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1909》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1）
紫禁城的鸡叫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做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
1909年，大清国终于听到了久违的雄鸡报晓声。
一个叶赫那拉（慈禧太后）走了，另一个叶赫那拉（隆裕太后）来了，新的牝鸡继续司晨，但毕竟还有个摄政王，属于“叔嫂共和”，公鸡算是回到了久违的岗位上。
鸡公、鸡婆一起报晓，尽管有点怪异，却成为大清国末世的一大基本国情。“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对可怜的母鸡来说实在太苛责了。她要在下蛋、孵蛋的本职外，还挑起本不是她做的报晓任务，既当妈又当爹，却因此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劳之外还得任怨，似乎家国的所有不幸都源于她的越位，而非公鸡的缺位或无能。
其实，但凡有点姿色的“牝鸡”，往往被历史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所谓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男人们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国时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对这样的混账逻辑很是愤然，留下一首麻辣诗篇：“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骂尽天下儿郎，痛快淋漓！
大清国两代叶赫那拉太后垂帘听政都受苛责：慈禧精干，被责专擅；隆裕无能，又被责窝囊。这仿佛说，她们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倾覆。江山社稷都承载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点，一国的大老爷们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责女人的勇气了。
如果海选历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应该是能进入前三甲的，甚至超过武则天。有关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当作了信史，其实不少是中外抹黑宣传家们的创作，将武则天的小说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绩方面，慈禧太后与则天女皇无法相提并论。大清国但凡内政外交的失败，多被归咎到这个深宫里的寡妇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残暴、愚昧，大清国就还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且不说一个能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无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个*、*的女人母仪天下、继而葬送帝国，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把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发现，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所谓“军机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如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有为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2）
紫禁城的鸡叫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做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
1909年，大清国终于听到了久违的雄鸡报晓声。
一个叶赫那拉（慈禧太后）走了，另一个叶赫那拉（隆裕太后）来了，新的牝鸡继续司晨，但毕竟还有个摄政王，属于“叔嫂共和”，公鸡算是回到了久违的岗位上。
鸡公、鸡婆一起报晓，尽管有点怪异，却成为大清国末世的一大基本国情。“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对可怜的母鸡来说实在太苛责了。她要在下蛋、孵蛋的本职外，还挑起本不是她做的报晓任务，既当妈又当爹，却因此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任劳之外还得任怨，似乎家国的所有不幸都源于她的越位，而非公鸡的缺位或无能。
其实，但凡有点姿色的“牝鸡”，往往被历史当作推卸责任的借口，所谓一笑倾城，再笑倾国，男人们倒成了受害者。五代十国时的川妹子花蕊夫人对这样的混账逻辑很是愤然，留下一首麻辣诗篇：“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骂尽天下儿郎，痛快淋漓！
大清国两代叶赫那拉太后垂帘听政都受苛责：慈禧精干，被责专擅；隆裕无能，又被责窝囊。这仿佛说，她们如果中庸一些，大清就不至于倾覆。江山社稷都承载到了女人的肩膀上，似乎也忒脆弱了点，一国的大老爷们似乎也只留下些指责女人的勇气了。
如果海选历史上的女性反面人物，慈禧太后应该是能进入前三甲的，甚至超过武则天。有关她的私生活不堪入目的八卦都被当作了信史，其实不少是中外抹黑宣传家们的创作，将武则天的小说故事安到了慈禧身上。而在政绩方面，慈禧太后与则天女皇无法相提并论。大清国但凡内政外交的失败，多被归咎到这个深宫里的寡妇身上，仿佛只要她不是那么昏庸、残暴、愚昧，大清国就还一定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样的逻辑是荒谬的。且不说一个能从“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无病呻吟中就能看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王朝怎么可能容忍一个*、*的女人母仪天下、继而葬送帝国，即使慈禧太后果真如此五毒俱全，那些自以为是忠臣孝子的人又都做了些什么呢？
中国的政治运动最为娴熟的手腕之一，就是创造一个妖魔，以便能将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大多数人就可以安心地以为自己是好人了，可以轻装跑步进入灿烂的新时代。更何况，将前朝的一切妖魔化，不仅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合法性，更有利于建立自己的伟大形象。武则天与慈禧太后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孙子更争气，整出了一个开元盛世的好局面，连带着那颇有争议的奶奶也大为争光；而慈禧的孙子却把江山“一会儿就完了”（溥仪登基大典上载沣哄儿子时急不择言的话，被当作亡国的征兆），自身尚且不保，老奶奶的历史评价就更顾不上了，最后连老奶奶的坟墓和遗体都被蹂躏和侮辱。
针对慈禧太后形象的大规模妖魔化运动，是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们挑起来的。历史考证已经发现，康圣人有关自己在改革中的地位是经过注水和拔高的。在真正的改革主导者们（所谓“军机四卿”，均被拉到菜市口砍头）死无对证，官方又对内情讳莫如深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康有为将自己成功地塑造成皇帝的忠诚战士和改革的第一旗手。光绪皇帝被无限神化的同时，慈禧太后也被无限妖魔化，营造出以帝后为代表的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康梁将武则天的野史安到慈禧身上，塑造了一个“政治上反动、生活上*”的妖后，迎合了西方大众无论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对中国的简单想象。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3）
西方的耳目已经闭塞了。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额红利令整个世界艳羡。英、法、德、意等国纷纷改变了自己的中国政策，将老资格、温和的“中国通”们调离驻北京公使的岗位，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地图上用直尺瓜分土地。大清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评价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原驻开罗总领事窦纳乐时，就感慨道，“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其工作方法就是基于对付非洲黑人的经验”，这将破坏“我们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的民族的努力”。
当时最著名的驻华新闻记者，如《泰晤士报》的莫里循、濮兰德等，甚至根本就不熟悉中文，而主要依仗品德上大有问题的英国人巴克斯提供扭曲的报道。莫里循本人所保留的一大批日记（现多收藏于澳大利亚悉尼），与其报道的内容完全不同。而濮兰德与巴克斯合作出版的畅销书《慈禧外传》（直译为“太后治下的中国”）及《清室外记》（直译为“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几乎完全基于想象与伪造，却被海内外史学界一致当作信史引用了数十年。巴克斯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和慈禧太后之间奇异的*往，居然都没有引起史学界的任何怀疑。
