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里照不到太阳，周围也没什么住宅，有点阴森，很少有大人带小孩子去那里玩，平时几乎没人，我们可以完全放松。”
“嗯。”我把一只手插进裤兜儿里，不经意间抬头仰望天空。“可不可以再试一次？帮我把他叫到公园。我有很多事想问他，况且他的气色也很不好，也许需要帮助。”
慎司把下巴搁在铁栏杆上，喃喃说：“你见过我爸了。”
他的视线落在我提的纸袋上。
纸袋里放着慎司小学和初中时的相册。稻村德雄特地回家拿了这些相片，我全数借走。
慎司和老师不太合，不知怎么就是合不来。但有几个好朋友。你可以找其中的一个问一问慎司的情况。
我很小心地不让慎司看到纸袋里的东西，但还是被他发现了。
“你透视到的？还是看到的？”
“透视到的。对不起，我知道这样很没礼貌。”他小声笑了笑。“你准备——调查我？”
“是调查你们。”
“谢谢。”
“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得出足以让你道谢的结论。”
“知道，我知道。”
他丝毫不担心的样子。
“你去听巴哈了吗？”
我摇摇头说：“我怕自己中途睡着。”
“是吗？即使这样，那个姐姐也不会生气。你应该也察觉到了，她喜欢你。”
“你最好少干这种事。”
慎司有点慌了，“我不是故意的。昨天早上我去找你，一看到那个姐姐，我就察觉到了。强烈得好像雪崩一样，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
他停顿了一下，“我没骗你。也许我不该把这件事告诉你，我会好好反省。”
“她是单恋，真可怜——”慎司说完，用脚尖踢着地上的落叶。
“最近，你整天都竖着天线吗？你不是说只要好好控制就不会听到任何声音吗？”
慎司耸了耸白色运动服下的肩膀说：“天线一直都竖着，而且第一次去一个地方，一定会拼命搜寻，就像宇航员走出太空舱之前，都会先派出探测器四处探测一样。”
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下家里的电话，交给了他。
“你见到直也，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不在编辑部的话就打到家里。任何时间都没关系。请你务必打电话，你对着天空大叫，我可听不到。”
“我知道。”慎司笑得连鼻子都皱起来了。
“你好像比上次精神多了。”
“是吗？嗯，是好一点儿。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吧，这种天气真的很舒服。”
他把脚跨在铁栏杆上，伸直双手，抬头仰望万里晴空。
“神在天堂司宇宙，人世间平安依旧。”
我“哇”了一声。
“很奇怪吗？我现在是学生，当然会背诵。”
他跳下铁栏杆，说了声“拜拜”，便跑远了。我看着他的白色运动服消失在灰色校舍中，这才转身离去。
同到编揖部．主编把我叫了过去。他冲我招招手，便穿过杂乱的办公室，大步朝复印室走去。
我追上他，说：“正好，我要请年假。”
主编停下脚步。我这才发现，原来他和慎司差不多高。但主编看起来壮实一些，或许这就是他精力充沛的原因吧。
“什么事？”
“我想请年假。”
“我是问你有什么事需要请年假。”
“我想调查一件还不知道能不能写成报道的事。”
他的莲雾鼻“哼”了一声，问道：“青少年咨询那件事吗？”
“对。”
“那件事我们不是说好了，等你有结果时再告诉我。”
“我也打算这么做，但很可能没办法写成报道。”
“怎么会没办法写？你这个笨蛋！”他抬起胡子刮得一干二净的下巴，“报道能不能登，轮不到你决定，是由我来决定的。”
“但是，这段时间我来上班也写不出东西来。”
“连会议也不参加？”
我是故意不参加的。
“难道你不想知道我们目前准备做什么吗？”
“我大概知道，是不是那个不慎打死婴儿的案子？”
主编没有说话，他那张被佳菜子称为“车轮饼”的圆脸都气歪了。
“我刚才看到桑原拍的照片了。”
“那个特辑只要两个人就可以搞定。”
“我知道，所以——”
“不准请年假。不管你说什么都不行，我不同意，你就别再说了。这段时间，不管你干什么，我都不管你。等你做完以后再告诉我，就这么决定了！”
“你真大方。”
“只有在带着漂亮美眉去南方度假时才需要请年假。笨蛋。"
“我还以为自己老干这种勾当，所以才当不上主编呢。”
“如果连这种勾当也没干过，就算当主编，又有什么乐趣可言？”
我扑哧笑出声来：“主编，我看你很乐在其中啊！”
“乐你个头，我只是中毒了。”
他不以为然地说完，突然住了口，迅速看了看四周。走廊上没半个人影。
“听说又寄来第七封了？”他表情很严肃，“生驹告诉我的，他很担心你。我也开始担心了，听说这次写东西了？”
“啊，对。”
“听说是个‘恨’字。”
“对。”
“你真没干什么坏事？不如趁现在赶快招供。”
“我也很想招供，但我真的不知道。”
“完全不知所以吗？一点头绪都没有？”
被人这么一问，还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任谁都一样吧。
“干我们这行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与人结怨，”主编自言自语道，“况且你在社会组工作，说不定和什么人结下了梁子。”
“如果是这样，应该不会等到现在才寄。”
主编抱着胳膊说：“谁都无法预测愤怒会在什么时候爆发。说不定在你已经忘了这件事的时候，突然开始发酵，然后在你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时，就爆发了。”
“没这么夸张吧？应该只是恶作剧。”
“最好是。但即使是恶作剧，也要有个理由。你别忘了，对方可是专门寄给你哟。”
