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塔》
东京塔 一（1）
那种感觉宛若陀螺的芯一般执著地刺入正中央。
在东京的中心。
在日本的中心。
我们憧憬的中心。
就像一股奇妙的离心力，从旋转的中心延伸开来。
偶尔，那些闲暇下来的神们从空中垂下双手，像弹簧丝一样层层地旋转着。
执著地，一圈圈地打转，我们也在旋转着。
我们来了，就好像聚集在院灯周围的蚊虫一般，狂热地迷恋不曾见过的光明，贪婪地吸附它。
乘着颠簸的列车，我从故乡心驰神往地来到这里。
一个飞奔的人。
一个被吞噬的人。
一个遭排斥的人。
一个眩晕的人。
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只是朝着那力量的方向行进，然后听天由命。
伤心欲绝抑或是后悔得肠子都青了的事情，都不知为何难以抵抗，只能持续地重复着。
人生就像陀螺一样。
不停地打转，旋转着，重复着。
就这样，被拽拖着，被叩击着。我们燃烧殆尽。
生命狼狈不堪。
五月里有人这样说。
他一边凝视着东京塔，一边说好像很荒凉的样子。
它只是装饰了白天，照亮了黑夜。他说其样子看起来很荒凉。
我听了，心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令人更加憧憬。
这个空荡荡的城市，一点点地长大，继续着凛冽的自然形态，给人以强悍和柔美之感。
流动、拉拢、勾结、背叛以及欺骗着生活下去的我们，对那种孤独的凄美充满兴趣和欲望。
不能忍受寂寞，执著坚守的我们对之憧憬着、向往着。
每一个人都向往着这个地方，为之离开家乡，投入她的怀抱，追求生命中的某种东西。
离乡背井的爸爸曾经为此带着我一起来到这里。失去归所的我们，没有抱任何幻想，来到东京，不知何处是归宿，只能在东京塔下睡觉。这是妈妈告诉我的。
一天，我们一家三口在租住的能望见东京塔的小屋里，相拥而眠。
这是我儿时的记忆。多数人几乎已经记不起孩提时代的事情了，可是我却一直保留着很多记忆。那些记忆并不暧昧，也绝非模糊，儿时空气中的味道、当时的所思所想，甚至是零碎的风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估计是因为比起别人来，我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少了吧。
这是三岁之前的记忆。我和爸爸、妈妈一家人一起生活的记忆。家人一起生活三年的时间里，除了上面写的那些，就没有其他的了。我只能继续记忆着这微乎其微的童年往事了。
“咔嚓”一声凄厉的声响，和妈妈一起睡在蒲团上的我被惊醒了。当然，妈妈也醒了，在蒲团上弓着身子。这可是半夜时间，不仅仅是孩子，大人和街道都在沉睡中。
从大门口，传来奶奶悲戚的声音。奶奶连连呼喊着妈妈的名字。妈妈飞奔至走廊里，来到门口，又立即跑回房间，抱起我，像个橄榄球选手迅速跑出房间。
爸爸回来了。回到自己的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今天并不是用手推开大门，而是用脚踹开的。镶嵌着玻璃的木栈格子门吱嘎乱响，几乎散了。奶奶穿着鞋子走在走廊里，声嘶力竭地尖叫着。妈妈冲过奶奶面前，爸爸要追赶逃跑的妈妈。即便是调查笼城事件的特种警察部队也不会让他们变得文明优雅。
一边是想要逃之夭夭的妈妈，一边是趴在走廊里的奶奶，类似这样的“回家风景”在我的家里时常上演。不过，那天的猎物既不是妈妈，也不是奶奶，而是我。爸爸硬从蜷缩在角落里的妈妈怀中把我夺过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三角形油纸包。油纸里包着的是冰凉的烧鸡，给我吃的，带着钎子他就往我嘴里塞。
东京塔 一（2）
爸爸想让我这个儿子吃烧鸡。刚刚起来就有烧鸡吃，在我的人生中也就那唯一一次了。
爸爸当时喝多了，耍酒疯，到处发狂。
几天以后，我家又新装了大门。我家的门是两扇合在一起的拉门，只是把爸爸弄坏了的那一扇装上新的，那扇新门的木栈发白，使我家的大门显得很奇怪。
我是个哭鼻虫，每次一哭都长泣不止。爸爸很不喜欢这样的男孩子，尽管那时候我才只有三岁。
有一次我哭着来到茶室，爸爸穿着衬裤在看电视，他不知道我在那里哭了多久。爸爸突然就怒吼着，把我拎起来，扔了出去。于是我从茶室横穿走廊，落进了客厅。
我仿佛漂浮在宇宙里，以前所未有的视角观察着走廊和客厅的交界处。奶奶从客厅里看到了这一切，像棒球接球手一样，双手把从茶室里被投掷出去的我接住了。
这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
漂浮在宇宙中的记忆消失了。跳楼自杀的人在撞击地面之前，思维瞬间停滞也许就是那样的。如果当时奶奶接“人”失误的话，我将被摔在地上，也许就变成一个傻孩子了。
我还是一个肠胃不好、很虚弱的孩子，经常拉肚子。每到犯病的时候，妈妈就带我去附近的医院。给我看病的是个女医生，后来妈妈总说，“那是个很好的大夫，如果没有她，你就死了。”每次去医院，就是往屁股上打针，女医生和妈妈就鼓励我，“忍耐一下，别哭。”我就装做不疼的样子，沉醉于她们两个人的表扬当中。
有一天，我又跟往常一样肚子痛，妈妈带我去女医生的医院，不巧那天是休诊日，就去了另一家私人医院。这家医院诊断为“一般的腹痛”。我接受了手腕注射，不停地哼哼唧唧地啜泣着。
那天晚上，甚至到了第二天，我的肚子还是痛。后来我痛得满地打滚，于是妈妈又一次把我带到那个女医生那里。结果她把妈妈数落了一顿，问：“为什么不早点儿送过来?!”然后马上帮我们写了一封给市立医院的介绍信。就这样，我被送到另一家医院。
我的腹痛原来是肠梗阻造成的，而且情况似乎比较危险。几个内科、外科的大夫一起进了手术室。具体的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把一种通上电的灌肠药样的东西从肛门灌到我的身体里。我想不管兴趣爱好怎么特殊，也不会有人灌过这种带电的灌肠药。即使是成年人也很难承受这样的痛苦。
大夫们用仪器监测灌肠药流到了肠子的什么部位。如果药中途停在肠子的某个部位，那接下来就要切开肚子，取出肠子，然后把患处摘除掉。
不过手术前大夫曾解释说，如果必须切除一部分肠子，很可能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障碍，希望我的父母作好心理准备。
后来听妈妈说，她当时曾凝视着手术室的小窗户，祈祷通电的灌肠药能畅通无阻地流过我的肠子。而爸爸则跟我出生的时候一样，是在酒馆喝酒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然后中途跑过来的。不过那次他倒是跟妈妈一起守在监视器旁，观察着灌肠药在我肠子里的动向。
幸运的是灌肠药顺利地流过了我的肠子。这样一来，通电的灌肠药打通了我肠子中堵塞的地方，所以我就不用做剖腹手术了。据说妈妈当时高兴得哭了起来，而爸爸只是兴奋地挥动了一下手臂，就继续回酒馆喝酒去了。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当时我因为疼痛而满地打滚时闻到家里榻榻米的气味，看到墙壁的颜色，还有妈妈那忧心忡忡的表情。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当时并不在身边。
东京塔 一（3）
除此之外我还能记起的，是有一次爸爸正在画画时的背影。当时爸爸把玻璃棒放到圆规叉开的两只脚中间，正在用毛笔或者鸭嘴笔画线。他好像在设计什么东西。我们家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爸爸以前画的几幅石像。当时我站在旁边看着爸爸画画，于是爸爸把装着蓝色颜料的陶质碟子和毛笔递给我，让我在一张废纸上随便画点什么。我在画画的时候，爸爸嘴里好像发出了“咦”“啊”之类的声音。画画时的爸爸让我感到很亲切。
这些就是我现在还能记得的事情了，是我三岁之前发生的、还能清楚想起的几件小事。我自己都感到有些奇怪，我为什么连细节都记得这么清楚？不过这些就是我们一家三口住在一起时的回忆了，是全部的回忆，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了。
我出生在福冈县一个叫小仓的城市，据说我是在紫河沿岸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每当我和妈妈走在那条河的河岸时，妈妈就会指着那家医院，对我说：“你就是在那儿生下来的。”
现在，小仓的单轨电车往来穿梭，不过那时候只有有轨电车行驶在市区里。当时附近的八幡有新日本制铁公司下属的一家大型炼铁厂，现在没有以前热闹了。当时街道上人很多，很有生气。炼铁厂里竖着高高的烟囱，有长的，有短的，白色、灰色的烟从各种形状的烟囱里往上冒。这些烟囱的对面有一个小型的港口，常常有小型蒸汽船浮在水面上。
