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盖伊·萨杰 [法国]
《被遗忘的士兵》一书记述了一个普通德国士兵在1942年至1945年德国与苏联空前惨烈战争中的真实个人见闻。作者盖伊·萨杰(化名)是出生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德法混血后裔(阿尔萨斯在一战后被法国占领)，他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盖伊于1942年17岁时应征入伍，担任苏德前线上的一名年轻的运输兵，1943年他转入了东部前线德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大德意志师，并参加了与苏军的几乎所有重要会战，其中包括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为保持历史原貌，本书仍译为斯大林格勒)会战、明斯克会战、库尔斯克会战、第聂伯河会战一直到德国国内的防御战役等。
该书以流畅的第一人称文笔，讲述了作者在这3年人类历史空前残酷屠戳中的个人见闻，文字描述生动、翔实，深刻刻画了作者的感受和经历。该书内容极其朴实而又深具震撼，作者的回忆跨越了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对此类风格书籍的拘囿和辖制，深刻反映了普通个体生命在人类历史残酷舞台上的无足轻重。作者并不是一个信奉纳粹主义的狂热分子，但历史的洪流不由分说地将年轻幼稚的他推向了人类相互疯狂残杀的各个战场。该书于1967年在美国首次发行，2005年再版。《纽约时报》对此书评为：“读完此书的任何人都永远不会忘记它。”在许多的书评中，大量读者称此书为“最震撼人心的战争回忆录”。
与其说此书是一本战争回忆录，不如说这是一本讲述个体生命在人类残酷历史中命运和地位的回忆与思考。该书也是一个普通的个体生命对于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拷问，这个拷问超越了时空和疆域，让我们读完此书的所有人都将掩卷长思。同时作为一本讲述战败国士兵经历的回忆录，此书将是中国国内第一部介绍普通德国士兵在二战中经历的历史记录。普通士兵的视线将提供给读者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屠戮，让读者对于战争、人性和人类历史都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客观的领悟。任何讴歌战争和对于战争有着天真幻想的人，他们在读完此书后应该都会变得清醒许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死伤最为惨烈的战争。当时的德国领导人阿道夫·希特勒在建立欧洲新秩序和消灭共产主义的旗帜下发动了这场世界大战。这场波及全球的大屠杀夺去了近一亿人的生命，无数的家园被战火毁于一旦。这场人类历史最血腥的篇章之一在许多的二战回忆录或历史传记中都被详细地描述了。但是，这些描述绝大多数都是从战胜国的角度撰写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历史是胜利者写成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历史一定充满了种种人为的误解。其实作为那些战败国的士兵，他们也是这场人类悲剧里的一分子，许多人并不是愿意打仗，而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场人类空前的自相残杀之中。
有人说，战争的根源是骄傲与仇恨。就如阿道夫·希特勒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民对于带来深重民族耻辱的凡尔赛和约的痛恨，挑动德国民众的狂热民族主义和复仇心理，最终把德国人民推入了战争的深渊。对于战争的失败者，历史通常只会忠实地接受和记录胜利者们加给失败者们一切的罪责和指控。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还是以一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对待任何战争的失败者，而不去反思那些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的根源的话，那类似的悲剧一定还会在人类未来的历史中再次重演的。
当然，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认识的局限，作者看问题的角度与观点会有一些不尽客观、正确之处，相信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能够批判、辨别。
译者
2008年12月于昆明
作者自序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盖伊·萨杰……你到底是谁？
我的父母都是乡下人，但他们俩却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相隔遥远的地域，迥异的文化，被崇山所隔绝的边界，拥有同样的情感却难以用共同的言语来表达。
我就是这个奇怪爱情的产物，在后来的生命中不得不一个人去面对和处理由这而产生的种种难题。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觉察到了，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些问题在我存在之前便早就在那里了，我不过只是发现了它们而已。
接着战争爆发了。虽然我已到了坠入爱河的年纪。但我却要与战争携手同行。我不得不面对一个难以担负的重担。转眼之间，我面对着两面需要我去捍卫的国旗，两条需要我去防守的战线——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国。我后来入伍了，也曾经有过许多的幻想和祈望。我经历过《丽丽玛莲》 [ 译者注：二战时一首著名的德国爱情歌曲。 ] 中所不曾提及的战争恐怖的渊薮。我根本就没想到能够活下来，但我还是活下来了，在这之后，一切对我而言都不再重要了。
所以如今我还是我，虽然无悔，但自己的整个生命却业已被那场战争完全地改变了。
前言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1942年7月18日，我来到了位于切姆尼兹的兵营——一个通体白色的巨型椭圆建筑物。我被这个特异的建筑结构所深深吸引，甚至心中多少产生了些许莫名的敬畏之情。
在我的请求下，我被分配到了飞行王牌卢德尔 [ 译者注：卢德尔是二战德国空军的头号王牌飞行员，在整个战争中，他驾驶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摧毁苏军坦克500余辆，战机上百架。 ] [ cdhyy注：有些书中译为“鲁德尔” ] 所指挥的飞行中队第26小组，不幸的是，我没有通过德国空军的考试。但搭乘斯图卡式轰炸机的经历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幕。我们这些新兵们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兴奋当中，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有了一套崭新而合体的制服，一双不算新但是相当不错的军靴。我对我的新形象感到非常自豪。军营里的伙食也不错，我还学了几首军歌，但我常常带着自己浓重的法国口音而常常将它们唱跑调。其他新兵在听我唱歌的时候常常大笑起来。
没有当上空军的我被转往了德国陆军。和我想象的空军训练营的生活比，陆军训练营的生活当然对我没有太大的趣味性。训练营中的战地训练科目是我经历过的最苛刻的体能训练。训练结束后的每一天。我都是筋疲力尽，常常吃着饭就睡着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是满心欢喜和快乐的。在经历了战争一切的恐怖和残酷之后，至今回想起来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我那时能够如此兴高采烈。
在那年的9月15日，我们离开了切姆尼兹，徒步行军40公里到达了德累斯顿市，在那里我们登上了一列火车。
火车带我们穿越了大片的波兰领土，我们在华沙的车站上停靠了几个小时。我们的连队在停靠期间还游览了华沙市的市容，包括著名的犹太人定居区。我们后来陆续地回到了车站。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波兰人也向我们报以微笑，特别是那些波兰女孩们。一些远比我要大胆的老兵已经安排了如何在下一次返回时约会某个波兰女孩了。我们的列车再一次启动，我们最终到达了别亚里斯托克。从别亚里斯托克下车后。我们徒步行军了大约15公里到达了一个小村庄。那天的天气凉爽而晴朗。秋天的妩媚在这片群山环绕的乡村里被展示得格外淋漓尽致。我们穿过了一片巨树丛生的森林。劳斯军士长大声命令我们快步跑到一片开阔地，在那里，一个童话般的城堡就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沿着林荫大道一边前进一边用四个声部唱着《艾丽卡，我们爱你》这首歌。在城堡外迎接我们的是10来个德国军人，其中一个还戴着只有军官才能佩戴的闪亮的肩章。我们准时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大家一面唱着最后几节歌词，一面站好了队。军士长再次大声发出命令，我们都立正站好。接着下一个命令，所有人都齐刷刷地向右看齐，空气中充满了300双皮靴的擦碰声，在一个隆重的部队欢迎仪式后，我们起步走进了这个气势恢弘的城堡里。在城堡的院子里，军官开始了点名。被点到的士兵出列组成了另外一组，随着被点士兵的陆续出列，我们原来队伍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院子里到处都停着各种各样的军车，军车上坐着大约500名全副武装准备出发的士兵，我们每30人被编成一个组原地休息，一个年纪挺大的军人向大家叫道：“休息的部队，这边来。”
我们从这个命令中知道那些军车上的士兵就要离开这个富丽堂皇的城堡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的脸色为什么不太好。两个小时后，我了解到了他们的目的地是俄国。俄国就意味着战争，而那时的我对于战争仍旧是一无所知。当我刚刚把自己的行李放到我选好的木板床上时，我们又被下令到院里集合。现在是下午两点了。除了在火车上吃的一点面包和白奶酪，还有在华沙车站上的几块饼干外，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吃任何东西。这次集合一定和午饭有关，尽管已经晚了3个小时了。
但结果这次集合和午饭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穿着背心的军官带着嘲讽的口气建议我们和他一起学习游泳。他带领着大家齐步跑到了大约离城堡一公里左右的一个灌满水的沙池边，一条小溪缓缓地流过这个沙池。带队的这个军官此时面无表情地命令大家脱掉衣服。大家很快都脱得赤条条的。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滑稽。军官首先跳入了池里，他接着挥手命令我们也跳下去。
每个人都哄笑起来，但我的笑声多少有些勉强。那天的天气对于散步而言再好不过，但对于下水游泳恐怕就不是了。外面的气温只有十几度，我试着用脚尖试了一下水，水冰凉刺骨。就在此时。突然有人在我后面猛地一推，我随即跌到了水里，周围传来一阵大笑声，我在水里拼命地扑腾着好让自己不呛到水，当从水里颤抖着爬上岸时，我相信今晚一定要得肺炎住院了。我焦急地等着有人递给我一条毛巾，但终于明白不会有人给我什么毛巾的。因为没有人带了毛巾！我的大多数战友只有自己的长袖内衣和咔叽布夹克，从水里上来的人将夹克披在自己的赤裸的身上。我因为穿了一件套头背心而比较幸运，这件背心可以让我的肌肤不用摩擦着夹克粗糙的布料。
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追赶着我们的带队军官，他已经跑到了离城堡只有500米的地方了。我们所有人都饿得快不行了，大家都极度迫切地等待着任何让我们吃饭的命令。一个体格健壮的阿尔萨斯新兵跑到一个军官身边，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军官，好像要把他一口吞掉一样。
他问军官说：“我们要吃饭了吗？”
接着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大家注意”的命令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大家都站住了。那个军官接着喊道：“这里的午餐时间定在上午11点钟，但你们迟到了3个小时。我数到3，所有人到我的右边，现在是实弹射击训练时间。”每个人都紧咬着牙跟着我们这个“新家长”出发了。我们走上了穿过树林的一条狭小的山路。部队的队列散了开来，很快大家已经成一个单列前进了。我接着注意到了走在我前面的10来个人中爆发了一场小小的骚乱。很快我们30来个人挤在了一个树丛边上，3个穿着平民装束的波兰男人每人手里拿着一个装着鸡蛋的篮子在那里站着。我们每个人都在问彼此同一个问题：“你带钱了吗？我没有。”
我们都听不懂那几个波兰人说的是什么。但马上我明白了他们是想把自己的鸡蛋卖给我们。我们参军后还没有发补贴，算我们倒霉。结果我们几乎没有人身上带了钱。对于早已饥肠辘辘的我们而言，眼前的鸡蛋简直是一个无法抗拒的巨大诱惑。转眼间，无数只手伸到了篮子里面。许多鸡蛋破掉了，波兰人和我们在无声地推攮着：双方都担心可能的报复。我还不算运气太差，虽然我的一只脚被拥挤的众人踩了许多次，但最后我抢到了7个鸡蛋。
我快跑着赶上了自己的部队。我把两个鸡蛋递给了一个肥硕的奥地利人，他惊讶地望着我。我飞快地吞下了手中的5个鸡蛋，一同下肚的还有不少碎蛋壳。这一切都在不到100米的距离内完成了。
我们终于到达了射击场。那里至少有1000人。射击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列队走向一群前来迎接我们的战士，从他们的手中接过枪来。我拿了24发子弹——我打掉的子弹并不是我们连队最多的，而只是一个平均数而已。
刚刚吃下去的鸡蛋开始发挥作用了。夜幕降临，我们所有人都要饿晕了，我们扛着自己的枪离开了靶场。别的连队向其他方向走去。我们沿着一条似乎来时没有走过的狭窄的碎石路行进着。实际上，我们还需要快步走7公里才可以回到那个该死的城堡，看起来行军时唱歌是一种很好的呼吸运动。虽然已经累得半死，但那个晚上我还是想把自己的肺唱成一副风箱。在唱歌间隙，我注意到所有人脸上都浮现着焦虑的神情，就在正忙着呆呆地走着的时候，和我只有一步之遥走在我正前面的彼得·德雷格指着他手腕上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的手表轻声说“看现在几点了！”
我的天！现在已经过了下午5点。我们已经错过了晚饭时间，所有人都开始加快了自己的脚步。或许城堡里的人还给我们留了一些吃的。我们抱着这样的希望好使自己能够不去注意快要压垮我们的疲劳感。最前排的士兵很快超过了带头的军官一大步的距离，接着又超过了两大步的距离。领头的军官惊讶地瞪着我们，接着他喊道：“你们以为可以把我甩到后面，是吗？我们试试吧。”
当带队军官第七次命令大家齐步走的时候，我们终于跨过了通向城堡大门的宽阔的运河石桥，大家的步伐依旧没有放慢下来。我们看到了被几盏昏黄灯泡照亮的城堡大院。在那里一队士兵正拿着自己的饭盒和水杯排着队。在他们队列的最前面停着一辆改装过的装着三个巨大圆筒形炊锅的挎斗摩托车。
随着军士长的命令，我们停了下来。大家都在等着解散的命令好拿出自己的饭盒。但是，天哪，我们并没有等到这个命令。这个变态的虐待狂军士长命令我们大家将自己的枪按照枪号放回到枪架上。这个过程大约又花了10分钟左右。我们都要崩溃了。然后大家终于听见军士长命令说：“现在所有人可以回来排队领饭，看还剩下多少吃的。”
我们列队走到了军械库的门口，但当我们一出城堡大门，所有人都发了疯一样冲向自己的营房，打了铁掌的皮靴底把石板地面碰出点点的火星。我们排的60个人像疯子一样冲上了营房的石台阶，把几个其他连队的刚从营房出来的士兵又挤了回去。在宿舍里。混乱进一步升级，因为没有一个人清楚自己的房间或床位在哪里。我们从一间房冲到另一间房，好像是被魔鬼附身了一样，然后不可避免的是，当一个人想出去时，另一个人又打算进来。我们挤作一堆，咒骂着，互相推搡着。我戴着钢盔的头不知被谁猛地砸了一拳。
一些幸运的恶棍先找到了自己的饭盒并迅速大步流星地跑了下去。这帮猪猡！他们一定会把所有剩下的饭菜都抢光的！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背包，但当我正在拿出饭盒的时候，有个穿着脏靴子的家伙跳到了我的床上，顺便也把我的背包连同所有东西踢到了地板上。我的饭盒滚到了旁边的床下面，当我一个鱼跃扑向饭盒时，手又被人踩到了。
当我回到院子里，在我们军官慈祥目光的注视下，排进了打饭的队列，我欣慰地看到还有一个饭锅里还剩着一些东西。在排队的间隙，我扫视了其他排队的战友。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极度疲惫的倦容。有许多像我这样身材并不魁梧的士兵，他们的眼圈都已经变成了灰黑色。
我看到了布鲁诺·林森。他刚刚领完食物并正在一边小心地走，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的东西，法尔施泰因、奥林海姆、林德伯格还有霍尔斯。他们都在做着和林森同样的事情，当轮到我的时候，我打开了自己的饭盒，自从上一顿后我还没有来得及洗我的饭盒，饭盒内壁上还沾着食物的残渣。炊事兵除了将我的饭盒装满，还将一大份酸奶放到我的餐盘里，我退后几步坐在靠厨房墙边的一把长椅上。我们打靶后返回途中，下午匆匆吃掉的几个鸡蛋发挥了作用。我边坐着边飞快地吃起了晚饭。晚饭总的还不错。我起身走到一个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前，借着里面的灯光，我看到自己饭盒里的食物是一些面条、葡萄干和肉块的混合物。马上这些东西都将转到我的肚子里了。因为我们没有喝的东西，我像其他人一样走到水槽边上接了三四杯冰凉的自来水灌下了肚。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洗洗自己的餐具了。到了晚点名的时候，我们被叫进了一个宽敞的大厅。一个军士长给大家做了一个有关第三帝国题目的演讲。现在是8点了，熄灯号响了起来。我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随即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我刚刚度过了自己在波兰的第一天。这一天是1942年9月18日。
我们每天清晨5点起床。接下来的两周里我们都是如此。我们将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并每天都要跨越那个该死的积满水的沙池。但不再是以游泳的方式，而是全副武装游过去。每天晚上回来，每个人都是筋疲力尽，浑身湿透地倒在自己的床垫上，我们就这样沉沉地睡了过去。在这两个星期里，我们甚至没有力气给家里写信。
作为一个狙击手，我在训练中取得了很快的进步。两周的强化训练里，我至少在演习和打靶场上打掉了500个弹夹和抛掷了50个训练手榴弹。训练的两个星期里天色总是阴沉沉的。有时天会下雨，我不知道下雨是否意味着冬天马上就要到来了。但现在还只是10月5日。今天清晨天气晴朗。地上有一层薄薄的霜。这意味着白天的天气会很好。早上我们举行了升旗典礼，接着我们背着枪开始了一天的例行训练。
我们的队列走过了城堡护城河上的那座石桥，我们排60双皮靴整齐地发出雄壮的响声。劳斯军士长没有命令我们唱歌，在出城堡后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只听到我们行军时整齐的脚步声。我很喜欢这种声音，我也不想说话，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着早晨森林里所特有的清新空气。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奔涌着说不出的活力。并没有去想为什么在高强度的训练后我们所有人都仍然感到强健有力。在路上碰到了一支驻扎在离我们有10公里远一个叫克莱门斯托夫斯克的小村庄里的德军队伍。彼此向对方行了军礼，我们将头偏向他们所在的左边，他们将自己的头也偏向我们的方向，随即被命令加快步伐继续行军。当我们回到城堡时，看到了一大群新面孔。
所有的军士长们都一如既往地扑向这批新兵。而我们此时仍然站在城堡门口。又过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人来命令我们做些什么，于是我们将自己的武器放好，并就地坐在院子的地上。
我和身边的一个从洛林来的德法混血小伙子交谈着，这时已经快到中午了。吃午饭的钟响了起来，在走进食堂前我们把自己的武器放回到军械库里。转眼已经到下午了，依旧没有任务，没有训练，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在城堡院子里溜达是不可能的，军官们发现的话会惩罚我们的。于是在得到同意后，我们爬上了城堡的三楼，这里有着更多的宿舍。我们发现了一个通向城堡顶部的梯子。明媚的阳光正倾泻在城堡房顶的瓦片上。我们爬到房顶，然后完全躺了下来，只是必须要将脚牢牢顶在环绕城堡顶的排水管上。要是不这样做的话，恐怕有人会从房顶摔到院子里的。
