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普罗旺斯》
[英]彼得·梅尔/著
第一章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眼前的这只动物，去年一年赚得比伦敦大多数高级主管都要多，而且它还用不着移动电话。
向X先生买松露(1)
整个秘密交易从一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开始。电话是我的朋友弗兰克打来的，曾经有时尚杂志把他描述为隐世大亨。在我看来，还是把他称为顶级的美食家更合适一些，一个把晚餐看得和政治同等重要的人。厨房里的弗兰克就像一只闻到了猎物味道的猎狗，伸长了鼻子东闻闻西嗅嗅，眼睛直勾勾盯住翻腾着泡泡的锅子不放，全身颤抖，一副全身心期待的样子。一阵白豆焖肉的香味就足以把他迷得晕乎乎的。我太太说，弗兰克是她见过的最让人欣慰的食客。
他告诉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时，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些许不安。
“已经三月份了，我在想着那些松露，你说现在还有吗？”他说。
三月已经是松露下市的季节了，虽然我们就住在出产松露的冯杜山（Mont Ventoux）山脚，附近市场里卖松露的商贩们似乎已经不见踪影了。我告诉弗兰克他可能问得太晚了点。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可怕的沉默，显然，弗兰克已经认识到将要面对吃不到松露的凄惨境地——没有松露煎蛋，没有松露煎饼，没有松露镶烤猪。电话线顿时因为失望而变得沉重。
“有个人，可能还有一些，我可以问问他。”我说。
弗兰克兴奋地嘟囔着，“太好了，太好了，我只要两公斤。我要用鸡蛋盒来装，冷藏在冰箱里，这样春天吃得到，夏天也吃得到。只要两公斤。”
两公斤新鲜松露，以目前巴黎的市价来算，可能要超过1000英镑。即使在普罗旺斯，可以绕开中间商，直接向穿着沾满泥土的靴子、戴着皮手套的松露猎人买，这也是让人吃惊的大手笔了。我问弗兰克他是不是真的要两公斤这么多。
“这样才不会断炊啊！”他说，“不管怎样，看看你能弄来多少吧。”
我这里惟一能和松露生意搭上边的，仅仅是一张账单背后的一个电话号码，是本地的一个大厨留给我的。他说这个人绝对正直。这可是极为少见的，在松露这个黑暗的行业里，各种各样的欺诈多如牛毛，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也曾听说过在松露里填上铅弹、外面糊上泥巴来增加份量的故事，更糟糕的就干脆把从意大利偷运过来的劣质货色，冒充法国本地货来卖。如果没有可靠的供货商，很可能是白白花了大钱，还惹麻烦。
我拨通了大厨给我的电话，向那头接电话的人报上了他的名字。“哦，是的。”看来介绍人是起作用了，他能帮上忙吗？
“有松露吗？大约两公斤吧？”
“啊？你是开餐馆的吗？”对面的声音说。
不，我是帮我的一位英国朋友买的。我说。
“英国人？我的天哪！”
这位X先生（不妨称他为松露先生）咂着嘴，解释说现在这个季节，要找到这么多松露，麻烦恐怕大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带着狗进山看看还能找到什么，到时候他会通知我，只是恐怕不可能很快，我得耐心等他的电话。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天晚上，电话响了。一个声音传来，“你要的货有了，明天晚上我们碰个头吧。”
他让我六点钟在卡朋特拉斯（Carpentras）路上的电话亭旁边等。他问了我的车牌号码，还有颜色。最重要的一点是，支票一概不收。他说，只收现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松露交易的行规，松露商不相信纸上写的东西，也不给收据，对“所得税”这种荒谬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
我赶在六点前到了电话亭。路上空荡荡的，看不到人影，口袋里带着这么大叠的钞票，我感到不太自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尽是沃克吕兹省（Vaucluse）偏僻小街上发生的抢劫和其他不良事件。《普罗旺斯日报》（Le Proven?al）上的犯罪调查说，这个地区有流氓强盗出没，居民不宜出门，最好待在家里。
而我，在这黑暗的暮色中，带着卷成腊肠一样的一叠500法郎大钞，岂不正是一只喂饱了的大肥鸭，等着坐以待毙？我在车上到处找防身武器，但只找到一只购物篮子和一本旧的《米其林餐饮指南》（Guide Michelin）1。
漫长的十分钟过去了，我终于看到了一组车灯。一部撞凹的雪铁龙小货车气咻咻地停在电话亭的另一边。司机和我从隔着车子的安全距离悄悄地打量对方。他是一个人，我下了车。
我一直以为会遇到一个满口黑牙的老农，脚上蹬着帆布靴子，斜眼看人，目露凶光。但实际上这位X先生很年轻，一头修剪整齐的黑发，干净的胡须，看上去很舒服，我们握手的时候，他还冲我笑了笑。
他说，这么黑你肯定找不到我家，跟我来吧。
我们上车，离开大马路上了蜿蜒的石子小路，一直往大山深处开去。X先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一样，而我就跟在他身后一路蹦蹦跳跳、跌跌撞撞地前进。终于，他转进了一个狭窄的入口，在一栋围满了胭脂栎、没有开灯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一开车门，一只巨大的阿尔萨斯狼狗从暗中跳出来，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我的腿，但愿它已经被喂饱了。
我一进前门就闻到了松露的味道——那种熟悉的、微微的腐味，除了玻璃和锡罐，可以穿透任何东西。甚至把蛋和松露放在一起，蛋吃起来都会有松露的味道。
厨房桌子上，一只旧篮子里盛着一堆黑色的松露，一节节的，外形丑陋，但味道鲜美，价格昂贵。
“看！”X先生把篮子凑近我的鼻子，“我已经把泥土刷干净，吃之前洗一遍就行了。”
他走到一个橱柜前，拿出了一付老式的秤盘，挂在桌子上方横梁上垂下的一个钩子上。他把松露一个个地用指头压过，确认它们够结实，然后放进发黑的秤盘，一边秤一边告诉我他的新实验。他买了一只迷你越南猪，准备把它训练成松露搜寻专家。猪的嗅觉比狗还灵敏，但是一般的猪体积都有一台小型拖拉机那么大，要带在车上去冯杜山下的松露产地并不方便。
磅秤指针盘旋了一阵，最后停在了两公斤处，X先生把松露装进两个亚麻袋里，他舔舔大拇指，数着我给他的钞票。
“正好。”他拿出一瓶马克白兰地2和两个玻璃杯子，我们干了一杯，预祝他的驯猪大法成功。他说，明年松露上市的时候，我一定要抽一天过来看看他的猪实地上场演练。超级松露猎猪将会成为探测技术的重大发展。我走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把小松露，还有他的煎蛋食谱，祝我的伦敦之旅一路顺风。
松露的味道在车上一路上伴着我回家。第二天，我的手提行李也散发着松露的味道，飞机降落在希思罗（Heathrow）机场，我准备把行李拿出来过英国海关的X光时，一股强烈的松露气味从我头顶上方的行李箱里传了出来。其他旅客好奇地看着我，一个个都侧身躲开了，好像我得了重口臭一样。
那时正是艾薇娜?嘉莉发出沙门杆菌警告的时候，我马上想象到自己被一群警犬围着，因为携带可能危及国人健康的异国不明物品而被关进检疫所隔离的样子。我小心翼翼地过了海关，海关官员连鼻孔都没动。但是计程车司机却起了疑心。
“啊呀，你带了什么呀？”他问。
“松露。”
“哦，松露啊，烂了很久了，是吧？”
他把前后座之间的隔离窗拉上，我也乐得清静，免得听计程车司机一路上一个人唠叨下去。我在弗兰克家门口下车，司机老兄还特地下车来把后面的车窗打开。
我们的隐世大亨先生亲自在门口迎接我，直接扑向了松露。他把其中一袋传给请来吃晚饭的客人看，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闻的是什么。弗兰克把他的家庭主厨从厨房里请出来，那是个举止威严的苏格兰人，我常常把他当成多莫将军。
“沃恩，我们最好先处理这些东西。”弗兰克说。
沃恩扬起眉毛，优雅地闻了闻，就知道是什么了。
“啊！多好的松露，正好配明天的鹅肝酱。”
向X先生买松露(2)
X先生也一定同意！
＊ ＊ ＊
离开伦敦快两年了，再回来感觉很奇怪，一切都恍若隔世，显得十分陌生。我也很惊奇，自己居然改变了这么多。也许是因为这里是伦敦，挂在每个人嘴上的永远是钱、房产价格 、股市或者大大小小的公司琐事。曾经被人抱怨个不停的天气现在没人提起，虽然它还是那么糟糕，这一点倒是一点都没变。日子就在满天飘着的灰蒙蒙的细雨中度过，街上的行人弓着背躲着下不完的雨。交通几乎停滞，但是大部分司机似乎都感觉不到――他们忙着打电话，忙着讨论金钱、财产。想念着普罗旺斯的明亮、空旷，还有晴朗开阔的天空，这时，我深深地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回到城市居住。
去机场的路上，司机问我要去哪里，我告诉他，他点点头，表示知道这个地方。
“我去过那里，弗雷吉斯（Fréjus），跟车队去的，贵得要命。”
他收了我25英镑的车费，祝我旅途愉快，并且警告我说弗雷吉斯的饮用水让他大大地受了罪，在厕所里待了整整三天，不过他的妻子倒是过得挺开心。
我飞离冬天，重返春天，切身体会了降落在马赛的马里尼安（Marignane）机场的简便。这一点让我永远搞不明白。马赛以毒品交易中心而闻名，整个欧洲有一半的毒品在这里交易，可是在这里，任何旅客的手提箱里如果装着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英国切达干酪或者任何违禁品，无需通过海关就可以直接走出机场。和天气一样，这里跟希思罗机场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 ＊ ＊
