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证词是出自和11号很接近的人。已经证明他们参加这个培训是有记录的，而且，参加者在四天当中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在没有紧急情况时就连和外部的通讯都要暂时中断。那个培训班的地点设在千叶县馆山市的一个公司专用机构里，参加者都是从地铁站乘公共汽车前往的，不能用自己的汽车。经调查当地的出租车公司的运行记录，四天里完全没有从会场到馆山地铁站或直接到东京，或者是从馆山地铁站以及从东京到会场的运行记录。和11号吃住在一起的多名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证明，四天里他们根本不能随便外出。
11号在这次案子中的分量一下子就减轻了。眼看着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鸟居的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就在这个时候，第13号田川一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最初引起武上他们注意的，是负责调查可疑车辆的刑警报告书。大川公园事件发生一周以内，在对公园周围的可疑车辆一辆一辆地进行调查时，查到有人曾三次到租赁公司租车，因而引起了刑警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居住在品川区大崎的二十五岁的公司职员。他租车的日期是9月4日、11日和20日。4日正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租用的车子颜色每次都不同，有目击者看到他的车在公园的周围停放过，在那个业余摄影师的照片上也有他租的车。经过向他本人询问，他说都是帮他的一个朋友租的。他的这个朋友就是田川一义。
按大崎的公司职员的话说，“他也是个有前科的”。田川一义在两年前，二十三岁的时候，曾经在他工作的办公设备租赁公司的女更衣室的墙上凿洞，安装了隐型摄像头进行偷拍。并把拍到的照片匿名邮寄给被拍照的人。那个人是他的女同事。
“他的行为实在太恶劣，所以公司就把他开除了。”
据说自从那件事情以后，田川好像患上一种对人的恐惧症似的。
有人说：“他总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干的事，都用轻蔑的眼光看他，有点儿神经兮兮的。田川有一段时间都不敢一个人上街买东西。”
田川犯的事儿都是和摄影有关系的，据说田川从小就爱好摄影，常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独自去旅行。
要说他那么怕见人，恐怕连工作都没法儿做了吧？可是，听他母亲说，虽然出了那件事，他反而对摄影更感兴趣了，只是尽拍些山呀海呀的。这对他倒也没什么坏处……
按说摄影旅行应该有辆车才更方便，既可以运器材也可以过夜，可是田川没有车。
他的那个朋友说：“租车的事儿是我帮他办的，如果他干了什么坏事儿的话，我可不知道，租车费都是田川付的。”
9月份那个人一共帮他租过三次车，时间间隔很近。据田川说是去有明市的野鸟林去拍野鸟。但是那辆车曾在大川公园附近转悠过。
几乎在田川的情况被报告上来的同时，武上提议开始着手的有关恶意骚扰电话的调查也有了收获。在过去一年里，墨东警察署就接到过三次有关使用了变音器的打骚扰电话的报案。其中一次的受害人就是和田川一义同住在一个公营住宅楼内的年轻的家庭主妇。
这个家庭主妇当时并没有报案，这件事儿是调查人员在寻访中听说的。她一共接到过两次这类电话，都是用下流的语言议论她的私生活。大川公园的事件发生后，罪犯往电视台打电话时，她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事儿，但根本没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想。
因为田川一义和那位家庭主妇住在同一栋楼里，才引起调查总部的格外注意，开始对他进行彻底调查。
转眼就到了十月份。
武上已经把有关田川一义的材料整理出来了，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了婚，他从十岁起就和母亲一起生活。他母亲现在已经五十岁了，在一家洋货店里当售货员，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田川是从一所工业技校毕业的，毕业以后他换过多次工作，二十三岁时出了那件事之后辞去了工作。辞职时在那家办公设备租赁公司也仅仅工作了半年。
