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看见？”老兵说，把我撇在一旁再也不理了。“你没看见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圣卢？他穿着簇新的裤子，帅极了！
军官呢的料子！一会儿上尉看见了非剋他不可！”
“什么！军官呢！别开玩笑了！”年轻的业士说。他因为生病留在寝室里，不去参加队列训练，试着和老兵耍嘴皮子，不过心里总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你说的军官呢就是这种呢吧。”
“先生？”提到军官呢的那个“老兵”光火了。
他对业士不相信圣卢的裤料是军官呢感到非常生气。但他是布列塔尼人，从小生长在一个名叫邦居埃尔恩—斯代雷登的小村庄里，学讲法语就象学讲英语或德语那样费力气。他一激动就重复两三次“先生”，好有时间找到该说的话。经过一番准备后，他就开始发表长篇大论了，其实也就是重复几个比别人掌握得要好一些的词语而已。但他不慌不忙，不心翼翼，避免在发音上出差错。
“什么！是这种呢？”他气忿地接着说，越说越气，越说越慢。“什么！是这种呢？当我跟你说军官呢，当—我—跟—你—说—这—个—，既—然—我—跟—你—说—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咱可不会吹牛皮。”
“啊！是这样，”年轻的业士被他这番理由说得心服口服了。
“瞧，那不是上尉来了吗？不，你看圣卢，你看他腿的动作，再看他的头，他象士官吗？还有单片眼镜，啊！甩来甩去的多带劲！”
我看见这些士兵光顾说话，把我冷落在一旁，便恳求他们也让我从窗口看一看。他们没有说不让，但也没有挪动身子。我看见德·鲍罗季诺上尉骑马飞奔而过，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他仿佛产生了幻觉，仿佛正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有几个行人围在军营门口，观看骑兵团开出营门。鲍罗季诺亲王直挺挺地骑在马背上，胖乎乎的脸，两腮饱满，一副帝王的福相，眼睛清澈明亮。他仿佛已进入奇妙的幻境，就象我似的，每当电车驶过，震耳欲聋的车轮声被寂静代替，我就会产生一种幻觉，会朦朦胧胧地听见优美动听的颤音掠过寂静的天空，划出一道道波纹。我没有能和圣卢告别，心里非常懊恼，但我还是动身了，因为我只想早点回到外祖母身边：自从我来到这个小城，每当我思念外祖母，想象她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时，浮现在我脑际的形象仍然是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外祖母，只不过我把自己抹去了，一点没有考虑我不在她身边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现在，我恨不得马上回到她的怀抱，摆脱那个纠缠着我的、骤然被她的声音召来的意想不到的幽灵。这是一个确实已同我分离的、上了年纪的外祖母的幽灵。我还是第一次感到我外祖母上了年纪。她形单影只，听天由命，呆在一套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就是从前我到巴尔贝克海滩疗养时，我想象妈妈一个人呆着的那套房间——刚刚收到了我的信。
唉！当我突然走进客厅时（我没有事先通知外祖母），一眼看见的正是这个幽灵。外祖母正在看书。我站在客厅里（更确切地说，我还没有进入客厅，因为她还没发现我），我看见她在沉思，在思考一些从没有在我面前暴露过的问题，仿佛在偷偷地做一件针线活儿，有人进来，她就会立即把它藏起。只有我一个见证人，只有我一个旁观者，我一身旅行装束，我是外人，是摄影师，来给今生再也见不到的地方拍张照片——这是一种特权，尽管转眼就会消失，但在我们回到家的一刹那间，能意外地看到我们不在家时的情景。在我突然看见我外祖母的一瞬间，我的眼睛确实象照相机那样摄下了一张照片。我们看见亲爱的人从来都要经过缠绵的温情加工，在温情永恒的运动中加工，不等亲人的脸孔在我们脑海中留下形象，温情先把形象卷进漩涡，使它同我们头脑中的一贯印象粘在一起，合二为一。既然在我的想象中，外祖母的前额和脸颊反映了她思想深处最经常、最细腻的感情，既然每一个习惯的目光都有一种魅力，每一张心爱的脸孔都是过去的镜子，我又怎么能看见我外祖母那日益变得迟钝而衰老的形象呢？何况我们的眼睛反应我们的思想，在生活中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场面，我们的眼睛也会象一出古典悲剧那样，对那些与剧情无关的东西不屑一顾，只保留能使剧情变得明白易懂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一个纯物质的东西，用一架照相机去看东西，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法兰西研究院的院子里看见的，就不是一个院士正在走出院子去叫出租马车，而是这个院士因怕摔交而小心翼翼、摇摇晃晃走路的样子，是他摔倒时的抛物线，仿佛他喝醉了，或是地上结着一层薄冰。同样，如果老天爷偶尔和我们开一次残酷的玩笑，使我们灵活而虔诚的温情没有及时把绝对不能让我们看见的东西隐蔽起来，而是让我们的眼睛第一个赶到现场，自由地行动，象照相机那样机械地工作，这时，我们看见的将不是那个被我们的温情每天无数次地披上一件珍贵而虚假的外衣的熟悉形象，而是一个死亡才会显示的身影。其实，如果不是温情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我们早就应该看到这个身影了。对我来说，外祖母还是我自己的一部分，我从来都是通过自己的心灵，通过一个个大同小异、互相重叠的透明回忆来看见她的。她总是过去某一时期的她。一个久不照镜子，平时仅仅根据理想的形象想象自己的脸孔是什么样子的病人，当在一面镜子中猛然看见自己真实的形象，看见一张干枯而凄凉的脸孔上高高耸起一个埃及金字塔式的粉红大鼻子时会吓得后退一步，我就象这个病人，当我在我们的客厅里，在这个属于一个新世界的、一个时间的世界的、一个生活着“随时间而变老”的陌生人的世界的客厅里，突然看见一个意气消沉的陌生老妪坐在沙发上，在昏暗而沉闷的红色灯光下读一本书，满腹心事，满脸病容，一双有点失常的眼睛在书上来回移动，这时，我才第一次看见我外祖母这种精疲力竭、老态龙钟的真实形象，但仅仅在片刻之间，因为这个形象转眼就消失了。
那一次，我向圣卢提出想去看德·盖尔芒特夫人珍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时，他对我说：“我担保她会答应的。”不幸的是，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看来，担保的是他，而不是她自己。我们的头脑对别人会产生各种印象，当我们任意运用这些印象时，就不假思索地担保别人会答应。当然，即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到因别人的性格和我们的不同而造成的一些困难，我们会想出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或诱之以利，或服之以理，或动之以情，向人们施加有力影响，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提出相反的意见。但是，别人同我们性格上的差异，仍然是我们的主观想象；这些困难靠我们排除；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要靠我们决定。有些行动，我们在想象中让另一个人做过一百遍，可以说得心应手了，可是真要让这个人干起来，就大不相同。我们会遇到一些意外的、也许是不可克服的阻力。最大的阻力莫过于一个单相思的男人在一个不爱他的女人身上引起的反感了。这种反感散发出一种难以消除的恶臭：在圣卢没有来巴黎的漫长的几个星期内，他舅妈一次也没有邀请我到她家去看埃尔斯蒂尔的画，但我肯定圣卢给她写过信。
在这幢房子里还有一个人对我也很冷淡。他就是絮比安。他是不是认为我从东锡埃尔归来时，应该先去向他请安，然后再回家？我母亲说不是这个原因，叫我不必大惊小怪。弗朗索瓦丝对她说过，絮比安就是这个脾气，会无缘无故地突然不高兴，但很快就好了。
可是，冬天快过去了。连续几个星期天气恶劣，常有暴风骤雨，夹杂着雪或冰雹。然而有一天早晨，我听见壁炉里传来一阵咕咕声——而不是每天刮个不停的时强时弱的风啸声，扰得我心烦意乱，使我天天盼望着到海边去——这是在墙上做窝的鸽子发出的叫声：这声音散发出彩虹般的光环，象突然开放的第一朵风信子花，轻轻撕开充满养料的花心，绽开出柔滑如缎、能唱歌的淡紫色花朵，就象一扇敞开的窗户，把第一个晴天暖融融的阳光送进我那间仍然紧闭着门窗的黑洞洞的卧室里，使我感到眼花缭乱，又困又累。那天早晨，我突然发觉自己哼起一首咖啡馆的小调。这个小调，我可能是在去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那一年听到过的，后来就忘得一干二净了。根据每天的具体情况，周围的气氛会对我们的机体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我们模糊不清的记忆中取出已被忘却的、虽然登记入册但还没有演奏过的曲子。我如梦如醉，如痴如迷，但却更清醒地听着我这个音乐家演奏，虽然没有一下听出演奏的是什么。
在我去巴尔贝克海滩之前，那里的教堂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当我到了那里，却感到这个教堂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迷人。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在佛罗伦萨、帕尔马或威尼斯也一样，我的想象力也不能代替我的眼睛去看东西。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同样，在一个新年的晚上，夕阳西下，我在一个广告栏前产生了幻觉，以为某些节日和另一些节日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当我在佛罗伦萨度过一个圣周①后，我的记忆仍然把圣周作为这个花城的氛围，即使复活节披上佛罗伦萨的色彩，又使佛罗伦萨带点复活节的气息。圣周离现在还远，但圣周的那几天已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就象在黑暗中远远看见的农舍，被一道光线照亮，看得分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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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复活节前一周。
天气转暖了。我父母劝我出来散散步，这样我也就有借口和从前一样在上午出门了。我因为害怕碰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故意停了一段时间。可是正因为我不再出去散步了，心里反而老想着这件事，每时每刻都能为自己找到一条出门的理由，而每一条理由都和德·盖尔芒特夫人无关，这样我也就骗得自己相信，即使她不存在，我照样会在这个时候出去散步的。
唉，真要是这样就好了！对我来说，除她以外，遇见任何一个人我都不会感兴趣；可是对她而言，只要不碰见我，不管和谁相遇，她都可以忍受。她每天上午在街上散步时，会有许多傻瓜——她认为是傻瓜——向她致敬。但她认为这些人是想讨她喜欢，至少可以认为他们是偶然碰上的。她高兴时也会叫他们停下来，因为有时候人们需要摆脱自我，让别人向自己敞开心灵，只要是一颗陌生的心，不管它多么平庸，多么丑陋。可是她恼怒地感到，她在我这颗心中看见的仍然是她自己。因此，尽管我有别的理由和她走同一条路线，但当我从她身边经过时，我仍然象犯了罪似地浑身颤抖。有时，为了不显得过于主动。我勉强给她还礼，或者只用眼睛看她，不同她打招呼，这样一来，她就更加气恼，而且开始认为我傲慢无礼，没有教养。
现在，她穿的裙子更薄了，至少颜色更浅。她沿街而行。街上，在错落不齐地掺杂在古老而宽敞的贵族宅第中间的狭窄店铺前，在黄油店、果品店、蔬菜店女老板的屋檐下，已经挂起了遮阳的卷帘，仿佛春天已经来临。我心里思量，我远远看见的这个沿街缓行、边走边打开小阳伞的女人，在行家们眼里，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她这些动作优美动人，妙不可言。然而，她只管朝前走：她那单薄而倔强的躯体并不知道人们私下对它的赞誉，毫不考虑别人对它的评价，自行其是，披着一条紫罗兰色的斜纹绸肩巾，拼命地挺起胸脯；那双明亮而无精打采的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前方，可能已经看见我了；她咬着唇角；我看见她抬起暖手笼，给一个穷人施告，或向一个卖花女买了一束紫罗兰，她那种好奇的样子和我观看一个大画家挥毫作画时的神情毫无二致。当她走到我跟前时，朝我点点头，有时还会赐给我一个淡淡的微笑，仿佛为我画了一张水彩画之后，还在这张杰作上亲笔题词似的。在我看来，她的每一件连衫裙都象是一个自然而必须的环境，象是她内心世界的一个侧面。封斋期①的一个上午，她在外面吃饭，我遇见她时她穿着一件淡红色的天鹅绒连衫裙，领口微呈新月形。德·盖尔芒特夫人金色的秀发下露出一张沉思的脸孔。我不象往常那样伤感了，因为她脸上的忧郁表情和连衫裙的鲜艳色彩仿佛组成了一道高墙，把她同世界隔开，使她显得可怜、孤独，使我感到放心、宽慰。我觉得，这件连衫裙向周围发出的鲜红光辉象征着她那颗鲜红的心，对这颗心我还不大了解，但我也许能给它安慰；德·盖尔芒特夫人躲在微波荡漾、神秘莫测的天鹅绒的红光中，就象是早期的基督教女圣徒。于是，我感到不该用眼光折磨这个殉教者，我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可是，街道毕竟是属于大家的呀！”
“街道是属于大家的”，我重复了一遍，但使这句话有了另一层意思。我由衷地钦佩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她走在这条常被雨水淋得透湿、变得和意大利古城的街道一样宝贵的大街上，夹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让自己隐秘的生活加入到公众生活中，神秘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任人接触，就象那些异乎寻常地免费供人欣赏的名画一样。每逢我彻夜不眠之后第二天上午又出去散步，到了下午，我父母总劝我上床躺一躺，想法子睡一会儿。要找到睡眠，只要有习惯就行，用不着考虑许多，甚至不考虑更容易入睡。可我下午既没有睡觉的习惯，也不可能不作考虑。入睡前，我老想着要睡着，结果反而睡不着；即使睡着了，还在想要睡着。这不过是朦胧的黑暗中出现的一抹微光，但足以把我睡不着的想法反射到睡眠中；继而这反光又一次反射，使我感到我是在睡眠中产生睡不着的想法的；接着又一次新的反射，把我的觉醒……反射到一次新的睡眠中，我想对到我房间里来的朋友们说，刚才我睡着了，但我却以为没有睡着。睡眠中的幻影模模糊糊，难以辨认，必须有极其敏锐和虚幻的感觉才能把它们抓住。后来在威尼斯我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夕阳早已西下，天似乎全黑了，但由于视觉和听觉一样有持续作用，即使天黑了也看得见天黑前的形象，所以运河上空就象余音萦绕一样，久久回荡着最后一线光亮；多亏这个余音的看不见的回声，我看见一座座披着黑天鹅绒的宫殿映照在灰蒙蒙的水面上，仿佛永远不会消失似的。当我睡不着时，我经常想象一个海景；这一海景同它在中古时代的景象混合在一起，成了我经常做的一个梦。睡梦中我看见大海的波涛凝固不动，就象彩绘玻璃上的画图，中间有一座中世纪的古城；一衣带水把城市一分为二；绿色的海水在我脚下延伸出去，沐浴着对岸一座东方风格的教堂和一些古老的房屋；这些房屋在十四世纪还存在，因此，朝它们走去，就仿佛在追溯历史。在这个梦中，大自然学会了艺术，大海变得具有中世纪风格；在这个梦中，我渴望做到并且以为做到了力不所及的事。这种梦，我似乎做过很多次，但是，因为梦中想象的东西一般都属于过去，虽然从没有见过，却十分眼熟，所以我以为不是在做梦。可是相反，我发现我的确常常做这种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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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教的斋戒节期，即复活节前46天，节期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人在睡眠时会变得软弱无力，这一特征也反映到我的睡眠中，不过是象征性的：在黑暗中，我看不清朋友的面孔，因为人睡觉时闭着眼睛；我在梦中没完没了地为自己辩解，但当我想对朋友陈说理由时，我感到声音梗在喉咙口出不去，因为人睡眠时说话总是含含糊糊；我想走到他们身边去，但我挪不开腿，因为人在睡眠时不走路；突然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满面羞愧，因为人睡觉时不穿衣服。因此，闭紧眼睛，抿紧嘴唇，捆住双腿，赤裸着身体，这就是我在睡眠中所看见的睡眠人的图像，它很象斯万送给我的那几张有名的寓意画，在画中乔托①把嫉妒女神画成嘴里衔着一条毒蛇的恶神。
圣卢来巴黎了，但只能呆几个小时。他向我保证，他一直没有机会同他舅妈谈我的事：“奥丽阿娜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他对我说，真诚地暴露了他的思想，“她已不是从前的奥丽阿娜，人家把她变坏了。我向你保证，她不值得你关心。
你太看重她了。你愿意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普瓦克提埃表嫂吗？”他又说，也不管我感不感兴趣。“她年轻，聪明，一定会中你意的。她嫁给了我的表哥普瓦克提埃公爵。我表哥人挺好，就是不太聪明。我同我表嫂谈起过你。她要我把你带去。她比奥丽阿娜可漂亮多了，也比她年轻。她是一个可爱的人，你知道，是一个好人。”这是罗贝最近用更大的热情学会的表达方式，表示一个人性情温和：“我不能说她是重审派，应该考虑她所处的环境。不过她毕竟说了句公道话：‘假如德雷福斯是无辜的，那把他囚禁在魔鬼岛②就太可怕了！’你听明白了，是吗？此外，她对她从前的几个女教师都很好，家里人让她们走侧边的楼梯，她坚决不同意。我向你保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其实奥丽阿娜并不爱她，因为她感到人家比自己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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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乔托（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探索用新的方法作画的画家，创作了许多具有生活气息的宗教画。
②拉美法属圭亚那沿海的岛屿，德雷福斯于1895年4月至1899年6月被囚禁在该岛。
尽管弗朗索瓦丝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同情盖尔芒特府上的一个仆人——这个仆人甚至在公爵夫人不在家时也不能去看望他的未婚妻，因为门房很快就会报告上去——可她照样为圣卢来访时她不在场遗憾了半天。她没见着圣卢是因为她现在也经常出门。哪一天我需要她了，哪一天她必定出门。不是去看兄弟，就是去看侄女。最近她女儿来巴黎，出门就更勤了。我因为她不在我身边侍候我，心里很不愉快，再加上她去看望的又都是她的亲人，我就更加恼怒，因为我预料到她会把这种串亲戚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符合圣安德烈教堂的规定。因此，我一听到她解释就会很不公正地大发脾气，何况她说话的方式特别，我就更是怒不可遏。她从不说：“我去看我的兄弟了，我去看我的侄女了”，而是说：“我去看兄弟了，我‘跑着’进去给侄女（或我的卖肉的侄女）问声好了”。至于她的女儿，她要她回贡布雷去。可她女儿却不干，她学着风雅女人的样，讲话中插进一些缩语，听上去俗不可耐。她说，贡布雷没有一点趣味，在那里呆一个星期都受不了。她更不愿去弗朗索瓦丝的妹妹家，那里是山区，她说山区不怎么有趣。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使有趣这个词有了一个新的可怕的含义。弗朗索瓦丝的女儿下不了决心回梅塞格利丝，她认为那里的人“蠢得不行”，在集市上，那些饶舌妇，那些“乡巴佬”会发现自己同她沾亲带故，会说“唷，那不是已故巴齐罗的女儿吗？”她宁死也不肯回到那里去定居，“现在她尝到巴黎生活的滋味了”，弗朗索瓦丝说。尽管弗朗索瓦丝思想守旧，但当女儿对她说：“嗳，母亲，如果你不能出门，就给我寄一封气压传送的快信来好了”，这时，为了使女儿高兴，她也不得不对这个新“巴黎女郎”的改革精神表示赞赏。
天气突然又转冷了。“出去？出去干什么？找死呀？”弗朗索瓦丝说，因为这个星期她的女儿、兄弟和卖肉的侄女都到贡布雷去了，她宁愿呆在家里。况且，她是我莱奥妮姨婆的物理说的最后一个信徒，我姨婆的这个理论对她多少还有影响，因为，她在谈到这个不合时宜的倒春寒时又补充了一句：“因为上帝还没有息怒。”对她的抱怨，我只是无精打采地付之一笑。她的预言丝毫也不使我感兴趣，因为无论如何我会有好天气的。我仿佛已经看见菲埃索尔市①的山顶上初升的太阳发出万道光芒，我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浑身暖洋洋；眩目的光线刺得我眯缝着眼睛，象是在微笑；眼睑犹如用洁白的大理石做成的长明灯，弥漫着淡淡的红光。我仿佛又听见了意大利的钟声，不仅如此，意大利也仿佛随着钟声来到我的身旁。我一定能手捧鲜花，庆祝我意大利之行周年的纪念日的，因为自从巴黎出现倒春寒，林荫道上的栗树、梧桐树和我们院子里的那棵树，仿佛浸没在凛冽的寒风中，可是古桥的水仙花、长寿花和银莲花却迎着寒风吐出了嫩芽，就象养在净水中的娇花。记得有一年，当我们为封斋期结束后的旅行做准备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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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城市，位于一座山上，是古代伊特鲁立亚，继而是罗马的文化发源地。
我父亲说，听了A．J．鲍罗季诺先生的话，他现在才知道德·诺布瓦先生和他在盖尔芒特府上相遇时是要到哪里去。
“他是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他同她很熟，我从前一点也不知道。看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你应该去看看她，”他对我说。
“此外，我感到很吃惊。他同我谈德·盖尔芒特先生时，就象在谈一个非常高雅的人，可我还一直以为他俗不可耐呢。据说他见多识广，情趣高雅，其实，他不过只是为他的姓氏和婚姻感到骄傲罢了。此外，照诺布瓦的说法，他很有地位，不仅在这里，而且在全欧洲。据说奥皇、俄皇都把他当朋友看待。诺布瓦老头对我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很喜欢你，你在她的沙龙里可以结识许多用得着的人物。他在我面前可是把你夸奖了一番。你会在她那里遇见他的，哪怕你想写书，也可以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嘛。我看你将来不会干别的事情了。别人可能认为当作家前程远大，我呢，本来我是不主张你干这一行的，可你马上就要成大人，我们总不能一辈子守着你，因此不应该阻止你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职业。”
唉，要是我能动手写就好了！可是，不管我在什么条件下开始写作（就象我开始打算不喝酒，打算睡午觉，睡好觉，养好身体一样），在狂热的、井井有条和兴致勃勃的情况下写作也好，或为写作而取消散步，推迟散步，把散步当作一种奖赏，身体好的时候每天写一小时，身体不好不得不呆在家里时也用来写作，总之，我作了种种努力，可结果注定是一张只字未写的白纸，就象变纸牌戏法一样，不管你事先怎样洗牌，最后注定要抽到魔术师迫使你抽的那张牌。我被习惯牵着鼻子走，习惯不工作，习惯不睡觉，习惯睡不着。习惯无论如何是要得逞的。如果哪天我不违抗习惯，让习惯从偶然出现的情况中找到借口，为所欲为，那么这一天我就能马马虎虎地过去，不会遇到太多的麻烦，天亮前我还能睡几小时，我还能读几页书，酒也不会喝得太多；可是如果我违抗习惯，非要早点上床睡觉，强迫自己只喝水不喝酒，强迫自己工作，那么习惯就会大发雷霆，会采取断然措施，会让我生病，我不得不喝更多的酒，两天都睡不着觉，甚至连书都不能看了，于是我决定下次要更合乎情理，也就是对自己更没有节制，就象一个遭到拦路抢劫的人，因为怕被杀害，索性让人抢光算了。
这期间，我父亲又遇见过德·盖尔芒特先生一、两次。既然德·诺布瓦先生对他说公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也就更加注意公爵的讲话了。他们在院子里正好谈到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他对我说她是他的婶母，他把维尔巴里西斯读成了维巴里西。他对我说她非常有智慧，甚至说她有一个思想库”，我父亲补充说。“思想库”的意思含糊不清，这使他发生了兴趣。这个表达方式，他确实在一些论文集上见过一、两回，但他没有赋予它明确的词义。我母亲对我父亲一向十分敬重，既然我父亲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有个思想库这件事颇感兴趣，她也就断定这件事值得重视了。尽管她从我外祖母那里早就知道侯爵夫人的底细，但还是对她立即产生了好感。我外祖母身体不太好，她开始不赞成我去拜访侯爵夫人，后来不坚持了。我们搬进新居以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几次邀请外祖母，但她每次都写信回绝了，说她现在不出门。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突然改变了习惯，不再亲自封信，而由弗朗索瓦丝代劳。至于我，尽管我想象不出这个“思想库”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我看见巴尔贝克海滩的那个老妇人坐在一张“办公桌①”前，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况且事实也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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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里“库”和“办公桌”在法语中是一个字。
