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悲惨故事很俗套：两个商业合作伙伴，曾经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却变成了死对头，都向对方要求高额的赔偿。当两人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讨伐对方时，我想知道这中间究竟耽误了多少笔生意、错过了多少机会以及浪费了多少金钱。
我很少看到这样的案例——诉讼双方旗鼓相当，双方都有大量的证据支撑。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双方都没有真正理解对方的立场。双方都过于关注自身，而对对方的证据熟视无睹。我一度转向律师们，问道：“你们理解对方的立场吗？”
“是的。”一位自信地回答说。
但另一位律师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他们争论的是什么，但我真不理解他们的立场。”于是，我给他们讲述了“发言权杖”的含义。
我接下来要求他们做出从未有过的转变。我说，律师有发言的机会，但在发表评论支持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需要陈述令对手满意的对手的立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相当于转接了对手的案子。
被告的代理律师尝试了3次，站在原告立场上的陈述才令原告满意。接着轮到原告，他的律师也试了两次。
然后，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被告不再将双臂交叉在胸前，严厉的表情也消失了。他看着原告说：“布拉德，这是你的立场？”
“是的，差不多。”
“我以为你……”
律师们坐了回去，看着他们的客户自诉讼后两年以来头一次进行交谈。最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双方都获利的和解。更重要的是，他们找回了原本已经消失的相互尊重。
我知道这个案件若经审判，一方将满载而归，而另一方将空手而返并且负债累累。这就是传统的法律模式。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都会花费大量金钱，这意味着最后的赢家也是失败者。但他们没有这样，没有对抗到最后，取而代之的是双方达成了一个他们之前从未设想过的和平和自愿的解决方案。这一切都源于“发言权杖”的作用，它开辟了和解的道路。
在法庭审理中，用同理心沟通同样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尽管西方的司法体系是对抗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用对抗的思维模式。同情与协同的思维模式当然可以取代“搜寻并摧毁”的思维模式。
许多司法体系依靠的是换位思考，而不是对抗型思维模式。许多国家解决纠纷的时候，没有抱着非赢即输的心态。在日本，调解法院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恢复“和平与安宁”，正因如此，日本或许是世界上诉讼最少的国家。
犹太人遵循其古老的尊重法律的传统，同样对同理心与和解有高度的评价。犹太教法院设立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赢得诉讼。对于犹太律师和法官来说，《圣经》里的亚伦、立法者摩西的哥哥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作为以色列的祭司和法官，亚伦“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帮助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将人际关系放在了法律的中心位置。伟大的犹太学者内森拉比描述了亚伦所扮演的角色：
两个人在吵架。亚伦走过去，坐在其中一个身边。对他说：我的孩子，看你的朋友做了什么。他心烦意乱；他撕毁了他的衣服（由于争吵的悲痛）；他在说：我有罪，我将如何面对我的朋友？我不好意思出现在他面前，因为我冤枉了他。他（亚伦）和他一起坐着，直到他消除了心中的嫉妒。
然后亚伦离开了，去和另一个人坐在一起，对他说：我的孩子，看你的朋友做了什么。他心烦意乱；他撕毁了他的衣服（由于争吵的悲痛）；他还说：我有罪，我将如何面对我的朋友？我不好意思出现在他面前，因为我冤枉了他。他（亚伦）和他一起坐着，直到他消除了心中的嫉妒。当两个人碰面时，他们拥抱在一起并且亲吻了对方。
传统观念认为，亚伦能够令冲突中的人们和解，而用不着去法庭解决。他不会谈论冲突本身，他只是抚平受伤的心，维护彼此的关系。他会问：“怎么了？你怎么生气了？你们两人的经历是一样的，你们都没有得到尊重。”争吵的夫妻于是倾听他，倾听彼此，把他们的孩子取名叫亚伦。对于伟大的祭司亚伦来说，最终结果不是判决一方占据上风，另一方失败，而是一个更加和平的第3选择，进而形成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
对抗型思维模式是“赢家通吃”，而犹太法庭通常要帮助处于争端中的每个人。一个以色列工人用所在公司的枪支杀了个人，受害人家属起诉了雇主，理由是公司应该对员工异常的精神状态有所了解，并且预见员工可能会使用武器。这一官司打到了以色列最高法院，梅纳赫姆·伊龙法官决定判公司胜诉。但是当他向公司宣读判决书时，他说：“这里有一个寡妇和一群孤儿，尽管你不负法律责任，你也应该尽你所能帮助他们……这是每一个犹太法庭的做法，富人应该履行其正确和适当的义务。”换句话说，法院在对公司说：“法律站在你这边。但是，你需要做正确的事。”双赢的解决方案是犹太律师和法官的渴望和理想，正因如此，甚至连非犹太人也经常诉诸犹太法庭寻求帮助。伊斯兰法院同样也更加看重和解，而非惩罚。
伊斯兰法院的一个重要工具，是一个听取冲突双方代表意见的议会。首先，代表要求休战，以尊重受害者的家属。然后，他们开始讨论。这个议会以沟通为导向，人们聚集在一起倾听彼此。议会代表会问：“你认为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将如何回答他？”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将都满意回家。这个过程比正式的庭审效果更好。正式庭审里的决定通常并没有了结问题。一个古老的伊斯兰寓言说：“有一半人都是法官的敌人。”对比之下，这样的议会更具有实用性，成本更低，并且能真正解决问题。
根据对抗型思维模式做出的决定往往没有真正的赢家。正如没有一个国家在经历长期战争后会变得更好一样，几乎没有哪个诉讼能让当事人的情况得到改善。最终的结果往往是遍体鳞伤，情绪低落，更糟糕的情况是财务状况下降。在法庭上，你将你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对你的情绪没有兴趣的独立机构。在审判过程中，事情会在瞬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证人可能会没有说服力，证物也可能当不了证据。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结果可能出乎意料。当双方未能找到第3选择解决方案时，不好的事情将会发生。拉里的儿子布赖恩·博伊尔是一个才干卓著而成功的律师。他描述了冲突和诉讼对当事人的影响。
去法院不仅会有财务压力，更多的还是情感和心理压力。参与者陷入案件中，这阻碍了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积极性和成效。他们发现，法律诉讼时间漫长到仅次于地质时间。因为人们无法睡眠。最终在律师事务所了结一切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情绪激动，愤怒不已，辩护是他们所需的一切。
例如，在离婚案件中，你碰到一个很痛苦的女人或男人。财务问题往往是第5个优先事项。妻子真正希望法官告诉她丈夫的是，他就是个大浑蛋，和她想的一样。另一方也是如此。它让你深陷其中，分散了你在生活其他方面的注意力。
