意思。
②拉丁语，意即：“请进”。
有一个人说，他的马车绕残废军人院转了三次，可他却还以为已经到协和广场那顶桥上了。另一个说，他的车子想顺着香榭丽舍大街行驶，却不料开到爱丽舍圆形广场的一个花丛中去了，用了三刻钟才从里面走出来。接下来是对浓雾，对寒冷，对街上死一般寂静的哀叹，说者眉飞色舞，听者津津有味，这得归功于咖啡厅（除我的座位）温暖而舒适的气氛，归功于使人眯起眼睛（因为习惯于黑暗）的强烈灯光和使耳朵恢复活动功能的谈话声。
来者很难保持沉默。他们认为路上遇到的波折稀奇古怪，闻所未闻，不说出来心里不安宁，于是就用眼睛四处寻找能够攀谈的人。老板也把等级观念抛置一旁：“富瓦克斯亲王从圣马丁门来这里时迷了三次路”，他毫无顾虑地说道，边说边笑，一面还作介绍似的，把那位大名鼎鼎的贵族指给一位以色列律师看。可在平时，律师和亲王中间却隔着一道比横在两厅之间的风景挂毯更难逾越的障碍。“三次！你看看”，律师用手摸了摸帽子说道。亲王不欣赏这种套近乎的话。他属于这样一类贵族，对人蛮横无理（即使是对贵族，除非是一流贵族）似乎是他们唯一的消遣。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富瓦克斯亲王，从来不回答别人的致意，如果对方有礼貌地重犯错误，再一次同他打招呼，他们就报之以冷笑，或愤怒地仰起头；看见一个曾为他们效过劳的老人装出不认识的样子；和谁都不握手，不打招呼，除非是公爵或公爵给他们介绍的亲朋好友。他们青春年少，放荡无羁，这助长了他们的傲慢无礼（即使是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也一样忘恩负义，缺乏教养，一旦接连几个月忘记给一个丧偶的恩公写信，以后再见到他时就干脆连招呼也不打）。但是，这种傲慢态度更为一种极端崇尚特权阶级的时髦主义所激发。事实上，正如有些神经质的人步入成年后症状会减轻一样，这些极端崇尚时髦主义的年轻人成年后也会慢慢地冷下来。一旦过了青年时代，就很少有人再傲慢无礼了。他们一直以为傲慢就是一切，可是他们突然发现（亲王也不例外），除了傲慢，还有音乐、文学，甚至还可以当议员。人的价值等级一下改变了，从前他们甚至不屑一顾的人现在也可以进行交谈了。但愿那些脾气随和、忍耐力强的人能交好运（如果应该这样说的话），四十岁时，能得到他们在二十岁时没能得到的恩宠和优待！
关于富瓦克斯亲王，既然已经提到他了，还是作个交待：他是一个由十二至十五人组成的小圈子的成员，还属于一个范围更窄的四人小组。这个十二至十五人的小圈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我们认为富瓦克斯亲王没有），那就是每个人都具有两副面孔。他们债务累累，在他们的供货人眼里，他们似乎是一伙无耻之徒，尽管供货人非常乐意称呼他们：“伯爵先生，侯爵先生，公爵先生……”他们想通过所谓“富有的婚姻”（又称“大口袋婚姻”）摆脱困境，但因为只有四、五个人选拥有他们所觊觎的丰厚嫁妆，因此，好几个人为争夺一个未婚妻而明争暗斗。他们互相保密，当其中一个在咖啡馆里宣布：“我杰出的朋友们，我太爱你们了，不能不向你们宣布我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订婚的消息”，这时，好几个人会同时发出惊叫声，他们中许多人以为他们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已十拿九稳，因此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失去冷静，忍不住发出愤怒而惊愕的喊声：“那么，比比，你认为结婚是一件乐事罗？”夏特勒罗亲王禁不住喊道，他惊奇而绝望，连叉子都掉下来了，因为他认为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订婚的消息即将公布，但不是同别人，而是同他夏特勒罗亲王。然而，上帝知道，他父亲曾巧妙地对昂布勒萨克一家讲过比比母亲的坏话。“结婚使你感到高兴？”他禁不住又问了一遍。