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刚提出这条原则，就又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她批评起圣卢的选择来了。
“您看，不管怎样，我依然认为如果能在一个可笑的人身上发现魅力，那是令人吃惊的。”
布洛克听见我们在谈圣卢，并且知道他也在巴黎就开始讲他的坏话，言词不堪入耳，引得大家非常反感。他开始恨人了，为了报复，他不管遇到什么障碍似乎都不会后退。他定下一条原则，认为自己有高尚的道德标准，凡是参加布里俱乐部（一个他认为是风雅人组成的体育俱乐部）的人都该下监狱，因此，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教训这些人，都是值得称道的。有一次，他甚至声称，他想对一个参加布里俱乐部的朋友起诉。在起诉中，他打算作伪证，但要做得天衣无缝，使被告无法证明这是伪证。布洛克试图以这一招——不过，他没有把这计划付诸实施——使他的朋友更加灰心丧气，狼狈不堪。既然他要打击的人是一个一味追求风雅的人，是布里俱乐部的成员，既然对付这种人什么样的武器都可以使用，尤其是象他布洛克这样的圣人，那么作伪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是，您看斯万，”德·阿让古尔先生提出异议说。他终于弄清楚他表姐那番话的意思了，认为她说得一点不错，令人震惊。他竭力在记忆中寻找一个例子，用以证明某些不讨他喜欢的女人恰恰得到了有些男人的爱情。
“得了！斯万可不是这样，”公爵夫人抗议道，“不过，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那个女人①是一个可爱的白痴，但她从前并不可笑，长得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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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斯万的妻子奥黛特。
“哼！哼！”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轻轻地哼了两声。
“啊！您认为她不漂亮？不，她曾经非常迷人，有过很好看的眼睛，秀美的头发。她从前穿戴很入时，即使现在也不减当年。我承认，她现在让人看了讨厌，可她从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尽管这样，当夏尔娶她作妻子时，我们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完全没有必要娶她。”
公爵夫人并不感到自己讲了什么一鸣惊人的话，但她看到德·阿让古尔先生哈哈大笑，便又重复了一遍，可能她认为这句话挺有意思，也可能觉得笑的人很可爱。她开始含情脉脉地凝视德·阿让古尔先生，想在她的思想魅力上再加上一层感情色彩。她接着又说：
“您说是不是，没有必要娶她吧。不过，毕竟她还是有魅力的，有人爱她我完全能理解。可是罗贝的那位小姐，我向您保证，她那个样子叫人看了会把门牙都笑掉。我知道有人会用奥吉埃的陈词滥调反驳我：‘只要酒能醉人，管他是什么酒瓶子！’唉！罗贝倒是醉了，可他在选择酒瓶时实在缺乏高雅的情趣！首先，您想象一下，她竟要求我在客厅中间架一道楼梯。这不是太没意思了吗？而且，她还向我宣布，她要扑倒在台阶上。此外，您要是听过她朗诵，您就会明白了。我只看过她一次演出，但我认为那出戏简直超乎人的想象，戏名叫《七位公主》①。”
“《七位公主》？啊，是吗？是吗？真会赶时髦！”德·阿让古尔先生吃惊地叫起来。“啊！等一等，这部戏我从头到尾都很熟，作者把剧本寄给国王了，国王看后不懂，好象掉在五里雾中，要我给他讲解。”
“请问这是不是贝拉当王②的作品？”投石党历史学家问道，他想显示自己精明现实，但声音很轻，没有人注意到他提的问题。
“啊！您认识七位公主？”公爵夫人对阿让古尔先生说。
“恭喜！恭喜！我才认识一个，可我再也不想认识其余六位了。
她们肯定不会比我见过的那一位好到哪里去！”
“笨得象头驴！”我心里暗想。我在生她的气，因为她刚才怠慢我了。当我看到她对梅特林克③一无所知时，不由得暗暗高兴。“我每天上午走好几公里路，就是为的这个女人？我的心也太好了！现在该轮到我不要她了！”我自言自语，但心里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纯粹是交谈性语言，我们在过分激动而不愿意单独呆着的时候，会感到需要同自己（因为找不到别人）说说话儿，但却好象在同一个陌生人交谈，说的并不是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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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七位公主》是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0）的剧作。
②贝拉当（1859—1918），法国作家，狂热信奉天主教，自称他家是巴比伦一个国王的后代，所以有“王”之称。
③梅特林克（1862—1940），比利时剧作家。用法语写作。著有剧本《盲人》、《七位公主》等二十余部。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家。
“我无法向您形容，”公爵夫人继续说，“她的朗诵让人笑破肚子，一有机会大家就笑个不停，甚至故意做得过分一些，因为那个可爱的人不喜欢。其实，为这事罗贝一直对我耿耿于怀。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不这样，那位小姐可能会再来。我寻思，这件事不知让玛丽—埃纳尔多高兴哩！
家里人都这样称呼罗贝的母亲德·马桑特夫人，埃纳尔·德·圣卢的遗孀，用以区别于她的堂弟媳德·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公主，另一个玛丽。为了避免混淆，巴伐利亚公主的侄儿、堂兄妹和夫兄弟在她的名字后面或者加上她丈夫的名字，或者加上她自己的另一个名字，这样就成了玛丽—希尔贝，或玛丽—海德维格。
“头天晚上预演了一下，真是洋相百出！”德·盖尔芒特夫人揶揄地继续说，“您想象一下她是怎样朗诵的吧，刚念了一句，甚至不到一句，仅仅念了四分之一句，就停下来，一停就是五分钟，我一点也没有夸大。”
“是吗，是吗，是吗！”德·阿让古尔先生惊叫起来。
“我极有礼貌地向她暗示说，她这样停顿，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她原话是这样回答我的：‘念台词就应该象在作诗一样。’您想一想，这个回答不是太怪了吗？”
“我以前一直认为她诗朗诵得不坏哩，”两个年轻人中有一个说。
“她一窍不通，”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再说，我不用听她朗诵，只要看见她手里拿着百合花，就心中有数了！我一看见百合花，就立刻知道她没有本事！”
她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姑妈，那天我拿瑞典王后给您开了个玩笑，您没介意吧？
我向您请罪来了。”
“不，我不介意。你要是饿了，我甚至还让你吃点心呢。”
“喂，法尔内尔先生，您来扮演女招待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档案保管员说，照例开了个玩笑。
德·盖尔芒特先生把靠在安乐椅上的身子直起来（帽子就在他身边的地毯上），心满意足地审视档案保管员给他端来的几盘花式点心。
“好极了。既然我和诸位已慢慢熟悉，就可以吃一块奶油蛋糕了，看样子很好吃。”
“先生扮演女招待象极了，”德·阿让古尔先生学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样开了个玩笑。
档案保管员把点心端给投石党历史学家。
“您干得很出色，”投石党历史学家战战兢兢地说，努力想赢得大家的好感。
因此，他朝那几位也象他那样说了恭维话的人偷偷扫了一眼，仿佛要与他们串通似的。
“请告诉我，我的好婶母，”德·盖尔芒特先生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我进来时遇见的那个仪表堂堂的先生是谁？我好象应该认识他似的，因为他很客气地朝我敬礼了，但我没有认出是谁。您知道，我对记名字最头疼，这很讨厌，”
他得意地说。
“勒格朗丹先生。”
“喔！奥丽阿娜有一个表妹，她母亲的娘家姓格朗丹。我记得清清楚楚，是鹰派格朗丹。”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这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就叫格朗丹，什么称号也没有。但是，他们求之不得，你给他们加什么，他们就会要什么。那人的姐妹就叫德·康布尔梅夫人。”
“喂，巴赞，您肯定知道婶母讲的是谁，”公爵夫人忿忿地说，“就是那天您一时心血来潮，打发来看我的那个肥胖的食草动物的兄弟。她呆了一小时，我想我都快要疯了。可是刚开始，当我看见一个我素不相识的长得象一头母牛的女人进来时，我以为来了个疯子。”
“听着，奥丽阿娜，她恳求我要您接待她，我总不能对她失礼吧。再说，嘿、您也太夸大其词了，她怎么会象一头母牛呢，”他又说了一句，象是在埋怨，可是却微笑着朝听众偷偷看了一眼。
他知道，他妻子的兴致需要用合乎情理的反话刺激，臂如说，不能把一个女人比作一头母牛啦，等等。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会说出比第一个比喻更幽默、更妙趣横生、更别出心裁的话来。公爵天真地毛遂自荐，不露声色地帮助妻子大显身手，就象是一个在一节车厢里偷偷帮助赌徒玩猜牌赌博的秘密同伙。
“我承认她不象一头母牛，因为她象一群母牛，”德·盖尔芒特夫人大声说。“我向您发誓，当我看见这群母牛头戴帽子，走进我的客厅向我问候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很想对她说：‘不，母牛群，你弄错了，你不能同我交往，因为你是一群母牛，’但一边又搜索记忆，终于想起来您的康布尔梅是多罗西娅公主（她说过要来看我，也长得象一头母牛），我差点儿叫她公主殿下，用第三人称同一群母牛说话。她和瑞典王后也有想象之处，都长着鸟类的砂囊。此外，她从远距离向我发起凌厉的攻势，非常艺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接二连三地给我送名片。我家里到处是她的名片，没有一件家具上没有，好象是商品广告似的。我不知道她这样大做广告目的何在。在我家里到处可以看到‘康布尔梅侯爵和侯爵夫人’，还写着地址，我记不起来了，再说，我也不会用上那个地址的。”
“不过，象一个王后是很荣幸的。”投石党历史学家说。
“啊！我的上帝！先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国王和王后算得了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因为他想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新派人物，同时也为了装出不把同王族的关系放在眼里，尽管他把这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布洛克和德·诺布瓦先生站起身，向我们走来。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同他谈德雷福斯案了吗？”
德·诺布瓦先生仰头望了望天（但仍面带笑容），象是为了证明他心爱的女人要他做这件事是强人所难似的。然而，他还是非常亲切地对布洛克说，法国正经历着骇人听闻的或许是极其痛苦的年代。这很可能表明德·诺布瓦先生是一个狂热的反重审派（然而，布洛克曾明确对他说过，他相信德雷福斯无罪），因此，当布洛克看见大使的态度和蔼可亲，看见他故意装出认为他的交谈者言之有理，毫不怀疑他们之间观点相同，并且想与他携起手来共同谴责政府的神态，此刻他感到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好奇心更加强烈。他暗自思忖，德·诺布瓦先生没有明确指出的、但却似乎暗示他们之间看法一致的重要问题是什么？他对德雷福斯案的看法究竟在哪几点上和自己一致？布洛克尤其感到惊讶的是，在他和诺布瓦先生之间存在的这种神秘的一致性似乎不仅仅与政治有关，因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对德·诺布瓦先生详细介绍过他的文学作品。
“您倒不赶潮流，”前大使对布洛克说，“因此我要祝贺您。在现在这个时代，公正不偏的研究已不再存在，尽向公众兜售淫秽的或荒唐可笑的货色，可您却不。假如我们有一个好政府的话，您做出的努力按说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布洛克为只有自己幸免于这场世界性灾难而得意忘形。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仍然想了解细节，他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荒唐可笑的货色是指什么。布洛克感到自己的创作路子跟多数人没什么两样，并不认为有什么与众不同。他又回到德雷福斯案件，但无法理清德·诺布瓦先生的观点。他竭力想让他谈一谈现在报界经常提到名字的军官；他们比介入这一案件的政界人物更令人瞩目，因为政界人物早已遐迩闻名，而军官却不见经传；他们身穿军服，刚从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中走出来，打破了严格保持的沉默，就象洛亨格林①从一只由天鹅引导的吊篮中走出来一样，激起人无限的好奇心。布洛克认识一个主张民族主义的律师，多亏这个律师，他多次旁听了左拉诉讼案②的庭审。他随身带着三明治和一瓶咖啡，一早就到那里，晚上才出来，就象去参加中学优等生会考或中学毕业作文比赛一样。习惯的改变使他的神经异常兴奋，而咖啡和激动人心的庭审又把他热烈的情绪推到顶点，当他离开法庭后，对那里发生的一切仍然念念不忘，晚上回到家里，还想重返美丽的梦境，他跑到两派经常出没的饭馆去找观点相同的人，和他们没完没了地谈论白天发生的事，用命令的口吻——这使他幻想自己在发号施令——要来一份夜宵，以弥补这一早就开始的中间又没有进餐的一天给他带来的疲劳与饥饿。人总是生活在实际经验和想象中间，对于我们认识的人，总想深入猜想他们如何生活，而对那些我们只能猜想如何生活的人，又渴望能认识他们。德·诺布瓦先生对布洛克的问题作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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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洛亨格林是德国传说中的人物。他奉命保护一个女公爵，乘坐天鹅引导的吊篮，去把女公爵从敌对的封臣手中解救出来。后来与女公爵结为伉俪。
②左拉（1840—1902），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后，他于1898年发表“我控诉”一文，抨击法国当局，因此被判徒刑。
“已有两名军官介入这个案件，我曾听到一个人谈起过他们。这个人是德·米拉贝尔先生，他的判断力我是信得过的，他对那两个军官很赏识。一个是亨利中校①，另一个是比卡尔中校②。”
“可是，”布洛克喊道，“宙斯的女儿雅典娜女神在他们的头脑中注入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们就象两头雄狮，争斗不休。比卡尔上校在军中身居要职，但是宝剑的闪光把他引到了不该去的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利剑一定会斩断他的虚弱的身躯，他会成为食死人肉动物和飞禽的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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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1846—1898），法国军官，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捏造证据，加害德雷福斯，后因伪证罪行被揭露，被捕后自杀身亡。
②比卡尔是坚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正直的法国军官。
德·诺布瓦先生没有作声。
“他们躲在那里闲聊什么？”德·盖尔芒特先生指着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德雷福斯案件。”
“啊！见鬼！对了，你们知道谁是德雷福斯最狂热的保护者吗？你们谁也猜不着。是我的外甥罗贝！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当赛马俱乐部的人听到他的‘光辉业绩’时，都群起而攻之，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
“当然，”公爵夫人插嘴道，“如果他们都象吉尔贝，主张把全部犹太人遣返耶路撒冷……”
“啊！这么说，盖尔芒特亲王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罗，”德·阿让古尔先生打断公爵夫人说。
公爵常把妻子当门面炫耀，但并不爱她。他“唯我独尊”，讨厌别人打断他说话，况且他在家里向来对妻子很粗暴。作为一个坏丈夫和一个油嘴滑舌的男人，他看到妻子非但不听他说话，而且还打断了他的话头，不由得恼羞成怒，浑身颤抖，便立即收住话头，朝公爵夫人狠狠瞪了一眼，瞪得四座莫名其妙，困惑不解。
“您怎么想得出来跟我们谈吉尔贝和耶路撒冷的？”他终于又说话了，“风马牛不相及嘛。不过，”他缓和了一点语气又说，“您一定会承认，如果我们家里有人被赛马俱乐部开除了，尤其是罗贝，因为他父亲在那里当过十年主席，终归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吧。我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这件事让那些人好不高兴，一个个都吹胡子瞪眼睛的。我不能责怪他们。您是知道的，我本人没有任何种族偏见，我认为种族偏见不符合时代潮流，我很想与时代同步前进。可是，见鬼，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他就不应该是重审派！您要我同您说什么呢！”
