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虐记 生方淳朗的信
文潮社出版部书籍编辑
矢萩义幸先生
前略。
矢萩先生近来一切安好！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您，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是生方淳朗，也就是作家小海鸣海（生方景子）的丈夫。平素我妻承蒙您的多方照顾，不胜感激！
很抱歉在此时给矢萩先生写了这样一封信，但愿我的信不至令先生受惊。
妻己失踪两周了。她的失踪很突然，就像平时外出散步一般，而且至今音信全无。对于此事要说我毫不担心，那是假的，但妻的性情素来变化无常，我不太能把握。我想她或许什么时候会回来吧？于是打算耐心等她了。妻出走前好像推掉了为杂志写小说的约稿，所以妻的失踪没有给各方带来更多麻烦，这一点令我深感欣慰。
随信寄去一部书稿《残虐记》，妻将之列印出来放在书桌上。标题旁贴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寄文潮社 矢萩先生”。我想这或许是您约的书稿，于是便寄予您。这张纸条是妻留下的唯一字迹，我不知道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想必与这部书稿里的内容有些关联吧。
坦率地说，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该把书稿寄给您，理由有三。第一，我不知道把书稿交给您是否是妻真正的想法；第二，我有点担心，害怕妻失踪之事就此泄露出去。我知道，抱有这种想法对矢萩先生十分失礼；第三，我还担心出版界无人知晓的某些事实，将会因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该书所写的内容，无一例外全是真实的，我在前面所写的“但愿我的信不至令先生受惊”一句，也是缘出于此。
妻原名北村景子，十岁时曾被一名男子绑架，还被该男子囚禁家中长达一年多。案件最终得以侦破，男子被捕，妻平安回到家中，事件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妻在升上国中时转学到外地，因此周围没有人知道作家小海鸣海曾是绑架事件的受害者。据我所知，妻对该事件也是绝口不提，充其量在其处女作《犹如泥泞》一书中有所涉及。我记得这部小说一问世就有人写评论说“该小说让人想起了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件儿童绑架案”， 但我认为，《犹如泥泞》主要还是取材于妻被绑架前发生的一件杀人弃尸案。另外，我还记得妻曾对我说过，她说编辑矢萩先生曾十分认真地问过她一句话： “还是一名高中生，却有着成人般的沧桑，你有过什么样的经历呢？”那以后又过了十七年，矢萩先生负责妻的小说编辑工作，您与妻之间到底敞开胸襟聊到何种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关于该事件，妻大概不会有丝毫的触及吧。
但是，妻的沉默仅仅因为一封信就被打破了。那次事件以来，漫长的二十二年过去了，已出狱的绑架案犯人似乎为了赎罪，寄了封信给妻。我禁不住悲哀地认为，就是那封信让妻打开了己封存多年的记忆闸门，让那事件又活生生地浮现在妻的脑海里。我方才也读完了《残虐记》，仍不明白到底男子信中的哪一句话触动了妻，那句话怎么就能突然让妻回想起那次事件，并因此而离家出走呢？面对妻的无助，身为丈夫的我深感无力，只能等待妻的出现了。
男子的来信附在《残虐记》的首页，我想这也是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吧，所以就贸然一并寄出。后面的事是我不愿去想的，但万一妻有什么不测的话，请跟我协商解决该书稿的事宜。总之先将书稿寄给您，以后我们再电话联系。
书不尽言，就此搁笔。
生方淳朗
残虐记 安倍川健治的信
小海鸣海
小海鸣海老师：
您好！突然写信给您，十分抱歉！
信封上的姓名不是我的。我想要是写出真实姓名的话，老师您就不会看这封信了，所以撒了个谎。真的很对不起，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谎言。
看到我的信您可能十分惊讶吧？改造科的原田先生曾十分严肃地警告我：你绝不能写信或以其他方式与受害者联系，一旦那么做，你会再回到监狱。尽管如此，我还是按捺不住要写信给老师，于是就提笔写了起来。请老师您不要扔掉我的信，耐心读到最后吧。
我是去年从仙台监狱出来的。听说除去判决前的拘留期，我在仙台监狱待了二十二年八个月又十二天。这个确切的数字是特地请改造科的原田先生告诉我的，因为时间太长太长了，我根本算不清我在狱中度过了多少日子。
在押期间我就在想，什么时候要写信给老师，于是借了很多书回来学习，但还只是记住了一点点汉字的写法以及一些词汇。狱警和狱友们都说我脑袋瓜子笨，所以信中我不太会写汉字。由于我总是受到欺负，工作也做得不好，因而时常住进监狱内的医院里，这样一来，我就更加不能正确计算时日了。
经原田先生介绍，我现在在一家医院做清洁工。该医院总务科有一个叫木村的人十分可怕，他就像监狱的狱警一样。他命令我说：叫我木村“先生”！还常常训斥我，对我大吼大叫。不过，在这里我可以随意到院子里去，所以还是觉得医院比监狱好。这里冬天下雪次数很多，特别寒冷，但还是冷不过钢筋水泥。我住在医院旁的宿舍里，在医院的餐厅吃饭。餐厅里有一位叫熊谷的老太太对我十分友善，我很喜欢她。前两天她还偷偷给了我一个布丁，我问她为什么要给我布丁，她说： “今天是你五十岁的生日吧。”熊谷奶奶真是个大好人。
我的工作主要是打扫院子及医院后面的仓库。打扫仓库时我会戴上口罩。我害怕清扫废弃的注射器，因为有人说不小心就会被扎破手指。于是清理注射器时我总是戴着棉质手套，但我还是担心针尖会透过手套缝扎进来。这时木村先生就会说：你把手变成铁板好了。木村先生的意思是，要是把手变成铁板的话，针尖就没办法扎进来了。但他的话让我想起了自己以前在铁工厂工作的事，眼泪就突然流了下来，无法控制。为什么我会流泪呢？我想一定是想起了老师您。老师，您厌烦了听我说这些话吗？如果真的厌烦了，我就此打住不再写了，虽然我很想继续写下去。
到了落叶的季节，每天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今天刚打扫干净的地方，第二天又铺上了厚厚的一层。 “哎，真是奇怪！”我不禁这样想着，于是我又变得像是在监狱医院里那段日子一样不知道时间了。我记不起昨天、前天、再前一天，以及过去的众多日子。另外，这些日子天黑得早，一到傍晚我就会感到悲伤，变得忧郁。冬天里大雪一下，每天都是同样的景色，那时我又将弄不清几月几号了。