外面天气很好，城堡顶上却出奇地热，不到一会儿，我们都脱去了所有的上衣，大家就像在海滩晒太阳一样。但是，很快大家就感到热得受不了了。和其他人一样，我不得不离开了城堡的顶上。但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从城堡顶上向下观望那些刚到这里的新兵们受到教官们粗暴调教的景象，回到院子里，我发现我和那个洛林人又在一起了。除了他当兵前学医的经历，他仿佛就不会谈点别的什么。他问我是否他该像他父亲一样以后当个机师，我实在觉得他的问题无聊透顶——如果你刚刚参加了部队，谈这些遥不可及的平民生活计划有什么意义呢？
由于还是没有命令。我现在可以在城堡里相当自由地走来走去。我第一次仔细地观察了这个雄伟的建筑。城堡里的一切东西似乎都是特大尺寸的。这里最窄的楼梯都有至少6米宽，整个建筑物是如此宏大，甚至你都忘掉了它多少有些怪异的外观。与城堡入口平行的是长长的顶部箭墙。城堡的另一大块由四个高塔组成。城堡的结构让人既感到印象深刻而又不乏美感。城堡内的瓦格纳时代的装饰也让人感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从城堡顶上望去，四周都是一眼望不见边的茂密森林。
在接下来的几天最让我感到兴奋的就是我学会了驾驶。我首先开的是一辆摩托。然后就是一辆大众汽车，最后是一辆军用吉普。我对于驾驶这些车辆显得非常随心顺手，几乎把它们当作玩具看待。我相信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熟练驾驶它们。没有长官来干涉我们的学习，我们仿佛又变成了一群天真的男孩。
10月10日，天气依旧那么晴朗，但今天早上的气温已经降到了摄氏零下3度左右。一整天都在学习如何驾驶一辆小坦克，我们需要将这辆小坦克开上一些相当陡峭的斜坡。拉我们去训练地的车子原来只够坐8个人，但我们有15个人，最后只好借助于一些高难度的体操动作才勉强挤下。尽管挤得够戗，但我们一路上笑个不停。那天我们所有人都掌握了坦克的驾驶。但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全身没有一处是不疼的。
第二天，当我们正准备再次投入训练的时候，劳斯军士长向我喊道：“萨杰！”
我从队列中站了出来。
劳斯接着说道：“施达非上尉需要有人驾驶他的坦克，因为你昨天的训练表现很出色，现在去做一些准备吧。”我向劳斯敬礼之后大步离开了队列。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会是我们排最好的驾驶员！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很快我穿好了军装回到了院子里。我开始向指挥部跑去。但显然这是不必要的。施达非上尉已经在等我了。他是一个瘦高个，看起来没有什么架子。好像他曾经在比利时战役中受过重伤，现在他在部队里主要做训练新兵的工作。我向上尉介绍了自己。上尉问道：“你知道去克莱门斯托夫斯克村的路吗？”我回答说：“是的，上尉先生。”
老实说，我只是知道到那个村子的道路应该就是我们训练路上常常碰到的那些连队所经过的道路，并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我对这项任务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以至不可能因为对路况不熟而拒绝掉，自从到这里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要求我做一件与训练无关的事。
上尉接着说：“好的，那我们走吧。”
上尉指着一辆昨天我们训练用的坦克。这辆坦克的结构看起来就像是有一个四轮拖车挂在后面一样。事实上，这是一辆88毫米炮车。车身上覆盖着迷彩网。我坐进了驾驶座发动了引擎。油表上显示只有大约10升汽油了。我向上尉请示加油，上尉对于我的发现表示赞赏。在加完油后，我们的坦克摇摇晃晃地驶出了城堡。我不敢看施达非上尉，他一定注意到了我拙劣的驾驶技术。开出城堡大约600米时，转向了那条我认为通向目的地的道路。以中速开了大约10分钟，我对于行驶路线的正确与否感到了几分焦虑。路上我们经过了两辆波兰农民满载饲草的马车。他们看到我们的坦克后赶忙将马车赶到路边。上尉看了看我，然后又向慌忙躲到路边的马车笑了笑。
上尉对我说：“他们以为你是故意这样的，他们绝不会相信是因为你技术不熟才这样的。”
我不知道是否我该笑出来还是将上尉的话当作是一个警告。我越来越感到紧张，坦克在我手里也颠簸得厉害，看起来上尉好像是在骑一匹骆驼一样。我们终于到了一片破败的建筑物跟前。我慌不迭地寻找着路标，但前面只有一群头发蓬乱的当地小男孩跑出来看我们的坦克，坦克的履带几乎要碰到他们。突然我看到了前面的道路上停着上百辆的德国军车，接着施达非上尉指着一个飘着德国旗帜的建筑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毕竟走对了。
上尉对我说：“你需要等我一个小时，现在你可以去食堂看看他们那里有些热的东西没有。”
在他说话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上尉的友善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刚才上尉经历了一个让人担惊受怕的旅途。我没有想到一个看起来有些苛刻的人竟然能够如此宽容别人。我从坦克上下来走向了一个像是市政厅的建筑。建筑门口挂着一个黑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27连士兵餐厅。士兵们从这里进进出出。因为没有哨兵看门，我径直走了进去。里面一间屋子里有3个士兵在忙着打开装食物的箱子。在这个房间边上是另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后面有一个柜台，一群士兵正站在那里交谈着。我向他们说道：“我可以吃点热的东西吗？我刚刚送一个军官到这里。我不是27连的。柜台后有一个士兵嘟嘟囔囔地说：“又是一个假装德国人的阿尔萨斯人。”
我的德语发音相当蹩脚，这无疑是一个事实。
我接着说道：“我不是一个阿尔萨斯人，我母亲是德国人。”
他们没有再为难我。柜台后的那个人接着回到了厨房。我仍然留在原地。5分钟后，那个士兵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个饭盒，饭盒的一半装着热腾腾的山羊奶。然后他又倒了满满一杯白酒在里面，一句话不说地将饭盒递给我。尽管饭盒烫得要命，但我还是接过来把里面的羊奶喝了下去。食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尽管我不喜欢酒精的味道，但我还是决心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大饭盒带酒的羊奶喝下去，我不想大家因为这个而看扁了我。
喝完后我没有向这帮粗鲁的家伙告别就径直走了出来。我再一次感到了寒冷。这一次我确信波兰的冬天已经来到了。天色阴沉沉的，温度计现在已经跌到了至少摄氏零下7度左右。
我真的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广场上已经几乎空无一人。临近的房屋里，波兰人正围坐在炉火边取暖。我向停车场走去，在那里有几个士兵正在修卡车。我试图上去搭些话，但他们的回答冷冰冰的。也许我对于他们而言太年轻了，这些家伙看起来至少有30岁了。我继续漫无目地走着，接着我看到了3个留着长长胡须，穿着奇怪棕色外套的男人。他们正在用一把万能锯将一根树干切成长块。我无法从他们的制服辨认出他们部队的类别。
我走到他们那里，向他们微笑，并问他们一切都还好吗。他们仅有的回答就是停下手中的活，并站直起来。我猜他们一定在浓密的胡须后面也向我微笑。其中一个人显得身材高大魁梧，另外两个人则个子不高而且有些肥胖。我继续问了两个问题，但还是没人回答我。这些家伙一定在嘲笑我！接着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一个声音说道：“别管他们。你知道和他们说话是禁止的，除了向他们下命令外。”
我回答说：“这帮家伙反正是不回答我。我不知道他们在德国陆军里到底干什么。”那个人又接着说：“他们是一帮魔鬼。我看出来你从来没有上过前线。这些人是俄国战俘。如果你到了俄国前线看到这些家伙中的一个，你最好在他看到你之前马上开枪，要么你肯定看不到下一个俄国佬了。”我吃惊地看着这些俄国人，他们现在已经重新锯起木块了。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就是那些向德国士兵开枪的人，他们的军服原来是这个样子。但为什么他们刚才朝我微笑呢？
接下来的两周，我和自己所在的19连继续在城堡里重复往日的训练生活。我决心忘了我在27连那里的记忆，因为那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阴郁。但公平地说，27连的士兵都是一些1940年就服役的老兵。
冬天终于来了。天空中飞舞着雨和雪，很快地上便成了一片泥泞。当黄昏训练回来，我们全身都是泥巴，筋疲力尽。但我们的年轻和健康仍然让我们心里充满了快乐。其实这些微小的疲劳和我们后来面对的处境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每天晚上我们都躺在温暖的床上互相开着玩笑直到不知不觉进入梦乡。
10月28日。天气虽然不算太冷，但天色却阴沉得有些吓人。一整天，天空中都飘着小雨和刮着风。我们的教官也不想再在雨中弄湿自己，他因此宣布取消户外的训练。我们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继续提高驾驶技术和如何修理车辆之上。我不知道除了在雨中修理汽车发动机外，还有什么事情更让人不悦的。接下来的几天里，温度计都在零度附近徘徊。
10月30日，下雨并寒冷的天气。在早上的例行升旗仪式后，我们被命令到仓库集合。我们机械地走到了仓库，至少那里要暖和一些，我们连的两个排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东西，他们出来的时候两手都是满满的。当轮到我时，我领到了四盒法国产的沙丁鱼罐头，两根包在蜡纸里的蔬菜香肠，一袋维生素饼干，两块瑞士巧克力，一些熏猪油，最后还有一个大约重200克的糖块。刚走了几步，另一个仓库管理员将一张防水床垫、一双袜子和一副羊毛手套放到了我堆满东西的手臂里。在快出门的时候有人又将一个写着战地急救包的布包裹塞到我的怀里。
在雨中我回到了队列里，发现大家正围在一个坐在卡车后厢边上的一个军官旁边。他穿着深绿色的皮大衣，看起来他正在等待大家集合好。当确信所有人都到了以后，他开始向大家讲话。他说话的语速很快，这使我很难听懂他的意思。
军官说道：“你们将很快离开军营去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保护我们的军列运输。你们刚刚得到了8天的口粮，你们要把这些给养保管好。在20分钟后我们集合，现在大家准备好自己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都怀着焦虑的心情默默无声地回到了营房收拾自己的东西。当我把自己的背包背起的时候，睡我隔壁那张床的人问我：“我们会走多长时间？”我回答他说：“不知道。”他接着又说：“我刚刚给我的父母写了信，我要他们给我寄些书来。”我说：“邮局会把包裹送给你的。”
就在这时，我的好朋友霍尔斯来到我后面拍了拍我说：“至少我们要看见俄国人了。”他狡黠地冲我笑着。我明白他在为自己壮胆。对我们这些刚刚结束少年时代的人而言，战争的念头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们再次在雨中来到院子里集合。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一支毛瑟枪和25个弹夹。我注意到每个士兵的脸色都变得异常苍白。当然我们的反应是正常的：我们连没有一个士兵年纪是超过18岁的。我还要等两个半月才满17岁。上尉注意到了我们的反应，为了鼓舞大家的情绪，他向我们念了最近一期的德国陆军公报。公报的意思大约是：冯·鲍卢斯将军 [ 译者注：冯·鲍卢斯是德国陆军第六集团军总指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第六集团军为德军主力部队。苏军成功反攻并于1942年年底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第六集团军后，冯·鲍卢斯被希特勒提升为陆军元帅。由于严寒和严重的弹药短缺，死伤惨重的德军第六集团军于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向苏军无条件投降，冯·鲍卢斯被苏军俘虏。1953年，冯·鲍卢斯获释回到当时东德的德累斯顿市，他于1957年死于癌症。 ] 的部队已经到了伏尔加河畔，李希托芬的部队现在正在莫斯科附近，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他们轰炸德国的过程中损失惨重。我们随即齐声回应道：“胜利万岁！”上尉对我们的反应表示满意。接着我们全连在军旗前立正站好等待出发命令。
我们的长官劳斯军士长也和我们站在一起。不同的是他现在已经戴好钢盔并将全部武器装备都带到了身上。他将一支长长的自动手枪放在一个黑皮套中斜挎在自己旁边，枪身在雨中发出冷冷的反光。我们大家都静默不语。出发的命令听起来就像是特快列车的出发笛声一样——“注意，向右转，出发！”随着军官“一二三，一二三”的口令，我们离开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家。我们最后一次走过了城堡前的石桥踏上了一个半月前来时的道路。我几次回头看着这个再也不会见到的巍峨的波兰古堡。如果不是周围有战友的话，我恐怕会陷入一种伤感的情绪中。我们到达了别里斯托克火车站，整个站上完全已经成为一片墨绿色军服的海洋。
第一章 向斯大林格勒前进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明斯克 基辅 战火的洗礼 哈尔科夫
我们正站在一长串军列的旁边。刚刚接到命令，我们必须将枪和背包按堆放在铁轨旁。时间已到了中午12点或者1点左右。劳斯军士长正嚼着他从自己背包里拿出来的一点食物。劳斯并不太帅气的脸现在已经对我来说渐渐地熟悉了，甚至有些让人欣慰。好像他的动作是某种信号，我们都拿出了自己带的干粮，一些人甚至狼吞虎咽地迅速吃下了平日两顿的口粮。劳斯注意到了这一切，他心满意足地对大家说：“好的，你们把自己的东西都吃掉好了，因为还有一星期你们才会领到下一次的口粮。”
虽然我们都感觉好像仍旧是有些饥肠辘辘，但食物的作用开始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丝暖意。
此时我们已经在寒风中等待了两个多小时，严寒已经让大家开始感到它的威力。我们在铁轨边跑跳着，互相开着玩笑并原地跺着脚，有一些人拿出纸来开始写信。我的手指已经被冻僵而无法拿笔了。我只好开始观察车站上的情景来打发时间。满载着作战物资的火车不停地穿过车站，将车站变成了一个拥堵不堪的场地，各样的车厢绵延近一公里。一切都是杂乱无章，车站的管理看起来也是同样的一塌糊涂。军列要出去时，只能转到另一段铁轨上，而在那些铁轨旁也同样站着一些像我们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其他连队。当列车来时，士兵们总是站起来让出路来，结果几分钟之后，刚让开的这列火车又掉头折了回来。天哪！
我们旁边的这列火车似乎已经永远地停在了这里。要是这列火车不走，我们在车站的日子会更好过一些。为让自己活动一下冻僵的腿脚，我爬到停在我身边车厢的窗口向里望去。车厢里没有装什么牲口，整个列车满载的是武器和弹药。
此时我们在车站里已经等了4个小时，大家也被冻得浑身发僵了。天色渐渐暗淡，气温也跌了下来。为了打发时间，我们再一次开始吃自己的干粮。夜色变得更暗了，但车站一点也没有冷清下来，夜色中仍旧是穿梭不停的军列。劳斯看起来有些受不住了。他把帽子拉下来盖住耳朵，将衣领竖了起来，并走来走去好让自己感觉暖和一点。我和几个从切姆尼兹来的朋友组成了一个互助小组，这个小组一直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小组的成员有：林森、奥林海姆和霍尔斯，这三个德国出生的人法语说得和我的德语一样烂；小组里还有摩万，他是从阿尔萨斯来的；还有奥地利人乌特贝克，他有一头像意大利舞蹈家一般乌黑而卷曲的头发，乌特贝克不久后离开了我们的小组；当然最后还有我，一个法德混血儿。后来，除了乌特贝克，小组里的所有人都渐渐掌握了用德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彼此进行交流，而乌特贝克却总是令人心烦地不停地哼唱着意大利民谣。对于听惯了瓦格纳的德国人而言，这些单调的意大利小调实在是难以令人恭维。
霍尔斯有一块带着夜光显示的手表，表上的时间告诉我们已经八点半了。我们确信部队登车出发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上面不会让我们在站台上过夜的。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连队有几个人拿出了睡袋，他们将睡袋尽量避开潮湿处，放在凸出的地面上；还有几个人甚至睡到了正停靠着火车的铁轨中间。
我们的军士长靠坐在一堆士兵的行李上点燃了一根烟。他看起来非常疲惫。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晚上要在外面露宿，而且看起来我们不可能被留在车站上。我们认为出发的哨音马上就要响起来，然后那几个没有耐心等待的白痴们将会狼狈不堪地收拾起他们的睡袋集合。但结果是：如果我们效仿他们的话，我们将会是明智地补充两个小时的睡眠——因为两个小时后，我们仍旧坐在铁轨路基冰冷的石子上。天气正变得越来越冷，星星点点的小雨也开始下了起来。军士长正忙着用车站上的行李为他自己搭建一个临时的露营棚。当他用防水布将自己的露营棚盖上时，他完全不用担心天气的变化了——真是个老狐狸！
而我们现在也不得不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武器太远，但我们还是把步枪留在原来集放的地方。由于步枪的枪口朝上，落下来的雨肯定要流到枪管里，这如果被上面知道了，一定有我们好看的。到了现在，车站上最好的露营的地方都已经被占掉了，我们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睡到旁边列车车厢下面的铁轨间。我们曾经想到这列货车的车厢里去睡，但所有的车厢都被粗铁线锁了起来。我们满腹牢骚地抱怨着爬到了车厢下的铁轨间躺下。雨水仍旧顺着风从我们的两侧刮了进来，这让我们实在是愤怒之极了。但到了以后的日子，那时的“愤怒”实在让我感到好笑……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为自己在雨中找到了某种程度的“露营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在露天，我无法合上自己的眼皮超过15分钟。我所能记住的就是长时间地呆呆地盯着我头上的火车车厢底巨大的横轴。在疲惫中，我总觉得我头上方的横轴在转动，好像火车就要启动一样。我会突然完全醒过来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然后我就又回到了似睡非睡的状态，然后又会下意识地惊醒过来。天刚蒙蒙亮时，我们离开了这个临时的“宿营地”，大家浑身又酸又麻，看起来活像一帮刚被掘出的僵尸一样。
早晨8点钟，我们集合准备登车。霍尔斯好几次说我们可能会在前面的某个古堡里过下一夜。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在战争中军队的生活是怎样的。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野外露宿，但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将要度过许许多多比这晚要糟糕许多倍的夜晚。
我们连的任务是负责押运军需货车。连里的人随后被分为三组，分别押运三列长长的货车，每节车厢有两到三名士兵负责。我和林森、霍尔斯被分在一节敞篷货运车厢上。车厢上摆放着飞机的机翼，在这些机翼上刷有黑十字的标记。很显然这些东西是给德国空军使用的。依据这些部件上所刻的生产标记，生产地是拉迪斯伯恩 [ 译者注：德国城市名。 ] 。这些货物的目的地是明斯克。
明斯克——俄国，这个地名使我们大家的嘴里都感到有些发干。
一路上，我们的运气开始走下坡路。先是我们押运的车厢是露天的，然后连绵的雨水慢慢变成了雪花，列车的运动加剧了原本已经难以忍受的寒冷。经过商议，我们决定躲在覆盖着DO－17轰炸机引擎的帆布底下。我们的决定使大家免受了刺骨寒风的侵袭，大家蜷缩在一块儿也让我们稍微觉得了一些温暖。我们在帆布下面待了足足有一个小时，不时发出一阵阵没有任何缘由的傻笑。列车隆隆地向前驶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除了不时我们听到的对行列车交会时的轰鸣声。