德·盖尔芒特先生在说到“当一个人有了圣卢侯爵的称号”这句话时，语气十分夸张。然而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称号的人更了不起。但是，如果说他的自尊心使他想夸大盖尔芒特公爵高人一等的地位的话，那么，他的想象力却比高雅的情趣更促使他贬低公爵称号，谁都这样，总是此山望着彼山高，家花不如野花香，想象力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不但适用于其他人，也适用于公爵。不仅是想象力的规律，语言也一样。不过语言的两条规律不管哪一条在这里都用得上。其中一条要求一个人的谈吐符合他思想所属的阶级，而不是他本人所属的阶层。因此，德·盖尔芒特先生哪怕在谈论贵族时，他的谈吐也很可能象平庸的资产者，会象他们那样说“当一个人有了盖尔芒特公爵的称号”之类的话，而一个文人，一个象斯万和勒格朗丹那样的人，是不会这样说的。一个公爵，哪怕以上流社会的习俗为题材，也会写出充斥小市民气味的小说，贵族爵号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而一个平民写的小说却可以冠以贵族的称号。至于德·盖尔芒特先生究竟是听哪个资产者说过“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的，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语言的另一条规律要求不时地有一些新表达方式问世，就象一些疾病，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以后再也听不见有人谈起；在同一个时期内，可以听到有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些表达方式，但谁也不知道它们的由来，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也可能是偶然，就象一种美洲野草，一次偶然的机会，野草种子粘在旅行毯的绒毛上，然后又落在法国一条铁路的斜坡上，就在法国发芽生长了。然而，正如有一年布洛克对我谈起他自己时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最可爱、最杰出、最有地位、最苛求的人发现，只有一个人他们认为是绝顶聪明、讨人喜欢和不可缺少的，那就是我布洛克”），我从一些和他素不相识的人嘴里也听到过，只不过是把布洛克换成他们自己的名字罢了，同样，听到“当一个人有了……称号”这句话之后，又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您要我说什么呢，”公爵继续说，“种族偏见在那里占优势，因此，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尤其是可笑的，”公爵夫人回答说，“他母亲坚决反对重审，成天在我们耳边唠叨法兰西祖国联盟①怎么就对他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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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兰西祖国联盟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民族主义组织，成立于1898年，德雷福斯案件结束后即宣告解散。
“是这样。可不光有他的母亲呀，别给我们瞎吹了。不是还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吗？一个品行不端、最坏最坏的女人，她对他的影响更大，而她又恰好是德雷福斯先生的同胞。她把她的思想状态传给罗贝了。”
“公爵先生，您大概还不知道可以用一个新词来表达这种思想状态吧，”档案保管员说，他是反重审委员会的秘书，“用‘精神状态’，这个词和‘思想状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但至少谁也听不懂。妙就妙在这里，正如有人说的，这是‘最时髦’的词。”
然而，档案保管员刚才听说了布洛克这个犹太名字，现在又看见他在向德·诺布瓦先生提问题，因而露出不安的神色，侯爵夫人见状也惴惴不安，如坐针毡，只是理由不同罢了。侯爵夫人在档案保管员面前战战兢兢地装出反对重审的样子，生怕他知道她接待了一个同“工会”多少有点关系的犹太人会责备她。
“啊！精神状态，我得记在本子上，以后我要用的，”公爵说。（这不是故作姿态，公爵确实有一个小本本，记满了“引语”，每赴重大宴会之后总要温习一遍。）“我喜欢这个词。许多这样的新词出现后，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最近我读到一句话，说是一个作家很有‘才具’。随便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个词。”
“精神状态可比才具用得广，”投石党历史学家插了一句，“我是国民教育部下属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我在那里多次听到人用这个词。我在我那个圈子，也就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甚至在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的晚宴上也听说过。”
“我没有这个荣幸，我不是国民教育部的人，”公爵装出谦卑的样子回答说，但又那样踌躇满志，他的嘴巴禁不住露出微笑，眼睛禁不住向听众投去得意目光，可怜的历史学家看见公爵嘲笑的目光，羞得面红耳赤，“我没有这个荣幸，我既不是国民教育部的成员。”他自鸣得意地慢悠悠地重复道，“也不是伏尔内伊圈子里的人（我不过是赛马协会和俱乐部的成员而已）……先生，您没参加赛马俱乐部吗？”他问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嗅出了他话中的傲慢，但感到茫然不解，不由得浑身颤抖，“我也不到埃米尔·奥利维埃先生家去吃晚饭，我承认我不知道精神状态。阿让古尔，我想您也知道吧……您知道为什么不能把德雷福斯背叛行为的证据公布于众吗？
据说因为他是陆军部长妻子的情夫，私下里都这样说。”
“啊！我还以为是内阁总理的妻子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我觉得你们这些人好无聊，成天谈这件事，”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她从社交的观点出发，一心想显示自己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件事对我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的关系中没有一个犹太人，我打算永远象这样当一个幸运的局外人。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玛丽·埃纳尔和维克迪尼埃娜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她们强迫我们与一大堆我们素不相识的叫什么迪朗或迪布瓦的女人为伍，说她们很有头脑啦，她们不在犹太商人那里买东西啦，她们的小阳伞上写着‘处死犹太人’啦，等等。前天我到玛丽·埃纳尔家去了。从前她家的聚会是很吸引人的。可现在，那里尽是些我们一生都想避开的人，就因为她们仇恨德雷福斯就聚到她家来了。还有一些人更是不三不四。”
“不，是陆军部长的妻子。至少在贵妇的内室沙龙里是这样传的，”公爵又说，他在讲话中经常喜欢用一些他认为是旧制度的表达方式。“不过，众所周知，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看法是同我堂兄弟希尔贝的看法完全相反的。我不是他那样的领主，我可以同一个黑人在一起散步，如果这个黑人是我的朋友的话；我对第三者和第四者的看法毫不在乎。不过，您总该承认，当一个人有圣卢侯爵称号的时候，他就不能开这个玩笑，就不能和大家的意见，和这些比伏尔泰，甚至比我外甥更有思想的人的意见背道而驰。尤其是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参加赛马俱乐部的选举了，在这节骨眼上，决不能干出那种我叫作走钢丝的傻事来！钢丝绳绷得有点太紧了！不，很可能是他的小娼妓让他忘乎所以的。她可能说服他站到‘文人’①一边。文人是赛马俱乐部那些先生们的‘奶油水果馅饼’②。此外，这个表达方式玩了一个相当漂亮却又用心险恶的文字游戏。”
接着，公爵悄声地对公爵夫人和德·阿让古尔先生说，“马桑特是闪米特人的母亲”这个玩笑在赛马俱乐部已传开了，因为在所有能够旅行的种子中，玩笑这颗种子的翅膀最结实，能传播到离发源地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可以让那位先生解释一下，他看上去很象一个女才子，”公爵指着历史学家说，“不过，最好还是不谈这件事，因为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不象我的表姐妹米尔普瓦那样野心勃勃，她声称她家的世系可以追溯到耶稣—基督诞生前的利末③部族，但我可以保证，在我们家族的血管里，从没有流过一滴犹太人的血。但是，毕竟谁也骗不了我们，我的外甥先生的高明见解肯定会引起相当大的反响。更何况弗桑萨克病了，将由迪拉斯掌管一切。你们知道，他很喜欢制造麻烦，”公爵说道，对于有些词，他从来也没有弄清楚它们的意思，以为“制造麻烦”不是虚张声势，而是制造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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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人指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法国作家。
②“奶油水果馅饼”在这里的意思是“口头禅”。
③利末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一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
“不管怎么说，即使那位德雷福斯是无辜的，”公爵夫人打断公爵说，“他也没有拿出象样的证据。他从魔鬼岛上写的信太没有水平，太夸张！我不知道埃斯代阿西先生是不是比他有更高的价值，但他的文笔潇洒，别有一种色彩。这一点可能使德雷福斯先生的支持者们很恼火。他们总不能换一个无辜者吧，这对他们说来实在太不幸了！”
众人哈哈大笑……“您听到奥丽阿娜用的词了吗？”盖尔芒特公爵贪得无厌地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的，我觉得很滑稽。”公爵认为这样的回答不过瘾：“嗨，我可不感到滑稽。更确切地说，滑稽不滑稽对我都无所谓，我对笑话根本不感兴趣。”德·阿让古尔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话总是信口开河，”公爵夫人低声地咕哝说，“可能因为我当过议员，我听到过许多出色的但又毫无意义的演说。我学会了欣赏演说的逻辑。可能就因为这个，我后来落选了。滑稽的东西对我无所谓。”“巴赞，您不要扮演约瑟夫·普吕多姆①了，我的孩子，您知道谁也没有您喜欢笑话。”“让我把话说完嘛。正因为我对某一类笑话麻木不仁，才更看重我妻子的幽默。因为她的幽默往往来自正确的观察。她说起理来象一个男人，用起词来又象一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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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瑟夫·普吕多姆是法国作家莫尼埃（1799—1877）的小说中的人物，平庸自负，好用教训人的口吻说些蠢话。
布洛克挖空心思，想让德·诺布瓦先生谈比卡尔中校。
“只要政府认为这里面确有蹊跷，”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就必然要有中校的证词。我知道，就因为我支持这种看法，我的同仁中不止一人曾大发雷霆。但是，依我看，政府应该让中校说话。一味回避，政府就无法摆脱困境，相反会陷入泥潭。在第一次庭审时，证词对中校非常有利。当他身穿戎装威武地走上法庭，用极其朴实、极其坦率的口吻讲述他的见闻和看法的时候，当他说‘我以军人的荣誉发誓（说到这里，德·诺布瓦先生的声音里微微颤动着爱国的热忱），我深信不疑’时，不可否认，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行了，看来他是重审派，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布洛克心想。
“可是，他同档案官格里布兰的对质把他一上来赢得的同情全部化为乌有：当人们听到这个老仆人，这个言而有信的男子汉说话的时候（德·诺布瓦先生真诚而有力地加重了下面的话），当人们看见他敢于正视他的上司，不怕同上司对质，用一种不容抗辩的口吻说：‘您瞧，中校，您知道我一生中从没有撒过谎，您知道在这个时刻，我和往常一样讲的全是真话’，这时候，大家的看法就转变了，在以后几次庭审中，比卡尔先生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挽回败局。”
“不，他肯定是反重审派，这也在意料之中。”布洛克暗自思忖。“可是，如果他相信比卡尔是一个撒谎的叛徒，又怎能重视并引用他的揭发，似乎认为这些揭发很有魅力，真实可信的呢？如果相反，他把比卡尔看作一个坦率而正直的人，又怎能推测他在同格里布兰对质时撒谎呢？”
德·诺布瓦先生象这样同布洛克谈话，仿佛他们两人的意见一致似的，很可能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重审派，他觉得政府反对重审的立场还不够坚决，于是和重审派一样成了政府的敌人。也许还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政治目标具有更深刻的内容，不在国内，而在国外，重审派不过是一种无足轻重的特殊形态，不值得一个胸怀外交大事的爱国者挂心。更确切地说，也许因为他的明哲的政治格言只适用于形式、程序和机会问题，而对实质问题，就显得一筹莫展了，正如在哲学上，纯逻辑无法解决生存问题一样，或者因为他这种明哲的政治头脑使他感到讨论这些问题要担风险，为了谨慎起见，索性只谈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布洛克错就错在他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性格即使不那么谨慎，思想即使不那么绝对，只要他愿意，还是会把亨利、比卡尔、迪巴蒂·德·克拉姆①的作用和这个案件的详情细节如实告诉他的。事实上，布洛克不可能怀疑德·诺布瓦先生了解事情真相。既然他同部长们有来往，怎么会不了解呢？当然，布洛克认为政治的真相可以被头脑最清醒的人大体地分析出来，但他和大多数国民一样，想象这种真相永远无可置疑地、实实在在地存在共和国总统和内阁总理的秘密档案里，而总统和总理肯定会把实情告诉各位部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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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巴蒂·德·克拉姆，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成员，在德雷福斯案件中负责侦讯工作，篡改、编造罪证，加害德雷福斯。
然而，即使政治的真相与文件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件的价值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一张X光片子的价值；人们一般认为病人的疾病会清楚地显示在X光片子上，其实X光片仅仅提供一个判断新的数据，它和其他许多数据汇合，医生据此作出推论和诊断。所以，当我们接近知情人并以为就要了解实情时，政治的真相却会偷偷地溜走。甚至在后来——还是谈德雷福斯案件——当亨利供罪，继而又自杀时，对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些主张重审的部长们立即同经办此案的卡芬雅克①和居伊涅②作出截然相反的解释，而卡芬雅克和居伊涅本人也发现指控德雷福斯的证据是假的；即使是主张重审的部长，尽管他们有相同的感情色彩，不仅用作判断的证据相同，而且本着同一种精神，但他们对亨利扮演的角色，解释也是南辕北辙，一部分人认为亨利是埃斯代阿西的同谋，另一部分人却认为迪巴蒂·德·克拉姆是同谋，这样，他们也就转而支持他们的对手居伊涅的论点，却同他们的同党雷纳克③背道而驰。布洛克从德·诺布瓦身上可能得到的全部印象是，如果总参谋长德·布瓦德弗尔将军④果真派人给罗什福尔⑤秘密传递过消息，那么，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令人遗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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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芬雅克（1853—1905），曾担任过陆军部长，狂热鼓吹军国主义，顽固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否认亨利作伪证。
②居伊涅，法国陆军总参谋部上尉军官，亨利作伪证被揭露后，他负责核实工作，很快就发现亨利伪造证据的痕迹。
③雷纳克（1856—1921），法国政治人物和记者，当过众议员，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④德·布瓦德弗尔（1839—1919），德雷福斯案期间，曾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长，他知道指控德雷福斯的罪证是假的，但他仍然主张维持对德雷福斯的判决。
⑤罗什福尔（1830—1913），法国作家和政治人物，1895年，多次发起宣传运动，声讨德雷福斯，赞成极端民族主义。
“请您相信，陆军部长至少在心里诅咒他的总参谋长该下地狱了。依我看，公开否认决不是多此一举。但是陆军部长只是在茶余酒后明确地谈过自己的看法。再说，有些问题必须慎重，如果引起骚动，会导致无法控制的局面。”
“不过，这些证据显然是假的呀，”布洛克说。
德·诺布瓦先生不作回答。但他声称他不赞成亨利·奥尔良亲王①在法庭上大吵大闹：
“再说，他这样做只会扰乱法庭，引起骚动，而这种骚动不管从哪方面讲都是令人遗憾的。当然啦，我们必须制止反军国主义的阴谋，但是，我们也不需要由右派挑起的争斗。右派非但不鼓动人民爱国，反而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谢天谢地，法国不是南美模式的共和国，不需要一个搞军事政变的将军。”
布洛克试图让他谈谈德雷福斯的罪行，预测一下法庭对这场审理之中的民事诉讼会作出怎样的判决。但他枉费心机。不过，德·诺布瓦先生似乎很乐意对判决的后果谈一些细节问题。
“如果是判刑，”他说，“就很可能被撤销，因为这场诉讼案的证词很多，不会没有可供律师援引的不合法定手续的证词。关于亨利·奥尔良亲王大闹法庭一事，我还想再说一句，我很怀疑这是不是符合他父亲的口味。”
“您是说夏尔特尔公爵②站到德雷福斯一边去了？”公爵夫人微笑地问道，但她的眼睛都瞪圆了，脸涨得通红，鼻子埋在她的点心盘中，露出愤慨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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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尔良亲王（1867—1901），法国探险家，曾几次到中亚、东非探险。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
②夏尔特尔公爵（1840—1910），亨利·奥尔良亲王的父亲。
“丝毫也不。我只是想说，一个家庭中在这方面有一种政治意识。这种意识，我们在可敬可佩的克莱芒蒂纳公主①身上看到它登峰造极了，而她的儿子费迪南亲王②犹如继承一份珍贵的遗产那样把它继承了下来。保加利亚亲王③可不会把埃斯代阿西少校搂在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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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莱芒蒂纳公主（1817—1907）出身波旁王朝一支奥尔良家族，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女儿。
②费迪南亲王（1861—1948），克莱芒蒂纳公主的儿子，1887年至1908年为保加利亚亲王，1908年至1918年为保加利亚国王。一生野心勃勃，统一保加利亚，促进国家进步。
③保加利亚亲王即费迪南亲王。
“他宁愿搂一个普通士兵，”德·盖尔芒特夫人咕哝道。她经常和这个保加利亚人在儒安维尔亲王府共进晚餐。有一次，他问她是不是爱嫉妒，她回答说：“是的，殿下，我连您的表带都嫉妒。”
“您今晚不去参加德·萨冈夫人的舞会吗？”德·诺布瓦先生为了结束同布洛克的谈话，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