此外，我父亲打算竞选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他想知道诺布瓦大使的支持能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选票。说实话，他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支持虽然不敢怀疑，但也没有十分把握。部里有人对我父亲说，德·诺布瓦先生想使自己成为外交部在法兰西学院的唯一代表，他会设置重重障碍，阻挠别人当候选人；况且，他眼下正在支持另一个人，也就更不会支持我父亲了。但我父亲却认为这是对德·诺布瓦先生的诽谤。然而，当杰出的经济学家勒鲁瓦·博里厄劝他参加竞选，并给他分析当选的可能性时，他看到在勒鲁瓦·博里厄列举的支持他的同事中没有德·诺布瓦先生的名字，很受震动。他不敢直接去找诺布瓦先生，但他希望我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拜访能给他带回德·诺布瓦先生的支持。事不宜迟。德·诺布瓦先生的宣传能确保我父亲获得法兰西学院三分之二的选票；况且，大使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就连最不喜欢他的人对此也不否认。因此我父亲认为得到他的支持很有可能。再说，在部里，他对我父亲要比对其他人的保护更加明显。
我父亲还遇见了一个人，使他又惊又气。他在街上碰到了萨士拉夫人。这个女人生活很拮据，因此很少来巴黎。要来也只是到一个女友家里。没有人比萨士拉夫人更使我父亲讨厌的了。每年，我母亲都要温和地恳求我父亲一次：“朋友，我应该邀请萨士拉夫人了，她不会呆很久的。”甚至还说：“朋友，听我说，我要求你作一次大让步，去拜访萨士拉夫人。你知道我不想让你烦恼，但你要是能去，我就太高兴了。”他笑了，有几分勉强，但还是去了。因此，尽管他不喜欢萨士拉夫人，但当他在街上看见她时，还是朝她走去，并且向她脱帽致敬。可是令他吃惊的是，萨士拉夫人只是迫于礼貌，朝他冷冷地点点头，仿佛他干了什么坏事，或者被判处到另一个半球上去生活似的。我父亲带着满脸的怒气和惊愕回到家里。第二天，我母亲在一个沙龙里遇见萨士拉夫人。她没有把手伸给我母亲，只是心不在焉地、忧郁地朝她笑了笑，仿佛我母亲是她儿时一起玩耍的朋友，因为生活堕落，嫁了一个苦役犯，或者更糟，嫁给了一个离过婚的人，因而萨士拉夫人同她断绝了来往。然而从前，我父母亲每次见到萨士拉夫人总是彬彬有礼，而萨士拉夫人对我父母亲也一向十分敬重。我母亲哪里知道，在贡布雷，在萨士拉夫人那一类人中，只有她一个人是重审派。而我父亲是梅尔纳①先生的朋友，对德雷福斯的罪状深信无疑。他同事要他在一张要求重审的请愿书上签字，他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当他知道我的行动准则和他不一样时，他一个星期没同我说一句话。他的观点无人不晓，都快给他戴上民族主义者的帽子了。至于我的外祖母，家里人数她最宽宏大量，恐怕也只有她一个人流露出怀疑。每当有人谈到德雷福斯可能无罪时，她总是摇摇头，谁也不知道她想表示什么意思，仿佛她正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被人打搅了，因而摇了摇头。我母亲一方面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父亲，另一方面又希望我有独立的见解，因此举棋不定，干脆沉默不语。我外祖父崇拜军队（尽管他在国民自卫队里的服役是他壮年时代的恶梦），在贡布雷，每次看见一个团从门前经过，他都要脱帽向上校和军旗致敬。这一切足以使萨士拉夫人把我父亲和外祖父看成不公正的帮凶，尽管她完全知道他们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个人的罪行可以原谅，但参与集体犯罪却绝对不能宽恕。当她得知我父亲是反重审派时，就立即用几个大陆的空间和几个世纪的时间把她自己同我父亲隔开。既然两人在时空上相隔千年，相距万里，我父亲自然就看不见她的致意了，而她也不会想到同他握手和说话，因为这些礼节是不能横越他们中间的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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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尔纳（1838—1925），法国政治家。1896年任内阁总理，竭力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
圣卢要来巴黎了，他答应带我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去。我希望能在那里遇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但我没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要我和他的情妇一起去饭店吃午饭，然后我们送她到剧院去参加排演。我们必须一早动身，到巴黎郊区她的住所去接她。
我对圣卢说，最好到埃梅的饭店去用午餐（在花钱如流水的贵族公子的生活中，饭店的作用和阿拉伯民间故事中放绫罗绸缎的箱子一样重要）。埃梅告诉我，在巴尔贝克海滩旅游旺季到来之前，他在这个饭店当侍应部领班。我日夜梦想着旅行，但却很少出门，能重新看见一个不只是属于我记忆中的海滩而且是真正属于海滩的人，这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埃梅每年都要去那里。当我因身体疲劳或要上学不得不留在巴黎时，他在七月漫长的傍晚，照样隔着大餐厅的玻璃墙壁，遥望太阳冉冉坠入大海，一边等候顾客来临；当太阳渐渐在大海中消失的时候，天边蓝幽幽的船只张着帆翼，一动不动，宛如一只只摆在玻璃柜中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夜蝴蝶。巴尔贝克海滩是一块强大的磁铁，埃梅由于同它接触而电磁化了，他对我来说也成了一块磁铁。我希望，同他交谈就等于到了巴尔贝克，没有去旅行就体味到旅行的魅力。
我一早就动身了。我走的时候，弗朗索瓦丝还在不停地抱怨，因为头天晚上，那个订了婚的仆人一次也没有能去看望他的未婚妻。弗朗索瓦丝发现他在那里抹眼泪。他真想去把门房揍一顿，但忍住了，因为怕砸了饭碗。
圣卢说好在他家门口等我。我去找他时，在路上遇见了勒格朗丹。我们家自从离开贡布雷后，一直和他没有来往。他现在已经两鬓苍苍，头发灰白，但神态依然年轻、天真。他停下了脚步。
“啊！是您，”他对我说，“好漂亮！喔，穿着礼服哪！我这个人自由自在惯了，才不愿意穿这种礼服呢。不错，你大概是社交界的时髦人物了，拜访的任务繁重呵！如果象我这样，只是随便到一个坟墩前去做个梦，这条大花领结和这件短上衣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您知道，我一向很钦佩您有高尚的品格，看到您同贵族同流合污，背弃了您的灵魂，我是多么遗憾啊。那些沙龙的气氛在我看来，实在令人作呕，令人窒息，您在里面呆一刻钟，都会就此葬送您的前途，受到先知的谴责。我看得出来，您同那些‘消遥自在的人’过从甚密，来往于贵族府邸之间。这就是当今资产阶级的恶习。啊，贵族！恐怖时代①犯了大错误，没有把他们斩尽杀绝。贵族不是十足的傻瓜，便是阴险毒辣的恶棍。好吧，可怜的孩子，只要您觉得愉快，您就去吧！当您在哪家沙龙参加下午fiveo’clock②茶会时，您的老朋友可要比您幸福得多，他独自一人，呆在某个郊区，仰望玫瑰色的月亮爬上紫罗兰色的天空。事实上，我几乎不能算是地球上的人，我在这里有一种流落他乡之感，万有引力必须使出全部力量才能把我吸引住，才能使我不逃到另一个天体上去。我是另一个星球的人。再见了，不要误解维福纳河农民——也是多瑙河农民——传统的坦率性格。为了向您证明我很看重您，我要把我最新出版的小说寄给您一本。但您是不会喜欢的。您会认为我这部小说还不够腐败，不够世纪末的气味，它太坦率，太诚实。您需要贝戈特，这您供认不讳。象您这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人，需要用堕落的文学来满足您麻木的味觉。您圈子里的人大概把我当老兵看待。我不值得花费心血写那些书，我那一套现在不吃香了。再说，人民大众的生活在您乐于交往的赶时髦的年轻女人眼里还不够高雅，不会引起她们的兴趣。好了，有空您就想一想基督的教导：‘干吧，这样你们才能活下去！’别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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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793年5月到1794年7月同捕杀贵族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②英语，即：五点钟。
我和勒格朗丹分手后，并不太怪他。有些往事仿佛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能在中间充当调解人。那座架在堆积着封建社会的废墟、长满了黄澄澄毛莨的田野中间的小木桥把我们——我和勒格朗丹——连接在一起，就象把维福纳河两岸连接在一起一样。
春天已降临巴黎，可是林荫道上的树木才刚刚绽出新芽。当环城火车载着我们——我和圣卢——离开巴黎，停在圣卢情妇居住的那个郊区的村庄时，我们却惊叹地看到一棵棵果树都挂满了白花，犹如临时搭成的白色大祭坛，装饰着一个个花园。这里象是有隆重的节日似的，人们在固定的时节，从老远赶来欣赏这奇特而富有诗意的、短暂的地方节日。但这一次节日却是大自然的馈赠。樱桃树开满了白花，就好像穿着白色的紧身裙，夹杂在那些既没开花也没长叶的光秃秃的树木中间，在这仍然透着凛冽寒气的晴天，远远望去，会以为望见了一片片白雪，别地方的雪都融化了，唯独灌木丛后还残留着白雪。高大的梨树环绕着一座座房屋和一个个普通院子，梨树的白花开满枝头，形成了更加广阔、更加单一、更加夺目的白色世界，仿佛村里家家户户都在同时举行第一次领圣体仪式。
在巴黎郊区的这些村庄，各家门口都保留着十七或十八世纪的花园。这些花园原本是皇亲国戚的管家和宠妾们的“游乐园”。园艺匠利用比路面低的花园种上了果树（也许仅仅保留了那个时代的大果园的布局）。梨树栽成梅花形，比我以前见过的梨树行距要大一些，但梅花瓣更加突出，中间隔着低矮的围墙，形成了巨大的白色四边形。太阳在四边形的四条边上留下了或明或暗的光线，使这些没有屋顶的露天房间看上去就象在希腊克里特岛可能见到的太阳一样；阳光或明或暗地照射在高低不同的台地上，犹如在春天的大海上嬉戏，使这里那里涌出一朵朵亮晶晶、毛绒绒的白花，而泡沫四溅的白花在蔚蓝的树木织成的透光的栅栏中闪闪发光。看到这番景致，人们又会感到这些露天房间很象一个个养鱼池，又象海上围起来的一块块捕鱼区或牡蛎养殖场。
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公所看上去破破烂烂。金黄色的砖墙，门前有三棵梨树，充当夺彩竿①和旗杆。树上仿佛装饰着优美的白缎子，好象在庆祝当地的一个节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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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杆顶悬挂奖品，杆上涂了肥皂，让人爬上去夺奖。
一路上，罗贝不停地给我讲他的情妇。我从来也没有见他对他的情妇如此深情。我感到他心里只有她一个人。当然，他在军队的前程，在社交界的地位和他的家庭对他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与他的情妇相比就不算什么了。他的情妇才是头等重要的人，盖尔芒特家族和地球上所有的国王都不能同她相提并论。我不知道他心里是否明确他的情妇胜过一切，但他只注意同她有关的事。有了她，他才可能有喜怒哀乐；为了她，他甚至可以去杀人。在他看来，真正有意义的、能使他动心的事莫过于他的情妇想要、并将要做的事，他情妇头脑中思考的问题，他最多也只能从她额头之下、下巴之上这个狭小的空间的表情中猜到一二。他办事向来合情合理，可是他却盘算着和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结婚，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能继续供养并拴住他的情妇。假如有人心里嘀咕，他这样做要付出多大代价，我相信代价之大是谁也想象不到的。他不娶她，是因为实用主义的本能告诉他，一旦她不再对他有什么期待，她就会离开他，至少会随心所欲地生活。因为，他必须让她永远处在等待中，从而把她牢牢拴住。因为他推测她可能并不爱他。当然，被叫做爱情的这个通病可能会迫使他——就象迫使所有的男人一样——不时地相信她爱他。但他心里很清楚，即使她爱他，也不能消除她从他那里捞钱的欲念，一旦她不再对他有什么期待，她就会立即离开他（他想，她的文学界朋友们的理论害了她，尽管她爱他，还是会离开他的）。
“如果她今天表现好，”他对我说，“我就送她一件礼物，她会很高兴的。是一串项链，她在布施龙的店里看到过。要三千法郎，就我目前的经济状况，嫌贵了些。可是这个可怜的宝贝生活中没有多少乐趣。我一买她会高兴得心花怒放。她向我提起过这串项链。她说她认识一个人，那人也许会给她买。我不信真有其事，但我还是同布施龙（我家的供货人）说好了，让他给我留着。我一想到你就要看见她了，心里就高兴。她并不象雕像那样完美无缺，这你知道（我看得出，他心里却认为她十全十美，他是为了使我更赞美她才这样说的），但她有非凡的判断力。在你面前她可能不大敢说话，但我一想到她以后会同我谈她对你的印象，现在就感到心里乐滋滋的。你知道，她讲的话可以使人进行无穷无尽的想象，真有点象特尔斐城的女祭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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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尔斐是古希腊城市，建有阿波罗神殿，传说神殿的女祭司能传达阿波罗的神谕。
我们沿着小花园朝她的房子走去，我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因为花园内的樱花、梨花琳琅满目，银光闪闪，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显然，这些花园，昨天还象没人居住的房屋，显得空荡荒凉，一夜间突然来了许多白衣少女，把它们装饰得千媚百娇。隔着橱栏，可以看见这些美丽的白衣少女亭亭玉立在花园小径的拐角处。
“听着，我看既然你是个诗人，留恋良辰美景，”罗贝对我说，“那你干脆呆着别动，我朋友就住在附近，我去找她来。”
我等他的时候，在附近溜了一圈。我从几个小花园前经过。当我抬头时，看见窗口有少女的倩影。就是在露天，在一层楼的窗边，叶丛间也垂下一串串鲜艳的丁香花，穿着紫莹莹的衣裙，绰约多姿，随风曼舞，对于过路行人穿透绿叶丛投来的目光不屑一顾。这一串串紫丁香使我想起从前春光融融的下午我在斯万先生花园门口看见的紫丁香，它们琳琅满目地挂在花园的围墙上，犹如一幅散发出浓郁乡村气息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紫色挂毯。我从一条小道来到一块草地上。这里冷风飕飕，和贡布雷的风一样刺骨；但在这块和维福纳河畔的土地一样肥沃而湿润的草地中间，照样钻出一棵银装素裹、高大挺拔的梨树，它和它的同伴一样准时前来赴约，向太阳欢快地摆动着梨花；梨花在寒风中痉挛抽搐，但被阳光涂上一层银灿灿的光辉，形成一块有形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光幕。
突然，圣卢在他情妇的陪同下出现在我眼前。这个女人是圣卢全部的爱情，是他生活中可能有的全部乐趣。她的个性仿佛被封闭在一个圣龛内，激发了我朋友无穷无尽的想象。圣卢觉得自己好象永远也不会了解她。他常常问自己，“在她的身上，在她的目光和皮肉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这个女人，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①。”几年前，她曾对妓院的鸨母说（女人不改变境遇则已，一改变就快得难以想象）：“那么，明晚如果您需要我出来接客，就叫人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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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卢的情妇叫拉谢尔，与歌剧《犹太姑娘》中的女主人公同名。当年她在妓院内，人们把该剧中的一首曲名《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送她作雅号。
当果真有客人“来找她”，只剩她和这个“客人”在房间里时，她是那样内行，锁上门后——出于女人的谨慎或是习惯性动作——就立即开始脱衣裳，动作非常敏捷，仿佛有医生要给她听诊似的；只是因为这个“客人”不喜欢裸体，叫她不必脱掉内衣时（就象有些医生，听觉灵敏，同时又害怕病人着凉，只隔着衣裳听诊肺和心脏），她才中途停下来。这个女人的生活，她的思想和过去，哪些男人占有过她的身体，这在我看来是那样无足轻重，如果她给我讲这些事，我会出于礼貌才听一听，而且几乎什么也不会听进去；可是圣卢却把她奉若神明，向她献出全部的爱情，为她忧悒不寐，忍受折磨，甚至把她——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木偶玩具——看作自己无限痛苦的根源，比他的生命还要宝贵。看到这两个毫无联系的拉谢尔（因为我是在一个妓院里认识“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的），我恍然大悟，男人为女人活着，为她们受苦，为她们自杀，但她们中的许多人就是拉谢尔，她们对于别人的价值就如同拉谢尔对于我的价值一样。想到有人对生活抱着一种好奇和忧伤的态度，我不禁为之愕然。我本来可以把拉谢尔经常同别人睡觉的事告诉罗贝，在我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可是这会给罗贝带来多大的痛苦啊！他为了知道她同谁睡过觉，什么事没有做过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我意识到，如果男人是通过想象认识一个女人的，那么他会想象在这个女人小小的脸孔后面蕴藏着无限美好的东西；相反，如果是以最粗俗的方式认识的，那么他魂牵梦萦的东西可能会分解成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物质成分。我认识到，我在妓院花二十法郎得到的一个女人，在我看来，她不过是一个想得到二十法郎的女人，其实她本人不值二十法郎；可是，如果我一上来就把她想象成一个奇妙而神秘的、难以得手、难以留在身边的女人，那么，她就成了无价之宝，比一切受人羡慕的地位，甚至比家庭的温存还要重要。不错，我和罗贝看见的是同一张瘦削而狭长的小脸，但是，我们是从两条相反的、永远也不会交叉的道路走到她跟前的，我们决不会看到同一副面孔。这张脸以及眼神、笑容和嘴角的动作，我是从外部认识的。这张脸和任何一个为了二十法郎就向我出卖肉体的女人的脸并无二致。同样，这张脸上的眼神、笑容和嘴角的动作，在我看来，仅仅是极其普通的动作，毫无个性，毫无意义，我根本没有兴趣去寻找具体的人。然而，可以说我一开始就得到的东西——这张任人抚摸和亲吻的脸——对罗贝来说却是终点。他是怀着多大的希望、疑虑、猜疑和梦幻朝这个目标走去的呀！是的，为了得到这个为二十法郎就出卖肉体的女人，为了不让她落到别人手中，罗贝付出的钱何止百万！他花了那么多钱，有时却不能得手，可能由于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个准备委身于他的女人突然躲开了，也可能另有约会，或有什么事使她那天更难相处。如果她同一个多愁善感的男人打交道，即使她没有觉察，尤其是她有所觉察，就会有一场可怕的追逐。这个多情的男子心灰意懒，但又不能没有这个女人，于是穷追不舍，而她却拼命躲避，这样，他为了博得一个微笑，一个他不敢再奢望得到的微笑，要比得到一个女人委身所付出的代价还高一千倍。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因为判断上的失误，或在痛苦面前胆怯，你会狂热地把一个妓女当作不可接近的偶像，这样，你就永远也别想得到这个女人的温存，别想得到她的第一个吻，甚至你连要求都不敢提，怕违背了你那柏拉图式精神恋爱的信念。在你离开人世时，你连同心爱的女人接吻的滋味都没有尝到，这有多么痛苦！不过圣卢还算走运，拉谢尔的百般温存，他都体味过。当然，如果他现在知道他情妇曾为一个金路易①而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随便哪个男人，他可能会感到揪心彻骨的痛苦，但为了不失去她的欢心，他仍然会付给她这一百万法郎的，因为他所知道的事还不足以使他迷途知返（对人重要的事往往不受人意志的控制，而受某种自然规律的支配），他仍然在梦幻中想象她的脸，因而看不清她的真面目。现在她那张瘦削的脸孔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就象承受了两个巨大的大气压力的纸片，被两股无限大的力量维持着平衡，这两股力量一齐通到她身上，却没有相遇，因为被她隔开了。我和罗贝都在凝视她，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见了她身上的奥秘。
我并不觉得“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觉得人的想象力，人的幻想具有伟大的力量，爱情的痛苦就是人的幻想造成的。罗贝看出我在激动。我扭过头去看对面花园中的梨树和樱桃树，好使罗贝相信是果树的美景使我动情的。而事实上，这些美景也的确打动我的心，把那些不仅要用眼睛看，而且要用心感觉的东西呈现在我面前。我把在花园中看见的这些果树，当成素未谋面的天使了，我会不会和马德莱娜②一样看错呢？耶稣复活的那天，也是在一个花园里。马德莱娜看见一个人的形体，“以为是一个园丁”。这些向着适宜于午睡、垂钓和看书的树影俯下身躯的令人赞叹不绝的白衣少女难道不就是天使吗？这些白衣少女维护着我们对黄金时代的记忆，她们向我们保证，真实并不象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但只要我们努力使自己配得上，作为报酬，真实也可能闪发出诗的光辉，纯洁而奇妙的光辉。我和圣卢的情妇寒暄了几句。我们抄近路穿过村子。房屋很脏。但即使在最肮脏的、象是被硝酸雨烧焦了的房屋前，也站立着一个神秘的旅客，要在这受到诅咒的城镇里停留一天。这个光辉灿烂的天使，展开令人眩目的白翅膀，保护着肮脏不堪的房子：这就是一棵挂满白花的梨树。圣卢和我朝前走了几步：
“我本不打算到这里来的，我们两人在城里等她，我甚至更乐意和你单独在一起吃午餐，一直单独呆到去我外婆家的时候。可是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她多么希望我们来接她呀！她对我太好了，你知道，我不能拒绝她。再说，她会使你愉快的，她很有文学天赋，很容易动感情。况且，和她一起在饭店共进午餐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朴实，总是对什么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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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面值二十法郎的金币。
②《新约全书》中看见耶稣复活的女圣徒。耶稣遇难后，马德莱娜到耶稣的坟墓去给他涂圣油，发现尸体不在洞穴，她在寻找途中，遇见复活后的耶稣，错以为是园丁。