突然，林森听到了一个高于车轮轰鸣之上的喊声。他小心地将自己的脑袋从帆布里探了出来。他回头向我们平静地说：“是劳斯。”然后他又把帆布拉上了。大约10秒钟后，我们的帆布被猛然掀开。满脸怒容的军士长正看着我们这三个嬉笑的家伙。劳斯戴着钢盔和手套，看起来他正忙于他的本职工作。他的脸和外衣上都是雪，而在他身后是蜿蜒摇曳的绵延的货车车厢。军士长高喊一声“立正”，然而列车行进中抽搐式的摇动使得大家动作的精准度大打折扣。接下来的场景多少有点滑稽剧的味道。为了保持姿势的笔挺，霍尔斯被车厢的摇动推得东倒西歪。而我的长大衣挂住了车厢里的货物，使得我无法站直。劳斯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去，最后，他只好用一只膝盖顶住地板才勉强稳住自己。我们也紧接跟着学着像他那样稳住了自己。如果从远处看，我们四个人好像在认真策划着某个阴谋似的，但实际上，我们正在接受军士长极其严厉的训斥。
劳斯向我们吼道：“你们在这个帆布下到底在做什么？你们以为在哪里？不知道在这个车上该做些什么吗？”性格直率的霍尔斯打断了军士长的话，他向军士长说外面太冷没法让人待，而且周围也没有什么好观察的。霍尔斯的话完全激怒了军士长。军士长像暴怒的大猩猩一样抓住了他的衣领，将霍尔斯左右地用力晃着。
“我要写报告！在车到下一个站的时候，我会把你送到军纪处去，没有什么比放弃自己的岗位更严重的错误了。你有可能会被枪毙的……如果有一个在你后面的车厢被炸掉怎么办？你躲在那个窟窿里是没法告诉别人的！”
林森问军士长说：“为什么？难道车厢会自己爆炸吗？”劳斯愤怒地打断他说，“闭嘴，你这个白痴。沿着这条铁路线到处都有铤而走险的破坏分子，当他们不把列车炸掉时，就会向列车投掷炸药和燃烧弹。你们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现在拿起钢盔到车厢的前面去，要不我把你们都从车上踢下去！”
我们没有等劳斯再重复他的命令。迎着像刀片一样扎人的寒风，我们按照他的命令站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劳斯穿过拥挤的货物接着又向下一节车厢走去。劳斯不是一个颐指气使的家伙，他只是一个对自己工作有着清楚认识的人。尽管我没有和他交谈过，但我认为他有着某种能同情别人处境的心肠。连里其他的军士长都没有一个像劳斯那样严格。他们号称只把精力用来处理连里的大事，但真的这些“大事”发生时，劳斯做得一点也不比他们差。劳斯也是连里年纪最大的军士长，也许他已经上过前线了。实际上，他还是像世界上所有的军士长一样——惧怕责任，然而又热衷给下属出难题。
劳斯对我们的训斥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如果不能够忍受一点现在的寒冷和防备那些可能的危险的话，我们将不可能在前线活下来。
列车正在穿越一片白雪覆盖的低矮松树林，我也有着足够的时间来思索军士长对我们所说的话。波兰的北部看起来人烟十分稀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经过了几个小村镇。突然，在列车前面出现了一个沿铁路线奔跑着的人。我想我不是唯一看到他的人，然而似乎其他车厢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我迅速地将我的枪准备好，向这个可能的破坏分子瞄准。
列车此时行驶得非常缓慢，如果要有炸弹袭击的话，现在将是一个绝佳的时刻。几分钟之后，我的车厢与这个人平行行进在一起。我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可疑之处。他多半是一个当地的波兰伐木人，出于好奇想看一看我们的列车。我感到有一些不安。我曾准备好了射击，但现在却有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去做。我将步枪抬高瞄向他头上的天空，然后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出的后坐力有力地将枪托回撞到我的肩膀上。由于担心更坏后果的发生，那个可怜的家伙飞也似的逃离了我们。我确信刚才鲁莽的行动已经为第三帝国又树立了一个敌人。
火车仍旧保持着刚才的速度。几分钟后，劳斯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仍旧继续着他的巡视职责。他困惑地看了我一眼。
我们决定轮流站岗，每次两人，另外一个人可以在帆布下避避风。我们现在已经在列车上待8个小时了。我们对晚上的到来感到有些担心，看来我们要在目前的条件下过夜了。20分钟前，我换了霍尔斯的岗，同时这20分钟里我也无法控制住自己因为寒冷而浑身不住地打战。夜晚渐渐来临，或许明斯克也不远了。列车正行驶在一条单向的铁轨上，铁轨的两面都是茂密黑暗的森林。在过去的15分钟里，列车正在加速，那要命的寒风变得更加猛烈了。我们已经吃完了所带的一大半的干粮以保持自己足够的体温。
突然间火车开始减速了，刹车闸瓦尖利地与车轮发出摩擦声，车身也剧烈地抖动起来。列车像自行车速度般慢行起来。我看到列车的前部向右边转去，我们在岔入另一条路线。列车大约继续行驶了5分钟后完全停了下来。两名军官从列车前部跳了下来，劳斯和其他几名非指挥人员也下车来和这两名军官交谈了一会儿，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停车的原因是什么。整列车的人都好奇地向外张望着。铁路两旁的森林看起来是破坏分子藏身的理想之地。列车停下来已经有几分钟了，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远处列车行进的声音。我们正在车下来回走动让自己暖和一点。突然，哨音响起，有人用手势命令我们立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一辆火车头出现在我们刚刚离开的铁轨的远方。那列列车看起来没有开任何的灯。
接下去我所看到的完全把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天才作家，能将我所看到的景象忠实真切地描述下来。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运送铁路器材的车厢，车厢里有着非常暗淡的灯光。火车的车头紧接其后，然后是煤车，煤车后是一个完全封闭只有一个矮烟囱的车厢，看起来像是厨房。在这节车后是一个有很高围栏的车厢，上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车厢上还装了一门双管的高射机枪。列车剩下的部分都是由我们所在的类似敞篷平板车厢组成，但那些车厢里装载着一些非常不同的货物。经过我面前的第一个敞篷平板车厢里看起来装着一些模糊难辨的物件，我慢慢认出那些东西是人的尸体。在这尸体堆后面有一些紧紧拥挤站着或蹲着的人。每一辆敞篷车厢里挤满了人，已经到了车厢的最大容量。我们中的一个人，显然比其他人见过更多的“世面”，只对我们说了几个字：“俄国战俘。”我想我看到了那种我先前在城堡附近看到过的棕色外套，但天色实在太黑了，我实在拿不准是否看清了。我发现霍尔斯正在看着我。霍尔斯的脸上除了因为寒风而起的红斑外，其他地方都显得十分的苍白。
霍尔斯小声对我说：“你看到了吗？那些战俘把他们自己的死人堆起来抵御寒风。”在极度惊愕的状态下，我只对霍尔斯发出了一声呜咽般的回应。每一个平板车厢里都是这样用尸体堆砌起来。我呆若木鸡地看着这些车厢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使我可以看到许多尸体惨白的面孔和已经在寒风中僵直了的四肢。当第十节车厢从我们旁边经过时，一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大约有四五具尸体从尸体堆上掉了下来并落在了铁轨边上。这列运尸车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我们这列车上的几名军官下了车要去调查一下。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我也从自己的车厢上跳下来跑到了军官那里。我向他们行了军礼并带着颤抖的声音问他是否这些人都死了。一个军官惊讶地看了看我，我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擅离职守了。但军官已经看出了我的局促因而并没有责备我。他有些忧郁地回答我说：“是的，我想他们都死了。现在你可以和你的战友去掩埋这些尸体。”然后他就转身走开了。霍尔斯也来到了我这里。我们接着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取回战壕铲并开始在路基旁边挖出一个土沟。劳斯军士长和其余几个人查找了一下这几具尸体的衣服中是否有关于他们的身份证件之类的东西。后来我知道这几个可怜的家伙什么身份证件也没有。霍尔斯和我鼓起自己所有的勇气把两具尸体拽到了挖好的沟边上，我们尽量不去看他们。在出发哨吹响之后，我们将这些尸体掩埋了。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冷。现在我只感到了一种无法遏止的强烈的恶心。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火车经过了两座围着篱笆的木房子，尽管没有光线很暗，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座房子已经多少被毁坏了。我们接着又和另一列火车交会了，但这趟车要比前一趟车好许多。车厢上都用红十字标记了起来。透过车厢上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担架——那里一定有重伤员。在其他的窗户，一些身上裹满纱布的士兵向我们挥着手。
我们终于到了明斯克车站。我们的列车缓缓地停在了一个宽敞而又很长的站台上。整个站台上到处挤满了忙碌的人群：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士兵，还有老百姓和俄国战俘。战俘们被一些手臂上戴着红白相间袖套、手拿警棍的其他战俘呵斥着。这些特殊的战俘都是反对“人民的政权”的反共分子，他们也是我们的报信人。他们因此获得了管理他们原来同志的权利，这当然合我们的心意了。除了这些特殊的战俘外，谁还能管好俄国战俘呢？我们听到有人用德语下了命令，后来又用俄语。一大群人接着走上了我们的火车开始借助站台上的卡车的灯光往下卸行李。我们也加入了搬运的工作，大概干了将近两个小时。我们因此而感到了一些温暖，接着又拿出自己的干粮啃了起来。霍尔斯在两天之内已经吃完了一大半配发给自己的干粮。后来在一个大楼里住了下来，这让我们终于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了。
第二天我们被送到战地医院。在那里待了两天，医生还给我们打了几针。明斯克是个被战火严重破坏了的城市，城里许多的房子都没有顶，墙上遍布着机枪扫射后留下的弹孔。城里的一些街道仍旧完全不能通行，道路上遍布着弹坑，有的弹坑有5米多深。人们用木板和其他硬质材料架在这些弹坑上以便通行。有时我们会给某个手里满是食物的俄罗斯妇女让路，她的身后往往跟着四五个小孩，那些小孩用他们圆圆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们。城里面还有一些奇怪的商店，这些商店的破窗户被用板子和装满草的麻袋封上了。霍尔斯、林森、摩万和我进了几家这样的商店一看究竟。每个商店里都摆着一排涂上不同颜料的瓦罐子。罐子里装着泡菜、干菜或是一种介果酱和奶油之间的浓浓的蜜糖。
由于我们不知道怎么用俄语打招呼，我们四个人只好在每次进店后彼此交谈着。店里不多的几个俄国人多少有些不安地向我们微笑着，而店主或伙计总是殷勤地招呼我们，并给我们免费吃一些俄国泡菜或其他什么，显然是想安抚我们这些他们多少有些惧怕的占领军。
我们最常吃的是用某种黄色的面粉和蜜糖混合而做成的点心，这种点心的味道好极了，多少让我们想到了蜂蜜的味道。唯一让我们有些畏惧的是这些点心都放了太多的动物脂肪。我仍旧记得那些满脸笑容的俄国人给我们东西吃的情景。他们总说着一个“欧卢卡”的单词，我不知道这个俄语词到底是指“吃”还是指食物的名字。我们在明斯克的日子里有些天我们都在吃这种叫“欧卢卡”的东西，但不管我们吃多少，我们从来没有漏掉连里的一顿饭。
霍尔斯对于从俄国人那里的一切白给的食物都来者不拒。有时候我都觉得他实在太过分了。只要他知道哪里有免费食物，他都会拿着自己的饭盒到那些提供免费食物的俄国商人那里去打一份，食物的样子看起来都差不多，都是一种流质如同稀饭一样的东西。有些时候我看到霍尔斯的饭盒里装着那种我们熟知的“欧卢卡”，一些腌鲱鱼片、烤麦片和其他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霍尔斯总是贪婪地把它们吃得一干二净。
我们整天忙碌在车站，几乎没有什么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些。明斯克是一个重要的军需运输中心，每天都有许多东西需要运上去和搬下来，
这里的部队生活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休假的士兵都可以去看电影(我们除外)，当地有专门为德国士兵开设的图书馆和餐厅。那些餐厅的用餐价格实在太贵，我从来也不愿去。但是霍尔斯却把每个月的所有津贴都花在了这些餐厅的几顿饭上，他为了吃这几顿饭，还向我们借了钱。我们对他借钱的唯一要求就是他要向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各种他在那些餐馆所吃过的美食。霍尔斯每次都兑现了我们对他的要求，我们也在听他描绘美食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
现在的伙食比在波兰的时候要好很多，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补充给养。俄国12月的天气冷得吓人，温度常常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几乎每天都在下雪，雪落到地上也化不掉，因而一些地方的雪已经有一米多深。这些情况显然延缓了我们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效率。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在那里气温要比明斯克还要冷。前线的人员不得不节衣缩食，除此之外，严寒也造成了许多的肺炎、冻伤和截肢。
现在第三帝国正在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士兵从俄罗斯冬天的淫威中逃脱出来。在明斯克、科夫诺和基辅，仓库里面堆积如山的是毛毯、羊绒衣、防寒靴、手套、毛皮头套、便携式暖炉和各种干粮。我们的职责就是将这些急需的用品运送到前线作战部队的手里。我们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我们的运输线并没有受到苏联红军的威胁，直到那个时候他们还在忙于撤退。但是俄罗斯严冬的力量巨大得令人难以描述。除了主要的城镇，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到处的道路都是破烂不堪。当我们还在波兰训练时，这里的德国陆军迅猛的攻势由于连绵的秋雨和极度泥泞的道路而不得不陷于停顿。然后第一场霜冻让路重又硬了起来。在这之前我们的辎重实际上都陷在了泥中，只有老式的马车还可以勉强通行。路面冻结起来后，交通暂时恢复了一阵。紧接着严冬里漫天的鹅毛大雪把广袤的土地严严实实地包裹了起来，所有的道路也被厚厚的积雪掩盖了。
在1942年12月的一天，整个明斯克附近的交通完全被漫天大雪所瘫痪了。我们大家奋力铲雪以让我们的卡车能够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前进大约25公里到30公里。结果我们发现自己一天的努力最后还是被大雪盖得严严实实。厚厚积雪下的地面常常是凹凸不平的，我们的车常常在路途中几乎被颠得散架。到了晚上，我们又必须踉踉跄跄地在路边找一个可以挡风的地方过夜。
在清路的过程中，工程师们会搭建一个临时的过夜窝棚，我们有时也会找到一个当地人的木房子，常常是五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原本只是为容纳几个人而设计的窝棚里。在这种条件下最好的装备就是那种专门为俄国冬天所设计的大帐篷。这些帐篷非常高大并有着尖尖的帐顶。帐篷是防水的，并且标准是容纳9个人。我们的清路小组很少低于20人，就是在明斯克我们也找不到这种急需的帐篷。唯一的运气就是有足够的粮食，我们可以从容地开展工作。因为几乎无法洗澡，我们有人身上开始长虱子了。结果一回到明斯克，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消毒。
我开始感到已经受够了俄罗斯的冬天和没完没了地开卡车。我和其他人一样害怕参战，但又感到我需要用一用我的步枪。一天到晚都要拖着这个东西，似乎永远我也不会用上它。我觉得如果向什么东西开枪的话，这可以让我发泄一下这个严冬里所忍受的各种郁闷的心情。由于长期使用铲子，我的手上都是水泡，羊毛手套也早已磨破了，指尖已经从手套中露了出来。我的手和脚都被冻得生疼，那种特殊的疼痛仿佛可以一直传到心脏的部位。温度计显示外面的温度是摄氏零下20度。
我们现在在离明斯克20多公里的地方安营下来。这里有一个停放军用车辆的巨大的停车场。当地只有8间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征用了7间，只把最大的那一间留给了一个当地的俄国农户。这个农户的名字叫高尔斯基，他有两个女儿。据他们说原本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们提到那里是总是充满了思乡之情。他们办了一个向士兵提供伙食的小馆子，当然我们必须要掏自己的腰包才行。除了吃饭，我们大家还时常聚在那里一起打发时间。
雪终于停了，但是外面的寒冷却是一天天加剧起来。在我们连来到这里的一周后，我被安排要站两个小时的夜岗。我穿过那个巨大的停车场，大约500多辆各式各样的军车停在那里，积雪已经掩埋了一大半的车身。我对自己晚上必须要穿越这个停车场的现实感到有些忧心忡忡。要是有俄国游击队来的话，他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躲在这些车子中间向我开枪。但我渐渐安慰自己说，要是有战争的话，那只会发生在别处，不会在这里的。在这里我所见过的俄国人不是战俘就是商人，要见到其他的俄国人几乎不大可能。
想到这里，我走向了自己的哨位。哨位的地点大约离第一排车辆有15米远。我站在一个有一米左右深的壕沟里。在这个壕沟里我可以从车辆的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而不用担心暴露自己。壕沟的边上已经被大约一米多高的积雪围了起来。每次新的雪落下，我们都不得不去将壕沟里的雪挖出来。我现在站在一个专门为哨兵准备的箱子上，站在这个箱子上我可以把停车场的情景看得很清楚。我裹紧了自己身上的毛毯，这使得我的手臂动起来变得更加困难。
我在站岗时没要白酒，因为我不喜欢白酒的味道，所以现在我已经做好了在外面被好好冻上一阵的准备了。今天夜里天气非常晴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100米外的一只乌鸦。远处的地平线被一处处的不太高的灌木所遮蔽。夜色里我可以看到穿越过我们营地上空并延伸到远方的三四根电话线。电话线的线杆参差不齐地被埋进了地里，一些地方的电话线几乎垂到了雪上。
鼻子是我全身唯一露在外面的部分，现在它已经被冻得通红了。我把帽子尽可能地往下压，以使前额和脸能够被遮住。除了这些，我头上还按照要求戴了钢盔。父母给我的毛衣领子刚好能够被提起来严严实实地挡住我后脑壳。我不时看着停车场里那一大片车辆，不知道如果要在短时间里开动它们的话，这是否可能。因为所有车辆的引擎都被冻得硬邦邦的了。
在自己的岗上站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突然看见一个黑影在停车场边上。我马上趴到了自己掩体的边上。在我把自己的手从口袋中拿出之前，又顺着战壕的边向外看了一眼，看到那个黑影正向我走来。那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但我也不能排除那是一个俄国游击队员！我气喘吁吁地抽出手拿起了步枪。步枪的枪筒已经被白霜所覆盖，我的手指皮肤都被粘住了。我将步枪放到射击的位置，并向那个黑影喊道：“是谁？”那个黑影给出了正确的回答，我枪里的子弹结果还是待在了原处。虽然如此，我的处理还是慎重的，前来查哨的是一个我们的军官。我向他敬了礼。
军官问我：“一切都好吗？”
我回答道：“是的，上尉。”
上尉接着对我说：“很好，圣诞快乐。”我诧异地说：“什么？已经到圣诞节了？”上尉回答道：“没错，你看那里。”
他指着高尔斯基家的房顶。那个低垂至地的房顶上早已经被厚厚的白雪所覆盖。屋子里面闪烁着明亮的灯光(这是违反通常灯火管制条例的)。在房子灯光的映照下，我看到了一些战友在雪地上快速移动的身影。不一会儿，一个巨大的火舌从一大堆已经堆好的木块中迸射出来，那些木块看起来事先浇了汽油在上面。300多名士兵的歌声缓缓地流入了寂静的夜色中。“平安夜，圣善夜……”这是真的吗？在那个时刻，营地外的世界仿佛已经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我呆呆地望着熊熊燃烧的篝火。坐在篝火周围的士兵的脸庞被熊熊的篝火映照着，远一些人的脸则淹没在火光后的黑暗中。洪亮的歌声继续着，现在已经分成了几个声部了。也许现在我们的处境使得今年的圣诞节对于我们有着特别的意义，但直到今天，可以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那个晚上的歌声那样让我如此感动。
