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帕扎用尽各种办法来激励学生。钱就是其中之一，虽然他知道钱不是激励学生上进的唯一办法。埃斯帕扎在一个箱子里放了42万美元的象征性假钞，告诉学生们，如果不能高中毕业，他们就挣不到这些钱。在日常的“荣誉排行榜”上，埃斯帕扎通常会把象征性假币放在手绘海报旁边的台子上。海报上画的是3种学生——成绩好的、成绩中等的、成绩差的——将来的成就。埃斯帕扎告诉学生们要正视现实：“如果你没有金山银山可以依靠，教育就是你的出路。”通常埃斯帕扎会给荣誉榜上的学生颁发奖状，给他们印有“没有成绩就没有荣耀”的T恤衫，还会请他们到食堂里吃冰激凌以资鼓励。
另一个难题是学生旷课。格兰杰的学生有逃课习惯。埃斯帕扎绞尽脑汁，然后意识到计分板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计分板放在学校大厅里，记录每一个学生的逃课次数。学生逃课的次数越多，信誉度就越低。为了挽回良好的信誉度，他们就要提早来学校或者是留堂和老师交流。这个方法果然奏效，两年后格兰杰中学的缺席率下降了1/3。
最重要是，埃斯帕扎定下了一个“没有失败的规则”，以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取得学术成功。导师们要辅导成绩差的学生，指导每个学生的薄弱环节，鼓励学生们拿到C以上的成绩。如果不能如愿，导师们就会鼓励学生重考，直到及格为止。不放弃一位学生，不让任何一位学生掉队。
理查德·埃斯帕扎接管格兰杰中学时，升学率徘徊在30%左右。5年之后，升学率飙升到90%。学生阅读达标率从20%上升到60%，是国家标准的3倍。数学和写作成绩也以类似的速度上升。有的学生上大学之前阅读能力很差，经过在格兰杰中学学习，获得了提升。一个叫佩德罗的学生在九年级时入读格兰杰中学，但是阅读能力还不如五年级的学生。他说：“学校一直在鼓励我。在毕业那年，我通过了大学预修，获得了中央华盛顿大学的奖学金。”现如今在格兰杰中学这种例子已经屡见不鲜了。
温迪·科普的体会是，贫困地区的家长会拼尽全力打破地域限制把孩子送到格兰杰中学上学，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现如今在格兰杰中学的学生与教师会议中，家长的出席率是100%。沙特朗校长说，很多周边社区的家长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和低教育水平家长都极力申请让孩子到格兰杰中学就读。格兰杰中学改革还有一个有趣的作用，附近犯罪率直线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格兰杰中学而骄傲自豪。
虽然埃斯帕扎对于自己的成就非常自豪，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说：“我希望孩子能够100%成功。我知道这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拥有理想主义的心……现实主义的大脑。”在他的汽车牌照上有一句西班牙语“SePuede”，意思是能够成功。
理查德·埃斯帕扎是第3选择教育家的典型代表。他本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看到问题的时候将矛头指向社会、家长、教师工会，或者把不能改变社会的责任归为立法的失败，或者他也可以辞去职位，加入到评论家的队伍，说社会所有的关系都应该被废除。
相反，他做出了第3选择。他的故事说明改变不需要等待教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大辩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改变世界。埃斯帕扎选择了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把他们视为世界上的独特馈赠而不是失败的统计数据。他抹去了黑恶势力对成功真相的扭曲，建立了真正成功的新图景：努力工作，坚持不懈，成就自我。他给无望的家庭带来了希望。结果不言自明，90%的格兰杰学生考上大学或职业学校。
虽然埃斯帕扎像其他人一样明白教育体制的弊端，但他向世人证明了教育体制并不是问题。抱有“我不行，这太难了，教育体制不好，工会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社区很乱，世界不会站在我这边，钱不够，没人会配合，反正没人关心”等心态的人，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种消极无望的思维模式就注定了失败。
然而，埃斯帕扎和他的团队向愤世嫉俗的世界证明，教育体制虽然有弊端，但是不代表教育就不能成功。如果思维方式错了，再好的体制都不会成功。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协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问下自己：“你愿意去尝试任何人都没有想过的可能吗？成功是可能的吗？”
“内心的领导者”
第26章 校园中的第3选择(3)
1999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库姆斯小学正挣扎于如何在威客郡建立磁石学校（吸引学生学习学校正常教授内容以外的知识，如特定的主题或者技能的学校）。学校本可以容纳800名学生，但是只有350人报名。库姆斯小学在整个区的学习成绩是最差的。只有2/3的学生能勉强通过期末考试，教师士气低落。学校缺乏共同的使命，教师、家长、学生感觉无望。学校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家长极其不满。此外，学校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很差。学校沟通交流的语言有29种，超过50%的学生吃免费或者减价午餐。此时，缪里尔·萨默斯校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那年萨默斯校长参加了一次我在华盛顿讲授《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演讲。在演讲中，我讲述了一套有助于维持社会繁荣、组织团结、家庭和睦和个人成功的普遍、永恒、不言自明的原则。休息期间她找到我并自我介绍，她直视我的眼睛，问：“科维博士，你认为这些习惯也可以教给小孩子吗？”我说：“几岁？”她说：“五岁。”我简单明了地说：“为什么不呢？如果你要在你的学校尝试，请告知我。”
坦率地说，关于这点，她当时没有多想。但是坏消息来了，民政事务处打电话给她，通知她库姆斯学校的磁石学校计划将被终止。萨默斯恳求宽限一些时间，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校长坐在真皮座椅上，出资人能感觉到萨默斯的心情。他动了恻隐之心，于是给了一个星期的期限，要求提交一份吸引更多学生的计划。”她一路哭着回家，但她和她的员工碰面时，他们意识到这种威胁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决定提交一份全美国最理想学校的方案，不会有一所学校和我们雷同，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星期。”
萨默斯马上和每个利益相关者包括孩子、他们的父母、老师、社区和商界领袖见面，问他们第3选择的问题：“一所理想的学校是什么样的？”萨默斯不带任何成见，问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要建立一所比所有人想过的还要好的学校，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个方案快速成型。时间的压力可能起到帮助作用，各种各样的想法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孩子们希望教师“爱我们，真心了解我们是谁，对我们好，我们犯错的时候原谅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和梦想”。教师尊重儿童，致力于改变他们的生活，让孩子喜欢学习并善待彼此。家长重视责任承担、解决问题的能力，设定目标和自我方向的定位。
企业领导者的观点是个惊喜的意外。你猜想他们肯定会说希望能够学习具体的工作技能，但是他们居然要求“诚实和正直，团队合作和人际沟通技巧，强烈的工作热情”。工作技能被排在列表的最后。
有趣的是，没有人向萨默斯提议良好的基本技能或更高的测试分数。在热烈的讨论中，有一个主题让她感触最深，那就是领导力。一个有魄力的领导者让所有持股人心悦诚服。一位有魄力的领导者能够把握自我方向，有强烈的责任感，解决问题能力强，高度重视团队合作和诚信。所有的一切带给孩子希望和承诺，这都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她说：“就是它了！我们将把领导力作为我们的主题。”