比比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他把这桩婚事“半公开”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该采取的态度，他笑容满面地说：“我不是为结婚而高兴，我对结婚不大感兴趣，我是为娶戴西·德·昂布勒萨克而高兴，我觉得她很迷人。”这时，德·夏特勒罗先生已恢复平静，但是他想，他应该尽快转向第二和第三号有财有势的候选人德·拉加努克小姐或福斯特小姐，请求那些焦急地盼望他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结婚的债权人再耐心地等一等，他还要对那些曾听他讲过德·昂布勒萨克小姐很有魅力的人作些解释，告诉他们这门亲事对比比合适，要是自己娶了她，可能会同家里人闹僵。他还要说，德·索莱翁夫人曾讲过，如果他们俩结婚，她不会接待他们。
但是，尽管在供货人和饭馆老板眼里，他们似乎一文不值，但他们却还有另外一面，一旦回到上流社会，他们就不再是那个荡尽家产，企图不择手段地弥补窟窿的人了。他们又变成某某亲王先生，某某公爵先生，人们只根据他们的纹章计算他们的财富。一个几乎拥有亿元资财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的公爵也得让他们走在前面，因为他们是一族之长，要是在从前，他们是一个小国的国君，有权在自己的领地铸造钱币，等等。他们中如果有人走进这家咖啡馆，另一个就低头装作没看见，免得迫使来者同他打招呼。因为为了继续做追逐财富的美梦，他请了一位银行家在这里吃晚饭。上流社会的人每每在这种条件下和银行家打交道，总要损失十几万法郎，但他不接受教训，又会同另一个银行家打交道，继续烧香，拜佛。
但是，富瓦克斯亲王很有钱，他不仅属于这个由十四、五个风雅青年组成的小圈子，而且还是另一个更严密、更不可分离的四人小组的成员。圣卢就属于这个小组。人们请他们吃饭从不漏掉一个，把他们叫做四个行为不端的青年，总看见他们在一起游荡，他们上谁家的城堡作客，主人们总要把他们安排在相通的房间里，再加上他们个个长得英俊漂亮，因此，传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对于圣卢，我可以毫不含糊地为他辟谣。但奇怪的是，尽管后来人人知道这些谣传确有其事，可他们自己对另外三个人的所作所为却一无所知。然而，他们谁都在千方百计地打听其他三人的情况，也许是为了满足一种欲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雪恨，为了阻拦一桩婚事，在争夺未婚妻的角逐中，战胜那位已经暴露的朋友。这个由四名柏拉图信徒组成的小组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四人小组从来都超过四人），这第五个比其他四个更信奉柏拉图主义。但他一直受到宗教的束缚，直到四人小组解体，他本人结婚为止。他成了一家之主，恳求路尔德再给他生一个男孩或女孩，但在这之前，他要投身于军队。
尽管富瓦克斯是这等人，但因为律师在他面前说的话不是直接对他的，他的怒气也就不象可能的那样大了。而且，今晚的情况有些特殊。再说，律师今后是不可能同他富瓦克斯亲王建立联系的，正如送他来的马车夫不可能同他交往一样。因此他认为可以回答对方的问题，他觉得，在这大雾天，律师好象成了他在遥远的狂风怒吼或浓雾笼罩的沙滩上邂逅相遇的旅伴，但他却摆出高傲的神态，装出不是对律师讲话的样子说：“迷路还不算，而且怎么也找不到路了。”老板对亲王看法的正确性大为赞叹，因为今天晚上他已听到过好几次了。
事实上，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把听到或读到的东西同他熟悉的一个经句加以比较，如果没有发现什么不同，就会感到由衷的赞赏。这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状态。如果把这种精神状态用到政治会谈或读报中去，就能形成舆论，导致最严重的事件。阿加迪尔①事件就是一例。如果许多只欣赏顾客或报纸的德国咖啡馆老板说，法国、英国和俄国在“找”德国的“麻烦”，那么，阿加迪尔事件就有可能上升为战争，尽管战争没有爆发。如果说历史学家不无道理地放弃了用国王的意志解释人民的行动，那么，他们应该用个人的，普通人的心理代替国王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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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加迪尔是摩洛哥西南部港市。1911年10月1日，德政府派去炮舰，抗议法军进入摩洛哥北部城市非斯和梅克内斯。双方谈判结果，法国在摩保持自由行动的权利，但作为交换，把刚果的一部分让给德国。