大使不是不喜欢布洛克。他后来不无真诚地同我们谈起了他对他的印象，当然这是因为在布洛克的语言中保留着他已抛弃不用的新荷马风格的痕迹：“他相当有意思，说话文绉绉的，尽用些古词。他和拉马丁或让·巴蒂斯特·卢梭①一样，动不动就提‘九位文艺女神’。这在当代青年中寥寥无几，即使在上一辈青年中也是屈指可数。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有些浪漫。”但是，即使他觉得谈话人有一种新奇感，他也认为谈话的时间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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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让·巴蒂斯特·卢梭（1671—1741），法国诗人，著有《大合唱》、《赞美诗》、《颂歌》等诗集，大多以神话为题材。
“不去，先生，我不再参加舞会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露出老年妇女迷人的微笑回答道。“你们呢，都去吗？这是你们这个年龄做的事，”她继而又说，眼睛望着她的朋友夏特勒公爵和布洛克。“我也受到邀请啦，”她开玩笑地装出引以为荣的样子说，“人家甚至上门来请我呢。”（“人家”是指萨冈公主。）
“我没有请柬，”布洛克说，心想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可能会送他一张，既然德·萨冈夫人亲自登门邀请她，不会把她的一个朋友拒之门外的。
侯爵夫人毫无反应，布洛克也就不再多说。他还有一件更严肃的事要同她商量，他刚才已向她提出要她两天后再接见他一次。他听另外两个年轻人说，他们已退出土家街的小圈子了，他们觉得走进那个沙龙就好象走进了一间磨坊一样，布洛克想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他引进王家街的小圈子。
“萨冈家的人不会是冒充高雅，冒充时髦吧，”他冷嘲热讽地说。
“才不呢，他们是最高雅、最时髦的了，”德·阿让古尔回答说，巴黎的玩笑他全都学会了。
“那么，”布洛克半讥笑半正经地说，“这是所谓的一次盛会，一次符合潮流的上流社会的盛会罗！”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兴致勃勃地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
“真的吗？萨冈夫人的舞会是上流社会的盛会吗？”
“您怎么来问我呢？”公爵夫人揶揄地回答道，“我还没有搞清楚上流社会的盛会是怎么回事呢。况且，我对上流社会的事知道得不多。”
“啊！我还以为您知道呢，”布洛克说，以为德·盖尔芒特夫人讲的是真话。
布洛克还是放不下德雷福斯，又向德·诺布瓦先生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德·诺布瓦先生无可奈何，只好回答他说，他的“初步”印象是，迪巴蒂·德·克拉姆上校有点稀里糊涂，被选来经办这个案子不很合适，象这样一件棘手事，没有极其冷静的头脑，高度的判断力和专门的知识是难以胜任的。
“我知道社会党强烈要求判处迪帕蒂上校死刑，立即释放魔鬼岛上的囚徒。但我想，我们还不至于落到这种让谢罗代尔—里夏①之流任意凌辱的地步。这个案子至今还没有理出头绪。我不说双方没有什么相当卑劣的行径要掩盖。我也不想否认，在您那一派中，有些支持德雷福斯的人可能多少有点公心，甚至是一片好心。但是，要知道，好心也会办坏事！要紧的是，政府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掌握在左派集团手中，毋宁说俯首听命于某个御用军队，请相信我，这个军队已不成其为军队。不言而喻，如果再发生意外，重审程序就会开始。后果是明摆着的。要求重审不过是撞进开着的大门，轻而易举。到那时，政府就该知道要理直气壮地表明态度了，否则就得放弃它的主要权力。光东拉西扯、不痛不痒地说几句是不够的。应该把德雷福斯提交法官审理。这事不费吹灰之力嘛，因为尽管在我们温和的、喜欢诽谤自己的法国，人人养成了习惯，相信或让人相信要听到真实的公正的声音，必须穿过英吉利海峡，这往往是到达施普雷河②的间接途径，但是并不是只有柏林才有法官。不过，一旦政府开始行动，您会听它的话吗？当它敦促您履行您的公民义务，您会站到它一边吗？如果它发出爱国号召，您会装聋作哑，不回答‘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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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罗代尔—里夏（1866—1911），法国记者和政治家，社会党人。
②施普雷河为德国河流。
德·诺布瓦先生向布洛克提这些问题时，语气很激烈，这使我的同学既惶惑不安，又喜出望外。因为大使对他讲话就象在同一个党的全体成员讲话一样，他向布洛克提问的神气很象是得到了这个党的信任，并且对作出的决定能承担责任似的。“如果您不缴械投降，”德·诺布瓦先生不等布洛克回答，就又继续下去了，“如果您相信某个盅惑人心的口号，在确立重审程序的法令颁布后，您不立即缴械投降，相反仍坚持某些人所谓的l’ultimava－tio①的无益的敌对立场，如果您愤而引退，破釜沉舟，决不回头，您就可能要吃大亏。您难道被那些制造混乱的人俘虏了？您对他们发过誓？”布洛克不知如何回答。德·诺布瓦先生也不给他时间回答。“如果象我认为的那样，您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在您身上有一点我认为在您的上司和朋友们身上恰恰缺少的东西，也就是有那么一点政治意识，如果在刑事法庭开庭的那天，您不会被那些混水摸鱼的人拉入伙，那么您就会受到全巴黎的赞誉。我不能保证整个陆军总参谋部都能摆脱干净，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人能不激起公愤而挽回面子，我看这就不错了。此外，显然应该由政府颁布法令，减少逍遥法外的罪犯（这样的人太多了），而不是听信社会党人或某一个丘八的挑唆，”他接着又说，边说边看着布洛克的眼睛，他也许和所有的人一样，说话时，本能地想寻求对方的支持。“政府的行动应该不受有些人竞相许诺的影响，不管是谁的许诺。谢天谢地，现在的政府既不在右派德里安上校②，也不在左派克雷孟梭③先生的控制下。对于那些职业闹事者，应该采取强硬态度，不让他们抬头。绝大多数法国人都渴望安居乐业！这也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是不要怕引导舆论。如果有几只绵羊——是我们的拉怕雷④非常熟悉的绵羊——低着头硬往水中跳，就应该向他们指出水是浑的，是被一些外来的败类为掩盖险象丛生的海底而故意搅混的。政府在行使基本上属于它的职责，也就是发挥司法女神作用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人感到它摆脱被动是出于无奈。政府会接受您的全部建设的。如果政府能证明法院确实有错误，它就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也就有了活动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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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意即：最后一张王牌。
②德里安（1855—1916），法国军官和作家，曾当过法国政治冒险家布朗热将军的副官，并随其到了陆军部，布朗热政变阴谋败露后，他也跟着倒霉，1905年离开军队。
③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第二帝国时属左翼共和派，后为激进派领袖。1906年至1920年曾任两届总理，外号“老虎”。
④拉伯雷（约1494—1553），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著有长篇小说《巨人传》。这里影射出自该书的成语“巴汝奇的绵羊”。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一只绵羊投入水中，其他绵羊也跟着投水，引申为“互相模仿的蠢人”。
“您，先生，”布洛克转身对德·阿让古尔先生说，刚才他和其他人一起被介绍给阿让古尔先生了，“毫无疑问您是重审派吧，因为外国人都是重审派。”
“这个案子不就是法国人之间的事吗？”德·阿让古尔先生傲慢地回答说。他用这种口气说话，是要把对方显然——因为他刚说过相反的看法——不同意的一种看法归于对方。
布洛克脸红了；德·阿让古尔先生环视周围，得意地微笑着。当他向其他人投去微笑时，笑中含有对布洛克的讥讽，但当他最后把微笑停留在我朋友身上时，目光就变得真诚了，因为他不想让布洛克为他刚才那句话生气，但是，尽管如此，这丝毫也不能减轻那句话的残酷性。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德·阿让古尔先生耳边悄悄说了句话，我没有听见，想必与布洛克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此刻公爵夫人的脸上闪过一种迟疑而做作的表情，一个说长道短的人害怕被议论的人听见时就会象这样吞吞吐吐，装模作样；同时还夹杂着一种面对一群陌生人时可能产生的好奇而存心不良的快感。为了挽回面子，布洛克转身对夏特勒罗公爵说，“先生，您是法国人，您肯定知道外国人都是重审派吧，尽管大家都说法国人从来不知道法国以外发生的事。此外，我知道跟您还是可以谈谈的，圣卢对我说过。”但是年轻的公爵感到大家都在和布洛克作对，便就象社交界司空见惯的那样，采取卑怯的作法，施展他也许从德·夏吕斯先生那里隔代继承下来的冒充风雅而刻薄的才智，对布洛克说：“先生，请您原谅，我不能和您讨论德雷福斯，不过，我的原则是，这个案件只能在雅弗①的后代中间谈论。”大家都乐了，只有布洛克不笑，并不是他不习惯对他的犹太血统，对他同西奈半岛多少有点联系的祖籍说几句嘲笑话，可是，他一扣体内的语言扳机，送到他嘴边的却不是一句嘲笑话（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而是另外一句。只听见他说：“您怎么知道的？谁对您说的？”这倒象是一个凶犯儿子说的话。此外，由于他有一个让人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基督教徒的名字，有一张与众不同的面孔，他这种惊讶也就显出了几分天真。
布洛克对德·诺布瓦先生所说的还不满足，他走到档案保管员身边，问他迪巴蒂·德·克拉姆先生或约瑟夫·雷纳克先生是不是偶尔也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档案保管员不回答。他是民族主义者，他不停地向侯爵夫人宣传，不久就要爆发一场社会战争，要她择友格外小心。他心里暗想，布洛克可能是工会派来打听情况的密使，便立即把布洛克刚才的问题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重复了一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认为，布洛克至少可以说缺乏教养，也可能会危及德·诺布瓦先生的地位。最后，她决定满足档案保管员的愿望，他是唯一使她害怕的人，也是唯一向她灌输某种思想的人，尽管谈不上成功（每天早晨，他给她念絮代②先生在《小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因此，她想暗示布洛克以后不要再来了。她在她的社交保留节目中，很自然地找到了一个贵妇把一位客人撵走的办法，演这出戏绝对不会有我们想象的攘臂瞋目的场面。当布洛克过去向她告辞时，她深深地埋在那张大安乐椅中，看上去睡眼朦胧，似醒非醒。她那茫然的目光象一颗珍珠的闪光，微弱而迷人。布洛克告辞时，侯爵夫人勉强在脸上挤出一抹无精打采的笑容，但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伸出手。这场戏使布洛克大为吃惊，但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看着，他认为继续下去对他一无好处，既然侯爵夫人不伸出手来，他就主动把手伸了过去。这下可冒犯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然而，尽管她很想满足档案保管员和反重审派小圈子的欲望，但她也得为将来着想，便装着没有看见。只是垂下眼睑，半睁半闭着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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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弗是挪亚第三个儿子。据圣经记载，他是印欧人的祖先。
②絮代（1851—1943），法国记者，《小日报》的编辑，狂热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因鼓动德法亲善，后逃往瑞士，1923年被缺席审判。
“我想她睡着了，”布洛克对档案保管员说。档案保管员觉得侯爵夫人在为自己撑腰，有恃无恐，便装出生气的样子。
“再见，夫人，”布洛克大声说。
侯爵夫人微微翕动嘴唇，就象一个临终的人，想张嘴说话，但目光已认不出人。而当布洛克带着她得了“智力衰退症”的想法离开时，她立即朝德·阿让古尔侯爵转过脸去。几天后，布洛克受好奇心和想弄明白一件奇事的愿望所驱使，又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侯爵夫人给予他亲切的接待，因为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再说档案保管员不在场，另外她也舍不得放弃布洛克答应在她府上组织演出的那场独幕剧，况且，她上次不过是演了一出戏，扮演了她渴望扮演的贵妇而已。她那场戏当晚轰动了所有的沙龙，受到普遍的称赞和评论，只不过已传得面目全非了。
“公爵夫人，您刚才谈到《七位公主》，您知道（我并不因此而更感到自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呈文的作者还是我的一个同胞呢，”德·阿让古尔先生说，外加几分得意，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刚才谈到的那部戏的作者。“是的，他是比利时人，从他的身份证来说，”他又补充一句。
“真的吗？不过，我们并没有指责您在《七位公主》中负有什么责任呀。值得庆幸的是，您和您的同胞和这部荒谬作品的作者完全不一样。我认识一些可爱的比利时人，您算一个，还有你们的国王，虽然胆小怕事，却很有思想，还有我的利尼表兄弟们，还有其他许多人。但是，幸亏你们不和《七位公主》的作者讲同一种语言。况且，我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这种人连提都不要提，因为他们半文不值。他们竭力说一些晦涩难懂的话，必要时故意装出滑稽可笑的样子，以掩盖他们贫乏的思想。如果说这里面隐藏着什么的话，那我可以告诉您，就是胆大妄为，”她郑重其事地说道，“既然有思想，就会有胆大妄为的。我不知道您看过博雷利的戏没有。许多人看了都皱眉头。我嘛，哪怕会招来攻击，”她继而又说，岂知她不会担任何风险，“我也敢承认，我觉得那本戏很有意思。可是《七位公主》算什么！尽管她们中有一位对我的外甥很好，我也不能使家族的感情……”
公爵夫人猛然收住话头，因为一位女士进来了，她是罗贝的母亲马桑特子爵夫人。德·马桑特夫人在圣日耳曼区是数一数二的好人，天使般善良、顺从。我早就听别人说过，但我没有特别的理由对这种说法感到惊讶，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是盖尔芒特公爵的胞妹。后来，在圣日耳曼小圈子里，每当我听到象彩绘玻璃窗上那些完美无缺的女圣徒那样忧郁、纯洁、富于牺牲精神和受人尊敬的女人，却和粗鲁、放荡而卑鄙的兄弟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说不出的惊讶。我认为，既然兄弟姐妹脸长得一样，例如德·马桑特夫人就很象盖尔芒特公爵，那么他们的智力和心肠也应该一样，正如一个人可以有好运气，也可以有坏运气，但思想狭隘的人就不可能有宽广的胸怀，冷酷的人就不可能有崇高的忘我精神。
德·马桑特夫人拜师于布吕纳蒂埃①门下。她使圣日耳曼区的人倾倒，同时她还春风化雨，用她圣人的生活感化圣日耳曼区的人。然而，她的长相和她的公爵兄弟一模一样，都有漂亮的鼻子和敏锐的目光。这种外貌的相象，使我认为她和德·盖尔芒特先生的智力和道德观也应该一样。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就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或许遭到过不幸，外加得到大家好评，就可以和她的家里人有天壤之别，就象中世纪武功诗中所描述的，所有的美德和魅力都集中在妹妹身上，可他们的兄长却总是一个凶狠毒辣的恶神。在我看来，大自然不会有古代诗人那样的自由，而是它专门会利用一个家庭的共同特征，我不相信它会有如此的创新精神，能用制造傻瓜或粗汉的原料，塑造出一个不做傻事的聪明人，或一个一尘不染的女圣人。德·马桑特夫人身穿一件印有大棕榈叶图案的白绸裙，衣服上别着黑花，与棕榈叶相映成趣。因为三个星期前她的表兄德·蒙莫朗西先生病故了，但这并不妨碍她出入社交界，参加小型晚宴，只是戴上孝罢了。这是一个高贵的妇人。隔代相传在她的心灵上深深打上了轻浮的宫廷生活——不管它多么肤浅，多么严格——的烙印。德·马桑特夫人在双亲死后，没有力量长期沉浸于悲痛中，但她为了一个表兄病故，一个月中绝对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她对我非常客气，一来我是罗贝的朋友。二来我和罗贝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她客气中还掺杂着几分装出来的羞怯，声音、眼神和思想不时地显出退缩的样子，仿佛在把一条绷得太开的裙子拉回到身边，不让裙子占据过多的空间，使它既显得柔软，又保持平整，正如良好的教育所要求的那样。不过，对于良好的教育，请不要过于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在这些贵妇中间，有不少人很快就堕落了，但她们却近乎幼稚地使她们的言行举止保持高雅的风度。德·马桑特夫人说话时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每当她和一个平民，例如和贝戈特或埃尔斯蒂尔说话时，为了突出一个字，总把字咬得很清楚，她用盖尔芒特家族特有的念经似的两种不同声调说：“能遇见贝戈特先生，能认识埃尔斯蒂尔先生，我感到很荣幸，非常荣幸”，等等，可能是为了让人赞赏她的谦虚，也可能因为她有德·盖尔芒特先生同样的嗜好，喜欢使用过时的语言形式，以示对不大使用“荣幸”之类语言形式的坏教育的抗议。不管是哪一条理由，都使人感到，当德·马桑特夫人说“我很荣幸，非常荣幸”之类话时，她以为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证明自己很懂得尊重社会名流，即使是在她的城堡外遇见这些名流，她也会象在城堡内一样热情欢迎他们。再者，她家是名门望族，她很热爱这个家族，同时她想通过慢条斯理的叙述和详细的解释，使人了解她家的亲戚关系，她随时随地都会把那些在神圣罗马帝国时候降格的欧洲各大家族一一讲给人听（并不是要使人大出意外，只不过是爱讲一些可怜的农民和高尚的猎人而已），但那些不很聪明的人就不原谅她了，如果他们还有点知识的话，就会笑她象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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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吕纳蒂埃（1849—1906），法国文学评论家。
