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个子，我在别的地方倒是见到过他，老远就冲你喊：‘你好啊，老大爷，你的豆腐真好吃，你的豆腐就是比超市买的好吃，下次我还去买你的豆腐。’”
武上听了也苦笑了一下。
“那个怪人还挺年轻的，也真是挺可怜的。”义男边想边说着，“要说那个人有点儿怪，那我知道。不过鞠子案子里的罪犯不是这种脑子有问题的人。您是不是也这么想啊？”
“的确是啊。”武上慢慢地回答。
“那个家伙做事儿有他自己的一套，用常人的想法儿去对待肯定不行，所以，我很担心。就算你们再费劲儿，可他的举动总是超出你们的想象，那样怎么能抓到他呢？”
义男冷静地向武上说着自己的想法，同时，他的脑子里还在设想着各种假定的结果。
“只要罪犯是人就一定能抓住他。”武上坚定地说。
听了武上的话，义男好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说道，“那个家伙不是感冒了吗？还咳嗽得挺厉害的。当然得是个人了。”
是啊，感冒了，还咳嗽。这就证实了武上前些天“罪犯肯定遇上什么事儿了”的推测。虽然调查总部还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武上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新出现的手机的问题。毫无疑问，罪犯还是个未知的人物。
很快又过了一周，这一周里案情毫无进展。田川一义仍然在调查总部的监视之下。武上又画了一幅新地图。刑侦科研处对录音磁带的分析结果还没有出来。有马义男趁店里的空闲时间去医院看望真智子。媒体对于罪犯再次给有马家打电话的新闻热点的兴趣也大大降温了。就在这时，古川鞠子的尸体出现了。
东京都东中野区中央，在距地铁山手线和青梅街道的十字路口三个街区左右的北侧，有一个名叫坂崎搬家中心的公司。
说是“中心”，其实包括正式职工和做临时工的学生在内，公司里也只有五个人。今年四十五岁的老板坂崎，还兼任货车司机。这是一个相当小而全的公司。虽然正门的牌子上写的都是搬家的业务，但是，空闲的间隙还接受许多便民服务店的搬运的活儿。例如，家中的
粗大家具要更换位置，家具的拆装，房屋防水层的修整等一个人干不了的活，还有大型废弃物品要运走却搬不下楼梯时，诸如此类的活计，只要打一个电话，公司就会上门服务。因此，这家小公司在附近居民中的声誉还蛮高的。公司成立虽然只有六年，因为口碑好，生意的范围也越做越大。从去年开始，东京东部地区的委托活计也多了起来。电视台的信息节目也曾把他们列为有特色的公司做过介绍。
东京都二十三个区内的西部区域，例如中野区的周边，信宿区北部，练马区，丰岛区中，残留着许多20世纪50年代经济快速成长期中建起来的分户出售的独立住宅、低层住宅和联体式公寓等。因为泡沫经济的影响还在继续，到处都有冷不防冒出来的停车场和条件不好的空地和空着房屋的醒目广告招租的租赁住宅混杂在一起，这些旧住宅现在仍然是这些街区的一道风景。紧挨着新宿副都心的超高层建筑群居住的，那些抬头就可以仰望新都厅高楼窗户的旧街区里的许多人家，人口的平均年龄甚至比这些高楼的楼层还要高。在这些被称之为“老街道”的街区里，有不少是老伴儿过世后一个人独自居住的老人，即使是那些忍受着诸多不便生活在这里的年轻人，这些街区也逐渐对他们失去吸引力，这里的常住人口也在大幅度下降。
