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治满脸狐疑，但他开口说的话却与此无关：
“我一喝酒就难受。我现在不舒服。”
“小孩子可是不能喝酒的。”
听到我的责怪，健治高兴地笑了：
“是呀，以后我不再喝了。”
我举起了日记本：
“健治，谢谢。我明天再写给你。”
健洽露出害羞的神情。我们像往日那样并排躺在床上，但我的心还悬在半空，我不能确定健治是否看到了我的行动。我的身体一直绷得紧紧的。健治在我睡着后，会不会到处搜查呢？如果他发现了信，今晚就会杀了我吧？我看着躺在我身旁吐着酒气的健治，感觉他像个怪物，于是我将身体挪开，尽量离他远一点。
这时，健治对我喃喃道：
“阿美，我喜欢你。我要快快长大。”
“健治已经是大人了呀！”
我小声地反驳道。
健治摇了摇头：
“我与阿美一样，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我们一起长大吧！”
我没有回答，只要有白天的健治，那健治就是个大男人。为什么他不承认这一点呢？
这时健治望着天花板叹息道：
“今天帮谷田部办了离别会。那家伙和社长吵了架，辞职了。所以我跟谷田部喝酒去了。”
“那，谷田部先生已经不在这里了吗？”． 健治点了点头。我想拿回我刚才塞出去的信，但为时已晚。那晚我焦虑得无法入眠。健治也像是有什么烦恼，痛苦地翻来覆去。
漫长的夜晚过去了，健治顾不得在床上磨磨蹭蹭的我，迅速起身收拾准备上班。他在出房门前转身对我说：
“阿美，我今天不关灯了，你赶快写日记吧，午休时我想看。”
“嗯。”
我裹着被子回答。
健治就要出去了。他就要发现信了。然后他会回到房间来杀死我。我浑身抖个不停，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信被风吹走了吧，我开始乐观起来。于是竖起耳朵聆听着外面的动静：走廊上像往常那样传来微微的风声。我好不容易才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暖炉翻开了日记本。
“健治，给我写写以前的那个阿美。我觉得那个女孩十分可怜，假如健治就像诱拐我一样诱拐了那个女孩的话，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健治是个卑鄙的人。女孩子不是小猫小狗，也不是玩偶，不是你能任意操纵的。
我好想赶快回家，想见到爸爸妈妈，想去上学；也想和朋友一起玩，想去上芭蕾课，还想读书、游玩。健治怎么能毫不在乎地把我关在这里呢？”
一阵凉风扑打在我的脸上。是室外的空气！不可能的！我抬起眼睛，看见玄关的门开着，一个穿着灰色毛衣的胖乎乎的中年女人吃惊地看着我。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是茫然地望着她。女人鲁莽地走进屋来，久久地看着我的脸，然后抬高了音量：
“你等等，我去叫个人来！”
女人说完后，慌慌张张地夺门而出。
我还沉浸在昨晚的胡思乱想中，看到眼前的场景不由得叹了口气：是我脑子出了问题呢，还是我真的获救了？我走出门来，看着我从未见过的工厂二楼。
房间的外面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另一侧是镶着磨砂玻璃的窗户，转过头去，看见旁边有一扇木门大大地敞开着，像是谷田部先生住过的房间。我赤脚来到走廊上用力一踩，脚心传来一种新鲜的触感，那是与踩在榻榻米上全然不同的感觉。趁现在没有人，我走到谷田部先生的房前朝房里望了望。被我奉为神明的谷田部先生就住在隔着一张薄板的房间里，为什么我完全感觉不到谷田部先生生活过的气息呢？如果能听到谷田部先生发出的一丁点响声，我求生的欲望也会更加强烈吧。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另外，昨晚我塞出来的信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我走进已搬得空荡荡的谷田部先生房间。房间结构与健治的完全相同，榻榻米也同样都已变成黄色，显得肮脏不堪。就在健治摆床的那一侧，，在这边是壁柜。壁柜门开着可以看见里面，壁上贴的是胶合板。我把上半身伸进壁柜里，抬手取下了胶合板。这时，我看见墙上赫然凿着一个小孔！
