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三千年（外一种：茶事遍路）作者:陈舜臣
作者简介
　　陈舜臣(1924— )
他是生于日本的华裔作家
他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师人物
他一生充满传奇，获奖无数
他是一位实力派历史小说家
他深受柏杨、司马辽太郎的推崇
他的作品风行日本四十年
他著述等身落落大满百余种
作品风靡销量多达两千万
历史小说、推理小说、随笔游记
无一不举重若轻娓娓写来
身居海外远观国史
历史命运带来的漂泊感
造就了陈舜臣作品中寻找身世的主题
陈舜臣已成为日本的重要文化现象
所获主要奖项
江户川乱步奖：日本推理小说界“登龙门”的奖项
直木文学奖：日本文学最权威的奖项
吉川英治文学奖：日本大众文学领域的重要奖项
推理作家协会奖：日本推理小说最高奖项
读卖文学奖：日本文坛门类最齐全的奖项
大佛次郎奖：日本优秀散文作品奖项
日本艺术院奖：日本文化艺术界最高奖项
内容简介
　　何为儒教？儒教自圣天子尧舜周王的神话时代被传承至今，经历了漫长的三千年的时间，贯穿中国历史。《儒教三千年》介绍了三千年间儒教之诞生、发展和变化历程。随着儒教的体制化和国教化，其地位不断上升，最终与中国等身大。随着儒教思想的不断传播，从而对周边邻国韩国、日本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现代儒教精神的影响下，东南亚诸国的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盛极一时。儒究竟属于“宗教”，还是“道德伦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儒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该书将带领我们去探寻儒教之精神。
《茶事遍路》是一本有关茶史茶话的历史随笔。茶在世界风云变幻的数千年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旅日华人、作品风靡东瀛的历史作家陈舜臣先生饱览了各种史料和诗歌文献，亲身游历考察了许多茶产地，以细腻且饱含真挚的情感、生动而又富于哲思的笔触，将茶源、茶品、茶人、茶地等娓娓道来。特别是文章中引用了许多茶诗佳作，再加上作者平易浅显的解读和考证，历史随笔《茶事遍路》有如一股涓涓细流，供读者细细品味，就像慢慢品饮一壶清醇沁心的茶一样。此书获得日本第四十届读卖文学奖，爱好茶文化的朋友不可错过。
推荐语
　　以外族人折服日本的只有陈舜臣！
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司马辽太郎
中国的历史最久，中国的历史书册最多，可是中国人对历史也最懵懂！往事一片空白，遂使我们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族群。不是我们忘本，而是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艰涩的古文史书转化成现代语文，没有把所谓学院派刻板的叙述，转化成趣味盎然的大众言语。如今，陈舜臣先生，这位文化界的巨手，担起这项重任，他一系列的历史故事，使斑斑史迹，变成生龙活虎！
--柏杨
像陈舜臣这样有成就的作家，可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再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是陈舜臣之所以为陈舜臣的理由。
--稻　耕一郎
简要目录
　　致中国大陆读者陈舜臣　
儒教三千年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　
第二章　有礼，有名　
第三章　儒之变貌　
第四章　中华思想的周边　
第五章　思变之道　
第六章　儒与近代　
后记　
文库版后记　
茶事遍路
南方嘉木　
陆羽生平　
俭德之人　
湖州刺史颜真卿　
寻觅名茶　
茶树王　
境会亭　
茶马与茶盐　
荣西在宋　
武夷三十六峰　
铁观音　
龙井　
松萝山周边　
茶风西渐　
茶事拾零　
附录陈舜臣大事年表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1）
　　儒的源流
先来谈一谈儒教。由于使用了“教”字，有人便认为这与宗教相关，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根据“宗教”的定义，从某种神教价值观来看，两者确实相去甚远。然而，从“儒”包含的意义来看，其祭祀祖先、天地的色彩又极为浓厚。
祭祀时供奉物品被称为“荐”。鲁迅（1881-1936）在留学日本时，剪掉辫子，决意参加民族革命时，曾在诗中写道
--我以我血荐轩辕
轩辕一词，所指的是中国人始祖--黄帝。为了祭祀远祖，年轻的鲁迅宁愿奉上自己的鲜血，表明了自己誓死的决心。
向先祖供奉物品，颂读祭文，希望祖先享用。如同在信的末尾会注上“敬具”一样，在祭文的结尾处往往注有“尚飨”（意为请接受）一词。在中国，曾用白话文写过祭文，然而在结尾处仍然注有“尚飨”。
之所以向先祖供奉物品，恳请祖先享用，源于相信灵魂的不灭，这与宗教不无关系。
祭祀或礼仪，从形式来讲，很容易被流传下来。如同前面提到的祭文中“尚飨”一词被作为结束语一样，都是被形式化了。然而，儒家理论中也有讲述现实生活的教训、处事指南的部分，这一部分十分生动，不同于祭祀部分的形式化，从而对人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于是，认为“儒”是专门讲述现实世情况，而异于宗教的观点便产生了。
但同时，认为中国自上古时期便是非宗教国家的误解也产生了。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在某处有所谓的神灵生活着并具有支配一切的神圣力量的说法。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就持这种观点，实际上并非如此。
古代殷王朝的首领就是典型的神父之王（圣者之王）。
20世纪初，随着殷墟的发现和大量甲骨文的出土，有关殷朝的情况便被揭示出来。直至当时，有关殷朝只是虚幻王朝的说法，还在一些权威的研究者之中流行。
殷王朝的始祖受封于名为商的地区，经过数次迁都，最后的二百多年一直建都于殷，因此该王朝被称为商或殷。甲骨文中专门使用了“商”，这似乎是种自称。至今，中国的博物馆展示板上或图例说明中，大多使用了“商代”这种称号。然而，自《史记》以来，“殷”被一直沿用，所以此篇也统一采用“殷”的称号。
在殷代，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占卜来决定的。牛的肩胛骨或龟壳在经过整治、烧灼（钻孔放入火中烧）后，表面会呈现出裂痕，占卜师便可用此占卜凶吉，如同看手相一样。占卜由王来主宰，也就是说殷王独掌着祭祀权。殷王是神圣王朝之主，主宰着王朝。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2）
　　参观殷墟的1001号墓可见，其内部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6具殉葬者的尸骸，东部伸出的部分（被称为耳室）有4具尸骸，南墓道有59具无头尸骸，在墓的外面还埋有68具殉葬者尸骸。此外，还有22座殉葬坟墓。有如此众多的殉葬者，充分体现了殷王作为现世人神的特殊身份。
不仅仅是殉葬，据甲骨文记载，祭祀祖先时除了要奉上牛、羊、猪等祭祀品外，还要将人杀死作为供品。
西部部落周消灭了祭祀国家殷。周武王所率领军队，以太公望为军师，在攻陷殷时，殷的军队毫无战意，奴隶们甚至在殷王死后将其头颅砍下，献于周武王。可以说殷的部队对其首领毫无忠诚之心。
据《史记》记载：纣（殷王之名）的军队有七十万之众，而毫无战意，希望周王尽快取胜。他们阵前倒戈，欢迎武王……
据载，殷灭亡于公元前1028年。甲骨文使用天干地支纪年法，对日食月食都有记载，所以关于年代的记载也较为准确。
继殷之后的周一直为采取较为朴素的执政方式。在周墓中很少发现有殉葬者，即便有也不过一两人。与神权国家的殷相比，可以说周采用的是人性政治。然而郭沫若（1892-1978）认为，至此发掘的周墓均不是王墓，所以其中没有大量的殉葬者很正常。但1990年代发掘出的周王墓的报告中，也证明了没有大量殉葬者存在的事实。由此可见，周并没有像殷那样施行血腥的统治。
殷在一次祭祀仪式上便会屠杀上百只的牛羊。而周在祭祀时使用的仅仅是简单的一牢（指一牛、一羊、一猪），并且原来殷代用人祭祀的方式也被废止了。
周灭殷后不久，武王便去世了，于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对新王朝的礼乐制度进行了整治。据说，将祭祀的牺牲简单化是出自周公的意思。殷周交替，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被称为“殷周革命”。甲骨文研究大家、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认为，殷并非中国。直至周才体现出了人性统治。殷的统治全部依从于神的旨意，老百姓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会被杀，因此充满了恐惧。在现世人神的统治下，每个人都过得战战兢兢。相比之下，生活在周朝的人民就幸福多了。
如上所述，直到20世纪初，殷王朝始终被认为是虚构的朝代。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中国没有被圣者支配的时期恐怕要将殷除外。他在1920年去世，恰逢此前，甲骨文的记载证明了殷的真实情况。但仍有人像王国维那样，虽然了解殷朝的真相，但出于对这段历史的厌恶，便将它从中国文化中排除掉了。如果将周作为中国文化的开端，那么或许可以认定在中国不存在神父之王统治的时期。
