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刺眼的阳光一下进入暗沉沉的酒窖，我的眼睛逐渐适应过来，这下我才意识到这个酒窖并不小，远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许就静静藏着两万五千瓶好酒。事实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酒瓶，只见一条两边布满酒桶的道路，难以计数的酒桶躺在与半人高的平台上，酒桶侧面曲线的最高点离地大约12或15英尺，每个酒桶上都用粉笔标示着成份。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机会见这么多酒。隆河村酒（C?tes-du-Rh?ne-Villages）、丽雷卡酒（Lirac）、维克奎拉斯酒（Vacqueyras）、圣约瑟酒（Saint-Joseph）、海米塔奇酒（Crozes-Hermitage）、天芳酒（Tavel）、吉恭达酒（Gigondas），每种都有几千升，酒桶则按制造年份一字排开，默默地在修炼成致醇美酒的道路上打着瞌睡。
“好，”米奇说，“你可千万不能白来一趟，想喝哪种？”
眼前有太多的选择，我不知道该从哪开始。米奇能不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酒桶间给我点指导呢？
我可以看看别人在酒杯里装了些什么，然后来个依样画葫芦。
米奇点点头，“这样最好了，因为我们只有两个钟头的时间。”他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新酿成的酒上，尚有无数的好酒等着我们去品尝呢。听到这里，我庆幸自己事先喝了橄榄油，任何被称为“宝藏”的酒可是不能吐出口的。但如果在这两小时内把所有的酒都吞下肚，我就会像那些酒桶一样乖乖躺下。所以，我问可不可以把酒吐出来。
米奇挥动酒杯指着一条小小的排水沟，上面标着隆河大道入口，“要吐的话，请便，但是……”显然，他认为如果有人拒绝享受美酒下肚时的感觉――其中，种种味觉的绽放，妙趣横生的后味，以及喝下一种艺术品时难言的满足感――是极其悲惨的。
酒窖老板此时赫然出现，他是个身材瘦高的老头，身穿暗蓝色棉夹克，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仪器，一根三英尺长的玻璃管，一端有个拳头般大的塑胶球，让我想起点眼药用的管子。 他把喷嘴瞄准我的酒杯，慷慨地挤了点白酒到我的杯里，嘴里如祈祷般念念有词，“1986年的海米塔奇酒，有合欢花的香味，味道很冲，但不太酸”。
我也晃晃杯子，用鼻子闻闻，让酒在口中转几圈，然后一口吞了下去。棒极了，米奇说的不错，把这些美酒倒进排水沟糟蹋，的确是种罪过。稍稍放松心情后，我看看身旁有些人把没喝的酒倒到旁边桌子上一个大罐子内。稍后，罐子里装的酒会被倒入醋缸里，还可以酿出四星级的醋哦。
我们慢慢向前进。每一站，酒窖老板都会登上随身携带的梯子，爬到酒桶上，拔出酒桶塞，插入他那饥渴的喷嘴，然后好似背着上了膛的枪般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随着品尝活动的深入，越来越像。
最初几站的品尝仅限于白酒、玫瑰红酒及轻淡的红酒。我们走得越深，那儿的酒色变得越暗，味道也越浓厚，酒性也更烈。每一种酒背后，都有自己简短但让人肃然起敬的故事――海米塔奇，有紫罗兰、覆盆子果和桑椹的香味，属于烈酒；隆河酒和库克陈年香槟酒（Grande Cuvée）则是精工细酿、品质精纯。用来形容这些美酒如何迷人的形容词也同样让我印象深刻――肥美多汁、兽性野狂、雄壮威武、健美匀称、艳丽奢华、强劲有力……这些词从酒窖老板嘴里吐出，居然都没有重复的。我真怀疑他老兄的口才是天生的呢，还是他每晚都抱着词典睡觉。
我们终于走到米奇的最爱――1981年的教皇新堡酒。虽然它还需要好几年才能成为真正的极品，但现在也已经称得上好酒了――深葡萄的酒色，一丝香料和松露的味道，口感温暖平衡，更别说它那接近 15％的酒精含量。米奇的头都快栽进酒杯里了！看到有人如此热爱他的工作，真好！
品位“教皇新堡酒”(2)
他不情愿地放下酒杯，看看手表，“我们该走了，我得买点酒午餐时喝！”他走进酒窖前方的一间办公室里，出来时提了整整一箱酒，十二瓶。另一同行跟在他后面，手里还有一打。我们一行八人准备大吃一顿，猜猜看有几人能挺到最后？
我们离开酒窖，毒日头晒得大家都有点萎靡。在酒窖里，我已经暗自克制，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尽管如此，走向车子的路上，我的头还是突然发出一阵警告，“突突突”地 跳个不停。再闻到酒味前，我一定得先喝点水。
米奇在我背上砰地重重打了一下。“品酒最容易感到口渴了，”他说，“别担心，我们这儿有足够的酒随你喝。”我的天啊！
米奇挑选的餐厅开车过去大概需要半小时，是一间卡维隆外的乡间小旅馆，有米奇说的乡村风情以及号称最地道的普罗旺斯食品，非常隐密难寻，我得好好跟紧米奇的车。
说总是比做容易。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可以支持我的论点，但是就个人观察的结果和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经验而言，一个空着肚子的法国人，开车速度是吃饱了的法国人的两倍；而即使是饱肚的法国人，开车的速度无论从理智和速度限制上看，都已经严重超标。当然，米奇也不例外，前一分钟他还在那儿，下一分钟他已经成了微微发亮的地平线上一个尘土滚滚的模糊影子。他把鲜美的果汁放在传动机上，一会儿飞快地来个大转弯，路上的干草被生生折断，一会儿冲进午睡正酣的小村子，从羊肠小街轰隆隆地直穿过去。到达餐厅时，我所有想喝水的念头全都没了，只想来点酒。
农场里的餐厅凉爽而嘈杂。角落里有一台被顾客忽略的大电视机，声音含混不清地自娱自乐。大部分的客人都是男性，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穿着外出工作的旧衬衫和背心，失去光泽的头发下露出一片倍受帽子保护的白皙额头。一只长相平凡的狗儿在角落里抖索身子，目光迷离地闻着从厨房散发出来的肉香。这时，我可以吃下一头大象！
有人介绍我们认识餐厅的老板安德鲁，黑皮肤，身材魁梧，正符合我们早先品尝过的某些酒，手上的花束隐隐混和着大蒜味儿、高卢牌香烟味和茴香酒味。他穿着宽松的衬衫短裤，脚上趿着一双橡皮拖鞋，嘴上有一撇引人注目的黑色小胡子，声音宏亮，足以盖过屋子里的喧哗。
“嘿，米奇！这是什么东西？桔子汁？可口可乐？”他打开装酒的木箱，把手伸进裤子屁股口袋里拿开瓶器。“亲爱的！拿桶冰块来！”
他的妻子，体格健壮面带微笑，从厨房走出来，把一个托盘放在桌上――两个冰桶，几盘撒着胡椒的粉红色香肠，一盘鲜艳的萝卜和一大碗凤尾鱼橄榄酱，有时候人们把橄榄加上凤尾鱼叫成“普罗旺斯的黑黄油”。安德鲁拨酒瓶塞的动作纯熟得像个开瓶器，他把每个酒塞都挨个闻了一下，然后把酒瓶在桌子中央排成两排。米奇说，有些酒是我们在地窖中没有时间品尝的，大部分是年份不长的隆河酒，有半打是年份较早也更烈的吉恭达酒，用来就干酪喝。
对于法国的午餐，有些东西是我那小小的意志力永远无法抵抗的。我可以安静地坐下，决心表现得文雅些，发誓只吃一点、喝一点，但是往往待了三小时之后，我仍然慢条斯理地品着酒，而且依然抵挡不了诱惑。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贪婪，而是因为整整一屋子热衷吃喝的人集体营造的气氛。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天，谈论的不是政治、体育或经济，而是就在盘子和酒杯里的东西。香肠被拿来相互比较，菜单也被反反复复研究了个够，记忆中的大餐被一再提起，未来的大餐被一一安排计划下来。一切红尘俗务可以以后再说，此时此刻，吃饭天下第一，空气中充溢着心满意足。真是不可抵挡！
我们轻松地开始午餐，犹如运动员般柔软灵活。一个顶部被切开的萝卜，里面装着一长条近乎白色的奶油，上面撒了一撮粗盐；接下来是一片撒满胡椒的香肠；用隔夜面包烤成的圆面包片，涂着闪闪发亮的凤尾鱼橄榄酱，还有冰镇的红酒和白酒。米奇从桌子边上凑过来，“不准吐掉！”
老板在招呼客人的同时，不时啜上一小口手中的红酒。这时，以十二分的隆重端上了我们的第一道菜――一只几乎已烧成黑色的深口锅放在桌上，一把旧厨房刀插人面团中，接着又拿来了一个装着腌黄瓜的长玻璃罐儿和一盘洋葱酱。“孩子们，祝用餐愉快。”
米奇分发年份较浅的红酒时，酒变了颜色，锅子沿着桌子传了一圈，大伙儿可以再来点儿。安德鲁从他的牌局中过来倒酒，“怎么样？你喜欢吗？”我说我爱死他的洋葱酱了，他劝我一定要为下一道菜留点肚子。“下一道菜，‘无头云雀’，他大声吸着指头，是亲爱的莫妮卡特别为我们做的。
虽然名字有点可怕，这道菜是由薄牛肉片卷着腌猪肉片，佐以切碎的大蒜和香菜，泡在橄榄油、干白酒、高汤和番茄里，用食用麻线绑得整整齐齐。整道菜一点儿都不像云雀，倒像肥胖的香肠，但某些普罗旺斯富于创意的厨子一定认为云雀听上去比牛肉卷更吸引人，于是这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
莫妮卡把“云雀”端上来，安德鲁说那是他今天早上才打下来的云雀。他是那种说笑话一定要加上肢体语言的人，他的手臂张开，手肘一动差点把我撞进一个装剩菜的大木桶里。
无头的云雀还是热呼呼的，散着大蒜味儿，米奇觉得得配更烈点儿的酒，吉恭达酒中选。桌子那头的空酒瓶数现在已经上升到了两位数。我问米奇下午是否还打算工作，听到这话，他吃了一惊。“我正在工作，”他说，“这就是我喜欢的买酒方式，再来一杯！”
色拉上场，然后是一托盘的干酪，有油乎乎的新鲜羊干酪，一些温和的康塔尔（Cantel）干酪，还有一些来自奥弗涅省（Auvergne）的圣耐克塔尔（St Nectaire）牛奶乳酪。这些东西让刚刚在桌子另一头坐下的安德鲁又想起一个笑话。有一位住在奥弗涅的小男孩，人家问他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小孩子想了一会儿说，“我最喜欢熏肉。”安德鲁爆发出一阵大笑。我在旁边松了一口气，这次他撞不到我了。
几球果汁雪泥上桌了，一个亮晶晶的苹果馅饼也登场了，我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安德鲁见我摇头，开始大声咆哮，“一定要吃！你需要体力，我们马上有一场保龄球大战！”
喝完咖啡，他带着我们到外头，欣赏他放养在餐厅围栏内的羊群。它们躲在房子阴影的阴凉地里，我好生羡慕。它们不需要在激光般当头直射的大太阳底下打保龄球。那真糟糕。我的眼睛被阳光刺得发痛，肠胃强烈要求静下来好好消化东西。我找了个借口，在树阴下找了片草地，躺了下来。
大概在六七点钟，安德鲁把我叫醒，问我要不要留下来吃晚饭。有羊脚掌，而且运气不错，还剩下了两三瓶吉恭达酒。我费了好大一番劲儿，才得以逃脱，开车回家。
老婆已经明智地在游泳池畔和阴凉地里度过了一天。她看着我幽灵般的狼狈样子，问我玩得开心吗？
“希望他们准备了东西给你吃。”她说。
第十四章
一万三千名观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我真希望他能再来奥伦奇镇，下次最好能把菜单也印在节目单上。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1)
宣传广告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轰炸，那张大胡子、头带贝雷帽的脸频频出现在报纸和海报上。从春天开始，普罗旺斯任何一位对音乐有丁点儿兴趣的居民，都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消息，《普罗旺斯日报》称为声乐皇帝的人物――帕瓦罗蒂，将于今年夏天来这里演出。到时候，将上演一场世纪盛会，因为帕瓦罗蒂选择的表演场地极为特殊，既不是卡维隆的歌剧院，也不是葛氏村的礼堂，这些地方会把他和大自然隔离开来，他的选择是露天广场，周围被他的意大利老祖先们19世纪建造奥伦奇剧院（Theatre of Orange）时留下的古老石头包 围着。的确，那将是一场空前绝后的演唱会。