我飞奔到走廊，震惊地果立着不能动弹。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眼泪涌了出来。我刚从黑暗的房屋里突然来到光明处，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的冬日的阳光刺得我的视网膜难以忍受。“我获救了！”我无数次地这样想着，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了新的屈辱，泄气的我一下子瘫在走廊上。这个瞬间，并不像我无数次幻想过的那么富有戏剧性，而是慢慢地让我陷入了混乱之中。
过了一会儿，楼梯上传来了慌慌张张上楼的脚步声。一个穿着与健治相同工作服、略显老态的男人，与刚才的那个女人冲上楼来。看见我以后，两人窃窃私语起来。楼下，由健治操控的机器还在若无其事地响着。
残虐记 2
我自从十一月十三日遭到诱拐后，经过一年一个月零两天后获救了。发现我的那个女人是社长夫人。听说她来整理谷田部住过的房间时，看见健治房间的电表在转动，心想：是不是漏电了？于是拿来另一把钥匙打开了房门。吝啬的社长夫妇最近正为了健治房间电量的增加而大为光火。所以我的获救可以说是因为谷田部，也可以说是因为白天浪费电力，事出意料地获救了。
夫人叫来的是健治一直恶言相骂的社长。两人胆怯地望着我，满脸困惑的社长用讨好似的声音问我：
“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这里的？”
“一年前。”
我刚好经过了春夏秋冬四季，所以我猜想刚好是一年左右吧。
“喂，说不定……”夫人突然脸色一变，一把抓紧了社长的衣袖。 “说不定是那个M市失踪了的孩子。”
“什么！”社长突然狂叫出声。他指着远处： “你父亲是在那个寿太郎食品厂工作的吗？”
他手指的地方似乎就是父亲工厂的方位，我点了点头。社长双手抱头，一副倒了大霉的模样。他头发稀疏，手指上有不少粗茧，而且指甲里满是污垢，与健治的一模一样。不同的是他长满了黑色体毛的手腕上，套着一根粗粗的金链子，在阳光下闪着光。
“听说你父亲工厂的工人们甚至浚河搜寻你，完全没有想到你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浚河”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感受到父亲工厂的工人们曾寻找过我，这让我觉得很欣慰。我突然想起父母来，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终于能回家了！这个想法让我安下心来。
“你，被健治带来，一直都住在这里吗？”
女人代替男人发问，她的语调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含有一丝惊恐而显得有些高亢、尖锐，仿佛在说“自己家怎么出了这么一桩了不得的事”！而且，她的那句“一直都住在这里吗”，听起来就像是我自己愿意在这里待下去似的。我觉得很不高兴，便放低声音回答道：
“是的。”
“我去叫警察来，你就待在二楼！”
两人争先恐后地踏着纷乱的脚步下楼去了，就在这时，先前还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戛然停止了。一定是社长对健治说了些什么吧。不一会儿警察就会到来，我就能回家了。这个突变让我忽然觉得大为轻松，竟开始有些恍惚起来。突然，我想起还放在桌上的交换日记，就赶忙跑了过去，胡乱撕下写有字的部分，尽量折成小小的一块放进裙子的口袋里。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与健治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在前面曾写到“那时只有十岁的我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体力与意志，即所有的能力来寻求活下去，我要想尽办法记录下那时的经过”。但是，除了当事者以外，又有谁能理解十岁的我与健治之间的战争呢？正因为我是十岁的小女孩，大人们总会认为我必定成为成年男子的玩偶。我曾经驳倒过夜晚的健治，这一说法又有谁会相信呢？那时我虽年幼，但已意识到了让人理解自己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一开始我就产生了无法控制周围一切的无力感。所以无论是在接受警察的询问还是接受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时，对日记一事我都缄默不语。似乎健治在供词中也不曾提及日记之事。法庭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交换日记的记录。健治与我之间的交换日记，仅仅存在过两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因为我持有它，所以准确地说，是我把它销毁了。
