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
寻找新的办公地点也颇费周折。开始找到华星科技大厦，这座新建的大厦冷冷清清，谢世煌等人看房时还被恶狗追身，但人家还不肯租给阿里巴巴，原因是阿里巴巴没有名气，当时只有一家香港的媒体报道过马云。搞不下来只好另外找，不是太贵就是地点不合适，找来找去找了两个月，又回到华星大厦，最后以相当便宜的价格租了下来。
华星大厦的一层楼有2000平方米,马云主张花200万把整个9层全部租下来，谢世煌坚决反对，说哪用得了这么大的地方？马云说谢世煌鼠目寸光。但其他员工也都反对，马云只好不再坚持，结果租了半层楼。
搬过去之后，空间的确富富有余，整层楼显得空荡荡的。但没过两个月，员工就突破300,刚租来的办公室又爆满了。不得已还得租，结果3层、8层、9层都有阿里巴巴的办公室。如果当初听马云的，整个公司就可以集中在9层办公。事实证明了马云的远见。
有时真理并不在多数人手里。有时民主决策也会错。马云说过，我很少固执己见，100件事里难得有一件。但后来我们发现，这1%的比例并不准确。很多时候都是马云做出决策，其他人（包括高层）反对，但马云坚持，团队执行了，结果发现还是马云对。这样决策的比例也许能占到一半。当然真理也并不永远在马云手中。
办公楼的装修由谢世煌负责。为了节省资金，小谢找了一家小装修公司。装修公司千方百计贿赂小谢，但无功而返。小谢说：“我怎么能背叛这个团队？添置办公家具报价40万，我只能给你20万，剩下的20万你要在我们网站做广告。就是要省钱。不管风险投资投了多少，那是他们的钱，我们要对他们负责任。”
装修华星大厦只是第一次，以后还有装修创业大厦，还有购买呼叫中心……阿里巴巴的当事人面对金钱的诱惑不为所动，面对利益的诱惑大义凛然。至今在阿里巴巴没有发现重大的受贿贪污案例，这的确发人深省。财务上的防范和制约制度肯定有，但阿里巴巴主要是靠价值观。诚信于团队和公司（其实公司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负责于投资人的钱，这是阿里巴巴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华星大厦办公室的装修很一般，与后来的创业大厦不能比。但搬到华星之后，大家还是有鸟枪换炮的感觉。
从湖畔花园拥挤的居民楼搬到华星大厦宽敞的办公楼，随着空间环境的变化，阿里巴巴创业者们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风波
阿里巴巴进驻华星大厦之后，开始了规章制度的建设，这是任何一个规范化公司无法规避的大事。马云把此事交给了负责人事工作的彭蕾。不久彭蕾把制度和流程起草出来了，但一贯彻就遇到了阻力。
也许阿里巴巴的创业者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充满人情味和家庭味的工作氛围，习惯了那种既像兄弟姐妹又像部队战友的团队氛围，习惯了那种不分彼此不分高低，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突然搞起制度、流程和奖惩来，大家一下子很难适应。
树欲静而风不止(2)
这一点连负责此项工作的彭蕾也很矛盾。但她知道推行规章制度是从一个创业团队转变为一个正规公司的必由之路，不推行公司很难发展，推行就必然伤害到团队的家庭氛围和兄弟感情。
最后规章制度还是强制推行了。
搬到华星之后，随着公司正规化建设的开始，划分部门明确分工都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有了部门就得有负责人，于是提干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在18个创始人中，第一批提干的有三人：孙彤宇、张英和彭蕾，职务都是部门经理。
于是原来的18个创业者分成了两拨：4个官和12个兵。从北京EDI时代起，这支团队就习惯了只有一个头，那就是马总，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兵。湖畔时代也是如此。到了华星时代，这种人们已经习惯了的现状突然改变了。
地位和职务的变化是一个原因，当时的职位也是与薪酬挂钩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搬到华星之后，公司大了，人员多了，原来的18个创始人见面少了，沟通也少了，再不是当年在湖畔花园一起睡地铺，一同吃盒饭，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时代了，于是误解和不理解越积越多，矛盾和怨气越积越多，终于爆发了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风波。