近来，在政治方面，我刚到达的这家咖啡馆的老板只把他这种背书先生的精神状态应用在德雷福斯案件的某些片段上。如果他在一个顾客的讲话中或在一张报纸的文章里没有发现他熟悉的字眼，他就声称文章枯燥无味或顾客不够坦率。富瓦克斯亲王恰恰使他极为赞叹，因此亲王话音未落，他就接上了话茬。“说得好，亲王，说得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背得正确无误），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他高兴地大声嚷道，用《一千零一夜》中的话来说，他“乐得心花怒放”。但是亲王早已走进小咖啡厅不见人影了。接着，正如不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件，生活总会重新开始一样，从雾海中走出来的人有的要饮料，有的要晚餐；在订晚餐的人中，有几个年轻人是赛马俱乐部成员，由于天气异常，他们毫不犹豫地在大咖啡厅的两张餐桌上就坐，离我很近，仿佛一场洪水在小餐厅和大餐厅之间，在所有这些历尽艰险方走出雾海、被饭馆的舒适激发出热情的人之间，创造了一种只有我一人被排斥在外的，可以同挪亚方舟中的气氛相比拟的亲密无间的气氛。
蓦地，我看见老板弯腰行礼，领班全都跑了出去，吸引了顾客的目光。“快，给我把西普里安叫来，给圣卢侯爵准备餐桌，”老板喊道。在他眼里，罗贝不仅是一个享有崇高威望的大贵族老爷，就连富瓦克斯亲王也对他敬重三分，而且还是一个生活奢侈、舍得把大把钞票扔给他的顾客。大餐厅里的顾客好奇地瞪大了眼睛，小餐厅里的顾客争先恐后地同他们的朋友圣卢打招呼，而圣卢却一个劲儿地擦鞋底。但是，就是他正要进入小餐厅时，发现我在大餐厅里。“天哪，”他叫道，“你在那里干什么？对着大门口，大开着”，他说，说完朝老板狠狠瞪了一眼，老板连忙跑去关门，一面把责任推到侍者身上：“我老对他们说要把门关上，可他们总不记得。”
我想到他那边去，只好叫我的同桌和前面几个餐桌的顾客给我让路。“你起来干十么？你喜欢在那里，不喜欢在小餐厅，是吗？可是，我可怜的小家伙，你会冻僵的。请您把这扇门给我堵死，”他对老板说。“这就堵，侯爵先生，从现在起，再有顾客来，就从小餐厅进，这好办。”为了显得更热情，他命令一个领班和好几个侍者去执行任务，同时大声威胁说，如果完成不好，就要惩罚他们。为了使我忘记他一开始对我的态度，他对我表示出过分的尊敬，但是，他又不想让我感到他对我尊敬是因为他那位有钱的贵族顾客对我很热情，于是他偷偷地朝我微笑，以表明他个人对我似乎很有好感。
我身后有位顾客在么喝，老板转过头去。我听到的不是：“鸡翅膀，很好，再来点儿香槟，但要掺点水”，而是：“我喜欢甘油。对，要热的，很好。”我想看看给自己强加这样一份菜单的苦行者是谁，但我立刻又把头转向圣卢。因为我不想让这个奇怪的美食家认出我。我认识他，不过是一位医生罢了。他是被浓雾困在咖啡馆里的，一个顾客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求医。医生和交易所的经纪人一样，说话总离不开“我”。