调解程序的兴起有望将法律引向协同。如今在许多地区，强制执行的调解成本更低、比法庭审判更有人情味。但只有当同理心取代了对抗型思维模式之后，调解才能产生第3选择。
另一个著名的和平使者是威廉·谢菲尔德法官，他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终极调解员”。当没有人能打破僵局时，人们就会邀请谢菲尔德。如他所说，他的第一个调停撒手锏是用同理心倾听。当其他调解员过来，花一个上午讨论案件，提出一项建议，然后出去吃晚饭后，谢菲尔德就会脱掉他的外套，即刻深入了解每一方的情况。他希望每个人都发言，直到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完全理解了。“你不能在10分钟内做成这样的事，”他说，“在他们信任你之前，他们必须要知道你理解他们。”他不像其他调解员，案件得不到解决时他愿意等待。
他的目标就是说服各方实际一点儿。“如果你不追求实际，一旦上了法庭，那么你的胜算会有多大？”通常，每一个法律纠纷的双方都抱着“我要打败你”的心态。谢菲尔德的工作就是使人们醒悟。“我经常说，‘你最好打电话给毛伊岛的经销商，告诉他们把交易取消，因为这个案子我们赢不了。’”
谢菲尔德的第二个调解撒手锏是什么？那就是更多地用同理心倾听。
如果没有进展的话，我将进一步深入了解诉讼双方。我有一个顽固的原告客户，他身体不便需要坐轮椅。他从城市租赁土地，种植西红柿。他声称城市一方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残疾，双方均争执不下。一段时间后我去了他的种植场，和他一起吃西红柿，我们品尝了他种植的所有品种。他给我讲他的生活、他的斗争以及他参加奥运代表团时的一切。我们变得非常亲密，他感到被我理解得越多，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亲近，也更能让他感到自己没有被忽视。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虽然他们经常说，“我想要10万美元，以及他们向我道歉”，但是更多时候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感觉自己很重要，觉得被理解，没有被遗忘。
你必须给他们时间去发泄，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真正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然后他们将会撤销诉讼，从而避免了一年或两年以上的更加昂贵的诉讼。投入短短的一天时间去倾听，就可以解决一个已持续多年的冲突。
没有人——律师或当事人，是以对抗型思维模式来解决冲突的。成本太大，收益也无法保证。我们可以选择将冲突看作一种误解，本着协同和用同理心倾听的精神对待它。这么做也不需要得到法院的许可，谢菲尔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一天我接到某公司总裁的电话，问我是否能帮他处理一个高额且高风险的诉讼。我对这个总裁很熟悉。多年来，我们一直谈论第3选择思维模式，我感到他已经领悟了。他能力非常强，但当将我们的讨论进入实际应用时，他却没有了自信。他卷入的这起诉讼对他和他的企业是一个重大威胁，他希望我帮忙调解。但我告诉他：“你真不需要我，你自己就可以解决。”
于是他打电话给诉讼的对方，另外一家公司的总裁，问他们是否可以见面讨论情况。对方不想见面，但我的朋友向他解释了他的意图。“听着，”他说道，“我不会带律师，你却可以带。如果你的律师建议你不说什么，那你就不用说。”
在此基础上，对方同意见面。后来，他向我描述了那次会面发生的事。
对方和他的律师一起出现了，大家围坐在一个会议桌旁边。我的朋友掏出一本便签，说：“首先，我想看看我是否理解你在这起诉讼中的立场。”
犹豫了一番，对方开始说话。他从他的角度将问题进行了说明，涉及产品所有权纠纷。
我的朋友只是倾听并做笔记。最后，他说：“下面我谈谈我是否理解你。”然后他尽他所能将对方的话重述了一遍，问：“这是你的立场吗？”
那人浏览了笔记后说：“是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还有两点你不清楚。”
这名男子的律师打断道：“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在这里谈论所有细节问题。”
令人惊讶的是，这人对他的律师说：“杰弗里，我知道是我把你叫到这里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试试这么做呢？”律师感觉到形势走向了第3选择。于是，对方总裁仔细地描述了他剩下的两点。
我的朋友记了下来，重申了这两点，然后问道：“这样理解您的立场正确吗？”
“是的。”
“还有什么地方我没说到吗？”
“没有了，都涵盖在里面。”
“太好了，”我的朋友说道，“现在，你是否愿意倾听一下我的立场呢？”
停顿了一会儿之后，那人说：“好吧。”
一个双向的对话开始了。他们的新理解里有了谦卑，却没有了分歧。他们开始相信，第3选择是可能的。
几个小时后，两人以第3选择结束了会议。解决他们问题的第3选择挽救了他们的关系，节省了诉讼成本，并奠定了未来更好的合作方式的基础。整个事件发生了逆转。
协同和法律
受到伤害的常见反应是追求公平。“他们不能这样对我。他们以为他们是谁。我要起诉他们！”我们都需要正义和公平。当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自然希望他进行弥补。也正因如此，我们会有律师、法官和法院。
但是请记住，如果我们有协同思维模式，那么我们就不会满足于公正了，我们会寻找比公正更好的事物。我们想要更强的而不是更弱的关系。比起报复，我们对和解更感兴趣。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比仅仅得到公正更好的解决方案，一个让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比以前过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此外，协同者对妥协并不感兴趣。这是一个常用的法律工具，但妥协意味着各方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先探索是否有第3选择呢？妥协也存在道德风险，因为它通常并不支持我们所珍视的原则。伟大的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说：“对正直的检验就是看其是否直截了当地拒绝妥协。”这样的见解深刻而富有洞察力。
当我们遇到冲突时，我们既不希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不希望直接妥协。我们希望有更富想象力的做法，以下便是史蒂芬举的一个例子。
经过多年的工作和储蓄，我一个朋友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之屋。他聘请城里最好的承包商来完成他的构想——高大教堂式的天花板以及精心雕刻的模具和木制品，这简直是一个艺术作品。然后，油漆工来添加最后一笔。
那天晚上油漆工离开后，我的朋友走进房子，这时，他几乎崩溃了。每一面墙，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模具都被粉刷得模糊、不均匀。拱形窗户上的油漆掉落了，有一些窗户是定制的，本身就是艺术品。整个房子看起来就好像被一个孩子用油漆罐喷过一样。
我的朋友给他的律师以及承包商分别打了电话。幸运的是，承包商最先到达那里。他是一个身材瘦高但精力充沛的人。他为人诚信，否则我的朋友也不会聘请他。当承包商看到房子的时候，他张大了嘴。他立即打电话给油漆工，要求他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震惊了我的朋友。这已经是深夜了，我的朋友料想这个经历了漫长而劳累的一天的承包商肯定会唾骂，解雇他的油漆工，并要求他退换工资和赔偿费用。相反，他在门口接见了油漆工并且与他握了握手。