我常常都在想，要写信给老师，但一直都没能写成。现在促成我提笔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老师您的照片。有一天木村先生一边吃着便当一边在看报，我瞥见那报上印有老师您的照片。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我也绝不会忘记那张面孔，我激动不已，就问木村先生那人是谁？木村先生笑着说：这人名叫小海鸣海，是十分有名的大作家，这跟你有屁相干呀！这张报纸被木村先生扔进了垃圾桶，上面还倒上了茶叶渣，被浸湿了。后来我把报纸捡了回来晾干，然后保存起来。
老师改了名字，这让我不太习惯。以前您叫阿美，现在叫小海呜海了。另外，所谓作家，也就是写小说的人吧？我可不太喜欢作家，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未读过小说。在狱中我曾借书来读，但书中写了些什么我不甚明了。我问同室的犯人：为什么我不明白这里写的是什么呢？那人回答说： “因为小说里写的都是谎言；因为你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谎言；还因为你这小子脑袋瓜子太笨！”
我是十足的傻瓜，但我不明白老师您为什么要编造谎言。一想到您把我们之间的事以一种虚假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我就无比担心。我极度悲伤，几乎想发怒了。
在狱中我常常思考老师您的事，对您并没有什么怨恨，因为我所做的那些事的确很不像话。除此以外也想向老师表示歉意。对您所做的那些事，我想老师这一生都不会原谅我吧？其实，我也许还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肯原谅我呢！另外，老师后来竟写起了小说这个我不大能理解的东西。我悲伤，因为我觉得老师成了一个编造谎言的成年人。
改造科的原田先生说我是抵了罪才出狱的，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唐泽律师则批评我，说我认罪不够深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想我的脑袋真的比以前差了很多。所以这是我给您写的最后一封信，请您放心，我不会再写了。
老师，真的很对不起！可是，您不原谅我也没有关系。我想，我也不会原谅老师的。请多保重！
安倍川健治
残虐记 1
健洽的信混在三封读者来信中，经由出版社转了过来。所有的读者来信在转给我之前，都要由编辑事先拆封，检查里面是否装有恐吓信或刮胡刀之类的东西。但健治的信却完好无损，显然是逃过了“审查”。这与其说是编辑的怠慢，还不如说是健治一心要与我取得联系的意志给了这封信特殊的能力，使其能躲避他人的干预；要不然，就是因为我原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家，所以编辑无须费力检查我的读者来信。
信封上收件人的地址是出版社，信封背面寄件人的地址，写的是靠近日本海一个小城市的一所医院名，寄件人为“熊谷健”。信封上的笔迹很明显是出自女性之手，由此可以看出那是由信中出现过的一个叫“熊谷”的好心女人代劳的，而且她还把自己的姓也借给了健治。信纸是任何一个超市都可以买到，极其普通的那一种，用的笔也是廉价的蓝色原子笔。健治的笔触显得不太流畅，却是极其用力地写成的。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仿佛表达出那个男人肉体的狂乱，面对这封信，我竟有一阵子的茫然。
给我带来巨大冲击的，不只是犯人所写的那句“您不原谅我也没关系。我想，我也不会原谅老师的”，而且还有时隔二十五年后又重新复苏了的“受害者”的记忆。那是一种始终感觉近旁有“他人”存在的压力感，而这个“他人”，是强行侵入我的生活的来历不明的东西。我最初被侵犯的不是意识，而是生活，是活生生的肉体。原本我的每一天都是宁静的，睡觉、吃饭一切正常。但这样平凡的日子在某一天突然被打破了、被剥夺了，更要命的是，我还为之强行改变自己，在这过程中我感到了无尽的蛮横与恐惧。意识总是在生活的突然改变之后才漫不经心地出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整理思路。只有经历过人生的恐惧以后才能理解这一切，所以就算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选择了沉默。
我选择写小说为职业也许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不想让其他人踏入自己的生活。创作小说时，作者可以毫不顾忌地削尖自己，并以此作为武器，深深地钻入所写的对象中去，所以作家恰好可以实现我所期待的生活方式。
可是，健治为什么要说“您不原谅我也没关系。我想，我也不会原谅老师的”呢？是因为我成了一名编造谎言的作家吗？我反复阅读健治的信，然后将它放在书桌的一角，陷入了沉思。因为那封信，书桌上的景致全然改变了。电脑、墙上的画、桌上的花都仿佛变得不真实而黯然失色。那封信是一件非凡之物。我竟弄不清健治到底是什么人了，同时也包括我自己。
正如信上所写，我是一名作家，笔名小海鸣海，时年三十五岁。在十六岁高一快结束的那年夏天，我正式登上了文坛。我的处女作《（犹如泥泞））被称之为“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惊人之作”，人们感慨一名高中女生竟然能把年轻男子充满暴力的性表现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世人皆津津乐道地谈论作者与作品内容间的巨大反差。
我以一部《（犹如泥泞》获得了著名的文学新人奖，此后又连续发表了几部给文坛带来冲击的作品，还刷新了诸多文学奖项的最年轻得奖者的纪录。我被称之为“早熟的大师”，同时又被誉为“奇异的天才”，就这样在一片令人肉麻的赞扬声中，我度过了登上文坛后的前十年。
一出道即光彩夺目，这既扰乱了世间，也扰乱了我自己的生活，于是，我开始了一味的躲避。也许是经历过那次事件的缘故吧，我特别擅长隐姓埋名。经过一段时间的东躲西藏后，人们似乎得出结论说我不喜欢抛头露面，终于把眼光从我身上移开，放了我一马。
我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亲密的朋友也没有恋人，平日几乎足不出户。我与健治一样，生活在孤独的牢狱里。与生俱来喜好孤独的性格，至今不曾改变。我没有结婚生子，也不养猫养狗喂鸟，现在独自一人住在埼玉县附近的一所都立公寓里。
