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那个临时营地里又在雨里站了一会儿，接着有3辆来接我们的卡车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路面几乎无法通行，每辆卡车上依旧装载了50名士兵和他们的装备，严重超载的卡车车厢似乎都要爆裂了。我被装载在其中的一辆里面。我横跨在卡车的尾部车厢板上，一条腿在里面，一条腿晃荡在车厢外面。有一些士兵其实完全在车厢的外面，他们抓着外面的车厢勉强站在车厢外的凸出处。我们在这个暗夜里向前行驶着，但都不知道卡车要往哪里开。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一片建筑物的前面停了下来，意识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行动正在进行着。我们渐渐分辨出这些建筑物位于一条两边都是树的公路旁。这里到处都是军车和军人，也有许多的军官和宪兵。卡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们被要求下来，虽然知道自己脱离危险了，但是都感到已经受够了。我们此时饥肠辘辘，许多人进入了梦乡。
在这里又等了半个小时才有人来照看我们。雨不大不小不停地下着。在别处此时也下雨了吗？法国下雨了吗？我试图想起自己的房子和我那张床，但只能唤起一些零碎的战前的记忆。我现在唯一的世界就是俄罗斯广袤的大地，这片无边无际的原野似乎要把我们都吞噬在里面，它也将整个旅整个旅的部队吞噬在了里面，直至他们的名字全都消失。
终于有一名军官向我们走来，带队军官把文件递给了那个走过来的军官。那个军官在手电的微弱光线下仔细看着这些文件，然后就命令我们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跟他来。终于走进了一个有屋顶的房子里，这里久违了的温暖的气氛让我们仿佛是到了西斯廷教堂一般四下张望着。
那个带我们来的军官对我们说：“你们过一会儿才会被派往你们所属的连队，现在抓紧机会睡一下吧。”
我们用自己的手电筒照着这间黑糊糊的屋子，发现这里有两张长椅和四五个大桌子。每个人此时都躺了下来，士兵们把靠自己最近人的大腿、屁股或是皮靴当枕头。现在所有的不适都不重要了，至少我们不在雨里了。一些人马上就鼾声如雷地睡着了。大家都感到从现在开始，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都在想着那个肯定会到来的休假。
但是我们这些刚刚从前线下来还没有习惯这种白日梦般的安慰。难以遏制的困倦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个人，我们迅速地陷入了沉沉的梦乡。
大概休息了相当长的时间。当我们被一片嘈杂的声音吵醒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刺耳的哨音响了起来，我们挣扎着站起来。我们的仪表现在看起来简直又脏又乱，如果元首看到我们的话，也许会把我们送回家或是枪毙掉。
那个把我们唤醒的军官用一种惊讶的神情看着我们，也许他也没有想到德国军队会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他开始对我们说话，但是我已经记不得他所说的内容了。我多少还没有完全从睡意中清醒，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说话。我们意识到现在就要出发回到自己的部队了。
这里有一间木屋被用做淋浴室，但是现在外面已经等了一大群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洗到澡。有人给我们提供了用便携式汽油桶改制的水壶，里面装满了热水。但是大家都累得连澡都懒得洗了。当我们还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常常对自己军服上的一个污点吹毛求疵，但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所关注的是那些更为重要的事情。再者，外面的气温实在太冷了，没有人想脱掉自己身上的衣服，尽管这些衣服不过像一些麻袋片披在我们的身上。
我感到冷得发抖，担心自己又生病了。开饭了，我们像一群乞丐一样排在厨房的外面。这时，从河那边刮来了一阵湿冷的疾风。两名炊事兵用大汤勺把热汤盛到我们已经变了形的脏兮兮的饭盒里。我们希望能够喝上一些咖啡，但是这样的想法太不现实。厨房现在提前给我们供应了热汤，这些热乎乎的浓汤让我们感到好受了许多。
一名少校正在注视着大家，他正在寻找我们的军官，一个负责我们的上尉向他走去。
那名少校说道：“同志，已经给了你和你的人时间把自己清洗干净，我认为你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的上尉回答道：“是的，少校先生。”
上尉命令大家走到那些装着热水的便携式汽油桶前。我们此刻羡慕地看着那些能够进到澡堂里好好冲个热水澡的士兵们。这种体验简直就像是来自天堂的礼物一般，因为这里现在是如此接近前线。
正当那些站在前排的士兵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并把那些躲藏在皮带附近的虱子拿去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了立刻出发的命令。对我而言，这个命令是一个让人欣慰的变化。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脱去自己的衣服几乎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能的，我更愿意把那些虱子留在我的身上，而此时我的肚子依旧咕咕直响。
现在可以肯定自己又病了。
我不可遏制地颤抖起来，感到寒气一直窜到了我的脚底。我们登上了外面的卡车，卡车依旧像以往一样严重超载。但是现在没有人抱怨什么。无论车上如何拥挤，这总比走路要强。但是我马上就遇到了一个麻烦。
卡车走在一条被雨水变为沼泽的道路上，轮子把路上的泥水向两边泼去，这个景象看起来像某个城市的喷泉一样。我此时想起了我们从顿河的撤退。俄国现在还是一个泥浆的海洋吗？我们向北面的一片丛林驶去。几个不时的爆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里。但是听起来这些爆炸规模并不很大。天空开始阴沉起来，大雨就要来了。
我挤在两个战友中间，身体随着卡车在泥泞中的颠簸而起伏着。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嘴唇和脸烧得滚烫，一点微风就让我感到好像是针刺般冰冷，肚子也越来越疼，这些疼痛在我全身放散开来。开始时我以为这是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艰难日子，特别是在科诺托普突围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康复。我知道自己的脸色一定看起来很可怕，肠子正在里面痉挛着。自然没有人会对我的问题过问一下，而且我也不是这里唯一肚子疼的人。但是紧接着我的疼痛开始加剧了，我不得不弯下腰来，虽然车上挤得厉害，而且我还背着自己的装备。
旁边的一个家伙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他凑过来对我说：“没关系，朋友……我们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但是他显然不比我对于这次行程的目的地更清楚。
我说道：“我肚子疼死了，但现在实在不是一个适合上厕所的时候。”
突然我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难题是什么，肚子正在翻江倒海似的几乎要爆炸了。我现在当然不能让这列车队停下来，只好对自己所要面临的难堪局面大笑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我都要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我们的车队正在通过一片森林，即使我们已经到了目的地，我也不可能立刻从车上跳下来去解手，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会被认为是一个逃兵而被枪毙的。
但是怎么才能够忍住呢？我试图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是这个办法并没有奏效。我的肚子越来越疼了，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终于，我再也忍不住了。
我痛苦地向周围的人说道：“让开一点，伙计，我现在患上了严重的痢疾，我憋不住了。”
由于卡车的噪音很大，没有人听到我的请求，我于是用自己的肘推搡着周围的人并且大声喊着。我周围的人只是稍微挪了挪，与我的距离分开了10厘米左右。我现在感到自己的脸因为尴尬而烧得通红。我试图解开自己的裤子。
身边的一个士兵说：“慌什么？你可以在我们到营地的时候再解决。”
我说道：“妈的，我生病了。”
他嘟嘟嚷嚷说着什么，并试图移动一下自己的脚，但是车子里完全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让他移动。没有一个人笑，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此时的尴尬处境。由于拥挤和身上的武器，我没法把自己的裤子解下来。我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的肚子再也忍不住了，一股脏兮兮的液体顺着我的腿流了下来。此时，我的肚子依旧疼得要命，我陷入了麻木的状态里，这种状态让我难以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感到好笑。实际上，我已经真的病了，我的脑袋此刻正在眩晕而且发着高烧。这是我第一次慢性腹泻的开始，从此以后，腹泻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这次的路途延续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我共经历了两次腹泻的折磨。我发自内心地愿意用自己10年的生命来换取一个把自己洗干净和在一张温暖的床上休息的机会。我依然被一阵阵的疼痛和高烧折磨着，小腹的绞痛已经越来越厉害了。
终于到了新的营地，我感到似乎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我被从卡车上拽下来点名时头晕乎乎的。我依旧尽力保持着清醒，勉强站好。但是我苍白的面容还是没有逃脱掉军官的眼睛，我急促的呼吸引起了军官的注意。
他问我：“你怎么了？”
我视线模糊了，结结巴巴地说道：“我病了……我……我……”
他又接着问道：“是什么问题？”
我说：“我的肚子……我发烧了……我可以清洗下自己吗？先生……”
军官说道：“你们立刻送他到医务室。”
一名士兵过来搀住我的胳膊。居然有人愿意帮助我！我简直不能相信。
我呻吟着说道：“我得了急性痢疾，我现在必须要把自己洗洗。”
那名士兵说：“在医务室你会受到一切所需的照顾的，同志。”
在医务室外面，我排起了队，我前面大约有30个人。我肚子的疼痛让我喊了起来。我知道我的肚子又要爆发了。我跌跌撞撞地离开排队的人群，向厕所跑去。当我从厕所里出来时，注意到自己的排泄物里面掺杂着鲜血。我回到了排队的人群里等了半个小时，然后轮到了我。我脱下了自己的裤子。
一名医务兵尖叫道：“我的上帝，他真臭。”
我看到自己面前的长桌子前面坐着一排医生，他们似乎像是一群法官一样审视着我的病情。其中一名医生嘟囔道：“痢疾。”他显然也被顺着我的膝盖流下的粪便惊呆了。
另一名医生说道：“现在你必须去冲个澡，你这头脏猪，我们然后才可以看你。”
我回答道：“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我高兴了。你不知道我多想洗个澡。”
