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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故事

_3 J. D. 塞林格 (美)
  “是我呀,”宝宝说。“是舰队副司令坦纳鲍姆呢。本姓格拉斯的那位。我视察后舵手来啦。”
  终于有了反应。
  “你不是什么副司令。你是个太太,”莱昂内尔说。他由于呼吸控制得不对,说出的句子常常至少出现一个停顿,使得他想强调的字声调非但没有上升,反倒下降了。宝宝不仅是在听,更像是在密切注视着他的声音。
  “谁跟你说的?谁告诉你我不是司令的?”
  莱昂内尔回答了,但是声音轻得听不见。
  “谁?”宝宝说。
  “我爸。”
  宝宝仍然蹲着,此时伸出一只手穿过两腿之间的V字形空当,撑在码头地板上以保持身子平衡。“你爹是好样的,”她说,“但他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大的旱鸭子了。一点儿不错,我进港后是位太太——这是真的。可是我真正的职业最初、最终和永远绝对是——”
  “你不是什么舰队司令,”莱昂内尔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不是舰队司令。你一直都是个太太。”
  一时间两人都不吱声了。莱昂内尔乘机再次试着去改变小船的航向他操舵的姿势是两只胳膊全趴在那上面。他穿着卡其布颜色的短裤和一件干净的白T恤,胸前染印有鸵鸟杰罗姆拉提琴的图画。他皮肤晒得黝黑,他的头发在颜色、质地上都几乎跟母亲的一模一样,发顶让太阳晒得都有点退色了。
  “好多人都以为我不是舰队司令,”宝宝说,一边盯看着他。“那是因为我没有到处乱吹。”她边保持着平衡,边从裤子侧兜里摸出香烟和火柴。“我几乎从来也不去跟别人谈论我军阶的事儿。特别是那些我和他们说话时连看都不看我的小男孩。我那样做会影响我正在上升的前程的。”她没有点姻,却突然站直身子,直得都有点过了头,接着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椭圆形圈儿,放到嘴边,竟然——像吹玩具笛似的发出了有点像军号那样的声音。莱昂内尔顿时抬起了头。很可能他也清楚这号声是假的,但他显得还是很为之感到振奋;他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宝宝将这曲调——它是“熄灯号”与“起床号”奇特的混合体
  一连吹了三遍,当中没有任何停顿。接着,又郑重其事地朝湖对岸行了个军礼。当她终于重新在码头边蹲下来时,她像是深感后悔,因为方才在老百姓和小男孩面前竟显示出对海军传统的威仪如此激动,未免失态。她朝湖的不太宽的水平线凝望了片刻,接着又似乎想起自己在这儿绝不是独自一人。她朝下——很庄重地——瞥了菜昂内尔一眼,菝子的嘴还没合拢来。“那是一种秘密的军号曲调,只有舰队司令才允许听的。”她点燃香烟,又将火柴吹得飘出一股引人遐思的又细又长的烟柱,火柴给吹灭了。“要是有人知道我让你听到这号声——”她摇了摇头。她又重新将她那像在看六分仪的眼睛对准着水平线。
  “再来一次。”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宝宝耸耸肩膀。“头一条,这儿附近低级军官太多了。”她改变了自己的姿势,采取了一种盘腿式的印度人蹲坐法。她把短袜拉拉高。“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会怎么做,”她说,挺一本正经的。“如果你告诉我你干吗往外跑,我就把所有的秘密军号曲都吹给你听。怎么样?”
  莱昂内尔立即把眼光垂下,重新对着甲板。“不行,”他说。
  “为什么不行?”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莱昂内尔说,扳了一下舵柄以加重语气。
  宝宝遮挡住右边的脸,那儿的太阳很刺眼。“你跟我说过你不再跑的,”她说。“咱们谈好的,你告诉我你不再跑了。你答应我的。”
  莱昂内尔回答了一声,但是轻得听不见。
  “什么?”宝宝说。
  “我没答应过。”
  “啊,答应的,你答应过的。你非常明确地答应的。”
  莱昂内尔又去扳他小船的舵了。“你说你是舰队司令,”他说,“你的舰队又在哪儿呢?”
  “我的舰队嘛,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宝宝说,一边开始把脚伸到小船里去。
  “出去!"莱昂内尔命令道,但是还没有到尖叫的程度,而且眼睛一直是朝下看的。“谁都不许进来。”
  “准都不许吗?”宝宝的一只脚已经碰到船头了。但她顺从地缩回到码头地而。“任谁都不让进吗?”她又同复到她的印度人盘坐姿势。“为什么不让?”
  莱昂内尔的回答是完整的一句话,可是仍然声音不够大。
  “什么?”宝宝说。
  “因为不让所以不让。”
  宝宝眼睛定定地盯着男孩,是是分钟什么话都没说。
  “听你这么说我太难过了,”她终于开口了。“我就是爱上你的船上去呢,没有你,我闷得慌。我太想你了。一整天我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莱昂内尔这回没有转动舵把。他细看把手上的木纹。“你可以跟桑德拉说话呀,”他说。
  “桑德拉忙啊,”宝宝说,“再说,我也不想跟桑德拉说话。我想跟你说。我要下到你的船上跟你说。”
  “你蹲在那儿也可以说的。”
  “不行,我办不到。距离太远了。我得挨近了才能说。”
  莱昂内尔摇动舵把。“谁也不许进来,”他说。
  “什么?”
  “谁也不许进来。”
  “好吧,那你能不能在船里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往外跑?”宝宝问道。“而且在你答应过我再也不跑之后?”
  舱板上离后座不远处放着一副潜泳护目镜。莱昂内尔一下子答不出话,便用右脚大脚趾和二脚趾去夹住护目镜的带子,然后用腿灵恬、迅速地一挑,把潜水镜甩出了舷边。护目镜立刻沉人水中。
  “好哇。干得漂亮,”宝宝说他这回可该高兴了。”她又吸了“那眼镜可是你韦布叔叔的。哦,口烟。“护目镜最早还是属于你西摩伯伯的”。呢。”
  “我管小着,”
  “我瞧出来了。我知道你满不在乎,”宝宝说。她的香煳在她的手指间形成一个奇特的夹角;眼看香烟要烧到她指戈节一个凹处了。她突然感到烫手,便松开烟头,让它往湖面落去。接着她从只侧兜里摸出一样东西。那是包什么,纸牌般大小,白纸包着,用绿缎带捆扎着。“这是个钥匙串皮包,”她说,觉得孩子眼睛抬起来在看着她了。“就跟你爸那只一样。但是比爸爸的j丕可以多穿几只钥匙。这上面有十个钥匙圈呢。”
  莱昂内尔放开舵把,身子往前倾。他伸出双手作抓取状。“扔过来。”他说。“行不?”
  “咱们先都坐好不动,宝贝儿。我还得稍微考虑考虑。我照说是应该把钥匙串儿扔到湖里去的。”
  莱昂内尔张开嘴瞪视着妈妈。他又合上了嘴。“那是我的嘛,”他说,语气一点点弱下去,没那么理直气壮了。
  宝宝向下看着他,耸了耸肩膀。“我管不着。”
  莱昂内尔身子慢慢地往后坐正,一边瞅着他母亲,一边手往后伸去够舵把。他双眼流露出彻底的领悟力,他母亲早就预料会那样的。
  “拿去吧。”宝宝把那个包包往船上他身上扔去。包包不偏不斜地落到他的大腿上。
  他看看腿上的包包,捡起来,捏在手里,看看,然后一拨——从身体侧面——把它拨进湖中。接着他马上抬起头来看宝宝,眼里噙含着的不是对抗情绪而是泪水。很快,他那张嘴一瘪,扭曲成一个横写的“8”字,他放声哭开了。
  宝宝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就像在剧院里腿坐麻的人那样,然后让身子落到小船里去。不一会儿,她已经坐进后座,把那水手抱在膝上,一边摇着他一边吻他的后颈,并且还告诉他:“水手不哭的,乖宝。水手永远都不哭。除非他们的船快沉了。或者是遇到海难,在救生筏上吃尽苦头,连喝的水都没有除非是——”
  “桑德拉--跟斯美尔(臭)太太说——我爸是个又大——又臭的——开克(风筝)”
  宝宝抽缩了一下,动作小得仅仅能察觉,可是她把男孩从膝上举起,让他在自己面前站住,又把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捋了捋。“她说了,是吗?”她说道。
  莱昂内尔强调地上下点点头。他接近了些,仍然在哭,站在母亲两腿之间。
  “哎,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宝宝说,把孩子抱拢在自己双臂双腿间那两个“v”字形里。“这还不是世界上最最糟糕的事呢。”她轻轻咬着孩子的耳朵边缘。“你知道‘开克’是什么吗.乖宝?”
