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阳光灿烂，天气炎热，对书店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天气，我很快加入了像蜗牛般蠕动进城的车流。电线杆上贴着颜色亮丽的新告示，宣布戛纳和贝弗利山结为姐妹市。可以想象市长们会用无数的借口来相互拜访，用促进两市友好关系的名义趁机免费度假。
似乎全戛纳的警察都聚集在了电影节会场外面，配着枪，拿着无线对讲机，戴着太阳墨镜，忙着一边制造一系列的交通堵塞，一边确保克林德·伊斯特伍德不被绑架。他们以多年执勤累积下来的实战经验，指挥车辆形成一个个打不开的结，然后对它们猛吹哨子，接着引着车辆进入另一个充满愤怒人头的死结中。我花了十分钟，只前进了50码左右。好不容易到达巨大的地下停车场时，我看到这场混乱之中早先的牺牲者在墙上写下：“戛纳是个值得观光的胜地，但我不想一整天都待在停车场里！”
我到海滨大道上的咖啡馆吃早餐，顺便看看明星。旁边的每一个人都抱着和我一样的想法。从来不曾有这么多陌生人彼此这么仔细地互相观察。每个女孩都撅着嘴，做出一副无聊状。每个男人手里都捧着当天的电影节目单，在空白处写下重点。一两只的无线电话被不经意地摆在牛角面包旁的醒目位置，每个人身上都戴着塑料的与会代表胸章，手中提着大会发的电影节袋子，上面印着“法国电影节/戛纳90”的字样，没有提到英国或美国电影节。不过我想这就是主办这种活动的好处之一，你有权决定袋子上印什么。
海滨大道几乎成了海报的森林，上面印着演员、导演、制作人以及就我所知的美发师的名字。海报直接贴在大饭店对面，好让每一张海报上的主角能在每天早上享用传统的戛纳火腿早餐和自尊心前，从卧室窗户望见自己的名字。空气中弥漫着大笔买卖和大把钞票的躁动不安的情绪。活跃在大道上的票贩子和坐在皇宫饭店人行道上、破帽子里只有一枚可怜巴巴的20生丁硬币的老乞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我把这里留给了那些大人物，沿着狭小的毕佛亚克·拿破仑路来到了英伦书店，准备体验坐在书店橱窗里等人请我签字的古怪经历。以前我也曾参加过一两次的签名活动，但都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人们从安全距离以外注视着我，而不敢贸然靠近。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咬人，根本没想到假如有位勇敢者上前，作者会多么欣然地松口气。只要一个人孤零零地坐上几分钟后，任何东西――书、照片、过期的《尼斯晨报》（Nice-Matin）、甚至支票，都能成为救命稻草，他会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下大名。
幸好华利·斯托尔夫妇已预见到了作者会有的恐惧，早已请来了朋友和顾客塞满了整个书店。不知他们设了什么样的奖励，能将这些人从海滩上抓到这里来。但我很感谢他们让我一直忙着，甚至开始想该让水管工梅尼库奇先生和我一块来的。我发现定居在这里的英国人普遍都对法国的排水系统感到好奇，为什么它是这样运作、闻起来是这个味儿？这个问题梅尼库奇先生一定能回答得比我内行多了。还有，法国的尖端科技十分成熟，如高速火车、电子电话系统和协和飞机，但为什么法国人的浴室却还停留在18世纪？就在第二天，一位老太太告诉我，有一次她冲马桶时，竟然冲出一块什锦沙拉的残渣。“真是太糟糕了，这种事永远不会在英国发生，哪怕是切尔滕汉姆（Cheltenham）这样的小镇也不会。”
签名活动结束后，大伙儿一起到街角处的酒吧。美国人和英国人比本地人还多。不过戛纳当地人本来就少，听说这里就连很多警察也是从科西嘉（Corsica）进口的。
我离去时，警察还在海滨大道附近巡逻，拿交通当消遣，眼睛瞄着在周围闲逛、衣着暴露程度不等的姑娘们。老乞丐仍在皇宫饭店前面的老地方，帽子里还是只有一枚20生丁的硬币。我丢了几个小钱到他的帽子里，他用英文祝福我有个美好的一天。我想，他是不是在为迎接贝佛利山而练习英文。
第七章
卢贝隆夏日的一天开始了，坐在门前走廊享受一杯鲜奶油咖啡，蜜蜂在薰衣草间忙碌，阳光把森林变成一片发亮的深绿色，身处其间比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感觉还要棒。
缓速迈过五十大关(1)
我从不特别在意自己的生日，甚至连那些标志着人生又晃晃悠悠走过了十年的日子也常常被忽略掉了。30岁生日当天，我在干活儿。40岁生日，我还在干活儿。一想到50岁生日也将在工作中度过，我就很高兴。但事与愿违，老婆大人不这么想。
“你都五十了，想想这些年来你喝下多少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种成就，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老婆下定决心时，争吵是无用的。于是，我们接下来讨论在哪儿过、如何过我的五十大寿，其实我早该想到她已经有了主意。她礼貌地听我提出一个个建议——到埃克斯镇（Aix）玩，在游泳池里享受一顿水上大餐，在卡斯（Cassis）海边玩一天……直到我再想不出其他任何主意，她才凑近来说，“请几个朋友到卢贝隆山区野餐吧！”这是在普罗旺斯庆祝生日的方式。接下来她描绘了一片如诗如画的场景：树林里，空地上，阳光洒下斑驳的影子。我甚至用不着穿长裤，我一定会喜欢的。
我会喜欢野餐？根本连想都不敢想。我的野餐经验仅限于在英国留下的些许印象――终年潮湿的泥里渗出的湿气一直爬上脊梁骨，和我争抢食物的大群蚂蚁，微微有些温度的白酒，还有躲都躲不掉的乌云最终飘到头顶上，雨点突然倾盆而下，大家争着到处躲雨的狼狈样。我讨厌野餐，我很没教养地把实话说了出来。
老婆说这次不一样，她会把一切都安排好。事实上，她已和莫里斯密切讨论过，她想要的是一次文明而独特的野餐，天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媲美格兰德彭音乐节。
莫里斯是位于毕武村（Buoux）的卢柏客栈的老板兼主厨，是个标准的马车发烧友。在过去几年中，他收集并修复了两到三部19世纪的四轮敞篷马车、一部用马拉的豪华轿车、一部保养得很好的公共马车。他现在则向喜欢冒险的顾客提供骑马去树林午餐的服务。我一定会爱死这样的安排的。
事情都这么摆在眼前，我知道已经逃不掉了，就这么定了。我们向八位朋友发出了邀请，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双手交握祈祷有个好天气——当然不需要像在英国时握得那么紧。尽管从四月以来两个月里只下过一场雨，六月的普罗旺斯仍然难以捉摸，有时还会下点雨。
生日那天，我早早起了床，走到院子里，早晨七点的天空是一派无休无止的蓝，正是高卢牌香烟盒的颜色。光脚踩在石板上，还是暖的。我们的房客蜥蜴先生早就占好了晒日光浴的最佳位置，摊平在屋子墙上一动不动。一醒过来就能享受这么美好的早晨，已经是一份绝好的生日礼物了。
卢贝隆夏日的一天开始了，坐在门前走廊享受一杯鲜奶油咖啡，蜜蜂在薰衣草间忙碌，阳光把森林变成一片发亮的深绿色，身处其间比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百万富翁的感觉还要棒。
暖和舒适的温度让我觉得健康又乐观。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比49岁时老了一天，低头看看自己的十只棕色脚趾头，我希望在60岁生日的时候一切还是这样。
过不多久，温暖开始变成炎热，柴油机的咔哒声盖住了蜜蜂的嗡嗡声。一部敞篷越野陆虎老爷车，全身绘成迷彩色，气咻咻地爬上车道，在一阵灰尘中嘎然停下来。原来是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一身打扮像个长程沙漠部队的侦察兵――军服样式的短袖、短裤，坦克指挥官的墨镜，车上绑着油桶和背包，一张晒得黝黑的脸，只有头上那顶路易·维登的棒球帽，看来与阿拉曼战场格格不入。我们的侦察兵同志成功穿越了N100大道的敌人防线，潜入梅纳村，现在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打算一举攻进山里。
“天哪！你看起来老了呢！”他说，“我可以借用电话吗？我的游泳裤落在昨晚过夜的房子里了，那是条卡奇布料的，很像诺列加将军7的内裤，非常特别，要是弄丢了我会伤心的。”
趁贝纳打电话这会儿，我们把两位客人和家里的三条狗赶上车，下面就等着开车去毕武村和其他朋友会合。贝纳从屋子走出来，调整棒球帽遮住刺眼的阳光。我们在越野陆虎的护送下出发，这部车和司机引得马路两旁半身躲在葡萄藤下的农夫们频频注目。
过了奔牛村，景色变得荒凉原始，葡萄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岩石块、橡木丛和长条的紫色薰衣草地。路上不见车子和房子。我们距卢贝隆的繁华市镇约莫有一百英里之遥。让我兴奋的是，这样原始、空旷的乡野竟然还存在。苏雷依多专卖店和建筑商要侵入这里，至少还要一段时间。
我们转进了深谷中，毕武村还在沉睡中。镇公所边上的木柴堆上窝着一只狗，睁开一只眼睛敷衍地叫了几声，一个抱着小猫的孩子抬起头，棕色圆脸只露出两弯小小的眼白，瞅了瞅这难得一见的车队。
镇上旅馆四周的景致，就像一个还没决定剧情、角色、服装或时代的电影摄影棚。那里有穿着白色套装的人，戴着宽边巴拿马草帽的人，有人短裤加帆布鞋，有人则是丝质礼服，还有的穿着墨西哥工人的工作服，四下里晃动着围巾、颜色鲜艳的披肩和不同颜色不同年代的帽子，一位盛装的小婴儿，还有我们这位从沙漠里来的人，跳下车检查装备。
莫里斯从马匹停靠区走过来，冲着我们还有这美好的天气微笑。他穿着普罗旺斯星期天的盛装――白衬衫，白裤子，黑色细条领带，枣红色半身短外套和一顶旧的平顶草帽。他的朋友，驾驶第二辆马车的，也是一身白衣服，衬着深红色背带和一撇很棒的椒盐色胡子，几乎就是《恋恋山城》里伊夫·蒙当（Yves Montand）的翻版。
莫里斯招呼我们，“来，过来看看马儿们。”他带我们穿过花园，一边询问我们最近胃口如何。先头部队刚刚乘坐巴士离开去准备野餐了，到时候将会有一顿足够喂饱整个毕武村的丰盛大餐。
马儿们栓在阴凉地里，油光水滑，马鬃及尾巴梳理得干干净净，其中有一匹嘶鸣着把鼻子凑到莫里斯的短外套中找糖块吃。年纪最小的客人把头靠在她父亲肩上，看到这样的怪物咯咯地笑，粉红色的指头蠢蠢欲动地往马儿粟色的腰窝戳去。马儿误以为苍蝇，甩甩它的长尾巴。
我们看见莫里斯与“伊夫·蒙当”将马拉到一辆黑色镶红边的敞篷马车和另一辆七人座的四轮马车前，两辆马车都上了油，打过蜡，擦得像摆设品似的闪闪发亮。莫里斯花了整个冬天的时间在马车上，而它们果然就像他说的那样，美极了！车上惟一现代化的东西是一个老式的军号式样大小的喇叭，它有两大功能――用来超越保养较差的马车及吓唬意图穿越马路的鸡。
“来，上车！”
车子出发了，以正常的车速穿过小镇。柴堆边的狗儿吠着向我们告别，我们朝广阔的原野驶去。
这种旅行方式让人后悔发明了汽车。每样东西看上去都不一样了，气势更大而且也更有趣。
车里的人随着马儿步伐的变化、路面高度和坡度的不同而微微晃动，产生一种舒适的节奏感。马车咯吱咯吱作响，马蹄声得得，铁轮辗过路上的砂砾发出沙沙的声音，恍若一曲怡人的老式背景音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味，混合着马的体温热气、马鞍上的肥皂味、木头的油漆味及从窗外迎面扑来的草原芬芳。车子前进的速度若有若无，让你可以有足够充分的时间去欣赏风景。坐在汽车里，你是处于一个快速移动的空间里，看到的只是一片模糊，一个印象，你与大自然是隔开的；而坐在马车上时，你就是风景的一部分。
“嘿哟，慢点走！”莫里斯用鞭子轻打马儿臀部，我们换成了二档速度。“这匹马又懒又贪吃，”他说，“她知道回程有东西吃，就会跑得比较快。”我们下面的山谷缓缓地展开殷红色长长的一片，那是盛开的虞美人。一只秃鹰在头顶上方盘旋窥探着，双翅展开不动，在空中平衡地滑翔。就在这当儿，飘来一朵云遮住太阳，阳光奋力从云后射出，形成一道道深得近乎黑色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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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速迈过五十大关(2)