正因为街区的古旧环境，便民服务店就更必不可少了。若是单身年轻人或是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妻，更换家具之类的活儿自己一般都能应付得了。但是也有对新购买的组装家具束手无策的时候。更何况现在的家庭日益核心化，几代人居住在一起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了。在这些以高龄老人居多的古旧街区里，这种便民服务的需求就更不用说了。坂崎就是看中了这块市场，结果在公司成立后的短短几年里，不但营业额年年增加，客户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了。坂崎自己也为他的公司能成为社区不可缺少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10月11日，星期五，上午有一件搬家的活，老板坂崎早上五点就起床了。公司的房屋是每月十八万日元租金租来的一栋二十五年房龄的木造二层小楼，坂崎一家就住在这栋小楼的二层。因为搬家用的两辆卡车停在离小楼步行大约五分钟的一个二层停车场里，所以，如果不看门口广告牌上手写的 “坂崎搬家中心 也承接小件物品搬运和挪动”的几行小字的话，一点儿也看不出这里是一家搬家公司。在小楼的门口，老板夫人精心种植的盆栽的花卉都盛开着，门旁边放着孩子们的自行车和三轮车。
这天，坂崎起床后，想看看报纸送来了没有，下楼打开大门的锁，出了楼门。他注意到在孩子们的自行车的车轮之间扔着一个纸袋。不像是百货商店里用的那种色彩鲜艳的纸袋，而是牛皮纸做的大约50厘米左右的方型纸袋。扎口的地方用一张胶条封着。
坂崎心想这是什么东西呀？走近看了看，要说是垃圾的话，口袋还挺干净的，胶条也挺新的。是不是谁丢的东西呀？
坂崎试着拎了拎，还挺沉的，他皱起了眉头。胶条粘得太紧撕不下来，只撕开了一个小口，他从纸袋的小口往里看，只看见一些土块儿，好像还是湿的，夹杂着一些枯草什么的。
怎么回事儿，坂崎挺不高兴地想，是谁把垃圾扔到这儿来了。他心想，在这个街区里把空罐头瓶之类的东西或是不到收集日就把要扔的垃圾扔到别人家的门口，这样不懂事的人还很少有。
坂崎生气地唠叨着，把纸袋往边上挪了挪，正好放在外墙与邻居院落之间的50厘米左右的空隙处了。他想离下次收集不可燃垃圾的日子还得好几天呢，没办法，就先放在这儿吧。
回到屋里，夫人已经在厨房里烧开水了。坂崎把纸袋的事儿告诉了她，她也觉得是个挺讨厌的事儿，说一会儿有空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能扔还是早点儿扔了的好。
“也许是能栽花的土什么的，等我回来帮你收拾吧。”
“要真是那样倒好了。”
吃过早饭，公司职员都来上班了。今天的搬家工作是住在弥生町的一位单独居住的八十五岁老人预约的。住在八王子的长子夫妇，因为觉得老人一个人生活太危险，要她搬去和他们同住。坂崎的公司除了按要求搬运需要的东西之外，剩下的不少废品也需要由他的公司负责处理。
准备工作做好后，七点刚过他们就出发了。八点钟他们已经在弥生町的客户家中干活了。老人什么都舍不得扔，样样都想搬走，可是她的长子早已把搬运清单给了坂崎并按清单付了运费，老人又不知道，一个劲儿地要求搬这搬那的，让坂崎夹在当中很为难。好在他给这样的老人搬家的次数已经不少了，对这些事儿已经很有经验，只能一边帮着老人埋怨儿子媳妇，一边干着活。
正在他劝着老太太别生气，劝她放宽心和儿子媳妇一起生活的时候，工作裤里揣着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夫人打来的。“喂，什么事儿？”
声音听起来怪怪的，有点儿发颤。
“那个……今天早上说的那个纸袋，我打开了。”
“噢，那个纸袋呀，怎么样？发现金子了吗？”
坂崎一边擦着汗一边和夫人开着玩笑。夫人那边可没有笑。
“别开玩笑了。不是什么可笑的事儿。那袋子里面好像是骨头什么的。”
“什么？骨头？”
“是啊。埋在土里的骨头。看起来像是头骨还有手的骨头，怎么办呀？打电话报警吧？”
“等等……”
坂崎太惊讶了，一时反应不过来是怎么回事。转念一想，如果糊里糊涂报了警，过后又没什么大事儿，不是反遭别人笑话吗。他连忙对夫人说：
“你先别忙，等我回来看看再说。”
“可是，你今天不是有一整天的活吗？你现在是在八王子站附近吧？等你回来都什么时候了。等到晚上再说，那可不行，气味可难闻了。”
“咳，你就把它放远点儿不就行了吗？不要紧，不就是骨头什么的吗？”