萨默斯后来回忆说：“我们在网上搜索，发现没有人把领导力作为学校的理念，我们将是唯一以此为主题的学校。在接下来那个周一的3点钟，我在学校董事会上宣布，我们将把领导力作为主题，成为全国唯一一所注重领导力培养的小学。我将永远不会忘记管理者脸上的神情。他很快就提醒我，我得不到资金支持或人力支持，但他赞成我们坚持下去，去改变人们的观念，改变世界。”
焕发生命力的库姆斯小学发布了使命性宣言：开发每个学生，培养全球领导者。缪里尔·萨默斯明白，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成的。每个月停课讲几分钟关于如何成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不够的，这个使命要渗透到学习的方方面面。
有使命是一回事，要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萨默斯和她的团队阅读和研究一切关于领导者的资料。他们开始对质量管理文献着迷，并决定采取“持续改进”的方法来测量每个学生的进步。每个学生都将树立可衡量的学习目标，采用“六西格玛”法跟进学生的学习情况。“六西格玛”通常被企业用来提高经营质量。
但有关成为领导者的品质和特征，如主动性、远见、决策力、解决问题与建立关系的能力，都是成为杰出领导者必备的特质吗？教师们需要找到所有的优秀品质并将其贯穿到学生的生活中。萨默斯还记得我介绍的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她以此为教学的基础框架，激发孩子们成为有魄力的领导者的内在素质。她说：“我们现在把7个习惯融入到每一个课程领域。”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方法，教师和管理人员带头将这7个习惯融入到生活中，纳入每一天的教学计划，最终改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事实上学校并没有添加新的课程。教师创造性地把这些原则有效地融入每一个主题。不论是阅读、数学、艺术，还是历史、科学、社会研究，他们都完全把7个习惯融入其中。从学生跨进校门那一刻起直到他们毕业，教师们就告诉孩子们他们是自己生命的主宰，具有不可替代的天赋，将来肯定能够有所作为。每个学生都知道6字箴言：内心的领导者。他们不断在日常学习中了解怎样成为一个领导者：领导者要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先做作业，然后去玩”）。他们学习双赢思维（“每个人都可以赢，不要输！”）。他们每天学习如何知彼解己（“将心比心地交流”），他们学习如何协同（“不要争了，想一个更好的办法”）。他们学习“不断更新”，学习平衡学习和娱乐的关系、锻炼和学习的关系、朋友和家人的关系。
学校不断加强领导素质教育。这是一个永久的教学理念，也是一个魔幻剧场。如果你参观过库姆斯小学，你会看到墙壁和走廊上挂有7个习惯的海报，上面写着“主动广场”、“双赢道”和“协同街”。你会听到孩子们唱与之相关的歌曲。你会看到孩子们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你会发现人人都有“发言权杖”。你会看到伟大领袖的肖像，听到他们的故事。孩子们也会采访不同的社区领导者包括州长，探讨如何才能成为一个领导者。
老师每讲一个关于领导力的故事，学生很快就吸收到例子中的优良品质。有一位学生的脾气很坏，碰到老师会对他们大吼大叫：“去死，在我面前消失！”老师从容应对：“我们这里不使用这种语言，我们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情感，但我们很高兴你在这儿。”老师每天告诉那个男孩他们爱他，但小男孩继续谩骂。但很快，小男孩也告诉老师们，他也爱他们。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在光荣榜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老师们的关爱和耐心给心怀戒备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也以自己的热情温暖陷入困境的同学。
孩子们也学会如何做一个领导者：如何握手，如何主持会议，如何脱颖而出。他们进入教室会与老师和同班同学寒暄，下课后会向老师说谢谢，以示感激。当老师发卷子下来，孩子们会感谢老师。他们会说“是的，夫人”或“不，夫人”。在学校里，老师们教导学生们建立关系要有“双赢”的心态。
“如果这是一个领导者的摇篮，那是不是应该让学生自己管理学校？”萨默斯问自己。考虑到这一点，在库姆斯小学，她发明了许多领导角色。孩子们可以是音乐、艺术或科学领导者，视听领导者，班级迎宾领导者，监视零食领导者，操场领导者等等。孩子们申请这些职位，也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岗位。不同领导角色的调换，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成为某一类的领导者。萨默斯尽可能让孩子们运作学校。学生们自己主持会议，播报早间新闻，当游客来学校时扮演导游的角色。我问我们是否可以拍摄更多学校的图片，萨默斯说：“当然可以，我会让视听领导者协助你们的工作。”
也许最令人欣慰的是孩子们之间协同思维模式的散播。他们知道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反应，他们知道如何超越冲突、如何找到一种更好的解决方式。盖尔·冈萨雷斯和埃里克·约翰逊有3个孩子就读于库姆斯小学，他们讲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女儿所在的班级新来了一个男孩，脾气暴躁。老师采用了激励的处理方式。一天下午男孩没来上课，于是老师对同学们说：“最近班里的火药味很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让他们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制定中来。孩子们明白了，问题主要出在这个新学生身上。学生们形成了一个支持团队。特洛伊说，他们可以帮助这个新来的男孩，会比老师做得更好。这个男孩开始转变，他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巨大的学习进步。后来这个男孩搬家了，班上的同学哭了起来。他们已经学会了爱他。
这些孩子是第3选择思维者。他们不是去欺负或回避新来的同学，而是发明了自己的第3选择来解决问题，让每个人都成为赢家。显然，库姆斯小学的学生知道什么是最主要的胜利。
那么相关的学习结果怎么样呢？
在第一年，库姆斯小学的学习成绩从区域最低水平上升到年级水平的97%及以上。纪律快速好转，老师参与协调学生事宜的协作意识也更强。家长的满意度调查获得了100%的成绩。孩子们学会了如何过自己的生活，并为自己承担责任，拿出最好表现成就他们的第二天性。多年来平均值有上下起伏，但总体情况非常乐观。
库姆斯小学把教育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帮助每个学生都出类拔萃。每个学校的理念是不同的。有人说，卓越指的是文化精英；另一些人认为，除非给学生设定一个卓越的高标准（无论是什么），否则就都是平庸。不管怎么说，双方都各执一词。
但是，库姆斯小学有第3选择，缪里尔·萨默斯称之为“一个巨大的思维模式的转变”。他们不关心绩效标准本身，而是把重点放在教授领导原则而产生高绩效上。坦率地说，学习成绩是一个次要目标，是他们主要目标的副产品。“教以模式，行为从之”，库姆斯学校就是典范。她回忆说：“工作人员最初认为这将提高90%的学生成绩。后来，我们提高了95%。关键的一点是，不达到100%，我们誓不罢休。”
库姆斯小学的逆转使得它的教学理念广为流传，其他教育家争相效仿。每年有数千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到库姆斯学校，参加那里每年两次的“领导力日”，学习如何在自己的学校实施同样的方法。其中一位参观者是来自冠军教练网络的杰夫·詹森，他这样说道：
进入这所学校立即感受到了它的特殊之处。当我走在前门，一个学前班学生走近我，看着我的眼睛，给了我一个坚定的握手，用清晰热情的声音说：“早上好，先生，我的名字是迈克尔。很高兴您来到我们的学校。”这种温暖、真诚、专业的问候，在同年龄段的学生中随处可见。
从因为入学人数不够面临倒闭的威胁，到现在学生招收超标，学校由原来的350名学生升到860名学生，通常还有超过500个等候者。该地区的住房价格飞涨。有的家长开一个小时的车送孩子上学。萨默斯每天会收到成百上千教师的应聘申请（顺便说一下，5年级学生会参与新教师面试）。这个小“领导学校”被美国各地公认，并赢得了以下荣誉：
·国家级蓝带学校称号
·2006届全国卓越小学
·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创业奖和优秀学校
·全国最佳称号
·国家级磁石学校
·2003年全国最具特色学校
最重要的是，库姆斯小学改变了人生。以下是部分例子：