但是，现在的我是丧失了一切美誉的一个平凡作家。在鼎盛时期，我的收入可以购买好几栋独门独院的房子，但是我现在的收入，与弓着背匆匆赶往车站的上班族没有什么两样。这并不是因为我懒于工作，也不是因为成年后产生了对生存的厌倦。我成了一个大名鼎鼎却又只能处于文坛边缘的作家。因为我不再为文学杂志写稿，只是偶尔写一些随笔之类的小文，投给妇女杂志或通信购物杂志来糊口。当着我的面，谁也没有说什么，但背后大家一定在交头接耳，议论说我的文思已经枯竭。健治曾抨击说作家干的是编造谎言的勾当，但我这个作家，却再也写不出小说来了。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状况，反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紧张。但是，就在这时健治出狱了，他还寄信给我，这件事给了我沉重的打击。原以为已经埋藏了的过去如今改头换面，而且还在悄悄地呼吸。那是发生在二十五年前的事啊，我为什么要隐瞒其中的真相呢？不，我还有更大的疑问，那就是我是为什么开始写小说的？另外，健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知道无论我怎么绞尽脑汁去思去想，也不会有任何答案。因为今天的想法不是昨天结论的继续，也不可能为了明天的结论去挖掘今天的思考。我拥有的只是翩翩万千的思绪，它们绞成螺旋状在我的体内盘旋，就像每天不同的风，刮起地上的尘土送归某处一般。突然间我想起了健治工作过的铁工厂，那里的地上落满了螺旋状的铁屑。漫长的二十五年过去了，也许健治的来信在提醒我：已到了该把那些思绪与记忆记录下来的时候了。因为这可能是我不能再编写故事后，所写的最后一部物语了。
我事先声明这不是小说，二十五年前在我身上曾发生过一件事，这部作品是在验证我对那次事件的记忆，以及事件之后对自身的一次考察。健治在思考他所引发的那次事件，我也将思考一下被健治拖进该事件中的自身命运。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后，无尽的思绪如同豌豆的藤蔓一般，蜿蜒着向天空延伸开去，让我无法阻挡。
毫无疑问，那是一次重大的犯罪案件。简单明了地说吧，我十岁时被一个名叫安倍川健治的二十五岁工人诱拐绑架，而且被囚禁在他家长达一年之久。由于还牵涉其他案件，健治在经过精神鉴定后被判了无期徒刑。我不知道服刑中的健治为何被释放，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健治还活着，尽管他在日本的某个地方受到软禁或是什么，但他确实还活着！
我现在写的内容还局限在当年媒体所报道的范围内，但没有入能知道事件最真实、最本质的部分。无论是对警察、父母还是精神科医生，我都没有说出事件的真相。如果说那时还是孩子的我，为了不让自己成为撒谎的人才没有说出真相的话，那么被健治指责为“编造谎言”的作家的我，又在做什么呢？
我打算把事件的真相写出来。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即便我死去，这篇文章也可以永远保留在电脑里，即便没有人能读到它。
回忆起自己的孩童时代，竟发现没有多少让我感到幸福的时光。也许有人会一针见血地指出，说是那次事件扭曲了这孩子的心灵。可是我倒认为人们的童年大都笼罩在灰暗的阴影中，因为孩子总是承续着大人们的阴影。另外，我周围的大人们也没有让我获得幸福。
我生长在M市，那里距Z县的县府所在地Z市，搭乘电车大约需要三十分钟的时间。M市坐落在以形态俊美而闻名的Y山山麓，人口约十五万。因为火山灰，那里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但城市旁边有水量丰富的T川流过，所以自古以来这里的制丝业就十分发达，长期以生丝的产地、集散地而闻名全国。可以说这样的历史，造就了当地一大批精明能干的商人。为什么呢？当养蚕业不再时兴而逐渐衰落时，该地区的人们积极地投入到招商引资的活动中，成功地引进了化纤、电机、食品等企业，形成了新的工业区，使该地区的经济得以生存下来。
工厂的迁入带来了大量的移民。对传统的制丝业者即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座城市并陪伴其经历了荣枯盛衰的人们而言，新居民终究只是外人，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而且他们的流入有可能带来更多的犯罪，使城市堕落。旧居民中抱有这种戒备心理的人为数不少，所以，城市明显地分为两边，一边是旧居民，一边是新居民。从表面上看来，M市已演变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但剥下其外衣，它还是一座充满了传统保守色彩的古镇。这就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而我家正是属于新流入的工厂工人，即外来户。
我家在M市北面的T川岸边，而我父亲所在的公司—一家大型的食品加工厂，却在T川对岸的K市，他每天开着一辆旧车去那边上班。K市人口不到五万，是一座杂乱无章的小城市，那里除了父亲上班的工厂外，大都是一些小型的铁工厂或乡镇企业。河的一边是拥有电机厂、木制品加工厂等大型企业的M市，而另一边则是集中了各种小工厂的K市，两相比较，K市上空总像是笼罩着一种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的气氛，整个城市和这里的居民们都显得粗野、放荡不羁。
M市的原住居民们虽然极不情愿，但还是勉强接纳了新搬进的大工厂以及工人的家属们。但对K市的居民，他们始终是冷眼相待，一旦知道你是从K市来的，就绝不会掩饰自己的厌恶。其理由倒不仅仅因为K市只有小型的镇办工厂，还在于K市有许多提供给工人的娱乐场所和红灯区。那里到处充斥着附设舞厅的酒廊、妓院、居酒屋等，K市里居住着粗野的男人们，以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妓女们，她们的目的是要从那些男人们手里攫取金钱。K市是一座勤劳与享乐的城市。
由于父母的管制，我几乎不去K市，唯一一次还是父亲带我去的。那是我小学二年级放春假时的事了，我已记不起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父亲一起去K市的，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在K市看到了对岸，即我家所在的M市一侧河堤上并排而立的樱花。之所以能留下印象，大概是因为我站在另一种角度，看到了熟悉的景物的缘故吧。
