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在奥克达夫太太家。嗯，她可是圣女哪，我的孩子们。她家里总有好东西招待你，尽是些高级东西，好东西。真是个好心肠的女人哪，你们可以这样说，她对小鹧鸪呀，野鸡呀，从不怜惜，她对什么都不怜惜，你们可以五个一群，六个一伙地到她家里作客，肉有的是，都是上等货，还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要什么有什么。（弗朗索瓦丝有“怜惜”这个动词，和拉布吕耶尔①用“吝惜”的意思一样。）一切费用都由她负担，即使来作客的是一家人，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她这句话丝毫不会得罪人，因为在弗朗索瓦丝那个暴露路易十四时期上层社会的罪恶，描写农民的痛苦生活。时代，“费用”并不限于法院的“诉讼费”，而是表示一般的“费用”。②）啊！我向你们保证，客人不会饿着肚子离开她家。本堂神甫多次对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女人可以到仁慈的上帝身边去的话，那肯定是她。可怜的太太，我现在还好象听见她用细嗓门对我说：‘弗朗索瓦丝，您知道，我是吃不下的，但是，我希望您只当我也在吃一样，为大家把饭菜做好。’当然不是为她做的。你们要是在，也肯定会看到，她的体重还不如一袋樱桃重，没有人会象她那样轻。她不愿意相信我，她从来不愿意找大夫。啊！那里吃饭才不匆忙呢。她希望她的仆人都能吃饱吃好。哪象这里呀，今天早晨，我们匆忙得连吃点心的时间都没有。干什么都是匆匆忙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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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擅长散文，著有《性格论》一书。
②原文中用了“dépense”一词，有“诉讼费”之意，一般由输方负担。在法语中，“eCtreauxdépensdeqn”，可以理解为由某人负担诉讼费，也可理解为由某人负担一般费用。
她对我父亲吃烤面包干尤其恼火。她确信，我父亲是在摆主人的架子，是为了“随意差遣”她。“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等事，”年轻的听差随声附和道，好象他无所不知，有千年的阅历，对世界各国，对它们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好象跑遍世界，也找不到烤面包干这个习惯。“是的，是的，”膳食总管喃喃地说。“不过，这一切都会改变的。加拿大工人可能罢工了。有天晚上，部长对我们家先生说，为这事他拿到十万法郎呢。”膳食总管对部长毫无责备之意。倒不是因为他自己为人正直，而是他认为从政的人没有一个不腐败。他觉得，贪污罪还不如最轻的盗窃罪严重。他也不问问自己，这句颇有分量的话会不会听错了，由罪犯亲口告诉我父亲，而我父亲却没有把他撵出门去，这合不合情理。但是，贡布雷的哲学束缚了弗朗索瓦丝的手脚，她不可能希望加拿大的罢工对烤面包干的习惯产生影响。她说：“只要世界还是世界，你们瞧好了，总有主人把我们使唤得团团转，也总有仆人随心所欲，自行其事。”弗朗索瓦丝说是忙得团团转，可是，我母亲唠叨已有一刻钟了：“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在饭桌上呆了两个多小时了。”大概我母亲用来测定他们用饭时间的单位和弗朗索瓦丝的不一样。她犹犹豫豫地摇了三、四回铃。弗朗索瓦丝、她的听差和膳食总管听到铃声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没想去应差，而是把它当作乐器定弦时发出的头几个音，音乐会即将重新开始，幕间休息只剩几分钟了。因此，当铃声不断重复，而且越来越坚决时，我们的仆人这才留意，他们看到时间不多了，又要开始干活了。当又一声“丁铃”响起，而且比前面的几声更响，他们这才叹口气，各自下了决心，听差去门口抽烟，弗朗索瓦丝上她的七楼整理衣物，膳食总管到我的房间找信纸，迅速地写了封私信发走了。
尽管盖尔芒特家的膳食总管神气傲慢，不可一世，可是不几天，弗朗索瓦丝便打听清楚，并告诉我说，盖尔芒特家不是根据什么古老的权利，而是根据不久前签订的一项租约住进这座公馆的。公馆的花园——那地方我还没有去过——跟所有邻接房屋的花园一样，小得可怜。我终于探听到，在盖尔芒特府，看不见领主的绞架，防卫的风车，逃命的暗门，支柱上的鸽舍；公用的烘炉，带甬道的谷仓，小型的城堡，桥梁、吊桥、或便桥，收过桥税的人；钟楼的尖顶，刻在墙上的宪章或用作路标的石堆。记得当巴尔贝克海滩在我眼里失去昔日的神秘，变成地球浩瀚咸水的一个部分，可以同随便哪个咸水域互换的时候，埃尔斯蒂尔曾对我说，这是惠斯勒①画笔下的乳白色的海湾，银蓝两色协调有致，他这句话使巴尔贝克海滩陡然恢复了个性。与此相仿，一天，正当盖尔芒特这个姓氏看到它最后一幢住宅在弗朗索瓦丝的猛烈打击下就要坍塌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谈起了公爵夫人，对我们说：“她在圣日耳曼区享有最高的地位，她在圣日耳曼区有第一流的房子。”诚然，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第一流的房子，同我前后梦见过的他们的住所相比，算不了什么，但是，这幢房子——也许是最后一幢了——尽管简陋异常，仍不失其价值，它超越自身的物质，成了一种秘密的区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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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惠斯勒（1834—1903），美国油画家和版画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线条与色彩的和谐。
当德·盖尔芒特夫人上午步行，下午坐车出门的时候，我在她身上总找不到她的名字的奥秘，因此，我必须到她的“沙龙”里，在她的朋友中去寻找。诚然，从前在贡布雷的教堂里，她就以光辉灿烂的化身出现在我面前，代替了我那破灭的梦幻，盖尔芒特姓氏的绚丽色彩以及维福纳河畔下午的斑斓阳光，照不透她的脸颊，她宛若天神或仙女下凡变成的天鹅或垂柳，臣服于大自然的法则，在水中滑翔或随风摇曳。然而，我刚离开她，那些已经消逝的映象，立即又在把它们捣碎的船桨后面复现，宛若残阳玫瑰色和绿色的倒映。这时，在我孤独的思想中，名字很快就占据了面孔的地位。可是现有，我经常看见她，在她居室的窗口，在院子里，在街上；即使我不能将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和她合为一体，想象不出她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但至少我可以怪我的思想没有能力，不能把我要求它做的事情做到底。但是她，我的邻居，似乎也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更有甚者，她做了错事还若无其事，不象我那样忐忑不宁，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错误。这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穿着新颖别致的衣裙，显示出对时髦的追求，似乎她确信自己和别的女人没有两样，渴望把自己打扮得优美雅致，可是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同她平分秋色，甚至可以略胜她一筹。我曾看见她在街上，盯着一个穿戴入时的女演员瞧个不停，流露出羡慕的神情。早晨，在她步行出门前（仿佛行人的评价是对她的裁判，当她不拘礼节地把她神秘莫测的生活向他们展示时，她的高雅仿佛能衬托出他们的粗野），我可以远远地看见她对镜梳妆，就象将要在一出宫廷喜剧中扮演女仆的王后，满怀信心地，诚心诚意地，狂热而自尊地，心烦意乱地扮演着与她的身分极不相称的风雅女人的角色。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高贵出身，她瞧一瞧短面纱是否拉直，把袖管上的皱折抚抚平，把大衣整一整，象天神变成的天鹅，做着它那一类动物的种种动作，两只化了装的眼睛守在嘴喙两旁，她忽然向前抓住门把或雨伞，完全是天鹅的动作，忘记了自己是天神，而不是天鹅。但是，正如一个游客到了一个城市，对它的外貌大失所望，这时，他会安慰自己说，不妨进去参观一下博物馆，了解一下市民，光顾一下图书馆，也许会深刻地感受它的魅力；我也象这位游客，对我自己说，如果我到德·盖尔芒特夫人家作过客，如果我是她的一个朋友，如果我深入到她的生活中去，我肯定会了解到，在她光彩夺目的橙色躯壳下她的名字对于别人包含着怎样真实而客观的内容。因为我父亲的那位朋友说过，盖尔芒特家的环境在圣日耳曼区可称得上与众不同。
我想象中的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与常人的生活截然不同，我觉得它应该别具一格，因此，我不能设想，在公爵夫人的晚宴上，会出现我从前经常来往的那号人，一些真实的人，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们在那里只会吐出一些平淡无奇的我听惯了的言语；他们的交谈者必须屈尊俯就，用他们这号人的语言同他们交谈。怎能设想，在圣日耳曼区这个第一流的沙龙里，有天晚上会出现我从前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刻呢？确实，我的脑子不管用了。耶稣基督的圣体在圣饼上显灵时对我来说够神秘莫测的了，可是比起右岸圣日耳曼区第一流的沙龙来，却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一清早，我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拍打家具的声音。但是，那条把我同圣日耳曼区隔离的分界线，尽管是想象出来的，对我却因此而更加真实；我确确实实地感到，横在赤首线那边的盖尔芒特家的那张草垫就已经是圣日耳曼区了。一天，他们家的门敞开着，我母亲也远远地看见了这张草垫，她竟说它太旧了。此外，他们的餐厅和摆着红长毛绒家具的光线暗淡的走廊（我从我们家厨房的窗口有时能看见），又怎能不使我相信它们具有圣日耳曼区的神秘魅力，是这个区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在这个区里呢？因为在这间餐厅里受到接待，无异于去了一趟圣日耳曼区，呼吸了它的空气；因为就餐前挨着德·盖尔芒特夫人坐在长沙发上的都是圣日耳曼区的常客。当然，在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地方，在有些晚宴上，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这样的人，混迹于一群俗不可耐的风雅人中间，显得举止庄严，他们不过是些名字，当我们力图想象他们的模样，他们时而象一场比赛，时而象一片公有森林。但在这里，在圣日耳曼第一流的沙龙里，在昏暗的走廊里，除他们之外别无他人。他们是由珍贵的材料做成的支撑着教堂的柱子。即使是小型聚会，德·盖尔芒特夫人也只能在他们之间挑选她的宾客，十二个人围坐在铺着桌布、摆满佳肴的桌子上欢宴，宛若圣堂①圣桌前的耶稣十二信徒的金塑像，行祝圣礼的象征性的支柱。至于那伸展在公馆后面，高墙中间的小花园，夏天，晚宴结束后，德·盖尔芒特夫人命人在那里摆上利口酒和橙子水，对此，我禁不住会想，晚间九点至十一点，坐在花园的铁椅子上——铁椅子也具有皮长沙发的神奇威力，怎能不同时呼吸圣日耳曼区特有的和风，正如在菲吉格绿洲②睡午觉怎能不置身于非洲？唯有想象和信仰才能区分其他一些物和人，才能创造一种气氛。唉！圣日耳曼区绚丽多彩的景色，高低起伏的天然地势，具有地方色彩的古玩，艺术珍品，大概我一辈子都无缘涉足于它们中间了。我只要能远远地望见那张破旧的草垫，就象航海人在大海上远远望见岸上清真寺的尖塔，第一棵棕榈树，异国情调的工厂烟囱和植物，即使永远不能接近，我也心满意足了，喜不自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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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黎的教堂，陈放耶稣受难圣物的地方。
②位于摩洛哥，撒哈拉大沙漠中的绿洲。
对我而言，盖尔芒特府始于它前厅的门口，可是，按照公爵的看法，它的属地应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公爵把他的房客都看作佃农，平民，国家财产的买主，认为他们的意见微不足道。一清早，他穿着睡衣在窗口刮胡须，然后下到院子里，根据他的冷热感觉，有时着衬衫，有时穿睡衣，有时罩一件颜色少见的苏格兰长毛格子花呢上衣，有时披一件比他的上衣还要短的浅色短大衣，让他的一个马夫在前面牵着他刚买来的一匹马在院子里小跑，马不止一次地撞坏了絮比安的铺面，絮比安要求赔偿损失，公爵大光其火。德·盖尔芒特先生说：“公爵夫人在本公馆和本教区行了那么多善，可这家伙还要我们赔钱，实属卑鄙！”但是絮比安寸步不让，似乎根本不知道公爵夫人行过“善”。然而，她确实是在行善，不过，正如不能强求人人都行善那样，一个人感到得意的事情，绝不能在别人面前炫耀，以免引起反感。况且，从行善之外的其他观点看，公爵大人从来都把他所在的地区看作是他院子的延伸——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是他的马的广阔跑道。让他的新马独自跑了一阵后，他就叫马夫把它套上车，到邻近各条街上走一走。马夫手执缰绳，绕车奔跑，马在公爵面前来回经过；公爵站在人行道上，他身高体胖，穿着浅色的衣服，嘴里叼着雪茄，昂着头，戴一副奇特的单片眼镜。接着，他跳上马车，想亲自试一试，驾着他这副新套车，到香榭丽舍大街找他的情妇去了。德·盖尔芒特先生在院子里向两对夫妇问了安，他们多少同他那个圈子沾点边：其中一对是他的表亲，和那些做工的夫妇一样，他们从来不在家中照管孩子，因为一清早妻子就得到“音乐学校”去传授旋律配合法和赋格曲，而丈夫要去雕刻室干活，在木头和压出凸纹饰的皮革上雕刻；另一对是诺布瓦男爵和男爵夫人，两人总是穿一身黑衣服，妻子的打扮象出租椅子的妇人，丈夫象承办丧葬的男人，一天要去教堂好几次。他们是一位前大使的侄子。这位前大使是我们家的老相识。有一次，我父亲恰好在楼梯的拱门下遇见他，心里纳闷他怎么会上这里来。因为我父亲认为，象这样一个要人，过去经常同欧洲最杰出的人物打交道，想必对贵族虚浮的荣誉不会发生兴趣，不应该同这些默默无闻、目光短浅、拥护教权的贵族来往。男爵夫妇来这幢房子不久，就在丈夫同德·盖尔芒特先生打招呼的时候，絮比安走到院子里同他搭讪，称呼他“诺布瓦先生”，因为不知道他的确切姓名。
“哈！诺布瓦先生。哈！这个名字真妙！耐心点！待会儿这个人要叫您诺布瓦公民了！”德·盖尔芒特先生转向男爵，大叫大嚷。他总算有机会在絮比安身上出出气了，谁让他只称呼他“先生”，而不喊他“公爵先生”的呢。
一天，德·盖尔芒特先生需要了解我父亲的职业，便亲自登门，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从此，他常常有事没事总来找我父亲谈谈。一看见我父亲从楼梯上下来（其实我父亲在考虑一件工作，不希望碰见任何人），公爵便离开他的车马侍从，到院子里来迎我的父亲，替他把大衣领子整一整，象从前国王的侍从那样服务悉心，然后拉住他的手，轻轻抚摩着，犹如一个高级妓女，厚颜无耻地想向他证明他随时准备奉献自己宝贵的肉体。他把他一直送到通车辆的大门才松手，可是我父亲对他厌烦透了，心里直想着要把他摆脱掉。一天，他和他妻子一道乘车出门，碰见了我们，便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要是她能记住我的名字和面孔，那我真是三生有幸了。况且，我不过是作为她的一个房客被介绍给她的，这样的介绍别提有多寒碜！要是我能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遇见并被介绍给公爵夫人，那该有多好！况且，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已通过我外祖母，邀请我上她家作客。当她知道我立志从事写作时，还特别关照地说，我在她家可以结识一些作家。可我父亲却认为我年纪尚小，不宜进入社交界，再说我的身体状况着实令他担忧，他不愿意为我提供无益的外出机会。
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个仆人经常跟弗朗索瓦丝聊天，我听见他提到几个她常光顾的沙龙，可是，这些沙龙是什么样子，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既然它们是她生活的组成部分，而我又只能通过她的名字窥见的她的生活，它们不也就不可揣测了吗？
“今晚帕尔马公主那里有盛大晚会，演皮影戏，”仆人说道。“但是我们去不成啦。因为夫人要赶五点钟的火车去尚蒂伊①，到奥马尔公爵家去住两天，贴身女佣和男仆跟着去。我留下来。帕尔马公主要不高兴啦，她给公爵夫人写了四、五封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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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地名。
“那么，你们今年不再回盖尔芒特城堡了吗？”
“去不成了，这还是第一次哩，就因为公爵先生得了风湿病。大夫说，那里不安装好暖气设备，我们就不能去。可是以前我们每年都去，呆到一月份才回来。要是暖气设备没安装好，可能夫人要到戛纳的吉斯公爵夫人家去小住几天，还没有定下来。”
“那么戏院你们常去吗？”
“有时去看歌剧，有时去参加帕尔马公主举办的晚会，一个礼拜一次，票都是预订的。在那里可是一饱眼福，话剧、歌剧，应有尽有。公爵夫人不愿意预订戏票，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几次。一次坐在夫人一个朋友的包厢里，还有一次坐在另一个包厢里，多数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楼下包厢里，她是公爵先生一位堂弟的妻子，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姐妹……您这就上去吗？”仆人说。尽管他算是盖尔芒特家的人了，可是他对于主人的概念通常是政治性的，因此他对弗朗索瓦丝总是彬彬有礼，好象她也在某个公爵夫人家呆过似的。“您身体挺硬朗哪，太太。”
“唉！没有这该死的腿就好了！在平原上走路还凑合。（弗朗索瓦丝所说的平原，实际指院子和大街，她总喜欢在那些地方散步。总而言之，是平地。）可是，这些讨厌的楼梯我就对付不了啦。待会儿见，先生，没准晚上还能见到您。”
盖尔芒特家的这个仆人告诉过她，公爵的儿子常常被授予亲王爵位，直到他们的父亲去世。因此，弗朗索瓦丝还想同他聊一聊。也许，在法国人民对贵族阶级的崇拜心理中，还混杂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从法国的采邑世袭下来的对贵族既崇拜又反抗的心理大概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如果有人在弗朗索瓦丝面前谈论拿破仑的天才或无线电，她会不加理会，照样出她壁炉里的灰烬，摆她餐桌上的餐具，动作丝毫不会放慢，可是，只要听到谈论贵族的这些特殊问题，听到盖尔芒特公爵的小儿子通常叫奥莱龙亲王，她便会嚷起来：“啧啧，太好了！”她会目眩神迷，仿佛置身于一块彩绘玻璃窗前。
德·阿格里让特亲王的贴身男仆常来公爵夫人家送信，同弗朗索瓦丝混得很熟。他告诉弗朗索瓦丝，他确实听到社交界在议论圣卢侯爵和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婚事，这差不多已经定了。
德·盖尔芒特夫人把她的生活注入那幢别墅和那间楼下包厢里，因此，在我看来，它们同她的居室一样神奇如梦境。帕尔马、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吉斯这些名字使公爵夫人前往度假的别墅不同于其它所有的别墅，使她每天从公馆乘坐她的马车前去参加的晚会不同于其它所有的晚会。但是，即使这些名字告诉我，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生活连续不断地存在于这些度假别墅和晚会中，但它们却不可能向我提供有关她本人的任何情况。每幢度假别墅，每次晚会，都给予公爵夫人的生活以一次不同的确定，但是，它们仅仅使它换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却不能使它有半点泄露，它被一块壁板挡住，被装进一只坛子里，只是随众人的生活波涛而流动。狂欢节，公爵夫人可以面朝地中海用午餐，但这是在德·吉斯夫人的别墅里，巴黎社交界的女王身穿白凸纹布连衣裙，在众多的亲王夫人中间，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宾，和别的女宾没有差别，这就更令我神往，而她自己也象一个舞蹈明星获得了新生，在一场奇特虚幻的芭蕾舞中，她的女舞伴一个个都被她取而代之；她可以观看皮影戏，但这是在帕尔马公主的一次晚会上；她可以听悲剧或歌剧，但这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里。
我们往往把一个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把对他将要离开或将去会见的熟人的记忆，都集中于他的身上，因此，当我从弗朗索瓦丝那里得知，德·盖尔芒特夫人要步行去帕尔马公主家赴午宴，而在将近中午时分，当我看见她从家里出来，穿一条粉红色的缎子连衣裙，裙子上方露出相同色彩的脸蛋，犹如夕阳下的一片彩云，这时候，我看见圣日耳曼区的所有的快乐都呈现在我面前，集中在她的矮小的身躯下，就象集中在一只贝壳里，夹在玫瑰色珍珠层那发光的壳瓣中间一样。
我父亲在部里有一个朋友，叫A·J·莫罗。为了区别于其他莫罗，他总留意在他的姓前加上他的名的两个首字母，久而久之，大家干脆叫他A·J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位A·J是怎样弄到一张歌剧院盛大演出会的池座票的。他把这张票寄给我父亲了。因为贝玛要演出《费德尔》①中的一幕（从我第一次对她的演出感到失望以来，再没有看过她演戏），我外祖母让我父亲把这张票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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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剧作家拉辛（1639—1699）的名著。
说实话，这次能不能去听贝玛演戏对我倒无所谓，可是几年前，她曾使我神魂颠倒，如醉如痴。当我看到我从前迷恋的，甚至比健康和休息还要珍视的东西，现在却引不起我的兴趣时，我也有怅然若失之感。我何尝不想离得近一些去静观我的想象力朦胧地看到的、被分割成一片一片的宝贵的现实呢？而且这种热情不减当年。但是现在，我的想象力不再把它们置于一个名伶念台词的技巧之中了。自从我到埃尔斯蒂尔家去过几次后，我从前对贝玛的朗诵技巧，对他的悲剧艺术的迷信，已转移到某些地毯和现代画上了。既然我的信念，我的愿望不再能使我对贝玛的朗诵和姿态保持永恒的崇拜，它们在我心中的“映象”也就渐渐萎谢了，正如古埃及死人的“映象”①，必须不断地为它提供食粮，才能维持它的存在。这一艺术如今变得稀薄如纸，一撕就破，已经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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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埃及人认为，人死后会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映象留在尸体附近；人们给它供奉祭品以维持其生存。
我利用我父亲收到的那张票，登上了歌剧院的大楼梯。我瞧见前面有个人，开始我把他当成德·夏吕斯先生，他的背影看上去很象德·夏吕斯先生。当他回头向剧场的一个职员打听什么事情时，我发现我弄错了。但是，我根据这个陌生人的衣着以及他同男检票员和女引座员——他们没有马上答腔——讲话的姿态，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德·夏吕斯先生那个阶层中。因为尽管各人有各人的特征，可是在那个时代，在富有的、服饰华丽的爵爷和富有的、服饰华丽的金融家或大工业家之间，总存有非常明显的差别。金融家或工业家对下级讲话口气傲慢，不容置辩，并以为这就是他的潇洒风度。可这们爵爷却笑容可掬，和蔼可亲，露出谦逊而耐心的神态，装成一名普通的观众，并把这看成是他良好教养的一个特征。当一个银行家的阔少爷此刻走进剧院，看见这位爵爷满脸微笑中透着善良，掩盖了他那个特定的阶层在他身上划下的不可逾越的界线，要不是他发现他的相貌和最近报上刊登的现在正在巴黎逗留的奥地利皇侄萨克森亲王肖像十分相象，真会把他当作一个出身寒微的平民。我知道他是盖尔芒特家的挚友。当我走到检票员身边时，听见萨克森亲王（或者是假定的那位亲王）笑吟吟地说：“我不知道是几号包厢，我表姐跟我说，我一打听就会知道的。”
也许他就是萨克森亲王。当他在说“我表姐跟我说，我一打听就会知道的”这句话时，他的眼睛通过想象而看见的也许就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要是真在，我就能一睹她在她堂弟媳的楼下包厢里的生活片断了，她的生活总是令我难以想象）。因此，这个与众不同的微笑的眼神，这些极其普通的言语，用可能有的幸福和靠不住的声誉这两根触须，交替地抚摩着我的心，它们带给我的温情远非一个抽象的梦幻所能比拟。至少，他向检票员讲这句话的时候，把一条可能通往一个新世界的道路，连接到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平凡的夜晚上来了。检票员说了句“楼下包厢”，并用手指了指走廊，他便走了进去。走廊潮湿异常，墙壁裂缝累累，仿佛通往海底岩洞，通往神奇的海洋仙女的王国。我前面只有一个渐渐远去的穿晚礼服的先生，可是，我不停地在想，他是萨克森亲王，他要去看望盖尔芒特公爵夫人。这个念头就象一个不灵便的反射镜，围绕着他转动，却不能把光线正确无误地投射到他身上。虽然他孤身一人，但是这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摸不到的、无边无际的、象投影那样不连贯地跳动着的念头，仿佛走在他的前头，在给他引路，它象雅典娜女神①，寸步不离她的希腊士兵，而别人却看不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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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典娜为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是古希腊雅典城的保护神。
我来到座位上，一面竭力回忆《费德尔》剧中的一句诗，可我记不确切了。按照我背出来的这句诗看，它的音步数跟规定的数目不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想去数音节，所以我认为要衡量它的平衡是否失调，要衡量它是否是一句古典诗，这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标准。它显得那样冗长，哪怕去掉六个甚至更多的音节，以改成一句十二音节的诗，我都不会感到吃惊。但我蓦地回忆起这句诗来了，骤然间，一个不通人性世界的那些难以铲平的凸凹不平，竟魔术般地烟消云散了，诗句的音节顿时符合十二音节诗的韵律，多余的音节犹如一浮出水面就破的气泡，轻松而灵巧地消失了。我白费了半天脑筋，其实它才多出一个音步。
池座的一些票是在剧院售票处零售的，卖给假充高雅的人或好奇的人，他们想尽情观望那些他们平时没有机会从近处看到的人。的确，在这里，他们可以公开观察这些人的通常是隐秘的社会生活的真实面，因为帕尔马公主把二楼、楼下以及楼厅的各个包厢全都分给了她的朋友，剧场仿佛成了沙龙，每个人随意离开座位，到这个或那个女友身边去坐一坐。
我周围尽是些庸俗之辈，他们并不认识预订戏票的观众，却想表明自己认出了他们，便大声喊着他们的姓名。他们还说，这些预订戏票的人来这里犹如进了他们的沙龙，言下之意，他们是不会专心看戏的。可是恰恰相反。一个有才气的大学生，为了听拉贝玛演唱而买了张池座票，一心想的是不要弄脏他的手套，不要妨碍别人，同机遇赐与他的邻座搞好关系，不时微笑着追踪一个稍纵即逝的目光，不礼貌地避开一个相遇的目光，一个熟人的目光，当他在剧场里发现这个熟人时，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但还是决定去同她打个招呼，他还来不及走近她身边，就听得三下铃响，就好象希伯来人在红海中逃跑①那样，从男女观众组成的两股汹涌澎湃的浪峰中间逃跑了，他要他们站起身，他踏破了她们的裙子，踩脏了他们的半统靴，这说明他是专心要看戏的。恰恰相反，唯有上流社会的人才会有闲情逸致看戏（当然还得有才智才能看懂戏），因为他们坐在楼厅栏杆后的包厢中，就象坐在悬空的揭掉了隔板的小沙龙里，或者象在供应牛奶和铁线蕨糖浆浓茶的小咖啡馆里一样，不会被这座那不勒斯风格建筑物的金框镜子和红椅子吓坏，——因为他们满不在乎地把一只手放在支撑这个歌剧艺术殿堂的镀金柱子上，——因为他们对两个张开双臂的雕像把棕榈和桂花献给他们的包厢这种过分的荣誉并不感到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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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圣经》记载，希伯来人在摩西率领下逃离埃及。行至红海，发现埃及法老带人追踪而至。上帝使出强烈东风；刮开海水，出现一条旱道，希伯来人就从这条旱道上过了海。埃及人追至海中，海水合拢，把他们全部吞噬掉。
起初周围只是一片昏暗。突然，人们的目光遇到从黑暗中发出的磷火似的光线，那是一位知名人物的眼睛发出的闪光，犹如一块看不见的宝石；人们看见奥马尔公爵弯着身子的侧影，就象清晰地呈现在黑底徽章上的亨利四世的头像。一个隐蔽在黑暗中的贵妇人大声地在跟他说话：“请亲王殿下允许我给您脱大衣。”可是亲王却回答说：“不敢当，怎么好劳驾呢，德·昂布勒萨克夫人。”尽管亲王委婉拒绝，她还是坚持给他脱下了大衣，而她也因得到这份殊荣而受到众人艳羡。
但是，在其他包厢内，那些坐在这些昏暗的神龛中的白衣女神，全都靠在内壁上隐蔽起来了，谁也看不见她们。然而，随着演出的进行，她们那模糊的人影从容不迫地，一个接一个地从铺满了她们影子的深暗中浮现出来，向着亮光升起，露出半裸的躯体，停留在包厢那垂直的边界和半明半暗的海面上。她们的脸光辉灿烂，羽毛扇在她们面前搧出滚滚波涛，轻盈，欢快，泡沫四溅；她们的头发绛红色中闪着珠光宝气，似随海潮波动。接着，池座开始显现。这是凡人的所在地，和那昏暗而透明的海上王国永远隔离，海洋女神明澈的双眸反射的光焰散布在平展的海面上，为这个王国确立了边界。海岸上的活动椅子，池座中的奇形怪状，根据透视法的唯一法则和不同的入射角映入她们的眼帘，正如对于外部世界的两个部分，即对于矿物，对于同我们毫无交往的人，我们并不屑朝他们微笑或看他们一眼，因为我们深知，他们根本没有和我们一样的灵魂。相反，在海上王国的疆域内，容光焕发的海洋的女儿不时地回头，冲着吊在曲折边界上的蓄着胡须的半人半鱼神，或朝着一个一半是人的海神嫣然微笑。这个半人半神，头盖象一块光溜溜的鹅卵石，上面沾着一根被海潮卷来的柔滑的海藻，眼睛宛若大水晶石做成的圆盘。她们向他们俯下身子，给他们递送糖果。有时，海潮让出一条干道，迎来一位仙女，她姗姗来迟，面带笑容和羞色，似一朵怒放的鲜花，刚刚浮出黑暗。一幕剧演完了，被凡间悦耳喧哗声吸引到海面的众仙女此刻不再希望听到这些声音了，一起潜入海底，消失在茫茫黑暗中。这些好奇的女神是为了稍微看一看凡人的作品才出现在她们隐蔽所的门口的，而凡人却无法走近。在所有这些隐蔽所中最负盛名的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名下的正厅包厢，那块半明半暗的大礁岩。