搬到华星不久的一个晚上，马、张、孙、彭之外的十几个创始人来到一家名为名流的咖啡馆聚餐。大家开始说好不谈工作只叙旧，不想谈着谈着就说到公司说到工作，所有的不解、疑惑和怨气都发泄出来，一直谈到半夜。团队里的老大哥楼文胜首先倡议：说了这么多，屁股一拍就走，于事无补，我们应该写出来送给马云。大家纷纷响应。于是由楼文胜执笔，大家补充，整整写出了一大张纸。
散伙之后，楼文胜回家将这份东西整理成一封写给马云的长信，然后发给了马云。
第二天傍晚，马云收到信后立即把18个创始人召到一起，大家围着圆桌坐下后，马云说：“今天大家不用回去了，既然你们有那么多怨恨，很多人有委屈，现在当事人都在，都说出来，一个个骂过来，想哭就哭，所有都摊在桌面上，不摊完别走！”
马云说完，十几个人接连发言，把昨天在咖啡馆里说过的每件事都说了一遍。矛头自然是指向马、张、孙、彭，但主要矛头又都是指向孙彤宇，以至于前一半的会有点像孙彤宇的批判会。
涉及马云的只有一件事：马云有一个亲戚（实际上并不亲），在阿里巴巴做程序员，但大家提出他并不称职。会后三天这个程序员就走了。涉及张英的也是一件事：一个黄页过来的人，做得不好，在一次淘汰谈话中，被张英保下来，大家提出这是走关系，还提出因为你是马云的老婆，大家会对你有不同的要求。
当时会上张英很委屈，事后证明张英的决定是对的。
针对孙彤宇的事则有很多，也可以说90%的事是针对他的。会上孙彤宇做了一些解释。孙彤宇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个性很鲜明。在北京EDI时，他就和张英吵过，后来又和盛一飞大吵过，此事引来马云电话过问。华星风波中大家对孙彤宇的猛烈批判，有些是误解，有些是孙彤宇性格造成的。所有这些跟孙彤宇的职务升迁并无多大关系。事后作为当事人的楼文胜和戴珊都认为，对孙彤宇的批判“有些事有点过”。
孙彤宇回忆：“这个会可以说是对我的批判会。在很长时间内我身上存在着跟大家沟通的问题。不是职位的问题，而是做事的方法，说话的方法，有时对人有伤害。那天晚上，我没有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方式，请大家接纳。那天我有很多委屈。但一个巴掌拍不响，大家没坏心。”
那次风波之后，孙彤宇还同程小咚大吵过，在马云的干预下，随后是一次男子汉式解决。毕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孙彤宇出任淘宝总经理后，他的性格改变多了。
那天的会从晚上9点开到凌晨5点多。那是一次彻底的宣泄，也是一次彻底的灵魂洗礼。会上许多人情绪激动，许多人痛哭失声。会上甚至有人说到离开，可是扪心自问，谁会舍得离开这个团队，这个公司？
树欲静而风不止(3)
整整一夜，这些跟随马云浴血奋战了少则两年多则五年的老战友，吵过、喊过、哭过之后，一切疑虑都已消散，一切误解都已消除，一切疙瘩都已消解。
当东方既白，一切都烟消云散，18个创始人的心灵像晨露一样纯洁。
华星风波的导火索是那封写给马云的信。事后吴泳铭说：“我们能写出来告诉马云，说明我们是一支很好的团队。”如果那14个创始人不这样做，而是任其发展，让误解和矛盾蔓延下去，那么18个创始人团队的分崩离析是早晚的事。
马云接到信后已经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立即召开会议，用他一贯主张的男子汉的方式解决问题。事后证明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马云主持了那次会议。但一反常态的是他在会上说话不多。会议快结束时，马云说：“其实现在很关键。60到80人时要分部门，有人会当官，会有政治斗争。以后阿里巴巴会有几万人怎么办？你们要学会欣赏对方，山外有山。你们现在无谓地吵来吵去，浪费时间，将来见面都很困难。将来阿里巴巴大了，你们有人在杭州，有人在上海，有人在欧洲，有人在美洲，想见一面谈何容易？”
华星风波发生在2000年初，5年之后，18个创始人的职务变化更大了。有人做了副总裁，有人做了总监，有人还是经理，也有人还是专家。5年之后，有人在阿里巴巴，有人在淘宝，有人在雅虎中国；有人在杭州，有人在北京，有人在美国，已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再过几年随着阿里巴巴的二次海外扩张，马云在那次会上描述的情景的出现是很自然的。
华星风波发生之后，类似的风波再也没有发生过。18个创始人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得以避免。5年之后，这18人依然都在阿里巴巴。虽然见面已经很难，但每年他们都要聚一次，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叙叙旧。
