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最后的审判》（TheLastJudgement）中，残忍凶手的灵魂被带到天堂的审判台前，三个令人生厌的法官审理他的案件。他们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一位气宇非凡、一脸大胡子的绅士穿着缀满金星的蓝色长袍”。原来他是唯一的证人，“无所不知的上帝”。被告被警告不要打断证人的阐述，因为“他知晓一切，所以任何否认都无济于事”。证人证明了被告犯下的暴行，但做了其他补充。作为一个孩子，他深爱他的母亲却不知如何表达。在六岁的时候，他失去了他唯一的玩具，一颗珍贵的彩色玻璃弹珠，于是他哭了。在七岁的时候，他偷了一朵玫瑰，把它送给一个小女孩，但是她长大之后却拒绝了他，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他拿出食物与其他流浪者分享。“他慷慨，乐于助人。他对女性温柔，善待动物，信守诺言”。
不过，不出所料，法官们判定被告无期监禁。被告问上帝：“为什么你自己不做法官？”上帝回答说：“因为我知晓一切。如果法官知晓所有的一切，他们也无法审判，因为他们会明白一切，他们会于心不忍……我知道你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所以我无法审判你。”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越了解你，我就会对你越温柔，会让你受到的伤害越少。我对你了解得越少，我越有可能把你当作一样“东西”来评判、控制和抛弃。
从你自己开始，请你的孩子、年迈的父母、配偶告诉你关于他们的故事，特别是他们在困境中的故事，你就可以打造一种同理心的家庭文化。增强自己同理心的力量，让他们讲述所面对的冲突、遇到的误解和奋斗的故事。当你以同理心与他人建立起关系时，你会发现他们也会做出同样的回应。同理心是可以传染的。
我的哥哥约翰有丰富的家庭咨询和培训经验，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家庭表面上看起来很和睦、完美，但家庭成员之间却严重缺乏同理心：
这个家庭的成员都很优秀，父母聪明，孩子优秀。父母邀请我们过去，因为他们青春期的孩子一切都不对劲儿了。
于是我们先请家长去另外一个房间，然后和孩子们坐下来谈心。起初他们不愿意说话，但他们毕竟都是聪明伶俐、善于表达的孩子。很快他们便打开心扉，告诉我们：他们的父母就是不听他们说话，父母那里没有尊重和同理心。“发言权杖”沟通不仅仅是倾听，它还表达出深深的敬意。所以，我们与他们进行了同理心沟通。他们只是被命令这一辈子要做什么，却从来没有表达自己自由意志的权利。他们与父母的积怨由来已久。他们从来没有被倾听过，也从来不被允许协同与自由发展。
我们听他们说了一整天。然后邀请他们的父母进来，给他们所有人做测试，“在纸上写下围绕‘朋友’你所能想到的任意一个词”。
随后我们比较了列表。没有一个词是相同的，词与词之间的差别很大。当母亲意识到这个测试的目的时，她终于明白了。她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尺子，把它交给她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有话要说，就举起尺子。这表示‘我想和你说话，我有话和你说’”，然后母亲开始倾听。于是，家庭文化发生了改变。
他们说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要一起骑车游玩，为的是相互熟悉，增进了解。
先贤告诉我们，“不能令你超越自我的知识远比无知更可怕”。希望了解你内心的意愿越强烈，我和你共同超越分歧、拥有更好的第3选择的力量就越强大。
我和你协同
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第3选择。它以两个独立的人以及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相结合的婚姻开始。如果尊重自我与配偶并具有同理心，结果就是产生第三种文化，一种新的卓有成效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找到最真切的快乐和最深刻的满足感。
我们审慎地选择协同思维模式来打造第3选择的家庭：不是我的方法，也不是你的方法，而是更好的方法。我们在交互中坚持不懈地寻找第3选择，以培养自己的协同思维模式。怎样培养孩子、管理资金、平衡家庭与事业、选择宗教信仰、促进亲密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用协同来处理的重要问题。
人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不仅没有协同，甚至没有尊重和同理心，以下面的交流为例：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负债，我们明明赚了不少钱。”“唉，不要再烦
我了。”
·“我希望你对孩子不要那么苛刻。”“如果不严格要求，他们怎么能学好呢？”
·“你总是不回家。”“为了养这个家，我累死累活地工作，而你就知道抱怨。”
大多数冲突并不涉及如此严峻的问题。比如说，在度假的时候，我想要躺在海滩上而你却想打高尔夫球。这类事情通常不需要协同。我们可以把一个下午分开，两件事都做，或选择其中一件事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多年前，在我儿子乔希大约13岁的时候，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带他去打高尔夫球。我打算跟他打9洞高尔夫球，然后回家听一个重要的广播。我没有意识到他想玩18洞的，当我告诉他我们必须放弃18洞一起回家的时候，他非常伤心。他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瞬间我面临了一个真正的两难问题——让我儿子失望并错失与他待在一起的时光，或错过一个对我的工作来说十分重要的广播。然而，永远有第3选择：我的车里有一台小收音机，我插上耳机，两件事情就都做到了。乔希和我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珍贵的时光，而我大致了解了广播的内容。
我们可以随时找到这样的第3选择。小冲突只需要一点点创造力和直觉就可以找到第3选择。不过，如果我们长期处于较大的冲突中，那么一个小小的冲突就足以引发一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再是海滩或者高尔夫球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关系问题了。这个时候，我们是选择积极协同还是消极协同呢？
如果你想进入积极的协同状态，不能过分强调“我看到自己”、“我看到你”、“我找到你”等思维模式的重要性，甚至不要刻意去想我要和你共同达成第3选择，除非你有同理心并尊重他人。否则，协同尝试只会沦为心理游戏。协同是发自肺腑的，如果我只是在玩游戏，你会感觉到的。
尽管同理心是必不可少的，但它本身不足以解决真正艰难的挑战。正如哲学家J·D·特劳特所说，“同理心是一个起点。遗憾的是，许多人在同理心形成之前就已经麻木了”。同理心本身有改变的作用，但除非我们达成第3选择，否则问题依然存在。家庭冲突只会令有些人精疲力竭。还有一些人不相信第3选择的可能性，他们可能深深理解他们的亲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甚至能以同理心对待他们，但他们已经放弃了任何改变的希望。还有些人相信协同，相信其他家庭可以实现协同，但却不相信自己的家庭有技巧或能力实现它，他们怀疑自我。
夫妻双方可以在“感情破裂状态”下共同生活几十年。相同的问题会引发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因为两个人都没有勇气去问对方：“你愿意去找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好的东西吗？”