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俨然是一位伟大的仙女，从远处主持众仙女的娱乐活动。她故意退缩在后，坐在侧面的长沙发椅上，鲜红夺目的长沙发犹如露出海面的红珊瑚岩礁。旁边有一道巨大的玻璃反光，大概是一面镜子，好似一束光线射在晶莹夺目的水面上形成的切面，垂直，暗淡，流动。一朵硕大的白花，毛绒绒的象翅膀，从亲王夫人的额头沿着脸颊的一边垂下，似羽毛，似花冠，又似海花，妖艳，轻柔，生机勃勃，情意绵绵，随脸颊的曲线波动，遮住了半个脸蛋，象一枚肉色的翠鸟蛋，藏在柔软的窝里。亲王夫人头上的发网直垂眉际，继而又在下面的喉部复现，是用南半球的一些海洋上捕捉到的白贝壳做成的，点缀着一颗颗珍珠，犹如一件刚刚浮出波涛的海上镶嵌画，不时地沉入黑暗中。即使在黑暗中，亲王夫人那双晶莹闪光的眸子仍然表明她的存在。她天香国色，美貌绝伦，尽管在半明半暗中的少女一个个花容月貌，秀色可餐，却难以同她媲美争辉。她的美不单单表现在她的肉体上，即她的颈背、肩膀、胳膊和腰部。她那妙不可言、引人入胜的身段线条是无数看不见的线条的准确和必然的出发点，这些看不见的线条从公主周围四散展开，犹如一尊理想的塑像在半明半暗中投下的光谱，光怪陆离，使人幻觉丛生，想入非非。
“那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我的邻座对同她一起来的先生说，故意把“亲”字拉长，使这一称呼显得滑稽可笑。“她满身都是珠宝。我想，要是我有这么多珠宝，我绝不会象她那样摆阔。我认为那有失体统。”
然而，那些到处打听有谁来看戏的人，一旦认出亲王夫人，就会感到美的宝座非她莫属。的确，象卢森堡公爵夫人，德·莫里安瓦尔夫人，德·圣德费尔特夫人以及其他一些贵妇人，她们的面部特征是，一张兔唇和一个大红鼻子离得很近，或者上唇又细又密的汗毛和满脸皱纹难解难分。再说，这些特征已经够迷人的了，因为它们虽然象一个签名一样只有约定的价值，却能使人读到这个大名时肃然起敬；不仅如此，它们最终会使人相信，长相丑陋乃是贵族特有的一大标志。一个名门贵妇，她的脸只要能显出尊贵就行，美不美倒无所谓。但是，有如某些画家，他们在画布下端不是署上自己的名姓，而是画上一个美丽的图案，一只蝴蝶，一只蜥蜴，，或是一朵花；同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在她的包厢的一角藏下了一个美妙的躯体和一张动人的脸蛋，以此表明美也许是最高贵的签名。因为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带到剧院来的，都是她生活圈里的人，她的光临，在那些崇拜贵族的人眼里，无疑最有力地证明了她的包厢所展示的画图具有雄辩的真实性。这个包厢展现了亲王夫人在她慕尼黑和巴黎府邸中那与众不同的生活画面的一个侧影。
我们的想象力好比一个出了故障的手摇风琴，弹出的调子总跟指定的乐曲不一样。每当我听到有人谈起盖尔芒特—巴维埃尔公主，总会联想到十六世纪的某些作品。现在她就在我面前，正在请一个穿燕尾服的胖男人吃冰糖果点，因此，我必须竭力摆脱她在我身上引起的这些联想。诚然，我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她和她的客人同旁人没有两样。我深深懂得，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逢场作戏；为了拉开他们真实生活的序幕（当然，他们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幕并不在这里演出），他们约好按照他们的礼节行事，而我对他们这套礼节却一窍不通。他们一个佯装请吃糖果，一个佯装拒绝。这样的举动毫无意义，是事先规定好了的，就象舞蹈演员的舞步，时而踮起足尖，时而围着一条披肩旋转。谁知道呢？说不定女神在递糖果的时候，会以揶揄的口吻说：“您要糖吗？”因为我看见她在微笑。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似乎觉得，这句话由一个女神向一个半人半神说出来，虽然故意冷淡生硬，具有梅里美①或梅拉克②笔下的风格，却高雅优美，令人回味无穷。而那个半人半神，心里非常清楚他们两人所要概括的崇高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就要重温他们真实的生活。他顺应这场游戏的规则，以同样神秘而狡黠的语气说：“是的，我很想要一颗樱桃。”我仿佛在凝神聆听这场对话，听得津津有味，就象在聆听《一位舞台新秀的丈夫》③中的一场。这出歌剧缺少我所熟悉的诗意和深奥的见地，而我设想梅拉克是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剧作充满诗意和深奥的见地的，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些东西反倒显得优雅，一种传统的优雅，因而也就更为神秘，对人更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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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写有戏剧集、诗集和小说，尤以中短篇小说著称。
②梅拉克（1813—1897），法国剧作家，著有多部滑稽歌剧。
③法国剧作家梅拉克的作品。
“那个胖子是加朗西侯爵。”我的邻座装出很知情的样子说，后头人嘁嘁喳喳议论的名字，他没有听见。
巴朗西伯爵伸长脖子，侧着脸，滴溜滚圆的大眼睛贴在单片眼镜的镜片上，在透明的黑暗中徐徐移动。他似乎目无池座里的观众，活似玻璃鱼缸中的一条鱼，在里面游来游去，对前来参观的好奇的观众视若不见。他时而停步不前，浑身披着苔藓，喘着气，令人起敬；而观众却说不出他是否无恙，是在睡觉，还是在游动，或者在产卵，或者勉强在呼吸。我对他羡慕极了，谁也没有象他那样使我羡慕过：因为我一看便知道，他是这个包厢的常客，亲王夫人给他递糖时，他神态冷漠，爱理不理。于是，亲王夫人用她那双钻石雕琢成的美丽的眸子向他瞥了一眼。每逢她这样瞧人时，智慧和友谊会使她那美丽的眼睛变成一汪秋水；但当它们静止时，它们的美就变成了纯物质的东西，只会发射出矿物的光辉，如果反射作用使它们稍为移动一下，它们就会迸发出一条垂直的非人所有的灿烂光焰，把整个池座映得通红。可是贝玛演出的那幕《费德尔》即将开始，亲王夫人向包厢的头一排走来。这时候，她仿佛象演员登场似的，随着她经过的光区不同，我看见她的首饰不仅改变了色彩，而且改变了物质。包厢干涸了，显露了，不再是海洋的世界了，公主也不再是海洋女神了。她头上裹着的蓝白两色的缠巾，酷似身穿扎伊尔（也可能是奥罗泽马纳①）戏装的出色的悲剧演员。她在第一排坐了下来。我看见那个温暖的翠鸟窝，好似天国的一只大鸟，软绵绵、毛茸茸的，灿烂夺目，温情脉脉地保护着她那白里透红的脸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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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扎伊尔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的悲剧作品《扎伊尔》中的女主人公，奥罗泽马纳是剧中的男主人公。该剧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对宗教偏见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这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我的视线离开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向她投去。我见她身材矮小，衣冠不正，相貌奇丑，但目光炯炯有神。她同随行的两个青年男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坐了下来。接着，帷幕拉开了。我不无忧伤地发现，我从前那种对戏剧艺术，对拉贝玛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曾记得，为了不放过她这个踏遍天涯海角我也要去瞻望的奇才，我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有如天文学家即将安装在非洲和安的列斯群岛的用来精确观察彗星或日蚀的敏感的仪器；我担心会出现一片乌云，比如说演员状态不佳，观众席上发生意外，致使演出不能发挥最高水平；假如我去的剧院不是那个把她奉若神明的剧院，我就会觉得不是在最好的条件下看戏，而在那个剧院里，我会觉得，那些她亲口点名要的戴着白石竹花的舞台监督，那个位于坐满衣冠不正观众的池座上方正厅包厢的底部建筑，那些出售刊登着她剧照的节目表的女引座员，广场中心花园里的栗树，所有这些，仍然是她在小小的红帷幕下登场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次要部分。它们似乎是我当时感想的不可分离的伙伴和心腹。那时候，《费德尔》中“吐露爱情”那场戏以及拉贝玛本人，对我几乎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他们远离常人的生活实践，靠他们自己就能存在；我必须接近他们，尽我所能地深刻了解他们。然而，我睁大眼睛，敞开心灵，也只能吸取极少一点儿东西。可我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本人的生活虽然微不足道，但这无关紧要，就象穿衣和准备出门，不过是小事一桩。因为在更远的地方，绝对地存在着《费德尔》以及贝玛念台词的腔调。这些更为牢固的真实，人们很难接近它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掌握。我整日幻想着有尽善尽美的戏剧艺术，就象一节不断充电的电池；倘若有人把我白天或黑夜任何一个时刻的思想进行分析，就能从我的梦想中抽出大量的样品。可是现在，这一切成了一座小山，远看似乎和青天合而为一，近看普普通通，它们离开了绝对世界，变得和其它事物——我生活在其中并为我所熟悉的事物——毫无二致，演员们也不比我熟识的人高明。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吟诵《费德尔》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不再是超凡的、个别的和与众不同的了，而是一些或多或少地获得了成功的诗句，准备回到法国诗的无垠的物质中去，加入它们的阵营。尤其因为我梦寐以求的事物已不复存在，我就更感到气馁。然而，我那喜欢环绕一件事物进行无穷遐想的禀性却依然存在，虽然年复一年有所改变，但还会导致我一时冲动而不顾及危险。一天晚上，我抱病前往一座城堡，去看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作和中世纪的挂毯。这一晚和我将动身前往威尼斯的那一天，和我去看贝玛演出或动身前往巴尔贝克海滩的那一天多么相似，我预感到我现在为之作出牺牲的物品，不消多久就会使我兴味索然，我可以从这张画和这些挂毯旁边经过而不向它们扫一眼，尽管当时我为了这些挂毯而常常夜不成寐，忍受着无限的病痛。我为之作出牺牲的物品是不稳定的，我从中感觉到了我的努力也是徒劳，我的牺牲大得我真不敢相信，就象那些神经衰弱症患者，当有人提醒他们累了，他们反会觉得疲劳增加了一倍。目前，我的梦想使一切可能与这梦想有关的东西都变得令人心醉神迷。甚至我在我的肉欲中，在这总是朝着一定的方向、集中在同一个梦想周围的最强烈的肉欲中，也能辨认出一个主导思想，我可以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尽善尽美。从前，在贡布雷，每当我下午在花园里读书的时候，我的主导思想也是这个尽善尽美。
我对阿里西、伊斯梅尔和希波吕托斯①在道白和动作中表现的柔情或愤怒是否用得恰到好处，不再象从前那样宽容了。倒不是因为这些演员——还是那些人——不如过去聪明，不能象过去那样时而使他们的声音抑扬顿挫，温柔感人，或者故意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时而使他们的动作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或者流露出向人哀求的痛苦。他们的语调对声音下命令：“你要轻柔些，要唱得象夜莺那样婉转缠绵，娓娓动听。”或者相反：“你现在必须大发雷霆。”于是，语调扑向声音，试图用暴力将它战胜。可是声音奋力反抗，我行我素，顽固不化地维持自然的声音；它物质上的缺陷和魅力，它日常的粗俗或矫饰一仍其旧，丝毫未变，只展示了一整套声学现象或社会现象，朗诵的诗句内含的感情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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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里西、伊斯梅尔和希波吕托斯都是拉辛的悲剧《费德尔》的剧中人物。
同样，这几位演员的动作也对他们的手臂和无袖长袍下达命令：你们要英姿勃勃。”可是，不听使唤的上肢仍然让一块对角色全然无知的二头肌在肩膀和肘之间神气活现；它们一如既往，继续表演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不去揭示拉辛诗句的细腻感情，而只是显示出肌肉之间的联系；有褶皱的宽大衣袍被它们举起，继而沿着垂直的方向落下，唯有令人乏味的织物的柔软性在同自由落体定律争个高低。就在此刻，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矮个子太太大声嚷了起来：
“不要给她鼓掌！瞧她穿得那个怪样！她太老啦，不能再演戏了。换别人早就下台了。”
周围发出“嘘”声，陪同她的那两个年轻人设法让她安静下来，她不再大叫大嚷了，但还从眼睛中迸发出怒火。这种愤怒只是对成功和荣誉发出来的，因为拉贝玛尽管挣钱很多，却欠了许多债。她接受了谈买卖或和朋友约会，却不能践约，在各条街上都有穿制服的服务员追着她取消买卖，她在旅馆里预订了房间却从不去住，她订购了大量香水给她的狗洗澡却不去买，她还要付给各家老板违约赔偿金。即使她花钱不如克莉奥佩特拉①大手大脚，也不象她那样骄奢淫逸，但她坐着高级马车也有办法吃穷几个省，吃穷几个王国。但是，这个矮个子太太是一个时运不佳的女演员，她对拉贝玛恨之入骨。刚才，贝玛登场了。啊，真是奇迹！对于拉贝玛的才华，从前，我曾经废寝忘食地想把它的实质抓住，但它总是避开我；可是这几年我不去想它了，而且此刻我对它毫无兴趣，可是它却轻而易举地博得了我的赞叹。正如那些功课，晚上我们拼命学习，搞得筋疲力竭，也未能把它们装进脑子里，但是睡上一觉，我们就把它们全记住了；也如那些死人的面孔，我们的记忆竭力去追寻，却始终回忆不起，可是当我们不去想它们时，它们却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从前，为了要孤立地看出拉贝玛的才华，我几乎把我事先研究过的所有扮演《费得尔》的女演员的共性从我对角色特性的理解中除掉，以便看到剩下来的只是拉贝玛女士的才华。然而，这一才华，尽管我竭力想在角色之外看见它，它却同角色浑然一体，不可分离。这同大音乐家的情况类似（凡德伊弹钢琴时就是这样），演奏出自一个如此伟大的钢琴家，听众甚至忘记了这个艺术家是音乐家了，因为这种演奏不运用一整套的指法（而卓著的效果到处可见），不运用一连串飞溅的音符（至少，那些如堕五里雾中的听众以为从中发现了物质的、可以摸到的才华），它变得那样透明，那样富有内涵，听众不再感觉到它的存在，它仿佛成了一扇窗户，朝着一部杰作打开。阿里西、伊斯梅尔和希波吕托斯的声音和动作的用意，象一道环绕周围的庄严或精致的边界，但我还能分辨得出来，然而，费德尔却把她的声音和动作的用意内在化了，我费尽脑汁，也不能从语调和姿势中发现她的用意，或从它们过于简单一致的表面上捕捉它们的效果，因为它们完全融于其中，没有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拉贝玛的声音中，不再存留任何无生气的和不听使唤的残渣余屑，它不让人看出在它周围有过剩的眼泪，可是在阿里西或伊斯梅尔大理石般的声音上，可以看到有泪珠在滚动，因为泪珠没有被吸收；声音融于最小的细胞内，变得微妙地轻柔，犹如大提琴家的提琴，当大家夸奖它音质优美时，想称赞的不是它的物理属性，而是它的高尚灵魂；又如一幅古代风景画，画面上仙女消逝的地方有一潭静静的泉水，一个可辨别的具体的用意变成了一种具有音色特征的东西，清澈得出奇，明净而又冰冷。贝玛的声音被诗句送出她的嘴唇，同样，她的双臂似乎也被诗句轻轻举到胸口，就象那些树叶，被溢出的水推着移动位置；她那逐步形成的而且还在不断完善的舞台风姿都一一经过仔细推敲，她一举一动的道理和其他演员隐约可见的动作的道理有着不同的深度。她的道理不再受意志的控制，而是融于费德尔这个人物发出的丰富而复杂的颤抖的光辉之中，入迷的观众竟不把它们看作艺术家的一大成就，而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而那些白面纱，疲倦不堪，忠心耿耿，仿佛是有生命的物质，由半异教半扬申派②的痛苦编织而成，象一只娇弱而又怕冷的蚕茧，在这痛苦周围收缩。所有这一切，声音，风姿，动作，面纱，环绕在一个思想，即一句诗这个躯体周围，而这个躯体与人体不同，不是不透明的起障碍作用的物质，而是一件纯净的超尘脱俗的衣服。它们不过是外加的包皮，不但没有遮住灵魂，反而使它更加灿烂，而灵魂把它们吸收，并在它们中间散发。它们不过是半透明物质的溶岩流，层层叠昼，使穿透它们而受到阻碍的那束中心光柱折射出越来越富丽的光芒，并使被包在光柱外面的火焰渗透了的物质散发得更广、变得更珍贵、更美丽。这就是拉贝玛对作品的表演。她的天才赋予作品以生命，并且创造了第二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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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30）埃及女王，美貌非凡，骄奢淫逸成性，后为罗马大帝凯撒和安东尼的情妇。
①一译冉森派，或詹森派。崇尚虔诚和严格持守教会法规。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皇而属于公众会。后被罗马教皇作为异端，下谕禁绝。
说实话，我这次对拉贝玛的印象，尽管比以前更好，但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不再拿我的印象同我头脑中对于戏剧天才先入为主的抽象而错误的观念作对比罢了。我觉得戏剧天才恰恰就是指这种没有成见的看法。刚才我想，我第一次听拉贝玛的戏时没有享受的乐趣，就是因为我对她寄予的希望太大，正如我以前去香榭丽舍大街会我的情人希尔贝特一样，因为对她热情过高，欲望过强反而感到失望。在这两次失望之间，除了要求过高这一点相同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点，而且是更深刻的相同点。如果一个人，一部作品（或对作品的表演）个性鲜明，别具一格，人们对它的印象也会特别。在我们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诸如“美”，“风格浑厚”，“哀婉动人”等等观念，在必要时，我们可以幻想在一个艺人平常的表演中，在一张平淡无奇的脸孔上，也能发现这些特点，但在我们聚精会神的思想面前不停地飘动着一个形式，我们的思想中还没有和这个形式对等的东西，必须使这个未知的东西脱颖而出。我们的思想听到一个尖锐的声音，一个奇特的提问的腔调。它问自己：“这是美吗？我感到的是赞美吗？这是不是绚丽的色彩，高雅雄浑的风格？”可再一次回答它的，仍然是一个尖锐的声音，一个奇特的提问的腔调，是一个不曾相识的人不容分说的印象，完全物质的印象，没有给“表演范围”留下一点空间。正因为如此，恰恰是那些真正优美的作品，我越是认真地听，就越感到失望，因为在我们大脑搜集的观念中，还没有一个观念和这种个别的印象吻合。
这正是拉贝玛的表演向我展示的东西。朗诵的风格高雅而巧妙。正是这样。现在我懂得一种浑厚、刚健、出神入化的表演所具有的价值了。更确切地说，人们就是要把这些名称赋予这样的表演，不过，这好比把一些毫无神话意义的星座命名为玛斯、维纳斯、萨图恩①一样。我们在这一个世界感觉，在另一个世界思想、命名，我们可以使这两个世界协调一致，却不能把它们之间的距离填平。我第一次去看拉贝玛演出的那天，要跨越的也正是这个距离，这个断层；我凝神聆听，却难以同我头脑中的“表演高雅”、“风格独特”的观念会合。我愣了一会儿才给她鼓掌。这掌声仿佛不来自我的印象，倒象同我头脑中的早就存在的观念有关，是因为我终于听到拉贝玛演戏了。一个极有个性的人或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同美的观念之间存在的距离，同样存在于这个人或这部作品留给我们的印象和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爱慕和欣赏的观念之间，因此我们不会予以承认。我在听拉贝玛演戏时，感觉不到快乐（就象我去看望热恋的情人希尔贝特时感觉不到乐趣一样），于是我心里嘀咕：“这么说，我对她并不欣赏。”可那个时候，我一门心思研究这个名伶的演技，乐而不倦，并且竭力敞开思想，最大限度地接受她的表演所蕴涵的内容。现在我才明白，这本身就是对她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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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中，有些星座的名称是用罗马神话中的神命名，用战神玛斯命名火星，爱神维纳斯命名金星，农神萨图恩命名土星。
拉贝玛的表演所显露的才华是否仅仅是拉辛的才华呢？
起初我是这样认识的。可是《费德尔》的一幕刚演完，等演员应观众鼓掌谢了几次幕之后，我就清醒了，因为在演员谢幕的时候，我身旁那位爱发脾气的女士，斜着身子，把她瘦弱的上身挺得直直的，面部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口，表明她不屑和大家一起鼓掌，好使她的抗议更引起人们的注意。她满以为这一招会有强烈的反映，却不料谁也没有看见。下一个剧是新剧。从前，由于新剧没有名气，我总觉得它们单薄，奇特，在舞台之外就不再存在。可这一次我却并不感到这部杰作的生命力象一场应景戏，仅仅存在于舞台上，仅仅存在于短短的演出中，我也没有感到兴致索然，大失所望。再说，我感觉到，新剧中的长篇独白备受观众喜爱；虽然过去没有人捧场，默默无闻，但有朝一日会变得赫赫有名，只要艺人作出相反的努力，不要把这出戏当作未成名的新作，而要施展全部本领，把新戏看成在今后一定会同作者其他几部名剧相提并论的杰作来演，那他就会获得成功。因此拉贝玛演的这个角色，或许有一天会被纳入她表演得最成功的角色之列，与费德尔并肩媲美。倒不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具有文学价值，而是由于拉贝玛的演技超群，象在《费德尔》剧中一样，把角色演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于是我豁然开朗。原来悲剧作者的作品，不过是悲剧演员创造表演杰作的原料，一种微不足道的原料。这同我在巴尔贝克结识的那个大画家埃尔斯蒂尔的情况十分相似，他从一所毫无特色的学校和一座本身就是一部杰作的大教堂身上找到了两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画题。正如画家把房屋、运货马车、人物溶化在光的巨大效果中，从而使它们协调一致，拉贝玛似乎也铺开了巨大的画布，画出了无比的恐惧和温情，她所朗诵的台词，不管是高雅的，还是平淡的，全都融于一体，若是一个没有才华的演员，肯定会把它们念得断断续续，前后脱节。当然各人有各人的抑扬顿挫，而拉贝玛的声调并不妨碍我们感觉到诗句的存在。当我们听到一个韵脚，一个和前面的韵脚既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东西，它既受前面韵脚的限制，又引进了新的思想，这时，我们就会感到有两个重叠的体系，一个是思想体系，另一个是韵律体系，而这重叠的体系本身不就已经是井井有条的复杂性，不就是美的首要因素了吗？然而，拉贝玛把词、诗句，甚至把“长篇独白”都揉进比它们自身更大的体系中，看到它们不得不在这些体系的边缘停留，我们会心醉神迷；正如诗人选词时先要考虑到韵脚，音乐家写歌词时要把一句句台词纳入同一个旋律中，既束缚它们，又带动它们。因此，拉贝玛善于把痛苦、高雅和激情这些宏伟的形象揉进现代戏剧的台词中，就象把它们揉进拉辛的诗句中一样，而这些形象正是她独特的创造，人们一看便知道是她的杰作，正如在一个画家根据不同的模特儿画成的肖像上，人们能够认出是同一个画家的作品一样。
我不再象从前那样，希望拉贝玛的姿势能静止不动，希望她在倏忽即逝的照明中产生的优美而短暂的、不再复现的色彩效果能永不消逝，我也不再希望她把一句诗重复一百遍。我终于懂得我从前的期望太高，要求太严，超过了诗人、女演员和她的导演兼布景师的意愿；那种在一句诗上飞快传播的魅力，那些变化莫测的姿势和一个接一个的场景，是戏剧艺术力求达到的瞬间的效果，短暂的目的，变幻无定的杰作，而一个对作品过于入迷的观众总想使这种瞬间的效果静止不动，这样也就破坏了这一效果。我甚至不想再来看拉贝玛演出了，我对她已经心满意足。从前，正因为我对赞美的对象——不管是希尔贝特还是拉贝玛——寄予的希望太大，所以每次都感到很失望，于是我会因为头一天没有得到愉快的印象而寄希望于第二天。这一次我感受到了快乐，但不想去仔细品味，如果我愿意，也许会体会得更深；我只是象我中学时代的一个同学那样自言自语地说：“冠军的宝座我认为非拉贝玛莫属！”但我隐约感到，虽然我说出了我的喜爱，把冠军的称号给了拉贝玛，我的内心也因此而得到安宁，但这并没有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拉贝玛的非凡才华。
就在第二个剧目开始的时候，我朝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包厢瞧了瞧。亲王夫人刚扭过头去，朝包厢的深处张望，我仿佛看见她扭头的动作在虚无缥缈中留下了优美动人的线条。她的客人全都站了起来，也朝包厢的门口望去。在他们形成的夹道中，身穿白平纹细布的德·盖尔芒特夫人款款而入，散发着胜利者的自信和女神的威严。一丝装出来的不好意思的微笑使她的脸上漾出了难得的温柔：她用这一微笑为自己姗姗来迟，为打扰了众人看戏而向大家表示歉意。她径直朝她的堂弟媳走过去，向坐在头一排的一个金发青年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屈膝礼，然后转过身，向浮游在海底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海怪们致以老朋友的亲切问候，暗示她和他们十五年来日复一日的亲密关系。此刻，这些赛马俱乐部的半神半人的先生们，特别是巴朗西伯爵，是我最羡慕的人了。我多么想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啊！她和他们一一握手，向他们微笑，双眸放射出晶莹的蓝光。我感到这微笑的目光充溢着神秘，但我无法解破。假如我能分解这个眼神的棱柱，分析它的结晶，也许我能充分了解此时此刻它所展示出来的我所不熟悉的生活。盖尔芒特公爵跟在妻子后面，单片眼镜欢乐的反光，露出满口白牙的笑意，衣服扣眼或有裥纹前脑的反光，使人们看不见他的眉毛、嘴唇和燕尾服，只看到一闪一烁的光辉。上身是人下身是鱼的小海神纷纷为他让位，他把身子挺得毕直，头一动也不动，伸手按在他们肩上，示意他们坐下，然后朝那个金发青年深深鞠了一躬。公爵夫人似乎有先见之明，知道今晚上她的堂弟媳会打扮得花里花梢，象穿了“戏装”似的（有人说，她经常嘲笑她的堂弟媳服饰过于浮夸。按照她的中庸之道的法国精神，日耳曼的诗意和热情很快就得了个浮夸的美名），想告诉她什么是高雅的趣味。亲王夫人头上插着柔软而优美的羽毛，一直垂到脖子上，罩着用贝壳和珍珠做成的发网；公爵夫人却相反，头发上除了一枚极普通的羽饰外，再没有别的装饰。这枚羽饰宛若鸟的羽冠，居高临下，俯瞰着她的鹰钩鼻和金鱼眼。她的颈脖和肩膀袒露在雪白的细平纹布的波涛外面，一把羽毛扇拍打在波涛上，连衣裙紧贴在她身上，清楚地突出了她的优美的线条。数不胜数的闪光片是她上衣的唯一装饰物，有钻石的，也有其他金属的，长的长，圆的圆，光彩夺目，美不胜收。但是，尽管两人的打扮迥然不同，在亲王夫人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堂嫂后，她们却互相转过脸来，用赞赏的目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也许第二天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同别人谈起亲王夫人过于繁琐的发式时，脸上会露出揶揄的微笑，但她肯定会说，亲王夫人仍然使人着迷，她的打扮仍然令人赞叹不已。尽管亲王夫人感到她堂嫂的服饰有点儿平淡乏味，多少露出了一点时装店的痕迹，但她也发现她的打扮于朴素中显高雅。此外，她们所受的教育注定她们和谐一致，这样也就抵销了她们在服饰和姿态上的差异。优美的仪态在她们之间展示了一条条无形的有着强大磁力的线条，公主爽朗的性格和这些线条合而为一，而公爵夫人正直的品格受到磁力的吸引，又折射回来，散发出温柔和魅力。如同正在舞台上演出的戏那样，要了解拉贝玛出神入化、个性鲜明的表演，只须把她扮演的，而且只有她才能扮演的角色交给随便哪个演员去演，就可以比较出高低。与此相仿，如果观众向楼座举目张望，就会发现在两个包厢中有一种“安排”，观众会以为是盖尔芒特亲王夫人故意做出的安排：他们会看到莫里安瓦尔男爵夫人矜持，缺乏教养，煞费苦心地模仿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打扮和风度；而德·康布尔梅夫人干瘪的身子挺得笔直，尖头尖脑，头发上竖着一根柩车上的羽饰，活象一个领抚恤金的踩在钢丝绳上的乡下女人。按理说，在这个荟萃着当年最令人瞩目的女性的剧场内不应该有德·康布尔梅夫人的一席之地。在这个剧场里，那些包厢——包括最高层的包厢，从底下看，高层的包厢犹如一个个插着人花的大笼子，被天鹅绒隔墙的红缰绳系在大厅的圆拱上——和坐在包厢里的最出风头的贵妇构成了巴黎社交界的一幅短暂的全景。死人、丑闻、疾病、雾霭很快会使这全景发生变化，但此刻注意力、烘热、眩晕、灰尘、优雅和厌烦却把它固定在这下意识的等待和平静的冬眠状态那悲壮而永恒的一刹那间。事后人们会感到，这一刻好象是炸弹爆炸前的平静，或是一场火灾第一股火光的前兆。
