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伊藤就中国改革与中日和平的关系，阐述道：中国要自强，目前就该韬光养晦，“趁此和平之时修明政事，要紧着手者一在财力，二在兵力”，但是，改革绝对不可以走过场，“练兵非铺张门面，财政非空言清理所能济事”，只有兵精粮足才能稳固根本，“中国稳固，东亚和平方可永保”。他坦承，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都取决于中国“内政及国基”。至于锡良等希望的日本能“持平”对待中国，伊藤博文一口回绝：“若说到日本人民意思，则凡事只问能力若何，如彼此能力不相当，即无所谓持平办法。”
自然，伊藤博文的谈话充满了外交辞令与自我辩护，但也的确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华矛盾心结：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共同对抗西方；另一方面，他们难以等待“腐朽而没落”的中国自我觉醒、自我拯救，必须先下手为强，乃至凭借武力入主中原。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明显的“精神分裂”：一方面它高举“脱亚入欧”的“文明”大旗，以砸烂亚洲一切旧事物并踏上一只脚为己任，极端分子甚至要求日本人应全面与白种人通婚，从人种的根源上进行改良。在这些“脱亚论”者看来，中国就是一块等待瓜分的肥肉而已，日本必须发挥天时地利先下手为强，“脱亚”的前提是“征亚”。另一方面，日本也有不少“兴亚”主义者，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西方列强，是白种人，日本只有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这种种族入侵，因此日本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和协助中国；但因中国过于*，且颟顸傲慢，必须先将它打痛收服之后，两国才能真正结盟，因此，“兴亚”的前提也是“征亚”。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大清政改的飙车与出轨（1）
甲午战争时在军政情报和舆论引领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日本间谍群是清一色的“兴亚”主义者（参阅笔者专著《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文汇出版社2009年）。甲午战罢，在经历了短暂的亲俄外交后，大清国上下不仅没有形成强烈的仇日反日情绪，反而兴起了向日本学习的浪潮；在两国“兴亚”主义者的共同努力和两国官方的引导下，中日迎来了长达10年之久的蜜月期，如胶似漆时甚至密谋结成军事同盟。而对西方来说，崛起的日本如果唤醒中国，恰如蒙古军第二次西征的梦魇，由此导致“黄祸论”大行其道。“中日蜜月”在日俄战争期间达到顶点，基于“同文同种”的兄弟情谊，表面上保持中立的大清国政府和人民给予日军极大的支持：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组建抗俄义勇队，扛起枪炮与日军并肩作战；战区周围的清军兵营常成为日本特工逃避俄军追杀的避难所，袁世凯、马玉昆等甲午时的坚定抗日分子此时也纷纷为日军提供情报。日本军方资料坦陈，日俄战争时日本在中国几乎获得了主场优势，“在满洲作战中得到不少方便”。
等日本打败俄国，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大清国却发现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种兄弟露出了丝毫不逊于北极熊的凶恶面容。日本从俄国那里继承了在满洲的全部特权，拒绝归还给中国。与此同时，为了消弭西方更为强烈的仇日、恐日情绪，日本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兴亚论”被执政者彻底摒弃，中日迅速疏远。
1909年，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此前一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在澳门海面为革命党走私军火，被大清海军截获没收。在葡萄牙与日本的外交压力下，中国政府被迫释放该船并赔礼道歉，激起朝野上下同仇敌忾，由此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波及南洋和美国，日本在外贸方面蒙受巨大损失。进入1909年，围绕着南海的东沙岛、中朝边境的间岛及满洲路矿开发等多个热点问题，中日一度剑拔弩张，日本在中朝边境大举屯兵，大清国则派出了多批高级军事代表团出访欧美，试图建立中美德三国同盟，抵御日本的侵略。
可以说，1909年前后，远东国际问题的核心就是已然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的中日关系，一衣带水的邻邦俨然成为天敌。
“日产”改革
无论中日关系如何变化，中国的改革一直被深刻地烙上了“MADEINJAPAN”的印记，直到从苏俄传来了十月革命的炮声。
影响和引领中国改革,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除了大量吸纳中国留学生，日本顾问活跃于中国政界、军界、财界、文化界等方方面面。曾任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在提交给日本外相的《清国留学生招聘策》中指出：吸纳中国留学生，“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良策”，今后中国“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也必仰给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乡情扩展打开门路。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发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信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力将悄然又骚骏于东亚大陆”。
在支持中国官方改革的同时，日本还大力援助中国的反政府势力，无论是康梁的保皇党，还是孙黄的革命党，都得到了日本的大量金钱乃至军火的支持。日本娴熟地游走在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面前，毫不掩饰地成为大清政局变动背后那个“长胡子的黑手”。