“在警察来之前，我必须把壁柜中的小孔堵上。”这个想法让我又赤脚来到走廊，回到了谷田部的房里。让它成为永远的秘密吧！我像神明一般崇敬、盼望、想得到他的帮助，而每天奉献着我的祈祷的谷田部先生，原来竟是个帮凶！这个事实几乎把我彻底击溃了。
那个小孔在健治床铺的上方，我试着透过小孔去看健治的房间。眼前出现的空间就像是一个小小的舞台，被惨白的日光灯照射着。就是透过这里，谷田部每天晚上都乐滋滋地观看着我与健治的生活情景——白天除外，因为白天他是不回来的。
突然，一个可怕的猜疑浮上心来，就像考试时一道难题被轻而易举地解开而让人不敢置信。我想白天自慰、夜晚与我和谐相处的健治，一定知道谷田部先生在隔壁窥视着这里。想到这里，我竟忘了堵塞洞口，飞也似的跑出了谷田部的房间。
我站在冰冷的走廊上发着抖，等着警察到来。我已经无法再看健冶那肮脏的床，呼吸那室内污浊的空气了。白天的健治、夜晚的健治、熏黑了的水壶、从未洗过的床单、鸭形便壶、壁柜里的红色书包，还有谷田部房间里的窥视孔……够了！够了！一阵风吹来，谷田部房间的门“啪嗒”一声关上了。我捂住了耳朵。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作呕，一切的一切都在玷污着我。当我稍微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正猛跺着脚，高声狂叫着：
“脏！脏！脏！”
突然，我感到左脚心里扎进了什么东西，赶忙停止跺脚，抬起脚来一看，是一个螺旋形的小铁屑扎进了脚心，血涌了出来。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因为我内心的痛楚、内心的滴血早已超越了肉体的痛苦。
警车拉响警笛朝这边驶来，在工厂门前戛然止住。楼下传来男人们的怒吼声，谩骂声以及推挤，碰撞声。 “啊啊，健治被抓了，真是活该！”我在楼上朝下张望着，看见满是油污的水泥地，以及悬挂在天花板上粗大的铁链前端的钩子。
我打算自己走下楼去，于是伸手抓住楼梯扶手。就在这时，一个年轻警察正飞奔上楼来。我们四目相对，我看见警察的眼里充满了惊讶与怜悯，那个表情我至今难以忘怀。我不知道我当时的面容、身姿是什么模样，只见那个警察呆立不动地望了我一会儿后，才心痛似的低下头跑了上来。
这时，我再次感到了屈辱，因为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不负责任地散发他们的同情心，他们会随心所欲地猜想：这孩子遇到了什么遭遇呀！有人会问，孩子懂得那么复杂的感情吗？这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人比孩子对屈辱更敏感了，因为孩子在受到屈辱时，不具备排遣的方法。
在我被救出来之后，屈辱就长期地伴我左右了，不久竟像皮肤一般覆盖了我的全身。当警察用茶色毛毯包裹住我的身体时，当为了挡住来看热闹的人们好奇的眼光而把警服罩在我的头上时，我都感到了屈辱。警服不仅阻挡了人们好奇的眼光，也让我远离了想看我最后一眼、跟我道别的健治。听说健治在被捕时曾因大叫“我必须跟阿美说再见”，因而遭到了警察的痛殴。我再也没有见过健治，而在这次事件中我感受到的屈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厚、变硬，最后变成角质层似的，保护着我。
大批爱看热闹的人来到K市警察署，而在警察署内发生的一切是如此的纷繁复杂，已远远超出了我记忆的容量。首先，人们让我待在警察署顶楼的一间和式房间里。不知道这个房间是用做来什么的，十分宽敞，神龛上装饰着很像是献给遗体的阴郁的白色菊花。我身裹毛毯坐在里面，一个年轻的女警官陪着我，她的脸因长满粉刺而变得红红的。
“已与你爸爸妈妈取得联系了，他们待会儿就会来。听说你父母都高兴得哭了，你能获救真是太好了！”
这位讲话直率的女警官拿出橘子水给我喝，我就像是一头饿极了的野兽一样，咕嘟咕嘟地一口气把它喝光了。久违了，橘子水的甘甜与独特的酸味！我不禁流下了眼泪。而这位女警官也陪着我在一旁哭泣。
“真是可怜！你真是受罪了呀！”
这时，穿着白袍的医生与护士急匆匆地进来了，那位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满头白发的老医生站在我面前，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我的营养状况十分糟糕，体重减轻了十多公斤，并出现了贫血症状，另外，我从四年级开始出现的生理现象也停止了。