K市与我居住的地方仅仅一河相隔，景色却截然不同。K市的白天寂静无声，没有人影，只有猫狗悠闲地横穿街道。那天我觉得喉咙干渴，于是央求父亲带我去喝水，父亲露出不胜其烦的神情，但还是带着我去寻找适合小孩进入的饭店、咖啡馆。而街道两旁栉比鳞次的全是小酒店，尚未开始营业。听说住在工厂宿舍里的工人们，一般都在厂内将就吃一些简陋的饭菜，很少外出用餐。
“所以呀，K市的商店大都在黄昏才开始营业。”
听了父亲的话，我开始想象起K市的夜晚来：闪烁的霓虹灯，满街充斥着酒醉的男人们，他们高声叫嚷着、推挤着。那样的想象在幼小的我看来是十分猥亵的。不过，白天的街道上吸引我的是素面朝天、阔步行走的女人们。她们的皮肤粗糙无比，但到了夜晚，这些女人们一经化妆，就会化身成一个个的美人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握紧了父亲的手。
“快看，樱花！”
父亲指向对岸。我顺着父亲的手指望去，看见T川河堤上一整排的樱花树上开满了粉白的花，就像是一片片低垂的云彩。从那云彩间可以看见我家所在的那一栋栋建筑群。布满阴霾的天空下的白色的樱花、灰色的建筑群使我不禁感叹，我居住的地方多么令人沮丧啊！可是比起K市来要好许多。我回头观望身后这座像美国西部电影里鬼城般的K市，一个穿着像睡袍一样的白色连衣裙女人迎面碰上了我惊讶的眼神，做了一个挥手拂去的动作。
那时，健治就在K市一个只有两名员工的小铁工厂里工作，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里。
我出生，成长于M市市郊的一个大型住宅区内。
因为工厂的迁入，员工及其家属源源不断地增加，那片住宅区就是为了解决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而兴建的。住宅区内有三栋在当时极为少见的十层大楼，排列成扇形，扇轴处有一栋毫无情趣的建筑物——这个社区的活动中心，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摆放了一些五颜六色游乐设施的空旷公园。当初兴建活动中心的目的，主要是为这里的居民们提供一处举办丧事的场所，因为该社区的房屋面积都不大，家里有人去世时根本没有举办丧事的空间。但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年轻父母带着孩子的小家庭，少有人去世，在我孩童时代所见到的丧事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于是活动中心便成了各种理事会及儿童会举办活动的场所，终年活动不断。
由于该住宅区居民人数接近两万，所以社区内总飘散着一股“蓝领孤岛”的氛围。社区内有新开办的小学、中学，还有超市，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做到万事俱足。但大部分家庭都儿女成群，生活并不宽裕，等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后，主妇们会到附近的农家去帮忙做一些农活，赚一点微薄的钱来补贴家用。
住宅区内的房屋结构完全相同，即有一个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设附厨房的餐厅，两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另外还有一间全套卫浴。因每户房屋结构相同，家庭成员的构成也大致相仿，所以站在楼下往上望去，你会有趣地发现家家户户阳台上的景观竟是惊人的一致：阳台一侧置放着简易的塑胶搁物架；每逢天气晴朗的日子，五颜六色的被褥就会在阳光下闪耀；五月，鲤鱼旗随风飘扬；七月，乞巧节的饰物一一装点着各家各户；暑假里满阳台都是牵牛花的盆栽，那是孩子们从学校带回来的暑假作业——观察记录牵牛花的生长过程。
我家一共有三口人，父母与我。两间六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其中一间是父母的卧室，另一间当作起居室。起居室里摆放着一架钢琴，母亲的时间都是在那架钢琴前摸着键盘度过的。我就睡在这间摆满了家具的起居室里，空出的地方还不够铺开我的被褥，每晚我都要将被褥塞到钢琴底下。尽管睡在那里很狭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一间自己的卧室，因为那时社区内的每个家庭都不富裕，而我是独生女，比起其他人来，我应该感到很幸运了。
父亲每天都要开车跨过T川上的大桥，去对岸K市的一家速食面厂上班。下班后有时会和同事去K市的娱乐街喝一点廉价的酒后再回家，但那样的夜晚，父亲的脸色必定会变得阴郁，因为母亲总会责骂：为什么要在那种地方喝呢？回到这边来喝不行吗？
M市也有一处古老的娱乐街，到那里去的大都是M市的旧居民们，以及很早就来到M市的打工族。父亲曾满腹牢骚地说：那里哪是我们去的地方哟！母亲是那种向往过高雅生活的女人，她喜欢去位于M市市中心的老牌百货公司购物，或是去格调高雅的饭店用餐，这样的她，不能理解父亲为何喜欢在K市那样粗俗的场所寻乐。
我上幼稚园之后，母亲开始在家里教授钢琴。音乐是母亲唯一的兴趣，也是唯一可以向外人夸耀的东西，她曾梦想过等我长大后在家里开办一个钢琴班，但最后她只能在做完家务事后的空闲时间教一教附近的小孩，而没能开一所正式的钢琴教室，因为家里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母亲实现她的梦想。当学生来时，为了腾出地方，我不得不到走廊上去，在阶梯上扔一个坐垫，坐在上面等着课程结束。冬季寒冷无比，不能去走廊了，我就只好躲进浴室，坐在浴盆中看书。
来我家学琴的孩子们家庭出身与我一样，大人们都是在食品厂、电机厂工作的蓝领阶层，正因为如此吧，不管是来我家拜访的大人还是来学琴的孩子都像浮萍一般，有一种无依无靠的神情，或是说话非常不文雅。总之，身上缺乏一种泰然自若的东西。我想，我的神情也一定与他们一样吧。
我母亲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有一种说法叫“合乎身份”，但母亲却不能理解“身份”为何物，于是“合乎身份”这一说法对母亲而言，也就彻底失去了意义。母亲说不甘心自己埋没在这全是工人的社区里，因此她常常过于装扮自己，喜欢穿引人注目的服装，言行举止也特别夸张，有时竟像是在演戏。当她身着长及脚踝的长裙，肩上搭着鲜红的披肩，涂着蓝色的眼影，晃荡着明晃晃的耳环，染着茶色的头发，装模作样地走向超市时，总会赢得极高的回头率。听说她年轻时曾开过几次演奏会，也许是还残留着母亲的体内演奏会的余热，正在由里而外地散发着热量吧。