我们离开大路，沿着一条窄窄的小路，盘绕穿过森林，扑鼻而来的百里香盖住了马儿的蹄声。我问莫里斯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他告诉我，每个星期放假的时候，他就会骑着马去探险，有时一连骑上几个小时都见不到人。
“我们距离艾普村其实只有20分钟路程，不过没人来过这里，除了我和野兔。”
森林愈来愈密，路愈来愈狭，刚刚够马车通过，我们绕过一块露出地面的大岩石，穿过一个由树枝拱成的隧道，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我的生日大餐了。
“到了！”莫里斯说，“餐厅开始营业。”
在一块长满草的平坦空地上，浓密的橡木树阴下摆了一张10个人的桌子，上面铺着笔挺的洁白桌布，排着冰桶、浆过的餐巾、几盆鲜花和数量恰好的刀叉及椅子。桌子后头有间闲置很久的小石屋已经被改造成了野外的酒吧。随着软木塞被拔出时“波”的一声，酒杯碰撞的叮当声，我对野餐的所有不良印象就此消失，这比冷硬的湿地和蚂蚁三明治好得太多了。
莫里斯用绳子围出一块地方，把马儿的绳子松开。马儿在草地上打滚，就好像两个解开束腹带的老太太般如释重负。四轮马车的窗帘被拉下，我的小客人回到车里小睡，其他人在石屋前空地上喝着提神的冰镇桃子香槟。
没有什么能比这样舒适的奇遇更让人心情舒畅了。我对莫里斯的感激也膨胀到无以复加，这是他应得的。他什么都考虑到了，从足量的冰块到牙签，正如同他所说的，我们没有饿肚子的危险。他让大伙儿坐下，开始介绍第一道菜――甜瓜、鹌鹑蛋、奶油烙鳕鱼、野味肉酱、镶蕃茄、渍香菇一道接一道地上来，从桌子这头一直排到那一头，衬着从树梢间透出的日光，完美得仿佛那些无需人间烟火的艺术食谱里印着的静物照片。
这时，大家停下手中的刀叉，送给我一张分量最重但也是最正确的生日卡片――一个圆形的金属路标，直径有两英尺，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黑色数字，毫不委婉地提醒我岁月流失――50。生日快乐！吃得高兴！
我们像英雄一样吃吃喝喝，利用上菜间的空档起身走走，手中捧着杯子四处散步，消化后再回来吃下更多东西。一顿饭吃了快4个小时，等到上生日蛋糕和咖啡的时候，我们都已进入了吃饱喝足之后的迟钝阶段，连说话的速度都变慢了。世界真美好，50岁又是多么棒的年龄呀！
马儿上路回毕武村的时候，一定察觉到车上的重量增加了。不过它们看起来似乎比早上来的时候还要活泼，昂着头，抽动鼻子品尝空气。正走着，突然间平地起了一阵风刮走了我的草帽，雷声跟着隆隆响起，几分钟内，满天乌云密布。
我们刚上大路，就下起了冰雹，足有豆子大小，砸在头上疼痛不堪。冰雹在湿透的马背上蹦蹦跳跳。马儿根本就不需用鞭子，闷着头自顾自全速前进，身上冒着热气。莫里斯的草帽边沿塌在淌着水的耳朵上，红外套褪色染在了裤子上，他笑着在风中大喊，“哈哈哈！英国式的野餐！”
我和老婆用旅行毛毯做成遮雨篷，回头看看四轮马车如何应付这倾盆大雨。它的车顶显然没有它看起来那么防水，不时有手出现在马车侧面，将水倒出车外。
我们回到毕武村，莫里斯浑身都僵麻了，双手紧紧拉住缰绳，马儿闻到了家和食物的味道，只想一头冲进去。去他的人类和他们的野餐！
暴风雨受害者们聚集在餐厅喝茶、咖啡、白兰地来提神，个个浑身湿透但是情绪高昂。早上高雅的野餐客形象已经随风而逝，这里只有一群从头到脚往下滴水、头发稀疏的落汤鸡，身上的衣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透明，一块儿白一块儿透明的裤子底下，透出印着红色“圣诞快乐”字样的短裤，原本膨起的衣服现在粘成一团，草帽看上去更像一盆凝结的玉米片，每个人都站在自己滴下的一滩水里。
乘坐货车先回来的莫里斯太太和餐厅服务生马塞尔，挨个给大家送上各式的干衣服，还有白兰地。餐厅一下子又变成了更衣室。戴着棒球帽的贝纳考虑着是否该借条泳裤，好穿着开车回家。越野陆虎已经被水淹没了，驾驶座里又是泥又是水，变成了个小水坑。他望着窗外说，“至少暴风雨已经停了。”
假如暴风雨在毕武村就停了，那么梅纳村根本就没下雨。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是尘土飞扬，草干木黄，院子里依然热气腾腾。我们看着太阳落在房子西边的两座山峰之间，小小流连了一会儿，然后消失在晕红的天尽头。
“怎么样？现在你喜欢野餐吗？”老婆问。
什么话！我当然喜欢野餐，我爱死野餐了！
第八章
通常在酒吧承诺的事，都不必当真，特别是在普罗旺斯，最郑重的承诺都得拖上个把月才可能兑现。
条子(1)
那天实在很倒霉，正好是卡维隆地区交通严打的时候，我却掏不出零钱来投停车计时器。前方有两个戴着鸭舌帽和太阳眼镜的警察正慢慢的朝这边踱过来，一脸险恶地一辆辆车挨个查过来，不知有没有倒霉蛋违章被他们抓到。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空位，这下忙不迭地跑进附近一家咖啡馆换零钱。回来的时候，一位身穿蓝色制服、身材魁梧的大汉，正怀疑地斜眼看着计时器上的指针。他抬起头，透过太阳 眼镜瞧瞧我，用笔尖敲着指针。
“超时了！”
我向他解释原因，但是他压根儿不打算考虑我是否情有可原。“活该你倒霉，这也算违章。”他说。我看看四周，至少有半打以上的车违规双排停车。一辆满载碎石的卡车被丢在小巷角落里，把出口挡得严严实实。路的另一边，一辆小客车横在人行道上。和这些重大的违规事件比起来，我的罪行实在微不足道，而我也实在很愚蠢地说了实话。
我一下子变成了隐形人，警察轻蔑地哼了一声，就再也不理我了。这位公路守护天使直接从我前面绕过去抄下了我的车号，然后翻开记事本，看了看手表。
他开始把我的罪状记在纸上，可能还额外加了一条——态度恶劣。就在这时，从我换零钱的咖啡馆传来了一声大叫。
“嘿！就是你，乔治！”
这位名叫乔治的警察和我环顾四周，只见一位身材粗壮的老兄，穿过路旁的露天咖啡座走过来，一边还左右摇动他的手指。在普罗旺斯的肢体语言里，这表示强烈不满之意。
接下来的五分钟里，乔治和这位老兄耸肩、比手势、互相捶对方胸膛，讨论我刚刚犯下的罪状。新来的这位仁兄倒是仗义执言，“真的，这位先生才刚到，他也确实到咖啡馆换零钱，有人可以作证。”他用手指向咖啡馆，吧台昏黄的灯光下，三四张脸孔转向我们。
“法律就是法律”，乔治说，“明明就是违规，而且我已经开了罚单，我无能为力，这已经无法挽回了。”
这个说法实在荒谬，“把罚单改一下，开给那个把货车停在路口挡道的混蛋，就这么简单！”
乔治态度软了下来，看看货车和手上的罚单，又哼了一声，然后转过来好跟我说最后一句话。“下次备好零钱。”他仔细地看了看我，显然是在努力记下我这张犯罪的脸，说不定日后找嫌疑犯时可以用上，然后沿着人行道往那辆卡车走去。
我的救命恩人裂开嘴笑着摇摇头，“他脑子里有疙瘩，真是笨得可以……。”
我向他道谢，说想请他喝一杯。我们一起走进咖啡馆，在角落里一张昏暗的桌子旁坐下来，我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
恩人名叫罗伯特，长得不矮不胖，宽阔的身板，粗粗的脖子，黝黑的脸上一撇时髦的小胡子。他的笑容和沾满尼古丁的金牙形成对比，棕色的眼睛很灵活，身上隐约流露出一股痞气，恐怕不是省油的灯。在我的想象中，他可能在卡维隆市场贩卖保证摔不破的陶器、或是仿真李维斯牛仔裤，总之，是那些“前晚从货运卡车上掉落下来”的一类东西。
结果是，他老兄昔日竟是名警察，所以他认识乔治，但不喜欢他。现在他是名安全顾问，专卖安全警报系统给那些在卢贝隆地区度假的别墅主人。他说，现在到处都是入室抢劫的小偷，专找没有上锁的门窗下手。所以他的生意兴隆。你装了警报系统吗？没有？太可怕了！他从桌上推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有他的名字和一句标语――未来的警报系统。但这话和他的商标显然不协调——一只停在横木上的小鹦鹉，嘴里喊着“捉贼”。
我感兴趣的是他做警察时的经历，和他为什么离职。他往后靠，陷入一阵茨冈牌香烟云雾中，他冲酒保摇摇空酒杯，又要了一杯茴香酒，然后开始说话。
一开始，日子过得很慢，和其他人一样等待升职，干着一成不变的活儿，渐渐地对办公室的工作感到厌倦，这和他所期望的挑战性工作相去太远。于是想休息一下，在一个周末，他来到弗雷吉斯（Fréjus）度假。
每天早上，他都到一家正对大海的咖啡馆吃早饭，而每天的同一时间，都有一名男子到海滩练习冲浪。罗伯特以度假的悠闲心情，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人跳上冲浪板，从板上摔下来，再爬上去。
此人看来有点面熟，罗伯特肯定自己不认识他，但又好像在哪儿见过。他的脖子上有一颗很大的痣，左手臂上有刺青。受过训练的警察对这种小而明显的记号总是会特别注意，也特别容易记住。最终还是冲浪客的侧面——颈上的痣以及微微的鹰勾鼻——激起了罗伯特的记忆。
两天之后，他想起来了。他曾看过此人下面标着号码的侧面黑白照片，那是一张警方的嫌疑犯记录照片。这个冲浪客有案底！
罗伯特到当地的警察局调出资料，不到半个小时，就查到一名去年越狱囚犯的照片，他是加登黑帮的老大，一个危险人物，外表特征正是颈子上的痣和左臂上的刺青。
于是，警方设下了一个陷阱。罗伯特一边大笑，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描述这次围捕行动。20名警察穿上泳裤乔装成游客，一大早就在沙滩上粉墨登场。尽管他们身上的肤色齐刷刷地透着怪异——手肘到手腕、脖上V形领口处和脸上的皮肤都晒成了古铜色，但是其他所有部位，从脚趾到额头，全是一片惨白——他们还是尽力地不惹人注意。
幸好逃犯正忙着跳上划板，无暇注意这20名皮肤苍白的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直到他们在浅水处形成了包围圈，将他就地逮捕。后来，警察在他在弗雷吉斯的公寓搜出两把点357口径的手枪及三颗手榴弹。
罗伯特因此获得了嘉奖，还被派到马喜安妮国际机场当便衣警察，以便充分发挥他那敏锐的观察力。
我打断他的话，因为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在马赛机场看不到警察。入境旅客可以把随身行李交给接机朋友，再到行李区领行李。而且如果只有随身行李的话，根本就无需通关。这对于以毒品交易出名的马赛而言，着实马虎得有点奇怪。
罗伯特歪着头，将粗短的指头搁在鼻子旁。他说，事实并不象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警察和海关官员其实就在附近，有时装扮成生意人，有时穿T恤牛仔，混杂在旅客中，或是在停车场里到处乱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自己就抓到过一两名走私犯，倒不是什么大买卖，只是些业余选手，以为只要到了停车场就算万事大吉了，毫无忌惮地互相打招呼，还大声谈论。切！简直疯了！
但是，有时连续几个礼拜芝麻绿豆大的事也没有发生，他开始闷得发慌。“加上这个……”他笑笑，用大拇指头往下指指双腿之间。
罗伯特拦下一名标致时髦、单独旅行的妙龄女子，一只标准的“毒骡”，当时她刚刚坐进一辆挂着瑞士车牌的车子。他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个问题，这部车进法国有多久了？那女子一下子变得很紧张，接下来表现得很友善，然后极其友善，最后两人就在机场酒店度过了一整个下午。罗伯特和他的艳遇从酒店走出来时，被人看见了。结果是，一切都完了。好笑的是，在同一星期，一位马赛波梅特监狱的管理员偷偷帮一名犯人夹带装在乳酪罐里的苏格兰威士忌，当场被逮到，同时惨遭出局。
罗伯特耸耸肩说，虽然那不对，也很傻，但警察也不是圣人，总会出些败类。他低头看着酒杯，玻璃上映出一个忏悔者的形象。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开始替他觉得遗憾。他伸过桌子来拍拍我的手臂，煞风景地说，再来杯酒可以让他心情好受些。他哈哈大笑，而我却在暗想他告诉我的故事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 ＊ ＊