油漆工是一个年轻人，20岁出头。他不自然地笑了笑，紧张地问承包商他的工作怎么样。承包商伸手搂住了他，表情淡然地和他走进房子，指出各处的问题。然后3个人都坐下来开始聊天。承包商问了几个问题，很明显油漆工夸大了他的工作能力和资质。尽管他之前做过一些小活儿，但这确实是他第一次粉刷房子。
承包商并没有就此停止。他问了问这个年轻人的家庭，在哪里上的学以及他的生活怎么样。我朋友很想知道这些问题与房子粉刷有何关系，但很快他们得知他辍学了，很早就结了婚，有妻子和孩子需要照顾。很明显，他试图用他能想到的这个唯一的方式来谋生。
当他们站起来时，承包商向我的朋友道歉，因为在雇用油漆工之前没有彻底核实他的信息。然后让年轻人将他的粉刷设备带回屋里。他平静地说：“我来教你如何正确做这份工作。”
第31章 第3选择与法律(3)
我的朋友对此很疑惑，他耸耸肩，就回去睡觉了。过了几天，他顺路去看看事情怎么样了。承包商和油漆工也在那里。他们一边清理窗户，擦洗污迹，打磨和重新粉刷墙壁，一边有说有笑。最后，在承包商的监督下，最终粉刷好的房子非常美丽。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年轻人跟着承包商学艺，变得越来越能干，随便哪个工作都能干得有模有样。他逐渐成为承包商对油漆工的唯一选择，且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
这个小城市的承包商用其第3选择思维模式向人们证明了只要有协同思维就能够创造奇迹。他没有在盛怒之下解雇油漆工，或是更糟糕，要求他赔偿损失，毁掉他的生活，而是选择帮助这个年轻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使他变为自己事业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制造商。当律师到场后，她很欣赏我的朋友将事情处理得很好。没有诉讼，没有法院的争吵，也没有将一个脆弱的年轻家庭毁掉。没有第1选择与第2选择的博弈，没有对公平、正义和平等的要求。
将协同和缔造和平贯穿于整个法律体系是有可能的。然而，它需要一个巨大的模式转变。有些转变已经发生。有些文明将第3选择的期望构建到司法系统里。以犹太扎布拉法院为例，诉讼双方各自选择一名法官，然后由第三方独立法官寻求第3选择。西方法理学体系没有必要被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当思维模式变化了，实践也就跟着变化了。以下是拉里对这个过程的描述。
我在联邦法院的同事要求我担任他们案件中监督公平的调停员。我们这个联邦地区会定期召开案件解决方案的会议。只要有可能，我都试图将“发言权杖”的理念引入到会议和内庭中。将对立双方的敌意感化为同情和理解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
一旦冲突中的每个人都感觉得到了倾听和理解，我就让当事人列出他们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标准清单。我在一张纸上画一条竖线，并说：“如果你感到满意，则在左边一列列出陪审团赞同你的原因；如果你感到失望，则在右边一列列出陪审团反对你的原因。”我让当事人不使用实际术语起草第3选择的原型。在页面的最上方，我写上“解决方案”，并且让各方写下了他们各自的方案。有时需要打3个或4个草稿才行。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运用这种方法，事情都能得以解决。因为当事人及其律师在深度分析利弊后对合理的解决方案往往具有创新性观点。我使用这个第3选择的过程解决了一个我遇到的最复杂的案件——黑鸟矿案件。
爱达荷州山区古老的黑鸟矿区是美洲钴矿的唯一来源。钴矿是冷战时期一种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金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矿工们在此疯狂地开采，最终在70年代被废弃了。采矿作业留下了大量硫酸和金属毒物，对美丽的鲑鱼河地区的土地、水和野生动物造成了致命性打击。然后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国家、私人环保团体以及一些联邦机构起诉矿主或互相起诉，强制进行清理。一场暴风雨般的索赔和反索赔诉讼开始了。
当我担任案件调解员的时候，此案已经被法庭搁置了达12年之久。清理费用超过6000万美元，但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诉讼双方分歧过大以至于先前试图解决案件的尝试都失败了。文件增加到数千页，无数提议有待表决。审判持续数月，有数百件证物和数十名专家证人。此后又有数年的上诉，整个司法系统一片混乱。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我的同事建议我不要去想如何解决它：“这是不可能解决的，我希望你能解决一些外围问题，从而使审判变得可管理。”我决定尝试第3选择的方法。
在拥挤的法庭上——陪审团也座无虚席——与各方会面之后，我决定关闭法庭的大门，将所有利益相关方安置在不同的会议室，并邀请双方首席律师到我的私人房间。我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了解案件的事实，而且知道你的立场的优势和劣势，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将派我的手下联系你们，到时要告诉我你这一方处理这个案件的计划。”
律师们对这个要求都表示吃惊，他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开始在画架上描述他们的提议。我开展了好几轮这样的会议。不是因为我想看到计划，而是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个人，一个领导者，一个有着第3选择思维的领导者。我在约翰·科普兰·内格尔身上发现了第3选择思维，他后来成为圣母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这位杰出的律师和法学教授曾写过关于美国环境法的书籍。但更重要的是，内格尔看起来没有攻击性，有能力却不冷漠，是一个天生的领袖。当诉讼双方制订了计划后，我让他做我的联络人。但我真正看重的是他解决问题的天赋。他回到我身边，对我说：“这是立场A”。然后我们共同想出一个比A更好的解决方案。当团队共同思考自己的解决方案时，就像我期待的那样，他们对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努力地思考过他们自己的第3选择。
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我让当事人和双方律师回来开了至少两次会议。每一次他们都会提出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而不只是简化问题。这都是因为第3选择思维的作用。
再也没有戏剧性的审判、拥挤的法庭和扣人心弦的媒体表演了，因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个长达数十年的诉讼彻底结束了。各方共同承担责任，修复损伤。黑鸟矿区的案件是一个成功故事。这是一个快速协议——第一个侧重于实现快速、高效修复的环境和解。清理由此开始，这是埃克森公司瓦尔德斯号油轮泄漏事故之前一次最大的清理活动，很快鲑鱼就能够回到曾经被黑鸟矿严重污染的河流里了。
如果不是这个解决方案，联邦法官还会在接下来的一年甚至数年在同样的法庭里继续主持该案件，听取议案、解决程序和法律问题，看着人们指指点点，听他们彼此指责对方有多邪恶，数百万美元的成本和费用将会投入进去，审理此案的法官也将会承受长期而艰苦的审判。一旦做出某个决定，上诉将会重现，接着又是一轮审判，而污染却依旧。我选择尽一切可能去阻止这一切，调动原则的力量，开启第3选择的创造过程。伟大的结果并非来自我，而是来自第3选择的创造过程，以及杰出律师们尚未释放出来的天赋。
