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士长说：“我懂了。”
“现在外面安静了，你们最好好好利用一下现在。”一个士兵说道。
我们的军士长对我们说：“我们走吧，孩子们。”现在他看起来已经重新拾回了一些信心。
孩子……也许他说得是对的。在这些顿河前线的老兵面前，我们看起来的确像孩子。几发炮弹就让我们感到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现在和我们在波兰骄傲和自豪的日子相比是有着多大的不同啊。在顿河河岸的阵地上，我们这群无关紧要的士兵，就像是一堆冷得到处哆嗦的可怜的小动物一样。我们所有人都营养不良和脏得要死，俄国幅员辽阔的疆界像是要把我们吞吃掉。我们这些运输车司机并不起眼，更像是军队里面的“女佣”。我们像其他部队一样在严寒中被冻死，只是我们的处境没有人注意而已。
我们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掩体，大家拿起弹药箱沿着战壕向前面走去。现在一切又安静了下来。我们走在呈“之”字形的战壕里，战壕的尽头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战壕里到处都是冻得瑟瑟发抖的士兵，他们正在用便携式取暖器烤着自己。一路上都有人问我们：“带来信了吗？”有3架梅赛施密特战斗机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阵地上发出一阵欢呼声。步兵们对于德国空军的信心是绝对的，在无数的战斗里，这些我们所熟悉的涂着黑色十字架的飞机重新振作了士兵们的信心并帮助我们击退了俄国人的进攻。
一路上有几次大家不得不靠在战壕壁上让那些躺着伤员的担架过去。我们已经快要走到了德军前线的最前沿。战壕开始变得越来越狭窄。有几次我抬起头瞄了一眼战壕前面的景象，看到大约在前面60米的地方是一片长着高高杂草和被冰雪所覆盖的河岸，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就在那片河岸的附近。
我们走出了战壕，不得不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我们爬进了一个大弹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医务兵正在包扎着两个牙关紧锁的士兵。他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观察这个危险的阵地，在我们放下箱子后，又转身去取雪橇上剩下的弹药了。
在夜幕降临时，我们已经完成了这次对那片前沿阵地的弹药输送工作，自从下午的那次炮击后，阵地上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那些在顿河前线的士兵们又要度过一个寒冷的夜晚了。我们正在等候同来的两个士兵，他们正在收着其他士兵写给家里的信件。霍尔斯、我和另一个士兵正坐在一个敌人视线之外的冻土堆上。霍尔斯呆呆地盯着自己的靴子说：“我在想我们今晚上睡在哪里？”一个士兵说：“我想又是在户外了。我没有看见附近有什么旅馆。”我们一起来的另一个士兵说：“你们过来看看，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顿河。”
我们站在一挺用树枝伪装好的机枪后面看着顿河河岸。霍尔斯说：“看，冰面上躺着一些尸体。”在已经冻结的河面上躺着一些一动不动的尸体，他们是前几天战斗中的受害者。那个看守反坦克炮士兵对我们说的话并没有夸张，俄国人没有抬走他们的死者。我试图看得更远一些，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所听说的那个小岛，但天色越来越暗，我们没法看到那里。在远处我只能看见一片被白雪所覆盖的树丛。我们的士兵一定正藏在其中，在暗夜中警惕地观察着敌人。更远处已经被一片渐渐升起的浓雾所遮蔽。在顿河河岸，德军的攻势终于被苏军所扼制住，而现在苏军也正在观察着这里。
我到达了前线，这是一个曾经让我既害怕而又渴望的地方。现在这里安静得出奇。我想我现在看到了从俄国人那边升起的一股股白色烟雾。这时有几个士兵把我推开。那个站在机枪旁的士兵对我说：“如果你那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把我的位置让给你。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寒冷了。”
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个机枪阵地并不让人羡慕。
一个头戴连衣帽的上尉跳到了我们的掩体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敬礼，他就趴在战壕观察镜上向外观察起来。几秒钟之后，我们听到了后面传来一阵阵隆隆的爆炸声，几乎与此同时，看到了顿河宽阔的冰面上的爆炸掀起的水柱。大炮的声音和炮弹爆炸的声音混成了一片。我们都趴在掩体的地上，大家相互用困惑和焦灼的眼神看了看彼此。
我们这里的两个机枪手还没有立刻开火，而是站在上尉后面，默默地注视着宽阔的顿河。我们的炮弹在顿河的冰面上爆炸着。终于那个曾经要把他的机枪阵地让给我的士兵说道：“现在冰面破碎起来更容易了，俄国人不久就必须要游泳才能到我们这里了。”
我们这些运输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好听着他说。
那个士兵继续说：“我们必须用体重最轻的士兵在冰上踩踩，如果河上的冰能够承受他的重量的话，我们还必须时时把冰面炸掉才行。”
这时劳斯忍着笑指着一个缩到后面的年轻士兵说：“他是这里最轻的。”
那个士兵略显焦虑地问道：“我得干什么？”那个机枪手回答他说：“现在还不需要。”
炮击停止了。上尉用观察镜又看了看河岸几分钟后就爬上战壕边上消失在了夜色里。我们依旧待在原处，既没有动，也没有交谈。为了打破此时的沉寂，军士长命令我们打开自己的饭盒吃饭，我们还在等那两个收信的家伙回来。
我们咽下了自己饭盒里冷冰冰的食物。我一边嚼着自己的晚饭，一边走到了机枪阵地旁向下面的河面望去。
我看到了刚才德国炮击的成果，有些巨大的冰块看起来有半米多厚，正横七竖八地呈直角立在河水里，这些破碎的冰块正随着底下的水流有节奏地晃动着。我们的炮兵每个晚上都会向河面开炮以使得苏军的侦察兵无法到我们这里。现在周围充满了冰块相互碰撞的声音。
我呆呆地望着河里的境况，渐渐注意到在顿河东岸上出现了几百盏灯光。我从瞭望孔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越来越强的灯光。
我向那两个步兵喊道：“嘿，有情况。”他们冲过来一把把我推开向外望去。他们中的一个接着说：“妈的，你吓着我们了，没有情况，他们每个晚上都这样做。俄国佬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就要进攻了。这种方法其实不坏。这些灯光实在让人心烦。现在我们要想看清河面的话就困难了，甚至打照明弹也不管用。”
我依旧呆呆地看着河对面的灯光。在对岸辽阔的地平线上，俄国士兵点燃了数百堆篝火。这些篝火不是用来暖和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一定已经远离了这些火堆。这些火堆的唯一目的就是遮蔽我们的视线。实际上，当我们的视线移到顿河的东岸时，我们只看到了这些篝火，而篝火之外的一切东西都陷入了茫茫的黑暗中。这使得我们的敌人现在可以实施一系列的活动，而我们只有在这里无端地猜测了。我们虽然用照明弹可以看到一些河对岸的活动，但照明弹的光芒已经被河对岸的火光至少减少了一半左右。如果我们的军士长没有告诉我们离开的话，我们也许还会在这里再站立和观望一阵的。我们平安地回到了后方。
无论在哪里，士兵们都蜷缩在自己的猫耳洞里。那些已经睡着的人用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将自己盖上，甚至连自己的鼻子和耳朵都没有漏掉。人们需要习惯这种战场上奇怪的生存方式并学会在这样一大堆厚重的衣物包裹下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力量。
一些士兵正在自己的掩体里面打牌，另一些人则是借着昏黄的烛光或油灯写着家信。这些了不起的东西——我说“了不起”指的是那些半米多高，能够使用汽油或煤油的油暖灯：人们只需要调节油灯的灯口和进气阀就可以让油暖灯明亮或暗淡起来。那些无论干什么的士兵都可以尽情地享用提供给他们的烈酒。后来一个在军列上的伤员告诉我说：“前线的各种烈酒和反坦克炮一样多。伏特加酒是制造英雄的最简单的方法。酒精可以麻痹大脑和恢复体力。”
我们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雪橇上。
霍尔斯说道：“我难道是在做梦吗？要么天气已经转暖了？我现在身体一直在流汗。也许我发烧了：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我说道：“我也一样，我现在衣服都湿透了。”那个在今天下午炮击时喊着“他们会杀了我”的那个士兵向我说道：“也许你今天被吓坏了。”霍尔斯接话道：“看看是谁在说这话啊，你和你身上的衣服一样没有什么经历，你现在居然来评价我们了。”
雪橇拉着我们和6个伤兵。虽然这些雪橇上的东西要比来的时候轻一些，但是雪橇的运动并没有多一些轻快。拉雪橇的小马显然遇上了一些困难：一路上我们下面的雪开始变得越来越软了。风里带来大片大片的半融的雪花，不久这些雪花就变成了雨。在我们所经历的酷寒之后，这些和煦的风让我们感到舒服极了。