然而，我相信恰恰在那天上午，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罗贝在一瞬间摆脱了他通过一个个温存的印象慢慢地组合起来的女人，猛然看见不远处站着另一个拉谢尔，和他的拉谢尔长得一模一样，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一个傻头傻脑的小娼妓。离开爽心悦目的果园后，我们就去赶火车回巴黎了。在车站上，拉谢尔走在我们前面，相隔几步远。突然，有两个和她一样俗不可耐的“野鸡”认出了她，她们以为她是只身一人，便咋咋呼呼地嚷了起来：“是你啊，拉谢尔，和我们一起上吗？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都在车上，正好还有空位子。来吧，和我们一起去溜冰。”她们正要把各自的情夫，也就是把站在她们身边的两个“时装百货商店的职员”介绍给她，突然发现拉谢尔有点局促不安，便好奇地朝旁边张望，发现了我们，连忙道歉，同她告别；她也同她们道了再见，有点尴尬，但很友好。这是两个可怜的小野鸡，围巾是用假水獭皮做的。圣卢第一次邂逅遇见拉谢尔时，她差不多也是这个模样。圣卢不认识她们，也不知道她们的姓名，看见她们和他的情妇关系这样密切，便顿时生了疑团：他的情妇也许从前过着、甚至现在仍然过着一种见不得人的生活，一种同他和她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就是为了一个金路易而出卖肉体的生活。他不仅隐约看见了这种生活，而且还隐约看见了另一个拉谢尔，一个陌生的拉谢尔，和那两个小野鸡一样的拉谢尔，二十法郎身价的拉谢尔。总之，他感到拉谢尔在瞬间分成了两半，他在他的拉谢尔身旁隐约看见小野鸡拉谢尔，那个真实的拉谢尔——如果能说野鸡拉谢尔比另一个拉谢尔真实的话。此时此刻，也许圣卢心里在想，他本打算用自己的高贵门第去作一笔交易，同一个有钱的小姐结婚，以便能每年继续供养拉谢尔十万法郎，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他完全能轻易地摆脱他目前生活的地狱，花一点儿钱就可以得到他情妇的欢心，就象那两个时装商店的职员，用很少的钱就买到了那两个娼妓的欢心一样。可是怎么办呢？她没有什么过错呀。他给她的钱少了，她对他的热情就会减少，她就不会再给他说一些使他神魂颠倒的甜言蜜语了。为了炫耀自己，他常常把情妇信上的话念给同事听，要他们知道她多么温柔，却从不向他们透露他花了多少钱供养她：不管他送给她什么，一张照片上的题词也好，电报上最后的客套话也好，这些最简单、最珍贵的语言也都是金钱转化成的。即使他避而不说拉谢尔难得的温存是用高价买来的，我们也不能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自尊和虚荣，尽管这个简单片面的推理常被人荒谬地用到所有花钱供养女人的情夫和许许多多丈夫身上。圣卢不是傻瓜。他清楚，那些满足虚荣心的一切快乐，凭他高贵的门第和英俊的面孔，他不花一分钱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相反，他和拉谢尔的暧昧关系只能使他同上流社会疏远，使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贬值。他这种想显示自己不花一分钱就赢得恋人绵绵情意的自尊心，不过是爱情的衍生物，是需要向自己同时也向别人表明，他被心爱的人深深地热爱着。拉谢尔朝我们走过来，那两个女人也上了车。但是，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的名字，如同她们的假水獭皮围巾和时装百货商店职员装模作样的神态一样，使新拉谢尔的形象延续了一会儿。在这一瞬间，圣卢想象出巴黎比加勒广场的生活，陌生的朋友，肮脏的钱财，盲目作乐的下午；他似乎感到连接克利希林荫道的各条大街上，阳光不如从前他和他情妇散步时那样明媚灿烂了，因为爱情和同爱情形影不离的痛苦，就象酒醉心明一样，能使我们的感觉变得细腻。他想象在巴黎似乎还有一个城中城；他觉得，同拉谢尔交往就象在探索一种一无所知的生活，因为尽管拉谢尔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象是他的同类，但是她和他的共同生活毕竟是她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宝贵的一部分，因为他给她的钱数不胜数，这能使她受到她的女友们的羡慕，同时又能使她有一天攒足钱后隐居乡下或跻身于大剧院。罗贝本想问她吕西安娜和谢尔梅娜是谁，如果她去她们的车厢，她们会给她讲些什么，她和她的女伴们在一起将怎样度过这一天。他想，如果他和我不在场，她们溜完冰可能会到奥林匹亚酒店寻找高级消遣。有一刻功夫，奥林匹亚酒店及周围的一切——他一向都很讨厌这些地方——使他既好奇又痛苦；科马丁街的明媚春光使他产生了一丝怀旧情愫，假如拉谢尔不曾同他相识，呆会儿她也许会到那条街上去挣一个金路易。可是，向拉谢尔提这些问题又有什么意思呢？不用问他就知道，她的回答不是沉默，便是谎言，或是什么不说明任何问题却会给他带来痛苦的话。两个拉谢尔持续了很长时间。列车员要关车门了，我们赶紧登上了一个头等车厢。拉谢尔珠围翠绕，这让罗贝再次感到她是一个无价之宝。他抚摸着她，又把她嵌入他的心中，在心里默默地凝视着，就和从前一贯做的那样——除了他看见她在比加勒广场上那一瞬间的印象以外——火车开动了。
她确实有点“文学天赋”。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谈书，谈新艺术和托尔斯泰主义，只是偶尔停下来责备罗贝酒喝得太多。
“啊！要是你能和我生活一年，你瞧吧，我就光让你喝水，你活得会比现在更好。”
“一言为定，我们到很远的地方去。”
“可是你知道我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她对戏剧艺术态度十分认真）。况且，你家里人会怎么讲？”
接着，她开始在我面前大肆谴责罗贝的家庭。我感到她的责备非常正确，圣卢也完全赞同她的看法，不过，他却违抗她的禁令，不停地喝着香槟酒。我也认为他饮酒不好，并且感到她对他的影响不坏，我准备劝他不必管家里人怎么讲。谈话间我不慎提到德雷福斯，这个年轻的女人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可怜的受苦人，”她呜咽道，“他们要让他死在那里。”
“放心吧，塞塞尔，他会回来的，他一定会释放，一定会得到昭雪。”
“可是等不到那天他就可能死了！不过至少他的子女会有清白的名声。可是一想到他受的苦，我心里就难过死了。您能相信吗？罗贝的母亲，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竟会说即使他无罪，也要让他呆在魔鬼岛。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是的，一点不错，她是说过，”罗贝确认道。“她是我母亲，我不好反驳，不过有一点我敢说，她不象塞塞尔这样富有同情心。”
圣卢对我说，和拉谢尔共进午餐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可事实上，这一类午餐总是不欢而散。因为圣卢同他的情妇一到公共场所，就会胡思乱想，总感到他情妇的眼睛老在男人身上打转，他就会变得闷闷不乐；她发觉他情绪不好，可能会开他的玩笑，给他火上浇油。但更经常的是，因为圣卢说话的语气伤害了她愚蠢的自尊心，她故意装出不想为他解除烦恼的样子，假装目不转睛地看这个或那个男顾客，再说，这也不总是在演戏。的确，当他们去剧院或咖啡馆时，只要他们的邻座——甚至是他们乘坐的出租马车的车夫——稍有一点风度，嫉妒心就会向罗贝发出信号，他会比他的情妇先注意到那个人；他立即把那人看作下流坯，也就是他在巴尔贝克同我讲起过的那种道德败坏、玩弄女性的人，他央求他的情妇不要看那个人，这样对她反倒是个提醒。但有时她发现罗贝的怀疑中蕴含着鉴赏力，她最后会不再开他的玩笑，让他放下心来，同意给她跑腿买东西，这样她就有时间同那个陌生人交谈几句，常常是订个约会时间或还来得及去偷一次情。
我们刚进饭店，我就发现罗贝露出了担心的神色，因为他一进门就发现——在巴尔贝克时，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领班埃梅站在他那帮平凡的同事中，显得容光焕发，彬彬有礼，毫不做作地散发出一股大凡长有轻盈头发和希腊式鼻子的人在好几年中都会散发的浪漫气息。正因为如此，他在那些侍者堆里显得与众不同。而他的同事几乎都上了年纪，猥猥琐琐，好似伪善的本堂神甫或假装虔诚的忏悔人。他们更象旧时代的喜剧演员，有一个方糖般的脑门，一般只有在观众很少的小剧院里，在陈列着一幅幅有不胜今昔之感的古老剧照的休息厅内，才能看到这种喜剧演员扮演的侍仆或古罗马大祭司长的剧照，只有在这些剧照上才有这种脑门；而这个饭店仿佛经过了精心挑选，也可能是在保存传统，把那些喜剧演员的庄重模式全都保留下来了。遗憾的是，偏偏是埃梅认出了我们，走过来给我们开票，而那些轻歌剧中的大祭司长们却向其他餐桌走去。埃梅问我外祖母身体怎样，我向他了解他妻儿的近况。他充满感情地给我作了介绍，因为他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男子。他看上去聪明，充满活力，待人彬彬有礼。圣卢的情妇开始目不转睛地端详他了。但埃梅那双凹陷的眼睛深藏在毫无表情的脸中间，没有流露出任何反应，浅度近视使他的眸子看上去莫测高深，不露真情。他到巴尔贝克工作之前，曾在外省的一个饭店服务多年，那时他俊美的相貌——可现在脸色枯黄，面带倦容——没有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年复一年，他总是站在同一个地方，就在几乎没人光顾的餐厅尽头，宛如一幅欧仁①亲王的铜版画。因为没有人识货，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脸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再说他生性冷漠，不喜欢出头露面。最多只有一两个过路的巴黎女郎，偶尔下榻在他的旅馆，抬眼注意到他，在她乘火车离开之前把他请到她的房间里。这样，在这个好丈夫和外省仆役那若明若暗、单调而深沉的空虚生活中，深深埋进了一次逢场作戏的谁也不会到这里来揭穿的隐私。然而，这位女演员那经久不移的目光，埃梅不可能没有感觉到。罗贝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我看见罗贝的脸上积起了红云，但不象他突然激动时涨红的脸，而是疏疏淡淡的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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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仁（1663—1736），奥地利政治家、军事家，人文主义者和绘画爱好者。
“塞塞尔，这个领班很有趣味，是不是？”罗贝把埃梅粗暴地打发走后问他的情妇。“好象你很想对他作一番研究似的。”
“你看，又来了！我早就猜到了！”
“什么又来了，我的宝贝？即使我错了，我可什么也没说呀，算了，不说这个了。不过，我毕竟有权让你当心这个奴才，我在巴尔贝克就认识他了（要不我才不在乎呢），他是地球上从没有过的十足的大流氓。”
她好象愿意听从罗贝的劝告，同我交谈起文学来，罗贝跟着也参加进来了。同她交谈文学我并不感到乏味，因为她对我推崇备至的那些作品很熟悉，对作品的评价也和我大致相近。但我曾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拉谢尔才疏学浅，因此，我也就不太看重她这方面的修养了。她机智聪颖，谈笑风生，若不是她老爱用文艺俱乐部和画室的行话来刺激人的神经，她倒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她不论谈什么都会用上行话。例如，她有一个习惯，当谈到一幅印象派的画或一部瓦格纳①的歌剧时，她会说：“啊！这很棒”；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吻她的耳朵，她假装颤抖了一下，小伙子很受感动，装出羞怯的样子，她对他说：“不要这样，作为感觉，我认为这很棒。”但更叫我吃惊的是，罗贝惯用的表达方式（况且，很可能是从他情妇认识的文人那里传出来的），她在他面前使用，他也在她面前使用，仿佛这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用语，岂知一个新颖的表达方式，一旦被滥用，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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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他主张歌剧应以神话为题材，音乐、歌词与舞蹈等必须综合成有机的整体，交响乐式的发展是戏剧表现的主要的手段。
她吃饭时，手很不灵活。这让人想到，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时，也会象这样笨手笨脚。她只有在作爱时才显得灵巧敏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预知力，就象那些狂热地爱着一个男人的女人，一上来就知道怎样使他享受到最大的快感，然而他的肉体和她自己的又是那样不同。
当谈话转到戏剧时，我就闭口不言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拉谢尔太有点咄咄逼人。不错，她在用一种怜悯的语气为贝玛辩护（她同圣卢针锋相对，这证明她在他面前经常攻击贝玛）。她说：“啊！不，她是一个出色的女人。当然，她的表演不如从前动人了，与我们的要求不完全合拍。不过，我们不应该拿现在的眼光去看她。她是有功之臣。她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再说，她非常正直，心灵高尚。当然，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她并不喜欢，但是她曾有过一张动人的脸孔，显露过出色的才华。”（她在对艺术作评价时，不是千篇一律，只做同一个手指动作。如果是一幅画，为了表明这是幅好画，色彩浓重，只要翘起大拇指就行了。可是“出色的才华”要求更高。必须伸出两个指头，更确切地说，两个指甲，仿佛要把一粒灰尘弹掉似的。）但是，除了这个特例，圣卢的情妇在谈论最有名望的演员时，语气中充满了揶揄和优越感，这使我很生气，因为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错了——是她不如别人。她看得清清楚楚，我把她当成平庸的演员看待了，相反，对那些被她瞧不起的人，我却非常尊敬。不过她没有生气，因为她纵然有出众的才华，却还没有得到公认；即使她很自信，也难免带点自卑。再说我们又总是按照我们现有的地位，而不是根据我们自身的才能、见识、见解去要求和衡量别人对我们的尊重。（一小时后，我将看到圣卢的情妇对她严肃批评过的演员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因此，即使我的沉默使她多少起了疑心，但她仍然坚持晚上要和我一起吃饭，说是谁的讲话也没有我的讲话使她开心。午饭后我们要去看戏。虽然我们现在还在饭店里，还没有去剧院，但我们仿佛已置身于一个挂满旧剧照的“演员休息室”里了，因为领班们的脸看上去很象杰出艺术家的脸；随着一代艺术家的消失，这种类型的脸似乎已不复存在。这些领班看上去也很象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其中一个站在一张桌子前研究梨子，他的脸，还有那漫不经心和好奇的神态，让人联想到德·絮西厄①先生；其他人站在他身边，好奇而冷漠地望着餐厅，这种审视的目光使人想到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当他来到一个公共场所时，也会这样好奇而冷漠地打量观众，一面还要悄声交谈几句。这是教堂无职衔的神甫特有的脸谱。然而，人们发现来了一个新神甫，相貌与众不同，鼻子上点缀着皱纹，嘴唇露出虚伪的虔诚，用拉谢尔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假圣人”。顾客们都在兴致勃勃地打量这个新来的人。但是不一会儿，拉谢尔就向邻桌一个正在同朋友吃饭的年轻大学生送递秋波，也许她想用这个办法把罗贝气走，好同埃梅单独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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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絮西厄（1797—1853），法国植物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塞塞尔，求求你，别这样看那个年轻人，”圣卢说，他脸上的红云刚才只是疏疏淡淡的，现在突然涌了上来，把我朋友松弛的线条胀得鼓鼓的，颜色也越来越深。“如果你一定要让我们当场出丑，我宁愿躲到一边去吃饭，吃完后到剧院去等你。”
这时，有人过来对埃梅说，有一位先生请他到他的车门口去说话。圣卢很不安，担心有人给他情妇捎情书什么的，便隔窗向外望去，看见有一辆轿式马车，车里坐着德·夏吕斯先生，戴着黑条纹白手套，西装翻领的饰钮孔上插着花。
“你看，”他小声对我说，“我家派人盯梢都盯到这里来了。拜托你，我自己不能去，既然你同这个领班很熟，你去对他说别到车子那里去，他肯定会把我们出卖的。无论如何，得让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去。如果他对我舅父说他不认识我，我知道我舅父，他决不会进咖啡馆来找我的。他讨厌这些地方。象他这样一个追逐女性的老色鬼，却没完没了地教训我，甚至跑到这里来监视我，真叫人受不了。”
埃梅得到我的指示，便派一个伙计去了，要他对德·夏吕斯先生说埃梅脱不开身，如果先生要找德·圣卢侯爵，就说不认识他。马车很快开走了。但圣卢的情妇听不见我们说什么，以为我们在谈那个年轻的大学生，因为圣卢刚才责备她向他暗送秋波了。她就勃然发作，破口大骂起来。
“行啊！轮到这个年轻人了，是不是？你事先提醒我，这很好。啊！在这种条件下吃饭太愉快了！您别听他胡说，他神经有点毛病，尤其是，”她把脸转到我一边，“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摆出嫉妒的样子就显得高雅，就有大老爷风度。”
她又挥手，又跺足，显得烦躁不安。
“可是，塞塞尔，不愉快的应该是我。你当着那位先生的面出我们的洋相，他该相信你对他有好感了。而在我看来，他的长相要多糟有多糟。”
“恰恰相反，他很讨我喜欢。首先，他的眼睛很迷人，看女人时有一种特别的神采，让人感到他可能很喜欢女人。”
“别说了，至少在我走之前别说。你是不是疯啦？”罗贝嚷了起来。“侍者，把我的衣服拿来。”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走。
“不，我需要一个人清静一会儿，”他恶狠狠地对我说，就和他刚才跟他情妇说话时的语气一样，好象也在跟我生气似的。他的愤怒就好比歌剧中的一个乐句，好几段歌词都用这同一个乐句。尽管在脚本中它们的意思和性质各不相同，但是乐句把它们溶进了同一个感情中。罗贝走后，他情妇叫来埃梅，问了他许多情况。然后她想知道我对他的印象。
“他的眼睛很有意思，是不是？您明白，我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如果我要他常来侍候我，要他跟我去旅行，他会怎么想。仅此而已。要是喜欢一个就爱一个，那就太可怕了。罗贝不该胡思乱想。我那些想法在我头脑中会自生自灭。罗贝完全可以放心。（她一直看着埃梅。）您看他的黑眼睛，我想知道那里面藏着什么。”
不一会儿，有人来对她说，罗贝叫她到一个单间去。刚才，他没有穿过餐厅，而是从另一道门到那个单间去结束他的午饭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多久，罗贝把我也叫了去。我看见他的情妇躺在长沙发上，满面春风，笑逐颜开；圣卢在拼命地亲她，抚摸她。他们在喝香槟酒。“好呀，您！”她不时地对他说，因为她刚刚学会这个说法，她认为这最能表达柔情和幽默。我饭吃得很少，心里很不自在，尽管勒格朗丹那番话对我没起什么作用，但当我想到这第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开始于饭店的一个单间，结束于剧院的后台，不免感到惋惜。拉谢尔看着表，怕耽误演出时间，然后给我斟了一杯酒，递给我一支东方烟，从衣服上取下一朵玫瑰花送给我。我心想：“我没有必要过分抱怨浪费了这一天。我在这个年轻女人身边度过的几小时并不是毫无所获，我有了一朵玫瑰花，一根香喷喷的烟，一杯香槟酒，这是她好意给我的，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我这样想，是为了使这枯燥乏味的几小时具有美学价值，从而使自己心安理得，既来之，则安之。也许我应该想一想，需要找一个理由来减轻我的厌烦情绪，这本身就足以证明我一点也不感到这几个小时有什么美学价值。至于罗贝和他的情妇，看样子他们把刚才的那场争吵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也不记得我是个目击者了。他们连提都不提，既不为刚才的争吵，也不为现在的卿卿我我、难解难分（前后对比多么鲜明！）寻找任何辩解的理由。我同他们一起喝了许多香槟酒，感到醉意朦胧，有点象我在里夫贝尔感觉到的醉意，但不完全一样。醉有各种各样的醉法，阳光或旅行引起的，疲劳或喝酒引起的；醉还可以标出各种程度，就象海洋可以标出水的深度一样；不仅每一种醉，而且每一级醉，都会把我们的醉态一丝不差、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圣卢的单间很小，只装饰着一面镜子，但镜子非常奇特，似乎反射出三十来个相同的屋子，沿着无限的视景伸展出去。晚上，把镜子顶上的电灯打开，从镜子中会连续不断地反射出三十来盏相同的电灯。如果有人在这个单间饮酒，哪怕是孤零零一个人，看到镜子中反射出来的一盏接着一盏的电灯，会感到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会产生许多美妙的感觉，周围的空间也似乎和他的感觉一样无限增加。尽管他一个人关在这间小屋里，但他统治着一个比“巴黎动物园”的小径还要长的空间，光灿灿的曲线向着无限延伸出去。然而，此刻我就是这个饮酒人。我到镜子里去寻找这个饮酒人。突然，我看见他了，是一个相貌奇丑的陌生人。他也在瞪眼瞅我。酒醉使我心境酣畅，也就顾不得厌恶镜子里的丑人了。也不知是高兴，还是挑衅，我给他扮了一个微笑，他也还我一个微笑。我在这一刹那间的感觉是那样强烈，竟不知道我在想些什么了，我唯一忧虑的，也许就是担心我刚才从镜子里看到的那个面目狰狞的“我”会很快死去，担心在我人生的旅程中再也见不到这个陌生人。
罗贝只对我不愿意在他情妇面前进一步显示我的口才感到不满意。
“喂，你上午遇到的那个先生，就是把时髦主义和文学混为一谈的那个先生，你给她吹一吹，我记不太清楚了。”罗贝一面说，一面用眼角偷看他的情妇。
“可是，我亲爱的，除了你刚才讲的以外，我没什么好讲的了。”
“你真叫人扫兴。这样吧，你给她讲讲弗朗索瓦丝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事，这会使她非常高兴的！”
“太好了！博贝多次给我提到过弗朗索瓦丝。”她用手托着圣卢的下巴，把它拉到亮处，一面重复她的陈词滥调：“好呀，您！”
自从我认为演员不只是在朗诵和表演风格上具有艺术真实性以来，我对演员本人发生了兴趣。当我看见扮演天真少女的演员一面漫不经心地聆听男主角向她表露爱情，一面盯着刚进入剧场的一个贵族公子的脸孔看个不停，而那位男主角一面倾吐火一般炽烈的情话，一面向坐在附近包厢里的一个珠光宝气的老夫人频送灼热的秋波时，我感到饶有兴味，仿佛在欣赏一部旧喜剧小说中的人物。就这样，尤其通过圣卢给我介绍的有关演员的私生活，我在这部有声的戏剧下面，看到了另一部无声的富有表现力的戏中戏。这部有声戏剧尽管平淡无奇，但我仍看得津津有味；由于灯光的效果，由于演员脸上涂着角色的脂粉，戴着角色的面具，心灵上凝结着角色的台词，我感到剧中人物短暂而鲜明的个性在一个小时内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栩栩如生，沁人心脾。人们热爱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欣赏和怜惜他们，一旦离开剧院还想再看见他们，可他们已解体成一个不再是剧中人物的喜剧演员，一本不再能展示演员面孔的剧本，一粒染上了油彩的被手帕擦掉的脂粉。总之，演出一结束，剧中人物的鲜明个性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会象失去了心爱的人那样，怀疑自身的存在，思考起死亡的问题来。
有一个节目叫我看了心里极不舒服。一个初登舞台的年轻女演员要演唱几首老歌，她把自己的前途和家里人的希望全部压在这场演出中。拉谢尔和她的几位女友都憎恨她。这个女演员的臀部过于肥大，大得让人看了发笑；嗓门挺甜，但是太小，一激动就变得更小。这小嗓门和大臀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拉谢尔在剧场内埋伏了她的男朋女友，他们的任务就是用冷嘲热讽把这个舞台新手（因为他们知道她一定怯场）搞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最后彻底垮台，这样剧院经理就不会同她签订合同。这个倒霉的女演员刚唱了个头，就有几个被专门搜罗来干这种勾当的男观众背朝舞台，纵声狂笑。另有几个同谋的女观众笑得更响。而笛子的每一个音符又为这场有预谋的狂笑增加了声浪。剧场内顿时乱作一团。倒霉的女演员心里痛苦之至，搽抹脂粉的脸上淌着汗水。她试着斗争了一会儿，接着向周围的观众投去痛苦而愤怒的目光。这就使得喝倒彩的声浪愈加高涨。模仿的本能和想表现自己聪明和勇敢的欲望使一些漂亮的女演员加入到起哄者的行列中。她们本不是同谋，但向那些家伙送去了恶毒而默契的眼波，放肆地捧腹大笑，致使舞台监督在女演员唱完第二首歌后——尽管还有五首歌没唱——就下令拉下了幕布。我竭力克制自己，不去想这个意外事件，就象从前当我的叔公为了戏弄我的老外婆，故意让我的老外公喝白兰地酒时，我也尽量不去想我外祖母的痛苦一样。因为对我来说，恶作剧也是令人痛苦的。然而，正如我们对不幸人的怜悯很可能会怜悯得不是地方，因为我们会把他想象得痛不欲生，可是，他迫于要同痛苦斗争，根本不想自悲自怜；同样，恶作剧的人在灵魂深处也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残忍，不见得只想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仇恨煽起了他的坏心，愤怒给了他热情和活力，而这种热情和活力并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只有那些施虐成性的人才可能从中得到快乐。施虐者总认为他所虐待的对象也是一个恶人。拉谢尔想必认为她所折磨的女演员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她认为给她喝倒彩无论如何也是为高雅的情趣报仇，是向一个蹩脚的同行提出忠告。不过，我最好还是不谈这件事，因为我一没有勇气，二没有能力阻止事情发生；再说，即使我为受害者鸣冤叫屈，我也很难把那些折磨者干坏事的感情说成是为了满足他们残酷的心灵。