一个穿着牛仔裤和夹克的记者经过，我们让开路。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
主编愤愤地叹了口气：“反正最近小心点。要像千金小姐一样，不能一个人走夜路，晚上睡觉要锁门。”
说着说着，他自己先笑出来了。
“我问你，你真的没欠别人钱吗？”
“没有。每次赊账，我都用你的名义。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你这个浑蛋！”
桌上堆满了生驹帮我打印的资料，光看这些资料就要花很多时间。
生驹原本在打电话，见我坐下，他便放下了电话。
“我找到上次和你提过的那位警官了，”他说，“我还没和他联系上，听说他已经退休，和女儿、女婿住在小田原。我明天就去找他。”
“去小田原，来回差不多要一天。你没问题吗？”
生驹所在的小组正在准备即将到来的十一月十二日“即位大典”(平成天皇即位大典)的相关连载报道。刚好最近一阵皇室热，应该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内容。
“没关系。我们人手多，可以搞定。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在我简单说明时，他一直歪着大大的脑袋听着。手上当然夹着Hi Light。
“不妙啊！”他回答得很干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位姑婆。”
我挑起眉毛说：“你连这一点也怀疑？”
“当然。不过，有没有这个人都无所谓，反正已经死了，死无对证。”
在开始看他帮我打印的资料前，我又试着拨直也留下的电话号码，还是没人接。我看着时钟，每隔三十分钟打一次，在第四次拨打时，电话铃声响了十声左右，第一次听到接电话的声音。
“有人接了。”我话声甫落，在一旁翻着慎司相片的生驹利落地拿起旁边的电话。
“喂？”
只听见电话那端传来一阵杂音。像是金属吱吱叽叽、碰罐子的声音。我“喂”了很多次，都没人回答。但是我可以感觉到，电话那端有人。
“喂？是织田吗？听到的话请回答……喂？”
我用力大叫，最后对方略带迟疑地挂上了电话。
我和生驹面面相觑。
“绝对有人接了电话，可为什么不说话？”
“会不会是小孩子？”
“现在的小孩子，才刚学会说话，就会说‘喂、喂’了。”
我又打了一次，这次没人接。
“算了，以后再打吧。不是约好六点和织田直也的女朋友见面吗？先去见她。”生驹站起来。
“你也去吗？”
“那当然。”他拉了拉皮带。“我怎么可能错过和年轻美眉见面的机会？干脆请她吃晚饭好了。”
4
吵着一起来的生驹，见了面却特别安静，可能是有点紧张吧。
矮个子负责人说得没错，麻子的确是个漂亮的女生，一双修长的腿，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点儿都不怕生，很适合当亲善大使。
“我想吃牛排。”得到我们的邀请后，她甚至点名要去哪家店。那是一家位于赤坂的高级餐厅，是企业招待客人时经常光顾的名餐厅。
“工作没关系吗？”
“没事，店长很罩我。”
“我出去一下哟！”她很有精神地高喊一声，完全不理会臭着一张脸的店长，一个人率先走了出去，向刚好经过的出租车挥动双手。
“出租车！”
生驹瞪大眼睛扮鬼脸，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没笑出来。
“笑什么？”生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没笑。请问你有何感想？”
他哼了一声说：“反正我们本来就要吃晚饭。”
“要用你的名义去申请经费哟，老爸。”
她的全名是守口麻子，二十岁，是短期大学的学生。
“我读家政科，以后会是个好太太。”
生驹倾身靠向桌子，“这些都不重要。你每天都穿这么漂亮去打工吗？”
她穿着一件漂亮的印花套装，脚蹬七厘米的高跟鞋，套装的质料看起来不像是人造丝，鞋子也不像合成皮，脸上的妆容更是毫不马虎。
“这些吗？当然不是。我都是穿牛仔裤的．听店长说有记者要来，我立刻去买了这套衣服。到这里来，总要穿得体面点，对不对？”
她很能吃，也很能喝酒，话也多。但从头到尾都在谈自己的事，即使我们拼命打岔，她仍然可以转回：“然后，我……”在她说完前段日子在横滨海湾大桥上刚和大吵一架的男朋友分手后，我终于插上了嘴。
“听说你和织田直也也交往过一段时间？”
麻子摸了摸泛红的脸颊，“哼”了一声。
“这是什么意思？有还是没有？”生驹不客气地问。
“我讨厌灵异。知道吗？灵异。”麻子把身子凑过来。“我读的那所小学，大门旁有一座第一任校长的铜像，听说一到晚上它就绕着校园跑！虽然我没亲眼见过，但这是真的。”
“或许吧。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谁？”
“织田直也。你们不是交往过吗？”
麻子拿起葡萄酒杯，端详了深红色的液体片刻，“我也……不知道。”
“你们约会过吗？”
“对。”
“他很无趣吗？”
“倒也不是。”她抬头看着天花板上颇具古典意味的横梁。“他很体贴。可是太穷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她言下之意似乎是真可怜。
“很体贴？怎么个体贴法？是很了解你的想法吗？”
麻子“啪”地拍了一下手，“是呀，他是那种可以谈心的对象。我每次跟他发牢骚，他都会静静听着。我跟前男友分手后，气得要命，那时候他常安慰我。”
生驹看了一眼四周，单刀直入地问：“你有没有和他上床？”
麻子突然挺直了身体，原以为她会生气，但她却没有。她将身体前倾，把脸凑了过来，压低嗓子说：“有啊。不过，他不行。”
“什么不行？”生驹很认真地反问。麻子拼命甩着手。