  莱昂内尔一下子不是不愿意说便是说不出来。不过,等哭泣所带来的抽噎稍稍缓和了些之后,他还是开口了。他是对着宝宝温暖的脖颈说的,给捂住了但总算可以听清楚。“是那种能飞上天的东西,”他说。“用一根线拴住的。”
  为了想把孩子看得更清楚,宝宝把儿子稍稍推开些。接着她把一只动作挺猛的手伸进他裤子的后裆,让孩子吃惊不小,但几乎也就在同时,她把手抽了回来,一本正经地帮他把衬衫掖到裤子里去。“跟你说咱们要干什么,”她说。“咱们开车到镇上去,买点泡菜,再买点面包,咱们在车子里把泡菜吃了,然后开车到车站去接爸爸,接下来咱们把爸爸接叫家,让他带我们坐船。你帮爸爸把帆扛到这儿来。好不好?”
  “好的,”莱昂内尔说。
他们不是慢慢走回家去的,他们来了一次赛跑。莱昂内尔赢了。
为埃斯米而作
----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就在不久前,我收剑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
  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是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被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儿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D日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毛里塔尼Ⅱ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人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最潮湿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卜的白数码宇吸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我的予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升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一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说过,她问道,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这以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胸前。
  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须多加想像,也会感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得什么毛病,会稍感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的脸,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很精致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数到场的人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小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湿的顾客的。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子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未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湿透了,两个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两个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什标本似的。在后面压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了
  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脱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脱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色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压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蛆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蛆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我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里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候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我也回报了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唇,免得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缝,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蛆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那真是太美妙了。“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弄聪明,而是想弄清事实或是弄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挺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同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自己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扣断了的淡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小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色的填补物露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爱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一一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精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我方才瞧见你了。”
  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湿漉漉头发的顶端。“俄亥俄你熟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熟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肉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
  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圳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
  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感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如果细细琢磨,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小瞧别人,我相信这样做与她的人品不太相称。
  她脸红了——这又是在自动提醒我有点不注意社交礼仪了。“嗯。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行为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永远彼此打打闹闹,还出口伤人,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姨妈的窗子。幸好那窗子是开着的。你觉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吗?”
  那当然是不特别聪明,不过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兵都远离家乡,只有极少数才在生活中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我说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是会理解的。
  “也许是吧.”我的客人说,没有什么信心。她再次把手举到湿头发那儿,摸到几绺软疲疲的金发,想让它们遮盖住自己露出的耳轮。“我头发湿透了,”她说。“我难看死了。”她对我看了一眼。“干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我看得出来。看得出你头发是打卷的。”
  “不是真的卷成一个个卷儿,而是挺有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我结婚了。
  她点点头。“你深深爱着你的妻子吗?是不是我太关心别人的私人问题了?”
  我说她太过分的时候我会说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我曾想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巨大的手表作出点表示——比如说建议她不如把表系在腰上。
  “一般说,我这人不特别合群,”她说,同时把眼光对着我似乎想知道我究竟懂不懂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面或反面的都没有。“我坐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太孤单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方才确实是感到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坐过来。
  “我正在训练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我姨妈说我这人非常冷,”她说着又去摁自己的头顶了。“我同我姨妈一起住。她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想尽办法让查尔斯和我觉得适应。”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优美的情操,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炯炯目光盯看着我。“你觉得我这人非常冷冰冰吗?”
  我告诉她决非如此——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也问了她怎么称呼。
  她犹豫了一下。“我前面的名字是埃斯米。我想暂时先不告诉你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封号,你会让封号给震住的。美国人都这样,你明白吧。”
  我说我想自己还不至于会这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就在此时,我觉得有谁在我的脖颈后面喷热气。我头一转,险些儿和埃斯米年幼的弟弟鼻子跟鼻子撞在一起。他不理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利小姐让你马上回去把茶喝了!”口信传达完了以后,他就退到了我右面他姐姐和我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去。我非常感兴趣地打量着他。他显得很神气,穿一条棕色的设得兰呢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服,里面是白衬衫,还打着条纹领带。他用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盯看着我。“为什么电影里的人都侧着脸接吻?”他问。
  “侧着脸?”我说。这个问题小时候也曾困惑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的鼻子都太大.所以没法正面接吻。
  “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埃斯米说。“按他的年龄说就算是非常聪明了。”
  “他的眼睛真绿呀。你是不是这样,查尔斯?”
  查尔斯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这问题很傻也只配有这样的回答,接着他在那把椅子里扭上扭下,直到整个身子都藏到了桌子底下,只有他的脑袋像摔跤运动员拱起身子时似的,留在了椅座上。“眼睛是橘红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他撩起桌布的一角,盖在了他那张漂亮却毫无表情的脸上。
  “有时候他聪明可有时候又不聪明,”埃斯米说。“查尔斯,给我坐好!”
  查尔斯还是那样呆着。他好像在屏住呼吸。
  “他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他在北非给——杀——害——,。”
  我表示听到这件事我非常难过。
  埃斯米点点头。“父亲特别喜欢他。”她若有所思地啃起大拇指甲盖来。“他长得非常像我母亲——查尔斯,我指的是。我活脱脱是我父亲的样儿。”她继续咬她的指甲。“我母亲是个感情很丰富的女子。她性格外向。父亲性格内向。他们很般配,不过,这也是表面上如此。坦率地说,父亲真是需要一位智力上优子母亲的女子作伴侣的。他是个天赋很高的才子。”
  我默默地等候着,想听到更多的情况,可是她不再讲了。我低下头看看查尔斯,此刻他正将半个脸侧枕在他的椅子上。当他看到我在注视他时,他便闭上跟睛,假装睡觉,睡得像小天使般的甜美,接着又把他的舌头伸出来——他这器官长得出奇——并且发出了在我们美国碰到棒球裁判眼神差劲时准会奉送的大声倒彩。这吵声把整个茶座震得够呛。
  “别叫了,”埃斯米说,显然早已习以为常一点不觉得意外了。“他见到一个美国人在排队买炸鱼带土豆片时这样喊过,现在他一感到无聊了便这样干。给我停下,听见没有,不然我立刻让梅格利小姐来管教你。”
  查尔斯把他那双大眼睛睁着,表示他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了,但除此之外也不显得特别在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枕在椅座上。
  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应该把这一手——指做鬼脸发怪叫什么的——留到他能正式使用封号时表演。那是说,如果他也能有封号的话。
  埃斯米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像医生在诊断病人。“你的幽默感成色差点儿,对不对?”她说带着点思念之情。“父亲总说我完全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不具备条件应付生活的挑战,因为我缺乏幽默感。”
  我看着她,点燃了一根烟然后说,我认为,遇到要紧关头时,有没有幽默感并不起什么作用。
  “父亲说是有用的。”
  她这样说是出于对亲人的信赖,并非真的和我意见相左,于是我就赶紧扭转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父亲也许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而我则是一时一地地看(这到底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查尔斯极其想念父亲,”埃斯米沉默片刻之后说道。“父亲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的相貌又是特别俊美。倒不是说一个人的长相有多么重要,不过他确实是俊美。以他这么一个难以逾越的①宽厚平和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是极具穿透力的。”
  我点点头。我说我猜想她父亲词汇量一定异常丰富。
  “哦,是的;相当丰富,”埃斯米说。“他以前是一位档案收藏家一一业余玩玩的,当然是。”
  正说到这里,我感到上臂那儿挨了一下挺烦人的拍击,几乎能说是挨了一拳了,是查尔斯那个方向打来的,我朝他转过去。他现在坐的姿势还算正常,只是一个膝头窝在身子下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话了?”他尖叫着问。“这是个谜语!”