自从参军以来，我对自己家乡的回忆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现在不知家里怎么样了？法国的情况还好吗？我们从部队的战报中知道有不少法国的士兵现在已经和我们并肩作战了，这个消息让我格外欢欣鼓舞。法国士兵和德国士兵能够肩并肩一起行军的想法让我感到特别高兴。马上我们就不会再受冻了，战争也马上会结束了，到时我们可以回家向家人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了。虽然今年的圣诞节我并没有收到什么礼物，但我却收到了许多关于法国和德国关系日渐和睦的好消息。虽然我知道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抱着一个傻呵呵的想法：要是有人送我一个精致的发条玩具就好了。
我的战友仍然在唱着歌，在俄国前线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士兵今夜一定在像他们这样歌唱着。但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此时此刻，苏军的T－34坦克正在利用圣诞节的短暂停火冲破了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防线。我不曾想到，就在此时此刻，正在斯大林格勒地狱般的战斗中，第六集团军的成千上万的战友已经倒在了进攻的道路上，我的一个舅舅也在第六集团军服役。我没有想到现在德国的城市正在遭受英国和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也没有想到法国已经拒绝了与德国结为同盟的邀请。
但不管怎样，今年的圣诞节是我有生以来最美的一个圣诞节。没有了一切俗气的饰品和喧闹，远离家人孤独地站在这个繁星满天的夜空下面，我还记得那颗顺着我的脸颊流下的热泪，那是一颗既不属于忧愁也不属于欢乐的眼泪，而是一颗在经历了人生巨大转折后难以言表的眼泪。
我回到了营房，军官们已经下令停止了庆祝活动并把篝火熄灭了。霍尔斯给我留了半瓶白酒，为了不使霍尔斯失望，我勉强灌了几口瓶里的酒。
又过了4天，严寒在继续着，带着雪片的狂风在原野上呼啸着。我们现在的巡逻次数已经被减到了最低，我们在不停地烧着木柴取暖。这里房子的设计非常适合保暖，以至于有时候我们已经感到房间里实在太热了。每个人的身体都还不错，就像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一样。但我们很快就遇上了麻烦。
我们的麻烦发生在一个清晨的3点钟。两个人一脚踢开了我们小屋的门，一阵冰冷的狂风也随他们进到了屋里，他们迅速奔向了我们的炉子。在他们开口说话之前已经过了几分钟了，和屋里其他人一样，我向他们喊着要他们关门。但我们却听到了一个骂娘的声音，然后我们就被命令立正。我们所有人都呆住了以至于没有反应过来。那个发出命令的人把他身边的凳子气冲冲地踢翻，然后又再一次喊出了立正的命令。他怒不可遏地扑向一个还躺着的士兵，把他盖在身上的小山一样的毯子、衣服和夹克抛得到处都是。这一次在昏暗的炉光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军官肩膀上的军阶。
他吼叫道：“你们这些浑蛋到底起不起来？他边吼边把他能够到的所有人都拽了起来。他接着嚷道：“谁是管这帮人的？这实在太丢人了！你们认为我们能够像这样抵挡住俄国人的进攻吗？如果在10分钟之内不出来站好，我会把你们都扔到外面去。”仍然在迷迷糊糊之中，我们大家慌不迭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小屋的门依旧是大开着，那个军官从我们屋里像疯子一样地冲了出去，又去把混乱带给其他的房子了。我们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站岗的士兵，他看起来相当的震惊，告诉我们说那几个军官是开着挎斗摩托车从明斯克赶来的。这一定花了他们很长时间，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们愤怒的举止。尽管军官们疯子般的号叫，大家还是花了20分钟才最终在雪地里列队站好。劳斯军士长原本也和大家一样睡得很死，但现在他正试图假装刚才那些军官的暴怒让大家都醒过来。那个怒气未消的军官又回来向我们吼道：“在黎明之前你们会加入到乌尔特纳司令的部队。”他接着转身向劳斯说道：“你需要从车场里开出15辆卡车来，然后听我的命令。”
为什么他不事先打个电话，而是这样气冲冲地来到这，后来才知道，当我们还在梦乡的时候，通向我们这里的电话线已经被游击队在四个不同的地方剪断了。把卡车开出停车场的工作之艰苦让人难以想象。我们搬出汽油桶和酒精把卡车的油箱和散热器加满，然后又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发动卡车，接着又在黑暗中把周围的积雪扫清。当所有卡车都准备好后，我们上路驶往明斯克。我们沿着那几个军官从明斯克来的颠簸不平而又积雪覆盖的老路上开着。有一辆卡车在结了冰的路上打滑陷进了路边的沟里，我们花了整整半个小时才把它弄出来。我们把这辆卡车挂到了另外一辆卡车后面，但前面这辆卡车也同样不时在冰面上打着滑。最后整个连队都不得不像这样开着，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些卡车拉到了目的地。在上午8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明斯克并加入了乌尔特纳的旅。我们站在一个宽阔的广场上，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想站好，但我们还是和广场上其他两三千士兵一样在打着战。
广场周围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一条最高统帅部的消息。消息的大意是说即使是一支常胜的军队也必须要面对伤亡，我们部队的使命是将前线所需的食物、弹药和军需品不惜一切代价地送到那里的部队手里。我们这个车队必须采取一切方法将物资运送到伏尔加河畔，以确保冯·鲍卢斯的第六集团军能够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取胜。从明斯克到斯大林格勒有着大约1600公里的距离，现在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在午饭后上路了。我发现这次我的好朋友霍尔斯没有和我分到一辆车上。我驾驶的这辆卡车上满载着大口径的自动武器。明斯克城郊的道路已经被人清理干净了，我们以很快的速度驶出了城。我想一定有不少人24小时不停地在清理这里的道路。道路两边的雪堆有大约4米多高。我们经过一块路牌，路牌上面写着“在后面是普利佩、基辅、第聂伯河、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所有能拿起雪铲的德国士兵都被召集到清理路上积雪的工作中来。我们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前进了大约150公里。我们很快就开到了一座可以俯瞰乌克兰广袤平原的小山顶上。在我们前面的十几辆车的速度急速地减了下来，在这些车的前面，大约一连人在忙着清理道路上的积雪。有一辆扫雪车正在向四周喷射出道路上的积雪。连绵的大雪已经完全将道路掩埋，以至于每一次有车队通过，我们都需要借助指南针才可以把道路挖出来。我们周围乌克兰浩瀚的原野上都覆盖着约一米深的积雪。我们的指挥官们已经下车走到了尚未清除的积雪中，路上的积雪没过了军官们军靴的最高处。指挥官们凝视着前面一望无际的雪原，不知道如何才能够穿越这片看不到道路的莽莽原野。在车窗紧闭的卡车驾驶室里，我们正在享受着难得的温暖。但没多久他们就命令我们走出卡车参加铲雪。由于没有足够的雪铲，军官告诉我们要用一切可以用的工具来铲雪，我看到有人在用木板，有人用钢盔，有人甚至在用吃饭的餐盘……
我们把自己卡车货厢的门卸了下来，我们希望这扇门可以被用来作为临时的雪铲。这时一名军士长的哨音打断了我们的忙乱。军士长对我们说道：“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现在你们跟我来，我们现在去找一些人力来。带上你们的枪。”
我感到了一阵欣喜，但我没有表现出来。我在心里感谢那些让我们出来扫雪的白痴们。我宁肯干任何事也不愿意扫雪。我们跟随着军士长出发了。我不知道那个军士长如何能够找到更多的劳力。自从离开明斯克以来，我们只经过了两个空无一人的小村子。我们背着枪离开了车队，向北走去。每走一步，积雪都没过我们的膝盖，这使得前进的速度相当缓慢。我费尽气力跟上我们的军士长，他现在走在距离我5米左右的前面。我现在已经走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感到汗水顺着自己的背流了下来。我急促的呼吸制造了一排长长的蒸汽，这些蒸汽马上消失在了冰冷的空气中。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面军士长的脚印，试图每一步都走进他的脚印里面。但是由于他比我高，这就意味着我每次都需要小跳一下才可以踩到他的脚印里面。我故意不看远处的地平线，现在我们后面的一排白杨树让我们无法看到我们的车队。
在这片茫茫的白色原野上，我们显得特别的渺小。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军士长是否能够找到那些传说中的帮手。我们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突然一声隆隆的声音打破了周围的寂静，这个声音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响。我们停了下来。
我们的军士长似乎现在想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再走多远了，但他说道我们错过这列车真是令人遗憾。我并不太明白他话的意思，但此时这个隆隆的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楚。在我们的左边，我看到了一条在皑皑白雪中蜿蜒的黑线。一列火车！我们现在正在靠近铁路线。我现在依然不明白火车能够帮我们什么。莫非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货物放到火车上吗？火车现在正在离我们前面500米的地方缓慢地行驶着。这列火车长得出奇，每隔一些车厢便有一个火车头，整列车共有5个火车头。列车喷出巨大的白色水汽，这些水汽旋即像魔术表演般消失在了空中。这列火车一定自己有一个特殊的除雪设备。
在15分钟后，我们走到了铁轨边。这时军士长和我们说：“这里有很多运送给养的列车经过，许多车厢是运物资的，但通常也有一些车厢是用来运当地的俄国乘客的。我们要拦住一列火车好找到一些俄国人做帮手。”
我终于明白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我们在铁轨边走来走去以保持温暖。天气开始变得温暖起来，恐怕只有大约摄氏零下10度左右了。寒冷因而变得不再那么可怕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能够像德国士兵那样能够忍受极度寒冷或是炎热考验的军队，我们见过的俄国士兵反而怕冷怕得要命。我并没有抬高自己的意思，俄国的生活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令人冷得发抖的日子。
第一列经过的列车并没有减速。在费尽气力也没能拦住这列车后，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愤怒之极了。这列车上的士兵们告诉我们这列火车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停下来，这是上面的命令。
我们在愤怒之中沿列车行进的方向继续走着。不管怎样，公路应该是和铁轨平行的，我们只需要向右即可以回到我们的连队里。但现在问题是我们已经错过了开饭的时候。在我的外衣口袋里还有两片面包，但是考虑到要几个人分，我不想把它们拿出来。和我一起扫雪的那两个士兵看来已经彼此相识很长时间了。他们正交谈得很投机，自我们离开车队后他们就粘在了一起。我们的军士长一个人走在我们前面，我正试图追上他。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身边的铁轨一直延伸到远方，一直到我们视线的尽头。如果现在有火车开来的话，我们可以在至少8公里之外就能看到它。在路基上的灌木现在看起来要比刚才我们在的位置上显得更为浓密。
现在我们离开连队已经大约3个小时了。在雪地中，一切物体都显得轮廓鲜明。离我们大约500米的地方有一个黑点，10分钟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小木屋。军士长走向了木屋。这个木屋一定是铁路工人的临时住所。军士长提高声调对我们说：“大家抓紧，我们到那个小屋去等。”
这个主意看来不坏。我们集合一起走向了那个小屋。那个和我一同铲雪的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正在和他的朋友开着玩笑。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枪声突然传到我的耳中。与此同时，我看到小木屋的右方升起一股淡淡的白烟。我完全被吓呆了，四下看了看我的同伴。此时军士长已经像守门员一样扑到了地上，他正在往自己的冲锋枪里上子弹。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此时正在向我踉踉跄跄地走来，眼睛睁得大大的，脸上带着异样而呆滞的表情。当他走到离我大约两米的时候，跪了下来，嘴张得大大的，似乎要喊些什么，但一句话也没有喊出来，然后就向后仰面倒下了。随着一声变调的哨音，又一阵枪声撕裂了周围的寂静。我马上趴到了雪地上。军士长的冲锋枪开火了，我看到房顶上的雪被弹到了天上。我无法将视线从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年轻士兵身上移去，现在他就一动不动地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军士长向我们吼道：“掩护我，你们这帮白痴。”
我看了看那个脸上长雀斑士兵的朋友，他看起来更多的是惊讶，而不是害怕。我们终于平静地将自己的武器瞄向树林，现在那里还不时有枪声传出。我们开火了。我的毛瑟枪的后坐力让我恢复了一些自信，但是还是有些害怕，又接着开了两枪。我们的军士长令人惊讶而又极为自信地站起来向那个小屋投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的爆炸声把小屋屋顶的一片木板炸得飞了起来。
我此时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冷静中继续盯着那个小木屋。军士长的冲锋枪还在继续射击。我不慌不忙地把一颗子弹塞进了我的步枪里。正当我要射击的时候，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小木屋里冲了出来，向森林跑去。这是个开枪的好机会。我的准星瞄准了其中一个，我扣动了扳机……但子弹射偏了。
军士长迅速冲到小屋那里，并向那两个逃跑的人开火，但也没有打中他们。过了一会儿，军士长示意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从雪地里站了起来。军士长正在盯着小屋废墟里的什么东西。当我们走近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人正靠在里面的墙上，脸上的胡须盖住了他的半张脸，眼睛有些发湿。他看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他穿的毛皮衣服不是军队上的服装。我注意到了他的左手被鲜血浸透了。更多的血从他的衣领里面流了出来。我多少为他感到有些难受。军士长的声音把我从恍惚中带回到了现实里。
他吼叫道：“游击队，唉，你该知道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
他边说边把自己的枪指向那个俄国人。那个俄国人看起来很惊恐，他向旁边一倒跌到了墙角。我往后退了一步，但此时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把他的冲锋枪收了回去。他命令我们说：“你们看好他。”他指了指那个受伤的俄国人。
我们把那个俄国人抬到了外面。他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并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现在一列火车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这列车是开往后方的。我们拦住了这列火车。3个裹着厚厚鹿皮的士兵从第一节车厢上跳了下来，其中有一个人是个上尉。我们随即向他立正。
上尉向我们吼叫着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拦住我们的火车？”
我们的军士长向他解释了我们正在寻找帮手。
上尉说：“这列火车上都是伤员，如果我们有休假的士兵，我们会提供给你们的。但现在我们对你们的问题无能为力。”
军士长对上尉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受了伤的人。”
上尉现在已经走到了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旁边。那个士兵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上尉说：“你看，这个人已经死了。”
军士长说：“不，我的上尉，他还在呼吸。”
上尉接着说：“嗯，也许吧，但恐怕他只能挺一刻钟了……好吧，我们可以带他走。”接着他叫下来两个骨瘦如柴的担架员。在他们抬起那个士兵时，我看到他的后背上有一块棕色的印记，不知道是血还是什么别的。
上尉不耐烦地问道：“另一个呢？”军士长回答道：“在那里，木屋子边上。”
上尉看着那个满脸胡须，活不了多久的俄国人，问道：“他是谁？”
军士长回答说：“一个俄国人，是游击队，上尉。”
上尉接着说：“够了。你认为我会帮助这个随时会从我们后面向我们开枪的狗娘养的吗？好像前线的日子我还没有受够一样！”他随后向两个和他一起的士兵喊了一句命令。这两个士兵随即走到那个躺在地上的俄国人那里，接着就是两声枪响。
过了一会儿，我们踏上了回去的道路。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放弃了寻找帮手的想法，我们现在将回到我们的连队。想必现在车队已经前进了不少路了。
这是我第一次与敌人交火。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的感受。今天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还有某些荒诞的成分：军士长在雪地中的脚印大得出奇，我在恍惚中还在不停地寻找着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但不管怎样，已经有两个人的生命从我们的眼前就这样消失了，我们甚至都还没有等到那个士兵18岁的生日。天色现在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最后还是上路寻找我们的连队。夜空非常晴朗，但是四周却越来越寒气逼人，我们随身带的温度计汞柱正在急速地下降。
在急速行军将近4个小时之后，我们浑身打着寒战，腹中早已是饥肠辘辘了。由于极度疲劳，我只感到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我立起来的衣领上也早已结满了我呼出水汽而凝结的冰晶。在赶回连队营地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德军车队了，绵延的车队在白色的雪原上显得格外突出。车队前进的速度并没有提高多少。卡车的轮子已经陷在了冰雪里，大块的雪堆积在卡车的轮子和挡泥板上。几乎所有人现在都躲在驾驶室里。在嚼了一些干粮后，卡车上的人用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切衣物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然后就在这片寒冷的原野上就地睡着了。在不远处，两个被抽中站岗的士兵正在跺着自己皮靴好使自己的脚好受一些。透过结满了霜的卡车玻璃，我可以看到有人在里面吸香烟或雪茄时烟头的红光。我爬到了自己的卡车上，找到了自己的背包和饭盒。我把饭盒拿起，吞了几口饭盒里剩下的一些看起来脏兮兮、吃起来有些像豆浆的一些混合物。食物的味道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结果我把剩下的都倒在雪地里，我只好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可以听到一些人正在外面谈话的声音，我探头出去张望了一下。外面有一堆火正在一个雪坑里燃烧着，火焰发出令人惬意的明亮的光芒。我从卡车上一步跳了下来，拼命向火堆跑过去。在火堆旁站着3个人，其中一个人是今天下午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军士长。他正在用自己的膝盖“劈”着一些柴块。军士长说：“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严寒，去年冬天我就得了肺炎。如果我再得的话，我只有死在病床上了。我们的车队在三四公里之外就清晰可见，所以我们烧几块柴并不会把我们的位置暴露出去的。”