在茴香酒精作用下，罗伯特答应过两天到我家帮忙看看防盗系统，还说完全免费。如果我们最终决定把房子装备得刀枪不入的话，他愿意以朋友的优惠价格给我们装上最先进的防盗系统。
条子(2)
我谢谢他，然后就把这档事忘得一干二净，通常在酒吧承诺的事，都不必当真，特别是在普罗旺斯，最郑重的承诺都得拖上个把月才可能兑现。我在街上见到过太多人对尖锐长鸣的汽车警报器无动于衷，所以，我不大相信电子设备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我宁可相信会叫的狗。
出乎我的预料，罗伯特竟然真的如约而来，开着一辆银白色装有天线的宝马，身穿紧身 裤，黑衬衫，嘴里哼着歌，身上散发出麝香味的须后水味道，野性十足。从他带来的女朋友伊莎贝拉身上，可看出他如此光鲜的原因。他们打算到葛氏村（Gordes）吃午餐，罗伯特想何不趁机把享乐和生意一起做了，这种说法听上去让人着实遐想联翩。
伊莎贝拉看来还不到20岁，金发刘海盖住大太阳眼镜的边缘。她穿得很少，一件热辣无比的粉红色直筒裙亮闪闪地裹在身上，长度只到大腿根部。彬彬有礼的罗伯特坚持让她先上房子前的台阶，而他则跟在后面眼睛大吃冰淇淋。他实在够格开一门“偷窥”课。
伊莎贝拉忙着化妆时，我带罗伯特参观房子。正像我预料的那样，他告诉我，任何笨贼，只要带一把螺丝起子，就可以在我家为所欲为。门、窗还有百叶窗经过严格检查之后，全都宣布不合格。那么狗呢？根本没啥用处。只要几块下了药的肉就足以摆平，然后房子就任由小偷们摆布了。他突然将我抵在墙上，一股浓烈的刮胡水味道袭来，差点呛着我。“你永远想不到这些禽兽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将声音压低，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他显然不想让我太太听到他下面要说的事，因为有点粗俗。
他说小偷通常很迷信，他看过的例子比他想得到的还多。在很多案例里，小偷们翻过整个屋子以后，会在撤退前大便，通常是在地板上，更喜欢在地毯上。他们认为这样霉气才会留在屋内，而不会跟着他们。“到处都是粪便，”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活像已经踩在上面的样子。“很恶心，是不是？”是啊，恶心还算比较文雅的词了呢。
“不过，人生有时是公平的，”他说，“曾经有个盗窃集团就是因为这个而被一网打尽。”当时房子已经被洗劫一空，战利品也都装上了卡车，只剩下这祈求好运的“告别仪式”了。但是偷儿老大却遇到了点麻烦，他用尽吃奶的力气，却没有任何成果。因为他有严重的便秘。当警察来时，他还蹲在地上骂娘。
“这着实让人振奋，但是我知道，在法国遇到便秘的小偷的平均机率只有五分之一，”罗伯特说，“所以我们不能指望这个。”
他把我带到外面，向我描述把我家变成堡垒的计划书――车道尽头处装上电子自动铁门，房子前面装压力感应照明系统，任何比一只小鸡重的东西闯入车道，就会被整排的强力照明灯罩住。通常这样就足以让小偷打退堂鼓了，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为了让你能够像孩子那样安安稳稳地一觉睡到天亮，最好再装上“自动警报器”。就是说，让你的房子变成会叫的房子。
罗伯特停下来，观察我的反应，偷空顺便对正忙着透过太阳眼镜打量自己指甲的伊莎贝拉微笑。姑娘的十个指头上也是亮亮的粉红，和衣服的颜色倒挺相配。
“还好吗？我的卷心菜？”
她冲罗伯特抖着蜜色的肩膀，看得出来罗伯特颇费了一番抗争，才让思绪回到会叫的房子上。
装上电子光束可以保护所有的门、窗以及任何比裂缝还小的口子，即使一个铁了心而且手脚灵活的小偷，有本事通过铁门，而且能蹑手蹑脚穿过强光照明灯，只要他的手指一碰到窗或是门，房子就会大叫。当然啦，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屋顶装上扩音器来加强效果，这样警报声就可以传到几公里外。
不仅如此，同一时间内，罗伯特在葛氏村附近有一位合伙人，他的房子和这套系统是联网的，该合伙人会立马带着上了膛的左轮枪和他的大阿尔萨斯犬开车火速赶来。在如此全防卫的保护下，我绝对可以完全不受干扰，过上安稳的日子。
这一切只是为了我们一家两口“不受干扰”！我立刻联想到这样的场景――福斯坦开着拖拉机，在凌晨六点时猛敲铁门要到葡萄园去；狐狸、野猪或对门的猫误闯车道造成强力照明灯彻夜通明；不小心误触警报系统，我得赶在被荷枪赶来的武装安全人员五马分尸前，拼命道歉来平息他的怒气。住在森严如诺克斯堡8的地方，生活永远像危机四伏的地狱。就算屋子的装备确实坚固到足以阻挡奥古斯汀大帝的入侵，精神上要受这样的折磨也不值得。
幸好罗伯特心有旁骛，顾不得进一步做生意。伊莎贝拉终于对指甲的状况、太阳眼镜的位置以及她的紧身裙都觉得满意了，准备离开了。她隔过院子对罗伯特撒娇，“亲爱的，我快饿死了！”
“好，好，马上就走，就两分钟。”他转过来面向我，试着再谈生意，但是他的“警报系统”已经在那头叫个不停了，我家的安全相形之下，显然没那么紧急。
我问他打算到哪里用午餐。
“巴士底餐厅。”他说，“你知道吗？那里原来是警察局，所谓一日为警察，终生是警察，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我倒是听说那家餐厅同时也是家旅馆，他冲我眨眨眼睛。他的眨眼实在是意味无穷，不过这次纯属润滑眼睛。
“我知道！”他回答。
第九章
这次的食物会让有体重问题的人痛不欲生：鲜奶油、白乳酪、盖着巧克力的巧克力蛋糕、酥皮点心、夹心蛋糕、朗姆酒味的水果蛋糕、水果派、果汁冰糕、调味草莓、糖浆水果……
穿着运动服的美食家(1)
我们从一些朋友口中听说了瑞吉这号人物。据说有人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当天早上，他打电话过来打听晚上的菜单。即使在法国这样人们普遍对美食有特别兴趣的国家里，这事也不多见。女主人很好奇，他为什么问这个呢？菜单有镶贝冷盘，松露浓汁排骨，乳酪，还有自制的果汁冰糕。有问题吗？他是不是对某些食物过敏？还是只吃素？要不是在节食？
当然不是，瑞吉说。这些菜听起来都很可口，只是有一点小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得了 痔疮，没办法长时间坐在那里吃完一整顿饭。一道菜的时间是他所能忍受的极限，所以他想把他觉得最好吃的菜，打包带回去，相信女主人一定能理解他的困境。
因为他是瑞吉，女主人答应了。后来，她告诉我们说瑞吉是个把吃饭当成生命的人，几乎沉迷在吃喝的世界里。但千万别把他想成那种暴食暴饮的贪吃之徒。瑞吉是一位美食家，恰好胃口够大，而且消息灵通。她还说，瑞吉对自己这种狂热也觉得好笑，他对英国人在食物上的态度颇有些独特的看法，我们也许会有兴趣，等他的“臀部隐疾”痊愈后，不妨认识认识。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晚上，我们见到了他。
他匆匆赶来，怀中还抱有一瓶冰凉的克鲁格香槟。由于酒还不够冰，他到达以后的前5分钟一直忙着跟冰桶较劲。为了让酒保持在适合饮用的温度，据他说是5到7度，他一边轻轻转动冰桶内的酒瓶，一边告诉我们他上周亲身经历了一场“灾难晚宴”。他说，惟一让他觉得愉快的时刻来自于晚宴结束时，一位女客人向女主人道别时说，“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夜晚，每道菜都是冷的，除了香槟！”
瑞吉笑得浑身发抖，然后慢慢拔出了瓶塞，他非常小心，只见一阵泡沫无声涌出，酒瓶就已经打开了。
瑞吉身材魁梧，黝黑肥胖，长着一对普罗旺斯人少见的深蓝色眼睛。他不像我们身着传统的晚宴服装，只轻松地穿了一身运动服，浅灰色镶红边，胸前绣着“Le Coq Sportif"，意为“热爱运动的公鸡”，脚上蹬了一双运动鞋，式样复杂，塑胶鞋底有好多层不同颜色，这使得他看起来更适合参加马拉松赛，而不是坐在桌边参加晚宴。他发现我在注视着他的衣服。
“我吃饭时一定要穿得舒服，运动服最适合不过了。”他拉拉裤子的松紧带，又笑着说：“而且这样穿有助于为第二回合留点余地。这很重要。”他举起杯子，“敬我们的英格兰和英国人，如果他们在食物上还这么固步自封的话！”
我们遇见的大部分法国人，通常不懂英国菜却妄加评论。但瑞吉不同，他研究过英国人和他们的饮食习惯。晚餐时，他正确地向我们指出英国人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
他说，从婴儿期开始，英国宝宝就被喂食些没有味道的糊糊，那种东西只能凑和着用来喂喂不挑食的鸡，根本没什么味道可言。而法国宝宝早在长牙以前，就被当成有味觉的人看待。瑞吉举了个例子说，法国著名的婴儿食品制造商“高卢”的菜单上就列着比目鱼排、鸡粥、金枪鱼、羊肉、肝、小牛肉、干酪、汤、蔬菜、水果、温桲越橘布丁、黑糖奶油、奶油乳酪。上述所有东西，还有更多没被提到的，都是给不到18个月大的宝宝准备的。“这下你们明白了吧？”瑞吉说，“味觉就是这样被训练培养出来的。”他闭上嘴，低下头对着才端上桌的龙蒿烧鸡，深吸一口气，整了整塞在运动衣领下的餐巾。
他接着向前进入到这些未来美食家的入学阶段。他问我，“你还记得在学校吃过什么吗？”我当然记得，那些恐怖的经历让人终生难忘，瑞吉点了点头，一副很能体谅的表情。他说英国学校的食物之难以下咽是举世知名的，永远是乌乎乎的一团一团，看起来很神秘，你也永远不会知道强迫自己吃下去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在法国，他五岁女儿正在上村里的小学校，每星期的菜单都事先张贴在布告栏上，以免和家里的菜重复。每天的午餐至少有三道菜，比方说，昨天小玛蒂尔德吃的是配有乳酪火腿的芹菜沙拉、香肠饭和烤香蕉。瞧瞧吧！小舌头就是这样继续接受教育，难怪法国人比英国人更懂得欣赏美食，品味也更高。
瑞吉切了一块大大的梨子配乳酪吃，手里的刀子指着我，好像我该为英国人味觉教育失败负责似的。“好，”他说，“现在该谈谈餐厅了。”他悲哀地摇摇头，两手摊开放在桌上，手掌朝上，手指握拳。“这里，”他把左手举起了几英寸，“你们有小酒店，不错，但是提供的食物却只能用来配啤酒吃。”另一手被举得更高些，“而这里呢，你们有专门面对商人的高级餐厅，价格贵得离谱，不过没关系，反正是公司买单。”
“但是中间呢？”瑞吉望着两手之间的空白，嘴角下垂，胖胖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中间是一片沙漠，啥都没有。”你们的小饭店呢？你们的专供中产阶级消费的餐厅呢？你们的路边小店呢？除了有钱人外，其他人怎么可能承受得起在伦敦好好吃一顿呢？
我很想反驳他，但苦于找不出话来。他指出的问题正是我们住在英国时无数次问自己的问题。在英国选择确实有限，要不是小酒店，要不就是豪华餐厅，食物少得可怜，账单上的数字却够充裕。最后，面对端上来的微波食品和放在礼篮中的餐桌酒，还有漂亮却蹩脚的叫贾斯丁或艾玛的服务生，我们只好放弃。
瑞吉搅拌咖啡，考虑是选择苹果白兰地还是来自亚维隆（Avignon）的冰镇梨子酒时，我问他最喜欢哪家餐厅。
“当然是雷伯镇（Les Baux）的博马奈餐厅。”他说：“不过太贵了！”他晃动着整个手掌，好像指头上着了火似的。“每天吃肯定吃不起。总的来说，我喜欢比较内敛一些不那么国际化的餐厅。”
“换句话说，比较法国式的餐厅。”我说。
“对极了！比较法国式的餐厅，物超所值。这里各种档次的都有，我做过研究。”瑞吉说。
我相信他做过，只是他没有告诉我除了雷伯镇外任何一家餐厅的名字，而雷伯镇的餐厅是只有中了彩票大奖才吃得起的餐厅。“有没有其他便宜一些的餐厅呢？”
“如果你喜欢的话，有两家很有特色，品质也毫不逊色的餐厅。”瑞吉又往嘴里倒了一小口卡勒瓦多酒，“帮助消化。”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就这么定了，我带你们去，算是给加强英国人的饮食教育出点力。你太太也要来哦。”那是当然，可惜瑞吉太太无法参加我们的盛宴，她得留在家里准备晚饭。
＊ ＊ ＊
他要我们到亚维隆时钟广场前的一家咖啡馆碰面，到时他会透露去哪家餐厅吃饭。电话里，他大声地吸吮指头，并建议我们下午不要安排任何活动。吃过这顿他安排的午餐后，没有什么事能比喝“消化酒”来得更重要了！