“是头盖骨！”夫人在电话里大声说。
“模型吧，肯定是模型。大概就是因为不能随便乱扔才放在那儿的吧。你怎么回事儿，多大年纪了还自己吓唬自己呀。”
坂崎说完挂了电话，接着干活去了。装好了车，让老太太坐在副驾驶座上，坂崎就驾驶着卡车往老太太的儿子家驶去。刚过高原寺公路桥，手机又响了。
“喂……”
“又是你吧？怎么啦？我正开车呢。”
这回夫人的声音小得快听不清了。
“电视台的人来了。”
“啊？是‘东京特别节目’的人吗？”
上次来采访坂崎公司的就是那个节目组。
“不是，是新闻节目的人。是HBS节目的人。”
这回来的不是地方台而是全国联播的电视台。前方信号灯变成绿色了，坂崎忙把车开到路边停了下来。还没有问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听见夫人的哭声从电话里传了过来。
“那个纸袋里真的是骨头。HBS电视台的人说，那就是失踪的女孩儿的头骨。”
坂崎的眼睛里一下子失去了光泽。
就在坂崎一边劝慰着老婆，一边往车上装着老太太的家具的时候，HBS电视台接到了这样的电话。
“喂……喂……我想和大川公园和三鹰的女高中生被杀事件报道组的人说话。”
又是经过变音器发出的声音。自从上次大川公园的事件中罪犯打电话给电视台的事情发生以来，电视台接到了许多说是与大川公园的事件有关的电话，结果十有八九是恶作剧。这回又是如此吧，接电话的记者在想。
要么，来电话的可能是前方的记者，通话前还是先打开录音机的开关吧。也许没什么大事儿，接电话的记者想着，叼着香烟等着对方说话。
第一句，变音器发出的声音说道：
“我可不是开玩笑喔。”
记者回答着：“知道，知道。”心想，都是这么说的。
“我有重要的情报想告诉你，你是报道组的记者吗？你的运气不错嘛。你是不是一生下来就叼着金汤勺呢？”
“你想说什么呀？”
“你要是这么爱答不理的，我可要挂啦。那样你可就要后悔一辈子了。想好了吗？你要是接了这个电话，你们台长肯定会表扬你的。”
记者仍然吸着香烟，眼睛眨巴眨巴。这时的报道组里正乱着呢，昨天夜里能登半岛附近的日本海洋面上有一艘外国籍的渔船沉没，船员是否脱险还不知道，报道组正忙着播发这条新闻呢。
“如果真是有价值的情报，我当然洗耳恭听了。”记者尽量用认真的口吻回答着。一边朝从他身后经过的记者招手，示意他们，恶作剧，这又是恶作剧。
“我对各个传媒公司是很公平的，所以这次打电话给你们公司。” 变音器发出的声音继续说道，“喂，你好好听着，中野坂上车站附近，有个叫坂崎搬家中心的公司。是个小公司，别找错了。就在那儿，有古川鞠子的尸体。”
记者听到这儿，把身子坐直了。
“古川鞠子？你是这么说的吧？”
“对。叫你听清楚了，不是吗？鞠子的尸体在一个纸袋里。我放在坂崎搬家中心了。那个叫有马的老头挺可怜的，所以我打算把尸体还给他。”
“嘻……嘻……”的笑声，那笑声像是自己挤出来的，“快去看看吧。这可是个特殊题材呀。现在警察肯定还不知道呢。要是坂崎搬家中心报告了警察，那就另当别论了。你还不快去。”
电话挂了。记者愣了一下，急忙查到了坂崎搬家中心的电话号码。真的有这么个公司，电话也有。电话打过去是位中年妇女接的电话。记者自报了姓名，并说明了他们接到一个报告，所以想知道是否有一个可疑的纸袋在门口。接电话的人显然很惊慌，马上说道：
“真可怕……好像是骨头似的东西，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接电话的是坂崎的夫人，这个电话打来的时候她刚跟坂崎通过电话。听记者这么一问，就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你先别去动它，我们马上去确认一下。先不要报警，说不定是个恶作剧呢。”
这时，先不说记者的这种指示是否妨碍刑事案件的调查，反正正在不知所措的坂崎夫人是牢牢记住了记者的忠告，没有去报警。接着，三十分钟之内，电视台的报道组就到达了坂崎搬家中心。
