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使是这些人，我们还是得激怒他们。教授总说，我们需要一个“波士顿倾茶事件”，他指的是早先革命中一起神话般的事件。他想借此引发一场争论，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我们一直在努力。迈克改写了一些老革命歌曲，像《马赛曲》、《国际歌》、《扬基歌》、《我们要胜利》等等，重新填写歌词，让里面的内容更符合月球的情况。什么“岩石与苦闷的孩子们／你们愿意让监守长官／夺走你们的自由吗？”之类。
西蒙四处传播这些歌词，每当其中一首流行起来时，我们就通过电台和电视台进一步推广（只是乐曲）。监守长官非常震怒，竟愚蠢地禁止了某些频道的播放。这正合我们心意，这样一来，大家就会闹起来了。
迈克开始研究副行政长官、总工程师和其他政府部门领导的声音和他们的措词方式。于是监守长官开始不断在晚上接到来自部下的骚扰电话，但他的部下却死不承认。于是，阿尔瓦雷斯在监守长官的线路上安装上了锁定一追踪装置。在迈克的帮助下，线路追踪到了设备主管家里，阿尔瓦雷斯认定这就是那个跟监守长官过不去的家伙的声音。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恶意骚扰电话却追踪到了阿尔瓦雷斯自己家里。想像一下第二天莫蒂对阿尔瓦雷斯的训斥和阿尔瓦雷斯的辩解吧，那情形恐怕只能用疯人院来形容了。
教授让迈克停止了这种恶作剧。他担心阿尔瓦雷斯丢了饭碗，而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他成就了我们不少好事。那段时间，维和重骑兵部队两次接到据说来自监守长官的命令，深更半夜拉出去巡逻。军心于是愈加涣散。监守长官坚信自己身边的官员全是一伙叛徒，部下们则确信监守长官自己把线路搞坏了。
月球《月球真理报》上出现了一则讲座消息，由亚当·塞勒涅主讲，题目是《月球的诗歌艺术：新文艺复兴》。
我们的成员没一个参加，这是组织的安排，每个支部都接到了命令。
三个班的重骑兵露面的时候，附近也没有一个我们的人——这一招得自《红花侠》，运用的是“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月球真理报》的编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说明白了：那份广告是在柜台付现金成交的，不是他亲手接下的业务。然后，人家正告他不能接手亚当·塞勒涅的任何广告。但这个告诫马上撤回了，取而代之的是：任何亚当·塞勒涅的业务他都可以接，但要立即通知阿尔瓦雷斯。
新弹射器进行了测试。将一个重物抛到地球的东经３５度，南纬６０度，也就是印度洋上的某个地方。那里没有人烟，只有鱼。迈克为自己的射击技术兴奋不已。因为他没有使用导航跟踪雷达，只瞄了两眼，然后就这么轻轻一推，便击中了目标。地球方面报道说，在接近南极洲的地方有一颗巨大的流星划过，信号恰好被开普敦航天监测站接收到。这同迈克的设计完全吻合。
迈克一边打电话向我夸耀，一边记下路透社的晚间报道。他洋洋得意地说：“我告诉过你会正中靶心！有我盯着，还会出什么事？哗啦一声落海，真漂亮！”
来自地震实验室的震波报告和海洋地理站关于海啸的报告也都证明了落点。
幸好我们准备好的只有这一炮（买钢铁很不容易），不然迈克非再试一次他的新玩具不可。
阿飞们开始戴“自由帽”，女孩子们也跟风，连西蒙的两只犄角间也戴了一只。各大商场干脆把它们当作促销小礼品。
阿尔瓦雷斯同监守长官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莫蒂想知道在连孩子们都动起来了的情况下，他的安全局长是否觉得自己也该做点什么？还有，阿尔瓦雷斯有脑子吗？
五月初，我在卡佛大街碰上了斯利姆·莱姆基勒，当时他戴着一顶“自由帽”。看见我他似乎很高兴。
我感谢他那么及时地付清了钱（在那次审讯结束三天后，他就把他们一帮人的钱都交给了西迪丽斯，一共三十港元），我请他喝了杯冷饮。
落座后，我问他为什么年轻人都戴着红帽子？为什么戴帽子呢？戴帽子是地球人的习惯，不是吗？
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是一种装饰，很像美洲麋鹿。我随即换了话题。他告诉我他的全名是摩西·莱姆基勒·斯通，是斯通家族的成员。
这让我很高兴，我们是亲戚；但也让我惊讶。看来，即使像斯通那样的名门旺族有时也并不总能让所有儿子都成家。我自己的生活很幸运，不然的话，说不定在他这个年龄也还在廊道里东游西逛呢。
我跟他讲了我们母亲这边的亲戚关系。他很激动，过了一会儿，他说：“曼尼尔表兄，你想过我们应该自己选举自己的监守长官吗？”
我说没有，从没有想过。监守长官是政府任命的，我想他们会一直任命下去。
他问道：“我们为什么非得有政府呢？”
我问他，是谁给他灌输这些东西的？
他坚持说没人，只是随便想想，如此而已——难道他没有思考的权利吗？
回到家后，我忍不住还是让迈克查了查这孩子的党内称呼，如果有的话。我明白这不符合我们的安全原则，对斯利姆也不公平。
２０７６年５月３日，七十一个名叫“西蒙”的男子被集中起来，接受审问，之后被放了出来。没有一家报纸报道这事，但每个人都听说了。我们利用已经发展到了“Ｊ”字头的组织对这件事作了大肆渲染。１．２万个人传播一个故事的速度远比我想像的快。我们在宣传中强调指出，这些被当局逮捕的所谓危险人物中有一位年仅四岁，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却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二月和三月，斯图·拉茹瓦都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四月初才回到地球。他把返程机票往后推了一班又一班。我向他指出，他留在这儿的时间太长了，如果再待下去，生理上将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他咧嘴笑了笑，叫我不用担心，但开始使用离心机。
甚至到了四月，斯图还不愿离开。我所有的妻子和怀娥都跟他挥泪道别，他也向每个人保证他会回来的。但他最后还是走了，因为有工作要做。那时的他已经是一名党内成员了。
我没有在是否吸收斯图的讨论中表态。我觉得自己对他太偏爱了，这种态度不宜于表态。但当怀娥、教授和迈克一致同意冒这个险时，我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决定。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让斯图·拉茹瓦留下好印象。有我自己、教授、迈克、怀娥，甚至包括西迪丽斯、勒诺、柳德米拉，我们的孩子们，还有汉斯、弗兰克、阿里，因为最初吸引他的正是戴维斯家族的家庭生活。勒诺是月城最漂亮的姑娘，这一点当然不是没有帮助的。这么说并不是对米拉、怀娥、安娜或是西迪丽斯的贬低。另一方面，斯图的魅力也使大家一下子便喜欢上了他。这个人的魅力大得能把吃奶的孩子从母亲乳头上吸引开。姆姆对他爱护有加；汉斯教他无土栽培，他也一天到晚脏兮兮、汗涔涔的，和我们的小伙子们互相打闹；他和我们一块儿去中国式养鱼塘里收鱼；被我们的蜜蜂蜇了一下；学会了怎样穿增压服；还和我一块儿上月球表面调整太阳能帆板；帮安娜宰了一头猪；学会了制革；和大爷聊天。大爷对地球毫无概念，不过斯图对他还是很尊重。饭后和米拉一起洗碗碟，这可是我们家男人们从来不做的事情；和孩子们、小狗们一块儿在地上打滚嬉戏；学会了碾面粉；还和姆姆交流炒菜经验。