  我对着天花板沉思地把眼球转来转去,并且大声把谜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作出被难倒的表情,说我认输了。
  “墙角见!”他用最大音量嚷出了谜底。
  对这出戏最感得意的正是查尔斯自己。他简直是乐不可支。结果是埃斯米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像对待咳嗽不止的病人那样。“行了,别闹了,”她说。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不论见到谁都要把同一个谜语说一遍,每回都要疯上一遍。他一笑就跟犯病似的。好了,快停下来,行不行。”
  “不过,倒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谜语之一,”我说,一边望着查尔斯,他正一点点一点点地平静下来。听到我的夸奖之后,他身子在椅子上往下缩了多半截,还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自己的脸,一直蒙到眼睛下面。接着他用露出来的两只眼睛看着我,那里面充满了慢慢消退下去的兴奋表情以及一种得意神色,因为他掌握一两个最精彩不过的谜语。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入伍之前是做什么事的?”埃斯米问我。
  我说我还没有工作过,我从大学毕业只有一年,不过我总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专业作家。
  她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发表过吗?”她问。
  这是一个别人老爱问而我总觉得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从不一二三那样具体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只是一伙——
  “我父亲文笔很漂亮,”埃斯米打断我的话。“我保存了一些他的书信,将来给后代入看。”
  我说这主意我听着觉得不错。我的眼光恰好又落在她那个表盘极大、像是读秒器的手表上。我问她,这表是不是原来属于她父亲的。
  她低下头,很庄重地看了看自己手腕那儿。“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是他在查尔斯和我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双手从桌面上移开,又说,“当然,纯粹是为了作个纪念。”她转移了话题。“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写一篇小说,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我可是个贪婪的读者呢。”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写的。我说,不过说来惭愧,我绝不是一个多产作家。
  “并不需要特别多产的嘛!只要写一篇不孩子气不那么傻的就行。”她想了一想。“我偏爱写凄苦的小说。”
  “写什么的小说?”我说,身子向前倚了倚。
  “污秽的。我对写凄苦的小说特别感兴趣。”
  我正想从她那里再套出些细节来,可是我感到胳膊上让查尔斯重重地掐了一下。我转过头去,因为疼痛稍稍抽缩了一下。他站在我的右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了?”他问,态度还挺亲热。
  “这你方才问过他了,”埃斯米说。“好了,别闹了。”
  查尔斯理也不理他姐姐,更把身子踩在我一只脚上,又把谜面问了一遍。我注意到他的领带系得有点歪。我帮他弄弄正,接着正视着他的眼睛,假装问道,“是咱俩墙角见,对吧?”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自己说了。查尔斯的嘴巴耷拉着松了开来。我觉得那像是让我一巴掌揍开的。他从我脚上下来,气鼓鼓神色凛然地走向自己的桌边,连头也没回。
  “他气极了,”埃斯米说。“他脾气很暴躁。我母亲总爱惯纵他。我父亲是惟一不娇惯他的人。”
  我继续望着查尔斯,他已经坐下开始喝他的茶了,用两只手抱住杯子。我希望他能转过头来,可是他没有。
  埃斯米站起身来。“Ifautquejeparte我也该走了”她说,叹了口气。“你懂法语的吧?”
  我从自己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感到有些怅然也有些迷惑。埃斯米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是神经质的人的那种,掌心潮滋滋的。我告诉她,用的却是英语,有她作陪我这段时间过得真是非常愉快。
  她点了点头。“我料想你会的,”她说。“以我的年龄来说,我算是比较善于跟人交谈的。”她又试探地摸摸自己的头发。“我头发这样,真是不好意思,”她说。“我的样子大概很不雅观吧。”
  “哪里哪里!实际上,我觉得不少波纹已经重新出现了”
  她再次迅速地去摸了摸头发。“你看这阵子你还会再来这儿吗?”她问。“我们每星期六都来的,排练结束之后。”
  我回答说我非常希望再来,可是很遗憾,我看再来的可能性怕是没有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不能透露有关部队换防的消息哕,”埃斯米说。她没有离开桌边的迹象。事实上,她将一只脚搭在了另一只脚上,眼睛朝下看,把两只鞋子的尖端排齐。这个小动作挺漂亮的,因为她穿的是白短袜,她的脚踝和脚都长得很可爱。她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愿不愿意让我给你写信?”她问,脸上稍稍泛起一些红晕。“我写信表达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我这种年龄——”
  “我当然愿意,”我拿出铅笔和纸,写下我的名字、军阶、编号与军邮信箱号码。
  “我会先给你写信,”她接过纸说道,“这样就不至于让你感到面子上过不去什么的了。”她把地址塞在她衣服的一个口袋里。“再见,”她说,朝自己那张桌子走回去。
  我又要了一壶茶,看着他们,直到姐弟两个还有那位备受折磨的梅格利小姐站起来准备离去。查尔斯走在最前面,装出一副可怜相一瘸一拐地走着,就像是个条腿比另一条短了几寸的人似的。他还是不朝我这个方向看。梅格利小姐跟在后面,然后是埃斯米,她朝我挥挥手。我也挥手作答,还半欠起了身子。这竟是一个很让我动了些感情的奇异时刻呢。
  还不到一分钟,埃斯米又回进茶室来了,还拽住查尔斯的海军服袖子把他拖在身后。“查尔斯愿意吻你一下跟你告别,”她说。
  我立刻把手里的茶杯放下,说这太好了,可是她没弄错真是如此吗?
  “是的,”她说,口气有点恶狠狠的。她松开查尔斯的袖子,把他朝我这边用力推了一把。查尔斯过来了,脸色铁青,在我右耳根下很响地吻了一下,嘴唇湿湿地发出了吧的一声。熬过这一关之后,他笔直朝门口奔去,要永远摆脱这种婆婆妈妈的事儿,可是我一把抓住他海军衫的后腰带,紧握不放,并且问他:“一堵墒跟另一堵墒说了什么?”
  他变得容光焕发。“咱们在墙角那儿见j”他尖声喊道,一溜烟跑出茶室,乐得都快疯了。
  埃斯米又采取交搭着脚站立的姿势了。“为我写小说的事你真的不会忘记吗?”她问。“倒也不一定纯粹为我而作。也可以——”
  我说忘记是决不可能。我告诉她我以前从来没有专为任何人写过一篇小说,但是这样做的时机似乎恰好来到了。
  她点电头。“要写得极其污秽凄苦,极其动人呀,”她建议道。“你对人世间的凄苦污秽多少有点了解吧,”
  我说我不敢说了解得很透彻,不过好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熟知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了,我会尽力做得合乎她的要求的。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有能在不那么严肃的环境下相识,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我说是的,我说的确是的。
  “再见,”埃斯米说。“我希望经历了战争后你身心都健康如初。”
  我向她表示感谢,还说了几句别的什么,接着便看着她离开茶室。她走得很慢,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一边还摸摸发梢,看看干了没有。
  下面便是故事中污秽凄苦,或者说感人的部分了,场景变了。人物也发生了变化。我仍然在故事里,不过从现在起,为了某种我无权公开的原因,我已把自己伪装得很巧妙,连最最聪明的读者也难以辨认出来。
  胜利日几个星期之后,晚上十点半左右,地点是在巴伐利亚州的高弗尔特。参谋军士x正呆在一座老百姓住宅一楼他的房间里,早在停战之前,他就和另外九个美国军人驻扎在这里了。他坐在一张乱得没法看的小写字桌前的一把木折叠椅里,面前摊开着一本软纸封面海外版的小说,这书他读得很费劲。问题在他这方面,而不在小说本身。虽然军中特别服务部门每月送来的新书总是让住楼下的人抢着先挑,但是剩下倒像是他恰好想看的那些。可是他并小是经历了战争仍然身心健康如初的年轻人,因此一个多小时以来他都把几段文字读了三遍了,此刻他正逐个句子地重新读。他突然合上书,连读到哪里都没有作记号。他用一只手把眼睛遮了一阵,以挡住桌子上方那只没罩子的灯泡射出来的刺目、让人难受的亮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烟里取出一根,点燃了它,点的时候手指老是不断地轻轻碰撞。他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不知其味地吸着烟。几个星期以来他总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用舌头稍稍一顶他的牙龈就会渗血,可他又忍不住试着去顶;这是他在做的一个小游戏,有时候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有一会儿他坐着边抽烟边做这样的试验。可是突然,很熟悉的一种感觉像往常一样毫无预示就来到了,他只觉得他心里测着没落,悠悠晃晃的,就像头顶行李架上的一件行李没有系紧一样。他赶紧采取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做的补救措施:用双手紧紧按住两边的太阳穴。他紧按了有好一会儿。他需要理发了,头发很脏。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星期医院,洗过三四次头发,可是乘吉普车回高弗尔特,路很长,尘土飞扬,头发又脏了。到医院去接他的z下士还是按战时规矩把挡风玻璃全摇了下来,他才不管停战还是没停战呢。开赴德国的新兵有成千上万之多。只有把玻璃摇下来以战时的方式开车,才能显出自己跟他们可不一样,他绝不是什么刚来欧洲战区没见过一点世面的新兵蛋子。