医生把冰冷的听诊器放在我的胸脯上：
“有没有什么地方感觉不舒服？”
我摇了摇头。
医生看着我的眼睛劝导我：
“不用害羞，我是医生嘛。不管讲什么都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感到医生的话里有一种压力，似乎在劝导我说一些性方面的事。还说“不会告诉别人的”，那是谎言，他一定会跟警察报告的。我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于是低下了头。我在健洽那里遭受到的一切是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何况我即便说了也没有人会理解。我是如此的绝望，他们为什么还要强迫我说出来呢？
看到我为难的神色，护士与女警官对望了一下。
“那，慢慢治疗吧。”
“什么意思？”我不由得抬起了头。
上了年纪的护士拉过我的手，放在自己的两手间轻轻抚摸着。
“你被坏人诱拐了，大家都很担心他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什么是‘什么不好的事’？”
大人们咽了口唾液，面面相觑。
“比如说，下流的事啦，等等。”
女警官终于说了出来。
我紧闭双唇，低下了头。
医生抚摸着我的头问：
“这个肿块是怎么回事呢？”
“被打的。”
女警官眼睛一亮。
“为什么会被打呢？”
“我说我想到外面去，就被打了。”
女警官的情绪变得很激动，她征得护士同意后说：
“无论是谁都想逃跑呀？竟然如此粗暴地对待、殴打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他真是个卑鄙的家伙。对吧？”
那时我不清楚“粗暴”这个词代表什么，心想那就是指暴力吧，于是我没有反驳而点了点头。女警官见我点头，以为我是答应了，便记了下来。其实我头上的肿块是我向谷田部求救时被打的，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相。我暗下决心不告诉任何人关于谷田部的事。
医生指着我的衣服要我穿上。
“住院几天好好休养休养，多吃饭、多看电视，早点恢复健康就能去上学了。”
我的衣服在这一年间从未洗过，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为什么在健治那里我竟会毫无察觉呢？一定是我身上也有相同的异味吧。我将毛衣放在鼻子下方用力地嗅着。不知什么时候医生与护士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与女警官。女警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道：
“犯人十分可恨吧？想让他被判死刑吧？”
我点点头，女警官的愤怒显而易见。
“所以啊，你还是讲讲他对你做了什么吧。如果不愿意说的话，也可以，不过我们还是想听听事情的真相。那样的话，犯人就会被关很长的时间。”
我叹了口气，如果说到白天的健治与夜晚的健治的转换，那谷田部偷看的事也不得不说了。我还没有余力去思考健治该判什么样的刑责，当时更加困扰我的，是我不知道如何面对我所受到的屈辱。
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身着深蓝色毛衣的中年妇女，她叫木，是位精神科医生。木看了看我后说，我看起来很疲累，等住进医院后再来，于是就离开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总是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呢？
拉门“哗”的一声被拉开了，爸爸妈妈与两名便衣警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泪流满面地扑向我。
“景子，太好了！太好了！”母亲抱着我号啕大哭， “我一直都相信你还活着！”
这时，母亲似乎闻到了我身上的异味，瞬间露出惊讶的神色。
“唉，真是畜生！竟然近在眼前我怎么就不知道嘛，我好后悔呀！怎么就没能早一点救出你呢？我要杀了那家伙！”
父亲也在痛哭流涕，他不断地向刑警及女警官致谢。我在母亲怀里侧目望着父亲，心想：爸爸妈妈原来是这样的人吗？母亲像是瘦了一圈，眼睛、面颊的线条变得坚硬，声音也更低沉了。父亲的脸也变得细长，显得寒碜，他抽噎的样子像个小孩。即便如此，父亲也比平常显得更有气势。总之在一年后，我与父母重逢时已有了不协调的感觉。