我把他介绍给教授，开始从政治上考察他。教授把他介绍给“亚当·塞勒涅”，并告诉他，和“亚当·塞勒涅”只能电话交流，因为他“目前在新加坡”。此外我们什么都没说——这样至少可以留条退路。直到斯图表明愿意加入我们的事业时，我们才卸下伪装，告诉他亚当·塞勒涅是整个组织的首脑，但出于安全原因，他不会亲自与你见面。
斯图的工作大多是怀娥做的。也正是根据她的判断，教授才向斯图摊牌，告诉斯图我们正在策划一场革命。斯图并没有大吃一惊，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只等我们开口了。
他们说，为了海伦的美貌，上千艘战船扬帆出海①。估计怀娥说服斯图时没利用她的容貌，什么都没用，只跟他摆事实讲道理。我猜是这样，但也没去深究。不过就我自己而言，之所以参加革命，起决定因素的是怀娥，而不是教授的理论和迈克的数字。就算怀娥使出了更有效的手段，也无可厚非。历史上为祖国这么做的女英雄多了，她不是第一个。
【① 指特洛伊战争，语出自英国古典诗人马洛。】
斯图回地球时带了本特别的密码本。我不是密码、代码专家，不过作为电脑技师，学习信息理论时这方面的内容也接触过，知道基本原理。代码是一种数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一个字母代替另一个字母。这种编码方式非常简单，只不过是将所有字母全部搅乱而已。
有了计算机帮忙，代码可以做得难以捉摸。但所有代码都有弱点，它们都是固定的模式。既然一台计算机能将它设置出来，另一台就能破译它。
密码就没有这种弱点。比如密码本中有一组字母ＧＬＯＰＳ。可以是“米妮阿姨星期四到家”的意思，也可以表示“３．１４１５７……”。我们无法确定它的含义。
密码的含义是你赋予它的，你赋予它什么含义，它就是什么含义。没有哪台电脑仅仅根据字母组合就能破译密码。如果在电脑中输入足够的密码组合，又有一种合理的理论（涉及密码含义或它们的主题），克服重重困难以后，密码最终还是可以破译的，因为电文积累到一定程度，它们的含义本身也会透露出模式。破译密码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这种困难全然不同于代码，是更高层次上的困难。
我们选择的密码是最普通的那种，来往地球和月球的商用急件中使用的都是这种。不过我们给它来了个大改造。教授和迈克讨论了好几个小时，分析我们会向我们的地球特工传送什么信息，地球特工又可能传送给我们什么信息。然后，迈克利用他庞大的信息系统，成就了一套新的密码体系。用这套密码，你可以轻轻松松以一句“购买泰国大米期货”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他们抓住我们了，你们赶紧逃命去吧！”表达什么都不成问题，因为这套体系中还包括一些代码，可以用它们传达设计密码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
一天深夜，迈克利用《月球真理报》的设备把新密码体系打印出来，当时值夜班的编辑把它卷成一卷交给另外一位同志，这位同志把它缩拍成一小筒胶卷，依次传了下去。没有人知道他们传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传。最后，那东西进了斯图的口袋。当时，月球对离境人员的行李检查十分严密，由那些脾气暴躁的维和重骑兵亲自搜查——但斯图保证他不会有麻烦。也许他把那个东西吞进了肚子。
之后，“月球之家”公司发往地球的一部分急件便通过斯图在伦敦的经纪人转到了他的手中。
部分原因是资金问题。党必须在地球上花钱，于是“月球之家”公司把钱汇到地球（不完全是偷的，有些项目的收益不错）；但这不够，我们的党需要在地球上投入更多的资金。斯图根据革命计划中的一些机密内容进行投资交易。他和教授还有迈克会花上几小时时间研究哪一天之后哪种股票会涨，哪种会跌等等。教授说的都是行话，我不是他们那个级别的赌徒，听不明白。
不过问题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就需要花钱来营造“舆论气候”了。我们需要宣传，需要在联邦国有代表和议员，需要搞好外交，这样一旦那一天到来，就会有国家立刻承认我们。我们还需要地球上的普通民众边喝啤酒边这么说：“那里不就是一堆石头吗，值得让士兵去冒生命危险吗？我说，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
宣传需要钱，贿赂需要钱，建立傀儡组织需要钱，让我们的力量渗入别的组织机构需要钱，开展科研，研究月球经济本质，并让大家了解这个本质需要钱（斯图走的时候记了一脑子数据），而且，我们至少得让一个大国的外交部相信“自由月球”对他们有好处，这也需要钱；另外，向某个联合企业兜售月球旅游业计划同样需要钱——
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斯图主动提出动用自己的财产，教授也没有表示反对——金钱所至，人心所向。但需要的钱太多，要做的事也太多。我不知道斯图能否凑足我们所需的十分之一，但也只能祝他好运了。至少他给了我们一条联系、了解地球的渠道。教授声称，任何一场战争，如果你想打得巧，并适时停战，与敌方保持对话渠道是必不可少的。
（教授是个反战主义者，但这一点和他的素食主义理论一样，并不能让他丧失“理性”。他如果去干神学家，就凭这些歪歪道理，准是一把好手。）
斯图刚回地球，迈克就把革命成功的几率改为了十三分之一。我问他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很耐心地向我解释：“曼，风险增加了。尽管那些风险是必要的，但这并不能改变风险增加的事实呀。”
我无言以对。也就是那段时间，五月初，出现了一个新因素，它减少了一部分风险，同时却又增加了另外的风险。迈克的部分机时用于处理地球到月球的微波传送，内容包括商业电函、科技数据、电视广播、声音无线电话、政府日常的交通状况，以及监守长官的顶级机密。
除了最后一项，迈克可以阅读其中的任何内容，包括商业密码和代码——破解代码对他来说跟玩填字游戏一样简单，而且没有人会怀疑他，除了监守长官。我怀疑监守长官对任何机器都不信任。他属于那种把任何事都想像得十分复杂、神秘、可疑的人——石器时代的脑子。
监守长官使用的是一套迈克从来没见过的密码。他也使用代码。但从不通过迈克，而是在他私人办公室里那台又小又慢的机器上输入。除此之外，他还同地球政府约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换所有密码，更换密码的时间已预先设置。他肯定觉得可以高枕无忧了。
迈克破译了他的代码系统，牛刀小试便推断出了密码更改的时间程序。不过他对破译密码不感兴趣，所以在教授提出要求之前一直没有碰它。
但是教授提出要求之后，迈克马上开始对付监守长官的高级机密信息。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在此以前，监守长官发送的所有信息传送成功之后都被删除了，所以现在他必须慢慢积累数据，积累到一定的量，才能开始分析。这是一个痛苦而又漫长的等待过程，因为监守长官只在不得已时才会使用这种方法。有时一个星期仅有一次。不过迈克已经整理出了各种字母组合的含义集合，每一组合都有一种可能的含义。破解密码不可能轻而易举、迎刃而解，哪怕你知道一条信息中九十九个组合的含义，整条信息却仍然难以索解，原因就是有一组密码在你看来仍旧是ＧＬＯＰＳ。
当然，密码的使用者也有他的问题。假如ＧＬＯＰＳ在传送过程畸一不小心变成了ＧＬＯＰＴ，接收一方就麻烦了。不管哪种通讯方式，信息的冗余是必须的，不然信息就可能丢失。迈克用他那种机器特有的、无可挑剔的耐性慢慢咀嚼、慢慢揣摩的正是这些冗余信息。
大部分密码的破译速度超过预期。监守长官发送的信息量比以往多了，多数又是关于同一个主题（这对迈克的破译工作帮助很大）——安全以及颠覆活动。
看来我们已经让讨厌鬼莫蒂紧张了：他开始呼救了。