第3选择思维者的目标不是报复，而是重建。说起来容易，但个人实践时却并不如此。如果有人真的伤害我们呢？真正的毁灭性罪恶是什么？如果是没有能力的人、疏忽大意的人或者有预谋的人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呢？难道他们不应该负责吗？难道他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吗？
他们当然应该付出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权保护我们的社会远离那些邪恶的或从事犯罪活动的人。但是，在美国法院只有1/5是刑事案件，其他都是民事诉讼。在最常出现纠纷和冲突的民事法律领域内，永恒的第3选择原则是最有效、最有益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协同思维者来说，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真正追求什么样的结果？”每个案例都是不同的。面对一个笨拙的不诚实的油漆工，承包商有充分的理由把他告上法庭，毁了他，让他再也没有工作可做。爱达荷州的人们以及美国政府有理由起诉给黑鸟矿区造成污染的所有承包商。但为何当初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尽快开采钴矿呢？本应防止破坏环境的监管者是不是也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呢？爱达荷州居民自身呢？当开矿给他们的政府带来大量财富的时候，他们不也很开心吗？在上述每种情况下，第3选择无疑都是并且总是最佳的选择。
南非人民也将第3选择原则运用到解决激烈的种族冲突中去。当纳尔逊·曼德拉于1994年当选总统并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时，长达数世纪的种族隔离、压迫和虐待在理论上结束了。但这些伟大的象征性事件并没有治愈种族隔离时期的所有情感伤害。那时候人们被赶进贫民窟，饱受虐待，无故被监禁，甚至就此人间“蒸发”。
南非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暴的威胁。有些新当权者希望效法著名的审判纳粹战争罪行的纽伦堡审判，去审判责任人。其他人则提出进行大赦，让过去的事都过去吧。
第32章 第3选择与法律(4)
对于善于思考的南非人民来说，两种选择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可能会因此获得正义，”大主教图图说，“但却是惩罚性的正义，可以让南非化为灰烬。”纽伦堡审判的方法可能意味着内战。“但施暴者也不能就这样被轻易原谅和遗忘……大赦是真正的失忆。”图图说，他发现大赦的选择同样不受欢迎。“没有人能够命令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过去远远不应消失或者平静，它会一直困扰我们，让我们难以忘怀，直到它得到妥善的处理。”
否决了两种选择思维后，智慧的南非领导人不停地问自己，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一个什么结果，他们未来想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经过多次的灵魂探索之后，他们认同了图图大主教所说的“‘第三条道路’……可以对个人大赦，但条件是他们要充分披露被赦免的罪行。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作恶者公开披露他们罪行的全部事实，他们就不会被起诉”。
所以，一个新的机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成立了。那些寻求赦免的人将在该委员会面前讲述他们的罪行。他们的受害者也有机会倾听并且说出他们的故事。然后，当各方都觉得每个人的真相已被告知和听取时，委员会将对他们予以赦免。
对于非洲之外的人来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看起来很奇怪，但它已经深深植根于非洲乌班图的传统中。图图大主教说：“赦免的第3选择是符合非洲世界观的中心思想的，即我们所说的‘乌班图’。”乌班图意味着，只有我完全看到并珍视你的人性，我才能成为真正的人。我不能妖魔化你却仍然称自己是人类，我不能随便将你看作没有人道的恶魔。
当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如果人们不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那么谈何正义？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第3选择呢？
我们认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符合了第3选择的标准。它具有独创性，超越了妥协。但最重要的是，它为人民工作。马克·格平指出：“他们只是想被倾听，并不一定要看到他们的对手被绞死。”每个人都需要被倾听，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能被倾听的法律过程。“法律不是虚设的，法律将人们的痛苦考虑在内。”有趣的是，那些被种族隔离制度伤害最深的科萨族人以及其他人，通常都很满意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解结果。一项重要研究发现：“非洲的南非人比欧洲的南非人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结果更加认可……科萨族人更容易接受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解结果。”
大主教图图回应了对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些批评：
当正义被理解为惩罚性正义，把主要目标放在惩罚上，这样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还有另一种正义，恢复性的正义……乌班图精神最关心的是裂痕的愈合，对不平衡的纠正，对破损关系的修复以及对受害者和犯罪者的重新安置。在此，应该给犯罪者重新融入被他伤害过的社会的机会…当人们努力去愈合、原谅以及和解时，人们需要的是恢复性的正义。
当一个民族能够与那些对自己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和解时，我们当然应该反思我们动不动就为一点儿小事诉诸法律的行为。
伸出和平之手
参加过1924年美国总统竞选的著名律师约翰·W·戴维斯谈到以调解为目的的法律时说：“是的，我们没有架桥，我们没有建塔，我们没有引擎，我们没有画画……我们所做的一切很少被人们看到。但是我们消除了困难，缓解了压力，改正了错误，还承担起了其他人的责任。通过努力，我们使平静的生活在和平的国度里成为了可能。”
在执业律师们的内心深处，许多人都想成为和平使者。但是麻烦的问题仍然存在：“我能靠此为生吗？”我们的经验和信念是，他们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律师：财务上的成功（单指一个正直的人靠迅速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赚取正当收益），与同事和客户的关系上的成功，做出伟大的服务和贡献的成功，健康和幸福的成功，在家里的成功以及生活上的成功。事实上，真正的成功总是可持续的，并且涉及整个人生。
至于我们其余的人——有史以来诉讼最多的社会成员，如果单单为了我们自己，则应该在每个冲突中寻找第3选择而不是发起诉讼。布雷顿村的村民完全可以坐下来喝杯茶，思考如何打破僵局。他们可以倾听，用真心倾听，理解彼此的担忧。他们可以协同第3选择的任何方面：免费为学校提供服务，志愿做安全检查，把滑稽表演转变为村里和学校合办，作为学生的学习内容，让学生们画布景、配音乐或做道具。他们可以选择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协同作用。他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强大、更完善的社区，而不是让自己贫穷，破坏友谊和传统。