这真是一支很奇特很少见的团队！正因为有这支原始团队垫底，才会有阿里巴巴巍峨的大厦！
在中国20多年的民企发展史上，合伙人分道扬镳反目成仇的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有多少红极一时的企业败在内耗上，败在原始团队的分裂和倾轧上？
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团队为什么能走得这么远？也许真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在马云身边的这群人都是一类人。也许真的是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强大力量造就了他们共同的基因？
当初阿里巴巴创建时，马云断然决定把股份分给大家，此举让业界感到不可思议，连吴炯（阿里巴巴后来的CTO）都觉得难以想象。须知这18个人中有4个是马云的学生，当时他们都是刚毕业的“小孩”，其他人既无MBA的学历也无海外留学的背景。
然而，如果当初马云自己控股当老板，或者把阿里巴巴变成他和张英的家族企业（像江浙绝大多数企业一样），华星风波的表现绝不会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种形式，而在那个彻夜不眠的会议上，也绝不会有人敢向马云张英发难。如果那样，解决风波的办法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走人！
华星风波的产生和化解都是耐人寻味的。
事后马云做过如下的总结：“以前我们最为骄傲的是湖畔文化，但是现在我觉得最骄傲的是华星文化。华星文化正在孕育着阿里巴巴真正的新一代的文化。如果我们还是留恋湖畔创业，一种盲目的热情，阿里巴巴不可能得天下，不可能成为世界最伟大的公司。今天的华星大楼，正在滋生一个团队，价值观，一种企业文化。在华星正在涌现出许多比湖畔更精彩的团队和文化氛围。几乎每一个部门都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团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大家正在形成一个Team Work，我们的运营正在出现好的效用。当然也有怀疑华星的，有人在说我们在湖畔的时候有多好，每天干到凌晨四五点都不累。但这样我们能干多久？Savio说过，没有自己生活的人是不可能有Innovation的，不可能为公司创造价值。互联网必须结束个人英雄时代，必须进入团队发展。阿里巴巴最令人骄傲的是涌现了华星文化。我们不能再倡导湖畔文化。一个企业与一个人一样不能老是看到过去，我们应在这儿创造今天的华星文化，为3年、5年以后阿里巴巴的大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将华星文化散播到全国各地，散播到世界各地。”
和媒体有蜜月期吗？(1)
从1995年创办中国黄页时起，马云就与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互联网本身也是媒体，是新兴的第四媒体。
从1995年到2007年，马云创业的12年间，谁也说不清媒体给了他多少帮助。可以说没有中外媒体的帮助，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是无法想象的。
从中央电视台的樊馨蔓为他拍《书生马云》的专题片，到《中国贸易报》的“走近马云”长篇报道；从央视的“对话”，到央视的“经济半小时”到“年度经济人物”……没有媒体的宣传，马云的名声何来？阿里巴巴的品牌何来？
《福布斯》把马云送上了封面，尽管有福布斯风波，但这一个封面能抵多少广告？
马云可能是中国网站掌门人中最善于交往媒体利用媒体的人。
在阿里巴巴创业初期相当长的无钱做广告的时间里，马云正是利用中外媒体的访谈报道来为阿里巴巴公司做免费广告的。借媒体造势是马云的拿手好戏。
看过阿里巴巴推出淘宝网和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你就知道阿里巴巴利用媒体的本领已经炉火纯青了。
然而媒体历来是把双刃剑。它有影响力也有杀伤力。媒体暴力也给阿里巴巴制造过一些麻烦。福布斯风波只是其中一件。
在阿里巴巴的严冬时期，一些媒体做过负面报道。他们质疑阿里巴巴的模式，批评马云“假大空”，批评最多的还是阿里巴巴不赚钱。