保护司的人说，田川怕见人可不是装出来的。他多次对保护司的人说过，他总觉得别人都看不起他，总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保护司的人认为，他能恢复到不自卑就不错了，至于眼下的事件应该跟他没关系。
罪犯依然沉默着，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对话呢？能有什么新的行动呢？是田川一义干的吗？
“喂，老大爷。你还好吗？”
一拿起话筒就听到这个声音。就像是变音器发出的声音。
有马义男看了看周围，正好有客人来，木田在柜台前招呼着。义男把安放在电话机旁的磁带录音机的录音键按了下去，伸手拿起了话筒。手心都出汗了，他用力在裤子上擦了擦。
“老大爷，你在听吗？”
“是啊，我在听呢。是你吗？”义男急忙回答。
话筒里传来对方变了音的笑声，只听他问道：“你说的是谁呀？”
“你就是在广场饭店给我留信的人吧？”
“是啊。不过，你就不觉得说话太兜圈子了吗？我就是抢走你外孙女的人。”
木田还在应酬着顾客。义男起身把办公桌前的小窗户打开了，隔着有马豆腐店的狭窄的停车场，紧挨着的是一栋二层的灰泥墙的公寓。公寓一层的一扇窗户开着，可以看见坐在里面的刑警的面孔。义男朝他招了招手。
正在那儿无所事事的刑警像针扎了似地跳了起来，义男看到他开始行动，转过身咽了口唾沫，对着话筒说道：
“喂，喂！”
对方没反应。
“喂，喂！”
“老大爷。”
对方的声音又出来了。还是笑着说的。
“你在干什么坏事儿吧？”
“没有呀。”
“我知道，警察就在你旁边，是吧？我早就料到了。你们想通过电话查到我可没那么容易。我用的是手机。”
应酬完顾客的木田这时走了过来，义男拿起桌上的便笺写了“手机”两个字给木田看，木田忙拿起纸条朝旁边的公寓跑去。
自从广场饭店的事件以来，义男的身边就一直有警察在暗中监控着。刑警们在店里的电话上连接了录音机，又租了隔壁公寓的一间屋子作为蹲守点，并在屋里安装了电话跟踪设备。只要义男这里的电话一响，刑警马上就能行动。
因为已经考虑到罪犯很有可能使用手机，义男心里已有准备。不过这次的手机里什么背景声音都没有，安静得很。义男在想，他是不是在室内打的电话呀。
义男看着没有声音空转的录音带，按照警察的指导，他在尽量地拖延着时间。
出了广场饭店的事儿之后，有马义男在墨东警察署见到神崎警部时，神崎对他说：“怎么回事儿，那个罪犯怎么对您那么感兴趣呀？”
接着神崎警部又告诉他：“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掌握罪犯的情况，只要他和你联系，你就尽量多和他说话，把时间拖得长一点儿。”
义男曾问神崎警部：“那家伙是不是看我好欺负才这么干的？”
当时，神崎警部拍着义男的肩膀说：“罪犯如果这么想，倒也不是件坏事儿，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再说，您是那么好欺负的吗？”
有了警部的撑腰义男心里就塌实了。
义男正想着，对方的声音又传了过来。
“喂，我说的话你都忘了吧？”
“你是说让我在电视里下跪就放鞠子回来的事儿吗？”义男忙问。
“是啊，看来你还没有忘啊。”
“我一直在等着呢。我想你总会跟我联络的。”
“老大爷，如果你真的能做到……”
说到这儿，罪犯急剧地咳嗽起来。似乎是离开了话筒，听上去声音小了，只能听到通过变音器传过来的咳嗽声。咳嗽声伴着刺耳的杂音传过来，拿着话筒的义男只觉得背上直冒寒气。
等对方的咳嗽声停了，义男说道：
“你是不是感冒了？”
对方边“喀喀……”地咳嗽着，边说道：“是有点儿感冒了。”
“咳嗽的时候最好别抽烟。”
对方叫了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在抽烟呀？你还真行呀！”
他这一叫，倒把义男吓了一跳。
“刚才说话的时候，我听见你开打火机的声音了。”
义男此时真恨不得到电话线的那头，揪住这家伙揍一顿。因为想到外孙女的命在他手里，所以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在意。
“老大爷，你的耳朵挺好使的呢。”
“我也抽烟，所以听得出来。”
“依我看，老大爷，你也把烟戒了吧。都土埋半截儿的人了，是不是？”话筒里又传来对方狰狞的笑声。
义男默默地听着话筒里机械的笑声。这时，木田从旁边的公寓回来了，不解地看着义男严肃的面孔。
“你今天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我就想听听老大爷的声音呀。”
“我的声音？”
“对呀！你怎么不问问鞠子的事儿呀？”
义男吃惊地直眨眼睛。他一下子想起神崎警部带他去做与罪犯的模拟对话的时候，在警察署见到的那个叫武上的中年警官说的话。