如果你被卷入到严重的纠纷，你同样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积极或消极的协同作用，但你一定要做出选择。如果你拒绝第3选择，那么你可能选择了悲剧立场。你可能会身陷法律纠纷，如同一辆失控的火车，最终不过是一具残骸。我们不是建议你放弃使用法律手段——某些情况下绝对需要它——我建议你将法庭作为最后的而不是第一位的求助对象。一旦上了法庭，你将对解决争端的方法失去控制，除非你最后找到一个第3选择。
你可能会问：“当别人攻击我时，我怎样选择积极的协同呢？”虽然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思维，但是你可以从自己开始，即使是在敌对的环境中。你可以选择不被冒犯。你可以找到你的对手，用同理心倾听。这样你将会扩展自己的观点，你可能会发现单单用同理心倾听就能平息冲突。你可以坚持询问第3选择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有许多人互相有矛盾，最后他们通过法律程序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从而加剧了矛盾。我们向他们询问第3选择的问题。几乎所有的结果都令人震惊。持续困扰他们数月乃至数年的法律和心理上的问题仅仅在几个小时或是几天内就被解决。创造性协同能量的释放是难以置信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超越本性中“报复”的一面并寻找第3选择时，我们自身也赢得了尊重。也许这是违反直觉的，但我们心灵的安宁是建立在伸出和平之手的基础上的。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以牙还牙的老规律让人们受到了蒙蔽。现在该去做正确的事情了。”
在某个时刻，一个人、一个律师和一个法院可以完成从两种选择思维到第3选择思维的转变。这个过程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就从现在开始。约翰·肯尼迪的话证明了我的观点：“我们不仅要在当下，还要穷尽我们一生去思考和行动。”这让我想起了法国伟大的利奥泰元帅让他的园丁种树的故事。园丁反对说这棵树生长缓慢，一百年都不会长大。元帅回答道：“既然这样，事不宜迟，今天下午就种上吧。”
从教导中学习
·你如何解释当前司法系统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冲突的现象？这一趋势会给律师及其客户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亚伯拉罕·林肯说：“律师有着更好的机会成为和平使者。”这个机会是什么？为什么很多律师不去利用这个机会？
·法律实践能够被第3选择思维转变吗？如果能发生转变，在哪些方面呢？
·甘地在思想和心灵上发生哪些重大变化使他成为一名和平使者？这一变化为他及他人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描述博伊尔法官达成第3选择的协同过程。这一过程与正常诉讼议程有何不同？
·在某公司总裁试图应对一个高风险诉讼的故事中，他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冲突？他的方法可行吗？为什么？
·现在你在哪些关系中隔着一堵需要拆除的墙？
·承包商和油漆工的故事是如何将可能的消极协同转化为积极协同的？
·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领导人面临的两种不能接受的选择是什么？对他们提出的第3选择你怎么看？你认为他们的第3选择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在别人攻击你的时候，你如何选择积极的协同？
试试看
你有没有可能陷入对簿公堂的纠纷？开始第3选择吧，邀请别人一起加入。使用“协同的四个步骤”。
协同的四个步骤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你愿意寻找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如果答案是愿意，到步骤2。
2.界定成功的标准
在以下空白处列举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要点。成功是什么样的？真正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对所有人来说，“双赢”是什么样的？
3.创造第3选择
在以下空白处建立模型，画图，集思广益，逆向思考，迅速而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达成令人兴奋的协同之前，暂不下结论。
4.达成协同
在此处描述你的第3选择，如果你愿意，描述你将如何将其付诸实践。
四步协同指南
协同的四个步骤。这一过程有助于你发挥协同原则的效力。（1）表明寻找第3选择的意愿；（2）界定每个人心中成功的标准；（3）寻找解决方案；（4）达成协同。在整个过程中保持用同理心倾听。
如何达成协同
1.以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提问
在冲突或有创造性的环境中，这个问题帮助所有人放弃固执和成见，向着第3选择的思维模式发展。4达成协同
你在人们的兴奋与激情里识别出第3选择，新的选择符合成功的标准。注意要避免将错误性妥协与协同相混淆。妥协令人满意，但并不让人感到快乐。妥协意味着人人都有损失，协同意味着人人都有赢的可能。
第33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1)
每个人都想消除暴力、饥饿、疾病、无家可归和污染问题。每个人都想要他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与健康的世界里。然而，我们不用受困于虚假困境，我们不必等待社会改变，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改变。
多数情况下，事情的解决方法往往在人们认为已经别无选择、没有任何真正可替代的选择时出现。一旦情况发生改变，人们就会跳出故步自封的思维框架，去寻求第3选择。
——保罗·瓦茨拉维克
社会所面临的艰巨挑战，比如犯罪、疾病、贫穷、战争以及精神和环境方面的污染，就像社会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尽管我们与这些旧疾的斗争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进步，但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却并不均衡。
作为个体，我们可能会忽视远高于我们阶层之上的社会问题。也许会暗想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不可否认这些社会问题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它们对我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科学证据表明，无论别人离我们多么遥远，他们的苦难都会对我们造成伤害。“社会的苦难与肉体的痛苦一样，激活的是大脑中同样的疼痛感觉区域！人们的大脑被深深地烙上社会的印记，里面充斥着无数的社会回路（socialcircuitry）”。为了自身的幸福着想，我们不能埋头逃避，对周遭世界遭受的苦难视而不见。套用查尔斯·狄更斯的话，“人类才是你的事业，公众福利才是你的事业，要学习慷慨布施、仁慈怜悯、宽宏大量，还有心地善良”。
同样，你可以通过观察人们运用第3选择思维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学会将其运用到解决你自身的问题中。一直在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为和平而努力的马克·格平先生认为，社会冲突和个人冲突的唯一区别就在于二者规模不一：