德·康布尔梅夫人能在这里出现，得归功于帕尔马公主。象大多数货真价实的公主一样，帕尔马公主毫不崇尚时髦，热衷于慈善事业，并且引以自豪。她对慈善的热爱可以同她对所谓艺术的情趣相提并论。她常常把这个或那个包厢租给象德·康布尔梅夫人那样的人。这些人虽不属于上流社会，但由于在一起搞慈善，帕尔马公主同她们联系密切。德·康布尔梅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这对她也许更自然些，因为她同她们没有正式交往，不能凑上去同她们打招呼。然而，她很想到这两位尊贵的夫人府上去作客，这是她十年来苦苦追求的目标。她打算在五年内实现这个目标。可是她得了一种不治之症，她自以为自己医学知识渊博，认定自己的疾病医不好了，因而担心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是这天晚上，当她一想到那些不屑与她交往的贵妇们一定会注意到她身边坐着她们的一个朋友，年轻的博泽让侯爵，就不禁喜形于色。这位年轻的侯爵是德·阿让古尔夫人的兄弟，和两个社交界都有来往，二流社交界的女人总喜欢带着他出现在上流社会的贵妇面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坐在德·康布尔梅夫人身后的一张椅子上，椅子横放着，便于他朝其他包厢张望。那些包厢里的人他都认识。他一头金发，相貌英俊，风度翩翩。他潇洒而迷人地挺直腰，微微抬高身子，向各个包厢里的人致意，碧蓝的双眸闪烁着微笑，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宛若古铜版画上的一个高傲而爱献殷勤的大贵人，形象逼真地刻在他那个包厢的长方形的斜面上。他经常和德·康布尔梅夫人一起上剧院看戏。在剧场内，在出口处和门厅里，他勇敢地站在她身旁，而周围到处是他的有身分的女友，他尽量少和她们讲话，免得她们为难，就好象他身边带了个坏女人似的。假如这时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从他身边经过，袅袅婷婷，千姿百态，一件无与伦比的大衣一直拖到地面，象是迪安娜①女神下凡，引得众人都回过头来看她（尤其是德·康布尔梅夫人），德·博泽让先生就会和她的女伴交谈得更加热烈，对亲王夫人投来的亲切而迷人的笑靥，只报以不自然的微笑，含蓄而不失礼貌，冷淡而不失宽厚，害怕向她献殷勤会使她一时陷入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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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的月神，是狩猎女神。
德·康布尔梅夫人即便不知道包厢属于盖尔芒特亲王夫人，也能从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对演出的专注猜出她是客人。公爵夫人是为了使她的女主人高兴才做出兴致勃勃的样子来的。但是，与这股离心力并存的还有一股向心力，这股由同一个愿望——讨女主人高兴的愿望——发展起来的向必力，把公爵夫人的注意力拉回到她自己的打扮上（她的羽饰，她的项链，她的裙子上衣）和亲王夫人的打扮上。她似乎在当众宣布她是她堂弟媳的臣民和奴隶，是为了看望她的堂弟媳才到这里来的，包厢的女主人愿到哪里——哪怕是非常奇怪的念头——她都打算跟到哪里。她把剧场里的其他人都看作是好奇心强、爱东张西望的陌生人，尽管那里有她的许多朋友，而且，前几个星期，她还坐在他们的包厢里，对她们表示出一周一次的同样专一、同样相对的忠诚。德·康布尔梅夫人没想到今晚上能看见公爵夫人，因而不胜惊讶。她知道今天很晚的时候公爵夫人还在盖尔芒特城堡，推测她不会离开那里。不过，她听人说过，有时候，巴黎上演的某一出戏使德·盖尔芒特夫人感到兴趣，她和到盖尔芒特森林狩猎的人一起用完茶，就会叫人给她备车，黄昏启程，飞速穿过薄暮笼罩的森林，登上大路，在贡布雷换乘火车，晚上赶回巴黎。“可能她是专程从盖尔芒特赶来听贝玛唱戏的。”德·康布尔梅夫人寻思着，对她不胜崇敬。她记得曾听斯万含糊其词地说过（他和德·夏吕斯先生在一起时尽用这种隐语）：“公爵夫人是巴黎最高贵的人，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菁华。”然而，我是通过盖尔芒特、巴伐利亚和孔代这些名字，想象出这对堂妯娌的生活和思想的（她们的面貌我不可能再去想象了，因为我见过她们），因此我更愿了解她们对《费德尔》的评价，这比世界上最大评论家的评论对我更有吸引力。因为在批评家的评论中只有智慧，尽管比我高明，但本质是一样的。可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和亲王夫人的内心世界，我是通过她们的名字想象出来的，我假设她们的内心世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可以向我提供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使我了解这两个富有诗意的女性是怎样的人。我象一个发烧的病人，怀着思旧和渴望的情绪，想从她们对《费德尔》的评价中再次体味昔日夏天的下午，我在盖尔芒特城堡附近散步时所感受到的魅力。
德·康布尔梅夫人试图区分这对堂妯娌的服饰。而我并不怀疑她们的服饰是她们所特有的，就象从前红领或蓝翻边的制服专门属于盖尔芒特家和孔代家的仆役一样，或者，打个更贴切的比方，就象鸟的羽毛，不仅是美的装饰品，而且是身躯的外延部分。在我看来，这两个女人的服饰是她们内心活动的具体体现，或白衣素服，或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我认为我所看到的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一个隐秘的思想支配，而从她的额头垂下的羽毛和她堂嫂那件光辉闪烁的裙上衣，似乎也都包含着一种意义，是这两个女人各自的象征。我很想了解这些特征的意义；我觉得天国的神鸟似乎和她们当中的一个不可分离，就象孔雀和朱诺①永远紧紧相依；而另一个的饰有金银箔的裙上衣，如同米涅瓦②的饰有流苏、闪闪发光的神盾，绝对不可能被任何别的女人侵占。剧场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平淡乏味的寓意画，我宁愿看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正厅包厢，也不愿意往天花板上瞧一眼。当我举眸凝望她这间包厢的时候，层层叠叠的云雾奇迹般地裂开，我从云隙中仿佛看见天神们聚集在天国的两根柱子中间，在一块红色的顶篷下凝神观看凡人的表演，周围云雾缭绕，唯有他们的所在地露出了一块金光灿灿的晴空。我局促不安地观望这短暂而荣耀的场面，可我一想又感到这些永生不死的天神并不认识我，不安的心情也就平静了一些。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曾见过我一次，但她肯定记不起我来了；她只要从她的包厢的座位上偶尔看一眼池座观众席上这一大片无名无姓的石珊瑚，我就会感到无法忍受，因为我现在已完完全全溶化在这片茫茫的石珊瑚中了。就在这时，我看见一双蓝眼睛闪出一道亮光，想必根据光的折射原理，我这个失去了个人生命的原生动物的模糊影像已映入这双蓝眼睛的冷淡的视线中了：公爵夫人由女神变成了凡人，我顿时觉她美了一千倍，一万倍。她把放在包厢边上的那只戴了白手套的手向我举起来，亲切地挥了挥，我的目光感觉到了亲王夫人的双眸中射过来的火一般炽热的光线。她为了知道她的堂嫂在同谁打招呼，不由自主地移动了一下眼睛，从而使眼里迸射出火一般的光芒。她的堂嫂认出了我，朝我频频微笑，那雨点般向我投来的微笑闪烁着奇妙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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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主神朱庇特的妻子，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孔雀是朱诺的象征。
②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现在，每天上午，她还没有出门，我就早早地出去了，绕个大弯，来到她习惯走的那条街的拐角处，等候在那里。当我感到她就要从这条街经过时，便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过去，眼睛看着相反的方向；当我走到她跟前，抬头看她时，我故作惊讶，好象根本没料到会在这里碰见她。头几天，为了更有把握，我索性在门口等候。每当通车辆的大门打开（人们接踵而过，但看不见我要等的人出来），开门的声音会在我心中持续振荡，久久不能平息。当观众崇拜一个红得发紫的女伶时，尽管他不认识她，也会心情激动地“鹄立”在演员出入的门口，等候女伶出来；当愤怒的人群或某个伟人的狂热崇拜者聚集在监狱或王宫的大门口，等着把一个判了刑的犯人凌辱一顿或把这个伟人举起来欢呼他的胜利，每每从里面传来一点儿声音，便会以为犯人或伟人就要出来，这时，他们也会激动万分。但是，无论是名伶的崇拜者，还是等候判了刑的犯人的愤怒的人群，或是伟人的敬慕者，他们再激动，也没有我在等候这位尊贵的公爵夫人出门时的心情激动。公爵夫人服饰淡雅，步态优美（和她步入某个沙龙或包厢时的姿态迥然不同），她善于把每天早晨的散步——对我而言，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散步——变成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一副精美雅致的项链，一朵春天的奇葩。但是三天后，我怕门房看破我的诡计，就不再守候在门口，而是到公爵夫人必定经过的一个地方去等她。看歌剧以前，若是天晴，我常常在午饭前这样出去溜上一圈；若是下雨，只要天空一晴，我便下去走走。我来到仍然透着湿气的人行道上（阳光把湿漉漉的人行道照得金晃晃，象是镀了一层金），在一个弥漫着雾霭，但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一道道金光的十字路口，我看见一个女学生，后面跟着她的女教师，或者看见一个戴白袖套的送奶姑娘，我木木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按在胸口上，我的心已经飞向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生活。我竭力回忆那条街，那个时辰和那扇门（有几次，我跟着这个女孩子，一直跟到她的校门口，她在门后消失了，没有再出来）。我回想着这些形象，希望能再见到她们，幸亏她们旋踵即逝，没有在我记忆中生根。这没什么。既然巴黎的街头也象巴尔贝克的公路一样，经常能看见美丽的少女（从前我常常幻想在梅塞格利丝的树林里能有美丽的少女出现），每一个少女都能在我身上激起一种强烈的欲望（而这种欲望也只有她们才能使我得到满足），因此，我即使生了病也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忧虑，即使没有勇气写作或读书，也不会再象从前那样忧愁，我觉得大地更加适宜居住，人生旅程更加充满乐趣。
从歌剧院回家的路上，我就为第二天作好打算了，除了几天来我渴望找回的形象外，还得加上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她那修长的身材，高高隆起的轻盈的金发，还有她从她的堂弟媳的包厢里向我投来的蕴含着温柔的微笑。我决定走弗朗索瓦丝向我透露的公爵夫人习惯走的那条路。但是，为了再看一眼前天遇见的那两个少女，我要尽量不错过教理课的下课时间，但眼下，德·盖尔芒特夫人那闪烁的微笑却不时浮现在我眼前，使我产生一阵阵愉悦的战栗。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试图把那闪烁的微笑和愉悦的快感，同我头脑中早就存在的浪漫想法加以比较（就象一个女人刚从别人手中得到几枚宝石纽扣，就立即想看一看它们对她的裙子会产生怎样的效果），是阿尔贝蒂娜的冷漠无情，希塞尔的过早离开，以及在这之前同希尔贝特两厢情愿但一拖再拖的分道扬镳，使我这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我渴望得到一个女人的爱情，和她共同生活，等等）摆脱了束缚，自由地飞翔。接着，我又把那两个少女的形象同我这些想法逐一加以比较，然后，我又努力使我对公爵夫人的记忆同这些想法相适应。与这些想法相比较，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看歌剧留给我的记忆实在微不足道，她就象一颗小小的星星，在那光芒万丈的彗星长尾巴旁变得黯然无光。再说，我在认识德·盖尔芒特夫人之前就对这些想法非常熟悉了，相反，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记忆却是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它始尔象其他俏丽女人的形象飘忽不定，继而渐渐排斥了其他一切形象，最终专一地和我那些久已存在的浪漫想法合而为一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在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记忆变得最清晰的时候，我才敢弄清楚这个记忆的真面目。可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对我的重要性；它就好比我想象中的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第一次约会，使我产生一种甜蜜愉快的感觉。仅此而已。这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根据她的生活描画出来的第一张草图，唯一真正的形象。然而，在我有幸占有这个记忆，却不知道如何注意它的几个小时内，应该是令人心醉神迷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我的爱的欲念总是无拘无束、不慌不忙、不知疲倦和无忧无虑地回到它的身边，但是，随着这个记忆被这些欲念逐步固定下来，当它从它们那里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它本身也就变得模糊不清，不久一点也认不出来了；毫无疑问，我在梦幻中把德·盖尔芒特夫人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变得面目全非了，因为我每每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总能发现我想象中的她和现实的她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且每一次的差距都不一样。当然，现在，每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在那条街的尽头出现的时候，我远远看见的仍然是那个修长的身影和那张在轻盈的金发下闪着明亮目光的脸蛋（我就是为了这些才到这里来的，但我故意把眼睛看着别处，不让她看出我来这里的目的），然而，几秒钟后，当我走到她的身边，把目光转到她身上的时候，我看见的却是一张无精打彩的脸孔和满脸的红疙瘩。我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一脸红疙瘩的，也许是经常户外活动的缘故，或者是粉刺。我故作惊讶地和她打招呼，她似乎不大高兴，朝我冷冷地点了点头，再也没有《费德尔》那天晚上的和蔼可亲的笑容了。在开始的几天，那两个少女的形象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争夺得十分激烈，双方都想把我的爱占有，但终因力量悬殊，几天以后，两个少女的形象败下阵来，渐渐消失，而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形象却自然而然地不断浮现在我的脑际。我终于把我的爱全部转移到她身上。归根结底，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经过选择的，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消遣。我把那两个上教理课的少女和那个送奶姑娘抛到了脑后；可我再也不能在大街上找到我想寻找的东西了，再也看不见在剧院里看到的那蕴藏于微笑中的温柔和那修长的身影和金发下亮晶晶的脸蛋了，只有在远看的时候它们才存在。现在，我甚至说不清楚德·盖尔芒特夫人长的什么模样，根据什么我认出她来的，因为从外表的总体看，她的脸也和她的裙子、帽子一样，一天变一个样子。
有一天，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妇人，一件淡紫色长大衣的风帽下露出一张柔美而光洁的脸孔，碧蓝的眼睛周围对称地释放出诱人的魅力，鼻梁的线条似乎在脸上消失了。当我看见这个妇人时，为什么我会感到一阵兴奋颤栗掠遍全身，知道我不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决不会罢休呢？为什么我会惶惑不安，故意装着无动于衷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转过脑袋，就象前一天当我在一条近道上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侧影时一样呢？她戴一顶海蓝色的无边软帽，从侧面看去，在红兮兮的脸颊上纵向延伸着一个象鸟喙一样的鼻子，左右横着一只目光锋利的眼睛，宛若一个希腊女神。就只一次，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长着鸟喙鼻子的女人，而是一只真正的鸟：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衣裙，乃至她的无边软帽都是毛皮做成的。她浑身包在毛皮中，不露出一丝棉布的痕迹，自然就象一只秃鹫，覆盖着黄褐色的单调的羽毛，柔软而丰满，就象是兽类的毛皮。在这天然的羽毛中间，小脑袋把她的鸟喙鼻子弯成圆形，那双金鱼眼睛闪烁着锋利的蓝光。
有一天，我在那条街上来回踯躅了半天，始终不见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身影。蓦然，我看见隐蔽在这个贵族和平民杂居区的两座私邸中间的一家乳品铺中，出现了一张模糊不清的陌生脸孔，一个服饰优雅的女人正在让店主给她拿“瑞士式干乳酪”。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她是谁，公爵夫人那锐利的目光便闪电般地落到了我的身上，过了一会儿，她的形象的其余部分才映入我的眼帘。还有一次，我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也没有遇见她，我知道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便郁郁寡欢地往家里走去。我心里沮丧至极，愣愣地看着一辆车开过去，却是视而不见。蓦地，我意识到车中一位贵妇透过车门在向我点头示意。她正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她那松驰而苍白的，或者反过来说紧张而鲜明的脸部线条，在一顶圆帽下，或者说在一根高耸的羽饰下，展示出一个陌生女人的脸孔，我一时竟没有认出来。对于她的问候，我没有来得及还礼。还有几次，我回到住处，在门房附近发现了她，那个可憎的门房——我最讨厌他瞟来瞟去的审视的目光了——正在毕恭毕敬地向她请安，当然少不了向她打“小报告”。因为盖尔芒特家的下人全都躲在窗帘后面，胆战心惊地窥视着这场他们听不见的谈话，在这之后，公爵夫人肯定会禁止这个或那个仆人外出，他们一定是被这个“爱进谗言”的门房出卖了。
由于德·盖尔芒特夫人连续不断地向我展现出一张张迥然不同的面孔，而这一张张面孔，在她的整个打扮中占据的位置是相对的，多变的，时而大，时而小，因此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爱并不是倾注在这千变万化的肉体和纺织品的某个部分上。她可以一天换一张脸，一天换一身服饰，看到她我照样会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因为透过这不断变化的脸孔和服饰，透过这新的衣领和陌生的脸颊，我依然感觉得到是德·盖尔芒特夫人。我钟情的是这个指挥着这一切的看不见的女人。就是她，她对我有敌意，我就会黯然神伤；她靠近我，我就会心慌意乱，惶惑不安；我渴望能把她征服，把她的朋友从她的身边统统赶走。她可以插一根醒目的蓝羽毛，也可以炫耀她赭红色的肌肤，她这些行动对我不会丧失意义。
我自己倒没有觉出德·盖尔芒特夫人讨厌每天在路上遇到我，不过，我从弗朗索瓦丝的脸上看出了几分。每天早晨，当弗朗索瓦丝侍候我出门时候，她的脸上充溢了冷漠、责备和怜悯。我刚开口问她要我的衣服，就感觉到从她那张肌肉收缩、神态尴尬的脸上升起了一股逆风。我根本没有想赢得弗朗索瓦丝的信任，我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她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对我始终是个谜——能迅速知道我们——我和我的父母亲——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许这算不上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用某些特殊的情报手段来解释。有些野蛮部族就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获得某些信息的，要比邮局把这些信息传送到欧洲殖民地早好几天，其实不是通过心灵感应，而是借助于烽火，从一个山岗传到另一个山岗，最后传到他们那里。因此，就我每天上午散步这个特殊情况而言，可能是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仆人听到他们的女主人对每天在路上遇见我表露过厌烦情绪，而他们也可能把这些话讲给弗朗索瓦丝听。说实话，即使我父母不让弗朗索瓦丝而让另一个人来侍候我，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朗索瓦丝比别的仆人要少一些仆人气。她的感觉，她的善良和慈爱，她的严厉和高傲，她的狡狯和局限性，她的白皙的肌肤和红兮兮的双手，都说明她是个乡下姑娘，她的父母亲“日子过得挺不错”，但后来破产了，不得不送她出来当仆人。她在我们家好比是乡村的空气和一家庄园的社会生活，五十年前，它们被一种颠倒的旅行——不是旅行者走向旅游胜地，而是旅游胜地走向旅游者——带到了我们家中。正如基地区博物馆中的玻璃橱柜装饰着农妇们制作并用金银线镶边的稀奇古怪的物品一样，我们巴黎那套单元房间也装饰着弗朗索瓦丝从传统和地方的观念汲取的臣服于源远流长规则的话语。她善于绘声绘色地描述——就好象用彩色丝绒刺绣一样——她儿时的樱桃树和小鸟，她母亲的灵床。这一切她都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但是尽管如此，当她踏进巴黎，到我家当仆人后，没过多久就和各层楼上的仆人在意见上和法学观念上一致起来了（更何况任何人处在她的地位也会有同样的变化），她因不得不对我们表示尊敬而耿耿于怀，把五楼的厨娘骂她主人的粗话学给我们听，那副扬眉吐气的神情使我们生平第一次感到和五楼那个令人讨厌的女房客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我们不禁心想，也许我们真的是主人呢。弗朗索瓦丝性格的变化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极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必定孕育着某些瑕疵，就象法国国王的生活，他在凡尔赛宫，周围是他的侍臣，他的生活和古埃及的法老和中世纪的威尼斯总督的生活一样奇特，不仅是国王的生活，还得加上侍臣的生活。仆人的生活自然就更加奇特了，只是习惯蒙住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觉察不到。但是，即使我把弗朗索瓦丝辞退了，我仍然需要有一个仆人呆在我身边，这人有同样的甚至更加特别的缺点。因为我后来又用过好几个仆人，仆人的一般缺点他们应有尽有，但到我家后仍然很快发生了变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不被我性格的锋利尖角刺伤，他们都在自己性格相应的部位上装进一个相应的凹角。相反，他们却利用我的空子插进他们的尖角。而这些空子正因为是空子，我甚至还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也不知道我的仆人钻空子伸过来的尖角。但是我的仆人得寸进尺，越变越坏，使我终于知道了存在于我性格中的空子。正是通过他们不断养成的缺点，我才看到了我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可以说他们的性格是我的性格的反证。从前，我和我母亲经常讥笑萨士拉夫人，因为她总是用“那一种人，那一类人”称呼仆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想更换弗朗索瓦丝，恰恰是因为换上来的仆人不可避免地还是属于仆人那一种人，还会是我的仆人那一类的人。
言归正传。我一生中每受到一次凌辱，事先都能在弗朗索瓦丝的脸上找到同情和安慰。看到她怜悯我，我就会恼火，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说我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成功。但是，当我看到她脸上流露出有节制的但又是明显的怀疑神情时，看到她对她的预感充满了信心时，我的谎言又不攻自破了。因为她了解事情的真相，但却不吭声，只是动一动嘴唇，仿佛嘴里塞满了肉，在慢慢地咀嚼。她真不会讲出去吗？至少有很长的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认为只是通过说话才能告诉别人真情，连别人同我说的话我也会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储存在我敏感的大脑中，因此，我决不相信曾对我说过爱我的人会不爱我，就象弗朗索瓦丝一样，当她在“报上”读到有个神父或有个先生将违背邮局规定，免费给我们寄来能祛百病的灵丹妙药或把我们的收入提高百倍的妙方时，她会深信不疑。（相反，如果我们的医生给她最普通的药膏治她的鼻炎，尽管她平时什么样的的痛苦都能忍受，却会因为不得不给她的鼻子上药而发出痛苦的呻吟，确信这药“会使她的鼻子掉一层皮”，让她没脸见人。）弗朗索瓦丝第一个给我作出了样子（这个道理我是后来才明白，而且付出了更痛苦的代价，读者会在本书的最后几卷中看到，是我的一个心爱的人给了我教训），真情不说也会泄露出去，人们可以从无数的外表迹象，甚至从个性世界某些看不见的、与自然界的大气变化相类似的现象中搜集到。这样也许更可靠，用不着等别人说出来，甚至对别人说的话根本不必重视。按说我是可以觉察到这个问题的，因为那时我自己说话也常常言不由衷，可我的身体和行为却不由自主地泄露了隐情，弗朗索瓦丝一看便明白了真相；我是可以觉察到的，不过，我必须认识到自己有时也很狡猾，也会撒谎。然而，我和大家一样，说谎和狡猾直接地、偶然地受着一种个人利益的支配，是为了捍卫这一利益。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我的思想任凭我的性格暗地里完成这些紧迫而微不足道的工作，听之任之，不加干涉。
有时候，到了晚上，弗朗索瓦丝会对我很亲热，求我允许她在我房内坐一坐。每当这个时候，我似乎发现她的脸变得透明了，我看到了她的善良和真诚。可是不久，絮比安——我后来才知道他会多嘴——向我透露说，弗朗索瓦丝背地里说我坏透了，变着法子折磨她，说要吊死我，还怕会玷污她的绳子。絮比安的这番话仿佛在我面前用一种前所未见的色彩印了一张表现我和弗朗索瓦丝关系的照片。这张照片和我平时百看不厌的展现弗朗索瓦丝对我衷心爱戴，不失一切时机为我唱颂歌的照片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使我恍然大悟，不只是物质世界会呈现出同我们所见的世界截然不同的面貌，任何真实都可能会不同于我们直接的感觉，不同于我们借助一些隐蔽而又活跃的思想编造的真实；正如树木、太阳和天空，倘若长着和我们两样的眼睛的人去观察它们，或者某些不用眼睛而是用别的器官进行感觉的人去感觉它们（这时，树木、太阳和天空就成了非视觉的对等物），就会和我们所看见的完全不同。就这样，絮比安向我打开了真实世界的大门，这意想不到的泄露把我吓得目瞪口呆。这还仅仅涉及到弗朗索瓦丝，她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的呢？假如有一天爱情中也出现这种事情，那会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这是未来的秘密。现在还只涉及到弗朗索瓦丝一人。她对絮比安讲的这番话是她的真实想法吗？会不会是为了离间我和絮比安呢？可能是怕我同絮比安的女儿亲近而把她疏远了吧？我费尽脑汁，左猜右想，但我心里明白，弗朗索瓦丝究竟是爱我还是讨厌我，不管用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我都是无法弄清楚的。总而言之，是弗朗索瓦丝第一个使我懂得了这个道理，一个人，他的优缺点，他的计划以及他对我们的意图，并不象我过去认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固定不变的（就象从栅栏外看里面的花园和它的全部花坛一样），而是一个我们永远不能深入了解，也不能直接认识的朦胧的影子，我们对于这个影子的许多看法都是根据它的言行得出来的，而它的言行提供的情况往往很不充分，而且互相矛盾。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得出，在这片阴影上交替地闪烁着恨的怒火和爱的光辉。
我真心实意地爱着德·盖尔芒特夫人。我要祈求上帝赐予我最大的幸福，让她遭受各种灾祸，让她破产，让她名誉扫地，让她失去横在她和我之间的一切特权，让她没有住处，也没有人愿意理睬她，这样，她就会来求我，会到我这里来避难。我在想象中仿佛看见她来找我了。晚上，当周围的气氛发生一些变化，或者我自己的身体有明显好转时，我的思想会变得非常活跃，那些早已被我遗忘了的感想会似滚滚的波涛涌入我的脑海，然而，我没有利用我那刚刚恢复的体力来理清平时难得出现在我头脑中的这些思想，没有开始写作，而是喜欢大喊大叫，把我内心的想法以一种激烈的、外露的方式抒发出来；这不过是空洞的演说，毫无意义的手势，一部地地道道的惊险小说，枯燥乏味，信口开河，小说中的主人公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一贫如洗，来乞求我的施舍，而我却时来运转，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富翁。就这样，我几小时几小时地遐想着，嘴里念念有词，大声说着我在接待公爵夫人时应该说的话。尽管如此，我的处境依然如故。唉！事实上，我正是选择这个可能集中了各种优势，因而也就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女人奉献我的爱情的。因为她家资巨万，可同世界上最大的富翁相提并论，但又比他们高贵；还算她本人非凡的魅力，这使她成为众人的女王，烜赫一时，遐迩闻名。