另一个和他在一起看起来至少50岁左右的士兵说：“没错，现在不管是俄国兵还是游击队都一定躲在他们的床上睡大觉呢。”另一个人一边看着燃烧的火焰，一边喃喃地说：“要是现在在家里的床上该有多好啊。”
除了正在一旁拆木箱的军士长外，我们大家现在实际上都站到了最可能贴近火焰的地方。突然有人向我们喊道：“嗨，你们！”一个身影从车队里走了出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帽子上银质的徽章在黑暗中闪烁着——是一个上校。现在军士长正和那个老兵在把那堆篝火踩灭掉。上校走到我们面前，我们向他立正。上校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一定是疯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命令吗？既然你们出来点篝火，现在你们拿起自己的枪去巡逻，你们刚才的‘庆典’毫无疑问地已经请来了一些‘客人’。现在你们去找到他们，两人一组直到车队离开。”
我离开了那里去寻找我的枪。我现在因为饥饿、寒冷和疲乏已经在休克的边缘了，哪里有力气去在这个雪地里站一晚上，雪地里的雪现在已经没过我的皮靴的靴筒了。我已是满腔愤怒了，但我还是回到了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倒霉蛋那里。军士长决定让那个50岁左右的老兵和我一同站第一班岗。军士长说：“我们会在两小时后接替你们，这样你们可以感到好受一些。”
我不明白为什么军士长将老兵和我安排在一起，但感到军士长是故意这样做的。显然军士长更喜欢和那个25岁的健硕的士兵在一起巡逻。我和那个老兵出发了，我确信我们两人是一个脆弱组合。刚走了几步，我就摔倒在了雪地里。我的手重重地摔到了冻得硬邦邦的结了冰的地上。当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时，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流出眼泪来。老兵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对在俄国的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像父亲一般问我：“你受伤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自己的衣领重新又竖了起来，让我在他前面走。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但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在走到车队尽头的时候就必须返回。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离开老兵一段距离走着。我费力地向前走着，尽量减少自己的呼吸，以免呼出的气让我冰凉的鼻子感到难受。走了一会儿，再也走不动了，膝盖在颤抖着，我开始流眼泪了。我不懂这一切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法国，我的家，还有我过去和朋友常常玩的游戏，还有那些拼版玩具。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还记得我在哭泣时的叫喊：“我现在参军还太小了。”
不知道我的伙伴是否被我的反应惊吓着。当他赶上我时，安慰我说：“你走得太快了。请原谅我不能跟上你，我也不该在部队上。我其实在战前已经退休了。但6个月前他们又把我征召了进来。现在他们需要一切能够拿起枪的人。不管怎样，让我们都能够最后平安地回家。”尽管我不太明白当时的局势，我还是觉得要找一个对象来发发气，我开始咒骂起俄国人来：“都是这些该死的俄国佬！”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忘记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那个俄国游击队员的被处死让我心里充满了难言的感受。老兵此时困惑地看着我，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党徒或是一个秘密警察。
老兵接着小心翼翼地说：“可不是，这些俄国人实在让我们坐卧不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俄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不会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了。但最后不管怎样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又说：“斯大林格勒，我们必须要向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提供援助！我的舅舅在那里！他们现在一定非常艰难。”老兵说：“可以肯定他们在那里非常困难，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了解不多，但要干掉朱可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接着说道：“朱可夫会逃跑的，就像他先前在哈尔科夫和资托米尔的逃跑一样。这次鲍卢斯元帅会打垮朱可夫的。”
老兵此时一言不发。由于我们对于前线的信息知之甚少，我们的交谈变为了沉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斯大林格勒已经危在旦夕，第六集团军的士兵虽然已经知道最后不可逃避的命运，但是他们许多人仍然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英勇地战斗着。我们头顶的天空上满是明亮的繁星。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手表上的时间，那是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品。时间仿佛停滞了下来，我们两个小时的岗仿佛像一个世纪一样。我们缓缓地走着，看着自己的皮靴尖随着每一步消失在积雪深处。现在没有一点风，但是周围依旧寒气刺骨。在每班两个小时的轮流警戒之间，我都会抓紧时间睡觉。
随着东方的第一抹晨光照到我满是倦意的脸上，我又开始清除道路上的积雪。清晨的气温似乎比半夜还低。我们发的羊毛手套已经磨破了，我们现在用破布或者是袜子来裹住满是冻疮的双手。尽管我们奋力地铲着雪，但依旧感觉不到一些暖意。我们要么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身体或是跳上跳下来让自己暖和一些。我们的上校现在送给大家一些热气腾腾的咖啡。这些咖啡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因为早上我们只吃了一些冻住的白奶酪。管理餐车的军士长告诉我们说，挂在他卡车外面的温度计显示现在的气温是摄氏零下30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我们走完这段路程到底花了多长时间，那些日子给我留下的只是－个噩梦般的回忆。温度总是在摄氏零下20度和摄氏零下30度之间徘徊。我还记得有一个风很大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军官无论怎样命令和恐吓我们，所有士兵都丢掉自己的铲子跑到了背风的车后。那一天的温度是摄氏零下40度。我当时以为恐怕要被冻死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感到哪怕是一丝丝的温暖。我们甚至是把尿撒到自己冻僵的手上好让自己感到一些暖意，还有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尿来消毒一下那些被冻裂的伤口。我们车队里有4个人得了严重的肺炎，他们躺在一辆卡车里面的临时病床上。我们的车队只有两个医务兵，他们对于这种重病束手无策。除此以外，还有至少40个人患上了冻疮。有些人的鼻子被冻坏而感染了。一些类似的冻伤感染多发生在眼皮、耳朵周围，特别是在手上。我自己并没有被严重地冻伤，但是我们手指上还是冻开了口，我的手指每动一下，上面的伤口都会流出血来。这些伤口让我感到钻心的疼。我心情糟透了，有些时候我也躲着哭鼻子。但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人注意这些小问题。
我已经去了两次医务车把我的手放在温热的消毒酒精里，虽然酒精让我的伤口疼得厉害，但随后我的手还是觉得温暖了几分钟。我们的粮食也不够了。从明斯克到旅途的第一站基辅的距离大约有400公里。我们原计划走5天，但实际上走了8天。结果我们不得不吃掉了本该在前线吃的粮食。还有我们这个有着38辆车的车队有3辆车出了机械故障。我们不得不把车和连同车上的货物一同毁掉，以防止这些东西落入游击队的手中。那4个得肺炎的人里，已经有两个人死掉了。许多人都患上了冻疮，有几个人不得不进行了截肢手术。在我们到达基辅前3天时，我们通过了一片看来是俄国人防线的地区。我们的车辆穿越了一片到处是废弃坦克、卡车、大炮和飞机残骸的原野，这些东西散布在一大片我们视线所能及的地方。不时有一片片的地方竖立着木棍或是十字架，那些是为阵亡德军或苏军士兵仓促修建的墓地。
实际上，苏军的阵亡人数要远远超过德军。我们看到每个阵亡的德国士兵都得到了体面的安葬；而每10个或12个苏军士兵被埋在一起，他们的坟墓上面则有个俄国东正教的十字架。一路上，我们还要下车不时填上路上的大弹坑好让我们的车队通过。我们的车队终于到达了基辅。这个典雅漂亮的城市看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红军与德国陆军的战斗大多发生在城市的外围，也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地域。当苏联红军无法再承受我们的进攻时，他们就退到城市外的另一个方向，这使得基辅能够免遭像明斯克那样的厄运。在明斯克和哈尔科夫之间的基辅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斯大林格勒，现在离那个城市还大约有1000公里。
基辅是德军在俄国战场的一个重要补给中心。从这里，那些罗马尼亚和波兰来的部队正在被运送并投入到高加索地区和里海地区的进攻里。基辅多少有些像明斯克，城里到处都是士兵和军车，唯一与明斯克有区别的是这个城市里有一种明显的前线气氛。
车队在城市的郊区停了下来等候命令。我们再一次发现自己行走在积雪覆盖，冻得结结实实的道路上。我们都以为一切的麻烦可以告一段落了。每个人都在期待着去营房休息的命令。但我们首先被送到了防疫站，在这里我们清洗了自己。每个人都已经脏得要死，而且身上都有了跳蚤。我们连有7个人因为严重的伤病而住院了，剩下的人只在基辅停留了7个小时便再次上路了。在离开这个井井有条的城市前，我们被命令列队站在一个建筑物前的大道上。这时一个上尉乘坐着一辆大众汽车到了我们面前。他在车里向我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
“士兵们！德国公民们！在此时此刻，第三帝国的战斗正在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进行着，我们的祖国期待着你们夺取最后的胜利。你们的责任就是将我们作战部队急需的物资送到他们的手上。在前面的道路上要面对许多的艰难险阻。在后方的工厂里，我们的工人们制造了这些精良的武器，通过你们将这些武器送到我们英勇的战士手中。只要还有德军战士面对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短缺，没有人可以有片刻耽搁的权力。我们的国家正在全力以赴地确保前线战士能够收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可以激励他们的斗志和团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理由在面对困难时动摇或逃避。没有人有权利怀疑我们刚刚的胜利。我们所有人团结一致才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唯一方法。决不要忘记你们的一切来自祖国，祖国也期待着你们能够用自己无畏的牺牲来回报这一切。你们必须学会毫无怨言地面对前面的痛苦和困难，因为你们是德国人。希特勒万岁！”
我们也同声回答道：“希特勒万岁！”
接着上尉清了清自己的嗓子开始用一种较为亲切的语气对我们说话：“你们将组成一个整体并在市郊加入第124运输连和第125运输连执行到哈尔科夫的运输任务。你们的车队将由一个德军装甲分队保护。他们会保护你们不受到那些想要阻挠你们的破坏分子的干扰。你们可以看到，第三帝国正在作出一切努力来确保你们的任务圆满完成。”
接着他向大家敬了军礼，他的副官旋即发动了汽车离开了。
我们和自己连队的另外两个部分在指定的地点会合并组成了第19运输连。我们连归乌尔特纳指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会遇到自己在新兵训练营的一些朋友，如果他们还没有被调走或是阵亡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先于我们还是晚于我们来到明斯克。但是事实上我们连现在又回到了一起。我们经过了一辆流动的炊事车，我们吃到了一顿热腾腾的饭。这使得我们的士气重新又高涨起来。现在外面的气温大约在摄氏零下15度左右，已经比我们路上时暖和多了。我们也刚刚洗了澡，换了自己的衣服。我非常容易地找到了劳斯，他夸张的手势让我在人群中相当容易地认出了他。
劳斯对我说：“哦，年轻人，你觉得天气怎么样？还有餐厅呢？我已经连续10天没有吃什么热的东西了，我原本以为我会死在那列车上的。”我说道：“什么？你上了火车，你真走运……”
劳斯回答说：“走运！你说得轻松……你要是在那列车被炸的时候在场就明白了。爆炸制造了一大团100多米高的烟雾。我们有4个人死了，7个人受伤。摩万在我们清理现场的时候负伤了。我们花了5天时间才恢复了通车。我还和其他人去抓捕那些破坏分子。我们在一个农庄里抓到了两个破坏分子。农庄里有一个农民告诉了我们这些破坏分子的下落，在行动结束后他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宴席。
我也把我的冒险经历告诉了劳斯。我们的谈话让我们两个人都感觉到好了许多。我们后来又遇见了林森和奥林海姆。我们重逢时的快乐心情让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抓住了对方的肩膀，一边大笑着，一边跳起了夸张的波罗乃兹舞。一些年纪稍大的士兵惊讶地看着我们，他们似乎无法理解我们突然迸发出的快乐，而这些快乐与眼下周围一片灰暗和冰冷的气氛是如此格格不入。
我问道：“法尔斯坦在哪里？”
林森笑着快乐地喊道：“他现在在他温暖的卡车里。他扭了自己的脚，脚肿得很厉害以至于没办法把靴子脱下来，所以现在只好等到脚伤恢复。”
霍尔斯说道：“他正在好好利用这次受伤的机会，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每一次都扭伤我的脚的……”
我们的谈话被出发的命令声所打断。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知道我的朋友们就在离我几辆车的地方让我现在感觉到好多了，我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车将把我们带到前线去这个事实。前线仍然是如此之远，我们依旧在覆盖着冰雪的土路上行驶着，道路两边是除雪车清扫积雪后留下的高高的雪墙。我们因此无法看到路两边的风景是什么样的。透过雪墙不时的豁口，我们可以看到一年前这里残酷的战斗所留下的痕迹。道路的状况是如此糟糕，我们的车队不得不缓慢地穿越过这一片被战争毁掉的原野。冯·维克斯·古德里安 [ cdhyy注：“海因茨·古德里安”？ ] 和冯·施徒普纳格的部队在与苏军进行了数周的激战后才把这片土地夺过来的。在战斗中有数十万的苏军被德军抓了俘虏。沿路到处散落在雪地里的苏军战争物资让我不明白苏军怎么会在有如此之多物资的情况下被打败。
渐渐升高的气温又带来了降雪，我们又开始了铲雪的工作。幸运的是，护送我们的那支装甲部队在两天后赶上了我们，我们可以把四五辆卡车挂在一辆坦克后面，坦克前进时，卡车就可以沿着结冰的道路向前滑行。但不久后雪停了，天也晴了起来。气温陡然降了下来，我们再一次在酷寒中行驶在俄罗斯的冰原上。我们的飞机不时地从头上飞过，我们都向飞机挥着手，飞机也把机翼向我们点了点。在更高的空中，一队队的容克－52式轰炸机慢慢从我们的头顶上飞过，一直向东飞去。热腾腾的饭食不再能温暖我了，我手上的冻疮又再次疼了起来。幸运的是，这次我们的车队里有一名随队军医。每次到开饭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他的卡车旁边排好队接受治疗。他在我的手上涂上了一种油性的药膏。我努力使这些药膏能够在我的手上留住，这些药膏减轻了冻裂伤口的疼痛并让我的手感到不怎么冷了。我把自己的手揣在外衣口袋里，同时也非常小心地注意不要将手上的药膏蹭到衣服上。
我在那辆雷诺卡车里度过了漫长而充满颠簸的时间。有时我们必须停车下来除掉挡泥板和轮胎之间的雪，有时我们又需要帮某辆卡车从坑里驶出来。除了这些原因外，我们避免走到驾驶室外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被抓去晚上站岗。当夜色让我们无法再往前走时，就原地宿营。司机们可以在座位上睡觉，而我只能睡在驾驶室的地板上。我将自己的脚放在操纵踏板边，而鼻子则贴在发动机上，发动机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机油味。我们每天醒来都感到浑身又酸又冷。
在天亮之前我们都必须发动卡车的引擎。霍尔斯来看过我几次，但我们卡车的驾驶员总是抗议说我们的小卡车不需要3个人，相反他建议我去看看我的朋友，但他那里也是同样的情况，要站在外面聊天根本是不可能的。
一天，我们经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镇子，镇子旁边有一个德国空军的军用机场。不久一架我们的侦察机飞到了车队上空，侦察机和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用无线电交流了一些什么，紧接着飞机离开了我们向北飞去。护送我们的坦克也消失在了它们履带卷起的雪雾之中。我们依旧沿着公路往前驶着，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样。几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了远处传来几声隆隆的爆炸声。接着爆炸停了下来，然后又是几声。在上午11点钟的时候，车队停在了一个积雪覆盖的小村子里。太阳照得让我们眼睛发花，而气温也好像提升了一些。
我们向炊事车走去，车上的两个炉子正在喷出煤烟。首先到车子面前的人被厨师叫过去拿烧水壶。厨师的手艺还不错。他的烹饪特点的唯一奇怪之处就是每个人都分到一份浓浓的面酱。我、霍尔斯和林森拿着自己的饭盒向我们的卡车走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离我们不算太远也不算太近的地方传来几声爆炸声。我们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所有人似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爆炸声再次响了起来。有几次的声音听起来离我们很远。我们本能地跑了起来。林森问一个老兵说：“发生了什么？”老兵回答说：“拿我们的武器，我们离前线近了。”
我们其实都猜到了，但我们还是需要有人证实这一点。
霍尔斯说：“哈，我去取我的步枪。”
就我个人而言，我并没有将目前的情况看得太严重。又是几阵爆炸声，一些爆炸是陆陆续续的，而另一些则是连续的。出发哨响了，我们爬回到自己的卡车里。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座小山的山顶，激烈的枪声让我们的车队完全停了下来。枪声从一个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传来。每一次的爆炸声都让我们周围的空气震颤起来。有几个司机紧张得猛然踩住刹车。他们的卡车在冰面上侧滑了起来，司机试图把卡车重新调正，但没有成功。我打开了车门看着我们的车队。一辆大众牌吉普车从我们后面飞速驶来，车上的上尉向我们喊着：“大家继续走，你……去帮忙弄出那个白痴的车来。”
