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具备仁、知、信、直、勇、刚六德目，却不好学问，那么便会导致愚、荡、贼、绞、乱、狂六弊害。
第三章 儒之变貌（4）
　　“愚”指被人愚弄；“荡”指脱离现实，行为放荡；“贼”指过度信任对方而被人利用；“绞”指说话尖刻；“乱”指无秩序；“狂”指狂妄自大。无论喜好哪种德目，如果不好学问的话都将招致祸害。这便是学问至上主义的过剩表现。仲由是孔子弟子中性情最为粗狂朴实之人，因此孔子对其教诲时使用了相当严厉的词汇。
然而对于该篇所提到的“六言六弊”，自古就有许多争议。虽说是出现在“子曰”之后，但内容却与孔子平日所言不甚相似。之前的“吾执御矣”之类听起来似乎更为真实。并且，此处的六言六弊过于工整，虽说条理清晰，但与《论语》中孔子其他言论相比，缺乏生动。朱子在新注中提到“前后文体大不相似”，伊藤仁斋（ 1627-1705）的观点更为鲜明，他认为孔子不是言语工整之人。
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文字违背了孔子的本意，相反，学问至上主义恰恰体现了孔子的观点，只是表现形式过于工整罢了。也有人认为，孔子死后，其门人弟子尽量将孔子原话真实再现，然而也有一些内容并非是孔子的原话，只是对孔子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因此表现出来就会显得较为工整和教条化了。
如果不结合学问进行修炼上述的六项德目，就会招致祸害。要控制勇、直、刚，除了学问别无他途，自制力只有通过学问才能培养出来。
例如在美术和音乐领域，艺术家们除了需要具备天分外，还需要借助于“学问”，才能将其天分发挥出来。这就充分体现了学问至上主义。与其说是看漏了其他的才能，不如说是儒家根本无心顾及其他才能。因此这样的观点导致儒家备受争议。
诚然，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儒家对学问的推崇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是在对专项人才--技术者所表现出的歧视，则是极为消极和落后的。
绘画界权威长尾雨山（ 1864-1942）曾执教于美术学校和东大，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昭和七年（ 1932）八月，长尾雨山在京都博物馆作了《关于支那南画》的讲演，其中讲述了一段令他感受颇深的经历：
……我在支那时，从事文学及其他学问的研究，受到了诸多前辈的亲切接待。每月和他们聚在一起作诗。有一次举办诗会，那天恰逢苏东坡诞辰，于是有人提议画一幅东坡像，然后大家边看画边作诗，这样会增加几分情趣。当时擅于作画的吴昌硕虽然也在场，但他却不擅长画人物像，于是召来了另外一人。该人在日本也是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在此就不提及他的姓名了。此人在学问方面造诣不深。等他到后，拜托他作一幅东坡画像，他答应后马上洗笔作画，不多时，一幅栩栩如生的东坡画像便完成了。当时诗会上，有丰盛的美味佳肴，而且马上就要开宴了，按常理应邀请他一起参加，以表达感谢。但是，即便是在绘画方面造诣很深的他，也只被当作个画工，连一杯酒都没有请他品尝，便让他离开了。在当时的交际中，对学者和没有学问的人的区别对待，表现得极为露骨。古往今来的史书中登场人物数不胜数，然而未被载入史册的艺术家又会有多少呢？……（中略）……由此可见，在支那，学问极受推崇，如果人格的陶冶不能以艺术形式呈现出来，便不能被称之尊贵。这也有一定道理，虽然艺术是艺术，学问是学问，但是两者却分不开……
第三章 儒之变貌（5）
　　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文人作画，往往被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样的人被称为“画家”。而像被请去为苏东坡作画的人则被称为“画工”，层次要比“画家”低等。画工只会画画，而画家则既是文人，又是官僚或地方豪绅，或是具备其他才能。古时称这样的人为六艺全能之人。
全能人才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然而，什么都会的人就能被称为模范吗？《论语》中有下面一段话：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指古代官名，总理级大臣。春秋时期称总理大臣为太宰有宋和吴二国，此处出现的太宰乃是吴国的大臣。关于吴国太宰与子贡会面一事，在《史记》中有记载，而且有过两次会面。吴之太宰名为嚭（读音： p　）。在外交会见结束后，吴太宰问道，夫子是圣人吗？他一定具备很多的才能吧。
关于此段话的解释，古注与新注不相同。新注为南宋朱熹所著，在此之前的《论语》注释尚未明确孔子的思想体系。与训诂相比，朱子采取了更合理的思辨性考察角度，对《论语》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创作出了《论语集注》。此前注释被称为古注，其代表便是何晏（？- 249）的《论语集解》。何晏之母乃曹操夫人，何晏本人在宫中长大，因此具有一定的权势。《论语集解》是由他召集了众多学者，将汉魏之前的古注综合而成，因此并非他个人的著作。何晏本人信奉老庄思想，以开创清谈而闻名。作为老庄的代表人物，又总结《论语》古注，也可以算是前面所述的“缠绳”一例。然而从朱子的新注中可以看出，老庄式的思考方式被排除在外。
关于古注和新注说来话长，现在我们对“儒教”所提出的阐释多以朱子的新注为依据。
新注中对太宰的话解释为：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由于孔子的多能。其中也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听说孔子被称为圣人，那么应该如传言所云，什么都会吧。
然而古注的解释为，既然是圣者，那么不应该连一些琐碎的小事都会吧。其前提是作为圣者，不应该多能。
根据新注的解释，太宰边点头边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如同传言一样啊。”而古注的解释则为：“听传言如是说，那么孔子究竟算是圣者吗？”太宰一边问道一边侧过脑袋思考，所言不免带有挖苦之意。
针对太宰的提问，子贡回答道：“天纵之将圣。”对此，按照古注的解释为，受上天所封的将圣。古注中写道：“将大也”。然而，在新注中对该句的解释为，天纵之，使之成为将圣。既然为圣，那么必然多才--这是对子贡所言作出的解释。成为圣人有诸多条件，假设多能是其中之一，那么由于孔子在此方面极为突出，因此称为“又”。然而多能未必为圣人，假设成为圣人的条件中特别强调“孝”，那么在孝行方面尤其突出的人物，便可称之为“又孝”。
第三章 儒之变貌（6）
　　古注针对“多能”，对圣者提出了质疑。于是，子贡的回答便有辩解之意。其回答为：孔子先生既为圣者，也是（指并非成为圣人的条件，或者为非圣者的因素）多能之人。
孔子在听到太宰与子贡的会话后，说道，太宰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在年少之时，由于身份卑微，生活窘迫，所以掌握了许多卑贱的技艺。君子会有这么多的技艺吗？应该不会吧。
根据孔子所言，对“多能”作出了否定。在孔子看来，身为君子，不应具备一些琐碎卑微的技能。“多乎哉？不多也。”--该句为自问自答句型，进一步加强了否定意味。
君子不应该多能，何况圣者乎？孔子出身贫贱，无奈只好学习了许多的技艺。在文中继续写道：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共九字。古注中将此单作一章，而新注将此与前句合在一起。所谓“试”是指做官。古时候，出世便是做官。由于没能做官，于是便学习了许多技术。“艺”表示技术。“牢”为孔子弟子之名，姓琴。孔子对牢所言被其弟子收录到了《论语》中，由于与前章中所提到的“吾少也贱”相对应，便将此句收编至此。
孔子并非个人喜好而成为多才多艺的。他也曾感叹，真正的君子不应如此。
儒家将全能人才作为个人奋斗的理想目标。所指的全能人才，是接受了全面均衡教育才实现的。“鄙事”--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术--不在六艺之列。
六种德目如果不与学问相结合便会引起祸端。六艺中，礼、乐、书、数与学问较为接近，而射及御与学问相去较远。孔子开玩笑说成为御的专家，正是基于御是距学问最远的观念。
选择学习御的戏言，在体现了儒家追求学问至上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其对专项技术的歧视。儒家的长短都浓缩在了这一句小小戏言之中。
文中太宰是指吴国太宰嚭。其人在吴越战争中充当了一个丑陋的角色。吴在会稽山将越包围并逼其走投无路时，嚭接受了越的降服。而不接受越降服、主张彻底消灭越的伍子胥在与嚭之间进行的政治斗争中落败，最后被处以死刑。嚭之所以接受越的降伏，据说是由于他收取了越的贿赂。
越在降伏二十年后，一雪“会稽之耻”而灭了吴，越便以不忠的罪名将嚭诛杀，这在《史记》中有载。吴在会稽接受越的降伏后，频繁出兵北上。越之所以能复仇成功，与吴频繁北伐从而导致国力衰退有关。吴王夫差最初北上伐鲁，孔子弟子子贡于公元前 488年作为鲁国的外交代表与吴交涉，会见太宰嚭。当时，吴提出要用百牢来作为宴请。一牢为一牛、一羊、一猪。子贡拒绝了吴的要求，原因是，根据周的惯例，宴请天子不过十二牢，公为九牢，伯六牢。《史记 ·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如下：
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文身指刺青，乃吴之风习。中原视之为蛮夷风习。吴王夫差号称自己不是听命于周天子的中原人民，因此不应受周朝惯例的限制。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百牢的要求。
第三章 儒之变貌（7）
　　子贡以鲁国代言人的身份与吴交涉时，孔子六十四岁。五年后，子贡再次与吴交涉，当时孔子仍然建在。
孔子时代，称霸长江下游的吴，尚不知周礼。儒家则极为重视周礼。吴王在听说周礼后，便突然改变了态度，撤回了百牢的要求。
关于自称为蛮夷的吴国，曾有一个建国传说。相传本应为成为周天子的泰伯，将王位让与其弟季历（文王之父）后出奔，在南方开创了吴国。因此，吴王没有无视周礼，或与此传说有关。
由此可见，孔子时代，儒家仅存在于中原，但是在像吴这样的蛮夷之地，也具备接受儒学的基础。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侍奉于吴王夫差之父，与孔子同时代。《兵法》论述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技巧。与歧视技术的儒教思想相对立的法家思想，在蛮夷之地上发展起来。前面曾讲到，儒家具有极强的吸纳力，因此在子贡与吴交涉的过程中，儒家极可能吸收了南方重视技术的思想。