到了我手里有教科书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提到原子弹爆炸的事。
“其实落在长崎的那颗原子弹本来是准备投到小仓的，准备投到八幡的那家炼铁厂。不过那天小仓的天气不好，是个阴天，在飞机上看不到下面的道路。所以飞机飞到了附近的长崎，在那儿投下了原子弹，可能是长崎有造船厂吧。那天小仓要是晴天的话，或许就没你了。”
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可是每次听到妈妈的话，我都会这样想：天气好还是不好，就因为这点小事，来决定投不投原子弹，美国这个国家真是太任性、太浑蛋了。
妈妈的一个叔叔住在长崎，我曾经有好几次暑假去他家玩。叔外公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从我第一次见到他起，一直到最后一次，他都是躺在床上。叔外公虽然身体残疾，却很开朗，经常给我吃带壳的海胆。
不过妈妈老是这样对我说：“你叔外公都是因为原子弹爆炸才变成这样的，真可怜啊。”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感到很痛苦，好像本来应该是我遭遇的不幸，最后却发生在了叔外公的身上。
现在小仓的市里已经看不到有轨电车了，那家大型炼铁厂，以及并排的那些烟囱也都不见了。炼铁厂的土地上现在建了一座主题公园，好笑的是据说里面展览了美国的航天火箭。
我们家离市区很近，附近有一个游乐园。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栋木制的两层楼房，是我的祖父盖的。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和外公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从来没感受过祖父、外公的疼爱。我知道的祖父仅限于佛龛上放着的一张遗照。
爸爸、妈妈、我还有奶奶，以及爸爸的妹妹敦子姑姑住在祖父盖的这栋房子里。祖父去世以后，这栋房子开始出租给人住。附近牙医大学的几个学生租了二层的四个房间，每天的早饭和晚饭也由我们家提供。我想那个时候每顿饭肯定都很热闹吧。租房子的那几个大学生经常哄我玩，敦子姑姑也会给我买那个时候时兴的一些东西，如法式面包、西式糕点店的冰激凌，所以我很亲近他们。不过后来敦子姑姑跟其中的一个大学生结了婚，离开了这栋房子。
东京塔 一（4）
妈妈嫁到这个家之后，过了一年生了我。妈妈比爸爸要大，在日本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5年），这样的新娘子很少见，而且妈妈还是晚婚。结婚的时候妈妈三十一岁，爸爸二十七岁。
生于小仓的爸爸曾经在当地上过高中，不过因为品行恶劣，到二年级的时候怎么也待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五个孩子中的长子，祖父把他从那所高中转到了东京的一所高中。当时爸爸只是想去东京看看新鲜，没有其他任何想法。可是祖父却考虑到爸爸去趟东京之后，经历些人世的艰辛，可能会变得成熟点。不过祖父想得有些天真了，殊不知品行如果刚开始就不好的话，那以后是改不了的。
爸爸进了一所东京的高中，后来自动升进那所高中所隶属的大学。不过独自生活、无人看管的爸爸经常逃课，净想着干坏事，不久就从大学退学了。可能是受那时期所结识的一个艺术学校大学生的影响，爸爸从大学退学之后，进了一所专门学习“帽子设计”的职业学校。
不过像爸爸这种干不成正事的人，即使进了那所学校，结果肯定也跟以前一样。
爸爸进了那所学校没过多久，热情就冷却了，然后就腻了，放弃了。不必多说，他肯定没能从那所学校毕业。不过我很奇怪爸爸当时为什么会学习帽子的设计。虽然我跟他在一块儿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不过也算接触了近四十年，这四十年里我没看到他戴过一次帽子，他也从未对我戴的帽子做过任何评价。我很怀疑爸爸当初是不是对帽子一点都不感兴趣。
爸爸上了很多学校，然后不停地退学。在那之后他就成了匹无笼头的马，游手好闲，酗酒、行窃，什么都干，甚至还染上过性病。在跟一个朋友一起注射胰岛素的过程中，爸爸突然喜欢上了石佛。不过他的这种喜欢好像并不是看到木雕佛像那种大慈大悲，然后洗心革面，被引导到佛教道路上。
后来爸爸徒步去各地参拜石佛，并且把这些石佛画下来。当时兴起了一股“印度热”，所以爸爸不断地去各处流浪，画了很多素描。他一边筹划着移民到印度，一面跟朋友创办了一份同人报纸，同时继续酩酊大醉。边讲述自己的精神世界边冥想，可能爸爸日日夜夜就在重复这两件事吧。就在他快成为东京的一个废人时，接到了爷爷的讣告。
结果爸爸被强行送回了九州。
爸爸回到家乡之后，开始到当地的一家报社工作。这个工作是托爷爷的门路得来的。不过虽说有门路，可是连爸爸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品行也能进报社，由此可见昭和时期的关系威力真是非比寻常。
“我在此之前一直在东京耽于玩乐，生活颓废。不知不觉中双亲和长辈都上了年纪，而且疾病缠身，我自己也都到了二十好几。这次我因故回到故乡小仓，回到这片故土，得到了诸位的照顾，使我能够就职于这家报社。从今以后我一定不辜负诸位的好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要坚持不懈，三年、五年、十年，就算是粉身碎骨也要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我要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
爸爸那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过他这种人做什么事都不成，所以很自然地不久就从那家报社辞职了。我们可以看到爸爸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坚持不了多久，马上就会放弃。后来奶奶好几次说到爸爸的工作，每次都是目光迷离、充满感慨地说：“那个时候你要是不从报社辞职，现在也肯定功成名就了。你为什么要辞职呢？真是让人懊恼死了。”
东京塔 一（5）
妈妈出生于筑丰市的一个煤炭镇子上，是九个孩子中的第四个，家里开个布庄。据说妈妈从当地的高中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公司，不过现在想想，我对妈妈高中毕业到结婚之前的这十年一点都不了解。甚至她那段时间是一直待在家里，还是到了别的地方我都不清楚。
不过妈妈曾经给我看过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我对妈妈的那段生活产生了一些猜想。
那张照片已经褪色了，变成深棕色。照片上的妈妈穿着一条连衣裙，白色的，上面有水珠图案。妈妈的头上包着围巾，戴着一副太阳镜。她坐在一辆白色敞篷赛车的发动机罩上，一只手的两根手指之间夹着一支烟，摆了一个姿势。
妈妈年轻时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这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
妈妈这个人很喜欢跟人交往，经常微笑，喜欢快乐的事。她经常为周围的人考虑，喜欢做家务，是个很规规矩矩的人。
而爸爸正好相反，他性子很急，不苟言笑，也从不慌张。总之爸爸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对西装和朋友倒是很认真，对其他的就极其马虎了。
爸爸和妈妈好像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的。不过听妈妈说那次聚会是她学医的男朋友陪她一起去的，而爸爸是一个人去的。可能爸爸想混顿晚饭吃，才混进这个聚会的吧。
我没问妈妈当时他们是怎么开始交谈的，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又是如何。
可是在见面之后，没过几天他们就决定结婚了。原因是爸爸没跟妈妈打声招呼就带了聘礼闯到妈妈的娘家了。
可能是妈妈在这个出其不意的情况面前未加考虑就答应了。不过爸爸怎么会想到这招呢？
妈妈跟我说到爸爸担着聘礼来到她家的情形时，用极其平常的语气说道：“我当时吃了一惊。”可能她当时也就只是吃惊吧。
就在这样的惊讶之中，爸爸妈妈结为了夫妇。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婚姻的经过。当时我对妈妈说：