因为儒教的源流最初始于殷，所以在讲述儒教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有关殷周革命的情况。
先来看一下“儒”字的构成。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3）
　　关于文字解说最权威的当数东汉的许慎（约58-约147），他于永元十二年（100）完成了《说文解字》。据此，对儒的解释为“柔也，术士之称”，意为柔和，简而言之，与“武”相对。去掉单人旁，右半部分上面是雨字头，被雨淋后呈现出柔软、温和的状态。雨字头的下面是“而”，据文字学泰斗段玉裁（1735-1815）的解释，“而”为向下垂的胡须。干燥的胡须很是粗糙，凌乱而又生硬，但被雨淋后便变得柔顺。可以说“儒”是人类在社会中圆滑的处事之术。
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中的“而”字貌似人形，头顶平平，头上无冠。没有头发的人被称为“髡（读音k　n）”，不是一般的人。光头一般指受刑或拥有特殊职位的“异形”人。头上淋雨为“需”。白川静先生将“需”解释为“祈雨的巫祝”。“巫祝”指巫师或祈祷师。“需”字有“需要”、“祈求”的意思，在古代，与人类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就是旱时之雨了。所以求雨师就是巫祝的代表。殷时，王即巫祝长。殷的建国始祖汤，在讨伐夏桀王后，出现了连续七年的大旱。汤亲自以巫祝的身份祈雨，终于，方圆数千里内天降大雨。关于此事，在已散佚的《帝王世纪》中有过记载。虽然原文已经遗失，但是宋代的百科全书--《太平御览》曾引用过这一部分。据记载，汤“斋戒剪发、断爪”后祈雨。这如同将自己作为牺牲。由于供奉的牺牲要求完整，所以头部要保留，此外还必须保持清洁。
追溯“儒”的渊源，可以发现其原意是祈雨巫师的代表--巫祝。
由殷初汤王祈雨便可看出巫祝在殷代的盛行。如果将祈雨的“儒”作为祭祀国家殷的象征，那么由祈雨而衍生出来的“儒”必将十分重视祭祀活动。“儒”之集大成者孔子（前551-前479）在临死前说：
丘（孔子之名）也，殷人也。
夏、殷、周的出殡仪式各不相同。预感到死期临近的孔子认为自己为殷人，便吩咐其弟子子贡，按照殷的仪式举办葬礼。《礼记·檀弓上》对此有所记载。
《史记·孔子世家》中也曾提到过：
其先（祖）宋人也。
周灭殷后，将殷人迁至宋，并让殷人在宋对祖先进行祭祀。如果先祖的亡灵得不到子孙祭祀便会作祟，因此必须给他们留出祭祀的场所。而殷先祖的亡灵作祟，势必会给灭殷的周招致灾难。周又为了防止殷的遗民集聚在一起，便在把他们分散驱逐到各地的同时，将宋（地名）赐予他们，让他们居住此地，并对祖先亡灵举办祭祀活动。因此，所谓的宋人实际上是殷人的后裔。
孔子是周文化的赞美者。他所处的春秋时代，名义上有周天子存在，实际上则是由其他的霸权者掌控政权。孔子认为，周初因为有周公制定各种制度、礼乐，是一个理想时代。因此对周公充满了仰慕之情。
据《论语·述而》的记载：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4）
　　作为殷之后裔的孔子，却对灭殷的周文化赞美有加，并对指导讨殷战争的周公充满景仰之情。乍看来，不免令人费解。然而，孔子生活的时期，距殷的灭亡已有五百年多年的时间，如果按照现在日本的历史向前追溯五百多年，那么应该是室町幕府时代的应仁之乱之际。因此，殷周的兴旺交替在当时而言已成为历史，对于当时双方的爱恨早已淡去。而且，孔子所能见到的记载都是周朝文献。关于殷的记载不仅大部分被遗失，而且所记之事也都是为了迎合周的统治需要。
如《史记》中对殷纣王的记载：
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
意思是，纣对祖先的祭祀置之不理。这也是周讨伐殷的原因之一。看到此记载，即便是对作为先祖的殷纣王，孔子仍然充满了痛恨。然而直到20世纪初，通过研究从殷墟中挖掘出的甲骨文，最终发现，其中关于纣王时代的记载颇多，并且描述了当时纣王曾频繁地、极其虔诚地祭祖。
周在毁灭殷文献时，可能忽略了对占卜用的甲骨文的销毁。因此至世纪初得以发现，能看出纣当时对祭祖十分热衷。不仅如此，由周公制定的并在此后成为儒教根本的长子相继、丧服等制度，实际早在殷的末期已经存在。
孔子甚至在梦中都充满了对周公的敬慕，是因为他相信此类制度皆由周公所定。但是，据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表明，周公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殷末的制度。
旅之集团
周公将殷的神权政治改为人性政治，并将“礼”作为社会的基础。诚然，在殷代，人性的因素很少。然而，最后在纣王的统治时期，如前所述，祭祀活动极度盛行，但是将人杀死作为牺牲的情况却并不多见。由此可见，在殷末时期，神权政治向人权政治转变的色彩日渐浓厚。
在转变的过程中，殷周的政权交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占卜虽在周仍然存在，但较之于殷，已远不如当时盛行。
周在起兵讨伐殷时，出现了许多吉兆。例如，苍鹰群飞，白鱼入于王舟，等等。殷以白为尊，周以赤为尊。河流上游起了火，顺流至周军阵前变成了赤鸟，此乃吉兆。然而，当时周军经过分析，认为当时条件还不成熟，便没有出兵。
一年后发兵进攻时，从占卜结果来看，是大凶之兆。但是，太公望丢掉蓍（sh　，占卜用的植物），把龟壳踩到地上，说：
枯骨死草，焉知吉凶！
遂率兵攻陷了殷。
由此可知，虽然仍然使用占卜，但是人为的判断更为关键；虽然对待神明草率不得，但是人类的努力已经开始被重视。这也是孔子的立场所在，他认为这便是周的文化。殷末祭祀中很少用人充当牺牲，或许对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如果“儒”就是所谓的巫师、占卜师，那么随着殷的灭亡，他们的黄金时代也随之结束。折断蓍草、脚踩龟甲的人们成了新政权的掌控者。殷灭亡之前的殷末时期，“儒”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衰退。巫师们带着一种危机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5）
　　周朝不再完全地依靠占卜，而是开始了更为合理的、现实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祭祀活动的忽视。《论语·雍也》记载：
敬鬼神而远之。
“敬远”一词便由此而来。“鬼”在古代中国表示亡人的灵魂。各种神灵被称为“鬼神”。对待鬼神必须尊敬，同时保持距离。殷代，人们与鬼神过于接近，而到了周代，开始了保持一定距离的姿态。这就是孔子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非无神论。合理思考，可以与鬼神保持距离而又不失敬意。由于保持了距离，所以要慎重地对待祭祀活动。
儒家集团为了延续发展，便开始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祭祀中最重要的便是丧葬。儒家逐渐将丧葬作为主要的工作。
《墨子》一书中对儒家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富人有丧，乃大悦。曰：此衣食之端也。
对于专门从事丧葬之职的儒家来说，富人家里若有人去世，便很开心，因为可以从中捞取钱财，所以面对如此谴责也无语辩解。
然而，儒家虽然专职丧葬，但也四处游行。在一个集落里一时间不会有太多的人去世，因此为了寻找更多的丧家，便不得不四处游走。在游行中得以开阔眼界，因此儒家的知识（也可以说是信息）水平比一般人要高。到各处游行的途中由于增长了见识，便可对他人从旁说教。对于世上那些迷失方向的烦恼的人，游行的人往往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因此，作为丧葬事宜专家的儒家集团在发挥处事指南作用方面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墨家”也是一个四处游行的集团。因此两者之间也会有竞争的成分。关于墨家说法不一。墨家的开山之祖墨子，名墨翟（前约468-前376）。“墨”究竟是不是姓，尚不明确。
第一种说法是，墨家是受过墨刑（一种刑法）的囚犯集团。第二种说法是，墨家是为了区别于自由民，在身上纹有刺青的奴隶集团。还有一种说法是，把奴隶劳动作为理想的集团。说法众多。
在木匠使用的工具中，有一种是专门被用作标注测量记号的墨，于是有人推断墨家是工匠集团。
据说墨家擅长筑城，修建工事防御。墨家擅长防守，而且还精通各种防御兵器的制造。虽说墨家“善辩”，长于外交和宣传，然而，墨家的基干还是工匠。
东方若有弱国，便前往协力再建；西方若有国遭受侵犯，便前往支援防御。据说墨家这些活动都是无偿付出的，因此也未曾受到排挤。自然墨家也都是过着四处游行的生活。
有诗云：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尝暖。
说的是，墨子终日在外游行，家里的烟囱都还没有变黑；孔子也是四处周游，连坐下来把席子暖热的工夫都没有。由此可见，墨家和儒家在外出游行这一点上比较相似。
据《史记》记载，墨翟为宋国的大夫。宋国，也就是殷代遗民之国。孔子的祖先也是殷人。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6）
　　殷代文化呈现出极端的一极集中状态。殷末，位处西方的周逐渐兴起，对于中央而言，可谓西方之雄藩，但在文化上应不存在太大差别。而从青铜器来看，同一时代，殷可以制造出精美的器具，相比之下周的青铜器就相形见绌了。发掘情况也表明，殷代有可以称为天下至尊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周却远远不及。