那天黄昏，我在父母的陪同下离开了K市警察署，住进了M市内的医院。健治怎么样了？没有人提及过此事，所以我无从知晓。
在医院里诊断结果为：营养不良、贫血、脱水、头部轻微的殴伤以及冻疮，等等。我住进了特殊病房，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治疗。体力恢复得很快，但同样快的是，我的每一天变得更无聊了。住院期间红脸蛋的女警官与母亲竞相前来探视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身体状况及精神状态。另外，在警察署的和式房间里见过的那位名叫木的精神科医生，也像是估量到我的身体已经恢复，开始来医院看我。那时已到年底了。
“你好！气色好很多，真不错啊！”
我第一次见到木时把她看成是个朴实的中年妇女，但在明亮的病房里，我才发现木只有三十多岁，还未到中年。那天她穿着一件绿底红花毛衣，那种色彩的搭配让我很眼熟。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啊，原来如此！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有些季节已经失去了。那就是在与健治生活期间，毫无知觉地度过了圣诞节、新年、女儿节。对我而言，与健治在一起的一年是没有任何节日的平淡的一年，有的仅仅是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以及气温的变化。
“这个送给你，祝贺你康复！”
木递给我一只毛绒绒的小玩具熊。唉，我是个有着小孩面容的老人了呀！我不是很高兴，但还是道了谢，随手把熊放在旁边的桌子上。木好像并不介意，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离我不近也不远。我心里不是很高兴：她对距离的掌握也太微妙了嘛。我阖上漫画书，摆弄着母亲要我穿的粉红色睡衣袖口。
“晚上睡得好吗？”
我点点头。
她极有耐心地微笑着，等我开口，但我已下定决心什么也不说。木是一个想透过我的语言体察我内心世界的人，但是，只有经历过同样遭遇的人才能治愈我的心。十多分钟过去了，我依旧沉默不语，木站起身来，温和地说：
“我下次再来。”
木再次出现在病房里时，已是新年。医院餐厅没有年糕，所以我与母亲说好从家里带些年糕来。那天我正迫不及待地等着母亲的到来时，木来了。她给我看了看她大衣肩上残留着的一点点雪，说：
“这里真暖和啊！外面下着大雪呢！”
“我知道。”
我把眼睛转向窗外，却不能保持长时间的注视，久违了的雪景就像获救那天射入眼睛的阳光一样，很快就让我的眼睛疲累了。
“来，这个给你。昨天在文具店买的。”
一本有小猫图案的日记本，这让我想起了与健治的交换日记，那本日记本我还偷偷地保存着。木是不是知道了日记的事？我有些不安。木的眼中瞬间闪现出好奇，但随即又消失了。我感觉她眼中的光芒是发现了猎物时的光芒。于是从这天起，我对木完全关闭了心灵之窗，只要木一来，我就不说话了。
我反而与那位心直口快的女警官更亲近了。她叫泽登加代。泽登从本地的私立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期盼已久的警官录用考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泽登骄傲地讲起自己的这段历史。为什么说是期盼已久呢？听说那是因为她父亲、叔叔、哥哥们全是警察。泽登除了脸蛋有点红之外，长得还算眉清目秀，但身材就上不了台面。她身材较为粗短，十分结实，还有一点o型腿，所以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只面目端庄的螃蟹。但泽登似乎并不在乎她的身材，我与她混熟之后，她常常在我枕边摆出职业摔跤运动员的姿势给我看，还说要是不当警察的话，就会去当一名女子摔跤运动员。
把陪伴我的任务交给泽登，是县警察局采用的苦肉计，他们苦于对这起儿童长期监禁案无从下手。M市的警察对K市的搜查完全是敷衍了事，而K市的警察又摆出一副与我无关的样子。对长期监禁一事，县警察局指责说双方都有责任，于是侦察的指挥权便放到了县警察局。所以他们对我是小心翼翼的，因为他们手上可以说没有一个认真对待该案件、细致地进行搜查、严密地进行调查的人。虽然也有刑警前来询问我，但总有父母在旁边陪伴，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说，刑警也就认为我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也没有认真问过我什么问题。唯一问过的是关于阿美的事。