·内森·贝克，残疾学生：“专注于做你最擅长做的事情，不要责怪别人。”
·莉莉安娜，学生：“去年我去拜访我的导师，告诉她我在这3年中一直在遭受性侵。但我可以选择，如果我选择继续容忍，我就不会说出来。但是我想生活得更好，我需要你的帮助。”
·小约翰·拉普，西点军校学生：“因为就读于库姆斯小学，我才能考上西点军校。”
·帕姆·欧曼，教师：“我的丈夫是一名警察，眼睛被射伤，因为我学会了库姆斯学校的理念，让我们能够度过生活中最困难的时候。”
·普瑞高·斯内卡，一名来自印度的学生：“我在库姆斯小学学到如何建立自信心。我学会了专注地解决事情，而不是过分担心。”
若干年后，缪里尔·萨默斯联系上我，向我讲述了库姆斯小学发生的一切。因为当时她答应我会告诉我事情的进程。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广为传播，所以我写了一本名叫“内心的领导者”的书，其中详细描述了发生在库姆斯小学的事情及许多其他学校的学习模式。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要把孩子们作为领导者来看待，而不是把他们当成被动接受教育的小容器。
有一天去参观库姆斯小学，萨默斯对我的儿子肖恩说：“每天都有校长打电话想推行我们这种领导力模式。我没有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将这个模式推广至整个世界。我还要打理学校。拜托了，能不能请你做点什么？”肖恩非常重视萨默斯的话，他认真研究了这种教学模式，编纂成册，让整个过程一目了然，这样任何一所学校都可以借鉴这种模式。由于《7个习惯教出优秀学生》的出版，以领导力模式为理念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危地马拉、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尼、新加坡、泰国、印度、巴西、英国和美国等地的学校纷纷效仿。在我写这本书期间，世界上已经有500多所领导力学校。这种模式增加了学生的信心，教师也更多地参与工作，学生成绩得到提高。捷报频传，家长吵着要更多学校建立起这种模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读完这本书后，收拾好他的行李，离开纽约，定居到北卡罗来纳州，就是为了让他的孩子能够入读库姆斯小学。
我一直心存疑虑：是否所有采用领导力模式的学校都能取得成功？它们有些成效卓著，但还有一些学校的改革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一模式的精髓有以下4点：
第一，学校采取的思维模式不同。它们没有按照钟形曲线区别对待不同的孩子，它们对所有孩子一视同仁，认为每个孩子都是有才能的，每个孩子都是领导者。这种思维模式改变了一切。
第二，它是从内到外发挥作用的。萨默斯也证明，让老师和工作人员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在日常教学中影响学生，达到融会贯通。如果连老师们都没有改变自己，那就不能指望他们的学生会改变。正如伟大的教育家罗兰·S·巴思所说：“成人的品质相比其他因素更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以及学生将来所取得的成就。”这种模式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模式，无论成人、孩子都是一样，首先要通过老师的改变促进学生，进而影响父母。
第27章 校园中的第3选择(4)
第三，使用共同的语言。当教师、学生和家长开始使用相同的语言，沟通中才不会有误解，才能带来惊人的效果。这7个习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上，例如，“要事第一”或“知彼解己”或“积极主动”等。如果大家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世界真会大不同。领导力模式的学校的学生经常以这样的语言和父母沟通：“要事第一，先做功课再去玩”，“我要双赢思考”或“爸爸，你太消极了”。
第四，领导力理念的执行是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它不是每周二下午一点的一节领导力课程。萨默斯和她的团队运用完整的步骤，把他们所做的一切转化为领导力培训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模型将影响一切活动——传统、事件、组织、文化、教学方法和学校课程。但是，老师会告诉你：“这不是在做一件事，而是以更好的方式去做事。”
而教育大辩论的双方仍然指指点点，高呼结构改革。他们相互指责，从孩子身上的小缺点一直到文明的败坏。但是缪里尔·萨默斯和理查德·埃斯帕扎等人却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激发着孩子们的潜能，真正培养出了杰出的社会精英。他们代表了大辩论双方的咆哮之外的真正的第3选择。他们不相互指责，相反，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参与。当地商业领袖会积极投入资金，孩子的父母会充满信心和活力，教师和学生一样一生受益。这些协同思维者远比大辩论者更进步，他们给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不久前，我应邀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做教育演讲。我在那里遇到几位从库姆斯小学毕业的年轻学生。在我开始演讲之前，我邀请这几位学生上台聊聊自己的母校，他们在母校里学到了什么。台下有上千名观众，包括学者、教授和管理人员，但他们丝毫不紧张，他们的演讲引爆全场。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传达着领导者的气息。这一经历让我难忘。这个时刻，那些所谓的大辩论赛都显得空洞且无聊。
我不反对教育体制重组，但我也不赞成把整个教育体制付之一炬。不过，如果辩论结束后，双方真正开始做事我会非常高兴：释放每一个年轻人的领导力，释放无穷的潜力，改变生活，改变家庭，改变世界。
所有的孩子都有闪闪发光的无限潜能。科学家告诉我们，每个原子里蕴藏的能量是它本身质量的35亿倍。原子结合并释放巨大的力量，释放光明和温暖。同样，一个孩子有着无限的潜能创造未来。你的母亲是不是诺贝尔奖得主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双方相互影响，相互付出。真正伟大的教育工作者会摒弃工业时代的精神控制，带来新时代的解放。
把大学作为“平衡片”
大学和大专院校也在经历身份危机。我一直在问：“大学的目标是什么？”有人说是为就业做好准备。他们认为现在的大学里没落的知识分子就像象牙塔里的花朵，学校白白浪费他们4年时间，让他们学习一些没用的专业，然后把他们推向社会，这些人的学历毫无用处。他们坚持认为，真正的工作需要的是职业培训，以盈利为目的的大学侧重于工作技能的教育。
这种狭隘的思维模式影响了许多高校教师。威廉·戴蒙是位教育学教授，他说，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大学教室，如果学生问教授他们为什么要来上课，“你会听到许多狭隘的观点和功利性的言辞，如学好课程、得到好成绩、避免失败，或者，如果学生足够幸运的话，你会听到学习特定技能的价值”。
难怪当今许多大学生都专注于次要成功。特聘教育学教授阿瑟·莱文说，现在的学生把大学看作是另一个耗材市场。“我问过一些学生你们想和大学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他们告诉我，他们想要一种实用型的关系，就像公司、超市或银行——这里强调的是便利性、服务、质量和承受能力。”
一位企业家告诉莱文：“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如果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管理不善，没有技术，那么这样的产业不能长久，必须调整。营利性行业会取代管理不善的非营利性行业。”（当然，以盈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的兴起并没有完全解决成本问题和管理问题。）这一趋势已经引起了高等教育的警惕。把大学视为治学圣地的人并不喜欢这样的想法。这是典型的抱怨：
坦率地说，短短不到一代的时间，大学中推进和传播知识的治学理念已经差不多被摒弃了，大学成为满足市场即时需求的制造厂。为社会提供学者、知识分子的承诺已经荡然无存，学校成为急功近利的地方。
今天的市场和治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像古老的“师生与市民”冲突的回声，两者都是虚假的两难困境。虽然他们双方占有的都是片面真理，但是双方的思想都有闪光点，如果他们能跨越过去的两种模式互相帮助，也会碰撞出火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们协同工作的时候，他们真的创造了奇迹，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先进的高科技文明，以及无数的艺术和科学成就。