“就是不行嘛。还要我怎么说呢？”
那是两个月前的事。
“上晚班收入比较高，下班后还可以去喝酒，所以我都是从傍晚开始工作。晚上不像白天那么忙，而且搭讪帅哥的几率也比较大。白天就不行了，来加油的都是些开货车的或者业务员。那天晚上，有个开蓝色宝马的男的……”
邀她下班后一起兜风。
“他长得还可以，车上的音乐也很炫，好像是爵士乐什么的。我觉得他还不错，可这时织田走过来对我说‘别答应’：我有点生气，他凭什么管我，于是我说：‘这是我的事，和你没关系。’他却说：‘今晚不行，你不能跟他走。’我吓了一跳，他那时候的表情超严肃。”
我不禁感到一阵不安，“蓝色的宝马”尤其让我敏感。
“所以，我心想，哈哈，原来织田在嫉妒。我就对他说：‘我不想一个人回去，太无聊了。’他却慌了，说：‘那我陪你去玩。’后来，我们去看了电影，又去附近的餐厅吃饭，喝了点酒，我就醉了，他便送我回家。”
“结果就不知不觉地有了那个气氛？”
“对。他虽然瘦了点儿，但仔细看，长得还蛮帅的。我觉得他很善良、很乖巧，心想，上一次床应该也没什么。当时我和男朋友刚分手，正好是空档，觉得很寂寞。”
结果他却不行。
“完全不行，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我安慰他，一定是喝了酒的缘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很在意吗？”
麻子妩媚地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虽然有点糗，不过我觉得他好像在为别的事紧张兮兮的。他不时探头看看窗外，好像被人追杀一样。”
生驹立刻对我使了个眼色。
“你问他什么事了吗？”
“有啊。他说：‘我遇到点麻烦，被侦探社盯上了。”
“哪一家侦探社？”
“我没问。我睡着了，早晨醒来时，他已经走了，就这么一次。之后我再没约过他，他不也觉得不好意思吗？所以就再也没约我了。”
除此之外，我们再怎么问，她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对她来说，织田直也这个年轻人只是个“搞不太清楚，很神秘的人”。
她突然诗意起来，这么形容直也：“这个人，感觉就像从中间开始看的小说，我对他的过去，也就是他来这家店之前的事一无所知，反而觉得蛮刺激的。”
麻子喝光杯中的葡萄酒，手托着下巴，摆出偶像歌手在拍宣传照时的姿势，笑着对我们说：“如果你们继续陪我，我可能会想起其他的事哟。”
我们婉拒了她的邀请，把她推进出租车后，两人并肩走向地铁站。
“钱包大失血！”生驹愤愤不平地说，“彻底被她征服了，她真是短期大学的学生吗？”
我脑海里一直想着蓝色宝马和爵士乐。我为什么会那么在意这两个字眼？
“从她嘴里根本挖不出有价值的情报。这个人根本不懂规矩，真是厚脸皮——虽然年轻貌美，但也不能把我们当傻子……”我停下脚步，生驹跨着大步走了差不多三步才回过头来：“怎么了？”
“我知道了。”
“知道什么？”
“蓝色宝马，还有爵士乐。”
我赶上生驹，跑下地铁楼梯，“查一下就知道了。”
编辑部还有人，电话响个不停。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上个月的事，于是开始找《亚罗》过期杂志。生驹在背后问：“你在找什么？”
我翻到那一页，递到他面前。
在“头条”下面，有一篇简短的报道。
标题是“有四次前科的恶棍专钓看上进口车的年轻美眉”。
“这名歹徒是上个月在川越被逮捕的多次作案的强奸犯。他平时都开蓝色的宝马。到目前为止，被害人已经超过二十人。这个男人很缠人，只要被他盯上，即使想躲开，他也会开车追上来，把女孩子强行拉上车，闯入女子家中。你不记得了吗？”
而且这个歹徒是爵士乐迷。爵士爱好者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暴跳如雷。听说他在犯案时，都会放亚特·布雷基的Morning作为背景音乐。
生驹看完报道，抬头看着我，小声说：“你的意思是，这个人就是守口麻子说的那个男人？”
“对。她说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时间上很吻合。那家伙在东京市区到处寻找猎物下手，绝对有可能晃到那家加油站。”
生驹缓缓摇了摇头，把杂志放回原处。
“这种推论太牵强了。”
“为什么？这不是很吻合吗？”
“吻合的只有蓝色宝马而已。你知道全日本有多少辆蓝色宝马吗？这纯粹是巧合。”
“不对吧。那爵士乐呢？”
“那小女孩连爵士乐和进行曲都分不清楚吧？”
他用平静的语气断然否定。我向他追问。
“为什么偏偏是那天晚上直也约了她？他还说‘今晚不行，你不能跟他走’，这怎么解释？”
“他想追麻子，才找这个借口。这种借口很常见，你难道没干过这种事吗？”
我们两人的声音都很大，办公室的人以为我们在吵架，惊讶地看着我们。生驹拍了拍我的肩膀，降低声调说：“你想得太多了。这叫疑心生暗鬼，当你觉得害怕时，连忘了收进来的衣服都看成是幽灵。”
我惊愕地看着他那张大脸说：“怎么可能？”
“我觉得很有可能。”他耸耸厚实的肩膀。“因为，我以前投入的样子就和你现在一样。”
刚好这时有人喊“有电话”。是我桌上的电话。我憋着一肚子火，一把抓起电话。
“喂，我是高坂。”
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喂？喂？”
沉默。
我脑子里闪过傍晚的那通电话，不由自主地把听筒拿在手上看了～下。但是，那个接电话的人不可能打回来。
“请问是哪位？”
这时，好不容易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说：“你是高坂先生吗？”
