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四天里，我用了我所有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属于我的时间，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国商业艺术的风格，画了十来幅样图。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画，但有时，为了露一手，也画了些素描。我画一些穿晚礼服的人从一辆辆高级轿车里走出来，去参加剧场的首演仪式 一是一双双、一对对瘦削、挺拔、优雅绝伦的男女，他们显然一辈子从未因为腋窝清洗得不够细致而感到苦恼，事实上，他们大概是连腋窝都没有的。我还画了些皮肤晒得黝黑身坯魁伟的年轻人，一色儿的白色晚礼服，坐在绿松石色游泳池边的白桌子旁，互相兴高采烈地祝酒，高脚杯里盛的是价格不算贵但显然正极其当红的黑麦威士忌。我还画了些面色红润，天生是上广告牌料的儿童，他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得无以复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举起，高高兴兴地要求给他们再添一些。我画了些在玩滑水板的开心大笑、乳房高耸的姑娘，她们无忧无虑，因为受到充分保护，绝对不会因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头发难看、人寿保险上出了问题或不够资格参加这样的全民性麻烦而感到不快。我还画了些家庭主妇，她们在得到称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让世人看到的是一副头发蓬乱、身材臃肿的样子，孩子不听话，丈夫感情冷淡，而她们手上皮肤粗糙(虽然手长得还是挺秀气的)，她们的厨房(大倒是很大)乱成了一团糟。
这些样品画完之后，我立即寄给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还有六七幅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非商业性绘画。另外我还附上一张我自认为是写得很漫不经心的字条，里面稍稍透露了一些个有着非常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小故事，此人无比寂寞，受到种种磨难，遵循着最纯粹的浪漫主义传统，却登上了自己领域中高寒、白雪皑皑的险峻的顶峰。
接下去的几天真让人极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个星期未过，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我为“古典大师之友”的教员。信是用英语写的，虽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语。(我后来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语却不懂英语，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给了尤索托太太来办，她具有一些实用英语的知识。)尤索托先生说，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开学。他指出，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个星期来料理我这边的事务。他还说了几句话，对于，实际上就是对于我新近感情上与财务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无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师之友”报到，以便熟悉工作并且与其他的教师结为“良友”(我后来知道，其他的教师只有两位，亦即尤索托先生与夫人)。他深表遗憾，说学校的规章制度中没有为新教员预付交通费用这一条。一开始时，上资为每周二十八元－这当然不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尤索托先生说他明白这一点，但是考虑到住宿与丰盛的膳食不另收费，而且感觉到我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他希望我不至于因此而感到沮丧。他热切地期待着我发去正式接受职位的电报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来，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与新领导，原任教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的Ｊ．尤索托。
五分钟之内，我正式接受职务的电报就发出去了。奇怪的是，在激动中，或者很可能因为用博比的电话传送电文而有点心虚，我这回大大约束了我那行云流水的文风，把电文压缩到了十个词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点钟去椭圆形餐厅和博比一起吃饭，这时我恼怒地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客人。对我近来的课外活动我还没有对博比说过或是暗示过一个字，我正非常渴望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向他公布这一刚获知的惊人消息——对他作独家报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妇，离婚才几个月，博比与她经常往来，也让我碰见过几次。她是个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欢的人，她对我的每一个企图使我对她不那么针锋相对至少不那么戒备森严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厢情愿把它们理解为邀我任何时候只要喜欢与方便，尽可以和她一起_卜床一也就是说，一有机会趁博比不备之际，对她来说，这个博比显然是老了点儿。整顿饭过程中，我一直都没有好声气，说话蹦一两个字出来就算是客气的。最后，在喝咖啡时，我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计划。我说完后，博比提了几个很到点子上的问题。我冷冰冰地，过于简略地作了答复，摆出一副正统嫡传皇太子绝对不会有错的架势。
“哦，这听起来真让人非常兴奋呀!”博比的窖人说，还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来在蒙特利尔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给她呢。
“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一起去罗德岛的呢，”博比说。
“哦，亲爱的，别这么对人家泼冷水呀，”Ｘ太太对他说道。
“我没有，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些睛况也是应该的呀，”博比说。但我认为我从他的态度里已经能看出，他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将预订的去罗德岛的火车包厢票换成下铺票了。
“我认为这真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了，”x太太热情地对我说道。她双眼里闪现出堕落的邪光。
我从火车下来踩上蒙特利尔温莎车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双排扣米色轧别丁套服(我对这套衣服评价极高)，一件海军蓝法兰绒衬衫，一条厚实的黄棉布领带，一双褐白两色皮鞋，一顶巴拿马草帽(这帽子是博比的，对我来说小了点儿)，还留着有三个星期历史的红棕色小胡子。尤索托先生来接我了。他是个矮小的人，还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么干净的亚麻布西服，脚上穿黑皮鞋，戴了顶四边全朝上翘的黑平顶帽子。我们握手时他既不笑，也没有，我记得是这样，对我说任何话。他的表情是谜一般地深不可测——我用的这个词儿是从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侦探小说中的狡中国主人公）系列的法译本里直接借来的。而我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咧开了一张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办不到，更不用说绷住脸不笑了。
从温莎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只有几英里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没有说满五个词我看都大可怀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许是正因为他沉默不语，我自顺自说个不停，脚跷了起来，脚踝架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手心出汗了就一个劲地往短袜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仅反复重申我过去所说的谎话－什么我跟杜米埃沾亲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国南部有小庄园啦－而且还要再往上添枝加叶。最后，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的回忆以免不能自拔(事实上它们真的己开始使我感到有点痛苦了)，我把话题转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毕加索。我称他为Le pa（可怜的毕加索）。(我不妨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中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美国最知名的法国画家。我干脆把加拿大也划进美国版图里去了。)为了让尤索托先生长点见识，我以一种对一位已黯淡无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实感情，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对毕加索说过：“M.Ｐicaso,u(法语：毕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师对这一针见血的问题的反应，是每一次都挪动着他那慢腾腾、铅一般沉重的步了，穿过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语：街头卖艺者们）的小小复制品，并且对于曾属于他的已一去不复返的光辉不堪回首。我们下公共汽车时我对尤索托先生解释说，毕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他最亲密老友的意见在内。
1939年那会儿，“古典大师之友”在凡尔登，亦即蒙特利尔最最不吸引人的一个地区，一幢既小又毫无特色的三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层。学校下面，就是一家矫形器械商店。“古典大师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极小、没有插销的厕所。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进去就觉得这地方像是特别对我口味。绝好的理由倒是有一个。“教员办公室”四壁上挂有许多配好框的画－－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尔还会梦见一只白雁从极淡极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而且－这真是我所见到过最为大胆最为精椹的技艺了－－那淡蓝的天光，或者说天蓝的神韵，在鸟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这张画就挂在尤索托夫人书桌的后上方。这张画－这一张以及另一两张水平相近的画，使得房间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ＥＮＭＡＳＳＥ（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 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我说：“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谢谢!”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索托先生将他的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人就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其实是他们在吃而我则是在默不作声地机械式地强行下咽。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
九点钟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镜，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叠纸张轻轻地走到我的桌边。我一个半小时以来半点事儿都没干，光是使是了劲儿不让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出声来。他走近时我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他把这些纸张递给我，问可否麻烦我将他批改的文字从法语译成英语。我说“ＯＵＩ法语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绘图软铅笔推到桌子一边去，拿出我的自来水笔，便开始——心都几乎要碎了——工作。