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了后方的小屋。我们径直倒在了小屋里的粗木床上睡了下来。然而尽管整整一天的体力和情绪上的透支之后，我还是不能很快入睡。我一直看着顿河的河岸和倾听着苏军大炮的声音，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炮弹的爆炸声是如此之响。对我而言，我们在波兰训练时那些让我耳朵嗡嗡响的步枪射击实在就像是儿童游戏一样。那些在顿河西岸的德国士兵们不得不战斗和生存下去：这就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我们的上级曾经许诺过我们说我们将会像作战部队一样得到嘉奖。我们把这个运输任务当作我们的一项荣誉，对上级将这样的任务交给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然而前线的公报依然责备了我们，这些公报几乎将德军从高加索和罗斯托夫的撤退完全归咎于我们了。因为给养的匮乏，这些德国部队不得不从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占领的土地上退了回来，以使得他们自己不会遭到在斯大林格勒类似的命运。在对我们的劝勉中，我们的军官常常要求我们战胜一切困难，付出一切代价，甚至是死亡，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以为自己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尽管我们不懈努力，只取得了计划中一半的目标，也许我们本该把自己的性命也贡献出去的。
德军最高统帅部称之为“绝对的牺牲”。这些话让我的头有些发晕。而我现在只是呆望着周围浓浓的夜色并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第三章 到后方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从顿河到哈尔科夫 第一个春天 第一次撤退 顿涅茨战役
连续三四天，我们都在忙着做同样的事情。积雪在四处融化着，俄罗斯的严寒就像它到来一样飞快地消失着。这里的冬天几乎一步就跨进了炎热的夏天。积雪的融化并没有改善我们的军事处境，而是将一切都变得更糟。现在气温已经从摄氏零下20度骤然跃升到了零度以上。这使得俄罗斯大地整整一个冬天的积雪都几乎在瞬间融化了。在原野上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和泥坑。对于忍受了5个月俄国寒冬的德国陆军而言，气温的回升就像是一个来自天国的喜讯。不管有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们都脱掉了自己的脏衣服开始了大清洁。士兵们跳进了那些依旧冰凉的水坑里清洗自己。到处都洋溢着一种宁静的气氛，阳光也温暖地照着所有人。这场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残酷战争现在看起来也似乎有了一些温情。我认识了一个工兵营的军官，他的连队暂时驻扎在我们的小屋对面。他来自莱茵河岸斯特拉斯堡对面的凯尔。他对于法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他对德国的了解。他的法语棒极了。我和他用流畅的法语交谈着，在我不得不用蹩脚的德语很长时间后，我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惬意。霍尔斯常常加入我们的谈话以提高他的法语，正如我常常加入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德语一样。恩斯特·纽巴赫——这个我的新朋友——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他的技艺是无人可比的：他可以把几块旧木板变成一个结实防水的小屋，他也会用一个拖车的油箱做成一个淋浴器，这个淋浴器下面有一盏油暖灯被用来加热里面的40加仑水。第一个使用这个淋浴器的人被一股带着浓郁汽油味的水浇了个透湿。虽然我们反复冲洗这个淋浴器，但是里面的水依然长时间都有一股汽油味。
在晚上时，淋浴器前常常有着一大群又嚷又叫的人，其中也包括我们的军官。淋浴时间在晚饭结束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淋浴周围的场景就像是一个喧闹的赛马场，那些首先洗到淋浴的人们常常在回到营房的路上又被四溅的泥浆弄得脏兮兮的。在营地里没有宵禁或其他的规定。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旦做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一整夜开着玩笑和开怀畅饮。我们有整整一周都是这样度过的。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往前线运输了3次，每次到那里时都是静得出奇。我们用马或是马车将部队的给养送到前沿阵地上。在那里，战壕的支撑木桩上到处都挂着洗好的衣服。在顿河的那一边，俄国人似乎也在做相同的事。
在那里我们向一个大胡子士兵询问前沿阵地的情况。他笑着说：“现在战争一定结束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和好了。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前线有过如此的宁静。俄国佬们现在除了喝酒和唱歌外什么也不做。他们胆子大得出奇——他们会在我们的枪口底下从自己的战壕里走出来。不是吗，沃克？”他边问边转向了一个正站在一摊泥浆里的一个士兵。沃克回答说：“没错。我们没法向他们开枪。这可使我们不用担心在探出头时自己的眉心中间会被一颗子弹打中。”
这里现在弥漫着一种欢乐的气氛。战争真的会结束吗？
霍尔斯说：“战争也许真的会结束的。我们这些在前线的家伙总是最后知道这个消息的。如果这是真的，我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萨杰，也许我们不久后就可以回家了。我们可得好好庆祝一下。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一个从运输队来的老兵说道：“不要高兴得太早。”他冷静的语气给我们乐观的情绪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们像往常一样沿着满是泥浆的道路走着，在路上停下来和恩斯特聊了一会儿天，他刚让一段到处是淤泥的路面重新恢复了通行能力。恩斯特对我们说：“如果情况一直像这样的话，我们只好划船才能通行了。刚才有两辆卡车从这里通过，结果我们后来发现那些我们刚刚费尽全力盖到泥浆上的碎石块已经完全找不到了。要是待在战壕里该多好啊。”
霍尔斯说：“战壕里也是一团糟，士兵们的士气很低落。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步枪当柴烧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我们的士兵们和对岸的俄国人正在狂欢呢。”恩斯特接着说：“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那边的通讯卡车正在一刻不停地接收电报。通信兵也一刻不停地从那里跑出来。如果通信兵要到司令部的话，他必须从摩托车上下来，穿过这片泥潭到司令部去。”
霍尔斯打趣地说：“也许是总部祝贺你做的淋浴设备的电报呢。”恩斯特说道：“这对我倒是个好消息。但我想如果这些通信兵现在在这里到处跑的话，我们弄不好也马上会向后方跑了。”在我们离开他那里时，霍尔斯向他大声喊道：“失败主义者。”
我们返回营地，一切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大口地吞下刚刚送来的热腾腾的饭菜，正当我们准备到床上聊天的时候，军士长劳斯吹响了集合哨。
我自言自语地说：“天哪，恩斯特是对的。我们又得出发了。”
劳斯对我们说：“我对你们的军容不会提出什么意见，现在只要打好包，我们会在任何时候出发。明白吗？”
有人在一旁抱怨说：“妈的，好景总是不长久。”
有人回答他说：“你想你来这里就是为了呆坐着和放屁吗？战争还在继续。”
“打好包”意味着我们将要准备好迎接检阅。我们现在人人的军服都几乎一尘不染，皮带和弹袋都被擦得锃亮并整齐地牢系在身上。至少这是我们在切姆尼兹新兵训练时的成果。当然现在的军纪要比我们受训时松一些。但纪律的严格性完全取决于检阅军官的态度。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检查我们的枪筒里面和我们脚趾的情况，如果有人没有按要求做到，那等待他的就是没完没了的站岗。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到了切姆尼兹训练时不久后的4小时体罚。一个上尉在城堡大院的地上画了一个圈，那个圈完全在灼热的阳光底下。然后我必须背上一个装满沙的背包，那个背包足足有40公斤重，而我的体重却只有65公斤左右。在那里站了两个小时后，我的钢盔被阳光烤得火热，在这之后，我不得不咬牙支撑着自己，几次几乎要晕倒。这次体罚让我牢牢记住了一个好士兵在军营里走路时不能把自己的手放在裤兜里。
所以现在我们都飞快地将自己的东西打好包，并疯狂地擦拭着自己皱巴巴的军靴，花了几乎整整一个小时才将自己的行李收拾整齐。然后我们被批准休息24个小时。不久后，我们这场短暂的休假便成为一场噩梦。