不仅在青铜器的制造上，在建筑、土木、交通、美术、工艺等诸多文化领域内，殷都表现得较为突出。殷被灭后，这些文化领域内的能工巧匠都不再为已成为废墟的殷都所需要，于是便被迫流亡到各地。于是这些精湛的技能便自然而然地在各地传开。
墨家传播手工技能，儒家传播祭祀以及所包含的思想，都是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老子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人物，庄子是宋国蒙人，出身不明。庄子也属于殷文化一个支流的代表人物。
儒、墨、道实际上都是从同一条大河中分流出来的支流。如果要对此进行论证，将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在此谈及这些只是为更好地说明“儒”。
所谓“儒”，是指与鬼神比邻而居，相信灵魂不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系，在经过挫折和流浪磨炼之后，不断适应时代的潮流并对自身进行改造。
回顾一下时代形式，如前所述，较之于殷，周的统治更为朴素、现实。周在遭到犬戎的侵略进攻后，于公元前770年被迫东迁。犬戎发动的并非突然袭击，而是趁周国内动乱之际发兵进攻。自武王后第十一世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军事国家成立。在这种体制下，民心极其不稳。宣王之子幽王（前782-前771年在位）极度宠爱一个名为褒姒的女子，为了让她的儿子继承王位，欲废掉先前所立的太子宜臼，于是引起了内乱。在犬戎的进攻下，幽王被杀，废太子宜臼逃走，第二年迁都洛阳。公元前770年以后称之为“东周”。这一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壮大。超级大国晋在公元前403年分裂为韩、魏、赵三国诸侯，在此之前被称为“春秋”时期。此后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年），被称为“战国”时期。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物。因为他是儒家之集大成者，所以说儒教诞生于春秋时代。之前对儒教的雏形只做大致了解，下面我将重点对孔子之后的儒教进行考察。
葵丘之盟
为了了解儒教诞生于怎样的环境，最好是先来研究一下孔子出生一百多年前的“葵丘之盟”。
葵丘，地名，殷遗民国--宋的都城。
当时，雄领各地诸侯的当属齐桓公。在名宰相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强盛一时。当时南方的楚国（现在湖南一带）势力发展壮大，齐桓公召集中原各诸侯--宋、郑、卫、鲁等在葵丘会盟。位于现在的湖南一带的楚国，属于长江中游的国家，与黄河流域的中原诸国相比，性情气质略有不同。在中原看来，楚国不过是野蛮的军事大国。中原诸侯皆以“公”自称，虽说周王室日渐衰微，但仍然存在，因此没有人敢改称王。而楚却自称为王，并若无其事地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7）
　　意思为，“我”自称“蛮夷”，因此中国--指中原--的谥号规则与“我”无关，“我”想更改称号便更改称号。虽不知礼仪，但军事力量强大。楚不断发兵北上，给中原诸国带来很大威胁。为了抵制楚的进攻，中原诸国必须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然是好事，但在当时还无法实现。中原诸国为了加强相互联系，便制定了盟约。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获得彼此间的认同和信任。
制定类似宪法的共同契约，共同发誓遵守--这就是葵丘之盟的目的。葵丘之盟的内容在《孟子 ·告子下》中有详细记载，共有五条。孟子（约前 372-前 289）对此均用“命”的形式来表示，有神命之意。第一条“初命”：
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第一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条。“孝”被当作是儒教的基本德目。《春秋左氏传》中有记载：
孝，礼之始也。
诛，表示处以刑罚，有“诛责”的用法，因此在此并非诛杀之意。但又出现在条约之首，据此可以推断该刑罚一定为重刑。树子，指确立诸侯的继承者。天子原指由诸侯认定的嫡子。变更继承者是引起大乱的根源。周幽王因为更换太子而导致亡国，自己最终也被杀死。不要立妾为妻。幽王已有正后--申后，由于宠爱褒姒，便废申后立褒姒。因此，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些事看来似乎都是些细小家事。然而，一个国家却会因家事变故而引起内乱，从而殃及周边邻国。家内纷争，国内必然会产生两派对立的局面，为了击败对方，便会求助于邻国。于是，两派相争又将引起邻国间的派系斗争。
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大学》（四书五经之一）中有此记载。南宋朱熹（朱子，
1130- 1200）对此的解释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二条（孟子称之为“再命”）：
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尊重贤人，养育人才，来表彰有德之人。
第三条（三命）：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第二条强调要让贤人及有能、有才之人参与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原则便是第三条所讲到的内容。老人和儿童都是弱者，关心弱者是政治的关键所在。宾，指在国内的外国人。旅，表示旅行者。要像保护自己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人，显示出要摒弃排他的政治姿态。
第四条（四命）：
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第一章 儒教的根源（8）
　　官职的世袭和兼任不仅妨碍了有能之人的登场，还有导致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的危险。通过世袭和兼任将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的重臣，还有可能会对君主造成威胁。窃取政权的不祥之事应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从君主方面考虑，也应当适才适所，量才录用。“士”指一般的官僚，“大夫”指的是大臣一级，通常被合称为“士大夫”。绝不允许随意处死重臣等事件的发生。所谓的“专杀”，是指未得到天子许可不得随意处死士大夫。
最后一条（五命）：
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防，指堤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便擅自更改水路等此类人为的决堤行为，要绝对禁止。黄河决堤会淹没房屋和田地，甚至殃及百姓的性命。在黄河诸国之间的战乱中，如果能够破坏敌人关键地带的堤防，必然能够给对方以重创。这几乎是制胜之法则，然而对方也可能采取同样的手段。
这类似于现代的核武器。
下面还对各国不准禁止粮食出口达成了协议。
诸侯封臣时要昭告天下。将某人封于某地、任何职，都必须首先告知于天子。周天子虽说名存实亡，但仍是天下的象征，诸侯原本也是由天子所封，而后方才君临各自的领地。既然诸侯的领地原是由天子所赐，因此如果要把受封自天子的土地再分于功臣，就必须要告知原来的主人。并且，告知于天子便意味着告知于天下，其他诸侯也都可知晓。这就保证了各国诸侯了解其他国家内部人事的重要变迁。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各国的信息公开化，以便于相互了解。
《孟子》对葵丘之盟的记载还有：
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
“束牲”是指将作牺牲的动物捆绑起来。牺牲，原意是指杀死用作牺牲的动物，而捆绑起来便意味着不将其杀死。
在此之前的会盟中，作为誓约的象征，都要将牺牲杀死，饮其鲜血。然而自此次葵丘之盟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将写有誓约的事项的书（或写在绢、木简之类上），捆绑在被束动物的背上。誓约形式的变更属于重大事件，特以“不饮血”作为标志。
以上的五条誓约法则，令人感受到浓厚的儒教氛围。因为葵丘之盟与儒教的理想较为一致，所以四百年后，孟子不禁感慨道，古代的诸侯可以严格遵守盟约，而今诸侯却五约尽犯。
《论语》并未曾提及葵丘之盟。这可能是由于孔子是在百年后出生，对此还没有特殊感觉。对孔子而言，这或许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众多会盟之一。
第二章 有礼，有名（1）
　　典礼问题
在此，对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作一下简单介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源于唐代的景教（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而到了唐朝会昌年间被禁，之后逐渐消失。到了元朝、蒙古王室中虽仍有基督教信徒的存在，但为数不多。到了 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登陆，于是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耶稣教会的弗朗西斯科 ·沙勿略（ 1506-1552）是日本传教活动的发起者。他认为，要对日本人进行改宗，必须先对其崇拜的中国进行改宗。