从教条到教养
春秋战国（前771-前221）时期，各国尚处于温饱未解决、竞争残酷的时代。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须不断努力，因此各个诸侯都十分重视富国强兵之道。而儒家并不重视此，这是其反体制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乱世被平定后，以孝为先、强调秩序的儒家，便成为符合体制需要的思想体系。汉武帝虽然将儒家国教化，但并不意味着摒弃了其他思想。武帝曾孙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被称为明君，他统治时采用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皇太子（此后的元帝）十分醉心于儒教，曾多次向其父谏言遵循儒之精神，治理国政。宣帝怒斥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王道指儒家仁道，霸道指其他治国之道，其中包括法家、兵家等重视技术的治国思想。皇太子对其父重用法家、严于刑罚极为不满。他再次进言要求多起用儒生时，宣帝道：“俗儒不达时宜。”将其斥退。意思是说，愚蠢的儒生还不能顺应时代，不能起用。看到儿子痴迷于儒教，宣帝不禁感叹：
乱我家者太子也。
意欲废掉太子。这在《汉书》中有载。然而太子之母皇后许氏是宣帝的糟糠之妻，被第二任皇后毒死，因此宣帝未将太子废掉。
痴迷于儒教的皇太子即位后，即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起用了众多儒生，施行儒教式统治，正如其父所担心的那样，汉王朝摇摇欲倾。元帝皇后王氏的外甥王莽最终篡夺了西汉政权。汉朝之所以被篡权，原因便是其未能建立强有力的政体。
元帝只采用王道进行统治的方式，最终导致失败。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吸取了元帝失败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导致的失败，症结并不在王道即儒教。儒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单纯的教条主义必将导致失败。
第三章 儒之变貌（8）
　　简单回顾一下元帝的儒教政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段失败的统治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首先，儒教提倡农本主义，主张取消让商人获利的货币经济，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经济状态下--实际上，这种主张根本无法施行。施行盐铁专卖制度以及国家做买卖的行为，与儒家的精神也是相悖的。在这些政策被取消后，国家财政危机爆发了。因此过了没几年，这些政策又开始重新施行。朝令夕改，国民疲惫不堪，民不聊生，这都是政治混乱所导致的灾难。
宫廷费用的削减，貌似是善政，然而其目的并非为节约经费，仅仅是为效仿古代圣王的宫廷制度。
汉时，宫中有九庙，但古礼记载“天子七庙”，于是元帝便决定裁减两庙。应该裁减哪两个庙，便成了元帝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日日夜夜只讨论此事，完全无暇顾及民生问题。
王莽夺取汉朝政权后，建立了“新”王朝。他重蹈元帝的覆辙，仍然采取了儒教的教条主义政治，最终新朝只存在了十六年便灭亡了。
元帝认为国家不应从事买卖交易，曾一度取缔了盐铁的专卖政策。王莽认为让商人获利是与儒之农本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强化了专卖政策，独占利益。
王莽重新采用了周朝的“井田法”，导致天下大乱。天下土地皆为“王田”，禁止买卖。在禁止土地私人占有后，地方豪绅便被“撵”到了反对王莽的阵营中。
原来赐予匈奴首领的印为“玺”，王莽将其改为“章”。玺乃王印，而章为诸侯之印，这意味着匈奴首领被降格为诸侯。并且王莽将匈奴的名字改为“降奴”，这无异于向匈奴挑衅，结果引起了叛乱。王莽认为重视序列才能体现儒教的精神，于是将官名、地名都改为与周朝一致，比如长安被改为“常安”。改称匈奴为“降奴”后，“新”王朝的外交变得困难重重，后来又改称匈奴为“恭奴”--反复无常，如同儿戏。
据《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王让您去主持政治的话，您首先会做什么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纠正名分，使名与实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这样的吗？那您就太迂腐了，纠正名分有什么用呢？
卫国灵公死后，其孙出公即位。灵公太子（后来的庄公）因与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认为他如果再回国，会令他的儿子下场可怜，于是决定在国外活动。正所谓父子之争。对此，子路询问孔子，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对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听后觉得索然无味。有诸多棘手的问题等着解决，而孔子却选择以正名为先。
第三章 儒之变貌（9）
　　孔子责怪子路，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应当先正名分。所谓的名分是指，谁是国君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而并非局长改称部长，副知事改称为知事。
王莽所为或许也是出于“正名”的考虑。然而改称“匈奴”为“降奴”，之后又改为“恭奴”--这决非“正名”。至于地名和官名的改称更是什么也算不上了。不过是“随意改动机构名称”罢了，除了增加麻烦，毫无意义。
儒教具有流于形式的弊病。王莽对“正名”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识到其本身具有流于形式性、教条性的弱点，那么在采用时就应当尽量避免。儒教的教条主义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避开了教条主义，儒教开始向教养主义倾斜。虽然儒教具有国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较弱，作为众多教养之一，即oneofthem，仅仅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譬如，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匡复汉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学习儒教的君主，同时还研究谶纬等预言书之类。谶纬不属于儒教的范畴。据文献记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57-75年在位）是中国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对佛教理解到什么程度尚不明确，然而由“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仅是黄老之信徒，而且还是佛教信徒。
老庄一派也在佛教的影响下，组织成立了教团。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团的叛乱拉开了三国动乱时代的大幕。同一时代，四川方面存在着名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团，后来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通过向道教和佛教学习，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间经常展开论战。镇压佛教的发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却不曾参与论战。
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其中最后一宗，即后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废佛”，严格来讲，并非“废佛”，只是规定僧尼在出家时要通过考试，对堕落的佛教进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和唐武宗（845年）。北魏太武帝的发难是由道士寇谦之和道教信徒崔浩挑起，北周武帝发难的主角是道士卫元嵩和张宾。唐武帝废佛，即所谓“会昌废佛”，是由道士赵归真的调唆而引起。据说当时留学于唐的日本僧人圆仁（慈觉大师），也被强制还俗。
在北周武帝施行的废佛中，除儒、道、佛三教外，还召集了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展开了大论战。儒教虽在其中，但这只是道佛之间的对决。
最初的论战发生于天和四年（569），在大德殿举行，武帝亲自出席，
聚集了数百名官员、道士和沙门。据《周书》记载，只是
--讨论释老义。
释，即佛教；老，即道教。儒教不在讨论之列。
建德二年（573）十二月，武帝出席，集群臣、沙门、道士
--辨释三教先后。
这里出现了儒教。按照优劣对三教排序，结果为儒、道、佛。次年五月，武帝再次下诏：
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僧尼）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第三章 儒之变貌（10）
　　道佛之争进入白热化，儒教却只在一旁观战，成为最终的胜利者，道、佛打成平局，不分胜负。
无论是道教信徒还是佛教信徒，都是站在儒教的立场上。北齐颜之推（531-595？）在《颜氏家训》一书中论述了佛教的五戒与儒教的五常一致的观点。此观点得到了普遍肯定。
即便是在教养主义时代，儒教依然保持了与中国等身大的姿态。
受试之儒