但如果我们问出了这句话，我们就有可能进入到某些专家所说的“第三空间”。我不是让你同意我的看法或放弃你的主张，而是找到一个整合我们两个人最佳见解的新选择。在第三空间里，我们“做出根本性的转变，脱离不考虑现实感受的二元空间，采用整合互补的思维模式，将不同的价值观、行为和信仰融合为一个崭新的整体”。更简单的表达是，我们停止思考“我的方法和你的方法”，开始思考“我们的方法”，一种善加利用我们独特优势的方法。在第三空间里，“我们的所到之处是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
父母与女儿之间关于毒品交流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在女儿倾诉的过程中，他们逐渐一起进入第三空间，一个有着无限选择的不可思议的魔幻剧场。回想一下，女儿刚刚透露她怕看到朋友们滥用毒品的痛苦状。
你说：“看到你的朋友受苦，你一定很难受。”
她回答：“我认为他们也害怕毒品，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停止。他们找不到人倾诉，他们不能跟父母说……他们不像我这样可以和你谈话。”
现在你想对自己说：“不错，同理心是有作用的。”但“发言权杖”仍然在你女儿手中，所以你说：“如果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对利亚和马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她继续说：“他们的父母如果知道他们吸毒的话会杀了他们的。关于毒品的事，学校的老师总是唠叨个不停，但没有人听。辅导员能帮上忙，但是他们太忙了。他们还能和谁说呢？”
“你怎么想的？”你问。
到目前为止，你所做的是感受她内心的混乱，现在她在你的帮助下放松了，进入到魔幻剧场里。现在有许多可行的备选方案，但都与你女儿吸毒无关。相反，听起来她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要帮助她的朋友脱离苦海。
第22章 家庭中的第3选择(5)
几年前，一位名叫杰拉德·冈萨雷斯的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父母把他从古巴带到佛罗里达，他在普通的难民家庭中长大，大学对他来说遥不可及。在一家商店打工时，他和朋友报名参加了社区大学课程，从此他开始对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兴趣。他喜欢读书，经常参加辩论赛。他说，“通过接受教育，我的世界观完全转变了，我觉得我学得还远远不够”。
杰拉德想学更多的东西。不久以后，他接到了佛罗里达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的梦想成真了。可是进了大学后，他发现自己被从未预料到的噩梦包围了：其他的学生，包括他的朋友和同学，周末都会喝得酩酊大醉。交通事故、酒精中毒、打架，所有的可怕后果都令他不安。当然，大学有反酗酒活动，警察也会打击酗酒行为，但都无济于事。杰拉德既不愿放弃他的朋友，又不想加入他们自我毁灭的行列中，于是他开始思索第3选择。
意识到这个年龄段的人更听得进同龄人而不是专家的意见后，他协助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教导他们的朋友并且希望他们停止狂欢。组织自称巴克斯，以“提高酒精意识，关注大学生健康”为宗旨。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种方法很快被推广到其他大学，大学生酗酒的不良之风得以纠正。几十年后，巴克斯打出了这样的宣传语——“当前高等学府最大、最活跃的学生组织”。杰拉德和他的朋友们开创了一个帮助年轻人避免危险行为的全新方案，就是现在所谓的“同伴教育”或“同伴支持”运动。同伴教育有许多种形式，已经成为许多学校对抗药物和酒精滥用的标准工具。这是一个强大的第3选择，一手抑制、一手忽视——它真的起到了作用，或许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奏效。顺便说一句，如今的杰拉德·冈萨雷斯博士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同时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教育学院院长。
对于前面提到的案例，我可以设想出一种亲子合作关系，比如通过同伴支持活动帮助她的朋友。对女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第3选择，既避免了“断交”，又避免了加入他们的行列。对于这种虚假的两难境地，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可行的第3选择。他们可能不一定成功，但他们所经历的协同过程会给予他们巨大的回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相互尊重和同理心之下会变得更加牢固。在不可思议的魔幻剧场里，当他们为现实问题共同寻找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时，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想一想父母的其他选择：命令、建议、恳求、训斥、收买、把孩子锁在房间里、冷战、“惩罚记名”，这些是不是都需要转变？
家庭危机和第3选择
危机时刻最需要协同。我们面临的最艰难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促进家庭关系的最好机会。孩子出生、失业、滥用毒品、一场使人衰弱的变故或疾病，这类改变人生的事件可以使一个家庭破裂或重新开始，结果如何取决于心态。我不想谈论拥有积极态度的问题，我要谈论的是采取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思维模式。
例如裁员带来的经济压力会让人产生新的认同危机，这是一个对自我价值突如其来的意外打击。家庭暴力会随着失业率上升而增多。失业的人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沮丧，“毒品和酒精是一触即发的危机的催化剂”。这些负面协同可以摧毁一个家庭。
但是如果你采取创造性的思维模式，你会看到自己，并且意识到你有更多的天赋、智力、能力和创造力，远远超过你之前工作的要求，甚至满足你新岗位的更高要求。失去那份工作给予了你一次做出更大贡献的机会。如果你能够看到别人，你就会理解他们的需求，以及如何用你的智慧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你找到他们，倾听他们的想法，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可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缺的不是工作机会，而是第3选择思维者。
我认识一个男人，年龄不小了，妻子又得了慢性疾病，就在这个倒霉的时候他又失业了。失去了收入令他们的生活异常窘迫，但他有家具行业的工作经验。多年来，他观察到许多人只看橱窗不买货，进店逛完之后会空手离开。于是他约了一个大型零售家具连锁店的老板会面，对他说：“一天大约有4000人离开你的商店却没有买东西，按人均销售额计算，有多少钱已经流失了？”老板估计每年有数百万美元。“如果我能让其中哪怕20%的人买东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听完他的话，老板当场就聘用了他。他必须考虑如何兑现自己的承诺，现在轮到他的妻子出场了。虽然她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工作，但她有扎实的企业管理经验。他们通过第3选择思维模式，策划出一系列创意，创造出的商业效益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承诺。