在我们休假的第二天凌晨，我负责午夜到凌晨两点半的岗哨执勤。我站在一个用空弹药箱搭成的台子上，这个台子可以让巡逻的哨兵不至于陷到泥里。在这个台子的旁边有一个被水淹了一半的单兵掩体，那个掩体是为负责守卫汽油库的士兵准备的，现在这个士兵就是我。这个夜晚多少有些温暖。一阵夹杂着雨点的疾风将天空中厚重的白云吹散，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不时从云后探出头来。在我的右边是我们的军车和营房。在我的前面是一片融入天际，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顿河现在与我们这里的直线距离大约有8公里。在我们的营地和顿河之间，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正睡在污浊不堪的工事里。夜风传来汽车引擎轰鸣的声音——现在无论是苏联人还是我们都在借着夜幕的掩护运送部队和给养。有两个巡逻的哨兵经过我这里，我们按照常规打了招呼。其中一个哨兵讲了一个笑话，我正要回答时，从南到北的地平线上突然被一大片升起的照明弹映得如同白昼一样。接着又有第二轮照明弹升起，这时我感到了大地开始颤抖起来，我周围的空气也充满了一种打雷一般的声音。一个巡逻的哨兵喊道：“天哪！俄国人进攻了！”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营地里到处都是哨声和命令声。一群群的士兵从我身边跑过。炮兵们跑向那个被遗弃的机场旁的炮兵阵地。由于没有人告诉我下一步要怎么做，我只好待在原地不动。如果现在要穿越苏军炮火运送弹药的话，那肯定是一种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任务。远处交火的声音依然在继续，这里面不时夹杂着我们大炮的声音。前面的火光变得越来越耀眼，那些在我周围奔跑的士兵在火光的映衬下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排不真实的影像。
就像是一个狂怒的巨人正在摇撼我们周围的世界，炮击的力量足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任何人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虽然我们离前面激烈的战斗还隔着一段距离，但我还是弓起了腰准备随时扑向面前的一个积满水的坑里。两辆没有开灯的牵引拖车向我驶来，拖车的车轮将淤泥变成了飞溅的泥浆。车上有两个人跳了下来。一个人冲我喊道：“哨兵，帮我们一个忙。”他们从头到脚都溅满了泥浆。
炮击已经把天际映得通红，我们正在把油桶滚到他们的拖车上。在稍远一些的地方，我的连队的一些士兵正在牵出一群受惊吓的马，那些马不时地跌倒在淤泥里并嘶鸣着。那两辆牵引卡车回来了几次拉汽油，到了天亮的时候，接替我的哨兵还没有来，而我现在正在思忖这里到底还剩多少值得我守的汽油桶。远方的炮击还是和刚才一样激烈。我感到了一些疲惫和茫然。就在这个时候，一发苏军的远程炮弹落在我身后约100米的地方。我们所有人都开始跑了起来。我现在正着急地找着霍尔斯的身影。
更多的苏军炮弹开始落在了我们的营地，营地上火光冲天。我们都趴在了地上，当我们站起来时身上都是泥浆。我们的军士长对我们说：“不要那个样子扑到地上，你的动作太慢，现在看着我怎么做。”一个尖厉的呼啸声传到了我们的耳中，我们班的12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扑向了眼前的泥浆中。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将我们肺中的空气都抽了出去，与此同时一大片飞落的淤泥也盖到了我们的身上。
我们浑身脏兮兮地从泥浆里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庆幸的笑容，就像是一群刚从沉船中幸存下来的乘客一样。这时附近又传来几声爆炸，我们又被迫趴到了泥地里。我们向最近的一个弹药库跑去。那片用帆布盖上的小山一般高的弹药堆让我们的胃感到有些难受。如果这个弹药堆被炮弹命中的话，周围100米内的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军士长说：“我的天，这里居然没有人，真是不可思议。”
说完他就爬上了那个巨大的弹药堆检查起了上面的编号，编号代表着这些弹药的下一个目的地。我们在那里呆呆地注视着军士长的一举一动，脑袋里一片空白。有两个士兵从我们后面挤了进来并向弹药堆上跑去。透过隆隆的炮声，军士长向这两个士兵喊叫着：“这里该你们守吗？”那两个士兵齐声回答道：“是的，军士长先生。”军士长又问道：“那你们刚才在哪里？”其中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上厕所了。”
军士长反问道：“你们两个同时上厕所？你们这帮白痴！因为你们的擅自离守已经让我们够麻烦的了。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和所属部队。”这时军士长依旧站在弹药堆上。
我在心里咒骂着这个吹毛求疵的军士长，他正在写一个情况报告，平静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近处的爆炸声让我们再次趴到了地上，而军士长依旧站在弹药堆上，无视这一切的危险。军士长对我们说道：“俄国人正向我们的后侧进攻，他们的步兵一定都冲上来了。现在挪挪你们的肥屁股上来帮我！”
我们不安地爬到了军士长所站的弹药堆顶上。前方的火光映照着我们苍白的脸庞。不久后我们就开始忙着搬运弹药箱，大家肩上扛着弹药箱，慌不迭地从弹药堆那里跑开。
天色渐渐放亮了，这时前面的火光也渐渐失去了刚才的亮度。远处的地平线上只是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烟幕，烟幕中不时升起一股股黑色的烟柱。到中午的时候，我们的大炮开火了。我们还在搬运着弹药箱，此时大家都要快累晕倒了。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坐在一个大弹坑里休息。弹坑很干燥，我在那里呆呆望着我们的155毫米加农炮开火时的情景。霍尔斯与林森也和我在一起。我们都把手捂在自己的耳朵上。霍尔斯一边微笑着，一边随着每一次大炮的开火点着自己的头。
我们已经将近两天没有怎么睡觉了。激烈的战斗依然在进行着，我们正在将一批批伤员送到那些满是积水的掩蔽所里，把伤员放在用树枝搭成的担架上面。医务兵们接着就对伤员开始救治。不久后，这些掩蔽所里就已经人满为患，到处都是从前面撤下来不断痛苦呻吟着的伤员。结果我们不得不把后面来的伤员直接放在满是泥浆的外面。军医在不停地给那些重伤员做着手术。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恐怖的场面——一排排身上满是污泥和血迹的士兵尸体。
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三天清晨，双方的交火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我们所有人的脸都因为疲劳而变成了青灰色。炮击一直持续到了黄昏，然后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就突然停了下来。硝烟所形成的云雾笼罩在弹痕累累的前线阵地上。我们感到自己现在可以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我的意思不是那种尸体腐烂时产生的气息，而是一种战场上特有的当死亡人数达到某种规模时所产生的特有的气息。每个到过战场的人都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们营地8间木屋里有两间被炮弹夷为了平地。剩下的6间房子里到处是伤员。大家都快累休克了，我们的军士长劳斯很同情我们的处境，告诉我们可以睡上一两个小时。我们旋即倒在地上沉沉地睡了过去。一个小时后，我们被人摇醒了，这时感到似乎只睡了几分钟时间。
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疲劳而晕倒，但我们仍然继续搬运着那些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同时还必须把那些阵亡的士兵一排排摆好，然后把他们的身份牌取下来。他们的身份牌将随着阵亡通知书送给他们的家人。阵亡通知书上将写着：“为了德国和元首在荣誉之地上英雄般地倒下。”
虽然我们承受了数以千计的伤亡，德军在顿河的最后一战阻止了苏军的突破。庆功活动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开始了。人们把那些重伤员的嘴掰开好让他们能够品尝庆功的伏特加酒。在大约70公里长的战线上，苏军统帅朱可夫将军在该死的“西伯利亚”军团(“西伯利亚”军团就是刚刚围歼了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的部队)的协助下，试图突破我们在沃罗涅日以南的顿河防线。俄国人拼命的进攻被牢牢地挡在了我们坚固的防线面前。数以千计的苏军为这次失败的进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我们自己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我们运输连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在这天晚上出发了。卡车上装满了伤员，伤员们几乎堆在一块了。我和霍尔斯、林森分开了，感到有些不太好受。战场上的友谊是何等弥足珍贵，这样的友谊又由于我们共同的命运而变得牢不可破，这是和平年代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我和两个还算是不太乏味的人在一起继续搬运伤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只要可能，我就会跑到某辆卡车的驾驶座上睡上一会儿以恢复自己的体力。