我眼睛看着圣卢，思想却在别处。在这家咖啡馆的顾客中，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中，有不少外国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文人和画家，他们披着矫揉造作的短斗篷，戴着1830年的领带，再加上动作很不灵活，逗得人大笑不止，他们却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些人为了显得满不在乎，甚至故意装疯卖傻，引人发笑。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有真才实学而又非常敏感的人。这些外国人——主要是犹太人，当然是指那些没有同化的犹太人——让那些对怪模怪样不能容忍的人看了很不舒服（就象布洛克使阿尔贝蒂娜感到讨厌一样）。一般说来，人们很快就会承认，即使他们过长的头发、过大的鼻子和眼睛、做作的不连贯的手势令人生厌，但单凭这些就对他们作出评价的做法是幼稚的，他们心胸开阔，心地坦诚，你在同他们交往中会深深爱上他们。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大多雅量高致，襟怀恢廓，待人诚恳，与这些品质相比，圣卢的母亲和盖尔芒特公爵就相形失色，他们冷酷无情，具有虚假的宗教感情，致使他们只会鞭鞑丑闻，他们竭力为基督教辨护，最终必定导致（利用他们唯一受到高度评价的智慧，通过意想不到的手段）一场基于金钱关系的豪门婚姻。但是，不管父母的缺点以怎样的方式在子女身上组成新的品质，在圣卢身上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胸襟开朗和心地坦率这些可爱品质。因此，应该对法国说几句赞美话：这些品质如果存在于一个纯法国人（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身上，会绽开出优雅的花朵（用千姿百态形容也许有点过分，因为有尺度和限制），而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值得尊敬，是不可能有这样优雅的风度的。当然，精神和道德品质，别人也有，尽管有些人外貌让人厌恶，使人不悦，令人发笑，但这些品质仍不失其可贵。然而，那些从公正的角度看来是美丽的，用精神和心灵去衡量是有价值的东西，不仅赏心悦目，色彩优美，精雕细琢，而且内心和外表完美统一，这毕竟是一件好事，也许只有法国人才能做到。我凝视着圣卢，心想，当一个人既有风度翩翩的外表，又有高洁雅致的内心，还有一个玲珑别致、巧夺天工、可与停栖在贡布雷周围草地鲜花上的蝴蝶双翼相媲美的鼻翼，这毕竟是讨人喜欢的；我想，真正的、其秘密自十三世纪以来就存在，不会随我们教堂的消失而消失的法国艺术代表作，不是圣安德烈教堂的石头天使，而是不分贵族、资产者和农民的普通法国人，他们的脸部线条具有鬼斧神工般的精妙和明快，与圣安德烈教堂遐迩闻名的门廊上的雕刻一样，历史悠久，但仍富有创造力。
老板暂时离开我们，亲自去安排关门和晚餐事宜（他一再坚持要我们吃“肉铺出售的肉类”，因为家禽肉没有名气），回来后他对我们说，富瓦克斯亲王先生很想到紧挨侯爵先生的一张餐桌上来用餐。“可是都坐满了呀，”罗贝看见我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人，回答道。“没关系，只要能让侯爵先生高兴，我可以请他们换个地方，这不费什么事，为了侯爵先生，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得由你来决定，”圣卢对我说，“富瓦克斯是一个好小伙子，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让你讨厌，他不象许多人那样愚蠢。”我回答罗贝说我肯定会喜欢富瓦克斯亲王的，但我难得一次能和他一起吃饭，我感到无比高兴，所以更喜欢和他单独在一起。“啊！亲王先生的大衣漂亮极了，”我们商量的时候，老板说。“是的，我看见他穿过，”圣卢回答说。我想对罗贝说，德·夏吕斯先生把认识我的事对他嫂子隐瞒了，想问问他这是为什么，但是富瓦克斯先生来了，我只好作罢。他已走到我们跟前，是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接受他的要求。罗贝给我们作了介绍，并坦率地告诉他，他要和我谈话，不希望有人订扰。亲王走了，他在同我告别时，笑着指了指圣卢，好象在为圣卢的简短介绍向我表示歉意似的，想让我知道他原希望能介绍得详细一些。但在这时。罗贝就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同他的伙伴一起走了。临走前对我说：“你坐下别动，先吃，我去去就来”，说完就去小餐厅了。