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教起绘画来一点也不比一个天生擅长教书的二把刀平庸画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凭着他那实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说，他铺在学生作业上描图纸上所画的作品——以及他在作业背后所写的评语，他完全可以让一个有正常资质的学生学会怎么画在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猪圈里的一头可以辨认出来的猪，甚至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猪圈里的一头稀奇古怪的猪。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任何人显示如何画一头在漂亮的猪圈里的漂亮的猪(而这，不消说，正是他的水平较高的学生最最渴望能通过邮局得到的那点小小的技法诀窍)。我还得再补充一句，问题还不在于他有意无意是个悭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谋存心不随便滥用，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可以给予。对我来说，这一无情的真实情况原不是什么会引起惊讶的事，因此倒没有变得晕头转向。但是考虑到我所坐的位置，这事也有某种渐渐积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时间临近时，我得非常小心，免得两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译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让人难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迹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辨认出来。总之，午餐时间来到，我谢绝与尤索托夫妇一起用餐。我说我得去趟邮局。说完我几乎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开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么方向，穿行在迷宫般陌生、显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见到一家午餐酒吧时便撞进去，一口气吞咽下四客“康尼岛红肠热狗”和三杯浑浊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开了嘀咕，起先是带着一种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此凭过去经验我多少还知道该怎么对付，接着我却陷入了极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个上午纯粹把我当个翻译来使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因素。这个老“傅满洲”是不是从一开头起就知道，除了别的用来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动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仅仅是一个十九岁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也逐渐感到愤愤不平。就凭我——一个获得三次一等奖的人，毕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开始认为我的确就是了)——竟被当作一名翻译来使用。这是不是在往罚不当罪的路上走了吗?就说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毕竟全部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呀{反正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赶回学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可是我越想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钟都会有石块从四面八方朝我扔来似的。
虽然我吃午饭只用了约摸四十分钟，但我回去时尤索托两口子却都已经在伏案工作了。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任何听到我进来的姿态。我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了各色各样新编的有关毕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了。我站起来等着他到来——迎面出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个新出炉的毕加索小趣闻，可是让我大为惊慌的是，我原来设定的计谋竟卡壳说不出来了。我灵机一动赶紧对挂在尤索托夫人身后的那幅飞雁图大加赞美。我滔滔不绝说了好长的一大篇话。我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是个非常富有的瘫痪病人，我说－－他一定会出天价求购这幅画的。我说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与他联系。幸亏还好，尤索托先生说这幅画是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表亲的，此人现在到日本探亲去了。紧接着还不等我表示遗憾，他就问我――称呼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帮他批改几份作业。他走回自己桌边抱了三个装得鼓鼓的大信封过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着一边不住点头一边去摸我已经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绘图铅笔时，他开始给我解释起学校的教学方法来(或者不如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教学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几分钟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分派给我的三个学生全是使用英语的。头一位是住在多伦多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她说她的笔名是班比?克雷默，希望学校给她寄信时也用这个名字。“古典大师之友”要求所有新生都填一份调查表并附寄照片。克雷默小姐寄来的是一张光而8×10英寸的照片，上面她本人戴了只脚镯，穿了件没有背带的游泳衣，头上扣了顶白帆布水手帽。在她的调查表上她说她最喜欢的艺术家是伦勃朗和沃尔特?迪斯尼。她说她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赶上他们。她的样品画有点像附属品似的别在她的照片上。全都挺吸引人。有张更是让人难忘。这张是用艳丽的水彩颜色画的，还有标题，写的是：“原谅他们的非法侵入吧。”画里有三个小男孩，在一片挺特别的池水旁钓鱼。一个孩子的夹克还搭在一块写有“严禁钓鱼！”的告示牌上。处在画面前景处的是个身材最高的男孩，看起来一条腿像是得了佝偻病而另一条则得了象皮病。－－很明显，克雷默小姐是有意用这种视觉效果来表明这个男孩站立时，两条腿是稍稍叉开的。
我的第二个学生是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位五十六岁的“社会摄影师”，名叫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他说他妻子多年来追随他挤到绘画这一行当里来凑热闹。他最喜爱的画家是伦勃朗?萨金特与“提坦”（应为提香），但他又深思熟虑地补充说，他本人却无意沿着他们的画路往前发展。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绘画的讽刺的一面而不是附庸风雅的那一面。为了说明这一信条，他寄来了不少原始素描和油画。他的一幅作品——我认为那能算是他的主要作品了——这么多年来还能让我有印象，就跟，比方说吧，“甜蜜的苏”或“让我称你为心上人”之类的歌词一样。这幅画嘲讽地描绘了一个贞洁的年轻姑娘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这姑娘垂发过肩，乳房饱满，在教堂里，就在圣坛的阴影下，遭到她的牧师的凌辱。两个人物衣服凌乱的模样在造型上相当逼真。老实说，这幅画很让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它的讽刺含义，而是其内在的技艺水平。如果不是我知道两个学生住地相距有几百英里，我真会发誓说里奇菲尔德是得到过来自班比?克雷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帮助的。
我十九岁时，除了极罕有的情况之外，一遇到什么受不了的事，我那尺骨肘部的鹰嘴突总免不了会比全身其他部位更早地局部或是全部发麻。里奇菲尔德和克雷默小姐给我留下很多印象，可就是没带来半点乐趣。我在审阅他们的寄件时有三四次都想站起来向尤索托先生正式提出抗议。可是我又不清楚我该采取何种抗议形式。我现在想，我当时说不定会走到他桌子前面，尖叫地申诉说：“我妈死了，我不得不跟她那个宝贝丈夫一起生活，在纽约没一个人说法语，你儿子房间里连把椅子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教这两个疯疯癫癫的人绘画呢?”由于长期以来就自我训练成坐下来承受绝望的习惯，我最后还是很不费劲就管住了自己，屁股没离开我的椅子。我接着又拆开第三个学生的信封。
我这第三个学生是圣约瑟姐妹修道会的一名出家人，名叫艾尔玛修女，她在多伦多近郊一所修道院小学里教“烹饪与图画”。对于她信封里的内容，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的好。我不如先提一点，艾尔玛修女随信寄来的不是她自己的照片，而是一张她的修道院的全景快照，对为什么这样做也没作解释。我现在还想起来，调查表学生年龄这一项她也空着没填。除此之外，她的表也许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填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份了。她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出生与成长，她父亲在那里当“福特汽车的检验员”。她的学历是上过一年中学。她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她说她教图画的惟一原因是某某修女去世了而齐默尔曼神父(这名字特别刺我眼，因为拔掉我八颗牙齿的那个牙科医生也叫这名字)——齐默尔曼神父便选了她来顶缺。她说她的“烹饪班有三十四只猫咪（当指儿童ＫＩＤ，修女误写成猫咪ＫＩＴＴＳ）而图画班有十八只猫咪”。在“本人爱好”这一栏里，她说她的爱好是爱她的主以及主的圣言，还有就是“收集树叶不过是等它们落到地上时才收”。她最喜欢的画家是道格拉斯?邦廷。(我不妨承认，这名字我多年来通过各种方法都没能查出来。)她说她的小猫们总是喜欢“画跑动的人形而这正是我做不好的一件事”。她说她会非常努力学习使自己画得好一些，希望我们对她别太不耐烦。
她信封里附上的习作一共只有六张。(她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署名－这当然是件小事，但是当时却不成比例地让人有一种清新感。因为班比?克雷默和里奇菲尔德的画全都是大笔一挥签了名或是——这更加显得可笑可气了－－涂上名字缩写字母的。)在十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不仅清晰记得艾尔玛修女的全部六幅作品，而且其中的四幅我有时候认为我也未免记得过于清晰了一些，这对我自己心境的宁静没有什么好处。她最好的画是水彩，是画在褐纸上的。(褐色纸，特别是包装用的牛皮纸，用来作画最惬意不过了。许多有经验的画家在不存心作什么大画或皇皇巨品时总是用这种纸。)这幅画，尽管尺幅不大(约摸10×12英寸)，却对基督的遗体被送到在亚利马太地方的约瑟花园里的墓地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最右方的前景处，两个看来是约瑟的仆人的男人很吃力地抬着。业利马太的约瑟紧跟在他们后面——在那样的情景下，他腰板似乎挺得太直了些。在约瑟后面，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次要地位的是走过来的加利利的妇女，她们夹杂在一群人当中，也许是破门而入的一伙人，那些哀悼的、看热闹的以及小孩子们，其中还至少有三只欢蹦乱跳的、不敬神的杂种狗。在我看来，这幅画的主要人物是在左前方、面对观画者的一个妇女。她右手高举过头，在拼命地招呼什么人——也许是她的孩子，或是她的丈夫，没准是观画者——让这人扔下手头的一切赶紧上她这儿来。人群前排的两位妇女头上还有光环。我手头没有《圣经》，只能大致地猜测她们的身份。但我立刻就辨认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反正是我肯定那就是她。她位于前景正中，自己一人走着，很明显有意汉与人群隔开一段距离，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她没有把她的忧伤标志在她的袖子上，这么说吧——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是以说明她与这位死者不久前很值得羡慕的关系。她的脸，像画巾所有人物的脸一样，是用一种便宜、现成的肉色颜料画的。让人很痛苦地看得明明白白，艾尔玛修女自己也觉得这种颜色不能让人满意，也曾作出无人指点的、动机纯正的努力，想尽量让这颜色不那么刺眼。这张画其他严重毛病倒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毛病除非你硬要吹毛求疵。从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看，这都是一件艺术家的作品，饱含着很高很高、经过锻锤的天分，也经历了天知道多少多少个小时的艰辛劳动。
我最初的反应之一，自然是拿着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冲到尤索托先生跟前去。可是，我又一次按捺住性子坐好了。我不愿冒艾尔玛修女被人夺走的险。最后，我仅仅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东西装回信封，放在我桌子的边上，兴奋地计划着在晚上自己的时间里好好修改它。主意打定后，我竟以连自己都没想到会有的巨大耐心，甚至还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将下午剩下的时间用来在罩着的纱纸上修改一些(没有性器官的)男女裸体画，那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怀着好意或是不怀好意地画成的。
将近吃晚饭时，我解开衬衫的三颗纽扣，将艾尔玛修女的信封藏进去，藏在那里不管是小偷还是，这么说是以防万一，尤索托夫妇，都不可能掏走的。
“古典大师之友”每一顿晚餐的程序都是无须费唇舌雷打不动的。一到五点三十分尤索托夫人立即从桌边站起身，上楼去准备，而六点整，尤索托先生和我－－总是排成单行－接着上去。绝不会走开去办点什么别的事，不管那是多么的重要或是有益于健康。不过，那天晚上，胸口让艾尔玛修女的信封温暖着，我却感到空前轻松。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我简直有点放浪形骸了。我抛出了一件我刚想出来的特别精彩的毕加索逸事，我本该保留着等哪天过得不顺时再讲的。尤索托先生几乎没有放下手里的日文报纸来听我讲，而尤索托夫人倒似乎有点反应，至少不能说是毫无反应。反正，我讲完后，她在那天早晨问我要不要鸡蛋之后头一回跟我说了话。她问我是不是真的不想在我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我赶紧说：“Non，non——mercl法语：谢谢夫人”我说地板上的坐垫靠墙放，那样正好让我有机会可以练练让背挺直。我还站起来显示给她看我的背凹到了什么程度。
晚饭后，趁尤索托夫妇用日语在争论什么挺有火药昧的问题时，我告退要离开餐桌。尤索托先生盯看着我，仿佛他不太清楚我当初是怎么进入他的厨房似的，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我急急地穿过走廊进人我的房间。我打开顶灯，把门关上，接着从兜里取出绘图铅笔，脱掉西服，解开纽扣，手持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在一只软垫E坐了下来。我前面地上摊放着我要用的～切，着手做我认为对艾尔玛修女最迫切的艺术上的所需，一直到清晨四点之后。
我先做的一件事是作了十一二张铅笔素描。我没有下楼到教员办公室去取图画纸，而是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的，纸的正面反面都画。画完后，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信。
我这人一生中都像只神经特别不正常的喜鹊那样爱积攒东西．我至今还保留着1939年6月一个夜晚写给艾尔玛修女那封信最后一稿的底稿。我原可以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信的主要内容，确实是主要内容，我用来向她指出，她那幅主要作品里何处以及为何出了一些小毛病，这些毛病以她对颜色的处理上最为突出。我列举了她不能没有的画家必备的几种用品，也附上了大致的价格。我问她道格拉斯?邦廷是何许人。我问在何处可以见到他的作品。我问她(我当时就清楚那准是白问)是否见到过任何安托耐洛?达?墨西那（意大利画家，不甚有名）的复制品或是原作。我还请她告诉我她的年纪，我用了许多笔墨向她保证，如果她透露的话，这个情况也就到我为止，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我说我问这件事的惟一原因，是能使我更有效地指导她。几乎紧接着，我又问她修道院允不允许她接见来客。
我想，我应该把我那封信的最后几行(或者说那一立方英尺)抄录如下——文字、标点符号，全都一点不漏。