我也感觉到了，每天上午我去迎她时她并不高兴。可是，即使我鼓足勇气，两、三天内不到她散步的路上去等她（这对我无疑是莫大的牺牲），德·盖尔芒特夫人也不一定会注意到，或者会把我这个克制的行动归因于我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情。只要还有可能，我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因为我需要和她相遇，成为她瞬间注意的对象和打招呼的人。这种需要反复出现，使我不能控制自己，也就顾不得会惹她不高兴了。我应该离开一段时间，但没有这个勇气。有时候我似乎拿定了主意，我让弗朗索瓦丝给我收拾行李，可是她刚收拾好我叫她把衣服放回原处了①她不喜欢这样，说我总是“摇摆不定”（她用了圣西门的语言。每当她不想和现代人竞争时，总会用前人的语言）。不过，她更不喜欢我用主人的腔调说话。她知道这对我不适合，我天生不是这样的种。她用“装腔作势不适合我”这句话来表达她的这个想法。我要走也一定要到一个能使我和德·盖尔芒特夫人接近的地方去，否则，我是万万没有勇气离开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假如我远离德·盖尔芒特夫人，到她认识的一个人那里去，她知道这个人择友非常挑剔，可他对我却非常赏识，他可以在她面前谈起我，这样，即使不能从她那里得到，至少也可以让她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可以同这个人商量能不能请他替我传递消息，只要有商量的可能性，哪怕他不同意，我也就可以给我那孤独而无声的梦想披上一层新的、有声的、积极的形式，在我看来，这就前进了一步，可以说是一大成就；假如能有这种可能性，我不就离她更近一些了吗？这总比每天上午孤孤单单、忍辱丢脸地在那条街上来回逛荡要强吧。再逛也逛不出个结果来，我想向她倾诉的心曲一个也传不到她的耳朵里。她作为“盖尔芒特夫人”有着怎样神秘的生活，常使我魂牵梦萦，想入非非；如果利用一个有资格进出公爵夫人的府邸，出席她的晚宴，可以同她进行长时间谈话的人作为媒介，间接地介入她的生活，这同我每天上午到街上去看她相比，固然距离远了一些，但岂不是一种更为有效的接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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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如一部模仿作品，为了不落俗套，会别出新裁地搞一些名堂，结果却毁了最自然、最自信的形式，弗朗索瓦丝也从她的女儿那里借来了一个词语，说我是个痴子。——作者注。
圣卢同我很有交情，对我也很赏识，但我总感到不敢当，因此从没有把他的盛情厚厚意当作一回事。可是突然我对他发生了兴趣。我多么希望他能把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他对我的赏识说给德·盖尔芒特夫人听啊！我完全有可能向他提出这个请求的。因为热恋中的男人如果有什么长处还没有被人了解，哪怕是非常微不足道的长处，总会想方设法透露给他心爱的女人听的，就象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通常总要让人知道他有继承权一样。他为他的心上人不知道他有这些长处而苦恼，他想自我安慰，便对自己说，正因为你的这些长处是看不见的，说不定她还可能认为你有一些别人所不知道的优点呢。
圣卢很久没能来巴黎了，他说是公务缠身，其实是心情忧郁，因为他和情妇的关系紧张，曾两度濒于破裂。他常来信说，如果我能到他部队的驻地去看望他，那会给他带来快乐。我在我这位朋友离开巴尔贝克的第三天，就收到了他写来的第一封信。当我在信封上看到他部队驻地的名字时，一股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城市，市内住着贵族和军人，周围有一望无垠的原野，这种乡村风光会使人相信它离巴尔贝克海滩很远。其实不然。天晴的时候，远处常常飘起断断续续的声音，宛若一片浮在天边的有声水汽；正如一排排蜿蜒曲折的杨柳帷幕会使人看出树下边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一样，这片有声的水汽告诉人们有一个骑兵团在那里变换队形，进行操练。这此起彼伏的声音使得市内各条街道和林荫大道以及各个广场的空气最终也颤动起来，经久不息地回荡着战争的音乐，四轮载货车或有轨电车发出的粗野的轰鸣声持续不断，有如军号吹出的震耳欲聋的集合号，在那些有幻听感觉的人的耳畔经久回荡，不让他们有片刻的安宁。这个城市离巴黎不很远，乘快车我可以赶回家睡觉，回到我母亲和外祖母身边。当我明白了我当天就可以返回巴黎时，我就被一种痛苦的思念折磨得心绪不宁，下不了决心到底是回巴黎，还是在这个城市过夜。但我也没有勇气阻止车站的一个职员把我的行李扛到一辆出租马车上；我只好象一个没有外祖母盼望我归家的旅客，随随便便地跟在这个职员的后面，跟着行李走了；我只好什么也不想，装着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的样子，从从容容地上了马车；我把骑兵营房的地址给了马车夫。我生平第一次同这个城市接触，我想，为了减轻我心中的不安，圣卢一定会到我下榻的旅馆来陪我过夜的。门岗去找他了。我在军营的大门口等候。十一月的冷风在这个酷似一条大船的军营中呼呼地吹着。正是晚上六点钟，走出军营上街的人络绎不绝，都是两个两个的，一个个踉踉跄跄，似乎刚刚上岸，在一个异国的港口暂时停留。
圣卢来了。他的身子左右前后地摇晃着，眼前的单片眼镜也随着他身子一摇一晃。我没有让门岗通报我的姓名，急于想看到圣卢惊喜若狂的样子。
“啊！真不凑巧！”他一看见我就嚷了起来，脸一直红到耳朵根。“这个星期我刚好值勤，八点以前不能外出。”
他想到这第一夜没有人陪我，有点担心（因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知道我一到晚上就会忧虑不安，在巴尔贝克海滩他就发现我有这个毛病，常常设法为我排解忧愁），于是他停止了抱怨，向我转过身，朝我投来一个个微笑和一道道温柔可亲但变化不定的目光，微笑直接从他眼睛中射出，目光却经过了单片眼镜的反射，但无不泄露了和我重逢的激动心情，同时也暗示着那个非常重要的，过去我一直不理解而现在却对我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们的友谊。
“我的上帝！您住到哪里去好呢？说实话，我不会劝您去住我们搭伙的那个饭店的，它挨着展览馆，那里就要举行开幕式，人多得不得了。不去那里！还是住到弗兰德旅馆去吧。
那是一座十八世纪的豪华建筑，里面铺着古老的地毯。这‘显得”象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色古香的古老住宅’。”
圣卢总喜欢用“显得”代替“好象”，因为口头语言也和书面语言一样，常常需要词的意义有点改变，需要寻求高雅的表达方式。新闻记者往往不知道他们使用的“高雅词语”出自哪个文学流派，圣卢也一样，他的词汇，他的措辞可以同时模仿三个不同的修辞学家，他同他们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是通过间接途径的反复灌输，耳濡目染，他对那些语言形式也就运用自如了。“况且，”他下结论说，“这个旅馆对您的听觉过敏症尤其适合。不会有邻居打扰您。我承认，这个有利条件不值得一提，因为保不住明天会有游人来投宿，也就不必为这个靠不住的理由选择这个旅馆了。这不是主要原因。我让您住到那里去，是因为那里的外观雅致。房间相当舒适，家具古色古香，赏心悦目，有一种叫人放心的感觉。”但是，我没有圣卢的艺术鉴赏力，一所漂亮的房子带给我的快乐是微乎其微的，不可能排解正在我心中升起的忧闷。从前在贡布雷，当我的母亲不到我房间来向我道晚安的时候，还有，当我到达巴尔贝克海滩的那天，一个人呆在空空荡荡、飘溢着浓郁的香根草味的房间里的时候，也曾产生过这种难以忍受的忧闷。圣卢见我目光呆滞，忧形于色，也就心中有数了。
“看来，可怜的小家伙，您是看不上这个漂亮的旅馆罗，瞧您脸色多么苍白。我真象一个不近情理的人，给您谈什么地毯之类的，您哪有心思去欣赏这些东西。您要住的那个房间我很熟悉，我个人觉得它很舒服，但我也知道您很敏感，您的感觉跟我的不一样。可不要认为我不理解您，我们两人的感觉是不一样，但我能理解您。”
一名士官在院子里驯马，正忙着教马跳跃，士兵向他行礼，他也不还礼，可是谁要是挡了他的路，他就破口大骂。这时，他朝圣卢笑了笑，发现圣卢在和一个朋友说话，便打起招呼来。可是他的马发开了脾气，兀立嘶叫。圣卢扑上前去，抓住缰绳，把马制服后，又回到我的身边。
“是的，”他说，“我向您保证我是了解您的，您的痛苦也就是我的痛苦。我想，”他接着又说，一面亲切地把手放到我肩上，“要是我能呆在您身边，和您痛痛快快地聊上一夜，也许能使您减轻一些痛苦。我一想到不能这样做就心里难过。我可以借给您很多书看，不过，象您现在这样的心情，是不可能读书的。可惜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找人来替我值班了，我连着请了两次假，因为我的女朋友来了。”
他皱了皱眉头，因为他在爱情上遇到了麻烦，也因为他在苦思冥想，就象一个医生，想找一副良药为我医治病痛。
“快去给我房间生火，”他看到一个士兵过来，吩咐道。
“喂，快跑，抓紧点！”
说完，他又转向我，单片眼镜和近视目光都表露了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
“真没想到您会到这里来，到这个我对您朝思暮想的军营里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是不是在做梦？说真的，身体怎么样？比过去好些了吗？呆会儿您给我好好讲一讲。上我寝室去，别在院子里呆久了，这里的风太大，我无所谓，可您刚来，不习惯，我怕您会着凉。书呢？开始写了吗？没有？您太怪了！要是我有您这样的禀赋，我相信我会从早写到晚的。您觉得什么事也不做更快活。象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总想写些什么，而那些能干的人却不愿意写，这真是莫大的不幸！瞧我只管说，忘了问您外祖母大人的情况了。她那本蒲鲁东①一直不离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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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这里系指蒲鲁东的著作。
一个身材魁伟、英俊威武的军官庄重而缓慢地走下楼梯。圣卢朝他行礼。当他把手举到帽沿的时候，他那总是扭动着的身躯暂时静止不动了。可他举手的动作是那样匆忙，那样用力，挺身的动作是那样急促，礼毕后放下手的动作又是那样突然，使得肩膀、腿和单灯眼镜都改变了位置。因此，这一时刻与其说是静止的，倒不如说是颤动而紧张的，那些刚刚完成的和即将开始的过于频繁的动作，在这紧张一刻互相抵消了。然而，那位军官没有朝我们走来。他镇静、庄重、和蔼可亲，具有皇家风度，一句话，与圣卢完全相反。他也把手举向帽子，但他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我要跟上尉说句话，”圣卢低声对我说，“请您到我房里去等我，四楼右边第二个门，我待会儿就回去。”
说完，他疾步朝上尉走去，单片眼镜在他眼前晃动。上尉庄重而缓慢地走着，这时有人给他牵来了马，上马前他下了几道命令，手势显示出一种矫揉造作的高雅，好象是在哪张历史画卷上学来的，仿佛即将奔赴第一帝国的战场，其实他是回家去，回到他在东锡埃尔市租的房子去。房子坐落在一个广场上。就好象是未卜先知，对这个拿破仑式的人物嘲弄似的，这个广场命名为共和广场。我上了楼梯，梯级上钉着大头圆钉，每走一步都差点滑倒。我看见几间寝室，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两排床和背包，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有人给我指了圣卢的房间。我在紧闭的门扉前站了一会儿，因为我听见里面有动静。有人在移动一件东西，碰翻了另一件。我觉得房间不是空的，里面有人。其实是壁炉里刚生的火在燃烧。它一刻也不安宁，笨手笨脚地移动着木柴。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火把一根木柴推到一边，让另一根冒起了烟。它不动时，也会象粗俗的人那样，时时刻刻发出吱吱声；从我看到冒出火苗时起，我就听到了火的声音；但是，如果我在墙外，我肯定会以为有人在擤鼻涕，在走路。最后，我在房里坐了下来。十八世纪的浅底花绸和德国深色布做成的帷幔，使圣卢的卧室免受弥漫在建筑物其余部分的变质黑面包那样难闻气味的侵蚀。我就要在这里，在这间可爱的卧室里幸福而安宁地用晚餐和睡觉了。我感到圣卢就在房间里，因为写字台上放着他读的书，书旁边是照片，我认出有我的一张，还有德·盖尔芒特夫人的一张；火对壁炉终于适应了，它象一头野兽，静卧着，焦急而忠实地等待着，只是隔一段时间就抖下一根木炭，木炭即刻变成灰烬，或者用火苗舔一舔炉的内壁。我听见圣卢的表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想必它离我不会太远。这滴答声时刻变动着位置，因为我看不见表；我感到这声音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有时消失了，好象离我很远很远。突然，我发现表就在写字台上。于是，我听见滴答声固定在一个地方，再也不动了。我以为听见它在那里，其实不是听见，而是看见。声音没有地点。至少我们把声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了，声音因此也就有了用处，能向我们预示运动，使运动显得必然和自然。当然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一个病人耳朵堵得严严实实时，就不再会听见此刻圣卢的壁炉内火发出的毕毕剥剥的声音（火正在把木柴变成木炭和灰烬，然后把它们抖进它的篓筐中）；也不会听见有轨电车经过东锡埃尔大广场时不时弹出的乐曲。这时候，病人看书，翻书时会听不见一点声息，仿佛有一个天神在帮他翻。准备洗澡水时弄出的巨大响声减弱了，变轻了，离远了，仿佛是天河发出的淙淙声。声音的远离和变小，能消除它对我们神经的刺激。刚才榔头的敲击声似乎把我们头顶上的天花板都震动了，我们被搞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而现在它们犹如在公路上同微风玩耍的树叶发出的沙沙声，遥远，轻微，撩拨人心，叫人越听越想听。我们用纸牌“占卜”，但听不见翻牌的声音，会以为不是我们在翻牌，而是牌自己在动，是为了迎合我们的愿望，主动和我们玩起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由此而推想，对于爱情——甚至可以加上对生活和对荣誉的热爱，因为有些人似乎非常热爱这两样东西——也采取同样的办法，不是让声音停止，而是把耳朵堵住呢？能不能模仿他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防卫力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不是去损害我们所爱的人，而是减少我们本身忍受的痛苦。
还是回到声音上来。如果把塞住耳朵的棉球加厚，就会使少女在我们楼上弹奏的奔流激荡的钢琴曲，听起来宛若小溪流水般的轻音乐。如果在一只棉球上涂上一种油脂，这样整所房子都会听从它的摆布，屋内和屋外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这时，用轻柔的乐段来形容演奏就不够了。棉球瞬间闭上了钢琴的键盘，音乐课突然结束了；在我们楼上走动的先生突然停止了走动；马车和电车中断了行驶，好象在恭候一个国家元首的驾临。可是象这样的减弱声音，非但不能使人安寝，反而搅得人睡不着觉。昨天，那缠绵不断、无休无止地向我们描绘着街上和屋内的运动的声音，象一本枯燥乏味的书，终于把我们带进了梦乡；今天，我们塞住了耳朵，睡得正酣，周围寂静无声，突然噹啷一响，比其他的声音更加响亮，但在我们听来却轻得象人们的叹息，同其他的声音没有联系，真是神秘；我们会被惊醒，想知道这是什么声音。相反，如果把塞在病人鼓膜上的一层层棉花暂时取出来，声音构成的光线，又会象一轮红日升起，在宇宙中再生，刺得人睁不开眼睛；被流放在外的众声音也会全速赶回来；我们会听到人声复活了，有如音乐天使的合唱声。寂静无声的大街顿时被长着翅膀、风驰电掣、接连不断地开来的电车天使的歌声淹没。在房间里，病人创造了火的声音，而不是象普罗米修斯那样创造了火。如果一会儿加厚塞耳朵的棉团，一会儿又把它们取出来，这样，就如同在交替地踩着装在音响世界大轱辘上的两个脚蹬。
不过，有些人听不见声音并不是暂时的。有人耳朵完全聋了，他要煮牛奶也不得不用眼睛紧紧盯着掀开的锅盖，窥伺着象是预示一场北极暴风雪的白光，这是牛奶煮沸的前兆。明智的做法是看见这个前兆就拔去电插头，就象上帝挡住波涛一样。因为牛奶煮沸了，奶孵出的卵在痉挛。在升腾，经过几次斜向的鄱滚，完成了发育，几叶被奶皮弄得皱巴巴的风帆倾斜着，鼓满了风，一叶珠色的风帆向着暴风雪中冲去；如果切断电流，及时祛除暴风雪，就会使风帆原地旋转，变成木兰花瓣，在奶的海岸中漂流。如果这个病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切断电源，他的书，他的表，顷刻间就会被牛奶的白色海洋吞噬，怒潮过后微微露出海面，他只得喊叫他的老女仆前来帮忙；尽管他是个赫赫有名的政治家或德高望重的大作家，他的老女仆仍然会数落他还不如五岁的孩儿懂事。在别的时候，门紧闭着，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这神奇的房间，我们没有听见他进来，他就象木偶戏中的木偶，光做手势不说话，这使那些听腻了讲话的人耳边得到了清静。至于这个耳朵全聋的人，既然失去一种官能也和获得这种官能一样，能给世界增辉添美，当他在一块还没有诞生声音的乐园式的土地上闲步时，他会感到赏心悦目，其乐无穷。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单为他的眼睛显示那水晶般透明的水帘，比风平浪静的大海还要平静，同天堂中的瀑布一样纯洁。因为在他耳聋之前，声音于他是引起运动的可感知的形式，所以无声而动的物体似乎是动而无因；这些物体失却了声音的特性，展现出自发的运动，似乎有了生命；它们自发地运动，静止，着火；它们自发地飞起来，就象史前长着翅膀的巨兽，在聋子这个没有邻居、冷冷清清的家庭中，在他还没有全聋的时候，开饭时仆人就已经够谨慎的了，总是不声不响地上菜，而现在却是由哑巴开饭，看上去有点儿偷偷摸摸的，象童话剧中给国王摆饭一样。聋子在窗口看到的建筑物——兵营、教堂或市政厅——也不过是童话剧中的布景。这座建筑物一旦坍塌，会释放出眼睛可以看到的铺天盖地的灰尘和成堆成堆的瓦砾；虽然它不象舞台上的宫殿那么单薄，但也不那么具有物质性，即便沉重的巨石坠入神奇的世界，也不会发出任何声音来扰乱那纤尘不染的宁静。
笼罩在这间我刚来不久的军人小房间里的相对的宁静突然被打破了。门打开了，圣卢风风火火地走进来，让他的单片眼镜落到胸前。
“啊！罗贝，在您这里太舒服了！”我对他说。“能在这里吃晚饭和睡觉，那该多好啊！”
的确，要不是军纪禁止客人留宿，我一定能体味到平静而无忧无虑的休息。军营中被许多遵守生活规律、心境恬静、意志坚强的人和无所挂虑、幽默诙谐的人维持着那种安谧、警惕和欢快的气氛会使我高枕无忧地进入梦乡。在这个大家庭中，时间披上了行动的形式，悲哀的报时钟声被欢快的军号声取而代之，这集合的号声余音缭绕，犹如浮尘，永远飘荡在城市街道的上空——它确信人们在洗耳恭听，它象音乐那样悦耳动听，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权力需要人服从，而且表明服从会使人得到幸福。
“哈！这样说您是喜欢跟我睡在这里，而不愿意一个人住到旅馆里去罗，”圣卢笑嘻嘻地对我说。
“喂！罗贝，您还讥笑我呢，您太残酷了！”我对他说。
“您明明知道我住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去那里却是受罪。”
“您可冤枉我了！我高兴都来不及哩！”他对我说。“因为我们不谋而合，我也希望您今晚留在这里。刚才我就是为此去请示上尉了。”
“他批准了？”我嚷了起来。
“很顺利。”
“啊！我崇敬他！”
“不！这太过分了。现在让我把勤务兵叫来，让他给我们准备晚饭，”当我转过头去掩饰我的眼泪时，他又说了一句。
有好几次，圣卢的这个或那个同事闯入房间，都被他赶走了。
“得了，滚出去！”
我恳求他让他们留下来。
“不，他们会让您讨厌的，他们都是些老粗，缺乏教养，不是谈梳刷马匹，便是谈赛马。再说，就是为了我也不能让他们呆在这里，他们会把我渴望已久的这个宝贵时刻搅得毫无趣味的。不过，您得看到，我给您谈我的同事粗俗，不等于说军人都智力低下。远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个少校，他就是值得钦佩的人。他教一门课程，用示范表演和教代数的方法给我们上军史课，有时归纳，有时演绎，即使从美学的观点看，也是非常出色的，您听他的课也一定会赞不绝口。”
“难道不是那位上尉批准我留在这里的？”
“是他。真是谢天谢地！因为您为了这一点小事就不胜‘崇敬’的那个人，是地球上从没有过的大傻瓜。他很会管理部队的伙食和士兵的仪表，一天好几个小时都同上士和裁缝泡在一起。这就是他的德行。而且他也和大家一样，非常瞧不起我给您讲的那个值得钦佩的少校。谁都不和少校来往，因为他是共济会会员，不到教堂去忏悔。鲍罗季诺亲王从来不邀请他。可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小庄园主的重孙，这是无人不晓的，假如没有拿破仑战争，他自己很可能也是个小庄园主，有什么可以充英雄的。况且，他也有点意识到他的不伦不类的社会地位。他几乎从来不到赛马俱乐部去，因为他在那里很尴尬，这位冒牌的亲王，”罗贝补充说。他的模仿精神促使他同时接受了他老师的社会理论和他父母亲的社会偏见，因此，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一面看不起第一帝国的显贵，一面却对民主极其崇尚。
我凝视着他舅妈的照片，心想圣卢既然有这张照片，就有可能把它送给我，因此我也就更加珍爱圣卢了，愿意为他效一千次劳，只要能换来这张照片，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因为看到这张照片，就如同又一次遇见了德·盖尔芒特夫人，甚至是一次永恒的相遇，仿佛我们的关系突然有了转机。她头戴阳帽，在我身边停了下来，第一次让我尽情地睇视这丰满的腮颊、脖子的拐角和眉梢（这些至今对我仍好象蒙上了一层薄纱，因为她总是匆匆而过，而我的印象也是瞬息万变，令人眼花缭乱，我的记忆也很不稳定，很不可靠）；凝视照片就如同凝视一个我从没有看见穿过袒胸露肩连衫裙的女人的胸脯和胳膊，对我来说无疑是发现了一种销魂的快感，使我受宠若惊。这些线条对我似乎是禁区，现在我可以在照片上对它们进行研究，就象研究一本对我唯一有价值的几何著作中的线条一样。后来，当我把目光移到罗贝身上时，发现他简直是他的舅妈的复制品，一种使我感到神魂颠倒的奥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因为虽说他们两人的脸不完全一样，但是血缘相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深深印入我的贡布雷的视觉中的脸部线条，鹰钩鼻，锐利的蓝眼睛，似乎也用来勾勒出罗贝的脸的轮廓，同样异常细腻的肌肤，只是面容显得清癯一点。我看着显露在他脸上的盖尔芒特家族的特征，心中不胜羡慕；这个家族在世界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永远不会消失；它远离人群，周围有一种神妙非凡的神鸟的光轮，因为它似乎诞生在神话时代，是一个女神和一只神鸟结合的后裔。
罗贝见我温情脉脉的样子，极是感动，但他并不知道我动情的原由。况且，炉火的热气和香槟酒使我感到阵阵快意，因而也使这种柔情有增无已。我的额头沁出了一粒粒汗珠，眼睛里也饱含着泪水。圣卢拼命叫我吃小山鹑。我一面吃，一面赞不绝口，就象一个不信教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派别，当他在一种不熟悉的生活中发现了他认为应该受到这种生活排斥的东西（例如，一个自由思想家在教士的住所品尝了一顿精美的晚餐），会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第二天醒来，我好奇地跑到圣卢的窗口（窗子很高，俯瞰着整个地区），想看一看、认识认识周围的田野，因为我昨天到得太晚，田野已在夜幕下入睡了，我没能够看清它的面目。可是尽管它很早就醒来了，当我打开窗子时，只见它仍然裹在那件用晨雾做成的柔软而温暖的白袍里，我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仿佛站在城堡的窗口朝着池塘的方向遥望，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但我知道，不等在院中刷洗军马的骑兵结束他们的工作，田野就会卸去晨装。我现在只能看见一个光秃秃的山丘，把它那已经退出了阴影的、纤弱而凸凹不平的背脊紧紧贴着军营。我透过装点着白霜的透明帷幔，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陌生人，而它也是第一次在把我凝望。后来我习惯到军营来了，每次来我都意识到山丘的存在，因此，即使看不见，也会觉得它比巴尔贝克的旅馆，比我们在巴黎的住所真实（我也常常思念巴尔贝克的旅馆和我们巴黎的住所，但就象思念不在我身边的人或死去的人一样，也就是说，不太相信他们的存在）；我的这种意识，会使山丘的侧影不知不觉地反射到我在东锡埃尔的最细微的印象上，就今天早晨而言，是反射到圣卢的勤务兵在这间舒适的卧室里为我准备巧克力时给予我的那种热气腾腾的美好印象上。这间卧室似乎成了一个可以凝视山丘的瞭望台，晨雾弥漫，我只能从屋里远眺山丘，不可能到那里去散步。这浸润山丘的茫茫雾霭，尽管它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它与巧克力的香味和我当时思想的整个脉络一结合，也就滋润了我头脑中的想法，正如巴尔贝克留给我的是永不变色的金碧辉煌的印象，而贡布雷给我的印象却是屋外黑陶土的楼梯留下的一层灰暗的色彩。晨雾没过多久就退下去了，太阳光向雾幕射出几支金箭，但却无济于事，只给雾幕镶上了几道灿烂的光辉，但最后终于将它制服了，山丘此刻向彤彤旭日献出了它的灰圆顶。一小时后，当我沿着城市的街道漫步，只见金灿灿的朝阳照射着树叶和墙上的选举宣传画，使树叶的红色和宣传画的红色和蓝色变得更加艳丽夺目，我不禁情绪激奋，边哼着歌，边在马路上逛荡，要不是我竭力克制自己，真会高兴得在街上蹦跳起来。
第二天我就得去住旅馆了。还没有去我就知道我在那里会感到忧郁。这种忧郁的心情好比一种令人窒息的香气，自我出生以来，任何一个新房间，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房间，都会散发出这种使我透不过气来的香味。在我平时住的房间里，我似乎并不存在，我的思想在别处，仅仅让习惯代替思想起作用。可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我不可能再叫习惯——这个不如我敏感的女仆——照管我的衣物，因为我比她早到，孤零零一个人，必须使“我”同新地方的事物接触；而这个“我”，隔几年才找回一次，但他始终没有变，从我离开贡布雷以来，从我第一次到巴尔贝克海滩以来，一直不见他长大，他呆在一只弄得乱七八糟的箱子旁哭得不可开交。
然而我错了。我没有功夫忧虑，因为我一分钟也没能单独呆着。这座古老的建筑物仍然保留了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奢华。这极度的奢华在一座现代化的旅馆里会没有用武之地，但在这里却一点也不显得矫揉造作，在无所事事中显示出一种生命力。走廊弯弯曲曲，漫无目的地游来游去，人们随时都能碰见；客房的前厅长似走廊，装饰得和客厅一样，与其说是旅馆的一部分，毋宁说是旅馆的客人，它们没有被纳入一套套的单元房间之内，而是围绕我那套房间徘徊，我一到，它们就来和我作伴——它们有点象旧时代的小幽灵，游手好闲，但默不作声，人们让它们呆在租的客房门口，每当我在路上和它们相遇，它们总向我表示默默的关怀。总之，住宅的一般概念——如果说住宅仅仅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场所能使我们避免挨冻，不让外人看见——那是绝对不适合这幢房子的。这里，一间间屋子就象一个个人那样真实，虽说是不声不响，但人们从外面回来，不可避免地要同它们相遇，要么避开它们，要么热情地接待它们。大客厅从十八世纪起就习惯于它的暗黄的四壁和五彩的天花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尽量不去打搅它，每次看见它总要向它表示敬意。那些小房间更使人感到亲切和好奇，它们多得数也数不清，就象一群逃兵，也不管对称不对称，整齐不整齐，从大客厅向着四周溃逃，张皇失措，乱成一团，一直逃到花园，走过三级破破烂烂的台阶，顺利地消失在花园中。
如果我到我房间去不想乘电梯，也不想在大楼梯上被人撞见，就会有一条较为狭窄的、废弃不用的便梯向我伸出它的台阶。台阶一级挨一级，上下巧妙地排列着，在它们的递进中仿佛释放出一种完美无缺的和谐，就是我们在颜色、芳香和美味中能感觉到的常常会激起我们官能无限快乐的和谐。但是，上下楼梯激起的官能快乐，我还是来到这里后才感受到，就象从前那样，只是到了阿尔卑斯山我才知道呼吸这个平时不引人注目的行为，会给人一种永恒的快感。我第一次爬这些台阶就感到非常省力（一般说来，只是用惯了东西才会使人省力），仿佛我在认识它们之前，它们就对我很熟悉了，仿佛能把只有习惯才会产生的舒适感提前给了我（我还没有养成习惯，况且，一旦养成习惯，习惯的威力对我也就会减弱），可能是它们从前每天迎送的主人把这种舒适感揉进它们内部了。我打开一个房间，双扉门在我身后合拢，打褶的帷幔带来了肃静，但我感到好象做了国王一样心醉神迷。
一具饰有铜雕的大理石壁炉——如果认为它只能代表督政府①时代的艺术，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为我生着了火，一张矮脚椅供我坐着烤火取暖，我象坐在地毯上一样舒服。墙壁紧紧拥抱房间，把它与世隔绝；墙上有壁橱，以便把要装的东西装到里面去；还留出一块地方放床，床两边有几根柱子，轻轻地支撑着床头加高了的天花板。大房间里首有两个小房间，和大房间一般宽，后面一间的墙壁上挂着一串用蓝蝴蝶花的根块串成的念珠，这串给人以快感的念珠，为那些想来这里静心养身的人增添了愉快的芳香；如果我躲进这小房间时让一道道门敞开，就会使小房间陡然扩大三倍，又不致破坏它的和谐感，不仅使我的眼睛在享受紧缩的快感后又饱尝扩大的乐趣，而且还会使我那不可侵犯的、但已不再是封闭式清静的快感增加几分自由的感觉。这个小房间的窗户开向一个院子，象在俯视一个孤独的美女；第二天早晨我发现这个院子被周围没有窗户的高墙封锁住，院中只有两棵苍黄的大树，但足以给万里无云的蓝天增添一丝淡紫色的柔和感，我不禁为有这个孤独的美女为邻而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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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795年—1799年间的法国政府。