我听见那几个我不认识的优雅公子不怀好意地在议论年轻的卢森堡大公（前纳索伯爵）的荒唐事，心里非常难过。我是在巴尔贝克海滩认识卢森堡大公的。我外祖母患病期间，他向我表示过深切的同情。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卢森堡大公曾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我妻子经过时，我要求大家都起立”，公爵夫人回答说（这不仅不高明，而且不符合事实，因为这位年轻公主的祖母是世界上最正派的女人）：“你妻子经过时，大家应该起立，可你妻子的祖母经过时就不同了，因为她要求男人们都睡觉。”接下来有人说他今年去海滩看望他姑妈卢森堡公主时，下榻在大饭店，他抱怨经理（我的朋友）没有在堤坝上升卢森堡国旗。然而，卢森堡国旗不象英国或意大利国旗那样出名，那样有用，化了好几天才弄到，这使年轻的大公极不满意。我根本不相信有这种事，但我决定，如果我去海滩，一到那里就去问饭店经理，以便确证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我在等圣卢时，请求老板给我送些面包来。“稍等片刻，男爵先生。”“我不是男爵，”我回答道，开玩笑地装出神情忧郁的样子。“啊！对不起，伯爵先生！”我没有来得及再次提出抗议（不然，我就可能变成侯爵先生了），因为圣卢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很快就出现在大餐厅门口，手里拿着亲王的骆马毛大衣，这时我才明白，他怕我着凉，特意向亲王要来给我穿的。他老远就做手势让我别动，他向我走过来，但是得再一次挪动我的桌子，要不我就得换一个位子，他才能坐下来。靠墙的一圈放满了红天鹅绒软垫长凳，除我之外，还坐着三、四个赛马俱乐部的青年，都是圣卢的熟人，因为小餐厅已经客满，他们就坐到大餐厅里来了。圣卢一进大餐厅，就轻盈地跳上软垫长凳。桌子之间拉着电线，离地有一定高度；圣卢犹如赛马跳障碍似的，敏捷而顺利地从电线上跃过去。他这样做全为了我，免得让我挪位置，因此，我心里感到很不安，但又为我朋友完成这个空中杂技动作的高超表演拍案叫绝。惊叹的不止我一个，因为老板和侍者就象等候在赛马场圈栏外的赛马迷，一个个都被慑服了，当然，这个杂技动作如果是一个地位较低、花钱较吝啬的贵族顾客做的，他们也就不会如此惊叹了。一位伙计似乎惊讶得动弹不得，端着一盘菜呆呆地站着，忘记了一旁还有顾客等他去上菜。当圣卢必须从他朋友们的身后经过时，他爬到椅背上，走得非常平稳，大餐厅的里首响起了一阵审慎的掌声。最后，当圣卢走到我身边时，就象一个值星长官走到君王观礼台前那样，准确无误地一下收住脚步，俯下身体，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地将那件骆马毛大衣递给我，接着很快坐到我身边，没要我做一个动作，就把大衣当作轻巧而暖和的披肩披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想起一件事，你说说你的意见，”罗贝对我说，“我舅舅夏吕斯有事要对你说，我答应他让你明天晚上去他那里。
“刚才我正要同你说他。不过明晚不行，我要到你盖尔芒特舅妈家去吃晚饭。”
“对，明天奥丽阿娜要举行大酒宴。我没有得到邀请。不过，帕拉墨得斯舅舅不愿意你去。你不能改变主意吗？如果不行，晚宴结束后，你无论如何要到帕拉墨得斯舅舅家去一趟。我相信他很想见你。你看，十一点前你就可以到他家了。十一点，别忘了，我负责通知他。他气量很小。你不去，他会记恨你的。奥丽阿娜的晚宴总是早早就结束的。如果你只在那里吃晚饭，十一点钟一定能赶到我舅舅家。至于我，我本该去见奥丽阿娜的，是为了我在摩洛哥的工作问题，我想换一换。她在这些事上一向很热心，她对德·圣约瑟夫将军很有影响，我这件事归将军管。不过，你不要同她提这件事。我已经给帕尔马公主说过，事情会很顺利的。啊！摩洛哥，太有意思了！有很多事可以讲给你听。那里的人精得很，说他们聪明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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