被史学界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荒唐故事，是所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母子对立。太后毕竟不是女皇，可以随时撤换太子；太后的权力是儿子做皇帝派生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充满猫腻的戊戌政变中，至今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慈禧太后是反改革的。改革是利益的大调整，但正如八年后大清决定推进宪政改革前所分析的——改革利国、利君、利民，就是不利于官——这就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策略。甲午战争后积累起来的改革共识，被冒进的维新派们轻率地挥霍滥用，变法成为操切的大跃进，令最需要支持者的改革事业到处无谓树敌，成为孤家寡人。既得利益者的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了皇位。太后出面喊停，实际上是母子分工、红脸白脸，将随时能爆炸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六君子便如当年的商鞅，借其脑袋当刹车使了。戊戌政变后，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外，其他的改革措施基本都得到了继续推行。无论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还是此后更为深刻的宪政改革，慈禧太后都是以舵手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是难以用“被迫”、“伪装”等词汇进行解释的。
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就能发现：如果没有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决策层的明断和远见，清王朝就不可能从咸丰年那样深度的内忧外患中恢复过来，就不可能驾驭那些文武全才、个个堪为人杰的曾、左、李等能臣，就不可能有“同光中兴”，就不可能在甲午战争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局面中继续挺过17年的艰难岁月。
爱新觉罗家是幸运的，当自家的男人萎靡凋亡时，那个被他们剿灭的叶赫部落的女人，却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顶起了大半边的天空。那无法考证的叶赫部咒语自然是无稽之谈：自同治开始，爱新觉罗家的皇帝都流淌着叶赫家的血液，早已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不管公鸡母鸡，能司晨的都是好鸡。问题是，大清国实在是睡得太久、太沉了，到了非风雨雷电无法唤醒的地步。鸡公鸡婆那微弱的报晓声，只是令大清国的拂晓更显得昏暗苍白，如同黄昏……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4）
爱新觉罗软着陆
选择载沣实在是慈禧太后的远见。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站在1909年的朗朗晴天下，大清国的掌舵人爱新觉罗?载沣被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他的身后拖出了长长的阴影。
这位“嘴上没毛”（照片为证）的“80后”（生于1883年），同乃兄光绪皇帝一样，“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坚毅，腰板笔挺，虽不及中等身材，但浑身透露着高贵”（美国医生记载）。
能在接班人的内部“海选”中脱颖而出，能被掌国40多年的老佛爷钦定为接班人，小沣哥无疑是有几把刷子的。但吊诡的是，在亲朋、敌手乃至后世史家们眼中，年轻的摄政王却被公认为“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史家一般认为，载沣的“出线”凭借的是裙带关系：他虽是庶出，却自幼被嫡母叶赫那拉氏（即光绪生母、慈禧亲妹）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而其婚姻也由“组织”一手安排——慈禧太后亲自指婚，老丈人就是太后亲信、手握枪杆子的荣禄荣中堂。
大家其实都忽视了，正是在这个“窝囊王爷”手中，下岗了的满清皇族却成功地实现软着陆，全身而退，创造了帝王行业中的奇迹。古今中外，皇帝这个金领职业莫不伴随着巨大风险，下岗皇帝的命运一般只有一个默认选项：斩草除根。在高喊进步、自由的共和狂飙中，包括法兰西、英格兰等国的君主，其曾经高贵的头颅都被以人民的名义切下；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家族，则更是在*中被灭门焚尸、锉骨扬灰。“最恨生在帝王家”的感慨，超越了种族和国界。而爱新觉罗家族成了一个例外。
太后指婚
早在庚子年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就已经为光绪皇帝预备了接班人，方式则非常独特——为载沣指婚。这一年的农历十一月（1902年1月），流亡在外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銮到了保定，慈禧太后突然下旨：将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许配给18岁的载沣。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野史中有不少他与慈禧的*故事，但多是康梁等人与西方记者合谋的政治抹黑宣传。从慈禧太后掌权以来，荣禄一直是她最可靠的枪杆子；庚子事变后，荣禄带兵保护着流亡中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还积极支持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改革主张，成为“辛丑变法”的主要倡导人之一。荣禄的女儿瓜尔佳氏，据说模样相当不错，在家里十分受宠，被慈禧太后收为义女——慈禧曾说过“这姑娘连我也不怕”，关系非同寻常。瓜尔佳氏特别能花钱，据说婚后载沣想过很多办法限制她的开支，都不见效。载沣用过摔家伙的办法，比如拿起条几上的瓶瓶罐罐摔在地上，以示忿怒和决心。因为总摔东西，未免舍不得，后来专门准备了一些摔不碎的铜壶铅罐之类的东西，响声大，损失小，但也没有效果。慈禧这次指婚，当然首先是为了酬功。载沣当时已经袭了醇亲王的爵位，瓜尔佳氏一过门就是现成的一个王爷福晋，这对荣禄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报答。但这一决定遭到了载沣生母、老醇亲王侧福晋刘佳氏的反对。原来，在母亲的主持下，载沣此时已经与希元之女订婚，还放了“大定”，就差圆房了，按习俗便已算是夫妻，此时退婚便等于休妻。希元早已过世，之前曾任过吉林将军。希元的曾祖父就是乾隆年间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将领德楞泰。据说刘佳氏向慈禧多方求情，但太后意志坚定，毫无转圜余地。希元之女不愧为将门出身，个性刚烈，退婚之后便自杀身亡。荣禄之女瓜尔佳氏也是将门之后，性子十分刚烈。清王朝覆亡后，她还经常与那些太妃们变卖首饰等暗中支持复辟运动。因端康太妃（即光绪皇帝的瑾妃）对溥仪管束过严，甚至派太监监视——按照溥仪的说法，“就和西太后对待光绪一样”——在老师们的鼓动下，15岁的溥仪进行了激烈的反抗。端康太妃气急败坏，把瓜尔佳氏叫去痛责，瓜尔佳氏一怒之下就吞了鸦片烟自尽身亡。如果仅仅是为了酬功，慈禧大可以将荣禄之女指配给其他宗室；但是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家，慈禧太后或许想得更为长远。光绪皇帝既然是性无能者，早日解决他的接班人问题就更能维持政权的安定。显然，即使由光绪自己选择，也必然首先从自己亲兄弟的儿子们中选择。载沣虽然只是庶出，却自幼由嫡母、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所抚养，进而和老佛爷走得很近。作为醇亲王家中实际上的长子，载沣无疑将是光绪皇帝今后最可信赖倚靠的手足。为载沣择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今后的皇帝择母。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5）
而荣禄经营大半辈子，在政界、军界建立了广泛的人脉网络，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官员，与其结亲，不仅将为载沣及日后的小皇帝增添强大助力，也将令荣禄更为忠心和尽心。实际上，载沣后来能安坐在摄政王的位置上，来自荣禄一系、包括荣禄旧部袁世凯的效忠是基本的条件。当然，载沣的脱颖而出，也是他自己挣出来的。18岁这年（1901年），一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他头上——出使德国，为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事件向德国皇帝赔礼道歉。
克林德之死被西方史学界普遍认定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导火线。克林德是出生在德国波茨坦的贵族，在1881年进入外交部门并被派往中国之前一直是个军人。来华后，他曾任驻广州和天津等地领事，1889年回国；之后在美国和墨西哥任职，并娶了美国妻子。1899年4月他回到中国，升任驻华公使。此人性格粗暴，自以为是。当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华北，北京城的局势已经相当紧张，而克林德不顾其他国家公使的劝阻，坚持孤身前往总理衙门交涉，在路上与清军发生冲突而被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克林德事件大为震怒，在为派往中国的大军送行时要求士兵们毫不留情地教训中国人。德国军队抵达中国时战争早已结束，北京已经在联军的占领之下，但德军依然对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在八国联军逼迫下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杀地点修建一座品级相当的石牌坊，为德国人“涤垢雪侮”。德国人之所以选中了载沣，一是因为其级别高，贵为亲王，二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最令大清帝国难堪的是，载沣到达柏林后，被要求在觐见德国皇帝时使用跪拜礼。这并非欧洲的常规礼节，显然德国是要有意羞辱大清国。跪拜是典型的中国特色，自乾隆年间以来就成为中外外交纷争的一个焦点。首批来华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双膝下跪是一种奇耻大辱，宁可无功而返，也不愿意屈膝。身在柏林的载沣自然不愿意向德皇跪拜，事涉国家形象，北京也坚拒这样的礼仪安排，双方来回拉锯，总算免除了这一要求。这显然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硬不起，软不得，搞得不好还会被人骂为汉奸。作为大清国第一个出访西洋的亲王，18岁的载沣却展现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利、有节，令本想侮辱中国的德皇对他也称赞有加。德国人认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载沣还主动谢绝了国内各级官员所预备的高规格迎送礼仪，其简朴作风赢得在华西方外交官和国际舆论的一片赞赏。