在家里，母亲一大早就要朗朗练声，一会儿是合唱练习曲，一会儿是歌谣。当有人对她说“听到你的歌声了”时，她会笑逐颜开地等着下面的赞美之辞。一旦不能如愿，她会垂头丧气，恨恨地说： “明明知道我唱得好却故意不说。他们一定认为我自以为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而自命不凡，所以在刁难我。”
母亲缺乏对现实的认识，而在这样的社区里大家差别很小，只允许存在平淡的人际关系，所以母亲往往成为大家打击排挤的对象。说实在的，在我被诱拐后，有多少人是真心在帮忙寻找呢？我对此深感怀疑。
我常因母亲而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或是戏弄，但因为我还年幼，并不太懂周围人们的脸部表情，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当时我只是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内，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母亲与众不同，这一点让我很不自在。另一方面，我的父亲，一个属于蓝领阶层的技术员，生性懦弱，不会嫉恨任何人，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速食面干燥葱的开发上。
在我小学四年级秋天，事件发生前，我一直跟着母亲学习钢琴，同时还被逼着去另一个社区的芭蕾舞班学习芭蕾。在我们社区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去外面学习芭蕾。正如母亲教授唱歌与钢琴一样，我们社区里也有芭蕾舞班，每周一次在活动中心进行教学。母亲在让我学习芭蕾之前事先去那里考察了一番，回来后对我说：
“穿着紧身短裤跳芭蕾？那不成体操练习了吗？那个老师也太差劲了，手臂也伸不直，跳跃时脚后跟也没有完全抬起来。”
就这样，因为母亲的意志，我去了另一个社区的芭蕾舞班学芭蕾。这种状况让我远比母亲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同时也培养起更实际地面对现实的态度。我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母亲，而我还去别的社区学芭蕾，于是，我在往来于舞蹈班的路上，总会受到其他孩子的攻击。有女孩指着我后脑勺上挽着的发结讽刺地说： “真会装模作样！”男孩子们则模仿母亲每天的练声，发出怪模怪样的声音，追赶着我，大声叫嚷着。还有年龄稍大的孩子指着我粉红色的芭蕾舞鞋嘲笑说： “像猪一样的颜色！”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低着头匆匆赶往车站。我正是在学完芭蕾回家的路上被健治诱拐的，获救后我曾这样想：周围的这些孩子们只有惊讶吧，他们不会对我的命运抱有一丝同情的。
在芭蕾舞班，我又受到当地少女们的彻底排斥。那个社区是M市白领阶层居住的地方，所以在那个班里学习芭蕾的主要是公司职员、公务员、教师以及富裕农家的孩子。她们像缠在一起无法解开的线团一般，一群一群地聚在一起，任何时候都集体行动。当我走进教室时，她们“唰”地转过头来飞快地扫了我一眼，紧接着就凑在伙伴的耳边说着话，并笑了起来。也许她们是在嘲笑我的衣服土里土气吧，否则就是我那副呆头呆脑的模样。这让我非常懊恼与生气。但她们的冷笑并没有就此罢休。
一天，待我跳完后，一个女孩憨直地说： “特意从新区那边来这儿学舞，我还以为跳得有多好呢。”讲这话时，她的脸上满是失望的表情。我一直没有察觉到这是她们不喜欢我的真正原因。我并不喜欢芭蕾，只不过因为母亲的坚持而勉强来到这里，这一点似乎让她们很不高兴。如果我酷爱芭蕾，特意来这里学习，并且努力练习的话，她们一定会接纳我的。无论是多么年幼的孩子，友情总是伴随着尊敬。据说她们得知我在回家路上失踪之事后，先是面面相觑，继而竟悄悄地笑了。
总之，在那种地方我是一个异类，并且对自己是异类一事浑然不觉。直到有一天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首先想到了母亲，并怨恨起母亲来，但事实上，我与母亲应该是同类人吧。
教芭蕾的老师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单纯女孩，她柔软的身体上常穿着浅紫或浅蓝的紧身衣，还配合紧身衣的颜色，每次变换着不同花色的乔其纱短裙。她的这种打扮风靡了整个舞蹈班，女孩子们找遍了M市区，都不曾发现有哪一家商店在贩卖如此时髦的芭蕾舞用品，于是她们购买乔其纱料，按各自所好制成短裙，模仿老师的打扮，穿在紧身衣上。乔其纱料既薄且是斜纹的，短裙的裁制当然不可能出自女孩之手，都是由各自的母亲代劳，当时就是那么一种令人发笑的景况。而我却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衣，即便不愿意，也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们中相当突出。这一切，我母亲是无法知晓的。
事件发生在十一月的一个傍晚，芭蕾舞班五点下课，夜幕已开始降临，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母亲来接，我却是一个人搭公车回家。就在那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在新开发区下车，而是搭车过了T川。我只记得一点，那天因为我穿着黑色的紧身衣，而被别的女孩嘲笑为“乌鸦”。
我坐在公车上过了T川，来到了终点站K市。
后来我听说当时车上的乘客中没有一个人记得有这么一个女孩坐在车上，大家异口同声地作证道：车上没有小学生模样的女孩。于是警察推断：我从芭蕾舞班回家途中突然失踪，极有可能是我在公车站独自一人等车时被人开车绑架了。在此推断的基础上，M市的警察只随便地搜查了一下K市，而且还错误地只对各区各村拥有汽车的人作了调查。听到这些，我满腹疑窦：当时车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们，还有那些身着立领制服的高中生们，那时他们到底在看什么呢？