虽然现在空空如也，奥奇剧院依然风采迷人，规模宏大得难以想象。整个剧院呈D字型，连接两堵半圆的直墙，长335英尺，高120英尺，目前仍然完整无缺。除了近两千年的风霜在石头上刻下的斑斑绿锈，这面墙简直就像昨天刚完工一样。墙后面是一整座山坡挖掘而成的一道斜坡，顺着山势恰好形成一道道天然的石阶，大约可容纳一万名观众。
最开始，剧院的座位顺序是根据社会阶层来决定的。长官和地方议员坐前排，接着是牧师和商业行会成员，然后是一般民众。而坐在最高处远离贵宾的是乞丐和妓女。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项规定已经改变了。座位不再依照阶层而定，而得看你出手的速度。可以想象，入场券肯定是早早地被抢购一空，想买到票，得早做决定，快快动手。
我们尚在犹豫不决，克里斯多夫这位习惯军事化生活的朋友，已经在门票售罄前为我们买到了票。他打点好一切，给我们下了开拔令：六点出发，七点半在奥伦奇镇（Orange）的玉兰树下晚餐，九点前进入剧院。带上椅垫，防止屁股饱受石阶之苦。中场休息有饮料供应，凌晨一点左右返回基地。
当有人上上下下一手操办，你只需要奉命行事时，参加活动就成了一种解脱和愉悦，这次演唱会正是如此。我们六点准时出了门，一小时后到达奥伦奇镇，发现全镇上下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个餐厅都熙熙攘攘，挤满了人，临时加的餐桌和椅子已经延伸到了马路上。在马路上开车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怎么才能够通过道路而不撞到服务生呢？表演开始前的两个多小时，成千上万的观众手捧野餐盒与椅垫朝剧院蜂拥而去，餐厅也为专门来听帕瓦罗蒂的听众们准备了特别菜式。奥伦奇镇摩拳擦掌地一心等待好戏开演，这个时候，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这里已经好几周没下雨了，当第一滴雨落在满是尘土的马路上时，全镇都抬起头看着老天爷的脸色――服务生、司机、卖椅垫的、当然也包括艺术大师他自己。真糟糕！他会打着雨伞演唱吗？乐队该怎么用潮湿的乐器来伴奏呢？指挥能用滴着雨水的指挥棒来指挥吗？雨继续下着，你可以感到人人都屏住了呼吸默默祈祷。
但到了九点，雨已停了一阵子，剧院上方无尽的夜空里出现了星星，我们随着众多音乐爱好者慢慢涌进剧场入口。剧院四周到处是贩卖“帕瓦罗蒂”的小贩――CD唱片、录音带、海报、T恤……除了“我爱帕瓦罗蒂”的保险杆贴纸之外，各式流行商品应有尽有。
人流走走停停，好像入口处有障碍物一样。进入剧院，我才了解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会不由自主地在舞台前方停几秒钟，来领略观众席巨大的全景，体会一下帕瓦罗蒂将看到的场景。
黑暗中有成千上万张苍白的脸孔，形成一排又一排的半圆，愈往上愈远，渐渐消失在夜色中。从底层座位往上看，有一种倒挂的眩晕感。石阶陡峭得令人无法置信，观众仿佛悬挂在半空中，随时可能失去平衡跌落下来。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古怪，比耳语大声些，又比正常说话小声些，只听见一阵连续不断的嗡嗡声在石墙间回旋，声响已被石墙放大，这种感觉恍如掉进了满是人的蜂窝。
我们慢慢爬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比表演台高出100英尺左右，正对面的墙上高高挂起一个壁龛，里面是一尊凯撒大帝的塑像，被探照灯照得雪亮，他身穿皇家长袍，挺立而站，伸展双臂迎向人群。在凯撒大帝时代，奥伦奇镇大约有八万五千人，现在锐减为不到三万人。而此刻，大多数居民似乎正在寻找可以坐下的石头。
一位带着条歌剧风格腰带的女士，刚刚爬上高高的石阶，气喘吁吁，她一屁股瘫倒在我旁边的垫子上，用节目单扇风。她是奥伦奇镇人，圆滚滚的脸庞，情绪高昂。她说以前到奥伦奇剧院来过好多次，但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她扫了一圈在场的人头，说肯定有一万三千人。哦，真是老天保佑，雨停了！
乐队出现在舞台上，开始调音，观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掌声，乐声片断在观众满怀期望的哼唱中传来，尖锐而清晰。随着铜鼓长长的一声轰鸣，乐队嘎然停止。乐手及观众不约而同地朝后台看，黑色幕帘盖住了凯撒塑像下方的主入口，观众们齐刷刷地把脖子往前伸，好像经过彩排般整齐划一。指挥从黑色帘幕后面现身。
掌声再次响起，从我们后方和上方传来一阵尖锐轻浮的口哨声，旁边的妇人不耐烦地发出嘘声。“又不是足球赛！真可恶！”事实上，这可能和传统有关，因为口哨声来自乞丐和妓女区，并非应该发出高贵掌声的上流社会区。
乐队开始演奏唐尼采蒂（Donizetii）序曲，优美的音乐在夜空中回荡，剧院接受着乐声的洗礼，每一个音符都被真实地放大，完整地展现出它的原貌。其中如果出现任何错音，几乎每个奥伦奇镇居民都会知道。
指挥向观众鞠躬，缓慢地走向幕帘，那不到一秒钟的瞬间，全场一万三千名观众鸦雀无声。在一阵忽然迸发的叫好声中，他出现了――黑发、黑胡须、白领带、燕尾服、左手拿着一块巨大的白色手帕。他向观众席伸开双臂，然后合上手掌，鞠了一躬。帕瓦罗蒂准备开唱了。
然而，从乞丐与妓女区传来口哨声还没停止，还是那种两根手指放在嘴里，用来招呼计程车的口哨声。我身旁的女士坐不住了，呵斥他们为“剧院流氓”，冲他们发出嘘声，乞丐与妓女区也针锋相对地传来一大片嘘声。帕瓦罗蒂静静等待着，头微微低着，双手垂在身体两侧，指挥举起指挥棒，在最后几声大胆的口哨声中，演出开始了。
帕瓦罗蒂唱道，“Quanto è cara， quanto è be11a”，听上去是这样的轻松，明亮宽广的声音把偌大的剧院变成了一个小房间。他站得很直，重心完全放在右脚上，左脚跟稍稍离地，手帕在空中挥舞，真是一场令人心旷神怡的完美演出。
当曲子的最后一个音符袅袅消失时，他的头向上轻轻晃动，脸上笑容可掬，双臂向前伸开，然后把手掌合上，向观众点头致意，最后在震耳欲聋的掌声中和指挥握手致谢。当晚所有的曲目都是以这样的仪式结尾。
歌声又起，这一次，观众的掌声尚未完全消散，他已在指挥的护卫下走向帘幕后的入口，消失在门后。我猜他是进去让他的声带小歇片刻，可能还要来一勺滋气润喉的蜂蜜。但是旁边那位女士却想得完全不一样，她的一席话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直撩拨着我的好奇心。
她说：“我觉得他正趁着演出间隙吃顿小小的夜宵。”
我说：“夫人，不可能！”
“嘘！横笛开始演奏了。”
这支曲子结束时，那位妇人又回到她那套理论上来。“帕瓦罗蒂是个大块头，也是位美食家。演唱会又那么长，像他这种天使般的唱法可是很累人的。所以他在后台私下里加餐补充体力也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你认真研究一下节目单，就可以发现曲目和曲目之间实际上安排了六道充足的点心时间。而这个时候舞台上的乐队就得用演奏娱乐观众，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我仔细瞧了节目单，不得不佩服那妇人独特的见解。确实，在咏叹调和咏叹调之间，隐藏着这样一张菜单：
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2)
唐尼采蒂
（蓟菜色拉）
西利亚
（番茄白豆蔬菜汤）
中场休息
（威尼斯式鲽鱼）
普契尼
（磨菇青豆炖鸡）
威尔第
（奶酪）
马斯内
（柠檬冰沙）
安可
（白兰地咖啡）
除此之外，还有更显而易见的证据说明这种歌剧晚餐的说法并非只是该女士的异想天开。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一直以为帕瓦罗蒂手里拿的是一条手帕，而实际上它比手帕大，要大得多。我把这一发现告诉身旁的女士，她点点头表示同感。
她说：“显然，这是条餐巾。”把这个问题盖棺定论之后，她往后一靠，舒舒服服地享受剩下的曲目。
帕瓦罗蒂真是令人难忘，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歌声，还有他展现给观众的独特台风，比如，他偶尔会不照谱唱，离开时会轻拍指挥的脸，每一次退场、进场时间拿捏得分秒不差。有一次曲间休息后，他回到台上，脖子上围了一条长长的蓝色围巾，一直垂到腰间。我以为是挡风用的。
身边的女士显然更了解他。“他一定是不小心打翻了调味酱，所以要用围巾来盖住白衣服上的痕迹。他真可爱，不是吗？”
正式演出已经结束，但乐队仍然逗留在台上。乞丐与妓女区传来一阵坚持不懈的喊声，“威尔第！威尔第！威尔第！”这一回，全场的观众都齐声应和，直到帕瓦罗蒂再次出现，加演了第二首，《我的太阳》（Nessun Dorm，O solo Mio）。观众狂喜，乐团深鞠躬，明星最后一次行礼，演唱会正式结束。
退场花了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出来时，看见两辆豪华奔驰轿车正驶离大剧院。“我敢打赌，一定是他！”克里斯多夫说，“你说他会去哪里用晚餐呢？”他当然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坐在那位女士旁边，所以他不知道幕帘后面发生的事情。一万三千名观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帕瓦罗蒂共进晚餐。我真希望他能再来奥伦奇镇，下次最好能把菜单也印在节目单上。
第十五章
喝茴香酒一定要有温暖的天气、充裕的阳光和时光停滞的幻觉。对我来说，唯一应景的地方就是普罗旺斯。
一堂茴香酒课(1)
巨大的法国梧桐树阴底下，摆着几张白色的铁桌子和旧藤椅。晌午时分，一位穿着帆布鞋的老先生慢吞吞地走过广场，脚下扬起的灰尘悬在空气中，在阳光下更显清晰。服务生从《队报》（L'équipe）中抬起眼来张望，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帮客人点餐。
他回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小玻璃杯，如果他够大方的话，会倒满四分之一，加上一个还淌着水珠的水瓶。把水倒进酒杯，酒的颜色开始变混，那是一种介于黄与灰之间的颜色， 然后，一股刺鼻的大茴香甜味冒出来。
“干杯！”你喝的就是茴香酒，普罗旺斯的精华。
对我而言，茴香酒最烈的地方，不是茴香，也不是酒精，而是喝酒时的气氛，在哪里喝，怎么喝。我无法想象在匆忙中唱它，也无法想象在复汉（Fulham）的小酒馆或纽约的酒吧，或其他任何需要穿袜子才准进入的地方喝它，那样喝就会走味。喝茴香酒一定要有温暖的天气、充裕的阳光和时光停滞的幻觉。对我来说，唯一应景的地方就是普罗旺斯。
搬来这里以前，我一直把茴香酒当成法国的日常酒，一种由法国两家大酒厂——贝合诺（Pernod）酒厂和里卡（Ricard）酒厂――制造的国酒，仅此二家。
后来，我陆陆续续喝到过其他牌子的酒，卡萨尼（Casanis）、加诺（Janot）、卡尼尔（Granier），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种品牌。我在一家酒吧数过有5种，但另一家则有7种。每一个我问过的普罗旺斯人，都是此中的专家，他们个个都用肯定但实际上未必正确的语气告诉我不一样的答案，而且都不会忘了对他们看不起的品牌大加诋毁一番。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位茴香酒专家，他碰巧也是位有名的厨师，所以上他的茴香酒课十分有趣。