同时，我相信大辩论的双方都没有把握真正要做的工作。辩论的一方把所有工作都看作交易，都不惜一切代价先赚钱，最后也是为了赚钱。我们积累的智慧告诉我们，这种追求会带来精神上的空虚，甚至有更严重的后果。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比世界上的任何一次恐怖行动更具破坏性，数百万人的生活受到沉重打击。全球金融危机完全是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教育造成的。用历史学家罗伯特·巴切的话说就是：
全球灾难的原因众所周知：当大量的个人和组织进行系统博弈时，一旦失败，随之而来的就会是欺骗、偷窃、欺诈和贪婪。
MBA（工商管理硕士）是怎么教育出来的，他们是怎么处理问题的。整个MBA教育培养了一批缺少社会道德的管理人才。MBA的核心难题不是说这个人是坏人，或是这个人心术不正，而是坏结果使得所有的价值、短期目标和利润都成为一场空。这种不惜任何代价的心态产生了泡沫，使人陷入绝境。
然而，另外一方的论点也好不到哪儿去。学院很久以前就与空想划清了界限，现在再去维护未免为时已晚。终身聘用制和自我推销的政治让学生学会了所有急功近利的方法。有人曾经说过，大学已经对它的学生失去了兴趣。一位观察员说，今天的大学是一个“精神萎靡不振，同时失去理想主义和社会意识”的地方，大学是一个“不断累积的失望和沮丧导致孤独的追求和支离破碎的生活”的地方。
辩论双方都过分强调次要成功，歪曲了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当然，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如何谋生，但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尽所有能力做出巨大贡献。顺便说一句，当人们专注于主要成功时，次要成功也会随之而来。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近30年的管理让我在这些压力中挣扎。我很清楚大学会逐步演变成为“文凭工厂”，以学生日后找工作为重心。在家里我总是灌输这样的理念：去学校首先是去学习如何学习，其次才是找一份工作。所有9个孩子都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专攻不同的专业，如历史、英语、国际关系、政治学和美国研究，其中6个具有研究生学历。我很高兴每个孩子都看到了大学的教育价值。最重要的是，大学赋予了他们推敲想法的能力，这对在生活中寻求第3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看来，大学“真正需要做的”变革是创造第3选择。新知识是在第3选择中诞生的。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说，知识的进步“取决于革命性的变化过程。有些伟大的变革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相关：哥白尼，牛顿，达尔文”。有些影响就没有这么深远。但是，所有的知识变革需要“以一种别样的思考”，达成协同的思维模式。
所以，高等教育真正的“工作”和低年级的教育目标是一样的：培养领导者，让有能力的人有机会做出独特贡献，改变世界。
前一段时间，加拿大一所大学的管理层邀请我参与商讨他们的未来发展方向。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前进。他们认同我描述的大学身份危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市场提供技工吗？或者我们应该致力于纯粹的知识并将自己与‘现实世界’隔绝？”
我向大家描述了舵手如何调整小舵的故事，进而介绍了第3选择。固定在每艘船舶的大舵上的是一种叫作“平衡片”的小舵。当平衡片转动到一边时，水中就会出现真空，大舵就可以轻松滑入真空。通过熟练控制平衡片，船员可以毫不费力地驾驶重达50万吨的油轮驶向海洋。
有些领导者正在寻找一个能改变大学尴尬处境的平衡片，我邀请这些领导者探求大学出路，以注入新的活力。我邀请他们来扩展自己的使命，想象一个比他们的管理范围甚至比他们的组织更大的空间。
现在，帮助他们找到第3选择的出路极具挑战性。他们已陷入政治斗争，钩心斗角，部门抗衡，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保护伞，保护自己的领地。他们的目标是非常矛盾的。专业学者之间互相嫉妒，我知道他们不喜欢相互沟通交流。但是，他们很希望我提供指导，所以我尽最大的能力给了他们如下建议：坚持深入了解组织中的所有人，通过“发言权杖”沟通并表达各自的想法，真正了解彼此的观点。渐渐地，随着他们走出自己的部门、学科和政治，他们调整学校使命的思维模式开始形成。这个想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原本卑微的灵魂绽放出了壮丽的花朵。今天，在他们的指导下，大学的目标非常明确——追求主要成功。在全国各地的高校，这些学校正发挥着它们的影响力。
大学通过服务社区与现实世界挂钩，也使大学的角色做了相应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也是调整自己的舵手。第3选择多种多样，一所学校的改变能够改变周围的世界，有些学校做到了，就如你前面看到的例子。
崛？起
荷兰吕伐登的斯坦德大学也是一所经历了调整变革的大学。斯坦德的所有人，包括老师和学生无须考虑自己的身份，他们将为事业准备的学习计划与奖学金和服务的奖励相结合，这种做法得到一致好评。事实上我们很难定义我们从哪里结束，从哪里开始。董事会前主席罗伯特·文斯特拉说：“我认为以领导力为教育重心的大学能教育出最好的学生。我们需要培养能够改变世界的领导者。我总是在思考如何‘成为改革者，成为领头羊’。我们需要敢于站出来的人，我们需要有人能够追求更好的事物。”
在文斯特拉看来，学校真正的工作是释放每个人心中的领导力。斯坦德大学在荷兰拥有11000名学生，在南亚有各种各样的分校，斯坦德自称为“领导者的大学”，领导者被定义为“根据普遍原则，勇于承担责任，看重人的差异，自我增值，自我发展”。
这个任务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2003年，斯坦德大学在南非海岸边的美丽小镇艾尔弗雷德港建立了分校。新的组织将培训工作人员的热情好客，行业包括酒店、餐馆、旅游等。艾尔弗雷德港由于气候宜人，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是一个度假胜地。许多富豪退休后携家眷在此定居。与艾尔弗雷德港相邻的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纳尔逊·曼德拉乡的内马托，这个地方失业率、文盲率和犯罪率很高。小商店勉强维持生存。最可悲的是，流落街头的儿童到处游荡，无处可去、无事可做的孩子很多都吸食大麻。
罗伯特·文斯特拉和他的同事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建立第3选择大学的最佳选择。新学校叫作职业进修教育研究所（以下简称职修所），这个名字有双重含义：在课堂上，学生会接受服务行业的培训，同时学生要向有需要的社区提供服务。课堂工作和实地工作之间没有边界。职修所的第一任校长是雷蒙德·姆拉巴，他是种族隔离制度抵抗运动的英雄，也是罗本岛的犯人之一。雷蒙德·姆拉巴任职不久后就英年早逝，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内马托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用文斯特拉的话说，职修所“开始就是一个大冒险”，就像所有第3选择实验一样。“参与的人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他们只是想把高等教育和社区发展带到南非最贫穷的地区去，为青少年建设桥梁，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希望学生不仅学习到一种服务，更要学习一种服务的思维模式。”
神奇的协同效应将职修所与当地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开始互相帮助。职修所开设了烘焙课程。烘焙课程不仅教学生烘焙面包，也为城镇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帮助他们发展自我支持精神。面包店的口号是“进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职修所开设了其他项目，全部由学生组成，包括菜园、多功能活动中心、艾滋病预防方案、帮助附近学校的残疾人等。