睡觉前，我走出房间，想对我这神奇的领地进行一次全面的勘探。我沿着一条走廊朝前走去，走廊很长，依次向我展示它的宝物，只要我没有睡意，它愿把它的全部宝物都敬献给我：一把在角落里放着的安乐椅，一架古钢琴，一个摆在墙上蜗形腿狭台上的插满瓜叶菊的蓝陶花瓶，镶在一个古老镜框里的幽灵似的古代妇人，扑了白粉的头发上插着几朵蓝花，手里拿着一束石竹花。我来到走廊的尽头，一堵不开门的墙诚恳地对我说：“现在该往回走了，不过，你看见了，这里就是你的家。”可是，柔软的地毯为表示它受惠知报，对我说，如果夜里我不睡觉，完全可以光着脚来，而那几扇朝向野外的没有百叶板的窗户向我保证它们彻夜不眠，无论我什么时候来，都不必担心会把它们吵醒。在一个帷幔后面，我发现有一间小屋，被墙堵住了去路，要逃也逃不了，提心吊胆地躲在那里，惶恐不安地瞪着它那被月光染成葱白色的牛眼睛看着我。我上床睡觉了，但是鸭绒被、小圆柱、小壁炉使我的注意力处在一种和我在巴黎时完全不同的状态，使我不能按照老习惯胡思乱想地做梦。注意力的这种特殊状态围绕着睡眠，影响了、改变了睡眠，使它同我们的某个记忆系列直接挂钩，因此，我第一夜的梦中所充斥的形象不能同我平常睡眠中打交道的记忆系列挂钩。睡觉时，我试图把自己拉回到我习惯的记忆系列，但是那张我还没有适应的床和翻身时对睡姿不得不给予的注意，就会出来校正或维持我做梦的新思路。睡眠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是一个道理。只要把我们的习惯稍为改变一下，就能使它充满诗情画意，比如还没有脱完衣服就倒在床上呼呼睡着了，睡眠的深浅就会发生变化，它的美也容易领略到。我们醒来，看看表是四点钟，其实只是凌晨四点，我们会以为睡了整整一天，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几分钟意外的睡眠充足而踏实，有如皇帝的金球①，是上帝根据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授与我们的。第二天清晨，我正梦见外祖父一切准备就绪，在等我一起到梅塞格里丝教堂去做弥撒，我心里好生烦恼，可就在这时，骑兵团的军乐声把我惊醒。这个骑兵团每天都要从我窗前经过。但也有两三次——我这样说不无道理，因为人的生活是沉浸在睡眠中的，睡眠夜复一夜地围绕着生活，犹如海水围绕着半岛，如果我们不把生活沉浸在睡眠中，就不可能把它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我睡得死极了，任凭军乐声吼叫，我仍然什么也听不见。其他时候，我会被科学产生的乐声惊醒一会儿，但我的意识刚从睡梦中醒来，仍然朦朦胧胧，尖利的笛声对我的意识不过是轻柔的抚摸，犹如晨鸟轻柔而清新的呢喃，这现象如同事先上了麻药的器官，灼痛感开始并不明显，只是到最后才有感觉，象是轻微的烫伤引起的疼痛。但是，龙骑兵还没有全部从我窗前过完，睡眠就夺走了声音花束的最后几枝怒放的鲜花，我又沉入梦乡。我的意识和这个声音花束的于茎接触的面是那样小，受睡眠的哄骗是那样深，后来当圣卢同我听没听见乐声时，我甚至怀疑那军乐声是我想象出来的；就象在白天，只要稍微听到街道上空升起一点声音，我就会以为是军乐声。也许我是在梦中听到这个声音的，怕被惊醒，或者相反，怕醒不过来，看不见龙骑兵的队伍。因为常有这样的事，我以为被声音惊醒了，其实我还睡得好好的，这以后一个小时内我都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我会在睡眠的白幕布上给自己演出各种各样的皮影戏，睡眠竭力阻挠，但我却幻觉看到了瘦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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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置于十字架上象征君王权力的标志。
的确，有时白天做的事，当睡眠来临时，只能到梦中去完成。换句话说，先要经过一个改变方向的昏昏欲睡的阶段，遵循一条完全不同于我们醒着时所遵循的道路。同一件事有两种不同的结局。尽管如此，我们睡眠中生活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那样不同，失眠者首先想到的是要摆脱现实世界。他们连续几个小时闭着眼睛，脑子里盘旋着和他们睁眼时同样的想法，一旦发现头一分钟出现了一个异常的想法，从表面上看这想法与逻辑规律和现实生活相抵触，他们就会恢复勇气。这个短暂的“失神”表明睡眠的大门已经打开，也许他们马上就可以溜进门去，脱离现实感觉，到离开现实多少有段距离的地方歇歇脚，这样，他们就会或长或短地“美美”地睡上一觉。但是，当我们背向现实，接触到前面几个龙潭虎穴时，我们也就前进了一大步。在这些龙潭虎穴中，“自我暗示”就象巫婆。正在准备可怕的食物，使我们想象出各种疾病，或导致神经官能病复发，并且窥伺着疾病在无意识的睡眠中凶猛发作，好把睡眠打断。
离此不远是花园，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各种不同的睡眠犹如一些花草，默默无闻地生长在这座花园里：曼陀罗，印度大麻，各种乙醚精，颠茄，鸦片，缬草。这些睡眠花迟迟不开，直到那个负有天命的陌生人前来触动他们一下，它们便绽开出奇丽的花朵，连续好几个小时在睡眠者身上释放出一个个睡梦，那郁烈的香味令人惊异万状，赞叹不绝。花园深处是修道院，窗子全部敞开，不断地回响着我们在睡觉前学习的功课，只有到觉醒时才能记熟。这时，我们心里的闹钟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这是觉醒的预兆），闹钟的定时万无一失，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而当家庭主妇来向我们报告七点钟时，发现我们已经醒来。在这间向睡梦敞开大门的房间里，睡梦在不倦地工作，使人们忘记了爱情的忧愁。有时，这项工作会被一个充满模糊记忆的恶梦打断，但它很快又会重新开始。我们醒来后，仍然有梦的记忆悬挂在房间那黑漆漆的墙壁上，但这些记忆被黑暗笼罩着，往往要到下午，当一个相似的印象把光线投到它们身上时，我们才第一次看见它们。有几个已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尽管在梦中是那样的清晰。当我们认不出来时，只好匆匆把它们埋入泥土中，就象埋葬很快就腐烂的尸体或遗骸旁的物品，这些物品已经受到严重损坏，即使最高明的修理匠，也难以使它们复原，再派用场。
栅栏旁是采矿场，深睡到这里来寻找浸泡脑子的涂料。这种涂料坚硬无比，如果睡眠者的意志要把睡眠者唤醒，即使在一个黄金般美好的早晨，也必须象年轻的西格弗里德①那样挥舞刀斧，大砍一阵。再过去仍然是恶梦的世界。愚蠢的医生硬说恶梦比失眠更容易使人疲倦。其实相反，它们能使爱沉思的人转移注意力。恶梦会向我们呈现一本本怪诞的画册，比如，我们已故的双亲刚刚发生了一起严重车祸，但不排除不久就能痊愈的可能性。在等待父母疫愈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圈入一个小老鼠笼内，他们变得比白鼠还要小，浑身长满了大红水泡，头上插着一根羽毛，模仿西塞罗②在给我们发表雄辩的演说。在这本画册旁边是觉醒的转盘。因为这个转盘，我们会暂时遇到烦恼，必须回到一幢五十年前就倒塌了的房子里去，然而，随着睡眠的退却，这幢房子的形象逐渐消失，这中间还会出现好几个不同的形象，等到转盘停止转动，我们得到最后一个形象，同我们睁开双眼所见的形象竟会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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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神话中英雄。
②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
有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因为我陷入了万丈深渊的睡眠中，幸亏我不久逃了出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脑袋沉甸甸的，塞满了东西，要把那些灵活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它们很象喂养的赫丘利①的仙女——在我睡觉时加倍活动带给我的东西全部消化掉。
我们把这种睡眠叫做铅睡，也就是沉睡，因为这样的睡眠中止后，甚至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还会感到浑身死沉沉的象个铅人。我们不再是什么活人了。可是，为什么当我们象寻找遗失的物品那样寻找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时候，最终找回来的总是“我”，而不是别人呢？为什么当我们重新开始思考时，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以前的个性呢？我们看不出是什么在支配这种选择，为什么在成千上万个可能的候选人中，偏偏选中了昨天的“我”。当思想确实被阻断的时候（或者一觉睡到天亮，或者梦的内容与清醒时意识中的印象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在给我们引路呢？也确实有过死亡，例如当心脏停止了跳动，而舌节律性牵引法②使我们苏醒的时候。一个房间，哪怕我们只见过一次，也可能会唤醒我们的记忆，而在这些记忆上面，还悬着更悠久的记忆；或者它们中有的会被埋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毫无意识。经过睡眠这个大有好处的灵魂脱窍，觉醒时的情景实际上应该和我们回忆起遗忘了的名字、诗句或副歌时的情景一样。如果把灵魂的死而复生当作记忆的一个奇特现象，那倒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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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的大英雄，为主神朱庇特和凡女所生，遭到天后朱诺陷害，但自小受到仙女庇护。
②刺激窒息者的呼吸反射。
我醒了。阳光灿烂的天空要拉我起床，但是初冬那明媚清寒的早晨却透着凉气，使我不敢离开被窝。我仰起头，伸长脖子，一半身子仍藏在被窝中，我瞪大眼睛，望着窗外的树木。树叶一改平时的模样，犹如画在一块看不见的画布上的一、两团色块，金灿灿，红艳艳，悬挂在空中。我就象一只正在变态的蝶蛹，具有双重性，一种环境很难适应我身体的各个部分：我的视觉只要求色彩，不在乎温暖，相反我的胸脯却只需要温暖，不在乎色彩。我等火生好后才起床。金灿灿和紫莹莹的早晨宛若一幅透明悦目的图画。我凝视着这幅晨景图，刚才我拨了拨火，人为地在这幅寒冷的图画上增添了一层它所缺少的暖色彩。火象烟斗一样，欢快地燃烧，冒烟，使我产生了一种既粗俗又微妙的快感。说粗俗，因为快感建立在肉体舒适的基础上，说微妙，因为快感使我产生了一种朦胧而纯洁的幻想。我的盥洗室里糊着一张刺眼的红纸，上面印满了黑花和白花，我的眼睛很难适应。但是这些花在我面前不停地以新的姿态出现，迫使我同它们接触而不是冲突，使我起床时的充满歌声的欢快气氛发生了变化；这些花迫使我站在红色的海洋中去看我这个新住所，这个不同于巴黎的世界。这个新住所是一块愉快的屏风，新鲜空气源源流入，跟我父母的房子坐向完全不同。有几天我心神不定，或者渴望见到我的外祖母，怕她在家生病，或者想起了撂在巴黎的一件正在进行的工作，眼下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在这里，有时候我也有办法故意给自己找点别扭。）这些忧虑，不是这个便是那个会冒出来扰乱我的睡眠，我无力驱散我的忧愁，我觉得顷刻间我的整个生命都笼罩了愁云。于是我从旅馆找了个人，让他去军营捎个口信给圣卢，告诉他如果有可能——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希望他到我这里来一趟。一小时后他来了。一听见门铃响，我感到我的一切忧虑顿然烟消云散。我知道，忧虑在我面前是强者，但在圣卢面前却是弱者。他一来，我的注意力就抛开了我的忧虑，转移到他身上，期待他作出决定。他刚进来，就把一清早他充分展现的活力带到了我的周围，创造了与我房间的气氛迥然相异的朝气蓬勃的环境。我一下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并且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
“对不起，打搅您了。我心里烦得很，您想必猜到了。”
“不，我只以为您想见我，我感到这很好。您叫人去找我，我很高兴。怎么啦？哪里不舒服？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向他抒胸中的忧虑。他倾听着，直言不讳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讲话就已经把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人了。他工作繁重，这使他整天匆匆忙忙，思维活跃，心情舒畅。我也象他那样感到，刚才使我心绪纷扰的那些烦恼与他繁重的工作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我就象一个病人，好几天睁不开眼了，人们请来了大夫，大夫轻轻地、灵巧地把病人的眼皮分开，从中取出一颗沙子；病人治好了病，心也就安定了。我所有的烦恼化作一份电报，圣卢自告奋勇，承担了发电报的任务。我仿佛觉得生活完全变了，变得那样美好，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真想做些事情。
“您现在干什么？”我问圣卢。
“我马上就得走，一刻钟后部队要去操练，要我去。”
“把您叫来，让您为难了吧？”
“没什么为难的，上尉很客气，他说既然是您叫我，就应该来，但我不想耽搁太久。”
“要是我赶快起床，到您操练的地方去，这会使我很感兴趣的，说不定在您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同您聊上几句呢。”
“我劝您别这样。您一宵没有合眼，为了一件小事（是小事，我敢向您保证！）愁了一夜，现在您刚平静下来，还是把头放回到枕头上去吧，好好睡上一觉，这对您的身体大有好处，您的神经细胞排出的无机盐太多了。不要马上就睡着，因为我们讨厌的军乐又要从您窗前经过。不过，我想，军乐过后您就会清静的。晚饭见。”
但是不久，我对军事理论开始感兴趣了（圣卢的朋友们在晚饭时经常谈论），于是我就常去看骑兵团演习。我头脑中整天想着要从近处看看他们的各级长官，正象那些把音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整天生活在音乐会中的人一样，会兴致勃勃地出没于咖啡馆，投入到乐师的生活中去。到练兵场要走好多路，累得我吃罢晚饭就想睡觉，脑袋晕晕乎乎，不时地东歪西倒。第二天，我发现我没有听见军乐声。在巴尔贝克海滩也是这样，每当圣卢带我到里夫贝尔去吃晚餐，第二天也总听不见海滩的音乐会。我想起床时，感到动弹不了——这是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我仿佛被肌肉和滋养侧根紧紧地缚在一块深不可测的看不见的土地上，疲劳使我的关节变得异常敏感。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前面的生活道路似乎变长了，因为我又退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在贡布雷，每次我们到盖尔芒特村边去散步，第二天我总会累得起不了床。诗人们总说，当我们回到童年时代生活过的一幢房子，一座花园，刹那间就会找回从前的我们。象这样的旧地重游全凭运气，失望和成功的可能各占一半。固定的地方经历过不同的岁月，最好还是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那些岁月。因此，极度的疲劳再加上一宵的沉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寻回我们过去的岁月。疲劳为使我们沉入睡眠最深的地道（那里，昨天的回光返照，记忆的微弱光线再也照不亮内心的独白，即使独白本身不想停止也不行），孜孜不倦地翻掘着我们身体这块土地和岩层，使我们在肌肉插入和扭曲它们的侧根、吸入新生命的地方，找回孩提时代玩耍的花园。用不着长途跋涉去寻找这个花园，而是应该深入地道。覆盖大地的东西不再覆盖在大地身上，而是铺在底下；要参观一个古城的遗迹，光长途跋涉是不够的，还应该在地下发掘。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某些偶然的瞬间的印象，比这种身体的疲劳更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往事，使往事好象长了翅膀在我们眼前轻轻掠过，形象更加逼真，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令人耳晕目眩，令人终生难忘。
有时候我累得快要散架了，因为连续几天看演习，没能睡觉，我多么希望能回到旅馆去啊！上床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庆幸终于摆脱了魔法师和巫婆，这些术士充斥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十七世纪的“小说”中。睡眠和第二天早晨的懒觉不只是一则迷人的童话故事了，不仅迷人，也许还有好处。我思忖，任何痛苦都可以找到避难所，好的找不到，至少可以得到休息。这些想法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有时假日圣卢不能外出，我便常去军营看望他。军营离旅馆有好一段路，必须出城，穿过一座旱桥。我站在旱桥上极目远望，感到视野非常宽广。大风在这些高地上刮个不停，军营院子三面的房屋都灌满了风，仿佛成了风魔窟，不停地在咆哮怒吼。如果罗贝有事，我就在他的房门口或在饭厅里等他，同他的朋友聊聊天。他把他的朋友都介绍给我了，有时他不在军营时我也会来看他们。我从窗口俯视底下一百米的田野，田野光秃秃的，但是点级着一块块绿油油的新苗田，常常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给田野铺上了一条条光辉灿烂的象珐琅那样透明的绿带。我在等他的时候，常听到有人议论他。我很快就了解到他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他。有几个士兵，不和他一个中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只能从外部看见贵族上流社会，从没能涉足其间，对圣卢的性格略知一二，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夹杂着对这个年轻人的羡慕，因为他们到巴黎过周末时，总能看见他在和平咖啡馆同于塞斯公爵和奥尔良亲王一起消夜。正因为这样，他们从圣卢英俊的脸庞，从他走路和同人打招呼的笨拙姿势，从他不停地甩动单片眼镜的动作，从他高高耸起的军帽和质地太细、颜色太红的军裤，引进了“帅”的概念。他们确信，骑兵团最优雅的军官，即使是那个批准我在军营留宿一夜的威武的上尉，都缺少这种“帅”劲。
与他相比，上尉显得过于庄重，可以说有点庸俗。
其中有一个人说：“上尉买了匹新马。”“他可以把想买的马都买下来。星期天上午，我在槐树路遇见了圣卢，他骑的那匹新马那才叫帅呢！”另一个反驳说。说这话的人看上去很内行，因为这帮年轻人所属的阶级，即使与上流社会不常有来往，但有的是金钱，也有空闲，凡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风雅，他们都买来了，在这一点上，与贵族阶级别无二致。他们的风雅，例如衣着，比起圣卢的那种不拘小节、漫不经心的风雅来（我外祖母就特别欣赏他这种风度），最多带有一种更加刻意追求完美的意味罢了。对于这些大银行家或证券经纪人的儿子，当他们看完戏去吃牡蛎的时候，能在他们的邻桌看见圣卢士官，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事。每星期一，当人们休假归营，谈起各种见闻，其中一个人是罗贝那个中队的，他说罗贝“十分亲切地”向他问好了；另一个不和他一个中队，但他确信圣卢认出他来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用单片眼镜朝他的方向张望。
“真的，我兄弟在‘和平’咖啡馆看见他了，”还有一个在情妇家里呆了一天的人说。“他穿的礼服看上去又长又肥。”
“他穿什么样的背心？”
“他没有穿白背心，而是淡紫色的，佩戴着各式各样的棕榈叶状的勋章，有趣极了！”
至于那些老兵（他们都是些平民百姓，不知道有赛马俱乐部，只是把圣卢归入非常有钱的士官之列。大凡生活相当阔绰、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或债务、对士兵慷慨大方的士官，也不管有没有破产，都被他们归入此类），圣卢走路的姿态，单片眼镜，军裤和军帽，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即使说不上有什么贵族特色，却别有一番风味。他们认为圣卢的这些特征，随和的举止风度，不迎合长官的意图的个性，完全符合他们为骑兵团最受欢迎的士官规定的性格和风度。他们认为，对士兵好，就必然不迎合长官意图。当人们早晨在寝室里用咖啡，或者中午躺在床上休息时，如果有个老兵向既馋又懒的骑兵班讲了段关于圣卢一顶军帽的饶有趣味的故事，人们就会喝得更香，或者休息得更好。
“跟我的背包一样高呢。”
“得了吧，老兄，你想诓我们哪，怎么可能跟你的背包一样高呢？”一个年轻的文学院毕业生打断他说。他用“诓”这个方言是想不露出自己是个新兵，而他敢于这样反驳老兵，是为了证实一个使他非常感兴趣的事实。
“什么！没有我的背包高？你量过呀？我跟你说吧，中校的眼睛老盯着他看，象要把他关禁闭似的。可别以为我那个大名鼎鼎的圣卢会大吃一惊，他走来走去，低头抬头，不停地甩动他的单片眼镜。不过，要看上尉怎么说。啊！他很可能什么也不会说，但可以肯定，他是不会高兴的。那顶军帽才算不了什么呢。据说在他城里家中还有三十多顶哪！”
“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兄？又是从我们那位该死的下士那里打听到的吧？”年轻的文学士咬文嚼字地问道，卖弄着他刚学来的新的语法形式，为能以士兵用语来装点自己的谈话而洋洋得意。
“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听他的勤务兵说的罗！”
“你说的那个人日子肯定过得不错吧！”
“那当然！他钞票比我多，这是肯定的！再说他还送衣服给他，什么都送给他。他在食堂总吃不饱肚子。我的德·圣卢到食堂来了，炊事兵听见他说：‘我要他吃得好，吃多少钱都不打紧。’”
老兵有力的声调弥补了平淡的言谈，他的模仿尽管不很高明，但却十分成功。
离开军营前我转了一圈。夕阳西下，我就朝我的旅馆走去，休息两个钟头，看看书，等时间到了，我就到圣卢和他那伙朋友包膳的饭店去和他共进晚餐。广场上，残阳给城堡那宛若火药筒的屋顶蒙上了一朵朵与砖色相协调的玫瑰红的云彩，同时通过反照使砖色变得柔和，从而使砖和瓦的色调和谐一致。一股生命流注入我的神经，我的任何一个动作不能使生命衰竭；我每走一步，脚踩在广场的铺路石上都会弹起来，仿佛足跟上长了墨丘利①的翅膀。有一个喷水池闪烁着淡红色的光辉，另一个在月光的照耀下泛出乳光。一群顽童在两池中间嬉戏，尽情地欢叫，由于天色已晚，只能象雨燕或蝙蝠似的转着圈子。旅馆旁边是故宫和路易十六的柑园，现在已被储蓄银行和兵团占用。故宫和柑园内已点燃了煤气灯。煤气灯散发出金黄的微光，在这仍透着亮光的薄暮中，与残留着落日余晖的十八世纪式的高大窗扉十分协调，犹如一枚金黄的玳瑁首饰戴在闪着红光的头发上。看到这幽幽的灯光，我恨不得马上能重新看见我的炉火和我的灯光。在我下榻的旅馆正面，只有我房内的那盏灯在同黄昏进行着搏斗；为了能早点看到灯光，我饶有兴致地就象要赶回家去吃晚点心似地赶在天黑前回到了旅馆。在我的临时住所中，我的感觉还象在外面一样敏锐饱满。这种敏锐感使那些平时看来平淡无奇、豪无装饰的表面，例如昏黄的火光，天蓝的糊墙纸（黄昏象一个中学生在墙纸上面画着图画），玫瑰红的开瓶塞钻子，铺在圆桌上的印有奇异图案的桌毯和正在眼巴巴地等着我的一叠小学生用纸，一瓶墨水和一本贝戈特的小说，都变得那样充实饱满，我仿佛感到它们从此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生命，只要我能够再看见它们，就能从它们身上提取这种生命。我愉快地回忆着我刚离开的军营，军营的风标随风旋转着。就象潜水员常用一根露出水面的管子呼吸那样，对我来说，把这个军营，这个居高临下、鸟瞰纵横交错的绿色苗带的了望台作为停泊的港口，就如同把我和有益于健康的生活和自由的空气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我就能到军营的库房和宿舍去，并且每次都能受到热情接待，我把这些看作是我希望永不丧失的宝贵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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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马神话中诸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穿一双装有翅膀的草鞋，行走如飞。
七点钟我套上外衣又出门了，到圣卢包膳的饭店和他共进晚餐。我喜欢走着去。天黑漆漆的。从我到这里的第三天起，天一黑就刮起了凛冽的寒风，好象要下雪似的。按理说在路上我应该时刻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因为正是为了接近她我才来到罗贝的驻地的。但是人的记忆和忧虑是变幻莫测的。有时候它们走得远远的，我们几乎看不见，以为它们从此离开了我们。于是我们开始注意起别的东西。在我们住惯了的城市中，街道仅仅是沟通两地的简单工具，但我刚到这个城市，街上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我觉得这个陌生世界中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是奇特而绝妙的。一所住宅透着灯光的玻璃窗常常向我展示出一幅幅我无法深入了解的神秘而真实的生活画面，我会收住脚步，伫立在黑暗中久久凝望。这里，火神用一幅染成紫色的图画展出了一个栗子商人的小酒店，有两个士官在专心致志地玩纸牌，椅子上放着他们的腰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魔法师使他们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就象使剧中人物登台一样，把他们此时此刻的形象赤裸裸地暴露在一个停下来张望而他们看不见的行人眼前。在那边一个小旧货铺内，一支烧剩半截的蜡烛把荧荧红光投在一块版画上，把它变成了红粉笔画，而那盏大灯在搏击黑暗，把亮光洒向周围，把一块皮革染成了棕色，使一把匕首发出闪闪的银光，给几张不过是拙劣的复制画涂上了一层珍贵的金色，就象是旧铜器生了锈或者旧木器涂上了漆一样；最后，把这个充斥着赝品和面包皮的肮脏不堪的陋室变成了一幅极其珍贵的伦勃朗的杰作。有时我甚至会抬头仰望一套没有关上百叶窗的古色古香的大房间。那里面，一群水陆两栖的男女一到晚上就要使自己重新适应与白天不同的生活环境，在油腻腻的液体中缓缓游动；一到傍晚，这种油状液体就会从灯的蓄油池中源源流出，流满各个房间，一直漫到房间的石头和玻璃内壁的边沿；那些男女在液体中移动着躯体，传播着金黄黄油腻腻的漩涡。我继续往前走。在教堂前那条黑魆魆的小街上，难以抑制的情欲使我迈不开脚步，就象从前在去梅塞格利丝的小路上一样。我感到将会有一个女人突然出现，来满足我的情欲。在黑暗中，如果我突然感到有一条裙子从我身边轻轻掠过，我会快活得全身颤栗，竟不相信这窸窣的声音完全是萍水相逢，我禁不住张开双臂，想去拥抱一个惊慌的过路的女人。这条中世纪式的小街在我看来是那样真实，如果我真能在这里抱起一个女人并且占有她，我不能不认为是古老的情欲将我们两人结合（哪怕这个女人不过是每天晚上站在街上拉男人的娼妓）。而冬天，黑暗，人地生疏感和中世纪式的街道，又给这古老的情欲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我思考着未来：试图忘记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但也是理智的，我第一次感到这可以做到，而且也许不难做到。街上寂静无声。突然，我听见前面传来了说话声和笑声，想必是喝得烂醉的行人在回家去。我停下来看他们，眼睛盯着传出声音的方向。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因为周围静得出奇，老远的声音也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最后，那些人出现了，但不象我猜想的那样在我前面，而是在我后面，离我很远。或许因为街道交叉，中间隔了一座座房屋，声音的折射引起了听觉的差错；也可能因为我不熟悉这个地方，很难判断声音的方位。反正我搞错了。距离和方向全都搞错了。
风越刮越大，好象就要下大雪似的，冷得使人毛骨悚然，浑身长起鸡皮疙瘩。我又来到了大街上，跳上一辆小无轨电车，一个军官从车厢外的平台上爱理不理地向在人行道上对他敬礼的士兵还礼。士兵们看上去笨头笨脑的，脸上象是被冷风涂了层刺目的红颜色，这使人联想起老布勒盖尔①画上的快活而贪吃的农民冻得发紫的脸孔；秋天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初冬，似乎把这个城市向北拉过去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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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布勒盖尔（1525—1569），佛兰德斯画家，生于农民家庭，所作油画或版画多反映农村生活和社会风俗。
我来到了我和圣卢以及他的朋友碰头的饭店，隔壁展览馆就要开始的庆祝活动把许多乡邻和外地人都吸引到这里来了。旅馆的院子通向厨房，厨房里呈现出淡红色的反光，人们在烤鸡烤猪，把活蹦乱跳的龙虾扔进旅馆老板所谓的“不熄的炉灶”中。我直接穿过院子时，看见人群拥了进来，这种景象真可以同佛兰德斯①老画家们的作品（例如《伯利恒的人口调查》②）中所描绘的景象相比；他们问老板或他的一个助手接不接待顾客，让不让住宿；老板见有些人看上去不象好人，宁愿把他们打发到城里别的旅馆去。一个小伙计拎着一只家禽走了过去，这只被他揪住脖子的雏鸡在他手中乱扑腾。在到达我朋友等候我的那间小餐厅之前，先要穿过大餐厅。我是第一次从这里经过。我看见侍者气喘吁吁地端来鱼、肥嫩的小母鸡、大松鸡、山鹬、鸽子等，五颜六色，热气腾腾，丰盛的菜肴使我联想到那些洋溢着古代纯朴风格和佛兰德斯夸张风格的圣餐画。为了跑得更快，侍者在镶木地板上滑行，把那些鸡鹬之类的东西都放到一张装在墙壁上的蜗形腿的大桌子上；它们刚放上桌就立即被剁开，但都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因为我进来时许多人都快吃完了），似乎菜肴的丰盛和端菜人的匆忙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而是一丝不苟地遵照圣经中的描述（但一举一动的素材却又取自佛兰德斯的真实生活），或是出于美学和宗教的考虑，想用食物的丰盛和侍者的殷勤向人们展示节日的热烈气氛。有一个侍者站在饭厅一端的餐具柜旁沉思。我想向他打听我们的餐桌安排在哪间屋子，因为只有他似乎看上去镇静一些，能够回答我的问题。我朝他走过去，隔几步就有一个暖锅，是为了给晚来的人热菜用的。尽管如此，在餐厅中央，仍然有一个巨大的塑像手中托着甜点心，有时塑像还要用冰雕水晶鸭的双翼来支撑，而鸭子是每天由一个手艺好的厨师按照地道的佛兰德斯风格用烧红的烙铁刻成的。一路上我几次差点被人撞倒。我发现这个侍者很象那些传统宗教画中的一个人物，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画中人的面容和表情：塌鼻子，相貌平淡，但纯朴憨厚，耽于幻想，并且在别人还没有猜想到时，他已经隐隐预感到会有神灵降临。此外，或许是因为庆典活动即将来临之缘故吧，餐厅中除了这个塑像外，又增加了一个天神，完完全全是从天上的小天使和最高天使的队伍中描摹下来的。一个少年音乐天使，一头的金发，一张十四岁孩童的嫩脸，其实他不是在奏乐，而是面对着一面锣或一叠盘子在出神，那些比他年长的天使在十分宽敞的饭厅里穿梭般来回走动，挂在他们身上的象原始人的翅膀那样的尖形拭巾，随着他们的走动不住地弹奏出颤抖的乐曲。我避开那些被棕榈树帷幔隔开的界线不明的地区——从那里走出来的仆人犹如从遥远的九霄云外下凡的神仙——辟开一条道路，来到圣卢餐桌所在的小餐厅。我看见圣卢的朋友已经来了几个。这些向来都和圣卢共进晚餐的朋友，除了个别人是平民外，其他都出身于名门望族。而这几个平民子弟，在中学时代就被贵族子弟当作朋友，贵族子弟主动和他们来往，证明原则上贵族并不与平民对立，哪怕平民是共和国的拥护者，只要双手干净，到教堂去做弥撒，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我初次来这里晚餐，没等大家入席，就把圣卢拉到小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当着大家的面，但不让大家听见，悄悄地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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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东北部，是十三至十四世纪欧洲最发达的毛纺中心之一。十四世纪被法国占领。历史上出过许多著名画家，上文提到老布勒盖尔就是其中之一。