在与媒体较劲时，马云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怕媒体联手骂我，反正我皮也厚了，抗击打能力也强了。正如人家骂我，骂我怎么样，骂阿里巴巴是不赚钱的。我对他们说，你说吧，阿里巴巴就是不赚钱，你想要把我怎么样？我自己在做什么我自己知道。这类责难与冤枉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但总的来说，媒体对于阿里巴巴的正面报道远远大于负面报道，媒体给予阿里巴巴的帮助远远大于它给阿里巴巴制造的麻烦。
也就是说，阿里巴巴与媒体冲突的时候少，与媒体合作的时候长。
虽然如此，阿里巴巴在利用媒体的同时还是要小心提防中国媒体的暴力。君不见，爱多、秦池、蓝田……多少显赫一时的企业倒在媒体的枪口下！
福布斯风波
2000年7月，老牌财经杂志《福布斯》把阿里巴巴评为世界最佳10个B2B网站之一，并把马云的照片登在了封面。马云成了50年来第一个登上《福布斯》封面的中国企业家。
《福布斯》杂志亚洲王牌记者贾斯汀·杜布勒5月上旬专程到上海和杭州对阿里巴巴进行了3天跟踪采访，6月中旬又给马云发来多达180个问题的事实核对单，并电话采访了马云在接受采访时提及的几位远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当事人。
贾斯汀·杜布勒和马云、100多名阿里巴巴的员工、他们的孩子、配偶、恋人一起去到杭州郊外的一个湖畔度假村过周末。杜布勒说：“我们在一条路面不好的公路上开了两个小时。当我们抵达的时候，所有的人正在痛饮啤酒或者中国茶。这是阿里巴巴的第一次集体出游。马云说公司发展得太快了，从18个人到150个人，员工工作很辛苦，大家需要休整一下并且互相认识认识。”
“马云是个天生的推销员。他曾经跟员工说：‘不吃苦不足以成大事，明天比今天更残酷。’员工非常爱听。”
“我在度假村见马云次数不多——他一直忙于给员工鼓劲。但我在回杭州的颠簸的车上和他进行了长谈。”
两个月后，杜布勒在昆仑饭店采访马云：“《福布斯》已经把你们评为世界前10名，你是否觉得第一个目标已经达到，阿里巴巴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马云回答：“《福布斯》报道我们是好事，但也给我们很大压力。本来我们可以悄悄发展，《福布斯》一登，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并没有把此事当成里程碑，也并不认为阿里巴巴的目标已经达到。阿里巴巴今天没有本钱骄傲，它今天才18个月，还是个孩子，只不过它比别人哭得响点，翻身多了点，有点古怪。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里巴巴下一个目标是让客户在网上赚到钱，并摸索出自己赚钱，持久赚钱的模式。”
和媒体有蜜月期吗？(2)
提起《福布斯》，马云仍有点激动：“最近阿里巴巴被《福布斯》评为封面，评为全球最好的B2B商业网站。但是，北京的一家很有影响的青年报，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刊登了一篇文章，含沙射影地说这个封面是我们买来的。”
文章出来之后，几家报纸还为此打起了笔仗。福布斯风波随之而起，传媒界和IT界一片沸沸扬扬。
马云向我披露了《福布斯》记者采访的经过：“我们在上海搞活动，《福布斯》的记者要来采访，我们同意了。这位记者跟了我们三天，问了我一大堆问题，后来又发来180多个问题要我答复。我与他谈话中提到的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朋友，他都去调查了。一个月后，在香港街上看到杂志，才知道《福布斯》把阿里巴巴评为全球B2B最佳网站，把我弄上了封面。”
福布斯风波刚起之时，柔中带刚从小爱打架的马云真有点按捺不住：“现在，我们可能要打一架，并且这一架要打得狠狠的，但不是为我自己或阿里巴巴。如果中国人都是这样看的话，中国的企业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如果是为了马云，为了阿里巴巴，这个冤枉我早就吞下去了。但是，如果是为了中国新兴的IT产业，我是要去打一架的。阿里巴巴要替IT产业去打一架，打到底，除非他们给个正确的说法！”
怒火中烧的马云甚至说：“大家都说，谁都不敢挑战媒体。我就是要去挑战媒体，我就要去跟他讲，媒体就应该客观公正。”
半个月过后，马云的怒气已消，再谈起《福布斯》，只是有些懊恼和感伤：“上《福布斯》封面没有料到。上《福布斯》封面是商人梦寐以求的事，就像演员拿到奥斯卡奖。把这样一个荣誉给一个18个月的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我们比谁都紧张。另一方面，50年来没有一个中国企业家上过《福布斯》封面，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人上了，都应该感到骄傲。”