“是。”
那个十分沙哑、分不清是男是女的声音又问：“你就是以前八王子分社的高坂昭吾先生吗？”
“是，请问你有什么事？”
一阵刺耳的声音，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笑，随后——
“第七封信，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我意识到自己的脸顿时僵住了。在一旁抽着Hi Light、一直看着我的生驹丢下烟蒂，坐直身子。
“看了吗？”对方又问了一遍，这次很明显，他在笑。
“看了。”我慢慢回答。生驹立刻觉出不对劲，以和他那庞大身躯不符的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靠过来，把手放在旁边的电话上，小心翼翼地拿起了听筒。
“你是谁？”
我这么一问，沙哑的声音又笑了笑说：“你说呢？”
“那些信都是你寄的？”
“谁知道呢！”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生驹用手示意我让他多说点。我喘了口大气，用尽可能温和的声音说：“光是这样，我怎么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过了一会儿，对方叹了口气说：“已经过了那个时机了，真是太可惜了。”
听他的口气好像在为什么事感到遗憾，我立刻觉得冰凉的手指抚过我的背。只有一根手指．就在我的背上。
“你不记得了吗？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可能忘了。”
我调来《亚罗》之前在八王子分社，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你的意思是，在分社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对吗？你说得这么含糊，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事呢？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呢。”
我原以为对方会说，那我就告诉你，但我的期待落空了。对方只是发出嘿嘿的嘲笑声。
“喂？喂！”
“反正，你小心点就是了。”
“所以——”
“不是只有你，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对，小枝子小姐吧。我觉得她也要小心为妙。”
电话挂断了。我握着发出“嘟、嘟”声的电话，看着生驹，他也抬头看着我。
“你以前听过这个声音吗？”
我摇摇头。
“我连对方是男是女都分不清楚，而且那声音很奇怪，可能用了变声器。”
我把听筒放回去，坐在椅子上。虽然没有恐惧的感觉，但很生气、很焦急，我一只手托着腮，视线始终无法从电话上移开。
生驹消失了一会儿，随后拿了两杯速溶咖啡过来。
“怎么样？在八王子分社时，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我正在想。”
“那儿也有跑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的线吧？”
“对。”
“你跑过那条线吗？”
“我曾在那条线上耗了一年，没遇到什么值得写的大案子。”
“那，都是捡路边新闻吗？”
“差不多吧。”
生驹紧锁眉头：“黑道呢？之前不是去砸过报社吗？”
“他们找茬儿时，我刚好离开了。”我放下托着腮的手，坐直了身子。“而且这种事不像黑道干的。”
“那倒不一定，黑道也有阴险的家伙。以前我作土地收购的采访时，不知道惹毛了谁，每天半夜都给我打电话。”
“恐吓吗？”
“不。放诵经的录音带给我听。整整一个月啊，最后我也跟着一起诵经。托他的福，我死后绝对可以去极乐世界。”
我笑了出来，浑身终于放松下来。
“凭我的感觉，这个人还会再打来。”生驹说道。“如果再打来，你要尽可能拖延时间，让他多说话。现在这样乱猜也没用。”
“我知道了。”
“要把对话录下来。应该有那种可以连接这种旧式电话的录音机。”
生驹站起来，把手放在桌上，看着我说：“有一件事，现在也得做。”
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和小枝子联络一下，对方提到了她的名字。总之先查查她在哪里。”
我叹了口气：“我知道啦。”
5
那天晚上，没再接到骚扰电话。十一点左右，我带着没看完的打印资料离开编辑部。
从JR线的市川车站到公寓，差不多要走十五分钟。这一带是住宅区，附近有很多房子，小酒店、录像带店和便利商店都营业到深夜，路灯也很亮。
但在距离公寓还有十米的时候，我还是回头张望了一下。并不是觉得有人跟踪我，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一对青年情侣共骑一辆自行车，摇摇晃晃地穿过前面的十字路口。头顶上传来“啪答、啪答”的水声，不知道谁正在洗澡。空气中充满了平静。
“自己吓自己。”
说出这句话，心里舒坦了点。。
我住的那幢公寓是四层的楼房，共有十一个房间，算得上“豪华公寓”，但住在一楼的房东却顽固地死守着“田中公寓”这个俗气的名字。
“我不喜欢豪华公寓这种莫名其妙的名字，如果不喜欢田中公寓这个名字，就不要租这里的房子。”
这位老人家对什么事都喜欢发表一下意见，管理工作也做得一丝不苟。他曾两次帮忙抓贼，现在门口处还挂着警局颁发的感谢状呢。
我搬来这里刚好两年，第一次来这里看房时，房东和我聊起歹徒拿着霰弹枪闯进朝日新闻分社，导致两名记者死伤的事件，还不停地说记者“真是个危险的职业”。