“我想当医生家的小孩。”
结果妈妈就举例跟我解释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她说：
“我要是跟那个医大的学生结婚的话，现在就没有你了。”
面对婆婆、小姑子、四个租房的学生，还有顽劣的爸爸，作为一个新娘子，妈妈无论在体力还是精神方面，肯定都吃了很多苦。
可是妈妈为什么会离开这个家呢？我一直不知道原因。我感觉这件事是个禁忌，一直不敢问，妈妈自己也从未主动告诉过我。
我四岁的时候，妈妈带着我离开了这个家。
爸爸的妹妹嫁到了小仓郊区的一个村子，我和妈妈后来就住到了他们家，过起了跟爸爸分居两地的生活。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微妙的分居生活呢？妈妈究竟有什么想法呢？这些我都不明白，妈妈她自己以前肯定也没做过这样不合逻辑的事吧。要是自己的亲姊妹还好，可现在却是爸爸的妹妹，而且是她的婆家。
姑姑的婆家有栋不错的楼房，里面住着姑姑夫妻、两个孩子，还有姑父的父母。这栋主楼的旁边还有两栋学生宿舍，住了很多学生。可见姑姑的婆家有多富裕。
但是他们家甚至没给我和妈妈分一间学生公寓的房间，而是给了我们学生食堂角落里一个四铺席的小房间。
房间里什么家具都没有，空空荡荡的。妈妈给我买了一个书架，那个书架很大，有两扇左右对开的门。妈妈还给我做了一个坐垫，坐垫的套子是妈妈用毛线织成的，里面塞了橡胶，挺薄的。浅驼色的毛线中央贴了毛毡，上面有铁臂阿童木的嵌花。妈妈似乎很不会画画，画的阿童木一点都不像。而且阿童木的皮肤是茶色的毛毡做成的，看来这个铁臂阿童木属于南方派。
东京塔 一（6）
我经常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连环画，然后坐到贴着阿童木的坐垫上看。那种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刚开始我特别高兴。我想这肯定是妈妈花了一番心血为我营造的环境。
后来我上了幼儿园，妈妈则好像是在那个学生食堂帮忙。
每天早上，幼儿园的班车都会到附近的广场来接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们都是被大人牵着手送到这个广场，而我却每天哭着硬被妈妈拖来。附近的人看到哭鼻子的我，都会忍不住发笑，为此妈妈觉得特别没面子。
我被硬塞上班车，但一下了车就会往回跑。我一面哭一面在刚才班车经过的田间小路上往家跑。妈妈没办法，有时候只好陪我一起到幼儿园，不过总是在我玩游戏的时候又偷偷回家。我本来刚刚已经不哭了，可一看到妈妈不见了，马上又大哭着往家跑。
我已经一时半刻都离不开妈妈了。
比平地稍高一点的山丘上矗立着一尊白色的大观音像，那里就是我上的幼儿园。如果把装有二十块钱① 的纱布小口袋事先交给老师，那么没带午餐的孩子就可以有面包吃了。有一个箱子里放着好多种面包，到了午饭的时候就会被人拿到教室里。我一般都会带饭，不过我好想吃那些面包。其中有一种面包，两边粘着粉红色的维夫饼干，幼儿园的小孩都争着要吃这种。
我偶尔会带一个装着二十块钱的小袋子去幼儿园，不过从来不会去抢，所以一次也没吃到过那种面包。我是一个不爱表现的孩子。
大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后来也没有好转，所以一年之后我和妈妈只得离开食堂角落里的那个小家。从这时候开始才算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分居吧。
从福冈县的一个农村，到筑丰市的一个煤矿小镇，一天只跑八趟的红色列车载着我们到了妈妈的故乡。最后的结局是妈妈不得不带着我回到自己的娘家，而她的娘家当时只有姥姥一个人住。
这个镇子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警笛声，还有震耳欲聋的警报声和广播。接着是沉闷的爆炸声，然后就是快要把镇子震倒的地震。整个房子都会兴奋了一般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三、二、一，轰隆！”
孩子们听到警笛声时都会笑着附和着爆炸声，一起蹦蹦跳跳。
一辆辆老虎车在镇子里轰轰地开着，奔跑在工棚周围的黑色轮胎不停地上下颠簸，然后逐渐消失在隧道的黑暗里。
那个时候，这里的矿井已经面临关闭了，绯红的天空下只有被烟熏黑了的、不再工作的竖井拉着长长的影子。不停挖掘上来的沙土、石子，还有质量很差的煤炭堆积如山，煤矸石堆到处都在往外喷白色的瓦斯。整个镇子臭气熏天。
住在这个镇子上的大多数都是煤矿工人的家庭，矿井的周围有像贫民窟那样并排的工棚、配给站和公共澡堂。
当时这里跟我妈妈几年前离开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当年的繁华景象早已无影无踪，破旧不堪的工棚变得更加空荡荡了。
我换了一个幼儿园。妈妈每每看到附近的小孩子，就会把我推到前面，对他们说“要跟他一起玩哦”。
这个镇子比起小仓那个城市更显得粗犷，不过这里的气息和气质好像更适合我。这时的我跟一年前已经判若两人，我现在自己一个人坐上国营铁路经营的班车，蹦蹦跳跳地去幼儿园，还跟别的小孩成了朋友，跟他们一起玩耍。
我这次上的幼儿园跟一所小学在一起，是那所小学的附属幼儿园，还提供饭食。每到分发食物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就会过来给我们幼儿园的小孩发饭。这种事在大城市的小学里肯定很难想象，这里的六年级小孩竟然能用菜刀把一个大人吃的纺锤形面包切成两半，然后分给幼儿园的小朋友。看来这里的小学生比那些菜都切不好的女人还会用菜刀。
东京塔 一（7）
妈妈有两个弟弟，都在姥姥家的附近组成了各自的家庭。我的两个舅舅—京一舅舅和伸一舅舅都是豪爽的男人，他们看到自己姐姐所处的这种状况，热情地欢迎了我们。
筑丰的姥姥跟奶奶不一样，她不爱说话，而且经常严厉地批评我。姥姥是个不懂得表达柔情的人。
姥姥看到自己嫁出去的女儿又回来了，怎么也表现不出好态度，而且她和妈妈之间好像总有点疙瘩。不过我和妈妈都不像在以前食堂角落的家里那样拘谨，还是在这里过得比较舒心。
姥爷去世之后，姥姥开始以卖鱼为生。姥姥一共有九个孩子。她天天把鱼装到两轮拖车上，然后走街串巷地去卖。
我和妈妈搬过来的时候，姥姥还照样每天一大早去河边，不论严寒，不论酷暑，每天都拉着两轮拖车。虽然也卖不了多少鱼，可是姥姥却从不休息。她把鱼装到有白铁皮顶篷的拖车上之后，就开始走街串巷了。
我后来上了小学，每天背着书包在回家的路上都会搜寻姥姥的身影一边往家走。
姥姥冬天的时候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不过夏天的时候只穿一件男人的衬衫，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我一发现姥姥，就会悄悄地从后面跟上去，然后小心翼翼地坐到拖车的货台子上。我在鱼的腥味中摇啊摇，穿过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那种感觉就像坐在弹簧垫上，舒服极了。
我们的家在一段陡坡的坡顶上。两轮拖车在平地上还好，要是爬坡的话，就算是年轻力壮的男人，如果经验不多，也会往后滑。
姥姥在爬坡的过程中会休息好几次，呼哧呼哧地地喘着粗气，一点点往上爬。如果我远远地看到姥姥正在爬坡，就会马上跑过去帮忙，从后面推车。
姥姥感到后面有人帮忙推车之后，会回过头来看一眼，看到我之后会笑一笑，然后转过头去继续拉车。
无论是附近的人，还是我的朋友，他们在爬坡时看到姥姥都会从后面帮忙推一把。这个镇子真是人情浓厚。
看到这时的姥姥，我经常会想：
“为什么姥姥会一个人生活呢？”
姥姥有九个孩子，有将近二十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但是孙子辈中跟姥姥一起生活过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肚子又痛了，虽然不像肠梗阻时那样剧烈，却持续腹泻。我现在只记得我去看了镇上的一个大夫，不记得后来那个大夫什么时候、在哪儿跟我妈妈说了诊断结果。不过据说妈妈听到大夫的诊断结果后差一点晕倒。
“是赤痢。”
这是一种传染病。护士和大夫这么说的时候他们肯定也很惊讶吧。那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我没在东南亚吃过某种奇怪的甲壳类，也没去非洲玩过，我这样普通的小学生怎么会患上赤痢呢？
我的病甚至还登上了报纸，因为这是一种法定传染病。那则新闻究竟用了什么标题呢？
福冈县发现一例小学一年级的赤痢患者，打破了赤痢患者的最小年龄纪录