于是在 1552年只身奔赴中国，但在登陆前病死于广东的上川岛。为了完成他的遗志，其他的耶稣教徒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因为在日本禅僧的社会地位极高，他们在日本开始传教时都身着僧衣，受到掌权者的尊敬。耶稣教徒们认为中国的情形与此相似，于是便削掉头发，身披僧衣，以一种“西僧”的姿态出现，开始传教活动，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判断失误。在中国，僧侣并不像在日本那样备受尊敬，甚至还会受到蔑视。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是儒者，并且地位很高。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耶稣教徒们便脱掉了袈裟，开始蓄发，穿上儒服。于是又从“西僧”摇身一变成了“西儒”。
耶稣教徒的误解，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儒教和佛教地位的差异。在明代，儒教便与中国等身大。虽然儒者在日本的地位并不低，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过高。“过高”这种说法似乎不太恰当，由于是与中国等身大，所以便无所谓高低了。
单从伦理上来讲，耶稣教徒们身着儒服并不奇怪，因为儒教在所论述的道德伦理方面与基督教不矛盾，与教徒们身着袈裟比起来要自然得多。儒教包含了许多祭祀方面的宗教性因素，因此从这点看来与基督教并不抵触。
耶稣教会对中国实施的传教战术与在日本采取的方式相同，都是首先瞄准了统治者阶层。在日本出现了像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高山右进、小西行长等信仰天主教的大名。而明朝没有相当于日本大名的阶层，于是耶稣教徒们便将高级官僚和学者们作为传教的重点，并且将传教活动的地点设在北京。因为地方的官员不像大名一样可以扎根于自己管辖的领域，一道诏令颁布下来便会被调离。
要使高级官僚改宗，最大的障碍就是儒教中的宗教性因素，也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所礼拜的对象。
第二章 有礼，有名（2）
　　祭拜祖先、祭拜天地，甚至祭拜孔子，都是中国统治阶层的宗教行为。高级官僚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到文庙“行香”（奉上香火并进行礼拜），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义务。文庙是供奉孔子的庙堂，明朝之前被称为“先师庙”。文庙的正殿叫做大成殿。在日本供奉孔子的汤岛圣堂原名为“先圣殿”，殿上悬挂的匾上写的就是“大成殿”。圣堂在日本江户时代备受重视，德川纲吉曾亲自为匾额题字。中国对此的重视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员在被任命了新的官职后，必须要到文庙参诣。即便是接到了辞令，但却是从到就任报告的文庙进行参拜后开始生效。
到文庙对孔子的牌位进行参拜，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上任前必办的“手续”。如果这种参拜被禁止，那么对他们进行的改宗就不可能实现。
因为这样的改宗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丧失官职和社会影响力。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禁止到文庙“上香”，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家族中如果有男孩诞生，做官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当时没有现代社会中的所谓企业存在，所以他们的职业选择极为受限。于是，耶稣教徒的传教士们决定允许中国教徒向祖先和孔子的排位进行礼拜。一时间，耶稣教会的传教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天主教中的多明我会（拉丁文 Ordo Dominicanorum）以及托钵修会都没有像耶稣教那样采取了“适应主义”，而是施行了“严格主义”，所到之处自然是困难重重，传教毫无进展。后来，他们将耶稣教的成功传教称为“异端”，向罗马教会告发，于是展开争论，这实际上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立。当时在宗教裁判所中掌权的是多明我会，也就是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学说当作异端的会派。他们绝不允许教徒向祖先或孔子进行礼拜。
结果，明朝政府将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的教徒驱逐出境。事情发生在 1637年，也就是明朝灭亡的七年前。被驱逐出境的多明我会回到欧洲，在 1643年向罗马宗教裁判所告发，也就是明朝灭亡的前一年。
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了宗教裁判所起草的敕书，禁止中国的信徒参加对古人以及孔子的参拜仪式，当时是 1645年。
中国的耶稣教会教徒在接到教皇的敕书通告后，了解到这是由于错误的上报内容所致，于是决定上告。按照耶稣教会的解释，对故人以及孔子的参拜并非宗教行为，而是一种“缅怀”。他们搜集了大量的证据上报宗教裁判所，以证明对故人和孔子的礼拜是种纯粹的市民行为。所谓市民行为是指，对于市民来讲，在道德上是理所当然地应当执行的一种行为，而并非是与基督教相抵触的异种宗教活动。
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接受了耶稣教会的主张。
第二章 有礼，有名（3）
　　多明我会和托钵修会仍没有改变原来的态度。清朝虽然是满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仍将儒教作为统治理念，与以往历代王朝无异。这令那些对中国儒教体制的道德和风习毫无敬意，只是将其诽谤成“偶像崇拜”、“迷信”的外国宗教家们无法忍受。
采取适应主义的耶稣教会，仍将北京定为传教的重点，希望利用科学知识获得知识阶层和统治阶层的信任。这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成效，德籍传教士汤若望（ 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甚至被任命为钦天监（天文台长）。这意味着耶稣教会的西洋人夺取了这一职位。自元朝以来，这一职位一直被掌握伊斯兰系历法和大统历法的人所把持。实力决定竞争结果。耶稣教制定的历法为“实宪历”，也被称为西洋新法。
汤若望得到了顺治皇帝（ 1643-1661年在位）的信任。但在康熙初年，汤若望遭到嫉妒得发疯的伊斯兰历法家杨光先诬告，被判死刑。原因是，汤若望在推断荣亲王安葬之日时出了差错。经过太皇太后的斡旋，汤若望才被免除死刑。但自此后基督教被禁，所有的修道士被捕。以上事件发生于 1665年。被送往广州的修道士们，发誓要遵守耶稣教会对中国典礼作出的解释。然而其中一名多明我会教徒从广州潜逃，在罗马开始了反中国典礼的活动。于是教皇克来门特九世发布敕书，宣布前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颁布的接受中国礼典的敕书无效。
康熙皇帝学识渊博，曾与指责中国典礼为迷信的福建宗座代牧颜　（Charles Maigrot，1652-1730）进行辩论。然而颜　对中国经书一窍不通，更不要说关于典礼的争论了。康熙皇帝批评他“站在别人的大门外，还要对屋里的事情大加指责”，并对其严格查办。颜　被迫流亡国外。
“the Bull Exilladie”为拉丁语，意思是“自那一天”。
1715年3月15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颁布了新的教皇令，被称为“自那一天”。主要重
申了对典礼问题的看法，发布了决不允许有丝毫妥协的反典礼命令，并明确了中国的典礼并非市民行为。
对于教皇发布的非妥协“自那一天”教皇令，清朝政府方面也采取了严格的禁教措施。教皇令在 1716年11月传达到北京。康熙皇帝是位开明的君主，与许多耶稣教徒们有过交往，并对他们十分友好，虽然当时年事已高，但也并未采取较为严厉的抵制措施。康熙皇帝去世后，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即位，最终施行了禁教。
鸦片战争结束后，于 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两年后的 1844年，清政府在列强的压迫下，被迫解除了对基督教的禁教措施。自雍正时期开始到 1844年，禁教持续了一百二十年。在此期间，北京还是有许多的耶稣教徒，或在天文台任职，或是担任宫廷画家。传教活动虽被禁止，但仍允许他们在北京居住。这与日本对天主教采取的禁教措施大不相同。
第二章 有礼，有名（4）
　　1844年解禁之后，天主教中“自那一天”仍然生效，严禁信徒供奉祖先的牌位和到孔子庙礼拜。辛亥革命后，高级官员任职时已经不必到孔子庙“上香”，但是典礼问题仍然是阻止中国人信教的一大障碍。