HBS的记者戴着劳动手套取出了口袋里的东西。混杂在泥土中的毫无疑问是人的骨头，有头盖骨、下颌骨、手足骨、肋骨，完全是人体的白骨。
“不是模型吧？”
脸色苍白的坂崎夫人自言自语地说着，朝电话走过去，被记者制止了。坂崎夫人胆怯的样子和她的上幼儿园的小儿子紧紧抱住她的样子，都被电视镜头拍了下来。
混乱中，从纸袋里取出的白骨就静静地躺在那儿，在地上铺着的塑料布上摊了一大片。经过牙科医生与古川鞠子的牙科病历中的齿形进行对比，最后确认那就是古川鞠子的时候，已经是当天深夜了。
HBS播出紧急插播新闻的时候，塚田真一正在山之上饭店咖啡厅的一角和石井良江面对面地坐着。旁边坐的是前烟滋子，担心地看着两人的面孔。
真一在前烟家住下不久，滋子就给石井家打了电话。滋子和良江在约定的时间见了面。
“石井夫人，真一的事儿你们夫妇都知道了吧？”滋子说。
真是像滋子担心的那样，真一离家出走的那天，通口惠子一直守在石井家的门前，直到良江回家的时候，她抓住良江，硬说是良江把真一藏起来了，逼她交出真一。
“你吓坏了吧？我真替你担心哪。”滋子说。
“她突然跳起来，真把我吓了一跳。”
“她的样子很凶吧？”
良江点点头，眼睛看着真一。
“真一君，那个女孩儿……是叫通口惠子吧，她怎么知道你在屋里的？是猜测的吧？”
真一摇摇头。
“那就可能是通过信用调查所查到的。”良江说，“我想大概是搬运真一的东西时，雇佣搬家的卡车留下的线索。”
真一想起来了，就是从佐和市的家里往石井家搬桌子、椅子和小书架，还有一点衣物的那次，那辆卡车。
“那个时候，我丈夫一直反对，他不让我搬东西。他说那些东西就都留在那儿吧。可我不同意。”良江对滋子说，“我说怎么也得搬点儿吧，现在看来还是他有道理，要是听他的，也许就不那么容易找到我们家了。真对不起，真一君。”
良江的声音有些嘶哑，真一眼睛朝下看着眼前的红色烟灰缸说道：
“是我说要把桌子搬走的。”
良江从手提包里取出手绢儿擦了擦眼睛。
“这也不怨你们”滋子说，“她要来找真一谁也想不到。”
“那个女孩儿怎么那么厚颜无耻。”石井良江愤怒地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呀！”
“找信用调查所的事儿是她对你说的吗？”
“是啊，看她眼睛直盯着我，那时候真一也不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就每天都来，或者打电话来。我告诉她真一不在这儿，她就是不信，硬说是我把真一给藏起来了，非要我交出来不可。后来大概是觉得我说的是真话了，至少是相信了真一不在我家里。她说，既然这样，她自己有办法找到。这才说到找信用调查所什么的。”
良江不时扭头朝饭店的出入口方向张望。
“所以，从那以后，我和丈夫出门时总担心会被跟踪，都有点神经质了。我们都尽量不出门。没办法，看她那副样子，我们在家里也是什么都不敢做。前天，我们还特意请了探察窃听器的专家来家里查了一通，就是担心万一电话被窃听就麻烦了。”
“对不起，伯母。”真一对石井夫人说，“真是对不起。”
“这又不是你的错，你不用道歉。”石井夫人沙哑地说。
“你看，真一现在和我们夫妻俩住在同一所公寓里。”为了让良江放心，滋子说。
公寓的业主当然是前烟铁工所。一层的南侧正好有一间带厨房的一居室空着。
滋子夫妻已经商量好了，由真一支付一定的租金和生活费。真一有自己的存款，是父亲留下的遗产，原则上要到成年时才能使用。但是，先动用其中一部分也是可以的。
石井良江为真一的事去见了管理真一财产的吉田律师，今天来也是要告诉滋子和真一她去见律师的结果。
“吉田先生也非常吃惊。”良江说，“他说，这可不能不管，得去找负责案子的检察官谈谈。他还要找通口秀幸的律师谈谈。”
“不管怎么说，采取一些办法是能制止通口惠子的行动的。”
良江叹了口气：“吉田先生也从没遇到过这种事儿，至于具体怎么办，他现在也不能马上答复。”
滋子说：“应该先有个提议，要求检察机构发个禁止令什么的。禁止那女孩儿在真一的半径二百米之内活动。”