经过了教养主义，儒教开始转变为受试主义，这种说法略带讽刺意味。北周武帝排除掉道教和佛教后，将儒教作为国家的思想基础，而儒教原本就是以国教的身份而存在的。汉代儒教之劲敌--曾号称国教的佛教已经不复存在，道教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变身为隐者，逃离了世俗，于是儒教的对手都不存在了。受佛教的影响的老庄集团经过组织化、系统化后，成为儒教的竞争对手。然而，儒教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佛教、道教便被北周武帝认为过于陈腐，从此一蹶不振。之后，北周外戚杨氏篡夺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
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宣称为儒教之国的北周政权体制，被隋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
科举之前的官吏录用主要是通过中央高官及地方长官（郡太守）根据德目进行推荐。所谓的德目包括“贤良方正”、“直言”、“明经”、“有道”、“茂才”、“孝廉”。这些德目也有先后，其中“孝廉”为最上，若能以此被荐，那么很快便可出人头地。孝敬父母且清廉之人自然是儒教的遵循者。除“孝廉”外，其他德目也是如此，都属儒教的范畴。
该推荐法被称为“选举”，与现在的选举截然不同。古代的这种选举有一定弊端，通过推荐被录用的人，不得不听从于推荐他的人。这就很容易产生派系斗争。
推荐一方责任也很重大，如果自己推荐的人物有不合规矩的行为，那么自己将被迫承担连带责任，连坐也时有发生，甚至会丢掉性命。因此有才能之人往往很难从这种制度下诞生。工作能力强的人往往会到处引发祸端，而平庸之辈却能相安无事。在这种体制下，锋芒毕露、才华出众者很难有出头之日。
由于承担连带责任后果会很严重，所以即便有符合条件之人，也不愿意推荐。于是“推荐”便被规定为一种义务。否则，官员们便会以“今年无符合条件者”为由，推卸责任。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山东淄川国推荐了公孙弘，当时公孙弘已年过七旬。此人年轻时身为狱吏，因过失被免职，之后在海边养猪为生。六十岁时再度出仕为官，作为出使匈奴的使节团员，由于不能正确传达皇帝之意，便告病还乡。七十岁时被地方官员再度推荐，他推辞说：“我是有过失之人，请推荐其他人吧。”然而地方长官不答应。公孙弘原本以为到了七十岁便可以高挂安全牌了，可没想到还是被地方长官再度推荐。经过地方长官的再三恳求，公孙弘不得不上京任职。年事已高的公孙弘在官界终于可以游刃有余，先被封为平津侯，最后一直晋升为宰相。据说此人不仅极其善于迎合皇上之意，而且还能给政敌设圈套，可谓老奸巨猾。表面上不掀起大风浪，这完全符合了推荐者的意愿。正如司马迁（前145？-前90？）对他作出的评价--不过是“逢时”罢了，决算不上什么有能之贤才。
第三章 儒之变貌（11）
　　3世纪初，魏继承了东汉的禅让制，根据“九品官人法”录用官员。官吏等级被分为九等。一品为大将军、大丞相、三公，二品为车骑将军、骠骑将军，三品为侍中、散骑常侍等。之后又加上了“正”与“从”，从而演变成了十八等级。日本采用的是“位”，而非“品”，但实质一样，如正一位或从三位等。日本内里紫宸殿正面有十八个台阶，其由来便基于此。据导游介绍，韩国王宫（景福宫）的前庭左右设有十八个框，文武大臣分别列于左右两侧，或许这也与九品官人法有关。
地方各郡设有“中正”，负责郡内官吏志愿者的考核评定。志愿者中以年轻人居多，对他们按照九级官阶进行考核。例如某位志愿者具有成为侍中（天子的顾问，枢要之职）的才能，便会被定为三品。侍中为三品官。虽然考核结果为三品，但是此人的实际任职要比评定低四等，也就是说他必须从七品官做起。这样的目的是为了如果将来发现考核有误，还可以再次修正。
九品官人法原本是较为合理的推荐制度，但由于逐渐被地方豪绅掌控，原本的考核竟成了世袭制。一品为三公、大丞相，一般无人敢窥视此位；豪绅子弟便把目标盯在“二品”上。“门第二品”即世袭二品的家族，其子弟自然会被评定为二品，世世代代皆是如此。于是，这些豪绅子弟们需从四品下的六品开始做起，虽同为六品，但职位却不相同，秘书郎为最上等，此外还有尚书侍郎及尚书左右丞。同为“门第二品”，一流家族的子弟任秘书郎，二流家族的子弟便任其他的官职，这都是固定规则。
结果导致曾奏效一时的制度逐渐形式化和空洞化。隋朝在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后，再度统一中国，需要起用大量贤才。于是持续了近四百年、有名无实的九品官人法于隋开皇十八年（598）被废止，由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实行的“科举制”取而代之。历代的科举制度各有其特点。考试科目包括诗赋、经义和策（策论）。经义题目从四书五经范围内选取。策论也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展开。唐代有试帖，其形式为翻开一页经书，只给考生看其中一行，其余部分均被遮盖，在出示给考生的一行中还有三个字被遮住，要求考生填空。策论也是要求引用儒家经典，因此考生必须通晓四书五经。
全体国民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有志者必须学习四书五经。于是儒教便为受试所用。
此后，儒教大部分理想便被功利冲淡了。原来提倡掌握各个学科门类的理想也彻底崩溃。六艺中的射与御被从主流中分离出来，逐渐也不存在了。为了应付考试，考生们根本无暇涉及弓马。科举考试时要求笔答经义，谓之“墨义”，于是他们便苦练书法。“数”曾被归为“明算科”，但由于不是主流进士科考的科目，因此无人对此深入研究。科举时代，不知有多少理数人才被埋没了。
第三章 儒之变貌（12）
　　多才多艺之人，虽然最符合儒学理想，但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可以说难上加难。
有一个词语--“登龙门”。所谓龙门，是地名，各地都有，但以洛阳近郊的石窟寺群及白居易（772-846）墓前的龙门最为著名。“登龙门”中所说的龙门，位于山西省和陕西省之间的黄河段上，该处水流湍急，形成三段依次降落下来的瀑布，当时的人们看到那种景象，便联想到了科举考试。因为科举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个阶段，必须依次通过了各阶段的考核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选拔。相传有“鲤鱼跃龙门”一说，是指普普通通的鲤鱼在成功跳过三段瀑布后就会化身为“龙”。因此普通人进入高升之路，也被比喻成鲤鱼化身为龙。
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最大。许多考生如同跳龙门的鲤鱼，大多以失败而告终。大部分在第一阶段便被淘汰出局。在第二、三阶段落第考生们，往往会用手拍自己的额头，因此也将考试失利形容为“点额”。
白居易在他的七言绝句《醉别程秀才》一诗的开头中写道：
五度龙门点额回，却缘多艺复多才。
贫泥客路粘难出，愁锁乡心掣不开。
程秀才为何许人也，不详；秀才指科举考试最初阶段及第之人。在三个阶段的考试中，如果第一或第二阶段失利，那么将不能进入下一阶段，连续五次均以失败告终的程秀才，自然是没希望化身为“龙”了。白居易在诗中还指明了程秀才率战屡败的原因--多才多艺，他还在诗的末尾加注：
程生善琴，尤能沉湘曲。
说明程秀才是极具有音乐才华之人。儒教曾多次提到“礼乐”，可见儒学的理想人才也应具备音乐才华。遗憾的是，音乐未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
科举考试令历代的有志青年投入到儒学学习中来，但同时，儒学最为精华的部分也被忽视掉了。
考试越来越难，考试科目之外的内容更加不受重视。除了数学和音乐，其他科目都被荒废了。
在蒙古族统治中原的元朝时期，汉文化并没有得到重视，科举考试曾一度被废除。元朝文化的精华是戏曲，历史上称之为“元曲”。这一时期出现了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及白朴等优秀的作家。并不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这方面的写作才能才被挖掘出来，而是由于在应试教育的限制下，擅长写作甚至被称为天才的人，在此前未曾发现自己这方面的写作才能。正是科举制度的一度废止，才使得这种写作才能被发掘出来。
在此之前也有戏剧和评书，然而都是那些放弃科举考试的二流文人的作品。科举被废止后，一流文人才开始了进行这一题材的创作，因此看起来这些名作仿佛是突然冒出来的。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和《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都是这一时期的人物。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1）
　　中华之民
以己国为荣，各国均是如此。 NHK（日本国家电视台）在以“丝绸之路”为题材录制特别节目时，考察除了丝绸外还有哪些东西从东方传到了西方，于是便以中国的面条作为了考察对象。面条向西传到意大利后成为意大利式实心面以及通心粉。据百科全书记载， PASTA（意大利语的解释为面食类，其中包括实心面和通心粉）的起源不明，然而从现存的记录来看， 13世纪至 14世纪时已经存在。马可 ·波罗出生于 1254年，在 1295年从中国返回威尼斯。从时代上来看，如果认为是由马可 ·波罗带回的，是讲得通的，调查人员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把这种推断向意大利人讲时，对方勃然大怒道：“实心面在罗马公元前就存在了，怎么能说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来的呢？”为了防止对方更加恼火，于是关于实心面是从中国带来的话题便只好就此打住。
还是与罗马有关，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法国料理的记载。意大利人认为，法国在过去没有美味的食物，罗马的一位公主嫁给了法国的贵族，由于担心法国食物不好吃，便带去了几个厨师，于是这几个厨师便发明了法国料理。然而如果笑着跟对方辩解说这是种以己国为荣的思想或是中华思想的话，也不免有些夸张。然而，以己国为荣也好，中华思想也罢，其共同实质便是自豪感。
有两个成语是分别是“井底之蛙”和“夜郎自大”。
据《庄子》记载：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
与此句成对的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这句话的寓意为，把一个对方永远无法触及的世界讲给他听，完全是徒劳，这与中华思想不无相似之处。据《史记》记载，夜郎是位于贵州某地的一个小国，汉朝使节来此出使时，该国国王问道：“汉孰与我大？”当时，中国的西南部有许多部族小国，其中夜郎国最为强大，于是便自认为世上没有大过自己的国家，这种思想与中华思想较为相近。