一名医生说道：“澡堂在那边。”显然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我从这里赶走了。
我把自己的衣服搭在肩膀上向浴室走去。幸运的是，在浴室那里没有一个人，除了一个正在擦洗着地板的男孩，他用一种困惑的眼神看着我。
我问道：“有没有热水可以洗澡？”
那个男孩说道：“你想要热水吗？”
我重复道：“你们有热水吗？”
他说：“是的，我这里有两大壶准备给16连洗衣服用的热水。我可以给你一些。淋浴的水可能已经凉了。”
虽然我现在发着烧，但是我还是把这个男孩看作是一个只有拿到一些香烟或其他什么东西才会干活的无赖。
我于是说道：“我没有香烟。”
男孩说道：“这没有关系，我不抽烟。”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感到有些惊讶。
我接着说道：“那么你能现在就把水拿给我吗？”
那个小家伙跑开了，他指着一个小房间对我说：“你可以去那里，那里更舒服一些。”
两分钟后，他提着两桶热腾腾的水进来了。
他问我：“你去过前线吗？”
我看着他，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现在依旧傻傻地笑着。
我回答道：“是啊，我已经受够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现在病了而且感到恶心。”
男孩说道：“那里一定很可怕……哈尔夫军士长说他不久后就会把我送到前线去送死。”
我用水把自己的屁股好好地冲了一番，感到舒服极了。我用惊讶的眼神看着男孩。
我说：“总是有那么一些家伙喜欢那样，他们喜欢送一些家伙去送死。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
男孩回答道：“我在3个月前入伍的。我离开了费希特先生，在波兰训练了3个月后参加了大德意志师。”
我听了男孩的话想着：“这又是一个熟悉的故事。”
我接着问：“谁是费希特先生？”
他回答道：“他是我的老板，他有一点严，但是他对我挺好的。”
我问：“你还那么小，你的父母就忍心让你来这儿？”
男孩说：“我没有父母。费希特先生把我从孤儿院带走，我在他的农场里工作。”
我看着他想到，又是一个可怜的人。他依旧在微笑着。我捂着自己的肚子，感到此时它又要暴发了。
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男孩说：“赫尔穆特·弗罗施。”
我说：“谢谢你，弗罗施，现在我必须要回到医务所了。”
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注意到门口有一个粗短的身影站在那里。那个身影喊道：“弗罗施！”
弗罗施立刻跑回去拿那块地板上的抹布。我慢慢走了出去，试图不让他注意到我。那个军士长的注意力实际在弗罗施身上。
他吼道：“弗罗施！你擅离职守，为什么？”
男孩回答道：“我只是在问他关于战争的一些事，军士长。”
那个个头粗短的军士长说道：“你不可以和任何人交谈的，除了回答我的问题。”没有等弗罗施回答，军士长一记清脆的耳光打在了弗罗施的脸上。我飞快地离开了那里，在心里骂着那个军士长：“狗娘养的！”
在医务室，一名医务兵毫无兴致地看着我。我立刻明白他并没有兴趣向我这种脏兮兮的士兵提供任何的服务，而这种服务也不会为他带来什么经济上的收入。他用自己的指头把我浑身摸了个遍，然后又用手捅捅这，戳戳那。最后他让我把嘴张开，然后把他的一个手指戳了进去看了看我的牙齿，接着在我的病历本上写下了一串数字和单词，我随后就被转到了外科门诊。在那里，五六个家伙正在检查我的病历，他们要我把衣服脱掉好让我的肩膀露出来。一个性情粗野的家伙拿起针管就狠狠地给了我一针。我被带到了病房里，那里有一些为伤残士兵准备的床位。工作人员检查了我的病历，我被奇迹般地安排在了一张盖着灰布的小木床上。虽然床上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床单，但是这毕竟是一张在木架子上面的真正的床，而这张床是在一个有着屋顶的干燥的房间里。
我瘫倒到了床上开始享受起这个久违了的安逸的感觉，头依旧是烫乎乎的，仍然觉得自己的意识有些不清。我已经习惯了睡在坚硬的地上，而此时床铺温软的感觉竟然让我感到一种惊奇。这个房间里放满了像这样的小床，许多士兵躺在这些床上痛苦地呻吟着。我丝毫也不在意这些噪音，脱掉了自己的外衣，然后把那件脏兮兮的外衣当作被子盖在身上。我感到自己得救了。我像这样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试图控制住自己肚子的不停痉挛，
过了一会儿，两个医务兵拿着一件沉重的设备到了我这里。他们一言不发地把我的衣服揭开。
他们对我说道：“翻过去，同志，让我们看看你的屁股。我们想要清洗你的肠子。”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给我一大缸灌肠剂，接着他们就转到了下一个病人。我痛苦地喝下了那缸灌肠剂。
我对于医学一窍不通，但是这些我服用的液体的确让我感到非常奇怪。实际上，我后来又喝了一次这种灌肠剂，结果在第二天的一整天，我不得不无数次从我躺的地方一路小跑地冲向厕所。医务室和厕所之间隔着一段距离，每次我跑出去都必须顶着刺骨的寒风。于是，我从休息里所得到的收益几乎都被这样的奔跑抵消掉了。
两天后，我被医务室宣布为痊愈，然后我像踏着棉花一样蹒跚地走回了部队。我的连队驻扎在离医务所很近的地方，师部现在离我们大约有10公里的距离。我的连所在的村子里大约有一半的俄国农户已经离开了。虽然我很高兴看到那些连里的老朋友，其中也包括奥林海姆，但我依旧与去医务室之前的状况差不了多少。
我的好朋友霍尔斯、林森还有老兵都尽力照顾我，他们尽自己的所能让我好得快些，找了不少的伏特加酒让我喝下去，据他们说，这些酒对于我的病有奇效。但是我依旧每天无数次需要一路小跑地向厕所冲去。我发现自己的排泄物里有血，这种情况让老兵也有些担忧，由于担心我晕倒，许多次他都陪我一起去厕所。在朋友们的规劝下，我两次试图回到医务室，那里此时到处是那些从基辅运来的伤员。但是我那张出院证明让我已经无法再回去了。
我再也没有离开营房里的那张床。幸运的是，我不用参加那些日常的训练了，我的朋友们也代替我站岗。连里的一切情况都很好，魏斯雷德少校仍旧指挥我们连。不幸的是，我们现在依旧在战区，这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被调往前沿阵地。魏斯雷德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
霍尔斯向魏斯雷德少校说了我的病情，魏斯雷德站了起来，微笑着说：“我的孩子，我们就要立刻从这里出发了，上面要我们撤到离前线大约100公里的后方，在那里会有一些事做，但是看起来这次休整会像是一次休假一样。告诉你的朋友再坚持一天，并且你要把这个好消息传达下去。”
霍尔斯用力立正，然后一阵旋风般从少校的房间里冲了出去，向每一个他经过的小木屋子喊着这个好消息。当他走到我身边时，用力地把我从迷糊中晃醒。
霍尔斯喊道：“你有救了，萨杰！你有救了！我们马上要得到一个真正的休息了。”他和同屋的另外两个士兵说道：“我们必须帮萨杰找到尽可能多的奎宁，他必须再坚持一天时间。”
我浑身软绵绵的，但是霍尔斯的兴奋和喜悦感染了我，我们要离开的消息让我感到好受了许多。
霍尔斯再次向我喊道：“你得救了！现在想一想，你发着高烧，他们一定会让你住院的，他们也不会砍掉你的休假了，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每次我动一动，肚子都感到难受，似乎又要拉到裤子上了，但我和其他人一样在收拾着自己的东西。我把那些一捆捆的信收了起来。师部的邮局里有不少我的信，其中有12封是葆拉的，3封是我父母写的，还有一封是恩斯特的母亲给我写的。我父母在信中问到我长久没有写信的原因并说了他们的焦虑。葆拉的信让我的病情好了许多。我给他们都一一回了信，虽然我现在的高烧让我的头脑不是太清楚。
终于出发了。我坐在一辆小卡车上向维尼察驶去，卡车在路上几乎完全陷在了泥里。我们以为是走进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普利佩沼泽了，那片沼泽地其实离我们也不远。我们绕着这些沼泽地向前开着，这里的道路上垫着一层木头，这些木头看起来好像是浮在泥浆里一样。我们的卡车在这样的道路上无法开快，但是这些木头有效地防止了卡车轮子陷到泥泞里。我们在8个小时里总共开了大约150公里。现在的天气阴沉而寒冷，小雨夹着雪花在空中飘洒着，这样的天气让我们不用担心苏联飞机的袭击。
到达新营地时，立刻把我和我们连的另外6个人送往了医院，在那里疟疾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我的朋友们现在驻扎在离医院有20多公里的地方，但是我知道我很快就会回到他们那里。
医生告诉我因为我的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我的肠膜已经严重受损了。
实际上我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每天都必须把屁股对着医务兵，然后他就在我满是针眼的屁股上狠狠再戳上一个新的针眼。每天都有人来量我的体温，温度计上的温度总是在38度左右。
冬天到了，我坐在温暖的床前看着窗外的雪花飞舞着。知道我的朋友们现在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在这种欢乐中，我完全没有想到此时整个前线的形势已经严重地恶化了。战报里依然充满了那些微笑着的炮兵士兵的照片，还有就是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的报道。霍尔斯来看了我两次，他还带来了我的信。他现在为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好消息而大笑起来，我们还在外面的雪地里打了雪仗。他和我一样对于急剧恶化的局势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再一次撤退了，战争的恐怖也将再一次淹没我们。
住院后的第三周，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被通知去医生办公室办理出院手续。一名医务兵检查后告诉我，他们认为我的病正在好转，他们将批准我出院。
那名医务兵还对我说：“我想你可以在家里休养而不是在这里。”
我故作冷静地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我的心已经高兴得都要发狂了。我得到了一个回家休息10天的休假通行证。虽然这次休假比我上一次休假的时间要短些，但是我还是立刻想到了柏林和葆拉，我想带她一起去法国看望我的父母。如果局势不允许我们的话，我会在柏林和她待在一起。
虽然依然感到虚弱，但还是有些欣喜若狂。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满面笑容地离开了医院。我也给朋友们写了一张便条，向他们道歉我没有能够当面和他们道别，但我想他们会理解的。
我穿着擦得亮亮的皮靴踩在雪地里走向了火车站。我是如此的高兴，甚至向沿路的俄国人挥手打招呼。我的军服已经被洗干净和缝补好了，我感到自己有了一个干净和整洁的外表，忘记了那些过去的痛苦。我满怀着对德国和元首的感激，感谢他们给我提供了一张干净的床和不会漏雨的房顶，感谢认识了那些忠于自己职守的部队上的好朋友们。我又感到高兴，并对自己过去的沮丧和畏惧害臊。我也想到了我在法国童年里那些愤愤不平的经历，但是现在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感到愤愤不平的呢？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感到绝望呢？也许只有如果葆拉突然对我说她不再爱我的时候……也许吧。
我感到自己的确已经恢复过来了。在我最困难的那些时候，我想象到了我的个人生活里的一些灾难——例如我母亲的病故——我告诉自己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只要战斗能够停下来。我后来也向每一个天神忏悔自己有着这样的想法，我准备好了为此承受惩罚，只要他们能够让这些血腥的屠戮减少一些。