米歇尔·波斯先生出生在亚维隆附近，后来搬到几英里外的卡布雷尔村（Cabrières）。在镇上开了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餐厅，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每年，米歇尔都把盈利重新投资到餐厅里。他搭了一个大大的露台，拓宽厨房，加盖了四间卧房，供疲劳或玩疯了的客人休息之用。这样一来，他的餐厅变成了一个自在舒适的地方，生意自然兴隆。
尽管餐厅一再更新，除了偶尔在夏季游客潮中弄点别出心裁的花样，有件事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餐厅前的酒吧仍是村民聚集的地方。每晚总有许多晒红了脸、穿着工作服的人到这里来逛逛，他们不是来吃东西的，只是为了边喝酒边讨论滚球比赛。而他们所喝的酒一定是茴香酒！
有天晚上，我们看见米歇尔在吧台后面，主持一个非正式的品酒大会。他排出了七八种酒挨个来考验老酒鬼的品酒能力，其中有些牌子我压根儿没见过。
品尝茴香酒可不像在波尔多（Bordeaux）和勃艮第（Burgundy）酒窖中的品酒仪式那种安静神圣。米歇尔得提高噪门，才能压过吧台前的杯子碰撞声和咂嘴声，跟我说话。
“试试这个。”他说。“就像妈妈在家里自制的那种酒，是佛卡吉儿产的。”他从一只装有冰块还滴着水的金属壶里把酒杯倒满，从吧台那头滑过来。
我啜了一口，老天，这就是妈妈们会做的酒？只要喝个两三杯，我铁定得躺倒在楼上的卧室里。我说，这酒味道很烈！米歇尔让我看看酒瓶，45度，比白兰地还烈，不过还没达到茴香酒的酒精标准，和米歇尔以前喝过的酒比起来，温和多了。
米歇尔说，只要两杯这种酒，嘿，保证能让一个大男人直挺挺地倒下去，脸上还带着微笑呢！不过此酒很特别，从米歇尔的眨眼暗示中，我感觉到这酒并非完全合法。
米歇尔突然离开吧台，好似陡然想起烤箱里还烤着奶酥，他回来时，带了些东西摆在我面前的吧台上。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吧台放着一个螺旋形的酒杯，带着短短粗粗的把儿；一只更小的玻璃杯，矮矮胖胖的，不过一个顶针那么宽，两个顶针那么高；还有一支像是被压平的锡制汤匙，上面对称地打着孔，平头下有个U型的结。
“这个地方在我接手前是家咖啡厅。”米歇尔说，“我们在打墙时发现了这些东西，你以前见过这些东西吗？”
我看不出那些是什么东西。
“在从前，所有的咖啡厅都有这些东西。它们是用来喝苦艾酒的。”他把食指弯起来在鼻孔附近挖，这是喝醉酒的标准动作。他拿起那两个比较小的酒杯，“这是用来量苦艾酒的老式量杯。”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很结实，像个铅块。他拿起另一个杯子，将平头汤匙平放在上面，柄上的结刚好紧紧地扣住杯子边缘。
他轻敲汤匙，“在这上面放点糖，在上面倒水，水经过糖，穿过洞流进苦艾酒。在19世纪末，这是种非常时髦的喝法。”
米歇尔告诉我，苦艾酒是一种从烈酒和苦艾草蒸馏出来的绿色液体。很苦，有刺激性，会让人产生幻觉，会上瘾，很危险。因为含有将近70％的酒精，可能导致失明、癫痫和精神错乱。据说梵高就是受到这种酒的影响，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法国诗人魏尔伦（Verlaine）也是因为这种酒枪杀了另一位诗人兰波（Rimbaud）。还有一种病以它命名，“苦艾酒中毒”，因为上瘾的人很容易死掉。在1915年时，苦艾酒被禁。
当时有一个名叫朱尔斯·潘诺的人，在靠近亚维隆的蒙发斐（Montfavet）有一座苦艾酒酒厂。由于不希望看到苦艾酒就此消失，他改用合法原料八角茴香来造酒，此举十分成功。而这种酒最大的好处就是，客人总能活着回来买更多的酒。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市面上的茴香酒是出生在亚维隆的，就和我一样。来，试试这一种。”
他从架上取下一瓶卡尼尔酒，我敢说我家里也有一瓶同样牌子的酒，标签上写着“卡尼尔，我的茴香酒，制于卡维隆”。它的颜色比潘诺酒的鲜绿色稍微柔和些，喝起来也没有那么烈。而对于喝起来还不错的本地酒，我绝对是支持的。
卡尼尔酒瓶快空了，而我还好好地站着。为了继续给我上第一堂课，米歇尔建议我再尝尝另一种名牌酒，这样我才能在口味及颜色相近的酒中，分个高下。他倒了杯里卡酒给我。
喝下一杯又一杯不同牌子的茴香酒后，我已难保持客观学术的眼光来比较这些不同牌子的茴香酒。这些酒我全都喜欢，口感清爽舒畅，让人着迷。有的牌子比另一种多放一滴甘草，但在喝过这么多味道香浓、度数又那么高的酒之后，舌头都已开始麻木。然而这种感觉棒透了，让人喝了一杯还想要第二杯。两三杯酒下肚，用来评酒的种种挑剔言辞，统统都消失了。要当一名茴香酒的品酒师，我大概是不可救药了，快乐、饥渴，但毫无希望。
“你觉得里卡酒如何？”米歇尔问。里卡酒还不错，只是今晚我似乎上了太多的品酒课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写下很多问题想请教米歇尔。比如，为什么这么有名的茴香酒，发源地却如它的颜色般迷惑不清？在潘诺酒之前，是谁发明了茴香酒？为什么它和普罗旺斯这般紧密相连，而不是勃艮地或卢瓦尔（Loire）河谷地区呢？我又回去找我的老师。
不论在何时向普罗旺斯人请教关于普罗旺斯的问题，天气、食物、历史、动物习性或人的怪癖，我一定可以得到答案。普罗旺斯人喜欢指导别人，爱发表个人的高见，特别是大家围坐在桌子边上时，尤其如此。所以，米歇尔在一星期中餐厅不营业的那天，特地安排了一个午餐会，邀请了几个他称为“负责任的人”吃饭。他们会非常乐意帮助我寻找答案。
一共有18个人聚集在米歇尔的院子里的白色帆布大阳伞底下。我被介绍给一大群人，一堆混在一起的名字、脸孔、和个人信息。其中有一个来自亚维隆的公务员，一个来自卡朋特拉斯的葡萄酒农，两个里卡酒厂的经理，及两个来自卡布雷尔村的党派人士。其中有个人甚至还打着领带，不过五分钟后，他就将领带松开套在送酒的小推车上了。
一堂茴香酒课(2)
这就是所谓的正式礼节的匆匆登场以及更加匆匆的结束。
大多数人都和米歇尔一样喜欢滚球运动，而卡朋特拉斯来的葡萄酒农，还带来几箱他特制的葡萄酒，标签上画着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滚球赛。
玫瑰酒已冰凉，红酒则已开瓶，大家开始有礼貌地纷纷往自己酒杯里倒滚球酒以及滚轮 爱好者的最爱――真正的马赛茴香酒，里卡酒。
据一位里卡的经理说，他的老板保罗·里卡先生出生于1909年，是一个充分发挥后天努力和先天智慧的经典案例。直到现在，他还在不停地自找“麻烦”。他的父亲是一位酒商，而年轻的保罗先生，因为工作需要，时常和马赛的酒吧、餐厅打交道。那个时候，酿酒的法令还不太严厉，许多酒吧都自行配制茴香酒。里卡先生也决定酿制自己的茴香酒，但他添加了一种其他牌子所没有的原料，但就这一点点与众不同创造了销售的奇迹。其实所谓“真正的马赛茴香酒”和其他酒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第一，酒本身很不错，第二，借着里卡先生的销售天赋，里卡变得更加不凡。没过多久，他的酒成为最受欢迎的酒，至少在马赛地区如此。
里卡先生决定扩大营业，这个决策让他把成功提早了许多年。马赛附近的地区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茴香酒遍地都是，是种非常普通的酒。当时马赛和其他邻近的地区相比较，也并不是最出名的。甚至到了今天，马赛人还背着爱吹牛、说大话、把沙丁鱼说成鲸鱼、不值得信任的恶名。
再往北去，茴香酒被当成外地酒销售，距离使马赛的坏名声有所改进，同时借着南方的魅力――一点点的放荡、轻松自在和几许阳光，茴香酒吸引了习惯于寒冬及灰色天空的北方人。于是，里卡酒向北方前进，先到里昂，再到巴黎，新配方一炮而红。今天，在法国任何地方，如果在一个酒吧里找不到“真正的马赛茴香酒，里卡”，那倒是极不平常的事。
里卡酒厂来的人说起他的老板时，流露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保罗先生非常聪明，非常特别，每天都寻求挑战。我问他是否和商界大腕一样，对政治感兴趣，座位间传来一阵笑声。“政客？他唾弃他们！”我挺欣赏他的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觉得可惜。由一位茴香酒大亨来当法国总统，这个主意倒挺吸引我。他要是在选举口号里加上一句“除了里卡，啥都不要”，说不定还真能当选。
不过，里卡先生并不是发明茴香酒的人，就如同潘诺先生，他只是将已存在的东西装瓶销售。那么，到底茴香酒诞生于何处？是谁第一个把茴香、甘草、糖和酒精混在一起？还是哪个修道士某天不小心在修道院的厨房里发现的——修道士素来有发明酒的雅好，从香槟到甜酒都与隐居修行的出家人有关。
围坐在桌子四周的人，没有一个真正知道第一杯茴香酒是如何来到这个饥渴的世界上。不过，缺乏准确的信息，从来都不能阻止普罗旺斯人把个人观点说成事实、或者把传说神话说成可靠的历史。
最不可靠、但却最受喜爱的解释是“隐士学说”。当然，说到发明古里古怪的开胃酒，隐士几乎可以和修道士相提并论。
这位特别的隐士住在卢贝隆山坡上森林深处的一间茅屋里。他采集草药，将它们放在一个大锅里煮——一种巫婆、精灵和炼丹仙人喜欢用的冒着泡泡的大锅。锅里烧剩的汁液有特殊的功能，不仅可以止渴，而且在一场使卢贝隆大半人口丧命的瘟疫中，使他活了下来。这位隐土十分慷慨，他把这些汁液给得了瘟疫的人喝，结果他们马上都痊愈了。也许他和后来的保罗·里卡一样，发现他的神奇饮料里商机无限，于是离开茅屋，和其他有商业头脑的隐士一样，搬到马赛，开了一间酒吧。
那么，为什么普罗旺斯盛产茴香酒呢？有一种比较煞风景但是可能性较高的说法――普罗旺斯是茴香之乡，很容易找到酿酒原料。这些药草非常便宜，甚至不用花钱买，大部分农民都自己酿酒，自制一些喝起来令人头痛的烈酒。一直以来，这种蒸馏酒的权利被当成家庭财富，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直到最近，这种权利才被剥夺，但是仍然还有些幸存的蒸馏酒商，保留了合法酿制私酒的权利，直到他们死亡为止。但他们的茴香酒酒窖还是保留了下来。
米歇尔的太太波斯夫人是卡朋特拉斯附近的人。她就记得她的祖父曾经酿制过一种双倍烈性的茴香酒，酒精含量大大超标，一杯就足以让一尊雕像倒地。有一天，镇上的警察来她家拜访，那种骑着摩托车、全副武装的正式拜访绝非好事。她祖父说服警察喝下了一杯自制的超级烈酒，然后第二杯、第三杯。警察再也没有提起他拜访的目的，但是祖父开着货车跑了两趟警察局：第一趟是送不省人事的警察和他的摩托车回去；第二趟是送他的皮靴和手枪，这些东西是事后在桌子底下发现的。
这已是陈年旧事了，但或许在普罗旺斯的某个角落，还流传有这类传奇。
第十六章
造成汽车客满的原因，同时也是我早早赶到广场欣赏黎明泛红的天光照在混凝土上的原因，是因为停车场下面有亚维隆最好的食品市场——亚勒市场。
亚维隆的腹地(1)
位于亚维隆市中心的“派广场”（Place Pie），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总是一幅荒凉的景象。它是一个建筑风格混杂的广场，两边是破旧但高雅的建筑物，正对它们的是一座丑陋的现代都市纪念碑，一位建筑系毕业生免费提供了这件混凝土的杰作，把广场的景观搞得糟透了！
在这座刺眼的纪念碑四周，铺着粗糙的石板，石板上摆着一张张长凳，走累的观光客可 以在这里休息，看看另一件更为刺眼的东西――一幢褪色的三层水泥建筑物，在周日早上八点前就停满了汽车。但造成汽车客满的原因，同时也是我早早赶到广场欣赏黎明泛红的天光照在混凝土上的原因，是因为停车场下面有亚维隆最好的食品市场——亚勒市场。
我在六点差几分钟抵达，把车停在第二层所剩无几的车位中。我下方的广场上，有两位流浪汉，肤色和身下的椅子一模一样，正你一口我一口轮流喝着一瓶红酒。一位警察走上前，做手势让他们离开，然后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瞧着。他们没精打采地走开了，一副前途渺茫、无处可去的可怜样，到了广场上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又坐了下来。警察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走了。
