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合法离婚了吗？”她难得发言，只谦逊地向少帅提问。他们按照东方人对待女性的惯例，没有让她加入谈话。
“是的，”罗讷答道。
“乡下老婆好办，”少帅说。
“这件事可不是把老婆搁在乡下那么简单。况且他不止于此，还改信了基督教。”
“他儿子声讨他是怎么回事？”
“那是他在他的俄国时期送去苏联的儿子。俄国人总是让儿子去声讨父亲。那小伙子是青年团的。中国共产党一份地下刊物登了他写给母亲的公开信，谴责他父亲背叛了革命。”
“还有，把规劝他不要逛堂子的母亲踢下了楼梯，”少帅嘿嘿笑着说。
“那是他在上海经商的时候。”
“是他离掉的那个太太吗？”她问道。她见过素瑚小姐与他订婚的照片，她圆圆的肩膀掩在褶纹的雪纺纱里，烫发的波浪下面一张柔和的脸，相当大，眉目含笑；他穿军装站在她身后，高瘦爽朗。她爱不爱他？她得到了她一直寻觅的——中国的领袖。而她是他自己挑选的，不同于他依从父母之命娶的那女人。这就有极大的分别。
“他在证券交易所赚到一百万是真有其事？”
“崩盘的时候赔回去了。”
“那是足以刺激一个人参加革命的。”
“他参加得早，在陆军学校里。不过国民党在上海失败以后，许多人转入地下，有的就在交易所做事，在堂子里会面。他在那圈子似乎混得不错，待了十年。”
“他擅长一百八十度的翻转。”
“他把握危机，乘势登顶。问题在于一切都没有改变。旧势力集结起来，内战打不完。同时南京也做不出一件革新的事。我留下的时间不长，但也看清楚了他们在混日子。现在我不叫他们Nationalists（国民党），改叫Nationa-lusts（国贼党）。”
“嗯，还是一样的老中国。要是我们能杀掉几百万人就好了。也许那样我们就可以有作为。”
“那是布尔什维克的方法。”
“奏效就行。”
“那我不敢肯定。‘大实验’已经进行了快十年，他们还是闹饥荒。军事上苏联谁也不怕它。”
“在这边它至少帮我们收回了汉口的外国租界。”
“租界其实最不必操心。只要全国其他地方够和平有序，也能吸引一样多的外国资金。你们各省连货币都没有统一。”
“要是我们可以把国家交给某个可靠的强国，托管个二十五年多好。”
“不幸无法办到。”
“我的大多数同胞会责怪我这样说，但他们没有试着立一番事业，或者说从来没有机会去试。”
“我明白你为什么会有激进的名声了。”
“只不过是由于我父亲的地位，我讲话更自由而已。”
“我很高兴你不随大流，把一切归罪于外国人和不平等条约。其实中国需要更多的外国资本、更多的监督局，而非较少。虽然我作为区区一个新闻记者跟外国银行团斗过两次，我还是这样认为。”他随即讲起自己的故事，怎样施计让他们放弃了列为贷款担保的土地税。
“罗讷话很多，但是不该讲的事他绝对不讲。”一年多以后他告诉她，“他知道杨何的事。他们派过一个人去上海见他，提出付两千英镑让他到伦敦洽谈，借款一千五百万英镑来开发东三省。他说那是办不到的。他刚来这里的时候向那两人提起，他们很快岔开不谈了。他觉得奇怪，疑心他们是想用那笔钱搞政变。我处决了他们以后，如果他马上告诉我这件事，我一定受用极了，但是他什么都没说。他这人有担当。无论谁找他参谋他都保守秘密。”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刚说起来的，现在我们很熟了。”
罗讷说服他戒毒，又亲自打点他的膳食，引荐了几样他自己最喜欢的保健食品。他可以几个钟头滔滔不绝，论证琼脂和麦麸哪一种更有益。他让他减少派对，一同打高尔夫球、游泳、钓鱼，带他去远足，让他耗尽体力。有人也担心山径上会有刺客埋伏。自从他承认南京是中央政府，日本关东军的将官们便扬言要“教训陈叔覃，他背叛了我们。”
她喜欢看见他们俩像男童军一样出行。但是他的健康恶化了，医生建议他闭关静养至少一个月。
“外面一定会传说我死了，”他立即说，“会发生叛乱，让日本人有机可乘。”
他再度依赖吗啡。“等我们有了合适的医院，我马上第一个去治疗。”
斥资兴建了一所大学、一个现代港口之后，医院的计划便无以为继了。移民从战乱频仍的北方与中原涌来。最近一场战争规模空前，双方各有五十万人上战场，牺牲三十万人。无论是南京政府、基督将军还是和他结盟的山西王，都敦促少帅加入他们的阵营。他申明反对内战的立场，但是他们锲而不舍。
午餐时她听见罗讷说：“至今没有人去碰。中国人惟独在这件事上表现出了团结。”竟是焦虑的声口。
“中国人只是把它看成不平等条约的一部分，”他说。
“如果他们托词于海关自主权而夺走海关，为什么安置一个英国人做税务司？把一个英国人换成另一个，这我不能理解。”
“老殷在山西孵豆芽太久了，办外交没有经验。”
“还偏偏选中贵甫森-甘这么一个人。”
“他够没良心嘛。又是名作家。”
“所以他不怕来到这帮演闹剧的军阀中间做随便什么事。饶有趣味，写写又是一本书了。”
他们打高尔夫球去了。她随后便听说：“我们要参战了。”
她还以为早有共识，他要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中立。
“条件必须是国民党清理门户，开放政府。”罗讷先前说过，“空头支票不算数。”
她不希望他去打仗，所以熟知反对的各种理由：留下半空的东北，日本人会趁虚而入。东三省比中国其他地区都更工业化。国民政府的代表来参观兵工厂，乘车视察，三个钟点才走毕全程，振奋不已。东北地大物博，开发它，就比参与内战更有利可图。算起总账来，老帅那些战争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你这里也有孤立主义者，”罗讷曾经说。