“有些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企业，看不起自己的企业家。他们觉得好像我们上这个封面就有可能是假，其他的外国公司上这个封面就是真的。今天，我们正代表着一个新兴的产业，依靠中国人的智慧和艰辛努力，挑战世界，向世界的最高峰冲刺。在这个时候，有个中国人上了《福布斯》的封面，就被认为有可能作弊，这是一种悲哀。中国人把什么都看成假的，这个民族的心态有问题。”
马云和媒体的这个“架”为什么没打起来？一是媒体和IT界很快就会知道《福布斯》封面的运作原则和事情的真相。二是马云真的离不开媒体。
西湖论剑
马云不但善于借媒体造势，而且善于借活动造势。“西湖论剑”就是马云的一个绝妙创意。
马云小时习过几年武，是个金庸迷，自称风清扬。
当时阿里巴巴负责公关活动的是市场部副总裁Porter（中文名字是李博达），他是个地道的能说中文的美国人，来阿里巴巴前是北京奥美公关公司的总监。
2000年7月29日，Porter和马云在香港出差，一位记者发现马云喜欢金庸小说，就为马云和金庸安排了一个会面。那天，马云和Porter如约来到“庸记酒家”，马云见到自己崇拜多年的偶像，激动异常。那天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三小时里，金庸没说几句话，从头到尾都是马云侃。临别，金庸为马云手书：“神交已久，一见如故。”从此，两人成了忘年交。
几个星期后，马云打电话给Porter：“我有个想法，现在中国互联网的CEO都在打架，我想邀请金庸和新浪、搜狐、网易、8848的掌门人一起搞个西湖论剑，你看怎么样？”Porter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你疯了！这是不可能的！几个CEO之间关系都不太好，金庸又很难请到，你能不能给他们先打个电话，如果他们都同意，我可以协调。”
当时Porter生怕马云让他做这件事，也巴望着马云第二天就把这事忘了。
第二天，马云打电话邀请金庸，没想到金庸当即就答应了。马云再打电话给丁磊和王峻涛，两人都是金庸迷，一听金庸要来，立马答应。马云再打电话给张朝阳，张朝阳虽没读过武侠但也没拒绝。马云最后打电话找到了王志东，这位网络老大有点矜持。临到最后几天，王志东突然打电话给马云，说他有事不能来了。马云一听就急了：“哥们儿你这不是坑人吗？”于是立即杀到北京找到王志东谈了两小时，生拉硬拽把王志东搞定了。
和媒体有蜜月期吗？(3)
在Porter看来是异想天开的一件事，马云独自一人用了两天时间就搞定了。事后，马云对Porter说：“做Business就这么回事，想是可以想很多，但重点在做不做得出来。”马云一直把Porter这个公关专家当做老师，但这次却是学生给老师上了一课。事后，Porter说：“这件事让我学了很多。”
第一届西湖论剑的具体指挥运作落在了阿里巴巴新闻官金建杭的头上。
2000年9月10日，74岁的金庸来到西湖，前来赴会的还有新浪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8848的王峻涛。同时还有不请自到的上百名记者。
第一届西湖论剑会场上的横幅写的是：“新千年、新经济、新网侠”。
开场白自然是金庸：“我最近和张朝阳先生讲一件事。有一位老先生在几千年前，在钓鱼的时候用直的鱼钩，愿者上钩。这就是说他本意并不想骗人家上钩的。后来这位老先生慢慢走到东方，走到杭州，他不钓鱼了，他拿一个网撒下去，愿者上网。他不是故意骗人家上网的，愿意的就上来吧。有一次鱼在水里游，张朝阳先生看见很高兴。我当时问张朝阳，张朝阳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张朝阳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乐呢？所以今天这个会，我第一想表达的是：西湖上网，愿者上网，大家都快乐地谈。”
提出网侠的概念，把网络与江湖扯到一起，让中国网络江湖化也许是马云的有意为之。
结果那次会上，五位掌门人谈武侠多于谈网络。
王志东说：“100个人看金庸小说，有100个看法，我的看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经常做一种对比，我说如果用金老先生的手法来写一下中国的IT产业，肯定写得特别过瘾。”
张朝阳说：“从我做起，今天做起，刻苦学习金庸著作。”
丁磊说：“我走到今天，回顾自己创办这家公司，可能在小说当中只能比喻说有一定的功力，剩下30年人生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去寻找这样的武林秘笈。”