X先生听说他的两公斤松露大受欢迎，感到十分高兴。
“你朋友喜欢吃松露？”
“是啊，不过他的朋友中有一些不太喜欢那种味道。”
我几乎可以听到他在电话那头耸肩膀的声音。“松露的味道是有点怪，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喜欢的人算他有口福。”他大笑，然后声音变得有些神秘兮兮。
“我有东西要给你看，一卷我拍的录像带。你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边喝酒一边看。”
好不容易摸到他家，那只阿尔萨斯犬扑上来欢迎我，仿佛我是一根久违的肉骨头。X先生冲着它发出嘘声，就像猎人们在树林里常干的那样，命令它从我身上下来。
“它只是跟你玩玩。”他说，这句话我也听到过。
我跟着他走进阴凉的厨房，满屋子都是松露的味道，他把葡萄酒倒进了两个大玻璃杯。“叫我亚伦好了。”说“亚伦”的时候，他用标准的普罗旺斯鼻音发出了“亚郎”这个音。我们走进起居室，四周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遮太阳，他蹲在电视机前把录像带放进放影机里。
“瞧，不是楚浮那种大师级的片子，只是我的一个朋友拍的，他有台摄像机。现在我还打算再拍一部，要更有专业水准一点的。”亚伦说。
《恋恋山城》（Jean de Florette）的主题曲响起，然后一个身影出现在屏幕上，是亚伦的背影，正和两只狗一起向一座山上走去，远处是冯杜山和它白色的山顶。屏幕上打出了标题，Rabasses de Ma Colline，Alain解释说rabasses就是普罗旺斯语中的松露。
虽然摄像师的手有些轻微抖动，而且剪辑得也不够流畅，但片子还是非常精彩。狗儿先是仔细地闻，然后用前爪使劲刨，直到亚伦用手肘把它们推到一边，把手小心翼翼地伸到被刨松了的土壤下面去。找到松露的话，就赏块饼干或是香肠给狗儿吃。这个时候，摄像机就晃动着拉近镜头，来个特写，沾满泥土的手上托着一团沾满泥土的东西。没有旁白，只有亚伦对着镜头说话。
“它表现不错，小的那只。”然后屏幕上就出现一只体型娇小、外表平常的狗，在那里仔细研究生长松露的橡树根部。“但是它已经老了。”狗儿开始挖，亚伦出现在镜头里，特写，一只沾满泥土的狗鼻子，亚伦的手把狗推开，他的手指在泥土中摸索，挑出石头，慢慢地挖，最后挖出一个六英寸深的洞。
影片忽然断了，镜头上跳出一只雪貂警觉的脸，亚伦站起来，按下快进钮。“这是用来抓兔子的，这里还有一些好东西，只是现在已经不太看得到，很快就会变成历史了。”
他放慢带子，镜头里，用来猎兔的雪貂被不情愿地塞进了一个帆布背包。片子忽然又断了。这次出来的是一大片橡树。一辆雪铁龙2CV货车摇摇晃晃地开进了镜头，停下来，一位很老的先生走了出来，头戴布帽，身上穿着一件走形的蓝夹克。他对着镜头笑了一下，然后慢慢走到车后面，打开车门，拿出一块粗糙的木板。他看着镜头，又笑了一下，身子探进货车后厢，站直了，手里握着一段绳子，再笑，然后开始拉。
货车晃动起来，一点一点地，一只猪慢慢露出了它粉红色脏兮兮的头。老先生更用力地拉了一下，这只庞然大物颤悠悠地走下木板，摇摇耳朵，眨眨眼睛。我有点期望它能像主人一样，在镜头前亮个相，但它只是站在太阳底下，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自己是演员的这一身份无动于衷。
亚伦说，“去年，这只猪找到了将近300公斤的松露，好大一袋哦！”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眼前的这只动物，去年一年赚得比伦敦大多数高级主管都要多，而且它还用不着移动电话。
老先生和他的猪一起进了橡树林，看上去似乎只是漫无目的地走走，冬天的阳光洒在两个圆滚滚的身子上。荧幕变暗，摄像机往下摇，一双靴子和一堆土的特写，一只泥泞的猪鼻子，大约有排水管那么大，插入镜头，猪开始工作，鼻子有节奏地来回晃动，耳朵时不时地遮住眼睛，活像一部专心致志的推土机。
猪的头忽然猛烈地晃动起来，镜头向后摇，老先生正在拉绳子，猪很不甘心地从一堆看上去很诱人的东西上被拉开了。
“对猪来说，松露的味道就象异性身上的味道，所以，有时候很难把它们拖走。”
老先生显然运气不佳，拉不动绳子，他弯下腰去，用肩膀顶着猪的侧腰，两个在那较了好一会儿劲，直到猪最后勉强让开。老先生把手伸进口袋，掏出块东西塞进猪嘴里。他不会在拿松露喂它吧？一口可就是五十法郎呀！
“那是橡子。现在看仔细了。”亚伦说。
跪在地上的身影站起来，转向摄像机，一只手伸出来，上面托着一块比高尔夫球略大的松露，背景是老先生微笑的脸，阳光下，金色的镶牙闪闪发亮。松露被放进一只沾着污迹的帆布口袋，老先生和猪移向下一棵树。片子的结尾是老先生伸出双手，捧着高高一堆沾满泥土的松露，一个收获颇丰的早晨。
我期望着看到猪被牵入货车的情景，我想那大概需要些小技巧和很多的橡子，但是片尾出现的却是冯杜山的全景和《恋恋山城》的音乐。
“你瞧见用普通猪的麻烦了吧！”亚伦说，是的，我的确见识到了。“我希望我的猪也有那么灵敏的鼻子，却没有那样的……”他伸开手臂示意猪那笨重的体型。“来看看她，她有个英文名字叫佩吉。”
佩吉住在亚伦那两只狗隔壁的栏圈里，只比胖些的威尔士矮脚狗稍大一点，黑色，肚子圆鼓鼓的，一副害羞的样子。我们靠在栏杆上看她，她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转过身去，在角落里缩成一团。亚伦说她很友善，他准备马上就开始训练她，松露季节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有的是时间。我问他怎么个训练法。
“用耐心。我已经把阿尔萨斯犬训练成了松露猎狗，虽然这不是它的本能。我想猪也可以如法炮制。”
我说我很希望能看看这种训练，亚伦邀请我冬天的时候抽一天出来，和他一起去找松露。他和那些据说掌控了沃克吕兹地区松露业的农民完全不一样，那些人疑心病重，鬼鬼祟祟的，亚伦则非常热情，而且愿意和人分享他的热情。
临走前，他给了我一张海报，上面预告了松露史上一件大事。冯杜山脚下的贝多村（Bedoin），将尝试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松露煎蛋，将会被载进吉尼斯世界纪录。统计数字挺吓人的——70，000个蛋，100公斤松露，100升油，11公斤盐和6公斤胡椒粉。到时候，将由一群普罗旺斯的大力士们搅拌在一起，倒进一个直径有10米的平底煎锅。活动收入将捐给慈善机构。亚伦说，那将是值得记住的一天。现在，大家正在讨论购买一组全新的水泥搅拌机，这些机器将在沃克吕兹省最出名的厨师监督下，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到合适的粘度。
向X先生买松露(3)
我说这种活动不大能和人们通常想象中的松露行业联系在一起，它太公开，太透明，完全不像传说中那些发生在小街和市场中的阴暗交易。
“喔，那些事啊，没错，是有些人比较……”他用手作出蛇扭动的样子，“鬼鬼祟祟。”他看我，微笑着。“下次，我会给你讲些故事。”
他向我挥手道别，我开着车回家，一路上想着我能否说动弗兰克从伦敦飞过来见识一下这项世界煎蛋纪录的产生。这种有关美食的新鲜事，他一定会喜欢的。当然，沃恩，也就是多莫将军也一定要来。我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他穿着松露工作服完美地亮相，指挥水泥搅拌机吞噬各种材料，“再倒一桶胡椒进去，嘿，伙计，拜托。”也许，我们还能给他找顶厨师帽来搭配他的苏格兰紧身格子呢裤。最后我下了一个结论，下午不该喝酒的，它会让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疯狂想法。
第二章
有两个人在卢米叶镇（Lumières）的面包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起劲地讨论一个我连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蟾蜍会唱歌吗？
蟾蜍合唱队(1)
为了庆祝200年前法国贵族被大规模地送上断头台，法国人如今举办各式各样别出心裁的活动，其中有一项最为奇特。虽然当地的报纸会把连考斯特拉（Coustellet）市集发生的货车劫案、村子里举办球赛这样芝麻蒜皮的小事也作为头条新闻登出来，但这项活动却一直不为人知，甚至连消息灵通的《普罗旺斯日报》记者也没能把它挖掘出来。因此，这档子新鲜事倒可以被称为世界独家新闻。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冬天都快过去了。有两个人在卢米叶镇（Lumières）的面包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起劲地讨论一个我连想都没想过的问题：蟾蜍会唱歌吗？
两人中个子比较大的那位，显然不认为蟾蜍有唱歌的本领。从他粗壮有力但伤痕累累的双手和沾满灰尘的蓝色工作服来看，像是一名石匠。
“蟾蜍会唱歌的话，那我就是法国总统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大大地喝了一口手中的红酒。然后，冲着吧台后的女招待大声喊，“小姐，你觉得呢？”
正在扫地的小姐抬起头来，双手放在扫把柄上，开始发表她的高见。
“很显然，你不是法国总统，但至于蟾蜍……”她耸耸肩，说：“我不懂蟾蜍，不过也有可能，生命是很奇怪的，我曾见过一只会用马桶的暹罗猫，有彩色照片可以证明。”
身材较小的男子，往后靠在椅子上，似乎颇有同感。
“听到没？任何事都有可能。我表哥说，在圣潘塔雷昂（St. Panta1éon）有个人养了很多蟾蜍，还打算训练它们参加法国革命200周年大庆呢！”
“真的？蟾蜍能干嘛呢？摇旗？还是跳舞？”
“唱歌。”小个子男人喝完酒，把椅子往后推，“我肯定它们在7月14日前，能够表演《马赛进行曲》。”