在近卫笃磨等的努力下，在中国有强大影响力的日本半官方群众团体——东亚会和同文会，组合成了“东亚同文会”，鲜明提出：日本应该执亚洲之牛耳，为中国的改革保驾护航、确保中国的航船行驶在日本划定的河道内。而1906年，日本更以内阁会议决定的形式正式为中日关系定位，那就是，日本帝国应该“站在清国指导者的地位”。
尽管大清国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但大到政治制度改革，中到新的汉语词汇，小到日常生活用品，都越来越受到日本的影响，乃至民众的反日运动也大量借鉴了日本民众反抗西方时的方式方法。
1909年，大清国在外交方面全面修正了之前一个时期亲英、亲俄或亲日的“一边倒”政策，拓展全面外交，升级“以夷制夷”版本。这种新的合纵连横战略，也为日后民国政府迅速恢复和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提供了“摸石头”的有益经验。
中日对抗，从此在两国成为一个漫长的主旋律，“中日友好”也成为真诚者的梦想和伪善者的口号，无法实现。吊诡的是，即使在武装到牙齿的情况下，日本狼也还是要摆出一副和蔼的笑脸，表达着“我愿意为你背负一身羊皮”的高尚情操，情歌绵绵，无非为了“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就是不愿别人把你分享……”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大清政改的飙车与出轨（2）
1909年8月28日，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费莱齐（HenryP.Fletcher）向华盛顿发出警告：中国过快地政治改革，将可能失控，“土耳其和波斯最近发生的事也可能在中国发生”。这位外交官兼汉学家写道：“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宪政改革正在由摄政王加以筹备，在执行预备立宪上，他显然是真诚的。的确，很有可能他感到无力逆潮流而动，相信缓慢地往前走，试图减少一些风险。但对于中国引入代议制的不安，不仅限于保守派，一些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也担心宪政运动很可能失控。”
此前，日本人伊藤博文曾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中国过快的政改将导致帝国的颠覆，革命将在3年内发生。
“政改”飙车
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MaxwellMacDonald）在与伊藤博文会谈后，向伦敦作了详细的汇报。在这次会谈中，日本人向老大哥英国发出急切的呼吁，不能因世界上的其他事务而忽视中国问题，英国应该在华继续保持“优势的影响力”。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一直为大清国的改革传经送宝。而实行“宪政”这一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改革，也是受刺激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出人意料的胜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拿着显微镜对交战双方进行了分析，坚信其中的根源在于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而俄国实行的是君主*。战后，痛定思痛的俄国迅即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大清国也不落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并从起步开始便呈现了急切的心情，甚至不惜“大放卫星”。在慈禧太后的主持下，大清中央将立宪预备期确定为9年；而作为其师法对象的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23年。即使如此，国内各利益群体依然抱怨政改如同小脚老太婆，呼吁“大跃进”，跑步进入宪政主义。宪政改革最为关键的中央权威资源和社会动员能力，在混乱的改革中日趋分散，导致国家机器功能性紊乱，各种势力纷纷以改革为口号竞相自肥。时人曾痛切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主权而伸国威也。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大清国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安定和谐，政治改革应该在中央的强有力引导下有序地、缓慢地进行，这是日本人的见解，也是美国人及大清的改革操盘者（不是那些在边上嚷嚷的呼吁者）们的想法。
就在费莱齐发出警报后一年（1910年9月），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WilliamJamesCalhoun）会见湖广总督瑞徵，谈到提前召开国会一事。瑞徵对于立宪派速开国会的要求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作为国会议员来源的各省咨议局只是被一些“海归”及文化人充斥，此时召开国会，绝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名利场。嘉乐恒对此深表赞同，认为中国目前不具备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建议应首先改善国会的人员组成。
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HowardTaft)在接见中国特使梁敦彦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在推进政治改革中实行有限*是合理和明智的。他以自己在菲律宾、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经历，认为过快的*进程将只能带来混乱与失控。至于梁敦彦担心美国可能会支持那些激进的立宪派，塔夫脱表态:“就美国来说，她虽然关心民选政府的普及，但不认为*权应该匆忙扩大，首先应该是有一个人民接受教育的良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