但是，这场演出的开场以另一种方式引起我的兴趣。我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圣卢对拉谢尔会产生错觉，为什么今天上午当我们——我和圣卢——在开花的梨树下看到他的情妇时得到的印象会有天壤之别。拉谢尔在一个小剧中扮演配角。
但她在台上和台下简直判若两人。拉谢尔的脸远看象朵花（不一定在舞台上，因为世界是更大的剧场），可是近看却不怎么样。当人们站在她身边，只看见一片模模糊糊的星云，一条布满雀斑和小疙瘩的银河；但是如果离她适当的距离，红雀斑和小疙瘩会从面颊上隐去，会消失，一个秀丽而洁净的鼻子会在脸上升起，宛若一弯新月，这时，你就想——假如你从没有在近处看见过她的话——成为她注意的对象，希望时时刻刻能看见她，把她留在你身旁。我不属于这种人，但圣卢第一次看她演出就是如此。那时圣卢想着怎样才能接近她，认识她，在他的心中展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她生活的世界，从里面放射出一道道美妙的光线，保他却不能涉足其间。他第一次见她是在几年以前，在外省一个城市的剧院里戏散场后，他准备离开剧院，一面想着心事，他对自己说，给她写信可能是蠢人干的事，她不会给他回信，尽管他准备把自己的财产和姓氏奉献给她，奉献给这个在他的想象中生活在一个比他熟悉的现实要优越得多的、被愿望和梦想美化了的世界中的女人。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在演员出口处，他看见刚才登台表演的演员，各戴一顶雅致的帽子，说说笑笑地从一道门里走出来。有几个认识她们的年轻小伙子在门口等候她们。真是天缘巧合！在一个举目不见熟人的大厅里，出乎意外地来了一个人，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他，他来得正是时候，我们会以为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巧遇，殊不知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而在别的地方，也会有另外的巧遇，会产生另一些欲望，会遇到另一个熟人来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欲望。梦想世界的金色大门在圣卢看见拉谢尔走出剧院之前就已在她身后合拢，因此，她脸上的红雀斑和小疙瘩也就无关紧要了。不过，那些玩意儿叫他看了也不舒服，因为他现在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有在剧院看戏时那样的想象力了。但是尽管他看见的不再是舞台上的拉谢尔，但她却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就象那些天体，即使在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也仍然用引力统治着我们。因此，罗贝想占有那个面目清秀的女演员的欲望——尽管他已记不清她的模样——驱使他一个箭步奔到在这里不期而遇的那个老同学跟前，恳求他把自己介绍给（既然是同一个人）这个相貌平庸、长着一脸红雀斑的女人，心想以后再来研究这个女演员到底是舞台上的还是舞台下的。但她急着要走，甚至连话都没有跟圣卢讲，只是过了几天，他才终于说服她离开她的同伴们，把她带回住处。他已经爱上她了。他需要梦想。他渴望通过梦想中的情人得到幸福。这使他很快就把自己可能的幸福全部寄托在几天前在舞台上偶然发现的女人身上。而那时他还不认识她，她对他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幕间休息时，我们到后台去了。这种地方我从没有去过，心里有些紧张，不知道该摆出怎样的姿态，因此，我很想同圣卢说说话，这样我就可以假装沉浸在谈话中，别人就会以为我全神贯注于谈话，对周围的事物不关心，就会认为我的脸部表情自然就和这个地方——坦率地说，我快要不知道我在哪里了——不相适应了。为了摆脱困境，我抓住我头脑中闪过的第一个话题：
“你知道，”我对罗贝说，“我走的那天去和你告别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谈这件事。我在街上还和你打招呼呢。”
“别提这件事，”他回答说，“我感到很对不起你。我们在军营附近碰头，但我却不能停下来，因为我迟到了。我向你保证，我心里很不安。”
这么说，他是认出我来了！那天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他把手举到帽沿上，不带任何感情地给我行了个军礼，既没有用眼神表明他认出了我，也没有用手势显示他因为不能停车而感到歉意。当然，他装作没有认出我来，倒使事情变简单了。可是他竟那样果断，反射作用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第一个印象表露出来，他就作出了决定，这不能不叫我惊讶。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就注意到，他一方面有一张真诚朴实的脸孔，白皙的肌肤能使人对他勃发的激情一目了然，但同时他还有一个训练有素、能随机应变的身子，他就象优秀的喜剧演员，在兵营和社交生活中，能相继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在他扮演的一个角色中，他爱我爱得那样深沉，对我情同手足；他从前是我的兄长，现在还是我的兄长，但中间却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认识我，他手持缰绳，戴着单片眼镜，不看我一眼，不给我一个微笑，把手举到帽沿上，端端正正地给我行了个军礼！
布景还没有拆去，我从布景中间穿过。布景师在置景时把距离和灯光可能带来的效果也考虑进去了，因此当这些布景失去距离和灯光时，也就变得毫无价值了。当我走近拉谢尔时，发现她受到的损失不下于布景。她那可爱的鼻翼也和布景的立体感一样，留在剧场和舞台之间的视景中了。她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只能从她的眼睛认出是她，她的个性藏在她的眸子中。这颗新星，方才还那么明亮，现在却变得黯然无光。相反，正如我们从近处看月球时，我们会感到月球不再有玫瑰色和金色的光辉一样，在这张刚才还是那样平滑洁净的脸上，我看到的全是雀斑和高低不平。
一群记者和社交人士象在社交场合那样抽着烟，聊着天，不停地同人打招呼。他们是女演员的朋友。我高兴地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年轻人，戴着黑绒无沿帽，穿着绣球花色裙子，脸上涂得红红的，象是华托①画册中用红铅笔勾勒的肖像画；他嘴边漾出微笑，眼里闪着蓝光，用手掌做出各种优美的动作，轻盈地蹦来跳去，同他周围那些身穿短上衣和礼服的有理智的人好象不属于同一类；他象一个精神病人，如醉如痴地追踪着自己的梦幻，他的梦同周围人的忧虑毫不相干，在周围人的文明形成之前就久已存在，不受任何自然法则的束缚；他就象一只涂脂施粉的迷途的蝴蝶，张着翅膀，自由自在地在天空布景中间飞来飞去，在上面画出一幅幅自然朴素的阿拉伯装饰图案。看到此番情景，人们会感到心境恬静、爽快。可就在这时，圣卢想象他的情妇对这个正在作最后一次练习、准备登场表演的男舞蹈演员发生了兴趣，他的脸刷地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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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托（1684——1712），法国画家。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闲逸生活，他为后人留下大量素描。
“你眼睛可以看着别处嘛，”他阴沉地对她说，“你知道这些舞蹈演员还不如一根钢丝绳值钱，他们最好还是去踩钢丝，把腰摔断算了。待一会儿，他们又要到处吹嘘，说你注意他们了。再说你明明听见叫你到化装室去换装了嘛。你又该迟到了。”
这时，有三个先生——三个记者——被圣卢气乎乎的样子逗乐了，走过来想听听他在说什么。因为另一边正在安布景，我们被挤到他们身上了。
“啊！可我认出他了呀，他是我的朋友，”圣卢的情妇眼睛看着舞蹈演员，嚷了起来。“瞧他身材多好，你们看他那双小手，舞得多来劲，一动全身都动了！”
舞蹈演员朝她转过脸来。他虽然已化装成空气中的精灵，但还看得出人的形体。他的眸子犹如一条灰色的霜带，在染了色的僵直的睫毛中间颤动、闪光，一缕微笑把他的嘴角咧向两边，延伸到他那涂了红粉的脸蛋上。接着，为了讨好这个年轻的女人，他开始象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惟妙惟肖地把他刚才的手掌动作又做了一遍，就象一个歌唱演员，当我们赞扬他哪首歌唱得好时，他会讨好地把这首歌低声地再给我们唱上一遍。
“啊！太棒了，简直和刚才一模一样！”拉谢尔拍手叫好。
“求求你，我的宝贝，”圣卢伤心地对她说，“别这样出洋相了，我受不了。我向你发誓。如果你再说一句，我就不陪你到化装室去了，我要离开这里。行了别淘气。喂，你不要再呆在腾腾的烟气中，这对你不好，”他把脸转向我又说，脸上流露出对我的关怀。自从我们在巴尔贝克相识以来，他总象这样关心我。
“啊！你走吧，我求之不得！”
“告诉你，我再也不来了。”
“不敢有此奢望。”
“听着，你知道，我答应过给你买项链的，只要你乖一些，可是，既然你这样对我……”
“哈！你这样做，我才不感到意外呢。你给我许了愿，我早该料到你不会履行诺言的。你想炫耀你有钱，我可不象你那样自私。我不稀罕你的项链。有人会给我的。”
“谁也给不了你，因为我让布施龙替我留下了，他答应除我以外谁也不卖。”
“一点不错，你想讹诈我，你事先把什么都策划好了。怪不得人家说马桑特①的意思是MaterSemita②，这个名字散发出犹太人的臭气！”拉谢尔在回答中错用了一个词源，把“羊肠小道”说成是“闪米特族”③了，民族主义者把这个词源用于圣卢身上是因为他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④。可是圣卢之所以成为重审派完全归因于这个女演员（她最没有资格把马桑特夫人说成是犹太人了，再说，那些社会人种史学家除了发现圣卢的母亲同犹太族的莱维·米尔布瓦家族沾亲带故之外，其他一无所获）。“不过，我会有办法弄到那串项链的，请你相信。布施龙在那种情况下许下的诺言一钱不值。你背叛了我，布施龙会知道的，有人会出双倍价钱买他的项链。你放心好了，很快你就会有我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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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卢的母亲是马桑特伯爵夫人，她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
②拉丁文，意即：闪米特人的母亲。
③闪米特族在古代指巴比伦人、亚述人、希伯来人和腓尼基人；近代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④圣卢的情妇拉谢尔是犹太人。
罗贝有一百个理。但事情总是那样错综复杂，乱七八糟，拿着一百个理的人也许会有一次没有理。我不由得回想起罗贝在巴尔贝克海滩时说的那句令人不快但又是无辜的话：“这样，我就可以控制她了。”
“关于项链，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瞎许愿。既然你变着法儿要我离开你，我不给你项链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明白我怎么背叛你了。我哪一点自私啦？怎么能说我炫耀自己有钱呢？我一直对你说我是个穷光蛋，分文不名。你这样认为就错了，我的宝贝。我哪一点自私嘛？你明明知道，我唯一关心的就是你。”
“对，对，你尽管讲下去，”她揶揄地对他说，同时做了个表示蔑视的动作，然后把脸转向那个舞蹈演员：
“啊！他那双手太不可思议了。我是女人，但我做不出那样优美的动作。”她把脸对着他，用手指着罗贝那张抽搐的脸说：“你看，他受不了啦。”她低声对那位舞蹈演员说，一时的冲动使她变得和暴虐狂一样残酷，然而这并不是她对圣卢的真实感情。
“听着，最后一次，我向你发誓，一星期后你要后悔死的，你求我来我也不来了，酒杯已经满啦，你当心点，没有办法再挽回了。你总有一天要后悔的，那时可就来不及罗。”
也许这是他的心里话。离开情妇他固然很痛苦，但在他后来，与其象这样在她身边受罪，倒不如早一点分手的好。
“亲爱的，”他又对我说，“别呆在那里，我跟你说，你会咳嗽的。”
我向他指了指我身边的布景，意思是说我动不了。他轻轻摸了摸头上的帽子，对身旁那个记者说：
“先生，请您把香烟扔掉好不好，我朋友不能闻烟味。”
他的情妇没有等他，就朝她的化装室走去了，走了几步，她又回过头来：
“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他那双小手也象这样灵巧吗？”她假装天真，用做作的动听的声音向着舞台深处的那个男舞蹈演员喊道。“你看上去真象个女人，我相信，我跟你就象跟我的一个女朋友一样，会合作得很好。”
“据我所知，这里并不禁止抽烟呀！有病就该呆在家里嘛！”记者说。
男舞蹈演员向女喜剧演员神秘地笑了笑。
“啊！别说话，你让我发疯了，”她对他喊道，“我们以后再约会”
“不管怎么说，先生，您不太礼貌，”圣卢对记者说，他仍然心平气和，彬彬有礼，仿佛只是在确认一个事实，在对一次事故作出事后的裁决似的。
就在这时，我看见圣卢把胳膊举得高高的，仿佛在给一个我看不见的人打手势，或者象一个乐队指挥，因为他刚说完这几句有礼貌的话，却举起手来在记者的脸上掴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象在一组交响乐或芭蕾舞曲中一样，只根据琴弓的一个动作，优美的行板乐曲即刻换成了狂暴的旋律。
现在，战争的狂怒接替了外交家温文尔雅的谈话，接替了和平时期的微笑策略，如果你打一记，我还一拳，双方不打个头破血流那才怪呢。但我不明白（我就象看到两国之间本来可以通过调整边界解决的矛盾竟然发展成为战争，或者看到一个病人仅仅因患肝肿瘤就丧失了生命那样，感到这极不公正），圣卢刚才说话还带点儿客气的意味，怎么会突然做出同前面那些话毫无关联的动作。这个举手打人的动作不仅侵犯了人权，而且违背了因果关系的原则。然而，在容易冲动的一代人身上，是会exnibilo①做出这个动作来的。幸好记者没有还手。这记猛烈的耳光打得他差点儿摔倒，他的脸刷地变白，他犹豫了一下，但没有把手举起来。至于他的朋友们，有一个很快别过脑袋，假装专心在看后台一个显然并不存在的人；第二个装作眼睛里掉进了一粒灰尘，使劲地合上眼皮，痛苦地做着怪相；第二个则喊着冲到台下：
“我的上帝，我想演出就要开始了，去晚了会没有位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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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即：无缘无故。
我本想劝一劝圣卢，可我看见他对那个男舞蹈演员生那样大的气，怒火都要从他的眼睛里冒出来了。这股怒火犹如骨架，把他的脸颊绷得紧紧的；他内心的激动完全凝固在脸上，他甚至无意使脸部肌肉放松。既然是这样，他就根本不会听我的话，也不会作出响应。记者的三个朋友看见事情已经结束，便回到他的身边，但仍心有余悸。可是，尽管他们为自己的行动感到惭愧，却仍然坚持要他相信他们确实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因此，他们一个说眼睛里掉进了灰尘，另一个说闹了场虚惊，以为戏就要开始了，第三个则说看见有一个人走过去，长得和他兄弟象极了。他们甚至还抱怨，说他不了解他们的心情。
“怎么，你没看见？你眼睛看不清了？”
“那就是说，你们是一群胆小鬼，”被掴耳光的记者小声嘀咕了一句。
按照刚才虚构的事实，他们应该——但没有想起来——装出听不懂的样子，然而与逻辑相反，他们喊出了一句在这种场合人们习惯说的话：“啊，你的气还不小哇，别小题大作了，好象你嘴里咬着马嚼子似的。”
上午，我站在长满白花的梨树前，突然明白罗贝对“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的爱情是建立在幻梦之上的。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爱情确实酿成了痛苦。一个钟头以来，他不停地受着痛苦的折磨，现在痛苦收缩了，缩回到他的身上，时显时隐，若有若无地显露在他的眼睛中。圣卢和我，我们离开剧院，在一起走了一程。我在加布里埃尔大街的一个拐弯处稍稍停了一会儿。从前，我常见到希尔贝特从那条街上走来。我停了一会儿，试图回顾那些往事。我正要“小跑步”去追圣卢，蓦然看见个衣冠不整的先生好象在同他说话，两人离得相当近。我由此推断，这是圣卢的朋友。可是，两人好象还在继续靠近。突然，我看见一些卵形物体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占领了圣卢面前的空间，形成一个变化无定的星座。这些卵形物体好象是用一只弹弓打出来的，我看至少有七个。然而，这不是什么弹弓射出的物体，而是圣卢的两个拳头。拳头飞快地变换着位置，看起来象是好几个拳头做出了一整套完美无缺、煞是好看的动作。这阵拳头的好斗性——而不是审美性——我一上来就从那个衣冠不整的先生狼狈的样子看出了几分。他张皇失措，颔骨似乎脱开，流了许多血。一群人围上来询问情况，他撒了谎，没有讲真话。他转过头，当他看见圣卢头也不回地朝我走来时，怨恨而沮丧地、但毫不气恼地看着他离去。相反，圣卢却怒形于色。尽管他没有挨打，但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看见他的眼睛还在冒火。我认为这件事与剧院里掴耳光事件毫无关系。那人是一个有同性恋癖的过路人，看见圣卢是一个漂亮英俊的军人，就向他提出不正当的建议。我的朋友惊魂未定。这帮“恶棍”竟不等天黑就想冒险！当他给我讲述那人的建议时，就象报纸在报道一起光天化日之下在巴黎市中心发生的持械抢劫事件那样，情绪异常激愤。然而，挨打的那个瘾君子也无可厚非，他顺着斜坡滑下去，一心只图快点享受，以为长得漂亮就是允诺他了。而圣卢长得确实漂亮，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对付刚才上来同他攀谈的那号人，拳头固然可以教他们认真思索一番，但时间必竟太短，不可能使他们改邪归正，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尽管圣卢不假思索地给了对方一顿拳头，但这种惩罚即使能帮法律的忙，却不可能移风易俗。
接踵而来的这两件事，尤其是他想得最多的那一件，当然会促使圣卢想单独呆一会儿。因为不久他就提出同我分手了，要我独自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他在那里和我碰头。他说我们不一起进去，这样他好装出刚到巴黎的样子，不让人家猜到他和我一起已度过了下午的部分时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生活环境果然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环境不太相同，这一点，我在巴尔贝克海滩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相识之前就料想到了。侯爵夫人属于这样一类女人，出身名门望族，大家也同样是高门显贵，然而在社交界却不享有崇高的地位。除了几个公爵夫人（都是她的侄女、外甥女或妯娌）和一、两个王妃（是她家的故交）以外，到她沙龙来的人全都是二流人物：资产者、外省的或名声不好的贵族。由于这些人同她过从甚密，久而久之，那么高雅之士和赶时髦的人也就对她敬而远之。再说他们同她非亲非故，用不着到她的沙龙来尽义务。固然，我没有化多少时间，也没有费任何气力就弄明白，在巴尔贝克海滩，为什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消息比我们还要灵通，对我父亲和德·诺布瓦先生正在西班牙进行的访问了如指掌。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也难以想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大使先生二十余年的暧昧关系会是侯爵夫人在社交界地位一落千丈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些最出风头的贵妇们在社交界炫耀的情夫还不如诺布瓦先生有身份。况且，他大概早就不再是她的情夫了，而仅仅是她的一个老朋友。那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前是不是有过其他风流事呢？那时候，她的性格比现在狂热。现在她人老珠黄，变得平静和虔诚了，这也许得部分地归功于她拼命享受生活的狂热年代。她在外省生活多年，就不会闹出几场丑闻？她这些浪漫史后人并不知道，只是从她沙龙乌七八糟的成员看到了后果；倘若没有这些丑闻，她的沙龙肯定会是纯而又纯的沙龙之一。她的侄儿说她讲话“尖酸刻薄”，那么，她那张利嘴会不会使她在那个年代树敌过多？会不会促使她利用自己对男人的某些成功向女人实施报复？这一切都是可能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谈论廉耻和慈爱时，神态高雅，富有同情心，不仅用词细腻入微，而且语调也时强时弱，时重时轻，但这些并不能使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那些奢谈某些美德，并且感觉到它们的魅力，甚至深有体会的人（他们会在回忆录中塑造一个具备这些美德的可敬形象），常常出生于，但并不属于那个实践着这些美德的默默无闻的、粗野而没有艺术修养的一代。那一代人在他们身上会有表现，但不会延续。他们的性格和那一代人的不同，他们敏感，有才智，但这种性格却不利于行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生中有没有丑闻，这无关痛痒。即使有，也被她家姓氏的光辉遮盖了。肯定地说，她在社交界失势的根本原因是她的出众才智，一种与其说是上流社会女人的，不如说是二流作家的才智。
毫无疑问，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特别鼓吹稳健和节制，这种品质一般不会使人产生激情。说到节制，如果要说得完全恰当，我认为光有节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兼备作家的某些素质，必须有不太节制的激情。我在巴尔贝克海滩就注意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并不理解某些大艺术家的才华，她只知道用幽默的玩笑对他们冷嘲热讽，使她的不理解披上一层诙谐而优雅的外衣。但是，她这种诙谐和优雅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竟变成了——在另一个平面上，被用来贬低那些最杰出的作品——她真正的艺术素质。然而，这种素质会对一个人的社交地位产生不良的影响，会导致一种医生们所说的挑挑拣拣的毛病。这种毛病具有异常强大的瓦解力，即使你在社交界的地位十分牢固，不消几年，也会被它动摇基础。艺术家们所说的才智，对上流社会说来似乎是纯粹的奢望，而上流社会的人不可能象他们那样仅以唯一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一切，决不会理解他们对选词或对比为什么有那样浓厚兴趣，因此在他们身边会觉得疲倦，感到恼火，会很快产生反感。然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谈吐只显示出一种完全是上流社会的高雅，这在她以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也可以得到证实。一些重大的事件，她只是轻描淡写、笼而统之地提一提；对于她过去的岁月，她几乎只谈了一些轻薄的琐事，不过，她的描写却绘声绘色、恰如其分。但是，一部作品，即或涉及的题材是非精神性的，也还是智力的产物；要在一本书或一场谈话中（因为谈话和写书差别不大）使人得到一种轻薄已经登峰造极的印象，必须要有一定分量的严肃性，那是一个十足轻薄的人所不具备的。在某些由女人撰写的被公认为杰作的回忆录中，有的句子被人称作高雅的轻浮，引为范例，但总使人想起要达到这种轻薄程度，作者想必早已精通一门比较沉闷的科学，一门讨厌的学问，她在少女时代，在她的女友眼里，可能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学究。某些文学素质会导致社交生活的失败，文学素质和社交生活之间的联系是那样必然，今天，当我们拜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回忆录时，只要读到某个贴切的形容词和某些前后连贯的比喻，就可以重新看到勒鲁瓦夫人那样的假上流人物在某大使馆的楼梯上可能向老侯爵夫人冷冰冰地行礼的情景。勒鲁瓦夫人去盖尔芒特府的时候，也许会顺便送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张折了角的名片①，但决不会走进她的沙龙。因为勒鲁瓦夫人害怕同医生或公证人的妻子混在一起会有失身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少女时代可能是一个女学究。她自以为博古通今，顾盼自得，但很可能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得罪了上流社会中某些不及她聪明、又不如她有学问的人，而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却对她耿耿于怀，记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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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名片上折一只角就表示亲自来访。