在乡下，德·马桑特夫人因乐善好施而受人崇敬，但尤其是因为她那纯而又纯的贵族血统（象这样纯的血统早已是绝无仅有了，恐怕只有在法国历史上才能找到）使她的举止摆脱了平民所说的“装腔作势”，显得朴实无华，落落大方。她不怕拥抱一个不幸的贫苦妇女，叫她到城堡里去拉一车木柴。据说她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基督教徒。她一心想让罗贝和一个富豪家的小姐成婚。既然是贵妇，就要象个贵妇样，从某个方面讲，就要装出朴实无华的样子。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赌注，因为只有在别人知道你可以不朴实，也就是知道你非常有钱的情况下，你假装的朴实才能使人拜倒。后来，当我同一个人讲起我见过她时，那人问我：“您一定觉得她很迷人吧。”但是真正的美是那么特别，那么新奇，以致我们看不出那是一种美。那天，我只在心里说，她有小小的鼻子，碧蓝碧蓝的眼睛，细长的脖子和忧郁的神情。
“听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说，“我想，过一会儿，有一个你不愿意交往的女人要来看我，我还是先跟您打个招呼好，免得你到时措手不及。不过，你尽管放心，以后她再也不会来了，但今天得破例让她来一次。是斯万的妻子。”
斯万夫人看到德雷福斯案子越闹越凶，担心她丈夫的犹太血统会给她带来麻烦，早就恳求斯万无论如何不要讲德雷福斯无罪。斯万不和她在一起时，她就更是变本加厉，公开鼓吹最狂热的民族主义。而且，她竭力仿效维尔迪兰夫人，亦步亦趋；在维尔迪兰夫人的沙龙里，一种潜在的资产阶级反犹太意识正在觉醒，并且已达到了激烈的程度。斯万夫人的反犹态度使她终于加入了社交界的几个反犹妇女联盟。这一类组织纷纷成立，并和有些贵妇沙龙建立了联系。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是斯万的好友，但她非但不模仿那些贵妇，就连斯万毫不掩饰地想把妻子介绍给她的愿望，她也一直不予以满足。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做法似乎令人觉得奇怪。但我们以后会看到，这是公爵夫人与众不同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形式，她认为“不必”做这做那，却武断地，非常武断地把她“自作主张”的决定强加给人。
“谢谢您给我打招呼，”公爵夫人说。“的确，这对我是很扫兴的。不过，我看见她能认出来，我会及时离开的。”
“我向您保证，奥丽阿娜，她很讨人喜欢，是一个很出众的女人，”德·马桑特夫人说。
“我不怀疑，但我感到不需要我亲自去证实。”
“你接到伊斯拉尔夫人的邀请了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为了改变话题，问公爵夫人。
“啊！感谢上帝，我不认识她，”德·盖尔芒特夫人回答说，“你应该去问玛丽—埃纳尔，她认识，我一直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
“不错，我认识她，”德·马桑特夫人回答说，“我承认我错了。但我已决定不再和她来往了。看来她是一个坏女人，而且毫不掩饰。况且，我们过去太轻信人，大好客。以后我再也不和这个民族的人打交道了。我们放着外省同一血缘的远房亲戚不来往，却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现在该看到他们是怎样感谢我们的了。唉！我有什么好说的，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可他竟象个疯子，什么样的蠢话都说得出来，”她听见德·阿让古尔先生影射罗贝，便又说了一句。“真的，说到罗贝，您没有看见他吗？”她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今天是礼拜六，我想他会到巴黎来呆二十四个小时的，他肯定来看过您了。”
其实，德·马桑特夫人认为她儿子不会有假。她知道罗贝即使有假，也不会来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因此，她希望通过假装相信能在这里看见罗贝，使她疑神疑鬼的婶母原谅她的儿子。
“罗贝在这里！他甚至连一个字都没给我写过。我想，从巴尔贝克海滩回来后，我就一直没见过他。”
“他太忙，有那么多事要做，”德·马桑特夫人说。
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眼睫毛微微颤动，眼睛看着小阳伞的尖顶在地毯上画出的圆圈。每当公爵过于明显地冷落他的妻子时，德·马桑特夫人总站在嫂子一边，狠狠地指责她的同胞兄弟。德·盖尔芒特夫人每每想起她的保护，心里总不免充满感激和怨恨。她对罗贝的放荡其实是半恼半喜。就在这时，门又一次打开，罗贝走了进来。
“瞧，说到圣卢，圣卢就到，”德·盖尔芒特夫人说。
德·马桑特夫人背朝门，没看见儿子进来。当她看见时，她那颗慈母的心高兴得都要跳出来了。她的身子微微向前挺起，脸颤动着，又惊又喜地凝视罗贝：
“怎么，你来了！真叫人高兴！太意想不到了！”
“啊！说到圣卢，圣卢就到，我懂了①，”比利时外交官说完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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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中有一条谚语：“说到狼，狼就到，”圣卢的“卢”和法语中的“狼”同音。这里德·盖尔芒特夫人用了一个同音异义的谐语，引起了比利时外交官的兴趣。
“是很有趣，”德·盖尔芒特夫人冷冷地回了一句。她不喜欢用同音异义的谐语，刚才她象是为了自嘲才这样说的。
“你好，罗贝，”她说，“嘿！你把你的舅妈都忘啦！”
他们在一起交谈了几句，肯定是在谈我，因为当圣卢要去向她母亲问好时，德·盖尔芒特夫人朝我转过脸来了。
“您好，身体好吗？”她对我说。
她把蓝色的目光投到我身上，犹豫了一下，把弯着的胳膊伸出来，让身子向前倾，身子刚有点弯下，就立即收了回去，好象是一棵被人按倒的灌木树，一朝恢复自由，便立即回到自然的姿势。就这样，她在圣卢火一般的目光逼视下完成了这些动作；圣卢在一旁看着他的舅妈，竭力想让她更热情一些。他怕谈话热不起来，就又加了把火，代我回答说：
“他身体不大好，常感到疲劳。不过，他要是能经常见到你，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我不想瞒你，他非常想见你。”
“啊！不过，这很好嘛，”德·盖尔芒特夫人故意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说，就好象我给她拿来了她的大衣似的，“我很高兴。”
“好了，我要到我母亲那里去了，你坐到我的椅子上来，”
圣卢对我说，一面把我拽到他舅妈身边。
我们俩谁也不说话。
“有时候我上午能看见您，”她对我说，好象我没有看见她似的，她在向我报告一条新闻。“这对身体很有好处。”
“奥丽阿娜，”德·马桑特夫人小声地说，“您说您要去看德·圣弗雷奥夫人，您能不能同她说一声，叫她不要等我吃晚饭了？既然罗贝回来了，我就得呆在家里。如果可以的话，您顺便叫个人马上去买几盒罗贝爱抽的雪茄，‘柯罗纳’牌的，家里没有了。”
罗贝走过来。他只听到德·圣弗雷奥夫人的名字。
“德·圣弗雷奥夫人？她又是谁？”他用一种惊讶而一定要得到回答的语气问道，因为他假装对社交界的事一无所知。
“怎么啦，亲爱的，你怎么会不知道？”他母亲说，“她就是韦芒杜瓦伯爵的姐妹呀，你心爱的台球不就是她送的吗？”
“怎么，是韦芒杜瓦伯爵的姐妹！我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啊！我们家的人真了不起，”他把脸转过一半对着我说，无意中用了布洛克说话的腔调，好象这想法是从布洛克那里借来的，“尽认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一些名字好赖叫圣弗雷奥的人（他把每一个字的最后一个辅音读得很重），他们参加舞会，坐四轮敞篷马车四处游逛，过着神仙般的生活。真是妙哉！”
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喉咙里又发出了那种轻微、短促而有力的声音，犹如强压下去的笑声，表示她迫于亲戚关系，不得不对她外甥的幽默有所反应。仆人进来通报说，法芬海姆—蒙斯特堡—魏尼根亲王让人转告德·诺布瓦先生，他来了。
“去请他进来吧，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前大使说。前大使出去迎接德国总理。
但侯爵夫人又喊他回来：
“请等一等，先生，您说我要不要把夏洛特皇后①的袖珍画像拿给他看？”
“啊！我相信他会不胜高兴的，”大使用一种深信无疑的口吻说，仿佛他对这个走运的总理将受到的优待很羡慕。
“啊！我知道他的思想很正统，”德·马桑特夫人说，“这在外国人中是少有的。但我听说他是反犹太主义的化身。”
德国亲王名字的头几个音节，如果用音乐语言来描绘，送出的音明快有力，按音节读起来给人以一种结结巴巴、翻来复去的感觉。就在这明快和重复中，亲王的名字保留着一种冲劲，一种做作的纯朴，保留着日耳曼民族的重中有“轻”，刚中有“柔”的特色，犹如投影在涂有深蓝色珐琅的“房屋”②上的浅绿色树枝，在具有德国十八世纪风格的精雕细刻、平淡无奇的镀金饰物后面展现出一块彩绘大玻璃窗的神秘感。这个名字由好几个成分组成，其中一个是德国一座小温泉城镇名，小时候我和外祖母去过那里，在一座山脚下，歌德常去山上散步，我和外祖母在疗养院喝饮用山上的葡萄酿制的美酒。酒名由一串地名组成，听上去响亮悦耳，犹如荷马授予他的英雄的称号。所以，当我听到有人通报亲王的名字时，我还没有来得及联想到那个温泉疗养院，就立即觉得这个名字变小了，充满了人情味，就象得到了批准和指定似的加入到我的记忆中，无拘无束，平平凡凡，形象生动，轻盈活泼，饶有趣味，它在我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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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洛特（1840—1927），又称比利时的夏洛特，墨西哥皇后，后随丈夫从墨西哥回到欧洲，因丈夫被杀受刺激而发疯。
②德国亲王名叫法芬海姆－蒙斯特堡－魏尼根，法芬海姆中的“海姆”与德语中的“房屋”同音。
还不止这些。当德·盖尔芒特先生介绍亲王的情况
时，一口气列举了他的好几个封号。我听出了一个村庄的名字，一条小河流过的村庄，每天晚上，治疗结束后，我摇着小船，穿过成群结队的蚊子，到村子里去玩耍；我还听出了一个森林的名字，森林很远，医生不准我到那里去散步。事实上，领主权可以向四周的村庄延伸出去，当我们听到列举领主的封号时，自然而然地会把在一张地图上读到的紧挨着的许多村庄联系起来。因此，在神圣罗马帝国①亲王和法兰克王国②骑士的帽檐下露出的脸是一片心爱的土地，我仿佛看见傍晚六点钟的阳光常常照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在这位亲王，莱茵河地区的伯爵和选帝驾临之前，我看见的就是那落日的余晖。因为我很快就知道，亲王利用住着土地神的森林和住着水神的河流的收入，利用那座矗立着古老的小城并记载着罗退耳③和日耳曼人路易④的历史的神奇大山的收入，购买了五辆夏龙牌小汽车，还在巴黎和伦敦各买了一幢房子，另外，每星期一在歌剧院里有包厢，每星期二在“法兰西剧院”也有他的包厢。我并不认为——他也一样——他同那些财富和他匹敌，年龄和他相仿，家世不如他富有诗意的人有什么两样。他和他们有一样的文化和理想，他为他的地位沾沾自喜，但仅仅因为有利可图。他这辈子只有一个奢望，那就是成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⑤的通讯院士。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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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神圣罗马帝国是欧洲的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创立神圣罗马帝国。极盛时疆域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以及勃艮第、尼德兰等地。1806年，被拿破仑一世推翻。
②法兰克王国是日耳曼人法兰克族于公元五世纪建立的早期封建国家。公元800年，加洛林王朝查理加冕称帝，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曼帝国。公元843年，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分全国为三部分。
③罗退耳（795—855），查理帝国的创始人查理大帝的长孙，按照《凡尔登条约》他承袭皇帝称号，并领有自莱茵河下游迤南，经罗纳河流域，至意大利中部地区的疆域。
④路易（804—876），称作日耳曼人，罗退耳的弟弟，按照《凡尔登条约》，分得莱茵河以东地区，称东法兰克王国。
⑤df5伦理学和政治学院是法兰西学院下属的五个学院之一，1795年建立，设六个学部：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和财政学、历史和地理学。
亲王的妻子领导着柏林最时髦的小圈子，他今天登门求见侯爵夫人，实在是迫不得已，刚开始他并没有这种愿望。多少年来，他为加入法兰西学院绞尽了脑汁，不幸的是，打算投他票的院士从没有超过五人。他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一人就至少控制十票左右，如果经过巧妙的交易，还可以再增加几票。为此，亲王去找过德·诺布瓦先生，他们在俄国当大使时就认识了。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他能做的都做了。但是，无论他多么恳切殷勤，提议授予诺布瓦侯爵俄国勋章也罢，在外交政治文章中提到他的名字也罢，一切都于事无补，他面前的人不为所动，所有这些殷勤在这个人看来似乎半文不值，他始终没有帮他的忙，甚至连他自己的一票都没有答应给他。亲王的竞选仍在原地踏步！当然，德·诺布瓦先生对他彬彬有礼，甚至不要“劳他大驾登门”，而是亲自去亲王府拜访。当日耳曼骑士提出：“我很想成为您的同仁”时，德·诺布瓦先生用深信不疑的语气说：“啊！我将会感到很高兴！”若是象戈达尔大夫那样头脑简单的人，听了这话肯定会想：“瞧，他在我家里，是他自己坚持要来的，因为他觉得我比他重要。他对我说，我当通讯院士他会感到很高兴。话总有个意思吧，见鬼！他不主动提出来要投我一票，那是因为他想不到。他一个劲儿地谈我的权力如何大，大概以为我稳操胜券，已经掌握需要的票数了，因此他就不提出要投我一票。我只要逼他表态，在我们两人之间达成协议，只要对他说：那么投我一票吧，他就不得不投。”然而，法芬海姆亲王可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戈达尔大夫可能会把他叫作“精明的外交家”。德国亲王深知德·诺布瓦先生也是一个精明的外交家，不会不知道投候选人一票能讨候选人欢心。亲王在充任大使和外交部长的生涯中，为他的国家（不象现在为他自己）进行过多少次这样的会谈，事先就猜到对方的要求和对方不想让你说的话。他知道在外交语言中，会谈就是给予。因此他设法让德·诺布瓦先生获得了圣安德烈绶带①。但是，如果他必须向他的政府汇报在这以后他同德·诺布瓦先生会谈的情况的话，他可能会在电文中写明：“我意识到我走错了路。”因为当他重提法兰西学院时，德·诺布瓦先生又一次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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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俄国骑士团颁发的天蓝色的绶带，该骑士团于1689年成立，1917年取消。
“您这样做我很高兴，也为我的同僚感到高兴。我想，您能想着他们，他们一定会感到不胜荣幸。您参加竞选是引人注目的事，有点异乎寻常。您知道，法兰西学院非常墨守陈规，稍有新鲜事物出现，他们就如临大敌一般。我个人不赞成这样。我在同僚面前不知说过多少次了！有一次，我甚至连因循守旧——求上帝饶恕我——这个词都用上了，”他进而又说，气愤地挤出一丝微笑，声音很低，就象戏剧中为达到某种效果而说的旁白一样，他用蓝眼睛迅速地瞟了亲王一眼，好似一个老演员在判断演出的效果，“您明白，亲王，我不愿意让您这样的杰出人物陷入一场注定要失败的赌注中。只要我的同僚们坚持陈旧的观念，我认为您就要慎重一点，不要参加竞选。此外，请您相信，如果有朝一日我在这个快要变成墓地的学院中发现有一种新一点、活跃一点的思想，如果我预计到您能成功，我会第一个跑来告诉您的。”
“我错了，不该授与他圣安德烈绶带，”亲王暗想，“谈判毫无进展，他要的不是这个。我没有掌握开锁的钥匙。”
象这样一种推理方式，德·诺布瓦先生同样也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因为他和亲王都在同一所学校里受过教育。我们可以嘲笑诺布瓦这样的外交官式的迂腐愚蠢，会对一句几乎毫无意义的官话心醉。但是他们的幼稚是有补偿的：外交官们知道，在确保欧洲或其他地区平衡（有人把平衡叫作和平）的天平上，真挚的感情，娓娓动听的演说和苦苦的哀求都无足轻重：真正的、有分量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砝码不是这些，而是对方有没有可能（如果对方比较强大，就有可能）通过交换满足我们的某个愿望。对于这一类事实，一个毫无私心的人，比如我的外祖母，是很难理解的，可是德·诺布瓦先生和冯·某某亲王却经常面临这个问题。德·诺布瓦先生曾在一些同我们关系极其紧张的国家当过代办，他对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但他心里很清楚，人家不会明确告诉他要“和平”还是要“战争”，而是另一个外表看来普普通通，其实是可怕或可喜的字眼，外交官根据密码，即刻就可以破译出来；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他会用另一个也是非常普通的，但敌对国家的部长立即会理解成“战争”的字眼回答。甚至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古老的习惯（就象两个已同意订婚的男女初次会面时，习惯到体育馆剧场观看演出，装出偶然邂逅的样子），双方由命运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会谈，通常不是在部长的办公室内进行，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的长椅上。部长和德·诺布瓦先生都到疗养院的温泉去，用小杯子喝有治疗作用的矿泉水。好象有一种默契似的，他们在治疗的时间相遇，先在一起散一会儿步，但双方心里明白，这表面上风平浪静的散步，具有动员令一样的严重性。然而，在竞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这样的私事中，德国亲王也用上了他在外交生涯中用过的归纳法，即译读重叠符号的方法。
当然，不能说不懂得这一类心计的人只有我的外祖母和少数几个和她相似的人。世界上有一半人从事前人规划好了的不必担风险的职业，他们中一部分人由于缺乏直觉，也会象我的外祖母那样对这种心计一窍不通，不过，我外祖母不理解是因为她为人正直，毫无私心。对于那些被供养的男人或女人，我们常常要钻到他们的心里，才能了解他们为了私利和生存而说的话和做的事到底出于什么动机，尽管表面上看来无可指责。男人谁不知道，如果一个要他供养的女人对他说：“我们不要谈钱”，这句话如果拿音乐语言来说，应该被看作一个“停唱的一拍”；如果她以后又说：“我很伤心，因为你经常不同我讲真话，我已忍无可忍了”，他就应理解为：“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男人在供给她更多的钱呢？”何况这还是一个和上流社会的女人相接近的荡妇使用的语言。流氓说的话就更令人瞠目结舌了。但是，德·诺布瓦先生和德国亲王尽管不熟悉流氓，却习惯和国家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国家虽然伟大，但也是一个自私和狡诈的东西，只能用武力和利益把它征服。为了私利，国家可以杀人。而杀人也常常是象征性的，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在打和不打之间稍有犹豫，就可能意味着“灭亡”。可是，因为这一切都没有写进那些黄皮书①或白皮书、蓝皮书中，人民通常是和平主义者；如果人民参战，也是出于本能，出于仇恨和怨愤，不象国家元首，他们作出战争的决定，是因为得到了诺布瓦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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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政府为晓之以议会和人民而出版的有关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文件集，也有的国家用白皮书或蓝皮书。
