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夔龙上任后，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协调开平与滦州两大煤矿的矛盾。
围绕着开、滦两大煤矿，中英两国已经展开了多年的争斗，上演了激烈的矿井“地道战”。为了挤垮英国人，在前任总督袁世凯的协调下，大清国于1907年成立了滦州煤矿。在这种刺刀见红的关键时刻，大清国体现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一纸批文，滦州煤矿就成了一家特大型国有企业（后来为官督商办），矿区面积广达330平方公里，将开平煤矿团团包围起来。但滦州煤矿占地过大，超出了《矿业法》规定的11倍。此时的大清国毕竟已是法治国家，为了不给英国人找到法律上的借口，官方便设法“遇见红灯绕着走”，另组一家滦州矿地公司，专门持有这些土地，然后与滦州煤矿签订协议，一家出土地，一家出技术，算是合作开发，规避了法律限制；并且明确声明滦州煤矿专为北洋军需服务，以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滦州煤矿的主要任务就是盯死开平煤矿，不惜自残，猛拼价格战。大清政府如此破釜沉舟，原因是英国人实在做得太过分：开平煤矿本来也是大清国企业，却被英国人巧取豪夺，这深深地伤害了大清人民的感情。
庚子年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轮番折腾，当时开平煤矿的第一把手（“总办”）张翼便躲回了在天津英租界的家里。大清官员们那时已经相当具有国际视野了，尤其是那些国企老总，多在租界内安家，一方面可以在大清特色的体制内继续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另一方面不必漂洋过海就能得到外国国旗保护。张总的豪宅比较轩敞，还收留了京津两地前往避难的官员及其家属，有好几百人。张总办企业不怎么样，养鸽却是位好手，鸽群飞进飞出，蔚为壮观，结果引来了守卫租界的英军荷枪实弹地把张家搜了个底朝天，罪名是“疑与拳匪相通”，证据一是“人口众多，迹近埋伏”，二是“信鸽传递消息”。张翼当即被捕，关在英军驻地，英国人威胁说要处决他。
这时，张翼的“哥们”、天津税务司德璀琳（德籍英国人）为他多方奔走，终于捡回了一条命。张翼对德璀琳感恩戴德，作为回报，他在牢中写下字据，任命德璀琳“为开平煤矿公司经纪产业、综理事宜之总办，并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听凭用其所筹最善之法，以保全矿产股东利益”。同时被任命为总办的还有开平煤矿的美国籍技术顾问兼英国墨林公司的驻华代表胡华——此胡华正是日后堂堂的美利坚合众国第31任总统胡佛。
《国运1909》 第二部分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5）
在张翼看来，德璀琳劝说他将矿山挂靠到英国名下，只是避免矿山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占或破坏的一次“护矿行动”。其实，这是英国人精心导演的一出双簧，军方唱红脸，德璀琳和胡佛唱白脸，目的就是谋夺矿山。
张翼出狱后，又给德璀琳正式下了两份札书，提出广招洋股，要把开平矿务局与墨林公司联办，由德璀琳全权处理。一周之后，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胡佛代表英商墨林公司，在塘沽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墨林公司其实是家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拿到股权后，又转手卖给了国际投资公司“东方辛迪加”，于1900年底组成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并且在英国进行了注册，承接了开平矿务局的全部产权。至此，大清国的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走向世界的跨国公司”，而北京的衮衮诸公们还蒙在鼓里。
但合约上毕竟只有德璀琳的签名，英国律师担心这个法律上的瑕疵有可能演变为大问题，因此建议“东方辛迪加”及墨林公司要拿到张翼的直接签名。为补这个漏洞，英国方面又起草了“移交约”，照旧由德璀琳去逼请张翼签字画押。英国方面将价值110多万英镑的矿山净资产折合为万英镑，再折合为万英镑的股票，而新公司设定的股本金为100万英镑，这样英方便取得了的控股权，而其并未投入任何实际资本。此时开平煤矿光地皮就有10多万亩，还包括大量的已经建成的铁路。张翼担心上面追查责任，不如隐瞒下去，又看到英国人给他提供了“终身为华部督办”的个人好处，架不住英国人的威胁利诱，半推半就地在“移交约”上签了字。英国人如愿拿到了开平煤矿。
这一空手套白狼，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连作为中间人的胡佛也不敢声张，日后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成为政敌攻击他品德有问题的主要依据。
稀里糊涂丢失了巨额国有资产的张翼，欺上瞒下，打报告说是为保矿才将开平煤矿置于英国旗帜保护之下，已经加招外国商股，实行中英合办，中外职员都享有平等权利，一切成规和租税都没改变，矿区还悬挂中英两国旗帜。总之，是要朝廷放心，国有资产很安全。
英国人拿到控股权后，立即派兵进入矿山；站稳脚跟后，却将大清的黄龙旗扯下，只升英国旗。1902年11月16日，滦州地方官带兵前往开平煤矿缉私，吃惊地发现龙旗已不在井架上飘扬，立即上报，并与开平煤矿的顾问德璀琳交涉。次日，清军专门护送龙旗赶往煤矿举行了升旗仪式。英国领事随即向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抗议，袁世凯看到英国人拿出完整的合同，才发现这家国有企业居然早已成了外资企业。
清廷震怒，立即将张翼“双开”，但仍命他负责追讨。一场洋官司便在遥远的伦敦轰轰烈烈地上演，而当初将张翼推入陷阱的德璀琳，此时又成了他追讨股份的顾问，继续赚取顾问费。英国法院几经审理，最后仍是不了了之。袁世凯见收回无望，便决心建立滦州煤矿，“以滦制开”，从此开始了开、滦两家的“地道战”——滦州煤矿先将靠近开平煤矿的煤层进行开挖，断绝了开平向外扩张的任何可能。
到了陈夔龙上任之时，开平煤矿的储量即将开采完毕，英国人便提出将开平煤矿交还给中国，索价178万英镑。与当年的“巧取”相比，这一要价又成了“豪夺”，被摄政王载沣否决。
《国运1909》 第二部分 黄龙旗下的资本主义（6）
英国人转而大造舆论，动用报刊鼓吹“开滦合作”，但中方不为所动，步步紧逼，英国人基本上已经走投无路。但就在这时，辛亥革命爆发，皇纲解纽，社会动荡，滦州煤矿已经改为商办，众股东为在乱世中求生，便接受了英国人建议，合并开滦，成立中英合资企业。英国人于是咸鱼翻身。
开、滦“地道战”历时十年，中方表现并不逊色，但在关键时刻仍然输给那面足以提供安全与稳定的大英国旗。英国人两度巧取开、滦，直接原因或许不仅在于他们的贪婪，也不仅在于大清的颟顸，而恰恰是因为大清国始终难以提供资本所最为需要的核心要素——和谐与稳定。
“爱国”企业家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1909年，对于企业家张謇来说，实在是日理万机，不过大多忙的不是企业的事，而是“国事”——组织各种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立即行宪——基本不务正业。
其实，经营管理从来就不是大清企业家的正业。要在大清国做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绝对不可以不讲政治、不可以不懂大局。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最重要素质就是要紧跟风向，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己随风摇曳的方向、姿态和力度。
大清国的创业气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学”，权力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掌控着经济的生杀予夺。讲政治、懂权力，就是最基本的生意经。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都在殚精竭虑地进修官场权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他与官场的互动成为经典的官商合作案例——既将他本人捧上云端，也在他进入云里雾里时突然抽手，冷眼看着他“飞流直下三千尺”，摔得粉身碎骨。
在1909年宣统新朝可劲儿忙乎的张謇，毕竟是状元下海，层次不同，他所忙乎的立宪政治，版本新，技术含量高。大多数企业家当然到不了如此票友的地步，无非停留在讲政治的初级阶段——多交几个“大盖帽”（大清的官帽是最为古典的大盖帽）朋友，自己也去弄顶大盖帽，无非是花点赞助银子，以免今后见着“大盖帽”心里就发怵，甚或也有机会在那些没大盖帽的平头百姓面前压人家一头，虽不至于玩把“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但至少也可以提高嗓门吆喝两声，过过干瘾。
有学者做过统计，在1885-1894年间创办民营企业的55人中，有布政使衔的2人，候补道、候选道5人，候补知府、候补知县6人，其他佐贰杂职7人。大清企业家的从政热似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升温。甲午战争后，1895-1900年新办的64家民营企业，其创办人中有卿、寺、布政使衔的有5人，候补道9人，候补候选知府、知州、知县17人，其他佐贰杂职28人。这是从“条”看的，从“块”来看也是如此：对1878-1907年的10家民营毛纺厂统计，创始人中的半数都有捐官的身份。如同读书人讲求学而优则仕，买卖人也同样保持了对官场的极度热爱，稍有点经济能力就要买个机关干部的身份，写在名片上，挂在房梁上，刻在墓碑上。