第二天早上集合哨响了，我睁开眼睛。卡车的驾驶室座位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床。我感到自己终于补上了一些睡眠。但前几天的疲劳依旧让我的肌肉感到酸痛，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座位上站起来。当我们在外面列队站好时，我看到了每个人的面容都显露着同样的疲倦与憔悴，甚至是劳斯军士长也不例外。劳斯告诉我们说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开向西面的一个地方。作为这个行动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协助工兵们装载设备并销毁那些我们拿不走的辎重。我们排着队走过一口大锅领了自己的早点，在吃过早点后加入了工兵们的工作。
我们配发了毛驴。命令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找到附近所有的武器弹药，以免它们落入到敌人的手里。撤退开始了。浑身泥浆的步兵踩着淤泥向西面出发了。开始我们以为会被其他部队轮换，但后来这事并没有发生。整个顿河西岸的德国部队都被命令后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经历了3天英勇奋战之后我们还要撤退。
大多数人那时还不知道在1943年1月后，东部前线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斯大林格勒失守后，苏军强大的进攻势头如今已经指向了哈尔科夫的外围，苏军已经重新越过了顿涅茨克向罗斯托夫挺进。苏军险些将从高加索地区撤下来的德军包围。我们在高加索的部队已经在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下从海路退到了克里米亚半岛。我们的战报告诉我们，现在在哈尔科夫、库班甚至是阿纳帕都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我们从来没有从上面听到过撤退的说法。由于绝大多数士兵根本就不了解俄国的地貌，自然也就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不管怎样，只要简单地看看地图我们就可以知道顿河西岸是我们在俄国的最前线。幸运的是最高统帅部及时地命令我们撤退以避免苏军从北部和南部对我们的合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将与别尔戈罗德和哈尔科夫这两个重要的德军基地完全地分开。其实顿河早就不是我们的防线了，苏军已经向北和向南渡过了顿河。我们有可能像斯大林格勒的守军一样被苏军包围，这个想法让我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
德国步兵已经连续两天在忙于撤离，他们要么步行，要么乘坐卡车。不久后我们的营地里只有一小批装甲部队驻守了。川流不息的各种军车和人员让那个被放弃的德国空军机场变成了一片狼藉的地方，数以千计的坦克、卡车和拖车，还有无数的人员把厚厚的淤泥都带到了这里。我们就在这样的混乱里面忙碌着。我们必须要清点那些不得不放弃的装备。工兵们正在与我们一起忙着给带不走的弹药装上引爆装置。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点燃了那些弹药。弹药爆炸时的景象足以让任何城市的庆典礼花相形见绌。所有的雪橇、马车和房屋都必须被炸毁或烧掉。有两门巨大的重型榴弹炮无法被拖车从泥泞中拉出。结果我们只好将炸药放到大炮的炮筒里，然后把炮筒尽可能堵死。这两门大炮被爆炸的威力撕成碎块，把致命的弹片抛射到四面。我们所有人都有些欣喜若狂，这种破坏行动让大家都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快乐。在晚上的时候，我们的机枪手们阻挡了几批苏军的侦察分队，显然他们是想知道我们正在这里干什么。在结束工作的最后时刻，我们受到了苏军炮兵轻微的骚扰，接着我们就离开了。
和殿后的装甲部队在一起的步兵告诉我们俄国人已经占领了一些我们所放弃的阵地。一个紧急撤离的命令下达了。我拿起了自己的行李试图寻找一辆车子搭上去。这时我们的一个军官把我安排在一辆缴获的卡车上，那辆卡车正装着我们的伤员。那个军官向我刚登上的那辆卡车叫道：“加大油门！我们得走了！”
每个德国士兵都受过车辆驾驶的培训。我在波兰的时候就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遵照命令坐到了这辆俄国卡车的驾驶座上。在我面前的仪表板上的仪表指针都无一例外地向下指着。仪表板上还有几个按键和一些看不懂的俄文。工程兵们将这辆卡车拴在一辆马克－4型坦克的后面。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但我必须要把这辆卡车发动起来才行。我想过从驾驶室里出来对大家说我不会开这种卡车，但担心会被派去执行更困难的任务，甚至是被留在后面，这些想法让我没有勇气这么去做。
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不能把这辆俄国卡车发动起来的话，我会被那些布尔什维克们抓住的。这个念头让我不寒而栗。我疯狂地在仪表板上拨弄着上面的装置。接着我突然看见了恩斯特。他正在找一辆可以搭载的卡车。我突然感到自己得救了。
我向恩斯特喊道：“恩斯特！过来，我这里还有位子！”恩斯特高兴地坐了进来。
恩斯特向我说：“我都打算坐在坦克后面了，谢谢你。”
我用一种乞求的口气向恩斯特说：“恩斯特，你知道这个该死的玩意儿怎么开吗？”
恩斯特对我说：“你居然坐在这里却不知道怎么开！”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解释了。前面负责拖我们卡车的坦克已经发动起来了。我们手忙脚乱地试图找到发动卡车的装置。一个坦克手从炮塔站出来向我们示意卡车的启动需要和坦克同步进行，以使得卡车后厢里的伤员少受一些颠簸。恩斯特推了一把仪表盘下面的把手，我们立刻感到了卡车发动机的颤动。我踩了踩油门，卡车的引擎发出几声响亮的嘭嘭声。
外面的那个军官向我喊道：“轻一些。”我向他笑了笑并点了点头。随着牵引我们卡车的钢缆变得越来越紧，我们也加大了油门。我们到底该开多快？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们不会往后面走了。这辆重型卡车随着前面的坦克猛地离开了原地，卡车后厢里传出了一片呻吟声和叫骂声。
后来在战争结束我回到法国的时候，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指导我如何开一辆雷诺卡车。他当时颐指气使的态度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远洋货轮的船长似的。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上了一次荒谬的驾驶课，并最终得到了一张宣布我胜任驾驶工作的粉红色卡片。我没有向他解释我在俄国曾经在一条更像是河流而不是道路的地方开过卡车，而且那辆卡车是被拴在一辆巨大的坦克后面一路颠簸着走的，当时我随时都感到我们的卡车会熄火的。
那个家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的。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讲述历史。而我们这些失败者，则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懦夫和下等人。失败者的回忆、恐惧和情感是不该被铭记的。
我们第一个夜晚的撤退被随后到来的降雨弄得更加艰难。恩斯特和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让卡车能够跟在坦克后面。如果没有坦克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从俄罗斯春天泥泞的道路中开出来。我们不时狠狠地踩着卡车的油门，感到卡车随时都有可能散架。坦克的履带已经将道路变成了很深的泥沼，随后到来的雨水又将这些泥沼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泥潭。卡车的挡风玻璃完全被泥浆所盖住了。恩斯特出去试图把挡风玻璃上的泥浆擦去。
卡车的车灯由于泥浆的遮盖也失去了作用。在夜里我们甚至不能看到前面坦克的位置，尽管坦克离我们只有大约5米远。我们的卡车大多数情况都是与前面的坦克呈斜角状态前进的。我们常常被坦克强行拖回到道路上来。每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都会怀疑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是否都还在。在卡车后厢的伤员现在都已经不发出声音了——也许他们都死了？