……顺便提一句，倘若你通晓法语，不妨明示，因本人对该种语言颇为娴熟，盖我青少年时代泰半于法国巴黎度过也。
知道女士亟欲掌握跑动人形之画法，以便传授给修道院之学生，特附上本人所绘若干草图，仅供参考。可看出涂抹匆忙，远非完美，实无值得称道之处，然相信尚能提供某些基本要领，对此你曾表示深感兴趣。不幸的是，此间之校长大概仍未推行任何有系统之教学方法。你已具备相当水平，自然无须惧惮，惟我实在不知校长希我如何对待其余几名学生，依我之见，他们水平极低，主要还是资质愚钝不堪造就。
不幸的是，本人为一不可知论者；然而我又于一定距离处深服阿西西之圣方济各（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此点亦无须掩饰。我不知你是否熟知他(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于众人欲以通红灼热之烙铁烫瞎他一只眼球时所说的话：“火焰兄弟唷，上天赋予你以美丽、力量与用途；我祈求你能对我以礼相待。”依我之见，你都是略微带着他说话的那种风格作画的，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愉悦。顺便提一下，能否请问，在前景处着蓝衣之少妇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此处所说当然是指我们适才所讨论的那幅画。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可悲地蒙骗了自己了。不过，这一类事并不少见。
我希望女士相信，在你受教于“古典大师之友”期间，本人当竭尽愚鲁完垒听命于你。坦诚地说，我认为女士天分极高，如果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位天才人物，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想用溢美之词使你感到飘飘然。正因如此，我才问前景处穿蓝衣者是不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对自己刚刚露头的才华的发挥，已经有点压过你的宗教信仰了。不过，以我乏见，这也不是什么可怕之事。
衷心希望女士享受着充分、完全的健康，我是非常尊敬你的，(签名)让?德?杜米埃史密斯“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几乎忘记提醒你，学生应于每隔一周的星期一将作业寄来。可否寄些户外素描给我，算是指派你做的第一次作业?你随便画就是，不必紧张。自然，我不知道你的修道院给你多少时间让你个人作画，希望你能告知。另外，我请你一定要买我冒昧开列的那些必不可缺的用品，同时希望你能尽早使用油画颜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坦白说我相信你太热中于仅仅作水彩画而无限期地拖延画油画了。我这样说并不带个人色彩也不想使你感到不愉快；实际上，这是对你的一种称赞。此外，请把你手头有的所有以前画的旧作全都寄来，因为我非常想看。无须说，在你下一个邮件寄到之前，我的日子将会是很难熬的。
如果这耳是太过分的话，我很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觉得做一名修女是不是感到非常满意，我指的自然是精神的方面。自从我读了“哈佛经典丛书”第36、44、45卷(这些书你想必十分熟悉)之后，我便将研究各种宗教作为一种个人爱好。我特别喜欢马丁?路德，自然，他是位新教徒。你可别见怪。我从不宣传什么教义，这与我天性不合。最后还想起一件事，请别忘了告诉我你接待客人的时间，就目前情况看我周末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说不定某个星期六我会到你附近那一带去走走。另外也请别忘记告诉我你是否较好地掌握法语因为在所有的内容与领域方面我都颇难用英语表达．这是自我多变、难以理喻的童年成长过程分不开的。
凌晨三时三十分左右，我出门上街，把我的信和画寄给了艾尔玛修女。然后，我在完全真实的高度欣喜中，用累得发木的手指脱掉衣服，躺倒在床上。
还没等我睡着，那呻吟声又透过墙从尤索托夫妇房间里传了出来。我想像天亮时尤索托夫妇会一起上我这儿来，请我和求我倾听他们的秘密问题，他们会把最隐秘、最可怕的细节全都告诉我。我真切地看到了那幅景象。我将在厨房桌子前坐在他们两人之间，听完这个又听那个。我听啊，听啊，听啊，双手抱头－－直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便将手直直插进尤索托夫人的咽喉，把她的心捏在手里，焐热它，就像我焐热一只小鸟似的。然后，当一切都弄妥摆平后，我就把艾尔玛修女的作业拿给尤索托夫妇看，而他们将分享我的快乐。
事情往往都是过后很久才能看清，不过，幸福与快乐之间惟一的不同就在于幸福是实在的固体而快乐则是一种流体。第二天早上，当尤索托先生把两个新学生的邮件放在我桌上时，我的快乐已开始从它的容器里往外渗漏。当时我正在修改班比?克雷默的画，倒是很心平气和，因为知道我寄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已经安全上路。但面对世界上居然还有比班比或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更缺少绘画才能的人这样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时，我仍然毫无思想准备。觉得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便点燃了一根烟，这还是我参加教师班子以来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点烟。果然还挺管用，于是我便重新修改起班比的画来。可是还没等我吸上三四口，我虽然没有抬头往后看，却真的感觉到尤索托先生是在看我。接着我又听到他椅子往后推动的卢音，这就证明确实是没错。我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迎候他。他向我解释道，用的是一种让人一听就心烦的狗屁耳语，他本人倒并不反对抽烟，不过遗憾的是，学校规定教师办公室里是禁止吸烟的。我连声一再说真不好意思，他却宽容大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接着便走回到房间他和尤索托夫人的那头去了。我真不知在艾尔玛修女下一个邮件应该来到前的这十三天里，自己怎能神志清醒地度过，想到这里，我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上面所讲的是星期二上午的事。在那天余下的上班时间以及接下来两天全部的工作时间里，我让自己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事实上，我把班比?克雷默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那些画全都拆开，然后重新组合，并且还加上新的部分。我给他们每人指派了十来张(真的是十来张)绘画作业，是带点侮辱性、低于正常水平，不过倒是挺有建设性的作业。我给他们写了两封长信。我几乎是在央求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暂时丢开他的讽刺风格。我也以最最委婉的口气请班比暂时忍一忍，别再在画稿底下加上“原谅他们的非法侵人吧”这类的标题。接着，在星期四下午后半晌，感觉到自己心情不错，有点儿兴奋，我就开始看一两个新学生的材料，有一个美国学生从缅因州班戈市寄画件来，他在他的调查表里用啰里啰嗦，是个“诚实的约翰”的坦诚态度说，他最喜爱的画家就是他自己。他还称自己是什么现实主义－抽象丰义者。至十我下课后的时间，星期一夜晚我搭乘公共汽车进到蒙特利尔市中心，在一家=一等电影院里，把一场《卡通节星期》的影片从头看到底——基本上就是强迫我见证一群老鼠如何用香槟酒瓶塞子朝一只又一只的猫狂轰滥炸。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间里的坐垫集拢来，让三只叠在一起，试着凭记忆把艾尔玛修女那幅基督殡葬图重新画出来。
我不禁要说，星期四夜晚非常特别，或者不如说是令人毛骨障然，不过事实是，我已经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形容词来描写星期四的夜晚了。我晚饭后离开“古典大师之友”然后便不知去了哪儿－－也许去看了场电影，也许仅仅是作了次长时间的散步；我记不起来了，而且我1939年的日记也让我沮丧了一回，因为我要查找的那天的日记正好是全然空白。
不过我倒知道为什么那是一页空白。我从度过黄昏的不知什么地方回来——我只记得那时天已经黑了——这时，我站住在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朝那家矫形器械商店的灯光明亮的橱窗看去。这时，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我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念头：不管有一天我能学会如何冷静、理智或是很有风度地过我的口子，我水远至多不过是充当这个摆满搪瓷尿壶、便盆的花园的一名参观者，旁边还站着个戴着削价疝气带的没画眼睛的木头模特偶像。自然，这个念头不可能持续多久。我记得我飞奔上楼进入我的房间，脱掉衣服钻上了床，连日记本都没有打开，自然不会去记下些什么了。
一连好几个钟头我就这么躺着，睡不着，浑身颤抖。我听着隔壁房间的呻吟声，只好强迫自己想我那位得意门生。我试图看到我上她修道院去探望她那一天的情景。我看见她走出来迎接我
在一道高高的铁丝网的附近一一位羞怯、美丽的十八岁女孩．她还没有作最后决定性的誓约因此还可以白由和她选中的彼德?阿伯拉尔（正统教会的异端）型的男子走出修道院进入凡俗世界。我看见我们缓慢、默默无言地朝修道院内一处偏僻、青翠的地方走去，在那里突然，我非常纯洁地把手围在她的腰上。这一幻景欣喜得让人难以自持，最后，我发泄了一通，这以后也就睡着了。
星期五整个上午以及下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埋头苦干，通过那层罩在上面的薄纱纸，把缅因州班戈市那个男人所画的象征性器官的森林改成一棵棵可以辨认的树，那些森林是他有意识画在昂贵的亚麻画布上的。将近下午四点半时，我不管在意识上、心灵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很麻木了，因此当尤索托先生走到我桌前停立一小会儿时，我仅仅是稍稍欠起身子。他递给我一样东西——他态度很冷淡就跟一个普通的饭店侍者分发菜单时一样。那是发自艾尔玛修女所在那个修道院的首席嬷嬷的一封信，通知尤索托先生，齐默尔曼神父由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原因，不得不改变允许艾尔玛修女在“古典大师之友”进修的决定。嬷嬷在信中写道，她对于这一变更可能会对学校造成的不便与混乱深感遗憾。她还殷切希望首批支付的十四元学费能够退还给教区。
我多年来一直深信，当那只老鼠从着了火的旋转轮盘上掉下，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时，它必定又有了杀死猫的无懈可击的新招。在我读了并重读了首席嬷嬷的来信并对着它发了好长时间的愣之后．我突然摆脱开它，给余下那四位学生写起信来，我劝他们别指望当什么艺术家了。我告诉他们，在信中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说，他们绝对不具备值得发展的才能，他们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也是在浪费校长的时间。四封信我都是用法语写的。写完后我立即上街把它们发了。所带来的满是感是短暂的，但是没有消失时却让人感到非常非常地受用。
到了又该列队上厨房去吃晚饭时，我说我不想吃了。我说我身体不太好。(1939年那会儿，我撒谎时态度比说真话时还要真诚－因此我敢肯定，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尤索托先生准是用怀疑的眼光在看着我。)接着我上楼回我的房间，在一只垫子上坐下。我在那里坐了准有一个钟头，对着百叶窗上一个天光漏进来的洞傻傻地瞪着，没有抽烟，没有脱掉外衣或是解松领带。接着，很突然，我站起身，取来一大叠我自己的活页纸，就拿地板当桌子，给艾尔玛修女写了第二封信。
这封信我根本没有寄出去。下面是全部根据底稿抄录的。
蒙特利尔，加拿大
6月28日，1939年亲爱的艾尔玛修女，
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无意中说了什么招你讨厌或是傲慢无礼的话，以致引起了齐默尔曼神父的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你处境尴尬?如果真是这样，我请求你至少给我一个合适的机会，使我能收回我出于仰慕而说出的有欠考虑的话，使我能成为你的朋友同时又是学生与老师。这个请求不算过分吧?依我看似乎并不过分。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倘若你不再多学一点这门艺术的基本功的话，你这一生只会成为一名非常非常有趣的画家却水远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在我看来这太可怕了。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
会不会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从学校辞职，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会影响你成为一个称职的修女。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不免要说，我认为从各方面讲，他行事过于急躁草率。学画是绝对不会对你做修女有任何影响的。我自己就活得像一个脾气乖戾的出家人。当艺术家最不好的一点无非是使你经常感到有些淡淡的哀愁。不过，在我看来，这也不能算是境遇悲惨。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多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去吃午餐，母亲在那个地方等我，她是久病后第一次出门，我正兴高采烈，可是，我正走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上，那是巴黎的一条街，此时，我突然撞在一个家伙的身上，那人竟是没有鼻子的。我请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件事，事实上我是在恳求你。需知它是饱含深意的。
也很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休学，是因为你那家修道院缺乏经费无法为你支付学费。我坦诚希望情况确是如此，这不仅会使我心安理得，而且还是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如果情况果真就是这样，你只需说一声，我是愿意无限期地提供免费服务的。我们可不可以更深入地谈谈这件事呢?我可否再次问问，你们修道院的会客日子是在哪一天?我能不能先自作主张，定在7月6日下个星期六去修道院探望你?总是在三到五点之间吧，具体时间还得看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火车班次而定。我迫切地等待着你的答复。
怀着敬意与仰慕之情，
你忠实的
(签名)让?德?杜米埃一史密斯
“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在上一封信里，我随便问起你那幅宗教画前景处那位穿蓝表的少妇是不是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如果你仍然未复信，那就请继续保持沉默好了。很可能是我弄错了，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上．我也不特别希望被弄得幻想破灭。我很愿意继续沉沦在无知的阴影之中。
即便是今天，甚至是眼下这个时刻，每当回想起自己曾带了一套晚礼服去“古典大师之友”赴任，我都免不了要打个冷颤。可是我当时确实是带了，而且在我给艾尔玛修女写完信后，我还换上了这套晚札服。这整个事情仿佛就是为了诱使我去喝醉似的，正因为我生平直到此时为止还未喝醉过(我怕喝多了会使我那只画出过三次一等奖以及别的作品的手颤抖)，我才觉得为这悲惨的时刻我必须穿得正规一些。
尤索托夫妇还在厨房时，我悄悄溜下楼打了个电话给温莎大饭店——那是我离开纽约前博比的朋友x太太向我推荐的。我向饭店订了一个单人席位，时间定在八点钟。