战争似乎已经将我变成了一个冷漠的怪物，一个失去正常人类感情的人，虽然我再过3个月才到18岁，但是我感到自己现在好像是35岁一样。
随着岁月的增加，我懂得了许多的东西。
和平让我感受到了许多欢乐，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超过战争中那种渴望活下来的冲动和对于爱情的憧憬。我常常想到和平的生活有些循规蹈矩，但是这样的想法接着便让我感到恐惧。在那些恐怖的战争岁月里，一个人对于和平的渴望之情几乎让人难以忍受。所以在和平中生活的人们绝不应该哪怕是有一刻向往战争！
火车站在一条街道的尽头。车站没有站台，乘客都直接从街道上登车。有3条铁轨从车站穿过。地上软绵绵的雪让周围几乎没有人来往走动时产生的噪音，而那些还没有被积雪覆盖的地方看起来冰冷和黑糊糊的。
只有几节客车车厢和一些空盒子散落在车站里。在车站办公楼旁边有一堆上面写着WH字样的码放整齐的箱子。大楼里有四五个俄国铁路工人围坐在一个红彤彤的火炉边上。这几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已经被这里的单调夺去了本该有的活力。这里没有任何指示火车出发方向的路牌，除了停在铁轨上的一个蒸汽机车头，那个车头看起来似乎因为许多年的过度使用而濒临报废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这个车站的名字了，也许这个车站其实并没有什么名字，也许这里原来的站牌已经被丢到一个角落里了。看起来这个清冷荒凉的小站很少有什么火车来。
虽然我身上揣着一张让我感到温暖异常的休假证明，望着周围的原野，我却突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孤独。我本能地走进了那个车站的楼里，那些俄国的铁路工人看起来比法国的邮政人员还要慵懒。我知道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他们是不可能的，就算他们有人懂德语。我的德语发音让许多战友感到费解。我从他们的门口故意几次走过，希望有人能够注意到我而向我提供一些火车的信息。由于没有人站起来，我把脸贴着窗子向里面看，只看到4名戴着脏兮兮套袖的铁路工人，他们都没有看我这里。我又往里面看了一眼，我惊讶地看到了1名德国士兵睡在4名俄国人的旁边。我于是怒气冲冲地用力推开了门走进去。一股热浪迎面扑了过来，让我的脸颊感到火辣辣的。我使劲地故意跺着自己靴子上的雪，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像刺破这里宁静的枪声一样。
那几个俄国人慢慢站了起来。屋子里面的那个士兵此时只是挪了挪自己的脚，他看起来大约有50来岁。
他开口问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同志？”他的口气听起来像是一个店铺的伙计招呼自己的客人一样，我一下因为这种随意的气氛而愣了一会儿。
我终于说道：“嗯，我想知道开往祖国的列车什么时候经过这里，我要回家休假。”我的口气听起来比德国人还德国人。
那名士兵微笑着慢慢站起来，然后他向我走了过来，手扶在桌子边上说道：“年轻人，这么说你是要回家休假了？”他的口气听起来似乎马上就要大笑起来了，这让我感到有些恼火。
他接着说道：“现在真是一个休假的好时候啊！”
我问他：“什么时候会有火车经过这里？”
我希望能够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他突然问道：“你的口音很奇怪，你老家是哪里？”唉，终于还是露馅了！我的脸不禁红了起来。
我几乎用一种生气的口气回答道：“我有法国的亲戚，我的父亲……我在法国长大。我已经在德国军队里服役两年了。”
他又问：“你是法国人吗？”
我说道：“不，我母亲是德国人。”
他说：“这种情况的话，要以父亲那边为主。”
他现在看起来也有些气愤。
他对那些俄国佬说道：“你们看看，他们现在居然连法国孩子都招进来了。”显然那几个俄国佬根本就听不懂他的话。
我又问：“火车什么时候到？”
他说：“别担心，它们时不时会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里没有时刻表。你又有什么办法？这里不是德国的火车站。火车时不时会经过这里，但是你从来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经过。”
他笑了笑说：“你可以坐下来，现在时间还很多。”
我说道：“不啦，我可没有时间，我必须走了，我不能坐在这和你聊天。”
他说道：“好的，那自便吧。如果你想要到外面走一走然后被冻住的话……或者你也可以搭卡车去维尼撤。那里开往西部的火车比较多。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必须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走上大约70公里。在那里有许多这些家伙们的朋友。”他边说边指向那几个俄国铁路工人。“他们那些在林子里的朋友们可与阿道夫·希特勒的观点不太一致，也许你的休假就此结束了。”他看着那几个俄国人笑着，那几个俄国人也向他回笑了一下，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谈论的内容……
我问：“为什么？”
他说：“游击队！”
我接着惊讶地问：“你是说这里也有游击队？”
但这一次是该他惊讶了。
他继续说道：“当然，在罗马尼亚也有，还有匈牙利和波兰，也许甚至是在德国。所以年轻人，坐下。这个混乱的局面和你没有关系，你也不应该搅和在里面。如果只是为了节省几个小时就被这些人打死，这是不值得的。我这里有一些真正的咖啡，它们在厨房里，还热乎乎的呢。有一个好心的军官送给我的，他早就对所有战争厌倦了。”
他接着拿着一个很大的军用咖啡壶走了回来。
他看着那几个依旧笑容满面的俄国佬说道：“我们都已经快把自己的肚子喝炸了。”
我现在感到有几分不自在。
我问他：“那你在这儿的工作是什么？”
他有些恼怒地说道：“我的工作就是守卫这些箱子，”接着指着外面那些摆放整齐的箱子，“还有几个可怜的俄国人。他们以为我是谁？我已经快60岁了，他们居然还让我来这里当哨兵。我为了普鲁士的铁路干了30年，这就是我得到的感谢。都是一些没有用的努力。每个人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这真是一支高效的部队。胜利万岁！我可以实话对你说，我受够了！”他讲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在吼叫了。他把那个咖啡壶砸在桌面上。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在巴黎的某个小酒馆里。我突然感到似乎世界都颠倒了过来。
我不假思索地向他说道：“那个咖啡壶是军队的财产。”
他看了看我，然后缓缓地放下自己的杯子，往里面倒上了一些热气腾腾的咖啡，再把咖啡递给我。
他说：“喝吧，年轻人。”
接着就是一阵沉寂。然后他用一种安静和严肃的口吻说了起来：“我的孩子，听我说，我今年已经57岁了。我从1914年到1918年在德国的骑兵师服役，我那时在荷兰的战俘营里待了两年，现在又在军队里待了3年半了。我的3个儿子在3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我是一个老人，尽管我对于那些政治信条感到过激动，但是现在的政治已经让我感到心寒，我宁愿喝咖啡也不愿意谈论那些。所以现在喝点儿咖啡，你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暂时忘掉你现在所处的这一片混乱。”
我惊讶地看着他。
他接着说：“我不是一名军官，更不是元首，我只是一名被迫脱去自己铁路制服穿上军装的老铁路工人。坐下来，放松一些，喝点你的咖啡。”
我说：“但是你所说的有些荒唐。毕竟，每一分钟都有士兵为我们的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说：“如果我的国家要我作出些贡献的话，我会推迟退休几年。”
我结结巴巴地说道：“但是……但是……”
我感到自己就像是被呛到水一样。我不能够否定那些由于德意志理想主义教育所产生的强烈情感。我在这场战争里受尽了痛苦，但是我无法认同一个否定这一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人的话已经过分了，我难以用恰当的话表达出来，也许我还太年轻不能理解这些话。
我还是喊道：“我完全不能同意你的观点，如果人人都是你那样想的话，这一切的牺牲都是枉然的了！你的想法让我们的生活完全失去了意义！”
我看到他的步枪在房子的一角。
我指着那几个俄国人说道：“你的那些朋友们或许会拿起你的枪的，你有没有想过？”
我以为他要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但是他的态度和所说的话并不一致，也许他有些怕我。
他苦笑了一下说道：“我们喝完咖啡后我会把咖啡壶拿回去，你还想喝吗？”
我把自己的杯子伸了出去，我对于刚刚把一个士兵的态度推回到正轨上感到有些扬扬得意。又等了9个小时，当我几乎放弃希望的时候，一列火车到站了，我登上了这列火车。
第十一章 被取消的休假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游击队
在从维尼察开往勒沃夫和卢布林的火车上，我遇到了一些从切卡西和克莱门楚来的士兵。
他们告诉我在那里发生的地狱般的战斗，而这两个地方现在都被俄国人攻占了。整个战场，俄国军队终于靠着自己难以置信的数量优势吞没了德军的阵地，我们在抵挡他们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伤亡。所有在车上的士兵都是回国休假的，虽然他们看起来很高兴，但是不久前的那些经历还是像噩梦般的缠绕着他们。
火车在一个冬日的早晨开到了波兰的卢布林火车站，地上到处都是积雪，波兰的冬天比俄国还冷。大家虽然都已经习惯了在户外睡觉，但是没有人在火车上能够安稳地睡好，大家都把自己的领子竖了起来。虽然天还没有亮，但是站台上到处挤满准备开往前线的士兵。我们很容易就把那些新兵从人群里辨认出来，那些新兵无一例外都长着一张红扑扑的嫩脸。站台上每隔10米就站着一名宪兵。车站里的高音喇叭正在发布让我们下车休整的命令，我们顺从地从车上跳了下来。我由于寒冷和缺少睡眠而全身发着抖。
我们在站台上排好队，然后就向站台尽头的一个大厅走去。当我们走向大厅的时候，喘着粗气的火车头拖着空空的车厢开到了另一条铁轨上。
在大厅里，我们都领到了一份咖啡和两勺味道奇怪的果酱。当我们正吃着的时候，几个军官爬到大厅里一个装着高音喇叭的台子上。宪兵们正在台子的下面扫视着人们。
一开始，那几个高音喇叭嘶叫了一会儿，有人调了一下音，接着一个鼻音很重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那个军官的讲话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到大家的脸上：“……休假必须被取消。”
我们以为自己听错了，但是下面的词语是清晰无误的：
“形势的需要……困难……责任……必要的努力……胜利。”我们慢慢清醒了过来。人群里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和骚动。但是现在大喇叭里已经传出了“德意志进行曲”。随着这个通知，数以千计士兵的休假梦想破灭了。此时喇叭里的音乐放得更响了。那些我们正在吃的果酱此时也味同嚼蜡，手中的咖啡也变得愈发苦涩起来。在为自己感到难过之前，我们已经被宪兵们赶上了一辆开往东部的火车。
我们站在了3个装满军需品的车厢旁边。由于沮丧和疲惫是如此明显，许多人都闪过了当逃兵的念头，我们被宪兵们围了起来。然后每个人领了俄式皮帽子、羊皮背心、羊毛衬里的棉手套，还有一双防寒皮靴。除此之外，还领了几盒罐头。现在已经不再想是否能够回家了，我们显然正在被运回到俄国去迎接另一个冬天，许多人都几乎快哭了。