车队继续向前走，天亮时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极度憔悴。在夜里，我们的车队会拉开距离。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是否我们能够准时到达目的地了。我们前面的坦克会突然从道路上向右离开，因为前面的道路甚至连坦克都难以通行了。接着坦克会开上一片灌木丛生的路基，将挡在前面的所有灌木都压到地里。
我们卡车的4个轮子现在都已经成了4个大泥球，尽管卡车引擎还在无力地转动着，但卡车的动力完全需要依靠前面的坦克。然后车队又会突然停了下来。这是我们离开顿河后的第二次中途停车。我们在先前只是在晚上停下来补充燃料。那些坐在坦克后面的倒霉蛋们的屁股一路上都被坦克灼热的引擎“烘烤”着，而他们身上其他的部位则浸透在冰冷的雨水里。一场几乎打起来的争吵在一个工兵指挥官和一个坦克车长之间爆发了，其他几乎每一个人都利用这个机会赶快吃些东西或是去路边拉屎。
这场争执是这样开始的：
一个我们车队军衔最高的工兵军官向大家喊道：“现在大家休息一个小时！好好整理一下自己！”接着我们车队里的坦克车长便破口大骂起来：“去你妈的！”显然这个坦克车长并不买那个在他看来还很嫩的工兵军官的账。坦克车长说道：“我们睡够了才走。”工兵军官用一种坚定的语气说道：“我们今天早上必须要到别尔戈罗德。显然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军阶。他一边将自己的手放在步枪上，一边接着说道：“我下命令时我们就出发。这里我的军衔最高，你们必须要服从我的命令。”坦克车长回复他说：“如果愿意你就开枪打死我吧，你自己来开坦克。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要走你自己走好了。”工兵军官的脸变成了绛紫色，他没有再说什么。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俩！别呆站在那里，去车厢里看看那些伤员需要什么。”但那个坦克车长依旧不依不饶，他又说：“好的，等那些伤员都死了的话，你可以好好地给他们擦擦屁股了。”工兵军官回答道：“你等着，我会向上面汇报的。”现在他的脸已经给气得煞白了。
在车厢里，虽然经过两天几乎不停顿的颠簸，那些伤员并没有死。他们只是不再出声了，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伤员的绷带上被鲜血所浸透了。除了一个双腿被截肢的伤员外，我们气喘吁吁地把所有的伤员放好位置。他们所有人都向我们要水喝。由于没有经验，我们让他们尽情喝了许多水和白兰地。我们本来不该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人很快就失血过多死了。
我们把他们掩埋在路边的泥里，并在他们的掩埋地上放上木棍和他们的钢盔。然后恩斯特和我回到了卡车的驾驶室里。我们都想睡一下，但我们两个人都全无睡意，只是在驾驶室里这样斜靠着，谈论着和平时的生活。两个小时后，还是那个坦克车长下令出发，正如他所预料的一样。现在已经是早上9点钟左右的光景了。天色晴朗，阳光灿烂，大片积在树杈间的雪从树上落了下来。
那个坦克车长说道：“哈！我们的将军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离开我们了。也许他喜欢散散步！”看起来那个工兵军官真的走了。他一定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搭乘路过我们这里的另一队卡车走了。坦克车长继续嚷道：“那个狗娘养的家伙现在一定正在写报告呢，如果我再碰到他的话，我一定会开着我的坦克从他身上碾过去，就像对待那些布尔什维克一样。”
我们费了一些气力才从休息的河岸退回到了路上。我们在两个小时以后才到达了一个我已经不记得名字的村庄。这个村子距离别尔戈罗德有大约8公里远。村庄里到处都是从各个部队来的人员。村子里弯曲的道路两边是一排排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低斜的屋顶让我联想起了就像是没有前额的人脑袋。村子里被一群群的士兵和沾满泥浆的装备堵得水泄不通，许多士兵正在寻找自己的连队，这里的道路状况要好了许多。
我们将自己的卡车和坦克分了开来，坐在坦克上的那几个工兵现在转到了我们的卡车上。我正在寻找着我的连队，两个宪兵告诉我说我的连队已经去了哈尔科夫，但他们又接着说他们也不太确信，并让我去位于一辆拖车上的军事调度办公室问。我走到了那个调度办公室，问询信息的士兵们把调度办公室围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士兵们问询时的喊声。办公室里只有3个心烦意乱的军官负责。我奋力挤到了这几个军官面前，还没有开口就因为加塞被他们训斥了一顿。我想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也许会把我送上军事法庭的。村子里面的混乱让人无法想象，四处游走的德国士兵们一面咒骂着，一面开着玩笑纷纷拥进那些小木屋里。
我们也许应该在这一切混乱安顿下来前找个地方睡一下觉。
这些士兵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找一个干燥的角落睡个觉，但是每间小木屋里都挤满了德国士兵，以至于这些木屋的俄国主人们都没有地方落脚了。由于不知道该干什么，我找到了恩斯特，他刚刚碰上了一辆战地医务车。从车上他带回了一个医务兵到我们的卡车上来照顾一下伤员。那个医务兵告诉他说：“这些伤员都可以继续留在你们的车上。”恩斯特说：“什么？我们刚刚掩埋了他们中的两个人。至少我们需要给他们换上新的绷带。”医务兵回答说：“别那么固执和愚蠢，如果我把他们定为‘重伤号’，那自然我们会把他们抬下来放在路边上等待进一步的治疗。你们需要尽快到达别尔戈罗德，要不然你们会落入俄国人的包围圈里的。”
恩斯特问道：“现在局势很危急吗？”医务兵回答说：“是的。”
现在恩斯特和我必须对车上的20个伤员完全负责了，其中一些伤员看起来情况不妙。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了。当其中一个伤员问我们，他是否可以马上到医院了，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恩斯特皱着眉头说：“我们上路吧，也许他是对的。如果我早想到的话，现在也不至于……”
当我把卡车开上路不一会儿，坐在一旁的恩斯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停下来。如果你开车还是这样的话，后面躺着的某个人会因此送命的。把方向盘交给我吧。”
我说道：“恩斯特，但是我是驾驶兵啊，我的职责就是驾驶汽车。”
恩斯特接着说：“别把我的话往心里去。还是让我来吧，像这样我们永远也出不去。”
恩斯特说的是对的。尽管我竭尽全力，但卡车还是不停地从泥泞的路上向路边滑去。
我们现在到达了小村的出口，在那里有一列一眼望不到边的军车正等待着加油。许多士兵已经从车上下来在车边来回地踱步。一个宪兵向我们跑过来。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排队？”
我们说道：“宪兵先生，我们必须马上离开。你看我们正拉着伤员，是医务所的人告诉我们的。”
那个宪兵说：“伤员？还是重伤员？”他用一种世界上每个警察所独有的怀疑的语气问道。
恩斯特说：“当然是了。”
宪兵拉开卡车后面的帆布向里面看了看说：“他们看起来并不像你们说得那么严重。”
他的话音未落，车厢里就传出来一片咒骂声。其中一个伤员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该被送到前线去。让我们过去，否则我会用我剩下的这只好手掐死你的。”那个愤怒的伤兵用力站起来，他脸色煞白，看起来他就要向那个宪兵扑过来一样。
那个宪兵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作为一个要处理一群身经百战前线老兵的军事警察而言，他们的地位比那些在大城市中处理小资阶层交通违章的普通警察的地位相去甚远。他只好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好吧，你们离开这里吧。”当我们的卡车再次开动时，他向我们狠狠地骂了一句：“赶快滚到别处死吧！”
当我们把定量供应的汽油加到了油箱时，我们向别尔戈罗德方向驶去。通往别尔戈罗德的公路上到处都是泥坑，我们不时被迫要驶离公路以避开路面上的大泥坑。在右侧，我们看到了一列与我们并行的车队。车上的士兵看起来是要开往战场。我们被一批新的宪兵拦了下来，他们查了查我们的身份证和目的地。但当我们提到自己的目的地时，我们必须要向这些宪兵询问方向了。其中一个脖子上挂着记事本的宪兵声音沙哑地告诉我说，我们必须要在前面100米的地方开下公路向哈尔科夫方向走。我们上路后随即便后悔了。因为这条新路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泥泞的沼泽，我们很快就可能耗尽自己的燃料。
我们的车经过了一些因为机械故障或是没有汽油而被遗弃的德军卡车。在沿路不远的地方，我们被大约50来个步兵拦了下来。这些步兵看起来脏得一塌糊涂。他们迅速地包围了我们的卡车。他们里面还有一些伤兵。有几个伤兵已经把自己的脏绷带扯掉了好让伤口露在空气里。
他们扶着卡车向我们说：“伙计们，给我们腾出一些地方来。”
恩斯特回答他们说：“你看我们没有地方了，放手。”