敌对国家间的长期不和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太多的困扰和争执，个人及家庭间的斗争则对个人产生了深深的不利与消极影响。我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相似点。尽管规模和利害关系明显不同，但过程和结果是相同的。
虽然我们常常将挑战视为私事，但是它们通常既是个人私事，又是关乎全体的大事。
在“严峻挑战”调查中，被调查者认为“消除贫困和失业”以及“治理环境：土地、水和空气”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仅次于战争的最严峻的两大挑战。他们同样关注犯罪和健康问题。下面是他们的肺腑之言：
·亚洲中层管理人员：“我们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属于贫困阶层。就业不足，教育水平低下，基础设施不健全，债务繁重，政府管理措施不到位，腐败猖獗。”
·北美企业主管人员：“通常伴随战争、恐怖行动和失业而来的是贫穷，它催生了愤怒、憎恨、贪婪和妒忌，解决贫困问题是缓解社会矛盾最有力的措施。”
·拉丁美洲财务经理：“消除贫困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饥饿会逼迫你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丑陋、邪恶的事情。”
·欧洲IT（信息技术）经理：“在拥有如此多富人的世界里，贫穷应该不复存在。”
·亚洲商人：“看起来人们之间漠不关心，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整个社会只有自我，其他人都被遗忘了。”
·南亚商务经理：“贪污腐败是这里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最大障碍。”
·欧洲商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我们却过于贪婪。过度的开采利用将导致没有资源留给后代子孙。对于一个靠美丽的自然风光发展的国家来说，过度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导致这种经济模式无法长久维持下去。”
·北美律师：“如果没有健康，那么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欧洲经理：“预防和阻止互联网上的儿童色情作品……是当前欧洲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东南亚中层管理人员：“从全球来看，没有健康的环境，也就没有生命。因为我们污染了环境，这个星球将没有明天。”
每个人都想消除暴力、饥饿、疾病、无家可归和污染问题。每个人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与健康的世界里。人们需要做的工作已经足够清晰，但是我们的社会对如何去做这项工作存在分歧，这令人感到绝望。世界上存在着两大根本对立的哲学思想：左翼和右翼。大多数发达国家在这两种哲学思想间摇摆不定，如同鸟儿不知道该飞往哪个方向。而且，这种分裂正在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
巨大的分裂
艾伦·格林斯潘的一番话令善于思考的人忧心忡忡：“这个社会普遍的分裂状态越来越具有破坏性。”事实证明，政客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了。从右翼分子那里，我们可以听到以下言论：
·自由主义者！受不了他们，恨不得杀了他们。
·他们就像被宠坏的孩子，抗拒成年人的正当责任，还要求政府像父母那样一辈子都满足他们的需求。崇尚自由主义是一种精神疾病。
·自由主义者乐善好施，却是用别人的钱来借花献佛。
·自由主义是最具破坏性的，用征税和规范令我们失业，还用无用的、导致人懒惰的福利措施骗取选票。
从左翼分子那里，我们则听到以下言论：
·保守党吝啬、自私、贪婪。
·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无耻地剥削员工而发家致富的贪婪老板，你就会发现一群崇拜他及其自由市场天赋的保守派人士。
·保守党想要我们生病、不安、无助、绝望，只有那样他们才能在药品和保险的巨额投资中继续肮脏地敛财。
·保守党缺乏社会责任感、偏执、伪善，使人类蒙羞。
与此同时，在他们互相指责、辱骂、音调越来越高的时候，他们所讨论的社会问题在持续恶化。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不断滋生，医疗卫生成本飞速增长，失业不断增加，污染严重。夹在两派中间的大多数人不知道该相信谁，也毫无希望。他们这几年会相信这一派，隔几年又会相信那一派，天真地以为这一次也许会有所不同。然而，思想家们关注的似乎只是得到权力或者维持原有权力，而不是直视并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制造市场运行良好的假象以赢得选票，而不管这种假象是如何浮夸、不切实际。所以，他们为了激发热情所宣扬的意识形态频遭质疑。
当然，大多数人都是怀着真正有所作为的愿望来参与政治的，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就。然而为了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不少人会把对手妖魔化。几乎所有人都能从他们伪饰的言辞里听出他们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我们对他们”的心声。
不过，一旦我们超越愚蠢，就能找到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上述两种派别的哲学思想。
右翼的基本原则是个人自由。他们强调个人的责任，不信任任何限制个人行动自由的措施。因此，他们对社会行动甚至对“社会”一词本身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坚信自由的市场将自动消除社会弊病。令人尊敬的英国保守党派领导人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如此说道：
大多数人一直坚信一旦他们有什么困难，政府就有义务和责任去解决。
“我有困难，我将得到补助金”，“我无家可归了，政府得给我安排住处”，他们将自己的困难强加给社会。没有所谓的社会，只有单个的男人、女人以及家庭。
与之相反，左翼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社会责任。他们强调像在一个社区里那样工作，一起缓和社会弊端、分担社会压力和负担。他们怀疑保守党派的动机，因为保守党派通常经济富裕，并且似乎对捍卫特权比捍卫自由更感兴趣。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是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
我们必须停止思考独立个体，应开始思考对社会而言怎样才是最好的……我们都是各自家庭的一部分，抚养一个健康、快乐、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孩子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是的，需要整个村庄的努力。
这些都是具有煽动性的声明和主张。当与上述两位女性代表的派别思想不同的人们变成和她们一样时，此前的抗议和反对将转变为赞同和支持。毫无疑问，和你一样，我常常很钦佩和赞赏保守党和自由党两派的人。在教学生涯中，我的多数时间都在提醒人们他们是有权利的个体，他们被赋予了足智多谋、首创精神以及能够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的能力。同时，我也担忧这种无拘束、无限制的自我意识，担忧人们在追求个人目标时不关心整个社会的福利。