载沣把一次谢罪之行转变成了18岁年轻人的游学考察，所到之处，无论军校、军火企业、博物馆、电机厂、造船厂，“举凡外洋风土人情，随地随时留心考察”。在王公不得轻易离京的清朝体制下，载沣得以大开眼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大开眼“戒”——在日后掌舵中，他表现出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宽容和豁达。
可以说，德国之行不辱使命，令载沣得到了慈禧太后心目中更大的信任和期望。作为青年干部，载沣得到了迅猛提拔：20岁，升任随扈大臣；23岁，执掌首都警卫部队健锐营，并升任正红旗满洲都统，成为一品大员；24岁，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成为候补国家领导人。在一个变革的年代里，大清国什么最可宝贵？人才，尤其是这种根正苗红而且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自己人”。老太后正在加快推进对载沣的栽培，“扶上马、送一程”。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6）
除了血统、能力方面的考量，载沣本人能被各种政治力量所接受也是关键所在。当时朝中政争旗鼓相当的是两派力量：一方以庆亲王与袁世凯为首的一方，核心是袁世凯，另一方则是瞿鸿禨。而只有载沣能被他们双方所接受。载沣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不轻易表态，这一贯被人理解为他的能力比较弱，“不能”表态，但也可以理解为他“不愿”表态，以保持一种超然姿态。
如果载沣不是这么“软弱”、这么温情，而是对待敌人像严冬般冷酷，不择手段，誓死捍卫，那清王朝莫非还真能再度雄起不至覆灭吗？这位年轻的王爷绝不比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李鸿章逊色，他们都是这间破屋的裱糊匠，区别在于：李鸿章轰轰烈烈，载沣却不动声色；李鸿章在尽力维持着屋子不倒下来，载沣却还要费尽心机地考虑不得不倒下来时如何减少断瓦残砖造成的巨大伤害。
历史已经证明，选择载沣实在是当国半个多世纪的慈禧太后的远见。载沣这位“80后”能屈能伸：在锐意改革数年而终不成后，他毕竟为皇族赢得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体面而又安全的集体“下岗转制”。
民国年间，孙中山曾拜访载沣。一个是表面风光、其实内心相当失意的革命元勋，一个是内心惶恐、却努力在表面上显得知足常乐的旧朝王爷，正史野史都说两人相谈甚欢。孙送给载沣的签名照，被载沣敬奉到终，被一厢情愿地解释成其对革命元勋的景仰，其实这更像是他在新时代请的一张护身符。载沣下岗后自号“书痞”，撰联道：“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刘阿斗当年也告诉过司马昭：“此间乐，不思蜀。”然则，果真不思蜀哉？
载沣的胞弟载涛曾如此评价乃兄：“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此话绝不可当真，如不是谬见，就是违心之论，甚至是哥俩串通好了在新时代装傻自保的烟幕弹。
1906～1911年六年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1909～1911年的三年宣统新政，只要我们不持偏见，就能发现：如果不是载沣的柔软身段，宪政改革将不可能达到如此深度和广度；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即使只是表面上的）将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代价得以建立；被革命者当作异族政权的清王朝将不可能获得如此宁静的“安乐死”；同样，被革命者当作“鞑虏”要予以驱除的爱新觉罗家族，将更不可能赢得“软着陆”的善终奇遇。
载沣的个性，或许正是解读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的密钥之一。
“橡皮图章”雄起
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宪政不仅被工具化，而且被庸俗化。议会成为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尚猎场。
金秋十月，秋风送爽，一个喜讯从北京传向全国各地：除新疆之外，全国各省均已成立了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这是大清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此时正是1909年10月，紫禁城的天空蓝得最为动人的季节。
建立谘议局，是以摄政王载沣为核心的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改革攻坚的重要环节，也是1909年的工作重点。
这一年年初（2月17日，正月二十七）颁发的一份中央文件（“谕旨”）强调指出：“本年各省均应举行谘议局选举，及筹办各州县地方自治，设立自治研究所，并颁布资政院章程等事。”文件认为，“积小高大，乃能纲举目张”，要求各省督抚及管理地方之将军都统，务必选用公正明慎之员绅，依限成立谘议局，不得延误，并由大清国“体改办”（“宪政编查馆”）考核驳正。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7）
此前，中央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被定位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宗旨”，其职权为：议决本省应兴、应革事件；议决本省岁出岁入的预决算，以及税法、公债及本省“担任义务”的增加；议决本省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及权利的存废；选举国家议会（“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督抚咨询事件；公断和解本省自治会的争议事件；收受自治会或人民陈请建议事件等。简单地说，谘议局虽然只是立宪改革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机构，但事实上就是地方议会，是大清国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最为主要的制度性途径。
参选谘议局议员，必须至少符合以下一项条件：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其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学堂毕业得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概而言之，作为地方议员，必须符合“有公益贡献、有文化素质、有公共服务经验、有一定资产”四者之一。这样的限制，成为后世论者将谘议局解读为“假*”的证据之一。其实，平心而论，连这四者之一都不具备的人，却又如何参政议政，“指陈通省利病”呢？
参选议员有条件限制，谘议局的选举本身相当严格、郑重，既不搞事先酝酿、上级圈定，也不搞鼓掌通过等花样形式。议员，包括议长、副议长及常驻议员（类似常委）等，均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更为重要的是，谘议局第一次打破了中国官员终身制惯例，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至多只能连任一届。
各地谘议局基本照搬了西方的地方议会模式，从会议程序到议案处理方式，再到民众的自由旁听权，乃至重要议案的“三读”方式，全盘西化。每个环节都进行了严格的制度化设定，至少在表面上切实达到了公开、*的要求，在制度层面上令大清国民众第一次参与宪政有了基本的保障——尽管后世的太史公们出于某种需要，对谘议局、资政院连同整个晚清政治改革多加抨击，认为其是“假立宪”、“假*”，而纵观此后的民国议会史，其公开性、*性并没有比晚清有更大的进步，相反因为执政者更为熟练地掌握了“碰见红灯绕着走”的技巧，宪政*的话语往往成为非宪政、非*内核的外包装，有时甚至连这层包装都省略了，直接提出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
根据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设计，谘议局与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是“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政治协商框架，谘议局就是地方立法机构，地方政府必须坚决服从；而地方督抚虽然有权报请中央后解散谘议局，但依法必须在两个月之内重新选举开会。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地方督抚基本选择了与谘议局紧密合作，共同进退，以期减少行政的阻力，民意也因此得以更为充分地在地方行政中体现出来。
因此，在诞生之初，谘议局就没有定位为橡皮图章，而是锋芒毕露。对于“不听招呼”的地方政府，谘议局甚至不惜以集体辞职施压。江苏谘议局就曾经为预算案而与总督争执，议长和副议长带领全体常驻议员以辞职而抗争。这种风气蔓延到国家议会，资政院议员们为了阻止政府举借外债，不惜以集体辞职而抗争。根据有关材料记载，在议会如此强势下，相当多的省级官员在议会领袖面前十分惶恐，行政权一权独大的传统局面得到抑制。资政院后来甚至敢于弹劾政坛上的不倒翁、内阁总理大臣奕劻。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8）
议会政治迅速吸引了精英人士的参与。从1909年各省谘议局第一次选举结果看，约九成的议员既拥有传统功名，又接受过新式教育。这些议员兼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精英身份，具有相当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令谘议局成为全面改革的加速器。1910年开始，各省谘议局四次“大串联”，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团，进京给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组织责任内阁，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以期一年内召集国会，领头人就是大清国的状元张謇，与海外的梁启超遥相呼应。国家议会（“资政院”）会议期间，各省谘议局再度向资政院上书，并向各地的督抚施压，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一呼百应，中央不得不缩短此前已经颁布的预备立宪期，迅速组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责任内阁。