  X松开太阳穴后,开始朝写字桌面瞪看,那儿乱作一团,摊放着至少二卜来封没打开的信和至少五六个未拆的邮包,全是寄给他的。他的手越过这堆东西拿起一本靠墙立着的书。那是戈培尔的一本大作,书名是DieZeitOh史无前例的时代。这是属于几星期前还住在这里的这家人家那个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儿的。她原是纳粹党的一名下级官员,但是官阶又稍稍高了点儿,正好划进军队条令规定理应逮捕的范围之内。逮捕她的止是X自己。此刻,从他出医院回来的那天起,他第三次翻开老小姐的这本书并且读出写在扉页上的简短题词。是用钢笔写的德文,字很小,规矩得都有点拘谨了,写的是:“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没头没脑,别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房间令人窒息的死寂里,书页上这孤单单的一句像是具有无可辩驳,甚至是经典性控诉的意味。x对着扉页瞪看了好几分钟,苦苦地抗拒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让自己为之所动。接着,怀着几个星期以来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过的热情,他拿起一个铅笔头,在题词下面用英语写道:“父辈们师长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他正要在这句话后而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可是看到方才自己所写的字几乎完全辨认不清,吓得全身一阵寒颤。他合上了书。
  他急急地从桌子上拿起另一样东西,是他哥哥从奥尔巴尼发来的一封信。早在他住院之前这信就已经在他桌上放着了。他拆开信封,尽管决心不大还是想一口气把信读完,但是也仅仅是读了第一页的上半段。读到这几个字后他停了下来:“现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了,你在那边也许有很多空闲时间,可否给孩子们捎些刺刀和万字章来……”他把信撕掉,又低头看看字纸篓里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注意到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他能看到有个人的脚站在某处的一块草坪上。
  他把两只胳膊放在桌上,把头枕在E面。他从头到脚都疼,所有的痛区似乎都是相互依存的。他倒很像是一棵圣诞树,上面电线都连在一起,只要有一只灯泡出了毛病,其他的也全都不亮。
  门连敲都没敲就给砰地推开了。x抬起头,转过去,看到z下士站在门口。z下士跟x合开一辆吉普车,从D日登陆以后,他们共同一口气参加了五次战役。他住在一楼,每逢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是自己有什么烦心事想发泄时,他总上楼来找x。他是个高大魁伟、很上相的年轻人,今年二十四岁。战争期间,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在许尔特根森林给他拍过照;他摆好姿势,一副求之不得的模样,一手提着一只感恩节火鸡。“在写信呀?”他问x。“天哪,这儿怎么阴森森的。”他总喜欢他进入的房间顶灯开得亮堂堂的。
  x在座位上转过身子,请他进来,还让他小心点别踩着狗。
  “别踩着什么?”
  “阿尔文。它就在你脚边,克莱。把那盏鬼灯帮我打开,行不?”
  克莱找到开关,按亮了顶灯,然后走过这狭窄的用人房模样的小屋,在床边坐下,面对着房间主人。他那刚梳过的砖红色头发上还滴着水,为了弄顺自己的头发他每回都要用上不少水。跟往常一样,他那件黄绿色衬衫右面口袋里鼓鼓地塞着一把梳子,是带自来水笔卡子的那种。左边口袋上方,他别着步兵战斗部队徽章(严格说,他没有戴的资格),别着欧洲战区勋标,上面有五颗铜星,表示参加过五次战役(他没有换成一颗银星,这相当于五颗铜的),还别着“珍珠港前即已服役”勋标。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的好基督嗳。”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部队里全这么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磕出一根,把那包烟放回去,重新扣上兜盖。他一边抽烟,一边心不在焉地打量着房间。最后,他的日光落到那只收音机上。“嗨,”他说。“过几分钟就要广播那台精彩节目了。有鲍勃?霍普,好多大明星都参加演出呢。”
  x拆开一包新的烟,说他自己刚刚关掉收音机。
  克莱情绪一点儿没受到打击,他看着x在费劲地点烟。“耶稣呀,”他说,起劲得像个热情的观众,“你看看你那双不争气的手。小子哎,你是不是在打摆子。你自个知道的吧?”
  x总算把烟点着了,他点点头,还说克莱眼睛真尖,再小的事儿也瞒不过他。
  “不跟你开玩笑,嗨。我在医院见到你时差点儿没晕过去。你跟一具尸体也差不离。你掉了多少肉?几十磅?你可清楚?”
  “我不清楚。我不在的时候你收到的邮件正常吗?有洛雷塔的消息吗?”
  洛雷塔是克莱的女朋友。他们准备一等条件许可就马上结婚。她来信很勤,那可是个乐园,里面孽生着许许多多三重惊叹号和意思不甚精确的叙述描写。战争的全过程中,克莱给x大声念了洛雷塔所有的来信,不管它们写得多么亲热——事实上,越亲热克莱就越是来劲儿。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读完后总要求x帮他谋划或是敷衍成一封复信,要不就是帮他往里面嵌进去几个怪唬人的法语或德语词儿。
  “有的,我昨天刚收到一封她的信。在我房间里呢。呆会儿我拿来给你看,”克莱没精打采地说。他在床边上坐直身子,屏住呼吸,打了个长长的响嗝。他像是对这个成就比较满意,就又放松了下来。“她那操蛋哥哥因为坐骨有毛病要从海军退伍了,”他说。“他倒有坐骨可以倚仗呀,这狗杂种。”他再次坐直想打第二个嗝,可是这次成绩差点儿。他脸上出现了一些警觉的神情。“对了。趁我没忘赶快说。咱们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要开车去汉堡还是哪儿,给整个支队领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x满怀敌意地看着他,说自己可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克莱显得大为惊讶,几乎有点受到伤害似的。“哦,这种外套很不错的!看上去很帅。你怎么回事儿?”
  “不为什么。干吗让咱们五点钟起床?谢天谢地,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不清楚——咱们得赶回来吃午饭吧。他们又领来一些新表格要我们午饭前填好…?我问过布林为什么不能今天晚上填——那些鬼表格他都领来了就在他桌子上放着呢。可是他不想现在就拆包,这狗娘养的。”
  两人默默无言地对坐着,都在生布林的闷气。
  克莱突然盯看着x,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更大的——兴趣。“嗨,”他说。“你还不知道你那半边该死的脸抽搐得很厉害吗?”
  X说他知道得很清楚,一边伸手上去捂住痉挛的部位。
  克莱瞪看了他一会儿,接着说,口气很轻松,仿佛他有什么大好消息要传递似的,“我写了封信给洛雷塔,说你精神崩溃了。”
  “哦,是吗?”
  “是的。她对所有这类事感兴趣得要命。她止在专门念心理学呢。”他直挺挺地在床上躺了下来,连鞋也不脱。“你知道她说州么来着?她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战争这些事就精神崩溃的。她说你说小定是属于不稳定型的,你这倒霉的一生就是这样的。”
  x把双手捂在眼前——床上面的灯光像是真要把他刺瞎了——回答说,洛雷塔能把事情看得这么透,这真叫人高兴。
  克莱斜瞥了他一眼。“听着,你这杂种,”他说,“她对心理学上的问题看得可要比你透得多。”
  “能劳驾把你那双臭脚从我床上移开吗?”x 问。
  克莱把他的脚举起“甭教导我该把脚往哪儿放”那样长的几秒钟,然后扭了下身子,坐了起来。“反正我是要下楼去了。他们在沃克房间里开着收音机呢。”可是他仍然不从床上下来。“嗨。我方才正跟楼下那个叫伯恩斯坦的新兵蛋子说呢。记得那回我跟你开车去瓦隆涅吗?咱们挨了他妈的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炮轰,还有咱们趴在那个洞里,那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车的顶篷上,我开枪打它的事?记得么?”