第二年冬天，亲王生了一场重病，病治好了，但他的心脏却已无可救药。“真糟糕！”他暗自思量，“得抓紧时间，再象这样拖拖拉拉，恐怕等不到当上学院的通讯院士我就呜呼哀哉了。要是那样，可就太惨了。”
他在《两个世界》杂志上撰文，探讨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多次用最肉麻的语言吹捧德·诺布瓦先生。德·诺布瓦先生去看他，向他致谢，还对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表达他的感激。亲王就象试用了另一把钥匙开过锁似地自言自语道：“还是没有找对”。他送德·诺布瓦先生出门时觉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心里思量：“***，这些家伙不等我死了是不会让我当院士的。得抓紧。”当晚，他在歌剧院邂逅德·诺布瓦先生：“亲爱的大使，”他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您上午对我说，您不知道怎样表示您对我的感谢，我可要不揣冒昧地要求您兑现罗。”
正如亲王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机智有高度的评价一样，德·诺布瓦先生对亲王的敏锐也有足够的估计。他立即明白德·法芬海姆亲王不是要向他提出一个请求，而是一个建议，于是他笑容满面，准备洗耳恭听。
“哦，您可能觉得我太冒失。有两个女人我一向非常爱羡，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是约翰大公爵夫人，当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待一会儿您就会明白的。她们不久前才来巴黎定居，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她们想举办几次晚宴，特别是为了款待英国国王和王后，她们看中了一个人，想叫她来陪伴贵宾。尽管她们和她素不相识，但对她敬佩万分。我承认，我不知道怎样满足她们这个愿望，我正在一筹莫展，恰好听说您认识这个人。我知道她深居简出，只愿意和少数人来往，啊！真是有happyfew①！不过，如果您愿意帮忙，我相信，有您的关照，她会允许您把我介绍给她的，这样，我就可以向她转达大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的愿望了。说不定她会同意到我家里和英国女王共进晚餐。如果我们不使她感到太乏味的话，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会到博里厄来，在约翰大公爵夫人府上和我们一起欢度复活节哩。这个人就是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我承认，如果我有希望成为她的思想库里的常客，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即使放弃竞选法兰西学院的通讯院士，我也不会感到遗憾了。据说她家还经营智力交流和闲情逸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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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有福气的少数。
亲王觉得锁开动了，他终于找到了开锁的钥匙，不由得心花怒放。
“亲爱的亲王，用不着放弃竞选，”德·诺布瓦先生回答说，“若论同法兰西学院的关系，谁也比不上您讲的那个沙龙，它是一个名副其实培养院士的摇篮。我将把您的要求转告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她一定会高兴的。至于到您府上作客，她几乎足不出户，这可能更难办一些。不过，我可以把您介绍给她，您亲自去讲清楚吧。您可不要放弃竞选呵。恰好过两个星期，我要到勒鲁瓦·博里厄府上吃午饭，吃完饭同他一起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没有他的支持，竞选就别想获得成功。我在他面前已提到过您的名字，他当然是久闻大名的罗。他似乎有些异议。不过，下次选举他恰好需要我那伙人的支持，我打算再跟他说说。我要把我们之间的友谊明确告诉他，我会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您参加竞选，我将要求我的朋友们都投您的票（亲王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他知道我有几个朋友。我估计，如果我能得到他的协助，您就十拿九稳了。到了那天，您晚上六点钟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来，我给您引见，我会把那天上午我和勒鲁瓦—博里厄先生谈话的情况向您汇报的。”
就这样，法芬海姆亲王终于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来了。当他开口说话时，我感到大失所望。即使一个时代比一个民族具有更明显的特征和共性，以致在一部甚至有智慧女神米涅瓦的原画像的插图词典中，套着假发和戴着绉领的莱比尼兹①和马里沃②、萨米埃尔·贝尔纳③没有多大差别，但我却没有想到一个民族会比一个特权阶层具有更明显的特征。然而，德国民族的特性不是以一个我原以为能听见爱尔菲④轻轻掠过，科保尔特⑤翩跹起舞的演说飘荡在我耳边，而是体现在带着德语腔的法语中，不过仍能感觉到那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民族的特点：莱茵河地区的亲王大腹便便，红光满面，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深鞠了一躬，用阿尔萨斯箱看门人的口音说：“您好，侯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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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莱比尼兹（1649—1716），德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在认识论方面，是唯心主义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马里沃（1688—1763），法国戏剧家和作家。
③贝尔纳（1651—1739），法国金融家。
④爱尔菲是北欧民间传说中象征空气、火、土等的精灵。
⑤科保尔特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山怪和土地神。
“怎么样，要不要给您倒杯茶，或者来点儿水果馅饼，味道不错，”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竭力想装出和蔼可亲的样子，要弥补刚才对我的冷淡。“我这是借花献佛，”她又用揶揄的口吻说，这使她的声音带了点喉音，好象把一个嘶哑的笑憋了回去似的。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诺布瓦先生说，“您呆会儿要和亲王谈法兰西学院问题吗？”
德·盖尔芒特夫人低下头，把手腕转过来看有几点了。
“啊！我的上帝，要是我还想到德·圣费雷奥夫人家去转一圈的话，就该向我婶母告辞了。我要在勒鲁瓦夫人家吃晚饭。”
她没有向我告别，立起身就走，因为她看见斯万夫人进来了。斯万夫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非常尴尬。她可能想起是她最早告诉我她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的。
“我可不愿意我母亲把我介绍给斯万夫人，”圣卢对我说：“她过去是一个荡妇。丈夫是犹太人，可她老在他耳边谈民族主义。瞧，我的帕拉墨得斯舅舅来了。”
斯万夫人的出现，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和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关。这件事后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提一提。至于是什么后果，到时候我再详细叙述。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件事。几天前，有一个不速之客来看我，是夏尔·莫雷尔，我不认识他，他是我叔祖父贴身男仆的儿子。我叔祖父前一年去世了，我在他家里曾遇见过一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①。他的贴身男仆几次三番表示要来看我。我不知道他来访的目的，但我很乐意接见他，因为我从弗朗索瓦丝口中得知，他深切地怀念我的叔祖父，一有机会，就去他的墓地。可是他因为不得不回老家治病，而且要在那里呆很久，只好派他的儿子来看我了。当我看见一个英俊漂亮的十八岁的青年走进我家时，我惊呆了。他的穿戴与其说是典雅，不如说是华丽；他什么都象，唯独不象侍仆。而且，他一上来就似乎想同他的仆人出身割断关系似的，笑容满面，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他获得过音乐戏剧学院的一等奖。他来访的目的是：他父亲在清理我阿道夫叔祖父的遗物时，把一些他认为不适宜寄给我父母亲的东西放在一边了，但他想，那些东西肯定会使一个象我这样年龄的青年感兴趣的。是我叔祖父生前认识的那些红得发紫的女伶和赫赫有名的荡妇的照片，是一个耽于逸乐的老头最后生活的真实写照，我叔祖父一直用一层密封的隔板把他这段生活同他的家庭生活隔开。当小莫雷尔把照片递给我时，我发现他装出和我地位平等的样子同我交谈。他乐于说“您”，尽量少说“先生”，而他的父亲同我父母说话时从来只用“第三人称”。几乎所有的照片上都有“赠给我最好的朋友”之类的题词。有一个女演员更薄情，更精明，她在照片上写道：“赠给朋友中最好的人”，一般人认为，她这样写就可以说，我叔祖父根本不是，远远不是她最好的朋友，而是一个曾帮过她许多小忙，听她使唤的朋友，一个善良的人，几乎是一个老傻瓜。尽管小莫雷尔竭力想摆脱卑微的出身，但我仍然感到，我的阿道夫叔祖父在那位老侍仆眼中的那种高大而令人肃然起敬的影子不停地、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地笼罩着儿子的童年和青年。我看照片的时候，夏尔·莫雷尔就看我的房间。当我找地方塞那些照片时，我听见他对我说（他无需用语调表达责备，因为他的话本身就是责备）：“在您的房间里，怎么看不到一张您叔祖父的照片？”我感到血直往脸上涌。我嗫嚅道：“我想我没有他的照片。”
“怎么！您叔祖父那么爱您，您都没有他一张照片？我可以从我父亲保存的大量照片中取出一张寄给您。我希望您把它挂在最醒目的位置上，就挂在这张五斗橱上吧，恰好是您叔祖父的遗物。”其实，我房间里也没有我父亲或母亲的照片，所以没有阿道夫叔祖父的照片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我不难猜到，在老莫雷尔看来——而且他把他的看法传给了儿子——我叔祖父是我们家的显赫人物，可我父母亲没有沾到他多少光辉。比较起来，我更受我叔祖父的宠爱，因为他每天都在他的侍仆耳边叨叨，说我会成为拉辛式和福拉贝尔②式的人物，老莫雷尔几乎把我看成我叔祖父的一个养子，是他中意的孩子。我很快就看出来，小莫雷尔是一个“野心家”。他自以为有点儿作曲天才，能把诗谱成曲，问我认不认识在“贵族”社会享有重要地位的诗人。我给他说了一个。他不熟悉这位诗人的作品，也从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然而，我后来知道他不久就给诗人写了封信，对他说，他是他的作品的狂热崇拜者，他给他的一首十四行诗谱了曲，要是这首诗的作者能让某某伯爵夫人题一题词的话，那将是他莫大的荣幸。他这样做未免有点操之过急，把他的计谋暴露无遗。诗人受到了伤害，未加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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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奥黛特，也就是后来的斯万夫人。
②福拉贝尔（1799—187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多部历史书，曾当过公共教育部长。
夏尔·莫雷尔除了野心之外，似乎生性喜欢比较实际的东西。他看见絮比安的侄女在院里缝背心，就对我说，他正好需要一件“独出心裁”的背心，但我感觉得出来，他嘴上说要背心，其实是对姑娘动了心。他毫不犹豫地请求我下楼去，给他作介绍。“但是，您不要讲我同你们家的关系。您懂吧，关于我父亲，我相信您能守口如瓶的，您就说我是您朋友们认识的一个大艺术家，您明白吧，应该给生意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向我授意说。我和他不很熟，不可能称呼他“亲爱的朋友”，这点他很理解，但我在姑娘面前可以叫他……“当然不是大师……尽管……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就叫我‘亲爱的大艺术家’吧。”尽管他授意我叫他艺术家，但我在裁缝店里却避免——用圣西门的话来说——授予他这个称号，只不过是用“您”来回答他的“您”罢了。他在一堆丝绒布中发现了一匹鲜红颜色的，红得那样刺眼，尽管他趣味庸俗，也一直没敢把背心穿出来。姑娘和她的两个“学徒”又开始干活了，但我觉得她和夏尔·莫雷尔彼此有了好感，她相信夏尔·莫雷尔“是我那个阶层的人”（只是比我更优雅，更阔气），这使她产生了仰慕之心。刚才在屋里看照片时，我惊奇地发现，在他父亲给我的照片中，有一张是根据埃尔斯蒂尔画的萨克里邦小姐，也就是奥黛特的画象拍成的，因此，当我送他到车马出入的大门口时，我对他说：“我想问您一件事，但我怕您未必知道。我叔祖父同那个女人很熟吗？我想象不出她同我叔祖父的哪一段生活有联系。因为斯万先生的关系，我对这事很感兴趣……”“瞧，我忘记告诉您了，我父亲嘱咐我，要我把您的注意力引到这个女人身上。因为您最后一次见您叔祖父的那天，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正在他家里吃晚饭。我父亲不知道该不该放您进屋去。您似乎很讨这个荡妇的欢心，她希望能再见到您。但就从那时候起，据我父亲说，你们家闹翻了，这以后您就再没有见到过您的叔祖父！”这时，他远远地向絮比安的侄女送去一个微笑同她告别。她目送他出门，想必在欣赏他那瘦削的但却五官端正的脸孔，他那轻松的头发和快活的眼睛。至于我，当我同他握手告别时，心里却想着斯万夫人，我惊奇地对自己说，尽管在我的记忆中，斯万夫人和那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是不同的两个人，但从今以后我必须把她们看作同一个人了。
德·夏吕斯先生一进门就坐到斯万夫人身边。他不屑与男人为伍，很讨女人喜欢，不管参加什么聚会，他总是很快就同最风雅的女人粘到一起。他感到她们俏丽入时的打扮也成了他的装饰品。男爵穿着紧腰大衣或燕尾服，看上去很象一个善于运用色彩的大艺术家画的一张成功的肖像：他身穿黑礼服，但身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件色彩艳丽的大衣，他马上要穿这件大衣去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因为他总是同一个风雅女人——常常是某公主殿下——并肩而坐，喁喁私语，久而久之，他也就赢得了他所喜爱的特殊待遇。比如，在晚会上，女主人们在前排的女宾席上专门给男爵留一张椅子，而其他男宾只好挤在后面。再说，因为德·夏吕斯先生似乎正在大声地、专心致志地向那个心醉神迷的风雅女人娓娓动听地讲故事，他就不必再去向其他人问好，也就不必尽这个义务。在一个客厅里，他躲在他选中的美人为他设置的芬香扑鼻的屏障后面，与别人隔开，就和他在一个剧院中躲在一个包厢里一样，有人过来向他问好时，由于他身旁坐着一个美人，他只要稍微应酬一下就行了，不必中断谈话。当然，斯万夫人不一定是他喜欢拿来炫耀的女人，但他仍然想让人知道他对她的赞美和他同斯万的友情。他知道，他对她热情，会使她欣喜若狂，受宠若惊，而只要能和在场最漂亮的女人混在一起，即使名誉会受损失，他也满不在乎，甚至还觉得抬高了身价呢。
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夏吕斯先生来探望她并不十分高兴。德·夏吕斯先生尽管觉得他婶母有不少缺点，但仍然很爱她。可是他经常会想象出一些牢骚，一气之下，就会给她写极其粗暴的信，把一些过去从没有注意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提出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因为我在巴尔贝克海滩疗养时听说过。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想在海滩多呆一些日子，担心带去的钱不够，但她又很吝啬，怕支付多余的费用，不想从巴黎汇钱来，就向德·夏吕斯先生借了三千法郎。一个月后，德·夏吕斯先生因一件小事同他婶母呕气，要她把借款电汇给他。他收到了二千九百九十几个法郎。几天后，他在巴黎看见他的婶母，同她亲切交谈，和颜悦色地向她指出，负责汇钱的银行把钱弄错了。“没有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答道，“电汇费还要花六法郎七十五生丁嘛。”“啊，既然是有意的，那好极了，”德·夏吕斯先生反驳说，“我以为您不知道，所以给您说了，因为如果收款人不是我，而是一个同您关系不很密切的人，您可能会遇到麻烦的。”
“不，不，没有错。”“无论如何，您这样做是完全有道理的，”德·夏吕斯先生愉快地作结论说，并且捧起婶母的手吻了一下。的确，他并不怪她，只是觉得她这样小气未免有点可笑。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他的婶母在一件家事中想耍弄他，“对他策划了一场阴谋”，当她愚蠢地让一些恰恰被怀疑同她串通一气坑害他的实业家作保护人时，他给她写了一封言词极其激烈、极其无礼的信。“我不仅要复仇，”他在信末附言中写道，“我还要让您当众丢丑。从明天起，我要给大家讲电汇单的事，说您从我借给您的三千法郎中扣下了六法郎七十五生丁的汇费，我要让您名誉扫地。”第二天，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去向他的维尔巴里西斯婶母赔礼道歉，说他不该写那封言词可怕的信。再说，他还能把电汇单的故事讲给谁听呢？因为他现在不想报复了，真心实意地想和解，就不想把这个故事讲给人听了。可是在这以前，他同他的婶母不闹矛盾时，他却逢人便讲，讲的时候并无恶意，只是想让大家笑笑而已，因为他是最不会保守秘密的人。他到处讲给人听，唯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蒙在鼓里。因此，当她从信中知道他要把亲口说她做得很对的事张扬出去，使她名誉扫地时，她认为他把她耍了，他装出爱她，其实是在撒谎。虽然一切都平静下来了，但他们两人谁也摸不透对方对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不过是世界上经常发生的矛盾中的一个有点特别的例子罢了，这与布洛克和他朋友之间的矛盾性性质不同，也和德·夏吕斯先生同其他人之间的矛盾（下面我还要讲）完全是两码事。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人与人互相之间的看法，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友谊以及我们的家庭关系，从表面上看是稳定的，其实象大海一样变幻莫测。因此，多少对看起来情投意合的夫妇，一时间离婚的传说满天飞，可是不久，当妻子讲起丈夫或丈夫谈起妻子时，又变得那样柔情似水；我们原以为是一对莫逆之交的朋友，其中一个会大讲另一个的坏话，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从惊讶中镇定，就看见他们又和好如初了；人民之间结盟不久就推翻，这种事也是屡见不鲜的。