他在报告中提到，尽管有两支维和重骑兵部队的增援，颠覆活动依然很猖獗。他要求增派部队，在所有城市的关键位置驻扎军队。
政府回复说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抽调出更多的联邦精锐部队派驻月球，从此彻底毁掉它们，再也无法在地球执行任务。政府还提醒说，他根本不应该提出这种请求。需要更多军队的话，他只能从流放者中招募，由此增加的行政支出由月球政府自行解决，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财政拨款。回复中还询问监守长官为完成某某文件所布置的粮食征收新额度采取了哪些措施，要求他就这些措施向政府做一个汇报。
监守长官回复说，增派训练有素的治安部队是最起码的要求，这种需要不是——重复，不是——未经训练、不可靠、也不可能称职的犯人所能满足的。如果不批准这一要求，他连保持社会稳定都做不到，更谈不上完成增加的粮食配额了。
政府冷笑着反问，这些前流放犯如果想在自己窝里闹事，随他们去！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监守长官担心的是叛乱，他忘了自己还有切断电源这一招吗？１９９６年和２０２１年，这种办法不是大收奇效吗？
根据这些来往电文，我们修改活动日程，加快一些行动的步伐，同时放慢实施另一些行动。革命就如同一顿完美的晚餐，得慢慢地“熬”，让每种原料都煮出味道来。
地球方面，斯图需要时间；而我们需要霰弹筒、小型火箭，以及与“扔石头”有关的电路装置。钢铁是个大问题：购买、锻铸，最困难的是如何通过狭小隧道把它们运往新弹射器所在的地点。党需要扩大，我们至少应该扩充到“Ｋ”字头——即大约４万人的规模。对于最低几个层次的成员，选择标准发生了变化：先前我们所追求的有才干的人，现在挑选的却是敢打敢冲敢拼杀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来抵挡阻止政府军队着陆。我们还得将迈克的雷达装置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没有雷达，他就是个瞎子。
（移动迈克是不可能的，他的“身体”遍布整个月球。不过，他的主体位于政府综合大楼，其上有一千米厚的岩石保护着，四周还有一层钢甲。政府想的是，也许某一天，有人会朝他们这个控制中心扔上一颗氢弹。）
这一切都得做，所以锅里的水不能开得太快。
所以我们减少了一些让监守长官忧虑不安的活动，尽力在其他方面加快步伐。玩笑者西蒙度假去了。我们放出风声，说“自由帽”已不再时尚——但最好还是留着。监守长官再没接到让他神经紧张的骚扰电话。我们也不再制造与重骑兵部队的冲突——并不是完全停止，只是没有以前频繁了。
我们努力平息讨厌鬼莫蒂的紧张情绪，但却出现了一些让我们不安的情况。莫蒂没有收到（至少我们没有截获）任何关于政府表示同意增加月球军力的信息，但他却开始把各种人员转移出政府综合大楼。以前住在那儿的公务员们在月城寻租房子。政府还在月城附近进行钻孔和共振测试，打算把那里改造成一处居民区。
或许政府将从地球运来一支庞大的囚犯兵队伍，政府综合大楼将被挪做营房？或许另有其他用途？
可迈克对我们说：“为什么自己骗自己呢？毫无疑问，监守长官会得到他所要求的部队，腾出来的地方就是用作营房的。如果还有其他说法的话，我早就已经听说了。”
我说：“可是迈克，部队的事你怎么没搞清楚？你不是差不多把监守长官的密码全破解了吗？”
“不止是‘差不多’，密码已经全部破解。但是最近来月球的那两艘飞船里有政府的大人物。电话之外他们面对面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于是我们开始计算，如果对付十支队伍——迈克算出那地方腾空后，最多能容纳那么多部队——我们的胜算是多少。有迈克的帮助，我们应该能对付。不过死亡已在所难免，教授所希望的不流血斗争似乎不太可能了。
于是我们紧准备。
可是突然间，我们发现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
第十三章
她叫玛利亚·莱恩斯，十八岁，生于月球，母亲于２０５６年流放至此，档案上没有父亲的记录。她不像是那种会惹麻烦的人，住在政府综合大楼，干船务部货运控制员的工作。
或许她憎恨当局，所以喜欢嘲弄维和重骑兵部队；或许这件事刚开始时只是老虎机服务女郎那类冷冰冰的交易。谁知道。有六个重骑兵卷了进来。他们把她强奸了（如果真是强奸的话），但还不满足，又百般虐待她，最后杀了她。但他们没有把尸体处理好，被另一个女公务员发现，那时尸体还没有僵硬，她尖叫起来，而这也就是她的最后一次尖叫。
我们马上听说了这件事。阿尔瓦雷斯正在他的办公室和重骑兵司令调查此事时，迈克便给我们三人打了电话。抓到罪犯似乎没让司令费多大的劲，现在阿尔瓦雷斯和他正在逐个审问罪犯。审问间隙，两人还吵个不停。
我们听到阿尔瓦雷斯说：“我早就提醒过你，你的那些士兵得有自己的女人。我警告过你！”
“够了，”司令反驳道，“我告诉你很多次了，地球那边是不会送人过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件事平息下去！”
“你没脑子啊？监守长官已经知道了。”
“他知不知道还得打个问号！”
“噢，闭嘴！下一个！”
审问开始不久，怀娥就到了我的工作间。她化了装，但依然掩饰不住苍白的脸色。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抓住我的手，紧靠我坐着。
教授的坚定打消了我的疑虑。芬并不知道迈克就是“亚当·塞勒涅”，可我把这些全忘了。除了大发雷霆，我什么都忘了。我说：“芬已经挂断了。教授，事件刚起我就让四号警报计划处于待命状态了，一旦有什么情况，马上就能运行。现在除了早些时候的日常通讯外没什么新信息，继续保持地月通讯畅通，对吗？”
“是的，按四号警报计划办就行。如果有新消息发往地球，马上截住。地球方面传来的信息也要截下来，咱们先看看再说。”
四号警报是一个紧急通信协议，可以对发往地球的新信息进行检查，而不至于引起怀疑。对此，迈克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他可以用多种不同的声音，向对方解释声音传送滞后的原因——如果传送的信息是输入的，那就更没问题了。
“程序进行中。”迈克确定道。
“好了，曼尼，冷静点。继续干你的活吧。打仗的事有别人干，这里需要你，如果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就要随机应变。怀娥，挂上电话，打给塞西莉亚同志，让非正规军撤离廊道，都回家去待着别出来——让母亲们互相传话。我们不知道这场斗争会波及到哪里。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想伤害孩子们。”
“我就去，教授！”
“等等。你通知西迪丽斯后，让你的阿飞队伍也行动起来。我想在政府的市政办公室中搞一场暴乱——破门而入，大声叫嚷，肆意破坏，把那地方搞得天翻地覆才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没有人员伤亡。迈克，四号警报继续。切断除你自己之外整个政府综合大楼的电源供应。”
“教授！”我叫道，“在这儿搞这些乱子，有什么意思？”
“曼尼，曼尼！今天就是我们的时机，革命的日子！迈克，这起奸杀案的消息有没有传到其他地区？”
“我还没听说，不过我只是随机监听，可能会有漏过的消息。除月城外，其他地区的管铁站都平安无事。哦，管铁西站刚刚发生了一场争斗，要听听吗？”