然而“自那一天”并非最终判决。自发布之日起经过二百二十年后，到了 1939年12月，教皇皮奥十二世针对教会对待中国典礼问题的态度作了重新的修订，允许信徒悬挂孔子的肖像，允许信徒在故人的遗骸或墓前行礼，允许信徒在孔子纪念堂参加各项纪念仪式，等等。 1939年英法对德宣战，当时日本已经与意大利缔结了防共协定，并于两年前挑起了全面的中日战争。而若要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中日战争早在八年前就爆发了。教会针对中国传教政策的重新制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关于典礼，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何为儒教。耶稣教会认为在故人墓前或排位前行礼是一种“市民行为”，即作为市民理应遵行的一种道德行为。耶稣教会向罗马的解释这只是一种“缅怀”，而并非宗教行为。如果其中有“祈愿”的成分，那么毫无疑问这属于宗教行为。例如，在战死者的墓碑前，低下头缅怀，但不知不觉，这种缅怀就会转变为“祈愿”--请保佑我们，请保佑永久和平--这属于市民的道德性行为呢，还是属于宗教行为呢？很难明显地区分开来。
关于儒教究竟是市民行为还是宗教活动这一问题，“自那一天”教皇令曾对此作出过阐述。据记载，关于牌位，不可以当作是某人的灵位，只可作为“某人的位子”，并且只能是放在那里，绝不允许参拜，还要求在牌位的旁边，必须放置解释基督教徒戒律和子孙对待祖先尊敬的声明书。关于典礼问题，当时教会作出的让步仅此而已。
关于牌位，中国一般的解释为“神主”。在上面写有“历代祖考妣之神位”等文字。灵与神在典礼问题上有着内在联系。重视祭祀祖先的儒教相信灵魂不灭--无疑这是一种宗教，作为神教的基督教自然会觉得对此无法协调。
礼教亦为名教
儒家学说在成为“官学”后，其内在的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中国的官僚制度便是在形式主义下被运用的。
虽然内部已经混乱，但表面上看起来仍然井然有序--这就是儒家的策略。为了追求形式，往往会对一些内容加以掩饰，甚至抛弃。因此表面现象与实际情况之间有着很大差距。
不妨看一下陆游的生活经历。陆游（ 1125-1210），比朱子年长五岁，生于山阴（现浙江绍兴），号放翁，终年八十五岁，在当时可谓高寿。他二十岁时结婚，妻子唐婉美貌动人，夫妻感情甚笃。然而，和现在中国人的情况相似，婆媳关系不好相处。唐婉虽是陆游母亲的侄女，但她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最后导致陆游夫妇离婚。虽然陆游舍不得妻子，但是在母亲的命令下，也不得不选择了离婚。
第二章 有礼，有名（5）
　　不听从父母之言，是为“不孝”。为了实现儒家强调的品德--孝，必须作出牺牲。“孝”的形式主义具有绝对权威。感情甚好的陆游夫妇二人不得不挥泪分别，各自再婚。十年后，三十一岁的陆游与前妻唐婉在沈园相遇。当时唐婉与她的丈夫在一起，她告诉丈夫说：“那个人（指陆游）便是我的前夫。”于是她的丈夫便在沈园摆酒款待陆游。当时的情景令陆游十分难忘。四十年后，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陆游以“沈园”为题赋诗两首。其中第二首为：
梦断香消四十年，
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
尤吊遗踪一泫然。
这首诗的意思是，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当时的柳树也如“我”一般年迈，不再飞絮，“你”也早已化为稽山之土。再次来到这个勾起“我”对“你”的回忆的地方，“我”还是会忍不住老泪横流。唐婉与陆游在沈园相会后不久便去世了。
中国以爱情为主题的诗作较少。有研究日中诗文比较的学者指出，日本的诗歌以“爱情”为主流，中国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流。在描写男女爱情少之又少的中国诗歌中，有这样一首诗是讲述恋慕之情的，确实比较难得。
虽然相爱但是不得不分开的故事很多，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是如此。然而像中国这样由于“孝”被迫分开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却不多见。即使陆游身为大诗人，也不例外。
陆游可以说是位高产诗人，他的诗现存有一万多首，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多达两万，也就是说一旦有感便会赋诗。然而，这首作品仍会令我们潸然泪下。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是在母亲的命令下被迫与唐婉分手的。儒教在国教化后，家中要以父为纲。从形式来讲，陆家的事情应由陆游的父亲陆宰全权决定。虽然他最终宣布了陆游夫妇的分手，但是之前必定被迫接受了妻子的看法。由此可见，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很强大的，而形式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便可窥豹一斑。
“夫唱妇随”一词出自道家系的文献《关尹子》，这种思想与儒家有共通之处。即便实际上是妻子提出建议，丈夫听从，但在形式上也要表现为“夫唱妇随”。长此以往，人们便可看穿了这种所谓的形式主义。
后世儒教的批判者称陆游为“礼教的牺牲品”。礼教，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礼学的教育”。《孔子家语》中记载：
敦礼教，远罪疾。
到了清代，“礼教”等同于“儒教”。
19世纪后半期，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为了反清，太平天国高举种族主义大旗，在《奉天讨胡檄文》中痛骂满洲趁机窃取了中国政权，言辞甚为激烈，例数满洲十大罪名。
第二章 有礼，有名（6）
　　对此，清朝方面负责镇压太平天国的高官曾国藩（ 1811-1872）发表了《讨粤匪檄》（讨伐粤匪的檄文。粤指广东、广西两省）一文进行反击。文中谨慎避开了“勤王”这一称谓。因为中国人认为皇室是由异族担任，所以不愿自称勤王。为了镇压暴乱，他打出了“忠君爱国为正道”的口号，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曾国藩为避开“勤王”，打出了“保护中国礼教”的大旗。《讨粤匪檄》中写道：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文中声称，此次叛乱并非针对大清帝国，而关乎名教的存亡。
所谓“名教”，即关于名分的教义，在此为儒教的别名。声称镇压此次叛乱是为了“保护儒教”，而非“保护王朝”。他认为这样号召更为奏效，于是便以此作了一篇檄文。同样，许多人认为清王朝被推翻事小，儒教被推翻事大。
太平天国方面对满洲政权进行了恶意的谩骂，诸如“妖魔”、“丑贱”、“猪狗”，但未曾涉及儒教。关于佛教，太平天国方面认为清王朝所供奉的菩萨神像等也都是蛇魔、妖怪等鬼卒。太平天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宗教团体，按说对于儒教，尤其是在礼拜问题上，应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他们为了战术需要，同样抑制了“反儒教”的言论，并在檄文中号召“名儒学士”奋起反抗。
此时儒教似乎与中国等身大。政府方面对抗太平天国的义勇军组织者--湘军曾国藩、淮军李鸿章（ 1823-1901）也号召保护礼教，即“保护中国”的另一说法。曾国藩他们在选用这一说法时，选用了“礼教”，为了强调这种观点，曾国藩在他的檄文中提到了孔子和孟子。
有朋自远方来
形容儒教与中国等身大，或许不甚严谨。在中国，除了儒教还有老庄思想，有人将此混为一谈，但严格来说，两者并不相同。
可以认为“老庄”思想存在于“孔孟”思想的内部，儒教的形式主义渗入到了其内部。有人虽读的是《论语》等孔孟之书，但在生活中却体现出老子的思考方式，并且大多当事人浑然不觉。
《论语》在开篇第一页写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友从远方来，这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吗？--以向对方询问的形式出现。
太古时期，中国的文章都刻在龟壳或甲骨上，十分费事，因此撰写者便尽量简化文字，省略多余成分。考虑到当时人们可以根据常理理解，便毫不犹豫地舍弃部分信息，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常理也发生了演变，当时认为没有争议的文句，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后便有可能产生歧义。
第二章 有礼，有名（7）
　　《论语》中就有很多句子，既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没有定论。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贝塚茂树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解释：
--有朋，自远方前来比较……
“方”字确实有“比较”的意思。根据诸桥辙次《大汉和词典》和中华书局《辞海》的解释，“比较”确实是该字最初的含义。因此，对这句话的解释也不能断然说不对。这就是汉文难学的原因，也是其有趣之处。根据贝塚先生的断句可以判断出，从远方来的朋友应该是两人以上，较之平常解释增加了“热闹”的语气。