“我的上帝，我舅舅和斯万夫人打得火热起来了，”圣卢对我说。“可我妈妈却毫无察觉，来打搅他们了。纯洁的人看什么都是纯洁的！”
我凝视着德·夏吕斯先生。他那簇花白的头发，那只笑眯眯的眼睛和被单片眼镜抬高了的眉毛，以及插着红玫瑰花的饰纽孔，构成了三角形的三个角，抽搐着，变幻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敢同他打招呼，因为他没有理睬我。然而，尽管他没有把脸转向我这边，但我相信他看见我了。当夏吕斯男爵同斯万夫人闲扯的时候（斯万夫人那件绚丽的蝴蝶花色的大衣不时在男爵的一条腿上飘拂），他象在大街上叫卖又怕警察突然出现的商人，目光游移不定，肯定把客厅所有的角落都搜遍了，一个人也不会漏掉。德·夏特勒罗先生过来向他问好，可是，从他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早已经看见了年轻公爵的痕迹。这一类聚会是很多的，而德·夏吕斯先生总是这样，脸上挂着一种没有固定方向和明确目标的微笑，人家上来同他打招呼之前他就在笑，走到他跟前时，他的微笑也就失去任何亲切的意味了。然而，我必须去向斯万夫人问好。但她不知道我认识德·马桑特夫人和德·夏吕斯先生，因此待我冷冰冰的，可能怕我要她给引见。于是我向德·夏吕斯先生走去，但马上后悔了，因为他尽管看见了我，却装作没看见的样子。当我朝他鞠躬时，他伸出一只胳膊不让我靠近他的身子，仿佛要我吻他那只没戴戒指的指头，就象一个主教让人吻他神圣的戒指一样。这样，他好象故意要把责任推给我似的，让我撬开他府上的门锁，偷看到他那永远挂在脸上的没有固定方向和明确目标的微笑。斯万夫人看见男爵对我如此冷淡，也就继续对我冷冰冰的了。
“你好象很累，心里很烦似的，”德·马桑特夫人对她儿子说。圣卢是来向德·夏吕斯先生问候的。
的确，罗贝的目光似乎常常看到一个深渊，但是刚接触就又离开了，犹如一个跳水运动员，碰到池底便立即返回水面。这个池底，就是罗贝同情妇关系的破裂，他一想起来就心如刀割，马上就不去想它，但不一会儿又想了起来。
“这没关系，”他母亲又说，一面温柔地抚摸他的脸蛋，“没关系的，能看到心爱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德·乌桑特夫人感到这种爱抚似乎使罗贝不高兴，就把他拉到客厅里首。那里，在一个挂着黄丝绸帷幔的窗口，有几张博韦的安乐椅，上面铺着厚厚的紫罗兰色的绒绣，宛若几只紫红色的蝴蝶，停在开满黄灿灿毛莨花的田野中。斯万夫人因为一个人呆着，同时又意识到我和圣卢的关系非同一般，就示意我到她身边去。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她了，不知道该同她说什么好。地毯上放着几顶帽子，我的眼睛一直不离开我那顶，但心里却在好奇地捉摸：有一顶的帽里上写着G，并且画着公爵的冠冕，但它分明不是盖尔芒特公爵的，那可能是谁的呢？在场的客人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做这顶帽子的主人。
“德·诺布瓦先生真好，”我指了指德·诺布瓦先生对斯万夫人说。“当然，罗贝·德·圣卢对我说过他是一个瘟神，可是……”
“他讲得很对，”她回答道。
我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想起了一件一直向我隐瞒着的事。我再三诘问她。大概是因为她在这个沙龙里几乎举目无亲，很高兴有个人同她说话的缘故吧，她把我拉到了一个旮旯里。
“德·圣卢想跟您讲的肯定是那件事，”她回答我，“不过，您可不要去对他说呵，他会怪我多嘴的，我很想得到他的尊重，我是非常‘正派的女人’，您知道。最近，夏吕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家里吃过一次晚饭，我不知道人家是怎样议论您的。德·诺布瓦先生可能对他们说——这是无稽之谈，您不要为这烦恼，谁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谁不知道，狗嘴里是吐不出象牙来的——说您简直是一个爱奉承的疯子。”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我父亲的一个朋友诺布瓦先生可能说我是一个爱奉承人的疯子，我听后曾惊得目瞪口呆。现在，我又知道我从前同诺布瓦先生谈起斯万夫人和她女儿希尔贝特时对她们的痴情，已经传到我认为是陌生人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耳朵里了，我就更加惊愕。我们的言行和态度，同“世界”之间，同没有直接感觉到我们的言行和态度的人之间，相隔着一个具有无穷渗透力的、对我们说来是莫测高深的环境。我们谁都有过这种亲身经历：有些很重要的话，尽管我们渴望它们能广为传播（例如对于斯万夫人，我曾说过许多赞美话，我逢人便讲，也不分什么场合，心想散播了那么多良种，总有一颗会发芽生根，长出茎叶的），但很快就被掩盖起来，而且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意愿，因此，我们就更难相信，一句无关紧要的、连我们自己也都忘却了的话，一句甚至我们从没说过，而是由另一句话不完全地折射出来的话，会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遥远的地方，甚至传到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耳朵里，成为诸神在筵席上嘲讽我们的笑料！我们记得做过的事，连我们的近邻都不知道；我们不记得说过的，甚至从没有说过的话，却会在另一个世界引起哄堂大笑！别人对我们言谈举止的印象同我们自己的看法相差那么远，还不如一张印坏了的、该白不白、该黑不黑的移印画更象一张画。再说，没有印出来的线条很可能是不存在的、但我们渴望看见的东西，相反，我们认为是画蛇添足的部分恰恰是我们自己的真正面目，但这是我们鼻子底下的东西，所以反而看不见了。因此，这张移印画虽然在我们看来已经面目全非，有时却具有一张X光照片的真实性，尽管使人感到丧气，但很深透，很有用处。这并不能使我们认出画的是我们自己。一个习惯对着镜子自我欣赏漂亮脸蛋和优美身段的人，如果把他的X光片拿给他看，告诉他这几根肋骨是他的形象，他会怀疑别人搞错了，就象一个人参观画展，在一张少妇的画像前，看到说明上写着“卧着的单峰骆驼”，会产生疑惑。在我们的自画像和别人给我们画的像之间存在着的这种差别，我后来在别人身上也有发现，他们怡然自得、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自拍的像册中，但他们周围却有许多看来可怕的像片在扮着怪相，他们通常看不见，如果偶然有人把那些怪模怪样的像片拿给他们看，对他们说：“这就是您”，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
要是在几年前，我可能会高兴地告诉斯万夫人，“为什么”我对德·诺布瓦先生那样亲切，因为认识斯万夫人是我的“心愿”。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不再爱希尔贝特了。再说，我始终也没能把斯万夫人和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穿玫瑰红衣服的女人统一起来。因此，我和她谈起了此刻正萦绕我心头的那个女人。
“刚才您看见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了吗？”我问斯万夫人。
但因为公爵夫人没有同她打招呼，她就装着把公爵夫人看作一个毫无趣味、毫不引人注目的人。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清，”她回答说，并且借用了一个英语词，脸上的表情叫人看了很不舒服。
可是，我不仅想了解德·盖尔芒特夫人，而且还想了解所有同她有来往的人，此时此刻，我和布洛克一样，和那些在谈话中不想讨人喜欢，只想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的自私者一样，为了能正确地想象出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生活，我不知轻重地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听勒鲁瓦夫人。
“是的，我知道，”她装出蔑视的样子回答说，“她是那些傻头傻脑的木柴商的女儿。我知道她现在同很多人有来往。但我可以告诉您，我已经老了，不想结识新朋友。我过去认识的人中，有许多人是很有趣，很可爱的，因此，我确实认为勒鲁瓦夫人不会给我增添新的乐趣。”
德·马桑特夫人当起了侯爵夫人的伴妇，把我介绍给法芬海姆亲王。她话还没有说完，德·诺布瓦先生就跟着给我作起介绍来了，而且言词非常热情。他大概认为，既然有人给我介绍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向我表示一下礼貌，这丝毫不会损害他的声誉；或者他认为一个外国人，即使是名流，对法国沙龙不可能了如指掌，他会认为给他介绍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或者他想行使自己的一个特权，给介绍增添一种大使亲自推荐的成份；或者他有仿古嗜好，为了取悦于德国亲王，想让亲王殿下重温古代的礼节：谁要想认识亲王殿下，必须有两个教父当介绍人。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觉得应该让德·诺布瓦先生亲口对我说，她不认识勒鲁瓦夫人并不遗憾，便大声说：
“大使先生，您说勒鲁瓦夫人是不是一点趣味也没有？是不是比到我这里来的任何人都逊色？我不引她来是不是完全正确的？”
或许是想表示独立自主，或许是累了，德·诺布瓦先生只是恭恭敬敬地还了个礼，看不出是赞成还是反对。
“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笑容满面地对他说：“有些人可笑极了。您信不信？今天有一位先生来看我，他硬说吻我的手比吻一个年轻女人的手还要有趣味。”
我一听就知道是勒格朗丹。德·诺布瓦先生眯缝着眼睛笑了笑，好象吻她的手是一种很自然的欲念似的，不应该责怪产生这种欲念的人，也可以说是一部小说的开场白，他准备用富瓦丝农①或小克雷比伊翁②对堕落的宽容，原谅甚至怂恿这个开场白。
“年轻女人的手一般画不出我在这里看见的画，”亲王指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没有画完的水彩画说。
他问她看没看过方丹·拉都③的花卉画，刚办过他的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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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富瓦丝农（1708—1775），法国作家，生活放荡，徜徉于巴黎沙龙，著有色情小说、诗歌和喜剧。
②小克雷比伊翁（1707—1777），法国作家，擅长心理分析，因写色情小说而坐牢多年。
③方丹·拉都（1836—1904），法国画家，他的静物画和花束深受喜爱。
“那些画是第一流的，正如现在有人说的，它们出自一位高手，一位绘画能手，”德·诺布瓦先生发表了看法，“但我觉得，它们不能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画同日而语，她的花色彩更好看。”
即使我们可以假设，是老情人的偏心、爱恭维人的习惯和小圈子内的一致看法促使前大使说出这番话的，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社交界人士的艺术鉴赏力是如何没有情趣，他们的看法是多么随心所欲，一件微不足道的作品会使他们作出荒唐的评价，而且不会有真正的感受使他们中途改变看法。
“我对花不识货，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谦虚地说。“不过，”她又和蔼地对亲王说，“如果说我从小就比其他乡下孩子对花的了解多一些的话，那也得归功于贵国的一位杰出人物，德·施莱格尔①先生。我是在布洛伊②认识他的，是我的戈德里姑妈（德·卡斯特兰元帅夫人）带我到那里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勒布伦③先生，德·萨方迪④先生和杜当⑤先生经常请他谈论花卉。那时我很小，他讲的我不可能全懂。但他老喜欢带我出去玩。他回国后，给我寄来了一本漂亮的植物标本集，以纪念我们一同坐着四轮敞篷马车去里谢山谷进行的一次漫游。那次，我坐在他腿上睡着了。我一直保存着这个标本集，我对花的特征可能会视而不见的。当德·巴朗特夫人将布洛伊夫人的几封信公诸于世时（信写得很美，但矫揉造作，就象它们的主人一样），我希望从中能找到德·施莱格尔先生关于花卉的几次谈话。可是，这个女人在大自然中只想为宗教寻找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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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莱格尔（1768—1845），德国作家，浪漫派的创始人之一。
②布洛伊，法国地名。
③勒布伦（1785—1873），法国诗人和戏剧家。他的作品预示着更加自由的新的审美观。
④萨方迪（1795—1856）法国政治家。拿破仑的军官，七月王朝时任公共部长，1891年12月政变后退出政治生活。
⑤杜当（1800—1872），法国艺术评论家。在他死后，出版了他的四卷书信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敏锐的作家，洞察入微的观察家。
罗贝把我叫到客厅里首。他和他母亲在那里。
“你今天真好，”我对他说，“怎样感谢你呢？明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吃晚饭吗？”
“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不过得让布洛克也来。我在门口碰见他了。开始他对我很冷淡，因为他给我写过两封信，我无意中忘了回信（他没有给我讲是这件事得罪了他，但我心中有数），可是转而他对我那么亲热，我不能对不起一个这样的朋友。我感到我们之间，至少对他而言，是同生共死的朋友。”
我并不认为罗贝完全看错了。布洛克恶语伤人，常常是因为他觉得他的满腔热忱得不到应有的报答。他很少想象别人的生活，想象不到别人可能生病，或者出门旅行了，或者有其他事情，一个星期接不到回信，就认为人家是有意冷淡他。因此，我从不相信，他作为一个朋友、后来又是作家的极端粗暴的态度是根深蒂固的。如果你冷冰冰地对他摆出一副尊严，或者对他卑躬屈膝，他就会变本加厉，更加粗暴无礼，反之，如果你对他热情，他常常会软下来。“至于你说我对你好，”圣卢继续说，“你过奖了，其实根本不是我好，我舅妈说，是你在躲着她，一句话也不同她说。她寻思你对她有什么不满呢。”
对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我相信这些话是真的，但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巴尔贝克海滩（而且我认为动身在即），所以我不可能再去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就不可能向她说明我对她没有不满，从而使她不得不承认其实是她自己对我不满。但是，我只要想一想她甚至没有让我去她家看埃尔斯蒂尔的面，我就头脑清醒了。况且，这谈不上什么失望，因为我根本就没抱希望，我知道我不讨她喜欢，要她爱我那是痴心妄想。我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要她对我热情一些，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因为离开巴黎之前我不能再见到她了），我要把这个印象完整地带到海滩去，使它永远留在我的心田，而不是带走一个充满了忧虑和悲伤的回忆。
德·马桑特夫人同罗贝说话时，经常停下来同我搭话，她说，罗贝常同她谈起我，他多么爱我等等。她对我可谓热情之极，我感到很不是滋味，因为我觉得她这种热情是受一种害怕心理支配的，她怕为了我的缘故，她会同儿子闹翻。她今天一直没有见到儿子，迫不及待地想同他单独在一起，她认为她对他的威力难以同我对他的影响相比，应该慎重一些。在这之前，德·马桑特夫人曾听到我向布洛克打听他叔叔纳四姆·贝尔纳的情况，于是她问我，这个贝尔纳是不是在尼斯①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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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斯是法国地名。
“这么说，他在德·马桑特先生同我结婚前就在那里认识他了，”她说，“我丈夫常常同我谈起他，说他善良，心地正直，为人慷慨。”
“想不到他也有不撒谎的时候，真令人难以相信，”布洛克听了可能会这样想。
我一直想对德·马桑特夫人说，罗贝对她的感情比对我的要深得多，即使她对我不友好，我也不会企图唆使她的儿子疏远她，反对她的。但是，自从德·盖尔芒特夫人走后，我有更多的闲暇观察罗贝了，而仅仅在这时我才发现，愤怒似乎又一次从他的胸腔往外涌，呈现在他冷峻而阴沉的面孔上。我怕他想起下午的争吵，想起他面对情妇的冷酷无情却没有针锋相对，而是忍气吞声的情景，会在我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来。
突然，他从他母亲搂着他脖子的一只胳膊中挣脱出来，走到我身边，把我拉到坐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那张摆满花的小柜台后面，示意我跟他到小客厅去。我急冲冲朝小客厅走去，不料德·夏吕斯先生大概以为我要走了，突然丢下正在和他谈话的德·法芬海姆先生，倏地转过身来，跟我面对面。我惶惑地发现他手里拿着那顶帽里上有字母G和公爵冠冕的帽子。在小客厅的门洞里，他目不正视地对我说：
“既然我看到您现在已经踏进了社交界，那我希望您能来看我。不过这相当复杂，”他心不在焉地又说，好象在心里合计着一件乐事似的，害怕一旦错过同我一起谋划实施办法的机会，就再也不可能办成了。“我很少呆在家里，您得先给我写信。哦，我希望能有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和您详细谈一谈。我马上就走。您愿意和我一起走一走吗？只占您一点儿时间。”
“您最好还是细心一点，先生，”我对他说，“您拿了一位客人的帽子了。”
“您想不让我拿自己的帽子吗？”
我推测，有人把他的帽子抢走了，他不愿意光着脑袋回家，就随便拿了一顶，要是我戳穿他，他会无地自容的。前不久，我就干过这种傻事。因此，我不再坚持了。我对他说，我先要和圣卢说几句话。
“他正在同那个白痴盖尔芒特公爵说话呢，”我又说。“您这句话够有意思的，我一定向我兄弟转告。”“啊！您相信这能使德·夏吕斯先生感兴趣吗？”（我想，如果他有兄弟，那这个兄弟也应该姓夏吕斯。这个问题，在巴尔贝克海滩时，圣卢曾给我解释过，但我一时忘了。）“谁跟您讲是德·夏吕斯先生？”男爵傲慢地对我说。“到罗贝那里去吧。我知道，今天他同那个使他名誉扫地的女人大吃大喝时，您也在场。您应该好好利用您对他的影响，教他明白他玷辱了我们家族的声誉，给他可怜的母亲和我们大家带来了忧虑。”