七点三十分左右，我穿戴整齐，收拾得漂漂亮亮，把头从门边伸出去，看看尤索托夫妇是不是有哪一个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我反正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穿晚礼服。见他们都不在，我赶紧下楼并开始找出租车。那封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就揣在我衣服的内兜里。我打算在吃晚餐时再从头读一遍，最好是在烛光下读。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却连一辆出租车的影子都没见到，更不用说是空车了，这么止着真不是滋味。蒙特利尔的儿尔登区并不是讲究衣着的地段，我敢肯定每个过路行人看到我都会冉看我一眼，那眼光基本上都是不以为然的。最后．在来到星期一我狼吞虎咽过“康尼岛红肠热狗”的便餐酒吧门前时，我决定把在温莎大饭店订餐桌的事扔到一边。我走进便餐酒吧，在尽里面的一个火车座坐下．要了汤、小面包和黑咖啡，订菜时用左手挡住我的黑领结。我希望别的客人会以为我是个止准备上班的侍者。
喝到第二杯咖啡时，我取出那封还未寄出的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重新读。我觉得信的内容似乎单薄了一些，便决定赶回“大师之友”再加加工。我还考虑了去探望艾尔玛修女的计划，我想当晚再迟些时候就去预订火车票是不是一个好主意。脑子里盘算着这两件事-__它们哪一件都没能使自己像我希望的那样，心情变得轻松一些——我离开便餐酒吧，快步走回学校。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遇到了一件完全是横端里插进来的事情。我知道，这么说，很有些炒作新闻之嫌与恶劣标记，不过事实上倒恰恰就是这样的。我马上要谈到的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它至今还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我只要可能，总不愿把它划归为一件真正神秘主义或者甚至与神秘主义沾边的个案。(倘若不这样做，我觉得，那就等子在暗示或明说：圣方济各与一般神经兮兮的礼拜日去亲吻麻风病患者的人之间的精神上的sornes（法语：出路、去向），仅仅是纵向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中，我穿过马路走近学校，那家矫形器械商店里有盏灯亮着。我吃惊地发现，橱窗里有个大活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壮实的女子，穿一身绿、黄、紫堇色的雪纺绸衣服。她正在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我走到橱窗跟前时她显然刚把旧的疝气带摘下；她把它夹在左胳肢窝里(她的右“侧影”正好对着我)，此时正把新的疝气带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间有所感觉，然后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赶紧微笑——向她显示我不过是个玻璃外而微光中并无敌意的穿晚礼服的人——但是没有用。那女子慌乱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状态。她满面通红，脱下的疝气带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冲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两脚站不稳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个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个屁蹲。她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不看我。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朝后推了推，继续给模特系疝气带。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突然(我说这一点，我相信，是完全具备应有的自我意识的)，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惊慌失措——我只得将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着离开了橱窗，绕着这个街区走了两圈，直到我双膝不再发软。然后，不敢再冒险往商店橱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楼进人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我用法语，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短短的几行字：“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Toat lemondeesl unen。nne（法语：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觉前，我写信给我不久前刚刚开除的四名学生，恢复了他们的学籍。我说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了差错。事实上，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泻而出的。这也许与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我已从楼下搬了把椅子上来。
提下面这件事似乎完全是“抖”出了一个“反高潮”，不过事实是“古典大师之友”还没过一星期就关门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注册手续(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去注册过)。我摒挡行装又回到罗德岛我继父博比的身边，在那里我住了六或八个星期，用来考察所有夏季活动的动物中最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少女，直到美术学校重新开学。
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我再没有与艾尔玛修女联系过。
不过，偶尔，我仍然听到班比?克雷默的消息。我最后听到的一则是，她已经把业务扩充到为自己设计圣诞卡上去了。如果她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话，它们会是很值得一看的。
特迪
“小鬼，要是你不马上给我从那只包上下来，我要让你有好日子过。我可是说话算数的，”麦卡德尔先生说。他是从靠里面的那张单人床——离舷窗更远些的那张床上说这话的。他哼了一声，与其说是在叹气还不如说是在出怨气，同时火气挺大地用脚把盖在脚踝上的床单蹬开，仿佛突然之间，再薄的单子盖在他让太阳晒得黑黑、显得虚弱的身体上，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他仰卧着，只穿了条睡裤，右手捏着根点燃的香烟。他的头支起一点点，正好可以很不舒服甚至是极其别扭地靠在床头板的底端。他的枕头和烟灰缸都撂在他的和麦卡德尔太太那张床之间的地板上。他没有抬起身子，仅仅是伸出一只裸露的、像是给火烤红的右胳膊,朝大致是床头柜的方向弹了弹烟灰。“l0月了，老天爷呀，”他说，“要说这是10月，干脆说是8月得了。”他又一次把头转向右边，冲着特迪，一心要找点茬儿。“好了，”他说。“你以为我他妈的在说什么?说我的健康状态吗?快从那上面爬下来，行不行。”
特迪正站在一只看上去挺新的生牛皮手提旅行包的宽阔侧面上，这里是从他父母开着的舷窗往外眺望的最佳观测点。他穿着一双脏极了的白色低帮球鞋，没穿袜子，穿一条泡泡纱短裤，这裤子对他来说既是太长，臀部那里又至少是大了一号，上面是一件洗旧了的T恤，在肩膀那里还有个硬币大小的窟窿，腰上却扎了一条漂亮得不谐调的黑色鳄鱼皮皮带。他该理发了——特别是后脖颈那儿一很让人看不过去，一般脑袋长得跟成人差不多大而脖颈仍然细得像根芦苇的小男孩总像是最最需要理发。
“特迪，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这会儿倒没有像一般小男孩似的把身子往开着的舷窗探出去那么远那么摇摇欲坠——事实上，他双脚都平平地踩在皮包的侧面上——他甚至都没有很保险地稍稍踮起脚；他的脸确是大部分伸出在窗外。不过。他没有伸出去太远因此还能听见他父亲的声音——实际上对父亲的声音，他听得尤其清楚。麦卡德尔先生在纽约时至少在三出白天播出的电台连续剧里担任过主要角色呢，他具有可称为三等男角的说话嗓音：自我陶醉地深沉、响亮，随时准备一有机会就用自己雄性十是的嗓音压过同一房间里的任何人，必要时连一个小男孩他都不放过。当他那嗓子没在专业合唱团上班时，总无例外交替性地沉迷于纯粹的放大音量或是一种戏剧型的故作沉稳之中。眼下正好是放大音量占着上风。
“特迪。该死的——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扭动了上半身，并没有改变双脚站在皮包上的警觉姿势，他向父亲投去了一个毫不搀杂、天真纯洁的询问的目光。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一点儿不算大，还稍稍有点斜视——左边那只比右边的程度厉害一些。但是还没有斜到畸形的程度，不会让人第一眼就必然注意到。那双眼睛仅仅稍稍有点斜，让人不免会提上一句，不过那也是得与这样的情况有关时才会提的：那人很一本正经地想了好一阵子，为这双眼睛长得没更直视一些、凹陷得更深一些、棕色更浓一些、双眼的距离更离开一些而感到遗憾。孩子的脸，尽管有些毛病，还是具有一种真正的美，尽管它不是直露得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我要你马上就从那只皮包上下来。你得让我说多少遍才行？”麦卡德尔先生说。
“爱呆在那儿你就尽管果着好了，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说，显然，一大清早她的瘘管又跟她过不去了。她眼睛睁着，但也就是睁开一条缝。“你一分一寸电用不着动的。”她身子右侧挨着床，司是枕头上的那张脸却转向左边，朝着特迪和舷窗，背对着她的丈夫。她的第二层罩单紧紧裹着她那很可能是一丝不挂的身子，单子把她胳膊什么的全蒙了起来，一直蒙到下巴那儿。“蹦吧，跳吧，”她说，眼睛闭上了。“把你爹的皮包踩得稀烂吧。”
“话说得比唱的还好听，”麦卡德尔先生对着他妻子的后脑勺不动声色一板一眼地说。“我置一个包就花了二十二英镑，我求呀请的让菝子别踩在上面，可你却叫他只管蹦只管跳。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寻开心啊!”
“要是这只包连个十岁孩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住，且不说咱这孩子比他这年龄段的正常体重还轻了十三磅，那我舱房里可容不得这种次货，”麦卡德尔太太说，连眼皮都懒得睁开。
“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吗?”麦卡德尔先生说。“我真想把你那该死的脑袋一踢成两个半儿。”
“怎么不踢呢?”
麦卡德尔先生噌的一下用一只胳膊肘把身子撑起，在床头柜玻璃板上捻灭了他的烟蒂。“总有一天——”他开始阴沉沉地说a
“总有一天，你会犯非常非常致命的心脏病，”麦卡德尔太太说，没多浪费一点点声气。她没将胳膊伸出来，却把身上的罩单往身子周围和底下更紧地掖了掖。“将会举行一次小规模、很优雅的葬礼，每一个人都会问，坐第一排那个很有魅力穿红长裙的女人是谁呀，她在跟那摁管风琴的卖弄风情，作出一副圣洁——”
“你他蚂的太可笑了，这事半点儿都不好笑，”麦卡德尔先生说，重又懒洋洋地把身子躺平。
这场小小的对话在进行的时候，特迪又把脸扭了过去，重新朝舷窗外望去。“今天清晨三点三十二分我们和‘玛丽女王，号擦肩而过，它是朝相反的方向开去的，不知有人感兴趣不，”他慢腾腾地说：“我想大概是没有。”他的声音有点沙，怪怪的但是挺好听，有些小男孩的声音就是这样。他每发出的一个词都像是淹没在威士忌酒的微形海洋之中的一座古老岛屿。“布波讨厌的那个甲板服务员把这件事写在黑板上了。”
“你再不立刻从包上下来，我马上就‘玛丽女王，了你，小鬼，”他的父亲说。他把脑袋转向特迪。“从那儿下来，快点。去理个发或是干点别的什么。”他又转过来看他妻子的后脑勺。“他像是有点早熟，老天爷呀。”
“我一个钱都没有，”特迪说。他把双手更稳地置放在舷窗的窗框上，又把下巴搭在手指背上。“妈妈。你知道在餐厅里紧挨我们坐的那个人吗?不是特别瘦的。是另外的那个，他们俩同坐一张桌子。就是我们的服务员放下托盘那地方旁边的那张桌子。”
“呣——哩，”麦卡德尔太太说。“特迪。宝贝儿。就让妈妈再睡五分钟，乖乖的啊。”
“你再等一秒钟。这件事可有趣了，”特迪说，没有将下巴从搁着的地方抬起来，眼光也没有离开海洋。“就在刚才，这人在健身房里，斯温正给我称体重呢。他走过来开始跟我说话。他听过我最后录的那盘带子。不是4月录的那盘。是5月里录的。他在去欧洲前不久在渡士顿参加过一次晚会，晚会上的一个人认识莱德克检测委员会里的一个什么人——他设说那是谁——那儿的人借来我最后录的一盘带子在晚会卜放了。他好像对那很感兴趣，他是巴布科克教授的朋友。他自己显然也是个教书的。他说他整个夏天都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是吗?”麦卡德尔太太说。“他们在一次晚会上放录音啦?”她躺着，睡眼惺忪地看着特迪的腿肚子。
“我想是的，”特迪说。“他跟斯温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而我这时候就正站在那儿呢。这让人挺尴尬的。”
“干吗会尴尬呢?”
特迪犹豫了一会儿。“我是说‘挺’尴尬。我可是加了修饰词的。”
“我先要修理修理你，小鬼，如果你不立刻从那只包上下来的话，”麦卡德尔先生说。他刚又点了一根烟。“我这就数三。一，该死的……二……”
“几点钟啦?”麦卡德尔太太突然对着特迪的腿肚子问道。“你不是十点三十分跟布波有一堂游泳课吗?”
“还早着呢，”特迪说。“——哎唷！”他突然将整个脑袋都伸出舷窗，停了好几秒钟，然后缩回来一小会儿，时间刚够向爸爸妈妈报告的：“方才有人把整个盛满橘子皮的垃圾桶都扔到窗外去了。”
“扔到窗外。扔到窗外，”麦卡德尔先生挖苦地学着说，一边弹了弹烟灰。“是扔出舷窗，小鬼，扔出舷窗。”他朝他妻子扫了一眼。“打电话给渡士顿。快，打电话给莱德克检测小组呀。”
“哦，你怎么这么聪明，”麦卡德尔太太说。“你倒是去试一试呀?”
特迪把大半个脑袋都缩了回来。“它们飘得可好看了，”他说，身子却没有转过来。“这真有意思。”
“特迪。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数三下，然后我就——”
“我不是说它们飘得有意思。”特迪说。‘有意思的是．我知道它们在那里瓢着。如果我没见到它们，那么我就不会知道它们是在那儿，要是我不知道它们在那儿，那么我就连它们是存在的都没法说。这是一个非常恰当，非常完美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
“特迪，”麦卡德尔太太打断了他的话，看不出罩单下面的她有任何动作。“帮我去找到布渡。她在哪儿啦?我不要她今天又在太阳底下四处乱走，太阳毒着呢。”
“她遮得好好的。我让她穿上她的牛仔服了，”特迪说。“它们有一些开始往下沉了。再过几分钟，它们只能在我的脑海里浮动了。这太有意思了，因为，如果你从一个特定角度看的话，那正是它们最初升始浮动的地方。如果我压根儿没有站在这里，或者是某个人走过来不知怎么把我的脑袋砍了下来，正当我在 ”
“她这会儿在哪儿?”麦卡德尔太太问。“你向妈妈这边看一分钟好吗，特迪。”
特迪转过身来，看看他的母亲。“什么事?”他问。
“布渡这会儿在哪儿?我不要她又在甲板躺椅周围到处乱转，打扰别人。如果那个讨厌的男人——”
“她不会有事的。我把照相机给她了。”
麦卡德尔先生用一只胳膊支撑起身子。“你把照相机给了她啦!”他说。“这算什么好主意?我那宝贝莱卡!我可不想让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四处游逛，拿着——”
“我教给她怎么拿好机子，所以她不会摔了的，”特迪说。“而且，自然，我也把胶卷取出来了。”
“我要的是照相机，特迪。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要你此刻就从那只包上下来，我还要那只照相机在五分钟之内同到这个房间里来－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个小天才列入失踪者的名单了。你听清楚了吗?”