这一节讲述了孔子以与人交往、广交朋友为乐，可见儒家重视社交。贝塚先生的解释似乎更能烘托这种氛围。
然而，中国的另一种权威的老庄思想，则主张“小国寡民”--国家以面积小且人口少为佳。在《老子》中有记载：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意思是，有可以听到鸡犬之声的邻国--也可以说是邻村，然而居民们至死不曾有过往来。这便是这句话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有往来必然会产生矛盾，没有来往便没有纠纷。《论语》在开篇之初便提出了喜好社交的观点，而《老子》在结尾部分（在全书八十一章中的第八十章）提出了这种非社交性的“小国寡民”的理想。
来客，尤其是远到之客更要厚待--如同在《论语》开篇所提到的那样，这也是儒家的德目之一。在孔子之前具有“儒之氛围”的时代，葵丘之盟中有一项协约提到“无忘宾旅”。
中华思想视外国为蛮夷，但是四夷因仰慕中华的德行远道而来，却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推古天皇十五年，小野妹子被派遣出使隋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是派往大唐，但是当时为607年，中国历史尚处于隋朝时期。
据日本的国书记载：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隋炀帝（604-618年在位）看到此，甚为不悦，对鸿胪卿（外交礼仪大臣）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对此《隋书》中有记载。天无二日，世上也无两个天子。炀帝在被日本侮辱后并未动怒，只是觉得蛮夷之辈纯属无知，不晓得国书的写法，心里不太畅快。“勿复以闻”是指，今后不要再通报此类不知礼仪的文书了。据《隋书》记载：
明年，上（隋炀帝）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
适逢遣隋使小野妹子归国之际，隋炀帝便派遣裴世清（为避讳唐太宗李世民之名，在书中省略了“世”字。《隋书》写于唐代）将其护送回日本。蛮夷不知礼仪，也不追究。宾客毕竟为宾客，始终都要以礼相待--或许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第二章 有礼，有名（8）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也称元宵节。此日有通宵欢庆、观赏节目的习俗，始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当时各蕃酋长（使节或商队的队长）齐聚洛阳，在端门大街举行活动：
盛陈百戏（指杂技等表演），戏场周围五千步（一步约为1.77米），执丝竹（管弦乐器）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场面热闹非凡，酒和食物都是免费提供，外国人评价当时：“中国，富饶之地，酒食可免费享用。”
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每个王朝都像隋朝一样好客。既然说到“不亦乐乎”，那么对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应表现得友好。然而，英国使节乔治·马戛尔尼（1793）和威廉·皮特·阿美士德（1816）曾两次会见中国皇帝，请求通商，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原因是清朝要求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认为这是“中华思想”而拒绝参拜，因此清朝便拒绝与之通商。其根源，在于厌恶交往的本性。隋代表现出的是孔孟的“有朋自远方来……”的思想，而清朝则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庄思想。交往过多，麻烦也多。明代施行了海禁政策，而倭寇活动猖獗。有些政府高官曾建议适当放松海禁政策。
在此之前受孔孟思想指导，从现在开始受老庄思想指导--界限并不能划分清楚。“儒”具有保持事物多面性的特质。
我们习惯于将孔孟思想和老庄思想统称为“儒”，但严格来讲这并不合适。孔孟可比作红线，老庄比作白线，两者要合成一条绳，就要把它们紧紧拧在一起。老庄好思虑，孔孟好社交，因此红色便较为醒目。拧在一起，白色便容易被红色吸收。如果对这条绳命名，那么必然会将吸收力强的一方作为代表。也许所谓的“儒”并不纯粹，其中吸纳了许多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习惯将之统称为“儒”，于是“儒”便逐渐与中国等身大了。
传说老庄也是诞生于古代巫祝阶层，与儒从同一条枝干上分出，因此可以将“儒”看作善于内向思考的老庄与长于外向实践的孔孟之和。在被称为“诸子百家”的时代，世人都在思考时代发展这一主题。对此达成的统一共识，便是必须打破现状。儒家本来便是反体制性的，而老庄、墨子以及现在查无实证的杨子，也均属于反体制性的思想。
杨子的著作被流传下来，传记也不清楚。根据《孟子》和《淮南子》等书中记载，可以对其学说有大概的了解。据《孟子·尽心上》记载：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由此便可看出杨子彻底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做一件事情能够为天下带来利益，但对于自己无利可图，即便仅仅是拔掉自己的一根毛发，也不能接受的。这与提倡兼爱（博爱）、利他主义的墨子恰恰相反。《淮南子》中杨子对墨子进行了批判，并声称：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第二章 有礼，有名（9）
　　“物”，指外界。这句话意思为，拒绝外界的干涉和影响，保持个人的本性--这便是杨子追求的理想。虽然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由此便可以看出他不仅仅追求利己主义，而且还有要求确立自我、毫不动摇的坚韧思想。这样的人，在掌权者看来是很大的麻烦。中国古代政府一向主张干涉主义，如果反对干涉的国民越来越多，那么为政者必然会很苦恼。因此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便不难理解了。毕竟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特权。
孔孟和老庄是缠绕在一起的绳，之所以能够拧在一起，与他们都属于反体制的本性分不开。“反体制”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墨子的博爱主义也好，杨子强韧的个人主义也罢，或许都以不同形式，多少融入了“儒”中。尤其在反体制这一立场上，墨、杨两家的思想尤甚。
相传，杨子姓杨名朱，庄子的姓名为庄周。两者读音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人猜测杨朱、庄周实为一人。
在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时代，思想家们都在思索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站在对立面的为政者对此极其反感，不愿施行改革。然而时代发展到了转折点，就必须选择改革的道路。诸子百家的思想虽然被体制接纳，例如儒学发展为体制化，墨学曾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让步、妥协，甚至不得不摒弃部分思想。
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儒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痛斥儒教在汉代时便卖身于体制，具有极度的保守性。五四时期的反儒活动中，曾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诚然，儒教的保守性阻碍了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末，遭受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打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主要是以俄国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参考，来施行革新运动。领军人物便是康有为（1858-1927）。他们的革新运动在保守派压制下，以失败而告终。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及“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失败后，有人曾被逮捕，甚至被处以死刑。康有为几经周折终于逃脱，经由香港亡命日本。
经过这次轰轰烈烈的改革，领军人物康有为在流亡后变得极其保守，甚至沦为“保皇派”，因此备受谴责。然而作为学者，他却是一流的大家。其代表作有《孔子改制考》，发表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1897）。
《论语》中有一句孔子的名言
--述而不作。
这是《述而》一篇的开篇之句，也是该篇篇名。意思是说，孔子他本人只是传授了别人之言，而不是由自己创作的，即只是祖述者并非创作者。该言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孔子的谦逊之词。