再说，才华不是一种附加物，可以随便加到那些能使人获得成功的各种素质之中，从而造就上流人士所说的“完美的女人”。才华是某种精神气质的活的产物。一般地说，在这种气质中，有许多特点是不存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是敏感性。这种敏感性的某些表现形式，在书中可能感觉不到，但在生活中却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好奇心，耽于幻想，突然想到这里或那里去走一走，是为了消遣，而不是为了扩大或维持社交关系，或者仅仅是为了发挥社交关系的作用。在巴尔贝克海滩时，我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自己关在她的小圈子中，对坐在旅馆大厅里的人不屑一顾。但我敏感到她并不是生性冷漠才不和别人来往的，而且也不总是闭门谢客。心血来潮时，她也想结识这个或那个没有资格受她接待的无名人士，可能因为她觉得那人长得漂亮，或者仅仅因为听人说他很讨人喜欢，或者认为他与她熟悉的人不一样。而她所熟悉的人全都是最纯的圣日尔曼社交圈里的人，在那个时代，她对他们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决不会抛弃她。那个得到她赏识的生活放荡的青年，没有身分的小市民，对她的邀请不肯赏光，她就不得不一再发出邀请，久而久之，她在那些假上流人的眼里渐渐威信扫地，因为他们评定一个沙龙好坏，往往根据女主人不接待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根据她接待什么样的人。的确，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年轻时对自己是贵族的精华感到乏味，有意得罪她周围的人，以作践自己的地位自娱的话，那么，当她在社交界的地位一落千丈后，反倒眷恋起她失去的地位了。从前，如果说她为了向公爵夫人们显示自己比他们高明，她们不敢做的事她敢说敢做的话，那末现在，除了她的亲属之外，公爵夫人们都不愿光临她的沙龙，她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了，她还希望能独霸一方，但不再是用思想，而是用别的方法。她想把过去她竭力排斥的贵妇都吸引到她的沙龙里来。不知有多少女人，一生就象这样被分割成若干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况且，对她们的生活，人们知道得很少（因为每个人按照不同的年龄，似乎有着不同的世界，老人们守口如瓶，使得年轻人对过去很难有明确的概念，很难了解人生的整个过程）。当她们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时，她们又会不遗余力地去夺回她们在前一个阶段心甘情愿地抛弃的东西。那么是用怎样的方式抛弃的呢？当今的青年是想象不到的。更何况他们眼前是一个德高望重的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一本正经的回忆录作者，戴着白发套显得那么庄重，却曾经是一个一宵千金的风流女人，使多少现在已长眠地下的男人丧魂失魄。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曾巧妙而自然地、坚持不懈地作践她高贵的出身给予她的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即使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她对她的地位毫不重视。同样，一个神经衰弱症患者可以整天为自己密谋一种清静而懈怠的生活，但他仍然认为这种生活不堪忍受；当他赶紧在束缚他的网上再开一个洞眼时，很可能他只梦想舞会、狩猎和旅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确立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身不由己地把我们现在的特征，而不是理想的人的特征作为临摹的图样。勒鲁瓦夫人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打招呼时表现出的轻蔑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反映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本性，却丝毫也不符合她的愿望。
毫无疑问，当勒鲁瓦夫人同侯爵夫人“断绝来往”（这是斯万夫人心爱的用语）时，侯爵夫人为了自我安慰，可能会回想起玛丽—阿梅莉王后从前对她说过的一句话：“我爱您就象爱女儿一样。”但是王后的这种恩宠是不公开的。没有人会知道，它就象艺术学院旧时颁发的头等文凭，上面布满了灰尘，它仅仅对侯爵夫人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上流社会中，唯有那些能创造生活，并且会随时消失的好处才是真正的好处，享有这些好处的人既不想保留，也不想到处张扬，因为在同一天中，还会有一百个好处接踵而来。尽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必要时会回忆王后的话来作自我安慰，但她却宁愿用王后的话换取勒鲁瓦夫人经常受到邀请的权力。就象一个大艺术家走进一家饭店，谁也不认识他，他那件过时的旧上衣和脸上腼腆的神情也显示不出他的才华，他宁愿自己成为邻桌那个年轻的场外经纪人，尽管这个人属于社会最低层，却有两个女演员相陪，老板、侍应部领班、侍者，穿制服的服务员，就连学厨的小徒弟，全都走出厨房，络绎不绝地跑来向他大献殷勤，就象童话剧中看到的那样，而那个饮料总管手里拿着满是灰尘的酒瓶，浑身上下也都是灰尘，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睛，一瘸一拐地朝着经纪人走来，象是刚才从黑暗的酒窖上来时，半路上扭伤了脚似的。
然而，应该承认，勒鲁瓦夫人没有出席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尽管使女主人伤心，但却没有引起多少客人的注意。他们根本不知道勒鲁瓦夫人的特殊地位，因为她仅仅在上流社会有名气。他们毫不怀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招待会是巴黎最出色的招待会，正如今天她的回忆录的读者所确信的那样。
离开圣卢后，我就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第一次去她家里，是德·诺布瓦先生向我父亲提议的。我在她的客厅里找到了她。客厅的墙壁装饰着黄绸，沙发和令人赞叹不绝的安乐椅是用博韦的绒绣做面，玫瑰红的几乎可以说是紫罗兰的颜色，看上去就象成熟的覆盆子，与墙壁的黄绸相映生辉。在盖尔芒特和维尔巴里西斯两家人的肖像旁边，还可以看到玛丽·阿梅莉王后、比利时王后、德·儒安维尔亲王和奥地利皇后的肖象，这是他们亲自赠送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头戴一顶旧时的镶着黑色花边的软帽（她以一种对地方色彩或历史色彩先入为主的本能保留了这顶软帽，就象从布列塔尼来的旅店老板，尽管他的顾客全都换了巴黎人，他却仍然认为应该让他的女仆们戴帽子和穿大袖管衣服），坐在一张小书桌前，桌上放着画笔、调色板和一张刚动笔的水彩画，旁边是玻璃杯、茶碟和茶杯，里面放着苔蔷薇、百日草和铁线蕨。客人纷至沓来，她这时已停止画花，那些杯、碟中的花草似乎象一张十八世纪的铜板画上的花卉，花就放在一个卖花女的柜台上。客厅里暖烘烘的，因为侯爵夫人在从城堡回来的路上受凉得了感冒，屋里特意生了火。我来到客厅时，已有几个客人在了。其中一个是档案保管员。今天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他一起，把历史人物写给她的亲笔信归了归类。这些真迹fac—similes①后，准备作为证明文件放进她正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在这些客人里，还有一个是历史学家，看上去惶惶不安，不苟言谈。他得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继承了一张蒙莫朗西②公爵夫人的画像，想复制一份，作为他那部关于投石党③的著作的插图，因此他来恳求得到她的同意。我的老同学布洛克也来了。他现在是个青年剧作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指望他能为她提供一些不要报酬的演员，参加她即将举办的日场演出。诚然，社会的万花筒正在转动，德雷福斯案件就要把犹太人贬入社会最低层，但是，一方面，尽管为德雷福斯翻案的狂风四起，波涛在暴风雨的开始阶段是不会达到高潮的。再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至今还置身于德雷福斯案件之外，不闻不问，漠不关心，听到家里有人怒斥犹太人，她也听而不闻。最后，象布洛克这样的青年犹太人，还是个无名小卒，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而他们党内有代表性的知名犹太人却正在受到威胁。现在，他下巴上点缀着“山羊胡”，戴着夹鼻眼镜，穿着紧腰长礼服，手里拿着手套，犹如拿着一卷纸沙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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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语，意即：复制。
②蒙莫朗西家族是法国最有影响的贵族家族之一。
③指1648年至1653年间法国反专制的政治运动。
罗马人、埃及人和土耳其人会讨厌犹太人。但是在一个法国沙龙里，这些人民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很难感觉得到。一个犹太人走进一个沙龙，就好象走出了大沙漠，象鬣狗那样倾斜着身体，弯着颈背，口中不停地说着“萨拉姆①”，这副模样和神情，恰好能满足人们对东方风味的好奇心。不过，这个犹太人必须不属于“上流社会”，否则，他的外表很快就会象一个英国贵族，举止风度会完全法国化，这样一来，他那桀骜不驯的、象金莲花那样胡乱生长的鼻子会使人想到马斯卡里耶②，而不是所罗门③。但是布洛克还没有被“圣日耳曼区”的训练软化，也没有因为同英国和西班牙接触而变得高贵，尽管他一身欧洲装束。但对于那些爱好异国情调的人来说，他仍然是德刚④画笔下的犹太人，奇特颖异，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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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萨拉姆”是阿拉伯人表示问候的用语，意为“祝你一切如意”。
②马斯卡里耶是法国十七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的剧中人物，一个诙谐快活的仆人。
③所罗门（前972—932），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继承王位后，以色列达到鼎盛时期。
④德刚（1803—1860），法国画家，是东方风格画的杰出代表。
这个种族具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把一个完整的手指一直伸到现代的巴黎，伸到我们剧院的走廊里和银行、邮局、商店的营业窗口后面，伸到葬礼中和大街上；它使现代的帽子犹太化，吞并了欧洲的装束，使人忘记了旧式礼服，使之就范，总之，使和画在大流士一世①宫门前一座絮斯②风格建筑物中楣上的亚述誊写人所穿的衣服十分相象。（一小时后，德·夏吕斯先生向人打听布洛克这个名字是否是犹太人的名字，布洛克就认为夏吕斯对犹太人怀有敌意，其实这纯粹出于对艺术的好奇心和对地方色彩的热爱。）但是，谈种族的延续性并不能确切地表达我们对犹太人、希腊人、波斯人，对所有这些人民的印象，最好还是让他们各有各的特色。我们从古代画中熟悉了古希腊人的面孔，在絮斯一个宫殿的三角楣上看到过亚述人。然而，当我们在社交场合邂逅这个或那个种族的东方人时，仍然会感到他们是超自然的人，是靠招魂术的力量招来的幽灵。我们仅有一个表面印象，现在这个印象有了深度，它在三维空间上伸展开来，它在动。年轻的希腊妇女，一个银行阔老板的女儿，当今最时髦的女子，看上去就象在一出历史芭蕾舞剧中扮演群众角色的女演员，活生生地代表着希腊艺术；但在戏剧中，导演使这些人物形象变得苍白无力。相反，当一个土耳其妇女、一个犹太人进入一个沙龙，我们会看到一幅动人的场面，人物形象会变得生动活泼，奇妙非凡，仿佛真是招魂术招来的亡灵。是灵魂（更确切地说，至少是那些亡灵显形说中一贯宣扬的灵魂）在我们面前做着这种令人不解的手势和表情，是我们从前在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中模模糊糊地看到过的灵魂，从微不足道的先于经验存在的生活中找出来的古希腊人和古犹太人的灵魂。在那个年轻的希腊妇女身上我们想拥抱的——但这只是妄想，因为我们靠近她，她就闪开——是画在一只花瓶上的曾得到人赞美的人物形象，如果我利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客厅的光线给布洛克照几张相，我认为我们得到的以色列的形象，正是那些亡灵的照片显示的形象。这形象是那样撩拨人心，因为它不象人；可又那样令人失望，因为它毕竟与人类太相象。更广义地说，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可怜的世界上，连我们周围人说的毫无意义的话，我们也会感到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个可怜的世界上，即使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尽管我们象围着一张转动的桌子围在他的身边，等待他道出无穷世界的奥秘，他也只会说出布洛克刚才说的话：“但愿他们注意我这顶大礼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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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流士一世（约前558—486），古波斯帝国国王。
②古波斯城市名。那里有大流士一世王宫的废墟。
“我的上帝，那些部长们，我亲爱的先生，”我走进客厅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好象正在和我的老同学说话，我的闯入打断了她的话头，不过她立刻又接上了，“那些部长们，谁也不想见他们。尽管我那时还小，但我清楚地记得，国王曾要我祖父邀请德卡兹先生参加一个舞会。舞会上，我父亲要同贝里公爵夫人跳舞。国王对我祖父说：‘您会让我高兴的，弗洛里蒙。’我祖父耳朵有点背，听成了德·加斯特里先生，感到国王的请求很自然。当他明白是要他邀请德卡兹先生时，他心里一阵反感，但还是折腰应允，并且当晚就给德卡兹先生发出请柬，请他光临他下周举办的舞会。因为，先生，那时候的人都很讲礼貌，女主人不可能只满足于在请柬上亲笔写：‘清茶一杯’，‘跳舞茶会’，或‘音乐茶会’。然而，他们既懂得礼貌，也会表现出无礼。德卡兹先生接受邀请了，可是舞会前夕，人们得知我祖父因身体不爽而把舞会取消了。他没有违抗国王，但也没有让德卡兹先生参加他的舞会……是的，先生，我清楚地记得莫莱①先生，他很风趣，他在法兰西学院接见德·维尼②先生时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十分拘泥虚礼，我仿佛还看见他手中拿着大礼帽回家吃晚饭的情景。”
“啊！这很能使人想到受腓力斯人③影响相当深的一个时代，因为毫无疑问，回家时把帽子拿在手上是普遍的习惯，”布洛克说，他很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向一个见证人了解昔日贵族的生活特点，而那位有时兼任侯爵夫人秘书的档案保管员向侯爵夫人投去了温柔的目光，仿佛在对我们说：“瞧！她多么了不起！她什么都知道，谁都认识。你们可以随便问她。她是一个非凡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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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莫莱（1781—1855），法国政治人物，在第一帝国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充任过要职。
②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写诗歌充满悲观情绪。
③腓力斯人是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居民，泛指没有文艺修养和粗俗的人。
“不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答道，一面把浸着铁线蕨的玻璃杯挪近一些，呆会儿她还要画花，“这仅仅是莫莱的习惯。我从没见过我父亲在家还拿着帽子。除非国王驾临，因为国王到哪儿都是家，而主人在自家的客厅里反而成了客人。”
“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有过教导，在……”投石党历史学家比埃尔先生壮着胆子说道。可他说话时畏首畏尾，怯生怯气，结果谁也没有注意他。他患神经性失眠症已有几个星期了，吃什么药都不管用，天天睡不着觉，累得精疲力竭，因此除了工作需要外很少出门。别人出门是家常便饭，可他就象从月球上下来一样费劲。正因为他不能经常出去走走，当他看到别人的生活不能随时发挥最大的效率以满足他生活中勃发的冲动时，就会感到万分惊讶。他每次去图书馆总要夺紧腰礼服，尽量使自己挺直腰杆，站稳脚跟，就象威尔斯①笔下的人物，可他常常吃闭门羹。值得庆幸的是，他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却没有被拒之门外，他马上就可以看见那张肖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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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作品大多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
布洛克打断了他的话头。
“真的，”他说，这是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讲的国王驾临的礼节问题作出的反应，“您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好象他不应该不知道似的）。”
“说到国王驾临，您知道昨天上午我侄儿巴赞同我开的愚蠢的玩笑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档案保管员。“他自己没来，而是派人来告诉我，瑞典王后想见我。”
“啊！他就这样冷漠地派人来同您说一说就完了！这不是开玩笑嘛！”布洛克高声说，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位历史学家只是羞怯而庄重地稍微笑了笑。
“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刚从乡下回来不几天，想清静一下，我要求大家不要把我回来的消息告诉任何人。我心里纳闷，瑞典王后怎么会知道我在巴黎的，也不让我歇两天喘口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番话使她的客人无不感到惊讶：瑞典王后想登门拜访，而女主人却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的确，如果说上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还在同档案保管员查阅她回忆录的有关资料的话，那么现在她已不知不觉地试图用回忆录的结构和魔力来影响一个代表着她未来读者的一般听众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同一个真正高雅的沙龙是会有差别的。在高雅的沙龙里，不大可能出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接待的那种庸俗女人，相反却能看见最终被勒鲁瓦夫人吸引过去的杰出的贵妇。但是，这种细微的差别在她的回忆录中却看不出来。作者没有把那些出身低微的朋友写进去，因为没有机会提到她们，却塞进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贵宾，因为回忆录的篇幅有限，不能写进很多人。如果写进回忆录的人都是王公贵族和历史人物，那么读者就会从中得到最深刻的印象：某某沙龙是一个高雅的沙龙。按照勒鲁瓦夫人的评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是一个三流沙龙，为此，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深感痛苦。如今，几乎没有人知道勒鲁瓦夫人了，她这个评价也烟消云散。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这个昔日常有奥马尔公爵、布洛伊公爵、梯也尔、蒙达朗贝、迪邦卢殿下来访，今天又有瑞典王后光临的沙龙，会被丝毫没有改变价值观念的后代子孙誉为十九世纪光彩夺目的沙龙之一。从荷马和品达罗斯①时代起，人类的子孙依然如故。在他们眼里，值得羡慕的地位是高贵的门第，皇亲国戚或准皇亲国戚，是国王、平民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友谊。然而，所有这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都沾点边，无论是她现在的沙龙，还是在回忆录中。她借助于回忆录，把她现在的沙龙延伸到过去，有些事稍微作了润色。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虽没有能力恢复他女友在上流社会的真正地位，但却把外国或法国政治家带进了她的沙龙。这些政治家需要诺布瓦先生。他们知道，经常去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是讨好前大使先生最有效的办法。勒鲁瓦夫人大概也同这些欧洲的知名人士相识。但她是一个知趣的女人，总是避免使自己的谈吐象个女学究，绝对不和总理们谈论东方问题，不和小说家、哲学家谈论爱情的本质。有一次，一个矜夸的贵妇问她：“您对爱情有何高见？”她回答说：“您问爱情？我只管实践，从不谈论。”如果文学名流和政治人物来到她的沙龙，她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样，只让他们玩扑克牌。不过，他们常常宁愿打扑克，也不愿意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束缚，一味地漫谈闲聊。这种闲谈，在上流社会也许是荒谬可笑的，但她却从中汲取了宝贵的素材和政治见解，写出了具有高乃伊②式悲剧作品那样良好效果的回忆录。况且，只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可以传给后代，因为勒鲁瓦夫人们不会写，即使会，也没有空闲。如果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文学禀赋是使勒鲁瓦夫人们看不起她们的原因，那么反过来说，勒鲁瓦夫人们的蔑视却大大有利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文学禀赋的发展，使这些女学究们有闲从事文学生涯。上帝要人写出几本好书，便在勒鲁瓦夫人们的心里煽起了蔑视之火，因为他知道，如果她们邀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赴晚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就得立刻撂下文具匣，吩咐给她套车，八点就得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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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品达罗斯（约前518—438），古希腊抒情诗人，以写合唱颂歌著称。
②高乃伊（1606—1684），法国剧作家。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创始人。