我从雷诺卡车上跳了下来，随即加入了一群士兵——他们试图将一辆欧宝卡车从路边沟里弄出来。附近猛烈的交火声再次响了起来。听起来枪声在离我们很近的北面。车队再次艰难而缓慢地向前行进了起来。当顺这个小山向上爬时，我们卡车的司机错踩了刹车，司机手忙脚乱了好一阵才把车再次发动起来。现在我们沿着下山的道路缓慢地开到了一片低矮丘陵、树木丛生的乡村地貌里，远处低沉的爆炸声仍然在继续着。突然，我们前面的卡车停了下来，接着就听到了一声尖厉的哨音。我们迅速从车里跳了下来。士兵们此时都向车队的前面跑去。刚才的那个上尉也在跑着，他边跑边召集士兵，我也被他喊了过去。我们拿着自己的步枪，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车队的最前面。护送我们车队的那辆指挥装甲车此时也已经开到了路边的雪地里。
一个军士长喊道：“前面有游击队，现在大家散开准备战斗。”他边说边用手指着我们的左边。我没有多想便紧随着我们的军士长扑倒在一片被雪厚厚覆盖的坡上。当我将自己的脑袋从地上抬起向外看去时，看到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正在从树丛中向我们的防线走过来。俄国人的速度看来和我们的速度一样缓慢。寒冷和我们大家身上的厚衣服已经无法让我们灵活地作出什么战斗动作了。严寒让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慢吞吞的，不管是欢乐还是忧愁，勇气或是恐惧。
和其他人一样，我把自己的头也尽力低了下来。我向前移动着，但注意力主要在自己的靴子上而不是在敌人身上。那些俄国游击队现在离我们还很远。我猜想他们现在一定在大步向前跑以使自己不至于掉到被积雪所覆盖的那些弹坑里。军士长命令我们说：“现在大家挖好自己的散兵坑。”我没有铲子，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枪托把地上的一些雪敲去。我趴在自己的临时掩体里，多少有些轻松地看着外面的景象。我对于那些从树丛里出来的俄国游击队的人数感到惊讶，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游击队员！我还可以看见在森林里面还有更多的游击队员没有出来。他们看起来像是一群浩浩荡荡的蚂蚁军团一样。显然他们正在自北向南移动着。由于我们是从东至西走的，因而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许他们想包围我们。
护送我们的部队在离我们阵地大约20米的地方架设了一挺重机枪。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没有人开枪。敌人已经开始穿越公路了，从北边传来的大炮声越来越响了。我的手和脚现在感到有些冰凉。我不太明白现在的局面，但感到非常的平静。那群俄国游击队还没有向我们开火，此时他们已经穿越了公路了。看起来他们的人数至少是我们的三到四倍。我们的车队大约有100辆卡车，随车的有100来名带枪的司机和押运部队。我们充其量只能保护自己。除此之外，我们还有10个军官，一个医生，两个医务兵。每一次北边的爆炸都带起来一片雪雾。在离我们很近的一个长满树木的小山上，大股的烟柱和着渐渐激烈的爆炸声升上了天空。那挺在我们右边的重机枪开火了，然后又停了下来。我傻呵呵地将自己的脑袋从临时掩体里探了出来，我可以看到那些游击队员所在的地方出现了一片片的淡淡的白烟，接着是一声沉闷的爆炸声。我们右面那挺机枪的开火声几乎要把我的耳鼓给震裂了，接着我们在山坡对面的另一挺机枪也和我们一起开了火。现在所有的士兵都开枪了。在俄国游击队那里，我们看到那些人正从各个方向奔跑着，而且跑得越来越快。他们有些人跌倒了并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太阳仍然在天空照耀着。看起来情况不严重。从俄国人那里打来的子弹在空气中咝咝地掠过我们的阵地。双方交火的声音震耳欲聋，而我现在还没有开火。在我右边突然有人喊叫了起来。那些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现在向树丛中退去。这时我们的坦克向他们冲了过去，边冲还边开着炮。有三四颗俄国人的子弹打到了我前面的雪地上，我开始和其他人一样盲目地向前面开火。又有七八辆坦克开到了我们这里并向游击队开火。交火延续了大约20分钟，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大概打了12个弹夹的子弹。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回来了，其中3辆坦克前面走着一大群俘虏，每组俘虏大概有15人。那些俘虏看起来都非常沮丧。有3个德国士兵从一辆装甲车里被人搀了下来，有一个人看来已经昏迷了，有两个人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在一辆坦克后部上躺着3个俄国人和两个德国士兵，除了有一个人还在呻吟着，其他人都一动不动。不远处有一个德国士兵正靠在路边的雪堆上，脸上都是鲜血，他向我们挥手要我们过去。
一个站在指挥坦克上的军官向我们说：“现在道路畅通了，你们可以继续赶路了。”
把伤员扶上了医护车后我回到了自己的雷诺卡车里。林森从我旁边走过，他边走边困惑地摇着头。他问我：“你看到了吗？”我回答道：“是的，有没有人死了？”林森说：“当然有。”
车队再次上路了，死亡的念头现在开始搅扰我，突然我感到害怕起来。外面的阳光现在看起来也变得有几分灰白，气温又开始降了下来。那些穿着棕色长外套的尸体现在正躺在路边。在我们的卡车经过时，其中躺着的一个人向我们挥着手。我碰了碰司机说：“嗨，那里有一个受伤的俄国人向我们挥手。”司机回答说：“可怜的家伙，但愿他们自己的人能够来照顾他。战争就是这样，明天也许就轮到我们像这个样子了。”
我接着说：“是的，但我们有医生啊。他可以为那个人做些什么。”
司机回答说：“你可以去找医生谈啊。我们已经有两卡车的伤员了，我们的医生现在已经忙得四脚朝天。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些而难受，你以后会看到许多这样的场面。”
我回答道：“我已经看到过很多了。”
司机多少有些怀疑我的回答，但他还是说：“我也看到过许多。特别是当我看到自己的膝盖的时候。在波兰的战役中我的膝盖被炮弹整个地炸飞了，我当时以为他们会送我回家。但他们把我和其他的老人、小孩、病号一起送到了运输团工作。真的不开玩笑，像我这种伤口常常会疼得厉害，特别是你必须要等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打到吗啡。”他接着谈到了他在波兰战役中的经历，在那时，他属于第六集团军，就是正在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团军。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长长的车队停在了一个小村子里。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也在那里。上校下令车队停了下来以便使伤员能够得到治疗。坑洼不平的道路让医生无法对伤员动手术。现在有两个俄国人已经失血过多死了，其他伤员也等了几个小时还没有得到治疗。
我们的卡车正好停在一个农户的谷仓旁。正当我要开门下去打饭时，我的司机一把抓住了我说：“别慌，除非你想今天晚上站岗。这里的军士长是不会打记录的，就像是他们在军营的时候。他只是把站夜岗的任务交给他第一眼看到的人。”
我的司机说的是真的。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总是饥肠辘辘的霍尔斯的怨言：“妈的，他们又让我去站岗了，天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外面越来越冷，我们受不了的。”
又是一个晴朗的夜晚。外面的气温跌到了摄氏零下30度。感谢我的司机把我从这个冰冷的夜晚里救了出来。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事几乎让我后悔今晚的运气。当我们向炊事车走去，心中有些焦虑，担心我们吃不上饭了。当厨师看到我们时，他略带讽刺地对我们说：“嗨，看起来今晚你们不饿啊。”
他已经把汤锅从火上抬开了，现在他在火上放上了几个大餐盘，大餐盘盛的水在火上开始滋滋作响。厨师一边把汤勺伸到汤锅的最底下，一面对我们说：“抓紧吃。我必须要为我们的医生烧开这些水，他现在正忙着给受伤的士兵动手术。”
我们正在吃着半冷不热的晚饭的时候，上尉来到了我们这里。上尉问道：“水快好了吗？”厨师回答说：“刚刚开，上尉。”上尉说：“很好。”接着他的目光落到了我们两个人身上。他说：“你们俩，现在把这些水送到医生那里。”他边说边指着一个亮着灯光的屋子。我们的晚饭刚吃了一半，我们只好盖上饭盒，并把饭盒挂在自己的皮带上。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个冒着蒸汽的开水盆，我不想让里面的东西落到脚上，然后就向那个临时的手术室走去了。
走到屋里的最大好处就是比外面温暖。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进到屋里了。我们的医生已经从当地的俄国农户手中征用了这间大房子，他正在一张桌子上处理一个倒霉家伙的腿。两个士兵正在用力按着那个受伤的人，他不停地扭动并痛苦地呻吟着。屋子里到处都是伤员，凳子上、地板上和储藏柜上，伤兵们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他们一边等一边痛苦地呻吟着。两个医务兵正在照顾他们。地板上到处都是带血的绷带。两个俄国妇女正在热水盆中洗着手术器械。房间里的光线非常暗淡。医生把农户的大瓦斯灯放在了临时的手术台边。农户本人正站在医生旁边，手里提着另一盏灯。上尉和一个军士长也一人提着一盏灯。
我把水盆放在医生旁边，医生随即放了一卷绷带到盆里。我待在原地看着这个可怕的场面，呆呆地看着医生正在处理的那条伤腿。伤腿上到处都是鲜血，汩汩鲜血正在从伤腿上一个巨大的洞里面涌出来，医生在用一把止血钳试图止住流血。我的头开始眩晕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看下去。那个伤员不停地把自己的头从这边扭到那边，两个战士用尽力气把他牢牢地按住。伤员的脸上毫无血色而且满是汗水。有人把一卷绷带放到他的嘴里，也许是防止他喊出来。这是一个从护送我们的装甲分队来的士兵。医生这时轻声地对我说：“按住他的腿。”我犹豫了一下，医生又看了我一眼。我用我颤抖的手按住了那条血肉模糊的腿。当我的手摸到腿时，不由得抖了起来。医生又小声说：“轻点。”
看到手术刀向伤口的深处切去，我感到伤腿的肌肉的活动。我闭上了眼。我可以听到外科手术器械的声音和伤者沉重的呼吸声。虽然刚上过一些麻醉药，他还是在桌上痛苦地扭动着。接着，我听到了一个几乎不能忍受的锯子声。不一会儿，我感到手中的伤腿变得异常沉重，我睁开眼看到双手正举着这条被锯下来的腿。医生刚刚做了截肢手术。在那里有些笨拙地在一种悲剧性的气氛中拿着这条腿，我以为我会晕过去。最后我把腿放到了桌子边的一堆绷带上。就算活到100岁，我恐怕也不会忘记这条腿的。
我的司机已经离开了。我想把注意力转移一下，但是一直到半夜才勉强缓过来。我又被叫去做了一些和刚才的截肢一样让我痛苦的事情。到了凌晨两点中，终于走出了临时手术室，外面的寒冷一下子就包围了我。我犹豫了一下，但是当想到那些垂死的伤员和到处的鲜血时，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我的卡车。天空还是依然清朗，风也停了下来，农舍和卡车在雪光的反照下显得格外突出。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外面。我穿过村子找寻我的雷诺卡车。接着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裹着厚厚毛毯带着毛瑟枪的人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当那个人看到我时，他嘟囔着说：“你进去吧，现在轮到我了。”
我不解地说：“去哪儿？”
他说：“去里面暖和暖和，除非你想再站一岗。”
我说：“但是我今晚不站岗，我刚才在帮医生，现在要去睡觉了。”他嘟嘟囔嚷地说：“明白了，我以为你是……”他随口说了一个名字。我追问道：“你说有个可以取暖的地方？”
他回答说：“是的。你可以进那里去。他们已经把那里变成一个哨兵的总部了。我们每隔15到20分钟换一次。当然这样你没法睡觉了，但这总比待在外面冻个两小时强。”我对他说：“好的，谢谢你，我进去了。”我推开一扇厚重的门走进了这个屋子。在屋子的火炉里一团大火正在熊熊燃烧。火炉旁边坐着4个士兵，其中一个是霍尔斯，他正在炉灰里烤土豆和蔬菜。炉火是房间里唯一的亮光。另一个家伙跟着我也进来了，也许他就是那个把我当作换岗士兵的人。我在火上把我饭盒里的剩饭热了热，虽然我没有什么胃口，但还是把饭盒里的东西一扫而光。然后就在炉火前尽可能舒服地躺了下来。每隔15或20分钟，就会有一个哨兵进来把另一个可怜的家伙从睡梦中摇醒。有时大声抱怨的声音也会把我吵醒。当天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起床哨响了。
我们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浑身硬邦邦的，但这是我们很长时间里第一次在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了。这时村里的一个俄国女孩向我们走来。她正提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锅，她微笑着把锅向我们举过来。锅里装的是热腾腾的牛奶。我突然想，如果她在牛奶中放了毒怎么办？但是霍尔斯是那种宁可撑死也不愿饿死的人，他举起锅大大地喝了一口里面的奶。我们4个人把这锅牛奶相互传着喝光，然后霍尔斯大笑起来，他把锅还给了这个俄国女孩。我们双方都没法听懂对方的语言。霍尔斯只好走上去亲了那个女孩的双颊。女孩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我们然后向她鞠了躬，就离开了。
点完名后每人都发了一杯半温的咖啡。每天早上都需要至少半个小时来发动引擎。我们总是在天亮之前就上路了。我们的连队正沿着凹凸不平的该死的俄国“高速公路”前进着。
有几次我们不得不给那些返回后方的车队让路。我们在一个脏兮兮的小村庄停下来吃午饭，在那里我们遇见了一队停在那儿的坦克。我们从坦克驾驶员那里知道我们现在离哈尔科夫只有80公里了。
大家听到我们离目的地如此之近都兴奋不已。大概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哈尔科夫了。我们现在开始想象在哈尔科夫的营房的样子。林森问我：“你认为我们的营房会是什么样子？”
一路上和我在一起的那个膝盖受伤的老兵现在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兴奋的表情。他说：“我希望我们不会在这里待太长时间，现在就像把我们送到伏尔加河地区一样，我宁肯待在后方干任何事情也不想再往东走了。”有人回答道：“如果大家都不往东走，那我们就永远也打不败俄国人。”另一个人附和道：“对，有人最好是闭嘴并不要再谈他是多么害怕前线。”
半个小时后我们重新上路了。太阳躲到了地平线缓缓升起的雾气后面。渐渐地温度上升了一些。我们又开了一个小时。我眼睛半闭着，不时呆呆地望着卡车仪表盘上的亮光，几乎都要睡着了。我的头随着汽车的颠簸也左右摇晃着。我最终决定斜靠着门睡觉。在我闭上眼睛之前，望了望外面广袤的田野。天空中布满了铅色的云，看起来比地面的颜色还要重。我还看到在离我们最近的小山顶上有两个小黑点向我们飞来。我想，也许是两架侦察机，接着就闭上了眼睛。几秒钟之后，我的眼睛睁开了。一架飞机引擎巨大的声响越过我们的头顶，紧接着就是一连串巨大的爆炸声。然后一种难以置信的力量将我重重地抛在挡风玻璃上，我感到胸和耳鼓都要爆炸了。那种天崩地裂的声音让我觉得到了世界末日。我们随即被一阵石块、冰雪、箱子、钢盔和饭盒的碎雨所包围。我的雷诺卡车几乎撞到了前面一辆突然急停的卡车上。
我在恍惚和震惊中打开了车门跳到了地上，向那个爆炸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紧跟在我们后面的那辆卡车几乎撞上了我们的车，在这辆车后面的卡车已经翻倒在路边，轮子还在继续转着。在那辆车之后就是一片浓烟和烈火。
有人喊道：“大家赶快！不要呆在路边！”
士兵们纷纷在道路四周的雪地里散开。有人喊道：“他们在向卡车扫射！”我躲在路基外的雪地中。一个军士长喊道：“防空火力！”他边喊边弓着腰跑向路基的一侧。那些在我旁边的士兵纷纷举起自己的枪向天空瞄准。
天哪！我的枪还在雷诺卡车里。当再次听到飞机引擎声的时候我正在向我的卡车飞奔。我一头扑在地上，一架飓风式战斗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接着听到了两声巨大的爆炸，一声近些，一声远些。我抬头看到那两架飞机在白杨树林后面再次俯冲下来，此时上校的吉普车正在沿着车队开下来。车队的士兵们向各个方向跑去。
我站了起来并向车队里冒出的一根巨大的黑色烟柱跑去。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被苏军的飞机炸中了，卡车立刻爆炸了，将紧靠的前后两辆卡车也炸毁了。雪地里到处是这3辆卡车爆炸后落下的残骸。卡车现在变成了一堆冒着火苗和刺鼻黑烟的废铁。我看到军士长和另一个士兵从烟雾中走了出来。他们抬着一具满身是血熏得黑黑的尸体。我和其他士兵迅速跑向那片浓烟滚滚的地方去看看我们还能帮上些什么。透过浓烟我们试图看到是否有人在那里。这时从我们后面跑来一个身影，他一面跑一面咳着说：“别待在那里，那里太危险。弹药箱随时会爆炸的。”这时我听见了后面的汽车引擎声，然后看见一辆卡车的前灯的光柱从烟雾里穿了出来。一辆又一辆卡车紧接着开了过来……我们的车队再次向前开动了。虽然被击中的那些汽车在我周围燃烧着，却并没有感到暖意。我决定回到我那还算温暖的卡车驾驶室里。现在路面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了，透过渐渐变淡的烟雾，我注意到前面有一排裹着长外套的士兵正在一名军官面前列队站着。
上尉对我们喊着：“嗨，你们俩，过来。”
我们快步向队列跑去。
“你，”上尉指着我说，“你的枪在哪里？”
我结结巴巴地回答道：“在那里，上尉……在你的后面……那辆雷诺卡车里。”
我的声音因为焦虑而颤抖起来。上尉看起来非常愤怒。他一定以为我已经把枪给丢掉了，而我正在编一个谎言来掩盖这个事实。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牧羊犬一样向我扑来。上尉朝我吼道：“你真是目无军纪！现在出列！”
我站了出来，当我还没有立正站稳时，上尉狠狠的一个耳光就打到了我的脸上，尽管我躲了一下，但我的帽子还是滚到了雪里，我脏兮兮的乱发露在了外面。我以为上尉马上就要对我拳打脚踢了。
他对我嘟囔着说：“你从现在开始起站岗。”接着他把自己愤怒的灰色眼睛转向了军士长。军士长赶紧敬了一个军礼。上尉对他说：“稍息。”上尉还是用令我窒息的目光盯着我。他继续说：“你们这帮废物，当你的战友们正在拼死保护你们，你们却不能发现两架狗娘养的布尔什维克飞机向我们开火。你们本该看到它们的。你们一定是睡着了。我会把你们都送到前线的处罚营里去。现在有3辆卡车被毁，7个人死了，两个人受伤。他们一定也是睡着了。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不佩带上武器。我会向上面反映你们的表现的。”说完他连军礼都没敬就转身走了。
军士长向我们命令道：“现在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大家随即分头跑向自己的车子。我想要捡起我的帽子，但军士长一把抓住我的肩膀。
他说：“现在回到你的岗位！”
我说：“我的帽子，军士长。”
一个站在我的帽子旁边的士兵把帽子捡起来递给了我。在一片木然中，我爬到了自己的卡车里面。卡车刚刚被发动起来。
司机对我说：“擦擦你的鼻子。”我回答道：“好的……看起来好像我是为所有人挨的这一记耳光。”
司机说：“别担心，我们今晚就会到达哈尔科夫。也许在那里我们不用再为任何东西站岗了。”我现在开始对那个突如其来的耳光感到愤怒。我说：“上尉自己本该看到那两架飞机的。不管怎样，他也是车队的一员啊！”司机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些话！”