家庭是一个优势组合。当金融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家庭可以成为你最珍贵的协同资源。几千年来，家庭成员齐心协力走向成功。在如今的专业化年代，协同可能更加困难。考虑一下丈夫和妻子都失业的情况。妻子是税务会计，丈夫是一名食品销售员，他们有三个健壮的十几岁的儿子要养。他们没有加入失业大军或陷入绝望，而是决定举家庭之力共同创造。儿子们灵活又强壮，妻子懂得如何理财，而丈夫是个天生的推销员。他们住的地方有很多新楼盘，于是他们开始了一项围栏业务。丈夫做销售，妻子打理业务，儿子安装栅栏。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你不一定和家人一起经商。尽管在困难时期家庭应该毫不犹豫地寻求外界的帮助，但是家庭成员共同面对挑战可以成为一个加强联系、培养能力、创造崭新未来的大好时机。对许多人而言，第一种选择就是费尽心思寻找另一份不安稳的工作，挤进格子间。同样对很多人而言，第二种选择就是放弃，成为永远的受害者。而第三种选择是设计你自己的工作，你喜欢做的、满足实际需求的工作，然后找到这样的工作。想一想，有幸拥有第3选择思维模式的家庭将会有多么强大的复原能力。
另一个巨大挑战是孩子的诞生。关于婚姻的一切——沟通、财务状况、优先级、亲密关系——都因孩子的降生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家务活儿增长6倍。父母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大幅减少，花在彼此身上的时间也不多。可悲的是，新生婴儿会导致情感破裂和离婚。
但是孩子是一个奇迹，一个可以改变夫妻双方的美妙的第3选择。如果有一方愿意采取新的思维模式去寻求第3选择，那么孩子是可以改善婚姻关系的。许多女性在母亲、妻子和职场人士的角色之间难以抉择。第3选择设计了一种创造性方法，保证你能够轻松、圆满地履行角色职责。你可以问自己：“作为一个妻子，本周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可能只规划了两个小时与你的丈夫独处，面对一个感觉自己有点儿被取代的男人，这两个小时所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你投资的时间，也对那么多次你不能陪他做出了补偿。作为父亲，你可能会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情：和你的宝宝独处一个小时左右的价值是什么？对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以及你自己来说，它可能是无价的。在那段私人时间里，你是一位父亲。
我一个儿子喜欢说：“父亲和爸爸是有很大差别的。”
许多单亲家庭生活艰难，难以摆脱困境。你经常被困于妈妈与职场人士的角色之间。某一天，你的孩子生病了，而你必须去工作不能留下来陪他。孩子的学校因下雪放假，而你却不能在家照看他。你想看孩子的校园演出，但是你的老板就在那个时候派你去办事。幸运的是，许多工作是可以通融的，但你不能长此以往，否则将失去工作。你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是一位单身母亲，第3选择思维模式可以解救你。你知道这些冲突将会发生，于是你提前完成工作，用第3选择避免错过儿子的演出或丢掉工作。安排一次会面，向老板解释你面临的角色冲突。用同理心倾听你的老板：他或她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他有可能接受你的理由，并愿意与你继续合作。如果没有也不要变得有防御性，你倾听得越多，老板越有可能来倾听你。
接下来进入魔幻剧场模式。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仅提出问题。在紧急情况下有谁能顶替你吗？你可以带孩子去工作吗？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方法，你可能会变得更有创造力，并且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定义你在工作中的角色。如果你被允许在家里办公，你能解决业务上的什么问题？你甚至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你为雇主节约了成本。一位年轻的单身母亲是银行的初级职员，非弹性工作制对她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所以她提出了新的想法。她注意到银行有许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产需要管理，她主动提出以比银行找专业服务更低廉的价格去维护这些房屋。银行喜欢这个点子，她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工作，甚至可以带孩子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双赢”）。这个第3选择最终让她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她雇了其他人来做这项工作，财务也打理得相当好！
处于危机未必需要遇到真正的危机。家庭是脆弱的，撕裂家庭的力量是持久而强大的。除非我们珍视彼此之间的差异，否则光这些差异就可以把我们分开。
也有家庭差异巨大但并没有导致分裂的例子。一对年轻夫妻，丈夫擅长体育，在城里每个队里都是主力，竞技能力非常强，还擅长数学并且有商业头脑。他娶了一个对他做的所有事情都不感兴趣的女人，她喜欢舞蹈、戏剧、艺术。他是纯粹的工人阶层，但她的父母都很富有。他身材高大、健壮、朴实，她娇小、纤细、优雅。你简直找不出比他们的共同点更少的夫妻。
你也许会想象到一种有着真正冲突的生活。因为兴趣爱好不一致，你可以想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越来越疏远，妻子去看歌剧，而丈夫待在家里盯着体育节目不换台。但生活并未像你预料的那样发展，这是一个真正的第3选择的家庭，这两个人有足够的智慧欣赏彼此间的差异。
第23章 家庭中的第3选择(6)
妻子让她的孩子加入当地的社区剧场。剧场境况惨淡，在一个沿公路商业区的昏暗旧餐厅里表演。数千美元的负债使剧院一直濒临倒闭的边缘。妻子劝说丈夫去看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在一场戏中的表演。表演触动了他的心，显然妻子和孩子们喜欢这个破旧的地方。他环顾四周，看到一片破败。他喜欢劳动，于是他主动帮助他们搭建布景。他的商业头脑让他发起了筹募基金活动，很快他就成了剧场的托管人，后来又当上了总经理。
这个丈夫自己从来没有上台表演过，但是他的孩子和邻居们每晚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样子令他越发对剧场的事情着迷。他的妻子成为创意总监。很快两人又吸引朋友来做服装、布景、伴奏并上台表演。对他来说，质量就是口号。很快，每一个参与进来的人都发现，在剧场经营方面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像他在运动场上一样。
这个年轻的家庭随着剧院的发展成长起来。每个孩子都为公司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一个儿子是一名优秀的演员，另一个舞蹈跳得非常专业。十几岁的女儿原本打算做一名兽医，但是当她发现自己在业务分析上的天赋之后，她改变了主意。她列举数字说明如何提高季票销售，节省运营成本。她成为了一名真正懂得舞台技术和剧院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令人兴奋的事不只是小剧院的成长。显然小剧院已经跟不上发展的步伐了，所以他们规划了一座漂亮的新设施。丈夫用他的商业技能在一个大型社区帮工，努力筹集资金。经过15年的共同努力，这个家庭与全镇人一同迎来了一家宏伟剧院的开放——也是对他们所做出的奉献与协同的永久纪念。
求同存异，这个家庭的成员诠释了我所说的家庭里的第3选择文化的含义。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贡献，不抛弃、不放弃。丈夫和妻子的两种文化背景融合为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部分之和的第三种文化。