大清中央之所以积极推动地方议会及地方自治运动，首要目的就是动员民意，对日益尾大不掉的地方督抚实行监督和牵制。当然，政治是一种利益博弈游戏，处于夹缝中的地方督抚转而与地方议会全面合作，由此，作为设计初衷的地方立法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的博弈，转化为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地方议会与督抚联手向中央索要更大的地方自主权。宪政这样一种价值体系乃至生活方式，异化为实用政治工具，“宪法”与“*”成为政争中有力的投枪与匕首。
曾经是皇帝候选者之一的溥伦，担任国家议会的议长（“资政院总裁”）后，政治立场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天潢贵胄摇身一变成为宪政旗手，不仅不接政府的茬，反而带头“刁难”政府。因为其打着宪政大旗，代表着“政治正确”，不仅理直气壮，而且可以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构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行为，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因此而认为溥伦是权贵中的改革者，那至少是不全面的。
权力的本质，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代议机构，正是构建影响力的最好平台，从而能够为体制内的失意者提供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在旗手们的眼中，无论红脸白脸，无非都是一场戏，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自己能上位。不择手段早已成为大清政治舞台上各种角色的“同一首歌”，提倡*与宽容的立宪运动成为非黑即白的零和游戏，任何的制度设计最后都被不择手段的权争所污染，宪政不仅被工具化，而且被庸俗化。议会成为各色人等捞取政治资本的时尚猎场。根据媒体记载，1911年资政院召开第二届常年会时议员到会人数很少，但在支领旅费、公费的那天却人头济济。
曾经被立宪派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先开民智后开国会”，不久就在夺权的动机下彻底变样，因果颠倒，认为只要开国会就一定能开民智——“吾民资格在争开国会，果能争开国会，则总有资格。吾民之资格在乎争不争。”宪政成为一种权力分割工具后，各地的谘议局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分离主义，离心倾向遍及全国。一些必须依靠中央统筹才能完成的重大项目，如铁路，在地方分离主义的干涉下，不仅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与他路联”的“死路”和“不通江海”的“僻路”大量出现，本就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民营铁路的大跃进浪潮中被大量浪费。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金銮殿上新来的年轻人（9）
地方谘议局及其地方分离主义更是成为辛亥革命的真正主力。武昌城头一声炮响，依赖黑道和暗杀的革命党还没回过神，地方谘议局就一哄而上，彻底抛弃了旧的中央政权。而宪政改革被革命的大潮所中断，一个大的****者被****，无数小的****者在废墟上立即站立起来，中国再度进入靠枪杆子和拳头说话的历史循环，议会则成为一件“髦得合时”的新包装，可以随意剪裁。在整个民国历史中，无论是国家议会还是地方议会都彻底地橡皮图章化，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军政”、“训政”作为“宪政”前提的口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大海航行“拷”舵手
伊藤博文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都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而并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
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
这位日本政治家俨然就是一个精准的政治巫师：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4个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中国在一场流血并不严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伊藤博文是在会见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M.MacDonald）时作出这番预测的。当时，伊藤博文刚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而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至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MasonSatow)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会见情况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Grey）作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和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到访中国。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伊藤说：“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1）
伊藤还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三天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段话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在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表态支持并大捞好处时，日本是唯一泼冷水的一家。当时的日本依然忙于消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两大胜利果实，最需要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现状。日本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团结、循序渐进才是大清国一切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上的激进变革将令大清国崩溃。
尽管日本人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但伊藤博文的预测在后来的历史中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仅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反而成为社会分化、地方分离、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国的改革抉择，对于执政者来说相当艰难：内忧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这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在经过“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两场大风波后，已经成为共识。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这其中，分寸、角度、时机的拿捏，在在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挑战。从开始于1901年的新政起，尤其在开始于190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清国的中央领导层日益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严重走样；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
更为严峻的是，自*太平天国以来，大清政府为了应急而打开的放权闸门难以关上，地方不仅在一般行政上获得了巨大权力，甚至也干预过问军事、外交等代表国家主权、理应掌握在中央手里的“禁脔”，历朝历代最为忌讳的“问鼎”在大清国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在权威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央虽对改革的节奏、步伐有着相当成熟（未必完善）的考虑，比如设定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却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无非是集权者的尺码从中央的“XXL”（特大号）换成了地方的无数“S”（小号）；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领域，表现为“白退黑进”，一些特殊小集团迅速占领了中央的权力失地，不少地方出现了基层政权“黑帮化”的倾向。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在大清国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也是当时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局面的必要前提。在立宪的高调之下，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没有多少人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个国家实在需要伟大的领袖，但在私底下怀揣着“彼可取而代之”梦想的项羽式人物并不在少数。无论康梁，还是孙黄，都身兼高唱宪政（或共和）的超级男声与不择手段的权谋大师的双重头衔，大清国的政治便成为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的“伪君子”们的大舞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痞子运动”的主旋律高亢入云。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国这条“泰坦尼克”号没有了舵手，冰山还有多远呢？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2）