小企业主积极参与职修所的“崛起”项目。学生在这个项目中受益良多，学生辅导业务规划、记账、市场营销。业主聘请学生到商店上班。这种协同让大家都受益：业主学习到新的技能，学生巩固了知识。一位名叫乔伊斯的年轻女性曾试图做缝纫生意，她自己会做衣服，但不知道如何吸引客户。职修所的学生教她如何预算和营销，如何将她的小生意做起来。斯木浦玮·韩兰根有一个木工车间，但并不擅长做生意。他非常善良，只收有能力付账的人的钱，有时候甚至提供免费服务。他在职修所的合作伙伴教他会计、市场营销和如何拥有商业头脑。
除了帮助商业组织，职修所还组织学生帮助当地的流浪儿童，像夏洛尼、浓慈妮这些孩子。夏洛尼13岁，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他的母亲终日饮酒，奶奶也已经老了，照顾不了他。夏洛尼很想上学，但他没有了食指尖端，再也不好意思尝试写字了。十几岁的浓慈妮和她的奶奶住在一起，但大部分时间游荡在周围的垃圾场。她想去上学，但没有成功，她很气馁，最后跑回了垃圾场。某一天，她在垃圾场被一群男生轮奸。
第28章 校园中的第3选择(5)
像这样的故事在内马托太常见了。职修所开始帮助像夏洛尼和浓慈妮这样的孩子。职修所的学生开始和夏洛尼交流，夏洛尼同意离开垃圾场，每天去活动中心。他在那里参加了一个禁止青少年滥用药物的项目。起初，他的积极性不高，说的话也很简单：“这个周末我不会去喝酒。”最终职修所的实习生开始学习养育子女的技能，训练夏洛尼讲卫生。他们密切关注夏洛尼的出勤率。同样，浓慈妮也得到了帮助。她的奶奶成为她疗伤的关键，接受了职修所的培训后，他们再次成为了幸福的家庭。职修所的学生带头将青少年从毒品的阴霾中解救出来，让孩子们重拾信心。
职教所扩大了工作范围，学校还资助赢得“自由企业中优秀学生”比赛的同学，这个比赛涉及42000多名学生，40多个新兴国家参与竞争。他们会在一个偏远的山庄建立一个计算机中心，为农民提供维修服务。这些都不是课外项目，而是核心课程。职教所的学生帮助小企业和农民自力更生，帮助孩子远离毒品，培养自己的价值。这些年轻人不管身在何处，都能改变世界。
职教所（现在被称为南非斯坦德）让学生同时学习服务技能和服务理念。学术成果也日益丰富，教室和社区之间的学习不设边界。头脑和心灵都受到教育，学生明白贡献是什么意思。罗伯特·文斯特拉承认南非的斯坦德是不寻常的高等教育，对此有很多持怀疑态度的人，文斯特拉说：“推行职教所，我时常遇到阻力。人们只是不知道如果这个社区的工作与发挥领导力的工作相结合会很好，或者他们只是不想这样做。”
就我而言，我认为这是教育模式未来发展的方向。如果大学继续孤立学生的生活和他们的社区服务，这将是一种耻辱。如果大多数学生的大学只是坐在电脑屏幕前，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学校里只是不断地做选择题，这对学生、老师、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悲剧。相比之下，南非斯坦德是一个标准的第3选择，它不是一所纯粹的学术组织或预编程的贸易学校，它有更高的目标，就是将学生培养成为生活中的领导者。
斯坦德实现这个目标的创新方法被称为参与学习或在职学习。美国前教育厅厅长欧内斯特·博耶博士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他是早期大学和社会之间走向协同的倡导者。他写道：
参与奖学金带来更丰富的大学资源，也将最紧迫的社会、公民和道德问题带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城市……在更深的层次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项目，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目标、更大的使命感，为公民生活指明方向。
现在，更大的目标是鼓励其他院校通过服务帮助学生学习。每个学科都可以融入进去。例如，在一所大学，会计专业的学生可以在美国大城市建立一个流浪者收容所，这就需要学生熟悉银行业务，具备优秀的预算技能。他们必须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这样才能保证更多的人有家可回。当地一家银行设立了储蓄账户，账户可以先存入一美元。帮助有需要的人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本书中曾这样写道：“这里的人都实实在在地教会我很多，在这里接触到的现实深深触动了我，使我的情绪波澜起伏，但是在大学里面，很少有事情能像这样影响我的情绪。”这里还有一个经典的角色逆转，学生们教流浪者知识，流浪者们教会他们同情并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这就是我说的协同学习，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
在一个法律学校，学生有机会在社区法律中心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他们处理过一位墨西哥移民拉斐尔的案件，拉斐尔是一位面包师，被不公正地解雇了。除了帮拉斐尔讨回公道，法律中心呼吁学财务和审计的学生帮他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店。这些学生帮他准备商业计划书，获得了一笔小额贷款。学语言的学生为他翻译，甚至有些校友参与监督法律和商业合同。不久之后，他再也不需要原来的工作了，他有了自己的店。对拉斐尔来说，法律问题高深莫测，他根本没办法处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第3选择的法律案件。真正的跨学科相互协同学习将会碰撞出智慧之花。
这种协同作用将使我们重新定义所谓的教育。通常说的教育就是在空空的脑袋里装满各种知识，然后测试，看看学生掌握了多少。这就是所谓的“自动贩卖机”模式（老师塞硬币到自动贩卖机里面，出来一个糖果），是工业时代的假象。与协同教育模式相比，这种模式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协同教育模式将教师、学生和社会的知识贡献出来，实现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理念创新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协同教育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维多利亚大学帮助加拿大的“第一民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鹰羽的两面
在加拿大，有超过600个印第安族群，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加拿大第一民族。许多第一民族的人希望融入主流社会，接受高等教育，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他们也想保持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多年来，当局试图以西方教育方式培养他们，引导他们走出自己的本土文化。第一民族接受高中后教育的记录让人沮丧不已。教师说学生根本不会认真听课，他们会盯着地板说话。也有极少数的第一民族的学生拿到大学文凭，由于他们只适应原始或落后的生活方式，这些学生出来之后无法应对复杂的现代文明。
这样的困境可以解释所谓的学校成绩差距。少数民族学生很少有技能测试，但他们和任何人一样都能够学习。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强迫你进入他们的学校学习，你会如何应对。就比如说，如果外星人接管你的城市，强迫你进入他们的学校学习，以他们的文化智慧和知识来测试你掌握的程度。再想象一下，这些外星人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值得学习，你的文化毫无价值。这样，成绩差距自然会产生，这只是缺少同理心吗？我认为不是这样。
第一民族就陷入了这种文化上的冲突，他们不愿放弃，萨斯喀彻温省草甸湖的部落议员联系了维多利亚大学的杰西卡·博鲁教授和艾伦·彭斯教授，为他们9个部落的儿童开发课程。他们非常担心第一民族的失业、爆炸、毒品和酒精滥用等现象，并希望维多利亚大学的教授们能帮助父母提高培养子女的能力。
身为儿童发展教育专家的博鲁和彭斯教授对加拿大的教育系统无法融入第一民族深有体会。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给出解决方案。他们想听听部落长老、家长和其他社区成员的意见。终于有人听取他们的声音了。各方都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包括教授。通过综合各方意见，一个新的课程出炉了，这个课程和其他学校的课程大不相同。这个课程是一个第3选择课程。他结合了印第安人的智慧和西方文化。学生学习传统知识的同时，也学习社会上的主流科学。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传统文化受到尊重，学生们开始有信心了。此外，课程不是具体的条条框框，学生自己也是课程的一部分。一位老师把它称为“活课程”。这个课程尊重了第一民族的传统文化，很多课程不做确切的规定。