特迪在皮包上把脚转动，一下，接着便跳了下来。他弯下身去系紧左脚上球鞋的鞋带，这时，他父亲仍然用一只胳膊支着上身，像个监考员似的盯看着他。
“告诉布波我要她回来，”麦卡德尔太太说。“还有，过来亲妈一下。”
系完鞋带后，特迪草草地在妈妈脸颊上啄了一下。母亲也把左手从床单下伸出来，像是想搂住特迪的腰，不过还没等她做完动作，特迪已经跑开了。他绕到床的另一边，走进两张床之间的空处。他弯下腰，再站起来时，左手胳膊下已夹着他父亲的枕头，右手拿着原该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烟灰缸。他把烟灰缸换到左手里，走到床头柜前，用他右手下侧将父亲的烟头、烟灰都扫进烟灰缸。接着，在把烟灰缸放回原处之前，他用小臂的下侧把玻璃面上那层薄膜状的细烟灰擦干净。他又在泡泡纱短裤上蹭了蹭他小臂。这以后，他才把烟灰缸放在玻璃柜面上，动作非常轻，仿佛他相信一只烟灰缸要放就应该放在床头柜的正中央，要不就干脆别放。父亲一直盯看着他，这时突然不看了。“你要这枕头吗?”特迪问父亲。
“我要的是那架照相机，小子。”
“你那么躺着不会很舒服的。不可能的，”特迪说。“我把枕头留在这儿了。”他把枕头放在床脚上父亲踢不到的地方。他往舱室外跑去。
“特迪，”他母亲说，头没有扭过来。“告诉布波我要在她上游泳课之前见到她。”
“你就不能对小丫头少管一会儿吗’”麦卡德尔先生说。“她有一点点空闲时间你就像是心里不舒服。你知道你是怎么对待她的吗?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待她就跟她是个全须全尾的罪犯。”
“还全须全尾的哪!哦，用词儿真俏皮!你英国昧儿愈来愈是了，亲爱的。”
特迪在门口停留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试着门把，朝左转转又朝右拧拧。“我走出这扇门后，我会只存活在我所有熟人的心里，”他说。“我会成为一片橘予皮。”
“说什么呢，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问道，她仍然侧向右边躺着，声音从那里传了过来。
“快点去抓球呀，小鬼。把那只莱卡给我拿到这儿来。”
“过来亲妈妈一下。好好地亲一大口。”
“现在不行，”特迪心不在焉地说。“我累了。”他随手关上了门。
船上出的当天小报就放在门槛外面。那是单张光滑的纸，只印了一面。特迪捡起来，一边开始看一边慢慢地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走廊那头，有个高大的金发女郎朝这边走来，穿一身浆得很挺括的白制服，捧着一只装了长柄红玫瑰的花瓶。她打特迪身边经过时，伸出左手在他头顶上撸了撸说，“谁啊，头发该理啦J”特迪冷冷地从报纸上抬起眼睛，可是那女的已经走了过去，他也没扭过头去看。他继续看报。来到走廊尽头楼梯口时，在画了圣乔治与龙的一幅巨大壁画的前面，他把报纸折成四叠，塞进左边的后裤兜。接着他登上又宽又低，铺有地毯的楼梯，来到上面一层的主甲板。他…次上两级，不过走得很慢，手扶栏杆，把整个身子都压在上面，仿佛爬一层楼梯对他来说，就跟对许多孩子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乐趣。爬到主甲板楼梯口，他径直走到客轮事务员的写字桌前，此时正有一位穿海员服的俏丽姑娘在管事，她正用订书机把一些油印好的纸张订在一起。
“劳驾，你能告诉我那项游戏今天什么时候开始吗?”特迪问她。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能告诉我那项游戏今天什么时候开始吗?”
姑娘朝他笑笑，只见到两片涂了口红的嘴唇在闪光。“什么游戏啊，宝贝儿?”她问。
“你知道。就是昨天和前天大家伙玩的那种字谜游戏，让人往空格里加字儿的。也就是说你得按上下文来填合适的词儿。”
姑娘暂时停住往订书机空当里塞三张纸。“哦，”她说。“总要下午晚些时候吧，我相信。我寻思总在四点钟左右吧。你急着要玩儿，是吗，宝贝儿?”
“不，倒不是的……谢谢你，”特迪说，打算要走开。
“等一等，宝贝儿！你叫什么名字啊?”
“西奥多?麦卡德尔，”特迪说。“你的呢?”
“我的名字吗?”姑娘说，微笑着。“我的名字是海军少尉马修森。”
特迪瞅着她把订书机往下压。“我当然知道你是海军少尉，”他说。“我也拿不准，不过我相信当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时你是应该说出你的全名的。简-马修森呀，菲利斯?马修森呀或者别的什么你恰好是的那个全名。”
“哦．真是这样吗?”
“我说了，我是这样想的，”特迪说。“不过，我电拿不准呢。也许你穿了制服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告诉了我消息。再见！”他转过身子再爬去上层甲板的楼梯．仍然是一次走两级，可是此时步子更匆忙了。
他在高高的运动甲板上仔细搜寻了好一会儿，才总算找到了布波。她在一块太阳晒得很正的空地上，～几乎能算是一个隔离带一是两片此刻没人用的甲板网球场之间的空处。她采取蹲的姿势，太阳晒在她的背上，微风拂动着她那丝一般的金发，她正忙于把十二或十四片圆盘摞成两个相切的圆柱，一个是黑圆盘，另一个是红圆盘。一个非常小的小男孩，穿了套棉布太阳装，紧靠她站在右边，纯粹是只有当旁观者的资格。“当心!”布波在她哥哥走近时用命令的口气说道。她往前爬了爬，用双臂护住那两个叠起来的圆柱游戏盘，不让船上任何东西碰到它。“迈伦，”她恶狠狠地对她的玩伴说，“你把亮光全挡住了，我哥哥当然就看不见了。把你那臭尸体挪挪开。”她闭上眼睛等着，皱起眉头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直到迈伦往后退了好几步。
特迪站在两摞圆盘的上方，很欣赏地看着它们。“这真是太棒了，”他说。“多对称哪。”
“这小子，”布波说，指的是迈伦，“居然连十五子游戏都没听说过。他们家连这套游戏都没有。”
特迪无所谓地扫了迈伦一眼。“我说，”他对布波说。“照相机呢?爸爸马上就要呢。”
“他居然不住在纽约，”布渡告诉特迪。“而且他爸爸死了。在朝鲜给打死的。”她转向迈伦。“没错吧?”她问，但是并不期待对方回答。“往后要是他妈妈也多E了，他就会成为一个孤儿了。他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她瞅着迈伦。“你不知道吧?”
迈伦像是事不关己似的交叉起了双臂。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笨不过的人了，”布波对他说。“你是这片大海上最最大的傻瓜。这你知道吗?”
“他不是的，”特迪说。“你不是的，迈伦。”他又对他妹妹说“你听我说一句话。照相机在哪儿?我现在就要拿到它。它在哪儿?”
“在那边呢，”布波说，却不具体指明方向。她把两叠圆片往自己身边拢得更紧一些。“我现在需要的就只是两个巨人，”她说。“他们会玩十五子游戏一直玩到他们累了，然后他们能爬上那个大烟囱，把这些圆片向每一个人扔去把他们全都砸死。”她瞅着迈伦。“他们会砸死你的爸爸妈妈，”她很有把握地说。“要是他们没把你爸爸妈妈杀死，你知道你可以怎么做吗?你可以往他们的糖浆里放些毒药，让他们吃下去。”
那架莱卡在大约十英尺之外，就在围绕运动甲板的白色栏杆旁边。机子侧身躺在干涸的排水沟里。特迪走过去拎起相机的皮带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他又立刻将它摘了下来。他拿去交给布波。“布波，帮帮忙，”他说。“现在十点钟了。我必须写日记了。”
“我忙着哪。”
“反正，妈妈要立刻见到你，”特迪说。
“你撒谎。”
“我没撒谎。她是这么说的，”特迪说。“你去时把这个带上，好吗…走吧，布波。”
“她找我干吗?”布波问。“我可不想见她。”她突然把迈伦的手打开，进伦正伸手要从红色圆柱里取那最顶上的一片。“别碰，”她说。
特迪将莱卡的皮带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我可是认真的，听着。马上把这拿去给爸爸，呆会儿我在游泳池那儿找你，”他说。“我十点半在游泳池跟你会合。就在你换衣服那地方的外面。要准时呀。是在E区甲板那儿，可别忘了，给自己多留点时间。”他转身走开去了。
“我恨你!我恨这大海上的每一个人!”布波对着他的后背喊道。
在运动甲板的下层，日光浴甲板后端的开阔处，那里完全是露天的，放着七十五把甚至更多些椅子，排成七八排，空开的地方刚够甲板侍者通过不至于没法不踩上晒日光浴乘客随身所带的杂物——编织袋啦、带护封的小说啦、防晒油瓶子啦、照相机啦。特迪来到时这里人已经很多了。他从最后一排开始，一排一排按顺序朝前走，在每把椅子前停下来，不管有人坐着还是空着，都看看扶手上的姓名牌。只有一两个仰躺着的人跟他说话——也就是说跟他说几旬最普通不过的逗趣话，大人见到一个十岁的男菝在一门心思找属于他的椅子时总爱这么打趣几旬的。这孩子年纪小，又很一门心思，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许是他总的态度里完全缺乏，或是很少具有，那种怪好玩的一本正经劲儿，这就使没有几个成年人想随便跟他聊上几旬。他的衣服没准跟这也有点关系。他的T恤肩膀处那个窟窿破得不好玩。他那泡泡纱短裤屁股那儿太大，裤管又太长，这也都是没什么趣味的毛病。
麦卡德尔家的四个甲板椅子是在前面往后数第二排的当中，上面放有坐垫．已经准备好等人来用。特迪在其中的一把上坐了下来，这就使——也不知是他有意这样做还是无意的－－他身边都不会紧挨着别人。他把光溜溜、没晒黑的腿还有脚都伸出去，搁在脚凳上，并且几乎在同时，就从右屁股兜里取出一个一毛钱的小本子。接着，以立即进人状态的专心致志，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与小本子是存在的——太阳、旅客、轮船，什么都没有－－他开始翻动起篇页来。
除了极少数用铅笔写的字之外，这本子里所记的明显都是用圆珠笔写的。字是手写体，是时下美国学校里教的那种写法，而不是旧时的帕尔默体。字迹工整，并不追求花哨漂亮。字迹最突出之处是笔顺流畅。一点也看不出－－至少，从技艺的角度——这些宇词和句子像是出于一个儿童的手笔。
特迪用了不少时间看像是他最近一次自己所记的文字。这则日记占据了三页多的篇幅：1952年10月27日 日记西奥多?麦卡德尔的财产A区甲板412室拾得者倘将本物迅速交还西奥多?麦卡德尔本人，将得到适当与略表心意的酬谢。看看能不能找到爸爸的那些部队狗牌（美国士兵挂在颈部的身份识别牌），一有时间就把它们戴上。这对我自己毫无害处而且会使他高兴的。倘若有时间和耐心．就给曼德尔教授写封回信。请他再别给我寄诗集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太多够念一年的了。而且我对诗相当腻味。一个人在海滩上行走下幸被一只椰子击中头部。他的头不幸地裂成两半。接着他妻子沿着海滩走来嘴里唱着一支歌她看见那两半认了出来并且把它们捡了起来。她自然感到非常悲痛于是伤心地大哭起来。正是这种写法使我厌烦诗歌。没准那位夫人仅仅是捡起那两半对着它们极具愤怒地喊道“别来这一套!”不过回信时可别提这一点。那是说不清楚的何况曼德尔太太还是一位诗人呢。得问明斯温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的地址。见到他太太还有他的狗林迪会是件有趣的亭。不过，我自己可不愿意养狗。要给沃卡瓦拉医生写封安慰的信问问他的肾炎好点没有。得跟妈妈要他的新住址。明天早餐前试试到运动甲板去做默想不过可别丧失知觉。如果侍者再次掉落大汤勺也别在餐厅里丧失知觉。爸爸上次非常生气。明天去还书时要在图书室里查查这些词的意义和感情色彩－－
肾 炎
极大数量
礼品马（价值成问题的礼品）
刁钻促狭（褒义）
三头政治
对图书管理员态度要好一些。他装腔作势时就跟他讨论些一般性的问题。
特迪突然从短裤旁边的口袋里取出一枝子弹形的小圆珠笔，摘下笔帽，开始写了起来。他把右边大腿当作书桌，没有用椅子扶手。
1952年10月28日 日记
拾得者可用1952年10月26、27日所写同一地址并获同样酬谢。
今天早晨做过默想后给下面这些人写了信。
沃卡瓦拉医生
曼德尔教授
皮特教授
小伯吉斯?黑克
罗伯塔?黑克
桑福德?黑克
格雷厄姆先生
沃尔顿教授
我本来可以问母亲我爸的那些狗牌子放在哪儿不过她也许会叫我不要挂的。我知道爸爸带着这些牌子的因为我见到他把它们打进行李了。
在我看来生命正是一种礼品马。
我认为沃尔顿教授批评我父母非常缺乏品味。他要人家都按一种特定方式生活。
事情要就是发生在今天，要就是发生在1958年2月14日我满十六岁的那天。提这事都让人觉着可笑了。
在记完这最后一条之后，特迪仍然注视着纸页，他的圆珠笔仍然斜握着，仿佛还有什么事情要记似的。
他显然没有注意有个感兴趣的人在一直独自观察着他。第一排甲板躺椅前面大约十五英尺处，往上十八到二十英尺，那里太阳亮得晃眼，有个年轻人倚着运动甲板栏杆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事持续了总有十分钟。显然这年轻人此刻作出了某种决定，因为他突然把搁在栏杆上的一只脚抽了回来。他站定片刻，仍然朝特迪的方向看去．然后便走开了，不见踪影了。但还没过一分钟，他又出现了，在一排排甲板躺椅之间高得惹眼。他大约三十岁，也许还要年轻一些。他开始径直向特迪的椅子走来，穿过椅子间的通道，朝别人正在念的小说篇页上投去分散注意力的小片阴影，旁若元人地踩在(说实在的，周围也就他一个人是站立和走动着的)编织袋和其他私人物件上。
特迪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个人站在他掎子的跟前－－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将身影投射在他的笔记本上。他后面一两排的人倒是更加感到受了干扰。他们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有坐甲板椅子的人才会用这样眼光仰起头看别人的。但那年轻人却摆出一种泰然自若的神态，而且仿佛想摆多久就摆多久，小小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至少让他把一只手插在兜里。“嗨，那边的!”他对特迪说。
特迪抬起头来看看。“嗨，”他说。他稍稍掩上笔记本,笔记本也就自己合上了。
“我坐～会儿行吗?”年轻人问，他好像是真诚得过了头。“这椅子有人吗?”