尽管有时候我会更倾向某一派的观点，但我认为这两翼的思想观点都是有缺陷的思维模式。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理想的社区行动包含依赖的成分。当他人介入你的生活并关心你时，你会变得没那么重要。作为个体，你将停止成长，你为这个社会贡献的潜能将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保守党派理想的个人主义也有独立的成分，这本身是有价值的。然而，独立性并不是最重要的。人们不会主动走向协同，他们一起工作时完成的事情远远超过各自独立时所做的。
两种思维模式之外的第3选择就是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人们既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还能够对彼此完全负起责任。当保守党和自由党以牺牲对方为代价宣扬各自观点时，拥有第3选择思维模式的人在寻求一种解决社会弊端的互相依赖的路径。当一些人毫无意义地争吵，陷入两种选择思维方式的僵局中时，另一些人则逐渐趋于协同。
互相依赖的君主
两千多年前，当印度的阿育王进攻和摧毁卡林加那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他发现自己处于碎石瓦砾中，周围都是伤亡人员，他对他所做的事情感到惊恐。值得称赞的是，阿育王将他的后半生时间都用来弥补他之前所做的错事。他宣布放弃征服土地的贪婪野心，并且从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致力于消除暴力和贫困。他颁布了数以百计的法令，将其刻在石头上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敦促着他的子民向着和平与繁荣努力，恳求他们成为令人尊重的、忠实的和纯真的人。
阿育王微服出巡，在他在位的后28年周游全国。从波斯到泰国，他跟民众聊天，了解百姓的困难，并且尽他的最大努力教导人们自力更生以及同情他人。据说阿育王统治的黄金时期是印度历史上最繁荣、最和平的时期。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提起阿育王时说道：“历史上成千上万的君主中，阿育王的名字像一颗星星一样熠熠发光”。阿育王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位试图去解决社会问题、没有因为野心和贪婪让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恶化的伟大君主。他教导广大人民按法则来生活，告诫人们有爱自己和爱他人的义务和责任。
阿育王的教义和我提出的协同思维是类似的。教义的两个主要方面是自律和慈悲，这对相互依赖的思维模式来说是最根本的。如果你拥有教义中的自律，你就将成为一种解决方法而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你认为自己具备能力，能够给予社会主动精神和内在资源，而不是向社会索取。如果你拥有教义中的慈悲，你就能看到别人的内心，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也将成为你的痛苦和欢乐。这就是雕刻在整个印度每根柱子上的伟大的阿育王的信条和教义。
当我为我自己的孩子祈祷时，当我祈祷他们今生和来世的健康与快乐时，我也在为所有人祈祷。你们不能理解我的祈祷有多么虔诚，即使你们中的一些人能够理解，你们也不会完全理解我的祈祷和渴望。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和教化下，阿育王这位卓越非凡的君主彻底变身，从拥有两极思维、攻击和杀害任何反对他的残忍、凶狠的一类人转变为协同的化身。通过设计公路、旅店、大学、灌溉系统、寺庙以及医院，阿育王成为了一名积极的为其人民着想和服务的社会改革家。他废除了惩治犯罪的暴力措施。法则精神的教化使得阿育王下定决心杜绝冲突，再也不发动和卷入战争。他是首个为保护少数民族和促进所有宗教间的和睦共处而制定法律的君主。按他所言，他甚至想象有这么一个协同化的宗教，包含了各种信仰的真谛。有证据表明，阿育王曾经派使者拜访希腊和波斯的国王，邀请他们加入，成为兄弟。
阿育王说过：“一个人行善前必定要经历一番苦难。”他用他的英雄主义思想来逃避两种选择的“我们对他们”思维模式的竞争，并寻求彻底的改变。一方面，由于每个人都在进行着是自由还是保守的激烈思想斗争，你的第3选择思维没有支持者；另一方面，在这场游戏中，双方在巨大的压力下都错置了自己的信仰。一个是政府，另一个是市场，它们都像天气一样值得信赖，但是你不能依赖巨大的、不可预测的、没有人情味的外在力量。作为协同的一部分，你可以改变它，但你不能支配它。你相信通过与其他足智多谋、聪明的人协同，你就可以开始创建一个理论家运用所有修辞都想象不到的新的未来。
一个社会能够健康发展，关键在于要使其社会意愿、价值体系和协同原则相一致、相吻合。这也是我对自由党和保守党之争并不真正感兴趣的原因所在。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实际要做的工作，即从第3选择协同理论不可思议的力量中发现能够真正消除社会弊端的创新精神。在本章中将介绍一些正在做上述工作的卓越非凡的人，他们正在消除犯罪、拯救个人以及改变荒芜的自然环境；他们正在治疗慢性疾病；他们正在向贫穷的老百姓灌输自强自立的想法和观念。
我们不是君主和国王，但是在我们能影响的范围内，我们同样能够做些好事。当阿育王在其庞大的帝国里艰难奋斗时，是协同的精神支撑着他。他需要直面不公正、贫穷、疾病以及精神上的折磨，他需要同他的子民商量，他可能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对上述问题他都给出了前人没有想到的解决方法。这也是历史学家们将他的统治时期称为“人类动乱史上最动人的一段插曲”的原因所在。两千多年后，另一位伟大的协同主义者莫罕达斯·甘地为印度指引了一个新的未来和方向，再一次将象征阿育王时代的法则视为新印度的标志。
城市的复兴
纽约城里百老汇街和第四十二号街的交叉处被称为世界中心是有充分理由的。庆祝胜利的游行、巨大的播放最新新闻的电子显示屏、新年前夜的拥挤人群，标志着时代广场是美国最大城市的心脏。作为一个世纪前娱乐区的中心，时代广场的周边地区曾经聚集过多家著名的百老汇剧院。奢华的阿斯特酒店如同宏伟的花岗岩堡垒般伫立。不夜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观光客。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引用琳妮·萨格林教授的话，这个曾经的伟大剧院区已经蜕化为社会堕落的象征，“性滥交、酗酒、吸毒、逃亡、乞讨、恶棍……肮脏污秽的道路取代了曾经的不夜街”。多数老剧院都关闭了，依旧营业的则夜以继日地播放色情作品。一个蔓延全美的问题足以令这个城市堕落腐败。“最差街区”的堕落由内而外，经济衰败，道德缺失。许多人担心这个城市最肮脏的地方会带坏整个文化。
第34章 社会中的第3选择(2)
现在情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曾经是社会弊端最严重象征的时代广场，再一次以焕然一新的形象闪耀光芒。如今，时代广场成为人们通过协同力量共同追求美好事物的象征。一位作家称之为“时代广场的精神与肉体复兴了”。这个故事教给我们，当我们下定决心打破两种选择思维模式转入第3选择思维模式的时候，我们该怎样改造我们的社会。
尽管许多人对时代广场的复兴做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但是几乎很少有人听说过复兴的动力来自一位拥有第3选择思维的人——一位叫赫伯·斯特茨的社会活动家。斯特茨是来自新泽西州的理想主义者，少年时立志成为一名作家，但是长大后由于太多的社会原因中途放弃了这一理想。斯特茨热爱童子军，大学毕业后就到童子军杂志《男孩生活》找了份写稿的工作。在一篇致总统候选人肯尼迪的信里，他曾建议肯尼迪创立一支全国性的青年军队。