“罗讷为什么那样讨厌那英国人？”她问。
“哦，贵甫森-甘。待在中国的外国人里面他是一种典型，一心想着多捞好处。罗讷自己对钱向来很有原则。”
“他们认识很久了？”也许妻子都容易疑心丈夫的挚友在利用他。她感到愧疚不安。
“对，在北京。贵甫森-甘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据说很精彩。罗讷也写东西。”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她笑着引用古语。
“这是几时的话？”
“不知道。也许是一千五百年前的。”
即将降临的考验沉重地笼罩着他们。他要投身于新闻报上所谓的中原大战、问鼎之争。日本人支持另一方。她从不希望让他经受任何考验，因为这些都不公正。老话是不以成败论英雄。
他入了关。在北京找到公馆后，立刻如约让她和大姊一道过去。他不住大元帅府，防止别人将他与旧政权混为一谈。东北人这次是以和平之师前来。他的大军一压境，仗便打完了。
关于这次行军，他津津乐道的是贵甫森-甘的故事。
“他写信到司令部给我，答应送来两百万现款，此后每个月一百万，条件是我让海关保持独立。我叫他过来面谈。
“罗讷问：‘你为什么这样做？’
“‘我想看一个英国人丢脸。’
“‘小心点。大家会认为你们只是谈崩了。’
“‘你在场做证人好了。’
“‘我不知道。他会认为你感兴趣的。如果你们谈得成什么，你会多了一个朋友而又少了另一个。因为我只好离开你了。’”
罗讷先前也一度这样威胁。他在奉天遇见一个老相识，是英国的从男爵，曾经在印度的公职机构做事，后来在公使馆任职。
“你在这边做什么？”罗讷问。
“少帅请我来做他的顾问。”
在家晚饭时少帅宣布：“罗讷丢下了乌纱帽。妒忌得跟女人似的。”
“什么妒忌得跟女人似的，”大姊说，“你扪着胸口问问自己的良心。”
“于是贵甫森-甘到司令部来了。他说：‘你一定得让我官复原职。’
“我问为什么？
“‘因为我们合作可以赚大钱。’
“‘你是指从海关抢钱。’
“‘倘若你不帮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问殷锡三去。’
“‘他跑了。’
“‘那你也跑呗。’
“‘给我一个礼拜行不行？’
“‘为什么？’
“‘我要照顾好我雇用的人。’
“‘给你一个礼拜榨干海关！我限你一天之内把它还给接收机构。’
“他匆匆忙忙走了。两天以后他的一个雇员因为分赃的纠纷鎗杀了他。天晓得一个外国人要在中国横死是很难的。他大概是义和拳以来第一个死于非命的外国平民。英国终于不派军舰干涉了。”
在难以置信的胜利之后，最初的日子还朦朦胧胧，就只有这故事令她觉得那是真的。可以说那场战争单单牺牲了贵甫森-甘一个人。三十万无名死者是他参战前的事。山西的殷氏到大连暂避，后来仍旧回去做一省之王。基督将军下了野，带着老婆与精锐部队躲到山东一座风光旖旎的山上。南京并不追究到底；全国通缉他们已是足够的惩罚。要不是那英国人死了，一切都会显得迷惘如梦，仿佛抓住开线的枕头扭打，飘出毛茸茸的云雾。她感到司令部的那场会谈是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他终于证明了自己，也证明了给罗讷看，而罗讷就是全世界。
“有一件怪事，”罗讷道，“从他第一本书上，能看出拳民之乱给他最深印象的是抢掠。想不到他三十年后为此丧命。”
“《北京实录》，”她说。
“嗯，很好的亲历记，满纸兴奋劲儿。”
“他还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抢掠〉。”
“哦？讲什么的？”
“同样的故事。”
“英国人、印度人和哥萨克人抢掠皇宫？”
“嗯，他八年后把它重新写成一个短篇。”
“活见鬼了。”
“我不知道你也看他的书，”少帅得意地说。
“我也好奇嘛。那时候你们都在讲他。”
他喜欢在罗讷面前炫示她，但是她一般并不说话。罗讷对她很小心，规规矩矩地较少注意她，不比对待帅府里的未婚女孩子。他平素喜欢跟年轻女孩子打趣，尤其是会说英文的少女。然而一个男人有两位太太，无论看上去怎样摩登，仍是将他们归入守旧派更安全。
“他始终在给他们找借口，”罗讷道，“他们是德瑞克的海盗团伙，从劫掠者手里劫财。满族自己则是从明朝皇帝那里劫来的。至于外国人掌管的海关，他们的财富是皇朝剥削的成果，虽然这话对于他也许太布尔什维克了些。”
“这么说他只是按照自己一贯的信念做去了，”少帅道。
“作家是不该这样的。吠犬不噬嘛。”
他受任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与罗讷一起坐飞机到南京出席国民会议。风传他回不来了。南京会绊住他，再不然他父亲的老部下也会接管东北。他两个月后返回。他已结束了军阀时代。下一次南行，太太们也与他同坐一架私家飞机。终于是二十世纪了，迟到三十年而他还带着两个太太，但是他进来了。中国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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