我坐在车上并不是静悄悄地在睡觉，而是像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子那样，极不老实、一刻不停地动着：因为我额头上的皮肤被绷得发疼，我拔下了在发结上扎得紧紧的发夹，放开了头发；拉开芭蕾包翻找其中的漫画；想想被人讥讽为乌鸦，还不时地发出一两声细细的叹息……坐在我身旁的那位中年男子替我捡起了掉在他公事包上的发夹，递给了我。在终点站K市下车时，我曾与司机对看过，当时他正透过后照镜在观察乘客下车的状况。
假如我的身影真的没有留在乘客的眼中，那么就是乘客们有意识地想否认我的存在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无论是在社区还是在学校，或是在芭蕾舞班，我总是被周围的恶意所环绕。是我的相貌让他们感到恶心吗？还是我的表情、我的态度？其实，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从母亲身上继承下来的，与现实不合的某些东西会让人焦躁不安，并不是我的存在引人注目，而是存在于我体内的某些东西让人感到不快，人们总想下意识地伸出手来把它抹去。
还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我在公车上时，健治那迫不及待的意志已开始产生功效了。是的，健治的意志，那是一种呐喊：我想得到可爱的小东西！可爱的小东西？小猫、小狗、小鸟也成呀。事实上，工厂后院的地下正埋藏着这些动物的尸骸。对，还有一个可爱小巧的人！
当公车驶进社区减速靠站时，我正出神地望着河堤对岸K市满城辉煌的灯火，那些灯火不停地闪烁着。K市最高建筑的楼顶上悬挂着舞厅巨大的霓虹灯，霓虹灯管上印有穿泳装的舞女，她们列队跳着舞、抛着飞吻。我不想回家。不，准确地说，我不想见到正在准备晚饭的母亲。
我母亲是个神经质的人，做饭时总是皱着眉，动作粗暴。她会“劈劈啪啪”地从碗橱里拿出碗碟， “哗啦啦”地拉开抽屉一把抓出筷子；洗碗槽里滚满了马铃薯；菜刀在砧板上“嚓嚓”地发出刺耳的声响……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喜爱旋律优美的歌曲、弹奏钢琴出神入化的母亲，为什么她的生活旋律竟是如此粗放。平时到了母亲做晚餐的时候，我总是打开电视，让自己沉浸在画面中。但是，从芭蕾课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看见那些场面，因此，那天晚上我不想见到做晚饭的母亲。
我突然想到要去接父亲，父亲总会在K市喝上两杯才回家。但父亲会在哪家店里喝呢？不过没关系，我一家一家地找，总会找到父亲的。我打消了在社区下车的念头，怀着期待与不安，按捺住“怦怦”的心跳，跨过了架在T川上的大桥。
夜晚的K市与我两年前所见到的白天的K市完全不同，那时在我的眼里，它全然就是一座幽灵城，但夜晚的K市到处充斥着桔黄、粉红等暖色调的招牌和霓虹灯，俨然是一座游乐园。初冬的寒风吹拂着，街道上不知从什么地方聚集起了这么多的人，比肩接踵，身着工作服的男人们成群结队地逛着一家家商店；女人们穿着薄薄的短裙站在店前招徕着客人。一个肤色微黑、菲律宾人模样的女人向我抛来媚眼。这可与几年前完全不同了，我不由得心花怒放，在那门前呆立了好一会儿。
即便如此，听说警察也没有从那个女子口中得到目击过我的证词。那天晚上，我混迹于大人堆里，来往于K市的街道，但大人们竟一直没有留意到我这样一个孩子。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因为那些阴郁的大人们，他们眼里从来就没有装进过一个孩子。但是，健治不同，大人们对健治而言只是风景的一部分，他只看得见孩子与动物。
“咚咚”，突然有什么东西轻轻拍打在我的肩上，我吃惊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个年轻男子抱着一只大白猫站在那儿。那个男子上身穿着灰色的工作服，下身穿一条工作裤，脚踏拖鞋，有些肮脏的袜子前面破了一个小洞。他蓬乱的头发干枯地披散在前额，眉毛成八字形张开，那张脸并不怎么好看。他用眉宇下的一双小眼睛望着我，和蔼可亲地微笑着。菲律宾女人手指着猫说了一句话，但这个男子并不理会她，他再次举起猫的前爪碰了碰我的头发，我用手压了压被猫爪弄乱的头发，笑了起来。
“你吓了我一跳。”
男子默不作声，这次，他又用猫的前爪向我招手：来，来。我觉得十分有趣，就像被猫勾去了魂魄一般，尾随其后跟了过去。
“喵……喵……”男子学起了猫叫。
“你学得真像！”
“当然。”
刚走进一条昏暗的小巷，猫便从男子的手上跳下，跑开了。
“看，猫跑掉了！”
就在这一瞬间，一块黑布从我头上套了下来，我完全被吓傻了。男子捡起我掉在地上的芭蕾包，然后把我扛在肩上跑了起来。男子厚实的肩膀抵在我的腹部，我感到疼痛难忍。但是我发不出一丝声音，只是脑子里一个劲儿地在想：怎么办？怎么办？必须告诉爸爸！说不定我会被杀掉。这样的念头一出现，我不禁发出了惊叫：
“爸爸，救我！”
男子隔着布袋在我大腿上狠狠掐了一下。一阵疼痛袭来，我感到了撕心裂肺般的恐惧，禁不住浑身颤抖起来。我在男子的肩上疯狂地想：这个人一定会对我做我不愿做的事，然后他会杀了我，把我扔进T川里。五年前我们学校的一个男生就是被连人带车扔进河里死掉的。我该怎么办呢？我脑子转动着，嘴里却不敢再出声了。见我安静下来，那男子愉快地低声学着猫叫，慢慢地走了起来。 “喵……喵……”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开锁的声音，接着便是“咚咚”上楼的声音。又一次开锁，布袋中的我被放在地板上。男子并不急于打开布袋，他“啪嗒啪嗒”地在房间里走着，又是开灯又是锁门的。之后，我身上的布袋被飞快地抽走了，由于强烈的灯光太过刺激，我不禁闭上了双眼，紧接着开始呕吐起来。中午在学校吃的面包、炖菜等全吐了出来，弄脏了榻榻米。
“真没办法！”
男子用那只黑布口袋擦拭着呕吐物，用手在我头上敲了一下。那一敲击并没有什么力量，但他的态度就像是在玩弄犯了错的动物，这让原本就颤抖不已的我，浑身又起了鸡皮疙瘩。
“可别出声哦！”
我拼命点头，表示我知道了。我用手指理了理被呕吐物弄脏的头发，于是，头发、手指都黏上了令人恶心的酸臭味，但我不能提出还是让我自己来清洗的要求。要是在公车上不把头发解开就好啰，我竟然想起这一无关紧要的事来。紧接着，
“这下完蛋了”这一思绪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让我无法继续思考。男子把黑布口袋装进塑胶袋里，扎上开口扔在进门处的水泥地上。我还注意到，他扎口袋的手法十分拙劣。然后男子拍拍手，像是在说：完成了。接着，他看着我。
“从今以后你就住在这儿了。”
我哭了，但不敢出声。男子斜歪着头盯着我，像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当时我只有十岁，但感觉男子对待我的手法十分熟练，我不禁觉得很奇怪。