火车里已经挤得不能再挤。有一些士兵是还没有参加过战斗的新兵。一些人是已经休完了假的老兵。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现在则感到将要面临的未知的命运是令人堪忧的。
火车向东开了很长时间，我们这才慢慢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沮丧透顶，我想起了马德堡和我被突然更改的上次休假。这一次休假我甚至连柏林的影子都没见到，我也不再有机会见到葆拉了。我们甚至连原地休整24个小时的机会都没有。当我想到这里，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但是我还有一线希望。当回到自己的连队，会得到正式的伤病疗养证明。刚才为什么没有想到向宪兵们解释一下我的情况呢？但是没有一个有理智的人会去真的这样做。我最后的希望是：当我回到部队的时候，魏斯雷德少校会安排好这件事的。
和通常一样，返回前线的火车总是以最高速度行驶的，而往西的列车则总是不停地在沿路没有理由地时时停靠着。我们这趟车也不例外。
但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件打断了我们的回程。
我们的列车刚刚加满煤正准备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维尼察，那个加煤的车站上写着那些再也不能到达的地名：科诺托普、库尔斯克、哈尔科夫，这些名字勾起了我们许多痛苦的回忆。
我们的列车刚刚开出站大约15分钟，列车便突然地紧急刹车。所有的车厢都剧烈地抖了起来，车厢几乎出轨。在车厢里，士兵们和各种各样的箱子被抛得到处都是，到处都是一片叫骂声，我们都以为列车出轨了。这时有一些穿着军大衣的士兵沿着车厢跑过来，他们挥着手向我们喊着什么。一个人喊道：“你们能够被挡住，停下来真幸运。”
大约在我们列车前面500米的地方，倾覆的列车车厢散布在那里的一片稀稀疏疏的树林里。我们从车上跳了下来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游击队……铁轨上的炸药……装满了军火的火车……150个士兵死亡……复仇……巡逻队……追捕。
那辆车剩下的300名未受伤的士兵现在已经被分配了任务。一部分士兵留在原地照顾那些受伤的士兵，另一部分去追那些把铁路炸毁的游击队，这次这些游击队已经不满足把铁轨炸毁了，甚至还向那些从倾覆车厢里爬出的士兵开枪。军官的哨声响了起来。我们车上的大约3000来人从火车上下来了，被分为三个组。最大的一个组有大约2000名士兵组成，这个组负责去搜捕那些游击队员，我就在这个追捕组里。和所有人一样，我的背包留在了火车里。随着哨音，我们纷纷蹒跚着从车边向田野走去，现在地上的雪已经有大约30厘米深。
在雪地里行走并不容易，一个人只需走两分钟便出汗了。如果走上20分钟的话，那他就气喘吁吁了。如果走上一个小时的话，就会眼冒金星地感到自己的肺似乎已经有些失效了。现在天气还不算太冷，但是迅速地奔跑让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军官们也感到有些撑不住了，便改为步行。在我们离开列车一个半小时后，走进了一个村子，我们累得头都抬不起来了。那里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有着茅草屋顶，每个房子旁边是一个用向日葵做成的小窝棚，里面装着冬天取暖用的材料。
当我们到达那个地方时，那里已经到处都是德国士兵。覆盖着白雪的中央广场上到处都是平民，有男人、女人和那些到处跑跳并大声叫喊的孩子们。士兵们分散地站在广场的四周，有几个士兵拿着机枪。在广场的中央，一些士兵正在人群中穿过。在我们右边的一个建筑物旁，有一组士兵正拿着枪指着十几个趴在雪地上的俄国人。
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死了。
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士兵说道：“这些是我们在这里抓到的游击队员。”
他们是真的游击队员还是被怀疑是游击队员呢？
这些问题我们都无法回答。对那些人的审讯持续了至少一个小时，那些趴在地上的俄国佬现在肚子一定都被冻坏了，但是我们的几个机枪手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支党卫军部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追捕。我被他们“荣幸地”分配到了一组由像我这样的休假士兵所组成的搜捕分队，他们无疑看到了我袖子上的大德意志师的标志，这些党卫军喜欢使用那些从精锐部队里来的士兵。我们被装上了党卫军的卡车，沿着山路行驶了大约20分钟，然后就跳下了卡车。一个穿着黑皮大衣的党卫军少校向我们简要地讲了情况：
“你们从右路散开，然后走到这片树林里，你们必须多加小心。大约在离你们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工厂。我们的线人已经告诉我们那里是这些恐怖分子们的活动地点，必须采取突然袭击来消灭他们。”
他接下来指认了各个小组的组长，然后就出发了。
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休养啊！我要是待在维尼察的医院里会更好一些。我们在不久之后看到了一片金属屋顶，那里一定就是工厂了。但在我们还没有看清楚的时候，一阵机枪扫射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个党卫军士兵喊道：“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这些杂种！你们最好是投降！”
看起来那些在村子里被我们抓获的游击队员把这个地方供了出来。几声枪响后，一阵熟悉的俄制机关枪的声音从工厂的一角响了起来。我和另一个士兵在一棵小树下立刻趴了下来，这棵小树的树枝上挂满了积雪。我听到了命令我们往前的哨音，但是并没有离开我趴下的地方，如果被这几个恐怖分子撂倒的话，那才是不明智呢。
另一个士兵小声地对我说：“这些杂种！我们这次终于逮到他们了！我们会让他们知道把我们火车炸掉的后果是什么。”
战斗只进行了5分钟，所有的德国士兵们都站了起来。我们抓住了大约10名俄国俘虏。他们中有几个人正在唱着一首俄文的复仇歌曲，但是剩下的人都在向我们求饶。大约30个党卫军士兵把他们赶上了一辆卡车，他们已经开始殴打起了这些俄国人并向他们问问题。我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这时那个党卫军少校的哨音响了。
他说道：“这些狗娘养的家伙宣称他们是这里所有的游击队。也许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保护那些还躲在工厂里的同伙们，我现在命令你们完全清理这个地方。”他指着那些工厂的厂房说道：“现在我们必须占领那里，并把他们藏匿的所有武器找出来。”
我们向那些厂房出发了，厂房前面有许多废机器的大块的零部件，这些地方是狙击手的理想藏身之处。工厂前面的空地上到处都是德军士兵，但这并不令人感到安慰。即使是我们最后战胜了这些俄国游击队，他们的每一颗子弹都注定会打中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即使我成了这场胜利中唯一死去的人，胜利对于我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唯一知道对此作了理性评论的领袖只有阿道夫·希特勒。他有一次对部队说：“即使是一支凯旋的部队也会有人牺牲的。”
这个位于荒郊野外的工厂是生产什么的呢？也许它是一个木材处理工厂。第一个屋子里放着一个木材锯，我们在下面几个屋子里也看到了几个类似的锯子。前两个屋子是空的，也许俘虏们说的是实话，但是我们的命令是检查整个工厂。部队已经把工厂团团围住，士兵们开始从四周向工厂的中心地带搜索起来。我们经过了一些像谷仓一样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几乎要坍塌了，建筑物里面的铁架子已经被铁锈糊住了，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某个港口里的一只古老的锚链。
猛烈的风从工厂的建筑物中间穿过，这些建筑物在风中发出一些吱吱咯咯的响声。除此之外，周围的一切安静得出奇。一些士兵不时故意将一块金属条踢开，或者是推倒一排木箱子。
我们8个士兵走到了一个黑糊糊的厂房里面，这里到处都堆着各种各样的机器。这个建筑里面没有窗户，当然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光线。我们听到了一种敲击的声音。但是外面的疾风让这个建筑物里充满了松动的木板和砖瓦发出的碰撞声。虽然大家都知道下一秒钟可能就是自己活着的最后一秒，但是大家依旧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行为。在外面，党卫军士兵一定围住了几个躲藏起来的俄国人，枪声和喊叫声连成了一片。突然我们这个屋子里被爆炸的声音充满了，五六个照明弹从楼上的某个房间里丢了下来，几乎与此同时我们中的4个士兵发出了痛苦的喊叫，其中两个士兵倒在了地上，另外两个试图向门口跑去，剩下的几个士兵则慌忙找着掩蔽处。这时又传来几声枪响，我的右边又有两个士兵喊叫着倒在了地上。步枪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一颗子弹打到了我的枪托上，枪托上的一大块木头被打飞了，子弹离击中我只有几厘米的距离。那两个试图跑出门的士兵在门口被子弹再次击中了，他们俩倒在了门外的雪地里。在外面，更多的士兵向这里跑来，但是他们停在了门口，并向里面开了几枪，他们的子弹其实更有可能打中我们，而不是那些俄国人。我们于是大喊起来，要是不喊的话，有几个白痴一定会往这里丢手榴弹的，那我们就只好和那些俄国佬一起被炸上天了。幸运的是，外面的人及时听到了喊声，因而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外面的士兵开始想办法要把这个厂房的铁皮墙揭掉，那些躲在厂房屋顶下面的俄国佬正在向厂房里任何可疑的动静拼命地开着枪。他们的子弹射穿了并不太厚的铁皮墙，这些子弹不仅威胁着我们，而且也威胁着外面士兵们的安全，我一动不敢动地躲在原处。
我会是最后一个活着留在这个屋子里的德国士兵吗？我知道至少还有另一个士兵躲在这里一个别的什么地方。我感到自己被一种不可逃脱的威胁和恐惧所包围，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不让自己喊出声来。我们外面的人正在试图把这个房子彻底炸飞，而那些躲在房梁上的俄国人像蜘蛛一样一动不动。突然我听到了后面有一种物件擦碰的轻微的声音，这个声音从乱放的一堆杂物里和那里的一根支撑梁柱间发出。我一动不动地躲在原处看着那里，外面的嘈杂让我没办法把这种声音听清楚，我只好竖起自己的耳朵去分辨那些声音。我屏住呼吸，一直到自己的肺都快炸了为止，心也怦怦地剧烈跳动着，脑海里浮现出了对这种声音的种种猜测，我想象到了会即将躺在地上死去或者被这些游击队抓了俘虏，他们可以利用我来作为他们从这个包围中逃脱的方法，我现在已经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慌所充满，然而接着突然被一种无论如何都要保全自己的想法占据了。我发着抖停止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听到了那个威胁正在一步步逼近我。
如果我是一个百万富翁的话，一定会把自己所有的钱拿出来只为了知道那个向我逼近的威胁的确切位置。我感到孤独和绝望，但是也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护自己。突然看到一个男人出现在离我不到5米的位置，感到了一股寒气顺着自己的头皮爬了上来。然后又有一个男人出现在了他的后面，这个男人现在正往一堆麻袋那里爬去。虽然他们都躲在暗处，但是我还是看清了他们穿着便装。那个离我最近的家伙戴着一顶很大的帽子，他的身影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个子很高，而且看起来很壮硕。他停留了一会儿，向周围看了看，然后又往前走了几步。我现在悄无声息地慢慢抬起了自己的步枪，知道枪膛里还有一颗子弹，所以不用去拉枪栓。我试图让自己的颤抖停下来，知道如果自己发出一点点声音，那我就完了。幸运的是，现在外面的嘈杂声很大，这使得那个男人的注意力分散了。我的枪已经瞄准了他，手指也紧张地放在了扳机上。然后我迟疑了一刻，如果现在把他打死实在是太容易了。那个男人开始向我的藏身处一点点走过来。他的同伴已经看不到了，大概那些家伙离我至少有20米远了。