他穿过广场朝我们走来，以他的体形来说，这样的步子已经算很轻快了。穿着一双黑色篮球鞋和他最正式的运动服，也是黑色的，一条粗粗的裤腿上绣着粉红色的“UCLA”字样，手里拎着一个购物篮和一个法国商人用来装文件和应急古龙水的拉链手提包。
他要了杯香槟，给我们看他刚刚在市场买的小甜瓜，大小跟苹果差不多。“洗干净，挖空，加上葡萄汁和白兰地，在冰箱里放24小时，”瑞吉向我们保证，“喝起来就像少女的红唇。”我从来不知道甜瓜有这种功能，只好归罪于英式教育的不足。
瑞吉高高兴兴地最后挤了下这些绿绿的小圆球，满心欢喜地把它们放回篮子里，然后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要到共和街上的伊尔利餐厅。皮耶尔·伊尔利先生是烹饪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干这一行已经有20年甚至25年之久，他是个天才，做出来的菜从不令人失望。”瑞吉摇动他丰满的手指，再次强调“决不”。
除了入口处陈列着一个用木框裱起来的菜单外，伊尔利餐厅并不刻意做任何广告来吸引路人。狭小的门开处，是一条窄窄的走廊，餐厅就位于楼梯尽头。一个大房间，铺着漂亮的人字形木板，颜色很朴素，桌子间的距离宽大而舒适。这里和大多数的高级法国餐厅一样，单独来的客人和六人以上的团体都享有同等待遇，一个人的桌子不是挤在冷清的小角落，而是放在面对大街的带窗小隔间内。这些小隔间已被一些穿着西装的客人占满，看来是本地的商人，得在两小时内快速吃完午餐然后赶回办公室。其余的客人，除了我们以外，全是法国人，都穿得比较随便。
穿着运动服的美食家(2)
我记得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没打领带，被索默塞（Somerset）的一家高级餐厅拒之门外，然而在法国从不曾碰上这种事。就在这里，瑞吉穿着运动服，一副刚从减肥中心逃出来的模样，老板娘还是给了他国王的待遇。他把购物篮交给她，顺便问候伊尔利先生身体可好，老板娘笑着说，“好，还是老样子。”
我们被引入座位时，瑞吉面带笑容，搓搓两手，使劲嗅着空气试图猜出今天有什么菜。 他说在另一家他最喜欢的餐厅，厨师准许他进入厨房，他就会闭起眼睛，用鼻子选菜。
他将餐巾塞进脖子，和服务生低声说话。“大瓶的吗？”服务生问。“大瓶的！”瑞吉回答。一分钟后，一大瓶装着液体的玻璃瓶就摆在了我们面前，瓶壁因为冰过了而变得透明。瑞吉马上变得专业起来，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在任何一家正经的餐厅，大家都可以信任它特设的餐酒，这是隆河区产的酒，干杯!”他喝下一大口酒，含在嘴里品了几秒钟，然后长长吐了口气，表示满意。
“现在，我给你们一些如何点菜的建议，如何？你们看，这里有“品尝套餐”9，很美味，但是对一次简单的午餐而言，可能太花时间了，我们不如用点菜的方式。”他越过酒杯看着我们，说，“记住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这样你们才能明白什么叫物美价廉。每人花上500法郎，任何一个好厨师都能让你吃得很好。最大的考验是如何用少于一半的价钱满足你们。因此，我建议点这份短的菜单，同意吗？”
我们同意，这份精简过的菜单已经足够让米其林指南的评审员直流口水了，更何况是两个像我们这样业余的英国人呢！瑞吉轻轻地念着酒单，我们困难地做最后决定。他招手请服务生来，然后两个人又开始小声讨论。
“我破戒了！”瑞吉说。“这里的红酒是不错，但是有一种更好喝的酒，也不贵，产于埃克斯（Aix）北部的特瓦隆（Trévallon），不算太烈，却很有名酒的特色。喝喝看你就知道了。”他轻拍着面前的酒单。
服务生到酒窖取酒的时候，另一位服务生送来一些小点心，好让我们不至于在第一道菜上来之前没事可做，那是一种小干酪蛋糕，里面包有奶油烙鳕鱼，上面点缀着一个烤鹌鹑蛋和黑橄榄。瑞吉不做声了，埋着头专心地吃。我听到拔酒瓶木塞的声音，服务生的轻声细语，还有刀又碰在瓷盘上柔和的叮当声。
瑞吉用面包巧妙地把食物轻轻推到刀叉前，把他的蛋糕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又倒了些酒。“怎么样？”
接下来的午餐和开头一样愉快，先是淋着浓浓的香菇芦笋汁的肥鹅肝馅饼，然后是自制的西斯特宏羊肉腊肠和鼠尾草配甜红洋葱酱；另一个平底盘上则铺着一层和餐巾一样薄的乳酪烤马铃薯，脆脆的薄皮入口即化。
肚子稍稍填饱之后，现在重点可以稍稍从食物上移开，瑞吉又能够继续我们的话题了，他告诉我们他正在考虑做一个文化项目。报上说，萨德侯爵10国际研究中心将在亚维隆艺术节期间开幕，届时将上演一场歌剧以纪念这位神圣的侯爵，并用他的名字为一种香槟酒命名。这些活动说明大众对这个老怪物再度燃起了兴趣，而正如瑞吉说的，性虐待狂也需要吃东西，所以他打算专门设计一套特别的食谱。
“我准备把这一套菜取名为‘虐待狂烹饪法：萨德侯爵食谱’。”他说，“所有的材料都会被抽打、捆绑、挤压或灼烤。菜肴描述中也要用很多痛苦的字眼。我敢保证在德国一定会很畅销。不过你得告诉我一些关于英国人的事。”他靠过来，神秘兮兮地问，“是不是所有上过英国公立学校的男人都喜欢……怎么说呢，一点小处罚？”他喝下口酒扬起眉毛说，“比如说打耳光，对不对？”
我告诉他，他应该试试找一位上过伊顿工学院的出版商，并设计一套包括鞭打的食谱。
“什么是鞭打呢？”
我尽我所能地解释给他听，瑞吉点点头，“对呀！也许可以把一块鸡胸加以鞭打，然后淋上刺激的柠檬汁，太棒了！”他把这一点记在支票本背后，“绝对会是本畅销书，准没错！”
畅销书暂且被放在了一边，瑞吉带我们去参观乳酪展示推车，时不时地停下来教我们和服务生如何分辨各种乳酪，硬的和软的，刺激的和温和的，新鲜的和陈年的。他从20种不同的乳酪中选出五种，并庆幸自己有远见，猜到我们将要点第二瓶特瓦隆酒。
我咬了辛辣的羊乳酪，眼镜下的鼻梁顿时冒起一股刺痛。这时美酒像丝绸般滑下了喉咙。这顿饭在高效率、高水准的服务下，吃得极其满意。我对瑞吉说我吃得很愉快，他露出一副诧异的表情看着我。
“可是我们还没吃完呀！还有很多呐。”一盘蛋白酥皮端上桌子，“这个是为了下面要上的甜品做准备的，吃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他很快连续吃下两块，同时张望四周以确定甜品服务生没有把我们忘了。
第二辆推车，体积更大，装的食品也更多，小心地往我们的方向推来，停在我们前面。这次的食物会让有体重问题的人痛不欲生：鲜奶油、白乳酪、盖着巧克力的巧克力蛋糕、酥皮点心、夹心蛋糕、朗姆酒味的水果蛋糕、水果派、果汁冰糕、调味草莓、糖浆水果……
瑞吉坐着显然看不过来，他站起来，绕着推车走了一圈，以确认在新鲜树莓后面没有藏着任何被漏掉的东西。
老婆选了用当地特产蜂蜜制成的冰淇淋，服务生取出泡在热水中的勺子，优雅地从桶里挖出一球漂亮的冰淇淋，他拿着盘子和勺子站着等候下一步指示。
“加什么料呢？”
“就这样，谢谢！”
老婆不敢点的那些美妙甜点，瑞吉全要了——巧克力蛋糕、酥皮点心、水果、鲜奶油。他把运动服的袖子卷至手肘，即便是他，这架势也开始说明问题了。
我要了咖啡，空气中浮起了一阵惊奇的沉默，瑞吉和服务生都看着我。
“不要甜点？”服务生问。
“甜点是包含在菜单里的！”瑞吉说。
他们两人看上去都很担心，似乎都一下子觉得我有点不对劲。但是这没有必要，伊尔利餐厅已经把我打倒了。
结账时，每个人230法郎，真是物超所值。每人280法郎，我们就可以细细品尝他家的长长的“品尝食谱”了。“下次吧！”瑞吉说。是啊！下次再来，提前三天不吃饭再加上散步10英里。
＊ ＊ ＊
下一回合的美食课延期了，瑞吉要进行他每年例行的疗程。整整两个星期，他都吃得很少，用每顿饭三道菜取代习惯的五道菜，而且只喝矿泉水。这对他消化系统的新陈代谢非常重要。
为了庆祝禁食结束，瑞吉提议到一家叫Le Bec Fin的餐厅吃午饭。他要我中午11点三刻前就赶到那儿以确保有位子。餐厅在荷岗区（Orgon）的7号公路上，只要看到停车场上停着很多卡车就是了，应该很容易找到，不用穿正式服装。在这种大热天，老婆比我聪明，她决定留在家里，看守游泳池。
我到达时，餐厅已经完全被卡车包围，车厢紧紧挤在树下的阴凉处。超过半打的运送汽车的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在隔离墩上排成长队。晚来的老兄只好把车子开下大道，挤进餐厅旁边一条窄窄的空地上，然后满身大汗地松口气。司机在太阳下站了一会儿，放松背部，脊椎的曲线和他正面高高隆起的肚子形状完全一致。
酒吧里挤满了人，非常嘈杂，到处是身材魁梧的大汉，大胡子，大啤酒肚，大嗓门。端着杯子站在角落里的瑞吉，和他们比起来简直算得上苗条。他穿得很“夏天”――跑步短裤，无袖背心，手腕上吊着一个手提袋。
“嘿！”瑞吉喝光手上的茴香酒，又叫了两杯。“这里和伊尔利餐厅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压根儿找不到一点点相象的地方。吧台后方贴着一张布告，留着湿湿的印子，显然平常老板娘经常把抹布摔在上面来泄愤，上面写着“危险，小心挨骂！”敞开的门一路通到厕所，可以看到另一张告示：“淋浴，8法郎”。从不知在何处的厨房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和炖大蒜的香辣味。
穿着运动服的美食家(3)
我问瑞吉禁食后感觉如何，他转身从侧面炫耀他的肚子。吧台后面正在用木勺子拍掉啤酒泡沫的老板娘，抬起头来盯着他看。她仔细端详着瑞吉胸部以下的曲线，眼睛最后定在他跑步短裤腰部的松紧带处。“什么时候生呀？”她问。
我们走进餐厅，在后面找到一张空桌子。一位黑皮肤的小个子女人面带微笑，露着一截怎么都调不平的黑色胸罩肩带，走过来告诉我们餐厅的规矩――第一道菜是自己到自助餐区 拿；然后可以在三样主菜——牛肉、乌贼、土鸡中任选一样。他们的酒单也很简短，红酒或者玫瑰红酒，都装在一公升容量的瓶子里，带着一个塑料盖和一碗冰块。女服务生祝我们用餐愉快，向我们鞠躬，猛地拉了拉胸罩肩带，带着我们的点菜单走开了。
瑞吉夸张地做出开酒瓶盖的样子，闻了闻塑料瓶盖，“法荷（Var）的酒，没有假冒的，实在。”他呷了一口，慢慢把酒推向前腭，“不错。”
我们加入卡车司机们排队取菜的行列，他们个个表演起平衡的特技，盘子在手上高高垒起，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食物，品种之丰富足以构成“一顿饭”――两种香肠、加了蛋黄酱的水煮蛋、调味汁芹菜色拉、红黄甜椒饭、小豆子红萝卜片、猪肉酥皮砂锅、熟肉酱、冷鱿鱼、甜瓜切片。瑞吉抱怨盘子太小，于是一下拿了两个，第二个盘子被他像专业服务生那样地放在前臂内侧，然后挨个取菜。
我们回到座位时出现了一阵慌乱，实在无法想象吃饭没有面包。“面包在哪里呢？”瑞吉向服务生示意，他把一只手举到嘴边，手指和拇指缩起来，做出啃咬的动作。服务生从角落纸袋中取出一条法国长面包，以惊人的速度在切面包机下切好，当面包放在我们面前时，还没从刀片的压力下恢复原状。
我对瑞吉说，也许他可以将“面包断头台”写进他的“萨德侯爵食谱”。他正吃着香肠，停下来说，“也许吧！不过和美国市场打交道得格外小心，你听说了香槟酒在打入美国市场时遇到的麻烦了吗？”
显然，瑞吉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消息。萨德香槟酒由于标签的问题，在自由国家不受欢迎！那商标上有张照片，是个年轻女人的半身像，看来很聪明，照说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眼睛锐利的公共道德捍卫者们却觉得那女子的手臂位置不对劲。商标上并没有画出来，但是他们觉得有一些细微的迹象可以说明她的手臂是被绑过的。
老天呀！想想这种反自由的行为将对整个国家的年轻人造成多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对一些感情丰富的成年人了。美国社会的结构也许会因此而分崩离析，从圣塔巴巴拉（Santa Barbara）到波士顿到处都会充满香槟酒和奴隶派对，天知道康涅狄格（Connecticut）更会发生什么事？
瑞吉继续吃东西，纸巾在胸前皱成一团。隔壁桌的先生正在吃第二道菜，衬衫纽扣敞开着好让空气流通，露出一个红褐色的大肚子，毛绒绒的胸口悬挂着一条耶稣受难十字架的金链条。
没有什么人小口小口地吃，我在想他们怎能整个下午坐在50吨卡车的驾驶盘后面而保持清醒呢？