大清企业家怎么会成为如此可爱、乖巧的人呢？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大清国的“新新人类”（1）
中国的传统中，商人等于是全社会的盲肠，地位很低，多被忽略，且时时有被阉割去除的危险。尽管国家为了敛财的需要，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和商人做起了“大盖帽”的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帽”，但这种捐纳的官职多是荣誉头衔，商人获得的无非是些基本待遇，比如上了公堂不至于扯了裤子打屁股，见了官员不至于扑通就下跪磕头。当皇家需要的时候，商人可以成为“爱国商人”，捐粮捐款；当皇家翻脸的时候，商人便随时可以被作为专政的对象，抄家罚没，乃至问斩。
在商人向权力主动投怀送抱的段子中，最为经典的就是明初的沈万山，向新政权效忠的幅度有点过度，马屁拍到马腿上，犯了朱大皇帝的忌讳，弄得倾家荡产，差点人头落地。正是因为商人在权力面前的“二奶”角色，更刺激了商人前赴后继地向权力靠拢，争取扶正。很少有商人希望子孙后代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多数被作为资助子孙后代远离商场、进入官场正道的台阶；这与*从良十分相似，总是想法跳槽，然后漂白自己的历史。研究商业史的学者，发现除了更为西化的买办们愿意将自己的职业当作传家宝，中国商人中的绝大多数还是将经商看作旁门左道。
随着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商人的队伍不断壮大，商人的社会形象也在逐渐改变。尤其是连年来天灾人祸不断，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以商人为主要消费群的卖官鬻爵（捐纳）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捐纳的收入甚至高达财政收入的1/3强，形成了供销两旺、交投活跃的红火局面。
大清国但凡有点余财的商人莫不捐了官职在身，略大些的城邑，一片落叶随风飘落，能砸到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到了年节上，大家都把官袍披挂出来，满大街都是“大盖帽”，蔚为壮观。
捐官的动机，当然不只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以支援政府建设。最朴素的想法是一种自我保护。大清国施行“仁政”，从康熙大帝后就一直高举着“永不加赋”的大旗。但是，日益膨胀的官僚机器和公费吃喝、公务消费，加上不断地对外赔款，造成了支出增长呈刚性上升。大清国在1909年之前也没有实行先进的财政预算管理，甚至没有印刷纸币，无法玩财政赤字。一边是嗷嗷待哺的财政，一边是永不加赋的祖训，结果当然是“遇见红灯绕着走”——加强勒索、摊派，赋虽不加，但换个别的名称即可。
晚清的财政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摊派的财政，中央向地方摊派，大官向小官摊派，官员向乡绅摊派，乡绅再向农民摊派。这种实际上的摊派体制，与“仁政”的大旗相互矛盾，说一套，做一套，说的不敢改口，做的不敢声张，演变为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集体黑箱操作，给各级官吏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摊派是个高难度的工作，自然是专拣软柿子捏。商人捐官，基本目的就是增加自己作为柿子的硬度，多少减轻被捏的力度、频度。
商人捐官再高一个层次的追求就是便于与官方沟通。有个级别在手，可以与官员们平等交往，便于交朋友，寻门路。成了圈内人士后，衙门或许不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还不时能得到第一手的资讯，抢占商业先机，更有机会享受官方推出的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减免等等。大清国的几轮经济改革，在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产业的同时，几乎都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在调控操持，给予那些被选中的民营企业家以相当年限的垄断经营权。这些当然是官商勾兑的成果。
一个最有大清国特色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商人、尤其是那些国营企业（后来多数改制为官督商办）的管理者，其实是带着公务员身份救生圈下海的官员，他们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的资源调动能力十分强大。玩“大政治”的张謇，起步时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身无分文，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本，最后还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给瓜分了，作价25万以官股投入，令自己的皮包公司成了货真价实的工厂。
晚清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许多商人被吸纳到这些企业去，成了中国第一批职业经理人，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他们必须有官员身份。到了1909年，大清国的能人们个个横跨官商两界，红门、黄门一起捞；或者是家族内部分工，有的当官，有的经商，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企业家的头衔上加上“爱国”二字，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既反映了资本与权力的不同地位，也体现了资本向权力主动靠拢、寻求和谐。官商的不断结合，虽然继续拉大了贫富悬殊，激化了阶级矛盾，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但在另一方面，权力不再是资本的绊脚石，而日益成为同谋者，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先“贵”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大清国实行高难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的基础。或许，这还可以算是一种进步？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大清国的“新新人类”（2）
“半吊子”大跃进
师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经不仅仅适用于治国大政的改革，也同样于适应于那些急于跻身先富（贵）起来者行列的年轻人。面对着汹涌的留*，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依然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却少了往日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那些头上盘着大辫子，间或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的大清国天之骄子们，如同上年的落英般不见踪迹。
1909的樱花季节，东京突兀地少了这样一道风景线。在1905-1906年间如潮水般涌来的清国留学生，也如同潮水般地迅速退去。“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移民潮”（美国历史学家MariusJansen语），在澎湃汹涌的前戏之后戛然而止，给时人和后人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无限怅惘。
樱花落尽后，7月28日，清国留学生的大本营、最具盛名的宏文学院（原名亦乐书院、弘文学院）举行了最后一次毕业典礼。创办者、日本著名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典礼上黯然宣布：“本院最初系受中国之依赖而设，今日已无依赖之处，乃宣告停办。本院应尽之义务，至此结束。”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震撼和刺激下，大清国似乎找到了崛起和复兴的榜样，形成了向日本学习的高潮。1898年戊戌变法中，张之洞在那篇不无政治投机嫌疑的《劝学篇》中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被日本学者称为“留学日本的宣言书”。而到日本留学的最重要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1903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洞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学务大臣（*长）有《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月，光绪在保和殿主持首次留学生考试，14名留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林院检讨、内阁中书等。