武上曾对义男说：“下次，罪犯再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只要听他和你说什么就行了，千万不要问他有关你外孙女的事儿。只要你不问，他就一定得说。他想要你问，可你偏偏不问，那他只能自己说，这样就和他准备的对话不一样，说不定他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说漏嘴的。”
想到这，义男慎重地说道：“鞠子的事儿我一直担心着呢。”
“是吗？那你怎么一句也不问呀？”
“我问有什么用，你会告诉我吗？”义男反问道。
“是警察教你的吧？混蛋！警察尽是些傻瓜！”
“啊？”
“他们不是什么都没发现吗？”
“你的脑袋瓜儿挺好使的嘛。”
“老头儿，你是想惹我生气是不是？”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那……就对不起了。”
“对不起？”
“你刚才说什么脑袋瓜儿好使什么的，明摆着小看人是不是？”
“我没有小看你的意思。”
说到这儿，只听对方的机械的声音飞快地说道：“你就别解释了！你这个老东西！”
义男仍旧用缓慢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对不起。”
“你想说对不起吗？”
“对不起。”
“你越来越放肆了，老头儿。”
木田一直在旁边看着义男，他不知道电话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只见他紧张得两肩紧紧靠住身旁的柱子。
“老头儿，你在想什么我全知道，你就别再和我兜圈子了。你只要听我说就行了，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了。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鞠子还活着，能让她跟我说说话吗？哪怕只说一句话也行。”义男忍不住请求着。
对方立即恶狠狠地回答：“不行。”
“鞠子没在你旁边吗？”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对方又吼道。
对方又咳嗽起来，听声音咳嗽得还挺厉害的，义男心想。
“老头儿，喀喀……你了不起呀，喀喀……”
这时，义男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急忙朝桌子周围看了看，看到紧靠桌子后面放着的大桶里有一个称豆子用的小台秤。他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把台秤顶在头上，把电线拉到尽可能的长度，走出了店门。
木田吃惊地看着他。按照义男的示意，他帮他把电话机从桌子上拿下来，把电话线也从墙上摘了下来，这样义男就可以带着电话走到豆腐店的冷藏柜的旁边了。
小台秤是塑料制的，形状像个小桶。这个东西顶在义男快要秃顶的脑袋上，引得过往的行人忍不住发笑。
“老大爷，你生气了吧？”
“我不想生气，我只有一个请求，你只要让我知道鞠子还活着就行了。”
机械的怒骂声传进义男的耳朵里：“鞠子在我手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不着，懂吗？”
义男镇静地慢慢说道：“我是鞠子的亲人，鞠子的事儿我怎么不能管。”
“我说不能管就是不能管。你只能按我说的做，我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老糊涂了吧！”
路上经过的人看到顶着塑料桶打电话的义男，都纷纷投来同情的目光。议论着：
“真可怜，有毛病了吧？”
“老大爷，您没事儿吧？”
义男又听到机械的嘲笑声。
“你是呆得不耐烦了吧。老头儿。”
电话断了。义男看着手里的话筒好一会儿才回过神儿来，他朝木田转过身去。
“挂了？”木田问。
“您这是干嘛？”木田抱着电话机走近义男，指着义男头上的塑料桶又问道，“是那个家伙叫你这么做的？”
“不是。”
屋里的铃声响了，义男把电话听筒交给木田急忙进客厅去了。是和隔壁直通的对讲机在响。
“有马先生，您在吗？”是隔壁的刑警在呼他。
“是我，都录下来了吗？”
“我们正在周围搜查，您就呆在店里别动。那家伙可能就在附近。”
放下对讲机，义男对木田说：“我也这么想。”
“你在说什么？”木田问。
“我是说，那家伙就在附近。我觉得他是一边看着店里一边打电话的。他用的是手机，是可以办得到的。”
“可不是嘛。”木田点点头，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问道，“所以你才顶着那个秤出去的？”
“是啊。我想那家伙看见我这样子一定会笑的。”
“结果怎么样？”
“他说他知道我要干什么，然后就使劲儿咳嗽。听声音他的咳嗽不像是装出来的。”义男接着说，“他咳嗽了好几次，看样子是真感冒了，出来一受风就咳嗽。所以我觉得那家伙就是站在街边上打的电话。”