两个人一路争吵着离开了，我试着想象到底要如何训练像蟾蜍这些音域有限的生物，来发出让每一个法国人一想到贵族的人头纷纷落入断头台下的篮子中就兴奋不已的旋律。说不定这真是可能的！我这辈子只在夏天里，房子四周听到过未受过训练的青蛙呱呱的叫声。大一点的蟾蜍，或者更有天分，也许能够扩展音阶，发出长音。但是怎么训练蟾蜍呢？又有什么样的人会愿意花时间从事这种具有挑战性的事情呢？我简直好奇死了。
在尝试去寻找这个在圣潘塔里昂的人之前，我决定先听听别人的意见，我的邻居马索应该会懂蟾蜍。他以前常常告诉我，他什么都懂，凡是和自然、天气及任何走过、飞过、爬过普罗旺斯的生物相关的事情，他都懂。对政治和房地产价格他倒是不熟，但是说到野生动物，无人能及。
我顺着森林边的小路进了一个湿粘的山谷，马索家就在这里，挤在陡峭的河岸一边。他的三条狗直扑向我，系在它们后腿上的链条一下被绷得紧紧的，我躲在它们的势力范围之外，吹起了口哨。这时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和一声“他妈的”，接着马索出现在门口，手上还滴着橙色的汁液。
他走过来，踢他的狗儿们示意它们安静，然后递过手肘来和我握手。他解释说他正在粉刷房子，让它看起来更值钱一些，能在开春时卖个好价钱。还问我，橙色是不是显得很鲜亮？
对他的艺术品位表示赞赏之后，我问他能不能说点和蟾蜍有关的事。他拉拉胡子，突然想起手上还有油漆，但已有一半染成橙黄色了。
“妈的！”马索用破布擦胡子，他脸上的皮肤本来就被风和廉价酒风干，成了砖头的颜色，这下油漆更是被抹得满脸都是。
他看来好像在沉思，然后摇摇头。
“我没吃过蟾蜍，”他说，“青蛙倒吃过，这肯定是道英国菜，对吧？
我不准备向他描述“洞中蟾蜍”（toad-in-the-hole）3。我说，“我不是要吃，只是想知道蟾蜍会不会唱歌。”
马索盯着我看了一会，想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
“狗会唱歌，只要踢它们那玩意儿，然后……”他抬起头来学狗叫。“蟾蜍也可能会唱歌，谁知道呢？问题在于训练。我在佛卡吉儿（Forcalquier）的叔叔有一头羊，一听到手风琴声就会跳舞，滑稽吧？尽管我以前在吉卜赛人那里见过一头猪，跳得比它优雅多了，可是现在，它可是一名‘舞蹈家’，讲究着呢！虽然体型大了一点。”
我把在咖啡馆听到的事讲给马索听，问他是否碰巧认识这个训练蟾蜍的人。
“不认识，他不是这区的人。”尽管圣潘塔雷昂离这儿只有几公里远，但由于是在N100大道的另一边，因此就被认为是外国领土。
接下来，马索开始给我讲述一个不太可能的故事，是关于一只被驯养的蜥蜴的。他正喋喋不休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他的油漆，于是又伸出手肘和我握手道别，然后继续刷他那橙色的墙。回家路上，我终于下了结论，向邻居们询问发生在那么远的地方的事，显然是没用的。我应该亲自到圣潘塔雷昂走一趟，在那里继续我的调查。
＊ ＊ ＊
即使以乡村的标准而言，圣潘塔雷昂也不太大，总共只有大约100个居民，一间小旅馆，一座十二世纪的教堂，带着一片由岩石砌成的墓地。这些坟墓已经空了好多年，但形状还在，有些小得近乎迷你。那天天气有点阴森，还很冷，寒冷的西北风吹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发出格格的响声。
有位老太太正在扫门前的阶梯，风从她背后吹来，帮她把灰尘和空烟盒吹到邻居门前。我问她怎样才能找到那位驯养蟾蜍唱歌的老兄。老太太转动眼珠，然后一下子走回屋里，砰地一声就把门关上了。我走开时，看见她的窗帘动了一下。想来她一定会在午餐桌上告诉她老公，今天碰到了一个在街上乱逛的疯老外。
在通往奥特先生的铁艺工场的路口转弯处，有一名男子正蹲在摩比莱特摩托车上，起劲地用螺丝起子捅着。我又问了问他。
“当然知道啦！”他说，“是沙尔克先生，大家都说他是蟾蜍爱好者，不过我倒没见过他。他住在村子外头。”
我照着他指的方向来到一栋矗立在路旁的小石屋，车道上的砂砾层看起来像用梳子梳过一样，邮箱也是刚上过漆，贴着一张塑封的铜版印刷名片，上面写着“受人尊敬的沙尔克先生，擅长各项研究”。看上去似乎涵盖了所有的学科范围。我很好奇，在训练蟾蜍唱歌以外，他还从事什么研究呢？
我走上车道，他打开门，探出头来看着我，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闪闪发亮。从一丝不苟的头发到一尘不染的小皮鞋，全身散发出整洁的气质。他的裤子上熨有笔直的裤线，还打着领带，从屋内隐约传来横笛的乐声。
“你总算来了！”他说，“电话已经坏了三天了，实在是有失体面。”他将头凑过来，“你的工具呢？”
我连忙解释我不是来修电话的，只是听说了他的蟾蜍研究，很有兴趣。他用干净洁白的手理了理已经很平整的领带。
“看得出来，你是英国人，我这小小庆典的新闻已经传播到英国了，听到这个，我真高兴。”
我不忍心告诉他，即使是近在咫尺的卢米叶镇也不太相信蟾蜍能唱歌。不过既然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于是我问能不能让我参观一下这支小小合唱团。
他发出咯咯的鼻音，在我的鼻子下面晃着手指说：“看来你一点都不了解蟾蜍，它们要到春天才出来活动。不过如果你真想见识一下的话，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它们住的地方。你在这儿等一下。”
他回到房内，穿了件厚厚的御寒毛衣出来，手里拿着手电筒和一把贴着标签的旧钥匙，上面用铜版印着“工作室”。我跟着他穿过花园，来到一座蜂窝式建筑物前，整个房子用干燥平整的石头盖成，这是1000年前沃克吕兹省石屋的典型式样。
沙尔克打开门，用手电筒往石屋里照。沿着墙下方是一圈沙石土坡，斜着延伸进屋子中间的一个充气塑料水池。有个麦克风挂在池子上方的天花板上，但是我们的表演者却踪影全无。
蟾蜍合唱队(2)
“它们在沙里睡觉呢。”沙尔克说，用手电筒指着左边的墙脚，“这儿，我有绿蟾蜍，叫声就像金丝雀一样。”他噘起嘴，卷起舌头学给我听。“那儿，”灯光扫过对岸的土坡，“是盘古蟾蜍，它的音域很宽，叫起来就是这样，噶、噶、噶”。他把下巴缩到胸口，学蛙叫，“看到了吗？这两种声音完全不同。”
沙尔克先生向我解释他将如何把我看来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春天，蟾蜍开始求偶的 时候，这些住在沙岸的居民就会聚集在水池中狂欢，大唱爱之乐章。”由于蟾蜍基因上的内向，这种盛况只能在夜晚发生。不过没有问题，任何蛙叫，不管是鸟鸣般的吱吱声，还是雄壮的嘎嘎声，都可透过麦克风，被录到沙尔克先生书房的录音机中。然后，录音带经过剪辑、混音、调音，再通过电子合成的神奇效果，最后就能形成《马赛进行曲》的旋律。
不过这还只是个开始！沙尔克先生打算制作一首原创作品——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国歌。这个想法让人激动吧？
我根本就不觉得激动，反而觉得很失望。我一直盼着能欣赏到蟾蜍合唱团现场表演：大群蟾蜍组成的乐队，巨大的声囊整齐地膨胀收缩，沙尔克先生站在台上指挥，蟾蜍女低音歌手演绎令人惊叹的独唱，听众们仔细聆听每一个音符，这将是一次多么值得珍惜回味的音乐洗礼啊！
但是电子合成处理的蛙叫声呢？无疑这也很独特，但缺少了现场表演时的自由奔放。至于欧洲共同市场的国歌呢？我更加怀疑。假如布鲁塞尔的官僚们能花上几年的时间，来解决几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护照的颜色啦，优质酪乳的合格酵母菌数量啦，你怎么能指望他们对一首歌达成共识呢？更何况还是首由蟾蜍演唱的曲子。撒切尔夫人又会说出什么惊人的话来？
事实上，我相信撒切尔夫人会说，“它们一定得是英国蟾蜍！”不过我不想将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所以我只问了个最直接的问题，“为什么用蟾蜍呢？”
沙尔克先生望着我，好像我在装傻似的，“因为从来没人做过呀！”
理所当然！
春末夏初时的几个月当中，我常常想回去看看沙尔克先生和他的蟾蜍们进展如何，不过我还是决定等到七月，那时蟾蜍协奏曲应该已经录制完成了，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听到欧洲共同市场国歌呢！
我到达沙尔克先生家时，他不在，一个脸长得像胡桃的女人开了门，另一只手抓着吸尘器的手柄。
“沙尔克先生在吗？”那位女人回到屋内把吸尘器关掉。
“不在，他到巴黎去了。”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他去参加200百周年大庆了。”
“他是带着他的音乐作品去的吗？”
“我不清楚，我只是管家。”
为了不至于白跑一趟，我问能不能看看蟾蜍。
“不行，它们累了，沙尔克先生交代了不准打扰它们。”
“谢谢您，夫人。”
“没关系，先生。”
在7月14日的前几天，报上登满了巴黎的准备活动，大花车游行啦，焰火啦，到场的外国元首啦，凯瑟琳·德娜芙的礼服啦，但就是找不到任何关于蟾蜍合唱队的消息，甚至在文化版上也没有。国庆日来了又去了，始终没听到一声蛙叫。我就知道，他该让它们现场表演的。
第三章
狗儿还在那儿。而且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它决定要留下来，而且也知道该怎么做，好让我们觉得没有它生活将无法想象。真是个不要脸的马屁精。
狗儿仔仔(1)
老婆大人第一次看到这家伙的时候，正在去梅纳村的路上。它走在一位衣着整洁的男士身旁，肮脏的狗毛从骨架子上挂下来，愈发显得不像样子。虽然它毛发蓬乱，头上更粘着无数的脏东西，内行人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只学名叫格里芬·科萨的长卷毛狗，在法国特别罕见，这就叫做败絮其外，金玉其中。
我们家就养了只科萨犬，不过在普罗旺斯，这种狗可很难见到，所以老婆大人赶紧停下 来和狗主人搭讪，她说，真是太巧了，她也有一只同样品种的狗。