枯燥寂静的广场和亚勒市场里面的景象迥然不同。门的一边是酣睡未醒的城市，另一边则是灯火通明、笑语喧哗的繁华世界，忙碌而生动。
我跳到一旁，免得撞上一辆堆着一人高的水蜜桃木箱的手推车，推车的老兄一边高喊着：“叭—叭－”，一边飞奔着冲过了转弯处，后面跟着一列同样超载的推车。我眼望四周寻找可以闪躲的地方，以避开高速前进的蔬菜水果，最后一头冲进了一家挂有“小酒店”招牌的店内。倘若注定要被辗死的话，我宁可让这种悲剧发生在酒吧里。
招牌上写着“杰克与伊莎贝尔”，是店主的名字。此时，他们正被客人团团围住。酒吧里挤得满满当当，有三人在读同一份报纸，四周的桌子坐满吃早餐的客人，也可能是午饭，很难从桌上的食物分辨出到底吃的是哪一顿。牛角面包蘸上浓香的热奶油咖啡，配上大杯的红酒和前臂那么长的香肠三明治，或者来杯啤酒加微热的脆皮比萨饼。我忽然有股欲望想来份这里的招牌早餐，半品脱的红酒和香肠三明治。但是一大早喝红酒应该是为了奖励整夜的辛勤工作。我要了咖啡，并企图在四周的混乱中，看看有没有人和我点了一样的东西。
亚勒市场占地约70平方码，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没被利用起来，三条走道把大小不同的摊位分开。很难想象在早上那么混乱的时刻，客人怎么能找到他们的目标。木箱夹杂着纸箱和一捆捆纸板在柜台前堆得老高，地上到处是生菜叶、压烂的番茄、散落的四季豆，都是些没能在争分夺秒的运输过程中坚持到最后，不幸掉落阵亡的牺牲者。
摊主们忙着写上今天的价目表，用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他们的产品，好省下五分钟时间到酒吧休息一会，他们大声叫着来杯咖啡，伊莎贝尔的女服务生像个杂技演员，一手稳当地托着托盘，轻巧地越过一个个木箱，甚至在地板滑溜，即便是高度危险的鱼贩区也能安然立足。双手粗糙满是伤痕的工人们，穿着塑胶围裙正忙着把冰块铲到展示铁台上。
铲冰的声音就像用碎石子儿划玻璃，还有另一种更可怕的声音凌空袭来，那就是肉贩们用屠刀砍骨头切肉块的声音，他们下刀果断，动作快得吓人。为了他们的手指着想，我衷心祈祷他们在早餐时没喝酒。
半小时后，我终于得以安全地离开酒吧。成堆的木箱已被搬走，手推车也都停好了，原本车轮满天飞的市场，现在只见行人来来去去。一队扫把军同时出动，将掉落的蔬菜残片扫得一干二净，价格已经写在了塑胶标签上，收银机已然打开，咖啡也已落肚，亚勒市场开始营业。
我从来不知道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可以容纳这么多生鲜食物，而且种类如此之繁多。我数了数，共有50个摊位，大多数都只卖一种货品。有两个摊子只卖橄榄，各种各样想得到的做法都有：希腊式橄榄、草药油浸过的橄榄、混着红色碎辣椒的橄榄、尼昂橄榄、雷伯镇（Les Baux）橄榄、长得像小黑梅或是被拉长了的绿葡萄的橄揽。这些橄榄装在矮墩墩的木桶里，排成一排，亮澄澄的，活像每个都被小心擦拭过似的。排在队伍尾巴上的惟一不是橄榄的商品，是一大桶柯立奥凤尾鱼，装得比沙丁鱼罐头还要满。我凑过去闻了闻，一股子咸味直呛鼻子。柜台后面的老板娘建议我就着黑橄榄尝一口，还问我会不会做“橄榄鲤鱼酱”？每天一罐，保证活到100岁。
另一个摊子，卖的是另一种特产：所有长羽毛的食物。拔好毛绑起来的鸽子、阉鸡、鸭胸、小鸭腿以及三只鸡中之贵族－－最高级的伯斯鸡，脖子上挂着像奖牌一样的红白蓝三色标签，上面写着“伯斯家禽同业工会全程监督”。我可以想象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鸡接受权威会员颁奖时的情景，保证他们会依传统礼仪亲吻鸡嘴两边。
鱼摊子沿墙排成一行，大约有40码长，磅秤和鱼眼闪闪发亮，摊子上挨个儿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溜鱼。碎冰块垒成一道道小堤，闻起来还有海的味道，将鱿鱼和深红的金枪鱼、鲍鱼和鲈鱼、鳕鱼和鳐鱼隔开。堆成小山的蚌和螺、软耷耷的乌贼、灰忽忽的小虾、铁黑色的龙虾、油炸用的鱼、煮汤用的鱼，柜台上还留着新鲜柠檬挤出来的黄汁液。鱼贩子熟练地举着细长刀子开膛破肚，取出鱼的内脏，橡胶靴踏在湿答答的石地上发出喀喳喀喳的声音。
将近七点时，第一批家庭主妇们已经开始在摊子上又戳又挤，寻觅当晚要下锅的食物。市场五点半开始营业，最初的半小时是保留给采购商和饭店老板的。不过，我倒是没看见有人敢拒绝打定主意要在六点前买完菜的亚维隆家庭主妇们。经常有人告诉我们，赶大早可以买到品质最好的东西；等到市场快收摊的时候，则可以买到最便宜的。
只是谁能够在众多诱惑下忍住苦等呢？！不过一会儿的工夫，我就已经在凭空想象中享受了好几顿大餐。一碗打散的鸡蛋变成一盘甜椒火腿炒蛋，里面的火腿隔壁摊上就有现货，甜椒则在几英尺远的摊子上。这个想法促使我一路前行，直到看见更令人心动的烟熏鲑鱼和鱼子酱。但是另外还有干酪、香肠、兔肉酱、野兔肉酱、猪肉酱、绝妙的肉酱丸、蜜汁鸭子……无不让人食指大动，不尝尝这些东西的人，肯定是疯了。
我的研究成果最后演变成在停车场吃野餐。所有我需要的东西——包括从第一摊的面包到最后一摊的酒——都新鲜诱人地陈列在20码之间。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以这种方式展开新的一天呢？我的胃显然已跟着环境调整了生物钟，往前跳越了好几个小时。表上指着七点半，我的胃却咕咕噜噜地告诉我该是午餐时间了。去它的时间！我迈开步子，寻找液态的精神支柱——咖啡。
亚勒市场内有三个酒吧——杰克和伊莎贝尔，西里尔和伊芙林，以及最危险的第三家——奇奇之家，它在大多数人起床前就开始卖香槟酒。我看见两名身材魁伟的男子，粗壮的手指优雅地擎起香槟高脚杯，互相敬酒。指甲里靴子上都沾满泥土，看来早上的生菜生意挺不错。
走道和摊子上现在挤满了买菜的人流，脸上露出一副不买到最鲜嫩最水灵最上等的货色誓不回头的表情，热切中带着些许怀疑。一位老太太戴上眼镜检查一排的花菜，在我看来，这些花菜全都长得一个样。只见她用手捧起一棵，在手里掂掂分量，仔细检查紧密的白色花菜头，闻一闻，又放回去，前前后后看了三遍之后，才最后做了决定。她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老板，防止他拿后排的次品掉包。记得在伦敦时，有人告诫我在菜市场不准用手摸菜。如果在这里也来这套的话，肯定会引起公愤。不亲手摸摸这些蔬菜水果，怎么能够下定决心买呢？哪位摊主胆敢冒犯这样的大忌，铁定会被赶出市场。
-------------------
更多免费TXT书请到
BBS.A
-------------------
A收藏整理
亚维隆的腹地(2)
虽然停车场下方的这块场地从1973年才开始营业，但亚勒市场其实早在1910年就已经存在于亚维隆了。这是办公室里的女孩所能提供给我惟一的资料，我问她每天或每星期的销售量时，她只是耸耸肩回答我，“很多。”
“很多”确实也不为过。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容器，从扁扁的手提箱到看来可无限扩张的手提袋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一位穿短裤、罗圈腿的老先生，头戴撞扁的安全帽，骑着轻 型摩托车，到市场入口来拿他早上买的东西——一个装满甜瓜和水蜜桃的塑料箱子，两个装了太多东西而变形拉长的篮子，一个装了一打面包的棉布口袋。他小心翼翼地把重量平均分配到摩托车四周。装水果的箱子用松紧带绑在后座的架子上，篮子挂在两边把手上，面包袋斜背在后面。当他载着够吃一个星期的口粮离开市场时，他对其中一位摊子老板喊道，“明天见！”
我望着他的身影没入广场的车流中，摩托车小小的引擎费力地劈啪作响，他的头往前低下向把手靠去，背后的长条法国面包直直挺着，好似一枝颤抖的大金箭。11点整了，市场对面的咖啡馆已在人行道上排好桌子，午餐时刻到了！
第十七章
我们决定去迁就夏日里的卢贝隆，尽我们的努力去适应度假的人群，还要像他们一样寄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享受的快乐时光。
夏日明信片(1)
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接受了一个事实――我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却身处两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眼中的正常生活从九月开始。除了镇上的集贸日子，这里平时没什么人。白天，街上车辆稀疏，一部拖拉机、几辆小货车。到了晚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车的影子。除了周日的午餐时间，每个餐馆都有空桌子。社交活动是断断续续的，时有时无，非常简单。面包店里 有面包卖，水管工有空侃大山，邮差可以偷闲坐下来喝上一杯。过了狩猎季节最后一个震耳欲聋的周末之后，森林又恢复了平静。每片地里都有个在葡萄藤间埋头工作的身影，慢慢地往上移一排，慢慢地再移一排. 晌午到下午两点之间，整个镇上一片死寂。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六月，然后七八月就来临了。
我们曾经只把它们当成一年中的两个月，酷热难当的两个月。热归热，但是不需要我们做出什么调整，惟一的变化就是在下午舒舒服服地睡个午觉。
我们错了。七八月份我们还是住在卢贝隆，但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卢贝隆了，而是“度假中”的卢贝隆。以前我们试图在非常时期过正常生活的努力，悲惨地宣告失败。我们甚至曾经考虑过取消整个夏天的活动，找个灰暗阴凉安静的地方待着，比如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
但是如果真这么做，也许我们会想念这里的一切，包括那些让汗流浃背怒气冲天筋疲力尽的日子和事情。所以，我们决定去迁就夏日里的卢贝隆，尽我们的努力去适应度假的人群，还要像他们一样寄明信片给远方的朋友，告诉他们我们正在享受的快乐时光，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些小故事。
马里尼安机场
下午三点了，一点的飞机还是不见踪影。
我打电话过来问这班飞机能否准点到达时，对方给了个典型的乐观谎言。所以我11点半就从家里出发，在高速公路上度过炎炎夏日里最热的一个小时，只是为了避免被堵在当天早上从巴黎赶往蔚蓝海岸的雷诺大军中动弹不得。这些人是怎么开这些四轮腾空的车子呢？
航班指示牌上显示“稍晚到达”，还好，四十五分钟，不过是喝一两杯咖啡的时间。到奥兰（Oran）的班机也晚点了，候机室里挤满了阿拉伯工人和他们等待回家的家人，小孩子们就坐在鼓鼓囊囊的兰、粉、白条子的三色塑料编织袋中。男人们棱角分明的黑色脸上，露出一副很有耐心，听天由命的表情。
柜台后面的小姐只是指了指航班指示牌，就当回答了我的问题，上面写着“晚点四十五分钟”。我争辩说现在已经晚了整整一个小时，她耸耸肩膀，在她的神奇电脑里面查了一下。“指示牌上说的没错啊，晚点四十五分钟嘛。”我问她，飞机到底离开了伦敦没有。她说已经离开了。算了吧，她和这里其他人一样，早就被训练成假话大王了。
飞机最终到达的时候都快五点了，脸色惨白心情恶劣的旅客们鱼贯而来。假日的前几个小时就这么浪费在了希思罗机场的停机坪上。有些旅客因此犯了个大错，他们不耐烦地把护照扔在了移民局的柜台上。作为报复，海关官员把他们的护照一页页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个够，翻页的时候还特地停下来往指头上蘸点口水，那个慢悠悠的劲儿足足能把人活活气死。