我们用面包把盘子擦干净，然后同样地把刀又擦干净。服务生端来三个热腾腾的椭圆形不锈钢盘子，第一盘上面有两片淋着浓汁的鸡肉，第二盘则是镶有大蒜和香菜的番茄，第三盘是香烤迷你马铃薯。瑞吉每样都闻了闻，才递给我。
“在英国，长途的卡车司机都吃什么呢？”
两个蛋、熏肉、薯条、香肠、烤豆子、一片烤面包、一品脱的茶。
“不喝酒吗？没有乳酪吗？也没有甜点吗？”
尽管我对长途卡车司机认识有限，但想来大概没有这些东西。我回答说他们也许中途会在酒吧休息。不过法律对酒后开车的处罚非常严厉。
瑞吉又倒了些酒。“在法国，听说法律允许喝一杯开胃酒，半瓶酒，和一杯消化酒。”
我说我在某处看过报道，说在法国发生交通意外的机率比欧洲其他地区都高，甚至是美国的两倍。
“其实这跟喝酒没关系，”瑞吉说：“问题出在法国人普遍的个性，缺乏耐心，喜欢超速。不幸的是，并非每个人都是好驾驶员。”他把盘子内的食物扫荡一空，转到比较轻松的话题上来。
“这只鸡味道很好，你不觉得吗？”他从盘中挑出一只骨头，放在嘴里咬一咬。“骨头强韧，这只鸡养得很好，是养在野地里的；饲料鸡的骨头，咬起来味同嚼腊。”
这只鸡的确很好吃，鸡肉结实而鲜嫩，煮得恰到好处。马铃薯和蒜头番茄也是一样。这个地方的烹调水平和菜的份量都让我感到惊讶，而且我也敢保证，结账时应该不会很心痛。
瑞吉又把刀叉清干净，示意服务生端上乳酪。
“理由很简单，”他说，“卡车司机是好主顾，非常忠诚，他宁愿多开个50公里，只为吃到又好吃又便宜的东西，然后替餐厅免费宣传。只要维持水准，这里就会座无虚席！”瑞吉手里叉着布利乳酪指着餐厅，“瞧！”
我环顾四周，放弃了数的念头，餐厅里吃饭的卡车司机肯定不少于一百人，加上酒吧那边可能还有三十来个。
“这是很实在的生意。假如厨师变得小气或是诈客或是服务不好的话，卡车司机就不会再光顾了，用不了一个月，就没人会上门，最多只剩两三个观光客。”
外面发出隆隆声，餐厅内突然变得阳光灿烂，原来是停在窗户边的卡车开走了。隔壁桌挂十字架的客人，戴上太阳眼镜吃他的饭后甜点――一碗三种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冰淇淋、焦糖奶油，还是果馅饼？”女服务生终于把胸罩肩带拉好了，只是她清理桌子时，又滑了下来。
瑞吉吃焦糖奶油时，满足地发出吸吮声，然后把替我点的冰淇淋也吃掉了。我知道我一辈子都当不成卡车司机的，我根本没那种大的胃口。
时间还很早，不到两点钟，餐厅慢慢空下来。客人们一一付账，粗大的手指从秀气的小钱包中取出叠好的钞票，女服务生鞠躬、微笑、拉胸罩带子、找钱，最后祝客人旅途愉快。
我们喝着表层泛起棕色泡沫、里面黑而滚烫的加浓咖啡，还有装在圆滚滚的小玻璃杯里的卡勒瓦多酒。瑞吉将玻璃杯倾斜，当它的圆壁碰到桌面，杯子里金黄色的液体也刚好满到杯口。他说这是判断有没有短斤少两的老法子。
两人的账单加起一共140法郎，和我们在伊尔利餐厅的午餐一样物超所值。惟一让我觉得后悔的是，一走到外头，太阳的热浪顿时冲得我透不过气。如果我带了毛巾来，倒可以冲个凉。
瑞吉说，“这顿饭可以让我一直撑到晚上。”我们握手道别，他恐吓我说下一次的课外教学活动是到马赛吃鲜鱼汤！
我又转回酒吧再喝点咖啡，看看能不能租条毛巾。
第十章
镇上那些穿着裙子和平底鞋的女士们用吹毛求疵的眼光盯着她，那股子挑剔劲儿平时她们通常只有上肉摊买肉时才会使出来。
梅纳村狗展(1)
梅纳村运动场是一块位于葡萄园中的平地，平常主要是镇上的足球队在这里进行比赛。到时候松树下约莫会停上一打的车子，运动场内挤满了球迷，看球野餐两不误。一年当中有一天，通常是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运动场会另作他用。当天，林荫道上挂起红色、黄色的彩旗。杂草丛生的洼地也被清除干净，作为额外的停车位。路边密密地竖起高高的竹条编织的围栏，以防过往行人的眼睛吃到免费大餐。因为，这好歹是镇上的大事，一场结合了克拉夫狗展和阿斯科特赛马的盛会――梅纳村狗展。
今年活动似乎开始得比较早，也比过去更为嘈杂。刚过七点钟，我们打开门，拉开百叶窗，刚想好好享受一下一周以来中惟一宁静的星期天早晨。这个时候，邻居的拖拉机在家休息，鸟儿们歌唱，阳光普照，山谷里一片幽静，多么祥和。就在这时，山那头半英里外，主持人开始测试他的话筒，尖锐的电子声忽地响彻山谷，恐怕半数的卢贝隆人都被吵醒了。
“喂！喂！l、2、3，早上好，梅纳村！”主持人停下来，咳嗽几声清清嗓子，听来挺像雪崩的声音。“好，机器没问题。”他把音量调低一个档，调到蒙地卡罗电台。一个宁静的早晨就这么报销了！
我们决定等到下午才去看这个狗展。那时候，开场节目应该都已经结束了，品种不好或者表现不好的狗都被淘汰了，大伙儿都用过午餐了，狗展中最佳的狗鼻子比赛也即将在场内展开。
中午的钟声一响，扩音器突然安静下来，原本此起彼伏的狗叫声，顿时变成偶尔的几声低吠，听上去像是精力过剩或是无聊，活似一首哀伤的小夜曲。除此之外，山谷里没有其他声音，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狗儿和其他所有东西都被排在了第二位，填饱肚子最重要！
“大家都吃完了吗？”扩音器又喊了起来，麦克风里隐隐传来压低的打嗝声。“好，活动继续！”于是，我们动身，沿着小路前往运动场。
停车场中的一块阴凉空地，早就被一群眼明手快的商界精英们占据。他们都卖些啥呢？特殊品种的狗儿、杂种狗、具有特殊专长的狗，包括专门追踪野猪的狗、猎兔子的狗、抓鹌鹑和鸟鹬的狗。这些狗儿在树下被铁链拴成一串，睡着了也不老实。就像给树戴上了一条活的项链。主人们都长得像吉普赛人――高个子，黑皮肤，浓密的黑色八字胡下露出闪闪发光的金牙。
其中一个注意到老婆对一只黑褐色的皱皮狗很感兴趣，那只狗儿正懒洋洋地用大大的后脚掌挠耳朵。“它长得很漂亮，是吧？”狗主人说，金色牙齿对着我们闪闪发光。他蹲下来在狗的脖子上抓起一把松松的皮。“它一生下来就像裹了个袋子似的，你可以直接提回家。”狗儿睁开眼睛，似乎接受了自己生来就披着一件尺寸大了好几号的皮外套的命运，脚掌搔到一半就停住了。老婆摇摇头，“我们已经有三只狗了！”那人耸耸肩，松手让狗皮落下，“三只和四只，有什么区别呢？”
顺着运场跑道向前走，场内摊贩的货色愈来愈有看头。一个用夹板和铁丝制成的笼子上，摆着一张说明，写着“狐狸猎犬，专猎兔子和松露，真正的冠军”。这只冠军狗短小肥胖，黑白夹杂，正朝天躺在地上打盹，四条粗短的腿向上伸着。我们几乎没有放慢脚步，但这对精明的狗贩子而言，已是绰绰有余。“它长得不赖！是不是啊？”他把狗摇醒，从笼子中将它举起来。“看！”他把狗放在地上，从货车引擎盖上的空酒瓶旁锡盘子里拿出一片香肠。
“这种狗很特别的！”他说，“它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它分心，全身都会变得僵硬，你压它的头部后方，它的后脚就会抬起来。”他把香肠放下，用树叶盖住，让狗儿去找，然后把脚压在狗儿后脑上。狗儿咆哮起来，咬他的脚踝。我们继续往前走。
运动场从午餐中渐渐醒过来，树底下零星散落着折叠式小桌，上面还留着一些食物和空杯子。一只西班牙猎犬成功地跳上桌子，把食物残渣清理干净，然后下巴贴在一个盘子上睡着了。由于参观的宾客吃得饱饱的，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加上天气炎热，动作明显变慢了，他们一边剔牙，一边浏览本地军火商人展示的猎枪。
一个长长的台子上，三四十支枪整齐地排成一列，其中包括一支最新型的黑色亚光霰弹枪，吸引了许多目光。但是有些展品让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哪个猎人会需要用到“铜指环”和“铁流星”这种据卡片上说是“日本忍者使用的武器”呢？这场展示会和英国狗展上贩卖的橡胶骨头和发声玩具真是有天壤之别。
俗话说得好，有其狗必有其主。狗主人和狗儿长时间相处下来，慢慢总是会有几分神似，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这理论也许指的是外表上的特征――女主人和她的巴赛特猎犬有一个相似的下巴；浓眉毛、大胡子的男主人必得配上苏格兰犬；体型瘦小的骑马师后面总跟着一只跑动迅速的小灵狗。但是法国就是法国，他们总是刻意借用时尚的手段把人与狗完美无暇地搭配起来，从而突出整体效果。
优雅狗姿比赛中有两名选手脱颖而出，人与狗互相衬托得天衣无缝，显然他们也很乐意接受台下土包子们的注目。女子组部分，一位金发女郎穿着白衬衫、白短裤、白色牛仔靴、用白色皮带牵着一只白色迷你狮子狗，傲然走到吧台边，翘着兰花指悠然啜饮柳橙汁。镇上那些穿着裙子和平底鞋的女士们用吹毛求疵的眼光盯着她，那股子挑剔劲儿平时她们通常只有上肉摊买肉时才会使出来。
男子组部分，则由一位矮胖的男士和他那半人高的大丹狗一统天下。狗很干净，背部黑得发亮。主人穿着一件黑色紧身T恤，黑色贴身牛仔裤和一双黑色牛仔靴。狗儿戴着一个很重的黑色项圈，主人脖子上戴着一条缆绳般的项链，上面挂着一块奖牌，每走一步就打到他的胸膛；手上还戴着一个类似的手镯。或许是疏忽吧，他的狗儿没戴手链，不过他们两个高高地站在台上时，倒是气势十足。主人做出一副必须用暴力才能制服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样子，粗鲁地猛拉项圈，大声吼叫。狗儿露出大丹狗温顺的本色，没有领会到它应该装出一副凶猛狠暴、桀骜不逊的样子，反倒彬彬有礼，饶有兴趣地看着从它胯下来来往往的小狗。
我们正在估算大丹狗的好脾气能维持多久，一旦那些小狗们像苍蝇般地在它后腿处扎堆，它会不会一口吃掉一只来个杀一儆百。这时候，手捧奖券的马修先生来了个突然袭击。只需花10法郎，我们就有机会赢得由当地商人捐赠的运动器材和大吃一顿的机会，奖品有一辆越野脚踏车、一只微波炉、一把猎枪或者美心牌香肠。我松了一口气，幸好小狗儿不是奖品中的一项。马斯尔先生斜着眼睛说，“你们永远不会晓得香肠是用什么做的。”看到老婆一脸恐惧，他拍拍她，“当然不是啦，我是开玩笑的！”
事实上，展台上有足够做成香肠山的小狗。它们在几乎每一棵树底下、毛毯上、纸箱里、自制的狗屋及旧毛衣上，成群地躺着或是蜷成一团蠕蠕而动。我们从一个伸着几十只脚、毛茸茸的狗儿堆走到另一堆的时候，都在接受着严峻的考验。老婆对任何四条腿鼻子潮湿的东西都很容易动感情。狗贩子的推销伎俩尤为无耻，只要看到她泄露出一丝的兴趣，马上从狗堆中抓出一只小狗，塞进她怀里，狗儿在她怀中很快地入睡。“看，多可爱！”那一刻，我已经看出她又心软了！
幸好，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介绍比赛现场的解说专家，替我们解了围。专家一身猎装打扮――卡奇帽、衬衫和裤子，嗓音低沉略带沙哑。他似乎还不习惯透过麦克风说话，而生为普罗旺斯人，他也无法在说话的时候让双手安静下来。所以，当他不时地用麦克风指示运动场上的不同地方时，声音就变得时断时续。
比赛的选手在远处排成一列，有超过半打的向导犬和两只品种不明的褐色犬。运动场上随意放置了很多处小灌木丛，比赛的战利品――一只被高高举起正接受检查的活鹌鹑，将被藏在里面。
梅纳村狗展(2)
解说员使用麦克风的技术进步了许多，我们终于能听到他的解说词了。鹌鹑将会被绑在不同的树丛中，参赛的狗儿要把它找出来，但不能咬死，只能指示鹌鹑藏匿的地方，谁花的时间最短，谁就获胜。
鹌鹑被藏好后，第一位参赛者被放了出来，它在前两片树丛里闻了闻就走开了，最后在离第三片树丛还有几码远的地方站直，停了下来。
“哈！这只狗，真厉害！”解说员突然冒出话来，狗儿被他的噪音分散了注意力，抬头望一望，很快又继续前进。它走得很慢，格外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脚放在地上，然后才抬起另一只，颈子和头都伸向树丛，解说员赞美它专注且动作优雅，但狗儿此时丝毫不受干扰。
“太棒了！”解说员说，并开始拍手，忘了手上还拿着麦克风。主人牵回他的狗，一人一狗迈着胜利的步伐小跑返回起点。穿着高跟鞋和精致的黑白套装的计时女郎，把比赛成绩记在记分板上。负责藏匿鹌鹑的人冲出来将鹌鹑藏到另一处树丛里，第二位参赛者入场。
这只狗立刻冲到刚才鹌鹑被捉走的树丛边，停了下来。
“没错，那里的气味还很浓，再等一会吧！”解说员说。
大家等着，狗儿也等着，后来它厌烦了，也许是对被派出场干这样的傻事感到恼火，它对着树丛抬腿撒了泡尿，然后就跑回主人身边。