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妇人款款而入。她神态庄重，卷边草帽下露出玛丽—安托瓦内特①式的高高隆起的白发。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巴黎社交界还能见到的三个特别的贵妇之一。这三个女人和德·维尔巴里西斯一样出身名门，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已随时间的消逝而沉入黑暗，恐怕只有一两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风流老手才能向我们吐露真情），只剩下一些无人问津的末流光顾她们的沙龙了。这三个贵妇都有自己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就是她们的侄女。这个光彩夺目的侄女来向她们尽礼仪，但始终也没能把另外两个贵妇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吸引到她的姑妈的沙龙里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这三个贵妇来往密切，但并不喜欢她们。也许因为她们的处境和她相似，会使她触景生情而心中不快。此外，她们也和她一样尖酸刻薄，博学多才，幻想通过经常演出独幕滑稽剧组成所谓的沙龙。她们之间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又因她们一生挥霍无度，如今几乎囊空如洗，而变成了一种生存之争，不得不依靠或利用某个演员的无偿援助，惨淡经营着她们的沙龙。再说，这个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每次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免总要想起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从没有出席过她的星期五聚会。不过，每星期五，她的忠实的亲戚普瓦公主必到，这多少给了她一点安慰。这是她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尽管普瓦公主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好朋友，但她从来不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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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奥地利大公公主，法国路易十六国王的妻子。
然而，从马拉盖滨河路的公馆到杜农街、椅子街和圣奥诺雷区的沙龙，一种互相依存却又彼此憎恨的关系把这三个遭到贬谪的女神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我真想查一查社会神话学辞典，弄清楚她们究竟做了什么风流韵事，冒犯了哪一条天规，会遭到如此悲惨的惩罚。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她们出身高贵，当前又都身处逆境，才不得不彼此既憎恨，又密切相联的。再说，她们都在其他几个人身上找到了向自己的客人献殷勤的好办法。试想，当她们把客人介绍给一个很有身分的、有一个姐妹嫁给了某萨冈公爵或某利尼亲王的贵妇时，她们的客人怎能不以为自己已跨进了最封闭的贵妇沙龙呢？况且，报上成天谈论这些所谓的沙龙，而对于真正的沙龙却很少报道。就连那些侄儿外甥们，那些上流社会的“精华”（尤其是圣卢），当听到同学求他们把朋友引进上流社会时，也会说：“我带你们去我的维尔巴里西斯姑婆家，或某某姨婆家……，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沙龙。”他们清楚地知道，把朋友引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们的沙龙，也许比带他们到这些夫人们漂亮而高雅的侄女或妯娌家更容易一些。有些老头和少妇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情况对我说，这几个老太太所以不为上流社会接纳，是因为她们从前行为过于放荡。当我反驳他们说，行为放荡不应该妨碍她们高雅时，他们提醒我说，她们的放荡超过了人们今天的想象力。这些神态庄重、正襟危坐的夫人，她们的不轨行为经人一传，就带上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史前时期和猛犸时代的神秘色彩。总之，这三个白发、蓝发或红发的命运女神①曾为不计其数的男人纺过生命之线。我想现代人夸大神话时代的恶运，如同希腊人创造伊卡洛斯②、忒修斯③、赫拉克勒斯④一样，可是这些人物的原型和很久以后仍然把他们奉若神明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人们总要等一个人不大可能再做坏事时才来清算他从前的过失，只看见他正在遭受社会惩罚，并且根据惩罚的大小来衡量、想象、甚至夸大他犯过的罪行。在“上流社会”这个展出象征派画像的长廊里，真正轻浮的女人，彻头彻尾的荡妇总是以一个年逾古稀、神态庄重、目空一切的夫人面目出现，她能接见多少人就接见多少人，而不是想接见谁就接见谁，行为不端的女人不敢问津她的沙龙，罗马教皇常常赐给她“金玫瑰”。她偶尔也写一部关于拉马丁⑤青年时代的著作，受到过法兰西学院的褒扬。“您好，阿利克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说。后者用锐利的目光环视客厅，企图寻找对她的沙龙有用的目标。她必须亲自去发现，因为毫无疑问，刁滑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肯定不会把有价值的人介绍给她。果真是这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小心翼翼，故意不给她介绍布洛克，怕布洛克会把在她这里演出的独幕滑稽剧拿到马拉盖滨河路去上演。况且这是以牙还牙。因为前一天马拉盖滨河路的那位夫人把里斯多里夫人请去朗诵诗了，而且也很保密，没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知道，因为这个意大利女演员是从她那里挖走的。马拉盖滨河路的夫人不想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报上知道这件事，同时也怕她见怪，就来同她说一声，好象没有做亏心事似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大概认为我不象布洛克，把我介绍给滨河路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不会出什么差错，所以把我的名字告诉她了。滨河路的夫人尽量不动身子，想使自己衰老的外表保持格瓦丝弗⑥的维纳斯女神的线条（在遥远的过去，风流萧洒的青年曾为她神魂颠倒，就是现在也还有不少冒牌文人在押韵的短诗中把她赞美）——况且她已养成习惯，总是摆成一副高傲的神态。大凡受到特殊贬抑又不得不主动接近别人的人，都会摆出这副补偿性神态——她冷漠而庄严地微微点了点头，随即就把脸转向别处，再也不理我了，只当我不存在似的。她这是一箭双雕，仿佛在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您看见了吧，我才不在乎多一、两个关系呢，我对毛头小伙子不感兴趣。他们专会诽谤人。”可是一刻钟后当她告辞时，却乘着混乱，悄悄地邀请我下星期五到她的包厢去。这是闻名遐尔的二个包厢中的一个，它的名字——况且她娘家姓舒瓦瑟尔——使我产生了奇妙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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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掌管人类命运和生死的三个女神。其中一个纺织生命之线，另一个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第三个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②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中迷宫的建造者代达罗斯的儿子。
③忒修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雅典王子，后统一全国，被认为是雅典国家的奠基人。
④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一生曾完成十二项英雄业绩。
⑤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
⑥格瓦丝弗（1640—1720），法国雕刻家和装饰家。他的《蹲着的维纳斯》驰名于世界。
“先生，我估摸您是想写德·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投石党历史学家说，象是低声抱怨似的。她哪里知道，她的和蔼可亲的神态已被这赌气般的咕哝，被衰老引起的生理性忧愤，被模仿旧贵族农民气十足的声调而造成的不自然弄得皱皱巴巴，裂痕条条了。“我马上就让你看她的画像。我这张是原件，卢浮宫的那张是复制品。”
她把画笔往花旁边一搁，站起身，露出腰上的小围裙。她是怕颜料弄脏衣裳才围围裙的。本来，她那顶无边软帽和那副笨重的眼镜已经使她象一个乡下女人了，围上这条小围裙，就更显得土气。而她的仆从和给客人端茶上点心的膳食总管，还有奉命前来照亮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画像的仆人（她是一个享有盛名的东方教务会的女修道院院长），一个个都穿着华丽的制服，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身土里土气的装束形成鲜明的对照。大家都站了起来。“有意思的是，”她说，“我们的姑婆、姨婆那一辈人，常常是这些教务会中的女修道院院长，可是，法国国王的女儿却没有吸收进去。这些教务会是很难加入的。”“没有吸收？国王的女儿？为什么？”布洛克惊讶不已，问道。“因为自从法国王族与非王族联姻后，王族的地盘缩小了。”布洛克更加吃惊了。“与非王族联姻？法国王族？怎么回事？”
“就是同梅第奇家族①呗，”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用极其自然的口吻回答说。“这画像很漂亮，是不是？保存得很好，”
她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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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第奇家族是意大利的大家族，成员多为商人和银行家，不是王族。一年，该家族的玛丽·德·梅第奇与法王亨利四世结婚。
“我亲爱的朋友，”梳着玛丽—安托瓦内特发型的夫人说，“您还记得吗？那天我把李斯特带到您这儿来时，他对您说，这张画是复制品。”
“如果说音乐，我会对李斯特的意见心悦诚服的，但绘画不行！再说他已经年老昏聩。我不记得他讲过这句话了。不过，也不是您把他带来的呀。在这之前，我在塞恩—维特根斯坦公主府上和他共进晚餐已经不下二十次了。”
阿利克斯见这一招没有成功，便闭口不言，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她那张扑了一层层香粉的脸孔活象石膏脸。她的侧影显得雍容华贵，宛若公园里的一尊风化了的女神塑像，短斗篷遮住了长满青苔的三角形底座。
“啊！又是一幅漂亮的画像，”历史学家说。
门打开了，德·盖尔芒特夫人走进来。
“你来啦，你好，”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连头都没有点，从围裙的口袋里抽出一只手，递给刚进来的德·盖尔芒特夫人，马上又把头转向历史学家，不再理她了，“这是拉罗什富科公爵夫人的画像……”
一个年轻的仆人托着一个盘子走进来，盘子里有一张名片。他看上去很有胆量，脸长得也很可爱（不过，为了使自己完美无缺，无懈可击，他把脸修得恰到好处，鼻子微微发红，皮肤稍稍发亮，仿佛还保留着刚用刀雕刻过的痕迹）。
“是那个已经好几次来看过侯爵夫人的先生。”
“您同他说我有客人了吗？”
“他听到说话声音了。”
“那好吧，就让他进来。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他对我说，他很想在这里受到接待。我从来没有同意。可他来过五次了。总不能让人不高兴吧。先生，”她对我说，“还有您，先生，”她又指着投石党历史学家说，“我给你们介绍我的侄女，盖尔芒特公爵夫人。”
历史学家和我一样深深地鞠了一躬，他以为施礼后总会得到一点儿友好的表示，眼睛发亮，嘴正准备张开，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表情却一下使他凉了半截。德·盖尔芒特夫人利用她独立自主的上半身，用过分的做作姿态向前施了一礼，然后抬起头来，头抬得不高不低，使目光看上去似乎没有注意到前面还站着两个人。她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鼻翼动了动，恰到好处地表明她的注意力实在闲极无聊，我和历史学家没有给她留下任何印象。
不知趣的客人进来了，他一直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走去，神情天真而热诚。是勒格朗丹！
“夫人，您能接见我，我铭感终身，”他说道，并且加重“铭感”二字。“您给了一个孤独的老人一种不同一般的、妙不可言的快乐。我向您保证，它的反响……”
他看见我了，猛地刹住话头。
“我正在让这位先生看拉罗什富公爵夫人那张漂亮的画像呢，她是《格言集》①作者的妻子，画像是家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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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言集》是十七世纪作家拉罗什富公爵的名著。
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同阿利克斯寒暄，说她今年没能象其他人那样去看她，深感抱歉。“我通过马德莱娜经常得到您的消息，”她又说。
“今天她在我那里吃午饭了，”马拉盖滨河路的侯爵夫人说。一想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永远也不能说这句话，不禁洋洋得意。
在她们寒暄的时候，我同布洛克交谈。因为我听说他父亲对他的态度变坏了，我怕他羡慕我的生活，便对他说他生活得想必比我幸福。这纯粹是一句客套话，但是，那些自尊心强的人听了，很容易相信自己果真鸿运高照，或者很想说服别人相信他们交了好运。“不错，我的确生活得很愉快，”布洛克乐呵呵地对我说，“我有三个莫逆之交，多一个我也不要。我有一个令人羡慕的情妇，我幸福极了。天父宙斯很少赐予人这样的幸福。我相信他主要是想炫耀自己，让人羡慕，但在他的乐观中也许还隐藏着一种追求独特风格的愿望。很显然，他不愿意人云亦云，庸俗地回答一句：“啊！这没什么，等等。”从前，有一天下午，他家举行舞会，我因故没能参加。当我问他“好玩不好玩”时，他平淡而冷漠地，就象在谈别人的事似地回答我说：“是的，好玩极了，再没有比这更成功的舞会。真叫人乐而忘归。”
“您给我们讲的使我非常感兴趣，”勒格朗丹先生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那天我还想，您的风格同他①很相仿，文笔干脆利落。如果用两个相矛盾的字眼来形容，那就是动中有静，瞬息间有永恒。今晚我真想把您讲的话全都记在本子上，不过，我一定会把它们铭记在脑子里的。您讲的东西，用儒贝②的话来说（我想是他说的），总值得记住的良师益友。您从没有读过儒贝的书？啊！您要是读他的书，他在地下有知会多高兴啊！请允许我从今晚起给您送他的书，我为能向您介绍他的思想而感到自豪。他没有您的才干，却和您一样文笔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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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上文提到的《格言集》的作者。
②儒贝（1754—1829），法国伦理学家，对人和文学有独到的见解。
我本想立即走过去向勒格朗丹问好，可他总是尽量离开我远远的。显然，他不希望我听见他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那滔滔不绝、娓娓动听的恭维。
她笑着耸耸肩，就象听到了一番讥笑似地，然后把头转向历史学家。
“这个女人是赫赫有名的玛丽·德·罗昂，就是谢弗勒丝公爵夫人，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德·昌伊纳先生。”
“亲爱的，说起德·吕伊纳夫人，倒使我想起了约朗德。她昨天上我那里去了。我要是知道您昨晚没有客人，我就叫人来请您了。里斯多里夫人是突然来的，当着作者的面朗诵了加门·西尔法王后的台词。美极了！”
“真缺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心里想。“那天，她同德·博兰古夫人和德·夏波纳夫人窃窃私语，肯定是讲这件事。”但她回答说：“昨天我不忙，可您来请我我也不会去的。里斯多里夫人走运的时候我看过她的演出，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再说，我不喜欢加门·西尔法王后的台词。那位里斯多里夫人到这里来过一次，是奥斯塔公爵夫人带她来的，她吟诵了但丁《地狱》中的一个章节。吟诵得妙极了，简直无可比拟。”
阿利克斯坚强地经受住打击，依然冷若冰霜，无动于衷。她目光锐利，不露表情，鹰钩鼻使她显得庄重高贵。但她的一面脸颊上好象长了鳞片似的显得斑斑驳驳。下巴颏上稀稀粒粒地长着古里古怪的赘生物，有绿的，也有红的。可能再过一个冬天，她就会趴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噢，先生，要是您喜欢绘画，不妨看一看德·蒙莫朗西夫人的画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看见勒格朗丹又要开始恭维，就以这句话来堵住他的嘴。
勒格朗丹去看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乘机用揶揄和询问的目光问她的婶母这人是谁。
“是勒格朗丹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低声说。“他有个姐妹，叫德·康布尔梅夫人，你可能和我一样，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怎么没听说过？我得熟悉她，”德·盖尔芒特夫人把手捂着嘴叫了起来。“也可以说我不认识她。不过，巴赞不知道在哪里遇见了她丈夫，鬼使神差般地叫这个胖女人来看我。那叫什么拜访呀！她一见我就说，她到伦敦去了，她把不列颠博物馆的画如数家珍般地一一向我介绍。您看我这样子，离开您这里后，还要到这个怪物家去送一张名片。别以为这是件轻松事，她借口快要死了，整天呆在家里，也不管人家是晚上七点去，还是上午九点去，她尽让你吃草莓馅饼。是的，一点不错，就是个怪物，”德·盖尔芒特夫人看见她姑妈投来询问的目光，便又说了一句。“这个女人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她尽说什么‘笔杆子’之类的怪词。”“‘笔杆子’是什么意思？”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她的侄女。“谁知道！”公爵夫人假装生气地说，“我不想知道。我才不讲这种法语呢。”她看见姑妈确实不知道笔杆子的意思，为了显示自己不仅博学多才。而且讲求语言纯洁性，也为了在讥笑德·康布尔梅夫人之后，对她的婶母也来一番嘲讽：“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并且挤出一丝笑容，但又被残留在脸上的假装生气的表情挤跑了，“谁都知道，笔杆子就是作家，就是舞文弄墨的人。不过，这个词太可怕了，会把人的大牙都吓掉的。以后谁也别想再叫我讲了……怎么，这是她的兄弟！我还没有弄明白。不过，说到底，还不难理解。她也和床前的小地毯一样低贱，和转动的书橱一样有学问。她也会奉承拍马，也一样令人讨厌。我对这种血缘关系的概念开始有比较深刻的体会了。”
“坐下，喝口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你自己来。那是你曾祖一辈的画像，你不需要看，你和我一样熟悉。”
说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又坐到书桌旁，开始画画了。大家都围上去，我乘机走到勒格朗丹跟前。我并不觉得他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来有什么不对，于是一句话脱口而出，压根儿没想到会伤害他，也没有想到他会认为我存心要伤害他：“喂，先生，我到沙龙来可以原谅了吧，因为你也来了。”勒格朗丹听后就断定我是一个专爱干坏事的顶顶坏的小坏蛋（至少，这是他几天以后给我的评语）。
“您不能懂点规矩，先向我问个好吗？”他回答我，没有把手伸出来，声音愤怒而俗气，我都听不出是他的声音了。这和他平时所谈的情理没有什么联系，只和他的感受有更直接、更强烈的联系。因为当我们决定把自身的感觉掩盖起来时，我们没有想到以后用怎样的方式去表现感觉。突然，我们内心深处有一头邪恶而陌生的野兽咆哮起来了，它的声调是那样可怕，有时你听到它无意识地、简单地、几乎是难以抑制地暴露你的错误或缺点时，你会感到毛骨悚然，正如一个罪犯，当他情不自禁地忏悔自己杀了人，而你又不知道他是罪犯，这种意外而间接的奇怪的认罪，也会使你吓得心惊肉跳。固然，我知道，理想主义，即便是主观的理想主义，也不能阻止哲学大师贪吃美食或百折不挠地争取选入法兰西学院。但是，勒格朗丹确实没有必要反复提醒别人，他们这些人属于另一个星球，其实，他发怒或献殷勤所引起的脸部抽搐，只不过是想在那个星球上得到一个显赫的位置而已。
“当然，如果有人三番五次地纠缠我，要我到某个地方去，”他继续低声说，“尽管我有我的自由，但我总不能做一个不近情理的人吧。”
德·盖尔芒特夫人坐下喝茶了。她的名字加上了封号，也就使她的躯体加上了公爵的采邑。公爵采邑向着四周延伸出去，使她的圆垫式矮凳周围，客厅中央，笼罩着一片盖尔芒特树林的浓荫。清新爽朗，金光灿烂。我只是感到惊讶，为什么公爵夫人的脸上看不出同盖尔芒特树林有什么相似之处，她的脸没有一点植物的特征，最多脸颊上的粉刺——她的脸颊倒是打上了盖尔芒特家族的印记——可以算作她经常骑马出游的结果，但不能认为是这种户外活动的写照。后来，当公爵夫人在我眼里变得无足轻重时，我才开始了解她的许多特征，尤其是——我只限于谈当时我已感受到魅力却还不善于鉴赏的东西——她的眼睛，法国下午的蓝天被禁锢在她的眸子中，就象被画在画上一样，蓝天袒露着，即使没有太阳，也沐浴在一片亮光中；还有她的声音，听到她沙哑的声音，会以为是下等人在讲话，那种没精打采地拖着的长音，犹如照在贡布雷教堂台阶上或广场糕点铺里的外省的阳光，金煌煌，懒洋洋，油腻腻。但这是第一天，我什么也没能辨别出来。我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即刻就把我可能有的一点感觉熔化了，不然，我也许会发现一些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奥秘。我心里想，不管怎样，在大家看来，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就是她，这个名字所表示的不可思议的生活，全都包容在她的躯体中，刚才，她的躯体把她神秘的生活带进了客厅，带到各种各样的人中间。客厅从四面八方将她的生活包围，而她的生活对客厅的反作用是那样强大，在生活不再往前伸展的地方，我仿佛看见沸腾起伏的线条为它确立了边界：在鼓起的北京绸裙投给地毯的清晰的影子上，在公爵夫人那清澈明亮，时而充溢着忧虑和回忆，充溢着轻蔑、愉悦、好奇和莫测高深的思想，时而映照出光怪陆离的形象的眸子中。如果我是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次晚会上，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在侯爵夫人的一个“接待日”，在她的一次茶会上遇见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也许我的心情不会如此激动。因为这种茶会不过是那些女人外出时的一次短暂的憩息。刚才她们戴着帽子四处奔走，象起马灯似的走过一个又一个沙龙，进屋后连帽子也不摘，这就给沙龙带来了户外清新的空气，给薄暮中的巴黎带来了光明，就连那些敞开的不时传来辚辚马车声的高大的窗户也不可能带进比这更多的光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头戴饰有矢车菊花的平顶草帽。这顶草帽使我想到的不是遥远童年时代的阳光——那照射在我采撷矢车菊花的贡布雷的田野上和当松维尔篱外斜坡上的阳光——而是薄暮的气味和尘埃，就是刚才德·盖尔芒特夫人穿过和平衡时的气味和尘埃。她微笑着，神态傲慢而心不在焉，一面抿唇撅嘴，一面用小阳伞的尖头在地毯上画圆圈，仿佛在用她神秘生活的触角画圆圈似的。接着，她冷漠地把在座的人轮番打量一遍，这目光一上来就使她注意的对象和她脱离了接触。继而她又审视长沙发和安乐椅，但是，这些她所熟悉的、可以说是通了人性的东西，它们的存在尽管微不足道，却在她身上唤起了一种同情心，使她的目光变得温柔一些了，因为这些家具和我们不同，多少有点属于她的世界，同她婶母的生活紧密相违。她的目光又从博韦的家具转移到人身上，于是她又恢复了洞察入微和不满意的神态。对婶母的尊重使她不好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但是，如果她在安乐椅上看到的不是我们，而是一团油迹或是一层灰尘，她也是会感到不满的。