“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办到的。”
真一摇了摇头说：“没有用。她又没有固定的住址。”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真一，你也是这么说的吧？”
滋子看着真一问道，真一抬起头说：“她不是说过吗，你去报告警察吧，去法院告吧，她根本就不在乎。”
“她怎么这么说呀！”良江不禁提高了嗓门儿，“她凭什么这么狂啊？”
“她不是说吗，警察也不能抓我，因为我是未成年人。我又没犯法，能把我怎么样。你到法院也一样，你能告我什么呢？再说，我连固定的住址都没有，你怎么告我呀？你连传票都没地方送。看来她还真学了点法律呢。”
“她母亲在干什么？”滋子皱着眉头说，“看样子她母亲也没有固定住址吧？”
“吉田先生就是说要先确定一下她母亲的情况，看看她母亲知不知道惠子干的事儿。”
良江生气地说：“她母亲也真是的，怎么不管管自己的女儿。”
滋子说：“这个女孩儿有她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只要真一在减刑申请书上签了字，就有用。这也许是他父亲出的主意呢。”
良江睁大了眼睛，说：“你是说通口秀幸？”
“是啊。通口惠子不是能见到她的父亲吗？”
“这是什么样的父女呀！”
良江两手握得紧紧的。
“真是畜生都不如，难道他杀了三个人就没事儿了吗？”
滋子看着真一的侧脸，只见他眼睛朝下看着，用手摸着冰冷的玻璃杯。
“不管怎么说也应该判他死刑。”
良江愤怒地说。
“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能判决，他们干的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到现在还不审判，说是那帮人还要求精神鉴定呢。什么精神鉴定，不就是在找借口吗？难道对这种杀人不眨眼的人法院还要维护他们的权利吗？”
“伯母……”
“他们是些什么人啊！是些杀人犯。如果要维护罪犯的权利，那被害人的权利呢？如果法院什么也做不了的话，我也要把他们给杀了！”
良江愤怒地边说边擦着眼泪。
“我也恨不得杀了他们，伯母。”
真一艰难地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
良江吃惊地抬起头，身上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忙用手遮住张大的嘴。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
真一微微点了点头，坐在他对面的良江并没有看见。
“恨不得杀了他们！”真一像木偶人一样反复地说着，“决不能，我决不能让他们活着，就算父母亲和妹妹不能死而复生，也决不能让他们再活着。我决不能忍受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上。”
“真一君。”滋子摇了摇头，对真一说，“别去想了。”
“我做不到。”真一说，“除非杀了他们，只要他们还活着，我就想杀了他们，这一点伯母应该很清楚。”
良江的脸变得苍白：“真一君……你还是这么想吗？”
“这是我的责任。”真一慢慢地坚定地说。
滋子打断真一的话，说：“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
石井良江紧紧抓住冰冷的玻璃杯。可以看见杯子里的水在颤动。
走到街上，滋子和真一在通往地铁御茶水站的路口与良江分了手，看着她的步履蹒跚的背影一点点消失在人群之中，真一说：
“我想走一走。”
“好啊。”滋子附和着。
他们说着，朝秋叶原的方向走去。走了一会儿，真一突然问滋子。
“你怎么不问我呢？”
“什么？”滋子不解地问。
“我说过在我家的事件中我有责任的话，你怎么不问我是什么意思呢？”
“是啊，我是没有问。”滋子说，“我是想在你愿意回答的时候我才问。”