我用臭烘烘的手指擦着眼泪，抬头望了望今后将要“住在这儿”的房间。这是一间奇怪的屋子，像是套房中的一间，但在应该是窗户的地方糊着黑纸，使人看不到外面的景象，玄关处的门上钉着加固的胶合板。日光灯散发着惨白的光，冷森森地照在乱七八糟的榻榻米和铺着皱巴巴床单的床上，那床单看起来像是有好几个月没洗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哥哥的家。”
“这里在K市的哪个区？”
“不记得了。”
男子笨拙地点燃了电暖炉，电暖炉式样陈旧且十分肮脏。但点燃电暖炉后，我本来因寒冷而浑身哆嗦，现在从紧张中稍微解脱了出来。我鼓起勇气，问了我最关心的问题：
“我不能再见到爸爸、妈妈了吗？”
“是的。”
男子提高声调回答，并频频观察泪流满面的我。因为我在这里，他似乎显得很兴奋。
“那，我也不能去上学了？”
“那是不可以的。阿美会逃走吧？”
“阿美？”
“我叫健治。我们做好朋友吧！”
谁是“阿美”？“做好朋友”！什么意思？
我目瞪口杲地仰望着眼前这个大男人健治， “我落入一个变态狂的手里了！”这种绝望，让幼小的我陷入了混乱之中。
“阿美读几年几班？”
“四年一班。”
“那，也让我去你们班吧！”
大概是我的沉默冒犯了他，健治脸色一变，不满地看着我。
“你怎么不回答？”
“不，我要回家！”
我放声痛哭起来。我想抑制住自己的哭声，却止不住呜咽，肩膀剧烈地抽搐着。
健冶开始时不知所措地绕着我转，后来不住地喃喃道：“不行！不行！”他的话成了我爆发的导火线，我又大声哭喊起来。突然，他一巴掌重重地打在我的脸上，我跌倒在榻榻米上，面颊发热，头脑一片空白。但这时比起疼痛，我更感到恐惧，我捂着脸在榻榻米上直往后退。
健治双眼发直，他一边说着“不行！不行”，一边挥舞拳头猛打我的脸。我痛得眼冒金星，加上极度的恐惧，我竟然小便失禁了。
“阿美，不行！不准大声喊叫！现在回答我！”
“好。”
我好不容易吐出这一个字，健治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次暴力事件后，健治又对我频频施暴，起因总是为了一些小事，像是我没有及时回答他的问题，或是我在哭泣。我害怕被他殴打，于是在健治面前我不再哭泣，并极力迎合他。
那天晚上我倒在床上，却始终保持清醒。被打过的脸开始肿了起来，火辣辣地疼，我把冰凉的手放在两颊上想缓解一下疼痛。健治躺在我身旁，耳边传来他熟睡的呼吸声。睡梦中健治的手还时时在我身上摩挲着。我感到恶心，便尽量将身体挪开，但每次健治总是把我拉回他身边。我还穿着被尿浸透的内裤，感觉很不舒服。 “喵……”，睡梦中的健冶竟学起了猫叫，我不由得笑出声来，那时的我因厌恶和恐惧已变得有点精神失常了吧。黑暗中，我感到健治在看我， “又要挨打了”，我的身体变得僵硬起来。可是，健治只是用他那粗糙的手摸了摸我肿胀的面颊。
“阿美，你笑什么？”
健治一听到我的哭声就会暴跳如雷，对我动手，但我的笑声他是许可的，不管这笑声是疯狂的还是真心的。我像捂着痉挛的腹部一般蜷缩起身体，心里在想：这里要是能睡觉的话该有多好啊。但我的脚踝上戴着冰冷的铁铐，被铐在床的铁架上。我感到那铁铐竟比我被尿浸透的内裤更加寒冷。
我那时还是孩童，但在这个晚上却想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爸妈怎么样了？为什么我会过河来到K市呢？社会课上轮到我发表的“我居住的城市”该怎么办才好？芭蕾舞班那儿也要请假吧？最后我满腹的疑虑归结到了这么一个问题上：把我绑架到这里来的这个叫健治的男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我直到三十五岁并把写作作为职业时，依然找不到这个答案。
黑夜过去了，黎明到来。这是我的耳朵依稀感觉到的，奔走在远处的自行车，车上奶瓶碰撞发出的声响，此起彼落的狗吠声，周围的这些声音都在告诉我早晨来到了。窗户上没有透进屋里一丝阳光，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线希望，因为大人们发现我失踪后一定会来寻找我的。另外，公车上的乘客、向我抛媚眼的菲律宾女人都目击过我和健治在一起，他们会告诉警察吧。我一定有机会逃出去。
“唉，该起床了。”
健治揭开被子伸起了懒腰，一股寒气袭来，于是我挪了挪身子。
“阿美今天留在家里，我去下面上班了。”
“你在下面做什么呢？”
“下面是工厂。”
可以想象我听了这话后是多么的绝望啊。健治在楼下工作，那我不是跑不出去了吗？
健治把扔在床边的衣服胡乱地套在身上，他先将一只脚伸进满是油污的工装裤里，然后穿上灰色的上衣，拉链还没拉上，就又去套另一只裤腿，然后扎上布腰带。裤子的前面还敞开着，他也视若无睹。随后，健治抓起小桌子上油腻腻的电动刮胡刀刮起胡须来。
“嵫——” 电动刮胡刀的声音让我想起了父亲。每当早晨我与父亲争夺浴室时，我会让父亲先用，而自己在一旁不知厌倦地看着父亲刮胡须。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男人的胡须一个晚上就会长出来呢？
昨晚还在说想进四年一班的健治，其实也是个每天都要刮胡须的大人。但这个大人为什么要装成小孩子呢？他脑袋瓜子果真有问题吗？突然，一个想法浮现：健治是为了驯服我，才向我这个小孩子献媚的。我内心燃起一股激情：我绝不能被他驯服！我要想尽办法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会逃离这个房间的。健治会被警察捉住并关进监狱，那时他哭着求我：让我回家吧！我也不会原谅他。我狠狠地瞪着健治的后背，但健治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心不在焉地移动着刮胡刀。他那种恍惚的神情，也与我的父亲一模一样。
室外传来了脚步声，是脚踩在走廊上发出的“嘎吱嘎吱”声。这个公寓里还住有其他人！我盘算着要把自己被囚禁在这里的事传递给那个人，便故意大声对健治说：
“叔叔，我想喝水！”
健洽似乎察觉了我的意图，略显慌张地跑向我。他把食指竖立在嘴巴上，是在警告我：住口！
我毫不退缩地抬高了声音：
“我口渴了，我要喝水！”
健治用他那皲裂的手粗暴地堵住了我的嘴。脚步声渐渐远去，变成了下楼的声音。我垂头丧气，但附近还有人居住这一令人鼓舞的事实，又让我恢复了一些体力。那时我竟没有太在乎健治粗糙冰冷的手，以及指甲里的污垢。
“水在水壶里。”
健治指着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满是黑烟灰的铝制水壶。
“叔叔，我要去喝水，把我脚上的铁铐拿下来吧。”
我恳求道。
健治皱起了眉头，一副很为难的神情。