袁世凯冬眠
袁世凯所面临的凶险与任何一个权臣一样，实际上来自于高处不胜寒的权力和地位。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他既是旗帜，也是靶子。
袁世凯冬眠了，在1909年乍暖还寒的春天。
这成了震撼世界的大新闻，其风头远盖过了此前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离奇的集中去世。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国、德国、英国等国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紧急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八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干脆宣布，鉴于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
《纽约时报》（NewYorkTimes）报道说，袁世凯因“风湿”而被解职的消息，“雷倒”（thunderstruck）了国际外交界，中国将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TheTimes）指出，清廷有关解职的公告冷淡无情，没有对袁世凯的政绩作出任何评价；《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DailyTribune)认为，袁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将因此而停滞；《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认为，这是满洲人的夺权阴谋，估计将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满情绪；《洛杉矶时报》（LosAngelsTimes）则用粗体字转载美联社报道《天朝动荡：列强发出北京局势警报》……
欧美报刊注意到，日本是唯一一个提前得到该消息的国家，事后也只有日本表态说此事将不会影响到中日关系。而袁世凯正是大清朝廷中最坚定且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抗日派。
如同所有自动或被迫选择冬眠的物种一样，袁世凯此次的政治冬眠，既是势禁形格，为了躲避凶险，也是韬光养晦，为了积蓄力量。
充斥中国近代史的诸多谎言之一，宣称袁世凯与摄政王载沣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袁在戊戌年出卖了光绪、背叛了改革。袁的这一“滔天罪行”源于康梁流亡海外后的宣传。康有为此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其所捏造的衣带诏之类的神话成为他在海外敛财渔色的道具；所谓慈禧与光绪的母子不谐，很大程度上也来自康圣人为了自抬身份而将帝后母子分别“神化”与“妖魔化”的伎俩，美国有学者就将康直呼为“野狐禅”（WildFox）。
如果袁世凯果因戊戌年间的事而与光绪、载沣兄弟结下深仇，光绪果如野史所说的天天在瀛台画乌龟作箭靶，当做袁世凯替身射箭解恨，那精明强悍如慈禧太后者岂能不知这矛头其实是针对她老人家吗？岂还会认为载沣能做到“你办事、我放心”而让溥仪入承大统？毕竟，在近支亲贵中能与慈禧太后娘家沾上血缘关系并有资格成为接班人的，并非载沣一支，更非溥仪一人。
袁世凯所面临的凶险与任何一个权臣一样，实际上来自于高处不胜寒的权力和地位。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大清国老一辈领导人相继凋零后，在能力与地位、思路与出路基本不成正比的大清官场，袁世凯这一“有作为就会有地位”的另类，固然能成为时代的一面旗帜，也必然会成为同僚的一面靶子，而且旗帜扬得越高，招来的攻击也会越凶猛。
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袁世凯是最早的倡议者和最坚定的执行者。此前为期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洋务运动”），既得利益者凭借权力资本，在国有民营（“官督商办”）等进行各种折腾。那一时期的反对者，多是出于真诚的意识形态顾虑，想保卫大清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在新一轮改革中，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的主要对象，袁世凯虽有功于社稷，却开罪于当朝，如今靠山已倒、幼主即位，正是对老袁修理整顿的好时机。而年轻的载沣要巩固自己及儿子的地位，就不得不寻求既得利益者们更广泛的支持。何况，老袁这么大的一棵萝卜，占了这么大的一个坑，即使他不因改革而得罪人，把他挪开后也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安置好几棵新萝卜，团结一大批新老干部。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3）
其实，袁世凯自己又何尝不该选择急流勇退呢？从商鞅开始，功成而身败几乎是历史上改革者的宿命。改革虽然不像革命那样要靠枪杆子为手段，但毕竟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智慧、思路之外，更需要实力、魄力。因此，改革者真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个人便难免“跋扈”（或“有魄力”），有点戆劲，不怕得罪人。
改革者所承受的风险是巨大的。改革失败，他就是乱政的罪魁，祸国殃民，反对者自然拍手称快，而昔日的支持者也会翻脸，嫌你把事情办坏了；而一旦改革成功，伴随着改革必然产生的副作用，同样会可能被“请君入瓮”——既然你为改革可以牺牲一切，朕现在就借你的脑袋用用，化解矛盾，推进和谐。改革者要避免这种囚徒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攫取权力用以自卫——先是韬光养晦、和光同尘，夹紧尾巴、多装孙子。问题是，在这个大费周章地攫取权力的过程中，改革者本人也容易被同化——改革或被放弃，或被异化成了权争的幌子。
袁世凯在大清的浑浊河水里摸了好多年的石头，甘苦自知。如今来了些“看人挑担不吃力”的纨绔，正好洗脚上岸，让他们来摸摸石头，趟趟旋涡。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袁世凯和载沣你情我愿，洋人们的担心真是自作多情。堂堂上谕所公布的理由为“足疾”，这样缺乏技术含量的借口常常被后世嘲讽，其实这或许正是载沣的政治智慧所在，他要向袁世凯以及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老袁下台，我亦无奈！
金枪不倒张之洞
在大清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1909年，宣统新朝，大批出身亲贵的年轻人被提拔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一位老人则被虔诚地供奉在“改革开放”的神龛上，充当着小一辈的护身符、挡箭牌。
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8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侧重于经济和国防现代化；随后是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十年*”，对民族危亡及出路的不同认知，加上全民的急躁与盲动，酿成了戊戌年与庚子年尖锐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从1905年开始，朝野上下又基本达成了共识，开始进入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1909年，托福于如刀岁月，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老干部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字香涛），被当作吉祥物供奉起来，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或折腾背书。
在大清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与张之洞那条持续走高的阳线相比，李鸿章则走出了一条阴阳不定的曲线，在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景气凋零，行情下探谷底，俨然垃圾股。八国联军进北京，李鸿章奉命“维和”，在大清国的很多人看来，无非是ST的一次重组，无论成败，都可以毫不吝啬地作为垫脚石而始乱终弃。李鸿章的老对手翁同龢则遭遇彻底崩盘，陡峭的阴线甚至击穿了底部，颗粒无收，不得善终。其他同一量级的大佬中，曾国藩则因为强烈的自虐（或自我保护意识），在行情未到顶峰的时候就强行自我平仓。唯一能勉强和张之洞相媲美的，只有一个左宗棠。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4）
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处处的官场中毫发无损，这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但是，这样一个灿烂光鲜得滑不溜手的“琉璃蛋”，对更需要锋芒和棱角乃至牺牲的大清改革来说，未必就是福分。