但是我们没法摆脱他们。他们现在已经登上了后门，正踩在我们的伤员身上并和他们挤在一块。我和恩斯特都向他们喊着不要这样，但这一点儿也没有用，他们现在已经把后车厢挤得严严实实的。我们车门外面还有一个可怜的家伙正在用一双血糊糊的手摸着我们的车门向我们说：“带上我。”另外一个人还向我们挥舞着一个估计快作废的通行证。但一辆军用吉普和两辆卡车的到来马上恢复了这里的秩序。
一个党卫军少校从吉普车里走了下来。他问道：“车上的这一大堆人是怎么回事？难怪你们溃败得那么快！这太不像话了！看起来你们车上至少有100个人。”
剩下没有上车的士兵迅速地闪开了路。恩斯特向这个军官敬了礼并说明了情况。少校说道：“很好。现在你们带上5个人，我们带上5个人，其余的人继续步行直到有其他的车队愿意搭你们。我们走吧。”
恩斯特向他说我们的汽油不够了。少校就命令随行的几个士兵给了我们大约20升的汽油。几分钟后我们再次上路了。我们不断经过一群群走在泥浆里向我们挥手需要搭车的士兵，但我们没有停车。到了中午的时候，油箱里的汽油快用完了，我们到了某个即将开赴前线部队的集结地。在这里我几乎被编入了这支部队而成为一个步兵。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地方等到明天早上才可以走，我们还有大约15升的备用汽油。正当我们就要出发时，突然听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响声。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我们听到了大炮的隆隆声。由于我们一直以为现在自己离前线还很远，因此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我们那时不知道我们所走的道路与刚刚形成的别尔戈罗德－哈尔科夫防线平行。
在放下两个重伤员并又搭载了3个轻伤员之后，我们出发了。就在那天的中午，一切又陷入了混乱。
我们的卡车正在一列大约有10辆卡车的车队中间。我们刚刚经过了一列巨型的坦克车队，这些坦克看起来就像是刚从一个“泥浆海”里冒出的怪兽一样。这些坦克一定正在准备开赴前线。我们可以听到左面的大炮声。恩斯特和我互相用焦虑的眼神看了看。后来，我们被一群正在架设反坦克炮的士兵拦了下来。
当我们的车减慢速度时，一个军官向我们喊道：“你们下来准备挖战壕，俄国人就要来了。”
这一次终于有人告诉了我们战场的情况。我不明白俄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出现在这个地区。恩斯特加大了油门。后面的两辆卡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5架飞机。这几架飞机飞得并不很高。我向恩斯特指着这几架飞机。
恩斯特大喊道：“这是雅克式战斗机，赶快隐蔽！”
我们车队周围除了一些低矮的灌木外，几乎没有什么可隐蔽的地方。空中传来一阵机枪射击的声音。我们的车队正在飞快地向前面一片可以提供一些隐蔽的凹地驶去。我把头探了出去。我们的两架福克式战斗机出现在天空上，他们击落了两架俄国人的雅克式战斗机。
一直到战争的最后阶段，俄国空军都不是德国空军的对手。甚至是在普鲁士的防御作战中，只要有一架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或是福克式战斗机出现，10多架伊柳辛式装甲攻击机就会落荒而逃。德国空军依旧保持着相当的实力，俄国飞行员的处境并不令人羡慕。
剩下的3架苏军战斗机中的两架正在逃离战场，但我们的飞机已经紧紧咬住了它们。另一架正向我们的车队俯冲下来。我们的一架福克式战斗机紧跟在它的后面。
我们跑到了道路的低洼处隐蔽起来。那架苏联飞机在非常低的高度飞向我们的车队准备扫射。我们前面的车已经停了下来，那些还能走的人都从车里跳了出来跑到泥泞的路边。我也打开了车门跳了下来，整个扑在了泥泞的地上。这时我听到了机枪的扫射声。我双手放在脑袋后面，眼睛也本能地闭上了。我听到有两架飞机从我头顶飞过的巨大轰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爆炸来自离我们有大约三四百米远的一架雅克飞机的坠毁地，一团巨大的黑色烟柱从那里升了起来。
一个肥胖的士官喊道：“这架飞机不会再给我们带来麻烦了！”他听起来对自己能够活下来非常高兴。
又有几个人欢呼着德国空军的胜利。
“有人中弹了吗？我们接着走吧。”一个军官大声向车队叫道。
我向自己的俄制卡车走去，一边走一边用手擦去那些附着在军服上面的泥块，我突然注意到我的车门上有两个圆洞。这两个圆洞周围的漆已经掉了。我紧张地打开了车门。在驾驶室里面看到了一幕我永世也不会忘记的惨状——一个男人依旧如常地坐在驾驶座上，但他的下半部脸已经被打飞了。
我哽咽着喊道：“恩斯特！恩斯特！恩斯特！你怎么了？恩斯特，快说话呀！”我慌乱地在这个血糊糊的面孔上寻找着一些熟悉的轮廓。“恩斯特！”我几乎都要哭了。
外面的车队即将要离开了。我后面的两辆卡车正不耐烦地鸣着喇叭催促着。
我向最前面的第一辆卡车跑去，并对他们说：“嘿！停车，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我后面那辆卡车的门开了，两个士兵探出身来说：“年轻人，你到底走还是不走？”
我回答道：“住嘴！我这里有一个伤员。”
那辆卡车上的人回答说：“我们这里有30个伤员，赶快走吧，医院离这里不太远。”
他们的声音和卡车的噪音盖过了我的声音，卡车都从我的身边经过。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辆装满伤员的俄制卡车旁边，还有我快死的朋友恩斯特。
我喊叫着：“你们这些白痴！等等我，不要走！”
我大哭了起来，绝望之中拿起了自己放在卡车里的步枪。我现在眼里都是泪水，几乎看不到什么东西。我用手指找到步枪的扳机，并将步枪瞄向天空。我对天打了5个弹夹的子弹，希望其他卡车上的人会因此停下来帮我。但一辆车也没有停下，一辆辆卡车依旧从我身边驶过，并将泥浆溅到路的两侧。
在极度沮丧中我回到了驾驶室，打开了自己的急救包拿出绷带来。
我对恩斯特说：“恩斯特，我会给你包扎。别哭。”
我那时已经崩溃了，恩斯特没有哭，在哭的是我。他的衣服上满是鲜血。我手里拿着绷带，看着自己的朋友。飞机的子弹一定是打在他的下巴上，他的牙床已经和被打碎的骨头混在了一起，伤口里的肌肉还在不停地抽搐着。
在一种几乎要休克的状态中，我试图将绷带放在他伤口的巨大创面上，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试图用吗啡针穿过他厚厚的衣裤，但没有成功。我现在哭得像一个小男孩一样。我将我的朋友推到座位的另一侧，将他抱在自己的怀里，现在我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他的血浸透了。他眼睛睁开了，里面闪烁着痛苦的神色，他正在呆呆地望着我。
我一边哭一边喊道：“恩斯特！恩斯特！”
他缓缓地抬起自己的手放到了我的前臂上。我哽咽着发动了汽车并尽量不让车开得太抖。
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沿着前面车辆在淤泥里留下的印迹向前开着。恩斯特捏着我上臂的手时紧时松，仿佛是想表达他痛苦的程度，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我强忍着自己的眼泪开始祈祷起来。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把一切能够浮现在脑海里的任何东西都说了出来，“上帝，救救他，救救恩斯特。他相信你。救救他吧，向我们显现你自己吧。”
但上帝没有回答我的祈求。在这辆灰色的俄国卡车里，在这片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正在进行着一场绝望的努力。这个男人正在与死神奋争，而那个年少的我正在与绝望奋争。那个守望一切的上帝却什么也不做。这个濒死的人现在呼吸越来越困难，他可怕的伤口处随着呼吸而产生了夹杂着鲜血和唾液的大气泡。我考虑过所有可能的选择：我可以回头向车厢里的人求救，或者强迫他们来照顾他，甚至是用枪逼他们也在所不惜，或者我还可以杀了恩斯特，使他的痛苦能够短暂些，但我知道我没有能力这样做。我还从来没有被迫杀过任何人。
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现在自己脏兮兮的脸上只剩下眼泪留下的痕迹。我不再哭泣了，红红的眼睛呆呆地望着车头正中竖起的排气管，排气管刚好把车前面的地平线分成了两半。恩斯特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每一次他的手用力时，我都会被一种恐慌所包围。我无法看他那张可怕的脸。现在空中有几架德国飞机飞过，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这些飞机上的人祈求着帮助，希望奇迹能够发生。也许那些飞机是俄国人的，但这已经无关紧要。
恩斯特抓住我的手开始抽搐了起来。现在他的手是如此用力地抓住我，以至于我不得不停下车来，以备最坏的情况发生。我转过脸去看着他残缺的面庞，现在他的眼睛好像在定定地看着某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眼睛里浮现着一种奇异的神色。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以至胸口都有些疼痛。我不敢相信这即将要到来的事情。
我喊道：“恩斯特！”
我将我的朋友扶起坐在了座位上，我自己则开始祈求上天能够救活他。但是他的身体却陡然靠向了车厢的另一侧。恩斯特死了！他死了！妈妈！帮帮我！