“听说景子被健治叫成‘阿美’， 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你知道的话，能否告诉我们？另外，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太田美智子’的人？是小学二年级左右的学生。”
我摇了摇头，反而问起健治的情况来。刑警们使了使眼色，说声“景子不用担心”，问话便结束了。我无计可施，便决定从泽登那儿了解一些关于健治的消息。
从泽登那儿得来的消息全是些奇怪的事情。例如，警察们并没有发现深深刺痛我心灵的谷田部房间壁柜里的那个孔，谷田部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警察为了从谷田部那里了解情况，出动大批人员到处搜寻他。可是不只是在K市，就连附近的村镇，谷田部也都仿佛是突然蒸发了。而且谷田部这个名字竟是个假名，社长夫妇的工厂因工作条件恶劣，能雇用到的只能是像健治那样小时候就被抛弃的属于社会边缘的人，以及像谷田部那样既不知以前的经历也不知真名实姓的流浪汉。
“谷田部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泽登一边啃着苹果，一边考虑如何回答我，苹果是我的级任老师和校长来探望我时送来的。那位女级任老师一边抽泣一边说： “咱们已经是五年一班了，大家会帮助景子学习的。”我想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里我是如何“学习”的。
“没有照片，不是很清楚，听说是个微胖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耳朵听不见，左手小指缺了指尖，所以怀疑他以前曾是黑道上的人。”
我开始想道：我要去把谷田部找出来。健洽被逮捕关进了监狱，谷田部长期窥视我取乐，现在他竟抛下我们消失得无踪无影。我不能原谅他！我幼小的心灵燃起了复仇的怒火。
“景子为什么想见谷田部呢？”
突然被泽登问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你想想，就住在隔壁房间，为什么不来救我呢，我想起来就觉得很过分。”
“他耳朵听不见，所以没办法。”
泽登是个一根筋到底的不拐弯的人，她从不会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因素”。我却与她相反，我在思考事物的表象时，还会想到“除此以外”的更深层部分。所以，这也是我与她相处甚好的原因Ⅱ巴。
一天，泽登带着一副因紧张而僵直的神情来到病房。恰好母亲回家了，我正感到无聊，于是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你会害怕的，木医生说不能告诉你。”
“告诉我吧，我不会害怕的。”我满脸认真地说。 “我不会告诉木医生说我问过你。我保证！”
我们俩变得日益亲近之后，泽登总是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她的警察身份。看到护士与我友好地讲话时她也会嫉妒，所以我深信她是唯一真正同情我的人。
“景子的这桩案件可成了大案子了，记者全都来了，外面闹成一团。昨天在工厂的后院发现了大量的猫狗尸体，里面还有一具女孩的尸体。”
“那，那就是‘太田美智子’吗？”
“还不清楚。”泽登谨慎地答道。
“健治是怎么说的？”
“听说，他招供说那是‘太田美智子’。”
“‘太田美智子’。”
“看，果然是这样。”
“可是，那具女尸是个十八岁左右女孩的。”
我惊恐地叫出声来。更奇怪的是，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报道过有一个叫“太田美智子”的女孩失踪。另外还有一桩不明之事：我塞到门外的信到底是谁拿走了呢？最有可能的人就是谷田部，一度出去又再次返回的谷田部。其次是健治。但是，假如真的是早上去工厂的健治捡到了那封信，他是不会对我保持沉默的，因为那是白天的健治。可是那天早上，他允许我开灯，可见健治发生了某种变化。如果真是那样，健治的确是在帮助我。那就是说除了白天的健治、夜晚的健治之外，还有一个善良的健治，以及一个杀害了“太田美智子”的凶残的健治。
“总之，健治的头脑有些不正常，要想查明案件真相还真是棘手呢。”
健治的头脑真有问题吗？我对泽登的结论很是怀疑。
“你觉得健治真的不正常吗？”
“那还用说！竟然诱拐小女孩……”后面的“加以施暴”被泽登咽了下去。那是因为泽登对我的了解越深，就越能察觉到我内心深处的伤痛。