木田听了义男的话，不由得转头向街上看去，目光中带着恐惧和愤怒。这时，义男悄悄用手擦了擦眼睛。
鞠子已经死了——义男心里想。
现在看来，鞠子活着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虽然刑警们曾说过有可能抓到罪犯时鞠子还活着。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义男确信鞠子已经死了。
很显然，那家伙今天要想捉弄义男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听到鞠子的声音。如果让他听到“外公救我”这样的声音，对义男该是多么大的刺激。可是，那家伙没有这么做。
鞠子已经死了。肯定是被罪犯扔到什么地方了。义男呆呆地想着。
就在罪犯又一次给有马义男打电话时，被警察署列为第一嫌疑人的田川一义就在附近。那么，在罪犯与有马义男通话的时候，田川一义在干什么呢？
田川一义此时正在离家很近的一家理发店里，负责监视的“田川组”刑警正在那家理发店的门口附近的一辆汽车里监视着他。田川进了理发店之后，不一会儿一名刑警装做问路的人也进了那家店。
店里只有一名中年老板，两张理发椅。刑警和老板说话的时候，老板正忙着为另一位客人理发，田川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翻着杂志。
自从田川被列为监视对象以后，他的行动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刑侦人员的视线。通过理发店的大玻璃窗可以看见店老板热情地应酬着，而田川的表情一点儿变化也没有，似乎根本不想说话。从这一点也许可以证明他的“怕见人”的病态。
实际上，田川在家里闭门不出的时候居多。偶尔外出也只是到马路对面的小店买本杂志什么的，或者去北边隔一条街的录像带出租店去。田川的衣食住全靠母亲打理，他没有工作，也没有准备找工作的样子。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工作，生活看起来很拮据。刑警在监视之初就见煤气公司的人去催过她缴费。
理发店的老板在麻利地为田川剪着发，坐在车里的两个刑警透过玻璃窗盯着他的举动。理发店的门前是一条双向车道，近处是一所小学的教学区，下午三点钟刚过，就陆陆续续有几个戴着小黄帽的小学生从理发店的玻璃窗前经过。其中一个背着红书包穿一身白色服装的小姑娘，大概是因为同学说了什么玩笑话，大声笑了起来。只见本来闭着眼睛的田川立刻睁开眼，就像猫见了老鼠一样，视线紧跟着那个小女孩儿，直到那个小女孩儿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他的眼睛还朝着那个方向看了好一会儿。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幕的刑警后来跟别人说，他感觉田川不像是干这种事儿的行家。车里的刑警正琢磨着，田川既然可以自己出来理发，为什么要别人帮他去租出租车呢，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这时，田川理完了发。老板把他的外衣递给他，只见田川边站起身，跟老板说了什么，老板向店里面指了指。田川走进里面去了。
“是去厕所了吧？”刑警心想。田川的身影在刑警的面前消失之前，车里的刑警已经向街上的另一名刑警发出了信号，让他注意店后面的出口。就在这个通话刚完成的瞬间，有马豆腐店旁边公寓里的“有马组”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罪犯正在打电话。
这难道是巧合？还是精心计算好的时间差？
“是电话！他没有使用店里的电话？”
田川组也向总部反馈了情况，等待着总部的命令。总部用对讲机通知他们，罪犯可能是用手机在通话。
“田川带着手机吗？”
“没发现。”
“又是和朋友借的吧？他可真有好朋友啊！”刑警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田川还没有出来，店老板在扫地。罪犯与有马义男的通话还在继续。
“要不要到店里去确认一下？”
总部命令待命，车里的刑警原地等待着。从对讲机里得知通话仍然在继续。
店老板扫完地进里面去了，从镜子里可以看见店里墙上时钟的秒针在移动。
罪犯一结束通话，对讲机里就传来询问：
“店老板在哪里？”
田川回到理发店的座椅上，呼吸很自然。店老板也回来了，从小手推车上取了洗发液在田川的头上糅着，刑警们才松了一口气。
理完发，田川顺原路回了家。田川组也跟了回去。
后来询问理发店老板时，老板说：
“刚才那位年轻的客人吗？是去了趟厕所吧。”
因为是只来过两三次的客人，给店老板的印象是挺清高的，几乎没听他说过话。