第二章 有礼，有名（10）
　　然而，康有为认为孔子不仅仅是祖述者。孔子将周公制定的文物制度作为理想社会的规范，即礼乐，因此周公才是“儒”的创始者，孔子是其祖述者--孔子自己这么说，于是世人便信以为真。康有为将这种言论完全推翻，他认为，孔子理想中的礼乐，实际是由孔子自己制定的，只不过是假借周公之名罢了。
孔子生活的时代距离理想社会过于遥远，而将来或许会比较接近理想。孔子虽然为未来作出了设计，却假托了古人之名。也就是说，孔子为了实现改变现状的理想，借用了“周公”的权威。孔子真正的目的是改革--改变制度。《孔子改制考》便由此而来。这样一来，儒之先师孔子就不再是保守者，而是改革者，作为儒生，也应该学习先师，不能“述而不作”。尝试政治革新的康有为便做了孔子忠实的学徒。
孔子是改革者的说法，与儒家的文献记载中有多处相抵触的部分。
康有为便写了另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并非指新的学问，“新”是篡夺前汉王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王朝之名。王莽为了将其篡夺政权的行为正当化，便使人伪作了许多经书。伪作者为刘歆。根据康有为的著作可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教文献不可全信。这种做法并非康有为的独创。四川出身的大儒廖平（1852-1932）便对此有过论述。
在通往近代的入口前，康有为将儒教作了一番装扮--儒，即孔子，并非阻碍近代化的保守怪物，而是叩响近代之门的同志。
通往近代之门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被推翻。 1911年为辛亥年，当年十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也获得成功。
然而革命派没有掌握所有的胜利果实，而是与清朝最具势力的总理大臣袁世凯（ 1859-1916）达成妥协。革命派总帅孙文（ 1866-1925）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在南北议和达成后，便让位于袁世凯。这表明了革命派力量不足，难以控制局面。
革命派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其前身由孙文的兴中会、黄兴（1874-1916）的兴华会和章炳麟（ 1868-1936）的兴复会联合而成。孙文创办的兴中会中，广东籍的人较多，孙文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新潮的学会。而光复会的创办者章炳麟是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国文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位厌恶新潮的国粹主义者。因此这三个学会原本很难结合在一起，但是由于三者在打倒清政府上观点一致，因此便具有了相互合作的基础。此外还有昔日掌握清朝政府的首脑袁世凯，毫无疑问，袁世凯是彻底的保守派。
第二章 有礼，有名（11）
　　革命成功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于儒教的态度极其复杂。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对儒教持反对态度。辛亥革命八年后，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控诉“礼教”导致国民曾受到了怎样的压抑，又有多少人像陆游那样含泪成为礼教牺牲品。鲁迅和胡适（ 1891-1962）等著名人士认为要使中国获得重生，就必须要从儒教体制中解放出来。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由于儒教一直被统治者利用，因此有人认为“儒即中国”。然而也有些年轻人对此并不认同，此外还有一些中间派。诚然，以家为中心的儒教，不应将人民束缚住，但是儒教中的可取成分不应被抛弃。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林批孔”就是借批判孔子之名而展开的权力斗争。但对于孔子的评价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大多数人对孔子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然而，儒教秩序中强调的孝敬父母、善待兄弟的观念，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并继承的。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蔡元培（ 1868-1940）认为新的共和国需要新的教育理念。清朝教育基本法“钦定教育宗旨”的两大支撑是忠君和尊孔，但共和国里不存在君主，因此忠君必然被否定。而尊孔与信仰自由想抵触，因此也必须对其否定，从而确立新的理念。
在否定忠君方面，各派毫无争议。但是在否定“尊孔”问题上，保守派表示强烈的反对。
曾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深知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他在 1912年4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当年 7月，在北京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击。
清代的学校中，上至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至地方书院，无一不供奉孔子。学习中国制度的日本在昌平黉（昌平坂学问所）曾设有供奉孔子的圣堂，此外在冈山的闲古学校和佐贺的多久都设有圣堂。关于在共和体制下的“中华民国”究竟是否要在学校里供奉孔子，引发了很多争论，最终采取“完全按照各地习惯决定”的放手措施。此时，蔡元培辞去了教育部总长的职位，并在临时教育会议召开之前便递交了辞呈，在会议中被受理，于是他没有等会议结束便离开了北京，再度出国。
针对蔡元培的“废孔祀”主张，保守派在报纸上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严厉指责蔡元培践踏了数千年来流传至今的道德、学术和伦理。蔡元培被当作了“反儒”的元凶，他提出的反对“孔祀”才是完全违背了宪法中信仰自由的主张。对此周作人（ 1885-1967）在《古今》杂志上指出：“蔡元培本身并非孔子的反对者，如果论其思想，那么他才是真正的儒家。”蔡元培认为，对于孔子的学问和后世所传的儒教或孔教应该区别对待。
第二章 有礼，有名（12）
　　孔祀问题极大地刺激了保守派。各地一时间兴起了“孔教会”及“孔道会”等团体的尊孔运动。
对于一直以来都在策划复辟的大总统袁世凯而言，尊孔运动的兴起正合他的心意。儒教在被体制所收编后两千多年以来，一直效力于历代王朝，其体质是完全符合帝制的。康有为作为热心的尊孔论者，甚至自发性地组织了一些运动，这与狡猾的袁世凯在背后煽动尊孔运动是分不开的。
教育会议的第二年（ 1913）6月18日，四川都督尹昌衡向袁世凯发送电报，建议恢复“祀孔典礼”（祭祀孔子的典礼）。四天之后， 6月22日，袁世凯发布了大总统令，即“尊崇孔子令”，号称尊崇孔子，“以正人心，以立民极”，并断定“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强制国民必须履行此令，不可擅自发表看法。
这便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步骤之一，他将臣民绝对服从的希望寄托于“孔子”身上。要求绝对服从他“袁世凯”为时尚早，于是便把孔子抬了出来，然后再偷梁换柱。袁世凯的目的在于，让溜须拍马的人歌颂他与孔子的德性一样。历史上曾有类似的先例。明末把持朝政的宦官魏忠贤（？- 1627）下令修建自己的生祠（祭祀活着的人的祠堂），并配祀孔子。皇帝被称为“万岁”，魏忠贤要求人们称之为“九千岁”。当时的皇帝--天启帝（ 1621-1627年在位）死后，魏忠贤缢死。假如天启帝再多活些时日，魏忠贤或许便会篡权。
颁布大总统令那一年的 9月1日，“孔教会”再次发送电报请求将孔教国教化。曾留学于英国的严复（ 1853-1921）、清末进士出身并作为考察大臣随员外游的夏曾佑（ 1863-1924）以及梁启超（ 1873-1929）成为孔教会的成员，康有为被推荐为会长。他们在北京的国子监举行了祀孔典礼。如果将此作为个人活动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他们却将此作为了国家活动的演练。
1914年1月末，在政治会议上通过了“祭天祀孔”案，并定于 2月7日开始执行。
“祀孔”是对伟人的缅怀，还是一种宗教仪式？--这是一个极为微妙的问题。被称为真正儒者的蔡元培认为，孔子学说不同于后世的儒家，他承认了儒中的宗教性。如果仅仅是缅怀仪式的话，那么与“祭天”结合在一起就会令人产生疑惑。在天坛祭天乃专制皇帝的特权，袁世凯身为共和国的大总统，其位置与皇帝极为接近，这么做便有改朝换代之嫌。因此，孔儒极容易被野心家利用。
当时许多人对“共和制”缺乏了解，毕竟共和政体是新生事物。有人认为，所谓的共和政体是由于当下皇帝不存在，便组织了临时的共和政治，等皇帝出现了，共和政体便会被废止。
周厉王（前 878-前 827）暴虐，遭国人驱逐，不在位期间由两位大臣暂理国政，“共和”一词便由此而来。厉王客死他乡后，两位大臣共同辅佐王子静即位，并将大政奉还。据《史记》记载，共和持续了十四年。王子静便是宣王（前 827-前 782年在位）。“共和”一词源于此，便有一时之意。