我在惊恐之中靠在了车门上，任凭自己浑身无力地颤抖着。我现在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当木然地坐着思考时，我还远远没有了解战争无法用人类言语描述的恐怖。我试图忘掉这个噩梦并梦想着生活中种种美好的事物。但现在我的双眼看到的只是我脚上沾满泥浆的靴子。
从后面的车厢里探出两个脑袋来。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听见。我站起来将自己背向他们，然后又下车走了几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又唤起了自己对于生命和希望的一些感觉。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太严重，这只是一个我必须忘掉的噩梦而已。现在有两个伤员也从车上下来去小便。我开始幻想整个在俄国的德国士兵都会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突然我开始想念起法国人，我们的报纸都报道说法国人马上就要参加我们的战斗了，第一个法军军团已经从法国动身，我还看到了相关的照片。
我突然感到了一股愤怒贯穿了我的全身。我要为恩斯特报仇，这个可怜的家伙甚至连一只苍蝇也没有伤害过，他的一生都用来让那些战壕里瑟瑟发抖的可怜的士兵们如何过得更像个人样。还有他做的了不起的淋浴器。法国人就要来了，我就可以跑上去拥抱他们了。恩斯特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一样对待他们的。
一个伤员问我：“发生什么了？”他灰色的绷带几乎遮住了他的眼睛。“我们没有汽油了吗？”
我回答说：“不是。我的朋友死了。”他们向驾驶室看了看。
其中一个人说：“妈的……这也不算太差，至少他没有受太久的痛苦。我们应该把他埋了。”
我们3个人把已经开始变僵的尸体从驾驶室里抬了下来。我像一个发条人一样走着。我看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土堆，我们决定将恩斯特葬在那里。我们没有铲子，所以只好用钢盔、枪托和自己的手来刨开泥土。我把恩斯特的身份牌和证件取了下来。现在其他两个人已经将泥土推到了恩斯特的身上，在我最后看了一眼恩斯特残缺的脸之后，我们便将泥土完全地盖在了他的身上，并用靴子把土踩实。我感到自己生命里有一样东西已经凝固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现在的情形更糟了。我们把一根木桩立在了恩斯特的坟墓前，木桩上面放着恩斯特的钢盔。我用自己的刺刀尖在木桩上歪歪扭扭地刻下了几个法语字：
“这里安息着我们的朋友：恩斯特·纽巴赫”
为了防止自己再一次的情绪失控，我转身跑回到了卡车上。
一个后面的伤员现在坐到了原来恩斯特的座位上。那个家伙看起来傻呵呵的，一上车就倒头呼呼大睡起来。开了不到10分钟，卡车的发动机便开始抖动起来，接着便熄了火。卡车的抖动唤醒了我旁边这个睡着的伤兵，他问道：“出什么事了？”
我回答说：“没有，只是我们没有汽油了。”他说道：“该死，那我们怎么办？”
我回答说：“我们只好走路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出来走走应该不错。轻伤员可以帮助重伤员。”
我朋友的死让我在顷刻间成为一个愤世嫉俗者。我多少为同车的人因为卡车没有油要受些罪而感到有些幸灾乐祸。和我一起的同伴用目光上下看了看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走不动路的。我们好多人都还在发着烧。”
他傻呵呵的自信让我感到愤怒。这个人显然是一个不会问事情究竟的“二百五”。在他被派遣到顿河前线后，一发俄国炮弹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几块弹片打到了他的身上。自从那以后，他就一直靠消炎药活着。
我对他说：“那好啊，你可以待在这里等待救援或是俄国佬，我自己得走了。”
我下车跑到后门，用脚踢开了后挡板，向大家解释了情况。车厢里面简直臭不可闻。有些人甚至没有听清楚我在说什么。我为自己粗鲁的行为感到害臊。但是现在除了走路外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大约七八个人费力地站了起来，这几个人脸上都已经胡子拉碴，可以看出他们在发着烧。我突然心里感到难受，我不愿意再坚持这些人下车步行。当这几个人爬下车后，他们在议论着车厢里剩下的没法走路的几个伤员该怎么办。
他们说：“让车上那几个重伤员站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干脆不要告诉他们，把他们留在这里，也许后面的人会帮助他们的。后面还有部队会赶上来。”
我们上路了，虽然为那些没法站起来走路的伤员感到难过，但我们又能够做什么呢？
我是这里唯一没有受伤的人，也是唯一有枪的人。我把恩斯特的枪给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背。不久后，一个满是泥浆的三轮挎斗摩托车赶上了我们并停了下来，尽管我们没有向他们招手叫停。车上坐着两个装甲部队的士兵，其中一个人慷慨地将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他收拾了自己的行李下了车和我们一块儿步行。那辆摩托车最后竟然装了3个伤员开走了。
再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和我在一起了。他文雅的举止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如今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是还记得我们一路谈论了许多很深的话题。他告诉我苏军的反攻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片广袤的乌克兰平原上，我们很有可能随时会遇上苏军的装甲部队。我的嗓子开始感到发干，但是我的伙伴看起来对于自己和我们的军队充满了信心。
他说：“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就要反攻了。我们会把俄国佬们重新丢到顿河里去，然后我们会回到伏尔加河。”
当一个人正处于低谷时，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满怀激情和信心的人真是令人惊讶和振奋。我几乎感到是上天把他送到这里让我能够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恩斯特还活着的话，我会更高兴的。
一直到了晚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农舍。我们小心翼翼地接近着这间农舍。俄国游击队常常会在这样的地方，和我们一样，他们也需要从农舍中获取休息和食物。
和我一起的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现在走到了众人的前面，他手里紧握着枪，缓慢而小心地走向那所房子。他在房子背后消失了一会儿，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一些焦虑。但是他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并向我们挥手。这个农舍属于一群当地农民，他们细心地照顾我们的伤员们。农舍里的女人们给我们煮了热腾腾的饭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痛恨共产主义，他们被从自己在维特布斯克的小农场赶了出来，被迫来到这里的共产主义公社劳动。还告诉我们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屋子借给德国士兵使用。他们这里还有一部水陆两用的大众牌德国军车，这辆军车是由于机械故障被其他德国部队丢弃掉的。他们告诉我们当地的游击队从来没有骚扰过他们，因为这里常常有德国士兵住着。那个和我一起的装甲部队的士兵多少对于农户家里有一辆军用汽车感到不太舒服。这些俄国人也许在撒谎，也许这部车是他们偷的。我们试着发动了一下这辆汽车，发动机能够发动起来，但是车子的传动系统坏了。
那个装甲部队的士兵说：“我们明天修吧，现在该休息了。我来站第一班岗，你可以在午夜时换我。”
“我们要站岗执勤？”我惊讶地问道。
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这样。我们不能信任这些人，所有的俄国人都善于撒谎。”
这意味着又是一个晚上要受到焦虑的煎熬了。我走到农舍后面的房间里，那里简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里有一堆麻袋，几捆干的向日葵秆、绳子和木板。我把这些东西拼成了一张粗简的床。当我准备将自己的军靴脱掉时，我们这个同伴阻止了我。
他说：“别这样做，明天早上靴子干了时你会没法穿进去的。你必须让这双皮靴在你穿着的时候干掉。”
我正想说这双湿漉漉的军靴会让我的脚没法干……但我终于没有说。我们靴子是湿的或是我的脚是湿的，这有什么区别。这个家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看起来和我一样脏，但是他却充满了意志和激情，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信念。