那人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边正沐浴在灰尘中的狗儿，不觉向后退了几步，极力和这堆在水沟里蠕动的狗爪子狗耳朵保持距离。
“夫人，”他连忙辩解道，“这不是我的狗，我们不过在路上碰到了，然后这家伙就一路跟着我，我可不知道它是谁家的。”
老婆从镇上回来后，把狗狗的事儿跟我说了，我当时就该预见到随之而来的麻烦。狗对她来说，就像貂皮大衣对其他女人一样，她就巴望着能有满满一屋子的狗儿哪。家里已经有两只了，我觉得已经够多了，她虽然也同意，但总是不情不愿的。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注意到老婆总是满怀希望地朝着外面路上张望，满心盼着那狗儿还在附近。
要不是有位朋友从村里给我们打了个电话，这事大概就这么完了。他说有一只很像我们家的卷毛狗，每天都被杂货店里的火腿和肉酱吸引着，在店铺外面游荡，一到晚上就不知所踪。村里没人知道狗主人是谁，也许是只走失的狗。
我老婆患有一种“狗儿危机综合症”。她曾经发现那些走失或者被遗弃的狗，全部会被送到“动物保护协会”，如果一个星期内无人认领，就会惨遭“人道灭绝”。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事儿在狗儿身上发生呢？何况那是一只出身尊贵的纯种狗！
我打电话到动物保护协会询问，没有任何结果。老婆则开始以买面包的借口每天花上几小时在村里寻找，但那狗儿似乎人间蒸发了。我说显然它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老婆一听之下，直瞪着我，那神情就好像我刚刚说了要把婴儿烤来当晚餐似的。我只好继续给动物保护协会打电话。
两个星期过去了，狗儿还是杳无音讯。老婆一直闷闷不乐，动物保护协会里的人对我们每天的电话骚扰也开始不耐烦了。后来，我们从杂货店打听到一些坏消息，狗儿现在住在树林里、杂货店一个顾客的家外头，每天吃的是剩饭，睡的是走廊。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行动如此迅速。半小时后，老婆已经回来了，脸上的微笑在50码外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身边坐着一位毛茸茸的乘客。老婆大人喜滋滋地下了车。
她说，“它肯定饿坏了，刚才一直在啃安全带。你瞧，它多可爱！”
狗儿被哄下了车，站在那里冲着每样东西直摇尾巴。它的样子挺吓人，整个儿就是一个阿尔萨斯犬那么大的毛团，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毛到处都打了结，沾满树枝和树叶，身上瘦得骨头都突出来了，从树丛般的毛发中伸出一只巨大的棕色鼻子。它把腿抬起来扒在车边，用爪子踢开碎石，然后趴下来，后腿像人一样地伸直。一条六英寸长的粉红舌头，上面还粘着安全带的碎片，从它嘴里懒洋洋地垂了下来。
“它很可爱吧！”老婆又说了一遍。
我向它伸出手，它跳起来，一口咬住我的手腕，就往院子里拖，牙齿还挺尖。
“嘿，它喜欢你呀。”
我建议给它吃点别的，好让它放开我那已经被咬出牙印的手腕。它三口两口就把一大碗狗粮吃得精光，咕噜咕噜地大声猛喝掉桶里的水，然后一头栽进草地算是擦干净了嘴巴。我们家里的两只母狗看着它不知所措，我也是。
“可怜的小家伙，”老婆说，“我们得带它去看兽医，再把它的毛修剪一下。”
在每桩婚姻里都有反对无效的时刻。我跟宠物美容师海伦太太约了下午的时间，凭这家伙现在的德行，恐怕没一个体面的兽医愿意碰它。但愿海伦太太对乡下狗的美容问题已经习以为常了。
一见到它，海伦太太就吓了一大跳，但后来她表现得很英勇。而她的另一位客人，一只杏色的迷你狮子狗，在一边呜呜地哀嚎，还直往杂志架后面躲。
“看来我最好先照顾它，”海伦太太说，“它身上味道很大，到哪儿去过了？”
“我想是森林吧。”
“嗯。”海伦太太皱着鼻子，戴上塑胶手套。“您一个小时后再来好吗？”
我买了一条防虱项圈，在罗宾的咖啡馆里消磨了一杯啤酒，一边努力适应即将到来的一家三只狗的未来。当然喽，总是有找到前任狗主人的可能，到时候我就只有两只狗，和一个抓狂的老婆。但是在任何状况下，都轮不到我来做选择。假如真的有狗儿守护天使的话，就让天使做决定好了，但愿天使听到了我的祈祷。
我回来的时候，狗儿已经被拴在了海伦太太花园里的一棵树下。我进门时，它高兴地扭着身子。狗毛被剪得很短，头看上去就显得更大了，骨头也更突出。惟一没遭到大肆修剪的部位是它粗短的尾巴。它看上去很生气，也很特别，就像小孩子画的那种棒棒瘦狗，但是至少它现在闻起来是干净的。
回到车里，它很兴奋，在座位上坐得笔直，还不时地靠过来想咬我的手腕，嘴里发出哼哼的声音，我想这说明它很高兴。
实际上，这些声音是饥饿的表现，因为一回到家，它就一头扑进了为它准备的大餐里，吃完后还用一条腿扶着空碗，打算连珐琅都一道舔掉。老婆看着它，流露出女人看着乖巧聪明的小孩时才会有的表情。我硬起心肠，说我们应该开始找它的主人。
讨论一直持续了整个晚饭时间，狗儿睡在餐桌下老婆的脚面上，大声打着呼噜。我们达成一致，今晚让它睡在外屋，门留着，它要是想离开就可以走。假如明天早上它还在的话，我们就打电话给本地我们认识的人中惟一一位拥有科萨犬的朋友，听听他的意见。
天刚蒙蒙亮，老婆大人就起了床，不久我就被吵醒了，有张毛茸茸的脸直地往我脸上蹭。狗儿还在那儿。而且局势很快就明朗起来，它决定要留下来，而且也知道该怎么做，好让我们觉得没有它生活将无法想象。真是个不要脸的马屁精。
看它一眼，就能让它高兴得浑身颤抖；拍它一下，就能让它欣喜若狂。这样过了两三天后，我就知道我们要输了。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打电话给葛里高利先生，我们在爱普镇（Apt）见过面，他当时就带着一只科萨犬。
他们夫妻两个第二天就过来探望我家的新房客了。格里高利先生检查了它的耳朵，看看里面是否刺着用来识别狗儿血统、防止走失的号码。他说，所有认真的主人都会这么做，这些号码在巴黎的电脑里记录在案，如果你发现了刺有号码的狗，总部就会帮你联系狗主人。
格里高利先生摇摇头，“没有号码，这只狗没有记录，也没被好好喂养。我想它大概是被抛弃了，可能是件圣诞礼物，后来却长得太大了。这种事经常发生，它还是跟着你们比较好。”狗儿拍拍耳朵，用力摇晃身体，看上去没有异议。
“它长得不错啊！”格里高利太太说，接着就提出了一个能让我家狗狗数量增加到两位数的建议。她想把这只可怜的弃儿和他们家的小母狗配成一对，问我们意下如何。
我知道我家那位的想法，但那时两个女人已经开始全盘计划这件风流事。
格里高利太太说，“你们一定要到我家来，小两口在外面……的时候，”她试着找个优雅些的词，“我们可以喝香槟。”
幸好，她先生还比较实际，“我们得先看看它们合不合得来，然后再决定……”他一边说一边用未来岳父的眼光打量狗儿。狗儿把胖乎乎的脚掌放在他膝盖上，格里高利太太在旁边咯咯地逗它。所谓的“既成事实”，就是这样的了。
狗儿仔仔(2)
格里高利太太又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声音之后说，“我们好像忘了件事儿，它叫什么名字？得给它取个勇敢点的名字才配它。”她拍拍狗头，“瞧瞧这头，”狗儿转过眼睛来看着她，比如说‘维克多’啦，要不‘阿基里斯’4？”
狗儿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不用点想象力，还真难看出它有什么勇敢的地方，不过至少，它还是很男子气的，于是我们想到了个名字。
“就叫他‘仔仔’吧，就是小伙子的意思。”
“仔仔，小伙子，好名字！”格里高利太太说，从此它就叫仔仔了。
我们决定过两三个星期，等仔仔打过预防阵，刺上号码，好好喂养一阵，看上去像个有模有样的追求者之后，就带它去见格里高利太太说的“未婚妻”。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去兽医那儿和恶补大餐，狗儿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溶入这个家上。每天早上，它都等在院子门外，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而兴奋得直叫，并且一口咬向进入它视力范围内的第一只手腕。一星期以后，它从睡在屋子外面的毯子上升级到睡在院子里的篮子里；十天不到，它成功霸占了屋子里餐桌下面的位置。我家另外两只母狗对它更是百依百顺。老婆买来网球给它玩儿，它老人家却用来咬。它会追打蜥蜴，还懂得坐在游泳池台阶上乘凉，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
格里高利太太所说的“玫瑰之约”终于来了，我们开着车子来到塞农（Saignon）上方连绵起伏的乡下，格里高利先生在这儿把一栋老旧的石头厩房改建成一排矮长的房子，正对着山谷及远处圣马丁德卡斯特隆村（St. Martin-de-Castillon）。
仔仔胖了，全身的毛也长厚了，但还是缺乏教养。它从车里跳出来，抬起腿就在刚种下不久的小树苗底下撒尿，还用后爪在冒出来的草皮上乱扒。格里高利太太觉得它很有趣，格里高利先生似乎就不那么认为了，我注意到他用略带批评的眼光打量着不一会儿就爬到房子后面的仔仔。他们家的母狗根本没搭理它，光顾着向我们带去的另外两只母狗发动一阵埋伏。仔仔最后爬到了房子后面的小山丘上，从那儿跳上了屋顶。我们走进屋内喝茶，品尝白兰地泡过的樱桃。
“仔仔看起来不错！”格里高利先生说。
“简直棒极了！”格里高利太太说。
“但是……”格里高利先生好像有点担心。他站起来拿出一本法国科萨犬俱乐部官方机构最新发行的杂志，每页最醒目的地方都印着科萨犬的照片，有的嘴里叼着捕获的小鸟，有的在水中游泳，有的乖乖坐在主人身边。
"你们看，”格里高利先生说，“这上面所有的狗都有典型的科萨犬毛，硬短毛，科萨犬的标志。”
我看看这些照片。所有狗的毛都是平平的，厚厚的。我看看仔仔，它正把它那棕色大鼻子贴在窗户玻璃上。修剪过的短毛正在长成灰棕夹杂的卷毛，我们觉得挺特别。但格里高利先生并不这么想。