中华思想中的“华”字也可以用“夏”字。中国最古老的王朝名为“夏”，然而历史上对此没有确切的考证。相对于夷狄诸族，黄河中游诸族被称为“诸夏”。
“夏”有文明之意。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夏是用具有优美舞姿的人形来表示的，此人头上佩戴装饰，翩翩起舞，其形态与儒教所重视的礼乐相呼应。
《论语·泰伯》记载：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2）
　　此句讲述了教养养成的顺序。诗指《诗经》，如孔子所评“思无邪”，是纯粹的感情表露。所谓兴，是指令心情兴奋、激动。读书可以激发人的心志意念，但如果过度便会偏离轨道，从而失控，因此必须要立足于“礼”。具体而言，是先学习《诗经》，然后再学习《周礼》，这样人的教养才能不断提高。教养的养成离不开音乐。孔子是极其喜好音乐之人，如果“夏”字是表示跳着优美舞姿的人形，那么这完全符合了儒教的理想。
与“夏”、“华”相对，生活在其他地域的人被称为“夷”、“狄”、“戎”、“蛮”。这些字中有的表示怪兽和虫类，单从字面来看，便可知表示异样。将与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部落群体比作野兽和虫类，这在历史上比较常见。日本大和王朝时期，将不降伏的部落称为“雄袭”、“虾夷”，甚至“土蜘蛛”。
将夷狄戎蛮作为对四方异族的称呼始于战国时期，当时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金文（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中相当于“蠻”这一字中没有“虫”，即为“ ”。“戎”字由“戈”和“干”构成，有好战和善战之意。《论语》中对戎的解释为“军事”。《论语》中将未开化的国家称为夷狄或蛮貊。《八佾篇》有一个有争议的句子：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古注的解释为：子曰，夷狄纵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意思是，未开化的国家内即便是有君主，仍不及诸夏，即文明国家内无君主。这无疑是中华思想的体现。没有君主，即处于混乱状态。有君主，则可以好好整治国家。因此这句话便意味着：和平之夷狄犹不及乱世之中国。虽然没有君主，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国家的文明传统仍然存在。没有文明，谈何人生？有酋长，可以稳定生活的原始状态，与治安不稳定，但是具备电视机、电话等电器，信息丰富的社会相比，大家更愿意选择哪种生活状态呢？
新注对上面那句话的解释与古注不同。朱子解释为：
子曰：夷狄亦有君，不像诸夏竞于僭篡，并君而无之。
意思是，连蛮夷之国都有君主，而我们中国竟处于无君主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实为令人叹息。孔子时代，各地诸侯割地而治，周天子徒有虚名，实则无力。作为《周礼》赞美者的孔子，对于周天子名存实亡的状态不禁悲叹。
新注的解释也是以中华思想为背景的。“连夷狄……”--由此便可以看出古时中华之民相对于夷狄的优越感。
据《说文解字》解释，“夷”由“大”和“弓”构成。这似乎意味着“夷”是使用大弓作战的部落，与好战的“戎”有相似之处。然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相当于“夷”字的一字中没有“弓”部，像是一个从侧面看上去半屈膝弯腰的人形，如同相扑比赛开始前选手们摆出的姿势。“夷”一字有“下蹲”之意，《论语 ·宪问》中有例为证：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3）
　　原壤，孔子的发小，无所作为之人。一次原壤蹲在那里等孔子（孔子时代，正式的坐姿如同日本的正坐，蹲是比较粗鲁的行为），孔子看到后，便骂道：“这个人，从小不知道谦让兄长，长大后没有出息，现在老了，该死不死的学那些野蛮民族的蹲姿，真是败坏礼俗的老贼！”说完便用手杖打原壤。该死不死，原为比较恶毒的话，但由于对方是自己的发小，所以不太介意。原壤之母死后，孔子为其购置了棺材。作为孔子竹马之友的原壤，虽一生无所成就，但是孔子在看到他行为粗鲁时，仍然气愤地用手杖敲打他的小腿，责骂道：“哎呀，好好坐着。”
由此可见，“夷”似乎是对坐姿不雅部落的称呼，也或许是由于南方生活环境多潮湿，当地人担心弄湿衣服，不方便正坐，于是养成了蹲的习惯。东方有许多被称为“夷”的部落，如同称文明圈内诸国为“诸夏”一样，众多的夷族部落被统称为“九夷”。据《论语 ·子罕》记载：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当时通往中原的道路尚未开通，因此孔子常说些悲观的话。《论语·公冶长》中也有记载：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海，指中国东部的大海。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乘船亡命海外。同样是亡命，而孔子选择了夷居住的东方。
或许当时有人想要去九夷之国，但嫌弃那里简陋（生活条件差）。对于这种看法，孔子认为：“君子如果想要在那里居住，还嫌弃什么肮脏简陋呢？”
这样解释，便与认为乱世中华不如和平夷狄的说法想抵触了。因此，新注中--夷狄尚有治理国家的君主，而中华却没有--这样的解释更为合理，表现出对没有前途的中华充满了失望之意，从而将东方的夷地作为了亡命之所。
伊藤仁斋认为，孔子之所以选择要离开中华，前往夷地，是由于日本国比中华更美好。比卑弥呼时代还要早七百年的日本是如何将国内的信息传递给孔子的呢？当时的日本尚处于绳文时代，而在中华好比处于繁华都市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日本的条件确实过于简陋，而伊藤仁斋认为孔子向往日本的美好生活，这种解释也是种中华思想的体现。狄生徂徕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认为日本的优秀显而易见，根本无需从《论语》中寻找根据。徂徕的中华思想比仁斋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4）
　　所谓夷狄
《孟子》中有记载：“舜，东夷之人也。”舜是中国传说中的圣天子。尧舜被并誉为古代黄金时代的帝王，深受儒教的尊敬。而理想的圣天子如果出身东夷的话，就不应该对夷有蔑视之意。
1832年，在清政府施行锁国政策时期，被派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为了调查通商情况，在各地引起了矛盾。根据法律规定，除广州外，其他任何地区禁止外国船只入港，于是各地官员严防阿美士德号停靠。“阿美士德”号来到上海港，向地方长官吴其泰出示了开港后可以带来可观利益的信件。吴其泰对其作出了公文回复，说明了上海当地限制对外贸易，要求对方尽快离开去广州交易。然而由于吴其泰在文中，称英国商人为“夷商”，“阿美士德”号对此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声称不堪此辱，这关乎自己国家的颜面，大英帝国不是夷国，只是外国。
对此，吴其泰解释道，“夷”绝非蔑称，而是“外国”的同义词，并引用了《孟子》中的句子。然而对方并没有就此罢休。“阿美士德”号上有一位中熟知中国典故的传道士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英文名 Charles Gutzlaff，1803一1851，亦译作郭实腊、郭施拉，德国人），在表示抗议的信中引用了宋朝苏东坡（1037-1101）文章中的一句话：
夷狄，治之以不治。
其中“夷”明显有蔑视之意。最终上海长官将“夷商”改为“该商”，含糊其辞，从而平息了事态。
这个事例说明了在孟子时代（公元前 3世纪左右），“夷”只是地名，而到了苏东坡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蔑称。春秋战国时期，夷也作为地名，但是指偏远落后的地区，其中已经有蔑视的意味。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是由夏文明和夷文明结合而成。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于 1935年发表了名为《夷夏东西说》的论文。文中阐述了，史书是按照尧、舜、夏、商、周的顺序来记载历史的，这种记述方式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然而实际上在西方夏政权存在之际，东方有夷政权与之并存。
还有一种说法，东部沿海地方的夷族一派西进，建立了殷，然而对此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并且据甲骨文记载，殷具有东方民族的性格，并且与夷族接触较多。按照傅斯年所说，由西东进的周应属夏族。
夏与夷本是同时存在，然而在夷系殷被灭后，夏系周扩大了统治区域，并在此后夏系秦统一天下，于是夏成为了重点，而夷被排挤到了边境地区，于是“夷”便成为一种蔑称。
自称为殷人的孔子，从出生来看与夷系相近，然而他所崇拜的周公却是夏系文化的代表。可以说“儒”是诞生于夷系殷的巫术，而融入了夏系礼乐体制之中。如果对《夷夏东西说》进行注解，那么所谓中华便是由夷与夏的联姻而生。这样一来，孔子本人和宗教之儒的出身都是一样的。
中华思想，有唯我独尊之意，虽然这种思想是以夏系与夷系的混血形态而存在的。
无论是神话还是传说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反映历史事实的。例如，日本神话高天原中的天孙降临传说便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远祖来自海外。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5）
　　《史记 ·五帝本纪》中关于四夷的传说如下：尧为天子时，舜辅佐在其左右。讙兜（人名）推荐了共工（人名）担任工师（百工之长），但由于共工淫辟（放纵邪僻）导致任务失败。负责治水的鲧（人名）未能抑制住洪水，从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且由于三苗族在江淮（长江、淮河）、荆州一带为乱，导致政治混乱。于是尧听从了舜的进言，“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中反复用到了“以变……”句型，如“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共工放逐于北狄地区，使之同化为北狄。当时，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都生活在原来的边境地区，是中央流放发配犯人之所。以上虽是神话传说，但就四夷诞生而言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可以说鲧是东夷的始祖，共工是北狄的始祖，讙兜是南蛮的始祖，三苗是西戎的始祖。