1906年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年10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师法日本的“事半功倍”，已经不仅仅适用于治国大政的改革，也同样于适应于那些急于跻身先富（贵）起来者行列的年轻人。那些直接通向官场的学科，如法政、军事、警察等，挤满了求学者。
面对着汹涌的留*，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大清国的“新新人类”（3）
在“公务员资格”的指挥棒下，年龄跨度相当大的学生们，都蜂拥进了速成科。宏文学院从1902-1906年共招收1959名学生，只有129人进入普通科，占；日本法政大学开办的法政速成科，从1904到1908年共开办5期，接收清国留学生达1885人。1907年，清廷学务大臣在奏折中承认：“在日本留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留学日本成为最快戴上“海归”头衔从而进入大清政府机关的捷径，如同外地的螃蟹在阳澄湖洗个澡后便成了大闸蟹，身价倍增。
日本商人迅速行动，大量“野鸡学院”纷纷涌现，学制一个比一个短，最夸张的是能在几天内就拿到毕业证。湖南留学生杨度等在弘文学院速成师范当月即卒业。前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校长寺田氏在1905年指出：“自费留学者多为富家子弟，其消费金额也比其他官费生要多。教育清国人的私立学校之增加虽不是坏现象，但多数只是以利己或营利为目的。”“学店”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学费只要降低一元，就足以挖走别店的生源。而学生们为了回国后求职方便，到处周旋，使劲收集一张又一张的毕业证。
如此速成之下，留日学生学业普遍低下，绝大多数无非混到了中学水准。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梅谦次郎就曾指出，日本学生进大学学习法政一般需要3至4年，而中国学生还得先学习语言，然后才能开始专业学习，正常必需6至7年，却在6个月就“速成”了，萝卜快了自然没法洗泥。
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就对这种速成科不屑一顾，他们为清国留学生只提供正规的三年学制课程。1905年9月，该校高管访问中国，应答中国高官们很担心留日学生的“危险思想”，一针见血：“回国后鼓吹极端危险议论的都是些不用功的学生。”他们认为，努力追求学问的人，不会接受任何颠覆性的思想。如此论断近乎武断，但在此后风云诡谲的中国近代史舞台上，更为活跃更能折腾的海归们，的确都是那些不大重视学业、甚至没在课堂上认真听几天课、连所在国的语言都还说不利落的学生领袖们。
意识到“留学垃圾”问题的中日官方先后采取行动，全面收紧“野鸡学校”的学生注册和入读，并取缔速成科。清政府随后选择了五家日本学校，向他们提供津贴。中国学生无论公费自费，均需经过严格选拔，与日本学生同学习、同考试，一次不及格留级，第二次不及格就退学。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留日学生的质量得到了迅速提高，在1910年秋的海归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留日学生在考试合格的561人中占到了516席，成效斐然。
在“留学大跃进”年代，多数拿着公款或私款在日本吃喝嫖赌、不学无术的半吊子们，俨然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脊梁”。大清国正处在人才饥渴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些半吊子们至少能说一些时髦的改革术语，尽管他们没认真看过（或许压根看不懂）政治理论著作；至少愿意穿上笔挺的制服，踩着铿锵的马刺，尽管他们或许压根不会骑马，也从来没有放过一枪一弹。面对任何可能的质疑，他们只要用“大清国情”四个字便可轻松化解。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大清国的“新新人类”（4）
与半吊子人才一起从日本“事半功倍”地进口的，还有大量的被日本“山寨化”了的半吊子西方理论。尽管在大清国领导人最初的制度设计中，日本只是学习西方而需要的一块便捷的垫脚石，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再愿意或有能力踩着这块垫脚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本源。人才是速成的，理论也是速成的，西方理论无论鱼虾均被日本厨师加工成了生鱼片，剔除了他们认为不健康的东西，再被更为粗放的筷子夹起来，送进了饥肠辘辘的中国肚子。
学了点皮毛的庸医们都自以为是华佗再世，救国救民的药方漫天飞，如盲人摸象，互不相让。传统的党同伐异包裹上时髦的日式语言，无论保守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骨子里都依然是权谋派，不择手段，急功近利，在拉锯折腾中消耗着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点本可用于民生、用于自强的精力。
浮躁、喧嚣，半吊子们满世界晃荡，这就是1909年开场的宣统朝，一个樱花烂漫的季节，却永远看不见枝头的果实……
难产的“美国梦”
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
灯市口左近的史家胡同，相当地宽阔轩敞，两旁都是深宅大院，透着贵胄气息。这条胡同平时并不嘈杂，但在1909年9月初的几天却相当喧闹。
大清国第一次留美资格考试就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国的640名考生云集京师。
考试相当复杂和严格，共有15门功课。第一轮考试安排在9月4日、5日，只考中、英两种语文。语文过关者，才能进入下一轮考试。第二轮从9月9日考试，第一天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考立体几何、物理、美术、英国历史；第三天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监考者除了大清国外务部与学部的官员，还有美国使馆的官员。最后的录取率并不高，共47人，仅为7%，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参考者与监考者们或许并没能完全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的是一场将注定被中美关系史铭记的特别事件。这场特殊的考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美国乃至世界。
1900年春夏之交，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华北、东北地区都爆发了义和团*。随后八国联军入侵，大清中央政府流亡西安。经过复杂的台前幕后折冲和激烈的讨价还价，中国与14国共同签订了《辛丑条约》，按照当时全国人口平均每人1两白银计，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000万两，史称“庚子赔款”。
美国的表现在列强中相当特立独行，它自始至终都拒绝将大清政府作为自己的作战对象，而将自己定位为类似协助中国政府剿匪的角色。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美国坚决反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美国甚至要求将赔款数额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但因遭到其他列强坚决反对而作罢。
赔款数额确定之后，正逢国际市场上黄金上涨，白银下跌，列强认为中国以白银支付赔款的方式将给他们造成巨大损失，要求改用黄金支付，而这样一来，中国所承受的财政压力更为巨大。这就是困扰晚清财政史上的所谓“镑亏”问题。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鼓与呼：世乱难为人（1）
此时，美国研究如何通过主动减少自己的赔款额，带动列强共同削减赔款，以帮助中国“减负”。担任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的柔克义，奉命在1904年底向国会提交一份备忘录，建议美国可主动减少一半庚子赔款。
1905年1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美方商讨庚款支付方式，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Hay）表示：既然中国已经同意了向其他列强支付黄金，美国必须享受同等待遇；但为了帮助中国，美国考虑退还部分赔款。梁诚向国内提交的报告中认为，这笔拟议中的数千万美元退款“合则见多，分则见少”，不应摊发给各省，给贪官污吏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这“树人之至计”，就是在国内“广设学堂”，向国外“遣派游学”。这样，美国“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中国则“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己适相反”。