我原以为自己会被拒绝，结果大错特错。相反，他一脸正气地说：“我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还说：“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捍卫言论自由，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搬过来吧。”
后来从房屋中介那儿听说，房东以前是剑道老师，剑道可是有段数的。难怪他一身正气。他虽然已经不去道场练习了，但看他在院子里拍打晒好的棉被时，腰杆仍然挺得笔直，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
虽然我放一百二十个心搬了进来，但没想过有朝一日竟会给房东添麻烦。目前恐吓电话都是在编辑部接到的，可保不准哪天会波及住家。
我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对我的情况到底了解多少。回到曾被来这里住过一晚的生驹说是“一无所有，反而显得宽敞”的房间，直接坐在地上，只打开床边的灯，喝着罐装啤酒，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回想起那些印象深刻的事件，在采访过程中有过摩擦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对上号的。
主编曾说“谁都无法预测愤怒会在什么时候爆发”、“也不知道会因为什么而爆发”。说得夸张一点，即使自己根本没错，对方也会找上门。
可是，为什么如今还会提起小枝子的名字？这是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要找她并不难，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只要一通电话，就可以知道她的消息。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只要坦诚说出是怎么回事，对方一定会马上告诉我的。
但我的心情仍然很沉重。
若只是一般的失恋或解除婚约，即使当时很受伤，事过境迁，也就会渐渐忘却，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然而，我和她之间发生的事，却留下了后遗症。
以前谈起这件事时，生驹曾骂小枝子是“自私的笨女人”，还说“幸亏你没和这种女人结婚，她把别人当什么了”。
当时我也这么告诉自己，然而现在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她有属于自己的坚定“信念”，可我无法配合她实现这一信念——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我们当初是自由恋爱，即使日后分手，也只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事情也不会搞得这么复杂。
我在大学学长的介绍下认识了她。应该说是那位学长安排的相亲。虽然我们没有事先交换照片、约在某个场合正式见面吃饭，但终究还是相亲。当时小枝子刚大学毕业，说是“在家帮忙”，其实正在寻找适合的结婚对象。
她父亲和我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目前在以高升学率出名的关东地区高中担任教职。听说他是公认的人才，但我看来，他只是个疼爱独生女的温和父亲。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不错，觉得她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她睑蛋漂亮，身材苗条，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更衬托出她的文静气质。
当时我也觉得差不多该成家了，所以认识她对我来说也是好事一桩。
学长对我说：“你没有女朋友，不妨和她交往一段时间看看，不用想得太复杂。”我乖乖听从了学长的建议。那之前，我刚和大学时便开始交往的女朋友分手。
我们的恋爱并不轰轰烈烈。不在一起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她。在一起时，她带给我的那份安全感——她特有的温馨让我觉得弥足珍贵。但有时候她也说一些很伤人的话，让我惊慌失措。
小枝子算是千金小姐，她家虽然称不上有钱的大户人家，但她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娇生惯养”，她从小就在温室里受到百般呵护，一般人成长过程中得不到的东西，小枝子这样的金枝玉叶都可以得到。对于我这种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太多关爱、又从事毫无乐趣可言的工作的男人来说，这简直充满了魔术般的吸引力。
同时，我还有一种错误的认知，我误以为自己是在“保护”比我年纪小、涉世未深的女人。这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一旦体验到这种满足感，就很难摆脱。我一直以为，我和小枝子结婚，就等于是把她的一辈子放在自己的羽翼下，这种想法当然更令我陶醉。