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那个俄国人的呼吸声。他现在也许看到了我躲藏的地方，而且注意到了我钢盔上淡淡的反光。他迟疑了不到一秒钟，然后一道明亮的火光突然照亮了他，他倒在了地上的灰尘中，他的腹部被我枪膛里射出的子弹打穿了，我的枪依旧在我汗津津的手里颤抖着。另一个俄国人跑开了，他的同伴现在正在我的脚边死去。我感到自己的脑袋被一种黑魆魆的空洞所包围了，一个噩梦般的感觉充满了我。现在外面的嘈杂声越来越响了，我感到自己像是坠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里，既想跑出去，恐惧又让我不敢从藏身的地方离开。看着那具面朝下躺在我的脚前的尸体，不敢相信我已经杀了他，等待着鲜血从他身体里涌流出来，依旧木然地看着那具一动不动的尸体。
突然屋子一边的墙被撕开了，外面的士兵们成功地将这间厂房的一部分铁皮墙扯开了。强烈的光线突然照了进来，德国士兵进入了厂房，我从自己的呆滞状态里摆脱了出来。看到了那个党卫军的少校，他正蹲在一堆废旧机器后面，大约离我有20米。
他喊道：“这里还有人活着吗？”我挥了挥自己的手，然后他看到了我。我知道至少还有一个俄国人躲在我们附近，所以我不想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另外一个和我一起的德国士兵正在从废墟中的某个地方喊着：“同志们，到这来。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少校喊道：“大家都别动，我们马上就要把这些俄国佬都消灭掉。”
他看到了那个躺在我脚边死去的俄国人。我们现在听到外面传来的引擎声，这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了。从我藏身的地方看去，看到了一辆装载着重机枪的装甲车在雪地里向我们驶来。不一会儿，这辆装甲车从那个被刚刚撕开的厂房口子强行开了进来。装甲车上的强光灯照射着这个厂房，士兵们也趴在车子旁边瞄准着厂房的里面，由于装甲车停在我的后面，车上的强光灯也扫过了我，我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几乎可以感到那些躲起来的俄国人现在一定也充满了恐惧。我看到在门外的两具德国士兵的尸体边上，其他的一些士兵正在集合。
我们的少校现在用俄语喊道：“投降，否则你们都要被我们像耗子一样打死！”
厂房里没有一点声音。突然一声大叫从房子的横梁里面传了出来，这个喊叫声似乎就像我刚才在恐惧中想喊而没敢喊出来的声音一般。我们的重机枪开火了，机枪子弹是一种专门的爆炸弹，这些子弹迅速地把屋顶给撕开了，外面的光线进到了房子里面。所有在外面的德国士兵都在向房顶开着火，在那里有大约15个俄国人。我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自己的耳朵。在我头顶上，听到了俄国人的冲锋枪的声音。我再一次听到了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惨叫声，一具尸体从房顶上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这个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是屠夫摔在砧板上的一块肉一样。重机枪把厂房的屋顶摧毁了，强烈的光线把那些俄国人藏身的地方照亮了，又有一个人从上面掉了下来。其余的人试图从那里向外突围。结果一些人从那里掉了下来，另外几个人依旧躲在横梁上，到了最后，所有的俄国人都被打死了。我们为那些在火车倾覆中死去的德国士兵报了仇。现在这里到处都是德国士兵，我可以从自己的藏身处出来了，浑身都是灰，衣服上也沾满了厂房里的碎片。
党卫军把为数不多的几个俘虏押上了卡车，然后就顺着来时的路开走了。我们列队站好，就唱着军歌向那个村子走了回去。当我们抵达那个村子的时候，那些观望的村民已经散去了，我们都感到了一种释然。
党卫军们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解释我们推迟回到各自部队原因的书面证明。我们于是又回到了火车上，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地方。在我们列队离开那里时，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受的场景，一支行刑队正在执行处决被抓获的游击队员的任务。随着一排枪响，16个被抓获的俄国游击队员倒在了雪地里。我们大家都无言地走过这些尸体。一个军官告诉我们，这些游击队员把我们的一辆军列炸出了轨，至少有100名德国士兵死亡，这些游击队员必须对这起破坏活动负责。这些非军人的战斗人员不能享有战俘的待遇，战争的法则规定可以不经审判就立刻将这些人员处死。
我们在这列一动不动的军车上度过了一个夜晚。我没有能好好睡着，白天那些战斗噩梦般的回忆让我无法安稳地睡着。
第二天，天气开始变得刺骨的寒冷。我们上了一列停在被炸断铁路那一端的火车，呆呆地看着这一片白雪皑皑的原野从我们身边掠过。这片单调的旷野不时被一小片的松树林所遮蔽。我们再一次被这一片人迹罕至的无垠的原野所震撼了，辽阔和宽广的含义能够被此时我们眼前的这片苍茫的原野解释得淋漓尽致。有谁可能控制这片土地吗？是我们？还是那些苏联的克格勃们？
我们在晚上到达了维尼察。这里刚刚解除了一个空袭警报，现在车站里到处都是穿着军大衣的士兵们。大德意志师的一部分部队正驻扎在这里，那些宪兵把我们带到了师部。师部里面的工作人员效率很高，当我告诉了他们自己的名字和连队的番号后，他们立刻就告诉了我们连队的确切位置。我惊恐地知道我们连又一次回到了前线，我们和20个其他的连正驻扎在离维尼察大约500公里的地方。我原想可以和朋友们在温暖的炉火边讨论是否可以把我的休假再次生效，但现在我们注定要在冰冷的战壕里见面了。这样的变化让我感到当头挨了一棒，呆呆地站在那个负责办理士兵返回手续的军士长面前。
他对我说道：“怎么了？你病了吗？”
我脑子里一片木然，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告诉了他实际的情况。
我说道：“我刚刚开始了一个休假，军士长先生，但是我的休假在波兰的卢布林被取消了。”
军士长说：“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年轻人。你并不是唯一被取消休假的人，那些在你前面来的和你后面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
正当我想谈到这次休假是因为我生病后需要疗养时，那个军士长看到了党卫军少校开具的那份证明。
他说道：“我看到你在最近参加了清剿破坏分子的战斗。祝贺你。我会把这份证明放到你的档案里，你们连长一定会提拔你的。”
虽然我有些紧张和疲惫，但还是笑了笑。
我说道：“我非常高兴，军士长先生。”
军士长也说道：“我也一样为你高兴。”他接着和我握了握手。
我和另外30个情况与我一样的士兵们从那里走了出来，心情还是有些沮丧。
我们晚上睡在了一个温暖舒适的营房里，虽然没有足够的床，但是地板上都铺了厚厚的地毯。虽然心里充满了即将返回前线前的焦虑，我们这一晚都睡得很好。
我们都已经学会了使用任何等待的时间来抓紧睡觉，那些对于自己处境的思索除了给自己增添烦恼外，的确是毫无意义的，只有睡眠能够让我们忘掉现实和恢复精力，那些不能够为将来的紧急情况攒足睡眠的人是最不幸的。
整个晚上和第二天几乎都在睡觉，只有在开饭的时候才会打断自己的睡眠。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们终于被一个军官从睡梦中喊醒，然后就登上开往前线的卡车。强劲的寒风穿过我们的冬服刺透了进来，就像是突然洗了冷水浴的感觉一样——俄罗斯的严冬已经到来了。我们在外面点了名后就爬上了卡车。
天亮之前到达了一个工兵修建起来的村子。我们被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然后每人都领到了一杯热乎乎的咖啡。现在的寒冷让我们想起了过去的冬天——浑身颤抖的冬天，残酷的严寒，没法洗脸，虱子，还有无数的让正常生活无法继续的因素。到处都是战争的气息，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我们周围的大弹坑说明了这里曾遭到空袭，这里的局势看来并没有得到控制。
我们被分成了四个组，每个组都必须走到各自的阵地，这些阵地相隔大约有七八十公里远。每个组都发放了各自连队的信件和其他的物品。然后有人向我们解释了前进的路线，一个军官用一种胜利的语气向我们说道，只需要步行30公里就可以到达我们的阵地。
我们沿着被大雪覆盖的山谷向前走着，周围是一大片防御工事，那里布满了反坦克炮和雷区，还有许多的机枪掩体。在我们前面，一望无际的白色原野一直伸向无尽的远方。我们已经离开了最后一道防线，走在一片谁都可以占有的土地上。这里的前线从来就没有被清晰地划分过，更像是一片随处暗藏着杀机的地方，我们随时都有可能和苏军的部队遭遇。
我们小组里有一个新兵，他长得又高又瘦，用羚羊一般的双眼看着这片无名的无边无际的平原，被这片他所不熟悉的平原的辽阔给震惊了。
我在一年之前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在几天的大雪过后，狂劲的冬风把这个辽阔的乌克兰原野吹成了一个平平的白色镜面，一切高出地面的物体都特别显眼。有五六架飞机从我们头顶向南飞去，我们愣了一下，想要弄清楚这些飞机的来历，但是它们很快消失在了地平线那边，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俄国人的雅克战斗机还是我们的梅赛施密特109战斗机。
到了午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弄清自己前进的方向，带队的军官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他看起来也和我们一样有些惊慌。
这样辽阔的旷野是不能让人大意的。
一个人可以在德国的黑森林里玩探险游戏，但是在这块辽阔的俄罗斯冰原上可就不行了。大自然的威力让人强烈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这里，人们似乎都难以不去相信上帝的存在。
我们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走到了一排高低不一的电线杆那里。电线杆沿着一条正在使用之中的公路延伸下去。公路上有车辆刚刚通过后留下的车辙印。
军官决定我们要走这条通向南面的道路，他认为这条路是找到部队的最快的捷径。这看起来有些不合常理，因为如果这样走的话，就必须要走一个与我们刚刚走过道路相垂直的方向，但是没有人哪怕是犹豫一下。我们为晚上可能要在这样的野外行军而感到忧心忡忡。我的脑海里此时突然闪过了自己被搅黄了的这次休假，感到似乎看到了一颗从夜空中突然坠落的流星。我咽了一口口水，又继续走了下去。
那个瘦瘦高高的士兵依旧一言不发。他惊异的眼睛从雪原上转到了我们这些看起来经验丰富的老兵们的脸上，跟随着我们往前走着。