他说：“很不幸，仔仔长得像一只绵羊。颈部以上，它是只科萨犬，但颈部以下，它根本就是只绵羊。我很抱歉，但这桩婚事恐怕是门不当户不对。”
老婆差点儿被樱桃呛着，格里高利太太看起来有些沮丧，格里高利先生满脸歉意，我则松了一口气。两条狗和一只羊，在现在看来，是恰到好处。
就我们所知，仔仔至今还打着光棍。
第四章
普罗旺斯流行着一种对任何社交计划的厌恶。当地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门前，让你措手不及，而绝不会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你是否有空。
花园里的拿破仑金币(1)
我家游泳池的一头，放着长长一堆建筑工人修房子时留下的纪念品――碎石头、旧的电源开关、空啤酒罐、破瓷砖，什么都有。我们总指望有一天狄第埃和克劳德会开着辆空卡车来把这些碎片搬走。这块地清理干净以后会变得很漂亮，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按原计划种上一排排的玫瑰花。
但是卡车就从来没空过，不是克劳德的脚趾受伤了，就是狄第埃忙着在阿尔卑斯山区处 理废墟，于是这堆纪念品便一直留在了游泳池畔。不久后，这堆东西开始日见“颜色”，站在园子里活像一座假山，从头到脚铺着一层绿油油的杂草，四处点缀着绽放的罂粟花。我对老婆说，这片风景虽然出乎我们的意料，但也满好看。可她不这么认为，“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玫瑰花比瓦砾和啤酒罐更迷人。”于是，我开始动手清理那堆东西。
说实在的，我倒是蛮喜欢手工劳动时的节奏感，也挺享受那种眼看着一堆杂乱无章的废物逐渐变得井井有条的满足感。几星期后，我终于清理完地面，带着满手的水泡功成身退。 老婆非常高兴，她说，“现在我们只需要挖出两条深沟，准备50公斤的肥料，然后就可以种玫瑰花了。”她开始翻阅玫瑰花目录，而我则去包扎手上的水泡，并买了一把新的鹤嘴锄。
我从坚硬的地面往下挖了大约3码深，突然在草根间看到有件旧兮兮但是黄澄澄的东西闪了一下。一定是哪个老农夫在许多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午后，喝完茴香酒随手把瓶盖丢在了这里。我扒开上面盖着的土，乖乖，不是瓶盖，是一枚硬币！我把它拿到水龙头下冲洗干净，它在阳光下发出金子的光辉，水滴沿着金币上长着胡子的人像直往下掉。
这是枚1857年的20法郎硬币，一面是留着山羊胡子的拿破仑三世的头像，名字旁边雄纠纠地刻着他的头衔：皇帝。另一面有一个月桂花环，冠上刻着“法兰西皇帝”的字样，钱币边缘则有一句每个法国人都知道而且深信不疑的话——上帝保佑法兰西。
老婆和我一样兴奋。她说，“可能还有更多，继续挖。”
十分钟后，我找到第二枚金币，另一枚20法郎的硬币，上面刻的日期是1869年。除了在拿破仑人头像上长出的一个花环，岁月似乎不曾他的头上留下任何痕迹。我站在自己挖出的洞里大概地算了算，还可往下挖20码左右，以目前一码一枚金币的速度来看，我们将挖到满满一袋子的拿破仑金币，说不定都够到雷伯镇（Les Baux）的博马奈餐厅（Beaumaniere）吃顿午餐了。我继续挥动鹤嘴锄，越挖越深，直到手开始脱皮，透过汗珠，我仔细寻找着每一丝“拿破仑”发出的亮光。
一天下来，我并没变得更富有，只有一个深得足够种下一棵大树的深洞。不过我相信，明天一定可以挖到更多宝藏。没有人会可怜巴巴地只埋下两枚钱币，它们一定是从装满了的袋子里掉出来的，而这一笔留给辛勤园丁的意外财富，一定就在左右。
为了评估这笔财富的大小，我们请教了《普罗旺斯日报》理财版的专家。在一个人们习惯把家当换成黄金藏在床垫底下的国家，一定有一份黄金价值的换算表。结果是介于1号金锭和墨西哥50比索币之间，这枚20法郎的拿破仑金币现在值396块法郎，如果钱币上的人头像完好无损的话，就更值钱了。
从来没人会如此卖力地挖东西，这不免引起了福斯坦的注意。在去葡萄园清除霉菌的路上，他停下来问我在干嘛。我说种玫瑰花。
“真的吗？这么大的洞，一定是很大的玫瑰吧？要不是玫瑰树？从英国来的吧？在这儿种玫瑰很难，到处都是黑斑病。”
他摇摇头，看得出来，他接下来准备劝告我还是悲观点好。福斯特遭遇过各种不同的天灾，而且非常愿意把他在这方面广博的知识与愚笨到对未来抱有指望的人分享。为了让他高兴点，我把金币的事告诉了他。
他蹲在壕沟旁边，把沾满了防霉剂的蓝色斑点的帽子往后拉，以便听得更仔细些。
“正常的情况下，在找到一、两枚金币的地方，往往意味还有其他金币，不过这儿可不是藏东西的好地方。”他挥动棕色的大手掌，指着房子的方向，“水井那里应该更安全，或是烟囱后面。”
我说他们也许是在慌忙中随便埋下的，福斯坦又摇摇头，我明白“慌忙”并不是一个他所能接受的想法，尤其牵扯到藏黄金这一类的事。“一个农夫绝对不会慌成那样，至少对拿破仑金币不会如此，这些钱只是他们运气不好，不小心掉在这里的。”
我说对我而言，已经是个好运气了，但心里头巴望着他赶快回葡萄园解决园子里的问题。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手上水泡更多了，壕沟愈挖愈深，愈挖愈长，金币数目却还是维持在两个。这实在不合理，没有农夫会在口袋里装着金币到田里工作，宝藏一定就在附近，就离我站的地方不远。
我决定去问问自认为通晓普罗旺斯所有秘密的专家――聪明、贪心、生性狡诈的马索。如果这世上真有人只需要闻闻风的味道，往地上吐吐口水，就能找到狡猾的老农夫藏金子的地方，那一定非马索莫属。
我穿过森林到他家，他家的狗闻到我的气味，蠢蠢欲动地发出低吠声。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们会挣脱铁链咬伤山谷里所有的生物，我希望在此发生前，马索能先卖掉房子。
马索慢慢穿过他喜欢称之为前院的花园，其实是一片光秃秃，到处是狗粪，还长满杂草的土地。透过在阳光和他嘴上的雪茄上冉冉升起的烟雾，他斜着眼睛打量我。
“过来散步的？”
“不！”我说今天是来征求他的建议的。他咕哝了一声，踢了狗儿们几脚，让它们安静。我们分别站在他家和林荫道之间生了锈的铁链两侧，他身上清晰地发出大蒜和黑烟草味儿。我告诉他关于那两枚金币的事，他把烟从下唇上取下来，检查潮湿的烟屁股，他的狗在旁边走来走去，扯得腿上的链条叮当直响，憋着嗓子发出低低的吼声。
他终于在自己脏兮兮的胡子尽头处找到了安顿香烟的地方，向我靠近。
“你还跟谁说过？”他越过我的肩膀四处张望，仿佛是要确定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太太，还有福斯坦，就他们两个。”
“别再告诉任何人，”他说，用满是污垢的手指摸摸鼻子，“那里可能还有更多的金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
我们沿着小路走回去，好让马索看看我发现金币的地方。他告诉我为什么全国上下对金子这么狂热：政客是始作俑者，从大革命开始以来，先后有皇帝、战争、数不清的总统，还有能让100块法郎在一夜之间变100生丁的贬值。总统们大多是白痴，只知道争权夺利，难怪连头脑简单的农夫都不相信巴黎的那些混蛋们印的纸钞，而只相信黄金。马索把手放在前面，用指头比划出一堆想象中的拿破仑金币的形状。黄金永远是最好用的，尤其在战乱时更好用。而最有价值的黄金，就是死人的黄金，因为死人不会和你争。“我们俩运气多好，能遇到这样的事儿！”看来，我多了位合伙人了！
我们站在壕沟中，马索捻着胡子看看四周。地面很平，有的地方种着薰衣草，有的地方盖着草皮，找不到一处可以藏黄金的地方。但马索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如果迹象很明显的话，早在50年前就会被人发现了，而“我们”的黄金也就肯定没有了。他爬上来，步测了到水井边的距离，然后坐在石壁上。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他说，指着方圆50码的地方。“这一大片地方，你一个人根本挖不完。”我们的合伙关系显然不包含平分劳力的部分。“我们需要一部金属探测器。”他用手扮成金属探测器扫过草皮，发出喀喀声。“就这么着，一定找得到。”
“怎么样？这个该怎么办？”马索用食指搓搓拇指，全世界都知道这个手势指的是钱。现在该到了谈生意的时候了。
花园里的拿破仑金币(2)
我们达成协议，由我完成挖壕沟的工作，马索则负责租用高科技的金属探测器。最后只剩合伙人的分成比例还没决定。我觉得用金属探测器这种根本不花力气的工作，10％已经很合理了。但是马索认为50％比较合适，他得先开车到卡维隆（Cavaillon）拿机器，探测到金子之后也得参加挖掘的工作，而最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位完全值得信赖的合伙人，绝不会到处宣扬我们的新财富，我应该感到信心百倍。马索说，“所有事都一定要守口如瓶。”
我看看他冲我微笑点头，觉得要在马赛监狱铁栏的另一边找出一个更让人不放心的老恶棍都很难。“20％！”我说。他让步了，叹着气说我是个吝啬鬼，最后我们以25％成交。我们握手谈定，他走之前，还轻拍壕沟表示好运。
几天后，我再次看到他。我挖好了壕沟，加入肥料，并订购了一些玫瑰花，送花的人说我挖得太深了，问我为什么，但是我一个字都没有说。
＊ ＊ ＊
普罗旺斯流行着一种对任何社交计划的厌恶。当地人往往会突如其来地出现在门前，让你措手不及，而绝不会先打个电话过来问问你是否有空。他到达时，总觉得你该有时间和他小酌一番，在表明来访目的之前，还要和你绕圈子聊半天。如果你说，你有事必须外出，他就会想不通，干嘛这么急？才半小时，不过迟到而已，这很正常呀！
那天黄昏时分，我们听到小货车停在屋前的声音，连忙出来。我们正要去高特（Goult）的几位朋友家里吃晚饭，所以打算赶在访客坐进吧台落地生根之前，赶紧打发他走。