我真想对他说，在那顿辱没门庭的午饭上，我们谈的全是爱默生①、易卜生和托尔斯泰，那位姑娘规劝罗贝，要他只喝水，不喝酒。我相信罗贝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为了尽量抚慰他，我努力谅解他的情妇。可我哪里知道，他此刻虽然还在生她的气，但他责备的却是他自己。即使是一个好男人和一个好女人吵架，正义完全在好男人一边，也总会有一件小事，使得坏女人在某一个问题上看起来似乎没有错。因为她对其他问题满不在乎，只要那个好男人还需要她，只要他一想到同她分手就意气消沉，他就会因情绪低落而谨小慎微，会念念不忘她对他的荒唐指责，寻思她的指责可能有道理。
“我想我在项链问题上对不住她，”罗贝对我说，“当然，我并没有恶意，但我知道别人的看法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她小时候受过不少苦。在她看来，我毕竟是一个相信金钱万能的富翁，无论是对布施龙施加影响还是打一场官司，穷人都不是富人的对手。当然，她对我也太薄情了，我从来只希望她幸福。不过，我知道，她认为我想让她感到，我可以用金钱把她拴住，可这不符合事实。她多么爱我，不知道她会怎样想我呢！可怜的姑娘！你知道，她多么温存，我简直无法向你形容，她为我做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事。现在她一定痛苦极了！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愿意她把我看成是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要到布施龙那里去买那串项链。谁知道呢？说不定看到我这样做，她会承认错误呢。你看见了吧，我不能忍受的就是想到她现在很痛苦。别人的痛苦，我们知道，是不关我们痛痒的。可是她不一样。想到她有痛苦，可又想象不出她痛苦的样子，我真快要发疯了。我宁可永远不再见她，也不愿意让她痛苦。但愿她能幸福，如果需要，我可以离开她，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听着，你知道，对我说来，凡是同她有关的事都是天大的大事。我得赶紧到首饰店去一趟，然后去请求她宽恕。在我去她家之前，她会怎样看我呢？要是她能知道我要去找她就好了！你可以去她家碰碰运气。谁知道呢，说不定会万事大吉的。也许，”他微微一笑，仿佛这是一个美梦，他不敢相信似的，“我们三个人可以一同去乡下吃晚饭。不过现在还很难说。我知道我对她很不了解。可怜的宝贝，也许我又会伤她的心。再说，她也许已下了决心，不会再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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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先验主义作家的代表，在著作中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道德修养，要求进行缓和的社会改革。
罗贝突然拽着我向他母亲走去。
“再见，”他对她说，“我有事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一个月内可能不会有假了。我一有消息就写信告诉您。”
当然，罗贝绝对不属于这样一类儿子：当他们和母亲一起出席社交活动时，他们认为对母亲态度不好，可以补偿他们对外人的微笑和致礼，他们似乎相信，对家里人粗暴自然可以使他们的礼服锦上添花。在社交界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这种令人憎恶的报复了！不管可怜的母亲说什么，儿子便立刻用一种讥讽、露骨和残忍的相反论点来驳斥母亲战战兢兢地发表的意见，就好象他是被母亲逼到这里来的，要让母亲付出昂贵的代价；可是，母亲却随口附和这个至高无上的儿子发表的看法，但这仍然不能使他软下心来，儿子不在场时，她继续逢人就吹嘘她儿子如何高尚，可儿子却不买母亲的帐，照样对她冷嘲热讽。圣卢不是这号人，但是，由于拉谢尔不在他身边，他感到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尽管原委不同，但他对母亲的冷酷无情比起那些儿子来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刚讲完，我看见德·马桑特夫人象鸟儿鼓翼似地颤动了一下，立即站起来，就和她刚才看见儿子进入客厅时的反应一样；不过，现在是一副忧心忡忡的面孔，一双凝望着儿子的忧郁的眼睛。
“怎么，罗贝，你要走了？是开玩笑吧？亲爱的孩子，你在我身边就这么一天呀！”
接着，她又柔声地、用最自然的语调说（仿佛在引用一个合乎情理的论据似的，尽量使声音不露出忧伤，怕唤起儿子的同情，因为这种同情对她儿子说来是痛苦的，或者是无益的，只会使他恼火）：
“你知道你这样多不近情理！”
但是，她在引用这个简单的论据时，为了向儿子表明她不想侵犯他的自由，故意装出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样子，同时也为了使儿子不责备她妨碍他的娱乐，故意显示出无限的温柔，可是圣卢却感到自己就要对母亲怜悯了，可能会放弃和情妇一起消夜的念头，因此勃然大怒：
“是令人遗憾，不过，近不近情理，也就这样了。”
他也许感到这些话应该用来谴责自己的，却用来谴责母亲了；自私自利者在争论中总是以这种方式取胜；他们首先认为自己的决心不可动摇，对方越打动他的心，说服他们改变主意，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无可指责，反而应该谴责对方迫使他们不得不和同情作斗争。因此，他们可以冷酷无情，蛮不讲理。在他们看来，这只会使对方罪上加罪。谁叫他们不识趣，要表现出痛苦，要显得有理，要迫使他们痛苦地和同情作斗争的呢！德·马桑特夫人不再坚持了，因为她清楚，想留也是留不住的。
“我走了，”他对我说，“可是，妈妈，你不要久留他，因为他马上要去看一个人。”
我觉得我的存在不会给德·马桑特夫人带来任何快乐，但我宁愿不和他儿子同行，怕她认为我和罗贝一起寻欢作乐，害得罗贝不能守在她的身边。我本想为她儿子的行为辩解几句，倒不是因为我对她儿子有感情，而是出于对她本人的同情。可是她先说话了：
“可怜的孩子，”她对我说，“我肯定使他不高兴了。你瞧，先生，做母亲的都很自私，他平时娱乐很少，来一趟巴黎不容易。我的上帝，要是他还没有走，我真想去追他，当然不是为了挽留他，而是要告诉他，我不怨恨他，我觉得他做得对。我到楼梯口去看看，您不会感到为难吧？”
于是我们来到了楼梯口：
“罗贝？罗贝！”她喊道。“追不上了，他走了，太晚啦。”
如果是几个小时以前，我也许会由衷地劝说罗贝干脆去和情妇同居，可是现在，我可能会主动当说客，劝他和情妇一刀两断。若是前一种情况，圣卢家的人会骂我是他的酒肉朋友，而后一种情况，圣卢会骂我是叛徒。然而我还是我，前后只相隔几个小时。
我们回到客厅。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圣卢没有回来，和德·诺布瓦先生交换了一个眼色。这是疑惑、嘲弄和缺少同情的眼色；当我们指出一个太爱嫉妒而当众丢丑的妻子或太温柔而引人发笑的母亲时就会传递这种眼神，仿佛在说：
“瞧，大概闹翻了。”
罗贝带着那串光辉灿烂的项链到他的情妇家去了，可是按照他们的协议，他是不应该给她的。况且结果仍然一样，因为她不要，甚至后来也一直没有接受。罗贝的朋友认为，她不接受项链貌似无私，却心怀叵测，是为了把他牢牢拴住。然而她不喜欢钱，除非能一掷千金。我曾见她慷慨无度地，简直象失去了理智似地对那些她认为贫苦的人施舍。“此刻，”罗贝的朋友为用谗言抵消拉谢尔的无私行为，对罗贝说，“此刻，她兴许正在牧羊女游乐场寻欢作乐呢。这个拉谢尔是个谜，是真正的斯芬克斯①。”再说，在现实中，我们不是见过多少靠人供养的女人利欲熏心，在这种生活的影响下善于打算，大慷情夫之慨，要情夫为她们支付一笔笔款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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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带翼狮身女怪。传说她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就将行人杀害。今常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
罗贝对情妇的背叛行为几乎一无所知，他绞尽脑汁，想象拉谢尔的生活，但尽围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转圈，怎么也想象不出每天他只要一离开她就开始的真实生活。他对这些背叛行为几乎一无所知。你可以把这些都告诉他，却不能动摇他对拉谢尔的信心，因为对心上人的行为一无所知是在最复杂的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富有魅力的自然法则。在玻璃墙的这边，痴情郎对自己说：“她是个天使，决不会委身于我，我只有一死了之，可是她爱我；她爱我爱得那样深，也许……不，这是不可能的！”当他控制不住欲望，或等得心烦意乱时，他会把各种首饰放到这个女人脚边，会跑去向人借钱来驱散她的忧愁！可是，在玻璃墙另一边的观众说（象这类隔着玻璃墙的谈话不会比游人在水族馆前的谈话传得更远）：“您不认识她？那我得祝贺您。她不知偷了和毁了多少男人！她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滑头！”这最后一个修饰语也许不无道理，因为即便是一个并不真心爱这个女人，只不过对她感到兴趣的多疑的男人，也会对他的朋友说：“不，亲爱的，她决不是那种荡妇。我不是说她在生活中一点也不轻浮，但她不是一个花钱就能买到的女人，除非出大价钱，要么花五万法郎，要么一分钱也不花。”然而，他为她花了五万法郎，得过一次手，但她却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同谋，就是他的自尊心，她终于使他相信，他也象有些人那样，不曾花一分钱就得到她了。因此，世上最厚颜无耻、最名声狼藉的人，从来都是以赏心悦目、妙不可言的稀世珍品的面目被某个人认识的。在巴黎，有两个老实人，圣卢现在每次见了都不再打招呼了，一讲到他们，声音就会颤抖，就会说他们是不择手段地利用女人的人：
因为他们被拉谢尔搞得倾家荡产。
“我只怪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德·马桑特夫人低声对我说，“我不该说他不近情理。他是我的爱子，独生子，因为我没有别的儿子，难得见一次面，就说他不近情理，我情愿他刚才打我一棍子，因为我敢肯定，今晚上他不管玩什么（他平时娱乐很少），都会被这句不公正的话搞得兴致索然的。噢，先生，既然您急着要走，我就不留您了。”
德·马桑特夫人前面的话都和罗贝有关，说得非常真诚。
但她转而改变态度，又成了一个贵妇人：
“同您说话多么有趣，多么使我高兴，愉快。谢谢！谢谢！”
她谦恭地用感激而愉悦的目光看着我，仿佛同我说话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快乐。这迷人的目光和花枝图案白裙上的黑花相映生辉。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贵妇人的目光。
“我现在还不能走，我得等德·夏吕斯先生一起走。”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听到了最后几句话，流露出不悦的神情。要不是这件事和廉耻挂不上钩，我就会认为这时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脸上显示出来的不安就是廉耻心了。但是我压根儿没往这上面想。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圣卢、德·马桑特夫人、德·夏吕斯先生，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非常满意，于是我信口开河，眉飞色舞地乱说一通。
“您要和我的侄子帕拉墨得斯一起走吗？”她问我。
我想，我和她所赏识的一个侄子有来往肯定能给她留下一个好印象：“是他要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得意忘形地回答。
“我感到非常高兴。再说，夫人，我和他之间的友谊远比您想象的要深，而且，我决心尽一切努力增进我们的友谊。”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似乎由不悦转为忧虑：“别等他了，”她心神不安地对我说，“他在和德·法芬海姆谈话呢。他已经忘记刚才对您说的话了。好吧，您走吧，乘他背朝着您，快走吧。”
我倒并不着急去找罗贝和他的情妇。可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似乎执意要我离开，我心想，她也许有重要的事要和她的侄儿说，我就向她告辞了。在她身边，沉甸甸地坐着德·盖尔芒特先生，高傲，威严，宛如奥林匹亚山①上的天神。他的财富填满了他的四肢，仿佛在坩埚中化成了一个具有人形的金锭，使这个腰缠万贯的富翁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密度。当我同他告别时，他彬彬有礼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感觉到他那密集着三千万法郎的懒洋洋的肉体兀立在我面前，是法国古老的教育驱使着他移动身子的。我仿佛看到了据说是菲迪阿斯②用纯金雕刻的奥林匹亚的宙斯像。这就是耶稣会教士的教育对德·盖尔芒特先生产生的威力，至少是对德·盖尔芒特先生的躯体，因为它对公爵的思想不起支配作用。德·盖尔芒特先生自己说了俏皮话会放声大笑，可对别人的幽默却从不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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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林匹亚山是希腊神话中诸神居住的地方。
②菲迪阿斯（主要活动时期公元前448—432），古希腊雕刻家，擅长神像雕刻，作品有建立在雅典卫城上的巨大的《雅典娜》铜像，有用象牙嵌金的奥林匹亚的《宙斯》像，这些作品已不存在。
在楼梯上，我听见后面有一个声音在吆喝我：
“先生，您怎么不等我就走了！”
是德·夏吕斯先生。
“走几步路这对您无所谓吧？”当我们到了院子里时，他冷淡地对我说。“一直走到我找到合适的出租马车为止。”
“您有话要对我说，先生？”
“嗳！不错，嗯，我是有话要对您说，不过还不知道说不说。当然，我认为我要给您讲的事会给您带来说不出的好处。但我也有预感，这会浪费我许多时间，会打乱我的生活秩序，而我已到了渴望过平静生活的年龄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您值不值得我为您操这份心，不过，我并不想等对您有了足够了解后再作决定。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觉得您平淡无奇，即使把‘沐浴者’本人和穿着那种绳底帆布鞋总免不了要有的那股子傻劲儿也考虑在内。况且，您大概也不大愿意我为您效劳，既然如此，我也就没有必要自找麻烦了，因为，先生，恕我直言，”他用力地、一字一顿地重复说，“这只会给我带来麻烦。”
我明确地表示，既然如此，那就不必麻烦了。谈话就这样中止，似乎不合他的胃口。
“这样客气有什么意思，”他用严厉的口吻对我说。“世界上最令人愉快的事莫过于为一个值得操心的人操心了。对于我们中的优秀分子而言，研究艺术，酷爱古物，收藏珍品，喜欢园艺，这一切都不过是代用品，替代物，不过是遁词。我们和第欧根尼①一样，呆在我们的木桶里，在寻找一个人。万不得已时，我们才栽种秋海棠，修剪紫杉，因为紫杉和秋海棠任人摆布。但我们更乐意把时间用在人这样的灌木树上，只要我们确信这棵树值得我们操心。关键就在这里；您应该认识一下自己。您到底值不值得别人为您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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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欧根尼（约前404—323），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认为除了自然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任何东西，包括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无足轻重。传说他光着脚，只穿一件大衣，住在一只木桶里，还传说有一天中午，他提着一盏灯在雅典街头漫步，当有人问他干什么时，他说：“我在找一个人。”
“先生，我实在不敢让您为**心，”我对他说，“至于说我本人的心情，请您相信，不管您为我做什么，都将是我最大的快乐。您这样关心我，竭力想帮我的忙，使我非常受感动。”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对我这番话感激涕零，几乎动了真情。他亲热地挽起我的胳膊。这种突如其来的亲热在巴尔贝克时就给过我深刻的印象，但他说话的语气却依然是冷冰冰的，和这个亲热的举动形成强烈的对比。
“象您这样年纪的人都是冒失鬼，”他对我说，“有时说出的话可能会在我们中间挖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您刚才的话却反而会打动我的心，使我乐意为您效劳，甚至会做过头。”
德·夏吕斯先生和我臂挽臂、肩并肩地走着，一面对我说着这些傲慢而又真切的话。他时而把目光久久停留在我脸上（这种冷酷而犀利的凝视，我在巴尔贝克海滩的一个上午，在游乐场门口第一次遇见他时，甚至更早以前，在当松维尔花园的玫瑰花丛旁看见他同斯万夫人——那时我以为她是他的情妇——在一起时，就曾给我留下过深刻而难忘的印象）；时而又左顾右盼，审视过往的出租马车。此刻正值出租马车交接班，过往马车很多，有几辆停了下来，因为马车夫看见他那固执的目光，以为他要乘车呢。可是德·夏吕斯先生马上就打发他们走了。
“没有一辆合适的，”他对我说，“一看灯就知道了，他们都是回他们那个街区去的，先生，”他又说，“我马上要给您提一个建议，希望您不要产生误解，我没有任何个人考虑，完全出于好心。”
使我震惊的是，他的措词和斯万的多么相似，甚至比在巴尔贝克时还要明显。
“我想您是很聪明的，不会认为我向您提建议是因为我‘没有朋友’，害怕孤独和烦闷，关于我的家庭，我不说您也会知道的，因为我想，象您这样年纪的小青年，又出身在中产阶级家庭（他踌躇满志地把“中产阶级”说得很重），是不会不知道法国历史的。恰恰是我那个世界里的人不读书，不看报，和仆人一样孤陋寡闻。从前，国王的侍从都是从王公贵族中招募的，如今王公贵族和侍从已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象您这样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书读得很多，一定知道米什莱①对我们家族所作的那段精彩的描述：‘我看见他们，那些有权有势的盖尔芒特们，高大魁伟，顶天立地，和他们相比，幽居在巴黎王宫中的矮小而可怜的法国国王又算得了什么呢？’至于我个人怎样，先生，这个问题我不喜欢多谈，但是，有一件事您也许听说了，泰晤士报有一篇文章提起过，这篇曾轰动一时的文章说，奥地利皇帝（他一直待我很好，甚至想同我称兄道弟）不久前在一次谈话中宣称（谈话后来公布了），如果尚博尔②伯爵先生身边有一个象我这样了解欧洲政治内幕的人，那他今天说不定是法国国王了。我常想，先生，我身上有一个经验宝库，一种类似珍贵密件的东西。我这些经验不是靠我浅薄的天分获得的，而是靠机遇，您以后会知道是什么的。我不认为我应该把我的经验用于自身，但它对于一个涉世不久的青年可能是无价之宝。我要把我用三十多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拥有的经验，用几个月的时间全部传授给这个青年。我不用讲，当您知道某些秘密时精神上会有多大的享受，当代的基佐③要花几年时间才能掌握这些秘密，一旦掌握了，他对有些事件的看法就会和过去截然不同。我不仅要讲过去的事件，而且还要讲情况的连贯性（这是德·夏吕斯先生最心爱的表达方式之一，当他使用这个表达方式时，就象在做祈祷似的，常常把两只手合上，不过手指头是直的，他似乎要用这种语言和动作相结合的方式，使人了解那些他没有细说的情况和情况之间的连贯）。我要用一种标新立异、闻所未闻的观点给您讲过去，不仅过去，还有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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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作家，著有《法国历史》、《法国革命史》等。