这种课程设置让导师和学生一样能够学到很多知识。例如，一本教科书上说对付一个发脾气的孩子就是把孩子隔离，给他时间冷静下来。但他们采取相反的措施，他们把孩子带到大家庭中，并让他说出自己的沮丧。不否定孩子的任何想法，探索各种可能性，给予孩子尊重。
起初这方面的经验让部分每天跟着大纲教学的老师失去了方向，因为教育由学生和社区自己做决策是绝无仅有的。一位老师说：“我觉得是我坐在教室里听课。”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所有家庭都有自己的智慧，每个家庭都有养育子女的独特方法，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点。不管是代代相传的智慧还是网络知识，不管是民族财富还是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
通过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同事，这些老师们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他们反对稀缺性思维定式，反对只有部分人拥有智慧。他们赞成丰富多彩的思维模式，每个人都有宝贵的知识财富，每个人对社会都有贡献。在课堂上换位思考总是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伟大的导师卡尔·罗杰斯知道：“站在学生的角度想问题，从他们的视角看问题，这种观念以前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老师能够用学生能够听懂的话与他们沟通，而不是评判或者是评估学生的观点，这对学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草甸湖的协同教学实验硕果累累。该校的升学率从20%飙升到78%。部落担心的第一民族人才流失的问题也迎刃而解：由于对传统知识和文化的教授，95%的学生愿意留在家乡，为家乡的富裕繁荣做贡献。4/5的家长说他们的培养技巧提高了。改革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孩子们更有自信，更加懂得尊重他人。第一民族的长老感激地说：
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我们第一民族社会中的灾害，如年轻人自杀、财政管理不善、酗酒和暴力等种种问题。你就会开始想：我们就没有什么优良的东西吗？但我们自己知道，第一民族充满着智慧和经验，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平台来展现我们的爱和民族的力量。
一个部落议员说：“借助这个平台，每个人都飞得更高。”另一位长者把传统文化和主流知识的协同组合比作是“鹰羽的两面……都是飞翔时需要的”。
我们看到的这些例子是更高形式的高等教育。只以工作为中心或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都是极端的，进入大学只为将来的工作，或者单方面地只学文化知识而与社会脱离，这两种教学模式都是不正确的。南非斯坦德和草甸湖等地的学生不仅仅丰富了他们的头脑，也纯净了他们的心灵，勤劳了他们的双手。伟大的天主教教育家彼得·汉斯·文巴赫说：“当经验触动心灵，想法也会随之改变。如果对别人的痛苦做出不公正的判断，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知识和道德在哪里出错了。”
在一所我教过的大学门口的牌匾上写着这样的座右铭：“社会就是我们的校园。”每次去上班的时候，我就会习惯性地想：“这能塑造一个很好的氛围。”但是现在，这成为所有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我们有机会彻底改变教学和服务的目的，重要的是让学生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自己的领导力，进而改变世界。透过服务学习，他们可以成为看重主要成功的公仆式领导。我们为下一代的领导者进行教育调整，而下一代人又可以接着去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从教导中学习
学习本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本书的内容再教给别人。大家都知道，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学到的东西比学生学到的要更多。所以找一个人——同事、朋友、家人——把你所学到的都传授给他。向他提出以下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再想一些问题。
·教育大辩论中，两种选择思维模式是怎样的？如果采取大辩论中的任何一种方法，结果又会怎么样？
·学校的哪些做法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的思维模式中？
·为什么说把孩子视为商品是教育受到质疑的根源？
·教育中的第3选择是成为一个领导者。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国家的总统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每个人都成为领导者？
·我们都希望孩子成功，但我们应该搞清楚什么是“成功”。主要成功和次要成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主要成功往往会带来次要成功？牺牲主要成功追求次要成功的表现是什么？
·理查德·埃斯帕扎和缪里尔·萨默斯在没有任何额外资源的情况下，是如何在体制内改变教学模式的？
·缪里尔·萨默斯在库姆斯小学的使命是帮助每一个学生开发“内心的领导者”，这个使命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大学的目标是成为平衡片。什么是平衡片？学校或学院如何成为影响周边社会的平衡片？个人如何成为人际圈里的平衡片？
·草甸湖实验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协同作用？“鹰羽的两面”指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名学生，你觉得第3选择如何帮助你面对挑战？
·如果你的孩子在学校里，你觉得哪些挑战需要运用第3选择思维方式？
·考虑下加拿大的大学管理者提出的问题，将它应用在你自己身上：“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是市场需要的技工吗？我应该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做出哪些贡献？”
试一试
选择一个家庭、学校或社区的教育问题或机会，开始第3选择吧。邀请别人一起加入。使用“协同的四个步骤”。
协同的四个步骤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你愿意寻找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如果答案是愿意，到步骤2。
2.界定成功的标准
在以下空白处列举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要点。成功是什么样的？真正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双赢”是什么样的？
3.创造第3选择
在以下空白处建立模型，画图，集思广益，逆向思考，迅速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达成令人兴奋的协同之前，暂不下结论。
4.达成协同
在此处描述你的第3选择，如果你愿意，描述你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四步协同指南
协同的四个步骤。这一过程有助于你发挥协同原则的效力。（1）表明寻找第3选择的意愿；（2）界定每个人心中成功的标准；（3）寻找解决方案；（4）达成协同。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用同理心倾听。
如何达成协同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在冲突或有创造性的环境中，这个问题帮助所有人放弃固执和成见，向着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发展。4达成协同