行不通怎么办
现实是，许多家庭选择了分裂。当你努力创造在一起的条件却行不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离婚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家庭协同的终止。人们离婚的原因有很多，但他们不必成为两种选择下相互指责的敌人。尊重他人、保持同理心，曾经的配偶可以改变孩子的生活以及现有关系的性质。只要一个人能够打破怨恨的循环即可，即使另一方不做任何回应。记住，我们可以选择不让别人冒犯我们。
所有法律诉讼中最痛苦的莫过于离婚夫妻争夺孩子抚养权的诉讼，孩子监护权案件甚至比轰动一时的谋杀案件更为棘手。我的朋友拉里·博伊尔是一名法官，有一天他目睹了另一个著名法官在抚养权诉讼中采取的第3选择。那一天，一个7岁女孩和一个5岁男孩的命运将被决定。“父母分开坐着，谁也不看谁。律师陈词的时候，妻子用一团纸巾轻轻地擦拭眼睛，丈夫则抱着双臂，直视前方”。随后法官走进法庭并就座。
妻子的代理律师宣布他将拿出证据证明丈夫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和朋友钓鱼、打猎、打保龄球上，并且回家太晚。丈夫的代理律师则宣布他要出示妻子与同事有暧昧关系的证据。两个人都想要孩子的独立抚养权。
法官摘掉老花眼镜，顿了顿平静地说：
今天我要花几个小时听证，然后我会决定相信谁。我可以裁定父亲是个聚会狂，而母亲有风流韵事。然后我将做出一个你们作为父母本该放下一己私利、以孩子为重的决定，你们要为此承担风险。
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孩子没有爱。我关心他们的福利，但是我不像你们那样爱他们。然而我将做出会影响两个孩子生活的决定，一个很可能是错误的决定。
我建议你们两个成熟些，优先考虑孩子。我现在休庭30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你们两个分别和各自的律师探讨一下，什么才是真正最适合孩子的，为他们的未来打算。如果你们能把你们的骄傲和自尊放在一边，你们应该能够做出对孩子最有利的决定。
否则你们将会把他们的未来放在我的手中，一个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的陌生人手中。30分钟后我再来见你们。
几个星期后，拉里了解到了事情的进展。那天早上丈夫和妻子在一起待了好几个小时，有时是和他们的律师交流，但主要是两个人私下交谈，倾听另一个人的话并相互致歉。他们直面现实与宣战后彼此的所作所为。老公并不是一个真正爱玩爱闹的人，妻子也并不是真有婚外情，这些都是他们带着攻击心态对彼此恶意而幼稚的指责。万分沮丧的她跟上司聊过她所面临的问题，但仅此而已。而他只是不成熟，却并不是一个坏父亲。
尽管他们已经产生隔阂并选择了分手，但是当他们将关注点放在孩子身上以后，他们决定共同抚养孩子长大。丈夫认为妻子更有条件、更适合做监护人；妻子同意丈夫任何时候都可以带孩子。他们仍要尽最大可能维持一个家的感觉。
“我见到了真正的和平使者在行动。”拉里·博伊尔说。这位家事法庭的法官没有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听幼稚的指控，也没有从最糟糕的两种选择思维模式出发试图做出决定，而是选择了第3选择。法官知道，她的工作不是给家长提供争执、辩论的场所，而是尽可能为小女孩和小男孩创造最好的未来。幸运的是，这对父母意识到了这也是他们的职责。
当然，离婚的男女双方不一定需要在法官的启发下才能达成积极协同而不是破坏性协同。这取决于他们的选择，他们不需要成为彼此的受害者。协同法则适用于他们，也适用于所有人：尊重自己和配偶，以同理心对待彼此，下定决心在面临的每一个问题上达成第3选择，无论是家庭、财产还是彼此之间的关系。
如果前任配偶对这些不做回应，那么采取第3选择的心态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力。但这是有可能的，第3选择带来的内心平静是无价的。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专业集会上做培训的时候经历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当我谈到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时，一位坐在观众席中的绅士站了起来，说了以下的话（大意如此）：“上周我的妻子离开了我，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觉受伤、愤怒、背叛、尴尬，心情复杂。但今天听完您的培训，我决定不再生气了。我要选择快乐，而不是受伤或尴尬。”
这个男人的谦虚、勇气以及他对成为自己人生的原动力的渴望，令我深受触动。我敢肯定，他曾经深受打击，觉得自己是周围环境和夫妻关系的受害者，感觉他的世界已经倒塌。但是他自我觉醒了，他意识到面对毁灭性的挑战，他仍然可以选择回应的方式。他发现他可以行动起来，他不再心灰意冷。
我称赞了他的决定，并且断言他可以选择抛弃愤怒，原谅过去，开创新的生活。在他这种痛苦的情况下，做到这些是很困难的。观众们为他鼓掌，我也为他鼓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他和他妻子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如果他能掌握这种创造性的思维模式，将自己视为自己人生抉择的原动力，他就会发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满足感，最终找到内心的宁静。
“家庭是社会中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机构——它是承诺、爱情、性格、社会责任以及个人责任的发源地。”我完全同意美国总统特许的这一家庭委员会的宣言。生命中家庭最需要协同，却又极易误解协同。
我熟悉的一位女性朋友每次下班回家时，都要在门外停顿片刻。在进屋之前，她需要花上一分钟时间想一想她的家人。她会设想她想与家人打造的世界的模样，然后推开门，让设想成真。
从教导中学习
学习本书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本书的内容再教给别人。大家都知道，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学到的东西比学生学到的要更多。所以找一个人——同事、朋友、家人——把你所学到的都传授给他。向他提出以下具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再想一些问题。
·两种选择应为目前的高离婚率负怎样的责任？怎么样定义“不和谐”最恰当？为什么同理心是不和谐的对立面？
·“成功的家庭里充满了积极协同。”为什么说协同对于一个成功的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归根结底，大多数家庭的冲突是身份认知冲突。”为什么家庭成员会为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苦苦争吵？“真实身份盗用”是如何破坏家庭的？它是如何做到的？
·为何要庆幸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差异？它是如何起作用的？
·将愤怒和怨恨转化为协同有哪些步骤？
·如何分辨家庭成员是否被卷入两种选择问题里面？你怎样帮助他们转换到第3选择思维模式中去？
·将攻击性的言词或行为妥善处理为同理心倾听有什么好处？
·在家庭冲突中，同理心的优势是什么？
·你需要哪些步骤来形成家庭同理心文化？
·第3选择思维方式在你的家庭生活中会遭遇哪些挑战？
·你如何对实践协同的家庭成员表达你的欣赏？
试试看
你是不是陷入与家人或朋友的冲突中了？面临家庭里的挑战，你需要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吗？开始第3选择吧，邀请别人一起加入，采用“协同的四个步骤”。