“现在不听了。曼尼，你快去那边，观察事态变化，但不要卷进去，要守着电话。迈克，在所有地区都制造一点麻烦，把这个消息传到各个小组，不用说实情，用芬刚才的版本就很好，也就是，这些重骑兵们要奸杀政府综合大楼里所有的女人——具体内容我会给你的，你也可以自己编。嗯，你能下命令让其他地区管铁站的警卫撤回营房吗？我想发起暴动，但如果能避免的话，我不愿意让那些手无寸铁的人去和全副武装的军人硬碰硬。”
“我尽力吧。”
我连忙赶往管铁西站。快到站时我放慢脚步，廊道上到处是愤怒的人群。整个城镇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咆哮着。穿过大道时，我听到政府市政办公室方向传来嘈杂的叫喊声。我觉得怀娥应该还来不及在这段时间内通知她那伙阿飞。事实上，她的确还没通知到。但教授计划发动的一切已经自发地发生了。
整个管铁站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我不得不推挤着前进，去看那些检查护照的骑兵是死了还是逃了——他们只能有这两种下场。他们死了，还有三个月球人，其中一个是个不足十三岁的小男孩。他死的时候双手还掐着一个骑兵的喉咙，头上还醒目地戴着一顶小红帽。我挤到公共电话前，把这一切报告上去。
“快回去，看一下其中一个骑兵的证件号码。”教授说，“我要名字和军衔。你看见芬了吗？”
“没有。”
“他已经带着三把枪往你那里去了。告诉我你所在的电话亭的位置，去看名字，赶快回来。”
有一具尸体已经被拖走不见了，天知道大家会怎么处置。另一具尸体正被人们狠命砸着。我拼命挤进去，在尸体被拖走之前从他脖子上扯下那块身份识别牌。我挤了出来，回到电话亭旁，发现一个女的正在用电话。
“小姐，”我说，“我得用一下那电话，有急事！”
“用吧！不过这讨厌的东西坏了。”
我打的时候十分正常，这是迈克做的手脚。我给了教授骑兵的姓名。他说：“很好，你看见芬了吗？他会马上来电话亭找你。”
“还没有——等等，我刚刚看见他。”
“好了，跟住他。迈克，你有没有跟那个骑兵相符合的声音？”
“教授，对不起，没有。”
“没关系，只要把声音弄得沙哑点，像被吓坏了的样子就行。也许连他的司令也不清楚他的声音！对了，这个士兵平常给阿尔瓦雷斯打电话吗？”
“没有，他与司令有联系。阿尔瓦雷斯是通过司令来传达命令的。”
“好吧，打电话给他的司令，说有情况，向他求救，然后中途咽气。后面要有暴动场面的声响，或许还可以在他死前加上一句：‘那个王八蛋在这儿！’行吗？”
“编程完毕！没有问题。”迈克兴奋地回答。“立即执行。曼尼，和芬接上头。”
教授的计划是把那些正在休息的骑兵骗出营房，然后继续骗他们——让芬布置好人手，等他们一出管铁舱，就瞄准射击。这一招很有效，在某种程度上还吓得讨厌鬼莫蒂六神无主，他留了几个骑兵在身边保护自己，同时向地球疯狂呼救——但是一条求救信息都没发出去。
我踌躇了半天，最后不顾教授的劝诫，在第二舱重骑兵到达之前抢了一把激光枪。打死了两名骑兵之后，我的嗜血欲望消失了。剩下的让其他狙击手们搞定吧。太简单了。他们从舱盖中伸出头，这就够了。
剩下的士兵躲在管铁舱不肯出来，最后用烟才把他们熏出来，然后随同其他人一道见上帝去了。那时我已经回到自己电话旁的前沿阵地了。
监守长官决定藏起来，这在政府综合大楼里引起了一些麻烦。阿尔瓦雷斯、重骑兵司令和两个原先的黄外套都被杀了。但还有一支由重骑兵和黄外套混编而成的十三人队伍和监守长官一样躲起来了，或许已经和他会合了。迈克根据监听以掌握事态的能力还没到无懈可击的地步。不过后来，事情越来越清楚了，所有还有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都龟缩在监守长官的府邸，于是教授命令迈克开始下一步行动。
迈克关了政府综合大楼里其他所有的灯，独独留下监守长官府邸的不关，然后把大楼氧气供应降至只能喘气的程度——还不到死人的程度，但已低得足以让那些想跑来捣蛋的家伙干不成什么事。不过监守长官府邸内的氧气供应已降至零点，只留下氮气，这种状态持续了十分种。
十分钟以后，早已身着增压服等候在监守长官私人管铁站的芬的手下撞开气密闸门，“肩并肩”地进入监守长官府邸。
月球是我们的了。
第二部 武装起来的暴民 第十四章
新生的国家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为一个整体。
瞧我怎么回事？把历史教材上的话都搬了出来。
说老实话，准备革命期间搞得挺扎实，当真干起来的时候来得太快，一阵风似的。一下子，就什么都是由我们管着了，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好，要做的事却有上千件。
虽然月球上的政府已经被推翻了，但月球的真正统治者地球政府却仍然活得好好的。他们只消往月球发送一艘满载军队的登陆船，让巡洋舰进入轨道，一两周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重新收回月球。我们充其量只是一群暴民罢了，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新的弹射器已测试完毕，但准备就绪可以发射的石头导弹少得可怜，我一个巴掌的手指头就能数过来——而且是左手。另外，弹射器既不是飞船的对手，也打不赢军队。我们有对抗飞船的方案，可当时也只是方案而已。新加坡月城倒是囤积了几百枝廉价激光枪（中国工程师真是聪明啊），却没多少人受过使用这些武器的训练。
还有，过去的政府在有些方面还是有用的，比如收购冰和谷物，出售空气、水和能源。在十多个关键领域，政府不是拥有产权，就是拥有控制权。不管将来怎样，车轮终归是要转起来的。捣毁政府月城办公室的事恐怕是做得草率了些，因为档案和记录被破坏掉了。这是我的看法。但教授却认为月球人——所有月球人——在革命中都需要一个被憎恨、被破坏的对象，月城办公室恰恰是这样一个被大众憎恨的对象，相对而言价值也是最小的。
幸好通讯是迈克控制，这就意味着我们基本上控制了一切。
教授一开始就对地月之间的新闻报道实施了管制，让迈克审查信息，制造假新闻。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我们搞清楚应该告诉地球什么情况为止。他还加上了一条，切断政府综合大楼和月球其他部分的联系。这样一来，综合大楼里的理查生天文台及其相关实验室如皮尔斯射电望远镜、月球物理站等机构也被孤立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地球科学家经常到月球来，在离心机上锻炼之后，他们的驻留时间可以长达六个月。目前在月球逗留的地球人绝大多数是科学家，只有寥寥几个游客——三十四位。对这批人肯定得想个办法，至于现在，禁止他们与地球通话就行了。
眼下，政府综合大楼的电话被切断了。即使在交通恢复之后，迈克仍不允许管铁舱在大楼附近任何管铁站停靠。交通恢复得很快，芬·尼尔森和他那一伙人干完他们的脏活就恢复了。
监守长官最后没有死，我们本来也没打算杀死他。
教授是这么想的：只要监守长官活着，随时都可以弄死他；可如果他死了，我们需要他时他却不能复活。所以我们的计划是让他半死不活，只要让他和他的警卫丧失战斗力就行。一等迈克恢复氧气供应，我们立马就闯进去。
据迈克计算，在电扇全速运转的情况下，使房间氧气降到接近零大概需要四分多钟时间。所以我们打算用五分钟抽出氧气，接下来五分钟有限供氧，让里面的人氧气不足。然后我们撞开下层大门，与此同时，迈克向房间里灌入纯氧，恢复正常空气。这么做应该不会杀死任何人，却足以把里面的人整晕过去，跟麻醉了一样彻底。我们只担心里面有人穿着增压服，或者全体都穿着增压服，那样的话，进攻一方就会有危险。不过即使这样，可能也没多大关系——氧气不足不易察觉，你可能直到晕过去都没意识到自己缺氧。新来月球的人最喜欢这么翘辫子。
于是，监守长官活下来了，同样活下来的还有他的三个女人。不过，监守长官虽然还活着，却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大脑长时间缺氧，成了植物人。警卫们虽然比他年轻，却没一个人活下来，死因都是缺氧性颈部坏死。