袁世凯统治时期发布的宪法草案中，提到“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虽未将之国教化，但差别甚微。
在通往近代之门之际，康有为等人通过《孔子改制考》将孔子称为创始者，举起了创始、改制的大旗。然而一旦进入了近代，孔子及儒教的粉饰便被剥落了。
第三章 儒之变貌（1）
　　学问之上
《论语》开卷第一页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时经常复习，难道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吗？）接下来便是上一章中提到的“有朋自远方来……”。学习可以带来愉悦，开篇就提到了。朋友远道而来也能带来愉悦，是因为可以一起学习探讨。
《论语》二十篇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如同《圣经》一样神圣，然而该书开卷第一字（子曰之后）便是“学”。读书人中或不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之人，将“学”字放在开篇，无论谁都可以看到。孔子死后，其门人根据夫子所言，编集了《论语》，至于谁人参与了创作，诸说纷纭。
关于《论语》的章节序列，普遍认为是未曾经过整理的。日本武内义雄认为，开篇的《学而》和《乡党》两章是由孟子学派后加上去的。诚然，整卷书读起来略显杂乱，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章法，尤其是在开篇的章句，绝非随意而定。第一字可以说是书的面孔。
“学”字打头出现，一定是刻意而为。“子曰”后紧跟着便是“学”字，这在《论语》中多处出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篇》）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篇》）
第一句的意思是，只读书却不动脑思考，就会感到迷惑而无所得；只是一味地空想却不勤奋读书，结果也是很危险的。
下面一句的意思是，学习好像是在追赶什么，总怕赶不上，赶上了又怕被甩掉。
与这两句相比，显然“学而时习之……”在开篇出现更符合作为“面孔”的要求。“学”字不仅是一种象征，更是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此处的“学”不单纯指读写。《论语》中有一句名言：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篇》）
读写是“学”的道具。十五岁之前应当学习知识。十五岁以后，就当以所学为工具，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志学”二字，也指十五岁，与“不惑”指四十岁相似。《论语》中对这一段的记载如下：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十五岁之前努力学习知识，三十岁时便可自立，四十岁时不再会感到困惑。五十岁时知晓何为天命，六十岁时无论听到什么都能接受，到了七十岁，便可随心所欲，但也不会超越法度。
“学”乃十五岁之前的志向所在，这不是指简单的读写，还要多向先生请教，然后实践。所谓“学问”是说，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遇到不明之处便要请教先生。因此，在“学”字之后又加了一个“问”字。据《易传·文言》（孔子做的注解）记载：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这句话描绘了世间理想中受人尊敬的君子形象。在此将“学”和“问”两字分开了。学习将许多知识聚集到一起，提问可以明辨是非，从而获得才智。因此，这并非将“学”、“问”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要边学边问。所谓“问”也不单指向先生的请教，自问自答也是形式之一。
第三章 儒之变貌（2）
　　通过学习和提问获得知识后，方可做到宽、仁--这完全符合理想的君子形象。学与问合在一起，即“学问”；“宽”和“仁”合在一起，即“宽仁”。
《易传·文言》虽传是由孔子所作，但也有人认为，不过是假托了孔子之名。然而，无论是否假托，其思想观点必须要与孔子一致。
具备了“学问”和“宽仁”，一个人的人格方可称为完整。只有学问而无宽仁之心，或是只有宽仁之心而学问不足，都不能称为完整；没有学问，所谓的宽仁也难以持久。
学问难以分开，宽仁也是同样。进一步讲，学问和宽仁也不可分割。
如果比较两者孰先孰后，那自然是“学问”在先了。传说由孔子之孙所作的《中庸》一书中提到：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由此便知，学问最先，博学审问后才知道今后应当如何生存。只有具备了宽仁之心，方可知如何笃行。所谓“慎思之，明辨之”，即“思辨”，也是学问的一部分。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讲到了学习的快乐，可见儒家是坚持学问至上原则的。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儒家的特征，那么我认为应当是“重视学问”。所谓的“学问”必须“博学”，按照儒家的观点，是不能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
历来有“六艺”的说法。所谓“六艺”是指君子者必修的六门科目，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经”中的“六艺”是指《易经》、《诗经》、《书经》、《春秋》、《礼经》、《乐经》。同样是“六艺”，哪种解释更为合理呢？《论语·子罕》中记载：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达巷，地名。五百户以上的集落被称为“党”。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达巷人说：“孔子被称为大哉，他学问渊博，可惜没有一技之长以成名。”孔子听到后，便对他的门弟子说：“我要专长于哪个方面呢？驾车还是射箭？我还是驾车吧。”
在此出现了“御”和“射”，由此可见所谓的博学应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上面这段话表现了孔子的谦逊。
孔子虽通晓六艺，但哪项都不擅长。达巷党人一边称赞孔子为“大哉”，一边质问道孔子“无所成名”，不知是赞扬还是有其他意味。孔子也苦笑着自嘲，成为哪方面的专家呢？他选择了一般人认为较为下等的射和御，从一开始便放弃了比较上等的礼、乐和书、数，最后决定还是成为御的专家吧……
六艺中各项技能都擅长，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但儒家对各项技能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如果射箭达到百发百中，但是却不能计算数字也是枉然。儒家对全能人才评价很高，而对专项人才评价不高。
第三章 儒之变貌（3）
　　一段时间以来“全能人”一词很流行。所谓“全能人”是指在多个领域内都擅长的人。比如绘画一流的人，还擅长写小说，并获得了文学奖；或者杰出的艺人成为国会议员，并且还会写诗；再或是知名企业领导是一位诗人，等等。这都是儒教追求的理想状态。
孔子时代骑马还没有出现。古典文献中曾有过关于骑马的记载，而马镫和马鞍都是在此后才出现的。骑马技术实际上学自北方民族。孔子时代马的作用主要是拉车，而人乘坐在车上。因此作为六艺之一的是“御”而不是“骑”。
“射”指捕猎、御敌之术。孔子时代，“射”作为仪礼之一较受重视。祭祀时，在祭祀场所通过“会射”（集团举行的射箭仪式）来达到驱逐不祥之物的目的。与“礼、乐”及“书、数”相比，“射”和“御”属于体力劳动，因此被看做下等技术。孔子在选择成为哪种专项人才时说，是选择御呢，还是选择射呢？--与谦逊相比，玩笑的意味更浓一些。这两项技能中，射与“礼”相关，略微高级，于是便直言说，还是成为最下等--御的专家吧，这更增加了幽默效果。
多才多艺
“吾执御矣”是孔子对其门弟子所说的话。弟子、门人这两种说法在《论语》中曾多次出现，而门弟子只出现过两次。《论语 ·泰伯》中描写曾子（孔子的弟子。相传是《孝经》的作者）临终之时，出现了“召门弟子曰”。临终时召来之人，必定是弟子中最可信赖之人，甚至可以称为亲人。对于亲近之人，开“吾执御矣”此类玩笑自然无妨。关于“达巷党人”，日本的荻生徂徕（ 1666-1728）认为这是一个姓为“达巷”，名为“党人”的人，虽然意思上解释不通，但读法却没问题，如同贝塚茂树作出“有朋，自远方前来比较”的解释一样，读法有多种，这就是汉文的宿命。
或许是由于说话对象是亲近之人，所以孔子的言语便略随便了些，但是对六艺区别对待，却是儒家无法摆脱的症结。所谓的症结，就是对专项人才的歧视。
开卷第一页显示出了对“学”重视，这无可厚非。儒教圈内之所以会出现经济的迅速发展，重视“学问”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提倡“学问至上”的同时，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限制，对待专项人才--也可以说是技术者或手艺人--不重视，重心都偏向了“学问”。
《论语 ·阳货》中有孔子教训弟子仲由（子路）的一段文字，其中列举了六言（仁、知、信、直、勇、刚）的利弊。这六项本是好的德目，但若不与学问相结合修炼的话，便会招致损害：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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