梁诚对退款用途的看法与美方一致，但没有得到北京大员们的支持。当时正值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搞（活）”攻坚阶段，资金缺口很大，新政的成本多靠摊派解决，因此形成了越改革越*的恶性循环，甚至引发基层群众对如此改革的暴力反抗。美国人在这个时候主动退款，不仅够哥们，而且简直是久旱降甘霖。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建议，应该将退款优先用于兴办路矿、发展经济，再用所获余利去办学，那就是标本兼顾的两全之策。袁的观点代表中央的主流意见，但当时中美之间正因粤汉铁路的赎回问题而关系微妙，中方不便对退款问题多加议论。随后，又因为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政府担心此时退款会被中国的愤青们解读为美国向中国屈服。如此迁延，直到1907年中美关系逐渐恢复了正常，两国才能就庚款退款及用途展开正式谈判。
此时，东三省成为大清国的战略焦点，为抵御日本和俄国在该地区越来越猖獗的掠夺，中国一方面将东三省作为改革特区，实行政策倾斜，加快“移民实边”，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将美国作为开发东北、抗日拒俄的最主要同盟者。当日、俄、英、法在远东结成一个松散的同盟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议中、德、美三国结盟与其对抗，得到中国的积极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希望以美方的庚款退款2000万美元作为资本金设立东三省银行，以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和美国庚款退款为抵押在美国发行债券，东三省银行的利润则可用于派遣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但此举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几乎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亨廷顿?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在各界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了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前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当年10月31日，两国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留美学生的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
此时，东北问题更为尖锐，大清政府派出唐绍仪出访美国，希望能为东北开发争取更多的美国资金，而最简便的莫过于将退款直接用于东北建设。但美国在此时选择了放弃中德美三国联盟的构想，转而与日本妥协。美日两国订立了《罗脱-高平协议》，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换取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唐绍仪的使命彻底失败。
美国对退款的使用实行了严格的监督，并毫不掩饰地表达其对大清政府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的极端不信赖。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严格的退款计划，要求中国仍须按原额按期向美国缴纳赔款，美国收到后再将退款转交中国，设立专款账号，专用于资助中国学生留美。
在美国政府的推动，有时甚至干脆是棒喝下，对提升GDP比对办学更为热衷的大清政府终于半推半就地跟上了步伐。庚款退款办学迅速制度化，为了保证留学生质量而设立的预备学校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的选拔，也居然在贪腐成风的大清国及之后民国，成为“一小撮”廉洁高效、公平公正的仁政之一。
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吊诡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为了“主义真”而“砍头不要紧”（无论砍别人的头还是砍自己的头）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支持改良，他们对待“同志”或许也能做到春天般的温暖，但对待“敌人”却基本难以做到寒冬般的冷酷无情，“革命意志”极其薄弱。
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鼓与呼：世乱难为人（2）
“烂尾”的仁政
改革的过快推进，造成全社会的人心动荡和浮躁，而改革的巨大成本最终被摊派到最为弱势的农民头上……新政动辄成为苛政，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对于大清国第十二代领导人来说，最为郁闷的事情，就是自己精心设计的改革，在经过官僚体系的执行后总是会“烂尾”：明明是利国利民的“仁政”，最后却被大小领导干部转变为扰民和敛财的工具。
“仁政烂尾”的后果就是民怨与改革似乎成正比上升，改革越深化，民怨越沸腾，群体性事件就越多，甚至远超过政治高压之下的前朝。史家们统计过晚清十年（1901～1911）的群体性事件：有的根据《大清历朝实录》推算，结论是数百起，但这只是中央直接披露的大案要案，各地已经处理或隐匿了很多案件；也有人作了更大范围的统计，得出结论是至少1300多起，平均每两天半一起。无论何种统计口径，可以肯定的是：晚清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而改革最为深化的宣统朝（1909～1911年）是最高峰。
统计数据还透露了更为惊人的信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似乎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事件多发生在黄河以南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一向温驯平和的财赋重地江浙居然高居全国榜首。再深入地探究引发这些事件的原因，最主要的导火线就是大清国与民生相关的几大改革措施：开办学堂、调查户口、查禁鸦片。办学和查禁鸦片毫无疑问是仁政，而户口调查则是新政的基础，其第一目的就是为地方自治统计选民，这可是大清国人民参政议政的根本，本应山呼万岁和叩头感恩的。
大清国的改革究竟发生了什么？
尽管在改革方面雄心勃勃，甚至在政治尺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柔软的身段，但大清国却遭遇了根本的“肾亏”：财政枯竭。无论深度和广度都创下中国数千年之最的新政改革，中央政府却只能出思路、定方针，却拿不出足够的银两来具体推行。1909年，御史赵炳麟列举了各省开办新政所需费用：“司法一项约费百万，教育一项约费百万，巡警一项大省约费三百万、小省尚需二百万。单此三项计之，各省每年平添四五百万的开支。”
大清财政两袖“清”风，中央能做的便只有“给政策、开口子”，依赖各地自筹自支，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将改革成本转换为各种捐税。地方政府和贪官污吏趁机搭车收费，“朝廷责之酷吏，酷吏责之有司，有司不取之百姓，将于何取之”，“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形成了改革越深入、苛捐杂税越多的恶性循环。
大清中央的权威缺位，不仅体现在财政上，而且还体现在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上。官制改革是大清新政的亮点之一，但历尽艰难后也只是将中央部委办重新洗了洗牌，换了名称，真正被精简下来的只是都察院之类的冷曹衙门。至于地方官制，则基本未被触动，依然是胥吏横行。依靠这支干部队伍执行新政，新政便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权力商品化”的旧轨道，无论造铁路、办学堂，还是查户口，都成为敛财的工具，“加赋增捐，络绎不绝，卒之无毫发之成效，惟是一般趋利速化之官吏，坐充其私囊而已”。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山东莱阳县新办警政，警局每年经费仅为大钱4695吊，征收额却是7800余吊，“盈利”被经手官绅们私分；而中学堂每年经费仅大钱1883吊，却要从民众兜里搜刮14000余吊，“市盈率”高达8倍。浮收冒收现象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尤以经济发达地区为重。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鼓与呼：世乱难为人（3）
在这样巨大的利润诱惑下，新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当地官绅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而原先作为民意代表的乡绅们，因为没有公务员身份的束缚，而又有着在乡间的权威，左右逢源。公务员们不方便自己出面的事情，便由乡绅们代劳。“地方自治”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则成为乡绅们摆脱大清监察系统的绝好掩护。时人指出：“立法本至美善。无如人民程度不齐，公正士绅狃于旧习，率皆不愿与闻；而刁生劣监，往往运动选举，希图把持公事，侵蚀款项，甚至借口筹款苛敛商民。地方官昧于补助官治之原理，或放弃监督职权，听其轶出范围之外，以致各处办理自治，未受其利，先蒙其害，与宪政大有妨碍。此实善政良法转以作奸为虐之一端。”