  “记得——别再开始唠叨猫的事了,克莱,真是烦透了。我不想听这事。”
  “我不是要说这事儿,我光是说我把这事在信里告诉了洛雷塔。她跟心理学课全班学生讨论了这件事。在班上和班下。连那该死的教授和许多别的人也都参加了。”
  “那很好。不过我不想听它了,克莱。”
  “不,你知道洛雷塔说为什么我那么来劲儿给那猫一枪吗?她说我是暂时性精神失常。不开玩笑。是因为炮轰什么的引起的。”
  x将手指插进他的脏头发,往后梳理了一下,然后再次用手挡住灯光。“你没有精神失常。你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你扣死了那只小猫咪,任何一个人在这情况下都会毫不迟疑那样做的。”
  克莱用猜疑的目光看着他。“你他妈的说些什么呀?”
  “那猫是个间谍。你必须对准它使劲开枪。那是个披着件廉价皮毛的德国侏儒。因此绝对谈不上有野蛮、残忍、卑鄙,甚至是
  “他娘的!”克莱说,嘴唇绷得紧紧的。“你说话就不能正经点吗?”
  x突然一阵恶心,他在椅子上猛地转过身子,抓过字纸篓——总算还来得及。
  等他直起腰,把脸对着客人时,他发现克菜很困窘地站在从床通向门的半路上。x本想说几句道歉的话,但又改变主意,伸手去拿烟了。
  “咱们下楼去听电台里的霍普表演吧,我说,”克莱说,他虽然想躲远点但仍然力图表现得友好一些。“会让你舒服些的。真的。”
  “你先去吧,克莱……我要看看我收集的邮票。”
  “是吗?你还集邮?我怎么不知道——”
  “我只是说着玩儿的。”
  克莱慢慢地朝门口走了两步。“我也许呆会儿要开车去艾赫斯塔德,”他说。“他们那儿有个舞会。没准会一直跳到半夜两点。要去吗?”
  “不了,谢谢……我可以在房间里练舞步的。”
  “好吧。晚安!好好歇着吧,哎,看在老天的分上。”门砰地关上,但马上又重新打开。“嗨。我把一封写给洛雷塔的信从门下边塞进来行吗?我在里面用了儿个德文词儿。你帮我摆摆平行不行?”
  “行。快让我清静一会儿吧,真是的。”
  “这就走,”克莱说。“你知道我妈妈来信说什么了吗?她信里说她很高兴你跟我在一起而且整个战争中都这样。而且还共用一辆吉普什么的。她说自从咱俩搭伴以来我的信写得水平高多了。”
  x费了好大的劲儿抬起头米看他,说道:“谢谢。替我谢谢她。”
  “我会的。晚安!”门砰地关上,这次是真的关上了。
  x坐着朝门瞪看了好久,然后把椅子转向写字桌,从地板上拿起他的手提打字机。他在乱七八糟的桌面上为它清出一块地方,把那堆摊开的没拆的信和包裹往边上推。他寻思,给他在纽约的一个老朋友写封信也许能让他快点解除痛苦,即使疗效不会特别显著。可是他竟不能把纸平整地塞进卷筒,此刻他的手指颤抖得太厉害了。他把两只手垂到身边,等了一会,然后再试,最后却把纸揉在手里。
  他明白应该把字纸篓拿到房间外面去,可是却一动没动,他只是把两只胳膊放在打字机上,头又伏了上去,并且闭上了眼睛。
  头部的血管砰砰跳动了好几分钟,这以后,他张开眼睛,发现目光斜斜地正落在一只还未拆开的绿纸包上。那也许是他给打字机腾地方时从一堆东西里掉下去的。他看见这个小包已经转寄了好几次。光在一侧上就至少有自己的以前三个军邮信箱号码。
  他动手拆包,但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都没去看寄件人的地址。他用的是点燃火柴烧断细绳的办法。他更感兴趣的是看着绳子怎样一路烧下去而不是拆开包裹,虽然他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盒子里有一张钢笔写的短笺,放在用纱纸包着的一样东西的上面。他拿起短笺,读了起来。
  17号,——路
  ——德文郡
  6月7日,1944年
  亲爱的x中士,
  希望能原谅我在延搁7三十八天之后才开始和你的通信,我一直极其忙碌,我姨妈因患咽喉链球菌炎症动了手术几乎不起,我自当承担起一个又一个的重担。但是我经常想起你以及1944年4月30日3时45分到4时15分共同度过的那个极其愉快的下午,我写得这么详细是怕你也许忘了。
  D日的事使我们全都异常激动以及敬畏有加,只希望它能加快结束战争与一种生存的方式,说这种生存方式荒唐可笑还是最最轻描淡写的呢。查尔斯和我都非常惦记你;我们希望扣敦廷半岛首次强攻时你不在场。你参加了吗?请尽快复信。代向你太太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忠诚的,
  埃斯米
  又及。我非常冒昧地随信寄上我的手表,战争结束之前务请留下使用。我们那次短暂的会晤中我未曾注意你是否有表,不过这一只绝对防水防震而且还具有其他许多功能例如可以测知你正在步行的速度。我深信,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它对你肯定比对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希望你能把它看成是一件吉祥的护身符。
如夸我正在教查尔斯读书写字,我发现他是个极其聪明的初学者,他也要在信上写上几个字。请一有时间与心情就立刻回信。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爱你也吻你查尔斯
  过了许久,x才终于把信纸放下,更想不起要把埃斯米父亲的手表从盒子里取出来了。当他终于想起,把它取出时,他看到表面玻璃在邮寄过程中已经震碎了。他不知道手表别处有没有损坏,他已经没有勇气去拧紧发条作一番检查了。他只是把它拿在手里,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睡意,这让他简直感到心醉神迷。
只要一个人真正有了睡意,埃斯米啊,那么他总有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的。
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
  电话铃响起时,灰白头发的男人问那姑娘,口气里还稍稍带着几分恭敬,地是不是觉得他还是不接为好。姑娘像是从远处听到他说话似的,她把脸转向他,一只眼睛——给光照着的那只
  一紧闭,那只张开的眼睛,尽管有点让人看不遗,却是特别的大,而且湛蓝湛蓝的几乎像是到了紫色的地步。灰发男人催她快着点儿,于是她抬起右前臂,仅仅没有慢到给人一种在应付差事的感觉。她用左手把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掠掠,说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我是说你想是怎么回事?”灰发男人说他认为接与不接都不会有多大差别,接着便把自己的左手插到姑娘支撑身体的胳臂底下肘部前而点的地方,将几只手指往前挪,在地前臂与胸口之间那片温暖的区域里开拓空间。他用右手去够话筒。为了快些拿到话筒,他只得将身子往上坐了坐,这就使他的后脑勺轻轻触到灯罩的一角。在那一瞬间,灯光使他那头几乎已成白色的灰发显得特别辉煌,如果不说是特别充满动感的话。虽然头发此刻有些凌乱,但显然是刚理过的,——或者不如说,是新“做”过的。后颈与鬓角处按传统方式剪得短短的,但两侧与顶部的头发却留得比一般都显得长,而且,事实L,是“很有点气派”了。“喂?”他用洪亮的声音对着电话问。姑娘继续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看着他。她那双跟睛与其说是很警惕或猜疑,倒不如说仅仅是睁得很大,主要是在显示出它们本身的大小与颜色。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电话线那头传了过来,这声音石头般死板,却有点粗鲁,在目前这样情况下几乎是节奏快得有点让人反感。“是李吗?我吵醒你了吗?”
  灰发男子眼光快快地朝左边那姑娘扫了一眼。“是谁呀?”他问。“是阿瑟吗?”
  “是啊——我吵醒你了吧?”
  “没有,没有。我在床上看书呢。出什么事了吗?”
  “你能肯定我没吵醒你?没说假话?”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灰发男子说,“事实上,我一天平均也就是胡乱睡上个四小时——”
  “我给你去电话的原因是,李啊,你有没有碰巧看到琼安妮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你有没有注意她是不是跟埃伦博根两口子一起离开的?你正好注意到了吗?”
  灰发男子再次朝左看去,可是这回眼光扫得高了一些,没看那姑娘,她这会儿正像个年轻、蓝眼睛的爱尔兰警察那样盯看着他呢。“没有,我没注意,阿瑟,”他说,眼光看着房间昏暗的远处,那是墙壁与天花板的接连处。“她没跟你一起离开吗?”
  “没有。基督啊,没有。那么说,你根本没见到她离开了?”