交往半年，我决定和她结婚。小枝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双方的家长也很赞成，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事情进行得很顺利，订婚和婚礼的日子也确定了。我工作的那家报社总社主编同意当我们的介绍人，巧的是，这位主编和小枝子的父亲还是同乡，在同乡会里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小枝子高兴地说我们是天生一对，我更是喜不自胜。谁都没有想到，我们日后会反目成仇。
当时是我调到八王子分社的第二年，我刚调过去时，总社社会组的负责人就和我约定，两年后一定把我纳入他的旗下。他是我跑警政线时的上司，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谈得来。他很赏识我的能力，而且他也有言出必行的实力。
对所有跑社会线的记者来说，总社社会组是可遇不可求的职差。即使无法像他保证的那样，两年之内调过去，但至少已经为我开通了去往那个职差的康庄大道，我欢天喜地。
我没有丝毫不安。完全没有。
直到婚礼前一个月，一切都变了调。原因很简单，在健康检查时，发现我没有办法生孩子——我没有这种能力。
“那又怎样？”生驹气得大吼。
“世界上没有小孩的夫妻有的是，但他们仍然相亲相爱。这个女人，别的都不管，只为这件事就毁婚，亏她说得出口。”
生驹的愤怒合情合理，但我觉得还是偏离了重点。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早已肩负起身为人父的责任。总之，他只能从自己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
对女人来说，生儿育女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今，我冷静下来，才明白这个道理。
提出解除婚约，小枝子是这么对我说的：“你有工作，当然不在意。但我一无所有，我该怎么办？”
我一无所有——当她这么说时，你不可能叫她去工作，或是要求她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这只是转移话题，而且也等于是在侮辱那些出外工作、参与社会的女人。这些出外工作的女人并不是因为单身、婚后没有孩子、整天无所事事，才选择出外工作。
小枝子很想建立自己的家庭，而且在她的“家庭”中，小孩子不可或缺。
她有自己的蓝图，完美的幼年时代，完美的青春，完美的恋爱，完美的婚姻。所有一切都必须“完美”，我没有能力实现她完美的人生计划，仅此而已。
她永远都把“完美的蓝图”放在第一位，只要不符合这个标准，无论条件多么优秀，感情多么难以割舍，她都不会考虑。
爱情也一样。
由于深信“没有生儿育女就不是真正的长大成人”这种传统观念——虽然是愚蠢得毫无道理的传统观念——小枝子的“完美人生”就不能没有“孩子”，如果缺了这一项，一切就不再完美。
所以，分手吧——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样的理由，让媒人也不知如何是好。要是我另结新欢，还比较容易收场，遇到这种情况，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
小枝子从来没提高嗓门、激动地数落我。她只是静静地啜泣，不断地重复着“我没有信心和你一起走下去”，最后甚至不愿当面谈一谈。
我曾给她打过一次电话，希望见她一面，和她冷静地沟通一下，但无功而返。
伤脑筋的是，我一直以为自己在保护她，也以为自己很爱她，以为生活中不能没有她，我用了想到的所有词汇来说服她，如果把那些话录下来，现在让我听一遍，我肯定受不了。
结果，小枝子边哭边说：“你没有权利勉强我接受这种人生，你不能这么自私。如果你真爱我，就应该放手，让我去寻找我想要的幸福。”
我仿佛被人打了一巴掌似的大梦初醒。
勉强我接受这种人生——她是这么说的。
原来，一切都是我的错觉。我和她之间，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也不存在所谓的信赖。我只是一厢情愿地想好好爱她，保护她，和她共度人生。对小枝子来说，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自己、自己。她的完美人生蓝图毫无商量的余地。
她不需要任何人保护，她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这个轮胎看起来不错，但若真用了会开上愚不可及的方向，所以请让我把这个轮胎换掉吧。
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只问你一件事，”我问她，“在你决定解除婚约之前，烦心过吗？”
小枝子一味地哭，没有回答。
虽然事情没有发展到请律师出面解决的地步，但还是费了不少工夫才落幕。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请帖已经发出去了，许多细节也已经安排好了。
荒谬的是，小枝子的父亲竟然要我付遮羞费，说什么我女儿的清白都毁在你手上了。这位严格的父亲可能是想告诉我，自己之所以放松门禁，同意女儿晚上外出，是因为我是她的未婚夫，否则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有什么两样？
第一次上床时，小枝子还是处女。“只和未婚夫上床”，想必也是她蓝图的一部分，然而我却最终成为玷污这张蓝图的男人。
再怎么说也不用闹到这种地步吧——经过一番协调，遮羞费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她父亲还是撂下狠话：“我不希望这件事对我女儿的婚姻造成影响，这一点你给我记清楚！”