②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以南八公里。《新约圣经》称其为耶稣诞生地。《伯利恒的人口调查》为老布勒盖尔的代表作。
“罗贝，选择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地点给您讲那件事是不合适的，但一会儿就讲完了。在军营里我总忘了问您，您桌上的那张照片不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吧？”
“怎么不是？就是我的好舅妈呀。”
“瞧，可不是吗！我真傻，我早就知道了，可就是没往那上面想。我的上帝，您的朋友们该不耐烦了，咱们快讲吧，他们在瞧我们呢，要不等下次再讲吧，反正没什么大事。”
“不，您尽管讲，让他们去等好了。”
“不能这样，我得有礼貌，他们太客气了，再说，您知道，那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您认识她，那个老实的奥丽阿娜。”
就象他说“好奥丽阿娜”一样，这个“老实的奥丽阿娜”并不表明圣卢把德·盖尔芒特夫人看得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好”，“杰出”，“老实”仅仅用来加强“那个”，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但因对方不是你圈子里的人，不知道该同他说什么。“好”充当冷菜，可以让人思考片刻，以便找到下文：“您经常看见她吗？”或“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她了”或“我星期二去看她”或“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您说那张照片是她的，我太高兴了，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她的公馆里，我听到许多有关她的闻所未闻的奇事（我不便公开讲出来），因此我对她发生了兴趣，这是从文学角度讲的，您明白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是从巴尔扎克的角度讲的。您绝顶的聪明，用不着我细说。不扯远了，我问您，您那些朋友对我的教养有什么看法？”
“什么看法也没有。我对他们说了，您是高尚的人，因此他们比您更受拘束。”
“您太好了。啊，下面就谈正题，我问您，德·盖尔芒特夫人不会知道我认识您吧，是不是？”
“我什么也不知道。从夏天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她呢。
从她回巴黎以后，我一直没有休假。”
“因为我要对您说，有人肯定地告诉我，她认为我是个大傻瓜。”
“这我可不相信，奥丽阿娜虽算不上才智出众，可也算不上愚蠢。”
“您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希望您把您对我的好印象讲给别人听的，因为我不是爱虚荣的人。您在您朋友面前讲我的好话，我感到于心不安（两秒种后我们就能回到他们身边去）。但是，对于德·盖尔芒特夫人，如果您能把您对我的印象讲给她听，哪怕有点言过其实，我也会感到高兴的。”
“乐意效劳。如果您求我做的就是这么点小事，那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她对您的印象如何，这同您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您对别人对您的印象是不在乎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完全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讲，或者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讲也不迟呀，我是怕您这样站着太吃力，太不舒服，而我们有的是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殊不知正是这个不舒服才给了我同罗贝谈这件事的勇气。有别人在场，我就有了借口，措词就可以简短，不连贯；当我对我朋友说我忘记了他同公爵夫人的亲戚关系时，我可以用这种简短和不连贯的话来掩饰我的谎言，同时也为了不让他有时间盘问我为什么想让德·盖尔芒特夫人知道我同他的联系，为什么一味强调他是聪明人，等等。如果他盘问我这些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此会使我陷入困境。
“罗贝，您那么聪明，竟不明白对朋友的请求只应该从命，而不应该提出疑问，这实在太叫我吃惊了。要是我，不管您要我做什么（我甚至希望您叫我帮您做些什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要您作任何解释。其实我也是言过其实。我并不想结识德·盖尔芒特夫人。但为了考验您，我原想对您说我要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共进晚餐，我知道您是不会帮忙的。”
“不仅会，而且一定照办。”
“什么时候？”
“等我回到巴黎再说，可能还得过三个星期。”
“到时候看吧。再说，她也不一定愿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
“不用。这没什么。”
“不要这样说，这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已看到您确实够朋友。我求您做的事，不管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令人愉快，不管我真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为了考验您，这都无关紧要，您说您一定照办，这就证明您是一个聪明人，一个重感情的人。只有蠢人才会提出疑问。”
刚才他恰恰向我提出了疑问。不过，我这是为了将他一军，但我也真是这样想的，因为在我看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唯一的试金石，就是看他愿不愿意为我唯一看重的东西——我的爱情尽心效劳。接着，也许是由于表里不一，或者是由于感激，由于同情或是看到血缘关系使罗贝的面孔同他舅妈十分相象，我的柔情激发起来了，我又对他说：
“啊，该回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刚才只求您做了两件事中的一件，不重要的一件。另一件对我更重要，但我怕您会拒绝：我们相互以‘你’相称，您会感到不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呢！这太好了！快乐！快乐得哭泣！从未有过的快乐！”
“太感谢您……你了。当您开始用‘你’称呼我时，我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那件事您都可以不做，只要您称呼我‘你’，我就满足了。”
“两件事都做。”
“啊！罗贝！听我说，”在餐桌上我又一次对圣卢说，“啊！刚才那场前言不接后语的谈话太富有喜剧性了，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您知道我刚才同您讲的那个夫人是谁吗？”
“知道。”
“您真知道我想说谁吗？”
“您怎么啦？！您把我当成瓦莱①的呆子啦，当成傻头傻脑的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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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瑞士的一个州；历史上曾属于法国。
“您不会乐意把她的照片给我吧？”
我本打算向他借用几天，可开口时，我犹豫了，感到我的要求不得体。为了不让他看出来，我索性把我的要求说得更加唐突，更不得体，似乎这样一来它就非常自然了。
“不行，我先得征得她的同意，”他回答说。
圣卢的脸刷地红了。我明白他有什么想法不好出口，他认为我有隐蔽的动机，只能为我的爱情效一半劳，他要保留某些道德原则。我真有点恨他了。
然而，我和圣卢一回到他的朋友中间，就见他在他们面前对我格外亲切，这使我深受感动，要是我认为他这种亲热是装出来的，我也就不会动情了，然而，我感到他并不是在装模作样，他只是说了些我不在场时他可能在别人面前说我的，而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没说的话罢了。当然，我们两人促膝谈心时，我猜得到他是很乐意和我交谈的，但他从没有明确地表露出来。我说的话，平时他只仔细品味，但不露声色，而现在他用眼角察看他的朋友，注意我的言谈在他们身上会不会产生预期的符合他向他们预言的效果。一个母亲对初登舞台的女儿在舞台上的对答和观众的反应也比不上圣卢对我讲话的关注。我有哪个词说得不清楚，假如没有人在场，他只是莞尔而笑，但有人在场，他怕别人没听明白，便对我说：“什么，什么？”好让我重复一遍，也是想引起别人的注意，继而把眼睛转向大家，笑眯眯地看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当上了训练他们发笑的教练，这样，他也就第一次向我表露了他对我的看法——他在他的朋友面前经常谈起的看法。我也就突然看到了我的外表，就象人们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或在镜子中照见自己的面孔一样。
有天晚上，我想给他们讲布朗代夫人的一个故事，挺逗人发笑的。但我开了头就没往下讲，因为我突然想起圣卢已经听过，我记得到这里的第二天就想给他讲的，可他却打断我说：“在巴尔贝克您给我讲过了。”不料这一天晚上他却鼓励我往下讲，说他确实没听过这个故事，并且说他肯定会感兴趣的，这使我颇感诧异，就对他说：“您一时忘了，但您很快就会想起来的。”“不，你记错了，我向你保证。你从没有给我讲过。快讲吧。”在我讲的过程中，他始终很激动，喜悦的眼睛时而盯着我看，时而盯着他的朋友。我直到讲完后，在大家的欢笑中，才明白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使他的朋友对我的才智有充分的了解。就是为了这点，他才装出没有听过的样子。这就是友谊。
第三天晚上，他的一个朋友同我交谈了很长时间，因为前两次他没有机会同我谈话。我听见他悄声对圣卢说，他感到和我交谈非常有意思。事实上，我们谈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面前放着索泰尔纳酒①，但我们光讲话，不喝酒，男人之间的好感象一层灿烂的帷幕遮掩着我们，把我们同其他人隔开。这种好感，虽然没有肉体吸引力作为基础，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使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感情。圣卢在巴尔贝克海滩对我产生的好感，在我看来也是这样神秘莫测，当然它同我们谈话的趣味不能混为一谈，它脱离了任何物质的联系，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圣卢心中却充分感觉到它的存在，就象感觉到一种燃素，一种煤气的存在一样，因此，他可以微笑着谈论这种感情。也许，在这里，在一个晚上就产生的这种好感中，还蕴含着一种更加惊人的东西，就象一朵花，在这间温暖的小餐厅内，几分钟就完全开放了。当罗贝同我讲巴尔贝克时，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他真的下了决心，要娶德·昂布勒萨克小姐。他向我声明，他不但没有下这个决心，而且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从没有见过这位小姐，也不知道她是谁。如果这时我能看见几个传播过这桩婚事的上流社会人士，他们也许会告诉我，德·昂布勒萨克小姐要同一个并非圣卢的男人结婚，而圣卢也要同一个并非德·昂布勒萨克小姐的女人结婚。假如我提醒他们不久前他们说过相反的话，他们会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为了使这种玩笑能够继续下去，并且围绕一个名字能够源源不断地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假消息，上帝给了爱开这种玩笑的人一对轻信的耳朵和一个健忘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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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索泰尔纳地方产的白葡萄酒。
圣卢给我谈起过他的另一个同事，他也来这里了，他们的关系尤其融洽，因为在这群人中，就他们两个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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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雷福斯是法国犹太血统的军官，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终身苦役。当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却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在舆论压力下，1899年，德雷福斯被政府宣告无罪。
“噢，他呀！他跟圣卢不一样，狂热得不得了，”我的新朋友对我说。“他甚至不够老实。开始他说：‘等着吧。有个人我很熟悉，是德·布瓦德弗尔将军，非常精明，非常善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观点。’但当他知道德·布瓦德弗尔将军声明德雷福斯有罪时，就把他看得一钱不值，说是教权主义和参谋部的偏见妨碍他作出真诚的判断，尽管没有人——至少在过去，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前——比我们这位朋友更崇拜教权主义了。于是，他对我们说，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因为这个案件就要由索西埃受理了，说这个人是拥护共和政体的老兵（我们这位朋友出生于一个极端拥护君主政体的家庭），有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信念。可是当索西埃声明埃斯代阿西①无罪时，他又为这一判决找到了新的解释，不过不是对德雷福斯不利，而是对索西埃不利。他说是军国主义思想蒙住了索西埃的眼睛（请注意，他本人既是军国主义者，又是教权主义者，至少是军国主义者，我都不知道该怎样看他了）。他家里人看到他思想这样狂热，都快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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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斯代阿西是匈牙利籍的法国军官，在法军参谋部任职，在德雷福斯案中被指控为出卖军事情报给德军，后又被军事法庭宣布无罪。
“你瞧，”我说，把脸转过一半朝看圣卢，为了照顾到两面，又把另一半对着他的同事，好让他参与谈话，“因为人们认为环境对人有影响，可是思想对人的影响更大。人都有一个思想观点。但思想观点比人少得多。因此，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但思想观点并不是具体的，因此，在一个有抽象观点的人周围生活着的具体的人，丝毫也改变不了这个人的观点。”
这时，圣卢的呵责声打断了我的话头，因为刚才有一个年轻的军人笑嘻嘻地指着我对他说：“迪洛克，和迪洛克完全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感到那张怯生生的脸上表情十分亲切①。在圣卢看来，当我讲话的时候，别人对我的称赞是多此一举，他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就象一个乐队指挥，当听到有人弄出了声音，就敲敲琴弓，让他的乐师停止演奏，圣卢也是一样，他呵斥捣乱分子：“希贝格，”他说，“别人说话时不要插嘴。要说等大家说完再说。好了，您继续往下讲，”他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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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卢并不满足于这一比较。他兴奋极了，而想让我在他朋友们面前露一手的欲念又使他的兴致倍增。他一面抚摸着我，就象抚摸一匹第一个跑到终点的马，一面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对我说：“你知道，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接着又改口说：“还有埃尔斯蒂尔。你不会不高兴吧？你明白，这叫留有余地。打个比方：我这样对你说，就好比有人对巴尔扎克说：您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还有斯丹达尔。你明白，多留些余地，实际上是无限的赞美。你不同意？不同意加上斯丹达尔？”他又说道，对我的判断力表示出天真的信赖，而这种信赖从他那笑眯眯的绿眼睛里射出来的迷人而几乎是幼稚的询问目光中流露了出来。“啊！好，我看你同意我的看法了，布洛克不喜欢斯丹达尔，我感到他很愚蠢。《巴马修道院》不是很了不起吗？你同意我的看法，我很高兴。你最喜欢《巴马修道院》中的什么？请回答我。”他急着命令我作出回答，显示出青年人容易冲动的性格，而他身体散发的威力使他这个问题有点吓人。“莫斯加还是法布利斯？”我战战兢兢地回答说，“莫斯加有点象德·诺布瓦先生。”西格弗里德—圣卢听后仰天大笑。“可是莫斯加比他聪明得多，但没有他爱卖弄学问。”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罗贝边笑边拍手叫好，他笑得差点儿憋不过气来。他大声喊道：“高见！太妙了！你真了不起！”——作者注。
我松了口气，因为我担心他会让我从头开始。
“因为一个思想观点，”我继续说，“并不是物质利益的一部分，也不可能享受物质利益，因此有同样思想观点的人不会受物质利益的影响。”
“喂！我的孩子们，这下你们可目瞪口呆了吧！”我刚说完，圣卢就惊呼起来，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我，神情关切而忧虑，就象我在走钢丝一样。“希贝格，您刚才想说什么？”
“我说这位先生很象迪洛克少校。刚才我还以为是少校在讲话呢。”
“我早就想到了，”圣卢回答道。“是有许多相象的地方，但您会看到他有许多东西是迪洛克所没有的。”
这个贵族出身的士官有一个兄弟在音乐学校读书，他的兄弟对任何一部新问世的音乐作品总和他父母、表兄妹以及俱乐部的同事们的看法迥然不同，而和音乐学校其他学生的看法完全一致；圣卢的这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的“心理状态”，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和所有德雷福斯分子的心理，尤其和布洛克的心理如出一辙——当我同布洛克谈起这件事时，他对这个士官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看法，他听说他和自己属于同一派很受感动，但鉴于这个士官出身贵族，受过宗教和军事的教育，便把他想象得与众不同，就象远道而来的游客，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他的家庭传统和职业利益对他的心理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圣卢的一个表兄娶了一位年轻的东方公主，据说，她赋的诗可以同维克多·雨果或阿尔弗雷德·维尼①的诗媲美，尽管如此，人们仍然认为她的思想与众不同，是一个幽居在《一千零一夜》式宫殿中的东方公主的思想。而那些有特权接近她的作家，当他们听到她的一次谈话后就会感到她不是夏哈札德②，而是维尼或雨果，他就会大失所望，或者不如说，会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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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尼（1797—1863），法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他的精巧的诗歌对唯美派诗人颇有影响。
②《一千零一夜》中说故事的女人。
我特别喜欢同这个年轻人聊天，谈军营，谈驻军的军官和军队。这也是我和罗贝的其他朋友，和罗贝本人经常谈论的问题。在我们平时吃饭、聊天和生活的环境中有各种各样的事物，不管它们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我们看多了，它们在我们眼里就会破格升级，就会大大增值，使其他事物相形失色，被搁置一旁，象梦幻一样虚无缥缈，甚至不复存在。就是这样，我开始对军营中的各个要人，对我去看圣卢时在院子里遇见的或早晨醒来，当骑兵团经过我窗前时看见的军官，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详细了解深受圣卢敬佩的那个少校，了解即使从美学观点看也令我悠然神往的那门军史课。我知道，罗贝讲话咬文嚼字，常常空洞无物，可有时却表明他理解了，并且吸收了一些深刻的思想。可惜，在军队这个问题上，罗贝这段时间满脑子的德雷福斯案件。他很少谈论这个案件，因为餐桌上只有他一人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其他人都激烈反对，除了我的邻座。我这位新朋友观点常常摇摆不定。他对上校佩服得五体投地。上校被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军官，他抨击在各种现实问题上的反军骚动，因而被认为是反重审派。我的邻座得知他的长官无意中透露了几个表明他对德雷福斯罪状有所怀疑的论点，得知他对比卡尔①很尊重。不管怎样，就这最后一点来看，说上校是相对的重审派是没有根据的，正如围绕一件大事总会产生种种莫名其妙的谣传一样。因为没过多久，上校负责审查原情报局长比卡尔将军时，对他的粗暴和蔑视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怎样，尽管我的邻座不敢冒昧直接打听上校的情况，但为了向圣卢表示礼貌，对他说——说话的语气就好象是一个天主教女信徒在告诉一个犹太女人，她的本堂神甫谴责过俄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赞美过某些以色列人的宽宏大量——上校对重审派，至少对重审派的某些观点，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狂热而狭隘的敌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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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卡尔（1854—1914），法国将军，1895年曾任情报局长，确信德雷福斯无罪，竭力主张重审此案。
“这我不感到惊奇，”圣卢说。“因为他是个聪明人。尽管如此，出生的偏见，尤其是教权主义迷住了他的眼睛。嘿！”他对我说，“迪洛克少校，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军史教官，看起来是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的。再说，他不赞成我们的观点那才叫我感到吃惊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高尚而聪明的人，而且是一个激进社会党人和共济会会员。”
出于对圣卢的朋友们的礼貌（他的政治主张实在叫他们受不了），同时也因为少校的其他事情更使我感兴趣，我问我的邻座，少校是不是真的把军史课讲得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
“千真万确。”
“您意思指的是什么？”
“嗯，打个比方吧，您在一个军事报告里谈到的一切，哪怕是最小的事实，最小的事件，我认为从里面都可以发现思想的蛛丝马迹，这些思想常常互相重叠，就象在隐迹纸上写的字一样，你必须把它们理出来。这样，您才可以发现任何一门科学或任何一种艺术的大体情况，可以满足我们大脑的需要。”
“对不起，请举些例子。”
“这很难给你讲清楚，”圣卢插嘴说。“比方说，你读到这样一句话：一支部队试图……在你往下读之前，这支部队的名称，它的组成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次行动不是首次尝试，如果在同一次行动中我们看见又有另一支部队出现，这可能表明前面几支部队在上述战斗中已被歼灭，或者损失惨重，不能将这次行动进行到底。然而，应该设法搞清楚今天被歼的这支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如果它是用来强攻的突击队，那么，一支战斗力比它弱的新部队就很难在它失败的地方获胜。此外，如果不是在作战的开始阶段，这支新部队就可能是拼凑起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交战的这一方还拥有多少兵力，他们的兵力可能在什么时候不如对方的兵力，这就使这支部队将进行的这次行动有了不同的意义，因为它如果不能弥补它的损失，按照逻辑推理，它的成功也只会导致它的全军覆灭。此外，敌军的番号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例如，如果这支部队的兵力比对方弱得多，但已经消耗了对方好几支重要部队的兵力，那军事行动也就改变性质了，因为它即使最终会丢失防守的阵地，但是如果用少量兵力就已经摧毁了敌人的大量兵力，那么能守住阵地一段时间也就是一大胜利。如果说，分析双方投入的兵力能使我们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么，研究阵地和阵地控制的公路、铁路以及阵地保护的后勤供应，也就更具有意义了。这一点，我想你是会明白的。应该研究整个地理背景，这是我起的名称，”他得意地笑着说。（的确，他非常满意地理背景这个提法，后来，甚至过了几个月，每次用到这个名称时，他总会露出同样的笑容。）“交战的一方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如果你读到它的一支侦察队在阵地附近被另一方歼灭，你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交战的一方是想侦察敌方的防御设施，以免敌方用来挫败它的进攻。对某一地方极其猛烈的进攻可能意味着企图攻占这个地方，但也可能想要牵制敌人，不想在敌人进攻的地方还击，或者仅仅是佯攻，用凌厉的攻势掩盖从这里后撤部队的真实意图（这种佯攻战术是拿破仑战争的传统战术）。另一方面，为了弄清一次军事行动的意义，它的目的，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同时部署的其他配合行动，还要进行什么行动，就应该多多查阅国家军事条令，而不要轻信指挥部的公告，因为这种公告可能是为了迷惑对方，从而掩盖一次可能是失败的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总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军试图采取的行动，是根据现行条令的规定拟订的。比方说，如果条令规定正面攻击要用侧翼攻击作掩护，如果侧翼攻击没有成功，指挥部可以宣称它与正面攻击没有关系，不过是一次佯攻，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条令中，而不是从指挥部的公告中找到根据。每一个军不仅有它的军事条令，而且还有它的传统、作风和原则。此外，对外交行动的研究也不应当忽视，外交总是要对军事作出反应或采取措施的。一些表面上并不重要的外交事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你可以通过对事件的分析了解到，敌人想争取的援助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其实他们只执行了部分战略计划。因此，如果会读军事史的话，那么，在一般读者看来是杂乱无章的叙述，对你却是合理的，连贯的，就象看一幅画，一个内行的绘画爱好者能看懂画上的人物身上背着什么，手中拿着什么，而一个外行参观博物馆只会目瞪口呆，被大片大片的色彩搞得迷迷糊糊，头晕目眩。但对于某些画作，光注意画中人物拿着一个圣餐杯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画家为什么要把圣餐杯放在他手中，它象征着什么；同样，这些军事行动，除了直接目的外，通常是指挥作战的将军有意模仿一些比较古老的战役的结果。这些古战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看作新战役的过去，看作图书馆、知识库和词源，看作贵族家世。请注意，我现在没有讲战役的地方性，怎么说好呢，就说战役的空间性吧。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一个战场在历史上不会只发生一次战争，将来也不会不发生战争。它之所以是战场，是因为它集中了某些地理位置和地质特性等方面的有利条件，甚至还集中了某些缺点，可以牵制敌人的行动（例如一条河流把它截成两半），这些条件决定它成了一个好战场。因此，它过去是一个好战场，将来也还是一个好战场。既然不是随便哪个房间都可以充当画室，那么，也不是随便哪个地方都可以选作战场的。有些地方天然可以做战场。但是，我再说一遍，我刚才讲的不是指地方，而是指人们模仿的战役类型，是一种依样画葫芦的战略，也可以说是改头换面的战术，是再版的乌尔姆①战役，洛迪②战役，莱比锡③战役，卡纳埃④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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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城市，1805年10月，奥地利将军马克在此遭拿破仑围困，最后弃战投降。