政府综合大楼其他地方没人受伤。灯一亮，氧气一恢复，就没事了，包括六名被关押在兵营里的强奸杀人犯。
芬认为枪毙太便宜他们了，于是他自己当法官，他的队员作为陪审团，作出判决——犯人被剥去衣服，割断脚筋和手筋，然后交给政府综合大楼的女人们处置。
后来发生的事我不愿多想，不过别指望他们能像玛利亚．莱恩斯那样熬过长时间的折磨。女人是奇怪的造物——她们可爱、和蔼、温柔，却比我们更残酷。
我再说说那些倒霉的告密者吧。
怀娥早就准备好了，杀气腾腾，要把他们斩尽杀绝。真到了收拾他们的时候，她却没了胃口。
我以为教授会同意她放他们一马，可他却摇摇头：“不，亲爱的怀娥，我虽然强烈反对使用暴力，但对付敌人只有两种方法：要么杀了他，要么把他变成朋友。两者之间的任何其他办法都是为将来种下祸根。出卖朋友的事，做过一次，肯定会有第二次。我们前头的路还很长，在这条路上，告密者是很危险的。他们必须消灭，而且是公开处决，让其他人引以为鉴。”
怀娥说：“教授，你曾说过，如果你给一个人判了死刑，你会亲自消灭他。现在你会这样做吗？”
“会，又不会。亲爱的女士，我手上沾着他们的血，他们的死是我的责任。但我有个更好的办法，足以使未来的告密者魂飞魄散。”
“我先保留我的意见。”迈克说，“我想听听教授怎么说 “我想你已经分析过了，迈克。”
教授回答，“亲爱的悔糕如果有可能，我肯定不会拒绝。但没有办法能让我的枣魏的一样——大家都是通过声音知道亚当的。也正是电于这个原因，迈克才让他的声音过耳难忘。”
我们考虑能否让教授换上衣服，在电视上讲话，让迈克把教授说的话转换成亚当的声音。但这个提议马上被否决了。认识教授的人太多，大家都听到过他讲话，他的声音和讲话方式没法和亚当的完全一致。然后，又有人提议能否让我成为亚当——我和迈克的声音都是男中音，而且没多少人知道我在电话中的声音，更没人知道我在电视上的声音了。
我一口否决这个提议。就算知道我是主席的助理，别人也会大吃一惊的。人们决不会相信我是一号人物。
我说：“我们可以想个折衷办法。亚当一直是个神秘人物，我们就让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存在。戴着面具出现在电视上，让教授提供身体，迈克提供声音。”
教授摇摇头：“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领导者却戴着面具，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我想像不出什么方法比这更打击人民的信心了。不行，曼尼。”
我们又建议去找个演员来。那时月球上还没有专业演员，但在月球居民演员协会和新布尔什维克戏剧协会中有许多很棒的业余表演者。
“不行，”教授说，“就算我们能找到一个具有领导气质的演员，如果他打算变成拿破仑，当独裁者，怎么办？况且我们不能再等了。最迟不超过明天早上，亚当必须开始处理事务。”
“那样的话，”我说，“你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使用迈克，但永远不让他上电视，只能通过收音机。必须找个借口，总之要保证亚当不露面。”
“我看也只能这样了。”教授说。
“曼，我最老的老朋友，”迈克说：“你为什么说我不能被人看到？”
“难道你没听我们的话吗？”我说，“迈克，我们必须让亚当的脸和身体出现在电视上。你有身体——但只是几吨金属而已。你没有脸——真是个幸运儿呀，不用刮胡子了。”
“凭什么说我不能显示出我的脸？我没有声带，但不是正在讲话吗？我能以同样的方法显示出我的脸。”
我愣在那儿，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我盯着我们租下那间房间时安装的电视屏幕，看到脉冲波不断发出，电子互相追逐。对于迈克来说，整个世界就是各种各样的电脉冲，从他的内部发出、接收或闪现。
我冲迈克嚷道：“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你做不到！你能很出色地发音，因为一秒钟只需做出几千个判断，对你来说就像爬行那样慢。但建立一个电视图像需要每秒钟做出一千万个判断。迈克，我知道你速度很快，快得我没法想像。但决不可能快到那种地步！”
迈克轻轻地说：“曼，要不要打个赌？”
怀娥忿忿地说：“迈克说行就行。曼尼，别用那种方式说话。”（怀娥认为电子的大小形状跟小豌豆差不多。）
“迈克，”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会跟你打赌。好了，你想试试吗？要我为你打开电视机吗？”
“我自己能开。”他回答。
“你能保证开的是这儿的这一台吗？这个表演可千万不能弄到别的哪台电视上去。”
他有些不耐烦了：“我没那么笨，现在瞧我的吧。我承认，这么做差不多会消耗掉我的全部资源。”
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屏幕上显示出中性灰色，隐隐带着扫描线。屏幕又一次变黑，接着一道黯淡的光出现在中间，逐渐凝结成椭圆形云状，一块亮一块暗。这不是脸，就跟在地球上看天上的云一样，隐隐约约有那么点脸的意思。
它变得清晰了一点，让我联想起细胞膜。一张模糊的脸。
突然间，图像锐利了。我们看见了“亚当·塞勒涅”。是一张成熟男人的照片，静止的，不会动，后面也没有背景，
只有一张好像从印刷品中剪下来的脸。但对我来说，这正是亚当·塞勒涅，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东西。
就在这时，他笑了，动了动嘴唇和下巴，舌头舔舔嘴唇，动作很快，把我吓了一跳。
“我看上去怎么样？”他问道。
“亚当，”怀娥说，“头发不应该那么鬈，该中分。你看上去就像戴了假发，亲爱的。”
迈克改了改。“这样好点了吗？”
“不那么差了。不过你为什么没有酒窝？我想你笑的时候应该露出酒窝，像教授那样。”
迈克，哦，不，应当说亚当又露出了微笑。这次他有酒窝了。“怀娥，我该穿什么？”
“你在你的办公室吗？”
“我是在办公室啊，今天晚上，肯定在。”
背景变成了灰色，接着聚焦，变成彩色。他身后的墙上挂着日历，显示出日期：２０７６年５月１９日，星期二。钟也显示出正确时间。他肘旁放着一盒咖啡，桌上有张家庭合影，两男一女还有四个孩子。背景里还有声音，是老圆顶广场传来的嘈杂声，比平常响一点。我隐约听到了叫喊声和远处传来的歌声：西蒙改编的马赛曲。
屏幕之处起金瓦拉的声音：“先生？”
亚当转过头，“我正忙着呢，艾伯特。”他耐心地吩咐，“除了支部的电话，其他一律不接，一切由你处理。”转过身又道，“好了，怀娥，还有别的建议吗？教授，你觉得呢？曼，我的朋友，我能通过吗？”
我揉揉眼睛，“迈克，你会做饭吗？”
“当然会，但我用不着做，我有妻子。”
“亚当，”怀娥说，“劳累了一天，你怎么看上去还是那么精神？”
“我不会因为小事情烦恼疲惫。”他看着教授，“教授，如果图像可以的话，让我们讨论一下明天我该说些什么吧。我想我们先在全部八百个新闻广播频道里公布消息，整晚滚动播出，还要通知各支部。”
那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
我要了两次咖啡，迈克·亚当说他也想来一盒饮料。我点三明治时，他吩咐金瓦拉也给他拿点儿吃的来。
我看到了艾伯特·金瓦拉的侧脸，他是个典型的阿拉伯人，彬彬有礼，却又带点嘲弄人的表情。以前我还不知道他的长相呢。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迈克也吃，有时嘴里塞着食物还说个不停。
我问迈克是怎么做到的（我毕竟是干这一行的嘛）。
迈克告诉我图像建立好后，大部分程序都已自动化，他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脸部表情上就行了。