两人又沉默着走了一会儿，感到有些累了。
“伯母今天真是气坏了。”真一说，“她可不是说那种话的人，我还是第一次听见她这么说话。”
“她是气急了才这么说的。”
“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你怎么就这么轻易地收留我这么一个不知底细的人呢？”
滋子笑了，说道：“是啊。”
“其实，你对于我来说，也是个不知底细的人啊。”真一又说道。
“那我们就彼此彼此啦。真一，你想不想买一台电视或者收音机什么的？”
他们已经走到秋叶原地铁站附近了。在有名的电器街上，平日里也是人头攒动，热闹得很。电器商店一家挨着一家，醒目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橱窗一个接着一个。
“你的房间里什么也没有，不感觉寂寞吗？”滋子问真一。
两人穿过了人行道，滋子看见石丸电器商店的一层陈列着许多电视，她停下了脚步。
陈列着的电视机里播出的都是同一频道画面，许多人围在电视机前看着。
是新闻转播画面。真一看见了。滋子也看见了。虽然他们没听见播音员说了什么，但是一看画面就知道是什么内容了。
“是那个事件……”真一说，“遗体找到了。”
滋子挤到了人群的前头，真一站在后面能看见她的背影。
画面上出现了年轻女子的照片，打出的字幕写着“古川鞠子”。就是在公园发现的手提包的主人，一个漂亮的女孩儿，还在笑着……
忽然，真一想到，这个事件的罪犯还没有被抓到，就算一旦被抓获，说不定又会有庇护他的人跳出来，说什么罪犯也是社会的牺牲品什么的。如果说这个世界上都是牺牲品，真正要与之斗争的“罪人”又是谁呢？
临时插播的新闻开始的时候，有马义男一个人在店里值班，没有看电视。
木田正要出去送货。突然，杂货店的老板又要追加定货，义男忙着从冷柜里取出他需要的订数，木田在旁边叨叨着：“这个老板真没个准头儿。”
义男笑着送走了木田。自从上周罪犯打过电话以来，义男和木田就从没谈起过这事儿，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继续着他们的日常工作。隔壁蹲守的警察们也从不提这个话题。
上午来买豆腐的客人很少。义男一边整理着账簿，一边翻看着报纸。今天的社会版面没有继续刊登关于大川公园事件的消息了。义男正在翻看着体育版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店门外叫他“老伯”。
他抬头一看，来的是常客，一位住在附近的年轻主妇。义男知道她是下午去做小时工的活，所以常在上午看见她。平时总是见她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今天却还带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儿。女孩儿也骑一辆有辅助轮的小自行车，紧跟在妈妈的后边。母女俩在店门口停了下来。
“您好。”
义男走到柜台前，主妇看着冷柜说：
“啊，什么时候开始做油炸豆腐啦？”
“前天就开始了。”
“那，给我来四块儿吧。再来一块儿南豆腐。”
义男洗了手，给她捡着豆腐。小女孩儿也下了自行车跑到柜台前面来了。
“叫爷爷。”母亲对女儿说。
“你好。” 义男先跟小女孩儿打着招呼。女孩儿忸忸怩怩的没说话。
“是你的孩子吧，第一次带她来呢。”
“是小女儿。都该上幼儿园了。”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经义男这么一问，小女孩儿藏到母亲身后去了。
“瞧，就是认生得很。”
“女孩儿嘛，这样才可爱哪。”
“咳，现在的女孩儿这样可不行了。老大爷，您的观念太老了。”
豆腐还没装完，里屋的电话铃响了。年轻主妇说：
“您先去接电话吧，我不着急。”
“那太不好意思了。”
义男小跑着走进办公室里，电话是坂木达夫打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