张之洞本是北京城的“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成为清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清流”的谐音），挡者披靡。张之洞就靠着这支“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成长为封疆大吏。张之洞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因此他的笔是长眼睛、有分寸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光绪五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的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的英明。以张的眼光，自然明白哪条大腿最粗且值得紧紧拥抱，何况慈禧太后于他的确还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还要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只能誓死捍卫太后。何况，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5年、甚至把绪统的难言之隐直接写在了年号上的体制，任何的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和谐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戊戌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时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无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在戊戌年持续的政治大地震中，《劝学篇》为张之洞搭建了一座风雨不侵的防震棚。先是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传旨总理衙门排印300册，作为维新教科书，甚至要求各省督抚人手一册认真学习领会。戊戌政变，“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有张的门生杨锐，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劝学篇》继续成为官方力挺的畅销书，据说前后发行量高达200万册。
一面高调地呆在风口浪尖，做出弄潮儿冲浪的姿态，另一方面却总是穿着或明或暗的救生衣，避免任何可能的溺水，这就是张之洞金枪不倒的秘诀。这当然需要眼光、魄力和手段。张之洞能将复杂的改革目标简洁地归结为一句政治口号“保名教”，身兼改革者与卫道士两个身份，其一生的改革功业莫不带有浓厚的舞台剧色彩，改革成为展示他个人才艺的“星光大道”。
张之洞以“屠财”著称，与袁世凯“屠民”、岑春煊“屠官”并列清末“三屠”。《清史稿》说张香帅“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张的改革项目多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耗费巨大而收获甚微。著名的汉阳铁厂，从选址、引进设备到技术工艺，几乎步步出错，轰轰烈烈大炼钢铁，造就了一大堆劣质产品。整个项目实际上成为豆腐渣工程，最后自然是财政买单了账。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5）
总是和钞票过不去的张之洞，有一点品质相当过硬——廉政——仅此一俊，便可遮尽百丑。在他的清廉外表下，那些危害绝不亚于贪污受贿的面子工程，得到时人和后人的一概谅解，就当作“交学费”了嘛。甚至在他那些因管理缺位而贪污盛行的改革事业中，小鬼们的*也被阎王的清廉彻底漂白，无人问津。同时代的刘鹗在其《老残游记》里痛责这类“清官”：“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眼所见，不知凡几矣。”
张之洞的改革，表面看炉火烧得通红，内里其实冷静如冰。改革是道具和手段而已。张之洞能做到金枪不倒、举而弥坚，就是常年修炼此类*两重天的成果。张之洞晚年取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自勉，自号为“抱冰”，却不选择“握火”，其趋避之精明亦可见一斑。如果说李鸿章“勇于”任事，张之洞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很多时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相当的棱角，甚至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张之洞是改革的出色票友，调门高，余音可绕梁，当岁月将他推上了改革神龛的崇高地位时，也为大清改革添加了更为浓厚的戏剧化色彩。口号取代行动，炒作替换实干，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就是一场色彩灿烂的文艺汇演，剧终人散后空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
1909年10月，张之洞人生谢幕。令他在九泉之下郁闷的是，西方媒体对他的逝世似乎并不感兴趣，《纽约时报》连电头日期在内仅作了17个单词的简短报道，惜字如金，与李鸿章去世时的连篇累牍成天壤之别。
一个以戏子心态捭阖政坛的强人，最后的谢幕无人喝彩。这也暗示了大清国的改革在粉墨登场、自得其乐时，四下里却响起了“下课”和“退票”的呐喊……
庆亲王的首富宿命
一个*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1909年的宣统新朝，留任而有实权的老干部，只有一个年过七旬的庆亲王奕劻（1838～1917）了，掌管着各部之首的外务部。这与被仅仅当作图腾而供奉起来的张之洞自然大不相同。
作为四朝*及少数参与了大清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老干部，奕劻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极大的知名度。举凡大清国的历次重大事件，他都是前台的活跃角色。遍查当时的西方报纸，PrinceChing（当时“庆亲王”的普遍翻译）的曝光度仅次于李鸿章、袁世凯和慈禧太后。
除了“国务活动者”的头衔外，奕劻还以贪腐闻名全球。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toll)。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超过200万两白银的存款。而他的宅第正是当年和珅的老宅，如此巧合，更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奕劻并非大清国的近支皇亲，他在政治上的崛起得益于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的政争。1884年，奕再度被慈禧太后踢开后，奕劻因缘际会取代了奕在总理衙门中的位置，并晋位为庆郡王。从此，他的官运一路亨通，权力横跨外交、内务、财政和军队，远超光绪皇帝的本生父醇亲王奕譞。按照清制，爵秩例降递一等承袭，即亲王子只能袭郡王，郡王子只能袭贝勒。亲王如果得到世袭罔替，就是所谓的“铁帽子王”。咸丰年之后，只有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譞得到“铁帽子”，而他俩是咸丰的亲弟弟，奕劻以远房宗室成为“铁帽子王”开创了政坛奇迹。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6）
一个*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这自然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尤为难得的是，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85页）。
奕劻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疑。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奕劻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不满。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载漪等把奕劻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奕劻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奕劻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奕劻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奕劻和李鸿章“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史家比较公认的是，因为这一功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奕劻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从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力度最强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奕劻各种手段的保驾护航，小袁或许早就成为改革的烈士了。后人多将奕劻与袁世凯的交往看成是利益输送，而忽视了在大清国的特殊国情下，无论忠臣还是奸臣，其实都是孤掌难鸣的。“君子”果真“不党”，没有统一战线，则无论好事坏事都将一事无成。
奕劻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奕劻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之前是“性贿赂”。朝廷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御史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奕劻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春霖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他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论晚清预备立宪期间御史谏议的作用》），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奕劻只好请假躲避。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7）