协同的四个步骤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你愿意寻找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如果答案是愿意，到步骤2。
2.界定成功的标准
在以下空白处列举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要点。成功是什么样的？真正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双赢”是什么样的？
3.创造第3选择
在以下空白处建立模型，画图，集思广益，逆向思考，迅速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达成令人兴奋的协同之前，暂不下结论。
4.达成协同
在此处描述你的第3选择，如果你愿意，描述你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四步协同指南
协同的四个步骤。这一过程有助于你发挥协同原则的效力。（1）表明寻找第3选择的意愿；（2）界定每个人心中成功的标准；（3）寻找解决方案；（4）达成协同。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用同理心倾听。
如何达成协同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在冲突或有创造性的环境中，这个问题帮助所有人放弃固执和成见，向着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发展。4达成协同
你在人们的兴奋与激情里识别出第3选择，新的选择符合成功的标准。注意要避免将错误性妥协与协同相混淆。妥协令人满意，但并不让人感到快乐。妥协意味着人人都有损失，协同意味着人人都有赢的可能。
第24章 校园中的第3选择(1)
如果学校不能让孩子们每天都有成就感，那么其他能够提供孩子们成就感的方式就会取得胜利。如果强迫他们服从，他们就会像所有不开心的客户那样愤愤不平地屈服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第3选择的教育，是学会做内心的领导者。
释放孩子的潜力，世界因此而不同。
——玛利亚·蒙台梭利
在我到访过的每一个国家，我看到，孩子们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拥有灿烂的微笑。任何人只要留意看，都可以在每张独一无二的脸上感觉到孩子们那无限的期许。这些期许无法成真对社会来说将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我们相信，孩子们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的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家长和教师通力合作，扫除障碍，尽他们的最大努力为孩子们提供最好的学习机会。大多数人都同意，教育孩子不仅是脱离物质贫穷、精神贫穷、灵魂贫穷的必要条件，也是打开世界未来之门的钥匙。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既是全球性的，也是个体化的。在夜晚，看着星星点点的地球卫星图，我知道那些灯光代表着无数家庭和儿童的梦想，我好奇其中有多少会成功，多少会失败。我也有自己的孙辈，他们未来的快乐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大多数人和我有一样的担忧。在我们的“严峻挑战”调查中，我们请到来自各大洲的受访者谈一谈当地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结果显示，“解决就业”、“提供良好教育”排名最高。被问及原因时，受访者给了我们以下答案：
·“教育是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的基本条件。”
·“良好的教育是我们建设更美好、更有创新性未来的基础。世界的发展速度
领先于我们，与其他强国相比，我们投入的教育资金严重匮乏。”
·“通过教育可以解决其他问题。我们的教育系统已经失灵了。老师懒散、腐败，并且不认真工作。”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可以为学生们提供保障和机会的教育模式。”
·“良好的教育是一切的基础。受过教育的人有自己的思维模式，不会偏信救世主或虚假的承诺。如果我们享有教育权利，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许多像我们一样贫困或新兴国家的孩子受教育程度不足，尤其是女孩。教育可以解决世界上许多其他问题。”
·“良好的教育是繁荣、就业、经济增长的基础。”
·“不良教育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现状。我在公立学校教了10年书。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教育结构，否则就太迟了。”
·“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会令其他所有努力变得更有成效。”
显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最好地帮助孩子们学习并满足未来期许。在中国和印度，大城市的优良教育水平远远超过偏远地区的教育水平。芬兰和韩国的教育质量非常高，因为它们具有支持性、同质性的文化。然而，在加拿大、英国、美国，新闻头条令人担忧：
·多伦多：“不识字的约翰尼上了大学”。
·伦敦：“英国毕业生不能读写，态度堪忧”。
·华盛顿：“82%的美国学校教育失败”。
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但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为每个孩子提供一个优秀的、至少是过得去的教育环境？
大辩论
这个问题催生了有着许多细微差别的大辩论，但辩论者通常被分为两大阵营。一方认为教育落后是由于缺乏公正：贫穷、种族歧视、不健全的家庭、政府不愿意给所有学校提供充足的资源。这些声音往往来自教育组织。另一方认为是教育组织本身的问题。教育组织墨守成规，无法跟上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步伐。这往往是商界的看法。
商业领袖不能理解为什么教育工作者不倾听一下他们的声音。他们为教育机构的平庸而沮丧。他们认为，只有学校具备“长期以来令美国私营部门成为全球繁荣引擎的特质——具有活力、创造力和对效率与效益的不懈追求”，学校才称得上成功。在他们眼里，教育组织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庞然大物，缺乏茁壮成长的市场激励。他们说，学校需要竞争来推动创新、提高质量。许多“政校分离”的拥护者表示，应该出售并私有化整个教育体系。
商业领袖从教育工作者那里听到的想法令他们十分恼火：“给我们更多的钱，否则你们的孩子就会遭殃。你的吝啬是教育水平不断下滑的原因。显然你并不重视你的孩子，否则你们会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资金。我们享受着短工时、长假期，你们也管好自己的事吧。”许多商业人士对教育组织的愤怒就像他们痛恨陷入金钱陷阱不能自拔一样。
当然，教育工作者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他们认为商业在本质上与教育是不同的，所以商业领袖无权干涉学校事务。教育不应受到利润动机的污染；它是天职，而不是一份工作。私有制会迅速导致不公平现象：富裕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最好的学校，而贫困家庭却只能得到面包屑。少数努力学习的孩子和更多享有特权的孩子之间有着巨大的“成绩落差”。私立学校可以随时招收自己想要的学生，但公立学校有责任接纳任何一个走进校门的学生。新生可能有学习障碍或只会讲一门外语，他可能来自一个不健全的家庭甚至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无论如何，公立学校都有培养这些人的道义责任。“我们不像公司那样可以为了年终账目更好看而解雇表现不好的人。”