“景子，健治有没有对你做过下流的事？”
“没有。”
我脑海里却闪现出了健治让我脱光衣服，以及我紧闭双眼咬紧牙根的情景。
泽登松了口气似的说道：
“真幸运啊！以前曾经还有孩子因此而怀孕呢。”
“健治很善良，而且一点也不笨，还会写文章呢。”
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有意隐瞒那段与性有关的事实，我不由自主地讲起夜晚温柔的健治来。
“你怎么知道他会写文章呢？”
“在新闻报道上面看到过。”
“哦？”泽登理了理制服上的皱褶，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接着我们聊起了我出院的事。刚才差一点就暴露了日记的事，现在我松了口气，顺口说道： “我想早点回家。”但这句话是否真心，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因为我预感到自己与父母之间已产生了不和谐，回家后一定会变得很奇怪的。
第二天，木突然来了，没有预约。她手里拿着黑色外套，像以往那样微笑着坐在椅子上。之前她每次来总会带一样小礼物来，但今天是空着手来的。
“听说要出院啦，景子，出院之后继续到我的诊所来吧。”
“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管怎样，我的受害程度还未明了，不管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唯有这一点是父母、警察、医生都不能插手的领域——只要我不说的话。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决定对此永远保持沉默。那我们以后就看谁更有耐心了。
“有一个名词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通俗地说就是指受到极度打击后，人的心受伤了。假如不彻底进行治疗的话，不管经过多长时间都有可能突然出现症状，很可怕的。我想，景子如果有这样的外伤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把它治好，好吗？你一定要相信我。”
木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你不愿意讲也没关系，上次给了你一本日记本，试着在上面写点什么。”木转过头来： “不喜欢写吗？”
“不是不喜欢……”
“景子看过健治写的文章吧？”
这时，我像是解开了一个谜：木与泽登是同伙！泽登与我接近而向木提供情报，大人们全都在拼命地想探寻我的秘密，不，是我与健治的秘密。我感觉我处在无助的境地。那境地在我喜欢时可以自由来往，也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没有人能理解我。我第一次感觉到被健治诱拐而获得的体验是孤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和谁在一起，都只会让我更孤独。
由于发现了尸体，健治又多了一连串的嫌疑：连续诱拐女童、杀人弃尸。这样一来，警察又把我的证词看得很重要了，听说由于我没有说出事件的核心部分，对健治的审讯便是极端的严酷。但是，健治也几乎什么都没有说，说“是阿美自己来我家的”。健治所说的“阿美”是指我呢还是指“太田美智子”？或者是那个十八岁的女孩？一切皆处在混沌之中，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审判。我从未出庭过，那是因为泽登与精神科医生木说如果我出庭的话会“精神打击太大”而免掉了。对此，我非常感激她们二人，但是我所相信的人，一个也没有。
待我体力恢复正常后，我在父母与泽登的陪同下，终于要回到阔别一年零两个月的家了。护士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定很高兴吧”，还对着我微笑。但我却感到害怕，这是为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获救后感受到的小小不和谐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烈。与以前相比，我重新返回的这个世界像是已发生了少许的变化。