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时只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斯特茨了解到纽约市的监狱里面关押着数百名因为太穷而支付不起保释金的少年犯。当斯特茨了解到美国宪法规定保释金不能过多时，他开始为帮助这些男孩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不久，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两种意识派别的挣扎中：把他的努力视为“假惺惺的自由主义”的“强硬派”，以及空有热情抱负但没时间没钱的理想主义者。
因此，斯特茨悄然推进，帮助青少年罪犯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从纽约法学院招收学生作为顾问。他们从男孩们那里收集数据，然后使用当时最流行的电脑打孔卡片为每个人保存档案。他们提交给法官的“40点”报告显示，被告中很少一部分人有潜逃的风险。他还向反对者证明了曼哈顿保释计划将为纳税人节省费用而不是增加开支。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保释计划只是赫伯·斯特茨事业的起点。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寻找第3选择，来帮助吸毒者、失业青年和课外活动计划中的儿童。他以他的天赋向人们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工作以及如何创造性地完成工作。斯特茨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看到两极世界中的第3选择。在他的自传中，他反对自由—保守党“肤浅、跳跃的思维模式”，主张以“权力下放、监管、多快好省”的可行策略解决众多社会问题。说起反对政府的保守党时，他说道：“有些人本身不希望政府去开展工作，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坚持政府不应该工作的立场。”但是他同样认为单单靠政府不能使社会发生真正的改变。
1979年，斯特茨首次以纽约市代理市长的身份参政。当时的时代广场已经是一个真正令人感到恐惧的地方，城里最古老的笑话就是“必须采取行动”。然而，斯特茨真的明确了要采取的行动，那就是“我们想要将梦幻带回到时代广场，改变糟糕的现状”。
“棘手的混乱”
当纽约市公布重建时代广场的计划时，设计蓝图让许多人为之震惊。整个地区将被拆毁，新建4幢摩天大楼，“这些摩天大楼整齐划一、千篇一律……体积庞大、古板、缺乏活力，与时代广场不相符……巨大的灰暗的建筑幽灵……将时代广场变成黑暗的井底”。不过，这个蓝图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激发了行动。
业主们立刻进行了多次法律诉讼，被征地的企业发出抗议，它们的效益很不错，为什么要被逼停业破产？另一方面，环保人士和城市积极分子也反对这一计划：它将使时代广场变成另一个没有个性的商业区。斯特茨也不赞成这一计划，他希望能够“维持时代广场的鲜明特色与活力”。
拥有时代广场周边地区大部分财产的西摩·德斯特家族是争议中的核心反对者，他们反对政府补贴私人开发。西摩·德斯特非常鄙视政府开支，因此他在第六大道上竖起一个巨大的电子钟，以秒记录美国债务的增长情况。纽约市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共开支来帮助想来该地区投资的开发商。尽管许多业主的目的是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最好交易，但德斯特家族则出于原则拒绝参与任何项目。
经验丰富的城市规划家丽贝卡·罗伯逊也卷入了这场棘手的混乱中。斯特茨聘请她为城市开发工程的负责人，她知道时代广场已经成为“纽约的腋窝”，但她同时也面临着令人着迷的协同挑战：如何整合数十个意见不统一的市长以及他们的选民阵营的主张，来为纽约共同创建一个新的心脏？
罗伯逊公开了城市的重建计划，并询问所有关心此事的人们：“你们愿意迈出一步，建立一个更好的、之前从没有人想到过的事物吗？”这个问题就是寻找第3选择的必要条件。
她召集了一次全市范围内的讨论，讨论神奇的新剧院区应该是什么样子。知名的开发商卡尔·维斯布罗德、第四十二号街上充满异国情调的餐馆主人珍–克劳德·贝克、强大的德斯特家族，还有决心把儿童剧院搬到第四十二号街的剧院导演科拉·察罕，以及环保人士、历史学家、艺术家、城市规划者和私人开发商都参与了讨论。
最终，多种看法达成一致，遵循众人共享的标准。“伟大的城市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的神话。”罗伯逊说。对于时代广场来说，它的神话则是源自“活力四射、华而不实、情色、动感的第四十二号街”、百老汇剧院以及像《百老汇旋律》和《齐格菲歌舞团》这样的经典电影。“我不想消灭那条街上的混乱和民粹主义，”她坚称，“一条干净的街道肯定是没有犯罪活动的，但我认为那个区域的神话就在于它的混乱和嘈杂。”对于罗伯逊来说，“美学应该有其第一要务……人们来到时代广场是为了看事物”。她的设想是保护天然的“刺耳、兴奋和人行道，每个人都有平等进入该区域的权利……它应该是一个动物园，应该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动物园，而不是凋敝的、人迹罕至的、被毁坏的动物园”。
罗伯逊的想象力为工程注入了新的灵感。一种不同的思维模式——第3选择——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了。正如作家詹姆斯·特劳博所说：“人们开始认识到第四十二号街不是简单的城市病，而是一个严重破损的娱乐中心。”成功的标准是明确的、取得了共识的，是时候让城市恢复到本来的模样了。
对娱乐公司来说，原计划并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计划。新的蓝图将打造“迪士尼和维亚康姆集团的形象”，这里有“最好的人行道，纽约最好的旅游市场……每年2000万游客，39栋百老汇洋房，750万戏剧爱好者”。新蓝图最大的创新在于：只要时代广场的开发商们能够恢复一家剧院，他们就能获得高额的税收减免。第一家恢复的剧院是新胜利剧院，“恢复了19世纪时的辉煌”。福特汽车公司之后出资将李瑞克剧院和阿波罗剧院还原成一个新的表演艺术中心。也许最重要的是，迪士尼公司同意将最著名的百老汇剧院更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剧院，在播放受欢迎的迪士尼电影之余进行现场表演。
广场的重生
德斯特家族依旧拒绝参与任何由政府补助的工程。但是，经理道格拉斯·德斯特开始思考过去的思维模式。一度是罗伯逊主要对手的德斯特通过诉讼申请获得了关于工程的一些秘密信息。他很快意识到，税收减免政策能够使城市开发成为可能。因此他放弃了原先的反对立场，并且提出自筹资金建立一座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型办公大厦：时代广场4号。谈到丽贝卡·罗伯逊时，他说：“我和她在法庭上对簿多年，那段日子很艰难。但是如今我们能够一起合作，实在是太好了。”
今天的新时代广场充满了激情和活力，每天都有很多的游客，巨型电子显示屏照亮了黑夜，复建后的辉煌剧院进行着现场演出。1980年新年前夜5万人在广场上欢度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由500盏水晶灯和旋转金字塔形镜子装饰的落球仪式表演，可以容纳百万人进行新年倒计时。你甚至还可以买到一个由乐高玩具公司生产的时代广场的模型。丽贝卡·罗伯逊说：“这是重生，这是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你渴望去的地方。”
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协同过程以及从时代广场的复兴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