教育工作者从商业领袖那里听到的想法令他们恐慌：“我们用公费训练我们的员工生产部件、驾驶卡车或者制作电子表格，甚至你们都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只对批量生产的工人感兴趣，我们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除此之外，所有这些‘可互换员工’要学一点儿阅读和数学。浮华的建筑、艺术教育、自我感觉良好的课程都是华而不实的东西。”难怪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商业是压迫性的，是没有灵魂的。
用美国商会的话说就是：
坦白地说，我们认为我们的教育系统需要被彻底改造。经过几十年的政治不作为和无效的改革，我们的学校一直在培养和教育对严酷的现代工作准备不足的学生。准备不足的程度令人吃惊。粗略地统计，只有1/3的八年级学生精通阅读，只有60%以上的学生按时完成了学业并从高中毕业。
商业人士对此感到愤怒，而教育工作者却感到不知所措。所以双方一直在相互指责。
当然，每种观点对另一种观点都是不公平的。双方谁也没有倾听对方。他们暴露出了他们的两种选择思维。他们把对方当作敌人一样来讽刺，他们只不过是建立了另一个虚假的两难困境：“我们或他们”的选择。他们在争论中展现出的片面真理没有改变两种选择的本质。
孩子和青年被卷入这场文化的冲突里面，只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应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感到绝望，相当多的学生喜欢学校生活，但大多数成绩平平地蒙混过关。尽管天才比比皆是，但是没有人相信公立学校体制能始终如一地保障每个孩子都能发挥他们的潜能。
工业时代的教育
在我看来，大辩论的双方都应该承担教育组织有失人性化的责任。一个世纪以前，发展中的工业要求公立学校生产对他们有用的“产品”。让我们看一看这篇写于1927年的文章：“一项对教育体制的客观研究得出结论，它们的产品质量远远达不到现代商业的要求。”大多数学校成为工厂，孩子们成为“产品”而不是人。
古往今来，永远都有启蒙者怀着最崇高的理想，相信并激发学生的潜力。对于他们，我们致以最深的感激。然而，许多身在教学行业的教育工作者，默许并保持着工业时代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过度依赖测试结果而无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公立学校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工业与商业思维模式，商界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满意，他们的抱怨自1927年以来从未改变过。
工业时代将孩子视为商品的思维是教育挑战的根源。
在工业时代，人们被当作物来看待，是必需品但可以交换。通过“劳工单位”，你可以挑选任何工人，当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你只需简单地将他们替换掉就可以。如果你想要的只是一个有体温的身体来完成一份工作，你的确不用在意这个人的思想、内心或精神。工业时代的教育控制模式抑制了人类潜能的释放，但是坦白地说，这在知识经济时代是行不通的。
我认识一个女人，她的成年时光大部分在监狱里度过。酗酒与毒品成瘾的她是一名教育高官的女儿，曾经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大学生。多年来她一直在积极克服她的不良问题。一天，她说，监狱和学校其实非常相像，同样的教室、时间安排、组织纪律、一成不变的排队等候。最能让她想起学校的，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监视。
1785年，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提出建立一种名为“圆形监狱”的新型监狱，这是一个设计巧妙的独创性建筑，可以让守卫同时看到所有囚犯。现代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把“圆形监狱”视为“监视社会”的标志，我们身处其中，永远被监视、被观察。看一看学校的教师或者公司里的“格子间”，你就会明白福柯的意思：学校、公司都和“圆形监狱”相似。他认为，随着监视的增加，对个性的尊重越来越少。赏罚取决于我们是否能闭嘴听话执行指令，而不是我们以自己独特的天赋做出贡献的意愿。当我们的人民被领导而不是成为领导者时，社会就会出现问题。
工业时代的类监狱思维不仅对学校里的我们施加控制，而且影响着我们的整个生活和社会。它造成我们对生活产生根本的误解：我们就像生活在蚁群里被动工作的工蚁。我们中的太多人，孩提时被告知要做什么样的孩子，成年后被训练成适应工作岗位的成人，年老退休后无所事事。我们潜移默化地成为受害者。如果我们不适应学校，我们就毫无价值、微不足道。如果我们失去工作，我们就失去了自我身份。最终我们变得习惯于依赖：如果我们能够适应这样的生活，我们会找到别人来照顾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适应，别人就会来指责我们。
在工业时代的教育框架下，父母有他们自己的斗争。有些人是拥护者，有些人选择弃权，有些人则是体制的维护者。一方面，我们看到孩子们的生活完全被固定化，他们永远学不会如何支配自己的人生。父母不断鞭策他们实现目标，却没有教他们分辨在竞争中取胜与在人生中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两者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孩子成为父母注意力缺失症的受害者，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在乎。于是他们辍学了。最后这个群体占到了全体学生的1/3。中间派则坚持到底，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很少有父母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孩子正在走向一个有依赖性的人生。
只要教育还在训练孩子们学习如何依赖、如何成为优秀的追随者，我们就永远无法开启发挥每个孩子与生俱来天赋的进程。在辩论者还在修剪“教育病树”的叶子、为如何最好地维持工业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根底的毒瘤已在悄然生长。
要做的工作
几年前碰到美国总统的时候，他问我，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这样回答：“建立教师、家长、社会的创造性伙伴关系，释放所有孩子主动支配而不是被动接受自己人生的潜能。”
这将是教育的转折性而不是交易性变化。辩论者不断争论的是如何最好地“制造产品”这样一个交易性问题：是通过公共系统重组还是通过提高市场效率？是通过技术课程还是人文课程？是通过在线教育还是传统教育？是通过更多的考试还是更少的考试？
但是，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是“制造产品”。孩子们并不是等待包装上市的原材料。每个孩子来到世间，都有他们独一无二的天赋和选择如何利用他们天赋的权利。教育的任务是帮助所有孩子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能。
哈佛商学院终身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我的好朋友，他认为，学校的教育长时间处于错位状态。他喜欢把学生视为雇用学校为之工作的独立承包商。那么这项工作是什么呢？
理解人们雇用学校做什么工作至关重要。学生为什么没有积极性？无论郊区还是城市，学生们辍学、旷课，或者坐在那里，脸上满是轻蔑和厌倦——你知道那个表情。他们想得到什么？