新闻里肯定没直接提到我的名字，或许他们用了A君之类的代号。就这样我作为一个轰动社会的传染病患者被登上了媒体。
问题是传染途径。当时只发现了我一个患者，看来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一个人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别人传染上的，而是自己带有赤痢菌，然后因为接触了某种东西，或者吃了什么食物，最后患上了赤痢。只能这么解释了，因为妈妈和姥姥，还有我班里的同学都没事。传染源究竟是什么呢？到最后也没查出个究竟，于是不了了之。你们看，我这个小学生身上真是充满了谜团。我只有六岁，却让人觉得有些恐怖。可是我自己也不记得捡过什么东西吃了呀。
东京塔 一（8）
当然我不得不住进医院，不过这并不是普通的住院，而是“隔离”。
我被送到一座深山里，那里有一家医院，里面有隔离病房楼。妈妈很担心我，于是她也跟我一起被隔离了。在隔离病房楼里，连深呼吸一下都让人感到紧张，但是妈妈却以一个健康人的身份来到了这里。这种勇气和爱，可能恋人和夫妻之间都不会有吧。如果那时只有我一个人被隔离在那里，可能我现在会更缺少温情。
病房楼里的每扇窗子上都嵌了铁格子，一到晚上病房楼的门就会被锁上。隔离病房的地板是红色的，而普通病房和其他地方的走廊都是绿色的。我一站到红色的走廊上，护士就会叮嘱我：“绝对不可以离开红*域。”这样的叮嘱真让人觉得悲哀。
不过我住院后的第二天肚子就不痛了，也不泻了，我活蹦乱跳地在红色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可是像我这样上了报纸的大人物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出去的。
几天之后，爸爸来看我了。我们父子好久没见了，可是我们现在被分隔在两种不同颜色的走廊上。爸爸听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护士的解释，然后被带到了一个专门会面的地方。
一张桌子被放在两种颜色的走廊中间，桌子上用塑料卷尺划成两个区域，一个是安全地带，一个是危险地带。
顺便提一下，爸爸不管到哪里都不忘吸烟，从不分场合，总是若无其事地吸着一种名叫Mr. Slim的香烟。吸烟的时候爸爸只伸出右手小指，用指甲剥掉烟上的透明纸。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这个恐怕在潜水艇里也要吸烟的人来说，在医院、在病人的面前吸烟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跟妈妈说了几句话之后，就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扔到桌子上。
结果烟盒差点跑到白色卷尺的这边了。这时站在一旁监视的护士马上回去取来消毒剂，对着Mr. Slim猛喷。
这种氛围特别紧张。就算我还是个小孩子，她的这种举动还是伤害了我。就连爸爸看到这样的场景，也觉得自己的儿子好像被魔鬼附了身，连看我的眼神也变了。
我又过了一段隔离的生活，两周之后终于可以出院了。在我快要出院的时候，那个护士竟然还问妈妈：“他得的真是赤痢吗？仔细查过了吗？”可是真相谁知道呢？
出院之后我想到那栋隔离病房楼里还有其他几名患者。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走廊里，其实是能够相互传染的。白天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陪我玩，当时她有一个气球样的玩具，里面好像装了类似沉淀物的东西，被放在一个碗里。把管子插到沉淀状的东西里，然后用力吹气，碗上面就会形成一个大大的气球。
那个女孩每天都会拿着这个东西来跟我一起玩。管子是两个人共用的，我们经常鼓足气，比赛看谁吹的气球更大，可是我却不知道那个女孩患的是哪种传染病。
长大以后，我一想到那件事就很担心，可是如果她真的要告诉我，我可不想听。
上了小学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开朗、积极的孩子，可是由于那次赤痢事件，整个学校消了毒，我的同班同学好像也都打了预防针。那些孩子连原因都不知道就被强行打了疫苗，一个个哭个不停。如果那件事是发生在高年级，那从那之后一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可能都会被人叫做“赤痢”或“red man”。我就要一辈子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了，说“靠近那个家伙会被传染的”，这样的人生何其凄惨！
东京塔 一（9）
妈妈有时会在镇上的饭店工作，有时会在朋友经营的远贺河沿岸的一家司机旅馆上班。
可能妈妈和爸爸之间有了什么协商，我现在每到长假，如春假或暑假，就要一个人去小仓的家里。不过就算这样我和爸爸见面的时间还是很少，基本都是跟奶奶一起过的。那时候爸爸一般都要睡到下午。他辞了一个广告代理公司的工作，后来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设计工作室，不过都很不顺。
有一个白天，有人打来电话，是我接的。电话里的人问我爸爸在不在家，于是我走到正在睡觉的爸爸面前，告诉他有电话找他。结果爸爸不高兴地说：“你就说我不在！”于是我只好又回到电话旁，拿起话筒，告诉对方说“爸爸让我跟你说他不在家”。这时躺在被窝里的爸爸听到我的话，马上跑过来，打一下我的头，然后在电话里跟那人说着什么。不过没多会儿他就生起气来，狠狠地把电话挂断，然后又回去睡觉了。
爸爸总是睡觉睡到午后，一到晚上就出去喝酒。那个时候我连自己的爸爸在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
妈妈经常会打电话过来问我干了什么。有一天爸爸说要带我去动物园，估计是妈妈给他下的命令，让他带我去什么地方玩一玩。
爸爸带我出去玩的那天晚上，妈妈打电话过来证实了一下。
“今天去了动物园？”
“嗯。”
“看到什么了？”
“看到马了。”
“还有什么？”
“只有马。”
妈妈让我把电话交给爸爸。这样一来爸爸没带我去动物园而是带我去了赛马场的事情暴露了，结果他们又在电话里吵起来。我觉得好像是自己告了密，感觉很别扭。
夜猫子型的爸爸终于也肯带我去酒馆了，我兴奋不已。但是有几次他带我去了俱乐部，我却困得不行，而且坐在出租车里转了大半天，结果到酒馆之后因为晕车吐了，之后爸爸就再也不带我去酒馆了。
看到我和爸爸这种关系，小仓的奶奶很心疼，经常说“这个孩子真是太可怜了”。
某个暑假，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的暑假了。
我像往年一样来到小仓，不过那个时候爸爸已经不住在这个家里了。他好像搬到了其他地方，我来了之后，会偶尔来看我。
每次见到奶奶，她就会反复问我同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谁？”
“妈妈。”
“第二喜欢的呢？”
“奶奶您。”
“是啊，是啊。”奶奶有些无奈地说道。
无论奶奶问到我第几个喜欢的人，我都不会提到爸爸。其实我也不是讨厌爸爸，只是我幼小的心里隐隐觉得在这个场合还是不要提爸爸的好。
有一天，小仓的家里除了奶奶还有另外一个人，具体是谁我记不得了。
那是白天，茶室里只有电风扇在转。这间茶室只有一点光，显得很暗。
这天奶奶又问了我同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谁？”
“妈妈。”
过了一会儿，奶奶和那个人开始小声地谈论着，一边交谈一边不住地瞥我一眼，用怜悯的语气说道：
“抚养的父母竟然比亲生父母还亲啊。”
听到这句话，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意思是什么，但是马上意识到他们在说一件不好的事情。
东京塔 二（1）
“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其实很简单。
即使不在一起生活，即使很少见面，但父母就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父母和子女”就是这样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
但是说到“家人”的话，就不像“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那样简单了。