负责藏鹌鹑的人再将那只可怜的鹌鹑重新藏了一遍，这只鹌鹑显然味道特别浓，出场的狗儿一只接一只地停在这个或那个刚刚藏过鹌鹑的空树丛边，抬起头，试探性地伸出爪子，然后放弃。一位站在我们旁边的老先生解释给我们听，他说，鹌鹑从这处树丛被转移到下一处树丛，沿路留下了气味，你还能指望狗儿怎么找到鸟儿？它们又不是千里眼。老先生摇摇头，并用舌头顶住牙齿发出颇不以为然的啧啧声。
最后一位选手，褐色犬中的一只，看到对手一个个败下阵来，变得兴奋异常，一直不耐烦地拉扯绳子。轮到它上场时，它显然误解了自己在比赛中的角色，完全忘了还有鹌鹑和树丛这档事，而是炮弹般地全速绕运动场跑了一周，然后冲进葡萄园，它的主人跟在后面紧追不舍。解说员喊着，“哦！一个火车头，真糟糕！”
太阳渐渐西沉，影子被拉得越来越长。“哲学家”猎人俱乐部的董事长杜佛先生给优胜者颁了奖，然后坐下来和他的同伴们享受了一顿丰盛的西班牙什锦饭。天黑以后，我们隐约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笑声和碰杯声，而葡萄园的某处，还有人大声叫着他的褐色犬。
第十一章
就我所了解的所谓的“时尚生活”是指由一个乡下社区摇身变为一个高级的度假胜地，装备尽可能多的都市设施，假如还有多的空地，就盖个高尔夫球场。
《时尚》杂志如是说(1)
也许是因为仔仔一直记得自己原来是一只无家可归、经常挨饿的流浪狗，所以，它总是竭尽全力把握每个讨好我们的机会。它会不时带礼物回家——树上掉落的鸟窝、葡萄树根、它珍藏了很久并且已经被嚼烂的帆布鞋、树林下大把的杂草等等，然后，把这些宝贝慷慨地存放在餐桌底下，以为这样就可以讨得我们的欢心。它还帮助做家务，结果是，地板上到处留下了树叶和它的泥脚印――它在厨房帮忙时，就像个活动的容器，随时等着接住从上面掉落的食物碎屑；它还老爱在几英尺的近距离内，发出种种噪音，努力却笨拙地想引起我们的 注意。
它不仅竭力讨好我们，还自己发明了一套迎客仪式，虽然是出于善意，却实在过于怪异。只要有人进门，它就抛开常咬在大嘴边的网球，把它那同样庞大的脑袋埋入任何一个客人的胯下。这是它心目中男人的握手方式，似乎我们的客人也期待着这个，他们继续聊天，而仔仔在履行了它的社交礼仪后就退到一边，窝在离它最近的脚边。
严格说来，客人们对这种欢迎仪式的不同反应，正好说明了季节的变化。冬天时，访客一般是和我们一样常年住在卢贝隆的人，对于钻在胯下的狗头，他们要么置之不理，要么随手拍拍，然后把留在旧灯芯绒裤上的树枝、树叶扫掉，不受干扰地继续喝酒。但是如果客人一进门就被吓坏了，饮料撒得满地都是，慌慌张张地企图推开一直凑在干净的白衬衫上嗅个不停的狗鼻子，我们就知道夏天来了。和夏天一起来的，是观光客们。
每年都有许多游客，为了享受阳光和普罗旺斯恒久不变的美景来到这里，而最近普罗旺斯又多出两处吸引游客的地方。
第一项还比较实际――普罗旺斯的交通正逐年变得愈来愈便利。据说从巴黎到亚维隆将开通高速列车，把原本已经够快的四小时再缩短半小时。城外的小机场正在扩建，很快就可以升级为亚维隆国际机场。马赛机场前已经竖起了一尊巨大崭新的自由女神像，标志着每周将有两班直飞纽约的航班。
同时，普罗旺斯面临着全新意义上的再发现，这种发现深入到了我们日常买东西、逛街的小镇和村庄，时尚就这么突然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女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被俊男美女们奉为圣经，专门报导纽约流行的裙褶长度、胸围大小、耳环重量等等，去年在圣雷米和卢贝隆正式开始发行。上面有大幅的照片，全是表现夏天回来度假的屋主们，如何姿态鲜明地一起挤茄子、啜饮基尔酒、欣赏精心修剪过的柏树，以及如何和随行的摄影师一起沉醉在乡村生活的简朴乐趣中。
美国版的《时尚》（Vogue）杂志，是一本世界上最具讽刺的杂志，到处充斥着香水广告，也曾在一篇雅典娜占星术和另一篇巴黎酒店动态之间插了一则关于卢贝隆的报道。在文章的序言里，卢贝隆被描述成“法国南部的秘密”，就在距此短短两行之后，又变成了“全法国最时髦的地区”。这样矛盾的两档子事如何扯在一起？也只有能说会道的副主编大人能自圆其说了。
法国版的《时尚》杂志编辑也参与制造了这个“秘密”。事实上，在写进文章序言之前，他们对这一情况已经颇为了解。他们以一种微妙的厌世口吻，先宣称卢贝隆已经完蛋了，接着损上一两句，安上些诸如势利、昂贵一类的评语，总而言之，就是过时了。
他们真认为是这样的吗？当然不可能，卢贝隆不仅没有完蛋，事实上还在吸引着众多的巴黎人和《时尚》杂志常常称为名人的外国人。（这些人被称为名人的频率有多高呢？一星期一次？一星期两次？他们没说。）然后，我们就有了和名人见面的机会，《时尚》杂志说，跟我们来吧，一起看看这些人的私生活。
再见，隐私权！在接下来整整12页里，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所谓“名人”的照片，他们的孩子、小狗、花园、朋友，还有游泳池。杂志里还配了一张“谁是谁”的地图，标示出卢贝隆的风光人物们如何企图隐藏自己，但他们显然没有成功。藏匿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可怜虫甚至都不能好好游回泳，或者不受干扰地喝点酒，到处都有躲在树丛里为了满足读者而拼命拍照的记者。
在这些艺术家、作家、设计师、政客及大亨的照片当中，夹杂着另一号人物的大照，下面的附文称，此人对当地的所有房屋了如指掌，而且能够同时接受三场晚宴的邀请。
读者也许会认为这大概是因为这家伙童年缺衣少食或是对吃有着贪得无厌的癖好，其实不然。这位仁兄可是有正当职业的，他是个房屋中介商，需要知道谁在找房子，谁想卖房子，谁要买房子，所以，正常的一日三餐，根本无法满足他搜集相关资料的需求。
房地产中介在卢贝隆是非常热门的行业，特别由于这个地区正步入黄金期，房地产价格涨得就像连吃了三顿晚餐的胃，甚至连短期居留的我们都亲眼目睹了这里房价毫无道理可言的疯涨。
有几个朋友看上了一栋漂亮的废墟，只有半个房顶和几亩土地，报价300万法郎。还有些朋友不愿翻修而想重建，结果听到估价时，整整吓呆了一个礼拜――500万法郎！那么在比较受欢迎的村子里，一些有潜力的房子怎么卖呢？100万法郎！
一般说来，尽管佣金比率是浮动的，中介费还是跟在这些带了很多零的房价后面水涨船高。就我们听说过的佣金有从3％到8％不等，有时是由卖方负担，有时则由买方负担。
对外行人而言，这样的谋生方式非常惬意，小日子可以过得相当舒服。看房子总是很有意思的，接触到的卖方、买方也挺有趣，他们虽然有时不太诚实可靠，但至少决不愚蠢。
作为一种职业而言，在一个广受欢迎的地方做房地产中介，理论上能让你茶饭之余再找点刺激赚点钱来打发时间。
但是这一行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市场竞争。在沃克吕兹省的电话簿上，房地产中介商和房产广告占了将近六大页——时尚房产、个性房产、特色房产、品质房产、精选房地产、迷人房产——想买房子的人在这么多的选择面前往往挑花了眼，这些术语足以把人搞得晕头转向。试问，“时尚”和“个性”之间有什么区别？买房的人应该选择“特殊”的，还是“精选”的呢？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带着你的梦想和预算，找到一位房地产中介商，花上一个早上、一整天或是一星期，周旋在目前市场上发售的城堡、农舍、魔力之屋和白象般贵而无用的房子之间。
在卢贝隆找房地产中介商就像找一个肉贩那么容易。以前，比如说伯特兰妈妈想卖掉她的老农场，或者有人意外死亡房子因而被闲置下来的这类信息只有镇上的公证人才知道。现在，公证人这种包打听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房地产中介商取而代之，几乎每个镇都有这么一号人物。梅纳村有两位，奔牛村有三位，比较时髦的葛氏村，最新的统计资料说有四位。
我们就是在葛氏村看到房产中介之间黄雀在后式的竞争。一位中介商在城堡广场上的停车场发传单，后面远远地跟着另一位，把前面那位贴在挡风玻璃上的传单换上他自己的。可惜的是，因为赶时间，我们来不及看到是不是还有第三位、第四位中介商埋伏在柱子后面伺机行动。
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中介商全都非常热心，而且非常有用。他们手里准备了许多吸引人的照片资料，其中有些标价低于七位数，一问起来，却总是被刚刚售出，但是还有其他的啊，磨坊、女修道院、牧羊人的石屋、宏伟的大房子、塔楼、农舍，各种式样，各种大小都有。选择这么多！而这还只是一位中介商所提供的哩！
但如果你接着又看了第二位或第三位，肯定觉得大部分的房地产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实际上，照片是从不同的角度拍摄的。所以，没错，这些就是你在前一位中介那里看到的同一座磨坊、修道院、农舍。于是，卢贝隆中介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冒出来了――房源不足。
《时尚》杂志如是说(2)
卢贝隆大部分地区都严禁盖房子，大家彼此监督，但农民们除外。他们可以随意盖房子。因此，中介商号称的“式样繁多、数量充足”实际上非常有限。而这种状况正好激发出他们的猎屋本能，许多中介商在冬天淡季的时候，会整天开车到处闲逛，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去留心即将登场但还未被发掘的宝藏。假如消息正确，中介商手脚够快，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就有机会独霸这笔大生意，赚到全额佣金。不过结果通常是，卖主会委托二到三位中介商，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如何分摊费用等敏感问题。
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问题，如谁负责将房子介绍给客人？谁先带客人去看房子？这些中介商也许得被迫合作，但是竞争的气氛终究难以掩饰，只要在“分赃”上有一点点小误会，马上暴露无遗。指责和反指责、电话争吵、指控对方的不道德行为——如出动客户来做调停的杀手锏——一连串的刻薄话纷纷出笼。这种不愉快的因素会大大影响双方对联手合作的高度期盼，这就是为什么昨日的亲密战友，会变成今日的骗子。“这很糟糕，可是……”
另外，中介商还得背负着更沉重的十字架，那就是顾客以及他们种种乖张和可疑的行为。是什么使外表看来值得信赖、受人尊敬的小鱼儿，变成凶猛的大白鲨呢？金钱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作祟的还有非得杀到最低价才肯成交的决心。其实，最后的价格已经不是几块钱或者几分钱的问题，而是想“赢”的欲望，要压倒对方的欲望，这结果往往造成中介商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任何交易都会在价格上争个不休，举世皆然。但是卢贝隆本身的复杂性，又将这滩协商的混水搅得更浑。一般情况下，潜在买主是巴黎人或外国人，而未来的卖方是乡下的农民。双方在交易的态度上有极大的差异，而结果就是所有和交易有关的人会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惹火。
在农民的概念里，“答应”和“承诺”是两回事。假如一个农民卖他祖母的老农舍时，报出价来，对方一口答应，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他就会立刻怀疑起自己的价钱是不是开低了。这种疑虑会给他以后的日子增添无穷无尽的痛苦，而他的老婆也定会永无休止地在他耳边唠叨邻居卖了个更好的价钱。如此一来，当买方以为这笔交易已经成交时，卖方却还在重新考虑。调整是免不了的。农夫安排时间要和中介商再碰头，澄清一些细节。
他说，他可能忘了提房子隔壁的那块地——非常不幸，就是同一块地，角落有口水井，水源充足——不包含在卖价里。倒不是什么大事，但他觉得还是提出来较好。