学生和老师希望每天都有成就感！这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可以雇用学校来做这件事，也可以雇用一个机构来做这件事。他们也可以雇一辆车四处招摇，找到成就感。学校如何与这些给学生带来成就感的方式竞争？
我们的学校被设计成让大多数孩子有挫败感的地方。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够创造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让学生获得成就感！
如果学校不能让孩子们每天都有成就感，那么其他能够提供孩子们成就感的方式就会取得胜利。如果强迫他们服从，他们就会像所有不开心的客户那样愤愤不平地屈服或者改变游戏规则。他们会寻求其他形式的成功，或许我们所熟悉的青少年的口头禅——“无所谓，我不在乎，没什么区别”——就是他们在成就感破碎之后绝望地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对失败的最后一道防御线。
第3选择的教育
第3选择的教育，是学会做领导者。
我要解释一下，我说的领导者，不是那种身居高位的领导者。我们总认为领导者就是CEO（首席执行官）或总统。这种领导者观点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我们早已摒弃了这种等级思维。我所谈的领导力，是支配你自己人生的能力，成为朋友、家庭中的领导者，成为自己世界中积极性、创造性的力量。
真正的领导者通过开发个性与技能，采取有原则的行动，定义并实现持久的成功。他们不会坐等别人为他们下定义，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只与自己而不与别人竞争。用经济术语来说，他们是自己产品的唯一供应商，所以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天赋拍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人。领导者创造自己的未来。也许受时间与环境的限制，他们暂时达不到目标，但他们永远不会失败。
如果孩子被教育成这样的领导者，那么他们的成功是由内而外而不是由外而内的。由外而内的成功是较小的次要成功，回报是好成绩、短期学术名声、赚大钱或以后上头版头条。人们为这样的成功而竞争。但是由内而外的成功是主要成功，自我感觉良好，发现自己特长，尊重别人与自我的回报，做出独特的、创造性贡献，获得极大的满足，诚实，提供无私的服务。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没有人争夺它们，但它们常常自然地带来二次成功。
有些孩子找到了他们自己获得第3选择的方法，因为他们天生拥有这样的内在力量。谷歌律师及高管奥赖·奥科罗来自肯尼亚一个社会秩序混乱的地方，她通过哈佛法学院来帮助推进非洲的政治改革。她解释了她如何决心摆脱附着在她的文化教育模式上的精神枷锁：
第25章 校园中的第3选择(2)
我的父母没有积蓄，因为他们要供养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父母。事情总是不确定的。在肯尼亚，我们上高中之前有入学考试……我因为一分之差错过了梦想中的学校，我非常失望。
我的父亲说：“我们试着跟那个女校长谈一谈吧，就差一分。如果他们正好有空缺，也许他们会让你入学的。”我们去了学校，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父亲是平民，我们没有特权，他被当作尘埃一样对待。我坐在那里，听到校长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如果你认为你能得到一个空缺的话，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我跟其他政客的子女一起上学，他们的表现比我差多了，但是他们却可以享有空缺名额，获得上学的机会。没有什么比看到父母在自己面前被人羞辱更糟糕的事情了。我们离开了学校。我对自己发誓：“在我的生命中，我永远、永远不会乞求什么。”两个星期后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哦，你现在能来学校上学了。”我告诉他们我不去了。
奥科罗可以向教育体制屈服，但她没有，她掌握了主动权，让它为她而工作。从本质来说，她是一个领导者，因为她拒绝让缺乏思想的社会来定义她的成功。为了帮助全世界人民挣脱思想的牢笼，她开创的群众性新闻采集系统在非洲和中东的新兴国家的民主运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将冲突地区的信息发布到社交网络和媒体，以便受到伤害和残暴统治的人民可以迅速得到帮助。
在我看来，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创造奥赖·奥科罗这样有着改变世界的个性的领导者。世界有多种定义，它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城镇、一个国家，或是整个世界。
迈克·弗里茨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红鹿市约瑟夫·威尔士小学的校长。他给我讲过一个孩子如何学会领导自己生活的故事。学校采用的是《内心的领导者》中的领导力模型（下文有描述），迈克教导他的学生，他们都是支配自己生活的领导者，他赋予他们领导角色，采用通用的领导语言，举办领导活动等。每隔几年，迈克的主管会要求每一个辖区内的校长向教育委员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汇报他们在学校都做了什么。迈克通常与其他员工一起汇报，但是现在他管理的是一个领导学校，因此他决定让他的学生们自己去做汇报。
有几个学生自告奋勇，包括莱利，一个患有自闭症的三年级学生。莱利刚刚开始学习第8个习惯：发现自我。他告诉迈克，他想通过汇报找到自我。老师们全力支持孩子们去做汇报，他们对莱利的加入感到骄傲。
汇报的大日子来了，迈克、莱利和其他小朋友来到主管的办公室来汇报。莱利已经准备好一张大脑海报，上面有蓝色、红色和黑色的斑点。他一边举起海报，一边解释说，他是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他的大脑跟别人的不一样。红色表示愤怒，黑色代表沮丧，蓝色代表宁静。莱利指出，在这个地区还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人，在这个地区需要注意到他们和他们的特殊需要。最后，莱利得到了大家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很多董事会成员潸然泪下。
第二天，迈克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莱利出现在大家面前，穿着一件带领衬衫，系着一条领带。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莱利每天都系着领带去学校。最后，迈克跑去拜访莱利的妈妈，好奇地问：“莱利怎么了？他每天都系领带去学校，已经好几个星期了。”莱利的妈妈说：“他来这个学校之前，经常醒来后对我说，‘我今天不想去上学，妈妈。我这么笨，我不想感觉自己这么笨。’但自从来到这里后，他完全变了。每一天他都被告知，他是一个领导者，他是有才华的。在给学校主管做完演讲以后，莱利非常自豪，他回到家告诉我，‘妈妈，从现在开始我要戴领带，因为重要的人都会戴领带！’”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莱利仍然主动提出承担领导任务，他计划继续读书，考上大学，而且每隔几天还系着领带去上学。
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出一个像莱利这样的领导者，支配自己命运的领导者。当然，教育还有次要目的，比如塑造一个有思想、有知识的公民，传授繁荣经济所需的技能。我特别喜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提出的目标：培养对差异性的理解，培养对差异性的尊重，而不是迫害。帮助每个孩子成为领导者，是教育最主要的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次要目的能否成功取决于它。我们都知道，缺乏品格的高技术人才是有破坏性的。