只需要一次短短几秒钟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就永远固定下来，再也改变不了。可是“家人”要在一起生活，要在这片令人窒息的土壤上过日子、不懈努力，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来成全别人。
可是这样辛辛苦苦结成的关系可能会因为一次争吵而崩溃。“父母和子女”之间只有加法，但是“家人”之间还有减法。
《费加罗的婚礼》这出剧中就有这样一句台词：“在所有严肃的事情中，结婚是最让人觉得可笑的。”
也就是说比起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人们更会轻易地结成“夫妻”。
在轻易结成的夫妻关系中，游戏的男男女女会正常地发展成为父母，然后不得不组成一种复杂的“家庭”关系。
得过且过，即使不把房间里的尘土打扫出去，任其堆在角落里，时间也照样会溜走。时间可以帮我们组成一个玩偶似的“家庭”。
可是家人之间的关系却是很敏感的。在家里，你不能不顾及别人，你需要考虑轻重。就像茶室的墙裂了一道缝，你可以看习惯，甚至把它看做一种笑料，但不可改变的事实是，确确实实有风从缝隙里吹进来。我们再怎么笑也会吹到风。
我们必须站起来去把这道裂缝补上，必须为这道裂缝感到羞耻。
扮演着各种角色的每个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义务。作为家庭成员的自己，作为父母的自己，作为一个有配偶的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自己，这些都需要我们有“觉悟”。
这样的“觉悟”不用说是令人恐惧、麻烦而又沉重的。
缺乏这种“觉悟”的一对夫妻所建立的家庭就像空中楼阁，暴风雨一来就会被吹倒，最后把家人的残骸留在沙滩上。
孩子就像被埋在沙子里的贝壳，一直注视着风浪的走向。
孩子的这种注视不带威严，也并不悲伤，只是冷眼、客观地看着这一切。
正因为孩子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更擅长于判断情形和气氛，而且孩子有表演的天分，知道自己以后该如何表现。
这一切都是弱者保护自己的本能。
我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有些事只有夫妻本人明白”，可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存在吗？
但是确实存在着“夫妻之间的事只有他们本人不明白”的情况。小孩和他人都能冷眼旁观到这些。
五月里有人这样说：
“不论一个人的事业多么成功，对他来说，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让家人幸福都是更为困难的事。”
我从来没觉得爸爸是我的亲人。你可能说这是因为自打我懂事起我们就不住在一起，所以自然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却从没有否定过他是我的“父亲”。
我觉得爸爸总是漂到宇宙中遥远的地方，让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可能会偶尔回来一趟，可一转眼又不见了。
在我的世界里，即使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只要你在我的身边我就会感到安心。
另一方面，妈妈总是在我的身边，以至于让我觉得太近了，妈妈好像巴不得想把我放到自己的身体里。一旦妈妈不在身边，我就会哭着找寻，而妈妈则会在我的哭泣还没停下来的时候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和妈妈就这样相依为命，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体。
东京塔 二（2）
总之妈妈总是在我的身边，让我感到很安心。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以后，老师依次把我和几个同学叫出去，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纸。
原来这是一个通知，说要带没有父亲的小孩去赶海。如果参加这次活动的话，没上学可算做是放假。
这个主意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不过真是多管闲事。回家的路上，领到同样一张纸的同学问了我好几次去不去，他自己好像是很期待。
回到家以后，我把那张纸给了妈妈，于是妈妈平静地问我：
“你打算怎么办？”
“不去，我不想去。”
我愤愤地回答，结果妈妈就在“不参加”的那一项里画上圈，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虽然我的监护人一栏里写着妈妈的名字，但我却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有爸爸”，虽然我还是个小孩子。
爸爸现在没跟我们住在一起，但他们没有离婚，也不是生死两隔，为什么要让我参加赶海呢？我感到十分气愤。
赶海的那天，班里有几个没父亲的小孩没来，而其他人好像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倒是问了我好几次：“你不去挖贝壳？”让我很郁闷。
虽然在筑丰的姥姥家住了好几年，但我从来都不认为这里是我的家。上小学之后我有了自己的房间，里面放着书桌，可是我从不觉得这是我的房间。
当然之前住在学生食堂角落的小房间里也是这样，不过现在住在姥姥家，比起那个时候更让我觉得我是寄居在别人家里。
或许有自己的家人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我的眼里这是第一位的，比有自己的房子更为重要。
所以我从不把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姥姥当成我的家人，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为这样寄人篱下而感到羞耻吧。
在妈妈的身边，我只要在妈妈的身边就觉得有了依靠。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养小动物。
捡回来的小狗，让妈妈给我买的兔子，从河里捉到的乌龟和小龙虾，白腰文鸟，还有壁虎、独角仙，无论什么我都往家拿。姥姥放鱼的小屋里面有一个盛章鱼的鱼缸，我经常在里面养蛇呀鳢鱼之类的。
如果碰到要写关于“亲人”的作文，我就会在稿纸上一个一个写上这些小动物的名字，不带任何情感，不描写具体情况，只是罗列这些动物的名字，这样就算一篇作文了。真是干瘪得可怜。
可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在“亲人”、“父母”这方面怀有严重的自卑感，我觉得似乎又不是。因为对我来说，这种情况已经变成理所当然的了，而且我也并不羡慕一般的家庭。我只是不想任何人来干涉这些事，我也很讨厌亲戚中有人谈到这个话题，把我说得可怜兮兮的。
再过不久筑丰的煤矿就要关闭了，即使在小孩子看来这里也是一片荒凉，整个镇子给人一种灰暗的感觉。
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也减少了，竖井成了秃鹫的巢穴。剩下的只有煤矸石堆和无数的失业者。
那些矿工肯定不会像英国电影里那样，为了恢复镇子的生气继续鼓起干劲，而去组织铜管乐队。白天大街上到处是烂醉如泥的大人。
刚过晌午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背着书包从郊区的学校回来，这时可以看到街角特别是酒馆的周围有很多男人坐在路上喝酒。
只有酒馆里可以站着喝酒的柜台充斥着自暴自弃的热闹劲儿，这一点很像英国的小酒馆，自己喜爱的球队输了，那些足球流氓就会聚到小酒馆里，发泄情绪。通往车站的斜坡前面有一段长长的台阶，我们这些小孩经常一边喊着“巧克力”一边爬台阶。不过台阶的上面有酒馆，我曾经在那里被喝醉酒的大叔打过。
东京塔 二（3）
有些男人可能连几步路都不想走，看到小孩子的话，就让小孩子到旁边的酒馆给他买碗酒。如果碰到比较好的大叔，还可能得到纹次郎墨鱼或十块钱作为跑腿费，要是碰到差劲的人，只会挨打或者被扔石子。
妈妈自始至终都没说过让我好好学习的话。我经常一从学校回到家，就马上跑出去玩。那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一个叫前野君的朋友一起回家，我们先回到我家，让妈妈给我们拿酸奶呀糖汁刨冰什么的，吃完喝完然后再骑自行车去前野君家。