买方自然大吃一惊，那块地毫无疑问应该包含在售价里，事实上这是惟一一块可用来盖网球场的平地。他们的沮丧让耸着肩一副无所谓的农夫一览无余。谁管你什么网球场！不过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他不愿意割舍这块肥沃的好地，但是愿意听听他们的出价。
买主们通常缺乏耐心，也没有时间，在巴黎、苏黎世或伦敦工作的人哪有空闲每隔五分钟就飞来卢贝隆看房子。农夫呢？恰好相反，永不着急，他哪儿也不去，如果房子今年卖不掉，他可抬高价钱，明年再卖。
就这么你来我往，反复讨论。中介商和买主愈来愈气愤，但交易最后总还是能谈成，新屋主试着将一切不愉快抛诸脑后，毕竟房子不错，就和梦想中的一样。为了庆祝交易成功，他们决定来次野餐，花上一天的时间把房子好好看看，再计划一下将来怎么改动。
只是，往往事与愿违，浴室里那个漂亮的老式四脚铁浴缸不见了。买主打电话给中介商。中介商打电话给农夫，“浴缸哪儿去了？”
“浴缸？那个珍贵的老祖母的浴缸？那个我们家传的浴缸吗？”当然啦，没有人会愿意将把这么稀有这么珍贵、这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和房子一起卖掉。不过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也许好价钱可以说服他。
几次三番诸如此类的意外使得买方在买房这条不归路上格外小心，在房子正式到手前，他们有时候不得不像律师一样谨慎行事，开出详细的财产清单，包括百叶窗、门环、厨房水槽、储藏室里的木头、地板上的瓷砖、花园有几棵树等等。但是只要一次不可思议的小意外，无论多少清单，都不足以抵挡农夫最后一刻的狡辩。
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买方甚至会聘请一位当地的推事或受权律师。他的任务就是证实卫生间里的厕纸架，毋庸置疑，确实是卖方留下的，因而卖方从此不再有任何权利干涉。想一想，推事与卖方两个人挤在狭小的卫生间里履行正式的手续，“举起右手，跟我念：我郑重宣誓放弃下列完整及功能齐全的配件……”真是难以想象。
尽管这种事层出不穷，这里的房子持续以十年前看来不可思议的价格大卖。最近我听说普罗旺斯正被一位中介商以“欧洲的加利福尼亚”大肆推销，这不仅是因为两地气候相似，更因为一些无从定义却难以抗拒的东西――起源于加州的“时尚生活”。
就我所了解的所谓的“时尚生活”是指由一个乡下社区摇身变为一个高级的度假胜地，装备尽可能多的都市设施，假如还有多的空地，就盖个高尔夫球场。如果这个过程正在普罗旺斯进行的话，我可能已经错过了。所以，我问中介商哪里能看到他所吹嘘的这些东西，离这儿最近的“时尚生活中心”在哪里？
他看看我，好像我一直躲藏在时光隧道里，“难道你最近都没去过葛氏村吗？”他说。
我们第一次去葛氏村是16年前，在附近众多美丽的城镇中，它是最棒的。蜜糖色的村镇坐落在山丘上，视野十分开阔，可以看到对面的卢贝隆山区。那儿是房地产商眼中的“宝石”，一张活生生的风景明信片。村子里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长石板铺就的狭窄街道，和所有未遭破坏的村镇一样，它的公共设施也是再朴实不过――一个肉铺，两家面包店，一栋简陋的旅馆，一家破旧的咖啡馆，一间邮局。从办事员一成不变的傲慢态度来看，我们可以确定，这家邮局只有他一个人。
村子后面的乡野，披着满身的橡木和松树，一年四季青翠无比，石墙围起的小路在其间形成有趣的图案。除了树叶间惊鸿一瞥的旧瓦砾屋顶，可能步行几个钟头也察觉不到房子的存在。听说盖房子在这个地区是受限制的，其实应该说是禁止的。
那是16年前，今天的葛氏村从远处看美丽不减，但是等你到达村口的小路上时，欢迎你的是一竖排路标，全是饭店、餐厅、茶坊的广告——一切对游客而言意味着舒适和吸引力的路标都在这里，惟独没有公共厕所。
路边每隔一段就竖着一盏仿19世纪的街灯，尖尖的造型和周围风化的石墙、房屋极不协调。转个弯，整个村子映入眼帘，开进村来的车子至少有一辆会不断停下来，让司机和乘客能下车拍照留念。来到进入村子前的最后一个转弯处，有一大片空地被铺上柏油建成了停车场。如果你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往里开，多半还会再回来。因为同样也铺上了柏油的城堡广场经常客满，上面停满了来自全欧洲的汽车。
老旅馆还在那儿，只是有了个邻居——隔壁新开了家旅馆。前面几米，挂着个“西德尼快餐”的标志；然后是苏雷依多专卖店；以前破旧的咖啡馆，现在打扮得干干净净。事实上，所有的东西都焕然一新，邮局里的怪人已经退休，公共厕所拓宽了，村子已不是当地居民的村子，反倒更像游客的村子，到处都可以买到证明你来此一游的葛氏村T恤。
继续往前约莫一公里左右，是另一家饭店，高高的围墙挡住路人的视线，旁边赫然有一座直升机降落坪。禁止在矮树丛里盖房子的法令已经松动，只见一个硕大无比的英文广告牌，上面写的是装有电子安全大门和全套卫浴设备的豪华别墅，售价250万法郎起。
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到有牌子指示《时尚》杂志上名人们的别墅。所以，游人们乘坐大型游览车前往12世纪塞南克（Senanque）修道院的时候，只好一路猜测他们看到的半遮半掩的房子是哪家的。说不定某一天某家有远见的公司会制作一份类似好莱坞指南的地图，把明星的房子标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真的和加州越来越近了。到那时，按摩浴缸和慢跑的人再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山丘会因为回荡着网球的碰击声和水泥搅拌器的轰隆声，而变得活力四溢。
《时尚》杂志如是说(3)
这种情形以前经常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一个地方因为风景优美幽静而吸引人们前来，但人们却把它变成租金昂贵的市郊，充斥着鸡尾酒会、防盗系统、四轮传动的休闲车和其他所谓乡居生活的重要标志。
我想当地人也无所谓，他们何须在意？连羊群都养不活的荒地突然可以卖上几百万法郎；商店、餐厅和旅馆都欣欣向荣；泥水匠、木匠、园艺匠和盖网球场的建筑工人，他们手头 的定单源源不绝。每个人都从中获利，培养观光客比种葡萄更赚钱。
梅纳村还没受到很大的影响，至少表面上看来如此。名叫“前卫”的咖啡馆仍然赶不上潮流，两年前开张的小餐馆已经倒闭，除了中介商的办公室外，村中心还是我们几年前看到的那个样子。
老婆曾经偶然遇见三位老太太并坐在一座石墙上，她们的三条狗儿在她们前面也坐成一排，构成一副很美的画面。老婆上前问，能不能给她们拍张照片？
最年长的老太太看着她，想了一下，“是替什么杂志拍呢？”显然，《时尚》杂志已经捷足先登一步了。
第十二章
卢贝隆的旱情像过期未付的账单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了农民头上。随着农作物渐渐枯死，泥土干裂成了一道一道，地里坊间的话题都笼罩着一层沮丧不安的低迷气氛。这么干的日子里随时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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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季火警惊魂记(1)
和山谷里务农的邻居们一样，我们也订了一种由卡朋特拉斯气象站提供的服务。每个星期，我可以收到两份详细的油印天气预报，绝大部分时间里，它们能准确地预测晴天和降雨的概率、暴风雨和西北风出现的可能性、以及整个沃克吕兹地区的温度。
1989年初的几个星期过了以后，天气预报和统计数据开始显示天气渐渐有不正常的趋势，雨量严重不足。
前一年是个暖冬，山里只下了一点雪，以致于春天的融雪只够形成一条小小的细流。去年的冬天变得很干燥，一月份的降雨量只有9.5毫米，而正常的应该多于60毫米，二月份的降雨量也减少了，三月份也一样。夏天“禁止在田里焚烧”的法令如今提早实施，传统中多雨的沃克吕兹春天也只能称得上潮湿而已，初夏时则根本连“湿”都沾不上边儿了。卡维隆五月的降雨量只有1毫米，以往的平均雨量是54.6毫米；六月份也只有7毫米，而平均雨量是44毫米。水井都快露出底了，沃克吕兹蓄水池的水位也明显下降。
卢贝隆的旱情像过期未付的账单一样沉甸甸地压在了农民头上。随着农作物渐渐枯死，泥土干裂成了一道一道，地里坊间的话题都笼罩着一层沮丧不安的低迷气氛。这么干的日子里随时有发生火灾的危险，这个念头想想都觉得可怕，但它却顽固地在每个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森林中只要有一丁点儿火星――一个随手扔掉的烟蒂或是一根烧焦的火柴，加上西北风的助威，小火花忽地一下就可以变成大火苗，很快再进化成爆炸的火焰，吞噬森林的速度比人类跑步还要快。听说春天的时候，默斯（Murs）附近就有一位消防队员英勇殉职，他当时面对着大火，也许是松果爆裂飞出的一个火花掉在他身后的树林里，然后他就……。惨剧前前后不过几秒钟时间。
这还只是意外起火，结果就够凄惨了，但是如果有人畜意纵火，那就简直十恶不赦了。可悲的是，情况还经常如此。干旱会吸引有纵火欲的人，而1989年的夏天给他们提供了犯案的最佳机会。这年春天，一名男子在矮树丛下放火被逮个正着。这名纵火犯是个年轻小伙子，一心想当个消防员，但被消防队拒绝了。于是，他就用一盒火柴来进行报复。
7月14日的傍晚，炎热但有风，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了火灾的浓烟。头顶上，西北风带来了一片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因而山谷对面几英里处鲁西荣村（Roussillon）上空弥漫的黑烟，更加显得触目惊心。我们站在房子上方的小路那里看着浓烟滚滚，听到轰轰的引擎声，一队小飞机低空飞过卢贝隆，由于装着沉重的水包而显得有些笨拙，然后是直升机。从奔牛村传来长长的火警警报声，让人心慌意乱。我和老婆两人紧张地看着我们身后。我们的屋子和森林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百码，一百码对于一场来势汹汹、背后还有强风助阵的大火来说，根本微不足道。
整个晚上，小飞机肚子里装满了水，缓慢地不停往返于火场和大海之间，我们必须面对火势可能蔓延到下一片离我家更近的森林的危险。圣诞节时送我们日历的消防队员曾经传授过应急措施――把电源切断，关闭百叶窗，往身上浇水，留在屋子里。我们曾经开玩笑说要到酒窖避难，再带上几个酒杯和一把开瓶器，宁愿醉死，也不愿活生生地被烤死。现在想来，一点都不觉得好笑了。
夜晚来临，风力弱了下来。现在，鲁西荣村上方的火光和镇上滚球场的探照灯差不多亮。上床睡觉前，我们查了气象预报，不是什么好消息，天气晴朗、炎热，阳光普照，西北风强劲。
第二天的《普罗旺斯日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大火足足烧毁了村子附近超过100英亩的松树林，总共出动400名消防队员、10架飞机和救火车，才把它扑灭。报上登了马群和羊群被领到安全地带的照片，还有一个孤军奋战的消防队员映在火墙上的侧影。同一篇报道还提到了另外三场较小的火灾。除了一篇环法自行车大赛到达马赛的消息外，大火几乎占满了整版的头条新闻。
几天后，我们开车去了鲁西荣村，原本翠绿的松林现在已成为一片荒地，烧焦的树桩突起在赭红色土地上，丑陋得像山坡上长了蛀牙。现场居然有一些房屋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而它们周围则被烧成了一片狼藉。我们猜测屋主们是还留在里面呢？还是已经逃走？并且试着想象坐在黑漆漆的房子里，听见火势越来越逼近，热浪一阵阵透过墙壁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整个7月的雨量是5毫米，但咖啡馆里的聪明人告诉我们，8月份的暴风雨会把整个卢贝隆地区浇个透，消防队员可以大大松口气。此外一直有消息说，8月15日会下一场倾盆大雨，冲跑露营帐篷，淹没道路，淋透森林，幸运的话，还可把纵火犯淹死。