杰出的作家G……进来了，他来拜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把这看作是一件苦差使。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见他很高兴，但没有同他打招呼。不过，他到她身边去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感到，她的魅力、敏锐和淳朴足以说明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况且，出于礼貌他也应该去。因为德·盖尔芒特夫人知道他和蔼可亲，又赫赫有名，常邀请他吃饭，甚至让他单独同她和她的丈夫共进午餐；或者在秋高气爽时，她利用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把他请到盖尔芒特城堡，让他同一些渴望会见他的亲王殿下共进晚餐。公爵夫人喜欢招待杰出人物，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未婚男子。有的人结了婚，也只能单身去她那里，因为他们的妻子一般都是平庸之辈，会给巴黎最高雅、最漂亮的沙龙抹黑，公爵夫人邀请他们时从来不邀请他们的妻子。为了避免多心，公爵向这些无名有实的鳏夫解释说，公爵夫人不接待女士，不习惯同女士交往。他说这话就好象在叙述医生的嘱咐似的，就好象在说她不能呆在一个有气味的房间里，不能吃得太咸，不能背对行车方向旅行，或不能穿紧身胸衣。当然，这些杰出的人物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沙龙里会看见帕尔马公主、萨冈公主（弗朗索瓦丝常听人提到萨冈公主，久而久之，就把萨冈读成了萨冈特，以为这个阴性形式是语法的要求），还有其他许多公主，但主人解释说，她们不是亲戚，便是童年时代的朋友，不能拒之门外。那些名人对公爵的解释不管是不是相信，都向妻子作了传达，告诉她们公爵夫人得了一种不能同女人交往的怪病。她们中有的人寻思，疾病不过是掩盖嫉妒的托词，因为公爵夫人想一个人独霸崇拜者，还有人更天真，认为公爵夫人一定举止怪异，甚至有过不光采的经历，致使女人不愿登门拜访，她只好编造这些荒唐的借口。还有一些心地善良的妻子，听到丈夫把公爵夫人的聪明才智说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便以为她出类拔萃，超群绝伦，同自己这样笨口拙舌的女人来往当然会感到无聊。确实，公爵夫人同女人在一起会感到厌烦，除非她们的公主身分使她们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但是，如果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妻子认为公爵夫人只接见男士是为了能谈论文学、科学和哲学，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她从不谈及这些，至少和文人学士在一起时不谈论。正如大军事家的女儿总把军队的事看做她们最自豪、最关注的事一样，公爵夫人作为同梯也尔①、梅里美和奥吉埃②等大人物有密切关系的女人的后代，禀承家庭传统，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在她的沙龙里给博学多才的名流留出空位子。但另一方面，从前盖尔芒特城堡的女主人总是屈尊俯就而又亲密无间地款待那些名流，公爵夫人耳濡目染，渐渐养成了习惯，把他们当作亲密的朋友看待，对他们的才华从不流露出赞叹的神色，同他们在一起时决不谈论他们的著作，况且谈了他们也不会感兴趣。再说，她的性格同梅里美、梅拉克和阿莱维③的性格相近，她不象上一代人那样多愁善感，说起话来既不夸夸其谈，也不用表达高雅情感的词藻。当她和诗人或音乐家在一起时，她只同他们谈论菜肴或即将开始的纸牌游戏，并使这种极其平常的谈话具有一种优雅的韵味。这种克制，会使一个不了解情况的第三者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神秘莫测。如果德·盖尔芒特夫人问这个人愿不愿意和某某大诗人一起受到邀请，他受好奇心驱使，会准时赴宴。公爵夫人同诗人先拉一会儿家常，然后入席。“您喜欢这样烹调的鸡蛋吗？”她问诗人。诗人赞不绝口，她和他意见一致，因为在她看来，她家的食品没有一样不精美可口，甚至连从盖尔芒特城堡运来的一种劣等苹果酒也变成了美味饮料。征得诗人同意，她吩咐膳食总管：“再给先生上份鸡蛋。”而那位陪客却焦急地等着听诗人和公爵夫人谈些什么。他认为既然他们作出会面的安排，纵然有重重困难，在诗人告辞前，他们也要设法谈些什么的。午宴在继续，佳肴撤了一批又一批，可总没有给德·盖尔芒特夫人提供开幽默玩笑或讲趣闻逸事的机会。诗人吃个不停，公爵和公爵夫人似乎也忘记了他是诗人。不一会儿，午宴结束，然后是告别。自始至终没有谈一句诗，然而大家都喜欢诗，但出于持重——就是从前斯万使我尝过滋味的那种持重——谁都避而不谈。这种持重仅仅是礼仪的需要。但是如果那位陪客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其中的忧郁和压抑。盖尔芒特府上的宴会使人联想到羞怯的恋人们的幽会。他们尽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可能因为羞怯和腼腆，也可能是笨口拙舌，直到分手也没敢互相倾吐深藏心底的秘密。若是能互诉衷肠，岂不更加幸福吗？此外，必须说明，即使不谈高深的东西——人们渴望能一饱耳福，但却不能如愿以偿——可以算作公爵夫人的性格特征，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年轻时生活的环境和现在有所不同，虽然都是贵族环境，但过去远不如现在辉煌、奢侈，尤其不象现在轻浮，但比现在更有文化修养。尽管公爵夫人现在也浅薄、轻浮，但她年轻时生活的环境为她铺垫了一层比较坚固的、隐蔽而富有营养的基石。她甚至到这层基石当中寻找（偶然这样，因为她不喜欢卖弄学问）维克多·雨果或拉马丁的引语。她吟诵得恰是地方，美丽的眸子流露出真挚的感情，使人惊讶，使人心醉神迷。有时，她也会小心翼翼地、中肯而纯朴地向某个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提出有远见的劝告，让他删去某个情景，或改变剧本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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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梯也尔（1791—1877），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②奥吉埃（1820—1889），法国戏剧作家，他的风俗喜剧忠实地反映了第二帝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③阿莱维（1834—1908），法国戏剧家和小说家，与梅拉克合作，写了多部优秀歌剧。
即使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里（就象从前在贡布雷教堂参加德·贝斯比埃小姐的婚礼时那样），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那张很有人情味的妩媚的脸孔上，也难找到她名字所蕴含的不可知的东西。但我寻思，至少当她开口讲话时，她的深奥而神秘的言谈会散发出中世纪挂毯和哥特式彩绘大玻璃窗的奇异光彩。但是，要我在听了一个名叫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女人谈话后不感到失望、她就应该说出——即使我不爱她——精辟，漂亮而深奥的话语，而且还要使她的话反照出她名字最后一个音节的深紫红的色彩。从我第一次看见她起，就为没有能在她身上发现这种色彩感到诧异。我想象这种深紫红色一定深藏在她的思想中。当然，我曾听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圣卢以及一些并不绝顶聪明的人随口说出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就象随口说出一个将要来访或将同我们共进晚餐的人的名字一样，仿佛没有感到这个名字具有黄色树林的外观和外省某个角落的神秘色彩。但是，他们也许在装模作样，就和古典诗人一样，尽管有深邃的意图，却故弄玄虚，不告诉我们。我也一样。我竭力模仿他们，装出极其自然的声调喊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仿佛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况且，谁都说她是一个极端聪明的女人，谈吐诙谐幽默，生活在最有趣味的小圈子里：这些话使我的梦想长起了翅膀。因为当我听到他们说聪明的小圈子幽默的谈吐等话时，我想象的聪明绝对不是我平时所熟悉的，也不是那些最有才华人的聪明，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也绝对不是贝戈特那号人。不！我想象的聪明应该指一种金光灿烂而且充满森林气息的不可名状的机能。我殷切期待的正是这种非常特殊的机能，因此，即使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出最聪明的话（指一个哲学家或评论家的聪明），我仍然会感到失望，倒不如只说一些无聊的事，谈一点烹饪法或城堡的家具，举几个她的女邻居或亲戚的名字，这固然也会使我失望，但却向我展现了她的生活。
“我以为在这里能看见巴赞，他说要来看您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她婶母说。
“我有好几天没看见你丈夫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答说，听上去有些不高兴。“我没看见他，或者说见过他一次吧，他给我开了一个可爱的玩笑，让仆人进来通报说瑞典王后驾到。”
德·盖尔芒特夫人抿了抿嘴，就算是笑了，倒象是在咬她的小面罩。
“昨天，我们和她一起在布朗施·勒鲁瓦府上吃晚饭。您可能认不出她了，她胖得不象样子，我敢肯定她有病。”
“我刚才恰好同这些先生说，你发现她象一只青蛙。”
德·盖尔芒特夫人发出一个嘶哑的冷笑，以表明她问心无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打过这个可爱的比喻。不过，假如把她比做青蛙，那么，这只青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变成一头牛了。这样比还不大确切，因为她的肉全堆在肚子上，不如把她比做一只怀孕的青蛙。”
“啊！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太荒唐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其实，她心里很为她的客人能听到她侄女的幽默而自豪。
“这个比喻太武断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回答说，嘲笑般地把这个精选的形容词读得很重，就象斯万说话那样。“因为我承认，我从没见过怀孕的青蛙。不管怎么说，这只青蛙（她其实并不要国王，因为我看她在丈夫死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下星期要来家里作客。我说了，无论如何我会提前告诉您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小声地咕哝了一句，没听清她说什么。
“我知道她前天是在德·梅克伦堡夫人那里吃晚饭的，”她补充说，“汉尼拔·德·布雷奥代也去了。他来给我讲过这件事，应该说，他讲得相当风趣。”
“在这次晚宴上，有一个人比拔拔尔还要聪明，”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她和布雷奥代—贡萨维关系十分亲密，因此坚持用昵称称呼他，“是贝戈特先生。”
我从没有想过会有人认为贝戈特聪明。再说，我认为他是混到聪明人中间去的。也就是说，他同我隐约看见过的那个楼下包厢绛红色帷幔下的神秘王国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在这个王国中，德·布雷奥代先生为了使公爵夫人开颜，用神的语言同她进行令人难以想象的谈话——圣日耳曼区的人之间的谈话。平衡被打破了，贝戈特竟比德·布雷奥代还要聪明，我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但我更感到懊丧，因为看《费德尔》的那天晚上，我故意躲开贝戈特，没有上前同他打招呼。就在这时，我又听见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
“这是我唯一渴望认识的人，”公爵夫人又说，她的精神也有涨潮和落潮的时候，每当她对文人名士的好奇心高涨之日，就是她崇尚时髦的贵族派头低落之时，“要是我能认识他，我会很高兴！”
在看《费德尔》的那天晚上，我本来是有机会同贝戈特呆在一起的，但我以为德·盖尔芒特夫人会因此而对我印象不好。其实相反，他在我身边也许会给我带来好运气，德·盖尔芒特夫人也许会乐意要我到她的包厢去，请求我哪天带这个大作家到她府上吃饭。
“据说他不大平易近人。有人把他介绍给德·科布格先生，可他一句话也没同他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接着说，她在指出这个不可思议的行为时，就好象在讲一个中国人用纸擤鼻涕一样。“他一次也没有称他为‘阁下’，”她又说，看上去很高兴。在她看来，这个细节和耶稣教徒在受罗马教皇接见时，拒绝向教皇陛下下跪一样有趣。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兴致勃勃地谈着贝戈特的特点，而且，她似乎并不认为他的这些特点应该受到谴责，相反，倒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似的，但她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优点。尽管德·盖尔芒特夫人对贝戈特的独特风格理解得颇有些古怪，但我后来却感到，她使许多人大吃一惊的认为贝戈特比德·布雷奥代先生聪明的看法不无道理。就这样，这些独特而带破坏性的却又是正确的看法，被一些超群非凡的人带进了社交界。这些看法是上流社会新价值观念的雏形，下一代会摒弃旧的观念，使这个新观念臻于完善。
阿让古尔伯爵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是比利时代办，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小表兄。伯爵后面紧跟着两个年轻人，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夏特勒罗公爵说：“你好，我的小夏特勒罗。”她说话时漫不经心，没有从她的圆垫式矮凳上站起来，因为她是他母亲的好友，而这位年轻的公爵从小就十分敬重她。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正当青春，身材颀长，肌肤和头发都是金黄色，是典型的盖尔芒特家族中的人。他们进来后，仿佛把漫溢在整个大厅里的春天落日的余辉都凝聚到他们身上了。按照时下流行的风俗，他们把大礼帽放在脚边。投石党历史学家心想，他们就和农民进市政府一样，局促不安，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帽子放在哪里好。他认为应该发发善心，帮助他们消除拘束和胆怯的心理：
“不，不，”他对他们说，“别放在地上，会弄脏的。”
盖尔芒特男爵朝他瞟了一眼，眼珠斜着，从里面射出一道强烈而鲜明的蓝光，使这位好心的历史学家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这个先生叫什么？”男爵问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已把我介绍给他了。
“比埃尔先生，”我小声答道。
“姓什么？”
“就姓比埃尔，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历史学家。”
“哦！……是这样！”
“不，这些先生习惯把帽子放在地上，时下流行这个，”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解释说，“我跟您一样，对这很不习惯。但我觉得这比我侄孙罗贝的做法要好一些。他总喜欢把帽子放在前厅。我看见他光着脑袋进来，就说他象个钟表匠，问他是不是来给挂钟上发条的。”
“侯爵夫人，您刚才讲到了莫莱先生的帽子，我们可以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立刻对这个问题作一番假想的考证，”投石党历史学家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席话使他放下了心，然而他说话的声音仍然很微弱，除了我，谁也没有听见。
“这位可爱的公爵夫人，确实了不起，”德·阿让古尔先生指着正在同G……聊天的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不管在哪个沙龙，名人一来总坐到她身边。当然罗，只有风头人物才能这样。不可能每天都是博雷利，施伦伯格①，或阿弗内尔②。不过，不是他们，也会有比埃尔·洛蒂先生③或埃德蒙·罗斯当先生④。昨晚，在杜多维尔府上（顺便提一句，她头上戴着祖母绿冠冕形发饰，身上穿着有长拖裙的玫瑰色晚礼服，显得光彩照人），她的一边坐着德沙涅尔先生⑤，另一边坐着德国大使。她同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中国问题。客人大多离他们有一段距离，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以为要爆发战争了。说真的，她俨然象小圈子的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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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伦伯格（1877—1968），法国作家，擅长心理分析。
②阿弗内尔（1823—1902），法国文学家，著有《政治之歌》，叙述帝国时代的主要事件。
③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著有《冰岛渔夫》。
④罗斯当（1868—1918），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名著有《西哈诺》。
⑤德沙涅尔（1855—1922），法国政界人物。
大家都围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看她画画。
“这些花的颜色真象天空玫瑰色，”勒格朗丹说。“我是说玫瑰色的天空。因为既然有天空蓝色，也就有天空的玫瑰色。不过，”他压低嗓门，想只让侯爵夫人听见，“我相信我更喜欢您这画上的肉红色，丝一般的光亮，就象真的一样。啊！皮萨内罗①和扬·范·赫伊絮姆②画的花卉虽然精致，但是缺乏生气，比起你的画来真是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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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皮萨内罗（1395—1455），意大利画家。
②扬·范·赫伊絮姆（1659—1716），荷兰画家，擅长画风景和花卉。
不管多么谦逊的艺术家，都愿意人家说喜欢他甚于他的同行，不过他也会随便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您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他们画的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花卉，我们并不熟悉。不过，他们的艺术造诣还是很高的。”
“啊！那个时代的花卉！妙极了！”勒格朗丹惊叹道。
“您是在画美丽的樱花吧……要不就是五月的玫瑰，”投石党历史学家说。对于花卉他不大内行，但声音听上去却很自信，因为他已经忘记帽子的插曲了。
“不，这是苹果花，”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她姑妈说。
“啊！我看你倒是个真正的乡下人，和我一样，善于识别各种花卉。”
“啊！太对了！可我还以为苹果树的开花期已经过了呢，”
投石党历史学家为替自己辩解，信口说道。
“不，恰恰相反，现在苹果树还没有开花，半个月内都开不了，也许还得过三个星期呢，”档案保管员说。他有时也兼管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田产，所以对乡下的事比较了解。
“对，就连开花季节比较早的巴黎郊区苹果树也还没有开花呢。而在西北部的诺曼底，比如说在他父亲的庄园里，”她指着夏特勒罗公爵说，“要到五月二十日后才真正开花。他父亲在海边有一片美丽的苹果园，就和画在日本屏风上的景致一样美。”
“我永远也不想看苹果园，”年轻的公爵说，“因为一看到，我就会得枯草热，怪极了。”
“枯草热？我从没有听说过，”历史学家说。
“这是流行病，”档案保管员说。
“这要看情况，如果这年苹果树结果，那么您就可能不会得这种病。您懂诺曼底方言吧，苹果树结果的一年，就是……”德·阿让古尔先生说，他不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却想装出巴黎人的神气。
“你讲对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她侄女说。“这是南方的苹果树。一个卖花女给我送来的，她要我收下。法尔内尔先生，一个卖花女给我送苹果枝，这让您觉得意外了，是不是？虽然我上了年纪，但我还认识一些普通人，还有几个朋友，”她笑眯眯地补充说。一般人会以为她老实才这样讲的，但依我看，却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朋友中不但有名人雅士，还有一个卖花女郎，这很新鲜，可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高人一等。
布洛克起身，也走过来欣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画。
“这不要紧的，侯爵夫人，”历史学家回到座位上后说，“哪怕再爆发一场曾多次血染法国历史那样的革命——我的上帝，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他审慎地环视一下周围，仿佛要看看大厅里有没有“不怀好意的人”，尽管他相信没有，——“象您这样才华盖世、通晓五种语言的人，是肯定能摆脱困境的。”
投石党历史学家在体会休息的滋味，因为他忘记自己有失眠症了。可他蓦地想起已有六天未曾合眼，一种发自大脑的难以忍受的疲劳感使他双腿疲软，肩膀收缩，脑袋下垂，面色憔悴，他的脸变成了一个老头脸。
布洛克想做一个手势，以表示他对画的赞美，不料胳膊肘碰翻了插着苹果枝的花瓶，水流到地毯上了。
“您真是心灵手巧，”历史学家夸奖侯爵夫人说。此刻他背朝我，没有看见布洛克干的蠢事。
可是，布洛克以为历史学家的话是冲他来的，他故意装出傲慢的样子，好掩饰刚才的笨拙带给他的羞愧：
“这没什么，”他说，“我的衣服没有湿。”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摇摇铃，就有一个仆人来擦干地毯，捡走花瓶的碎片。她邀请两个年轻人参加她的日场演出会，也邀请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并吩咐她说：
“记住，让希塞尔和贝特，就是奥贝雄公爵夫人和博特凡公爵夫人，让她们两点前来帮忙。”她说话的口气就好象在命令临时膳食总管提前来做果酱似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我，同历史学家、戈达尔大夫和布洛克说话时，彬彬有礼，和颜悦色，但同她的侄儿们，同德·诺布瓦先生说话时，就不这样和蔼了。在她看来，他们的用处就是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精神食品。因为她知道，她在他们眼里不是一个出众的女人，而是他们父亲或舅舅的敏感而又得罪不起的姐妹，她认为没有必要同他们讲礼节。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她炫耀什么，地位高也好，低也好，他们都不会相信。他们比谁都了解她的历史，比谁都尊重她的显赫家族。但是，他们对于她更象是一根枯树枝，不会再开花结果，不会把他们的新朋友介绍给她，使她分享他们的快乐。她只能争取到他们来参加她下午五点的招待会，或在招待会上谈起他们，就象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叙述的那样。这种招待会可以说是她的回忆录的预演，她在向一个小圈子第一次朗读她的著作。所有这些贵族亲戚，仅仅是她的御用工具，用以吸引象戈达尔、布洛克和有名望的剧作家、形形色色的投石党历史学家一类人，使他们兴高采烈，目炫神迷，乐而忘返。而对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来说，这一伙人——因为优雅之士不光临她的沙龙——就是运动，就是新鲜事物和娱乐，就是生活。恰恰是这些人为她提供了社交生活（他们完全值得她把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介绍给他们，尽管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同公爵夫人来往）：同一些有名望的并有作品使她倾倒的人物共进晚餐，请剧作家到她家里组织一场滑稽剧演出或精心排练一幕哑剧，去剧院看奇妙的节目等等。布洛克起身准备告辞。刚才他大声地说打翻花瓶不要紧，可他低声咕哝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心里想的就更不一样了：“既然家里的仆人没有经过严格训练，不知道把花瓶摆到合适的地方，那就干脆不用这些奢侈品，免得弄湿甚至碰伤客人。”他是一种气量窄、容易“神经过敏”的人，做了什么笨拙的蠢事就会感到有失面子（而且他不承认自己做了蠢事），认为发生这样的事，这一天就别想过得愉快。他恼羞成怒，感到种种阴郁的念头涌入心中，再也不想回社交界来了。碰上这种情况，就应该设法使他分心。幸亏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立即出来挽留他。也许因为她知道她朋友们的观点，知道反犹太主义浪潮正在掀起，也可能一时疏忽，刚才没有把他介绍给在座的客人。可他对社交习俗了解甚微，觉得离开时应该同大家随便打个招呼，认为这是社交礼节的需要。他接连点了几次头，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埋进衬衣的活领子中，透过夹鼻眼镜，用冷淡而不满的目光把在座的人挨个儿扫了一遍。但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让他走。她还要同他商量将在她家演出的短剧。再说，她还没有把他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她不愿意让他带着这个遗憾离开她家（她心中纳闷，为什么德·诺布瓦先生迟迟不来），尽管这种介绍是多余的，因为布洛克已答应说服他谈起过的那两个演员到侯爵夫人的招待会上演歌剧，不收报酬，而是为了他们的荣誉，因为欧洲的杰出人物经常参加她的招待会。此外，他甚至还给她推荐了一个“长着碧蓝的眼睛、和天后赫拉一样美丽”的悲剧演员，说她朗诵抒情散文有一种艺术造型美。可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听名字就回绝了，因为这个演员是圣卢的情妇。