只见小货车的后门敞开着，里面传来东西撞来撞去的声音。“砰”的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到地上，接着就是一声“他妈的！”原来是我的合伙人，他正忙着和一把卡在烤架上的鹤嘴锄较劲，他的狗坐在驾驶座上留守。终于，随着惊天动地的一震，鹤嘴锄被拉了出来，马索从后门里掉了出来，比他期望的速度略快一些。
他身穿迷彩裤，褐色毛衣，头上戴着一顶草绿色军帽，从头到脚这一身都是过了气的旧装备，马索看上去像个待遇不高的雇佣兵。他把工具从卡车上卸下来放在地上――一把鹤嘴锄，一把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一个用破口袋包着的东西。马索环视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在，然后拿掉袋子，露出一架金属探测器。
“瞧，这可是最先进的，可以探到地下三米深。”
他启动开关，在他的工具上方挥动。那家伙毫无费力地探测到了铁锹或是鹤嘴锄，咔哒咔哒地抖动着，就像一副被激怒了的假牙。马索非常满意。“看到没？它只要一测到金属就会响，比硬挖可强多了吧！”
我说这的确很神奇，我会好好把它锁在房里，直到明天天亮。
“明天？”马索问，“可是我们得现在动工！”
我说再过半个小时，天就黑了。马索耐心地点着头，好像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
“没错！”他放下探测器，抓住我的手臂，“我们可不希望被人看见，对吧？这种事最好在晚上进行，这样不会惹人注意，去，拿工具来！”
我说还有些困难，我和老婆正准备要出门。
马索不说话了，双眼直瞪着我，眉毛挑到了最高点，一副震惊的样子。
“出去？今晚？现在？”
老婆从房子里叫我，“我们已经迟到了。”马索耸耸肩膀，对我们奇怪的时间观念不以为然，不过他坚持今晚动手，惨兮兮地说他只好一个人动手，问我能不能把手电筒借给他。我教他怎么打开水井后面的照明灯，他调好角度让灯光正好照亮玫瑰花床旁的区域，嘴里还生气地咕哝着我们不该扔下他一个人。
我们开出车道时，回头看了看马索，他那拉长的身影在灯火通明的树丛间晃动。金属探测器的滴答声在夜空中听来格外清晰，我开始担心我们合伙事业的机密性，感觉上我们家的车道上似乎已经竖起了块大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此地无银三百两”。
晚餐时，我们告诉了朋友们正在夜色下正在进行的寻宝活动。在卢贝隆土生土长的男主人对此并不乐观。他告诉我们，金属探测器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比猎狗还受农夫们的欢迎。虽然确实有人找到过黄金，但是现在这个地区早就被彻彻底底地翻遍了，马索能找到一个旧马蹄已经算很幸运了！
即便如此，他也不能否认我们找到的两枚拿破仑金币的确存在。两枚金币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拿起来放在手中叮当作响。谁知道呢？也许咱们的运气会不错，也许马索的运气更好，而从此我们就再也别想见到他！这个家伙值得信赖吗？老婆和我对视了一下，决定立刻打道回府。
回到家的时候刚过午夜，马索的小卡车已经不在了。照明灯也关上了，但是月亮的亮度足以让我们瞧见一大堆的土石，乱七八糟地堆在我们准备铺草皮的地方。我们决定明天早上再清理现场。
这副情景活像有一只因为幽闭恐惧症而发了疯的大土拨鼠，钻到地面上来透气，还满嘴吐着金属。现场计有铁钉几个、车轮碎片几段、古旧的螺丝起子一把、镰刀半把、地牢大钥匙一把、铜制的步枪壳一个、螺丝钉无数以及瓶盖、锄头碎片、刀片、漏勺底座、电线团成的鸟窝以及不知名的生锈东西若干。唯独没有黄金。
大部分刚种下的玫瑰花幸免于难，薰衣草苗床完整无缺。马索大概精疲力竭了。
我决定任他睡到中午，再去找他问清楚。还没到他家门，我远远地就听到金属探测器的声音。我足足大喊了两声，才让他从正在探测的荆棘小山丘上抬起头。他露出一口可怕的牙齿，表示欢迎。我很惊异地看到他如此高兴，也许他真的找到了什么东西。
“你好！”他把金属探测器像枪一样地背在肩上，费力地穿过矮树丛，笑嘻嘻朝我走过来，我说他看起来像是运气不错的样子。
“还没呐！”他说。由于昨晚我家邻居大声抱怨噪音，他不得不停工。我搞不懂，邻居家离马索寻宝的地方起码有两百五十码的距离，他到底干了些什么足以把他们吵醒？
“不是我，是它。”他指着金属探测器说，“不论我走到哪里，它总是能探测到东西，哒哒哒，哒哒哒。”
“但不是金子！”我说。
马索忽然凑过来，那可怕的一刻，我差点以为他要亲我。他抽动鼻子，声音压得低低的，“我知道金子在哪里。”他靠回去，深吸一口气，“真的，我知道在哪里。”
尽管我们站在森林里，方圆至少一公里内绝没有人烟，马索害怕被人听到的举动，还是感染了我，我发觉自己也开始小声说话。
“在哪里呢？”
“游泳池的尽头。”
“玫瑰下面？”
“石板下面。”
“石板下面？”
“真的，我确定，以我祖母的人头做担保。”
马索一定认为这绝对是个好消息，但事情并非如此。游泳池四周的石板几乎有3英寸厚，它们铺在和石板一样厚的强化水泥上。光是打到地底，就是一项毁灭性的工程。马索意识到我在想什么，放下探测器，这样他可以用双手来加强语气。
“在卡维隆能租到采石工人用的那种电动凿岩机，可以打穿任何东西。”他说。
他说得没错，一部迷你凿岩机，可以在一秒钟里把石板、强化水泥层、游泳池进水管、过滤马达的电缆通通打穿。只要“噗”的一声，或许“砰”的一声，等灰尘落定后，我们就能轻易地发现我们的收藏只多了块镰刀片！我说，“不行！非常抱歉，但就是不行。”
马索接受了我的决定，我带了瓶茴香酒给他，用来弥补我给他带来的麻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不过后来我常常看到他站在我家房子后面的小路上，望着游泳池，若有所思地摸着胡子。天晓得万一哪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凑巧又有人送他一部手提凿岩机作为圣诞礼物的话，他会干出什么好事来！
第五章
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药房奇遇记(1)
有天，我到艾普镇（Apt）的药店买牙膏和防晒油，不过是两样简单的小东西，而且百分百健康，但是我回到家把东西从袋子里掏出来之后，才发现接待我的药房小姐另外附送了一件很有教育意义却让人困惑的礼物——一本印刷精美的彩色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一只蜗牛坐在马桶上，看上去有点郁闷，一副在马桶上坐了很久，却没有任何结果的样子，它的触角下垂，目光暗淡。这幅伤感的图片上方赫然有两个大字：便秘。
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她要给我这个？我看上去像个便秘的人吗？还是我买牙膏和防晒油这件事在药剂专家看来多少有点不同寻常，暗示着我有些消化不良？也许这位小姐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于是我读了下去。
小册子上写着，“便秘实属平常事。”作者说，每五个法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腹涨和肠胃毛病。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么不善观察的人来说，实在看不出那些走在大街上、坐在酒吧咖啡馆甚至餐厅里的人有什么异样，按照作者的说法，有20%的法国人尽管遭受着腹涨的折磨，每天还是会在饭馆里放开肚子尽情吃下两顿丰盛的大餐，在这般逆境面前，这是何等的强韧啊！
我一直以为普罗旺斯是世上最健康的地方之一，空气清新，气候舒爽，到处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做菜用橄榄油，在普罗旺斯似乎根本不存在压力二字，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了，这里的每一个人看起来也非常之健康。但是如果在这些脸色红润胃口上佳的人中，实际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在掩饰因为肠胃不畅引起的病痛，那么他们还可能掩饰了别的什么呢？于是，我决定特别留心普罗旺斯人在抱怨什么，治什么病，渐渐地，我发现这里确实存在着一种疾病，而且在我看来甚至已经蔓延到全国了，那就是抑郁症。
法国人从不觉得身体不适，只会担心健康状况出现危机，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肝脏危机”。想想他们平日里灌下的茴香酒，吞下的多达五道菜的大餐，还有从车展开幕到村里政党年会等大小万事不可或缺的白兰地和“荣誉”葡萄酒，肝脏不堪重负，作乱反抗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对付这种危机，简单的疗法就是远离酒精，多喝矿泉水，但是还有一个更令人安心的方法，就是到药房走一遭，由柜台后面富有同情心的白衣小姐来诊断一番。说它让人安心是因为这充分表明你是得病了，而不是自我放纵所致。
我以前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多数药房都把椅子安在外科手术托架和吸脂手术工具箱中间，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为了让病人可以更舒服地等待，等待前面的某某先生一边不停按摩肿胀的咽喉、娇弱的肾脏、不畅通的肠子以及所有折磨他的部位，一边耳语般地详细解释他是如何落到这副痛苦不堪的地步的。而久经耐心和医务训练的药剂师就仔细地听着，问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接着药包、药罐、针剂就一个个登场，再深入讨论一会儿，最后下个结论，然后某某先生就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性命攸关的纸片叠起来，凭着这些纸片，他才能从社会保险申请返还大部分的医药费。又是15或者20分钟以后，后面的人才能向前挪动一个座位。