“很难说清楚对他的感觉。电话？他没有用店里的电话。去厕所时是不是打了手机，这我可没注意。”店老板边想边说。
“啊？咳嗽？你问那位客人是不是咳嗽过？我没听见。看上去不像是患了感冒的样子。那个人犯什么事儿?”店老板好奇地问。
刑警叮嘱老板不要对外人讲他们来过的事，说完就撤回总部了。
总部在接到田川组的报告之后，武上悦郎立即去了有马组，条崎也随着墨东警察署出动了。刑警们都穿着便装，条崎是一身衬衫外套夹克和牛仔裤的装束。
按条崎的说法儿：“这样，谁看见他都会以为他是豆腐店老板的雇工呢。”他的肩上还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装着录音设备。录了音的磁带马上要送到刑侦科研处去。
豆腐店里只有木田一个人，有马义男被叫到旁边的公寓去了。武上看到老人一脸愁云，心里很为他担心。
把条崎派到刑侦科研处去了之后，为了绘图的需要，武上又把豆腐店的周围都拍了照。武上问老人有没有本街区的详细地图，义男把墙上挂着的街区商店位置的地图摘了下来。
“您的气色看上去不太好啊。”武上关心地说。
有马义男慢慢眨了眨眼，用手在自己脸上胡噜了一把，说道。
“鞠子是回不来了。” 义男声音很微弱，他没有说出为什么这么想的理由。
武上觉得义男的推测跟自己的估计是一致的。但是，眼下听见这话从老人口中说出来，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老人。
武上在想，有马义男比罪犯想得要远，他的头脑相当冷静，真是一位有胆识的老人。罪犯没有用他的外孙女作为捉弄他的工具，他就确信他的外孙女已经死了。这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有马义男呆呆地看着窗外，自言自语地说：
“这件事儿该怎么跟真智子说呀……”
古川鞠子的母亲如今还躺在医院里，听说状况仍然不太好。因为自己的部下在办案时有失误，武上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听到老人叹息，问道：
“她的情况怎么样？”
义男摇摇头，“伤倒是好多了……可就是不开口。”
义男看见桌子上放着的香烟，拿起一支，说了句：“说话时总想抽支烟。”随即掏出打火机把烟点着了。点烟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恢复意识以后，一句话也没说吗？”
“是啊。不但不说话，好像也听不见你对她说什么。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
实际上，真智子目前处于一种逃避现实的状态。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这种病症很难说，现在先把伤治好，然后再找精神科的医生看看。”
义男接着又说道：
“她有时夜里会突然大喊大叫，静下来之后又连着几个小时哭个不停，有时一哭就是一整夜。这样对身体很不利，所以有时候还要给她服镇静剂。”
武上对自己的部下工作上的失误向老人道歉，并告诉老人：“鸟居本人也在自我反省。”
义男摆摆手：“都过去了，别再提了。”
豆腐店门口又来了客人，义男朝那边瞥了一眼，木田正在店前忙乎着。
义男压低了声音问武上：“警察能抓到罪犯吗？”
对于老人这个直率的问题，武上没有立即回答。老人熄灭了香烟，皱了皱眉头，继续慢慢地说道：
“我知道，我不该插嘴警察的事情，你们已经非常尽力了。我是说，这样的罪犯一定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您认为他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吗？”
“不正常？”义男低着头想了想，说道，“如果说他的精神有问题，我不这么看。”
武上默默地点了点头。
“精神不正常的人我也见过。”义男用手指了指木田站着的店门口，认真地说。
“有个年轻人，体格像职业摔跤手似的，一月份来过店里。拿着钱来买豆腐，可是到付钱的时候就是不愿给钱，当时有其他在场的顾客就说他，快交钱吧，他就直朝说他的人翻白眼儿。看他那么强壮怕他惹麻烦，我就跟他说这次就算了。结果，不知谁说了句没有钱就别来买豆腐，他听了就跺着脚大叫大嚷，闹腾了半天。到现在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他了，这个地区的店主都知道他。”
“派出所的巡警也知道吧？”
“知道。他们不放心，还来店里看过。我觉得那个人肯定是有什么毛病。”
说到这儿，义男笑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一副很慈祥的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