一时间，各地乡绅纷纷投身改革：高级的做法是开办新企业和商号，背后往往有官员的隐形投资，各取所需；而低级的做法，便是当上新政推行机构的各种委员或董事，从捐税中直接渔利。农村的民、绅、官关系日益复杂，进一步激化了乡村矛盾和基层干群关系，也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土豪劣绅泛滥的先河。
此时，“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改革的过快推进，造成全社会的人心动荡和浮躁，而改革的巨大成本最终被摊派到最为弱势的农民头上，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危机。制度设计上致命的先天问题，令新政动辄成为苛政，导致各地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但与此前的太平天国运动不同，其普遍特点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没有政治上的诉求。根本就没有像后世史学家们所描绘的那样，提出任何反对现行政治体制、甚至所谓“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最多只算是规模较大的乡村内部冲突或群体上访，甚至连江西宜春数千农民武装封锁县城的行为，也只能说是极端的上访。
问题是，面对这些需要对话沟通、相互妥协才能处理的群体性事件，大清国的地方官员却往往火上浇油，动辄上纲上线，一会儿怀疑幕后有“会匪”（黑社会），一会儿又怀疑有“革匪”（革命党），轻率地动用强制力量进行压制。民众上访无门，而且被扣上了大帽子，更没退路了，矛盾随即升级，事件往往扩大，最后难以收场。“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一向是大清百姓的传统，但凡有点委屈，能忍的也都忍了，到了实在难忍的时候，也通过上访等方式指望青天大老爷做主。尽管以帮会成员为主的“革命党”总是想方设法利用这类群体性事件，但显然他们的成绩并不理想，直到大清政府被****，“革命党”并没有真正赢得过民意。而这样的群体性事件一多，民众们逐渐对这个体制和皇帝失去了信心，等到风暴来时，虽然绝非“墙倒众人推”，但“自扫门前雪”也足以令那些本身并不占民意大多数的造反者有了相对的优势。
大清的年轻领导集体并没有忽视这些持续不断的“小震”对根基的巨大破坏力。中央一遍遍地强调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真考察，秉公甄别”，“得一人而数十万生民安乐;失一人而数百里地方愁苦”，“如有不肖守令，罔恤民隐，壅蔽德意，国法俱在，断难姑容”；甚至手把手教授具体工作方法——“凡涉地方行政，添筹捐款，应于事前剀切晓谕，集耆老子弟，告以此事之所以然。又善用士绅，莅之以严察，则疑谤之端自少，谣言无自而生，即间有恃强阻抗者，核其情节，择尤惩治一二人，公道既彰，断无激动众愤之理”。此外也不惜动用纪律手段，不仅惩办贪官，甚至还惩办庸官。仅1910年一年，浙江就有东阳县知县廖鸣韶、淳安县候补知县萧攸裕、遂安县候补知县钟灵、瑞安县候补知县朱桐等人被开除公职，原因或是“玩视禁烟要政，任意欺蒙”，或是“刚愎自用，办理矿案措置乖方，舆情大拂”，或是“性耽安逸，遇有相验案件，辄委武汛往代，实属漠视民瘼”，或是“遇事畏葸，禁种罂粟，未能切实奉行”等。苦口婆心加雷霆手段，中央政府对吏治的重视可谓到了相当深的程度，但在制度化监督的缺位下，这些思想工作加纪律手段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无能成为本能，敷衍成为常态，而官员们的心态却超级良好，将所有问题一股脑儿推给所谓的体制，仿佛与己无关；待到风暴来临，只需摇身一变，又成了共和元勋，而自己当年的贪腐因为加速了满清的灭亡倒似为共和立下多少功劳一般。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鼓与呼：世乱难为人（4）
时人认为，即使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也不代表主体民意对改革本身的否定：“我国今日国势危急，万事废堕，自非至愚，孰谓新政之不当速举?”但是，改革要循序而达，不能为了做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躁进，一定要兼顾好改革的成本。“然举一政也，必有莫大之政费；政费又非天降地出也，必不能不取之于民。今之举行新政者，固不知所谓先后缓急也，枝枝节节，纷然并举，其取民也无艺，尽夺其资生衣食之必需……如是即令施政者洁己奉公，实心任事，而小民救死不瞻，亦岂能忍饥寒以待德化之成?况乎以搜刮之财，行敷衍之策，所举行之新政，曾无一事能令小民得被其泽也。”
改革本是提升民生之手段，民生为本，改革为末。本末倒置，操切从事，或许正是大清国改革的美好蓝图最后都“烂尾”的原因？
在失望的田野上
传统的乡村士绅阶层被日益边缘化，乡村的公权力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绅。
1909年，在似乎只适合才子佳人缠绵戏的浙江，一部动作大片震撼上演：向来温和柔顺的浙江农民居然聚众冲击地方政府，焚毁水师炮艇，打伤政府官员和水师官兵。
作为鱼米之乡和财赋重地，浙江的骚动震惊了北京。
兔子急了也咬人
一切都起源于这一年的水旱灾害。
先是暮春时节，最为富庶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暴雨成灾，一片泽国，海宁一带米价超过6元/石；入夏之后，旱灾又接踵而至，“田皆龟裂”，当时报载农村有因此而出现阖家自尽的惨事。
浙江巡抚增韫发给军机处的电报表明：灾害发生后，该省立即派遣官员到各地查勘，筹款赈灾；至秋收时节再度派员进行复查，确定减免税收的范围。问题在于，各级官员不愿意放弃征粮征款这一肥缺，不仅没有因灾放宽征收，反而加紧催收，终于令矛盾激化。
湖州的乌程、归安两县（今吴兴区），因为基层干部（书吏）“匿灾勒征”，激起上千乡民冲入府城，焚仓毁署。湖州府城不得不宣布*，并电请省里派兵弹压。同时，两县官员紧急勘查灾情，对受灾农户免征粮款，其余农户则打七折缴纳，才好歹将一场大风暴平息下去。
而嘉兴府的桐乡则没有那么幸运。桐乡受灾后，负责勘验灾情的各地村民委员会主任（“图董”）利用职权徇私枉法，基层干部们在皇粮国税之外搭车收费，中饱私囊。灾民们自身温饱都已成问题，哪里还能忍受如此催逼，一时便聚集了上千人，拥到各富绅家“吃大户”，并对那些老实本分而继续前往缴纳漕粮的农户进行拦截，双方发生冲突。官方派出水师部队进行弹压，开枪击毙一人，打伤两人，激起众怒，水师炮艇被焚毁，7名水师官兵被打伤。随后，乡民们冲进县城，拆毁县衙，切断电报线。浙江省派出督练公所兵备处袁思永带兵*，用武力强行驱散，并将为首之人“就地正法”，方告平息。
这一年，除了浙江，全国多个省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北到吉林、奉天，南到广东、广西、云南，东到福建，西到新疆，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不少地区均出现严重水灾；而甘肃已经连续995天未尝降雨，缺粮缺水，甚至出现吃人现象；直隶、山东、陕西、山西等省则水灾、早灾、风灾、雹灾四害并举。灾害过后，各地农村都发生程度不同的群体性对抗事件。即使没有遭灾的省份，也没有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如江西宜春，甚至还发生了农民武装暴动。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1）
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就以这种极不和谐的方式，拉开了宣统新朝“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序幕。
乡村精英穷途末路
大清的田野，为什么充满了失望呢？
在雄心勃勃的大清新政改革中，建设与发展新农村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纳入过改革的目标清单。而“三农”本身被定位为负担各种改革成本的“奶牛”，举凡新政的种种措施，其成本毫无例外地摊派到了农民的头上，其负担日益加重。而此时，一贯在农村起着稳定作用的士绅阶层却在改革中被彻底瓦解，农村政权陷入了“失范”境地。
中国传统的国家公权力一般只达到县级。县级以下行政，一靠各种胥吏，他们并不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最多算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编制，工作的动力以及经费的来源都在于其所代理的国家权力，如征税、司法等；二靠传统的宗法社会，以乡规民约为准绳，以宗族集体领导为特点，而其核心就是通过科举获得了特殊地位的士绅阶层。士绅阶层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作为国家“经纪人”（StateBrokerage），协助政府维持治安、征粮征款等；另一方面作为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而与政府及胥吏进行公关及博弈。
这种结构成为维持传统乡村稳定的重要因素。“铁打的农村，流水的皇帝”，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只要新的统治者能尊孔重儒并能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如稳定的社会秩序），一般都得到士绅阶层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乡村的效忠，哪怕在位的是诸如蒙古与满洲这样的“异族”。“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就是中国农民普遍的现实的政治需求。但是，这种在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中都无法动摇的“中国国情”，却被大清的新政改革彻底颠覆。1905年，大清中央宣布废除科举，谋取功名的渠道就只有出国留学和进入新式学堂。这种新门槛比起科举旧门槛，毕竟是高了许多，多数农村家庭难以逾越。随着改革的深入，各地书院、私塾、义学等旧式教育机构纷纷倒闭，乡村教育资源急剧萎缩。各地抵制新式教育的风潮此起彼伏，即使在素来注重耕读传家的江浙两地，将矛头对准新式学堂的冲突乃至流血也并不少见。