我们突然看到了在前面500米的地方有一个突起的物体，一根长长的炮管从雪地里伸了出来。我们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一辆被伪装起来的坦克。当然这辆坦克是我们的，否则我们早就死了。这辆豹式坦克只有炮塔露在地面上，在它后面是两三个突起的小土堆，看来是碉堡。突然一个人出现在了坦克上，在他的坦克制服外面套着一个羊皮背心。他跳了下来，向我们报上自己的部队番号，我们也向他报上了自己的番号。他告诉我们说坦克由于机械故障而不得不留在这里，他接到命令要把坦克半埋在这里作为临时的工事。他和另外8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工事挖好，他们现在和自己原来的部队已经分开，到目前为止已经在这个地方守了3个星期了。有一次一些俄国人从附近经过，坦克上的机枪让那些俄国人只好从很远的一个地方通过这片原野。那起交火让他们成了前沿阵地的一部分。原来将在大约两周左右的时间里换防，但是他们已经在这里三个星期了。他们说晚上在这里睡得很不踏实。
我们的军官问道：“前线在哪里？”
那个人说道：“基本上这里到处都是前线，大部分交火都是摩托化部队间的交火。到了晚上，那些车辆都不开自己的灯，每一次我们都被吓个半死。一架俄国飞机把我们的无线电台打坏了，然后我们就彻底和外界断绝了联系。这种情况足可以让一个人发疯。”
我们的军官解释道：“我们现在要和我们的部队会合，你知道还需要走多远吗？”
那个人回答道：“前线大约在离这里8到15公里的东边。但是很难说哪里是前线。”
我们都听得一头雾水。
我们的军官说：“走那条路吧，我们一定会找到什么东西的。”
那些坦克兵们遗憾地看着我们离去。夜晚的降临比我们预计的来得早，此时原野上也升起了大雾，我们到了一片认为是前线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随意放置的反坦克炮，还有一个睁着恐惧双眼的哨兵，他向我们用一个颤抖的声音喊道：“是谁？”我们的军官也因为恐惧而发出了一声含糊的回答。接着一个脾气急躁浑身发抖的士兵领着我们去见连长。
那个士兵说：“俄国人在从各个方向穿过这里，现在的确有些令人丧气，除非前线能够被巩固下来，否则这种局面还将继续下去。但是那个你们所寻找的部队不在我们这里。”
我们见到了连指挥官，他是一个少校，现在正在一个点着蜡烛的掩体里面，看起来年纪挺大并且身体不太好。他的军大衣斜披在自己的肩上，胸前围着一个灰色的围巾，戴着布军帽而不是钢盔。我们向他立正行礼。少校认真研究着地图，试图找到一些能对我们有用的信息。他看起来有些困惑，这个地图看起来很细致，但是这些地方已经被外面的大雪所覆盖了。他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推断出了我们所要去的一些地方，最后决定我们所要去的地方位于这里的东北方，看来离我们在维尼察的师部有很远的距离。
我们虽然已经从黎明走到了现在，这个漫长而让人筋疲力尽的行军还没有结束，我们再次向那片冰冷和雾蒙蒙的黑夜走了进去。走了大约45分钟，碰到了另一个藏在雪地里的德军连队，他们把自己的地方腾出来了一些好让我们进来。我们必须要停下来，否则在这场大雾中肯定要迷路的。我们试图在这样的寒冷里睡觉。在外面的战壕里，哨兵们正在跺着自己的脚来取暖，雾气已将这些哨兵完全笼罩在了里面，哨兵们的视线也无法看到比战壕边远多少的地方。
虽然有暖灯和搭在掩体入口的帆布，我们还是感到寒气逼人，大家都只是浅浅地睡着。外面的温度现在大约是摄氏零下10度，这里的士兵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发着时间，有人在试图睡觉，一些人在打牌，还有一些人在用自己冻僵的手吃力地给家里写信。掩体里的蜡烛被收集起来放在一个铁盒子里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蜡烛的使用时间延长四五倍。那些对这个掩体里的回忆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就像是我孩童时代听到的一个传说一样。
我们迎着清晨的寒冷离开了这里继续前进。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安静，寒冷对于我们的威胁不亚于苏联红军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很长时间都走在一排结满冰霜的铁丝网边上，早上还没有散尽的雾气在铁丝网上旋即变成了一颗颗亮亮的冰珠。
一直到了接近中午的时分，我们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士兵找到了自己的连队，那里的军官们告诉我们其他连队的位置，现在只有16个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部队。我和那个新兵属于不同的连队。我们的寻找走了不少冤枉路，现在变得越来越愤怒了，命令怎么能如此模糊呢？这样的调度问题对于德军部队是少见的。实际上，那些过去在波兰和法国行之有效的严格的调度系统在这片茫茫的乌克兰冰原上几乎不存在了。现在整个俄国的前线有2000多公里长。我们不断衰减的运输能力也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变得更加困难。
在剩下的16个人里，14个士兵属于同一个连队，我自己属于另一个连队，那个新兵属于第三个连队。
在天黑之前，那14个士兵碰巧遇上了自己的连队。现在只有那个新兵和我还在寻找着自己的连队。
我们满心焦急地走在被车辆压得硬邦邦的路上，经过了一个破败的小村子，那里有几个士兵在守卫着，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默默地看着，我们感到了几分尴尬和害怕。
我们被告知应该往东北方向走。但是现在雾气渐渐升了起来，前面的能见度几乎为零。
虽然我那时还年轻，还是告诉自己要坚强起来。那个新兵用慌张而不安的眼睛看着我，我建议我们俩在原地挖一个坑，然后把自己的帆布铺在上面过夜。我的提议让这个新兵感到恐惧，他坚持要继续走。
他说：“我们的连队一定离我们很近了。”
我说：“你疯了，我们不能这样走下去，我们会完全迷路的，然后狼会吃了我们的。”
那个新兵说：“狼？”
我说：“是的。这里有很多的狼。”
新兵说：“但是这些狼也会在这里找到我们的。”
我说：“当然，我们现在在野外。但是我们一旦到了帆布底下，它们就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要是它们还不走，我们就用枪打它们。”
新兵说：“那还不是一样的结果。到了明天，我们还会同样迷路的。”
我说：“我们现在正在沿着交通线走，明天会继续走下去，就这样。相信我，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我终于说服了那个士兵和我一起在坚硬的冻土上用镐头刨了起来。这时我们听到了引擎声。
那个新兵喊道：“卡车！”
我说道：“什么卡车？你简直疯了！你听到了履带的声音吗？”他望着我问道：“坦克？是德国的吗？”我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呢？”
他又问道：“我们现在还在我们的前线后面，不是吗？”
我只好说道：“唉，以上帝的名义……但愿如此。”
当在只能依靠直觉作出决定的时候，我对于在这种时候希望知道决定的理由感到非常恼火。
新兵问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对他说：“从这条道上离开，想办法躲在雪地里。”
我已经从道路上离开，坦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可怕，现在坦克几乎已经到了我们的面前，然而在浓重的雾气中依旧什么也看不见。在战场上，没有什么比坦克的声音更让我揪心的了。不知道等了多久，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影子从雪地上缓缓驶过。坦克的声音震耳欲聋。我看着黑暗的周围，试图从声音里找到一些判断的依据。终于，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从地上站立起来并小心地向坦克跑去。那个新兵在原地惊讶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也赶了上来，用自己焦急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说：“这是一辆我们的虎式坦克，必须赶上它，然后我们就可以坐在上面了。”
我说道：“我们必须小心才行，他们会把我们当俄国人的。但是如果我们赶上它的话，就不用再走路了。”
我们开始在坦克留下的车辙里跑着。虽然坦克行驶的速度很慢，依旧没法赶上它，我们已经气喘吁吁了。我很快意识到我们是没法赶上那辆坦克的，必须要冒冒险才行。我抬起了自己的步枪向坦克的方向开了一枪。这种办法无疑是危险的。坦克上的成员一定会认为他们受到了攻击，然后就会用自己的机枪向我们扫过来。
坦克停了下来。他们一定听到了打在坦克炮塔上的子弹声。我们大喊着：“同志！”现在坦克的引擎已经在空转的状态，坦克的噪音此时小多了，我们听到了炮塔里传出的一个声音喊道：“是谁？”
我们奋力冲到了离坦克很近的地方，那个从炮塔里探出头来的家伙现在已经把手放在了机枪的扳机上。
他喊着：“只有你们两个？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说道：“我们在找自己的部队，我们迷路了。”
那个坦克兵说：“我并不对此感到意外，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欣慰地看到他的白色钢盔上印有老虎纹路的标志，这意味着他是大德意志师的士兵。我们解释了自己的情况，他们随即把我们拉到了坦克里面问我们：“你们都是大德意志师的士兵？”
我们回答道：“是的。”
坦克的内部涂着一层橘黄色的涂料，昏黄的灯光映照着，有两个士兵坐在炮塔里，或许还有两个坐在更前面。坦克的引擎发出的噪音让人简直没法说话，但是这里面暖洋洋的，空气里面充满了机油和废气的味道。
虽然炮塔的空间不算太挤，但是操纵设备和弹药箱占据了太多的空间，我们费力才挤了下去。坦克车长不时把自己的头从坦克里探出去，他戴着一顶厚厚的冬帽，这让他看起来很像俄国人。
坦克兵们告诉我们他们也在寻找自己的连队，因为引擎故障而耽误了两天。不得不向路上的部队到处问路，这非常危险，因为一辆单独的坦克仿佛就是一只瞎了眼的野兽。他们也没有无线电台，指挥官也没有出来寻找他们，也许上面已经把他们列为失踪人员了。
他们告诉我说这辆新坦克已经涂上了防磁性地雷涂料，外面还安装了灭火器。现在最大的威胁是俄国人的反坦克火箭筒，这是俄国人仿照我们的“铁拳”反坦克火箭弹改制的。
他们还告诉我们所有俄国坦克都不能够战胜虎式坦克。后来在罗马尼亚前线，我们看到了虎式坦克与俄国坦克的对垒。那些俄国的T－34和KW－85坦克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才认识了虎式坦克的威力。
行进了一个小时后，坦克停了下来。
指挥官喊着说：“一个路牌！这个附近一定有我们的营地！”
外面开始下雪了。一个路牌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一个坦克车手用自己戴着手套的手把路牌上的雪擦掉，接着他大声读出了路牌上的方向。看起来那个新兵的连队在更东边的地方，其他的连队在东北边，坦克也将往那个方向开去。
第一次到前线的士兵现在和我们道了别，然后独自走进了黑暗里，临别前，我看到了他脸上恐惧的神情。
20分钟后，我找到了自己的连队，那些坦克兵也决定留下来休息。我从坦克上跳了下来，向一片破烂的木屋走去。那些木屋尖尖的屋顶好像是一些大帐篷的顶。在屋子里面，一个军官正在一张用木板和弹药箱拼成的桌子边坐着，桌子上点着三支蜡烛。屋里由于没有生火，军官身上披着毛毯。他告诉了我的连队大体的位置。我然后穿过了一排掩体，猫耳洞和战壕，感到就像是第一次来到前线，只是这里的战壕要比顿河前线的战壕窄，那些不多的工兵已经尽力了。来到这里的步兵还需要把这些战壕加深并加固，俄罗斯的严冬终于到了，地面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了。
我不停地问别人自己的连队在哪里，终于有一个联络官把我带到了我们连指挥官的掩体。那个站在连部门口的哨兵在打量我了一眼后把掩体门口的帆布门帘打开了。他非常惊讶地看到一个像我这样的士兵居然也像军官一样被人护送。