被健治监禁期间，我无数次梦见自己在家里安然无恙地生活着，现在有些情节还能记起，比如自己闲适地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听到母亲的歌声后便起身到处去寻找，母亲藏在壁柜里，我拉开柜门大声笑着嚷道：找到啦！但是醒来后环视现实的世界：狭窄肮脏的房间；身旁躺着的陌生男子，他打着呼噜正熟睡着；透过黯淡的光线能依稀看见壁柜里放着的红色的书包。我每次醒来都会异常地沮丧，心想：希望这个现实是一场噩梦。那时我会闭上眼睛，努力让自己再次进入梦中。在梦中我要是快乐的话，那我情愿整天在梦的世界里游荡。监禁期间我逐渐变得嗜睡，大概是想逃避现实吧。
但是大人们为我的平安归来而欢欣鼓舞，他们能为我提供与诱拐前完全相同的世界；他们张开双臂迎接我：来吧，这里有安全和平的世界！其实，我对眼前这个世界的变化深感不安，变得怯懦，但谁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我在医院里能平静地住上一阵子，完全是因为那里没有榻榻米，没有拉门，更没有糊着黑纸的窗户、钉有数层胶合板的又旧又脏的门，除了医生我也不必见到别的男人。但是我家有榻榻米，有拉门，也有壁柜；我的书包是红色的；父亲与健治一样是个男人；另外，你只要走到社区的通道上便能见到无数的男人……任何让我想起健治房间、想起健治这个人的东西，都会让我产生恐惧。
一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出院了。我们避开媒体，悄悄地从医院的后门离开。在院长、医生、护士、警察署署长等人的目送下，我坐上了前来接我的汽车。那是一辆车身宽大的黑色计程车。父亲喜滋滋地说，这是他们公司社长专门找来的。北风呼啸，插在车头的公司旗帜像是要被撕裂似的飘舞着。
“景子，感觉如何？”
母亲拉着我的手问道。
虽然母亲每天都来病房探视我，但久别后重逢那天察觉的陌生感并未消失。母亲比起以前来有了一些变化，但我却看不出来她什么地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度憔悴的母亲的面颊渐渐丰腴起来，也能像以前那样时常放声大笑了，母亲像是已恢复到了以前的那个母亲，但是，我始终觉得她看我的眼神里透出一种冷淡，像是在看一个不相干的外人。父亲也变回了以前那样：平凡且总是挂念周围。但在提到健治时总是口口声声不离“那个变态狂”，语调里充满了狂乱。
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并非父母发生了变化，而是经历过监禁生活的我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反而是父母面对前后判若两人的女儿感到困惑，不知该如何与我相处。或许父母在我不在的期间也发生了变化吧，但关键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
“景子，在想什么呢？”
见我没有回答刚才的问题，母亲又小心翼翼地重新问了一个问题：
“社长也来医院啦？”
“没有来。”父亲苦笑着小声地回答，为的是不让公司的司机听见。 “社长在东京，可是听到景子获救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特地发电报祝贺，还送来贺礼，又安排了车，我真的很感激。工厂里大伙儿都很高兴，三呼万岁呢。”
父亲的声音低沉，很粗重。我想起了健治自动刮胡刀小小的响声来。我沉默不语，父亲似乎为自己欢快的样子感到难为情，马上就闭了嘴。母亲在一旁看在眼里，像在转换气氛似的说着与护士相同的话：
“可以回家了，一定很高兴吧！”
“嗯，很高兴。”
我鹦鹉学舌似的回答着。
这时父亲爽朗地说道：
“还特地为你布置了一间卧室。”
“咦，怎么回事？”
我惊讶地反问道，前面我曾写到我家是二房一厅结构的房子，怎么能够专门为我准备一间卧室呢？
母亲用她那湿润的手握住我干燥的手指。
“钢琴卖了，所以房间也就大了一些。”
“为什么卖了呢？那可是妈妈最珍爱的东西呀。”
母亲抬高了嗓门说：
“没关系，从你失踪那天起我就不再教钢琴了。再说，今后我要好好珍爱你，我要守着你，所以不需要钢琴了。我们本来想也许你再也不能回来了，但是你还活着，还平安地回到了家，我还能企求什么？自己的喜好也就变得不重要了。你平安回家，妈妈好高兴啊！真的好高兴啊！前几天听说发现了女孩子的尸体，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幸运了。以前我不信神什么的，但现在我觉得就是有神的保佑，于是我每天早上都祈祷，表示感谢。”
母亲激动地哭了起来，父亲也用双手擦着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