我的朋友们出现了，衣服皱巴巴的，但是精神不错。我满心希望再花上几分钟拿行李，然后我们就能回家在晚饭前痛痛快快地游会儿泳了。但是十五分钟过去了，他们仍然等在行李认领区。看来航空公司给他们的某一只箱子另外安排了一次假日旅行，钮卡斯尔（Newcastle）？还是香港？谁知道呢？！于是，我们又和其他的几个倒霉蛋一起在丢失行李区会合了。
我们到家的时候是七点半，从我早上出门算起，几乎整整八个小时！
圣特罗佩（Saint Tropez）
“天体营会员招募中！”这是自然爱好者的时节，而志愿加入圣特罗佩警察行列的人数也会陡然增加。
市长斯巴达先生已经下令，出于安全和卫生的考虑，禁止在公共海滩上裸体晒日光浴。斯巴达先生的原话如下：“禁止全身裸露！”他还授权警察有权逮捕任何违反规定的人。不过，也许不是来真的“逮捕”，而是追踪他们，一旦出现有伤风化的行为，就可处以最低75法郎、最高1500法郎的罚款。但是，让当地居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是：裸体者能随身携带1500法郎吗？
为了表示抗议，有一群天体营爱好者在莫特（Moutte）海滩的一些岩石后面成立了抗议团体总部。女发言人已经郑重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穿上游泳衣。多希望当时你也在场呐！
甜瓜地
福斯坦的哥哥杰基是个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体型瘦小，骨格硬朗。他在房子对面的空地里种下了甜瓜，这块田很大，但他老人家一个人一双手担下了所有的活，春天里，我常常看见他在地里一待就是六七个小时，弓着腰板用锄头清除杂草。老先生从来不喷农药，照他的说法，谁愿意吃那些有化学味儿的瓜？我想他一定乐于用传统的方式照料自己的瓜田。
现在甜瓜熟了。每天一大早，六点钟，杰基就会到田里摘已经成熟的甜瓜，送到梅纳村用浅木箱子装起来，再从梅纳村运到卡维隆，从卡维隆再到亚维隆，最后到达巴黎，或其他任何地方。一想到那些光顾时髦餐厅的客人，只为了尝尝像甜瓜这么简单的东西，心甘情愿地付出一大笔钱，杰基就觉得很滑稽。
如果我起床够早，可以在他去梅纳村之前碰到他，他总会挑出一两个熟过头因而不适合长途跋涉的甜瓜，几法郎地便宜卖给我。
我散步到家时，阳光已经照亮了山顶，脸上忽然就感到热了。手里拎着的是甜瓜，沉甸甸的，还带着夜晚空气的凉意，着实让人心满意足。我们的早饭就是这些新鲜美味的甜瓜，啧啧，采下来只有十分钟哦！
吧台背后
当气温到达华氏一百度时，游泳池就不再是一种奢侈，而变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有人向我们请教在普罗旺斯夏日租房的注意事项，我们一定会向他们强调游泳池的重要性，有些人听进去了。
有些人则不以为然，结果往往在到达这里两天之后，他们就会打电话过来，说一些我们几个月前就已经告诉他们的话。“这儿太热了，热得不适合打网球，不适合骑自行车，连出门逛逛也太热，实在热死了。哎！你们有游泳池，太走运了。”
电话那头紧接着是一段满怀希望的停顿。这边，不知是我的想象，还是我真的听见了汗珠子像雨滴般掉落在电话本上的声音。
我想我的回答必须是冰冷无情，又能帮上忙。艾普村附近有个不错的公共游泳池，当然，如果你们不介意和几百个放暑假的小鬼共享一池水的话。要不，还有地中海，开车不过一个小时，喔，不对，不对，算上堵车的时间，大概要两个小时吧。别忘了在车上放几瓶依云矿泉水，否则可是会脱水休克的哦！
或者，你关上百叶窗，把阳光挡在外面，白天就待在家里，晚上再出去透透气，虽然这样要晒出“古铜肤色”作为留念的打算就泡了汤，但是好歹不会中暑啊！
这些残忍可恶的提议还来不及闪过脑海，电话那头原本绝望的声音，陡然变得如释重负。对啊！我们可以在早上到你家的泳池里泡泡，一下子就好，保证很快，绝对不会吵到你们，你们压根儿就不会察觉到我们来过了。
结果，在中午时分，恶客上门了，还带着朋友。他们游泳，晒太阳，然后出乎意料地一下子感到口干舌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站在吧台后面，而我的老婆大人则在厨房里准备六个人的午餐。度假万岁！
夏日夜游
狗儿对付炎热的办法就是睡觉，在院子里四脚一伸，或是在迷迭香篱笆下的阴凉处蜷成一团。等到粉红色的天空变黑之后，才重新活过来，尽情地闻着凉风，在我们的脚边互相推攘，指望我们能带他们出去散散步。于是，我们拿出手电筒，跟着这些家伙到森林里去。
夏日明信片(2)
踏进一片百里香花丛中，扑鼻而来的有温暖的松针味儿，还有烤过的泥土味道，干干的，有点刺鼻。看不见的小生物纷纷从我们身边逃开去，它们在密如杂草的野黄杨叶间穿行，发出沙沙的声音。
四下里一片天籁――蝉鸣、蛙叫，远处一户人家的窗户里飘出低低的乐声，福斯坦家的露台上，随风送来酒杯叮当和人们的谈笑声声。山谷另一边的山上，一年中有十个月无人居 住，这时也绽露出点点灯光，那是露营的灯火，一直要亮到八月底。
回到家，脱下鞋子，散发着白日余温的石板路，邀我们入池一游尽兴。跃入漆黑清凉的水中，来上一杯睡前酒。夜空清朗，惟余点点星光。明天依旧是酷暑炎炎，火热，缓慢，如同今天一般。
小小的机械问题
我的一位朋友决定把她的旧车卖了，换一辆新车，车行里年轻的汽车销售员铁了心要和她做一笔优惠的交易。虽然天气很热，他还是一身套装衣冠楚楚，在新车周围活蹦乱跳，用华丽的词藻向我的朋友详细描述这辆车的种种优越之处，他的袖口扫来扫去，身上的饰品叮当作响。
我的朋友用尽所有的耐心忍受着这一切，最后说不如让她试着开一下，这样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车子的种种优点。
小伙子说，“当然可以，不过注意！”他拿下太阳眼镜以示强调。“这款车比你原来那款敏感多了。今天一路开来的时候，连我都大吃一惊，只要轻轻一碰加速器，你就可以飞起来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接着他又说了一大通调整驾驶姿势之类的话，临了再次警告我的朋友车速是多么的惊人，最后终于把车钥匙递了过来。
引擎低低地咳嗽了一声，然后就熄火了。朋友又试着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都不成功。销售员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显然，这车需要男人来教训它一下。”他坐进了驾驶座，却怎么也无法把车子发动起来。“不可能！哪里出了毛病？”他一会儿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一会儿钻到仪表盘下面看是哪里松了。
“会不会是因为车子突然没油了？”我的朋友问。只有脑袋空空的妇女才会提出如此荒谬的问题，小伙子竭力掩饰住他的不屑，但为了迎合顾客的意见，他还转动车钥匙，检查了一下油表。一滴不剩！他从车子里跳了出来。很不幸，我们这里只是一个小型展示间，不是车库，店里没有汽油供应，试驾我们得另外安排个时间。这位夫人今天下午再来一趟好吗？不行？操！
最终做成生意的欲望还是克服了天气的炎热和丢脸的难看。打扮整齐的销售员在N100号公路上整整走了半英里，才从最近的车库里借来了一桶五加仑的汽油，我的朋友则留在那里帮他照顾店面。朋友跟他开玩笑说，下次再要买车，不如自己带上汽油，但是这个笑话看起来不太受欢迎。
修剪熏衣草
我一直用一把修枝夹修剪熏衣草，我的速度很慢，水平很业余，一个钟头都完成不了一打。邻居安莉送来了一篮茄子，我正好逮到了一个休息的机会。
安莉看看我的熏衣草，又瞅瞅那把修枝剪，最后对着她邻居的无知直摇头。“难道你连熏衣草都不会剪吗？你拿着修枝剪干吗？你的镰刀呢？”
她回到货车那里，拿出一把黑漆镰刀，为了安全起见，刀刃套在一个旧木头套子里。镰刀入手轻得出奇，摸上去锋利得可以刮胡子。我在空中挥了几下，安莉看了又摇起了头，显然，我得上一课。
她把裙子系在腰上，朝着最近的一排熏衣草就动起了手，她用手把长长的茎紧紧抓成一把，然后用镰刀顺着根部轻轻巧巧地一刀切下。她在五分钟里割下的，比我在一个小时里割的还要多。看上去似乎挺容易：弯下腰，抓一把，往下切，就是这样。
“看！小的时候我住在下阿尔卑斯山区（Basses Alpes），那里有几公顷的熏衣草，没有机器，每个人都用镰刀。”
她把镰刀还给我，让我小心双腿，然后就离开了，福斯坦还在葡萄园等着她哪。
其实这事儿是看上去简单，做起来难。我的首次出场，结果是高低不平的一丛，与其说是割的，倒更像啃的。我这才明白，原来镰刀是设计成右手使用的，我这样的左撇子，切的方向得反过来。老婆大人出来要我小心别割着腿，只要我手上拿着锋利的工具，她就不会安心，非得眼睁睁地看着我确实是反着切的，她才放下心来。这种工作，即使是像我这么容易伤着自个儿的天才，也不至于有断胳膊断腿的风险。
安莉回来的时候，我正好割到最后一丛。我抬头看她，满心希望得到一些表扬，结果却割了自己的食指，差点儿就切到了骨头，鲜血顿时流成了小河。安莉问我是不是在剪指甲，这种惨状下居然还开我玩笑，我真怀疑她的幽默感。两天后，她送了我一把左手用的镰刀，还煞有其事地告诉我，没戴手套可不准用。
黄蜂也好酒
普罗旺斯的黄蜂虽然个头小，却有着魔鬼般的峰针。在游泳池里，它的战术是偷偷摸摸的游击战，得手了就溜之大吉。它埋伏在不设防的可怜人后面，一等到有手臂举起来，“噗！”狠狠地冲着腋窝就是一针。被蛰一下能疼上几小时，所以挨过刺的人常常会穿上防护衣，才敢下水。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黄蜂都喜欢水，但毫无疑问这里的黄蜂就是如此。它们浮在浅水区，或是在石板上的小水坑里打盹，密切注视着附近不设防的腋窝和柔软的四肢。终于，在凄惨的某一天，我们不仅腋窝，连大腿内部都遭到黄蜂袭击，显然，有些黄蜂能够闭住呼吸，在水里活动，于是，我被派出去搜购对付黄蜂的武器。
运气还算不错，我在卡维隆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一家药店，坐在柜台后面的老板正是一个黄蜂专家。他把最新型的捕蜂器展示给我看，不过就是一个老式的玻璃悬挂器演变成的现代塑料版，现在这种玻璃的捕蜂器在跳蚤市场里偶尔还能看到。老板说，这是特别为游泳池设计的，可以让黄蜂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捕蜂器由两部分组成，底座是一个圆形的碗，三个平平的架子把它从地上托起，连着一个由底部向上延伸的漏斗，碗上有个盖子，防止飞进漏斗的黄蜂逃脱。
但这是简单的部分。黄蜂专家说，最难最精巧最具艺术性的是诱饵部分。怎么才能说服黄蜂放弃美味的人肉，心甘情愿地爬进漏斗里呢？什么东西能把它从游泳池边引开？
在普罗旺斯住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在这里每买一样东西，必然免费附送一段说明，从有机成熟的卷心菜讲座——只需两分钟，到睡觉的床铺讲座——半小时，甚至更长，视你的背部状况而定。至于捕蝇器，大概要10到15分钟时间吧。我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洗耳恭听。
原来，黄蜂喜欢酒。有些喜欢甜的，有些喜欢水果味的，有些甚至会为了一滴茴香酒到处乱爬。专家说，这不过是实验次数的问题，只要多在口味和浓度上下功夫，一定可以找到当地黄蜂热爱的酒味。
他向我推荐了一些基本的配方：甜苦艾酒加蜂蜜和水，稀释的黑加仑子利口酒，黑啤酒加白兰地，纯茴香酒，等等。为了更加吸引黄蜂，漏斗上可以稍微涂点蜂蜜，还有别忘了漏斗下方一定要放点水。
专家在柜台上搭起一个铺蜂器，用两只手指头模拟出来散步的黄蜂。
它看到漏斗下的小水坑，停下来，指头不动。靠近水，闻到上面有好吃的东西，它爬进漏斗侦探，一头栽进了鸡尾酒。瞧！它出不来了，喝醉了酒又爬不出漏斗，就这么一命呜呼，不过也算死得快活。
我买了两个捕蝇器，试了试配方，全部都有效，我不得不相信，黄蜂的确有很重的酒瘾。如今，如果有人喝过了，就会被说成“像黄蜂一样醉醺醺的”。
卢贝隆综合症