  “嗯,没有,我确实是没有见到,阿瑟,”灰发男子说。“说实在的,我整个晚上实际上什么都没见到。我刚进门,就给缠住了,好长时间都摆脱不开,给那个法国傻瓜还是维也纳傻瓜——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呢。他娘的每一个这号外国佬都眼睛瞪得老大,就等着一个子儿不出,享受免费法律咨询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琼安妮不见了吗?”
  “噢,基督。谁知道呢?我可不知道。你知道她灌是了酒一心要走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吧。我不清楚。她也许只是一”
  “你给埃伦博根家打电话了吗?”灰头发的人问道。
  “噢。他们还没回家,我不清楚。基督啊,我连她是不是和他们一起离开的都不清楚。我就清楚一件事。我他妈的就拿得准一件事:我是彻底把脑力都耗尽了。我不开玩笑。我这回确实是当真的。我完了。五年哪。基督呀。”
  “好啦,先尽量宽宽心,好不好,阿瑟,”灰头发说。“首先,如果我没看错埃伦博根夫妻的话,他们很可能是一起跳上辆出租车上村子去呆上几个小时了。他们仨没准会砰地一推门闯回——”
  “我有这么个感觉,她方才也许是到厨房对某个狗杂种下功夫去了。我只不过是有这种感觉。她灌是了酒总要到厨房去跟某个混小子搂搂抱抱的。我算是完了。我对天起誓这回绝对不是开玩笑。是是五个年头一’
  “你现在在哪儿,阿瑟?”灰头发问。“在家里吗?”
  “是啊。在家里。家,可爱的家。基督啊。”
  “好了,你就尽量放松一点——你现在的状态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
  “我不知道。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呢?”
  “好了,哎,听着。放松些。就是要放橙,”灰头发说。“你知道埃伦博根夫妻脾气的,老天爷呀。可能是出了什么事,他们可能误了他们的末班火车。他们仨没准下一分钟就会闻进你家门,兴高采烈,一股夜总会的一’
  “他们是开车去的。”
  “你怎么知道的?”
  “给他们看孩子的姑娘呗。我跟她进行了几番很让人开窍的谈话。我们关系铁得很呢。都成了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了。”
  “很好。很好。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你坐坐稳,放松一会儿,行吗?”灰头发的男人说。“他们三个没准下一分钟就翩然驾到呢。信我的话好了。你是了解利昂娜脾气的。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一旦来到纽约就仝会染上这种康涅狄格轻骨头病。你是知道的。”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仍然不明白。”
  “你当然是明白的。用用你的想像力嘛。那两口子没准是生拉硬拽,把琼安妮——”
  “听着。琼安妮从来不需要谁把她拉拽到哪儿去。别给我灌输这一套鬼道理。”
  “没人想给你灌输什么呀,阿瑟,”灰头发心平气和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原谅我。基督呀,我真是昏了头了。说真的,我的确没把你从梦中吵醒吗?”
  “真吵醒我会告诉你的,阿瑟,”灰头发说。他下意识地把左手从姑娘前臂与胸口间抽出来。“嗨,阿瑟。你想听听我的劝告吗?”他说。他把紧靠话筒的电话线在手指间捻来捻去。“我这是认真的。你想听听劝告吗?”
  “唉。我也说不上来。基督啊。我在耽误你时间了。我干吗不干脆把我的——”
  “就听一分钟,”灰头发说,“首先——我一点也不开玩笑,懂吗——赶快上床,安静下来。给自己调好一大杯香喷喷的睡前酒,然后钻进——”
  “睡前酒!逗我了吧?基督啊,刚才这两个倒霉的小时里我都往肚子里灌了大约~夸脱那玩意儿了。睡前还喝啊!我此刻像上了石膏似的连动都--”
  “好吧。好吧。那就上床吧,”灰头发说。“别多想了--听到了吗?老实说,坐着干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我懂。我连操心都不操心,天哪,可是这女的没法叫人相信!我对天起誓。我对天起誓她这人没法叫人相信。你相信她的程度只能相当于扔出去一只——我也说不上来扔出去的是什么。唉——,有什么用呢?我都快发疯了。”
  “行了。别再想这事了,听话。忘了它,好吗?你先尽力把这一切从脑子里清出去,就算帮我一个忙,行不?”灰头发说。“依我看,你是在一一我真是这么想,你是在给自己背上一座大山——”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都没脸告诉你,可是你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他妈的干什么吗?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你想知道吗?”
  “阿瑟,听着,这不是一个——”
  “等一等——我跟你说了吧,妈的。实际E我不得不强压着自己不去打开公寓里他妈的每一个壁柜的门——我对天起誓。我每天晚上回家,真怕会在这儿那儿找到藏起来的一个个狗杂种。开电梯的小子啦。送外卖的小子啦。警察啦——”
  “好了。好了。咱们还是尽量放松一些,阿瑟,”灰头发的人说。他猛地朝右瞥了一眼,那里有根晚上早些时候点着的香烟平放在烟灰缸上。可是显然早就熄灭了,他也设有拿起来。“首先,”他对着电话说,“我告诉过你多少多少遍了,阿瑟,这正是你铸成最大错误的关键所在。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愿意听我讲你干了什幺吗?你路走偏了——我这么说是非常认真的,懂吗——你确实是路走偏了所以在折磨自己。实际上,真的是你,在诱导琼安妮——”他打断了话头。“你他妈真是福气碰到了她这么个了不起的孩子。我真是那么想的。你对这孩子完全不说一句好话.尽管她有这么高的趣昧——或者是头脑,大哪,为了这一点”
  “头脑J你在开玩笑吧?她他妈的一点儿头脑都没有!她是个动物!”
  灰头发的人,他的鼻孔在翕动,像是要深深吸一口气。“我们全都是动物,”他说。“从根本上说,我们全都是动物.”
  “我们才他妈的不是呢。我他妈的就不是。我也许是一个愚蠢、腐败的二十世纪的狗崽子,可是我不是动物。别给我来这一套。我不是动物。”
  “我说,阿瑟。这样说话是不是让我们--”
  “头脑。耶稣啊,你知道情况有多可笑吗?她以为自己他妈的挺有学问呢。这正是好笑之处,这正是滑稽之处。她看报纸的戏剧版,她看电视节目看得眼睛都快瞎了一以为这一来她就有学问了。你知道我娶到的是谁吗?你想知道我娶回家的是什么人吗?我娶的是当夸最伟大最具潜力,有待发现的女演员、女小说家和女心理分析师,而且是纽约全能的他妈的没受到欣赏的名人兼天才。这你原来不知道吧,是吧?基督呀,这真可笑我都想一刀把我喉咙给切了。哥伦比亚附校的一位包法利夫人呀。包法——”
  “谁?”灰头发问,听上去有点恼怒。
  “包法利夫人还上《电视欣赏》课呢。上帝啊,你要是知道多么
  “行了,行了:你知道这样说下去咱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灰头发说。他转过头去向那个姑娘做了个手势,将两根手指放在自己嘴边,意思是给他一根烟。“首先,”他说.对准了话筒,“你也算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可是你行事既不老练又简直像个普通老百姓。”他把身子坐直,好让那姑娘能从他身后伸手过去够到香烟。“我不是在开玩笑。这表现在你的私人生活上,也表现在你的
  “头脑,噢,我的天,真要了我的命了!伟大的基督啊!你可曾听到过她形容别人——某个男人,我指的是?什么时候你没事儿做时,就算帮我一个忙,让她绐你形容一下某个男人。她把她看到的每一个男人都描写成‘极有魅力’。哪怕是最最老、最最不起眼、最最油滑的——”
  “行了,阿瑟,”灰头发很不高兴地厉声说。“说这有什么用。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从姑娘手里接过一根烟。姑娘点燃了两根。“顺便问问,”他说,把烟从两个鼻孔里喷出来,“今天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什么?”
  “你今天的事情办得怎么样?”灰头发重复了一遍。“你的案件办得如何了?”
  “哦,基督!我不知道。糟透了。在我正开始作最后陈述的前两分钟,原告的辩护律师,那个利斯贝格,把那个疯疯癫癫的女清洁工传进庭来,还带着一摞床单作为证据——上面都是臭虫污迹。基督啊j”
  “后来怎么样?你输啦?”灰头发问,又吸了口烟。
  “你知道法官席上坐的是谁?是‘维多利奥大娘’。这家伙干吗跟我过不去,我到死也弄不明白了。我连嘴都还没张开他就劈头盖脸压过来了。跟这样的家伙是无理可喻的,根本就说不清。”
  灰头发扭过头去看看那姑娘在干什么。她已捏起姻灰缸,要把它放在两人中间。“你是输了,那么说,还是怎的?”他对着话筒说。
  “什么?”