魏斯雷德少校还没有睡觉，叼着一只烟斗，竖起的领子遮住了他大部分的脸庞。他没有戴帽子，看起来正在研究一幅地图。有两个油暖灯在掩体里燃烧着，但是掩体里依旧非常寒冷。在掩体的一角，一个人正靠着背包熟睡着。魏斯雷德少校抬头看了看是谁进来了。但我正要报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少校接完电话后，我再次向少校说道：“少校先生，列兵萨杰向你报到。”
少校说道：“休假结束了，我的孩子？”
我回答道：“不是的，少校先生。我的休假被取消了。”
他说道：“啊，但是你身体还不错。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我想告诉他我多么的失望，而且我多么希望能够至少回去几天，但是这些话现在好像堵在了我的嗓子眼没法说出来。我突然感到了我对于这里的那些熟人和朋友不可分割的感情。
结果我改口说道：“我很好，少校先生。我可以等到下一个休假。”少校站了起来。虽然我不能看到他的脸，但是我感到他正在微笑。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后我感到自己在他的手下有些颤抖。
他说：“我要带你去见你的一些朋友。我知道和朋友在一起能够弥补许多遗憾，即使没有舒适的床，甚至是没有吃的东西。”
我感到有些受宠若惊。少校现在走了出去，我跟在他的后面。
他解释道：“我总是把我手下的人按照朋友分在一起的。维尔纳、霍尔斯、林森，还有林德伯格现在都守在那个反坦克炮炮位上。他们会很高兴看见你的。”
魏斯雷德少校高大的身影走在白茫茫的雾气里。当我们经过时，一些已经几乎睡着了的家伙跳了起来向少校汇报说一切都正常。
我们走到了一个比其他掩体都更深的一个掩体，这里有3个蜷缩在一起的人躺在地上，有两个人靠在战壕的加固木桩上。我立刻认出了老兵的声音。
老兵向少校说道：“欢迎来到我们的掩体，少校先生。我们今晚可以聊聊了，现在一切平安无事。”
老兵那个熟悉的声音让我感到有些惊讶。
魏斯雷德说道：“萨杰在这里，他刚刚回来。”
老兵说道：“萨杰，我真不敢相信！我以为你正在柏林正花天酒地呢。”
我说道：“我想你们了。”
老兵说道：“真是个好小伙子。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在我们这里有时你可以看到焰火，但在柏林则是一片黑暗。记得上次我在那里时是一年半前了。”
我可以听见霍尔斯在睡意十足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了？”
老兵大声说：“起来，小伙子！少校先生现在正和我们的朋友萨杰在一起。”
霍尔斯立刻像被子弹打中了一样跳了起来。
霍尔斯说道：“萨杰！他现在回到这里真是疯了！”
魏斯雷德少校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了。他说：“如果不是我了解你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的话，我本该派你到纪律营里去的，列兵霍尔斯。”
霍尔斯现在突然清醒了过来。
他解释道：“请原谅我，少校先生，我刚才还没醒。”
少校说道：“那你的睡眠看来是充满悲观主义色彩的，列兵霍尔斯。”
老兵此时开口了：“前天是顿河，昨天是顿涅茨河，今天是第聂伯河……你必须得承认，少校先生，就算是一头强壮的大象也会对现在的局面感到有些泄气。”
少校说道：“我知道，这就是自从我来到俄国后最担心的事。如果我们失去了信心，那一切都会变得更艰难的。”
老兵又说道：“我们丢掉土地和士兵的速度要比失去信心的速度更快。”
少校回答道：“俄国人不会跨越普利佩沼泽的，相信我。”
这时林德伯格傻呵呵地问了一句：“我们可能会撤到哪里？”老兵回答说：“撤到奥德河。”
少校小声说道：“上帝保佑我们避免这样的灾难，我宁愿死也不愿意看到这天。”
也许魏斯雷德少校相信上帝，后来，他的祷告言中了。
第十二章 红军坦克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第聂伯河第二道防线
我回到部队后，10天过去了。我们轮流到那些木房子里休息，已经喝完了一大缸咖啡，没有伏特加，也没有饼干，接着战争再次来到了我们这里。
为了打发时间，士兵们在战壕里要么正在用温水洗脚，要么在抓虱子，还有的人竟然用自己身上的虱子来与其他人的虱子进行虱子爬行比赛。大家都暂时放松了下来，但是这样的时间正在飞快地结束，很快就陷入了一种百无聊赖的状态。一切都是那样按部就班，我们对于这样的前线生活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无论我们的士气有多高，大家的心里总是充满了一种战斗开始前的焦虑感。
在这10天里，我们许多次地来回于战壕和村子里的那些小木屋之间。每次轮班站岗12个小时，一些士兵都会被从战壕里换下来，回到大约800米外的村子里休息。白天的时候，我们总是呆呆地望着那片空荡荡的平原。晚上，大雾将我们能够看到的距离缩短到不过5米左右。虽然并没有试图阻挡敌人的推进，但是他们的阵地正在向我们靠近。
俄国人有几次用摩托化部队试图从防线上突过去，我们向他们开了火。有一次，俄国人的坦克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接着坦克向我们的阵地开了火。除了这些时候，我们都是无所事事地呆呆看着雪花落在自己已经冻得像木头一般的军靴上。每隔12个小时，我们回到村子里的小木屋休息。每6个人相互紧紧地抱在一起休息，这时那硬邦邦的军靴才又慢慢地变软了。我们被严令禁止生火，因为烟雾会暴露我们的位置，魏斯雷德少校常常来检查我们。
我对于自己的小组特别感到一种温暖感。老兵说话直来直去，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常常听着老兵和那些与他年纪相仿士兵的聊天，他们所聊的内容常常让我们感到惊讶。部队已经放弃了基辅了，那里曾经是战斗的中心地带。我们试图守住第聂伯河前线，密集的炮击对于俄国人疯狂的进攻似乎也奏效不大。从切卡西到克莱门楚，俄国人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第聂伯河两岸的战略要地，他们也控制了德斯纳河地区。在内德戈罗夫，我们也从那里撤了出来，在那里的德国士兵实际上面临着被俘或是死亡的残酷选择。
幸运的是，由于我们的阵地极其不稳固和漫长，我们这些人只负责守卫第聂伯河防线的南翼。这个地方的地势看起来就像是台球桌那样平坦，就算是有充足的供给，要守卫住这样的地形也是极为艰难的。在我回到连里的第12天，俄国飞机轰炸了我们的阵地，许多人在轰炸中受伤或阵亡。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长队衣衫褴褛的德国士兵，他们是从切卡西突围出来的部队。这些满是伤员，又累又饿的部队像蝗虫一般涌到了我们的战壕里，把我们的食物吃了个精光。他们刚刚经历的惨烈的战斗可以从他们极度憔悴的脸上看出来。这些幸存下来的德国士兵们穿着破烂的靴子，背着空空的背包，眼里布满了血丝。苏军强渡第聂伯河的战役从喀山开始，他们迅速突破了德军在西岸的防线，并在喀山包围了许多德国部队，这些退下来的士兵刚刚从苏军强渡第聂伯河的战役中幸存了下来。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降到了摄氏零下20多度了。
在这样的酷寒中，俄国人抵达了我们的防线，他们到来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到，我们就像是一群被困住了的动物一般专注地听着猛兽的逼近。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我们都仔细地在听着这个声音。虽然看不到什么，但是不断有人喊道：“他们来了！”
紧张的心情让无数可能发生的场面从我们的脑海中升起。我们也想到了远方的家人，或是自己的爱人。我们想象着即将到来的战斗结果——投降、被俘、战斗或是死亡……有人手里紧握着武器在想象着自己的英勇表现能够把俄国人挡回去。但是大多数人此时都想到了自己的死，我们也准备好了接受这样的结局。这样的思想准备正是那些创造辉煌战功的士兵最重要的特质。
在面对着苏军难以置信的数量和装备优势时，我们往往只好选择逃跑。但是我们也常常别无选择地要面对着这个对手，许多人成了没有勋章的英雄，这些人的决心有时竟能够成为他们击溃强大于自己许多倍敌人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再是为希特勒战斗，也不为了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或者是为第三帝国的前途而战，甚至不是为我们饱受轰炸煎熬的家人或是未婚妻而战，我们坚持战斗只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恐惧。无时不在的死亡的阴影让我们已经习惯，但是我们也为这个无人能够逃脱的结局发出绝望的怒吼。我们现在战斗着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可耻的，但是这个原因到了最后胜过了一切的理想或说教。我们为自己能够活下来而战斗着，我们不愿意死在一个到处是积雪和泥浆的掩体里。我们像一群耗子一样战斗着，当我们被一只远远比我们强大的猛兽困住时，也会奋不顾身地跳起来露出自己的牙齿。
虽然我们已经无数次被打败，但是恐惧反而成为一个让我们战斗下去的动力，就像此时我们正趴在冰冷的冻土上专注地听着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
现在已经清楚地听见了坦克和步兵前进的声音。穿得像一大袋土豆的霍尔斯此时向我挪了过来。
霍尔斯在我耳边说道：“你听见了吗？他们有坦克。”
起初只听到坦克的声音，接着我听见了俄国士兵唱歌的声音。他们高唱着一支胜利的歌曲，现在轮到他们感受那些只有前进部队才有的乐观和激情了。
老兵嘟囔着说：“一年半前，向莫斯科进军时，我也是这样唱着歌的。”
到了晚上，这些俄国军队发出的声音依旧没有停息下来，那些在村子里睡觉的德国士兵都回到了战壕里，每个人都准备迎接俄国人的进攻，甚至连那些炊事兵和医务兵们也拿起武器和我们站在了一起。我们的前线单薄而漫长，单是我们师所防御的阵地就长达100公里。看起来我们有不少人，但是俄国人的数量至少超过我们30倍。
心里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头上的钢盔似乎越来越沉重。我们的手脚刚刚还被冻得生疼，而此时却只感到自己僵冷的手脚似乎已经在恐惧中不再属于自己了。在其他的夜晚，士兵们还常常在战壕里跑着驱走自己的寒意，但是今晚上，所有人都脱掉了那些笨重的棉鞋，轻装站在冰冷的战壕里一动也不动。刺骨的寒冷在我们身上盖上了一层白霜。有时我们想清理一下自己的武器，但是当手指触碰到冰冷的金属枪身时便感到像是被电击了一样。在我们前面，俄国人依旧按兵不动，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只有他们坦克的轰鸣声。
我们有时会听到某匹快被饿死的马的哀鸣。疲倦和沉沉的睡意像寒冷和恐惧一样向我们袭来，我们虽然大睁着双眼，但是每隔5分钟或10分钟，都会感到眼皮像灌了铅一般压了下来。接着我们又会清醒过来，慢慢等待着黎明的到来。黎明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候，人或牲畜往往都是在这个时候被冻死的。
俄国人正在故意拖延他们进攻的时间。自从我们听到他们到来后，已经一整天过去了，但是依旧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装备和人员的话，此时发动反攻一定会取得成功的，但是我们接到的命令只是原地等待。现在实行了4小时的轮休制，这样我们的战壕里能够随时有很多的士兵。许多人抱着枪睡着了，他们身上到处都是冻疮。那些伤员和病号正一个个被马车或人背抬到了后面，我们不会有预备部队来增援我们。
老兵抱怨说：“这简直是一塌糊涂。”
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看到林德伯格光着屁股站在雪地里。他刚才走开想去拉屎，但是在雪地里蹲了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拉出来，结果他哭得像一个孩子一样。霍尔斯对他忍无可忍，终于大发起了脾气，用林德伯格的防毒面具带子狠狠地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抽了一顿。