我很快就忘了这是张伪造的脸，只知道这是迈克·亚当，在通过电视和我们对话。这可比用电话方便多了。
到了凌晨三点，我们终于商定了决策。
迈克把演讲预演了一遍，教授作了些补充，迈克又修改了一下，最后我们决定休息，就连迈克·亚当也在打哈欠了——实际上迈克整晚都在照看月球的诸般事宜：监控与地球之间的信息传递，继续孤立政府大楼，监听大批电话。
教授和我合睡一张大床，怀娥蜷缩在睡椅上，我灭了灯。我们总算能卸下身上的担子，好好睡一觉了。
早饭时间，亚当·塞勒涅对自由月球发表演说。
他温和、坚强、热情、令人信服。“自由月球的公民们、朋友们、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亚当·塞勒涅，自由月球委员会主席。月球终于自由了，我们终于自由了。长期盘踞在我们家园里的那个所谓的政府已经被推翻。我是我们自己的新政府——紧急委员会的临时负责人。
“不久之后，你们就会拥有自己选择的政府。成立政府的速度取决于大家。”亚当微微一笑，做了一个请求帮助的手势，“这期间，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会尽我所能。当然，我们也有可能犯错误，希望你们能予以宽容。同志们，要是你们还没有把你们的身份告诉朋友和邻居，现在是时候了。月球居民们，你们的同志、你们的邻居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希望你们能服从他们。只有这样，我才能很快退出，大家的生活才会尽快恢复正常。这将是一种全新的正常生活，没有政府的高压，没有监守长官的监督，没有部队驻扎在这里，无需通行证，更没有搜查和专横的拘捕。
“实现这一切之前必须有个过渡期。请你们先回去工作，继续正常的生活。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一样。回去工作，工资照发，我们会决定什么工作是需要的，什么工作在我们获得自由之后已经不再需要，什么工作必须加以修改。而在此之前，你们的工作不变。新来月球的公民们，在地球上被判刑、被流放至此的人们——你们自由了，你们的刑期满了，但同时我希望你们能继续工作。你们不是被迫的——高压统治的日子过去了，这只是对你们的希望。当然，你们完全可以选择离开政府大楼，去任何地方都行……往返政府的管铁服务将马上恢复。但在你们行使新的自由权去城镇之前，请你们三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还算富裕，食物可能花样不多，但毕竟是热的，而且，准时供应。
“为了暂时担负起已不存在的政府的必要职能，我已请月球之家公司总经理来为大家服务，暂时由这家公司代行政府职能。他们会开始分析，如何既能消除原政府的专制统治，又能汲取其有用的部分为我所用。所以，请你们帮助他们。
“在我们中还有一批来自地球的居民。你们好！各位科学家、旅游者还有其他地球人，你们目睹了一场罕见的大事——一个民族的诞生。诞生意味着鲜血和痛楚，这些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我们希望流血的过程现已结束。我们不会给你们带来不必要的不便，你们回家的航程会尽快安排好。我们也欢迎你们留下，更欢迎你们成为这里的居民。但是现在，我请求你们不要进入廊道，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和伤害。希望你们对我们有耐心，我会要求我们的居民对你们也保持耐心。来自地球的在天文台或其他地方工作的科学家们，请继续你们的工作，不必顾及我们。这样你们甚至可能根本注意不到我们在建立一个新国家时所经历的混乱。还有一件事——我很抱歉我们要暂时干涉你们与地球交流的权利，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审查制度很快就会废除——我们也像你们一样憎恨这种做法。”
亚当又加了一个要求：“不要来见我，同志们，如果一定要找我的话，打电话就可以了。也可以给我写信，我们不会忽视你们的来信。我没有分身术，昨晚一夜没睡，今晚可能也睡不了多长时间。我没时间出席大会，讲话，握手，没时间接见代表团，我必须坐在书桌边工作——这样我才能完成工作，才能尽快把工作移交给你们。”他露齿一笑，“想见我就像见玩笑者西蒙一样困难。”
整个演说持续了十五分钟，要点就是：回去工作，耐心点，给我们时间。
那些科学家们几乎没给我们时间——我早该料到，这是我的估计失误。
所有与地球的通讯都是通过迈克完成的。但那些狡黠的科学家们手里的电子设施多如牛毛，能塞满一座仓库。下决心这么干以后，他们几个小时就装配出了一台可以联系地球的设备。
拯救我们的是一位认为月球应该获得自由的旅游者，他想方设法给亚当·塞勒涅打电话。
电话转到了我们从Ｃ级和Ｄ级挑选出来的一批女同志中的一位那里。
在那次电视讲话后，一半的月球人不管迈克的要求，纷纷打电话给亚当·塞勒涅。有提出请求的，也有一些好管闲事者指手画脚告诉亚当应该如何开展工作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电话公司里有一位热心过分的同志，把这些电话转到了我这里。接了一百多个电话之后，我们建立了这个缓冲小组。
幸运的是，接到那个重要电话的女同志头脑很清楚，知道这个电话不能用通常的说说宽心话的做法随便打发。她给我打了电话。
几分钟后，我和芬·尼尔森还有一伙手持武器的热心同志，坐着管铁舱前往实验室所在地区。
向我们告密的人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只告诉我们发射机在什么地方。
那些科学家们刚要发送信息就被我们擒住了。幸好芬的动作快，他们才保住小命，还能喘气儿。跟我们一块儿去的人手痒痒，差点扣扳机。但我们不想杀鸡给猴看，芬和我在路上就商量好了，不能杀他们。
吓唬科学家们也不容易，他们不吃这一套，所以还得想别的办法来对付他们。我把发射装置踢得稀巴烂，命令他们的主任把所有人集中在食堂里，要求点名——在一部电话旁边点名。然后我跟迈克通话，向他要了名单。
我对主任说：“博士，你说他们都在这儿，我们却找不到谁谁谁。”——我点了七个人的名字——“让他们马上到这儿来。”
那几个不在这儿的地球人，主任刚才通知过他们，可他们拒绝了，理由是不想停下手里正在干的活儿——典型的科学家。
大家都到场了，月球人在房间的一边，地球人在房间的另一边。我发话了。
我对地球人说：“我们尽量像对待客人一样对待你们，但你们中有三位却设法、或许已经成功地向地球发送了信息。”我转向主任：“博士，我可以来一次大搜查：宿舍、表层建筑、所有实验室，每个地方都搜到，并捣毁所有可能用来发情报的设备。我自己干的就是电子这一行，知道哪些电路元件可以转化成发射装置。假如说，我把所有可能用于传递信息的设备全部捣毁，而且我脑子不好使，不想冒险，所以把所有我弄不懂的东西都破坏掉，请问结果会怎样？”
瞧他的样子，你准会以为我要干掉的是他的亲生儿子呢。他脸色惨白。“那样的话，所有研究都不得不中断……毁坏无价的数据……浪费呀。哦，不知道能折算多少钱，就算五亿美元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也可以不破坏它们，而是把那些设备全部收缴上来，你们手里还剩下什么设备，就凑凑和和用好了。”
“那跟毁掉它们差不多一样糟。你必须明白，先生，如果一个实验被中断——”
“我知道。我想了个办法，比搬东西方便——搬来搬去时很容易弄丢几件什么。还是这样做比较便当：我们把你们带到政府综合大楼，安排你们住在哪。过去不是有骑兵营房吗？不过，这么做同样会毁了你们的实验。对了，你从哪里来，博士？”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