  “我说,你是小是输了?”
  “是啊。我本打算告诉你的。可是晚会上乱哄哄的,我没找到机会。你认为二世会大发雷霆吗?倒不是我会有任何一电点在乎,不过你觉得怎么样?认为他会吗?”
  灰头发用左手在烟灰缸边缘上蹭了蹭他那根烟上的灰烬。“我不认为他非得要大发雷霆不可,阿瑟,”他平平静静地说。“不过,几率非常之大的是,他也不见得会对这事兴高采烈。你知道,我们代理这三家倒霉旅馆有多久了吗?斯坦利老头本人开创整个——',
  “我知道,我知道。二世告诉我至少有五十遍了。这是我一辈子听到的最最美妙的故事之一。是的,我是输了那场倒霉官司。可是得说清楚,那可不是我的错。第一,这疯子维多利奥整个审判过程中给我设下圈套。然后那傻大姐女清洁工让大家传看被单,上面都是臭虫的--”
  “没有人说是你的错,阿瑟,”灰头发说。“你方才问二世会不会大发雷霆,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就给你一个坦白的——”
  “我知道——我知道那……其实我也不清楚。管它呢。反正我可以重新进军队的。我告诉你这个了吗?”
  灰头发再次把头朝姑娘转过去,也许是让她看看,自己的表情是如何的克制,甚至都像修炼得很好的苦行僧了。可是姑娘错过了看这张脸。她方才膝盖一动碰翻了烟灰缸,此刻止匆匆忙忙用手指把烟灰撮作便于收拾的一小堆;她抬眼看他恰好慢了一秒钟。“不,你没说过,阿瑟,”他对着话筒说。
  “是啊。我可以去的。我还没想好。自然,这个主意我并小是特别热中,能不去我也就不去了。不过我说不定只好去。我还说不上来。至少,那是一种解脱。如果军队能发还我那顶小头盔、我的又宽又大的写字桌以及我那顶可爱的大蚊帐,也许就不必——”
  “我真想往你那脑瓜袋里塞点理智进去,伙计,这就是我想干的,”灰头发说。“照说你是他妈的——众人眼里的一个聪明人哪,怎么说话十是像个菝子。我这样说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你让一些微不是道的小事搀杂在一起,让它们滚雪球般滚到一个程度,它们就在你脑子里占着他妈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你就全然不能胜任一丁点儿——”
  “我早就该离开她的。你知道吧?去年夏天我就该把事情了结的,当时我刚真正开始滚这个雪球——你知道的吧?你知道我为什幺没有这么做?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做?”
  “阿瑟。看在基督分上。咱们这么谈一点儿结果都不会有的。”
  “等一等。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干?我可以把准确的答案告诉你。因为我替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全部的简单真理。我替她感到难过。”
  “这个嘛,我不大了解。我是说我无权发表意见,”灰头发说。“不过,在我看来,有件事你似乎忘了,那就是琼安妮是个成年女人了。我不了解,不过在我看来--”
  “成年女人!你疯了吗?她是个成年小孩,我的天哪!听着,我正要刮胡子——好好听着——我正耍刮胡子,突然之间她从公寓的最远的一端喊我。我就得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我胡子正刮到
  半,我那张倒霉的脸上满是泡沫。你知道她为什么叫我?她想问,我是不是觉得她脑袋瓜挺好使。我对上天起誓。她不可救药了,我告诉你吧。她睡着时我认真观察过她,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相信我好了。”
  “嗯,这事儿你应该了解得比——我是说我不宜发表意见,”灰头发的人说。“但是,问题是,妈的,你根本没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来”
  “我们是错误的结合,就是这么回事。说穿了就是如此。我们错误结合错到家了。你知道她需要的是什么吗?她需要有个粗壮高大、不爱吭声的狗杂种,隔上一阵走过来把她揍得人事不省——揍完了又走回去继续看报。她需要的就是这个。对她来说我他妈的太软弱了。我们结婚时我就知道这点了——我对天起誓,当时我就明白了。你鬼精灵,你从来不结婚,不过人们结婚之前,他们脑子里偶尔会闪过一些想法,预见到婚后会出现什么情景。我忽略了这档子事。我忽略了自己也得闪念闪念。我太软弱了。基本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你不是软弱。你只不过是不动脑子,”灰头发说,从姑娘手里接过一根新点燃的烟。
  “我当然是软弱!我当然是软弱!他娘的,我是不是软弱我自己清楚!如果不是我软弱,你以为我还会让所有的事搞得一团糟吗——啊,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当然是软弱……天哪,我让你一整夜没法睡觉了。你干吗不把电话对我啪地一摔呢?我说的是实话。你挂上得了。”
  “我可不想啪地对你摔电话,阿瑟。我愿意帮助你,总要尽尽心吧,”灰头发说。“实际上,你是你自己最大的——”
  “她不尊重我。她甚至都不爱我,老实说。基本上把话说穿了我也不再爱她了。我也说不清楚。我爱,也不爱。造没准儿。总是起伏不定。基督啊!每回我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我们总因为什么事到外面去吃饭,我们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她戴着白手套什么的款款走来。我说不清楚。或者是我会开始想起我们初次驾车去纽黑文看那场普林斯顿球赛了。我们刚驶离花园人道有一只车胎就瘪了,天气冷得邪门,我拾掇倒霉的车胎时她给我打着手电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说不清楚。或者是我开始想起——基督啊,这挺不好意思的——我开始想起我们开始来往时我献给她的那首狗屁诗歌。‘玫瑰般我的肤色而且雪白,嘴唇美丽面我的双眸澄碧。’基督啊,真让人不好意思——这诗总让我想起她。她眼睛不是绿颜色的——她那双眼睛像他妈的海贝壳,我的老天——可是这诗还是让我想起她……我说不清楚,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都昏了头了。朝我捧电话吧,你干吗不摔?我不开玩笑。”
  灰头发那人清了清嗓子,说道,“我不想对你挂断电话,阿瑟。只有一件——”
  “她有一回给我买了一身套服。用她自己的钱。这事我跟你说过吗?”
  “没有,我——”
  “她径直走进特里普勒时装店,我想是这家,买了下来。我甚至都没跟她一起去。我是说,她还有一些他妈蛮不错的素质的。好笑的是,那套衣服还不坏。我只需臀围处收小一点——我说是裤子——再改改短就行了。我是说她有些蛮不错的素质。”
  灰头发又听了片刻。接着,他突然转向姑娘。他对她看了一眼,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但是充分告诉她电话那一头突然发生了什么。“哎,阿瑟。听着。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我是认真的。喂,听着。我这么说可是诚心诚意的。你能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脱掉衣服上床睡觉?好好放松自己,行吗?琼安妮说不定两分钟以内就会回家的。你小想让她瞧见你这副样子吧,对吗?该死的埃伦博根两口子没准会跟她一起闯进来。你总不想让这么多人看到你这副模样吧,是不是?”他听着。“阿瑟?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上帝啊,我弄得你一夜没睡。我不管做什么事,总做得——”
  “你没使得我一夜没睡,”灰头发说。“快别这么想。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每晚平均也就睡四个小时嘛。只要办得到,我想做的是,伙计,就是帮助你。”他听着。“阿瑟?你在那儿吗?”
  “是的。我在。听着。反正我也弄得你没法再睡了。我能上你那儿去喝上一杯吗?你不在乎吧?”
  灰头发那人把身子坐坐直,把没拿电话的那只手按在头顶上,说:“现在吗?你的意思是?”
  “对啊。我是说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只呆一分钟。我只不过是想在什么地方坐上一坐——我说不清楚。这样行吗?”
  “行啊,不过问题是我不认为你应该来,阿瑟,”灰头发说,同时把按在头顶上的手放了下来。“我的意思是你来我再欢迎不过,可是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做的就是稳坐家中了放松自己,等琼安妮翩然来到。你要做的就是在地翩然而至时正好在现场。我说得对呢,还是不对?”