②尚博尔（1820—1883），波旁王族长子支系的最后一个代表。1830年，查理第十弃位后，他是王位最后一个合法继承人，但仅仅到1871年才提出继承王位的权利。在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谈判之后，眼看就要登基，但因他拒绝废白旗，致使谈判失败，因为他无子女，奥尔良家族成为王位唯一继承人。
③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试图依据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著有《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等重要作品。
接着，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打听布洛克的情况。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时，大家议论过布洛克，但他好象没有听见似的。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我同学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漂亮，等等。他善于使讲话的语气显得好象不是在存心打听，好象他心不在焉，在想别的事情，仅仅出于礼貌才勉强应付几句。布洛克要是听见了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提的这些问题，准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德·夏吕斯先生是重审派还是反重审派，甚至比想知道德·诺布瓦先生属于哪一派的心情还要迫切，只是理由完全不同罢了。“您做得对，”德·夏吕斯先生向我提了一堆问题后又对我说，“如果您想多学一些东西，朋友中就应该有几个外国人。”我回答他，布洛克是法国人。“啊！”德·夏吕斯先生说，“我还以为他是犹太人呢。”他这种与犹太人势不两立的表示，使我相信他是我所遇见的人中最坚定的反重审派。可他却反对指控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
“我想现在报界正在大谈德雷福斯犯了叛国罪，我相信人家是这样说的，我对报纸一点也不感兴趣。我看报就和我洗手一样，我觉得这不值得我产生兴趣。不管怎么说，罪行是不存在的。要是您朋友的那位同胞背叛了犹太王国①，那倒可以说他犯了叛国罪，可是他和法国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驳他说，一旦爆发战争，犹太人也会和其他人一样被动员入伍。“可能吧，不过，不能肯定这不是一种轻率行为。如果把塞内加尔人或马尔加什人招募来打仗，我想他们是不会真心诚意地保卫法国的。这很正常嘛。您的德雷福斯也许可以按违犯接待国法规而判罪。算了，不谈这个。您能不能要求您的朋友带我去参加一次寺院的盛会，看一看割礼仪式，听一听犹太人唱圣歌？说不定他可以租一个大厅，给我演出取材于《圣经》的戏剧，就象圣西尔寄宿学校②的女生为给路易十四③解闷，演出拉辛根据《圣经》的《诗篇》创作的戏剧一样。您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哪怕演几个滑稽戏让我开开心也好。比方说，让您的朋友和他父亲格斗，把父亲刺伤，就象大卫④杀死歌利亚⑤一样，这会是一出绝妙的笑剧。在演出中，他甚至可以把他下贱的（照我的老女佣人的说法是下作的）母亲狠狠地揍一顿。若是能这样，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不会感到不愉快的，是不是，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喜欢异国情调的戏剧，把这个非欧洲的女人揍一顿，就好比给一个老泼妇以应有的惩罚。”德·夏吕斯先生一面说着可怕的疯话，一面使劲夹住我的胳膊，把我都夹疼了。我想起德·夏吕斯先生家的人常说，男爵对他那位上了年纪的女佣人——刚才他引用了她的莫里哀式的方言——关怀备至，可敬可佩，我心里思忖，如果能对同一个人身上表现态来的善与恶做一个剖析（我看这个问题至今很少有人研究），这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尽管在不同人身上表现的形式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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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犹太王国是公元前935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分裂后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的国家。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
②圣西尔寄宿学校是路易十四的情妇曼特农夫人于1686年为没有财产的贵族小姐创办的学校，校址设在凡尔塞区的圣西尔。拉辛曾为该学校写了《爱斯苔尔》和《阿莉达》。
③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大力资助文学和艺术事业，促进了当时法国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④大卫（前十一至十世纪），古以色列国王。据《圣经》记载，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王国，定都耶鲁撒冷。童年时打死腓力斯勇士歌利亚，在位时，曾多次打败强邻，深受民众爱戴。
⑤歌利亚，据《圣经》记载，他是腓力斯勇士，身材高大，头戴钢盔，身穿重甲，作战时所向无故，后被大卫杀死。
我提醒他，不管怎么说，布洛克的母亲已经死了，至于布洛克本人，我怀疑他对一个完全可能使他眼睛变瞎的游戏能有多大的兴趣。德·夏吕斯先生好象生气了。“那个女人实在不该死，”他说，“至于眼睛变瞎，恰好犹太教是瞎眼教，看不见《新约》所说的真理。无论如何，您想一想，现在的犹太教徒哪一个不在基督教徒愚蠢的狂怒面前吓得失魂落魄，胆战心惊呢，能看见一个象我这样的人屈尊俯就，看他们的演出，他们一定会高兴得忘乎所以！”这时，我看见老布洛克走过来了，他大概是来接儿子的。他没有看见我们，但我问德·夏吕斯先生，要不要把老布洛克介绍给他。我料到我的同伴会大发雷霆：“把他介绍给我！您怎么一点也没有价值观念！认识我就那么容易！再说，介绍人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被介绍人又不配受到介绍，这不就更不合适了吗？要是哪天他们按照我拟订的计划给我演出一场亚洲风味的戏剧，我倒可以发发善心，同这个讨厌鬼说几句话。最多也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个条件，他得让他的儿子狠狠地揍一顿。我甚至会向他表示满意的。”
况且，老布洛克根本没有注意我们。他正在恭恭敬敬地向萨士拉夫人致礼，萨士拉夫人欣然接受了。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从前在贡布雷，她对我父母接待小布洛克很不满意，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分子。可是，重审运动犹如一股气浪，几天前把老布洛克冲到她的家里。我朋友的父亲觉得萨士拉夫人颇有魅力，尤其对她的反犹立场感到满意，他觉得她这种立场证明她的信仰是真诚的，主张重审的观点是真实的。同时，正是因为她反犹太人，准许他到她府上作客就更有价值了。当她冒失地在他面前说：“德·吕蒙先生不加区别地把重审派和新教徒、犹太人装进同一只口袋里，这种大杂烩太有意思了”时，他甚至不感到耻辱。回到家里，他自豪地对纳西姆·贝尔纳说：“贝尔纳，你知道吗，她有偏见！”可是，纳西姆·贝尔纳先生却没有吭声，他用天使的眼神望了望天空。贝尔纳先生为犹太人的不幸愁眉不展，怀念他同基督教徒的深厚友谊，再加上岁月消逝使他变得矫揉造作，装模作样（以后我们会知道是什么原因），因此，他看上去活象拉斐尔前派①画家画的恶魔，头发乱七八糟，好象浸于一片惨白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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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斐尔前派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英国的一个画派。因认为真正的宗教艺术存在于拉斐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之前，企图发扬拉斐尔以前的艺术来挽救英国绘画而得名。主张绘画应起宗教道德教育，题材应以圣经故事及富有基督教思想的文学作品为主，忠实地反映主题，描绘对象。
“整个案子，”男爵又说，他一直没有松开我的胳膊，“只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它对社交界（我不说是好的社交界，它早就不配用这个赞语了）起着破坏作用，一群‘公骆驼社’、‘母骆驼派’、‘牵骆驼队’的男男女女涌进社交界，我甚至在表姐妹家中也发现有不认识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法兰西祖国联盟——一个反犹联盟，谁知道是什么——的成员，好象一种政治观点能使人获得进入社交界的资格似的。”
德·夏吕斯先生的浮浅使他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更相象了。我把这个看法同他说了。他似乎不相信我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我叫他回想一下在歌剧院的那个晚上，他那天好象故意躲着我似的。他说他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看他说得那样认真，要不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感到他也许太骄傲，不想让人看见他同我在一起，我就会对他的话信以为真了。
“还是谈您吧，”他对我说，“谈我对您的计划。在某些人之间，先生，存在着一种类似共济会的秘密组织，我不能给您细说，但可以告诉您，这个组织现在有四个欧洲君主。然而有一个君主，也就是德国皇帝，得了妄想症，他身边的人想治好他的病。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战争。是的，先生，完全可能。您一定听到这个人的传闻了，他以为中国的公主被他装到一个瓶子里了。这是疯病。他们正在给他医治。但是，当他不发疯时，他就成了傻子。有的病是不该治好的，因为它可以使我们避免染上更严重的病。我有一个表兄，得了胃病，吃什么都不消化。最有权威的胃病专家都给他看过，但毫无效果。我把他带到某某医生那里（顺便提一句，这又是一个怪人，他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位医生立即推断病人患有神经官能症，劝他不要害怕，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的胃对吃下去的东西也能承受。可我这位表兄还有肾炎。胃消化了的东西到了肾，肾却不能排泄出去。我这位表兄没有让一个想象出来的、但能迫使他控制饮食的胃病伴随到老，却在四十岁时就一命呜呼了。胃治好了，肾却毁了。如果您能远远地走在生活前面，谁知道呢，说不定您可以做出历史上某个杰出人物（如果有一个乐善好施的神灵在人类对蒸气和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向他透露蒸气和电的规律的话）可能做的事来。不要犯傻了。不要因为不好意思就拒绝我的帮助。要知道，我帮您的大忙，我想您也会帮我大忙的。我对社交界的人早已不感兴趣了，我现在只有一个欲望，那就是把我的知识奉献给一个至今仍然纯洁无瑕、能够被道德点燃热情的灵魂，以图弥补我一生中所犯的错误。我经历过巨大的忧伤，先生，有一天我也许会对您讲的，我的妻子死了，她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女性，漂亮，高尚，完美无缺。我的亲属中年轻的还是有几个，但他们不可能——我不是说不配——接受我给您讲的精神遗产。说不定您就是那个可以继承我遗产的人呢。说不定我可以指导并大大提高您的生活呢。再说，我自己的生活也会因此而改变。我把那些重大外交事件告诉您，也许我会由此而恢复自信心，最后可能着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您将和我共同担负起责任。不过，在您知道这些事之前，我必须经常地、很经常地、甚至是天天都能见到您。”
我想利用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出乎意外的热情，问问他能不能设法让我和他的嫂子见一次面，但就在这时，我感到我的胳膊象触了电一样，猛地震动了一下。原来是德·夏吕斯先生出于某种原因——一个和他一秒钟前还“深受启迪”的“宇宙”法则背道而驰的原因——把他的手臂从我胳膊下抽走了。尽管他说话时眼睛一直前后左右四下张望，刚才他看见的也不过是德·阿让古尔先生罢了，他从一条横马路上走出来。比利时外交部长看见我们，显得很不高兴，用不信任的目光睃了我一下，仿佛在看一个不同种簇的人，那目光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看布洛克时的目光一模一样。他想避开我们。可是，德·夏吕斯先生似乎决意要向他表明他丝毫也不想躲着他，因为他招呼他了，仅仅是为了同他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是怕德·阿让古尔先生认不出我来吧，德·夏吕斯先生对他说，我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罗贝·德·圣卢的好朋友，而他夏吕斯又是我外祖母的老朋友，能把对外祖母的好感转移一部分给外孙，这是他的快乐。然而，尽管我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的时候只是被介绍了一下名字，尽管德·夏吕斯先生刚才不厌其烦地谈了我的家庭，可我注意到，德·阿让古尔先生对我的态度比一小时前更加冷淡了，而且打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次见到我也总是这样冷淡。他用一种敌视而好奇的神情审视我，甚至好象在克服一种强大的阻力，当他离开我们时，他迟疑地向我伸出一只手，但很快就抽回去了。
“我为这个意外情况深感遗憾，”德·夏吕斯先生对我说，“阿让古尔出身高贵，但没有教养，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外交官，一个拈花惹草的坏丈夫，象剧中人那样奸滑刁钻。他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我希望我们的友谊——如果有一天能建立起友谊的话——万古长青，希望您能和我一样爱护它，使它免遭蠢驴的脚踢。那些蠢驴因为闲得发慌，或者笨手笨脚，或者一肚子坏水，看见什么能维持长久，就把什么踏扁踩平。不幸，社交界的多数人都是从这个模子里铸造成来的。”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样子非常聪明。刚才我们谈到了一场可能的战争。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专门的知识。”
“一点也没有，”德·夏吕斯先生冷冷地回答我。“女人，还有许多男人，对我刚才要同您讲的事丝毫不感兴趣。我嫂子这个人很有意思，她以为现在仍然是巴尔扎克小说中描写的时代，女人要对政治施加影响。如果您现在同她来往，如同您和社交界的接触一样，对您有百弊而无一利。这正是我刚才要给您说的第一件事，没想到那个蠢驴把我打断了。我要您为我做的第一个牺牲——我给予您多少，就要求您牺牲多少——就是不要出入社交界。刚才我见您参加那个荒唐的集会，为您感到心疼。您会对我说，我不也去了吗，可是对我说来，这不是一次社交集会，而是串亲戚。等您将来有了名誉地位，如果有雅兴去社交界玩一玩，我看这倒也无妨。如果是这样，我对您的用处可就大了。我掌握着开门咒，可以让盖尔芒特府以及所有值得您出入的府邸为您敞开大门。我来当法官，希望您当好时间的主人。目前您羽毛未干，在社交场所露面会引起种种议论。切莫做出不得体的事来呵。”
既然德·夏吕斯先生提到他看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件事，我想问问他，他同侯爵夫人是什么亲戚关系，她的出身如何，谁知说出口的却不是我要提的问题，而是关于维尔巴里西斯家的情况。
“我的上帝，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德·夏吕斯先生用一种好象在词上打滑的声音回答说，“就如同您要我对您讲什么叫微不足道一样。我婶母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时心血来潮，再婚时嫁了一个地位低微的迪里翁先生，使法国最高贵的姓氏变得毫无价值。那位迪里翁心里盘算，他也许可以象小说中叙述的那样，不担任何风险地换一个断了嗣的贵族姓氏。他想没想过用拉都·德·奥弗涅①？他在图卢兹②和蒙莫朗西之间是不是犹豫过？这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么说，他作了另一种选择，摇身一变，成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从1702年以来，已经没有一个人再叫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了，因此我心想，他改这个姓不过是为了谦卑地表明自己是巴黎附近一个叫维尔巴里西斯的小地方的人，在那里开了一家诉讼代理人事务所或一个理发店罢了。可我的婶母对她丈夫的意图却不以为然——况且，她已到了听不进任何意见的年纪。她打肿脸充胖子，硬说这个侯爵爵位是我们家祖传的，她给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信，想把事情做得冠冕堂皇，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既然你自封了一个没有权利得到的名字，最好就不要制造那么多麻烦了，不如仿效我们那位杰出的朋友，所谓的德·M·伯爵夫人，她不听阿尔丰斯·罗特希尔德夫人的劝告，拒绝用增加给教会捐助的办法来换取一个徒有虚名的爵号。可笑的是，我婶母把凡是与真正的维尔巴里西斯家族有关的画全部垄断了，尽管她的亡夫迪里翁与这个家族毫无血缘关系。婶母的城堡变成了囤积维尔巴里西斯画像的地方。画像有真也有假，而且源源而来，越积越多，最后把盖尔芒特家族和孔代家族③的某些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画像挤走了。画商每年都要为她制作画像。更不应该的是，她竟然把一张圣西门的画像挂在城堡的餐厅里，声称圣西门公爵侄女的第一个丈夫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先生。其实，即使《回忆录》的作者④不是迪里翁先生前妻的曾祖父，也还有其他身分足以引起来宾的兴趣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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