“嗯，这四把椅子是我们家的，”特迪说。“不过我父亲母亲都还没起来呢。”
“没起来?在这样好天气里，”年轻^说。他已经在往特迪右面的椅子里坐下去了。椅子都摆得太近以致扶手都挤在了一起。“那可是暴殄天物呀，”他说。“绝对是暴殄天物。”他伸直了两条腿，大腿根处粗得出奇，几乎都跟人的腰一般粗了。他身上穿的大部分是东海岸部队的军服：头发理得像片草皮，脚登一双很旧的生牛皮皮鞋，这之间是杂凑的军服——暗黄色的羊毛袜，煤灰色的裤子，领尖有纽扣的衬衫，没打领带，还穿了件人字呢外套，那像是耶鲁、哈佛或是普林斯顿那些比较吃香的研究生班班上的老油子穿过一阵的。“哦，上帝啊，天气多好呀，”他赞赏地说，眯起眼抬头看了太阳一眼。“在天气问题上，我绝对是一盘棋里的一只小卒子。”他让粗壮的腿在脚踝处交叉起来。“事实上，别人都知道，我把挺正常的下雨天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侮辱。因此，这样的天气对于我，就绝对是天赐的吗哪了。”虽然他的发音就一般意义来说，可以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是却比正常状态过火了一些，仿佛他满以为他发出的任何声音让人听着都是非常妥当的——聪明、有文化，甚至很讨人喜欢或是很有魅力一不管是从特迪的有利位置还是从后面一排的人的位置听，如果他们是在听的话。他斜着瞟了特迪～眼，微笑着。“你和你的天气都好吗?”他问。他的笑容并不让人觉得不亲切，但那是社交性的、会话性的，而且不管怎么回避掩饰，还是跟他的自我莲在了一起。“天气有没有搅得你失去些理性的乎衡?”他笑眯眯地问。
“我没有把它跟自己联系得太紧，如果你指的是这一点的话。”特迪说。
年轻人大笑，头朝后面仰去。“太棒了．”他说。“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是鲍勃?尼科尔森。我不知道我们在健身房有没有混熟到知道对方名字的地步。自然啰，我是知道你名字的。”
特迪将身体重心侧到一边的屁股上，悄悄地把他的笔记本塞进他短裤的侧边口袋。
“我一直在观看你写东西呢——从那上头，”尼科尔森乎乎淡淡地说，朝那个方向指了指。“好上天呀。你不停地用功，真像是个小特洛伊人呢。”
特追看着他。“我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
尼科尔森微笑地点点头。“欧洲怎么样?”他没话找话似的说。“你喜欢吗?”
“是的．非常喜欢，谢谢你。”
“你都去了哪些地方?”
特迪突然把身子朝前弯了弯，挠起小腿肚子来。“噢，要说全所有的地名得用好多时间呢，因为我们是开车走的，跑了很多很多的路。”他又坐直了。“不过我母亲和我主要是呆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和英格兰的牛津。我想在健身房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得去那些地方让人问话。特别是在爱丁堡大学。”
“不，我想你没跟我讲过，”尼科尔森说。“我还不大相信你真的那样傲了。是怎么干的?他们对你搞逼供信啦?”
“对不起，你说什么?”特迪说。
“是怎样进行的?有趣吗?”
“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太有趣，”特迪说。“我们呆的时候稍稍长了一些。我父亲想比坐这条船早一点儿回纽约。可是有人要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来看我，因此我们只得傻等着。”
“事情总是这样的。”
特迪第一次正跟看着他。“你是诗人吗?”他问道。
“诗人?”尼科尔森说。“天哪，不是的。可惜不是的。你干吗这么问?”
“我不知道。诗人们总是连对天气也很多愁善感。他们总是对原本没有感情的东西大惊小怪。”
尼科尔森微笑着伸手到上衣口袋里去摸香烟和火柴。“我倒认为那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说。“诗人首先关注的不就是激情吗?”
特迪显然没听见，或者是没在听对方的话。他心不在焉地望着运动甲板上的那对烟囱或是烟囱后的更远处。
尼科尔森好不容易才点着了烟，因为正有一股轻风从北面刮来。他往后靠去，说：“我知道的，你甩掉了一伙纠缠不清的－－”
“‘蝉鸣正喧闹，全不察觉将殒灭。即在一瞬间。’”特迪突然说道。“‘路途何寂寂，无人彳亍于此一秋日之黄昏。’”
“这是什么?”尼科尔森笑着问道。“再说一遍。”
“那是两首日本谣曲。它们并没有多少激情之类的东西，”特迪说。他突然往前坐，把头歪向右面，用手轻拍右耳。“我的耳朵里还有昨天上游泳课进的积水呢，”他说。他又把右耳轻拍了几下，然后朝后靠去．双臂搁在两只扶手上。这自然是张标准大小让成人坐的甲板椅，他坐在里面显得很小，可是同时，他又显得非常放松，甚至是怡然自得。
“我知道，你将一伙很烦人的老学究留在了波士顿，”尼科尔森说，一边观察着他。“在那最后一次小小的争论之后。整个莱德克检测组或多或少都给甩了，据我了解。我想我告诉过你6月里我跟艾尔?巴布科克长谈过一次。事实上，就在那同一个晚上，我听了所放的你的录音带。”
“是的，你说了。你跟我说过的。”
“我知道他们是一伙最缠人的家伙，”尼科尔森继续说道。“你们有天直到深夜都一块儿谈呀谈个没完 那就是你灌录音带的那同一个夜晚，我相信。”他深深地吸了口烟。“据我了解，你作了些小小的预言，使那帮家伙乱成一团。是这样的吧?”
“我希望能知道大家为什么认为情绪冲动是如此重要．”特迪说。“我妈妈爸爸认为，一个人没有人情昧，除非这人认为许多事情都非常悲惨或是非常让人恼火或是非常——非常之不公正，反正是这类情况吧。我父亲读读报就能大喜大悲。他认为我没有人味儿。”
尼科尔森往一边弹了弹烟灰。“我琢磨你没有感情?”他说。
特迪回答之前想了想。“如果我有，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曾经动过感情了，”他说。“这感情有什么好处，我可看不出来。”
“你爱上帝，没错吧?”尼科尔森问，有点故作冷静的样子。“能不能说，这是你的长处?从我由你的录音带里听到的以及从艾尔?巴布科克所说——”
“是的，当然啦，我爱上帝。可是我并不感情用事地爱上帝。他从没说过谁必须得疯疯癫癫地爱他，”特迪说。“如果我是上帝，我肯定不会要大家疯疯癫癫地爱我。那可太靠不住了。”
“你爱你父母，对吧?”
“是的，我爱的——非常爱，”特迪说，“可是你想让我用这个词儿来表示你想让它指的那个意思——我看得出来的。”
“好。那你想用它来表示什么意思呢?”
特迪认真地想了想。“你知道‘亲切’这个词的意思吧?”他问，把脸转向尼科尔森。
“大致的意思我还是懂的吧，”尼科尔森不太高兴地说。
“我对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亲切的感情。他们是我的父母亲，我是说，而且我们都是相互和谐与其他等等的一部分，”特迪说。“我要他们活着的时候活得很快活，因为他们喜欢过快活的日子……可是他们并不以这种方式爱我和布波——那是我的妹妹，我是说他们似乎无法按我们的本来面目来爱我们。他们像是无法爱我们除非他们能不断让我们稍稍有所改变。他们爱我们，但是也几乎同样地爱他们爱我们的理由，更多的时候是更爱后面那一点。那样的爱法可不太好。”他把身子稍稍坐直些，并再次转向尼科尔森。“你有空，是吧?”他问。“我十点三十分可有一堂游泳课要上。”
“你来得及的，”尼科尔森说，也没有先看看自己的表。他把衣袖往上推了推。“现在才十点过十分，”他说。
“谢谢你，”特迪说，又往后靠去。“我们可以再谈十分钟。”
尼科尔森让自己的一条腿从甲板椅侧边伸出来，身子往前靠，把他的烟头踩灭。“据我所知，”他说，身体再往后靠去，“你对吠檀多D的轮回转世说坚信不疑。”
“那不是一种理论。那是整体里的一部分——”
“好了，”尼科尔森急急地说，他微笑着轻轻地抬起双掌，是在作反讽式的祝福。“我们暂且不在这一点上作争论，先让我把话说完。”他再次把伸得远远的粗腿交叉在一起。“从我所听说的，你通过冥思获知某种信息，它使你深倍，你前世是一位印度圣者，但不知怎么的失去了天恩——”
“我前世不是圣者，”特迪说。“我仅仅是一个在灵魂升华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人。”
“好吧——不管是什么，”尼科尔森说。“问题是在于你感觉到上次道成肉身时你在最后大彻大悟之前多少失去了天恩。这没错吧，还是我——”
“没错儿，”特迪说。“我遇到了一位女士，我可以说是停止了做冥想。”他把胳膊从扶手上放下来，把手塞到大腿底下，仿佛想让它们暖和一些。“总之我还得再次转世为人回到世界上来——我是说当我灵魂上等级还没修炼到那么高的境界，以致如果不曾遇见那位女士的话，我可以死去．直接升为婆罗门．而不必重新回到世间来。不过倘若我没有遇到那位女士我不必非得投胎做一个美国人。我是说在美国要做冥想和过一种精神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那样做，别人会以为你不正常。我父亲就多多少少认为我不正常。而我母亲呢——呃，她认为我什么时候都想到神对我没有好处。她认为这有损我的健康。”
尼科尔森在盯看着他，审视着他。“我记得你在那最后一盘带子上说你第一次有神秘经验是在六岁。是这样的吗?”
“我六岁时我见到的一切都是神，我的头发直立，此外还有种种迹象，”特迪说。“那是在一个星期天，我记得。我妹妹当时还是一个小婴儿，她正在喝她的奶，突然之间我见到她是神而牛奶也是神。我的意思是，她正在做的事是把神倾倒进神的里面去，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尼科尔森什么也没说。
“但是我四岁时就能比较经常地从有限的维里突破出来，”特迪说，像是事后想起似的。“倒不是持续不断或是这类情况，而是比较经常。”
尼科尔森点点头。“你当时那样?”他说。“你当时能那样?”