我回忆了一下我在睡觉的时候看见的那两个小黑点。上尉所说的话其实也多少属实，但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对这样的威胁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碰到过什么真正的威胁。我们都因缺乏睡眠，漫长的路途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弄得筋疲力尽了。但这些理由都无法让我的战友活过来了。我非常震惊地发现我们的车和那个被炸中的车只隔了3辆车的距离。我尽管没有受伤，但我可以想象在那个被炸中的驾驶室里的痛苦……我死死地把眼睛盯在车窗上。我说道：“如果有飞机来的话，这一次我不会错过它们了。”司机还是用那种习惯的嘲弄表情看着我说：“那你最好也要看一看后视镜，他们也许会从我们后面来。”我愤怒地问他：“你认为我是一个白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司机耸耸肩膀。他嘲弄的神态并没有改变。他接着说：“你得知道，我们对于现实做不了什么。当我把我的膝盖弄断时，我却在考虑自己的头。我想对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向后转回国。”我怒不可遏地说：“够了！你就这样抛弃掉了那些在前线的战友们！”他看了看我，脸上的笑容暂时消失了一会儿。但马上他又微笑了起来，他还是用一贯的无所谓的语气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向后转，齐步走。’”他模仿着军士长的口气。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说：“你还太年轻。你以为我刚才说的是认真的。不，我们必须要加快速度了，越快越好。”好像要强调他的观点，他随即加大了油门。我回答道：“我太年轻，你们都在用这样的话羞辱我，好像只有像你们这样的家伙才能够办事一样。”司机回问我：“难道我穿的制服和你的不一样吗？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下去打一辆出租车。”他现在已经公开嘲笑我了。
因为他全然不把我当回事，我决定一句话也不和他说了。我现在是既愤怒又伤心，首先他们揍了我，然后又当众吼了我。我们的车队依旧在冰雪上滑行着前进。夜幕降临了，但马上就要到目的地的想法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要在半个小时之内到达哈尔科夫的郊区了。那个城市的情况怎么样？这是在我们到达前线和顿河以及伏尔加河之前的最后一个大城市了。斯大林格勒距离哈尔科夫还有600多公里。但我内心里还是对于我们没有到达真正的前线感到多少有些失望。
我记得我们正在开下一座小山时，前面的卡车慢了下来，接着就不动了。“发生了什么？”我边说便打开了门。司机叫道：“关上门，太冷了。”我重重地把门关上然后就沿着所谓的“高速公路”走下去。一辆挎斗摩托停在了我的前面，一个从哈尔科夫来的信使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命令。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军官们正在很快地彼此交谈着。他们看起来在制订一份计划或是在讨论一个重要的新闻。他们中的一个——我们的上校——正在读着一份文件。
过了一会儿，一名军士长顺着车队走了下来，他吹响了集合哨。正在大家收拾自己的武器准备集合时，那辆摩托从我们身边开了过去。上校走到了我们队列面前，他的身后跟着两名上尉和三名军士长。上校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地上，他脸上带着一种沮丧的神情，大家都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忧虑。
军士长命令道：“注意，原地站好！”我们所有人都立正站好。上校看了大家一会儿，然后将一份文件拿了出来。他说：“士兵们，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所有的士兵和人民都非常重要，也对我们所为之奋斗的信念和付出的牺牲非常重要。无论这个消息在哪里公布，哪里都将会充满忧伤，无论是在我们辽阔的前线，还是在我们祖国的首都，人们都会难以接受这样的消息。”
军士长命令道：“立正！”
上校接着又说：“斯大林格勒失守了！冯·鲍卢斯元帅和他率领的第六集团军在作出最大的牺牲后，被迫无条件放下了自己的武器。”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震惊和焦虑。上校在片刻沉默后接着又说：“冯·鲍卢斯元帅在他最后发给总司令部的电报中告诉元首说，他会将铁十字勋章的荣誉授予每一个坚守在斯大林格勒英勇的德国士兵。鲍卢斯元帅还说，在长达数月的激烈战斗中，这些不幸的战士们已经用他们超人的勇气回答了祖国对他们的召唤。这里还有一封从斯大林格勒红十月拖拉机厂发出的电报，最高统帅部要求我们把内容念给你们听。这份电报是第六集团军战斗到最后的几名战士中的一个——海因里希·史多达写的。史多达在这份电文中提到在斯大林格勒的西南方还可以听到战斗的声音。以下是他的话：‘我们现在是这个地方的最后7个幸存者了。我们中4个人还负了伤。我们在拖拉机厂里坚守了4天了，在这4天里我们没有吃任何的东西。我们刚刚装上了最后一个弹夹，在10分钟后布尔什维克们将占领这里。告诉我的父亲，我忠于自己的岗位，我即将光荣地战死。德国万岁！希特勒万岁！’”
海因里希·史多达是慕尼黑一名药剂师的儿子。我们的队列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呜咽的寒风多少打断了这种肃穆的寂静。我想到了我从未谋面的舅舅。我在家时看过他的照片，家里人告诉我说他是一名诗人，我深深觉得我失去了一个朋友。队列中有一个人开始抽泣起来。也许他年纪并不大，但是他花白的鬓角让他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他走向其他的军官，大声地哭泣和叫喊起来。“我的两个儿子死了。这是注定要发生的。这都是你们的错，你们这些指挥官。这是个致命的错误，我们不可能打败俄国的冬天。”他低垂着身子，眼泪夺眶而出。“我的两个孩子死在那里了……我可怜的孩子……”
军士长向他命令道：“解散。”那个老兵还继续说：“不，如果你们愿意就枪毙我吧。一切都不重要了，不重要了……”有两个士兵上前扶住这个可怜的人，他们试图把他带走以免更不幸的事发生。他在这两个士兵的手中拼命地挣扎着。上校命令道：“带他去医务车，给他打一针镇静剂。”我以为上校还会说些什么，但他面无表情，也许他也在那里失去了一位亲人。
我们三三两两地无声地回到了自己的车上。现在夜已经深了，我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我对身边的士兵说：“现在越来越冷了。”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远方说：“是啊，越来越冷了。”
俄罗斯广袤的国土让我印象极深，我这时感到这片无边无际的地平线就要把我们包裹起来，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更厉害地颤抖起来。大约过了45分钟，我们的车队穿过了哈尔科夫遍布战火痕迹的郊区。在卡车前灯的照射下，我们不能看清楚太远的东西，但在灯光所能及的地方，我们看到没有一处建筑是完好的。
第二天，我从雷诺卡车的地板上醒过来。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了哈尔科夫的全貌。尽管经历了战争的破坏，哈尔科夫看起来依然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大城市。从1941年到1943年，哈尔科夫在激烈的战斗中多次易手于苏军和德军之间。这个城市后来终于被苏联人夺了回去。但在现在，这个城市又一次被我们的部队所控制。整个城市就像一座烧空的废墟。城市里有一大片地区被用来堆放那些被毁坏的车辆和各种轻重武器。那些无数扭曲的金属无声地见证着这里先前惨烈的战斗。看到这些各种武器的残骸，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联想起那些曾经使用过这些武器的士兵们的命运。现在，这些金属造的“食人怪兽”虽然已经部分被积雪所掩埋，但它们依然让人深切地体会到夺取哈尔科夫战斗的惨烈。
现在德国军队已经在这座城市一部分还算能用的建筑物中驻扎下来。洗浴设备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在我们洗完澡后，我们被人带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室里，在那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床。我们被告知可以在那里睡觉。虽然还是正午时分，但我们却马上在那里沉沉地睡去。我们后来被一名军士长唤醒，他带着我们到了食堂。在那里我找到了霍尔斯、林森和奥林海姆。我们聊起了许多事，但我们特别谈到了斯大林格勒。霍尔斯依旧坚持认为斯大林格勒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他说：“我的上帝，第六集团军！他们不可能输给苏联人的！”
我对他说：“既然最高统帅部的公告说他们被包围了，而且已经弹尽粮绝，他们还能够做什么？他们是被迫投降的。”
其他人插话说：“所以我们才必须去营救他们。”
一个老兵回答道：“一切都太迟了。”
霍尔斯痛心地攥紧拳头说：“一切都晚了……狗屎！狗屎！狗屎！我不相信！”
如果斯大林格勒的失守对于一些人而言是打击的话，那对于另外一些人就变成了复仇的力量。在我们这群人里，大家的意见分为两派。年纪大的士兵总体而言是失败主义者，而年纪轻一些的士兵则是坚决要解救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友。当我们一路争论到回营房的路上，一场因为我的斗殴暴发了。
那个我所乘坐雷诺卡车的司机在我们回营房的路上碰巧和我走在了一起。他说：“你现在应该高兴才是，看起来我们明天要回明斯克了。”我可以看到他的脸上依旧带着那种惯有的讽刺神情，我感到自己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通红。我冲他喊道：“够了！我们是要回去，但至少部分是因为你，我的舅舅才死在斯大林格勒的。”
他的脸色变得煞白起来。
他说：“谁告诉你他死了？”
我接着喊道：“如果他被俘虏的话，那比死更糟糕！你不过是一个胆小鬼而已。就是你成天告诉我们不要去管他们的。”我一路上的这个同伴听到我的这些话非常惊讶，他环顾了一下周围想看一看其他人的反应。接着他就揪住我的衣领说：“你给我闭嘴！”他边说边向我挥舞着拳头。
我一脚踢在他的小腿上。正当他要打我的时候，霍尔斯拽住了他的拳头。
霍尔斯平静地说：“够了，住手，要么你过一会儿会被关禁闭的。”
那人说：“哈，又来了一个欠揍的。”
我的对手已经怒不可遏，他嚷道：“我要好好修理你们一顿，你们……”
霍尔斯依旧说：“住手。”那人回答道：“狗屎！”
霍尔斯一记勾拳打在了他的脸颊上，他被打了一个趔趄，一屁股坐在了雪地上。现在林森也上来了。
我的司机喊道：“你们这帮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他边说边准备再冲上来。林森立刻飞起一脚，用自己钉了铁掌的皮靴重重地踢在了他的脸上。我的司机大叫一声跪在了地上，脸上流出了血。旁边有人喊道：“这个野蛮人。”我们随后一边小声地骂着，一边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一群人恶狠狠地看着我们，其中有两个人把我的司机扶了起来，他还在痛苦地哼哼着。霍尔斯警告我们说：“我们得小心那个家伙。在下次遇到敌人袭击时，他也许会在我们后面打黑枪的。”
第二天的起床哨要比往常迟些。我们列队点名的时候外面正在飞舞着满天的雪片。大家都把领子竖起来防止那些雪片掉到脖子里面。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好久没见的军士长劳斯正站在大家面前，手里拿着一张纸。他看起来在冷风中也有些哆嗦。他向大家念道：“士兵们，司令部体会到了大家一路的艰辛，决定特批你们放假24小时。但无论如何，考虑到当前的局势，这个休假会随时被取消。所以，你们必须每两个小时回到这里报到一次。我想不用提醒你们，这次休假不会给你们时间去看望你们的女友或家人。但至少你们可以写信给他们。”
劳斯吩咐了两个人去拿大家的信，随后这些邮件被分发给了个人。我收到了4封信和一个包裹。我们想看看哈尔科夫，但是恶劣的天气让我们只好待在自己的营房里面。我们因此开始准备回程的安排。当我们被通知第二天要到前线去搬运食物和武器给那里的部队时，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意外。我们将去沃罗涅日 [ 译者注：沃罗涅日位于俄罗斯东南部。 ] 以南的一个地区。我们所有人对于这个消息都感到并不鼓舞人心。
霍尔斯说：“其实我们去基辅或是到沃罗涅日，这都没有什么区别。”
奥林海姆说：“同意，但沃罗涅日是前线地区。”
霍尔斯接着说：“是啊，但我们迟早会上前线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战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感到既好奇又有些害怕。
第二章 前线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沃罗涅日以南 顿河
俄国的冬天似乎没有尽头。每天都在下雪，几乎从未停止过。
在1943年的2月底或是3月初——我实在记不清了，我们搭乘火车到了一个被用作物资转运站的小镇，这个小镇距离哈尔科夫有大约80公里。在那里，食物、毛毯、药品和其他的给养被放置在一些大木房里。镇上的每一个地窖里都堆满了武器弹药。镇上还有一些武器维修点，有些在户外，有些在户内。那些修理坦克的士兵不时地向手指哈气，以使自己的手指不至于太僵而拿不住扳子。在小镇的外围有一个精心修筑的战壕体系和一些碉堡。俄国的游击队常常向这里发动突袭，经常有大批的游击队参与这样的袭击。无论这样的袭击何时到来，每一个维修兵和后勤兵都会立刻丢掉手中的活，拿起机枪来保护这里的军需品和他们自己。
一个士兵对我说：“待在这里唯一的好处就是我们吃得很好。我们有干不完的活，还必须得保护好自己——我们轮流站岗。游击队很难对付。他们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尽管我们与他们奋力战斗，他们还是毁坏了不少的物资。有时我们的指挥官甚至要求别的部队来支援我们——但这种情况只发生了一次。有一个连的党卫军到过这里支援我们，但3天后他们就被送到斯大林格勒去解救第六集团军了，我们连已经有40个人阵亡了，这是一个不小的伤亡数目。”
那天下午，我们组建了一个用俄国四轮马车改制而成的运输队，这些马车的轮子上被绑上了雪橇。我们的运输队中还有几个真的雪橇。这些雪橇都是从俄国农户手里征用的。当我们出发时，我记得车队多少有些圣诞车队的感觉，只是在车上运的是炮弹和手榴弹，而不是什么圣诞礼物。我们向西北方向驶去，这是一个靠近弗罗内的区域。我们每人都发了御寒的特殊干粮，新的急救包和够用两天的饭菜。一路上只看到了一个哨兵，当经过他的时候，他抽着自己的烟斗，缓缓地向我们挥了挥手，他的双脚深深地没在雪里。
大约走了一个小时，雪开始越下越大。虽然我们军靴的防水性能非常好，但它们毕竟不是为在半米多高的雪地中行进而设计的。我们很快就感到力不从心了。我们不得不抓住马的鞍子或是雪橇的边，把那里当作是我们的拐杖。我在试图抓住马鬃时还扭了手指。由于马的速度要比我们快，所以我们都不得不尽力赶上马跑的步伐，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有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军官会停下来看着车队从自己身边过去，然后就借口检查大家的队列而试图缓口气。当那些军官重新回到队列时，他们总是在所有车的最后面：我从没有看过有一个军官能够跑回到前面去的。我的好朋友霍尔斯正在抓住一匹马的侧面。虽然他比我要结实和高大，但看起来也跑得气喘吁吁了。他的脸藏在他竖起的领子和下压的帽子之间。几乎没有人说话中，我已经学会了像德国人一样的少言寡语。虽然没有交谈，但我和霍尔斯的友谊却是在不言之中的，我们时时给彼此一些鼓励的微笑，好像是在说：“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了！”
我们在黄昏时终于停下来休息。我感觉自己就要虚脱了，瘫软在马车的架子上。霍尔斯也已经一屁股坐在雪地里。
所有车队的人员现在都躺在或是坐在了雪地里。
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士兵问我：“我们今晚不会在这里过夜吧？”我们彼此不安地相互看了一眼。
霍尔斯在一旁嘟囔着说：“我不管别人怎么干，反正我走不动了。”接着他打开了自己的饭盒。
我对他说：“这是因为你现在出汗了。休息一会儿，就会觉得冷了。你如果不活动的话会被冻伤的。”霍尔斯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声：“妈的，饭盒里的食物有股臭味。”
我也打开我的饭盒看了看。早上给我们的食物现在已经冻在了饭盒里面。现在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霍尔斯抱怨着说：“妈的，但是我不能把它倒掉。”有人问一个军士长：“你看怎么办呢？这些浑蛋一定给了我们变质的肉，或者是一周前的剩饭。这简直难以让人置信。镇子上的东西足够整整一个师吃。”
有人说：“这东西吃不了……它闻起来臭烘烘的。我们必须得拿出一些罐头来。”
军士长向我们吼道：“你们不能倒掉，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走，而且我们带的食物也不多。把肉丢了，只吃面条好了。”
从来对食物不挑剔的霍尔斯也在嚼这些东西。两秒钟后，他就把那个东西吐了出来，“呸，那些浑蛋的厨子一定是煮了个布尔什维克在里面。”
虽然现在大家的心情很糟糕，但是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大笑了起来。很少发脾气的霍尔斯终于为了吃的东西而大发雷霆。霍尔斯嘴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奋力一脚把自己的饭盒踢飞了出去。大家沉默了片刻，然后有几个人笑了起来。
霍尔斯在原地转了个圈，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就慢慢地走过去拿回自己的饭盒。我开始大口地吞下自己饭盒里的食物。霍尔斯捡回了已经被他踢扁了的饭盒，饭盒里的东西在雪地里撒得到处都是。几分钟后，我们俩都在吃着自己饭盒里的东西。
军官已经指定了今天晚上负责执勤的哨兵。我们现在的难题是在哪里睡觉。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打开我们的行军毯。有人已经为自己在雪地里挖了一个临时的坑，有人在用马车上的草来搭建一个简易的窝棚，还有人在试图使马伏在地上好靠着马来取暖。我们虽然曾经在野外宿营过，但多少都有一些遮拦。不得不在酷寒的原野上毫无庇护地过夜让我感到有些恐惧。大家都在讨论该怎么办。有人觉得我们必须走到一个小村庄后才能休息，或者至少走到一个有房子的地方，他们认为宁可累死也不能冻死，如果我们在原地休息的话，那恐怕会有一半的人在天亮前就被冻死了。
我们的军官发话了：“我们在3天内也不会碰到什么村子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在的处境。”
有一个人说：“要是我们能够生一堆火就好了。”他边说牙齿边打着架，他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哭。面对着这一严酷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作出最大的努力。霍尔斯和我在一辆雪橇的弹药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容纳两个人的空间。虽然这里是一个危险的休息地，但是我们宁可在爆炸中被烧死也不愿被冻死。霍尔斯居然还给我讲了几个黄色笑话，我大笑起来，似乎忘掉了我们现在的处境。由于担心在睡梦中被冻死，我们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一整夜只能时睡时醒地眯瞪着。
我们像这样一直过了两个星期。这漫长的两个星期对于我们连队的一些人来说是致命的。在第三天，我们有两个人得了肺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有人的四肢被冻坏了并且得了一种由于寒冷而导致的坏疽病，这种病首先侵害人的面部，然后就是身体的其他部位，尽管这些部位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得了这种病的人必须要涂抹一种黄色的油膏，这种油膏让这些人看起来既滑稽又可怜。有两个士兵由于心情过分沮丧而在一天晚上离开了车队，他们消失在了白茫茫的旷野里。另外一个年纪很小的士兵一直在喊着他的妈妈，不停地哭泣。我们先是尽力安慰他，然后就埋怨他让我们没法休息。一直到一天早上，他终于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们被一声枪响惊醒了。我们在不远处找到了他，他向自己开了一枪，以求让自己解脱，但子弹没有打到要害部位，所以一直到下午他才咽了气。
我的脚开始时还觉得疼，而后我好像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双脚的存在了。后来在医生检查的时候，我看到自己的3个脚趾已经变成了灰色。医生及时地给我打了一针让我的脚趾最后保存了下来。我非常惊讶大家从这种残酷的经历中活了下来，我对自己在这十几天路上能幸存尤其感到惊讶，因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前线并即将经历我做梦也想不到的遭遇。