你在人们的兴奋与激情里识别出第3选择，新的选择符合成功的标准。注意要避免将错误性妥协与协同相混淆。妥协令人满意，但并不让人感到快乐。妥协意味着人人都有损失，协同意味着人人都有赢的可能。
第29章 第3选择与法律(1)
第3选择思维者的目标不是报复，而是重建。对抗制鼓励人们考虑所谓的“输或赢”，“我的方法或你的方法”。然而，通往内心、个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之路是第3选择，是“我们的方法”。
成功的诉讼不需要警察。
——罗伯特·弗罗斯特
每年，英国布雷顿山村的所有村民都会聚在一起，进行一场滑稽表演：整晚穿着奇装异服唱着荒诞的歌曲。他们会花好几个星期来准备，每个人都爱看他们的邻居出洋相。在几十年前由乡村捐款建成的小学礼堂里表演舞台剧，也成为村里的一个传统。
但是这个传统在新上任的女校长接管这个学校后意外终止了。她说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并提议将滑稽表演安排在其他地点举办。村民们对此提出异议。校长提出要付800英镑才能使用这个礼堂，这让每个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没有人能够支付得起那么昂贵的费用，所以他们请求村委员同意他们免费进入，但是村委会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半个世纪以来，布雷顿第一次没有举办滑稽表演。
争执很快升级到了法庭诉讼。犯罪记录局在调查了相关情况之后，认为必须由进入学校的所有人来分担费用。村民们纷纷提出抗议。几年前村民们已经支付了3000英镑来建设这座礼堂，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免费进入，而不是像罪犯一样接受调查。
但是学校官方认为，礼堂的经费应该增长，不然他们无法继续对外开放，并且认为免费的请求是“无理且不可行的”。他们无法忍受所有村民都免费使用礼堂。
这场诉讼花了7年时间，耗资670万英镑，最后英国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了布雷顿村民的请求，甚至要求村民支付诉讼费。校长和教区牧师早已经辞职，老朋友们都相视无言，小镇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曾经是村里快乐源泉的滑稽戏，现在却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故事典型得令人吃惊。布雷顿事件只是具有破坏性且劳民伤财的法庭对抗的一个缩影。这种司法体制是一种典型的两种选择思维模式。
我们的法院充斥着各种诉讼，小到鸡毛蒜皮，大到国家事件。即使花费大量金钱，付出关系破裂的代价，最终也没有真正的赢家。亚伯拉罕·林肯说：“不要诉讼……无论从金钱的浪费还是时间的浪费来说，名义上的赢家往往是真正的输家。”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一位年轻的美国支教者把一个12岁的作弊学生赶出了教室，家长状告学校要求赔偿2000万美元。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男子因为干洗店弄丢了他的裤子而起诉店家要求赔偿6700万美元。没有人知道每年这样的诉讼要浪费多少金钱，但肯定都是天文数字——仅在美国，按小时收费的律师费用已增加至710亿美元。现在美国有超过100万名律师，巴西有50万，英国有15万。
无与伦比的和平使者
我们对那些崇高的法律从业者致以敬意。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机会纾解民困，创造解决方案，和平地处理个人矛盾和棘手的问题，使世界更加和谐。《新约》告诉我们：“创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被称作神的孩子。”如果某一个时刻我们需要和平使者，譬如今日，那么律师是唯一能充当这个角色的。“律师有着更好的机会成为和平使者。”林肯说。
本章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执业律师来了解这个缔造和平的机会。拉里对此有如下见解。
首先，我必须承认偏见，披露事实；我喜欢律师并且与他们一起工作了40多年。在我为州及联邦法院服务前的几年，我与我的合作伙伴开过一家成功的律师事务所，代理客户既有个人也有全球500强企业。我能理解律师职业的责任要求和巨大压力。多年来，作为律师和法律界人士，我受到了足够多的尊重。绝大部分的律师诚实、能干、正派，他们以合理的价格为顾客提供优质及时的服务。不过，法律程序中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影响着所有牵涉其中的人的健康和幸福。这里我将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都相信，大多数律师进入法律界都有着崇高的理想，或出于对司法和法治的爱，或出于为自己和家人提供良好生活的梦想以及为人类服务的真诚愿望。许多人成功地实现了理想，创造了非凡的职业生涯，他们提供的充满救济性与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使无数人从中受益。然而，作为年轻的代理律师，开“公司”或成为“合伙人”的诱惑以及与对手针锋相对的斗争，令许多人偏离了最初的理想。他们把工作与私人生活割裂开来，并经常感到情绪、心理和精神上的空虚。
最终，许多律师不再是和平使者。前法学教授、法学院院长，现任明尼苏达州联邦法院法官的帕特里克·J·席尔茨告诫法学院的毕业生们：“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你即将进入的行业是地球上最不快乐、最危险的行业，甚至在许多人看来，它还是一个最不道德的行业；好消息是，加入这个行业后，你仍然拥有快乐、健康和美德。”
按照席尔茨的说法，律师似乎是美国最郁闷的人群。一项研究表明，法学院学生和律师中焦虑、敌对和偏执的比率较高。
席尔茨还注意到，很多律师有酗酒的恶习。研究表明，有1/3的律师酗酒或滥用毒品。此外，研究表明，律师的离婚率可能会比其他行业更高，据报道，律师想自杀的概率也比其他行业的人高。
席尔茨引用了兰德民事司法研究所针对加利福尼亚州律师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让他们从头开始，只有一半的人愿意成为律师”。此外，40%的北卡罗来纳州律师不鼓励自己的孩子或其他优秀人员从事法律工作。
席尔茨补充说：“长期受沮丧、焦虑、酗酒、吸毒、离婚、自杀困扰的人是不健康的，当然也不会幸福。律师实际上是不幸福的，这并不令人惊讶。同样不应惊讶的是，他们的不幸福源于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律师。”
律师行业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痛苦呢？我们相信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抗心态的结果，这是由两种选择思维模式造成的。再加上，一些有主见的客户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使律师所承担的压力更加沉重。
对抗制拥有古老而辉煌的历史。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和美洲，在应用它的某些变体。毫无疑问，它来源于以决斗判胜负的方法。但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体系对原告和被告的责权有着严格的规定。使用得当，这个体制能够维护公正，但是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第3选择思维者却要寻找超越正义和公平的协同。席尔茨指出：“（律师们）在玩游戏。金钱决定了他们在游戏中的得分。”
著名的美国最高法院前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对法律逐渐制造了冲突而不是解决矛盾的趋势表示十分震惊。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它的人民最高理想的表达。遗憾的是，在美国，律师的行为有时是最低级的表现……敌意、自私、不计代价取胜的心态在业内盛行。一位最近停止执业的律师绝望地道出了他离开这个行业的原因：“我厌倦了欺骗，我厌倦了强辩，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厌倦了我的工作给他人造成的痛苦。”
我们与其他律师之间的关系如同敌人，我们往往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想一想律师描述他们日常工作时的措辞：“我必须攻击他们证据的每一个薄弱点。”
“她的批评目标正确。”
“我推翻了他的立场。”
“如果我们用这一策略，她会消灭我们。”
“我击破了他的所有论点。”