大部分夏天所引起的季节性不适，虽然也许只是让人不舒服，或者令人疼痛，甚至不过是叫人尴尬，但至少人们都会对此一掬同情之心。如果有人因为吃多了辣香肠而生病，在康复之前，他的朋友们多半不会冒险要求他返回社交圈。同样的，三度晒伤、玫瑰红酒中毒、被蝎子咬到、使用过量蒜头或者因长期暴露在法国官僚制度下引起的眩晕恶心，这些病痛都让人要忍受一些皮肉之苦，但病人至少是单独而且安静地受苦。
夏日明信片(3)
但是有一种病，远比蝎子和劣质香肠更厉害，我们自己就体验过，在法兰西的这个安静角落里，我们在当地的居民身上也见识过很多次。这种病的症状通常出现在七月中，要一直持续到九月初――双目充血，哈欠连天，没有胃口，脾气暴躁，没精打彩，还有轻微的妄想症，即突然会很迫切地想去修道院隐居。
这就是“卢贝隆综合症”，又名“渐进式社交倦怠症”，其令人同情的程度不亚于给百 万富翁当佣人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检查这些病人，也就是本地的永久居民，就可以明白这种病从何而来。当地人有他们自己的工作、朋友、不紧不慢的生活。他们选择生活在卢贝隆，而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繁华都市，是为了避开这世上大部分的尘嚣。一年里有十个月，这种怪脾气是能被人理解，而且可以忍受的。
让我们来看看七八月份吧。游客从全世界涌来，刚下飞机或者才从高速公路上下来，就渴望着来点社交活动。我们去认识一下当地人吧！去他的吊床读书！去他的林中散步！去分享他与世隔绝的恬静！他们需要人陪，一起吃午餐，一起喝酒，于是邀请和回请飞来飞去，直到一连几周里，每一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
假期终于在最后一次酒瓶成堆的晚宴中结束，甚至在观光客脸上都可以看到些许疲倦，他们根本没想到这里的生活如此热闹。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过去这几天下来，他们回去得好好休息，才能缓过劲来。这里总是这样吗？你们怎么顶得住？
这里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也撑不住。与许多朋友一样，我们也在你来我往的拜访之间垮掉了，一边小心翼翼地保卫难得空闲的白天和傍晚，一边少吃少喝，早早上床睡觉。每年当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和同病相怜的朋友们探讨，怎么避免夏天变成这样的耐力测验。
大家都一致认为，意志坚定是最好的答案。多说“不”，少说“是”。硬起心肠来拒绝找不到旅馆而突然拜访的游客，拒绝家里没有游泳池的小孩，拒绝丢失了钱包的绝望旅客。意志一定要坚定，你可以乐于助人，也可以和善可亲，粗鲁无礼也没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意志坚定。
其实我知道，想必大家都知道，明年夏天一切还会是老样子，必须得苦中作乐，我们会的，如果还没被累死的话。
还愿节
汽车已经不允许进入村中心广场，广场的三面摆起了摊子和桌子，剩下的一面是一排装饰着霓虹彩灯的脚手架，撑起一个用厚木板搭起的高台。咖啡馆外面，原来只有一排的桌椅增加到了十排，还特意新增了一名服务生去招呼从肉店门口一直延伸到邮局的长龙。孩子们和狗儿们在人群中互相追逐，不时从桌子上偷几块方糖，顺便躲开老先生手里假装生气而挥舞着的棍子。今晚没有人会早早上床，孩子们也不例外，因为今天是村里一年一度的盛会——还愿节。
节日盛典从下午广场上喝过庆祝酒就开始了，各个摊位正式开始营业。本地的工匠们，下午都特意刮了胡子，一个个显得容光焕发。他们或是端着酒杯站在自己的摊子后面，或是把摊位上的展品做最后的调整。展品称得上是五花八门――瓷器和珠宝、蜂蜜和熏衣草香精油、手工编织物、铁器和石器、画和书、明信片、加工过的皮革制品、橄榄树把手的开瓶器、各式各样晒干的小草药袋子。喝下的第一杯红酒已经让人们感到了饿意，卖比萨的太太顿时生意兴隆。
人潮渐渐散去，吃点东西，又渐渐聚拢。夜幕低垂，空气温暖，没有风，远处的山脉好比倚在天边的驼峰。三人手风琴乐团在台上亮相，奏出欢快的西班牙乐曲，此时稍后将上场的亚维隆摇滚乐队，正在咖啡馆里喝着啤酒和茴香酒。
第一对舞者上了场，一位老先生和他的小孙女，小姑娘的鼻子刚到爷爷的皮带扣，双脚踩在爷爷脚上摇摇晃晃。一个爸爸、妈妈和女儿组成的三人舞队加入了进来，接着又有更多上了年纪的夫妇，姿势有些僵硬地相拥起舞，一脸专注竭力地回想起五十年前学过的舞步。
随着一段华丽的手风琴和鼓点的合音，西班牙舞曲结束，摇滚乐队开始了五分钟的热身演奏，一阵电子音乐传到舞台对面教堂的石墙上，发出阵阵回声。
乐队的主唱是一位身材健美的年轻女郎，一袭紧身黑衣，头戴一顶热辣的橙色假发，一上台还没开场就吸引了全场的注意。一位老先生，帽檐几乎都要碰到突出的下巴了，从咖啡馆拖来一把椅子，正对着坐在麦克风前。有了他做榜样，等女歌手一开唱，几个村里的男孩也大着胆子从阴凉地里窜出来，站在老先生的椅子旁边。他们全都像被催眠了一样，紧盯着在他们头顶上方摇摆发亮的黑色屁股。
村里的女孩子们，因为没有男伴，互拥着紧贴在被催了眠的男孩子们背后起舞。一名服务生放下托盘，跳到一位坐在父母身边的漂亮女孩面前，请她跳舞。女孩子羞红了脸，低下头，倒是她妈妈用手肘推她，“去吧，去吧，节目就快结束了！”
整整一个小时的音乐声，几乎震歪了广场周围的窗户，这时乐队演出了他们的压轴戏。女主唱彷佛化身悲伤夜晚中的毕亚芙（Piaf），声情并茂地唱了一首《我的路》，结尾部分的歌声散作呜咽，她在麦克风前弯下腰来，只看见那橙黄色的头顶。老先生用力点头，用拐杖敲打地面。跳舞的人群回到咖啡馆寻找剩余的啤酒。
往年还有从战争纪念碑背后发射的烟火表演。今年由于干旱，烟火被禁止。不过这真是个很棒的晚会。你肯定从来没见过邮差先生是怎么跳舞的吧！
第十八章
这世上并没有专门的松露猎犬这一品种。
这完全取决于狗的本能和主人的训练问题，在一个主人手下表现出色的狗，跟着其他人未必也能有同样水准的表现。
逮住那条狗！(1)
我一位住在伦敦的朋友偶尔会告诉我一些《普罗旺斯日报》没有登载的国际要闻。有一次，他寄来了一份让人烦心的剪报，摘自《时代》杂志（The Times）。这篇报道揭露了法国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业，简直就像把刀子似的深深戳中了法国人的要害。
有一帮无赖从意大利进口白松露——人们有时候把这种松露轻蔑地称为“工业松露”——然后用胡桃色染料把它们的表皮染成黑松露的颜色。所有的老饕们都知道，黑松露比它的 兄弟白松露要美味许多，价钱自然也昂贵很多。我想，《时代》杂志的记者一定低估了松露的价格，他的报价是一公斤400法郎，这个价钱在巴黎的佛雄美食店11铁定会引发一场抢购风潮。在那里，我曾亲眼看到松露被当作宝石般地供在橱窗里，开出一公斤7000法郎的天价。
不过钱倒是小事，问题在于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法国人一向自诩为美食界的世界冠军，却上了这种假冒名牌的大当，味蕾遭到欺骗，口袋还被淘空。更糟的是，这种冒牌货还不是本国的二等品，而是从意大利的废品中炮制出来的。意大利，我的天哪！
我曾经亲耳听见一位法国老兄只用一句诋毁的话，对意大利食物盖棺定论――除了意大利面，就没什么可吃的了。然而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意大利不法分子已经借着最拙劣的伪装，打入了法国人渊博的肠胃。这样的羞辱已经足以使堂堂七尺男儿泪洒鹅肝酱了。
这时，让我想起了亚伦，他答应要带我到冯杜山下采松露，顺便展示一下他那迷你猪的技术。但是我打电话给他时，他说由于夏天的旱灾，这一季收成很差，而且再加上迷你猪训练实验失败，此猪不适合这种工作。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他还是有些松露，个头不大，但是品质不错。于是我们约在艾普村见面，他还和另一个人约了在那儿谈点关于狗的事情。
艾普村有一家咖啡馆，集市日的时候总是挤满了叫卖松露的人。等顾客上门的时间里，他们就靠打牌作弊打发时间，要不就大吹如何把150克掺着泥土的松露卖给一位过路的巴黎人，捞个好价钱。他们的口袋里装着折叠秤，旧式的欧皮奈尔12木柄小刀，用来在松露上面切开小口子，向人们证明里面也是黑的。摆在桌上的旧亚麻袋子里的东西，散发出一股泥土的腐味，混着店里咖啡的香味和黑烟草味。他们小口嘬着玫瑰酒，互相低声嘀咕着。
就在我等亚伦的时候，看到有两个人蹲着喝酒，头紧紧地凑在一起，说几句就看看周围。其中一个拿出一支压扁了的毕克圆珠笔在手掌上写了几个字，伸过去让另一个人看，然后在手上吐了口唾沫，小心地把证据擦掉。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每公斤松露的新价格？隔壁银行金库的密码？还是一个警告？还是别说了，有个戴眼镜的男人正盯着我们看哪！
亚伦来了，咖啡馆里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就像他们先前看我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准备干些违法的危险勾当，而不只是为了买煎蛋的材料。
我把《时代》杂志的剪报也带来了，不过对于亚伦而言，它已经是旧闻了。他从一位住在佩里格尔（Perigord）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当地一些诚实的松露批发商为此义愤填膺，而他们的顾客心中则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亚伦这趟来艾普村还想买只新的松露猎狗。狗主人他倒是认识，但不是很熟，所以这笔买卖还得花些时间。对方开的价很扎实，两万法郎，所以，光凭信用办事是不够的，必须给狗安排一些实地演练，要确认狗的年龄，还要测试狗的体能和嗅觉，等等等等。
我问起了迷你猪的情况，亚伦耸耸肩膀，用食指划过喉咙。最后，他说，除非有人能忍受猪的庞大体型带来的不便，否则，狗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是要找到合适的狗，一只对得起支票上数目的狗，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这世上并没有专门的松露猎犬这一品种。我见过的大部分用来寻找松露的狗都很小，外形普通，很会吠叫，似乎好几代之前，它们的血统中就曾经混有猎狗的品种。亚伦自己有一只老阿尔萨斯犬，年轻时候很能干，但这完全取决于狗的本能和主人的训练问题，在一个主人手下表现出色的狗，跟着其他人未必也能有同样水准的表现。亚伦想起了什么，微笑起来。“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我替他倒满酒，他讲了下去。
在圣迪迪尔（St Didier）曾经有个人养了只松露猎犬，照他的说法，他的狗常常能够找到其他狗找不到的松露。整个冬天，别的猎人只能从山上带下一把或者十几棵松露的时候，这个从圣迪迪尔来的人却背着满满一大背包的松露回到了咖啡馆里。这狗是个奇迹，狗主人从未停止过吹嘘他的小“拿破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鼻子价值连城。
很多人对拿破仑觊觎不已，但是每次开价时，都遭到了狗主人的拒绝。直到有一天，有个男子来到咖啡馆，把四叠扎得结结实实、厚得像砖头似的钞票放在桌上――整整四万法郎。这个价钱实在太诱人了，狗主人一开始还很犹豫，一番挣扎之后，还是接受了。就这样，拿破仑跟着新主人走了。
那一季剩下的日子里，拿破仑连一棵松露都没有找到。新主人怒气冲冲地把它带回了咖啡馆，要求退钱。旧主人则要他滚回去，先学会如何正确地寻找松露。这样的弱智根本不配拥有像拿破仑这么优秀的狗。接下来，其他难听的话一一出笼，但是退钱之事免谈。
新主人到亚维隆找了个律师，得到的回答属于律师们一贯的调调，这个案子目前还属于灰色地带，没有先例可循。在法国历史上有详细纪录的案例中，没有一例涉及到狗的渎职问题。毫无疑问，这场纠纷只有仰仗一位博学的法官才能解决。