我们在一个临时的德国空军机场的掩蔽所里安了营。那个机场的大部分都已经被德国空军所放弃了，因为飞机大多撤到了西部。一些战斗机仍然在这里，机身上结了一层冰而且看起来很久都没有得到保养了。一个留守的地勤人员正把飞机上的主要部件拆下来放在拖拉机后面的大雪橇上拉走。
我们被允许原地休整几天。但没多久上面就给我们安排了新的任务。对于在这里的作战部队而言，我们的到来意味着一批意外的补充兵源。我们被分配去做各种工作。大约四分之三的人被分配去修筑77毫米高炮阵地甚至是轻机枪阵地。这样的工作意味着要铲除大量的积雪，然后用铁锹和炸药把岩石般坚硬的冻土弄松。
霍尔斯、林森和我现在在一块儿。我们的任务是向在大约15公里外的一个步兵连队运送食物和弹药。分给了我们两个雪橇，每辆雪橇前面都有3匹马拉着。与我们先前那次路程相比，这次的路途实在不算太远，而且我们的装备也不错。我们想这次的行程不会超过一天，我们都认为这次的任务还算轻松。算上军士长的话，我们共有8个人。我在第二辆雪橇上，这辆雪橇上拉的是手榴弹和机枪子弹。我坐在雪橇的后面，这使得我有不少时间可以看看周围萧瑟而空旷的风景。走了很久，我们才看到有几棵纤细的小树从光滑的雪里露出来。这些树看起来与周围的莽莽雪原奋力地搏斗过，而现在它们渐渐取得了缓慢而明显的胜利。除了灰黄色的天空，在这个人迹罕至的原野里没有什么可看的，这里也一定是狼群的聚居地。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一样。
我们在沿着一个看起来像是道路的雪里的低洼地带前进。当我们到达了一片浓密的森林边缘的时候，一个士兵从一堆木头后面跳了出来，我们的雪橇也因此突然停了下来。在和我们的军士长交谈了几句话后，这个士兵闪在了一旁，然后我们就进了这片森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两个士兵把守的机枪阵地，还有一大群士兵和无数个灰色的帐篷。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炮、轻型坦克和反坦克炮。迫击炮被放置在雪橇上。一匹被宰杀的马被挂在了树上，一些衣服上粘着血的士兵正在把这匹马切成肉块。我们接着被一群向我们要邮件的士兵们围住了。当我们说没有邮件时，他们就开始咒骂我们。
一个军官查看了我们的文件。那个我们要去的连队还在更东边。这个军官派了一个他的随从护送我们到那里。我们经过了一些树林，在这些树林里面藏着至少三四千我们的士兵。然后我们经过了一些有些荒凉的小山冈，有几条电话线沿着这些山冈通向前沿。那个军官的随从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到了，过了这个山冈你们就在敌人的火力射程范围里了，所以你们必须尽快通过那里。沿着这些电话线走，你们要到的连队大约离这里有两公里远。”
他接着向我们敬了一个礼便转身离开了。大家彼此看了看。我们的军士长说：“好嘞，我们出发吧。”军士长显然在这条线上跑了不少时间了。他招手示意我们上前，然后又叫我们停了下来。他说：“我们必须很快到达那里。不要怕打你们的马。如果俄国人看到我们，他们会开火的，但一般他们要花些时间才会开枪。如果他们的火力太猛，那我们都得离开那个装着弹药的雪橇，因为如果那个雪橇上的东西炸了的话，周围30米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再见到自己的妈妈了。”
我想起了那次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游击队的袭击。有人喊道：“我们走吧。”军士长跳上了第一辆雪橇并向我们挥手示意跟上来。我们不久后到了小山的山顶。我们的马在这里停了一会儿便快速地冲了下去。军士长喊道：“我们得快！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霍尔斯也向那个赶马车的士兵喊道：“用你的鞭子！”我们的雪橇是第一个跑到山下的。我现在看到我们的3匹勇敢的小马正像飞奔的小兔子一样穿过雪地，背后掀起了一阵能够暴露我们目标的雪雾。我们3个人坐在车夫的后面并都趴在了弹药箱上，弹药箱上的说明让人感到不安。我们都感到了紧张，以至于连寒冷都忘记了。在颠簸的雪橇上，我透过马车掀起的雪雾模糊地看到了前面有一排木房子。在我们周围是一排排列整齐的弹坑。虽然实际上是在飞奔，但我还是注意到了那些雪地里的弹坑好像一些巨大而美丽的花朵一样，弹坑的中心像是深棕色的花心，然后在弹坑的周围散放着一些像花瓣的线条，先是棕色，然后慢慢变淡，直至变白。那些时间稍长的弹坑有部分地方已经又被雪所覆盖了，这使得弹坑的形状变成了另外一种奇怪的战地“装饰物”。我们安然无恙地到达了坡底。这里有几间被严重毁坏的木屋子，还有几门几乎被大雪完全覆盖的大炮。我们停在了一间屋顶几乎一直延伸到地面的木屋前。离我们最近的那面墙是由木条编成的，我可以看到里面的工兵正在忙着什么。他们看起来正在把这个房子拆掉。有一些人抬着木板从里面出来。接着一个穿着白色外衣胖胖的军士长走到了我们面前。他向我们说：“把东西都卸在这里，工兵们正在准备一个隐蔽所，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完工。”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让我们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在右边，我们看到了一片黄色的闪光，然后就飞起一大片泥土和石块，飞起的泥土和石块像一口喷泉一样直冲到了10米左右的空中。军士长向爆炸的地方略略转身说：“该死的这些土块，简直比岩石还硬。”我们推断这些炸药是工兵们放的。现在那个胖胖的军士长正在看我们的命令。他边指着一堆罐头边对我们说道：“啊，这些东西不是给我们的。但是我们的补给已经晚到了3天了，我们现在正在吃我们的备用粮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你们这些司机当然可以不用着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士兵被冻死的原因。”他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当你在这里没东西时，你知道坚持不了多久的。”
看着他肥胖的腰，我们很难相信他已经饿了很长的时间了。他一定有一个自己秘密的食物储藏地，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整个前线依旧极度缺乏供给。胖军士长指着一条小路对我们说：“你们还得去那边，那个地区有一片战壕在顿河的河岸上……如果你还想活着回来的话，必须要趴在地上把东西送到。”
我们顺着那条小路走了下去。小路的边上有一些被雪半埋住的卡车。在一片战壕那边，有些大炮和重型榴弹炮被藏在一大堆雪的背后。当我们经过这个炮兵阵地时，这个阵地便消失在了我们的视野里，它们的伪装实在是太完美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宽敞的战壕里，在那里有几匹瘦弱的马正在用蹄子刨着地面。在那里有几袋干草，这几匹可怜的马正在用自己湿湿的鼻子闻着这些干草，但它们看起来对那些草没有什么兴趣。在这些马周围有几匹被冻住的死马尸体。几个穿长外套的士兵正在旁边看着这几匹马。我们接着经过了一排猫耳洞，然后就听到了一个离我们很近的机枪声。“机枪！”我们的车夫说了一句，他的脸上露出怪诞的笑容，“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前线了。”在这里我们看到到处都是战壕和猫耳洞，这些工事从各个方向延伸到我们视线看不到的地方。一支巡逻队拦住了我们。巡逻队的上尉对我们说：“我们是第九步兵旅的，这些东西是给我们的吗？”我们回答道：“不，上尉，这些是给XX连队的。”
那个军官说：“啊，你们必须要把雪橇留在这里了。你们要送到的地方在河岸的那边，就在那个小岛上。你们必须要贴着战壕走，小心，你们现在在苏军前沿阵地的火力射程里，他们时不时会向这里开火的。”我们的军士长向上尉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谢谢你，我的上尉。”上尉喊过来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士兵，命令道：“你去给他们带路，然后再回来。”那个士兵向他敬了一个礼后就加入了我们。像每个人一样，我抬起了一个沉重的弹药箱，把它放在自己的背上。现在那挺机枪又开始射击了，而且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了。向导对我们说道：“那是我们的机枪。我不知道他们是在取乐还是在向冰面射击。”我们都是初到前线的人，我们一路上的经历和现在比起来简直就不值一提。射击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一些较远地方的枪声。霍尔斯建议把两个弹药箱放在我们步枪拼起的架子上，我们可以用这种临时的架子来抬这些弹药箱。正当我们要实施这个方法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连续的爆炸声。带路的老兵说：“是那些俄国人。”空气里充满着爆炸所产生的震荡。听起来这些炮弹落在离我们左侧大约有三四百米的地方。
向导告诉我们：“俄国人进攻时才会开炮，也许他们要进攻了。”随着一排突然的爆炸声和像猫叫的尖厉的呼啸声，我们慌忙丢掉手里的弹药箱，低下身子，焦急地向四周看着。周围的空气仿佛突然间凝固了。我们的向导说：“别怕，小伙子们，这是我们藏在那堆东西后面的107毫米大炮，我们现在在向俄国人回敬我们的炮弹。”那个地狱般的声音又再次开始了，虽然我们现在知道了是什么，但是我们依旧非常紧张。军士长告诉我们：“戴上你们的钢盔，如果俄国人发现这里的炮兵阵地的话，他们会向这里开炮的。”我们的向导又说道：“我们得要赶紧了，在方圆60公里范围内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这里和其他阵地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开始弓着腰继续前进。周围的空气再次震动起来，我们可以听到周围都是开炮的声音。德国的炮兵正在不间断地开着炮，在我们前面，那挺机枪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近了。我们还碰到了3个正在架设电话线的士兵，电话线刚好拦在我们前面。现在那些俄国炮弹的爆炸声听起来变得有节律了。我们的向导说：“俄国人也许要冲上来了，我必须把你们留在这里了，我得回自己的连队了。”我们的军士长看起来有些慌了，他问道：“那我们往哪里走呢？”那个带路的士兵回答道，“走到右边的反坦克炮那里，会有人告诉你的。但你们可以先吃点儿东西，现在是午饭时间。”接着他就弓着腰往回路跑去了。我们终于明白了战场上士兵是这样走路的！几天以后，我们也习惯了这种走路的姿势。我们打开了自己的饭盒，大家在雪地里缩在一起开始吃起东西来。其实我并不感到肚子特别饿，那些我们大炮的声音现在对我而言要比吃饭更有意思。
还有些惊魂未定的霍尔斯抬起眼睛看着我，他摇着头说：“也许我们该继续吃饭，要是有一个军官来的话……”
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大炮齐射打断了我们的交谈，我们本能地缩着头，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霍尔斯刚想开口，但一个不同于我们大炮的爆炸声传到了我们这里，紧接着在一个尖厉的呼啸后又是一声爆炸。这次的爆炸把我们从地上掀了起来。一股巨大的气浪冲得我们摇摇晃晃的，接着一阵石头和冰块组成的雨砸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都趴在地上，没有人说一句话，枪和饭盒也被丢在了一边。在混乱中一个士兵扑到我的怀里喊道：“他们要杀了我！他们要杀了我！”他话音未落，我们后面的德军大炮又开火了。
我们的军士长喊道：“我们继续走，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他边说边把自己的钢盔戴上。
我们像发条人一样机械地拿起了弹药箱。这里的战壕宽得可以容下4个人并肩走，但是现在大家呈一字编队紧紧地贴在战壕壁上向前走着。我紧紧跟着霍尔斯，霍尔斯前面是我们的军士长。
军士长对我们说：“大家快走！快！俄国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他们可以看到这个阵地，我们现在就在这个阵地旁边！这个战壕正把我们引向俄国人的大炮火力里。我们必须走那条紧急通道。”
我们每隔一分钟就必须扑到地上。无论我如何努力，手中沉重的弹药箱还是不时滑到地上：我非常惊讶箱子里的手榴弹居然没有在我面前爆炸。
军士长依旧向我们喊道：“赶快，到这里来。”
劳斯说：“我们在那边的雪橇上的弹药是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些的两倍，我们都得搬过来吗？”军士长回答道：“是的，当然……我不知道……赶快，看在上帝的分上！”当俄国炮兵正在装弹时，我们的炮兵又开了两轮炮。过了不久俄国人的炮弹就打在我们后面大约40米的地方，这使得我们的腰又往下弓了一些。突然旁边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我们一旁的战壕有一边被炸塌了下来。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连躲避的时间都没有。我还记得看见有一只乌鸦被炸得四分五裂地落到了我们所在的战壕边上。我们都死死地趴在战壕底下，没有一个人有力气或勇气站起来。军士长再次向我们喊着：“快！起来！我们必须要到战壕的那一头去。”军士长的脸因为恐惧而显得有些扭曲，“如果炮弹落到我们这里，这里会马上变成一座火山的。”
我们拉着弹药箱越过了战壕里的瓦砾和一个被炮弹击中身亡的士兵的尸体。我在经过他时很快地扫视了一眼。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他的钢盔盖在他的脸上，厚重的冬装裹着已经被爆炸彻底扭曲了的身体，他的一条腿，也许是两条腿被炸飞了。另外一具尸体躺在离他不远的乱石堆里。那枚俄国炮弹一定是刚好落在了这两个可怜家伙隐蔽的地方，而他们也许正等待着这轮炮击结束……
我能够清晰地记起在战争中起初遇到的死人。但接下来我所目睹的成百上千的死亡者却不再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什么清晰的印象。我以为在这里我已经经历了人类所能够忍耐的所有的恐怖和不幸，以为我可以是一个在身经百战回家后能够向众人讲述自己英雄事迹的勇敢的战士。从明斯克到哈尔科夫，再从哈尔科夫到顿河沿岸，我已经用了那些令人惊恐的辞藻来描述我的经历。但我本应该将那些辞藻留给即将到来的未来，纵然所有的人类语言来描述那后来所发生的都是不够的。所以在仔细斟酌和思忖之前，我想我们都不应该轻易用那些措辞强烈的词语，因为当我们真的需要它们时，它们又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也许该在这里停下我的讲述了，因为我的表达实在无法诠释我想要讲述的东西。那些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也许会同情那所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他们同情某部小说或是某部戏剧中主人公多舛的命运一样，但他们绝不会理解那场战争的恐怖，就像是一个人无法理解那些不能被头脑所理解的东西一样。我这些词不达意或显得罗罗嗦嗦的表达也许对于现在的世界而言是难以理喻的。但我依然努力让我的记忆能够尽可能忠实地被传达出来。我把后面的内容献给我的朋友马里乌斯和让－马丽·凯瑟，他们一直尽心地来倾听，因为他们也和我一样经历过那些相似的事件。我试图去发掘和弄懂有关人的本性的根本缘由，而这些险恶的本性原来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
当我们到达战壕紧急通道的时候，我们的军士长一个箭步就冲了进去，这时炮弹带起的泥土像雨点一般打在战壕里面。我们的到来把两个已经在战壕里穿着白色披风的士兵吓得跳了起来。其中一个人正在用战壕观察镜侦察着前面苏军阵地的情况。另一个人正蹲在猫耳洞里调试着无线电装置。我们的军士长一面喘气一面问他们：“XX区在哪里？我们在给他们送给养。”那个正在用战地观察镜的士兵回答说：“不太远了，但是你们没法到那里，你们会被炸飞的。带上你们的弹药，不要从那里走，从我们的掩体里走。”
他向我们笑了笑。
我们随即钻进了一个用木板和冻土搭成的像个坟墓一样的建筑里面。碉堡里面黑糊糊的，有4个穿着白色披风的战士正在里面，有一个人正准备睡觉，其他人在一只昏黄的蜡烛光下写着信。这个掩体的高度让人无法站起来，里面的所有人都必须要移动我们才能通过。我们对他们而言算是新事物。霍尔斯问道：“这个顶结实吗？”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头顶了顶。掩体里的一个士兵说：“如果有一发炮弹落在旁边的话，它会塌掉的。”另一个人插话说：“如果有枚炮弹正好落在上面的话，我们的战友就不用费心掩埋我们了。”他们怎么还能有心思说笑话呢，我有些弄不明白。也许是习惯吧。那个在睡觉的士兵现在被我们吵醒了，他打了个哈欠说：“我还以为他们给我们送了些女人来呢。”有人插话说：“不……送过来的是一帮孩子。军士长，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些孩子的？”我们所有人都大笑了起来。
大地又开始颤抖起来，但这里的响声不像刚才外面的那样激烈。
有人说道：“这些小伙子都是一些新兵，他们是押运军列的，刚刚穿越了整个俄罗斯来到这里，这样你们的肚子才不会饿着。”那个刚刚醒来的士兵回答说：“那算什么，我们已经在这里拼命战斗了3个月了，你们那会儿还在优哉游哉呢。我知道你们在乌克兰有不少的漂亮妞。你们在这里不要待得太久，否则我们会饿死的。”
我鼓起勇气用自己蹩脚的德语说道：“小妞？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什么小妞！我们看到的只有雪。”
有人问道：“你是阿尔萨斯人？”
霍尔斯开玩笑地说道：“不，他是法国人。”
每个人都大笑起来。霍尔斯被大家的笑声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那个问我是不是阿尔萨斯人的士兵向我伸出手来用法语说：“谢谢。”
我用法语回答道：“我的母亲是德国人。”
大地又开始摇晃起来。天花板上有几块东西掉下来砸到了我的钢盔上。
我们的军士长说：“看来这里情况不太妙。”掩体里另一个人说：“哦，俄国人只是在逗乐子，3天前他们被我们好好修理了一下。这些狗娘养的一个月前逼我们退过了顿河。我们往后撤了有70公里。自那以后他们试图跨越顿河有4次了。最后一次是5天前。他们连续进攻了两天，特别是在夜里。那时情况十分危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正在补上我的觉呢。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我们本该反攻的，但结果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你用这个观察镜看看，冻起的河面上仍然到处都是俄国人的尸体。这些猪猡现在还没有派人来照顾自己的伤员。我敢打赌现在河上躺着的一些人还在哼哼呢。”
我们该死的军士长焦急地说道：“我们现在应该把弹药送到XX地区。”
掩体里的人说：“你们再往下走一点儿，在河岸上找到他们——这帮不要命的家伙。我想他们现在控制着那个河心小岛。有一天晚上他们差点丢掉，他们不得不和俄国人展开肉搏，结果第二天早上又把小岛夺了回来。那是个危险的地方，我宁肯待在这里。”
我们的大炮沉寂了一会儿，但是俄国人的炮弹却依然缓慢而有规律地落在我们的阵地上。那个用战地观察镜的士兵回来了，他弓着腰，不停地向自己的手指哈气。他对另一个士兵说：“到你了，我现在抖得厉害，我担心我的牙齿会被抖下来。”那个被他叫到的士兵抱怨了一声，然后就走出去了。
我们的军士长问道：“我们的大炮不开火了，他们被摧毁了吗？”
一个士兵回答道：“你的想法有些好玩，我们要是没有他们可就惨了。几天前，要是没有他们的话，这里已经被俄国人攻占了。我衷心希望那些107毫米炮的小伙子们都安然无恙。”
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所以他赶快附和道：“我也这样希望。但他们为什么不开火了呢？”
那个士兵回答说：“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弹药补给非常有限。我们不得不省下每一发子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浪费掉一发弹药。不管是步兵还是炮兵都必须要最大限度地节省弹药。但我们绝对不能让苏联人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还必须时不时教训他们一下……你明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