从这个神话中可以得知，居住在中国边境的居民夷狄蛮戎，原本也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但由于犯下过失，于是被流放到了边境。这些犯人是从文明最为浓厚的中枢地区被强制发配到了文明意识淡薄的边境地区。
被称为中原的文明中心地，曾经也处于民族混居的状态。中国诗书中有一大特征：从《史记》到《汉书》，正史记载开始采用了纪传体形式，众多民族相继登场，关于这些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如文身、断发、发型、服装及居住情况等都有过描写，但唯独对外貌身体特征没有记载！
希罗多德的《历史》曾详细描述了民族的体貌特征。例如，关于居住在阿尔泰山脉西南麓的阿尔吉帕民族的描述如下：民族中，无论男女都是秃顶，狮子鼻子，长下巴。《日本书纪》中也有关于土蜘蛛部落的体貌特征描写：身短，手长。被认为极为饶舌的《史记》中竟然没有关于外族体貌特征的描写，令人不可思议。中国的史书中，描写民族身体特征的是《三国志》中《魏志 ·倭人传》的一段记载：
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
这被认为是最初关于身体特征的描写。《魏志·东夷传》中讲到“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对体态特征曾进行过简单描述。
唐初（7世纪前半期）编写而成的《晋书》，对 350年一件事件的记载中，曾详细地描述了身体的特征。
319年，匈奴系的羯族王氏定都于邺，建立了后赵王朝。 350年，汉族将军冉闵发动武装政变，对羯族展开了一次大屠杀活动，死者多达二十余万人。《晋书》中写道：
高鼻多须者至有滥死者半。
汉族中高鼻梁、多胡须之人，被误当成匈奴系羯族人杀掉的，占到被杀人数的一半。
这里并没有对民族体态特征进行描写，只是讲述了在恐怖的大屠杀中有许多人被误杀，但也涉及民族身体特征。
当时社会处于民族大迁移时期。有一种说法，当时震惊欧洲的北匈奴实际上是匈奴（ xiong-nu）的一个支流。当时会见匈奴首领阿提拉的东罗马使节随员中有位名叫普里斯科斯的欧洲历史学家，他对匈奴人的外貌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身材矮小粗壮，一张大脸上镶嵌着一双灰色的小眼睛，鼻子扁平，没有胡须，头发稀少--与高鼻多须恰恰相反。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6）
　　出生于法国的英国著名学者拉库伯里（ 1854-1894）曾不断提出一些新奇的论点，震惊世人。他认为，匈奴是政权名称而非民族名。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草原上的许多游牧民族，在优秀的游牧领袖出现后，便会服从对方的领导。蒙古民族、土耳其民族、斯基泰民族，等等，他们在优秀的指导者领导下，生活可以得到保证，因此甘愿服从听命于他。这样一来，各民族之间便产生了混血儿。
既有高鼻子的人，也有扁平鼻子的人，身体特征差异不太明显，自然也不会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据《晋书》记载，后赵冉闵屠杀的二十万人中，有一半属于汉族人被误认为匈奴羯族人而被杀死。由于《晋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妖魔鬼怪之事和神奇不经之语，因此被普遍认为可信度不高。然而《晋书》毕竟是正史，即便二十多万的一半有所夸大其词，那么至少有数万人被杀。容貌的相似，除了由于生活样式相似以外，混血也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要提及这些呢？因为我认为，古代中原多个民族杂居，互相影响，并产生了混血儿，犯下过失的集团便被流放到边境，从而形成了夷狄蛮戎，因此关于夷及狄外貌如何，即便是想描写却也无从写起。
生活于中原具有中华思想的人民，其实并非单一民族。他们所处的环境，可以被称为国际化社会，而他们引以为豪的也并非血统，而是文明。文明程度高的地区便被称为“诸夏”。在此背景下，儒家也成为一种文明主义。如果诸夏是以血统为骄傲，那么必然会对夷狄蛮戎的身体特征详细描写，以区别于自己。诸夏将文明作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儒家重视礼乐，更注重学问，这使得文明程度更加浓厚。
文明史观
毫无疑问，儒教助长了中华思想。初次接触诸夏文明的人，尤其是对于其中的绚丽部分，往往会为之倾倒。
塞外人民在进入他们所称的“汉地”时，往往会被中国文明同化。我认为，塞外的游牧民族也是具有中华思想的。在他们看来，在广阔的草原上骑马放牧，要比中原人整天匍匐在地上靠种植为生舒服自在得多。然而正是这些匍匐在地上辛勤耕作的农夫们，靠劳动积累创造出了绚丽的都市文明，因此塞外人在进入中原后难免不为这种文明折服。
鲜卑族是北亚游牧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鲜卑族为东胡后裔，其语言属于土耳其语系。继西晋灭亡后，鲜卑族拓跋部在386年建立了北魏王朝。
虽以王朝自称，但实际统辖的区域不过山西北部。北魏迁都平城（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后，推翻了中国北方的各个政权，统一了江北地区（长江以北）。第六代皇帝孝文帝（ 471-499年在位）时，迁都洛阳，采取了汉化政策。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7）
　　首先，废掉鲜卑族的“拓跋”姓氏，改姓“元”。白居易的好友、唐代诗人元稹（ 779-831）自称为北魏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 338-376年在位）的第十代子孙。唐代的另一位晋升为都督的文人元结（ 719-772）也自称为北魏皇室的后裔。金代的大诗人元好问（ 1190-1257）在其墓铭上说自己出身于拓跋一族，并以身为元结的子孙而自豪。
征服者强迫被征服者改姓，这容易理解，而在北魏，征服者却要求自己的民族改姓汉姓。
其次，禁胡服。“胡”指鲜卑族拓跋部，也称北族。“胡服”是骑马民族特有的服装，在改革中被禁止穿着，北族也要穿戴汉族服饰。决定性的同化政策便是禁胡语。鲜卑语属于土耳其语系，被禁用后，要求使用汉语。
此外，孝文帝还奖励北族与中国民族通婚。这种改变人种的彻底“汉化”政策，或许便是由于孝文帝被绚丽的中原文化所倾倒吧，抑或不仅如此。
大约在孝文帝即位二十年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发生了“国史案”。北魏最大的实力者汉族宰相崔浩（381-450）奉太武帝之命编纂《国记》。崔浩按照中国历史的编纂传统，采取了
--务从实录
的方针。如果按照历史实施记载，那么便要从西拉木伦河畔未开化的野蛮时代写起。
崔浩凭借自己获得了太武帝的信任，便骄纵妄为。在他内心或许也存在着对鲜卑人的蔑视。他以宰相自居，掌控一切，坚信北魏政府离不开他，于是认为即便是记载了执政者祖先的野蛮生活状态也无大碍。或许是由于他在书中对那段历史描写得过于露骨的原因，有关记载全被销毁，具体内容不明。“用功三百万”编纂而成的《国记》，被刻在石头上一一排版。鲜卑人读后极为愤怒。
有人上报太武帝：
--暴扬国恶。
太武帝读完《国记》，盛怒之下将崔浩收监，并处以死刑。据史书记载，临刑之前，崔浩被绑在槛车上，许多士兵狂呼着在他脑袋上小便。负责编纂《国记》的，包括仆人，共有一百二十八人，所有人被诛杀五族。一族被杀已属极刑。至于崔浩，所有亲眷都被处死。
即便是极具权势的汉族宰相，如果对鲜卑族不敬，也同样会遭此厄运。太武帝对崔浩的处置便是证明。
在北魏王朝中，实际执掌政务的官员几乎都是汉人。在国史事件被血腥镇压后，汉族官僚自然失去了积极性，北魏国力逐渐衰退。二十年后，孝文帝施行了极端的同化政策，也是一种消除民族间仇恨和不信任的方式，其目的是民族“大和解”。
崔浩的中华思想是导致国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北族及其代表者太武帝也具有中华思想。治理天下的乃是鲜卑族拓跋部--这便是太武帝中华思想的根源所在。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8）
　　这两种中华思想的冲突导致了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施行胡姓之禁、胡服之禁、胡语之禁这些超越我们想象的措施，是化解北魏各民族之间矛盾的唯一方法。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只是孝文帝为汉文化倾倒，并屈服于汉文化的草率之举。
“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一人太武帝，对佛教施行的弹压便是受崔浩的唆使。崔浩的理想是按照儒教的秩序治理国家，因此佛教便成为镇压对象。
崔浩皈依于另一排佛煽动者道士寇谦之（ 365-448）所开创的“新天师道”，身为儒者，同时又附属于道教，并不矛盾。
由于北魏的《国记》被彻底销毁，因此不清楚书中究竟作了怎样的记载，哪些部分导致了北族的众怒。然而可以推断的是，书中一定暴露了鲜卑族初期的“非文明”（野蛮、原始）状态。崔浩及其他一些编纂者，必然没有对鲜卑族的民族身体特征进行过描述，因为崔浩身为儒者，在历史记述上采取是“文明史”观。依据这种观点主张，价值判断标准是文明的种类和发展程度，而非民族血统。
初期鲜卑族的生活，可被称为“陋”。孔子“欲居九夷”之时，众人问道：“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君子居住在野蛮之地，自然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从而便会推动文明的发展，有什么可担心的？
中华文明之民，原来也生活在“陋”的状态下。美化太古之民，是人之常情，然而文明毕竟不是自始便存在的。儒教推崇的尚古主义，并将周公时代视为理想，不过是种惯性追溯罢了。