经过几个月的协商，法院传讯双方出庭。法官大人是个尽忠职守的人，为了确保与案子有关的各方都能到场，他派出一名警官逮捕了那只狗，并且把它作为关键证人带上了法庭。
我们无从得知狗在证人席上出现对法官判案到底有没有帮助，但是，他最后判决如下：拿破仑归还给它的旧主，但是旧主人必须退还半数卖狗所得的钱，剩下的一半则用来补偿前段时间狗不在给他造成的损失。
拿破仑和它的主人团聚后，一起从圣迪迪尔搬到了卡朋特拉斯（Carpentras）北部的一个村子里。两年以后，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案子又被报道出来，只是这次因为通货膨胀，涉及的金额上升了。拿破仑和它的主人又故伎重演了。
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如果这只狗真是个找松露的高手的话，它的主人何必把它卖掉？就算每次上法庭最后总是能保住狗和一半的钱，让它工作岂不是能赚得更多？
哈哈，亚伦说，你和其他人一样，都以为他带到咖啡馆的那一背包松露真是拿破仑找到的。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那些松露都是放在冰箱里的，一个星期才拿出来秀一两次。那只狗在肉店里都找不到猪肉，它的鼻子根本就是木头做的。
亚伦喝光了杯子里的酒。“绝对不要在咖啡馆里买狗，除非你亲眼看到过它的本领。”他看了看表，“我还有时间再喝一杯，你呢？”
“没问题！”我说，他还有别的故事吗？
“你是个作家，应该会喜欢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但我听说是真人真事。”
有个农民有块地，离他家有点距离，面积不大，不到两公顷，但上面长满了老橡树。每年冬天，橡树根部就长出很多松露，多得足以让他下半年不用干活也能过上舒服日子。他的猪根本不用费力找，年复一年，松露总是长在和去年差不多的位置上。这简直就像在树底下拣钞票一样。上帝是仁慈的，让他老来也能有所养。
一天早上，农夫生平第一次发现树下的泥土有翻动过的痕迹，你可以想象当时他有多恼火。前天晚上肯定有什么东西到此一游了，可能是狗，或者迷路的猪。再往前走一点，他发现土里有被踩灭的烟蒂，那是一种时髦的过滤嘴香烟，绝对不是他抽的那种，这当然不会是什么流浪猪留下来的，这是多么让人担心的事啊！
逮住那条狗！(2)
他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心里的惊惶也跟着升级。他发现了更多被翻过的土，有些石头上有新鲜的刮痕――只有在采松露时才会留下的痕迹。
这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他的邻居干的，他从小就认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定是外地人，一个不知道这块宝藏是属于他的人。
不过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他承认外地人确实无从判断这块地到底是不是私人财产。围墙和指示牌都太贵了，而且他从没想过有这个必要，他的地就是他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很明显，时代不同了，陌生人进山了。当天下午，他开车到最近的镇上，买了一堆指示牌“私人财产，禁止入内”。另外为了保险起见，其中有三、四个上面则写着“内有恶犬”。他和太太两个人一直忙到天黑，才把这块地的四周都钉上了牌子。
几天过去了，风平浪静，没有入侵者采摘松露的新痕迹，农夫松了一口气。这是无心之过，虽然他也曾反问，如果一个人不是成心干这事的，为什么要选在半夜三更出来采松露？
后来惨剧再度上演。标识牌根本没用，他的土地再次遭到侵犯，天知道有多少黑金子在月黑风高之时被人从地底下偷偷挖走了。这种行为已经无法用无知来解释了。一定是蓄意偷采松露的恶贼，在夜幕的掩饰下，无耻地掠夺了老人惟一的经济来源来以谋取暴利。
当天晚上，农夫和妻子坐在厨房喝汤的时候，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当然可以报警。但是由于松露，或者说至少卖松露可以赚到的钱，并不正式存在，惊动官方也许不是明智的做法。警察会盘问失窃物品的价值，而像这类的个人隐私还是不要张扬出去为好。而且对于偷采松露的官方惩罚，最多也就是送进监狱，根本拿不回深藏在小偷口袋里数以千计的不义之财。
于是，这对夫妇决定寻找更加强硬但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伸张正义。丈夫跑去请教了他的两个邻居，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来解决问题。
他们答应出手帮他。于是，接下来一连几个漫长的寒夜，三个人都手持猎枪守在橡树底下，天亮时分才踉跄着回家――夜里，他们会喝酒来御寒，所以，早上都有点醉醺醺的。终于有一天晚上，当乌云滚滚而来盖住了月亮，寒冷的西北风刮在三个人的脸上，他们看到了车的灯光。一辆车在山下200公尺的泥土路上停了下来。
引擎熄了，灯也灭了，车门开了又轻轻地关上了。有人说话的声音，接着是手电筒的灯光，慢慢地爬上山坡冲着他们的方向过来了。
先进入树林的是一只狗，它停下来，闻到人的气味，发出了一阵尖锐不安的吠叫，小偷嘘着要它安静，于是狗叫立刻低沉下来变成了咝咝的声音。三个人活动活动冻僵的手指头，好抓牢手中的枪，农民拿起特地为这次埋伏而买的手电筒照了过去。
小偷走到空地时恰好被灯光照个正着：那是一对貌不惊人的中年夫妻，女的带着个小袋子，男的拿着一只电筒采得正欢。
三个松露卫士特意露出他们的武器靠近这对夫妇，却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枪管顶在鼻子下，他们一下就承认以前也来偷过松露。
“偷了多少呢？”老农问，“两公斤？五公斤？还是更多？”
“犯人们”一声不吭，三个人也沉默下来，思量着该怎么办。公道是一定要讨回的，但是比公道更重要的是，一定得让他们还钱。其中一个人在老农耳边低语了几句，老农点点头。“好，就这么办。”他当场宣布了三人临时法庭的判决。
小偷的银行在哪里？尼昂（Nyons）？好，如果你现在出发走路去，到那里的时候银行正好开门，取三万法郎出来，再回到这里，我们会看着你的车子、狗和老婆，直到你回来。
男犯动身去了，整整四小时的步行旅程。他的狗被塞进了行李箱，老婆被关在了后座上，三个大男人也挤了进去。那是个寒冷的夜晚，他们边喝酒边打瞌睡。
黎明来了，接着天亮了，然后到了中午……
亚伦停住了，“大作家，你觉得结局是怎么样的呢？”
我猜了几种，但都不对，亚伦大笑。
他说，“其实很简单，一点都不戏剧化。那贼确实去了尼昂的银行取光了他所有的钱，然后，噗——一溜烟地跑了。”
“他就再没回来过？”
“没人再见过他。”
“他老婆也再没见过他吗？”
“别提他老婆了，他本来就不喜欢她。”
“农夫呢？”
“一直到死都耿耿于怀。”
亚伦说他得走了，我付了松露的钱，并且祝他好运，买到一条好狗。回到家里，我切开一棵松露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真货，结果里面整个都是黑的。看起来亚伦是个好人，但是，谁知道呢！
第十九章
没错，普罗旺斯有骗子、有老顽固，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我们是幸运的，普罗旺斯对我们很好。在这里，我们受到欢迎，感到快乐。无怨无悔，喜悦满怀。
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生活(1)
“普罗旺斯化”！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到底是该称为笑话？侮辱？还是恭维？这是一位伦敦来的朋友说的。他在前往海边的途中，突然来拜访我们，还留下来吃了顿午饭。我们已有5年没见过他了，而他显然也很好奇地想知道普罗旺斯的生活对我们造成了何种影响。因而仔细地打量我们，试着找出任何心理或身体上的退化。
我们倒没有意识到任何改变，但他很肯定地说有，虽然他也说不出所以然。由于找不出任何诸如“精神失常”，“英文退化”或“早衰”等明显迹象，他只好用一个模糊、便利、笼统的词——普罗旺斯化——来形容我们。
当他驾着洁净的车子绝尘而去时，车载电话的天线在微风中轻快地晃动，我看着自家那辆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本地产雪铁龙，真是又小又脏。而和朋友那身“蔚蓝海岸”的名牌服饰比起来，我是一身本地人的行头――旧衬衫、短裤、还光着脚。然后我想起他吃饭时不时地看表，因为他六点半和尼斯的一位朋友有约，不是那天晚些时候，也不是晚上某个时间，而是六点半，十分精确。而我们早就抛弃了准确计时的习惯，因为本地人根本不吃这套，我们现在奉行“差不多就好”的规则。又是一个本地化的表现。
想得越多，越发发现我们真的变了！我倒不觉得那是“当地化”，但在新生活与旧生活之间存在这么多的差异，我们得去适应所有的一切。这并不难。大多数变化是慢慢地、愉快地、不知不觉地发生的。而且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是更好的改变。
我们不再看电视，倒不是我们自命清高地想要留出更多时间追求知识，变化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夏天，看电视不能和欣赏夜空相媲美；冬天，不如晚上吃顿大餐。这会儿，电视机已经被搬到壁橱里，好腾出空间来多放些书。
我们吃得比以前好了，或者说吃得更便宜了。在法国，不管待多久，想不传染上法国人对食物的狂热是不可能的，而且谁会想逃避这种乐趣呢？为什么不从日常饮食中发掘乐趣呢？我们早就跟上了普罗旺斯的美食节拍，学会了善加利用大自然全年不断的特产――芦笋、火柴杆大小的扁豆、辣椒、桃子、杏子、香瓜、葡萄、野香菇、橄榄、松露，每一季大自然都有不同的盛宴，除了昂贵的松露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几法郎就可买到一公斤。
肉类却又另当别论，肉店里的价钱能把观光客吓跑。普罗旺斯不是畜牧区，所以礼拜天早上打算买牛排的英国人，最好带上支票本，并且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牛肉既不便宜也不鲜嫩。但羊肉则不同，在西斯特宏（Sisteron）附近的羊群都是吃药草长大的，肉里带着股特殊的味道，让人觉得烹调时加上薄荷酱简直是种罪过。至于猪肉呢？不管哪个部位都好吃。
即便如此，我们现在肉吃得少了，有时吃点伯黑斯（Bresse）高品质的原产鸡，或是尝尝冬天里安莉带来的野兔。要不就在气温下降、西北风呼啸的时候来锅扁豆炖肉——偶尔吃点肉的感觉挺棒的。天天吃肉已成为过去时了。此外，尚有数不胜数的东西――来自地中海的鱼、新鲜的意大利面、各种各样的蔬菜食谱、数十种的面包、几百种的乳酪……。
饮食习惯变了，烹调方式也变了，如今我们做菜几乎都用橄榄油，但是我们的体重却减轻了。虽然只是一点点，但已足以让朋友们惊讶，他们原都以为我们会吃成滚圆的胖子，顶着圆鼓鼓的胃，通常这只会在胃口又好又能幸运地在法国大吃大喝的人身上出现。
虽然没有刻意计划，我们运动得多了，不是穿着紧身衣的骨感女郎跳的那种健美操，这里一年到头有八九个月的时间可以在户外活动，运动量自然而然地就大了起来，除了日常生活必须的小小锻炼，如捡柴禾、除草、清水沟、种花、修剪树枝、弯腰、提重物，谈不上有什么不得了的锻炼活动。对了，还有一项，就是在不同的天气里，天天走路散步。
曾经有一位访客拒绝承认走路是种高强度的锻炼，它既不费什么力，也不会马上累着你，不快也不激烈。他们说，“谁不会走路呀，这怎么能称得上运动呢？！”如果他们坚持己见，我们就带着他们和狗儿们出去走走。
刚开始的十分钟还不算什么，沿着山下的小径慢步走，十分轻松，毫不费力，沿路还可以享受新鲜空气及远方冯杜山的美景。这能算运动吗？根本还没开始喘气哩！