我们两个人骑一辆车，前野君坐在后座上。刚才回来的时候走的是上坡路，现在我们要沿着这条斜坡往下走了。这辆自行车是亲戚中一个叫“咯咯”的叔叔给我的。之所以叫他“咯咯”叔叔，是因为他吃饭的时候老会发出“咯咯”的声音，可能是腭骨长得比较奇怪。这个叔叔修旧自行车，于是顺便给了我一辆。不过这辆自行车没有闸，比较危险。
我们唯一的闸就是用脚跟地面摩擦，叫做“脚闸”。后来我学会撒把骑车，得意得不得了。有一次在斜坡的U形急转弯的地方我没用“脚闸”，结果身体失衡，我和前野君一起撞到了石墙上，弄得满身是血。我回到家之后，不会骑车的妈妈才知道这辆车上没有闸，不能骑，太危险了。她带我去了医院，在回来的路上给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
“你想要哪辆？”
妈妈问全身裹着绷带的我。当时货物台上摆着一种在小学生中间很流行的车，车上装着电饰的方向转换警示灯，很豪华、很漂亮。“这个不错。”前野君指着灯饰最花哨的一辆车，对我说道。前野君头上包着网状的绷带，绷带就像是探病时的水果袋，所以前野君相当于里面的水果。
虽然我也很想要那辆车，可是觉得有些对不住妈妈，于是指了一辆灯饰朴素一点的车。
前野君和自行车店的老板一起反驳我，给我推荐那辆偏贵的车，说：“不，还是这辆好。”不过我断然拒绝了，跟妈妈说我想要那辆朴素一点的。
前野君的家在煤矿山的附近，家旁边就是山。我们每天拿着把小刀上山，割下藤蔓系到树枝上玩游戏（一种有树才能玩的游戏）。我们还会采通草吃，挖山芋呀笋之类的带回家。
堤坝上长着笔头菜、野草莓、紫萁、蜂斗叶等植物。每个季节堤坝上到处都生长着可以吃的野菜。
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只茶色的野狗，就大叫了一声“啊，野狗”。后来我们觉得不应该把它吃掉，于是带回家养了。
我们还经常在桥的栏杆上走路，或者比赛能爬多高的树。我们这些孩子经常通过这些方式来较量谁的胆子大。
我们还用棍子捅蜂窝。发现粪便的话会在上面插上爆竹，直到要爆炸的时候才跑开。我们有时候还把棍子插到粪坑里，然后把棍子前端沾的粪便抹到人家刚洗的衣服上。看到青蛙则是扒了皮，然后在肛门里插上鞭炮。
我们的行为真是非常恶劣，可能小孩子就是喜欢做这些坏事。做这些事比起遵守道德更让我们觉得快乐。可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智慧把我们的恶行做成功。我们会被衣服的主人狠狠地揍一顿，会被青蛙的噩梦吓醒。后来我们开始害怕做坏事了。
装着煤炭的老虎车在矿井的四周奔跑。我们曾经跳上一辆老虎车，想探险看看车到底会开到哪里。当然为了不让人靠近老虎车，路的两旁都竖了栅栏，不过我们这些小孩都知道哪些地方栅栏破了洞。
东京塔 二（4）
我们从这样的洞里爬进去，然后跳上老虎车，紧紧地抓住。小小的老虎车载着我、前野君、别府君和煤炭一起往前跑。老虎车看着比较慢，等我们坐到上面时才发现跑起来快得吓人。道路两旁的景色飞快地后退。车穿过一个黑乎乎的隧道之后，再跑一段路就快到达终点了。
老虎车停下来之后，装着煤炭的木制车斗会跟车轮部分分开，然后突然立起九十度。这样煤炭就可以一下子滚下来了。煤炭将要滚进去的地方堆满了煤炭，中间部分是旋转着把煤炭磨碎的粉碎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落到那里就死定了。
我们三个人却一点也不知道害怕，还争论着坐这辆老虎车到底能坐到哪儿。车在隧道中发出轰隆隆的响声，穿过隧道之后老虎车开始加速朝终点直线挺进。
前野君感到害怕，于是从车上跳下去了。我也承受不了恐惧，从车上跳了下去。老虎车载着别府君和煤炭继续前进。我正为别府君已经来不及逃走而吓出一身冷汗的时候，哗的一声，老虎车把煤炭和别府君都投进了粉碎机。我害怕得大叫起来。
听到我的叫声后，有一个矿工在我的背后一面骂骂咧咧一面飞快地跑过来。他拼命地朝一个地方挥手，大声喊着什么，好像是让人把粉碎机关掉。
那个人跳进煤堆，救出了哗啦哗啦往下滚的别府君。在这个过程中粉碎机的轰隆声也停了下来。
我们三个被那个人狠骂了一顿，还挨了一顿揍。我现在终于明白或许有些小孩就是死于这样的玩耍。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那个人不在的话，结果会变成怎样呢？想来真是让人心悸呀。或许别府君已经成了某个人家的燃料了吧。从那之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坐过老虎车，估计以后也不会再坐。当然现在也没机会坐了。
妈妈晚上会去附近的饭店工作，在我睡着的时候才回来。偶尔，妈妈回来的时候我会醒来，这时我能闻到屋子里充满了饭店里特殊的味道和酒气。我会在被窝里看妈妈坐在被子旁边的梳妆台前卸妆，往脸上拍柔肤水。拧开装着柔肤水的玻璃瓶盖的声音、往脸上拍柔肤水的声音，听起来让人觉得心情愉快，我非常喜欢。妈妈回来之后给我的安心，静静的小屋里化妆品瓶子的轻微响声，又带我回到梦乡。
可能是前野君的家人考虑到我这种情况，所以我一去他们家玩，他们就让我吃了晚饭再回去，或者是在他们家住一晚再回家。前野君的爸爸在矿井工作，傍晚的时候就已经回到家里了。
某个晴天的傍晚，前野君的父母、姐姐和前野君又坐在每天固定的座位上。
电视上正在播放“天气预报”。他们家吃饭的时间比我们家要早许多，现在他们家的人已经都到齐了。我看到只有在电视上才能看见的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的情景，感到很紧张。而且就算现在，我只要被邀请到别人家里吃饭，就会紧张，就会有同样的感觉。
“咦，就跟电视上似的。”
吃完晚饭后，前野君的爸爸又像往常那样在烧酒里掺上酸奶喝，而我们则只要酸奶，胡乱打开瓶盖后就开始吸起来。
然后前野君的爸爸对我说：“你今晚就在这住一晚，在我们家好好玩。”并且让我跟妈妈打电话说一声。
“今天中川来我们家，我得多喝一杯。”前野君的爸爸这样说道，结果他们全家人都反对说：“你不是已经喝过了吗？”前野君的爸爸有个绰号叫“不听话的孩子”。
东京塔 二（5）
前野君的姐姐过生日的时候前野君肯定会邀请我，连他爸爸的生日也不例外。每个周末我们不是住在我家就是住在他家。
前野君的妈妈切了一个西瓜。他们家的情况跟我们家不一样，一个西瓜马上就没了。大家坐在门廊里，向院子里的狗扔西瓜子。
这条狗是我们以前在堤坝上捡回来的那只。在我们家养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让前野君帮我养。结果这条狗在前野君家里生活了近二十年。
这个镇子不太富裕，却没有一个小气的人。这可能是妈妈、妈妈的兄弟姐妹，以及在这个镇子上长大的所有人的共同特点。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几乎从没有责备过我，只有一次提高嗓门冲我吼过。
那是我十岁时候发生的事。我的一个小表弟来到我家，把我的书都撕破了。我很气愤，于是跑去向妈妈告状。结果妈妈竟然用我从来没听过的大嗓门批评了我。
“一个男子汉竟然因为钱的问题废话一大堆！”
那次是妈妈第一次大声批评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升初中的时候前野君的爸爸送了我一只手表，跟前野君的一样。我记得那应该是矿井刚关闭的时候。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现在再想到这件事时，我觉得一般人很难做到给儿子的朋友买跟儿子一样的手表。前野君的爸爸真是一个不错的男人。
但是这些年来我已经没有戴手表的习惯，而且对东西也不再放在心上，所以就是那些高级手表也都不知道放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不过只有前野君的爸爸送给我的那只手表我现在还偶尔送到手表店保养。虽然我现在不戴那只手表了，不过我还是很用心地珍惜。那只手表利用离心力自动上弦走动，很是精密。其实我现在很希望能跟前野君戴着同样的手表，跟他的爸爸坐在一起，然后往烧酒里掺酸奶喝。不过现在那只手表已经成了前野君爸爸的遗物了。
镇上唯一的企业倒闭了，大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到了孩子。
班里靠学校提供生活补助的孩子增加了，老师也为他们考虑了很多。老师让那些孩子站在教室前面，鼓励别的孩子给他们捐笔记本、铅笔。我不知道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于是回家之后问妈妈为什么我没得到笔记本。结果妈妈把这个镇子和那些失业者的情况告诉了我。