事实上，只有那些身体还算健壮的病人才会自己到药房看病，对于重症病人或者是自认为病得不轻的人，大部分地方，甚至连像我们这样相对偏远的乡下都有一个急救专家网络，这往往让来自都市的游客又是惊奇又是羡慕，因为在大城市里，只有百万富翁才可以连生病都如此舒服。而在这里，所有的城镇、乡村都配有全天24小时待命的救护车。专业护士会上门来，医生也是如此，我听说这种服务在伦敦已近绝迹。
去年初夏，我们曾小小体验了一下法国的医疗制度，印象着实深刻。实验用的小白鼠是个年轻的美国观光客，名叫本森，身平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我到阿维尼翁火车站接他的时候，他嘶哑着嗓子跟我打了个招呼，手帕捂在嘴上，咳个不停。我问他怎么了。
他指着自己的喉咙，喘息着发出了一些噪音，“摩那！”
摩那？我没听懂，但是我知道美国人有一些病比我们的要深奥多了，比如淤血他们叫做血肿，头疼呢就叫偏头疼，还有什么鼻后滴漏啦。所以我嘀咕了几句类似于新鲜空气很快就会让他没事之类的话，把他扶上了车。回家路上，我才弄清楚原来摩那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昵称，那是一种因病毒感染引起的喉咙发炎。“喉咙就像吞了碎玻璃一样疼，”本森蜷缩在墨镜和手帕后面说，“我们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哥哥，他是医生。”
回到家，我们发现电话坏了，那时正好是节日加周末的长假开始，就是说我们得有整整三天用不了电话。要在平时，这简直就是老天保佑，但是现在，我们还得打电话到布鲁克林。本森说，有一种最新研制出的特效抗生素可以治疗已知的所有类型的“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我赶到波美特镇的公用电话亭，电话那头布鲁克林医院满世界找本森的哥哥时，我就在这一头不停地给电话机喂五法郎的硬币。最后本森的哥哥终于给我了那种特效药的名字。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一名医生，问他能不能到我家来一趟。
一小时不到医生就赶来了，本森戴着墨镜在漆黑的房间里休息，医生就开始检查病人。
"先生……”医生刚开口，本森就打断了他。
"摩那！”他指着喉咙说。
"什么？”
"摩那！先生，单核白血球增多症。”
“哦，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有可能，有可能。”
医生看了看本森红通通的喉咙，拿出一支棉签，看样子是要取样做病毒测试。“现在，这位先生能不能脱下裤子呢？”本森一边慢慢地把卡尔文·克莱恩（Calvin Klein）牛仔裤褪到一半，一边疑惑地从肩膀上回头望去，看到医生拿出一支注射器。
“跟他说我对大多数抗生素都过敏，他应该打电话给我在布鲁克林的哥哥。”
"什么？”
我解释了一下问题所在。医生的药箱里会不会碰巧有这种特效药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互相看看，本森的光屁股就在旁边，伴随着他痛苦的咳嗽而发出阵阵痉挛。医生说必须给本森打针来减轻炎症，还说这种针剂极少极少会产生副作用，我把这些都跟本森说了。
"那……好吧！”本森趴下来，医生像斗牛士般地挥舞了一下手臂，夸张地把针筒插了进去。“好了！”
本森在一旁等待过敏反应发作让他头晕的时候，医生说他会派个护士过来一天打两次针，检验报告星期六出来，只要一有结果，马上就开处方。他还祝我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本森捂着手帕发出噪声表示回应。我觉得一个美好的夜晚是不可能了。
护士来了又去了，检验结果也出来了，医生在周六傍晚如约现身。我们的年轻人说得没错，确实是“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但是我们也可以用法国药来制服它。医生像个文思迸发的诗人，笔走龙蛇，处方一张张地从他笔下泉涌而出，看上去似乎没有放过任何微小的可用资源都被派上了用场。他最后递过来一叠写满天书的纸，并祝我们周末愉快。但这也不太可能。
节日加周末的星期天，想在法国乡下找一家开门营业的药房可不容易，而方圆几里内惟一的药房是位于卡维隆郊区的“保卫药房”。我在八点半赶到那儿，遇见一个和我一样手中握着一叠厚厚处方的老兄，我们一起望着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上面写着：“十点钟开始营业”。
那人叹了一口气，上下打量我。
“急诊吗？”
“不是我，是我一位朋友。”
他点点头。这位老兄得了肩周炎，脚上长霉菌，不打算在太阳下干等一个半小时。他在大门边的走道上坐下来，开始研究起手中那一大叠药方的第一张。我决定先去吃早餐。
药房奇遇记(2)
“记得十点以前回来，今天会有很多人的。”他说。
他咋知道的？难道说星期天上午去药房是法国人午餐前的习惯吗？我向他道谢，但是对他的劝告却决定不予理睬，在一家咖啡馆用一份过期的《普罗旺斯日报》打发了这段等待的时间。
我赶在十点前回了药房，天哪，似乎全卡维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了。许多人捏着一厚叠一厚叠的处方站在那里，互相交流病情，那劲头仿佛钓鱼客正描述他那得了奖的大鱼。这位喉咙发炎的先生吹嘘他那肿痛的喉咙；那位得了静脉曲张的太太就从头细数她的静脉是如何开始肿胀曲张的；瘸了腿的和残废了的愉快地聊着天，一会看看时间，然后再往仍然紧锁着的药房大门挤一挤。终于，在一片 “总算开门了” 和“她来了”的咕哝中，一位小姐从药房后面出来打开门后，聪明地让在一边，以便蜂拥而入的人群能顺利通过。再一次，我体会到盎格鲁撒克逊人排队的习惯在法国是行不通的。
我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才逮到一个空挡，把我的处方交给了药剂师。她拿出一个塑料购物袋，往里面装了满满一堆盒子啦，瓶子啦，每处理完一张就敲上一个章，然后自己留一份副本，另一份给我。袋子都快被撑爆了的时候，还剩一张方子。药剂师失踪五分钟后再度出现，说缺货，要我到别家看看。尽管如此，情况也不算太遭，毕竟重要的药都已经在袋子里了。在我看来，这些药已经足够让整整一个军团起死回生。
本森照着药方又吸又漱地一样样下来，第二天早上他似乎已经从死亡的阴影中脱身，恢复得可以和我们一起到梅纳村的药房找没配到的药了。
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有位老先生正坐在凳子上，等药剂师往他的药袋里装满灵丹妙药。也许是好奇地想看看外国人会得什么怪病，药剂师给我们配药的时候，他就一直坐着，等到我们的药都装齐了放在柜台上时，他就凑过来一探究竟。
药剂师打开袋子，拿出一个锡箔包装的东西，差不多和厚的我可舒适锭5一样大小。
“一天两次。”她向本森示意。
本森摇了摇头，摸着喉咙说，“太大了，我可吞不下这么大的玩意。”
我们翻译给药剂师听，她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老先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身子在凳子上危险地前仰后合，还用树根般皱巴巴的手背擦眼睛。
药剂师也笑了，优雅地把锡纸包着的药向上示意，“这是栓剂。”
本森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老先生一边还在大笑，一边从凳子上跳下来，把栓剂从药剂师手上拿了过来。
“看这儿，”他对本森说，“要这么用。”
他从柜台前移开，弯下腰，把栓剂举过头，手臂忽然猛地向后伸，把药用力地塞进了裤子后档臀部的地方。他看着本森，“明白了？”
“塞在屁股里？”本森又摇了摇头，“老天，这实在太怪了。”他戴上墨镜，往后退了几步。“在我们那儿不用这个。”
我们试着向他解释，这是让药进入血管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他不相信。甚至后来我们说这也不会引起喉咙发炎，他都不觉得好笑。我常常想，回到布鲁克林后，不知道他会对他的医生哥哥说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邻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然后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倒以为还会问问我们的排便习惯以防增加法国的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诺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
他很抱歉地说：“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说，在发给健康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还要做什么样的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歉意更浓，“梅毒。”
第六章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英国虾(1)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写作活就像狗过的日子，却是惟一值得过的生活。”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事实的确如此。