的确有无数的理由支持废除科举的激进变革，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严重后果是，它彻底破坏了早已制度化的人才流通渠道，而没能建立一个新的替补机制。在关系“抡才大典”的组织人事方面，*现象日益严重，“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钱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大批农村精英因此失去了晋身机会和传统特权，由维持农村稳定的中坚力量蜕变为失望乃至无望的“高危人群”，从“助手”转变为了“对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任何矛盾都可能演化为刚性的碰撞。晚清风起云涌的群体性对抗事件，已不再是单纯的农*动，士绅阶层参与其中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历朝历代的民变浪潮。
基层政权痞子化
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仅是大清新政改革的目的之一，也是保障各项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政府为了改革，对农村的摊派越来越重，急需更多的“国家经纪人”，另一方面，传统的乡村士绅阶层被日益边缘化，他们受限于自我期许的社会伦理责任，在扮演酷吏方面缺乏足够的天分和热忱，因此纷纷回避公职。
乡村的公权力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另一群“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绅”。
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比，土豪劣绅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乃至毫无精英责任感。他们绝非乡村中的“善人”，但确是一种特殊的“能人”，一种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的“痞子能人”。这样的能人虽然一直存在，但在传统的政治秩序中没有机会染指公权。此时，大清国判断好猫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抓住老鼠，至于手段和过程都可以被忽略，这些“痞子能人”显然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脱颖而出。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灾难及农民对如此改革的对抗，侵蚀着改革的民意基础。而为了压制农民，以土豪劣绅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便从“痞子化”进一步呈现出“黑帮化”，成为今后半个多世纪农村动荡和暴力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
“从来治国之道，惟以保民为先”（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谕），但大清国的改革者似乎忘了这一朴素圣训。在这片失望的田野上，改革的阳光并没有令大多数民众感受到温暖与光明，这样的改革也就成了温室里脆弱的盆景……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
无毒不“圣人”
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做“入寇”，加以诛灭……
有的时候，一把匕首或许就能改变历史的进程。1909年夏天，一起凶杀案震撼全国，波及海外华人圈，从根本上改变了华人社会政治力量的对比。
5月27日（农历四月初九），8名壮汉闯入正厅局级干部（广西补用道）刘士骥在广州家中，刘身中数刀惨死。这位负责广西招商引资工作的官员，刚刚结束了为期近一年的北美洲之行，回国仅12天。
大清警方迅速撒网布控，很快抓获了一名叫骆木保的凶手，他供出领头者是何其武——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得力助手。根据日本驻香港领事发给东京的秘密报告，案发后何其武逃奔暹罗(泰国)，而“真正教唆者、《商报》记者徐勤”则逃往爪哇(夏威夷)。刘士骥的儿子刘作揖前往北京，向都察院提交了康有为亲笔写给刘士骥的恐吓信及电报，证据明显。两位康有为的老“同志”、保皇党*叶恩、欧榘甲，则向大清官方正式举报，要求追究康有为、梁启超谋财害命的刑事责任。广西巡抚张鸣岐发布通缉令，移文港英政府，要求协助缉拿康梁等七人。
刘士骥的死因，种于两年前（1907年）美洲华侨富商叶恩计划回国开办振华公司之时。振华公司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好业务：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开采银矿。《清实录》记载，对于这家公司，政府希望将其树立为“内地实业模范”。
贵县的三岔山富产白银，有的矿脉埋藏很浅，近乎露天银矿。1896年，当地曾成立一家华兴公司进行开采，产量很高，但因为管理不善，两度更换股东，都被迫倒闭。为了招商引资，广西巡抚张鸣岐承诺对外资给予三年免税等优惠政策，吸引了叶恩等人。叶恩认为，只要在管理和设备两方面“软硬兼施”，贵县银矿的开采一定有巨利可得。这一年，叶恩、欧榘甲、梁少闲、刘汝兴、刘义任等5名美洲殷实侨商，应广西政府的邀请，组团回国进行实地考察，并申请设立了振华公司。考察团对广西的招商引资环境十分满意，决定回美洲招股集资，张鸣岐便特派刘士骥作为政府代表同行。这5名华商均是保皇党骨干，而刘士骥也是康有为的同年（同年中举者，一般多援为一党）。此时，大清国已经宣布将实行立宪改革，痛恨康梁的慈禧太后也已去世，海外的保皇党不再是大清的政敌。
广西的银矿也牵动着康有为的心。自庚子事变后，康有为便率领着保皇党开展了一轮轰轰烈烈的“全党经商”运动。从不伦不类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到相对正规的“中国商务公司”，从投资巨大的地产金融到小本经营的酒楼饭店，保皇党的工作重点几乎完全转移到了扒分赚钱上。但以党代政、以党代企的做法令保皇党的实业无一盈利，加之内部*横行，亏损严重。而坐镇美洲的康有为，对这些“党营企业”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从不公布账目，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叶恩后来痛责他“妄自骄贵”，生活奢侈“拟于欧美帝王”，“并公款私图生意”。
保皇党“下海”折腾多年，贵县银矿是他们碰上的最好机遇。但叶恩这些侨商“金主”们，因目睹了保皇党内部的*、“党营公司”的巨额亏损，已不再愿意将自己的血汗钱为这样的“伟大事业”塞狗洞。他们提出，振华公司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党要管党，不要干涉侨商的私人投资业务，何况保皇党那“爱国爱党”的招幌早已成了垃圾股，在资本市场上毫无吸引力。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3）
振华公司的股东们公开宣传这家公司是纯粹的企业，与保皇党毫无关系，加上开采银矿的巨大吸引力，美国、加拿大的侨商争相入股。如此一来，保皇党原有的“党营企业”更是成了过街老鼠，股东们纷纷抽资撤离。康有为得到线报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发表（被揭发），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人心九成尽归振华”。
此前，保皇党惯用高压手段对付“不听话”的华侨，只要没经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康有为“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叶恩的公开信），俨然成了穿着保皇外衣的黑道。看到振华公司大得人心，保皇党公然置美、加法律于不顾，发布命令：“未入党不准招股。”但其人心已失，地下帮会的势力也已大多落到了革命党手中，此种夜郎自大的命令遭尽白眼。随后，康有为命令徐勤等人发布公告，宣称“刘士骥阴招叶恩等搜括全党之财”。叶恩等人则针锋相对：“全美华侨今日多出一钱加人振华股份，异日即少却一钱以供康梁挥霍。”最后，康有为等又向美国警方举报，指控刘士骥招股行骗。刘士骥一度被警方拘留，但在清廷外交干预和解释后无罪释放。
在保皇党的重重干扰下，振华公司依然成为海外招股最成功的大清实业，认股高达300万元，首期实际到位的股本金为100万元。
而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努力。根据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在刘士骥携款回国经过香港时，“本地保皇党却要求刘抽出其募集资金之一半，充入保皇党之财政机关萃益公司资金中，其中徐(勤)之态度极为强烈，然而刘却未答应此要求”。十多天后，刘士骥即在家中死于非命；三个月后（1909年8月），振华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刘义仁也被人毒杀。一连两起命案，叶恩等人不得不雇佣大量保镖，“出人率以死士自随”，严密防范。