王峻涛说：“金庸大侠教会我们下面几个事情。第一，做人要有侠气。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是金大侠告诉我们的。不是有钱的人就会把企业从零做到大。金大侠告诉我们说，中华民族都承认英雄是侠客，是大侠。侠之大者，确实是没有钱，侠客不要钱，要钱的一定不是侠客。”
马云说：“五年来我什么书也没看，就看了一点金庸。我们公司招聘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只要对方对金庸的书感兴趣，八成的人都给录取了。我是外练一层皮，内练一口气。皮就是厚脸皮。别人怎样骂你，你也要厚着脸皮不理会。气就是理。有那么多聪明人加入公司，就像桃谷六仙把真气注入令狐冲体内，怎样才能把六道真气收为己用？真就是练气。”
五位网侠论剑的结果是每人得到了金庸手书的“笑傲江湖”。
当然网侠论剑，必然要论到网。会上谈到网络盈利模式时，王志东概括出四种：广告、收费、佣金和提供解决方案。其他三位不置可否。马云则表示：“看得清的模式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看不出你怎么赚钱的模式说不定最好。”当时的马云心中的赚钱模式也许还未找到。
会上也谈到了网站模式。除了门户网之外，有人看好B2C，有人看好C2C，唯独没人看好B2B。马云毫不心动，他还试图说服8848的王峻涛和谭智相信B2C和C2C没有前途。
第一次西湖论剑时，王志东、张朝阳和丁磊，被人们称为中国网络的“三剑侠”，马云的名声远不及这三位，阿里巴巴的名声也远不及新浪、搜狐和网易。那时人们提起网络总是联想到这三位，而马云这个中国互联网之父却常常被人遗忘。马云对此一笑置之：“我确实比他们三人更早投身互联网，但我不觉得，也不习惯，更不喜欢别人称我做中国互联网之父。这名字不应该是这代人的，应该是上一代的。况且互联网并不论资格，我不喜欢父，只喜欢子。”
和媒体有蜜月期吗？(4)
第一次西湖论剑之前，三大网站，三大掌门人的说法是有的，但并无五大网站，五大掌门人之说。而西湖论剑之后，五大网站和五大掌门人自然而然被业界和社会接受，虽然阿里巴巴当时的实力与前三名网站的实力相差不少。
西湖论剑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来自海外的阵痛(1)
马云作为一个企业领袖，多数时候很英明，有些时候甚至很神。
马云对互联网市场的感悟，对电子商务的感悟，很超前也很准确。
选择面对中小企业的B2B模式，与孙正义联手，果断采取B TO C （回到中国）战略，推出中国供应商和诚信通，推出“独孤九剑”和“六脉神剑”价值观，开展西湖整风和培训，直至收购雅虎中国的大手笔，这些重大决策都没有错，否则就不会有阿里巴巴今天的辉煌。
这些重大决策多数是马云一人做出来的，例如选择B2B模式和与孙正义联手等；有些是马云和团队高层共同决策的，当然决策时唱主角的还是马云。
然而马云是人不是神。他自己也坦然承认犯过很多错误，承认做企业犯错误不可避免，并把这些错误当作宝贵财富。马云说过：“几年来我们犯过好多错误，这些错误别人做也要一一犯过，这些错误就是我们的财富。”
阿里巴巴创业早期，马云有过重大决策失误，那就是过分追求国际化和过早实施海外扩张。
2000年曾被当作阿里巴巴扩展海外市场的关键年。1月份孙正义的2000万美元到账，2月份马云就率队杀到欧洲。“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杀过去。然后再杀到南美。再杀到非洲，9月份再把旗插到纽约，插到华尔街上去：嘿！我们来了！”这是当年马云的豪言壮语。
然而到了2000年9月10日，人们在华尔街没看见阿里巴巴的旗帜，人们却听见马云宣布：阿里巴巴进入高度危机状态。
这一决策的失误不仅使阿里巴巴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金，而且一度使阿里巴巴陷入绝境。
国际化
马云说过，阿里巴巴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这是千真万确的。
正因为国际化，正因为阿里巴巴同步推出了英文网站，才使阿里巴巴迅速获得国际声誉，迅速获得海外媒体的关注，这对于创业初期无钱无名的阿里巴巴很重要，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阿里巴巴处于“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状态。
然而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过分过早追求国际化更是对阿里巴巴的严重伤害。