“这么说，你在这儿已经五个月了，肯定一直在负重锻炼。博士，如果我们那样做，你就再也回不了普林斯顿大学了。如果把你从这儿转到其他地方去，我们会把你锁起来，你找不到锻炼器械。如果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一段时间，你就会变成一个月球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手下其他科学家也一样。”
一个派人去叫了两次才来的傲慢家伙走上前来，“你们不能这么干，这是违法的！”
“什么法，先生？你家乡的法律吗？”我转过身，“芬，给他看看法律。”
芬走上前，把枪口对准那个人的肚脐眼，大拇指开始往下按扳机——没打开保险，从我站的地方看得见。
“不要杀他，芬！”我说，“非这么做你们才相信的话，我会亲手干掉这个人。你们互相留心点，再一次犯法将会扼杀你们回家的机会，也会破坏你们的研究。博士，奉劝你想点办法，让你的手下规矩点。”
我转向月球人，“同志们，让他们老实点。建立起自己的警戒体系。不要被他们的话麻痹了，每一个地球人都要紧紧盯着。要是你们不得不干掉某人，不要犹豫。”我转向主任，“博士，每一个月球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甚至去你的卧室。只要涉及到安全问题，你过去的助手现在是你的领导。如果他要盯着你或其他任何人去厕所，别反抗，说不定他紧张之下会开枪的。”我又转向月球人，“安全第一，你们每个人都在为某个地球人工作——监视他！你们要轮流值勤，别错过任何东西。牢牢地监视他们，让他们连个捕鼠器都别想偷偷做，更别说发送情报了。如果安全方面的职责影响到你们的工作，不用担心，工资照发。”
我看到有人咧开嘴笑了。当时，实验室助手是月球人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但他们只能在地球人手下工作，这些地球人瞧不起我们，连那些装出高尚模样的地球人骨子里也瞧不起我们。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我接电话的时候本打算干掉那些不听话的。但教授和迈克让我的头脑清醒了：我们的计划不允许我们与地球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暴力。
我们在实验区周围安放了“耳朵”——多频敏感接收器，因为即便是定向性能最好的装置也会散逸出少量信号。
迈克监听着发送都假借监守长官的名义，迈克还模仿监守长官的声音与地球政府通话。
副行政长官明白与我们合作对他的寿命大有好处，于是变得非常通情达理。
总工程师麦金泰尔也在继续干他原来的工作。只要给他机会，他就是个真正的月球人，而不是天生的工贼。
其他部门的领导和助手也都没问题，生活像以前那样继续着。
我们太忙了，没时间拆散政府系统，只留下对我们有用的部分。
有十几个人出面宣称自己是玩笑者西蒙，西蒙写了一首粗鲁的短诗戳穿了他们，还在《月球报》、《月球真理报》和《锣报》的头版上配发了图片。
怀娥卸了妆，恢复了原来的金发碧眼，去了趟新的弹射器所在地看望格列格，然后花十天时间回在新加坡月城的老家，还带去了一直想去那儿看看的安娜。怀娥需要休息休息，教授催她去度假，说她在那边也可以通过电话跟我们联系，再说虽我们与新加坡月城的党内联系是很有必要的。
怀娥度假期间我接管了她的阿飞兵团，斯利姆和黑兹尔作我的助手，他们聪明伶俐，可以完全信任。当斯利姆发现我就是博克同志（他自己的党内称呼是以Ｇ开头的），而且每天都能见到“亚当·塞勒涅”时，顿时对我充满敬畏。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优点，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黑兹尔现在是曲线玲珑，这不能全归功于姆姆的好饭好菜，她到了发育年龄了。斯利姆急于把黑兹尔的名字改成斯通，只要她乐意被收养就行。至于目前，他热心地和我们朝气蓬勃的红发姑娘共同从事党务工作。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积极。只说不做的人很多。还有许多人认为只要我们消灭了维和重骑兵，逮捕了监守长官，斗争也就结束了。其他人则因为知道了自己在党内处于下层而愤愤不平，希望选一个能让他们处于领导层的新机构。亚当接到了无数个提出这种要求的电话，他只管听着，表示同意，向他们保证他们的服务不会白费，大选不会等得太久——然后请他们找教授或我。我们也曾试图让这些野心勃勃的人担起一部分工作，但我不记得他们中的任何人干成了点什么。
工作永无止境，却没人想去干。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人数确实不多。最积极的志愿者中有些人是匿名工作，党始终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总的来说，党内或党外的月球人对“爱国”工作都没多大兴趣，除非报酬很高。一个宣称自己是党员（其实不是）的家伙在我们总部所在地鸿运饭店拦住我，要求我签一份合同，购买五万枚徽章颁发给胜利前从事地下工作的“老革命”。他从中可以获得一点“小好处”（我估计有百分之四百的利润），我也可以轻轻松松赚进一笔，大家都有好处。
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于是他威胁我，说我蓄意破坏，要到亚当塞勒涅那儿去告发我——“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会知道厉害的！”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帮助”，而我们需要的是别的东西。我们的新弹射器需要大量钢材。教授问我，说非得在投向地球的大石头外包上一层钢吗？我不得不告诉他感应场对纯粹的石头不起作用。还需要把迈克的弹道雷达从旧站点移走，同时在新站点安置多普勒雷达。我们估计旧站点会受到来自太空的袭击。
我们征集了志愿者，来的人中却只有两个可以派上用场。我们需要的是几百个愿意穿着增压服从事艰苦工作的机修工。最后只好付钱雇人。
我们手头有的只是月球之家公司，于是把公司抵押给了新加坡月城银行。十分拮据啊。没时间像过去那样偷钱，大部分资金已转移到地球给了斯图。多亏富·摩西·莫里斯，一个真正的战友，他在很多票据上联名签署，支持其流通——最后破产了，在新加坡月城开了家小裁缝店过日子。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政变后，政府券与新加坡月券的兑换率从三比一跌到了十七比一。但迈克仍旧以政府券发放工资，行政部门员工开始强烈抗议。
依靠电子元器件工作的东西（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东西一颗电子系统已被破坏的氢弹就不再是颗炸弹了一大桶锂和氚，只能坠毁，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一艘没有眼睛的飞船也不是战舰，只不过是艘弃船。
说起来倒容易，其实不然。那些激光钻的设计用途根本不是打击一千公里以外的目标，连一公里都不行，它对付的是鼻子下面的岩石。我们也没法很快为它们造出支架，使它们能精确瞄准。对一个以每秒约二公里的速度飞行的目标，炮手一定得非常有种，才能持续开火，一直坚持到最后几秒钟。
但这些已经是我们最好的装备了。于是我们组织了两支部队，自由月球防卫志愿军第一团和第二团。之所以成立两支部队，目的是让它们互相竞争。第一团由岁数较大的人组成，第二团的战士则很年轻，但却十分热心。