瑞典地质考古学家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是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人，20世纪20年代他在甘肃发现了石斧，兴奋地高呼：“石器！石器！”不可思议的是，直至当时，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未曾有过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存在与否的确认之所以晚，据说与中国人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使用石器的是野蛮人--这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无疑这是典型的中华思想。重视青铜器的出土，却对石器置若罔闻，因为不关心，所以发现得晚也是很自然的事。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9）
　　中体西用之说
三国时期，中国一分为三，其中之一的魏后为晋所取代，统一了天下。然而晋的统治也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就败落了。由于晋王朝内部皇族纷争，国力消耗殆尽，从而招致了北方民族的南下。 316年晋灭，皇族中的一人逃往南方，在南京建立政权，史称东晋。以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淮河为界限，中国出现了长期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北方又分为五胡十六国，众多民族轮番上阵，建立短命政权，最后统一北方的是北魏王朝。南方有六朝，都是以南京为舞台，上演了几个短命王朝的兴衰史。最终实现南北大一统的是北方的隋朝。自 589年算起，南北分裂的状态一直持续了 270多年。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虽然实行了同化政策，但是当时正统文明却是在南方。“不能落后于南方”--在这种意识下，北方不断努力。然而在“国史案”中，北方的中华思想暴露无遗。综合来看，可以说北方文化追上了南方，尤其在种类上，甚至超过了南方。
我们在《唐诗选》诗集中，读到过许多唐代优美的诗作。《唐诗选》中收录了一百二十八位诗人的作品，我对这一百二十八位诗人按照出身做了分类，除数人出身不明外，以南北朝时代的边境来划分，其中北方占一百多人，南方不过十余人。而在南北朝时代，几乎所有的文人都是南方人，如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沈约，等等。文人庾信作为使节被南朝梁派往北周，后来被扣押，并在北周任职。北方一直处于文人匮乏的状态中。
然而到了唐朝，从《唐诗选》便可看出当时情况已经完全出现了逆转。
中华思想在同一个舞台上，以文明史观为中心，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当与另一种“文化”碰撞时，便会出现大混乱。鸦片战争（1840-1842）的战败，就表明了欧洲文明以更加绚丽的姿态胜出。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思想便以一种滑稽的形态存在。所谓滑稽，是指它对外界事物视而不见，因为相信自己是第一，所以对其他漠不关心。即便是在贸易方面，也不愿站在互惠互利的立场之上。当英国使节马戛尔尼前来商议通商事宜时，当时在位的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1760- 1820年在位）回复敕谕，内容如下：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
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外国之物，天朝不过是为了“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才答应与周边通商的。
马戛尔尼在热河会见乾隆皇帝时是1793年。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便可看出当时对方是如何的发达。更能通过事实证明的是
--船坚炮利。
英国的军舰坚固，大炮精准度高，这都是清王朝所远不能及的。
瓦斯科·达·伽马（1469？-1524）和哥伦布（1446？-1506）乘载重量不过二百吨的船只航海之前，明朝郑和便集七八千吨的巨轮航行至非洲。火药原本也是由中国发明的。这些中国所不及的船坚炮利，并非中国创造不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学习西洋技术，发起了“洋务运动”。原称之“夷务”，由于外国人对此多有微词，后来便改为了“洋”字。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10）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 1837-1909）等政府高官。他们都是接受过古典教育，并是在科举中及第的进士。他们所学的是中国学，即儒学，并将此作为根本的信念从未动摇过。
--子曰：朝闻道，夕可死。
这是《论语·里仁篇》中的名句。《易经》中载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西学--西洋技术是器，中学是道。因此，形而上之“道”是根本，形而下之“器”是末。“道先器后论”--这便是这些精英们认为在接受西学时应当遵循的原则。
洋务运动兴盛之际，曾向国外派出众多留学生。清政府还为这些公费留学生专门派遣了一些教授儒教的老师。作为李鸿章智囊团成员之一的冯桂芬（ 1809-1874）便发表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之论。所谓“伦常名教”便是指儒教。
日本也曾有一段时期，号召精英们成为“和魂洋才”。西洋的技术才能是必需的，但是不能为学技术而放弃大和之魂。类似的词语还有“士魂商才”。
和先前所提到的“道先器后”相似的还有另一种说法--“中体西用”，意思是以中国为根本，把西洋之物当作“用”、“器”。根本为首要，无论“用”、“器”如何优秀，如果失去了根本便毫无意义。
《论语·为政》中的名句：
--君子不器。
器即用，指技术。器和用合在一起，在日语中有“偁偺恖偼婍梡偩”（意思是：那个人手很巧）的用法，汉语中“器用”一词表示用途作用，也是有用之才的意思。所谓有用，专指技术方面。朱子学中，称现实中的物象为“器”，称其根本为“道”。现实的物象为末，虽然有用，但却不是根本。
或许会有人产生疑问：“射”和“御”难道不是技术吗？这两项技术和礼、乐综合在一起，方为君子之教养。单论射和御，不过是器而已。只擅长绘画的人还是被贬称为“画工”。
相比于器和用，儒教更重视“道”和“体”。诸子百家时代，儒家不过是诸多思想流派之一，当时的儒家确实较为出色。然而一旦取得了国教性地位，成为维护王朝秩序的“御用”思想后，儒教便将其他思想视为异端进行镇压。两千多年以来，对于中国人而言，儒教已成为绝对的思想，因此当西方的科学技术进入时，也只是被当作“器”、“用”而已。
清末驻英兼驻法公使郭嵩焘（1818-1891）归国后，发表了《使西纪程》。他在书中提到：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
引起了轩然大波。
该著作发行于 1878年，也就是日本明治十二年。在儒教看来，西洋只有器，即所谓的“末”，并无“本”。因此，保持中国之“本”，以西方之“末”为补充，便是当时进步人士的观点。郭嵩焘提出，西洋“本”、“末”皆有，这种观点很快便遭到了抵制，《使西纪程》也被停止发行。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11）
　　西洋在技术上发达，但是思想文化制度上仍是中国居上--在当时这种强烈中华思想不容侵犯，无人敢质疑。因此郭嵩焘的思想被认为是极为荒唐的，遭到了一片责难。他在《使西纪程》中提到，西方的富强不仅仅是由于其技术的发达，而且作为其根源的思想、文化、制度也都是极为优秀的，尽管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郭嵩焘也是儒学出身，与曾国藩同乡，湖南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他在通过科举考试后，仕途顺利，以兵部侍郎（国防次官）的身份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他极其崇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 1619-1692），并继承了他的学风。王夫之主张极端的民族思想，在他身上中华思想更为严重。
原本主张中华思想的人却高呼西方不仅只有末，也有本，这令儒学人士极为震惊，从而也令他备受责难。
郭嵩焘 1875年到伦敦赴任， 1878年回国，最后一年兼任驻法公使，去过法国，在欧洲生活了四年。在遭到保守派的弹劾后，他的著作被禁止发行，于是他便称病，不再担任任何官职。
郭嵩焘并非是放弃了中华思想，而是他以儒式文明史观为判断标准，确定了中国之外也有“文明”的存在，这并非崇洋媚外。太平天国起义时，郭嵩焘曾劝说服丧中的曾国藩应奋起带兵镇压叛乱。阿古柏以俄国追击为名，进军中国的新疆，清政府出兵讨伐。当时驻北京的英国公使韦德多次进谏清政府，希望通过将阿古柏封藩来平息事态。这就是在新疆南部建立阿古柏政权，迫使清政府承认其为藩国的事件。阿古柏政权有英国为其作后盾，即便作为清朝的藩国，清朝政府也无权干涉--英国的目的显而易见，他们希望将新疆南部作为对抗俄国南下的缓冲地带。在伦敦得知这一消息的郭嵩焘，向清政府强行进言不要接受该项议案。就是如此刚直之人提出了“西洋也有本”之言论。
变法之道
保守派通过弹劾郭嵩焘和禁止发行他的著作，来压制他的观点。为政者也将《使西纪程》的观点视为危险思想。
一时间“中体西用”、“道先器后”的主张极为盛行。对于洋务派而言，这种主张无疑是道护身符，如果没有了这道符，西方技术的引进将会异常困难。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使一些有志之士认识到，所谓“中体西用”、“道先器后”之说毫无意义。为什么中华大帝国会败给东海的一个小国呢？日本学习的同样也是西洋的科学技术，清王朝在战争中也运用了号称北洋海军的西洋科学技术作战。但是两国的差别显而易见。清王朝坚持“中体西用”，只采用西方的技术，而日本则是学习了西方整套的文化、思想和制度。所谓的西方制度，包括立宪、议会制度、责任内阁等。而在清王朝，仅仅是持有“西方有本末”的观点，便会被看做是危险思想，立宪更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12）
　　此次失败导致洋务派“中体西用”一说丧失了权威地位。于是“变法派”取代了“洋务派”，学习日本，采用西方制度。