为了适应国际化的要求，阿里巴巴一开始就把总部放在了香港（后来也一度放在上海）。阿里巴巴的香港总部很快就发展到几十人。其中有来自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人才，也有出身美国名牌大学的国际化人才，他们用美元发放的年薪都在6位数之上。
互联网技术发源于美国，最好的技术人才都集中在硅谷。阿里巴巴为了打造世界一流网站，把它的服务器和技术大本营都放在了美国硅谷。2000年5月，马云成功地挖来了雅虎的搜索器之王——吴炯。靠着吴炯的帮助，阿里巴巴的美国研发中心很快聚集了许多硅谷的顶尖技术高手。美国中心人数最多时有20多名，他们的开销比杭州总部200多人的开销多好多。
马云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东方的智慧，西方的运作，面向全世界的大市场。”他强调：“在公司的管理、资本的运用、全球的操作上，要毫不含糊地全盘西化。”
为了占领世界大市场，阿里巴巴继香港、美国之后，又建立了英国（欧洲）办事处和韩国办事处。阿里巴巴的韩国网站是一个合资公司，不仅推英文网站而且还推韩文网站。
为了加快海外扩张的步伐，阿里巴巴的台湾网站、日本网站、澳洲网站都在积极筹备中。
马云指出：“要做世界顶级网站，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宣称这是中国人做的，等于自缚手脚。虽然大陆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但它只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而已。阿里巴巴要的是放眼世界，挑战世界，真正做到打进全球市场。”
阿里巴巴就这样拉开了向全世界进军的阵势。在世界各地遍插红旗的感觉的确很爽。可惜当时的阿里巴巴还不具备走向世界的实力，它向海外扩张的战略整整早了5年！
中国的成功企业，海尔、联想、TCL……都是先在本土获得成功，先在国内占领了可观的市场份额之后，再开始国际化的。美国的雅虎和eBay也是先占领了美国市场然后再向世界扩张的。先本土后国际是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阿里巴巴超越本土直扑国际的战略显然违背了市场规律。
来自海外的阵痛(2)
国际化不是一个随意为之的战略。国际化是要有金钱和实力做后盾，有本土市场份额做铺垫的。
马云和阿里巴巴的高层当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国际化的一个战略？马云说：“互联网上失败一定是自己造成的，要不就是脑子发热，要不就是脑子不热，太冷了。”刚刚拿到2500万美元投资的马云是不是有点头脑发热？
阿里巴巴没把钱花在广告上，但它把钱花在了海外扩张上。
香港、美国、欧洲、韩国所有这些网站每月的花销都是天文数字，而所有这些网站又都是只出不进没有一分钱收入。
阿里巴巴的海外扩张始于2000年2月止于2001年1月。在这一年时间里，阿里巴巴每月烧掉近100万美金。吴炯后来回忆时说到：“当时钱烧得够凶的。”
由于马云的精明和算计，还是省下了不少钱。
2000年中，马云到美国。阿里巴巴专门聘请的专家为阿里巴巴制定了一个推广方案，这个方案的预算是1000万美金。吴炯说这个预算太高了，马云也觉得高，于是才下决心把预算减到500万。最后执行这个预算花掉了400万美金。吴炯后来回忆：“把预算减下来，我有功，否则2001年会更困难。”
到2000年底互联网泡沫破裂时，阿里巴巴的账上只剩下700万美元了。按当时的烧钱速度只能坚持半年多。
当互联网冬天来临时，风险投资商答应的新投资全部告吹。阿里巴巴近似疯狂的海外扩张不得不停下来。
豪华阵容
要打造世界一流网站，成为世界10大网站之一，必须用世界一流的国际化人才，这是自然而然的。
马云说：“阿里巴巴有个规定，凡是要坐主管以上的位置，必须在海外，如英国、美国等地受过3至5年教育，或工作过5到10年。”
他还说：“这是个死命令。一起创业的那18个人可以当连长、排长，但团长、师长以上的人，我通通从外面请。”马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2000年1月之前，没有钱的阿里巴巴也吸引了一些国际化的一流人才，例如蔡崇庆和雷文超。那时吸引人才，靠的是马云的个人魅力，靠的是阿里巴巴概念的力量，当然也靠股权。2000年1月之后，有了钱的阿里巴巴，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这次吸引人才，以上三条都靠，但也靠高薪。