尽管名称叫“志愿军”，其实仍旧是雇来的，得给他们发新加坡月券。这样一来，我们买冰就只能使用政府券了，好在冰的市场受政府严格控制，犹如废纸般的政府券还用得出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人们明白战争的必然性。亚当·塞勒涅发表了电视讲话，告诫大家地球政府肯定会竭力恢复从前的专制，我们只有很短的准备时间。
各家报纸都引用了他的话，发表了各自的报道——政变之前，我们在招募新闻记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媒体敦促人们要随时携带自己的增压服，经常检查家里的压力警报器。我们还在各个区组织成立了志愿民防团。
我们这里常有月震，所以早就形成了规矩，每个地区的密封合作社一直有密封队员随时待命，只要出现泄漏，哪怕只有硅酮和玻璃棉都得立即出发赶紧堵上。在戴维斯隧道，我们每天都有人检查密封情况。
现在我们招募了几百个紧急密封人员，大部分是阿飞。为了训练他们，我们搞了一些演习，让他们值班时也必须穿着增压服，只是不扣上头盔。
他们干得很出色，但也有一些白痴取笑他们是“假扮士兵的家伙”、“亚当的小兵”等等。
有一次，一个密封队正在训练，演习如何在气密闸门被毁时使用临时气密闸门。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白痴站在旁边，大声讥笑他们。
民防队继续训练，将临时气密闸门装配完毕，然后盖上头盔，测验其性能。性能很好。他们出来后，抓住那个开玩笑的家伙，把他从临时气密闸门扔进零压区。
从那以后，那伙白痴不敢乱讲话了。
教授认为我们应该温和地警告一下完事，别动不动消灭他们。
我表示反对。想教育那种人，我找不出更好的方法。在正派人看来，有些胡说八道的家伙就是该死。
我的意见被大家接受了。
但最让我们头痛的还是那些自封的“政治家”。
我说过没有，月球人是不管政治的？如果管政治意味着要做点什么的话，他们确实是不管政治的。但如果两个月球人在一块儿喝啤酒，他们会不高谈阔论、对时局发表一番自己的高见吗？我估计，这时候不谈政治的事儿还从来没有过呢。
前面提到过，那些自封的政治家总想让亚当·塞勒涅听取他们的意见。但教授自有对付他们的方法，他们每个人都被邀请去参加在月城社区会堂召开的“自由月球组建特别会议”，开完后并不休会，不把事情办妥当他们是不会罢休的。于是去各地轮流开会，一周在月城，一周在新利恩，一周在新加坡月城，然后又是月城，周而复始开下去。所有会议都跟我们保持图像联系，先由教授主持，亚当·塞勒涅通过电视向他们致词，鼓励他们把工作搞好——“历史注视着你们”。
我听了几场会议，然后质问教授，老天在上，他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你以前不是说过你什么政府都不想要吗？你听听，让他们开始发言后，这帮家伙都说了些什么？”
他笑了，露出深深的酒窝。“你烦什么，曼尼尔？”
烦我的事多了。我拼着老命想把重型钻机和那些能把它们当炮使的人集中起来，那些懒汉却整个下午都在讨论移民。有人想彻底阻止移民，有人想对移民征收足以为政府提供足够资金的高额税收，（一百个月球人中，九十九个都是被人硬逼着来到这块荒凉的大石头上的！）有人提议按民族人口比例限制移民数量，（不知道他们准备怎样安排我？）也有人提议只让女性移民，直到男女比例为五十比五十。
这个提议引起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喊道：“说得对，朋友！让他们给我们送些妓女来！成千上万的妓女！告诉你们，我全包了！”
这是整个下午听到的最明智的话。
还有一次，他们在时间问题上争执不休。格林威治时间与月球没有一点联系。我们现在在地下生活，有没有联系完全无关紧要。你要觉得重要，那就请给我找出一个按格林威治时间安排生活、睡两周再工作两周的月球人吧。现在的月历的确不适合我们的新陈代谢。他们敦促我们把每月改为二十八天（而不是二十九天十二小时四十四分钟二点七八秒），把日子变长，即增加每天的小时、分钟和秒数，这样每半月正好两周。
确实，这个修改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是必要的。可以控制我们什么时候去表层，为什么去，在那里要待多长时间。但负面后果呢？先不提这样一来会导致我们跟我们惟一的邻居的联系不正常，那帮让人心烦的真空脑壳老兄有没有想过这对科学和设计上的每一个重要数据会产生什么后果？作为一个电子技师，我只能打哆嗦。难道要我们扔掉所有的书、表格和仪器，一切重新开始？我知道我的一些祖先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旧的英制单位转化成米千克秒等公制单位，但换了新单位后，计算更方便了。想想以前怎么换算：十四英寸等于一英尺，若干英尺（数目不规整）等于一英里，若干盎司等于一英磅。老天爷！
做些改变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来制造混乱呢？
有人想让议会定下月球的语言，然后对每个讲地球英语或其他语言的人处以罚款。哦，我的天！
我在《月球报》上看到了征税建议。每个“纳税人”必须缴纳四种税：一种累进税，专门对付那些想延长自家隧道的人；人头税（每人付相同款额）；所得税（我倒真想瞧瞧别人怎么计算我们戴维斯家的收入，还有那些想从姆姆嘴里打听家庭收入情况的家伙会落个什么下场）；还有一种“空气税”（不用交款，而是用其他东西代替）。
没想到“自由月球”竟然也要交税了。以前从没收过税，不一样过吗？买东西的时候当然得付钱，其他时候凭什么掏腰包？还有一次，一些自命不凡的家伙提出有严重呼吸道疾病或身体有臭味的人应处以死刑。待在管铁舱，受臭味侵扰，确实值得同情。但这种人不多，即便有了，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治。至于长期患病者或无法治愈者，反正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毛病传到下一代。瞧瞧月球女人选丈夫是多么挑剔就知道了。
有个女人（这种人大多是男人，但女人中也有蠢材）想把许多事定为永久法律，都是人家的私事，多得足以拉出一张单子来，比如：取消一妻多夫制；禁止离婚；禁止“非婚配偶之间发生不正当关系”（得琢磨一下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禁止喝比四度啤酒更烈的饮料；在周六只做礼拜，禁止做其他任何事；（亲爱的女士，难道要停止对空气、温度和压力的管理？停止电话和管铁舱？）长长一个单子列出要求禁用的一大批药；稍短的另一个单子列出必须由“注册医师”处方才能配给的药品。什么叫“注册医师”，我去找的那位医生的门外订着“开业医生”的牌子——顺带还管帮人下注，所以我才去找他。小姐，你难道不知道，月球上没有一家医学院（我说的是那个时候）。她甚至想让赌博也变成非法行为。就算不准月球人掷骰子，他们变着法也会找到一个可以掷的地方，哪怕那儿的骰子全都灌了铅。
我气的倒不是她那些单子开列出的她所痛心疾首的事物，因为她肯定疯了，疯得跟电子人一样。我气的是竟然有人同意她的禁律。人类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潜伏的渴望，希望阻止别人做他们想做的事。这是我们心里的阴暗面，还没从树上爬下来时就有了，学会直立行走以后也没把这毛病改掉。他们中没有一个会说：“请把这条列为法律，这样就可以迫使我不做我知道不该做的事。”不，同志，他们要列入法律的通常是这种事：他们讨厌看到自个儿的邻居做的事。禁止这些事“是为了他们好”，而不是因为提出者觉得自己受了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