“我有好消息，”她悄悄对我说，“我相信他们已经陷入困境，很快就会分手的。尽管有一个军官在这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她又加了一句。（因为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理发师的恳求下，批准罗贝到布鲁日去度假，罗贝家里人恨他恨得要死，指责他怂恿一种可耻的暧昧关系。）“这个人太坏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用盖尔芒特——甚至是最堕落的盖尔芒特——的一本正经的声调对我说。“太…太…太…坏了，”她又重复一遍，把“太”拉长了三个音。我感到，她毫不怀疑德·鲍罗季诺上尉在罗贝同他情妇的放荡生活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因为和蔼待人是侯爵夫人的一贯原则，尽管她在提到鲍罗季诺亲王的名字时，语气夸张而揶揄，仿佛法兰西帝国在她眼里一文不值，但到最后，她对这个可憎的上尉表露出来的蹙额皱眉的严肃表情，却化作对我的温柔微笑，朝我机械地眨眨眼睛，好象我也模模糊糊成了她的同伙似的。
“我挺喜欢德·圣卢——昂——布雷，”布洛克说，“尽管是一条恶狗，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很有教养。我非常喜欢很有教养的人，现在这种人可是凤毛麟角呵，”他只管往下说，丝毫没有察觉到在座的人对他的话很反感，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没有教养的人。“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感到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次，我遇见他和一个小伙子在一起。他正要上马车。马车的轮辋漂亮极了。他亲手把光灿灿的缰绳套到两匹马上，马吃饱了燕麦和大麦，不用闪光的鞭子抽打，也会跑得飞决。他给我和那个小伙子作了介绍，但我没有听清小伙子的名字。因为常常是这样，当别人给你介绍一个人时，你是听不清楚名字的，”他笑着又补充了一句，因为这是他父亲说过的一句玩笑话。“德·圣卢—昂—布雷还是一如既往在小伙子面前一点也不拘谨。然而，过了几天后，我无意中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原来是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公子！”
故事的结尾不象开头那样有刺激性，因为人家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确，鲁弗斯·以色列爵士对布洛克和他父亲而言，几乎是一个国王般的人物，圣卢在他面前应该发抖。可是，对盖尔芒特圈子里的人说来，他不过是一个发迹的、得到上流社会宽容的外国人，他们绝对不会为有他的友谊而感到骄傲。绝对不会！
“我是从鲁弗斯·以色列爵士的代理人那里知道的，”布洛克说，“那人是我父亲的朋友，一个不寻常的人。啊！一个绝对不可思议的人，”他补充说，语气肯定而有力，声调热情洋溢，只有确信一个人的成长不靠自己的人才会用这种语气和声调说话。“喂，告诉我，”布洛克对我说，声音很小，“圣卢大概有多少财产？你明白，即使我问你这个问题，也不能说明我对这感兴趣，我是从巴尔扎克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你明白。如果他拥有法国的和外国的股票，拥有地产，你知道该怎样投资吗？”
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布洛克不再悄悄说话了，而是大声问能不能打开窗户，没等有人回答，他就朝窗口走去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不能开窗，她感冒了。“啊！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布洛克颇感失望地回答。“不过，确实是热！”说完放声大笑，眼睛扫视听众，想找个盟友共同对付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但在场的人都很有教养，没有一个支持他。他那双燃烧的眼睛没能把人们鼓动起来，无可奈何，只好恢复严肃的神情。但他不甘失败，又声明说：“至少有二十二度。就是说有二十五度，我也不会吃惊。我几乎浑身是汗。我可没有哲人安忒诺耳①的本事，他是阿尔俄斐斯河神的儿子，为了止住汗水，先在他父亲的怀里浸一浸，然后坐进一只光滑的浴缸里，再往身上涂一层清香的圣油。”接着，就象有必要向别人概述医学理论，使他们明白这些理论对大家都有好处似的：“既然你们认为这样好，那就算了！我的看法和你们截然不同。怪不得你们会感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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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最聪明的哲人之一。
布洛克听到要把他介绍给德·诺布瓦先生，心里很高兴。他说，他很想叫他谈一谈德雷福斯案件。
“有一种人的心理状态我还不大了解。同一个举足轻重的外交官谈话，我想会别有一番趣味，”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好让人感到他并不认为自己比大使逊色。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他说这句话嗓门仍然很大，心里颇有些不高兴，因为她的档案保管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她不敢和他有不同的看法，但她看见他离他们很远，听不见布洛克说什么，也就不计较了。可是布洛克从小没有受过好教育，养成了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恶习，此刻他学着他父亲的腔调，开了个玩笑，更使侯爵夫人感到反感。他问道：
“我不是读过他的一本很有见地的专著吗？他在书中无可辩驳地论证了俄日战争的结果将是俄国人胜利，日本人失败。我说，他是不是有点儿老糊涂了？我仿佛看见他在抢座位，一看准了，就蹬着轱辘象溜冰似的溜过去了。”
“胡说八道！请等一等，”侯爵夫人又说，“我不知道他在忙活些什么。”
她摇了摇铃。当仆人进来后，当众吩咐仆人，她似乎不想隐瞒甚至希望让人知道她的老朋友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她家里：
“去叫德·诺布瓦先生来一趟，他在我书房里整理文件呢。说好二十分钟就来的，可我等他有一小时零三刻钟了。他会给您讲德雷福斯案件的，您想知道什么，他就会讲什么，”她赌气似地对布洛克说，“他对部里的一些做法不大赞成。”
因为德·诺布瓦先生同现在这个部的关系不好。尽管德·诺布瓦先生不敢贸然把政府官员带进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沙龙（她总以大贵妇自居，不屑于同那些他不得不维持关系的人来往），但常把部里的事情告诉她。同样，这些政界人物也不敢要求德·诺布瓦先生把他们介绍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不过，不少人到她乡下的住所找过他，那是因为他们遇到了麻烦，需要他的帮助。他们知道地址。他们到城堡去找他。女主人不露面。但是吃晚饭时，她对他说：“先生，我知道有人来打搅您了。事情有进展吗？”
“您没有太急的事要办吧？”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问布洛克。
“没有，没有。我想走，是因为我身体不大舒服。我胆囊有毛病，恐怕要到维希去疗养一个时期，”他以魔鬼般恶毒的讽刺语气说，每一个字的发音都很清楚。
“噢！刚好我的外甥孙夏特勒罗也要到那里去，你们可以一起作个安排。他还在吗？他很可爱，您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这话也许出于诚意，她认为既然两个人她都认识，他们就没有理由不来往。
“啊！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还不怎么……认识他。他在那边呢，”布洛克说，他喜出望外，但又有点局促不安。
膳食总管可能没有不折不扣地完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交待的任务。因为德·诺布瓦先生为了装出刚从外面来，还没有见到女主人的样子，在前厅顺手拿了一顶帽子（我似乎很眼熟），走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拘泥礼仪地吻了吻她的手，关切地问了问她的近况，仿佛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哪里知道，这场喜剧还没有开场就早已被侯爵夫人剥去了伪装，而且只演到一半就陡然停止，因为侯爵夫人把德·诺布瓦先生和布洛克带到隔壁的会客室去了。布洛克还不知道来者是谁，当他看到大家都亲切问候大使，大使也矜持而优雅地、毕恭毕敬地一一还礼时，他便有受冷落之感，以为那人绝对不会同他打招呼了，感到十分恼火，但为了装得若无其事，他对我说：“这个傻瓜是谁？”再说，德·诺布瓦先生这种点头哈腰的虚礼同布洛克身上的优点，同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坦率品质格格不入，他心里也或多或少地认为这种礼节滑稽可笑。不管怎样，当德·诺布瓦先生向他问候时，他就不再觉得这种虚礼可笑了，相反他感到喜出望外。
“大使先生，”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我想介绍您认识这位客人。布洛克先生，诺布瓦侯爵。”尽管她对德·诺布瓦先生的态度不太客气，但仍然用“大使先生”称呼。这样做一是社交礼节的需要，另外也说明她把大使的地位看得很重（这是诺布瓦侯爵反复向她开导的结果）。再说，在一个贵妇沙龙里，如果对某一个人特别随便，不拘礼仪，而对其他人却客客气气，拘泥虚礼，这反而更容易让人看出这个人是她的情夫。
德·诺布瓦先生把他蓝色的目光埋进他的白领中，就象在向布洛克的名字鞠躬似地深深弯下腰，仿佛这个名字遐迩闻名，令人敬畏。他喃喃地说：“认识您很高兴！”出于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友情，德·诺布瓦先生对他的老相好给他介绍的每一个人，都同样彬彬有礼。然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感到这个礼节用在布洛克身上显得轻了些，于是她对布洛克说：
“你想知道什么，快问他呀。如果您觉得在这里说话不方便，就把他带到一边去。他会很乐意和您交谈的。我想，您是要同他谈德雷福斯案吧，”她又加了一句，也不管德·诺布瓦先生愿不愿谈这个问题，就象刚才她先让人给历史学家照明看蒙莫朗西公爵夫人的画像时并没有征求客人的同意，上茶时也没有问大家一样。
“说话大点声，”她对布洛克说，“他耳朵有点背。不过，您要他讲什么，他就会讲什么。他同俾斯麦，同加富尔①很熟，对不对，先生？”她大声说，“您从前和俾斯麦很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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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加富尔（1810—1861）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统一后，当了一年意大利王国首相，后病死。
“您在写点什么吧，是不是？”德·诺布瓦先生一面同我亲切握手，一面心照不宣地问我。我乘机殷勤地把他为了礼节而认为应该拿在手中的帽子接了过来，因为我发现他在前厅顺手拿的这顶帽子是我的。“您给我看过一部小作品，我觉得它过于雕琢，过于琐细，我曾坦率地同您谈过我的意见。您做的那些事情不值得写到纸上去。您是不是在为我们准备些什么？您很崇拜贝戈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喂！不要讲贝戈特的坏话，”公爵夫人喊了起来。“我不否认贝戈特有善于刻画的才能，这一点谁也不否认，公爵夫人。即使他没有谢比利埃①的才华，不能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但他却擅长精雕细琢。不过，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把文艺作品的分类搞乱了。小说家的任务是构思情节，赋予小说中的人物以高尚的情操，而不是用干巴巴的笔尖精雕细琢扉页的插图和章末的装饰图案。接着，他把脸转过来，对我说：“星期天，我会在那个诚实的A·J·家里见到您父亲的。”
当我看到他同德·盖尔芒特夫人讲话时，我曾产生过一线希望：说不定他能帮助我实现登门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夙愿。过去，我曾求他把我引见给斯万夫人，但他拒绝了。
“我佩服的另一个画家是埃尔斯蒂尔，”我对他说，“听说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珍藏着他的几幅优秀作品，尤其是那把小萝卜，画得好极了，我在画展上见过，真想再看一眼。这幅画实在是一幅了不起的杰作！”确实，假如我是一个知名人物，假如有人问我最喜欢哪张画，我一定会举出那把小萝卜来的。
“您说是杰作？”德·诺布瓦先生叫了起来，脸上流露出惊讶和责备。“它甚至不能算是一幅画，只不过是张素描而已（这一点他并没有讲错）。如果您把这样一张速写也称为杰作，那么，埃贝②或达尼昂—布弗雷③的《圣母像》又该叫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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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比利埃（1829—1899），法国小说家和评论家。
②埃贝（1817—1908），法国画家。1839年荣获罗马大奖，1889年获世界画展大奖。
③达尼昂—布弗雷（1852—1929），法国画家。1876年获罗马大奖，以画肖像画著称。
“听说您不同意罗贝的女朋友来演出，”德·盖尔芒特夫人在布洛克把大使拉到一旁后，对她的婶母说。“我相信您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您知道她平庸之极，毫无才能。再说，她言谈举止也令人发笑。”
“您怎么会认识她的，公爵夫人？”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怎么，您不知道她最早是我在家演出的吗？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自豪，”德·盖尔芒特夫人笑吟吟地说，然而她心里却很高兴。既然谈到这个女演员，不妨让大家知道，是她最先掌握女演员的笑柄。“行了，这下我该走了，”她又说，但没有起身。
原来她看见她丈夫进来了。听到她这句话，人们会喜剧性地相信她要和她那位身高体胖、日趋衰老，但无忧无虑、总过着年轻人生活的丈夫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而不会想到他们旷日已久的别别扭扭的关系。公爵那双圆滚滚的眸子，看上去就象不偏不倚地安装在靶心的黑点，而他这个高明的射手，总能瞄准并且击中靶心；他把亲切而狡黠的、被落日余辉照得有点晃耀的目光引向坐在桌旁喝茶的一群人身上，惊叹地、缓慢而谨慎地挪动着脚步，仿佛在这群熠熠生辉的人面前望而生畏似的，害怕踩着他们的裙子，打搅他们的讲话。他唇际挂着伊夫多的好国王①那种微带醉意的笑容，一只手稍稍弯曲，象鲨鱼的鳍在胸旁摆动，一视同仁地让他的老朋友或让被介绍给他的陌生人握一握，这样，他不用做一个动作，也不用停住脚步，就可以应付热情的问候。他温厚而懒洋洋地、象国王那样威严地围桌子转了一圈，嘴里不停地说，“晚安，亲爱的，晚安，朋友，认识您很荣幸，布洛克先生，晚安，阿让古尔。”我算是最幸运的了，当他走到我跟前，听到介绍我的名字时，他对我说：“晚安，我的小邻居。您父亲好吗，他是个多好的人哪！您知道，我和他成了莫逆之交啦。”
为了讨好我，他又加了一句。他只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施大礼，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朝他点点头，从她的小围裙里伸出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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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夫多是法国地名，《伊夫多的国王》是一首歌名。
在一个越来越不富裕的世界上，盖尔芒特公爵可算得上是一个大阔佬，他已和巨富的概念合而为一了。在他身上，既有贵族大老爷的虚荣心，又有大富翁的自负；贵族温文尔雅的举止恰恰遏制了富翁的自负。况且，谁都知道，他在女人身上的成功——这给他妻子造成了不幸——不完全归功于他的姓氏和家产，因为看上去他仍然很漂亮，他的侧影象希腊神那样潇洒，干净利落。
“真的？她在您府上演出过？”德·阿让古尔先生问公爵夫人。
“当然是真的！她来朗诵过，手里拿着一束百合花，她的裙子‘上头’也都是百合花。”（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有些字故意学乡下人发音，不过，她不象她姑妈那样用舌尖发颤音。）
在德·诺布瓦先生被迫带布洛克到窗口谈话之前，我又走到这个老外交家的身边，悄悄地对他说，我想和他谈谈我父亲在法兰西学院的席位问题。他起初想把这个问题推到以后再谈，但我不同意，我说我马上就要去巴尔贝克海滩了。
“怎么！您又要去巴尔贝克？您真成了环球旅行家啦！”然后，他就让步了。听到勒鲁瓦—博里厄的名字，德·诺布瓦先生用怀疑的目光凝视我。我猜想他也许在勒鲁瓦—博里厄面前说过对我父亲不利的话，担心这位经济学家把他说的话讲给我父亲听了。忽然，他似乎对我父亲流露出了真正的感情。他先是慢吞吞地哼哈几声，突然喷出一句话来，仿佛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而是不可抗拒的信念把他刚才吞吞吐吐、想保持缄默的努力化为乌有似的：“不，不！”他激动地对我说，“您父亲不应该参加竞选。这是为他着想，为了他的利益，为了尊重他的才华。他很有才华，干这种冒险事会毁了他。他的价值要比当一个法兰西学校的院士大得多。他当上院士，就会失去一切，却什么也不会得到。谢天谢地，他不是演说家。我那些可爱的同僚们最看重演说才能，即使讲的全都是陈词滥调。您父亲在生活中有更重要的目标，他应该勇往直前，不要拐到荆棘丛中去寻找猎物，即使那是柏拉图学园①中的荆棘丛，也是刺多于花。况且，他只能得到几票。法兰西学院在接纳申请人入院前，一般先要让申请人等上一段时间。现在没什么事好做。以后怎样，我也说不上。不过，要由法兰西学院亲自来找他。法兰西学院盲目地实践着我们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邻居信仰的原则：‘faràdase’②，但是失败多于成功。勒鲁瓦—博里厄同我谈起这些事时，样子总叫人不愉快。此外，我猜想他和您父亲可能是一派，是吧？……我曾明确地使勒鲁瓦—博里厄感到，他只懂得棉花和金属，正如俾斯麦所讲的，不可能知道难以估计的因素会起什么作用。最要紧的是，应该说服您父亲不参加竞选：‘Principiisobsta’③。要是他固执己见，让他的朋友们面对既成事实，那他们就不好办了。听着，”他突然用蓝眼睛紧盯着我，诚恳地对我说，“我多么喜欢您父亲，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会让您大吃一惊。嗳！正因为我喜欢他（我和他是两个不可分离的难兄难弟，Areadesambo④），而且知道如果他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能为国家效劳，能使国家避开暗礁，出于友谊和尊敬，出于爱国主义，我决不会投他一票！而且，我相信我曾向他作过暗示。（我在他的眼睛里，仿佛看见了勒鲁瓦—博里厄那种亚述人的严肃面影。）如果我投他一票，就意味着我说话不算数。”德·诺布瓦先生谈话中好几次都把他的同僚当成老顽固。除了其他理由之外，还因为一个俱乐部或一个科学院的每一个成员都把他的同僚看作是同他自己的性格截然相反的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能说：“啊！这件事要是由我一人作主就好了”，而是为了向人显示他的头衔是最难获得的，也是最令人自豪的。“我跟您说，”他作结论道，“为了你们大家的利益，我宁愿让您的父亲在十年或十五年后的竞选中再获得胜利。”我认为，他说这话不是出于嫉妒，至少也是缺少助人为乐的精神。可是，他这句话后来在同一件事情上获得了不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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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公元前387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附近创办的一所学校，是宣扬唯心主义的主要机构。
②意大利语，意思是：事要自己做。
③拉丁语，意思是：在灾难刚有苗头时，就应该同它作斗争，不然就会无可挽救。
④拉丁语，原意是：两个阿卡狄亚人。阿卡狄亚是古希腊的一个高原地区，比喻有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地方。此话常用作讽刺，此处的意思是“两个难兄难弟”。
“巴赞，您知道我们在谈谁吗？”公爵夫人对她丈夫说。
“当然知道，我猜是她，”公爵说，“啊！她可不是我们所说的正宗喜剧演员。”
“您肯定没有想过会有比她更可笑的人，”德·盖尔芒特夫人接着又对德·阿让古尔先生说。
“她甚至让人看了发嘘，”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断他妻子的话说。他那古里古怪的用词，上流社会人士听了会说他不是一个笨蛋，文人听了却会认为他是最大的傻瓜。
“我不明白，”公爵夫人接着说，“罗贝怎么会爱上她的。啊！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应该讨论的，”她又说，就象一个豁达豪爽的哲学家和一个多愁善感但已从幻梦中觉醒的人，做了一个漂亮的撅嘴。“我知道不论是谁都可以有所爱，而且，”她进一步又说，尽管她对新文学依然冷嘲热讽，但新文学可能通过报纸的宣传或某些谈话，慢慢渗透到她的思想中了，“这甚至是爱情蕴含的美，因为恰恰是这一点使爱情变得‘神秘莫测’。”
“神秘莫测！啊，我的表姐，我承认，这有点叫我难以相信，”阿让古尔伯爵说。
“是的，爱情就是神秘莫测，”公爵夫人又说。她露出温柔的微笑，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微笑；同时她又显示出毫不动摇的信念，这是瓦格纳的女崇拜者的信念，她在向圈子里的一个男子保证，在《女武神》①中不仅有歌声，而且还有爱情。“再说，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爱另一个人，也许根本不象我们所想的那样，”她莞尔一笑，又说，这样，她刚发表的看法一下子又被她的解释推翻了，“再说，事实上，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断言道，露出了怀疑和疲倦的神色，“因此，您懂了吧，永远也不要讨论谁选择了怎样的情人，这样做也许更‘聪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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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武神》是德国著名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四部曲《尼伯龙根指环》中的第二部。主要内容是：诸神之王佛旦的长女，女武神布兰希尔德在西格林德的恳求下，答应救英雄西格蒙特的性命，但违抗了父命，佛旦把她贬入凡间，让她沉睡，等待一位英雄相救。西格林德和西格蒙特的遗腹子西格林弗里德救了她，并与她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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