“是的。”特迪说。“那盘录音带上有的……也说不定是在我4月录的那一盘上。我记不清了。”
尼科尔森又在从口袋里取香烟了，不过他并没有把眼睛从特迪身上移开。“一个人是怎么从有限的维里突破出来的呢?”他问，短促地笑了一声。“我的意思是，就从最基本的事实说起吧，一块木头就是一块木头，比方说。它有长度、宽度一”
“它没有。你错就错在这里，”特迪说。“谁都以为事物在某处停滞不前。它们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那时想告诉皮特教授的。”他挪了挪屁股取出一条很难看的手帕－一样灰色、湿淋淋的实体－－擤了擤鼻子。“事物像是在某处停滞不前，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只知道这样去看待事物，”他说。“可是这不等于说事物就是这样的。”他把他的手帕放在一边，盯看着尼科尔森。“你把胳膊举起来一会儿，行吗?”
“我的略膊?为什么?”
“就照着做吧。只举一小会儿。”
尼科尔森把他的前臂举得比扶手高出一两英寸。“这一只吗?”他问。
特迪点点头。“你管那叫什么?”他问。
“你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胳膊。那是一只胳膊。”
“你怎么知道它是的?”特迪问。“你知道它叫作一只胳膊，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呢?你有什么证据说明那是一只胳膊?”
尼科尔森从他的烟盒里取出一根香烟，点燃了它。“坦率地说，我认为那恰好正是最最拙劣的一种诡辩术，”他说，吐出了一口烟。“它是一只胳膊，老天爷啊，因为它是一只胳膊。首先，它必须有个名称，以便与其他事物相区别。我是说你不能仅仅——”
“你只不过是在讲逻辑罢了，”特迪不动声色地说。
“我只不过是在什么?”尼科尔森问，彬彬有礼得稍稍有点过了头。
“讲逻辑。你只不过是给了我一个正规、得体的回答，”特迪说。“我方才是想帮助你。你问了我想要时是怎么能从有限的维里突破出来的。我做的时候当然靠的不是逻辑。逻辑是你首先必须摆脱的一样东西。”
尼科尔森用手指将他舌头上的一丝烟草拣走。
“你知道亚当吧?”特迪问他。
“我知道谁?”
“亚当。《圣经》里的。”
尼科尔森笑了。“个人之间并没什么来往，”他冷冷地说。
特迪迟疑了一下。“别生我的气，”他说。“你方才问我一个问题，我正－”
“我没有生你的气，老天爷呀。”
“好吧，”特迪说。他身子靠在椅背上，但是脸却转向尼科尔森。“你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吃的那只苹果吧，《圣经》里提到的?”他问。“你知道那只苹果是什么吗?逻辑。逻辑和智慧那类的东西。苹果里面全是这些东西。因此——下面就是我的看法了——你必须要做的就是把它呕吐出来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把它吐出来了，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困难去认识木头和别的东西了。你就不会看到事物任何时候都是停滞不前的了。而且你能知道你的胳膊其实是什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你跟得上我的思路吗?”
“我跟得上的，”尼科尔森说，有点小高兴了。
“问题在于，”特迪说，“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想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甚至都不愿停止老是这样地出生和死亡。他们只是不断地要新的身躯，而不想停下来与神共处，那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美妙的。”他思考了一会儿。“这样一群吃苹果的人我以前还真的没有见到过呢，”他说。他把头摇了摇。
就在此时，一个在附近巡行的身穿自制服的甲板侍者，在特迪和尼科尔森身前停了下来，问他们要不要用早餐肉汤。尼科尔森根本没理他。特迪说，“不用，谢谢你，”于是那甲板侍者就走开去了。
“如果你不想讨论下面这件事，倒也不必勉强，”尼科尔森突然说，显得有点无礼。他把香烟灰弹了弹。“不过，这是真的，还是并非真的，你曾告诉整个莱德克检测小组－－沃尔顿、皮特、拉森、塞缪尔斯，还有小组别的人——他们最终将在何时、何处以及如何死去?这是真的呢还是不是的?你不想讨论的话可以不说，不过波士顿可是谣传纷纷呢 ”
“不，那不是真的，”特迪加重语气地说。“我告诉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他们务须格外格外当心。而且我还告诉了他们一些他们做了的话会有好处的事……可是我并没有说过任何那样的话。我并没有以那样的方式提到任何无可避免的事。”他又摸出手帕来使用。尼科尔森看着他，等待着。“还有我压根没跟皮特教授说过一点点那样的话，首先，他不是那伙人里的一个，他们乱开玩笑，还问了我一太堆问题。我的意思是我告诉皮特教授的仅仅是他过了1月份就再别去教书了——我说的就是这些。”特迪身子往后靠去，沉默了一会儿。“别的那些教授，他们实际上是硬逼我告诉他们那些事儿的。那是在我们谈话全谈完以后，录完音以后，时间很晚了，他们全都仍然坐着抽烟，变得嬉皮笑脸的。”
“不过你就没有告诉沃尔顿，或者拉森，比方说．死亡何时、何地与如何最终来到？”尼科尔森紧迫不舍地问。
“没有。我没有说过，”特迪斩钉截铁地说，“我原本不会告诉他们一点点那样的事的，可是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这种事。总不外是沃尔顿教授开的头。他说他真的希望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因为这样他就有数什么工作该干什么工作不该干了，以及怎样最有效地利用他的时间，等等等等。接下去他们全都这么说…因此我跟他们透露了一点点。”
尼科尔森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我没告诉他们将要死去的准确时间。那完全是误传的谣言，”特迪说。“我也可以说的，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真的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虽说他们是教宗教、哲学什么什么的，但是他们仍然非常害怕死。”特迪坐着，或者不如说斜靠着，有一分钟什么都没说。“这太愚蠢了，”他说。“你死去时无非就是从你的身体里挣脱出来。我的天哪，每一个人做这件事都做了成千上万遍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记得了就说他们没做过。这是多么的愚蠢。”
“那也可能，那也可能。”尼科尔森说。“但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仍然是不管多么聪明地——”
“这是多么的愚蠢，”特迪又说。“比方说，再过大约五分钟我有一堂游泳课。我会下楼到游泳池那儿去，那里面也许一点几水也没有。说不定正好是换水的日子什么的。那么，可能发生什么事呢，我也许会走到池子边，只是想看一看池底，比方说吧，而我的妹妹说不定会走过来不知怎的把我推了下去。我可能脑壳破裂顿时就死去。”特迪盯看着尼科尔森。“那完全可能，”他说。“我妹妹只有六岁，她不是一个有过许多次前世的人，而且她也不太喜欢我。这样的事很可能发生，是吧。那么，这里面又有多少悲惨的成分呢?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是说，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难道我不是这样吗?”
尼科尔森鼻子里轻轻地哼了哼。“从你的观点看也许不是什么悲剧，但是对于你的母亲父亲，那肯定是一件挺惨的事，”他说。“这你考虑过吗?”
“是的，当然想过，”特迪说。“不过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于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个名堂而且很爱激动。”他方才又把两只手掖到大腿底下去了。这会儿他把手抽了出来，将胳膊放在扶手上，看着尼科尔森。“你认识斯温吧?就是管理健身房的那人？”他问。他等着?直到看见尼科尔森点了点头。“呃，要是斯温今天晚上梦见他的狗死了，他自然会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他非常喜欢那条狗。可是等他早上醒过来，一切都会没事的。他会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梦。”
尼科尔森点点头。“那又到底说明什么呢?”
“说明的是：如果他的狗真的死了，那也完全是同一回事儿，只不过他不知道罢了。我是说他一直到自己死去之前都再不会醒过来了。”
尼科尔森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正用右手慢悠悠地按摩自己的后脖颈，好让那儿舒服一些。他那只搁在扶手上的左手，指间夹着根新的没点燃的香烟，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出奇地苍白，像是没有生命似的。
特迪突然站起身来。“我恐怕真的该走了。”他说。他又试探地往他椅子腿延伸出去的木棍上坐下来，面对着尼科尔森，一边把T恤往裤子里掖掖。“我想，大约只有一分半钟让我走去上游泳课了，”他说。“要一直走到E区甲板呢。”
“我能不能问一句，你为什么告诉皮特教授他应该在教完一年的第一个月后就别再教书?”尼科尔森问，口气相当生硬。“我认识鲍勃?皮特。所以我才要问。”
特迪紧了紧他的鳄鱼皮带。“只是因为他精神气质比较重，如果他想在精神上有真正的进展，那他现在所教的许多东西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好处。它们对他刺激太大。他现在应该把所有东西从他脑子里排除出去而不是往里装更多的。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就在这一辈子里把许多这种苹果都排除出去。他在冥思上做得很好。”特迪站起身米。“我现在真该走了。我不想到得太迟。”
尼科尔森抬起头来看他，眼光停住不动－－想再留住他一会儿。“如果你能改变教育制度的话，你会做些什么?”他含意不清地问道，“对这问题你有过点儿考虑吗?”
“我真的得走了，”特迪说。
“就回答这一个问题，”尼科尔森说。“教育是我的至爱，真的——我就是讲授这门课的。所以我才要问。”
“嗯……我会怎么做我还不太清楚，”特迪说。“我知道我肯定是不会按学校一般开始做的那一套去开头的。”他双臂交叉，沉思了片刻。“我想我会首先把所有的孩子聚集拢来，教他们如何去做冥想。我要设法教会他们如何发现他们是谁，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一类的事儿……我想，在这之前，我还得先让他们把他们的父母以及所有别的人告诉过他们的一切都排除出去。我的意思是即使他们的父母仅仅告诉过他们一只象很大，我也会让他们把这点点也排除出去。一只象只是在跟别的什么东西——一条狗或是一位女士，比方说——相比较的时候，才是太的。”特迪又想了一会儿。“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象有一个象鼻。我会向他们显示一只象，如果我手边正好有一只的话，但是我会光让他们走到大象跟前去，脑子里对象毫无所知正如象对他们毫无所知一样。对于草以及别的事物也都如此。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草是绿的。颜色不过就是名称嘛。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告诉他们草是绿的，那就会使他们开始指望草看上去是某种样子的～—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那没准同样的好，还说不定更好一些呢……我说不上来。我就让他们把他们的父母和每一个人让他们咬了一口的苹果一五一十全都呕吐出来。”
“你这样做，有没有冒着培养出浑噩无知的新的一代的危险呢?”
“怎么会?他们不会比一只象更浑噩无知。或者比一只鸟。或者比一棵树，”特迪说。“不能仅仅因为某种事物采取某种方式。而不是光以另一种方式行事，就说它浑浑噩噩。”
“那么说不是的?”
“绝对不是!”特迪说。“何况，如果他们想学所有那些别的东西一名称、颜色和数据什么的一他们尽可以学，如果他们感到想学了，等他们长大些以后再学嘛。不过我是要他们以看事物的全部真正的方式来开始，而不是仅仅以所有别的吃苹果的人看待事物的方式——这就是我的意思。”他朝尼科尔森挨过去，把他的手向他伸下去。“我现在得走了。真的，我很高兴能和——”
“稍等一等－再坐一分钟，”尼科尔森说。“有没有想过长大后从事研究工作什么的?医学研究，或是这一类的工作?依我看，就你的头脑来说，没准你终究会——”
特迪回答了，可是并没有坐下来。“我倒考虑过一回，那还是在两年之前，”他说。“我跟几个医生谈过。”他摇了摇头。“那样的工作不会让我太感到兴趣的。医生们都太紧贴事物的表面了。他们总是谈细胞啊什么的。”
“哦?你不认为细胞结构有其重要性?”