大清政府确定康有为是凶案的幕后指使者后，康有为反告欧榘甲等股东杀害刘士骥，而动机就是要嫁祸于康某。同时，康有为还以海外股东代表的名义，指控叶恩、欧榘甲等裹挟华商股金，要求大清商部和两广总督“立行电令停止生意，封存款项”。见这些都不起效果，康有为便将矛头指向“强盗巡抚张鸣岐”，在政治方面上纲上线，指控叶、欧等人其实是潜伏在保皇党中的革命党，目的是为了****大清政权，而张鸣岐受贿后“包庇欧榘甲等奸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要求中央特派钦差大臣查办，将张鸣岐“双规双开”，将欧榘甲捉拿到京，振华公司另派人接办等等。
康有为频繁变招，闹得不亦乐乎，清廷始终不为所动。
而在海外，保皇党一方面放低身段，到处向华商们解释历年商务亏损情况，另一方面则高调地将叶、欧等丑化为“匪”“贼”“狗子”，甚至不顾已经嫌疑在身，扬言日后还要“报得此仇”。其实早在1900年，康有为就开始用暗杀手段来对付同志。当时他的战友毕永年在报章上披露，康有为在戊戌年的确策划过“围园（圆明园）杀后（慈禧太后）”的阴谋，康有为十分恼怒，便命令手下在港澳一带寻觅亡命之徒，悬赏5000元，让毕永年永远闭嘴。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4）
叶恩等人进行了舆论还击，抨击康有为“丧心忘本，贪侈骄盈……其贪暴奇横，真古今所未闻也……全美华侨，囊之为康梁所愚者，今已窥破其行径，久思脱者”。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梁启超在这一大事件中保持了中立，仅在清廷通缉他之后，致信张鸣岐辩解此事与他毫无关系，并没有为康有为及保皇党作任何开脱，甚至还指出这一悲剧与康有为的任人唯亲有直接关系。
振华公司的命案令保皇党在海内外人心丧尽。康有为随后两次进入香港，都因命案在身而被驱逐。两年后(1911年6月)，横滨华商上书日本政府，抗议其允许康有为入境，认为康有为“若仅为*，贵国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为谋财杀人之私罪主犯，贵国招待之，其理何在”。这些华商还说：“澳洲、南洋、南北美之华商受康组织之保皇会恐吓，致巨款被骗之事传遍四方，故无不怨恨此人。”
康有为一派，无论政治上争权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的先河。岭南学堂监督钟荣光指责他们：“观彼辈所为文，固居然宗孔师孟，为国为民也，乃名实相背若此。”而刘士骥的好友、甲午战争时的抗日英雄丘逢甲因此与康有为断交，并在为刘士骥所作的挽联中痛斥伪善“圣人”：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公得名矣!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孰能止之？
康有为“熊市”
已经为中外史学界公认的是，康有为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
康有为的政治行情在1909年持续阴线下行。
随着大清国在3年前旗帜鲜明地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康有为对君主立宪的话语垄断地位受到了根本的动摇。同时，他在大清国的心目中也失去了作为对手的地位。对于一个已经将“*”作为职业、并因此而获得了丰厚的金钱地位美色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政府突然与你成了同志”更可怕的——这意味着他失去一个以咒骂和恐吓不断帮自己炒作的庞大资源，“同化”带来的是灾难性的“边缘化”。
政治改革的大旗已高高举起，而且更快（步子）、更高（调门）、更强（力度）。如今，载沣扛过了这面大旗，因为缺少历史恩怨（戊戌年时载沣仅15岁），康圣人更是蜕化成了随时可能下市的ST垃圾股。
年初刚刚改元宣统，都察院就收到一份特别的文件，“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儿子杨庆昶缴还了光绪皇帝在戊戌年颁发给其父的密诏（《清史稿?列传二五一》）。据说，这封密诏是当年缝在杨锐的寿衣内，随棺材偷运回了四川老家。这份密诏的出台，不仅洗刷了光绪皇帝不惜采用雷霆手段对付慈禧太后的嫌疑，也令康有为在海外藉以号召民意、聚集徒众、募集款项乃至四处猎艳的“衣带诏”现出原形，更凸显了康梁当年出逃后为了筹粮筹款而不择手段进行虚假政治广告。虽然地球人都知道政治是肮脏的，但康有为一直将自己打扮成“圣人”与“天使”，仿佛是政治淤泥里一节圣洁的莲藕，这样的反差显然有着巨大的杀伤力。
而更令康有为郁闷的是，大清国新的领导核心似乎对这么重大的历史见证并不在意，没有因此掀起一场狠揭猛批康有为虚假面貌的宣传战。如此轻轻放下，传递的其实就是最大的鄙视——对你，我们不在乎。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亮剑，抑或舔伤（1）
在对付康有为的问题上，上一任领导核心理应传授给载沣的一个重大历史经验及教训就是：敌人往往是自己制造出来，并且是自己将他养肥的。
已经为中外史学界公认的是，康有为无论是作为改革者还是反叛者的分量都是被大大地夸大了的。戊戌年间其出逃海外后，无论日本人和英国人都认为此人大言不惭、作用有限。康有为后来的崇高地位首先与其坚毅固执的性格有关。据梁启超说，当年康七次上书，“举国俗流非笑之，唾骂之。或谓为热衷，或斥为病狂，先生若为不闻也者，无所于挠，锲而不舍”。康在其一生中的确表现出了“虽万千人吾往矣”的精神，这需要自信，也需要一定的厚黑。
“自身努力”之外，康有为的地位也有一大半来自大清国的“赐予”。戊戌政变后，当权者试图以自身的正确舆论引导人民，对康梁等人进行舆论围剿。但是，大清国的民意却总喜欢和官方的口径拧着看问题，官方批判力度越大，被批判的就越有市场。因为政治的不透明，以及官方话语体系的长期信用缺失，人们更愿意相信政治耳语——官方难得坦诚一回，人们却未必领情。清史上最著名的越描越黑事例，就是雍正皇帝颁行《大义觉迷录》，本意是想用真诚、宽容来反击对其地位合法性的质疑，结果却令其得位不正的传言主导了当时和后世的舆论。
政治很多时候似乎并不需要真理，更不需要真相，而只需要一个符号。大清朝廷对康有为发动的舆论批判以及对所谓“康党”的组织清算，举轻若重，牛刀杀鸡，实际上抬高了康某人，硬将“改革的旗手”桂冠戴到了他头上，反而赋予了其全新的符号意义，使其身价倍增。一手举着“六君子”鲜血淋漓的悲情牌，一手靠着大清国强力的“反向营销”，康有为这个符号承载者成为这场悲剧中最大的受益人，而大清国则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成了大输家。六君子的鲜血未必染红了保守派的顶子（他们自认为是防守反击），却帮助康梁师徒成了国际名人，不仅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绿卡，更是赢得了滚滚财富。
康有为是个聪明人。他流亡在外，将慈禧太后妖魔化和将光绪皇帝神化，就是个十分高明的办法——既能解释自己何以成为国家的敌人，也能为今后留出足够的回旋空间。在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外，对既有体制保持高调的批判态度，以“危言”造成“耸听”，短期利益上可以获得喝彩和捐款，长期利益上则可以用另类方式得到这个体制的认可，以便最终能从“对手”被招安升级为“助手”。这种以退为进的把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传统之一，所谓“终南捷径”也。当官家以为终南山中隐居的都是人才，大家便一窝蜂地都去玩隐居。无欲则刚，其实还是追求欲望的特殊手段，“刚”本身就是更为高明的“欲”而已。
政治上从来就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或敌人。史料表明，大清国那些活跃在海外的“*者”，无论保皇党还是革命党，都从来没有间断过与大清朝廷的私下勾兑和利益谈判。1906年，康有为乐观地认为他的第二次政治青春期来临了。这一年，大清国解冻了戊戌政变后被冷藏了8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宣布“仿行宪政”，而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梁启超为大清国出访欧美的政治考察团代笔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在朝廷宣布政改的同一天（9月1日），康有为一年多前派遣回国潜伏执行刺杀慈禧太后任务的梁尔煦，于被捕一个月后在狱中被悄悄鸩杀。朝廷与“叛逆”在这件事上心照不宣，不事声张。康梁庆幸此事“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
风向变了，康有为开始放低身段，频频向北京发送秋波。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以更符合主旋律。康有为提出了“上崇皇室，下扩民权”的政纲，并计划邀请载沣担任宪政会的总裁，希望能将本部设于上海。康有为郑重地向清政府请求为宪政会立案登记，似乎浑然忘记了自己不久前还派遣刺客对国家领导人实行恐怖攻击。
在保皇党内部因“全党经商”而引发的一连串内讧中，康有为甚至向清廷告状，通过将昔日的同志描绘成潜伏在保皇党内部的革命党，把经济利益纠纷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战斗，以借刀杀人。
面对康圣人的连串秋波，大清国新一代领导核心“坐怀不乱”：一方面，对作为政治势力的保皇党（“宪政会”），采取“不放弃、不抛弃”的“两不”政策，在宪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中求同存异，将大量有保皇背景的海外华侨纳入*范围；另一方面，对康有为本人则采取了另一“两不”政策——“不攻击、不亲近”，归根到底就是“不接你的茬”。这样的政策导向，加剧了保皇党内部的分离倾向。