律师们不满意他们的职业，并不是简单地因为长时间而艰苦的工作。相反，许多律师质疑的是，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究竟做出了哪些有价值的社会贡献。
法庭往往是彼此解决矛盾的终点。法院可能是最好的地点，但是我们有第3选择，以及律师从业者的协同帮助。对抗制鼓励人们考虑所谓的“输或赢”，“我的方法或你的方法”。然而，通往内心、个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之路是第3选择，是“我们的方法”。
第3选择的法律实践？
在法律实践上，特别是客户强硬苛刻的情况下，也能有第3选择的余地吗？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发生了。一个积极信号是许多司法管辖区、政府机构和企业里的“非诉讼解决机制（ADR）”正在爆炸式增长，人们通过调解人员或仲裁人员解决纠纷，而不是对簿公堂。著名职业调解员彼得·阿德勒说：“调解已经完全与法律联姻，进入了司法体制。”
“非诉讼解决机制”是一个缓解诉讼带来的紧张和压力的好办法。相对诉讼来说，它以更少的损耗，给当事人带来更好、更快、更划算的结果。“非诉讼解决机制”与协同极其相似。调解员通常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纠结谁赢或者谁输。他们总是努力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优秀的调解员会把一场令人痛苦的离婚转变为可行性安排，双方继续各自的生活，合理解决子女监护以及财产分配等问题。我们非常欣赏调解员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非诉讼解决机制”早期的支持者、律师、调解员托马斯·博伊尔说：“这就像战场上的和平帐篷，它以和解的共同目标联合战争双方。”
但是，如果缺少了第3选择思维模式，“非诉讼解决机制”往往以变相的诉讼而告终，它本身无法对抗根深蒂固的不尊重与防御型思维模式。“非诉讼解决机制”在业务上实现了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但未必会达成协同。阿德勒反思“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局限性时说：“很多时候，将我们联系到一起的共同价值观和技术往往是表层的欲望而不是真正的共同点。”
协同就是取得“真正的共同点”，因此需要思维模式的转变。它是一种摆脱竞争与妥协，去拥抱第3选择的心态。
甘地的行动和精神打破了两种选择的局限，这让我们备受鼓舞。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伦敦律师，甘地深谙对抗制。加入南非的律师事务所后，他发现自己作为一名印度人，不断受到白色权力的欺侮。他因为坐在头等车厢而被赶下火车，但他手里却握着一张头等车厢的车票。酒店拒绝他入住，餐馆也拒绝为他服务。
他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南非德兰士瓦省聚集了很多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根据新的《亚洲登记法案》，除白人外所有人都要接受政府登记和指纹采集，1906年9月11日德兰士瓦省的印度居民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以示抗议。就在人群辩论是屈服还是还击时，一个受人尊敬的声音出现在人群中。甘地内心纠结该如何回应。被不公正对待时人人都会愤怒，但他清楚地知道，以暴制暴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他也不能生活在暴政之中。终于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找到了第3选择，达成了“公正”与印度教不杀生的“非暴力”传统这两个重要原则之间的协同。
在一次演讲中，甘地向群众提出了他的第3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他不会放弃人权和尊严去遵守不公正的法律，这是违反原则的。但是他也不会使用武力抵抗。他还鼓励其他人顺从逮捕，不要暴力对抗。
印度人用非暴力抵抗着暴力，超过1万人以和平的方式进入监狱，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权利，这种安静的大规模抗议游行吸引了整个世界的目光。最终，甘地自己也进了监狱，在那里他亲手做了一双凉鞋，送给了德兰士瓦省主席贾恩·克里斯蒂安·史马茨。这种行为表现出甘地的第3选择的独特性。他不只是抗议不公，他还希望与他的对手成为朋友。虽然史马茨拘禁了他3次，甘地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与他结交的想法，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所谓的“黑色法案”最终被废除了。许多年以后，史马茨出席甘地的生日宴会时说：“我不配站在这么伟大的人身边。”
回到家乡后，甘地积极推动印度脱离英国的统治。他觉得解放对印度和英国都是好事。他写道：“如果英国撤出，如果他们能够冷静地思考，他们将解除奴役全体人民的巨大负担。”即使面临虐待和监禁，甘地仍然坚持把英国当作朋友，并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他对他的同胞说：“我的兄弟，我们和英国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当他们离开时，我希望他们像朋友一样离开。如果我们真想改变什么，比起袭击火车或者刺杀，还有更好的方法。我想改变他们的想法，而不是杀死他们。”
众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使印度的独立成为一个传奇。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甘地，这个领导者从未畏惧过任何官方或其他形式的权威。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他选择去做一个和平使者而不是敌对者。他只通过第3选择的思维方式就解放了亿万印度人民。1947年，英国和平友好地撤出印度。
第3选择的心态蕴含着巨大的奥秘：它把敌人变成朋友。甘地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信念：“即使是最坚硬的心都能被对手真诚的爱所打动。”这位身材矮小的印度律师以爱的方式改变了世界。
当然，首先改变的是甘地自己的头脑和心灵。他说：“人类的伟大之处与其说是能够改造世界，不如说是重塑自己。”
另一个影响美国法律的重要人物是瑟古德·马歇尔，他因正直和诚信而著称。此外，他还是一个第3选择思维者。虽然他有充分的理由生气并以牙还牙，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知道自己的目标是平等，而不是冲突和争吵。他的非裔美国同事因为他与对方律师、一个种族主义者共进午餐而指责他，马歇尔简单地回答说：“我们都是律师，我们都是公民。与你的对手建立个人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最后陈词是这样的：“马歇尔多次改动案情摘要，删除了对方白人律师带有种族歧视的不当言论，这是典型的马歇尔式的专业做法。”
有着第3选择思维的马歇尔能屈能伸，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他的思维和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新的美国少数种族保护法的诞生。
把自己视为调解者、沟通者与和平使者的律师，将每个案件都视为他达成第3选择的契机，与摧毁对手相比，他们完成了更高尚、更令人满意的挑战。
诉讼当事人应该把自己和对手视为虽有缺陷但仍值得尊敬的人，并深入地相互了解。他们需要面对这样的现实：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原则，愤怒只会让每个人都卷入灾难，包括他们自己。
法律与“发言权杖”
诉讼可以成为一种“搜寻并摧毁”的作战形式，其目标在于找出弱点并摧毁对手。相比之下，和平使者的第一诉求就是共鸣（或共感）——一种寻找并真正了解对手的决心。拉里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记得在一次调解中，双方的律师都告诉我：“当事人意见分歧如此之大，我们真看不到和解的希望。”我从事法律工作40多年来，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如此不肯松口或是面部表情如此严肃。唯一比他们的嘴还要紧的就是他们的钱袋子了。
第30章 第3选择与法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