日复一日，我们期盼着下雨，但除了太阳之外，什么也没盼到。春天种下的薰衣草枯死了，屋子前的小草也已经放弃了长成草皮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一堆可怜巴巴的黄稻草，看上去脏兮兮的。土壤缩得干巴巴的，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露出里面原本看不见的石头和树根。幸运些的农夫开始用他们的强力灌溉系统浇灌他们的葡萄园。我家的葡萄藤已经垂下了头。福斯坦每天巡视过他的葡萄园后，也垂头丧气的。
游泳池暖和得像锅热汤，不过至少它还是湿的。一天晚上，水的味道引来了一群野猪。其中11只从森林里跑出来，停在离我家约50码远的地方，一只公猪趁机爬上另一只母猪的背。仔仔鼓起难得一见的勇气，手舞足蹈地冲到这对正在快活的夫妻面前，兴奋地尖着嗓子大声吠叫。那对夫妇仍然像手推车比赛选手一样紧紧连在一起，追在仔仔后面企图把它赶走。仔仔撤回到院子门那里，隔着安全距离肆无忌惮地逞英雄、狂吠。野猪们改变了进攻游泳池的主意，它们排队穿过葡萄园，去享用马路对面杰基田里的甜瓜。
8月15日那天和前半个月一样的干。每当西北风吹起时，我们就等待着警报器和小飞机的出现。先前有一名纵火犯打电话给消防队，宣称只要风力够强，就会再放一次火，所以，现在天天都有直升飞机在山谷里巡逻。
但是这一次，这家伙在卡布雷尔村故伎重演时，消防队没有逮到他。灰烬随风飘落在院子里，太阳被浓烟遮住，狗被烟味呛到，不安地来回踱步，对着大风哀号。黄昏时分，原本粉红融融的天空笼上了一层苍白的灰色，阴森森地隐隐透出光来，很是吓人。
一位住在卡布雷尔村的朋友，当天晚上跑到我家来避难。村子外围的一些人家已经被疏散，她只带了护照和一条短裤过来。
这件事以后，纵火犯又打了许多电话，口口声声说要在卢贝隆放火，我们却再没看到任何火灾。
八月过去了，气象报告说这里的降雨量是零，而正常的平均降雨量则是52毫米。九月里老天漫不经心地下了一场雨，我们站在雨中，用力呼吸着清凉、潮湿的空气。连续几周来，第一次闻到如此新鲜的森林味道！
火灾的威胁一下子减轻了，居民们终于松了口气，开始有心情抱怨起旱灾给他们的胃造成了多么巨大的损失。今年除了“教皇新堡酒”据说特别醇香外，其他与美食相关的消息一概惨淡。七月份缺雨，意味着冬天松露将歉收，数量减少，尺寸变小。由于干旱，动物们纷纷离开卢贝隆往北方找水源，猎物们已经不可能再回来了，猎人们惟一的运动消遣大概只能是互相射击了。秋天的餐桌，将不可能如以往那样丰盛，彻底地反常。
我们的美食课也大受影响。曼尼古希先生懂得很多事，其中一样就是寻找并识别森林中的野生香菇。他答应带我去探险，“几公斤的香菇就在那儿等着你们去摘呐！”他保证说，只要一瓶克韩妮酒（Cairanne），一定会让我们满载而归，回来后还能在厨房里教我们一手。
但是十月来了，香菇之旅被迫取消。在曼尼古希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森林里什么也没有。有天早上，他全副武装地来我家，配着刀子、手杖、篮子，脚上还穿着扎得紧紧的防蛇靴子。他花了几个小时把整片树林都翻遍了，最后宣布放弃。我们得明年再试一次了。他太太一定非常失望，同样失望的还有他朋友的猫，据说这只猫是个野香菇专家。
旱季火警惊魂记(2)
“猫？”
“是呀！不过是只长着特殊鼻子的猫，能够挑出毒蘑菇。”曼尼古希说，“大自然很神秘也很神奇的，常常无法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
我问那些能吃的香菇，猫怎么处理呢？曼尼古希说，吃下肚啊，但它不吃生的，一定要 用橄揽油炒过，还要撒上切碎的香菜。这是它惟一的小缺点。很奇怪，是不是？
＊ ＊ ＊
十一月份，国家森林管理局进驻，森林正式进入戒严。一个阴沉多云的早晨，我在距房子两英里外的地方，就看到一股浓烟，听到锯木机嘎吱嘎吱的声音。小路尽头的空地上，停着军用卡车，旁边是一部巨大黄色机器，大约有10英尺高，看上去介于推土机和大型拖拉机之间。身穿淡草绿色制服的人员在树林里进进出出，戴着护目镜和头盔显得有点凶，他们正在把树下的矮树丛清理出来扔进火堆，汁液从绿色树干上流出，火苗发出嘶嘶的声音。
一名表情严肃、个子瘦长的警官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非法侵入者似的。我跟他说“你好”，他几乎连头都没点一下。我猜他心里大概在想，一个可恶的老百姓，切！还是个老外。
我转身回家，又停下来看看那个黄色的大家伙。从司机已经裂开的皮外套和不合标准的帽子看起来，应该是个老百姓。他正试着拧开一个很紧的螺帽，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螺丝巍然不动，于是他把扳手换成一根木棒，这是普罗旺斯人解决头疼的机械问题时的全能妙方，这点更让我确定他不是军人。我试着对他说声“你好”，这次的回应比较友善。
他长得简直就像圣诞老人的弟弟，只不过没有大白胡子，但有红润的圆脸，明亮的眼睛和翘翘的八字胡，沾满了树上飞来的木屑。他挥动木棒指着林子里小分队的方向，“跟打仗一样，是不？”
他用准确的军事术语称之为“灌木扫荡行动”。通往梅纳村小路两旁20米处的灌木丛必须被清除干净，以降低发生火灾的风险。他的工作就是驾驶机器跟在行动队后面，切碎所有没被烧掉的东西。他用手掌拍拍黄色机器的侧面。“它可以吃下一整段树干，嚼成小碎片再吐出来。”
这队人花了一个星期到达我家门口。树林的边缘被修剪干净，空地上堆满了烧剩的灰烬。紧跟着来的就是黄色大怪物，每天前进几百米，一路上毫不客气地大嚼、吐掉、再大嚼、再吐掉。
有天晚上，司机上门拜访，向我们讨杯水喝。我们轻轻松松地说服他喝下了一杯茴香酒。他对把机器停在花园上方感到抱歉。停车每天都困扰着他，他说，以最高每小时十公里的速度，他实在无法把他所谓的“小玩具”每晚开回他在艾普村的家。
他脱下帽子，喝下第二杯茴香酒说，能够找到人说说话真好，一个人一天干下来，耳朵里全是嘈杂的机器声。但这项工作又必须有人做，森林已经太久没人打理了，到处都是枯木，明年要是再来个旱灾……唉！
我们问纵火犯捉到没有，他摇摇头。“火柴狂人”，他是这么称呼他的，让我们祈祷他明年到塞文那（Cévennes）度假吧！
司机先生第二天晚上又来了，带着块卡门伯特（Camembert）干酪，还向我们详细说明了烹调方法，他冬天待在树林里时就是这样御寒的。
“生堆火，”他说，把虚拟的树枝排在面前的桌上，“然后把干酪拿出来，去掉包装纸，再把干酪放回去，明白吗？”为了保证我们听懂，他拿起干酪，轻轻拍薄薄的木盒子。
“好了，现在你把盒子放进火里，盒子烧起来，干酪坚硬的外皮会变黑，里面的干酪会溶化，但是，”他举起手指强调，“它被密封在外皮里，不会流进火中。”
他喝了一大口茴香酒，用手背擦擦胡子。
“好了，现在把你的面包竖着切成两半。对了，小心你的手，把干酪从火里取出来，在外皮上打个洞，然后将里面溶化干酪倒到面包上，就是这样。”
他咧开嘴笑了，拍拍肚子，红彤彤的脸颊在眼睛下面挤成一团。可以预见到，在普罗旺斯的一切谈话迟早都会回到食物与酒上来。
1990年初，我们收到了前一年天气的统计资料。尽管那年十一月的雨多得不正常，但年平均降雨量还不到平常的一半。接下来，又是一年暖冬，水位还是比正常的低，估计森林中约有 30％的矮灌木丛被枯死，夏天的第一场大火烧毁了马赛附近6000多英亩的地方，高速公路都断成了两截，火柴狂人仍然逍遥法外，也许他和我们一样对天气预报特别感兴趣。
我们买了一个厚重的锡盒子，用来装所有的证件、护照、证书、出生证明、合约、许可证、旧电话账单等所有能在法国证明身份的东西。在法国，这些文件可是至关重要。火灾中损失了房子固然不幸，但如果这些东西也没有了，在这个国家就没法生存下去。结果这个盒子被藏在酒窖里最远的角落，“教皇新堡酒”旁边。
每回下雨时，我们就格外兴奋，福斯坦认为这是好现象，说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不像英国人。
第十三章
一滴汗珠从我的鼻头上坠下，正巧落在我的目的地上，教皇新堡，一个生产好酒的小镇。
巨型酒瓶上、墙壁上、靠在葡萄园边上、车道尽头的柱子上，处处可见“欢迎品尝！欢迎品尝 ！”
品位“教皇新堡酒”(1)
普罗旺斯的八月天最适合躺着不动，要不就找地方乘凉。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什么事儿都慢慢的，所有旅行的行程也被尽量压缩到了最短。蜥蜴显然深得其中奥秘，而我也早该认识到这一点的。
早上接近9点半的时候，气温已达华氏八十几度，我一跨进汽车，立刻觉得自己像只即将下锅的鸡仔。我翻地图，想找条路，好远离成群结队的游客和那些已经热昏了头的卡车司机 。一滴汗珠从我的鼻头上坠下，正巧落在我的目的地上，教皇新堡，一个生产好酒的小镇。
几个月前的冬天，我在两位朋友的订婚晚宴上认识了一位叫米奇的男士。第一瓶酒送上来，大家提议干杯，我注意到，大伙儿不过在喝酒，而米奇却在专注地进行着一场个人仪式。
他凝视酒杯，将它慢慢举起，然后用手掌握住杯子，缓缓旋转了三四次，接着把酒杯举到与眼睛同高，仔细观察酒旋转后沿杯壁缓缓流下的痕迹。鼻子靠近酒杯，鼻翼翕张，全神贯注地彻底检查了一番，然后深深吸气，最后一次转动酒杯，之后才喝下第一口酒，但仅是一小口。
显然，酒在送入喉咙之前必须还要经过好几道测试。米奇把酒含在口中漱了几秒钟，抿起嘴唇让些许空气进入嘴里，然后小心地发出漱口的怪声。他的两眼直视天空，腮帮子反复收缩、鼓起，使酒能在舌头与牙齿之间自由地来回流动。看上去他对这酒在口腔里经受住了这种种考验非常满意，终于把酒吞了下去。
他注意到我在旁边观看这场表演，冲我笑笑说，“不错，不错”。他又喝了一口，但这次的程序比较简单，最后扬起眉毛对酒致敬。“这酒有些年头了，1985年的。”
后来我在晚餐时发现，米奇是个地道的生意人，买进葡萄，酿出香醇的美酒再卖掉，同时他也是个职业水准的品酒家，对南部的酒尤其精通，从天芳玫瑰酒（Tavel rosé）——他说此酒是路易十四的最爱——到淡金色的白葡萄酒，再到烈性的吉恭达酒（Gigondas），无所不知。但是在他所有的藏品中，他的最爱，也是他最渴望畅饮的一种酒就是“教皇新堡酒”（Chateauneuf-du-Pape）。
他说起这种酒时的样子，就像在谈论女人。双手爱抚空气，双唇轻吻指尖，嘴上则是一堆和身体、花束和力量有关的词。他说，其实人人都知道教皇新堡酒实际的酒精浓度超过15%的限额。这几年来，波尔多（Bordeaux）愈来愈淡，而勃艮第（Burgundy）的价钱只有日本人才买得起，教皇新堡酒真算得上超值，我一定得到他的酒窖里亲眼看看才能体会，他将为我安排一次品酒会。
在普罗旺斯，从计划聚会到确定行程常常需要耗费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指望米奇会马上邀请我。冬去春来，春去夏来，八月悄悄来到，在手中端杯十五度的美酒把玩品尝，正是最佳时节，这时候米奇的电话也到了。
“明天早上11点整，”他说，“我在教皇新堡的酒窖等你，早上记得多吃点面包。”
我按照他的交代做了，还照着美食专家的建议，预先喝了一汤匙清橄榄油。目的是在胃上镀一保护层，借以缓冲各式新出炉却力道十足的美酒的不断攻击。行驶在弯曲且灼热的乡间小路上，我下定决心，不论何种情况，都不可以吞下太多的酒，我一定像老手那样，酒入口，转个圈就吐掉。
前方教皇新堡映入眼帘，在一片难耐的热浪中看起来有点模糊，时间正好快到11点。整个小镇简直就是个大酒窖，到处充满了诱惑。久经日晒而油漆剥落的告示板上、新上过漆的广告牌上，到处是手写的标语，巨型酒瓶上、墙壁上、靠在葡萄园边上、车道尽头的柱子上，处处可见“欢迎品尝！欢迎品尝 ！”
一道高耸的石墙，隔开了北萨克酒窖（Caves Bessac）和外面的世界，我缓缓驶入，在阴凉处停下车。一下车，我感觉太阳从头顶上直晒下来，像顶充满热气的帽子紧紧罩住我整个头。眼前是一座长形建筑，顶是锯齿状的，正面除了两扇门外，什么都没有。一群人在门口排着队，手中拿着的大酒杯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酒窖里几乎有点冷了，而米奇递给我的酒杯端在手里更是清凉怡人。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酒杯――一只带脚的大水晶杯，圆鼓鼓的杯肚，上端口子缩小，就像个金鱼缸。米奇说这种杯子可装下3／4瓶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