可是我的一个得到生活补助的朋友的父母却一大早就跑到弹子房去玩，晚上则去酒馆喝酒。我看到这种情况后一直觉得很奇怪。那个叔叔经常跑到附近的阿姨面前说些我不太理解的*的话—“裸睡最有利于健康”。而且据说每次负责生活补助的调查员去他家的时候，他就马上把电视藏起来，然后演一场好戏。
有一次我和那个朋友用假面骑士卡片玩拍纸牌，结果发现他手上有一个卡片集，可能是我弄丢了的。当时我有一张卡片中奖了，就把那张卡片寄了出去，然后才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卡片集的。
“那个不是我的吗？”
“不是，我也中奖了。”
但是我的卡片集上写了我的名字、年级和班级。现在那个地方被涂成了一团黑。
“这里以前写着我的名字吧？”
“没有啊，这是我的。”
看到他语无伦次的的样子，我更加确信这是我的卡片集了，可是我无法说出朋友偷了我的东西这种话，所以卡片集稀里糊涂地被他拿回家了。
那天晚上我跟妈妈谈到这件事，结果妈妈对我说：“你自己去拿回来。”我还以为妈妈能帮我把卡片集要回来呢，因为错在我的那个朋友，可是妈妈却不帮我。
东京塔 二（6）
第二天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了那个朋友的家，发现他爸爸又在家门口劝说附近的家庭主妇练裸睡健康法。我走到他们家屋里，看到我的那个朋友一会儿把卡片往卡片集里放，一会儿往外拿，玩得不亦乐乎。朋友的旁边是他的高中生哥哥，正在抽烟。他用几个空香烟盒做纸扎球。他们家屋里挂着好几个这样的纸扎球。
我对那个朋友说：“我还是觉得那个卡片集是我的，你还给我。”可是因为他哥哥在旁边，那个朋友态度比昨天还强硬，断然否定事实，并且在每句反驳的话后面都会加上一句“是吧，哥哥？”然后抬头看着他哥哥的脸，希望他哥哥能支持他的谎话。而他的哥哥则一面胡乱地附和着“嗯，是啊”，一面继续做他的纸扎球，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朋友的哥哥停下手里的活儿，再也忍受不了我了，对我说：“那你的意思是他偷了你的？”
朋友的哥哥平时经常模仿布吉乌吉① 乐队，穿一件上面写着乐队名字、画着乐队图案的白色连身衣。我以前也喜欢布吉乌吉，看到朋友的哥哥穿着那件白色连身衣，觉得非常帅，不过后来我开始讨厌起这个乐队。
我眼里噙着眼泪，走出他们家的大门，这时正在向人介绍裸睡健康法的朋友的爸爸叫住我，对我说：“怎么了？吵架了？”不过我只是抽泣着说了一句“我觉得那个卡片集就是我的”，然后就离开了。
他们兄弟俩真是狡猾，不过有兄弟真好啊。我当时这样想。
我很不甘心，哭了起来。不过被妈妈看到的话她就会知道我没把东西要回来了，所以我在屋外哭了一会儿，还一边看着装章鱼的鱼缸里的小龙虾。
在妈妈上班之前，我们一起吃了晚饭。虽然我的眼睛肿了起来，妈妈却什么都没问，也没跟我说一句话。正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厨房旁边的后门被人推开了。
制作纸扎球的朋友的哥哥站在门口，拽着偷了我卡片集的朋友的脖子。我那个朋友被拽在半空中，哇哇大哭着，衣服扭曲得就跟一块破抹布似的。
朋友的哥哥把单手拿着的卡片集递给我，说：“他说要把这个还给你。真是对不起了。”
看来朋友受到了他爸爸的拷问，最后说出了实情。他的哥哥向我妈妈低头道歉道：“阿姨，对不起了。”妈妈笑着回答说：“哪里哪里，还让你特意跑了一趟。”
朋友的哥哥又对拧成破抹布的弟弟说了一句，让他向我道歉。我的小偷朋友呜咽着，终于说了句话：
“这种东西我才不要呢。”
“给我说‘对不起’！”朋友的哥哥抓住朋友的头发，膝盖正好顶在他弟弟的后背上。
妈妈劝朋友的哥哥说，“好了好了，别这样，你看他多可怜”，可是制作扎纸球的他两只手完全掐住弟弟的脖子，把他弟弟整个提了起来。意识变弱、快要窒息了的小偷朋友终于挤出了一句“对不起”，然后被他哥哥带走了。
我拿起回到我手里的卡片集，觉得“有必要这样吗？这样我也不想要了”。
之后朋友的爸爸和我妈妈之间也好像进行了和解。
把不同的家庭进行比较的话，贫困就会很明显。在这个镇上有得到生活补助的家庭，也有不需要生活补助的家庭。虽然它们的社会情况有些不同，但其实也不知道客观上哪一种家庭的生活要更宽裕一点。这里没有大腕，也没有贫穷。
只要这里没有东京大腕那样显赫的人存在，人们之间就只是身材高矮的关系，反正没有谁没饭吃，所以只要有足够生活的东西就不会觉得贫穷。
东京塔 二（7）
可是要是在东京，只有生活必需品的人会被认为是贫困者。在东京，只有拥有多于必需品的人才能成为一般的市民，拥有过剩的财产才能成为富裕的人。
“贫穷却懂得满足的人是富人，而且是非常富有的富人。很有钱，但总是担心变贫穷的人才是真正贫穷的人。”
当人们在东京的舞台上听到《奥赛罗》里的这句台词，只会觉得很概念化、很平庸。可是当我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情、那个镇子上的人们，就深感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有一些东京人拥有了多于必需品的东西还是觉得自己很穷，可是那个镇子上的大人、孩子坐在台阶上喝着散装酒的时候，是否会看不起他们自己呢？或许他们会因为没有钱、没有工作而感到苦恼，但是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自己贫穷。
因为这个镇子上根本没有贫穷这种气息。
即使口袋里只有一百日元，他们也不觉得自己贫穷，可是有些人看到用贷款买的路易?威登皮夹里的一千日元，即全部财产时，会为自己的贫穷感到绝望。
人们情愿到城市开发热潮中建起来的不怎么样的餐馆前排队，去吃不怎么样的饭食，喝不怎么样的酒。
在一些清楚地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明确地分出胜负的地方，很容易看到无数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和判断力，淹没在贫穷的精神世界里。
有很多东京人拼命地想变得更富有，结果却只是反映出他们心灵上的缺失和贫穷，真让人觉得悲哀。
贫穷不是美好的事物，但也不是什么丑陋的东西。可是东京充斥着的“贫穷”早已超过了“丑陋”，可以说已经成了一种“肮脏”的东西。
我不知道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之间有没有过关于我的抚养费的协商。妈妈有时候会去饭店上班，也有的时候不去，不过我们的生活绝对不可能是富裕的。虽然妈妈能帮我挣到笔记本、伙食费，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而且我还不知道我们住在姥姥家这件事有没有涉及金钱，或者是不是用其他方式来付房租。
虽然现实情况是这样，我却一次也没觉得“我们家没钱”，甚至从不知贫穷为何物。
妈妈做事很为别人考虑。我小的时候也像妈妈那样，在金钱方面尽量为妈妈考虑。虽然妈妈没表现出很艰辛的样子，也从没跟我提过钱的事，可是就算我是个小孩子也能够察觉到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从不提过分的要求。
但是只要我明确提出想要某样东西，那么妈妈一定会买给我。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吧，无论是玩具、书、棒球用具或者唱片，只要我提出来，第二天妈妈肯定会买给我。
而且从我很小的时候起，只要我有点事，妈妈就会给我买新衣服。例如去某个亲戚家的时候，参加葬礼的时候，开文娱会的时候，在合唱比赛中担任指挥的时候，这些时候妈妈都会给我买新衣服，还搭配上新帽子和新鞋子。
附近的人和亲戚看到我老穿新衣服，常常对我说：“小间衣服真多呀。”
我看到妈妈老给我买东西，基本不给自己买，于是有一次我们去旗袍商店，我拼命劝妈妈买点东西，最后妈妈只得买了一件流行的小山羊皮旗袍。那件旗袍妈妈后来一直穿了好几年。
妈妈经常跟我提到我过世了的姥爷，姥爷我一次也没见过。妈妈说我姥爷特别慈祥，简直像个菩萨。
姥爷在世的时候经营一个布庄，那个时候妈妈肯定是想穿什么就能穿到什么吧。不过妈妈生于昭和六年（1931年），青春期的时候物质正好很匮乏。那个时候女学生都穿着农村妇女穿的裤子去上学。
东京塔 二（8）
虽然那个时候物质是如此匮乏，不过妈妈升进了一所女校之后，姥爷找了好多地方，最后买回来一件当时周围谁都没有的一款Loafers新装，递给妈妈，说：“从明天起你就穿这个去上学。”
妈妈得到那款Loafers，高兴得不得了，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所以特别喜欢去上学。妈妈经常跟我提到这件事。