“我认为，我当然认为是有的。不过，医生们谈到细胞时仿佛它们自身就具有那样无限的重要性似的。仿佛它们并不真是属于具有它们的那个人似的。”特迪用一只手把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掠了掠。“我生长我自己的身体，”他说。“没有任何人代替我做这件事。因此如果我生长了它，我必然知晓如何长成它。至少，是无意识地知道。在最近这千百年中的某段时间里，我也许会忘却如何生长它的有意识的知识，但是这知识仍然在那里，因为－－很明显——我曾经运用过这知识…必须得依靠大量的冥想和清除，才能把整个知识找回来－－我指的是有意识的知识－－不过如果你想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的头脑是够开放的话。”他突然伸出手去把尼科尔森放在扶手上的手抓起来。他只握住摇了一下，挺友好的，并且说：“再见。我必须走了。”这一回，尼科尔森没能留住他，他开始急匆匆地从过道之间穿了出去。
他走后，尼科尔森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那根未点燃的香烟仍然夹在左手手指间，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好几分钟。最后，他抬起右手，摸了摸，仿佛要检查他的领口是否仍然敞着。接着他点燃香烟，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把烟一直抽到快燃完时，突然把一只脚从椅子边上伸出去，踩在烟屁股上，并且站起身，相当快地朝过道外面走去。
他沿着船头的楼梯，快快地下到散步甲板。他没在那儿停下来，又继续往下走，步子仍然很快，来到主甲板。接着走到A区。然后是B区。然后是c区。然后来到D区。
在D区甲板那里，船头楼梯到了尽头了，尼科尔森站住片刻，显然是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不过，他瞥见了一个像是能向他指点方向的人。在通道的半路上，一个女服务员坐在厨房门外，在边看一本杂志边抽烟。尼科尔森走到她跟前，简短地问了问，谢过了她，继续往船头方向走了几步，推开一扇沉重的金属门，门上写道：通往游泳池。门后面是一道狭窄的、没铺地毯的扶梯。
他还没下到一半就听见一声长长的、极为刺耳的尖叫声——分明是一个小女孩发出的。音响效果非常好，仿佛是在四堵砖墙之内回响似的。
译后记
《九故事》(Nine Stories)是我国广大读者熟悉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的另一重要作品。该书出版于1953年，亦即《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的两年。如果说，《守望者》“反映的是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虚伪和压制的世界里主人公想拼力追溯责任的起源、作出超越阻隔和区别的尝试，”那么，《九故事》则是“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以上所引的是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利的带结论性的简短评语，当然不可能说得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切中要害的。
杰?戴?塞林格(J．D．sal?nger，更准确的译法应是塞林杰)，于1919年出生在纽约市一个犹太商人之家，家境比较富裕。他少年时在几所预科学校断断续续学习之后，1934—1936年又到一所“福奇谷军事学院”住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干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即以这所学院为背景。总之，塞林格在学业上始终没有得到什么正式的结果。1937年，十八岁的塞林格到欧洲去呆了五个月，主要是为7熟悉父亲的进口干醅、火腿的商业业务。但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欧洲的艺术。回美国后他又进过两所大学，但均未毕业。在此期间，他爱上7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不料乌娜很快就嫁培了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使塞林格再次感到失败与挫折。1939年塞林格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短篇小说创作班”，导师是《短篇小说》杂志的主编惠特?伯纳特。从此时起，塞林格便断断续续地创作短篇小说。伯纳特是第一个发现他写作才能的人，但塞林格似乎并不领情。他年轻时就是位性格奇特的人。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塞林格从军，受过反间谍的训练，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战争的残酷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创伤，他曾主动要求住院治疗。在巴黎时他曾去拜见在那里当记者的海明威，据说海明威对他的才气颇加赞赏。塞林格与战争有是的另一件事是，他曾与一位法国女医生结婚，但不久在女方要求下又离了婚。据说，这个法国女子曾经受过作为情报官员的塞林格的审讯。以上这些塞林格的经历在《九故事》里多少能见到一些蛛丝马迹。
1 946年塞林格脱离军队，专事写作，仍以短篇小说为主，他的作品先是发表在《短篇小说》《星期六晚邮报》《老爷》《哈泼斯》等刊物上，后来更受到《纽约人》编辑的青睐。此后他的作品都是先发表在《纽约人》上，然后再出书。
在出书上，塞林格非常谨慎。时至今日，他仍然未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都结集出版。1974年，有人曾私自编印了一部两卷本的《杰?戴?塞林格未结集短篇小说全集》，这是未经他同意的盗版本。他的一篇作品《海普渥茨16号，1924年》是发表在1956年6月的《纽约人》上的，这是他最后在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作品。出版社几次征得他的同意打算出版，但最后又遭到了他的反对。
塞林格在出版《九故事》后，只出版了两本书。一为《弗兰尼和卓埃》(1961)，另一为《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些；以及西摩：一个介绍》(1963)。这些作品里的神秘主义倾向越来越浓厚，看来已非心态颇不正常的作者所能控制。据说，塞林格的宗教哲学的来源是一本宣讲印度宗教的叫作《罗摩克里希纳大师的教义》的书。近年来，塞林格之让人记得，除了不断重印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外，主要是对他的隐居、他的生活怪癖，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些女人的报道。他过去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与他的女儿玛格丽特.A.塞林格都出版了回忆他的书。这些事己超出塞林格文学成就的范围，这里就不提了。
不营怎么说，塞林格通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等作品，写出了“多愁善感的反英雄们四处碰壁的浪漫主义理想”①，写出了美国二战后空虚、苦闷的一代青年的“爱和污秽凄苦”。而且他“是个极具魅力的作家，他有意限制了写作范围并在这片狭小天地里达到了完美”@。因此，对译者来说，翻译他的作品无疑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项工作。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他的作品则是既有认识价值，也会得到审美收获的一项精神活动。
塞林格经常在小说接近结尾处不动声色地布设一个“风暴眼”。读者需要细心发现与用心琢磨才能领略其微妙含义与艺术效果。这是译者通过翻译所得到的体会，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本书九篇作品中，《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下到小船里》《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等五篇系由何上峰先生翻译，其余四篇则由我译出。特此说明。李文俊2002年9月于华威西里
塞林格 一个传奇的离世
2010-02-11 14:54 南方人物周刊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本刊记者 刘子超
1
2010年1月27日，91岁的美国作家J.D.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在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康沃尔的家中溘然辞世。
57年前，这位文学隐士定居此地，从此不视尘烟。
据塞林格的文学代理机构哈罗德?奥伯协会说，去年5月，塞林格摔伤了大腿，但身体状况一直不错，直到今年，才开始突然衰退。
不过，他没有遭受任何痛苦，协会代表说，他在平静中离开了人世。
2
1951年，塞林格发表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还出版过《九故事》和以格拉斯家族为主角的《弗兰尼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它们大都以早熟的青少年为描写对象。
1965年之后，塞林格没有出版新作，但他仍然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年轻人。
霍尔顿如同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他远离崇高，却充满正义感。
《时代》周刊说，如果有一样东西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它的年代联系起来，那就是霍尔顿（或许也是他的创造者）的终极谴责：伪君子。在这个词的周围有一整套模糊的伦理体系，而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就是这套伦理的哲学创始人。
《纽约客》的编辑大卫?莱姆尼克说，塞林格受到了如此广泛的阅读，以致你很难想象任何一位读者，无论老幼，没有受到霍尔顿或格拉斯家族的影响。
3
《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卖出3500万册，至今仍能每年销售25万册。人们将它和《少年维特的烦恼》并论。据说，维特曾引发欧洲年轻人的自杀风潮，那么霍尔顿呢？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名来自罗伯特?伯恩的诗歌《穿越麦田》。诗中无所不在的无助感被塞林格融进了霍尔顿的人生，而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心灵写照。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雷斯曼说，每个校园都有霍尔顿式的孤独人群--他们是那些在12月一定穿着雨衣的人，他们忠实地扮演着霍尔顿的角色。
1980年，马克?大卫?查普曼枪杀了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他在警车里说，他这样做的原因可以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找到。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写道：年轻人对塞林格作品的热爱表明，塞林格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融于时代，他的作品始终指向这个时代与个人心灵间的缠斗。
4
丛生的桦树和铁丝网阻挡着人们的视线；一座涂成大红色的新英格兰式平房和一个不大的蔬菜园旁边，流淌着小溪；小溪对面是个混凝土单间，里面有使塞林格成为作家的一切：书、打字机和档案柜。
年轻时代，塞林格渴望成功；可当成功到来，他却迅速归隐山林。
塞林格极少离开自己的隐居之所，只不时开着吉普车到城镇去，购买食物和报纸。他会说上几句必要的话，除此之外便沉默不语。那些想接近他的人，最终只能给他写信，但通常收不到回复，因为塞林格嘱咐出版社，直接把来信烧掉。
有时塞林格会去佛罗里达度假，或是与同样隐居的《纽约客》前主编威廉?肖恩碰个头。他们在老巴尔的摩酒店的大钟下见面，那里挤满了预科学校的学生和刚进入大学的菜鸟。
5
多少年来，塞林格所在的小镇经常埋伏着记者，但几乎没有人如愿以偿。
塞林格拒绝一切采访，只有一次例外：一个16岁的高中女孩，要为校报写一篇文章，塞林格接受了采访。不过，看到文章最终发表在公开杂志上后，他失望地在房子四周搭起了铁丝网。
他拒绝访客，在街上遇见陌生人打招呼，也会转头逃跑。
自从《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版之后，按塞林格的要求，他的照片不再出现在书皮上。
他拒绝任何读书俱乐部活动。在好莱坞将他的短篇小说《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改编成一个商业垃圾后，他不再出卖任何版权给好莱坞，甚至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也被拒之门外。
一直逃避世俗世界的生活，或许比参与正常社交活动更辛苦。不过塞林格至少实现了霍尔顿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愿望：在树林边建一座小木屋，“不用跟任何人进行他妈的愚蠢没用的对话”。
6
过去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与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都出版过回忆塞林格的书。
在《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一书中，梅纳德爆料说，塞林格控制欲极强，性方面也很霸道。他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在意，沉迷于顺势疗法，饮食极挑剔，早餐只吃冷冻豌豆，晚餐则是半熟的羊肉汉堡。
玛格丽特说，她父亲有一串古怪的癖好，包括：禅宗、吠檀多印度教、基督教科学和针灸等。她说他喝自己的尿，在倭格昂盒子（orgone box，心理学家威廉?赖希发明的一种有电话棚大小的六面盒子，盒子里面是金属，外面是木质，病人坐在盒子里可以吸收集中起来的倭格昂能放射以治疗疾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塞林格的儿子马修对以上描述的真实性予以否认。
7
塞林格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商人之家。少年时代在几所预科学校学习，后又到一所军事学院寄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很多描写都以此为背景。
在学业上，塞林格平平无奇。18岁时，被父亲派到欧洲，学习进口干酪、火腿的业务，但他的兴趣显然在欧洲艺术上。
回到美国，他上过两所大学，但均未毕业。他爱上了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千金，她却嫁给了足够当她父亲的卓别林。
8
塞林格在二战爆发后参军。此时他已经开始写作。“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能找到一个空着的战壕，我都一直在写。”
他开着吉普的时候也带着一台打字机，他的一名战友回忆说，在他所处的那个区域遭遇袭击的时候，他还蜷在桌子下飞快地打字。
塞林格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残酷的战争给他留下了精神创伤，他主动要求住院治疗。这期间，他曾去巴黎拜访海明威，后者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
他与一位法国女医生结了婚，但不久就离掉了。据说，这位法国女子受过作为情报官员的塞林格的审讯。
9
1946年，塞林格离开军队专事写作。他的作品曾发表在很多刊物上，直到受到《纽约客》的青睐。此后，他的小说就再没有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塑造了庞大而古怪的格拉斯家族。这个大家族的整个命运还没有叙述完成，但它已经成为人们难以忘却的美国家族传奇。
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曾说，塞林格对格拉斯家族的爱甚至超过了上帝。乔伊斯?梅纳德说，她看到过关于格拉斯家族的几个书架的笔记，但这些笔记从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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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书这件事上，塞林格非常谨慎。他并未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全部结集出版。
1965年他最后一次在《纽约客》发表作品《海普渥茨16号，1924年》。他一度同意将这篇小说出版，最后一刻又撤销了授权。
几年前，一个自称为J.D.加利福尼亚的瑞典人写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续集，署名为《60年后：穿越麦田》。塞林格起诉了加利福尼亚和他的出版公司。在曼哈顿联邦法庭上，法官支持了塞林格的请求（此书后在英国出版）。
塞林格去世后，他的少量短篇也许会进入公众领域。不过律师表示，按照塞林格对隐私和著作的保护程度，版权全部公开，可能要等到2080年。
11
塞林格曾说，他身处这个世界，却从不属于它。如今，他离开了这里。
他的家人希望他能与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不管这些人是真实的人物抑或是虚构的小说角色。
1951年，《纽约客》访问塞林格，问起他热爱的作家。
塞林格回答：“我爱卡夫卡、福楼拜、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奥?卡西、里尔克、洛尔迦、叶芝、兰波、勃朗特、简?奥斯汀、亨利?詹姆斯、布莱克、柯勒律治。我不会举出任何活着的作家，我认为那样做不对。”
如今我们都可以爱J.D.塞林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