然后，我们转个弯，沿着小路往卢贝隆山脊上的雪松林进发。路面从铺满松针的沙石路变成遍地碎石的斜坡，我们开始爬山吧。五分钟后，没人敢再说走路是老年人的运动。十分钟后，压根儿就没人吭声，只听见日益沉重的喘息声和夹杂其间的咳嗽声。小山路沿着大石头绕来绕去，一些树枝低垂的地方，得加倍弯腰才走得过去。往上看不见令人振奋的山顶，视野只能达到前面约莫一百码处那条狭窄陡峭的石头小路，消失在下一块露出顶部的大石头后面。假如还有喘息的力气，那一定是脚踝在碎石上扭伤时发出的咒骂声――腿部和肺部彷佛有把火一直在烧。
狗儿们跑在前面，把我们抛在后面，几个人前后隔着长长短短的距离，步伐蹒跚，身体深深地弓着，双手撑在大腿上。出于自尊，他们往往会硬着头皮一直走下去，喘着粗气、低着头，感到恶心！从此，他们绝不敢再说走路不是运动了！
登上山顶的奖品是，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宁静、独特的山间风情里，虽然有时带几分阴森，却永远美丽。雪松林披着厚厚的雪衣，何等的壮丽神奇！树林后面，山朝南的一边，灰色陆地疾速融入远方，在岩石缝也能生长的百里香和黄杨木，点缀其间，使这片景致变得柔和起来。
天气晴朗的时候，西北风吹起，连空气也闪着亮光，往海那一边望去，视野开阔清晰，彷佛被放大了一般，有种和尘世远远隔开的感觉。我曾在雪松林间的小道上，遇见了一位农夫，他骑着一部旧脚踏车，斜背一把枪，一条狗跟在他旁边跑。看到对方，我们都吓了一跳。这里通常少有人烟，惟一的声音就是风儿吹过树梢。
这里，日子一天天过得很慢，但一周一周的时间却飞般地流逝。我们现在根本不用日记或日期来计算时间。二月杏花开，有几个星期的时间，院子里出现春天将至的症候群，我们开始做整个冬天都挂在嘴边的事儿。春天樱花盛开，万木欣然，一起来的还有当年的第一批游人，期望着亚热带气候，却往往只盼来风和雨。夏天有时从四月开始，有时是五月。只要贝纳先生打电话来帮我们打开游泳池盖子并进行清理时，我们就知道夏天来了。
六月的罂栗，七月的干旱，八月的暴雨，然后葡萄藤开始变成铁锈色，猎人们从夏日的休眠状态里苏醒，摘葡萄的季节到了。游泳池内的水越来越冷，渐渐地，在中午时分跳进水里也成了种自虐，这时是十月底了。
冬天是适合下决心的季节，其中有一些也实现了。比方砍掉一棵枯木，砌好一道墙，花园里的旧铁倚重新上了漆，一有时间我们就抱起字典，继续和法语做斗争。
我们的法文大大进步了，参加全是法国人的聚会也不再缩手缩脚。但如果要配得上用学校成绩单里常用的字眼，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于是，我们一步步聚沙成塔，从巴钮尔13读到吉欧诺14，再读到莫泊桑，定期读《普罗旺斯日报》，坚持听收音机里机关枪般的新闻播报，并企图搞清楚其中的奥妙――虽然人人都说法语是高度合乎逻辑的语言。
我认为法文简直是个神话，是法国人发明来让外国人发狂的语言。例如，名词与专有名词的不同的“性”，逻辑在哪里？为什么隆河（Rh?ne）是阳性，而都汉思河（Durance）是阴性？两者都是河流啊，如果一定要有性别，为什么不能是同性呢？我向一个法国人请教过这个问题，他洋洋洒洒就源头啦，支流啦，还有水灾啦发表了长篇大论，然后就自以为已经合理地解答了我的问题。接下去他又告诉我海洋是阳性的，大海是阴性的，湖泊是阳性的，水坑是阴性的。我看那些水自己都被搞糊涂了。
透过玫瑰色的眼镜看生活(2)
他的长篇大论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性的存在只是为了让日子更难过。它们毫无规律可言的出现方式，有时根本无视事物现实中的生理构造。法文里“荫.道”这个词竟然是阳性的，这如何指望满头雾水的学生们能在这门将荫.道列为阳性的语言中正确运用逻辑呢？
此外，还有雌雄同体的代词“lui”，意思是“他/她”，专门躲在句子前等着陷害我们。一般来说，“lui”指的是男性的“他”，但是在某些句子里会摇身变成女性的“她”。我 们经常搞不清楚“lui”的性别，一直要等到后来找到句子里的主词“她”或“他”时才恍然大悟。比如，“Je lui ai téléphoné”（我给他/她打电话），“mais elle était occupée”（但是她正忙着）。虽说这个谜题的答案就在后面，却足以让初学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特别是当“lui”的名字也是中性时，比如像让·玛莉/马里或者玛莉/马里·皮耶尔，简直是乱成一团！
不过，这还不算最糟的。在法文的语法结构了，每天都可能发生荒诞怪异的事儿。最近，报纸上有一篇报导摇滚歌手约翰尼·哈里代结婚的消息，详细描述了新娘的礼服来赞美新郎。它是这样写的，“ll est une grande vedette.”意思是“他是位出色的女明星”。瞧，不过短短一个句子，居然可以把明星变性，而且还是在他的婚礼上。
也许正是因为法文的复杂与拗口，几世纪来它一直是外交语言。对外交而言，简单与明朗不重要，甚至不需要。慎重的声明，常常拘泥形式而含糊其词，这样才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因此，让外交官使用非常简洁明白的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反而是为难他们了。根据亚历克斯·德雷尔15的定义，外交官是那种事事三思而后言之无物的人。暧昧含糊才是本质所在。法文也许就是被发明来让这类语言学的幼苗在每一个句子里的最细微处发扬光大。
不过法文的确是种美丽、柔顺、浪漫的语言，但是像一些将它奉为国宝的人那样，把法语课上升到“文明之课”的高度，或者把法语当成指导人类应当如何说话的最佳榜样，也就太过了。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在的情况下，外国文化正在侵入法国人的日常用语，这些坚持法文正统的纯粹主义者是何等的惊惶。
这种“腐败”大约开始于“周末”（Le Weekend）这个外来词悄悄越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巴黎。与此同时，毕卡勒（Pigalle）地区一家夜总会老板也为他的新大厦命名为“性感”（Le Sexy），这下就造出了“性感周末”（le weekend sexy）这个词，让巴黎的饭店老板们为之大乐，却也引起了布赖顿（Brighton）地区的酒店老板和其他正经度假饭店的经营者们的反对。
语言侵略并不只限于卧房，也渗透到了办公室。经理现在有un job（工作），如果工作压力太大，他就会觉得自己stresse（承受压力）。也许因为需要在一个商业丛林的le marketing（市场竞争）中成为un leader（领导者），这位可怜虫工作过度，甚至无暇吃顿传统的三小时午餐，只能将就着吃le fast-food（快餐）。这是最糟的英式法文，激怒了一帮法兰西学院的老先生们。我不怪他们。这样笨拙地入侵一种优雅的语言，实在是件可耻的事，换句话说，简直是les pits（可悲）！——此乃另一句英式法文！
造成英式法文日益泛滥的原因是，法文的词汇量比英文少很多，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因为同样的字有许多不同的意思。比如在巴黎，“je suis ravi”通常表示“我很高兴”，但在梅纳村的“前卫咖啡馆”，“ravi”是一个贬义词。于是，同样一句话就有了另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意思——我是个乡巴佬。
为了掩饰我的困惑，至少为了避免落入一些语言陷阱，我学会了像当地人那样咕噜咕噜地发出短促但是表情丰富的声音――急促地吸气，咂舌头表示理解，喃喃地说“beh oui”（是啊！是啊！）这是用来转换聊天话题的过场词。
其中最灵活因而最有用的句子就是简短明了的“ah bon”（真的吗？），可以当作问句及非问句使用。从前，我以为它表达的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其实不然。在一个典型的会话里，要表现出合适的悲伤程度，就会有下列的对话出现。
“小约翰·皮尔这次真的遇到麻烦了！”
“Oui？（真的吗？）”
“Beh oui.（真的！）他从咖啡馆出来，上了他的车，结果碾过了一位警察，撞上了一面墙，人被撞飞出去，穿过挡风玻璃，头被撞开花，腿断成14截。”
“Ah bon？”（真的吗？）
用不同的音调，“ah bon”可以表示惊讶、不相信、无所谓、生气或是高兴。对于短短的两个字来说，这是多了不起的成就啊！
同样地。只用两个单音节字，也可以完成一段简短的会话。“?a va”字面意思是“它走了”。每天在普罗旺斯四周的每一个村镇，熟人在街上巧遇，先是习惯性的握手，然后开始下面习惯性的对话：
“?a va？”（好吗？）
“Oui. ?a va, ?a va. Et vous？（好，很好，很好，你呢？）
“Bohf, ?a va.”（很好啊！）
“Bieng. ?a va alors.”（一切都好！）
“Oui, oui. ?a va.”（是啊，都很好。）
“Allez. Au 'voir.”（好吧，再见！）
“Au 'voir."（再见！）
语言本身不够应付有些场合时，就得靠耸肩、叹气和若有所思的停顿加以配合。如果阳光很好，又不赶时间的话，这种停顿可长达二至三分钟。当然了，这种跟邻居们从容快乐的对答，早上出门办事的途中一般要重复好多次。
几个月下来，这种简单的碰面，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自己在法文口语上已有明显的进步，你甚至可能整个晚上都和法国人泡在一起，而他们也声称听得懂你的法文。他们逐渐超越了熟人，变成了朋友。当时机成熟时，他们会用口头的形势送礼物给你表示友好，随之而来的是新的一整套让你饱受愚弄的机会。他们开始称呼“你”代替“您”，这是一种亲密的表示，而这个字有自己专用的动词。
法国人从正式的“您”改口为亲密的“你”的这一天，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这是个明白的讯号，表示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后，他决定喜欢你了！如果你不回应对方的话，是非常粗鲁且不友善的。就这样，当你终于习惯用“您”和所有相关的复数用法时，又一头栽进“你”的花花世界里，除非你想学前法国总统吉斯卡那样连自己的夫人都刻意尊称为“您”。
我们结结巴巴地说着法文，犯所有违反语法和属性规则的错误，使用长且绕口的句子只为避免陷入“虚拟语气”的沼泽和掩饰词汇的不足，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如此笨拙地对待他们亲爱的语言而被吓倒。他们会很和善地表示我们的法文不会吓坏他们，我很怀疑，但我可以确定一点，他们希望让我们有在家的感觉，每天我们享受到的不仅仅是阳光，还有友谊的温暖。
至少这些是我们所经历过的。很显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人要么不相信，要么憎恨它。也有人直接指责我们故作快乐，说我们对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认为我们刻意抹煞了关于普罗旺斯黑暗的一面。这种不好听的陈腔烂调，纠缠在诸如不诚实、懒惰、顽固、贪婪、粗暴这些词上，彷佛这一切恶劣品德都是当地特色，对于诚实、勤奋、公正、无辜的外国人来说，真是生平第一次看到。
没错，普罗旺斯有骗子、有老顽固，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我们是幸运的，普罗旺斯对我们很好。在其他一些国家，我们永远是踩在别人国土上的观光客，但在这里，我们受到欢迎，感到快乐。无怨无悔，喜悦满怀。
谢谢你，普罗旺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