②意大利城市，1796年5月，拿破仑在此大败奥地利人。
③德国城市，1813年，拿破仑和同盟军在此城周围展开血战，以法军失败而告终。
④古罗马地名。公元前216年，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此一场血战，罗马人大败。卡纳埃战役被军事家誉为用包抄侧翼战术歼灭敌军的范例。
我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战争，也不知道在哪些国家的人民之间进行，但是只要有战争，就还会有（从指挥官方面讲是有意这样做的）卡纳埃战役，奥斯特利茨①战役，罗斯巴赫②战役，滑铁卢③战役，且不谈其他战役。有些人明白表示了这种看法。施里芬元帅④和法肯浩森⑤将军预先制订了一次卡纳埃战役计划对付法国，他们效仿汉尼拔⑥的打法，把敌军钳制在整个战线上，从两侧，尤其是从右侧的比利时包抄过去；而贝纳迪将军⑦却偏爱腓特烈大帝⑧的斜向战斗序列⑨，宁愿打洛伊滕⑩战役而不愿打卡纳埃战役。还有些人讲话比较婉转，但是，我向你保证，我的老朋友，博贡塞耶（就是我前几天给你介绍的那个中队长，那个前程似锦的军官）拟订了一份普拉岑小型攻击方案，背得滚瓜烂熟，并且把它保存了起来，一旦有机会实施这一方案，他是绝不会错过的，会向我们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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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捷克城市，1805年，拿破仑在此大败奥俄联军。
②德国城市，1757年，普鲁士王腓特烈大帝在此大败法国人。
③比利时城市，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失败。
④施里芬（1833—1913），德国元帅，1891年至1905年任参谋总长。所定《施里芬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略计划的基础。主张在战线侧翼集中兵力进行包围，力求速战速决，认为正面突破不是致胜战法。
⑤法肯浩森（1844—1936），德国将军，著有多部兵法书。
⑥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迦太基统帅。公元前218年率部远征意大利，是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始。在坎尼战役中败罗马军。
⑦贝纳迪（1849—1930），德国将军，军事理论家，主张泛日耳曼主义，把战争说成是一种道德义务。
⑧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在位时维护农奴制，加强军事官僚专制制度，扩大军队。曾数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酷的纪律和机械的训练方法对以后的普军有很大影响。
⑨指用侧翼和敌人接触的战斗序列，洛伊滕战役就采用这种序列。
⑩波兰地名，今卢蒂尼河，175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在这里大败奥地利军。
要知道，一旦爆发战争，里沃利①的中间突破还会再一次被采用。这种战术不见得比伊利亚特②过时。再说，也只好搞正面进攻，因为谁也不愿意重蹈七○年错误③的覆辙。进攻，只有进攻。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大惑不解，我看到竭力反对这卓有成效的进攻理论的人都是些思想跟不上趟的人，可是我的一个最年轻的教官，名叫芒香，才华横溢，却提出要给防御以应有的地位，自然是临时的地位。当他举奥斯特利茨为例时，大家十分尴尬，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其实这次战役采用的防御战术只不过是进攻和胜利的前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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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意大利地名。1797年拿破仑在这里战胜奥地利人。
②古希腊的著名史诗，相传为荷马所作。主要叙述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的故事。
③影射1870年法国将领在普法战争中模仿拿破仑的防御战术，结果遭到惨重失败。
圣卢的这一套理论使我听了非常高兴。我想，这次我到东锡埃尔也许没有白来，这些军官没有骗我。他们边喝边谈，索泰尔纳酒把它娇媚的反光投到他们脸上；在这里，人物的形象都变得高大了，就和在巴尔贝克海滩一样，只要我在那里呆着，大洋洲的国王和王后，四美食家小社会，年轻的赌徒，勒格朗丹的内弟，他们在我眼里都一一变得非常高大，可现在他们却变渺小了，甚至不复存在。今天使我感到赏心悦目的东西，也许再也不会象从前的东西那样如过眼云烟，第二天就在我眼里变得一文不值。按照我现在的内心世界，也许我不会马上去毁坏过去的东西，因为圣卢刚才所谈的战争艺术，在我这几个晚上产生的短暂而炽烈的热情中，在有关军事生活的一切问题上，又加上了一个恒久不变的知识基础，足以牢牢吸引住我的注意力，使我用不着自欺欺人就能相信，当我离开东锡埃尔后，我对我这里的朋友所从事的工作仍会感到兴趣，我会很快就回到他们中间。然而，为了从“艺术”这个词的抽象意义上进一步肯定战争的艺术确实是一门艺术，我又向圣卢提了个问题。
“您讲的，噢，对不起，你讲的东西我非常感兴趣，”我对圣卢说。“但有一点使我感到不安，你给我讲讲。我觉得我可能会迷上军事艺术的，但是，要使我入迷，我必须一改从前的看法，而认为军事艺术和其它艺术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学到规则就行了。你说人们模仿一些战役，我觉得，正象你刚才所说的，过去的某次战役在一次现代的战役中重演，颇有些美学意味。这个观念对我吸引力之大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不过，我要问你，指挥官的才能难道一点作用都不起吗？他只管应用规则就行了吗？有同等条件下会不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将领呢？就象有些伟大的外科医生，面对两个从客观角度看完全相同的病例，也许凭着经验，他们会感觉出一点细微的差异，并且作出不同的解释，认为对这一病例应该作这样处理，而对那个病例应该作那样的处理，对这个病人最好动手术，而对那个病人最好用保守疗法。”
“当然有！你会看到拿破仑就是这样。如果照搬兵法，他就必须进攻，可他就是不进攻，一种朦胧的预感在劝他放弃进攻。例如他在奥斯特利茨或一八○六年给拉纳①的指示。但你也会看到，有些将军机械照搬拿破仑的某次战役，结果适得其反。这样的例子光一八七○年就可举出十个。但是，甚至连敌人可能做的事也可以作出种种解释。敌人做的事不过是一种迹象，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目的，如果光讲道理，或从科学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目的都有可能是真实的目的。这好比某些复杂的病例，当今世界的医学还不能确定看不见的肿瘤到底是不是纤维瘤，要不要进行手术一样。使伟大的将军和伟大的医生下决策的是德·底比斯夫人式的嗅觉和预感（我想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因此，我在前面就给你举例讲了在战役开始阶段侦察可能起的作用。一次侦察可能有十种不同的解释。例如，为了使敌人以为我方要攻击某一个点，而实际上是要攻击另一个点；为了布置一道伪装物，使敌方看不清我方真实行动的准备工作；迫使敌方调遣部队并把它钳制在一个没有必要死守的地方；摸清敌方兵力，掌握它的底细，迫使它亮出底牌。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在一次行动中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但这并不表明行动是真的，因为可以假戏真做，使假戏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关于这一点，要是我有时间给你讲讲拿破仑战争，嗳！我向你保证，当你通过战争中部队的传统行军（我们正在研究和实践，如果你有雅兴，走去看看，小伙子——啊，对不起，你有病，不能去），感觉到了最高司令部的警惕性、推理和研究的深度，你就会象置身于一座灯塔那朴素无华的灯光前一样激动无比，因为灯塔不仅是物质的光，而且还流溢出思想，搜索着空间，向航船报告险情。我也许不该光给你讲战争的学问。其实，正如土壤的成份、风向和光照的方位能说明一棵树朝哪一边生长一样，一场战役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当地有什么特征，可以说决定并且限制了军事将领对作战方案的选择。因此，在某些平原地区的山谷一带，沿山而行，你可以预言，部队的行军必定象雪崩那样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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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纳（1769—1809），法国元帅，跟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深受器重。
“现在你又否定你刚才谈到的指挥官的选择自由，否定敌军对指挥官的作战方案可能有的预见性了。”
“绝对不是！你一定还记得我同你在巴尔贝克读过的那本哲学书吧，可能的世界比真实的世界丰富多彩。嗳！这又回到军事艺术上来了。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有四种方案摆在一个将领面前，他可以作出选择，就象一种疾病可能会出现几个病程，医生必须早就料到一样。这里，人的能力高低强弱是决定局势的新因素。何以见得？比如说，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如要达到的次要目的，或时间紧迫，或兵力不足，或后勤供应困难）迫使将领在四个方案中选择了第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不如其他的理想，然而代价比较小，见效比较快，战区比较富裕，能保障部队的后勤供应。他起初实施第一对案。敌人开始不摸头脑，但很快就会识破他的意图。由于敌人阻力太大，他可能不成功——我把这叫做人的能力薄弱造成的偶然性。于是他放弃第一方案，试行第二、第三或第四方案。可是，他也可能佯装试行第一方案——这就是我所说的人的高明——以便牵制敌人的兵力，而在敌人以为不可能挨打的地方对他突然袭击。乌尔姆战役就是这样，奥地利将军马克在西边等候敌人，不料敌人却从他以为太平无事的北边把他重重包围。我举这个例子也许不很恰当。乌尔姆战役是包围战中较好的战例，将来还可能发生类似的战役，因为它不仅是将军们效法的典范，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要的方式（尤其是一种“必要”的方式，这样就可以有所选择，也可以多样化），一种结晶的形式。然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因为这些条条框框毕竟是人为的。还是回到我们的哲学书上来吧，它就好比是理论原则，或者说科学规律，现实与它基本相符，但是，你回想一下伟大的数学家普恩加来①，他就不说数学百分之百的精确。至于我前面给你讲的军事条令，它们毕竟不那么重要，况且经常会有变化。就拿我们这些骑兵来说，我们正在搞一八九五年军事演习，可以说它过时了，因为它建立在陈旧的过时的理论基础之上，认为骑兵的战斗作用仅在于向敌人发起冲锋，给敌人造成精神上的恐惧。但是我们团里最聪明的教官，骑兵部队的精华，尤其是我给你讲过的那个少校，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胜负取决于一场真正的混战，敌我双方刀剑相对，谁坚持到底谁就胜利，不仅指精神上的胜利，指造成对方心理恐惧，而且指物质上的胜利。”
“圣卢言之有理，说不定下次军事演习就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迹象了，”我的邻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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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恩加来（1854—1912），法国数学家。
“你能赞同我的观点，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你的意见似乎比我的更能引起我朋友的兴趣，”圣卢笑着说。或许因为他的同事和我之间开始产生的好感使他有点不快，也可能因为他正式看到了这种好感，认为有必要予以确认。“我刚才也许贬低了条令的作用。条令不断在变化，这是肯定的。但目前它们仍然左右着军事局面、作战计划和部队集结的方案。倘若它们反映了一种错误的战略观念，就可能成为失败的基本原因，这一切对你似乎太专门了。”他对我说。“你好好想一想，最能加速战争艺术发展的，说到底还是战争本身。在一次战役中，如果历时较久，我们将看到交战的一方会借鉴另一方的成败来改进自己的方法，而敌方也会得到提高。但这已经成为历史。现在炮兵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未来的战争——如果还有战争的话——将是速决战，人们还没来得及汲取教训，和平就已经恢复了。”
“你别太敏感了，”我对圣卢说，这是回击他前面所说的话。“我听你讲话可专心致志呢！”
“如果你不再生气，如果你还允许的话，”圣卢的朋友又说，“我想对你刚才讲的作一点补充。战役的模仿和雷同不只是和指挥官的思想有关，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如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也可能使他要求部队作出重大的牺牲，有些部队以一种极其崇高的忘我精神作出了这种牺牲，因而他们也就起到了某次战役中某个部队的作用，在历史上会作为战例被人们交替引用。就拿一八七○年来说，普鲁士的先头部队在圣普里瓦①，土耳其人②在维桑堡③和弗勒施维雷尔④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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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地名，1870年8月18日普鲁士第一、第二军团在这里攻击法军；使法军溃退。
②这里的土耳其人指旧时在法国军队中当步兵的阿尔及利亚人，因为1830年以前，阿尔及利亚一直是土耳其的殖民地。
③法国地名。维桑堡战役揭开了1870到1871年普法战争的序幕，普军在这里突然袭击法军，法军被迫撤退。
④法国地名。维桑堡一战，法军惨败，继而集中在弗勒施维雷尔，但又被普军战败。这次失败导致敌军占领阿尔萨斯。
“啊！交替引用，太确切了！妙极了！你很聪明，”圣卢说。
圣卢的朋友列举的这几个战例我不是不感兴趣，每当有人象这样通过个别向我阐述一般时，我总是听得津津有味的。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指挥官的才能。我很想了解指挥官的才能指的是什么，在特定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才华的指挥官会抵挡不住敌兵，而才华出众的指挥官却能扭转危局，克敌制胜。按照圣卢的说法，这是很可能的，拿破仑就曾好几次反败为胜。我想弄懂什么叫军事才能，因此我要他们在我知道名字的将军之间作一个比较，告诉我谁最有指挥官的气质和战术家的天资。我知道这会让我的新朋友感到厌烦，但他们至少没有流露出来，而是不倦地、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感到我同寒冷的黑夜隔开了，只是时而听见火车的鸣叫——这声音只会使我在这里感到更加愉快——或报时的钟声——幸而离这些年轻人拿起战刀赶回营房还有一段时间；不仅如此，我甚至感到同外界的一切忧虑都隔开了，我差点把德·盖尔芒特夫人忘得精光。这得归功于圣卢，也得归功于他的朋友们，他们的热情似乎使圣卢变得更加殷勤；还因为这间小餐厅温暖宜人，侍者端来的佳肴美味可口。这些佳肴激发了我的想象力和食欲；有时它们的母体，自然界的一小块或一小段，如残留着几滴咸水的凸凹不平的牡蛎贝壳，残存在一串葡萄上的疙里疙瘩的枯黄色蔓藤，仍然环绕在它们周围，虽不能食用，但象一处风景那样遥远，富有诗意，使我在晚餐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忽而在一棵葡萄树下午睡，忽而在大海上漫游。有几次，菜肴的新颖特色是由厨师精心设计出来的，他把菜肴当作艺术珍品，配以自然的环境端上餐桌；一条用葡萄酒奶油汤汁烩制的鲜鱼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陶瓷盘上，犹如躺在绿油油的草丛中，鲜艳夺目，永久存在，但因为是被活活地扔进滚开的开水中，故而显得歪歪扭扭，周围镶满了贝壳类动物、寄生动物，如螃蟹、虾和贻贝等，看上去活象是绘在贝尔纳·巴利西①的陶瓷品上的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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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巴利西（1510—1589），法国著名的陶瓷工和学者，发现了瓷釉的秘密。
“我好嫉妒，生气，”圣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影射我和他朋友没完没了的窃窃私语。“您认为他比我更聪明？您对他比对我更喜欢？您就这样心中只有他了吗？（那些特别喜欢女人、惯于在女人中周旋的男人，往往会开一些在别人看来有失大雅而不敢开的玩笑。）”
当话题由个别转入一般时，大家总避开德雷福斯案件，以免惹起圣卢的不快。可是，一个星期后，他的两个同事挑起了话头，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军人环境中，竟会站在德雷福斯一边，几乎成了反军国主义者，实在令人费解。“这是因为环境的影响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我插了一句，并不想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我本想到此为止，没打算把前几天我给圣卢谈的看法再说一遍。但因为刚才那句话和我上次说的几乎一字不差，我又为自己辩解似地补充说：“这正是前几天……”然而，我忽视了罗贝对我和其他几个人的发自内心的钦佩还有另外的一面。他在钦佩的同时还完整地吸收了我们的思想，以至四十八小时后，他竟忘记这些思想是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了。因此，对于我这个寻常的论点，圣卢认为应该向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赞同，似乎这个论点本来在他头脑中久已存在，而我不过是在他的领地上狩猎而已。
“对极了！环境并不重要。”
他似乎怕我打断他的话头或不明白他的意思，紧接着又强调说：
“真正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人都要受思想观点的束缚！”
他稍停片刻，就象一个吃下食物很快就消化的人，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摘下单片眼镜，用螺旋钻般的目光盯着我：
“持同一观点的人都差不多，”他神气活现地对我说。显然，他全然忘了他头脑中的这些想法是我前几天同他讲的。
我晚上到圣卢的饭店时，心情并不都是一样的。虽说我们的一个记忆，一种忧虑可能会暂时销声匿迹，不再纠缠我们，但是还会回来，有时久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有几个晚上，我穿过城市到饭店去时，一路苦苦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连呼吸都感到很困难，仿佛我的胸腔被一个高明的解剖医生切开，割除了一部分，补上了一块同样大小的非物质的痛苦，补上了等量的怀旧和爱情。尽管刀口缝合很好，但当对某人的思念代替了内脏时，我们总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它似乎比内脏占的位置更大，再说，不得不想着身体的一个部分，这种感觉说它象什么，它又不象什么。不过我们变得更娇贵了。稍微有点微风我们就会叹息，是因为气闷，也是由于抑郁。我仰望天空。如果月光皎洁，星光灿烂，我便想：“也许她正在乡下，和我瞻望着一样的星星，说不定当我到饭店时，罗贝会对我说：‘好消息，我舅妈刚给我来了封信，她想见你，就要到这里来了。’”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不仅仅寄托在苍穹。一阵温馨的微风从我身边掠过，会给我捎来她的信息，就象从前在梅塞格里丝的麦田里，微风给我捎来希尔贝特的信息一样：人总是那样，会在另一个人的感情中掺入许多并不属于他的而仅仅是他唤醒的朦朦胧胧的感情。而这些特殊的感情，我们身上总有一股力量在使它趋向真实，也就是使它汇合到一种更普遍、为人类所共有的感情中去，而人、还有人给我们酿成的痛苦，只能使我们同这种普遍的感情沟通：当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人类普遍爱情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时，我在痛苦中也就感到了快慰。我现在感到的痛苦使我想起了我从前对希尔贝特的忧思，想起了在贡布雷，当妈妈晚上不在我房间时我感到的愁闷，同时也使我回忆起贝戈特小说中伤感的几页；德·盖尔芒特夫人、她的冷漠和不在我身边同我痛苦的关系不象是学者头脑中的因果关系，但我并不就此下结论说，德·盖尔芒特夫人不是我痛苦的根源。我们的身体不是会出现一种漫射状疼痛吗？疼痛渗透到患病部位以外的地方，但一个医生压住痛点时，这些地方就会失去疼痛的感觉。可是在这之前，由于疼痛到处渗透，我们说不清楚是怎样的疼痛，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疼，以为这是命中注定，肯定治不好了。我朝饭店走去，心里想着：“已有十四天没看见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十四天也只有对我才显得漫长，凡是涉及德·盖尔芒特夫人，我总是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我对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思念已不限于临风叹息了，甚至连时间的数学刻度也呈现出痛苦，富有诗情画意。现在，每一天都象是一个轮廓模糊的山峰，变幻无常：走下山坡我感到可以忘掉一切，走上山顶我又渴望再见到公爵夫人，因而内心烦忧。我时而下坡，时而上山，在上下坡之间摇摆不定。有一天我对自己说：“说不定今天晚上会收到一封信呢。”
当我到饭店时，鼓足勇气问圣卢：
“随便问一声，你有没有得到巴黎的消息？”
“有的，”他回答我说，脸色看上去不太高兴，“不愉快的消息。”
当我明白是他有了烦心的事，他得到了情妇的消息时，我才松了口气。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些不愉快的消息可能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他近来恐怕不能带我到他舅妈家去了。
我得知他和他情妇吵了一架，可能是在信上吵的，也可能她来过一次，早班车来，晚班车走。他们经常吵架，真真假假，好象总有解决不了的矛盾。她心情很不好，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跺脚，哭鼻子，就象那些把自己关在没有窗户的贮藏室里的孩子，不出来吃晚饭，也不说明缘由，当父母气急了，动手打他们一下时，他们就益发哭得起劲。
圣卢因为和情妇的关系出现裂纹内心异常痛苦。不过，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会使人曲解这种痛苦。他一个人呆着时，别的什么也不想，只想他的情妇。想到她看见他精力充沛而对他充满了敬意，想到她是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他的，他起初感到的忧愁也就在不可挽回的局面前消散了，那时的滋味是那样甘美，那样令人愉快，因此关系破裂一经明确，也会象和解一样使他陶醉。过些时候他再感到的痛苦便是继发性的痛苦症状了：当他想到她可能很想同他接近，可能在等他的一句话，而此间，为了报复，她可能会在某个晚上某个地方做某件事，他只要给她打个电报说他要去找她，她可能就不会干这件事了；想到别人也许会乘机而入，过几天再去找她会太晚，因为她可能被别人占有；想到这些，痛苦的波涛又会在他胸中翻腾。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无所知。他的情妇保持沉默，这使他的痛苦最后达到了失控的程度，他甚至怀疑她可能藏在东锡埃尔或者去了印度。
有人说沉默是一种力量；从另一种意义上看，沉默被心爱的人利用，会发出一种可怕的力量。它会增加等待一方的相思。世界上最没有比分离更能使两个情人朝思暮想的了！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跨越的障碍呢？也有人说沉默是一种酷刑，会使身陷囹圄、被迫受刑的人发疯。可是，忍受心上人的沉默又是怎样的酷刑啊！这比保持沉默还要难以忍受！罗贝心里嘀咕：“她干什么去了？怎么会杳无音信？她会不会欺骗我，同别人搞上了？”他还想：“我究竟哪里得罪她了，她居然这样一点消息都不给我？她可能恨我了，永远恨我了。”于是他拼命自责。沉默果然把他逼疯了，一是由于嫉妒，二是由于内疚。而且，这种沉默本身就是座监狱，甚至比监狱还要残酷。这个隔在两人之间的空无一物、但被遗弃者的视线不能穿透的空气隔板，是一堵非物质的、但又是难以逾越的围墙。还有比沉默发出的光更可怕的吗？它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失踪的女人，每一个都表现出对爱情的不忠诚。有时候，罗贝会突然心情舒缓，以为沉默即将打破，日夜盼望的信就要飞来。他看见它朝他飞来了，他留心着每一个声音，他的渴望仿佛得到了满足，他喃喃自语：“信！信！”他象这样隐约看见了一块想象中的温情的绿洲后，又回到了无穷无尽的沉默这块真实的沙漠中，焦急地等待着。
他一无遗漏地想象着绝交后的各种痛苦，但在别的时候，他却认为可以避免这样的结局，就象那些不切实际地想要移居国外因而把所有的事务了结一清的人那样，不知道明天该想些什么，心中烦躁不安，他们的思想已经脱离了他们的躯体，就象病人身上摘下的心脏，离开病人的躯体还在继续扑扑地跳动。不管怎么说，他情妇会回到他身旁的希望，给了他坚持绝交的勇气，正如坚信打仗能活着回来可以帮助人去迎击死神。因为在人类种的植物中，唯有习惯这种植物最不需要肥沃的土壤，能第一个出现在表面看来最荒芜的岩石上，因为如果提前设想同情妇断绝关系，也许最后事到临人也就完全习惯了。但是绝不绝交还不能肯定，这使他仍处在一种和恋爱相似的状态中，心里牵挂着这个女人。可他强迫自己不给她写信（也许他认为失去情妇的日子固然难熬，但同她凑凑合合地生活在一起更不好受，或者认为他们是吵架后分手的，必须等她来道歉，这样他觉得即使不能维持她对他的爱情，至少也可以坚持她对他的尊敬），而只到电话局去打电话（东锡埃尔刚开电话业务不久），向他安插在他女友身旁的一个贴身女仆打听消息或下达指示。这种电话联系非常复杂，占据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情妇不久前已搬到凡尔赛附近的一座小别墅去了。她租下这座房子是因为和她要好的文人学士不断地向她宣传首都丑恶论，但更是为了她的动物，为了她的狗、猴子、金丝雀和鹦鹉，她的巴黎房东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动物无休无止的噪声了。可是圣卢在东锡埃尔却是夜不成眠。有一次他到我那里，实在累得不行，就打了一会儿瞌睡。突然他又讲话了，他想跑，他想阻止一件事发生，大声喊着：“我听见她的声音，您不要……您不要……”他醒了。他对我说，刚才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乡下，在上士家里。上士竭力阻拦他到屋子的一个角落去。圣卢猜到他家里藏着一个非常有钱又非常坏的中尉，他知道这中尉对他女友垂涎三尺。突然，他在梦中清楚地听见他情妇在性欲高潮时习惯发出的间断而规则的呻吟。他强迫上士带他到房里去。上士拦住不让他进去，被这冒失的行为气得满脸愤怒。罗贝说，此情此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我这梦太愚蠢了！”他又说了一句，仍然喘不过气来。
但我后来确实看到有几次他想打电话给他的情妇，要求同她言归于好。我父亲不久前倒是装了个电话，但我不知道这对圣卢是否一定有用。况且，我觉得让我的父母——即使仅仅通过装在家里的电话——充当圣卢和他情妇的中间人是不妥当的，不管他情妇的情感多么高尚，多么纯洁。圣卢的恶梦慢慢从他头脑中消失了。在这严酷的日子里，他每天都来找我，魂不守舍，两眼发呆。这些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在我看来好象一排弯弯曲曲、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铁栏杆，罗贝待在栏杆后面，寻思他女友会作出怎样的决定。
她终于来信请求他谅解了。他刚意识到绝交已经避免，马上又看到了和解带来的种种不利。然而，他心里舒展多了，他几乎情愿接受新的痛苦。他知道一旦言归于好，不消几个月就会有新的痛苦来折磨他。他没怎么犹豫。或者说，就是因为他终于确信能够重新得到他的情妇他才犹豫的；既然能和好，那就和好吧。不过，她要求圣卢元旦不要回巴黎，好让她恢复平静。而他到了巴黎是绝对忍不住不去看她的。此外，她同意和他一起去旅行，可是要去旅行就必须有真正的假期，而德·鲍罗季诺上尉却不准假。
“这使我感到不安，因为去拜访我舅妈的事得往后拖了。
复活节①我一定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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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复活节日期无定，一般在3月22日到4月25日之间。
“到那时我就不可能去拜访德·盖尔芒特夫人了，因为我要到巴尔贝克去。不能就不能吧，这无所谓。”
“列巴尔贝克去？可您从来都是八月份去的呀！”