到了第二天早上，俄国人还是没有进攻。我们已经被冻得浑身发僵而且变得更加紧张了。我们的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投了四捆邮件。我收到了四封，两封是家里的，还有两封是葆拉写的。所有的信都是至少一个月以前就写的。我如饥似渴地看着葆拉的信，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愁。她说现在在离柏林大约有70公里的一个小工厂里工作。她还说现在柏林已经没法居住了。
我该怎样思考这件事呢？我该如何想象葆拉现在的处境呢？
我父母的信依旧是一贯的开头就让我感到恼火的无病呻吟的抱怨。我和老兵维尔纳说了这件事，他回答道：“这就是那些法国人所能抱怨的事。”
我母亲的来信让我为她不切实际的建议感到震惊。这个可怜的妇人在信里恳求我要照顾好自己，别出风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除了这些外什么也没有了。她的这些建议和我现在所要面对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我从信纸上抬起了头，望着前面即将到来的面对死亡的战斗。母亲对于我们的处境毫不知情的可悲态度让我眼里充满了泪水。
那些收到信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对信的内容感到意外，我看到了那些比我大好多的老兵们眼里都噙满了泪水。有人从战壕里跳起来像一个疯子般大声号叫着，一个他的亲人或密友在轰炸中被炸死了。
我旁边的一个高个士兵说：“这些信让每个人都感到恼火。”边说边看着旁边一个他的哭得难以自抑的朋友。
看起来生活不会放过我们，哪怕是在这个时候。
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中一些人被派出去侦察对面的俄国人的情况。他们从战壕里爬出去消失在了满天的风雪里。指挥官们已经厌倦了等待并准备去刺激一下敌人，我们听到了几声枪响，接着那些被派出去侦察的士兵跑了回来，他们报告说俄国人那里到处是坦克和军车。
我和战友们在夜幕降临时被喊醒了。我们跑向了前沿阵地，心怦怦地剧烈跳动着。俄国人的坦克此时正在向我们的阵地冲过来，可以感到它们的履带让我们脚下的大地剧烈地抖动着。
我们的反坦克炮炮手和那些拿着反坦克火箭筒的士兵们此刻正在眼睛一眨不眨地用望远镜盯着前方，他们不时地擦拭着落在望远镜片上的雪花。阵地前面有几个反坦克壕，但是这些壕沟的数量和质量仅仅只起到一种装饰的作用。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没能挡住苏军坦克，那一切就都完了。大家手里都紧紧地拿着刚刚发给我们的反坦克手榴弹或是磁性地雷。
我们保护的那门反坦克炮由奥林海姆、巴勒斯、弗雷维希还有其他几个人操纵。我们的观察范围被漫天的鹅毛大雪严重降低。在我们北边，一挺我们的机枪开火了。坦克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但是我们依然看不到坦克。在我们北边，已经枪炮声大作。虽然是漫天大雪和暗淡的天色，我们还是看见了那里激烈战斗的火光。反坦克炮特有的短促而沉闷的射击声正响彻着原野，我们的呼吸随着坦克声音的越来越大而愈发急促起来。地平线已经被火光照亮了。附近的地平线上升起了长长的火舌，将大雪纷飞的原野突然照亮。我们现在听到了坦克全力加速的声音，这时5个钢铁怪兽从夜幕中突然冲了出来，它们的行进路线和我们的战壕刚好平行。我们的反坦克炮已经开火了。老兵维尔纳将自己的机枪顶在了肩窝上。此刻巨大的恐惧感几乎让我无法移动身体了，那群T－34坦克的领头坦克将炮管转向了我们，我们的反坦克炮弹在这辆坦克的车身上击出耀眼的火花，虽然我们有5发炮弹击中了这辆坦克，但是这些炮弹只在坦克车身上留下了一些划痕，看起来这辆坦克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
另一辆坦克从我们的身边大约10米的地方疾驰而过。我听到了一声巨响，我们的一发反坦克火箭弹在坦克车身上爆炸了。那辆钢铁怪兽立刻减慢了速度，然后浓烟从坦克的炮塔与车身结合的缝隙里冒了出来，坦克的舱盖打开了，舱盖重重地砸在了金属车顶上，发出刺耳的声音。然后就听到了里面的喊叫声，接着一声巨大的爆炸淹没了这叫声。巨大的爆炸把这辆坦克的炮塔撕了个粉碎，在炮塔的残余部分到处挂满了血淋淋的人体组织碎片，这些被巨大爆炸撕开的金属呈现着紫色和金色。我们的阵地上没有人发出欢呼声，只是不时响起的反坦克炮的声音。我们一发反坦克炮弹击中了第二辆坦克的后部，这辆坦克也冒起了黑烟。然后我感到自己手中的机枪弹带从手指中滑动出去——老兵维尔纳开火了。那些从这辆坦克中逃出来的人被子弹无情地打倒在了地上，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松口气了。此时阵地前被燃烧的坦克残骸映得通红，现在也可以更容易地看到那些扑向我们的坦克了。已经有一辆苏军坦克从我们的战壕上碾过去了，当这辆坦克向我们径直冲来时，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发根在恐惧中竖了起来。反坦克炮立刻把自己的炮管在几秒钟的时间里掉了过来，指向了那辆疯狂向我们驶来的坦克。一发炮弹随即向坦克发射了过去，炮弹穿透了坦克前部的装甲打到了坦克里面。坦克的引擎立刻戛然停了下来，然后发出一阵阵的嘎嘎声，听起来好像是坦克的传动系统被击中了。几乎与此同时，在我们的右侧看到了两个明亮的火球，然后就是一长串爆炸声。有一辆坦克此时正向我们开炮，周围大块的冻土被爆炸抛到了天上。
我在混乱中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看到右边的那辆坦克熊熊燃烧了起来。
有人喊道：“向反坦克火箭筒手致敬！胜利万岁！”
我们的反坦克炮正在向另一辆突破我们防线的苏军坦克开火，那辆坦克显然也出现了机械故障。接着坦克的左边被自己内部弹药的爆炸给撕开了。我们现在的注意力被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吸引住了，一辆T－34坦克刚刚轧过我们的战壕，战壕里的几个士兵倒在了坦克的履带下面，我们的一辆半履带式卡车正在追着这辆坦克，卡车上的反坦克机枪正向坦克的后部猛烈射击着。弗雷维奇现在已经受伤，甚至可能已经死了。我们用机枪向那辆突破阵地的俄国坦克射击着，但是那辆俄国坦克丝毫没有减慢速度。有两发俄国坦克的炮弹在那辆追击坦克的卡车附近爆炸了，第三枚坦克炮弹在我们的战壕前面爆炸了。那辆突破了我们防线的俄国坦克看来确信自己依旧被我们的卡车追击着，一溜烟地消失在了风雪里。
俄国人的进攻终于结束了。这次进攻延续了大约半个小时，进攻的目的显然是试探我们的防御能力。许多俄国坦克被我们摧毁在了阵地前面，俄国人的损失似乎要远大于我们的损失。但不幸的是，这些损失对于正在我们前面集结的庞大的俄国坦克部队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我们表面的损失不大，但是有4个反坦克阵地被摧毁了，这严重削弱了我们的防守能力。
现在紧张的气氛缓解了很多。战壕里面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有人命令担架员去转运伤员。虽然在战壕里抽烟是明令禁止的，但老兵正坐在战壕的地上抽着烟，霍尔斯也和我们坐到了一起。
霍尔斯喘着气说道：“我听说魏斯雷德的掩体被一辆T－34坦克给压垮了。”
我们惊讶地看着霍尔斯，想知道更多的消息。
老兵对我说道：“你们待在这里，我去看看。”
霍尔斯提醒老兵说：“小心你的香烟。”
老兵回答道：“谢谢提醒。”
老兵把自己的烟头的火灭掉，然后把烟头塞到了自己的袖子里。他半个小时后又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老兵说：“我们挖了10分钟才把魏斯雷德找到，他没事的，他的两个副官也没事。只是他的通信兵死了。他一定是看到坦克慌了，在试图跑进掩体的时候被坦克轧死了，我们在掩体的废墟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们为魏斯雷德少校能够逃过这一劫而感到高兴。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爱戴他，在战斗中连里所有的士兵都深深地信赖少校的指挥。
第二天早上，雪停了。平原上到处都是被积雪覆盖着的坦克的残骸。
在我们阵地前至少有20辆被击毁的苏联坦克，一些坦克仍然在燃烧着，火焰将坦克的躯壳烧成了棕红色。看起来昨晚上苏军坦克向我们防线的4个地点发起了攻击，每个地点大概相隔20多公里。4个攻击点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阵地，这里由6个连防守。另外3个攻击点在离我们更北的地方。
我们早晨8点钟的时候回到了阵地上。这里一切又都变成了一片无声无息的寂静，阴云密布低垂的天空仿佛就像一个铅制的屋顶一样在我们头上。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俄罗斯冬天这样的天空，常常对这种铅灰色的辽阔天空感到惊讶，从密布的阴云里透出的光线让地上的一切东西都显得极不真实。我们冬服的颜色在这片纯白雪地的映衬下看起来是一种脏兮兮的尿黄色，许多士兵已经把自己所有的冬装披上了，这使得他们的活动非常笨抽。由于那些冬装并没有考虑到要套在几层厚厚的其他冬装上，有些最外层的冬装已经被撑裂了，我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些会活动的破烂枕头堆。
虽然处于劣势，但是现在我们都稍稍松了一口气。那些俄国人的坦克残骸就像是一些在一次狩猎活动中被宰杀的野兽一般。我们都知道这根本不算是一次严重的进攻，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把敌人最可怕的战争机器挡在了我们阵地前。连队里的老兵们都认为俄国人是主动停止了进攻，而一些新兵则认为我们已经阻止了俄国人的攻势。少校现在为那些受伤的士兵打开了几瓶酒，那个晚上我们在村里的小木屋中开了一个庆祝晚会，我们特别祝贺了我们的反坦克火箭筒手的英勇表现。
我们点燃了七八支蜡烛，向几个负责反坦克火箭筒的军士长们祝贺着，他们是林森、凯勒曼和顿德。掷弹兵斯迈伦和普林斯与魏斯雷德少校碰了碰杯。魏斯雷德少校的左手上缠着厚厚的绷带，他的两个副官脸上也缠着绷带。有两个伤员躺在担架上，我们给了他们许多香烟。
霍尔斯依旧在神采飞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战斗的情景，他左手拿着酒杯，右手在不停地挠着自己满是虱子的夹肢窝。林德伯格现在也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正如他在任何顺境里的表现一样。他在困难的处境里显得特别怯懦，虽然看起来依旧非常年轻，但是他的脸上现在也有了几分沧桑感。
尽管周围很喧闹，有几个士兵却已经在一旁睡着了，那些还没有睡着的士兵们也很快就喝醉了。像所有的德国军队的庆祝一样，有几个士兵开始唱起了军歌，因为大家几乎不会唱其他什么别的歌曲。在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这里的一切是如此动人，但又是如此的不真实。
老兵开始唱一首俄国歌曲，没有一个人懂得他在唱什么，我们不知道他唱的是一首布尔什维克的歌曲还是一首友好的乌克兰人唱的歌曲——虽然我们在乌克兰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每个人都在唱着自己喜欢的歌，结果没有人能够在这一片乱哄哄的歌声中听清什么。霍尔斯现在扭着我的胳膊逼我唱一首法国歌曲，我虽然已经喝得想吐，但还是勉强唱了几首法国的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