其实，两次反腐斗争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奕劻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对其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不可乱聪明”（《试论宣统二年江春霖参劾奕劻案》）。此话很值得玩味：高唱着慷慨主旋律的悲情歌手，其潸然泪下未必真是为了天下之忧！
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奕劻，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而且他还照样圣眷不衰，不仅得到了“铁帽子”，而且其妻妾中还可封六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五位福晋的限额。
其实，到了奕劻这种已经“不胜寒”的地位，唯一要做的只剩下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从这个角度看，奕劻的“首富”非当不可的。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1909年乃至整个宣统朝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1917年，奕劻去世，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仿佛多出几个清官，就可以继续“一统江山万年清”。这无疑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并没有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
不端的年代
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改革者的脑袋被装在盒子里，浸满煤油以防腐，呈送给革命者作为“投名状”。
1909年6月28日，中央政府任命端方出任直隶总督，接替两天前突然去世的杨世骧。
这样一名省部级官员的任命，却引起了万里之遥的美国的强烈关注。美国各大报纷纷在次日进行了报道。著名的《华盛顿邮报》（TheWashingtonPost）题目就是《塔夫脱（总统）观察中国，从端方的任命看到伟大的商贸开放》，同时透露，总统任命了西弗吉尼亚州前州长Dawson出任驻华商务总监，国务院也表示将迅速加强在华外交机构的服务功能。
体制内的改革先锋
48岁的端方此前担任两江总督。大清国的总督，上马掌军，下马治民，权力很大。其中尤以直隶与两江为重，分别兼任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参与外交与财政。
端方是根正苗红的旗人，又出身于科举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所谓“大荣（荣庆，曾因建议先反*再政改而被后世列入“保守派”）、小那（那桐，著名的*分子，与庆亲王合称为“庆那公司”）、端老四（端方）”，是上级着力培养的青年干部。自1882年出道之后，端方进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成长为国家高级领导人，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
《国运1909》 第一部分 老官场的弯弯道（8）
戊戌变法时，还只是厅局级干部（道员）的端方被赏加三品卿衔，主持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的工作。戊戌政变后，端方继续受到重用，担任了陕西布政使，并代理巡抚。义和团运动期间，端方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强力维持下，陕西境内民教和谐、中外相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也是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选择逃难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并不十分和谐，端方的改革步骤、力度远超出张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现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顶着张的压力资助湖北的留日学生办报。当然，因为他的旗人身份，没人会质疑他的政治动机。他在两江担任总督时，“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缉章程，声闻益著”（《清史稿》）。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错，“尤有政治才，在满人中亦不多见”（邵镜人语），“为近时之贤督抚”(严复语)。当时的留学生，包括那些倾向于排满革命的人士，也与他保持着相当不错的私交。在他的幕府中，人才荟萃，既包括刘师培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包括蔡锷这样的革命党人。
端方1905～1906年与戴鸿慈、载泽等带团出访欧美十国，历时8个月，考察政治。回国之后，端方等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编纂的《欧美政治要义》，成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奠基之作。早在出国考察前，端方就是少数坚定地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旗籍官员。尤其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立宪”日本战胜“****”俄国后，在中俄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内同时爆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据说，端方在拜见慈禧时，太后说：“新政都在施行，朝廷该办的都办了吧？”端方立即回答道：“还有一事，尚未立宪。”慈禧问：“立宪又能如何?”端方说：“朝廷如行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令慈禧动容沉思良久。
阴沟里翻船
正当国内外都对端方出任直隶总督而给予热望时，端方却在半年内因严重违纪而被“双开”。
1909年11月20日，李鸿章之孙、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端方，称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大不敬”，证据有三：葬礼中沿途派人照相；迁奠礼上焚化冠服时，端方的大轿从侧旁“横冲神路”；于风水墙内借行树为电杆(其实是为了照明)。根据曹汝霖的回忆，李国杰参加典礼后与农工商部郎中冒广生谈及，冒广生说：“此属大不敬，你为御前大臣，敢弹劾吗？”李国杰经他一激，即说：“为何不敢？”遂由冒广生草奏，由李国杰参劾。奏折一上，摄政王批示交部严议，三天后以“恣意任性，不知大体”为由革除端方职务，另调湖广总督陈夔龙出任直隶总督。
曹汝霖记载：“伟侯(李国杰)公子好出风头，鹤亭(冒广生)名士喜弄笔墨，而摄政王对于大行皇帝之事特别严重，二人或有揣摹迎合之意亦未可知。余与二人均系熟友，一日我问伟侯，君与午桥(端方)是否有过节。彼笑答，因鹤亭激而出此，想不到午桥竟受到这样的处分。言时有悔意，可见上奏权不应滥用也。”
端方是满汉平等的首倡者，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袁世凯的儿子，有人认为端方的下台是载沣为了清除政治上的异己。其实，作为大清“董事长”的载沣与有可能作为“总经理”的袁世凯本无根本冲突，与袁矛盾很深的其实是铁良等另一些地位相仿的满洲亲贵。载泽当国时年仅26岁，凭借的只是慈禧太后那“你办事，我放心”的政治遗嘱，因此，他只能也必须推行两个“凡是”——“凡是老太后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老太后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对于端方的“大不敬”，一旦有人举报了还不处理，载沣就很容易引火烧身。野史表明，真正动怒的其实是当时的隆裕太后，西方的媒体报道也认为端方毁在她的手里。后世有人因此感慨：“清有长城如此，而顾以微瑕黜之，此清之所以亡哉！”（《清代野记》）
《国运1909》 第二部分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1）
墙倒众人推。不久，御史胡思敬弹劾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横”的十条罪状，内阁发交张人骏调查，结论是“尚无罔利行私实情，惟束身不检，用人太滥，难辞疏忽之咎。现在业已革职，即著毋庸置议”。
革命的投名状
1911年，端方再度被启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此时正值中央大力推行铁路国有化，要整顿铁路建设的混乱局面。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趁机要求政府承担其公司高管挪用公款在上海炒股造成的数百万巨额亏损，遭到政府严拒，该公司随即以爱国口号为包装，指责铁路国有化是为了引进西方资本的“卖国”行为，革命党乘势鼓动，四川局势迅速转厄。
在这危难之际，端方受命带湖北新军入川，造成湖北空虚，武昌随即暴动。消息传到驻扎于四川资州的端方军营，军心动摇。该部本是端方在湖北巡抚任上的旧部，且端方待下宽厚，在官兵中很有人缘。但此时“革命意志”战胜了个人情感，哗变士兵用砍刀残忍地处决了端方及其五弟、曾在日本学习铁路建设的端锦。改革者的脑袋被装在盒子里，浸满煤油以防腐，呈送给了武昌的革命者作为“投名状”。