主编虽然觉得自己颜面尽失，但在那个时候，仍然保持了中立的态度。谁也没想到，在原本要举行婚礼的日子，小枝子竟然在自己房间割腕自杀了。
伤势并不重，她只是用刮胡刀在手腕上抹了一下而已。被抬上救护车时，意识清楚。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还以为她为这件事烦恼了很久，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才会毫无预警地寻短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才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天真太可笑了。
小枝子的确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但并不是因为和我的感情结束了，而是因为从此必须背负着“已经谈好的婚事就这么告吹了”的过去。
所以，重要的还是她的“蓝图”。朋友去探望她时，她对朋友说：“我怎么会遇到这种倒霉事？一想到可能从此和幸福的婚姻无缘了，就不想活了。”
原来她觉得自己很倒霉。
彼此的想法如此南辕北辙，我也只能一笑置之。
真所谓祸不单行，这件事渐渐发展成一桩丑闻。我只是个小记者，但小枝子的父亲却是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学校的内部斗争本来就很激烈，女儿解除婚约和自杀未遂似乎给他带来很大的杀伤力。
结果我无法如愿调到总社社会组。主编在怒不可遏的老朋友和没什么私交的部下之间左右为难，最后还是顾全了老朋友的面子。人事往往是这类因素决定的。我并没有像学生那样的正义感，去驳斥这种人事决定，即使有，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曾经约好要我去他手下工作的社会组负责人是唯一为我打抱不平的人。他对主编很气愤，也很生气自己在主编手下工作，更对已经变得毫无斗志的我感到失望。当我在八王子分社快待不下去、周围的同事也不知道如何和我相处时，多亏他拉了我一把。
“和我同时进来的宫本在《亚罗》当主编，虽然大家都说那里像姥舍山（①传说中专门丢弃老人的地方。），社长也的确是个和死了没两样的窝囊废，但宫本可不一样。他去那里是为了掀起一场革命。怎么样？想不想过去和他一起干？”
这位宫本就是有着一张“车轮饼”般的圆脸、老是担心我欠债不还的主编。
这些年来《亚罗》逐渐有了改变，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外界看来，我被调到《亚罗》等于是降调。
如此一来，小枝子的父亲可快活了，否则收到空白恐吓信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调到《亚罗》后，大家都在议论我调职的原因。由于总社社会组组长没有透露过，传言愈演愈烈，和事实相去甚远。
有人说，是因为我拒绝了高层给我安排好的婚事，这还算客气的：有人说，其实在婚前我被发现是个同性恋；要不就是勾搭上了上司的情妇。总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这其中哪种说法让生驹不胜其扰，哪种说法又让年轻摄影师感到好奇。
最后大家得出结论，高坂这个男人因为女人栽了跟头。传言这才慢慢降温。虽然大部分人觉得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估计要等到我结婚之后，大家才会彻底忘了这件事吧。
结婚，说起来简单，现在却更难了。
首先，必须承认，我无法让对方生儿育女。大部分女人虽不会像小枝子那么坚持，但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孩子。
有一次，我曾和文化组的女记者聊起这个话题。她是一名资深记者，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斩钉截铁地说：“女人不生孩子就不算完整的女人——这种传统观念大有问题。”
“现在，之所以会出现人工授精和代理孕母这种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人们即使用这种方法生孩子也在所不惜，否则就无法被认为是完整的女人。不仅周遭的传统势力这么觉得，大部分女人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而且，领养的还不行，非得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靠怀胎十月生下的，才算是自己的孩子。现在还有许多人死守着这种观念。”
“我能够理解女人的这种想法，”我说，“其实，当男人的无法留下后代也会感到很悲哀。”
结果，她用力拍了拍我的背，激动地说：“你难道感受不到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吗？你来到这世上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吗？如果不留下子孙，你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吗？如果大家都这么想，就会倒退到在洞窟墙壁上画画的年代了。”
当时，我还心胸狭窄地想：虽然这番说辞很适合安慰人，但如果自己身处其中，怎么可能这么想呢！