从洋务运动转为变法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坚持变法的集团被认作谋反。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三年后，戊戌（1898年）变法失败，谭嗣同及其他六位变法志士被处死。
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清政府还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攻击，于是政治变革势在必行，也可以说是“被强迫的变法”。
在此先介绍一下过渡时期的一种观点。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五年，即 1890年，汤震（后称寿潜）发表了著作《危言》。十一年前的《使西纪程》的作者由于位居高官，其观点也备受世人注目，从而遭遇非难。而汤震只是一位出身于浙江绍兴的进士，并未任正式官职，同众多的绍兴秀才一样，就任于高官幕府。《危言》发行之时，他年方三十三岁，知名度不高，并未引起世人关注。
汤震的观点与郭嵩焘相比，稍微落后些。他并没有提出西方也有“道”的观点，而是认为，由于西方的“器”之发达，发挥到极致后便可与“道”偶合。他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提出了西方不仅有器也有道的看法，并且阐述了西洋人的政教基础也是《周礼》，因此赋予了采取西方制度的正当性。
该书发行之际并未引起重视，然而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却多次再版。这为从洋务向变法转变成为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汤震在辛亥革命时被推举为第一任浙江都督，并且后来成为以孙文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交通总长。
变法一词使人联想起，战国末期秦起用商鞅进行改革。据《史记》记载，商鞅曾劝说孝公实行变法，最终，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因此变法一词又使人联想到“富国强兵”。清末有志之士便将该词同“救国”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在实行了各种“事变”（改变现状，如铁道、矿业、学校、实业等改革），并以失败而告终后，坚信必须进行“变法”。关于“变法”，有多种理解，有人理解为 improvement（改良），有人理解为 revolution（革命）。
但是没有“变本”--改变根本--的说法。本和道是指拥有两千年历史的儒教。然而或许也有人将“变法”直接理解为“变本”，因为无论形式如何，“变法”本身就会对儒教造成重创，中国与儒教被等同视之，中国的衰退便意味着儒教的衰退。
如前所述，中华思想具有落后消极的方面。如果单指以本国为荣的中华思想，那么世界各地都存在类似的思想；但若表现出排他性，就会出问题。儒教便是滋养唯我独尊之中华思想的土壤。
儒教的悲剧在于它的国教化。儒教在满足了为政者的需要后，其他思想便被排除出局，竞争对手也就不复存在。即便有佛教曾涉入，但其主要竞争对象也只是道教。于是，儒者也可以成为道教教徒。最终，无论老庄还是道教都不曾是儒教的竞争对手。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科举制度施行后，儒教思想的独霸地位便更突出了。“恶之中华思想”的土壤是何其的丰饶啊！
在与欧洲文明碰撞后，中华思想在现实中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同时也动摇了儒教的根基。一直受儒教思想束缚的知识分子，终于放弃了“中体西用”、“道先器后”，承认了在西方也存在中国所谓的“本”和“道”。
原来轻视器和用的观念又转变了过来，这样一来又导致对一切丧失了信心。
独裁政治的破灭必然导致思想独裁的破灭。儒教不得不选择与其他思想共存的道路。在接受其他思想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净化自身，发现长处，就必须多加磨炼。儒教这一思想体系将迎来新的诸子百家。
对于中华思想，我并非是一味的排斥，因为人类拥有自己的骄傲是十分关键的，如果放弃了这种骄傲便会产生深刻的问题。在拥有骄傲的同时，必须端正自己的态度。虽然有些人只会自夸，但是这些人也有自夸的资本。
《论语》在开头便强调“学”，而中华思想却违背了这种观点。坚信自己是最伟大的人们，学习意识却极为淡薄。所谓学习，就是发现，即发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由于中华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因此如何重新审视自己的骄傲十分关键。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便是，当他们的中华思想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骄傲。
第五章 思变之道（1）
　　君子与小人
《论语》中经常出现“君子”一词。“君子”原意为有地位的人。一国之主被称为君主，一村之长被称为里君。在儒教看来，即便是没有地位，但若是“有德之人”，同样可以称为君子。
即便是在野之人，能以国家之责为己任，亦为君子。并且，《论语》中也有多处“君子”既可解释为在位者，也可以解释为有德才之人。此前所提到的“君子不器”被当作儒教轻视技术的证据，也被看作是中国近代社会落后的元凶。然而反复斟酌便可作出此番理解：不为君子便可为器。其中有管理者不宜为技术者之意，然而必须开阔视野，不能仅限于某一具体领域。
不在位之人便可专攻器，这仍是对技术的轻视。“君子不重则不威”（《论语·学而》）中的“君子”无疑是指为政者。如果解释为，民间有
才德之人必须自重，便讲不通。
君子的反面是“小人”。论语中便多处出现君子与小人对比的句
子，如：
90儒教三千年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篇》）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篇》）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颜渊篇》）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篇》）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宪问篇》）
这些句中所谓的“君子”应理解为有才德之人，而“小人”便是才德浅薄之人。同时也可以把“君子”理解为为政者，“小人”为被统治者。
曾有一段时期，在中国，“小人”指奴隶，但在此这样解释便不甚恰当。
《论语·雍也》中有下列名句：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儒，既有君子之儒，也有小人之儒。根据古注解释，此处的“君子”
指有才德之人，这些人的儒之根本极为明确，而才德浅薄的小人之儒“则矜其名”，只是为了贪图儒的名义。
伊藤仁斋认为，君子即为政者，而小人则是指不能对别人产生影响力的“被统治者”。仁斋讲道：
君子、小人，以其关注的（或影响的）范围区分。君子之儒以天下为己任，抱济物之志。小人之儒，则独善其身，无及物之能。
由此可知，有无影响力也是区别小人与君子的因素。换言之，便是有无志向。安井息轩（1799-1876）的观点更为明确：兼善天下为君子之儒，独善己身为小人之儒。《论语·里仁》中另一个关于君子与小人的名句：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所“怀”之物不同。所谓“怀”是指“牵挂”、
第五章 思变之道（2）
　　“在意”。君子所思的“刑”指敬畏国家法律政令，而小人则只牵挂眼前的小惠。
对此，古注和新注的解释相同，而日本的狄生徂徕认为此句具有因果关系。
因为君子怀德，所以小人便可有安身之所。而且，君子对国家刑法心怀敬畏之意，因此小人便可追求眼前之“惠”（宽恕、恩赦）。
按照徂徕的解释，那么君子并非都是善人。如果将君子看作是为政者，那么为政者中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仁慈的为政者能够以德治主义施行政治统治，因此人们便可安居于自己的土地之上。而残暴的为政者施行的是刑罚主义政治，这样一来，被统治者（小人）们为了从法网中挣脱，便希望可以得到宽恕和恩赦。
如果按照徂徕用为政者和被统治者来区分君子和小人，那么必然会出现“恶君子”和“善小人”。
孔子在六十四岁时，流浪于陈蔡之地，为衣食而忧。弟子子路腹中饥饿，问道：
君子亦有穷乎？
关于此句有两种解释：
①有才德之人也会穷困吗？
②位居高官之人也会穷困吗？
对此孔子作出下面的回答：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意思是，君子自然会有穷困之时，然而小人在穷困时便会自暴自弃，这便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那么君子在穷困之际，应当如何？上面的句子并未给出解答。
第五章 思变之道（3）
　　“固”除了“固然”，也有“加固”、“恪守”之意。在此，古注新注都取了“固然”之意。
--固穷（恪守穷困）虽然现实中用到过这个意思，但在此讲不通。陶渊明（365-427）曾用过“固穷之节”一词。《饮酒》其十六中提到：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意思为，怀“恪守穷困”之节义，经历了极度的饥饿和寒冷。此处便不能将“固”解释为“固然”。杜甫（712-770）在诗中也曾提到：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胸怀大志，便不能对“固穷”发牢骚，感到厌倦。
陶渊明和杜甫这样的大诗人很自然地将此运用到了诗中，诗中“固”
作动词也并非异常用法。因此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解释为：“君子即便是面对穷困也能泰然处之，不会自暴自弃。”
因为是君子，所以不会自暴自弃。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不自暴自弃，所以称之为君子。而惊慌失措，所以为小人。根据面对事情表现出的不同态度，被区分为君子和小人。小人如果能不断提高修养，积德，也可以成为君子。儒教，正是在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君子。