大清国最终覆亡，既不是亡于康梁等维新派之手，也不是亡于孙黄等革命者之手，从这个角度看，或许大清国最后一代领导核心在政治胸怀上的“能容”，正是对敌对力量最有力的化解？而对于曾经叱咤风云的康圣人来说，政治毕竟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无人喝彩（包括倒彩），无人关注，那就意味着交投惨淡，退市的锣声也该响起来了！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亮剑，抑或舔伤（2）
龙旗插上东沙岛
小小的东沙岛，成为1909年外交乃至军事的焦点。军力并不强大的大清政府展现出了“亮剑”的勇气和相当灵活的谈判手段。
军哨吹响，全副武装的广海舰官兵们各就各位。一面鲜艳的黄龙旗在东沙岛的上空冉冉升起，与广海舰上猎猎迎风的黄龙海军旗遥相呼应。震耳欲聋的炮声从广海舰上响起，这是21响的最高军礼，献给刚刚降下了日本国太阳旗、回到了大清国怀抱的东沙岛。
这是1909年11月19日，宣统新朝的第一年，大清国第一次从列强手中收回了自己的领土。广东候补知府蔡康和日本驻广州副领事掘义贵代表两国政府参加了交接仪式。站在这块仅有平方公里却控制着南海门户的小岛上，两人的心情是不同的。
南海上空的礼炮声，惊动了整个世界。此前的一年间，西方报纸对中日之间围绕着这个被称为“普拉塔斯”（Pratas）小岛的争斗进行了大量报道。如今，这艘吨位和火力都无法与当年北洋巨舰相比的广海舰，却让世界看到了绝不逊于北洋舰队的骨气。
1909年，正在重建中的大清海军，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弱小而龟缩在“黄”海之内韬光养晦，而是积极地走向“深蓝”。早在7年前，大清海军就开始巡视南海，升旗树碑，宣示主权。在有关海军南进的“中央文件”中明确指出：军舰出洋，一是“上宣威德”，二是“下慰商侨”，“军政、商政洵属两有裨益”——大清国已经在全球视野下谋求国家利益。
小小的东沙岛，成为1909年外交乃至军事的焦点。这个控制广达5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战略要地，在渔民的眼中是淘金的宝库，沿海一带有“要发财，趁东沙”的说法。
这样的金矿，也吸引了已经占领台湾的日本人。西泽吉次，一位日本商人，1901年其商船因风暴而偏离航道，飘到了这里，发现了岛上丰富的磷质矿砂（鸟粪）。美国《华盛顿邮报》透露，东沙岛上的磷质矿砂层居然厚达15～20英尺。次年，西泽吉次再次前来，挖掘了大量磷质矿砂，运到台湾贩卖，这是他从东沙岛攫取的第一桶金。这一年，南澳总兵李准率领“伏波”、“琛航”、“广金”三舰，前往西沙、东沙群岛巡视，在各主要岛屿（包括东沙岛）勒石为碑，宣示主权。在这次巡逻中，大清海军第一次注意到了日本人对东沙岛的野心。
西泽吉次想大规模开发东沙岛，但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运力紧张，他的雄伟计划只好搁置。终于在1907年夏，西泽带领120名工人登上东沙岛，将这块“无主荒地”命名为“西泽岛”，升起了日本国旗。在西泽留下的文献中，详细记录了开发东沙岛的筚路褴褛，但他故意略去未说的是：在这块“无主荒地”上作业的中国渔民被他用暴力强行驱赶，龙王庙、兄弟所（祠堂）等也被尽行拆毁，数百座中国人的坟墓均被掘开填平，尸骨烧化后扔入大海。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日本军舰也前来助威，护送商船“二辰丸”号，满载日本移民和军火，计划在东沙长期据守。美国《洛杉矶时报》当时认为，日本驱逐舰进入东沙岛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步骤。
大清政府的反应也是相当敏锐和迅速的。两江总督端方首先得到消息，迅速向外务部报告了该情况，他在电文中明确指出：“凡闽粤人之老于航海者及深明舆地学者，皆知道该岛为我属地。”端方同时电告两广总督张人骏，强调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置之不问”。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亮剑，抑或舔伤（3）
两江总督插手两广的事情本是官场大忌，难得的是，无论端方还是张人骏，对此并不在意。两位封疆大吏开始了频繁的电文来往，积极调动一切资源，查资料，找依据，并在1908年年底共同要求南洋海军协助进行实地调查。1909年春节一过，南洋海军副将吴敬荣便率飞鹰舰远航东沙，确认了该岛已被日本人强占，拍摄了照片作为证据。
张人骏随即将有关东沙岛的各种文献，包括英法海军的相关海图，连同飞鹰号拍回的照片，急送北京外务部。在公文中，张人骏指出：日本人“私占有据，若不设法争回，则各国必援均沾之例，争思攘占，所关非细”，希望外务部“迅与日使交涉，饬将该国商民一律撤回，由我派员收管，另筹布置，一申主权”。
1909年初夏，飞鹰号协同一艘海关巡逻艇再度远航东沙取证，还顺道巡视了西沙群岛。张人骏在报告中提出，东沙、西沙“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也”。美国的《基督教箴言报》报道说，大清特遣舰队的“吴司令”（吴敬荣）建议朝廷向所有可居住的南海岛屿尽快移民。《洛杉矶时报》罕见地为官阶并不很高的吴敬荣刊发了画像。据《基督教箴言报》报道，北京政府要求广东地方当局不要公布有关事件，以免刺激已经兴起的抵制日货。其实，并没有史料证明大清中央政府在东沙问题上有任何钳制舆论的计划。
广东绅商学各界，在粤商自治会的统筹下，连续举行数千人的群众*，上书主持中央工作的摄政王载沣，要求“切实保护我国渔业并该岛财产”，而即使政府放弃，也要“竭尽我国民之能力以挽救之”。《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此时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旗帜鲜明地宣告主权，则“将被民众看作其胆小无能的又一证据”。
在最初的外交交涉中，日本政府坚持认为该岛是“无主荒岛”；但张人骏的准备极为充分，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及人证、物证，日本人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对于东沙岛的主权。随后，日本人提出要对西泽吉次已经建设好的基础设施进行补偿，中国方面则针锋相对地要求，日本商人必须向中国政府补缴偷漏的渔业和矿砂税。此时，因日本方面强行改筑安奉铁路，中日两国在东北的关系开始紧张，东北和华北均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新浪潮，日本人也只能在东沙问题上放手，以避免两线作战。
几番唇枪舌剑后，中日双方终于在1909年10月11日签订了东沙问题条约，明确东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立即撤出；中国以广东毫银16万元收购岛上已建设施，日本人补缴各项税款及损坏庙产等的赔偿合计广东毫银3万元。
在东沙岛事件中，清政府无论在尊重民意还是在各部门协同配合方面，都表现得可圈可点。难能可贵的是，军力并不强大的大清政府展现出了“亮剑”的勇气和相当灵活的谈判手段。
1909年，大清士兵开始武装镇守东沙岛等南海各岛，余泽被及百年后的今日乃至绵绵后世……
大清羊皮日本狼
“兴亚”还是“脱亚”，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呈现明显的“精神分裂”。1909年前后，远东国际问题的核心就是中日关系，一衣带水的邻邦成为天敌。
《国运1909》 第三部分 亮剑，抑或舔伤（4）
“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如此动听的说法，出自伊藤博文。这位喜欢留恋风月场所，酒酣之余引吭高歌、翩然起舞的著名政治家，在荣任日本枢密院议长后来到奉天（沈阳），与大清国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进行了会谈，再度表达了自己对大清政府和大清人民的“深情厚谊”。那是1909年10月23日。谁都没有想到，这次会谈成为伊藤博文外交生涯的最后一幕。
是兄弟还是天敌？
伊藤博文的奉天谈话也可以视作他对中日关系的政治遗嘱。
谈话开始，伊藤博文自陈：“我于贵国大计，用心筹划，不自今日始。溯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即与李文忠（李鸿章）相见，切告以两国之关系，贵国总须力图变法自强，方可共保东方之和平。披肝沥胆，力为陈说，文忠颇以为然。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之年）又游贵国，晤见北京亲贵大老，告以亚东之大势，两国之关系，贵国极宜变法图存，方能有济。当时诸亲贵大老咸以为然，允为变法。不意未尝实行，以至于今日，我甚惜之。现在贵国方悟非变法无以图强，近年来始行新政，我甚愿贵国事事求根基稳固，政府须担责任，行政机关务求组织完备，万勿半途中止。竭力前进，犹恐或迟。我两国利害相关，贵国如能自强，则日本之幸也。”
当时日本正全力攫取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大清国最为危险的敌人。锡良和程德全试图通过伊藤博文说服日本政府，“不侵中国行政权及不妨各国均等主义”，但伊藤博文先将自己定位在“游人”的身份，表示不便表态，同时指出：“自甲午以至日俄战罢，日本政府何尝不存退让之心，以待中国自强。惜我让而人（指西方列强）不让，斯不能不并力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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