“我可不是什么叔叔。”
“那我叫你健治好了。帮我把铁铐拿下来吧，我这儿好痛！”
健治观望了一会儿连接着我脚踝与床柱的手铐，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了铁铐。我细细一看，原来是副玩具手铐，就算靠我自己的力量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它打开。
“我上班去了，老老实实待在这里。要不然我就不给你饭吃，不给你水喝哟。乖乖的话，三点钟发的点心我也会拿回来给你，太太常给我们豆馅包。”
我重重地点着头，开始时健治有些不安地看着我，紧接着他打开了房门，走出去之前还关掉了房间里的灯。门关上了，外面传来上锁的声音，健治在走廊上走远了。现在正是阳光四射的早晨，我却一个人被关在漆黑的屋子里。
我从床上爬起来，望着糊着黑纸的窗户，心想：撕掉黑纸不就能看见外面了吗？这时的我渴望见到阳光，这欲望是如此的强烈，它已超过了我想把自己被困于此的消息告诉别人的欲望。一个人被囚在一间没有一丝光线的黑暗屋子里的恐惧，是无法言喻的，说不定健治也不会回来了，那我将被关在这漆黑的屋子里度过一生，最后死去。想到这里，我被突如其来的恐慌所包围。我走下床来，摸索着向窗户边走去。
窗户完全被钉死了。因为窗缘从上到下全钉着胶合板，黑纸是贴在胶合板上的。这样一来，房间里的灯光不会外泄出去，而在外面看来，这屋子就像是一间无人居住的空屋子。绝望中我还在想能不能扳下胶合板，于是用力扳了起来，但是我的手指只是毫无意义地碰了碰牢牢固定着胶合板的钉子头。
突然， “轰……咚”，外面传来巨大的轰鸣声，我大吃一惊。紧接着“咻．”地一声，仿佛空气被压缩了，之后又是一次“轰……咚”砸碎东西的声音。令人不堪忍受的巨大声响摇曳着室内的空气，有规则地重复着。仔细一听，能辨别出是两台机械按各自的节奏不断地重复着“咻”、 “轰隆”的声响，没有一刻的停顿。
原来健治工作的地方是个有着如此噪音的工厂，我捂住耳朵，一屁股坐在榻榻米上。每一次“轰……咚”的声音传来时，地板都会随之震动，并“嘎啦嘎啦”地响起来，房间里所有的器物，床、寒酸的桌子、刮胡刀、水壶……也跟着“咯哒咯哒”地发出响声，连我的身体也像带电一般与轰鸣声共振起来。
“救救我——！”
在那震耳欲聋的声响里，我的呼救失去了一切意义。就在这一刻，我开始意识到，表面愚笨的健治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狡猾男人。他把我囚禁于此，是因为他知道工厂的噪音会遮盖住我的行动。我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与烦躁之中，不由得垂头丧气起来，在时断时续地摇晃着的榻榻米上，我几乎失去了知觉。那时，我真的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中。
我现在正在努力，要把那个时候的记忆尽可能准确地记录下来，那时只有十岁的我调动了自己所有的智慧、体力与意志，即所有的能力来寻求生存，我要想尽办法记录下那个时候的经过。但我没有信心是否能用文字传递出当时我的绝望与希望，纵然我是个擅长使用文字的作家，但要用我现在的文字再现十岁时所经历的一切，显然还是很困难的。
我并不是在示弱，我的顾虑大概源于我知道现在的我比起十岁的我来得更脆弱，而且当我成长得越发理性时，准确描摹记忆的能力也就是我对当时的感受就已衰退了。例如，在如今的我看来，十岁的我在健治的房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第二天早晨在工厂轰鸣的噪音中失去知觉的一幕是难以置信的。与其说在噪音中失去知觉，现在的我更愿意相信健治的暴力是残酷的，健治对我的侵犯是不可原谅的。
但是，当细细回味过去时，竟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新认识。我发现当我独自一人在黑暗中被不可抵御的轰鸣声包裹时，其恐惧远远大于和健治在一起时的恐惧。当时我害怕孤独；而健治虽然可怖，但他逼迫我发挥无穷的想象力，这能让我触摸到自己生命的脉动。
工厂的轰鸣声停止了，周围突然变得死一般地寂静。房门被打开了，一缕阳光照射进来。原来是中午休息时间到了，健治回来了。他闯进屋来，同时带进一股浓烈的荞麦面味道。他首先打开电灯。我的眼睛因为灯光的刺激而一时睁不开，于是继续横卧在榻榻米上，努力找回现实的感觉。
健治高高举起手中的铝制托盘：
“阿美，吃饭的时间到了哦，肚子饿了吧！”
健治的声调异常甜美，让我想起他喂养的猫，而在健治眼里，我只不过是像猫一样的东西。
“起床吧！”
我没有说话，但开始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抬起头来，慢吞吞地爬了起来。我全然不觉得饿。
健治把饭碗放在桌子上，看了看水壶：
“喝水了吗？”
“没有。”我摇摇头，咽了一口唾液，说道， “给我水。”
我用嘴直接对着水壶口“咕嘟咕嘟”地喝了起来。不知这水是什么时候装进水壶的，有一股浓烈的铁锈味，十分难喝。但一喝起来便无法住嘴了，因为我已经有十九个小时没有喝水了。我想起了昨天在芭蕾舞教室，由于暖气开得很大，课程结束时我早就干渴难耐了。芭蕾舞教室！一想到它，我的眼泪又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因为我已模糊地预见到我不可能再拥有那种平和的生活了。这种预见后来被证明是对的，在我获救后，我确实没能够再次回到以前的轨道上去。
“怎么啦，阿美？想家啦？”
“嗯。”
“快点忘掉吧！”健治轻轻抚摸着我的头，说： “来，这个分一半给你。”
健治像是饿极了，他吞着口水，拉近托盘，让我看看托盘中的食物：有一大碗面条，一根根粗大的面条浸泡在茶色的汤汁里。由于在汤汁中浸泡了很久，面条已开始发涨，那看起来粗大的面条正是吸收了过多水分的缘故。碗里还有一片干瘪的海苔鱼肉卷和一些葱花。除了面条外，还有两个小小的紫菜饭团，两小块黄色的腌萝卜，以及一个橘子。健治像是个还不会使用筷子的幼儿一般攥着筷子，夹了几根面条放在盘子里分给我。我极不情愿地吞下了已煮到变色的面条，仍然没有食欲。
“饭是太太做好后带到工厂给我们的。”
“太太是谁？”
“社长夫人。”
“工厂里还有其他人吗？”
我想知道早晨听到的脚步声到底是谁的，便故意这么问。
健治正专心地吸着面条，他随口答道：
“有啊，还有一个叫谷田部的，进工厂工作比我早。”
一个叫谷田部的男子同住在二楼！我留意到了这一讯息，想着：今后的某个时候，能把我从这里解救出去的，就是那个叫“谷田部”的先生了。健治没有把紫菜饭团分给我，一个人全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