“对，可是今年我身体不好，人家老早就会把我送去的。”
他怕我听了他的叙述后，会对他情妇产生不好的印象，于是又说：“她表现得粗暴仅仅是因为她太直率，感情太专。其实她心灵高尚得很。你想象不出她的感情多么细腻，多么富有诗意。每年她都要到比利时的布鲁日去过死人节。这‘很好’是不是？以后如果你能认识她，你会看到她多么高尚……”他的讲话充溢着这个女人周围的文人学士使用的词藻：“她真是灿烂辉煌，甚至有点神圣，你懂吧，她几乎是个神甫般的诗人。”
在吃晚餐的时候，我绞尽脑汁，想找到一个借口，能让圣卢请求他的舅妈不等他来巴黎就先接见我。这个借口我终于找到了：我和圣卢在巴尔贝克时结识了大画家埃尔斯蒂尔，我想再看看他的画作。借口固然是借口，但也有几分真实。从前我去拜访埃尔斯蒂尔，是想让他的画引导我去理解和热爱比画更美的现实：比如说名副其实的冰雪消融的景致，外省一个真实广场，海滩上栩栩如生的妇女（最多也就是让他给我描绘象山楂树丛生的小径那样无法深入欣赏的现实，不是要他为我保存而是要他帮我发现现实的美）；然而现在恰恰相反，是这些画的独特风格和诱惑力激起了我的欲望，尤其是我想欣赏埃尔斯蒂尔的其他几幅画。
况且，在我看来，就是他的最不成功的作品，与那些比他伟大的画家的杰作相比，也是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他的作品宛若一个封闭的王国，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和独一无二的内容。难得有杂志刊登研究埃尔斯蒂尔的文章，凡有这样的杂志，我都如饥似渴地把它们收集起来。从那些文章中我了解到他画风景画和静物画的时间不长，他是从神话题材开始他的绘画生涯的（我在他的画室里有幸见过两幅神话题材画的照片），后来很长时间一直受日本艺术的影响。
他的画有各种风格，其中最具特色的几幅流散在外省。在莱桑德斯的一间农舍里，珍藏着他最美的一幅风景画。这幅画就象磨石上镶嵌有辉煌的彩绘玻璃的夏尔特尔的一个小村庄，在我看来异常珍贵，它会激起我想去旅行的强烈愿望。收藏者可能花了几千法郎才买下这幅杰作，他如同星相学家，深居简出，躲在大路旁他的陋舍里，向世界的一面镜子——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感到一种使那些在某个重要问题上看法一致的人心灵沟通、意趣相投的情感把我和这个人连结在一起了。但在我收藏的杂志中有一本提到，我心爱的画家有三幅重要的作品可能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里。因此，在圣卢告诉我他女友将去布鲁日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当着他朋友的面，我可以真诚地，出其不意地问他：
“听我说，可以吗？还是我们谈过的那个夫人，这是最后一次谈她了。你还记得埃尔斯蒂尔吧，我在巴尔贝克认识的那个画家？”
“怎么啦？当然记得。”
“你还记得我很佩服他吗？”
“记得，还有我们托人捎给他的那封信。”
“嗯，这是我想结识前面谈到的那个夫人（你肯定知道是谁吧？）的理由之一，不是最重要的理由，一个次要的理由。”
“是啊！怎么那么多插入语！”
“因为她府上珍藏着埃尔斯蒂尔的画，至少有一幅很美的画。”
“啊！我怎么不知道？”
“复活节埃尔斯蒂尔一定会在巴尔贝克的，您知道他现在几乎一年到头都在那里。我很想在动身去那里之前看一看这幅画。我不知道您和您的舅妈关系好不好，您能不能求求她——您可以在她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设法让她不拒绝我的请求——让我一个人——因为您不可能在那里——去看这幅画？”
“哪还用问？我担保她会答应的，这事包在我身上。”
“罗贝，我多么喜欢您啊！”
“喜欢很好，要是用‘你’称呼我就更好了，这是您答应过的，而且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我希望您不至于打算离开这里吧，”罗贝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您知道，即使圣卢去休假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我们在嘛。这对您也许少了些乐趣，但是我们会想方设法让您忘记他不在您身边的。”
果然，就在大家都认为罗贝的女友只好一个人去布鲁日的时候，听说德·鲍罗季诺上尉改变了主意，批准圣卢士官到布鲁日去度假，而且给的假期很长。事情是这样的。鲍罗季诺亲王的一头浓发是他的骄傲，他是城里最有名的理发师的老主顾。这位理发师从前曾给拿破仑三世的理发师当过伙计。德·鲍罗季诺上尉同他关系很好，因为尽管他老摆出一副神气的样子，但对小市民倒也随和。但是，亲王在理发师那里至少有五年的欠帐没有偿清，葡萄牙牌香水、君王牌香水、烫发钳、剃刀、磨剃刀的皮带和香波或发式，使亲王的欠账越来越多，自然理发师就更看重当场付钱，而且还有车马的圣卢了。热心的理发师了解到圣卢因为不能和他的情妇一起去布鲁日而闷闷不乐，便乘给亲王刮胡须之机同他讲了这件事。亲王被一件白大褂裹住了手脚，头仰着，动也不敢动，怕被剃刀割了喉咙。理发师叙述的一个年轻人的风流韵事博得了上尉亲王的微笑——波拿巴式的宽容的微笑。他当然不大可能想到他的欠账，但是，理发师说的话可以使一个公爵发脾气，也可以使他发善心。反正他下巴额上的肥皂还没有擦净，他就批准假了，而且让圣卢当晚就动身。至于理发师，他平时是个吹牛大王，要吹牛就得会撒谎，用离奇的谎言往自己脸上贴金，可这一次却例外，他帮了圣卢的大忙，不仅闭口不提自己的功劳，而且以后再也没对罗贝提这件事，好象虚荣心就要撒谎，既然不需要撒谎了，虚荣心也就变成了谦虚。
罗贝的朋友们都对我说，不管我在东锡埃尔呆多久，也不管我什么时候再来，如果罗贝不在，他们的马车、住房和业余时间都可归我支配，我感到这些年轻人一心想用他们的奢侈品和青春活力来帮助我克服我的弱点。
“再说，”圣卢的朋友们在恳求我留下后又说，“您为什么不每年都来呢？您不是也感到这里可爱的生活使您很快乐吗？
您甚至就象一个老兵，对团里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
他们把我称作老兵，是因为看到我仍然兴趣勃勃地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看法，把我知道名字的军官按照他们的德才分一分类，就象从前读中学时，我让同学给法兰西剧院的演员排一排队一样。如果圣卢的朋友在谈到一个我从来都是听人最先提到的将军（如加利费或内格里埃什么的）时说：“内格里埃呀，是最平庸的将军了”，继而抛出一个完美无缺、饶有趣味的新名字，如博将军或谢斯兰·德·勃艮第将军，我会感到又惊又喜，就和从前看到迪龙或法布夫尔的名字大势已去，被一个闻所未闻但突然变得赫赫有名的阿莫里击退时的心情完全一样。“啊！甚至比内格里埃还要卓绝？在哪方面？请给我举个例子。”我希望他们把团里的军官甚至包括下级军官作一个明确的区分，我想看他们是怎样区分军官的，从而掌握判断军人优劣的标准。在我最感兴趣、最乐意听人谈论的军官中，有一个是鲍罗季诺亲王，因为我见到他的机会最多。可是，尽管圣卢和他的朋友无不公认这个漂亮的军官管理他的骑兵中队成绩斐然，无与伦比，但他们谁都不喜欢他。当然，他们还是把德·鲍罗季诺先生同有些行伍出身并且是共济会会员的军官，那些独善其身，与别人很少交往，保持军士粗野外表的人区别对待，但似乎也不把他归入贵族出身的军官之列。不过，说实在的，即使在对待圣卢的态度上，他也和其他贵族军官大不一样。那些贵族出身的军官知道罗贝还是个小小的士官，如果邀请他吃饭，他有权有势的家庭会感到高兴（要不是因为这点，他家才不会瞧得起他们呢），因此，当一个对年轻的中士可能有用的大人物到他们家作客时，他们会不失时机地邀请圣卢去赴宴。只有德·鲍罗季诺上尉例外。他和罗贝仅仅保持工作关系，而且关系很不错。亲王的祖父曾被拿破仑皇帝册封为元帅和公爵亲王，续而又同皇室联姻，后来他父亲也娶了拿破仑三世的一个表妹，政变①后两次出任部长，但他仍然感到圣卢和盖尔芒特社交圈瞧不起他。既然和圣卢他们不志同道合，反过来他也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他也知道，尽管他同霍思措勒皇族②有亲戚关系，但在圣卢眼里他不是真正的贵族，而是庄园主的孙子；反过来他认为圣卢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父亲的伯爵领地是拿破仑皇帝给确认的（圣日耳曼区的人称之为重新册封的伯爵），向皇帝要了个省长的官位，后来又申请了另一个职位，但比起当国务部长的鲍罗季诺亲王殿下低一大截，得听从他的指挥，给他写信时称他为“阁下”。这个鲍罗季诺亲王还是皇帝的外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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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12月发动的军事改变。此后拿破仑三世在法国实行独裁，1852年12月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②德国古老的皇族。
可能比外甥还要近。据说，第一位鲍罗季诺公主曾随拿破仑一世流放厄尔巴岛，因而很受皇帝喜爱，第二位公主深得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在上尉那张安详的脸上即使找不出拿破仑一世自然的脸部特征，至少也能发现同样矫揉造作的威严；而他那忧郁而和善的眼神，长长的小胡子更能使人想到拿破仑三世。他和拿破仑三世是那样惊人的相似，以致发生了一件趣事：色当①战役后，他要求和拿破仑三世关在同一个监狱里，他被带到俾斯麦②跟前，普鲁士首相开始一口拒绝，就象拒绝所有人的要求一样，但他偶尔抬头看了看这个正准备离开的青年，突然发现他和拿破仑三世十分相象，不由得惊呆了，于是改变主意，喊他回来，同意了他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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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东北边境马斯河畔的城镇。1870年9月，法军在此被普鲁士军打败，拿破仑三世举白旗投降，后被囚禁监狱。
②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0—1890）。任首相时，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
鲍罗季诺亲王不肯主动接近圣卢和团里另外几名圣日耳曼社交圈的人（然而，他却经常邀请两个讨人喜欢的平民出身的中尉），是因为他以皇帝自居，对他的下级一概不放在眼里，把他们区分成两类。对于有自知之明的下级，他乐意同他们接近，因为他表面上虽然威严，其实脾气随和而开朗，而对于另外一些自以为比别人高贵的下级，他便很少同他们交往，他不能容忍他们以高贵自恃。因此，尽管团里所有的军官都对圣卢殷勤、热情，而鲍罗季诺亲王因受某元帅关照，在工作中对圣卢倒也客气（再说圣卢在这方面确实无可挑剔），但他从不把他请到家里。只有一次例外，出于无奈他邀请了圣卢，凑巧我又在东锡埃尔逗留，他要他把我也带去。那天晚上，我看着餐桌上的圣卢和上尉，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们各自的举止风度和优雅的仪表中分辨出了两种贵族——旧贵族和帝国新贵族——之间的差异。旧贵族至少有一个世纪不行使真正的权力了，他们不再把待人接物的礼貌——这是教育给予他们的起保护作用的外衣——看作一回事，而只看作和骑马、击剑一样，没有认真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他们瞧不起平民，不愿对他们热情，免得他们得意，也不愿和他们不拘礼节，免得他们感到光荣；圣卢出身在旧贵族，他的血液里溶进了旧贵族的缺点，尽管他竭尽全部智慧，也没有能把它们清除干净，如果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平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他的姓名，也会亲切地同他握手，和他聊天（翘着二郎腿，双腿频频交替，头向后仰着，手握着脚，一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的姿态），把他们称为“亲爱的”。相反，新贵族的各种爵位现在仍然没有失去意义，爵位的继承人仍然原封不动地享受着他们父辈因功受封的巨大财产，这世袭的财产使人想起他们所居的高位，所指挥的众多人员，所结识的各式各样的高级人物；鲍罗季诺亲王出身于新贵族，他把他的门第看作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特权，即使在思想上没有明确的意识，但至少在身体上通过他的举止和仪表也有明显的流露。圣卢对平民可能会拍拍他们的肩膀，挽起他们的胳膊，而鲍罗季诺亲王却会亲切而不失身份地同他们交谈，语气既和蔼可亲又带有一种装腔作势的高傲，充满威严的持重削弱了他那自然的微笑中蕴涵的淳厚。当然，这是因为他离大使馆和宫廷比圣卢更近，他父亲曾在那里充任最高职务，而圣卢那种胳膊肘撑在桌子上，脚握在手中的不拘小节的姿态在宫廷里肯定不会受到欢迎；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象圣卢那样瞧不起平民，因为平民是新贵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宝库，第一个皇帝从中汲取了他的元帅和贵族，第二个皇帝在里面又找到了富尔德①和鲁埃②。
德·鲍罗委诺先生作为皇帝的子孙，除了指挥一个骑兵中队便不再有其他事情可做，没有努力的目标，当然他父亲或祖父念念不忘的东西不可能全部封存在他的头脑中。但是，正如一个艺术家雕刻一座塑像，完工多年了，他的思想仍继续在造型，与此相仿，鲍罗季诺亲王父辈念念不忘的东西已成为他躯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身上有了具体的体现，他的脸部表情恰恰反映了这些忧虑。当他斥责一个下士时，他那冲动的声音使人想起第一个皇帝；当他吐出一口烟时，他那沉思而忧郁的神情又使人想起第二个皇帝。当他穿着便衣经过东锡埃尔的街头时，从圆顶硬毡帽下的眼睛中射出来的光芒，使这个上尉的周围闪烁着一个隐姓埋名的君王的光辉，当他带着军士和粮秣住宿先行官踏进上士的办公室，上士会吓得双腿颤抖，因为这两个随从俨然象贝基埃③和马塞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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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富尔德（1800—1867），曾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当过财政部长，参议员，国务部长，主张经济自由发展。
②鲁埃（1814—1884），法国政治家，当过司法部长，商、农和公共交通事业部长以及国务部长。
③贝基埃（1753—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最亲密的合作者。
④马塞纳（1756—1817），法国元帅，在意大利战争中功绩卓著，被拿破仑誉为“胜利女神宠爱的孩子”。
当他为他的中队选军裤布料时，他盯住下士服装师的目光足以挫败塔列朗①，迷惑亚历山大②。有时候，他正在检查内务，忽然会停下来，让那双奇妙的蓝眼睛露出沉思，好象在谋划建立一个新普鲁士和新意大利。可是他马上又会从拿破仑三世变回到拿破仑一世，指出士兵背包擦得不亮，或是尝一尝他们的伙食。在他的私生活中，如果他在家宴请平民军官（当然他们不是共济会会员）的妻子，他不仅要摆上一套只有大使才有资格享用的塞夫勒产的天蓝色瓷餐具（是拿破仑馈赠他父亲的礼品。这套餐具如果摆在马伊河畔他那幢乡间别墅里，人们会感到更加珍贵，正如旅游者来到一个古老城堡改装成的兴旺热闹的庄园，看见粗陋的衣柜里放着一些稀世瓷器，一定会倍加赞美），而且还要摆出皇帝其他的馈赠物：他那高贵而迷人的仪表（如果相信有些人的说法，一个人的出身不应该使他终生受到最不公正的排挤，那么，上尉这堂堂的仪表在某一外交职位上，定能使人赞叹不绝），他那亲热的手势，和蔼的神态，优雅的风度，以及那神秘而炯炯有神的目光——这是皇帝遗传给后世的珍品，在那天蓝色的珐琅般晶莹的双眸中保存了光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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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塔列朗（1754—1838），历任督政府、执政府、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他以权变多诈闻名，为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外交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亚历山大（1777—1825），指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关于亲王在东锡埃尔与平民的关系，有必要谈谈下面一件事。中校钢琴弹得很出色，军医的妻子歌唱得很美妙，就好象在音乐戏剧学院得过一等奖似的。军医夫妇和中校夫妇每周都在德·鲍罗季诺先生府上进一次晚餐。这当然使他们很得意，因为他们知道，亲王到巴黎度假，总在德·布达莱斯夫人、缪拉以及其他有地位人的府上吃晚饭。但他们对自己说：“他是一个普通的上尉，我们到他府上来他感到特别高兴，再说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后来，德·鲍罗季诺先生调到博韦任职（这是他长期活动的结果，他想离巴黎近一些），搬家的时候竟把这两对音乐家夫妇忘得一干二净，就象忘了东锡埃尔的剧院和他经常订购午饭的小饭店一样。尤其使中校和军医气愤的是，尽管他们是亲王餐桌上的常客，竟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讯。
一天上午，圣卢向我承认他给我外祖母写了封信，给她谈了我的情况，并且建议她和我通一次话，因为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已经开办电话业务了。总之。我外祖母当天要给我打电话，他叮嘱我四点差一刻到邮局去。在那个时代，电话还没有象今天这样普遍。然而习惯只要用很少一点时间就能使我们初次接触的神圣力量失去神秘性，我看到电话没有马上接通，就感到等的时间太久，使用太不方便。我差点想抱怨了。那时候我的心情和现在所有人的心情一样，嫌那突然会出现的、令人赞叹的奇境出现得太慢。其实我们想通话的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身边，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在我们身边。他呆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对我外祖母来说是巴黎），坐在他的餐桌旁，他那里的天空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天气也可能不同，他的情况和思想我们全然不知，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都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心血来潮，要他出现的时候，他（他和他周围的气氛）突然被带到了几百里外的地方，带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仿佛成了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女巫婆根据我们的意愿，让我们的外祖母或未婚妻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又非常遥远，在他们真正生活的地方，在看书，在掉泪，在摘花，那样清晰，那样逼真，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要使奇迹出现，只消把嘴唇凑近神奇的小金属板，呼叫——有时要等很久，但我乐意——值班女神，每天我们都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来没看到过她们的脸孔，她们是我们的守护天神，小心翼翼地监视着令人头晕目眩的黑暗大门；我们呼叫万能的女神，她们让远离我们的亲人出现在我们身边，却不让我们看见他们；我们呼叫看不见的达那伊得斯①，她们日夜不停，把声音的箱子倒空，注满和传递；我们呼叫爱奚落人的复仇女神，当我们给女友讲知心话不希望被人听见时，她们会恶狠狠地喊着说：“我听着呢！”这些电话女郎是神秘莫测、容易生气的女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疑心重重的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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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埃及王达那俄斯的女儿，共50人，除一人外，其余49人奉父命在新婚之夜杀死丈夫，后来又遭杀害，死后被罚永远在地狱中往一个无底的水槽里注水。
我们的呼叫声刚刚响起，在这到处都是幽灵，只有我们耳朵在凝神聆听的黑暗中，一个轻微的声音——一个抽象的声音——消灭了距离的声音——我们心上人的声音就同我们讲起话来。
是她，是她的声音在回我们说话。这声音近在身边！然而又那么遥远！多少回我听着听着就忧从中来，好象我们即使走很远很远的路，也不可能见到这个声音萦绕在我们耳畔的人；我们感到在这令人心驰意荡的唇耳接触中，在这似乎伸手就能拥抱我们心上人的时刻，实际上离她们有千里之遥，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这个真实的声音似乎离我们很近，其实却离得很远！它还可能预示着永久的分离！常有这种情况，我听得见声音，却看不见远方跟我讲话的人，就会感到那是从万丈深渊里发出来的绝望的呼叫，一股惆怅忧虑之情就会涌上我的心头；我还尝过一种忧虑，当一个声音，单独一个声音，离开了一个我可能再也见不到的躯体，又一次来到我耳边窃窃私语的时候，我却想顺便从说话人的嘴唇上亲吻这些话，但这两片嘴唇早已化为尘土，这时，忧虑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唉！那天在东锡埃尔，奇迹没有出现。当我到达邮局时，我外祖母已经打来电话了。我走进电话间，线被占了，有人在讲话，显然不知道没有人回答他，因为当我拿起听筒，就听见那段木头象木偶戏中的驼背丑角在尖声尖气地说话。我把它放回原处，它就不响了。可是我再拿起时，它又象驼背丑角喋喋不休地唠叨开了。我无可奈何，只好挂上电话，不再去碰它，这段会说话的木头这才停止痉挛，直到最后一秒钟它还在唠叨。我去找邮局职员，他叫我稍等片刻；然后我就讲话了；开始没有声响，可是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我以为自己一定熟悉这个声音，其实不然，因为以前，当外祖母同我说话时，我总是边听边看着她脸上的嘴巴和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的眼睛，而她的声音，今天我还是第一次单独听到。因为这个声音成了一切，我感到它变形了。当它象这样没有脸部线条陪伴，单独来到我身边时，我发现它充满了柔情。它可能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温柔过！可能我外祖母感到我离开了家，怪可怜的，认为完全可以向我抒发她的感情了；而在平时，这位女教育家总是恪守“原则”，克制自己，不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这声音很温柔，但也很忧郁。这忧郁的感觉首先是由温柔引起的，因为它明净纯洁，几乎一尘不染，任何冷酷、自私和同别人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被洗涤一清，人类的声音是很难达到这般纯净的。这声音由于过分体贴而显得脆弱，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化作一串纯净的泪珠而消失。再说，这声音单独出现在我身边，不再戴着脸孔这个假面具，我第一次发现它充满了忧伤，而她一生的忧伤已使声音出现了裂痕。
此外，难道仅仅是因为我孤立地听见了声音才产生这种令人心碎的新感觉的吗？不是的。更确切地说，声音的孤独似乎使我想起人的孤独，我外祖母的孤独（她第一次同我分离）。声音的孤独是人孤独的象征和直接结果。平时，我外祖母一天到晚指挥我做这做那，不准我做这做那，服从的烦恼和抵抗的冲动抵消了我对她的温情，此刻，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将来也不会再现（因为我外祖母不再要我回到她的身边，受她的统治了。她正在对我说，希望我干脆在东锡埃尔呆着不要回去，不行的话，无论如何也得尽可能多呆些时间，这于我身体和写作都有好处）。此外，我在耳边的听筒下感觉到的是我们两人相互的体贴。这种体贴摆脱了平时同它抗衡的相反力量，从此变得不可抗拒，这使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外祖母叫我留下来，这反倒使我渴望、并且使我感到迫切需要回到她身旁。我从没想过她会同意我留下。从此我自由了。但是我骤然感到这自由充满了伤感，就仿佛在我爱着她的时候，她猝然永远离开了我。我喊着：“外婆，外婆。”我真想拥抱她，可是在我身边只有这个幽灵般的声音，和我外祖母死后来探望我的鬼魂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同我说话吧！”可就在这时，声音突然消失，我变得更加孤独。外祖母听不见我说话了，她把电话挂了，我们不再面对面呆着，互相听见对方说话。我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大声呼喊外婆，我感到连对她的呼喊也似乎迷失了方向。我忧心如焚。很久以前，在我孩提时代，一天，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突然找不见外祖母时，也曾有过这揪心的忧虑，这感觉与其说是因为找不到外祖母引起的，毋宁说是由于我感到她在找我，感到她心里想着我也在找她；当我们同那些再也不会回答我们的人说话时，也会产生这种揪心的忧虑：我们多么想把过去没有同他们讲的话讲给他们听，多么想让他们知道我们无灾无难，无病无痛啊！我感到她已经成了一个心爱的亡灵了，刚才我没能把它留住，它已消失在其它亡灵中。我孤孤单单，站在电话机前，不停地、徒然地呼喊着：“外婆，外婆”，就象俄耳浦斯①孤零零地重复着亡妻的名字一样。我决定离开邮局，回到饭店去找罗贝，告诉他我可能会收到一封催我回去的电报，想打听一下火车的时刻。但是，在下决心离开之前，我本想最后一次求助于黑夜的女儿，传话的使者，看不见脸的女神；可是喜怒无常的值班女神不再愿意——也可能是爱莫能助——为我打开神奇的大门；也许她们根据惯例，也曾不厌其烦地求助于年高德劭的印刷术发明人，叫唤过热爱印象派画的当司机的年轻亲王（后者是德·鲍罗季诺上尉的侄子），但古腾堡②和瓦格拉姆③对她们的恳求置之不理。我知道，不管我怎样请求，看不见的女神都将不为所动，于是我离开了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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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妻子欧律狄克死后，他追到阴间，冥后被他的琴声感动，答应让他把妻子带回人间，但在路上不得回顾。当他快到地面时，回头看了看妻子，结果欧律狄克又回到阴间。
②古腾堡（生于1393至1400年间，卒于1468年），德国人，完成了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印刷的研究，还用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械代替手工印刷。这里系指电报局职员。
③指年轻的亲王，上尉的侄子。
回到罗贝和他朋友身边后，我没有实话告诉他们我的心已经不和他们在一起，也没说我已下决心要离开他们。圣卢似乎信以为真，但我知道他一上来就明白我的犹豫决不是假装的，他明白第二天就找不到我了。他的朋友让他们面前的饭菜凉着，和他一起查阅火车时刻表，弄清楚我可以乘哪一趟车返回巴黎；机车的汽笛声在满天星斗的寒冷的夜空中嘶鸣，可是我此刻心潮翻腾，失去了平衡。在这里，朋友们的友谊和从远处传来的火车长鸣声使我度过了多少个心境恬静的夜晚啊！就是今天晚上，他们还在为我效劳，不过用另一种形式罢了。当我知道不再是我一个人为我动身问题烦恼的时候，当我感到我那些精力充沛的朋友——罗贝的同事——和另一些身强力壮的朋友——火车——都在充分调动积极性为我动身效劳的时候，我就感到心里踏实多了。火车每天早晚往返于东锡埃尔和巴黎之间，事后回想起来，这滚滚的车轮把我浓缩的、不可忍受的和外祖母长期分离之情压得粉碎，压成了每天都有可能踏上归途的渺茫希望。
“我相信你讲的是真话，你还不打算离开这里，”圣卢微笑着对我说。“可是你还是作好走的准备，明天一大早就来同我告别，否则我可能见不着你了。我凑巧要到城里去吃午饭，上尉准假了。我得赶在两点钟前回到营房，因为我们要操练一整天。这没问题，我吃饭的那家老爷会用车子把我按时送回营房的。他家离这儿三公里路。”
圣卢刚说完，我下榻的旅馆就有人来找我，要我到邮局去听电话。我是跑去的，因为就要打烊了。邮局职员回我话时，都说是“长途电话”。我心里不安极了，因为是外祖母来的电话。邮局就要关门。电话终于接通了。“是外婆吗？”一个带着浓厚英国口的声音回答我：“是呀，可我怎么听不出是您的声音？”我也听不出同我说话的人是我外祖母，况且，她从来不用“您”称呼我。最后疑团终于解开：原来，这个外祖母要找的那个年轻人几乎和我同名，而且也下榻在我住的旅馆里。凑巧这一天我也曾想给外祖母打电话，听到有人叫我接电话，我就深信不疑是她老人家打来的了。然而，刚才邮局和旅馆双方都搞错，却完全是巧合。
第二天早晨，我磨磨蹭蹭地去找圣卢时，他已去邻近的那个城堡赴宴了。将近一点半钟时，我准备到军营去碰碰运气，好等他回来就同他告别。在一条通往军营的林荫道上，我看见一辆轻便马车从后面驶回来了。当马车驶近我跟前时，我给它让道。驾车的是一个士官，戴着单片眼镜，正是圣卢。他身边坐着那位请他吃饭的朋友，我在罗贝的饭店里同他见过一面。我看见圣卢不是一个人，就没敢喊他，可我又想叫他停车把我捎走，就使劲地朝他挥了挥手——有不认识的人在场一般都做这个动作——想引起他的注意。我知道罗贝是近视眼，但我深信只要他看见我，就一定会认出我的。可是他看见我同他打招呼了，也还了礼，却没有停车。他飞驰而去，面部表情凝固，没有一丝笑纹，只是把手举到帽沿上，足足举了两分钟，仿佛在给一个不认识的士兵还礼似的。我朝军营奔去，但路还远着呢，当我跑到那里，骑兵团已在院子里集合了。人家不让我呆在院子里。我没能和圣卢告别，心里懊恼万分。我上楼到他宿舍去找他，他已不在了。我看见一群病号站在窗口观看骑兵整队，还有几个免去队列训练的新兵，一个老兵，以及那个年轻的业士。我上前向他们打听。
“你们没看见圣卢中士吗？”我问。
“先生，他已经下去了，”老兵说。
“我没看见，”年轻的业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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