  “是啊。我说不清楚,我对天起誓,我说不上来。”
  “嗨,我可清楚,我非常非常清楚,”灰头发说。“我说,干吗你不立刻跳上床去,放松自己,过一会儿,倘若你真的想,就给我打个电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跟人谈谈的话。还有千万别着急。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到我的话啦?现在你愿意这么做吗’”
  “好吧。”
  灰头发的人把话筒在耳朵边继续放了一会儿,然后将它放回到机子上。
  “他说什么来着?”姑娘紧接着问他。
  他把他那根烟从烟灰缸里挑出来——也就是说,从一堆吸过和吸了一半的烟头中挑出来。他长长地吸了口,说,“他要过来喝杯酒。”
  “天哪!你是怎么说的?”姑娘问。
  “你不是听到我的话了嘛,”灰头发那人说,眼睛看着她。“你听得见我的话的。不是吗?”他把烟掐灭了。
  “你方才真了不起。绝对了不起,”姑娘说,注视着他。“天哪,我觉得自己真像是条狗!”
  “哼,”灰头发说,“是够难对付的。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了不起。”
  “你是了不起。你真是神了,”姑娘说。“我都瘫了。我绝对是瘫了。你瞧瞧我l”
  灰头发的人看着她。“嗨,说实在的,这局面是够难缠的,”他说。“我的意思是这整个局面是那么奇特甚至都没——”
  “亲爱的——真对不起,”姑娘急匆匆地说.一边身子往前伛去。“我想你是着火了。”她用几只手指的指肚在他手背上快快地拂了一下。“没事儿。只不过是一点点烟灰。”她身子靠了回去。“不。你方才真了不起,”她说。“上帝啊,我觉得自己纯粹是一条狗!”
  “噼,局面确实是非常非常扎手。那家伙显然是在经受一场绝对的——”
  电话铃猛地响起。
  灰头发男人说了声“基督啊!”但不等铃第二次响他就拿起话筒。“喂?”他对着话筒说。
  “李吗?你睡着啦?”
  “不,没有。”
  “听着,我只是寻思你一定很想知道。琼安妮刚刚回到家了。”
  “什么?”灰头发那人说,把左手搭在眼睛上方,虽然灯是在他的身后。
  “是啊。她刚大摇大摆回来了。就在我跟你通话后的十秒钟。我只是觉得乘她上厕所该给你去个电话。听着,真是万分感激。李,我不是开玩笑——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还没睡着吧,啊?”
  “没,没有。我正要——没有,没有,”灰头发说,手仍然搭在眼睛上方。他清了清嗓子。
  “是的。事情显然是这样,利昂娜喝得烂醉如泥,随着便他妈的号啕在哭起来,鲍勃要琼安妮跟他们一起出去上哪儿喝杯什么来安定神经。我说不清楚,你是明白的。乱成了一团。总之,后来她回家了。真是乱到家了。说实在的,我想都是因为这该死的纽约。我想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没准得在康涅狄格州给自己找一小块地方。倒不一定非得特别远,只要远得让我们能他妈的过正常生活就行。我是说她非常喜欢种点花草什么的。要是她有自己他妈的花园什么的她没准会乐得发疯。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纽约除了一群疯子之外还认识什么人?你当然不在其列。就算是正常人也迟早会给逼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灰头发没有回答。挡在手掌后面的一双眼睛闭得紧紧的。
  “不管怎样,我准备今天晚上跟她谈谈这件事。或者,也许明天。她仍然有些醉。我的意思是她从根本上讲还是个非常不错的孩子,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稍稍处理得好一些,那么至少该试一试,否则岂不是他妈的太蠢了。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打算把这件糟透了的臭虫案子理理顺。我一直在考虑。我方才就在琢磨.李。你觉得怎样,如果我当初走进去亲自跟二世谈一谈,我本可以——”
  “阿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一’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又给你重新打电话什么的是因为我担心我那混账法律事务之类的事。我不担心。我的基本意思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我最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只是想,要是我不费什么心思就能把二世的事摆平,那我不这样做岂不是个大傻——”
  “听着,阿瑟,”灰头发打断了对方的话,把手从他脸上移开,“我忽然觉得头疼得要命。我不知道这毛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不好?明天早上咱们再谈——行吗?”他又听了片刻,然后挂上电话。
  姑娘马上又去跟他说话,可是他没有回答。他从烟灰缸捡起一根点燃的香烟——这根是姑娘的——开始往嘴边送去,可是香烟从他手指间滑脱下来。姑娘想在烧着别的东西之前帮他抬起来,可是他却告诉她看在基督的分上坐着别动,于是姑娘抽回了自己的手。
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
  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bonv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 bo(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那句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而且传递起来从不被耽误的纽约人的祈祷语,于是,顿时,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莱克星顿大街口一所美术学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课,这真让我觉得烦透了。(就在博比和我离开巴黎前的那一个星期里,我在弗雷伯格画廊举办的全国少年画展上拿到过三个一等奖呢。在返美航程中,我总用房舱的镜子来观察我与艾尔?格列柯形象上怪异的相似之处。)一星期三个后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医座椅上,在那上面几个月里我被拔掉八颗牙,其中三颗是门牙。一周剩下的那两个下午,我通常在各个美术画廊里打发时间,它们大都开殴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里就差没嘘那些美国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读书上面。我买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经典丛书-主要是因为博比说咱们套间里没地儿放这些东西——我还存心闹别扭把整套五十本书全念完了。深夜,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间房里两张单人床之间支起画架,大画特画。根据我1939年的日记,单单一个月里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画。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画像。但是有时候,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文艺女神忽然异想天开了,我竟撂下油画画起漫画来。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上面显示出一张深邃的大嘴,是一个人在让牙医治病。那人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而牙医在用法语伤心地对他说:“我着那颗臼齿还能保住,可是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要算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多多少少相当于,这么说吧,一个特别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级生跟一个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剑桥报童之间会出现的那种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我们逐渐发现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时,这对我们关系的改进更是毫无好处。事实上,这样的发现竟使一种很让人觉得别扭的“阿方斯(连环画中极客气的人物之一),您先请”的关系出现。我们每次在卫生间门口险些撞上时,两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欢快灿烂的笑容。
  1939年5月里的一个星期里,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记住进里兹旅馆的十个月后,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报纸(那是我胡花钱订阅的十六份法语报纸刊物中的一种)上看到一条占了四分之一栏目的广告,是一家蒙特利尔的美术函授学校花钱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条件的教师——事实上,那口气真是诚恳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强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进的美术函授学校申请任职。申请任教者,广告上写明,应能熟练掌握法、英两种语言,面且只有生活习惯上有节制、性格上无可指摘者方可申请。“Les A…Des 古典大师之友法语”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开学。广告还说,送交审定的样品应表现出学院艺术与商业艺术两方面的水平,作品请寄交前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校长尤索托先生。
  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几乎无须有任何根据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从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机,用法语给尤索托先生写了一封没有节制的长信--为此,我把莱克星顿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几节课都旷掉了。我开头那段就写了差不多有三页,而且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我说我二十九岁,是奥诺雷?杜米埃的曾侄孙。我说由于妻子过世,我不久前刚刚离开自己在法国南部微薄的地产,到美国来与一位病弱的亲戚住在一起——是暂时性的,我还特地说明。我说,我自幼一直作画,只不过听从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挚友帕布洛?毕加索的劝告,从未将作品展出过。尽管如此,现在巴黎的一些最讲究、决非nouv(新贵户)的家庭里挂有不少我的油画与水彩画作品,在那里,它们已经博得(法语)当今一些眼光最为挑剔的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我又说,自从我的妻子因患一种ulcerat(法语,癌性溃疡)而过早悲惨地去世后,我曾认真考虑过再也不握笔作画了。可是最近累遭经济损失使我改变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决定)。我说,一俟我在巴黎的经纪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选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师之友”求正,无须说,我将tre(法语:非常紧迫)地写信去让经纪人速速办理。我最后落款道:一如既往无比敬重您的Jean de Daumier-Smith(法语: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这是我所选中的化名,选这个名字花的时间几乎与写整封信一样多。
  写这封信我用的是铺盖商品的纱纸。不过,我却将它装进一只里兹旅馆的信封。接着,在贴上一枚从博比上格抽屉里找到的“特种快递”邮票后,我将信拿下楼去扔进大厅那儿的总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职员(这人显然很讨厌我)叫他留心今后寄给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后,大约两点三十分光景,我溜进第48街的美术学校的解剖学课堂。班上的同学头一次让我觉得看上去还算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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