绝大部分时间里，写作是一项孤独而单调的工作，虽然有时也会因为想到了一句绝妙好辞而沾沾自喜，但事实上所谓的旷世名句不过是你自认的，因为当时可没人在旁边这么说。更多的是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却挤不出一句话来，这时你就会忍不住考虑自己是不是该转行 谋一个像职业会计师这样的铁饭碗。你会时不时地怀疑，真有人会要看你写的东西吗？眼看着自己设定的截稿期一天天地逼近，整个人也会变得如世界末日到来般惶惶不可终日。对世上其他人来说，一天写一千字，或者一个字也写不出，根本就无关紧要，但是对你来说，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想到这个就让人加倍灰心丧气。写作的这一面，无疑就是狗过的日子。
但是，当你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为一些从未谋面的读者提供几小时快乐的读书时间，写作这种生活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假如其中又有这么几个还给你写信，收到信时的喜悦就像亲耳听到了他们的鼓掌，所有的辛苦顿时都得到了回报，你立马就会放弃改行做会计师什么的念头，而开始构思下一本书。
《普罗旺斯的一年》（A Year in Provence）出版不久，我收到了第一封读者来信，来自卢森堡，语气谦恭有礼，充满溢美之词，让我一连几天都舍不得放手。下一个星期里，又有个男子写信来问怎么在新西兰种松露。再后来，信件源源不断地飞来，从伦敦、北京、到澳大利亚的昆士兰，从英国苦艾丛林的女王监狱、蔚蓝海岸的外籍社区到威尔特郡的荒野和萨里的山丘。有些用的是永不褪色的高档蓝色印花信纸，有些则是从笔记本中撕下的几页纸，还有一封信写在伦敦地铁交通图的反面。信封上的地址常常写得很不清楚，邮局就只好小小运用一下推论技巧，就凭着“奔牛村的英国人”这么简单的地址来找我们，虽然我们并不住在奔牛村。有封写着“普罗旺斯梅纳村，英国虾6收”的信也是这么找上门来的，这是我最喜欢的地址。
读者的来信都很友善，也很鼓舞人心，不管有没有回信地址，我都会回信，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事实并不往往如此。不久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普罗旺斯生活顾问，从买房子到找保姆。一名女子从孟菲斯打电话问我们沃克吕兹的盗窃率有多高。一位埃塞克斯（Essex）的摄影师想知道在卢贝隆（Lubéron）靠拍照能否谋生。想搬来普罗旺斯居住的夫妇则写来了长达几页的问题，他们的小孩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费高吗？这里的医生怎么样？所得税如何？在这里会不会孤单？他们会不会快乐？我们总是尽我们所能做出回答，但是隐隐总觉得干涉素不相识的人的生活计划，是件不太舒服的事儿。
随着夏天临近，原来不过在信箱里出现的信，现在变成了活生生出现的人。
那天，天气又干又热，我正在硬得像骨头似的草地上，用鹤嘴锄进行普罗旺斯式的除草工作。这时，有辆车开了过来，司机手里拿着我的书，笑容可掬地冲我挥手。
“可找到你了！”他说，“我在镇上稍微用了一点私家侦探的手段，一点都不难。”
我在书上签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作家。老婆从卡维隆回来知道这事后，完完全全地被打动了，“那是你的书迷啊！”她说，“你该拍照留念的，真难得居然有人会费这个心。”
几天后，她就不那么热心了。当时我们正准备出门吃晚饭，发现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躲在前院花园的柏树后面。
“你就是彼得·梅尔先生吗？”金发女郎问。
“是啊，”老婆说，“不过真遗憾，我们正要外出。”金发女郎大概早已经习惯了做妻子的这种态度，转身就走了。
“可能是我的书迷。”我对老婆说。
“她大可以到别处去做她的书迷。”老婆说，“现在你可以收起脸上那副傻笑了。”
到了七、八月间，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前门发现一些陌生面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觉得抱歉，也表现得很有礼貌，只不过想要个签名，给他们一杯酒，或者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的院子里坐几分钟，都会感谢半天。他们似乎都迷上了那张我们费了好大劲才安上的石头桌子。
“这就是书上说的那张桌子！”他们会说，还要绕着桌子走上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仿佛这是亨利·摩尔最出色的作品似的。一下子让我们自己、我们的狗（它倒是很乐于此道）还有我们的房子暴露在陌生人饶有兴趣的目光下，心里的感觉很奇怪。但是，当这样的拜访变成入侵时，感觉就不只是奇怪了，而是愤怒。
有天上午，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有位先生带着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朋友，趁我们不注意时，把车停在院子里，大大咧咧地就进了屋子。三个人从鼻子到膝盖都被晒成了张牙舞爪的火红。我家的狗儿睡着了，没听见他们进来。等我回到屋子里拿啤酒时，才发现他们在起居室里一边聊天，一边翻我的书和家具。我当场愣住了，他们反倒没事儿似的。
“啊，你来了！”丈夫说，“我们在《周日泰唔士报》（The Sunday Times）上看到你的文章，所以决定来看看你。”
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根本没想过也许我并不欢迎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他们解释说想等到出了平装本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说话的样子很随便，仿佛于我是种恩赐似的。
我一般不当面对人发火，但这一次，我叫他们马上走。
那位丈夫通红的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人气得像只刚刚得知自己将被做成圣诞大餐的火鸡一样。
“我们可是从圣雷米（St. Remy）一路开车赶来的啊。”我让他们再一路开车回去，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我们才不会买你那本书呢！最多翻翻看，谁会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我看着这些人端着因义愤填膺而变得僵硬的肩膀，大步走回他们的沃尔沃，心里开始盘算考虑是否该买只凶狠的洛特维勒犬。
从此以后，只要一看到有车减速停在我家门前的路上，我心里就警铃大作，没准又是什么不速之客。“别那么大惊小怪的！”老婆说。“他们要往我们这儿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上了。”后来我出门取信的时候，发现邮筒里有一本用塑料袋包着的书，上面注明“请签名后放在水井顶上，用石头压住”。第二天，书不见了。但愿是被那善解人意、不愿打扰我们的书迷拿走了。
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惟一受到公众关注的人物了。我们的邻居福斯坦也曾被人索取签名，他至今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我告诉他在英国有很多人都曾在书上读到过他，他不由地脱下帽子，理理头发，连说了两遍“真的吗？”，听上去颇为兴奋。
厨师莫里斯也给人签过名，他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英国人光顾他的餐厅，有些人甚至还为真有他这号人物而感到很诧异，他们以为是我编出来的。还有些人带着书来餐厅，照着书里写的从头到尾点上一路菜，直到最后的白兰地。
另外，还有水管名匠梅尼库奇先生。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到我家来，对政治、野蘑菇、不正常的天气、法国橄榄球队的前途、莫扎特的天赋以及卫浴设备这个行业里任何让人激动的发展发表高论。
我送了他一本我写的书，把写到他的那一段指给他看，还告诉他，来拜访我的书迷中，有人想见见他。
他正了正他的羊毛帽子，整了整他的旧格子衬衫的领子。“真的吗？”
“当然！”我答道。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周日泰唔士报》上，也许我该给他安排一次签名活动。
“哦，彼得先生，您真会开玩笑。”不过看得出来，他不反对这个主意。离开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捧着书，仿佛捧着一个易碎的天价浴盆。
英国虾(2)
＊ ＊ ＊
电话那头远远传来的声音仿佛来自悉尼，愉悦而带着鼻音。
“早上好，我是戛纳英伦书店的华利·斯托尔。我们这里有很多英国人，你的书卖得很好。你能不能在戛纳电影节期间抽空来一天，给你的书搞个签名活动？”
我一向很怀疑电影圈内人对书的品位，有位在好莱坞工作的老朋友曾经承认他六年里只读过一本书，而他还被认为是圈里少见的知识分子。你跟他们说诗人兰波，他们会以为你说的是史泰龙。我倒不指望作者的手指签到抽筋，书就能大卖，倒觉得可能会挺好玩。而且说不定还能看到明星，或者在海滨大道（the Croisette）看到上空秀，或者在卡尔登酒店的露台上，欣赏到镇上最少见的景象，面带微笑的侍者。于是，我对华利先生说很乐意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