或许正是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因为姥爷对妈妈特别好，所以她也想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
我长大以后，妈妈看到我穿着那些流行的、带着小洞的衣服，非常反感。
妈妈对我说：“上班的时候怎么能穿这种破烂衣服？人家会因为你的穿着而看不起你的。”
妈妈问我说：“你是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喜欢穿丝制的西装呀？还是像美国黑人那样喜欢戴金首饰、穿三件套的衣服？”总之妈妈经常指责我的穿戴。
不过妈妈很喜欢做饭，即使只有我一个人吃，她也要做好几个菜。她说要是只有一个菜的话，就显得太寒碜了，所以总是摆上好几个小碟子。当然我基本都吃不完，每顿都会剩下来，不过妈妈一般都不会在下一顿再端出这些剩菜。
我小学时候的朋友也好，在东京长大后结交的朋友也好，他们来我家跟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很惊讶地问：“你们家每天都吃这么多菜吗？”可是一直吃这么多菜、已经习以为常的我会脱口而出：“只有这点儿菜啊。”
妈妈还经常会买新寝具。穿的和吃的，在这些吃进肚子里或者贴着皮肤的东西方面，妈妈可以说很奢侈。不过其他方面妈妈都过得很节省，这可能是妈妈自己的审美取向吧。因为这些我从不觉得自己很穷或者不幸。或许是妈妈在我们这样只有母子生活的家庭里，努力不让我有某些不好的想法，所以才做了这么多工作吧。
在礼仪方面妈妈有些地方极其严格，有的地方又完全放任不管。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四十岁的我拿筷子的方式还很怪，怪到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我到底什么地方不对。我拿铅笔的姿势也很怪，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会这样拿铅笔呢”？
我是后来才知道自己拿筷子和铅笔的方法很怪，是因为妈妈根本就没教过我。
“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你不好好教我拿筷子和铅笔的姿势呢？”
我曾经这样问过妈妈，结果妈妈回答道：
“什么姿势吃起来容易就用什么姿势呗。”
你看妈妈竟然这么不讲究。
不过在下面这样的场合妈妈却要求得非常细致、严格。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妈妈在别人家里吃饭。一回到家妈妈就开始提醒我：
“你不能那么早就拿咸菜吃。”
“为什么呀？”
“咸菜要在快吃完饭的时候才能吃。你那么早就吃咸菜的话，好像在跟人家说已经没菜可吃了，所以很不礼貌。”
我们家里有一份腌菜用的宝贝米糠，妈妈说“这个要是被小偷偷去的话，那就糟糕透了”。
米糠装在一个茶色的缸里，每天都会拌一拌。这是姥姥分给我们的，妈妈有时候会加一些，有时候会减一些，一直很爱惜。据说这份米糠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年了，好像米糠越是年月长，越能腌出好东西。但是米糠又容易坏掉，所以每天都要拌一拌。如果我们要离开几天，就会拜托别人把米糠拌一拌。
无论是早上还是傍晚，妈妈都会计算好吃饭的时间，然后把蔬菜放到米糠里腌。黄瓜、蔓菁、圆白菜、白菜、海带、胡萝卜，妈妈每天都会把应季的蔬菜放到米糠里腌。根据季节不同和蔬菜种类不同，需要腌的时间也不同，所以非常麻烦。
东京塔 二（9）
夏天气温高，米糠的温度也会相应偏高，所以腌起来比较容易，尤其是茄子这些最容易腌的蔬菜。如果要腌第二天早上准备吃的茄子，那妈妈会调上闹钟，在夜里起来一次，把茄子腌上，然后再继续睡觉。所以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茄子已经腌好了，一盘绿绿的腌茄子被摆在饭桌上。
妈妈一直这样，腌第二天早上吃的咸菜时，总是调好闹钟，夜里起来一遍，天亮的时候也会早早就起来。由于不同种类的蔬菜需要腌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妈妈要把闹钟调到合适的时间，而且要在深夜里把手插进味道很浓的米糠里。我想再没有这样违反睡眠规律的事情了。
不过妈妈这么辛苦腌出来的咸菜确实非常好吃。有一次从米糠中拿出来的咸菜立刻变色了，并且滴着水，所以妈妈说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必须在合适时间腌上，并且一拿出来就要马上吃掉。
偶尔会出现蔬菜的质量影响到了时间的推算，最后腌过头的情况。腌过头的咸菜酸味特别大，简直吃不下。妈妈把偶尔一次腌失败的黄瓜切开，看了看，好像失手的手艺人，表情闷闷不乐，自言自语道：“啊，有点腌过了，能不能吃呢？吃了也没事吧？”妈妈不会把腌过头的黄瓜给我吃，而是她自己一个人吃掉。
正是由于我们家有一缸腌咸菜的米糠，所以不管桌子上摆了多少盘菜，咸菜在我们家始终是最大的美味。我特别期待能早点吃到咸菜，有时还会早早地起来，所以听到妈妈说在别人家里不能提前吃咸菜时感到很疑惑。
“在我们家可以，在别人家不行。”
“可是黄瓜看起来很好吃呢。”
“那就更不行了。”
我稍微长大之后，在被邀请到他人家里吃饭的时候，为了不给妈妈丢脸，总是努力地模仿别人拿筷子的方式，不过妈妈好像并不在意这种面子。看来妈妈的教育是丢自己的面子可以，但不能让别人丢面子。
有时候某些女人看到我拿筷子的方式，似乎想说我礼节太差。不过越是这种女人，很多时候在热腾腾的菜端上来之后还迟迟不动筷子，而是喋喋不休，有时甚至把香烟的灰掉到还没吃的菜上。
其实礼仪不是为了自己的体面，吃饭时的礼仪是对做菜的人表达我们的敬意。有些女人把筷子拿得不对说成天大的事情，往往对做菜的人的态度却是“我可是付了钱的顾客”，很不礼貌。虽然这类女人的态度是这样，可是事实上她们自己并不付钱，而是让别人付，这种人简直没有礼貌到了极点。
而且以前指责过我拿铅笔的姿势很怪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写字比我好看的。
不仅孩子是这样，所有人的人格、性格都是在超出家人、家庭的更广阔的环境中形成的。
自己所处的环境里的空气、土壤、氛围，再加上自己的DNA和血液，一个人的性格就会在这片土壤里发芽、成长。
住在小仓的我，不管在哪里都是一句话不说，非常消极，只是不停地寻找妈妈的身影，哭个不停。
由于爸爸妈妈之间夫妻关系的不和，我从一个有炼铁厂的城市搬到了荒凉的煤矿小镇，从一个路面上跑着电车的城市搬到了一天只有八趟亏本的单向列车的终点站小镇。爸爸的故乡和妈妈的故乡，这两个地方对小孩来说，哪一个更适合居住呢？这或许要看这个孩子接受哪一方的遗传更多。
搬到筑丰之后，我升上了小学，突然之间我就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孩子。长假的时候我还会一个人坐火车去亲戚家，在学校也极其活跃。文娱会的时候我会写一个自己当主角的剧本，然后把其他角色分配给班里的同学，并且自己担任排练的导演。我还经常搞些无聊的恶作剧，总想成为中心人物。
东京塔 二（10）
到了小学高年级之后，我开始每天出去练棒球，还去了一家柔道道场学习柔道。我还跟以前一样，基本不学习。我听说有的小孩暑假作业到八月末才慌慌张张地动员全家做完，事实上我甚至一次都没做完那份《暑假之友》。我只做两三页，后面都是空白，就直接这样交上去。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没填过八月栏，也没画完过画图日记。
所以说我成绩报告书上的成绩不可能好。
国语、美术、音乐等跟现在的工作有些关系的科目的成绩基本都是三分，算术就更差了。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还不会背乘法表中七以上的乘法。
我曾经学习过当时流行的算盘，不过对我来说，与其说算盘是用来计算的，不如说是用来踩着滑冰玩的。每次考试我只有体育才能得到五分。我属于那种典型的只有在运动会和文娱会上才会大放光彩的笨蛋。
不过跟我关系好的朋友也都是笨蛋，所以我想当个笨蛋中的明星都做不到。别府君连二的乘法都不会，一到算术课，他就会被送去特殊年级的学生班，所以他似乎很尊敬我这个会计算三的乘法的人。
但是别府君跑步跑得很快，只要有地区对抗接力赛或者班级之间的接力赛，我和别府君都会被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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