马云1997年夏天就认识了吴炯。1999年10月，马云就邀请吴炯加盟。到了2000年4月，马云打电话给吴炯：“我现在有钱了。拿到这笔钱，最想买的是技术。我能想到买技术的地方是硅谷，想在那开一个研发中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不到一月，马云把这个雅虎搜索器之王招至麾下，请吴炯出任了阿里巴巴的CTO。
到了2000年的年中，阿里巴巴已经组建了一支超豪华的团队阵容。阵容之强大盖过了当时国内所有的网站。
请看当时阿里巴巴的核心团队：
马云：首席执行官
孙正义：首席顾问
萨瑟兰：顾问
蔡崇信：营运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吴炯：首席技术官
Sanjay Varma：副总裁、业务发展
雷文超：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
郑明道：资深营运副总裁
王烈：美国营运副总裁
Todd Daum：副总裁、市场与合作
George Chan：副总裁、互动服务
李琪：副总裁、中国营运
在这个豪华团队里，除了李琪一个“土鳖”外，其他都是符合马云条件的海外兵团。
以上只是阿里巴巴核心团队即决策层的名单，除此以外，在总监和经理这一层，在技术骨干这一层，阿里巴巴也聚集了一大批国际化的人才。
那时阿里巴巴可谓战将云集，精英荟萃。不要说在香港、美国办事处，就是在杭州总部，来自500强跨国公司和世界知名大公司的高管随处可见，世界级的网络高手随处可见，黄头发蓝眼睛的外籍员工更是随处可见。
来自海外的阵痛(3)
那时的阿里巴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公司。马云很为阿里巴巴的豪华阵容自豪，他说：“有很多一流的人才在阿里巴巴工作，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创业者。阿里巴巴是一支一流的团队，一流的投资组合，当阿里巴巴打进Nasdaq时,将是亚洲第一。”
在第一次互联网高潮中，世界大公司特别是传统大企业的精英往网络公司跑是潮流。吸引他们的是互联网企业先行者的商业奇迹和原始股权。这个潮流兴起于美国，也波及中国。当时马云到硅谷招人，吴炯找来一帮朋友，这些人听完马云的故事，一个个热血沸腾，都表示愿意从大公司跳槽到阿里巴巴。一支阿里巴巴美国研发中心的骨干队伍很快就形成了。当时的中国网络公司在美国硅谷招人就是这么容易。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无论是新浪还是搜狐，都没有阿里巴巴聚集的国际化精英多。虽然当时后者在国内的名气远不如前者。
可以说，2000年的阿里巴巴是中国国际化最彻底、国际化人才最集中的互联网公司。
这些国际化人才给阿里巴巴带来了什么？这些国际化精英在阿里巴巴的命运如何？
马云创办阿里巴巴不久，就提出“东方的智慧加西方的运作”这个理念，并且明确提出阿里巴巴在管理上就是要全盘西化。
没有这些来自西方的国际化人才，阿里巴巴的西方运作和西化管理是不可思议的。
平心而论，这些国际化的精英对于阿里巴巴的贡献是不能忽视的。
没有蔡崇庆，阿里巴巴财务的透明和国际化是不可思议的，没有2001年从GE（通用电气）引进的COO关明生，阿里巴巴管理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是不可思议的，没有吴炯，阿里巴巴技术的国际领先水平也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大量国际化人才的涌入也给阿里巴巴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文化冲突。外籍员工与本地员工的文化冲突在阿里巴巴的杭州总部表现得最为明显和激烈。这种文化冲突曾经一度变得难以调和。
二、不熟悉本土市场。许多外来高管因为不熟悉中国市场而工作成效甚微。
三、未能全部发挥作用。阿里巴巴引进的国际人才有一半并不是阿里巴巴所需的网络业界人才。加之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冲突，他们中许多人未能全部发挥作用，对阿里巴巴出力不大。
四、难以承受的人力成本压力。这是大量国际化人才带给阿里巴巴的最大问题。他们的加盟使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本支出陡然上升。当时一个美国雇员的工资是杭州雇员的十几倍。可以说，阿里巴巴千辛万苦融来的2500万美元风险投资，大半用来给国际化人才发工资了。阿里巴巴每月近100万美元的消耗主要用于此。这是阿里巴巴的不能承受之重！它几乎置阿里巴巴于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