在位者或以天下之责为己任之人为君子，而他者则为小人--站在这个立场上来考虑一下：小人，即被统治者，这种身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努力研究学问，得到认可后，便可成为统治者，即君子。
谁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
7世纪初实行的“科举”制度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除了对发生叛乱地区表示惩罚而暂停其科举考试外，历代科举制度在受试资格上都没有任何限制。福建有从事烧　农业的少数民族　族，在一次采访中发现，该村中有一家门前竖着两个旗杆一样的东西，这表示该家曾出过举人。该家貌似是村长家，清朝时家族中曾出过两个举人，因此竖了两根旗杆。由此可知，少数民族也有受试资格。如果在考试中及第，那么便从小人变为君子了。
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了中华之民或诸夏之民与夷狄蛮戎的区别。文明的发达程度是区分这两者的关键因素。治水总监督的中华之民鲧和工师共工，由于工作过失从而成为夷狄之民。如果夷狄的文明程度也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那么便有可能成为诸夏。这便是以文明程度而非血统来作为衡量标准的文明史观。因此，历代史家对诸民族的身体特征都没有做过描述。
具体的经验主义“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君子”也具有很大的负面消极作用--导致价值观朝着极端的方向发展。
第五章 思变之道（4）
　　科举考试中及第的进士，第一名被称为“状元”。状指书卷，即考试答案。首席及第之人的答案放在最上面，因此为“状之首”。由于首席之人的答卷压在其他人的答卷之上，因此被称为“压卷”。前面讲到，当时还有在及第者身上下注的活动。
三年中方有一人可以成为状元，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中国老百姓对状元的感觉，就好比是江户时期老百姓对幕府大老的感觉。戏剧中，贫穷书生通过努力成为状元的故事情节，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原因便是，人们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改变现实的理想。
科举之前，人们渴望成为“君子”。有志之人希望可以从“小人”嬗变为“君子”。儒学便是教导人们如何成为君子的思想体系。它引导人们不要成为被统治的小人，而要成为统治者的君子。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儒者也作出了回答。
孔子曾感叹，他所处的时代“道不行”。他认为君子如果能够成为为政者或是为政者的候补，那么就应当努力成为改变“道不行”时代的政治家。他所期待的君子，并非置身于体制外施行改革的革命家，而是进入体制内部修正体制的改良家。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儒学便成为进入体制内部并取得官职的工具，被人利用。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孕育出了既非革命家又非改良家的体制派，儒教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如果孔子还活着，他一定会说：“希望看到我那个时代的儒。”
至于如何理解作为理想统治者的“君子”，我们应尽量利用孔子的语言来刻画君子的形象。《论语》中，虽然“君子”一词频繁出现，但却并没有形成关于君子应该如何与不应该如何的体系。
对于已经习惯了近代思维方式的我们来说，如果想要将“君子”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进行论述，那么就会将此设为一章，对君子展开彻底的论述。而《论语》中对君子的论述似乎是随心所欲，不免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论语》的这种表达恰恰符合了中国的表达方式，与中国艺术也有相通之处。
正统的中国绘画，不采用阴影法和远近法。原因在于，不应固定事物的观察点。
从卷轴画和壁画来看便可一目了然。和读书一样，卷轴画要打开来看。假如画中有一个人物，那么首先出现在视线中的是画中人物的左手，而后才出现人物的正面。慢慢将画轴卷上时，最被卷起来的是画卷中人物的右边。
第五章 思变之道（5）
　　卷轴画是画在移动，而壁画则是观赏者在移动。两者同样都是视线不固定。
远处的风景或人物也都是慢慢过渡到近处，而不使用远近法。在画高塔时，绝不会在地上画出影子，因为一旦有了影子，视线便会被固定住。
北宋初期的画家李成（919-967）在描绘千里之外的远景时便采取了远近法，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追随者。他从建筑物的廊下眺望楼阁及远山，以此来构图，极大地偏离了中国美术的主流，受到了当时评论家的批判。
他遭受非议的主要原因便是，将观赏者的视线固定在了一处。
文章刻画人物也与绘画有相似之处。假如要刻画一位大学教授，可以从站在讲台上、酒馆里、竞马场上、高尔夫场上等多个角度来观察。如果固定视线的话，写文章时便会束缚了手脚，难以全面形象地将人物刻画出来。
对于儒教理想中的“君子”，《论语》也是通过多个角度来刻画的。
其方式之一，就是和“小人”进行对比。
开卷第一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后继续写道：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句话是说，学问能够带来愉悦，对于做学问之人来说，即便别人不知道，或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也不发怒，这不正是君子所为吗？
君子不应发怒，这只是针对自己没有得到认可而言，该发怒的时候就应当发怒。
第五章 思变之道（6）
　　《论语·阳货》记载：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意思是：那些传播他人之恶者、身份低微而诽谤居高位之人者、有勇无礼仪者、果敢却不讲道理者，都是君子应当憎恨的对象。如果看到这样的人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就不能被称为君子。
与此相关，《论语·颜渊》中写道：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成”，完成之意，在此有援助完成之意。通常指成全他人的好事，不破坏别人的事，而小人却与之完全相反。“不成”不仅是不援助之意，还有故意妨害之意。
该句也对君子和小人做了对比。小人与君子正好相反，通常会妨害人实现美好的愿望，而且还会帮助坏人做坏事。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是《论语·卫灵公》中的名句。所谓“举人”指起用、提拔。君子不因为别人的话说得好就提拔他，也不因为别人的品德不好就否定他的话--强调了要打破固定观念。从“举人”的角度来看，此处提到的“君子”多指统治者。
该篇中以“君子”开头的句式较多。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以义作为根本，用礼加以推行，用谦逊的语言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就是君子了。）--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只忧愁自己没有才能，不忧愁别人不了解自己。）--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忧虑身死之后而名实不相称。）--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依靠自己，小人依靠别人。）--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自重而不与别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营私。）以上各句根据具体情况，多角度地对“君子”一词作出了诠释。世上有无数情况，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通过以上描述，便可以勾勒出君子的轮廓了。《论语·阳货》记载：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子路是孔子所有门弟子中最勇敢的人物。孔子很喜欢他的性情，但同时也担心他会鲁莽行事。
性情直爽、充满自信的子路问：“君子崇尚勇敢吗？”自然希望可以得到孔子肯定的回答。
孔子深知子路的短处，便警告他，君子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惹乱子，小人只有勇敢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对于像子路这样的人，孔子便对君子如何发挥勇敢作出了解答。
由此看来，儒家的说教，至少从孔子本人的说教来看，是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多处事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五章 思变之道（7）
　　从训诂到哲学以上讲述了儒家从多个角度，对“君子”进行了阐述说明。下面以“仁”为例，作相同考察。《论语》中有百余处言及“仁”。
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是一个喜欢提问的门人。《论语》中“樊迟问仁”曾出现过三次。孔子对此的作答如下：
A 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平常在家规规矩矩，办事严肃认真，待人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B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 可谓仁矣。”（有仁德的人艰苦努力在前，获取在后，做到这些，便为仁了。）C 子曰：“爱人。”（仁即为爱人。）以上是孔子对同一人三次问及仁时作出的回答。对B作出的解释源于古注。新注的解释为：吃苦在先，享乐在后。古注的意思是，要想实现目标不要选择容易的方式。而新注的意思是说，要把困难放在前面，把享乐放在后面。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