根据不被民国官史认可的资料，当时端方已决定带兵返回武汉，但因他从成都银行商借的4万两军饷未到，士兵们拒绝开拔，并怀疑端方欺骗他们。在端方兄弟被处决后的第二天，成都来的饷银就到了资州。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美国《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等英文媒体纷纷报道端方之死，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一年后，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就因其突出的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清代野记》）。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根据“革命”的逻辑，桀纣是同盟者，而尧舜则是敌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帮助自己登堂入室、猎取政权为标准。
被强行“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端方，曾经深刻地认为：立宪与****有优劣之分，而君主与共和则只有形式之分。如果宪法受到尊重，君、官、民都只是同一规则下的游戏参与者；而如果宪法就是垃圾，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的破坏者。他指出：“设立政府所以谋公共利益，保全国民之治安兴盛利乐，非为一人一家或一种人之幸福尊荣私利也。”在共和的新装下，“一人一家”或许已无能将政权视为私产，但纵观民国史，“一种人”的小团体却在自我神化之后堂皇地提出“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党同伐异，成王败寇，赢者通吃。
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秀才娘子的大床与小尼姑的光头，成为阿Q们的革命动力。身处如此“不端”与“不方”的时代，又“端”又“方”的端方，除了悲剧之外，还可能有别的结局吗？
《国运1909》 第二部分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2）
“铁老大”出轨
披裹上更为迷人的“种族革命”和“*革命”的外衣，保路运动居然成了共和革命的先锋，到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连革命党们也大吃一惊、措手不及……
1909年元旦，大清矿务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京汉铁路监督郑清濂，正式从比利时人手里收回了京汉铁路管理权。就在三天前，大清国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在巴黎将高达两亿多法郎的赎款移交给了比利时方面，成为这个西欧小国有史以来收到的最丰厚的圣诞大礼。
西方报纸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巨大意义，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报道。两个月前（1908年10月8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StreetJournal）仅对中国为筹集赎款而从英法贷款500万英镑获批一事发了寥寥数字的简短新闻。
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幽灵、一个经济民族主义的幽灵，正在大清徘徊，并最终敲响了这个东方帝国的丧钟。
京汉铁路的收回，是继1905年从美国手中重金赎回粤汉铁路（即京广铁路武汉-广州段）的建设权后，大清国又一次震动国际金融界和实业界的重金出击。而与尚在建设中的粤汉铁路不同，京汉铁路已经运行多年，并从1907年开始赢利。如今，将坐收20%红利的比利时人清理出局，似乎该被歌颂为一场胜利。
重金砸出去，掌声似乎并不热烈，质疑的声音却十分响亮。激进的民意普遍认为，借外债赎回铁路，利权依然损失，是另一种形式的卖国！作为主事者之一的梁士诒，日后也承认这一借新债换旧债的举措在经济上绝不合算，如果用新债再修一条新铁路必将更为利国利民。
但在1909年前后，“利权”二字已经成为大清国上下代表着政治正确的关键词，经济账显然要让位于政治账。高喊爱国的大清愤青们两袖清风，“俯从”民意、高喊利权的大清财政也是囊中如洗，要实现收回利权的爱国义举，除了举借外债这一“卖国”行为，似乎别无他法。在收回路矿利权的初始阶段，曾经出现过“枢臣倡之，疆吏和之，国民大声疾呼以赞成之”的和谐局面，如今，试图利用“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清政府尴尬地发现：自己点燃的火焰，正蔓延到自己的脚下。
大清政府在铁路问题上一开始就赋予了过多的政治期待，急切地想将稚嫩的民族资本推上前台——
1898年11月，刚刚成立的矿务铁路总局就在《矿务铁路章程》中宣布:“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如此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不仅是空前的，似乎也是绝后的。
对于那些独立资本在50万两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够条件的老板们会被授予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
1903年，商部取代矿务铁路总局统筹全国铁路建设，政府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自律极严。
1906年，在全面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官制改革”）中，航运、铁路、电报、邮政统归邮传部专管，重点就是铁路建设。民营铁路如沐春风，到1910年全国成立了17家商办铁路公司，俨然欣欣向荣……
《国运1909》 第二部分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3）
大清政府在铁路问题上，苦口婆心地重申不与民争利，这一方面是有鉴于30年洋务运动中国有企业暴露的巨大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国库背负着《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巨大债务，实在空虚。
但民营资本在过度的期待下被神化了。张之洞看得很明白：华商“趋利也，近则明，远则谙”，“见小、欲速、势散、力微”，而且“资本难集，心志不齐”，因此他主张“官为商倡，先行筹款垫办”，“唯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也就是说，尽管国资和民资都穷得叮当响，还是要由国资先作为种子，起引导和示范作用。国资哪里来？只有借外债或增税负，显然，外债成为最优选择。“一穷二白”的大清国，在和国际资本的较量中并没有多少砝码，面对国际资本的狮子大开口选择余地很小：要么抱残守缺，寸土不让，除了喷喷爱国口水外什么都不能做；要么咬紧牙关，忍辱负重。虽然在外资的帮助下，大清国的铁路建设大大提速，京汉（1906年）、沪宁（1908年）、汴洛（1909年）等都迅速建成，并顺利地进入了营利期，但对外资攫取利权的痛恨也成为大清上下的心结。
面对铁路这一资金、技术、管理“饥渴型”行业，民营资本不仅先天疲软，而且其*与内讧，因比国有企业缺少监督和制约而变本加厉。17家民营铁路公司，家家都是乌烟瘴气、丑闻迭出，爱国主义成为恶棍们做无本生意的最好工具。梁启超对这种靠爱国口号支撑起来的民营企业大不以为然：“人人以附股为爱国之义务，于是妇女拔簪珥，儿童节羔枣，相率投之若恐后，然此种现象，果遂为国家之福乎？夫附股者，一种之企业行为也，苟附股之动机而非发自企业心，则一国生计之基础，必有受其弊着。盖多数之股东，视其股本有同义捐，而怠于监督之义务，则公司之精神，自兹腐矣。”
更为严峻的是，民营铁路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新战场，以邻为壑，“不与他路联”的“死路”和“不通江海”的“僻路”大量出现，本就有限的社会资源在民营铁路的大跃进浪潮中被大量浪费。政府最后痛苦地发现，商办铁路“奏办多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无奈之下，政府只好在1908年年中高举起治理整顿的大板子，限期无法竣工的商办铁路一律由政府接管，并注销该公司。几经折腾，铁路国有化再度成为主流政策。政府财政依然一贫如洗，铁路国有所需的巨额资金便依然只能依靠引进外资。尴尬的是，当年付出重金从美国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建设权，现在又不得不从美国再借钱来维持其建设。
面对“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僵局，清政府的治理整顿从行政角度来说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在多年的放任之后，地方上已经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还将利益之战披裹上更为迷人的“种族革命”和“*革命”的外衣，保路运动居然成了共和革命的先锋，到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连革命党们也大吃一惊、措手不及。
大清国居然亡于本身绝非恶政的铁路国有化，这是个至今无解的难题。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正是清政府不当地给经济问题涂抹上意识形态的色彩，折腾过度。治大国本应如烹小鲜，小鱼却在频繁的颠锅中支离破碎。承载了过重政治负荷的大清列车，在小小的弯道上出轨颠覆了。
《国运1909》 第二部分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4）
1912年，新鲜出炉的民国政府毫不掩饰地继续扛起了大清国的铁路国有化大旗，其赎买民营铁路公司的条件更苛刻，却波澜不惊。那些躲在紫禁城或天津租界内的遗老遗少们，至此不知是何感受？
开滦煤矿地道战
稀里糊涂丢失了巨额国有资产的张翼，欺上瞒下；袁世凯见收回无望，便决心建立滦州煤矿，“以滦制开”；皇纲解纽，社会动荡，合并开滦，英国人咸鱼翻身……
1909年11月，54岁的湖广总督陈夔龙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位出身贵州贫家的新科疆臣领袖，虽在奕劻、李鸿章手下从事多年洋务，却是个著名的“极左”保守派。无论能力与魄力，陈夔龙均难以与小他4岁的前任袁世凯比肩，但此人忠心听话，总是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且在朝野上下以改革为时髦玩意儿的大环境下依然特立独行，奉行三不主义——“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倒也不失为一个不善投机、不识时务、不做“风派”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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