我曾经有一位才华横溢、英俊慷慨的商业伙伴，他有几个本科学士学位，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他曾经是大学教授和全美人文教育主任。他进入商界，用敏捷的头脑为他的公司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次要成功并不是主要成功，狂妄自大、整日酗酒可以变成毁灭性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婚姻还是事业都拯救不了他。
我朋友的惨痛经历证明，如果以主要成功为目标，那么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和灵魂都要像智力一样接受教化。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大多数父母也做到了。我们需要继续做下去。
成功是可能的
教育大辩论中常见的抱怨是，功能失调的社会里不可能出现优秀学校。当然，在充满犯罪和疾病的社区，学校也几乎不能幸免。而在其他学校，外观看起来很漂亮，但是里面的学生却在挣扎：许多学生沉迷于毒品、计算机和电子游戏，以及其他逃避社会的方法。所有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但它们仍然是借口。
即使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优秀的学校也存在并且越来越多。“为美国而教”创始人、第3选择思维者温迪·科普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该组织招募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在一定时间内到贫困学校支教。她所了解的东西令她惊讶：“我们不需要通过修复社会甚至修复家庭来修复教育。它是另一种方式……低收入的父母欣然接受教育机会，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在具有挑战性的学校，成功的教学就是人们热情投入的领导力行为。”
理查德·埃斯帕扎就是这样一位热情投入的领导者。在理查德·埃斯帕扎在华盛顿雅吉玛谷任格兰杰中学校长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大多数学生是本身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工的孩子。学生对摆脱贫困这件事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统计数据令人沮丧：
·只有20%的学生达到国家阅读标准。
·只有11%的学生达到国家写作标准。
·只有4%的学生达到国家数学标准。
理查德·埃斯帕扎拥有同样的背景，但他知道，他和这些年轻人不是别人口中“笨得像顽石”一样没有学习能力的人。他向自己证明了这一点。大学毕业后，他带着使命回来做老师，确保其他孩子看到他们真实的自己。新校长把他看作期望的改革者。他的成功标准明确且可衡量：“我希望所有学生取得成功，我相信他们可以，我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要相信这一点。我的目标是消除钟形曲线——它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所有的学生都是有能力的。”
当然，他的目标面临着令人畏惧的障碍。两年来，他说：“除了对抗，别无他法。”90%的学生属于少数族群。不仅家长，连学生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希望——老师当然也这样认为。帮派盛行，涂鸦满墙，游客观看篮球比赛需要警方护送。很显然，理查德·埃斯帕扎必须帮助学生改变他们对成功人生的定义。他必须帮助每一个学生成为自己的领导者。
但他不知道如何去完成它，也没有模式可以参考。如何将一所差中学变成一所好中学呢？理查德·埃斯帕扎说：“如果我有一个样板可以模仿，变化会平稳许多。”被迫即兴发挥的他将格兰杰中学变成了一个调查和实验的魔幻剧场。
他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让那些乱七八糟的涂鸦消失。象征帮派权力的标签必须去除。除了让负责人在24小时内把墙上的所有涂鸦都掩盖起来之外，他还带上他自己车里的喷漆罐，随时将涂鸦喷掉。一直这样做了大约两年之后，那些“艺术家们”开始气馁了，学校恢复了整洁。同时，他也杜绝所有帮派服装和标识。
在任何一个学校，成功的关键都是父母的支持和参与。但在格兰杰中学，只有10%的家长参加家长会。理查德·埃斯帕扎宣布：“如果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就会去找他们。”他组织教师们去每个学生的家里家访，和他们坦率地谈论他们孩子的进步。家访的目的是说服学生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参加家长会。
有些老师不愿意去做家访，埃斯帕扎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但是和我们学校的教学理念是不一样的，我很愿意为你写推荐信，让你能够在其他学校任职。”有些老师离开了。（这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教师，为了让家长更多地了解孩子的情况，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他们不辞辛苦地骑着自行车去家访，有时候到深夜才回来。但是他们把学校和家庭的力量整合到了一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模式。）
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格兰杰中学取得了成功。家长会家长的出席率达到了100%。但是家长会并不由老师主持，而是由学生自己主持发言，讲述自己的学习情况、毕业要求、成绩、阅读水平及大学计划。家长会的目的是让包括学生、家长、老师在内的所有人获取相同的信息。埃斯帕扎说：“有些人问我，你们学校的家长会家长出席率怎么能达到100%？我的回答是：一次就请一个家长。”
埃斯帕扎认为，个性化教育能够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化成功方案和个人导师。它的理念是每个学生每天都可以就个人进步与自己的导师交流。因为一个老师不可能每天指导150名学生，所以学校将20人分为一组，每一组由一位老师专门负责。老师一星期和小组成员进行4次沟通，评估每个学生的进步情况。同样，当老师认为自己“不是社工”不想这样做的时候，埃斯帕扎就会和他们说：“你是一个很棒的老师，但是和我们学校的教学理念是不一样的，我很愿意为你写推荐信，让你能够在其他学校任职。”
咨询小组具有转变的力量。埃斯帕扎的继任者保罗·沙特朗说：
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找人诉说心声，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照顾。学生们知道，即使他们碰到了问题，他们能够向他们信任的人诉说，找到解决办法。导师们随时待命，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个性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每个学生都能感觉到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小组开会，有学生没有来的话，导师就会打学生家里电话或者去做家访了解具体的原因，看自己能否帮上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