还有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变胆怯了。
我无法忍受重蹈覆辙。心里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心思就像被封住了一样。无论恋爱结婚，都需要一股冲动，如果一开始就畏缩，怎么可能成功？
你没有权利勉强我接受这种人生。
没有孩子的人生，难道就是失败的人生？应该有许多夫妻会回答“不是”，可我身边就有两对恩爱夫妻表达过“这怎么可以”的否定态度。
我很怀疑，我能否找到一个和我一起回答“不是”的女人，即使内心有种种纠葛也无妨——能否找到这样一个可以理解我内心深处的失落感，彼此之间能够建立起坚定信赖的女人？
这是两个人的问题，不是单靠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只好这样一直拖着、拖着、拖着——这就是我目前的真实状态。
可是，事到如今，弄不好我得和小枝子见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她的名字？我想破了头，也想不出答案。等我回过神来，已经过了可以给别人打电话的时间了。
我将伸直的双腿换了个姿势，看到袜子上沾满了棉絮，这才想到最近都没打扫过，虽然这里只是我每天睡觉的地方。
我懒得换睡衣，头靠着墙，准备睡觉了。在安静的房间里，似乎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咻——”的声音，我立刻睁开眼睛。
真够烦的，又来了。
不知道哪里的水管漏水了。房东虽然管理严格，对房子的老化却无可奈何。最近常常漏水。
通常，不是我就是我楼下那个立志当编剧的年轻人，会听到这种独特的漏水声，当其他邻居都进入梦乡时，只有我们还像夜猫子一样东摸西摸的。
这时就得爬上楼顶，关上供水槽总开关，然后在房东的门上留一张字条。黎明时分，当房东起床时，就会把开关打开，大家早晨用完水后，再关上总开关，然后请水电工来修理。虽然很麻烦，但如果不这么做，晚上水就会漏进某个房间的墙壁里，反而更麻烦。
“咻”的声音仍然持续着，听起来很清晰，很可能是我房间的哪里漏水了。真搞不懂，难道这是个“大家都来找高坂昭吾麻烦”的月份吗？
没办法。熟能生巧，即使不开灯，也可以轻松搞定。我一跃而起，走出房间，刚走上通往屋顶的外楼梯，就看到楼上有手电筒的亮光一闪一闪的。
是楼下房间的年轻人，他正站在屋顶。
“你也听到了？”我笑了。
“我们都是劳碌命。”
“我们就是专门负责看水管的。你回去吧，我会搞定的。”
“我去贴纸条。”
“噢，那就用这张吧。”
外楼梯上，贴着房东用楷书写的“保持楼梯肃静维持走廊清洁”的纸条。我严格遵守，轻轻走下楼梯。
我看到了。
在水泥楼梯的楼梯口，不知是用油漆还是颜料，总之是十分鲜艳的红色，写了一个字。
我回来时，还没有看到这个字。我摸了摸，字还没干。
我跨过那个字，追到小路口。只写下这么一个字，花不了太多时间，可路口连一只猫也没有，只有星星在眨眼。
我回到公寓，楼下的年轻人站在楼梯旁，看着自己的脚边。看到我走过去，他说：“我看到有人逃走了。这是什么？”
“你觉得呢？”
“一般来说，这是……”他战战兢兢地笑了笑，“据我所知，这个字应该是‘死’。”
上次是“恨”，这次是“死”。
“夜空实在太美了，会不会是飙车族搞的鬼？没有写‘罪大恶极’就算走运了。”
神在天堂司宇宙，人世间平安依旧。
怎么可能。
6
“警察才不会理你。”这是生驹的第一反应。
“除非你被人砍、被车撞、被暴打，或者被泼硫酸——”
“别说了，乌鸦嘴。”正端着咖啡走过来的佳菜子皱着眉头说，“你们没听说过话是有能量的吗？一旦说出口就会成真。”
“哦，是吗？”生驹夸张地点着头称是，“这么说，你每天晚上都在祈祷赶快找到男朋友哕？”
“真无聊。难怪老头而讨人厌。”
等她走了以后，我说：“我可没指望警察。”
“那个令人震惊的涂鸦现在怎么样了？”
我忍不住笑起来，“房东暴着脑门上的青筋和我一起擦掉了，他以为是恶作剧呢。”
“你没有告诉他？”
“嗯。但我提醒他关好房门。他可是那种为了维护言论自由会去申请合法持有霰弹枪的老人咧。”
“日本就要靠这些老人家了。对了，找到小枝子了吗？”
我拿出便条纸给他看。我今天早晨打电话给介绍我和小枝子认识的那位学长，他目前在贸易公司工作。我打过去的时候，他正准备出门，所以免去了一大堆问候。
“不过，对方很不相信我，一直问我真的有急事吗？看来，我做人还真失败，他以为我要报三年前的一箭之仇呢。”
“那好，这不就代表对方问心有愧吗？”生驹看了看纸条说，“她结婚了。”
川崎小枝子，这是她现在的名字，住在中央区新富町，和新桥近在咫尺。我简直不敢相信。
“她先生是干什么的？”
“好像是学校的老师，可能是她爸的学生。”
“去见一见吧。”肚驹一口嘱千了咖啡。“我当然会陪你一起去．如果你一个人去，她一定会报警。”
“什么时候？”
“越快越好。明天怎么样？我来约时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亚罗》的事。”
“你不是要去小田原吗？”
他站起来，穿上上衣，“电话联络就行了。对了，你还要给织田直也打电话，一定要找到他。他既然接过一次，只要你一直打，他肯定会感受到你的意念力的。”
传达意念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整个上午，我每隔十分钟就打一次，都只听到电话铃声。
我实在打得不耐烦了，便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打去N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