我说道：“我太累了。”他听到我的话笑了。
我躺了下来，现在我肩膀和脖子的肌肉酸痛得厉害。我望着屋子里的黑暗，感到了一种难言的害怕。在我头顶上的屋顶横梁已经隐没在了黑暗之中。我睡得很沉但却很少做梦。养尊处优的人们只有在吃得过饱的时候才会做噩梦，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噩梦中的人们而言，睡眠只是一个被时间所吞没的无底黑洞，就像是死亡一样。
一阵风让我从沉睡中醒了过来。我缓缓地坐起来。大天亮了，晨光从开着的屋门照了进来。我昨天的同伴正靠着门边的一个衣柜沉沉地睡着，我腾地站了起来，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可能已经死了。我已经懂得生命和死亡靠的是如此紧密，以至它们两者间的转换常常是不引人注意的。早上清新的空气中不时传来远处隆隆的爆炸声。
我冲到那个士兵面前奋力地摇晃他，接着他像一个醉汉一样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喊道：“醒醒！”这次他一个猛子站了起来并本能地去伸手拿枪。我几乎被他吓着了。
他问道：“什么……发生了什么？妈的，现在已经天亮了。我居然站岗睡着了，真他妈糟糕！”
他看起来是如此恼怒，我尽量控制着自己不笑出声来。他的粗心大意也让我们两个人睡了一晚上的好觉。突然他把枪指向了敞开的门口。在我还没有来得及转身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外国口音，那个昨天晚上接待过我们的一个俄国人正站在门廊里。他向我们重复着说：“同志们，今天早上看来情况不妙，爆炸声很近。”
我们走出了小木屋，在我们前面屋子的房顶上，一些农场里的俄国人正在观望着地平线。我们听到了一些连续的爆炸声。
一个乌克兰人对我说：“布尔什维克们现在很近了，看来我们要和你们一起离开这里了。”
我的同伴问我说：“那些伤员在哪里？”看起来他还在为自己站岗时睡着这件事恼火着。
一个俄国人回答我们说：“他们还在你们昨天安置他们的地方，只是有两个人已经死了。”
我们困惑地看了看他，接着我的同伴说：“现在你来帮助我们。”
有两个重伤员已经死了，现在还有4个伤员也快不行了，其中一个人正在抱着自己的右臂呻吟着。他伤口处的脓已经从绷带里面渗了出来。
我的同伴向那个俄国人命令道：“在那里挖两个坟墓，我们必须把他们埋掉。”
那个俄国佬依旧笑着说道：“但我们不是士兵啊。”
我的同伴此时已经把自己的步枪指向他命令说：“你……挖坟墓……两个坟墓。”
俄国人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眼睛快速地眨了眨。然后他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其他人马上和他一起开始挖坑了。
我们开始更换伤员们的绷带，正在此时，听到门外的院子里响起了摩托车的声音。我们立刻跑了出去。几辆装甲车开到了院子里来。一群德国士兵正在飞快地向饮水槽奔去。他们后面还跟着四五辆马克－4型坦克。一个军官从吉普车上下来，我们向他跑了过去汇报了情况。
军官对我们说：“很好，现在帮我们把伤员抬上车，然后和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试图把那辆大众牌水陆两用军车发动起来，但依然没有成功。我们把车从农舍里推出，然后一个士兵在车的引擎里丢了一个手榴弹，不一会儿，这辆汽车就被炸成了碎片。现在更多的车辆来到了这里。其他人向我们来的那个方向出发了。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东南方向的爆炸声越来越激烈了。那条穿越农庄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各个部队的士兵。不管有谁停下来，我们都会问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哪里。但是没有人知道。看起来我的第19运输连现在已经到了远离前线的更西的地区。不一会儿，我和一帮从各个连队抽调而组成的临时部队走在了一起。这个连队后来给我带来了许多的麻烦。我们看来走在一条与前线平行的道路上，正向苏军突击部队的正前方走去。在离我们较远的北方，苏军正在向南进攻，他们企图包围那些仍然在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哈尔科夫三角地带的德军。我们连续两天走在满是深深车辙印的道路上，目前我们唯一的麻烦只是车辆的机械故障，这些车辆自从我们1941年进入俄国时就一直使用着。德国部队因各种各样的机械故障而被迫抛弃了大量的卡车、牵引车和坦克。
俄国战场上使用最为频繁的就是我们的坦克了。坦克被用在许多连坦克的设计者们也没有想到的地方。坦克是俄国冬天唯一能够开动的车辆，一辆坦克牵引着5辆卡车走在积雪覆盖的小路上成为了一个常见的景象。它们同时也被投入到了对付苏军反攻的作战中，但我们许多的坦克，如马克－2型和马克－3型，在面对着俄国人的T－34坦克时就不再是对手了。直到后来我们的豹式和虎式坦克才挡住了苏军T－34和KW－85式重型坦克的进攻。
但不幸的是，就像在空中一样，我们在欧洲东西两个战场的作战使得我们的坦克数量大大少于敌人的总和。我们实际上正在俄国3000公里长的前线拼命抵挡着苏军在武器和人员数量上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克拉考市以北的维苏拉地区用2.8万德国士兵，36辆豹式坦克和20辆虎式坦克面对由60万人组成的苏军两个军，还有7个装甲旅，近1100辆各式坦克。
我们在第二天中午时到达了离哈尔科夫东北部约25公里的一个叫奥切尼的小村庄(我有些记得不太准了)。这个地方到处是浓烟，我们可以听到战斗正在附近进行着。前面指挥官乘坐的吉普车加速向前开去，我们也从卡车上跳了下来。闪烁的火光在离我们南面约两公里的地方，那里就是前线所在的地方。和我一起下车的士兵们正在一排篱笆边撒尿或吃些什么东西。我自己还没有学会在危险面前保持一种冷静和超然的态度，无论如何，我正在竭力掩饰自己的焦虑情绪，也许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那辆吉普车现在回来了，两个军官登记了一下我们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被编成15个人为一组的小分队，由一个军士长所指挥。
一个军官站在了吉普车的座位上开始向大家讲话：
“我们顿河集团军群的后续部队仍在陆续到来，他们会被用来维护已经疏通了的通道，这个通道可以让我们的士兵们不被布尔什维克们包围。现在你们要去那些通知你们去的阵地，你们要在那里等候下一步的命令。祝大家好运！希特勒万岁！”
我正想说我是运输兵，但我突然为这个念头感到害臊。现在弹药箱被打开了，士兵们开始领取弹药。我身上的弹药袋和衣服口袋里已经装满了子弹，我还领了两枚手榴弹，但我还不会用这种手榴弹。我们排成一列走向村子的边缘，经过了一些被苏军燃烧弹烧毁的房子。一些人在废墟里走着，另一些人在照顾伤员。村子里还有一些德军车辆在燃烧。一个上尉命令我和其余四五个士兵跟他走，我们沿着一条还算完整村里的街道向前走着。突然一排炮弹从我们头上掠过，我们马上扑在了地上。炮弹落在了离我们大约有七八百米的村子中间。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敌人炮弹留下的弹坑，在这条街道上时不时还躺着几具面目全非的尸体。
我们紧贴着村里的建筑物走了大约15分钟，然后听到了自动武器开火的声音。在离我们前面大约100米的地方，迫击炮弹正像雨点一样落到那里。我们迟疑了片刻，接着就看见了从爆炸烟尘里跑出来的几个人。
我们的上尉喊道：“注意！”
我们马上蹲了下来，有的人甚至趴了下来准备开火，但当我们看到那些人穿着德国军服时，都站了起来。那些士兵跑向了我们，还有一些士兵正在从后面的烟尘里继续跑出来，有几个人还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声音里带着恐惧、愤怒和痛苦。我看到一个士兵手里没有拿枪，而是双手紧紧地捂着自己受伤的右大腿，他跑两步，跌倒了，站起来，又跌倒了。另外两个人在他后面蹒跚地跟着。我听到有人用法语说道：“是我！”我正想看看到底是谁在用我的语言时，一排炮弹落向了这批奔跑的士兵，他们赶忙寻找着最近的掩蔽所。
有两个人正在不顾危险跑向我们。他们跑到一扇门面前，将门踢开后就站在门里开始用法语咒骂起来。我惊喜地听到了他们在用法语，于是我竟想也没想，从街道对面向他们的房子跑了过去。我如同一阵旋风似的跑到了他们面前。他们对我的出现丝毫没有在意。我抓着他们一个人的枪带说：“嘿，你们是法国人吗？”
他们向我转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外面一间中弹燃烧的房子。一个人说：“不，我们是瓦隆师的人。” [ 译者注：瓦隆师由比利时的志愿者组成，属于德国党卫军部队的一部分。 ] 外面又是一排爆炸让我们本能地眨了一下眼睛和缩着脖子。他们接着说：“那些狗娘养的对付我们就像是对兔子一样，他们从来不抓俘虏，这些杂种。”
我对他们局促地微笑着说：“我是法国人。”
他们中的一个回答我说：“那你得小心点儿，俄国人是从来不会让志愿者活着的。”
我回答道：“但我不是志愿者！”
我们所在的街上再次被新的一轮迫击炮火命中，现在的炮火要比刚才那次离我们更近。离我们大约2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屋顶坍塌了下来，接着撤退的哨音响了起来。大家开始拼命地向我们来的方向跑去，身后响起了一阵机枪的声音，我们中有两三个人中弹跌倒在地，痛苦地在地上号叫着。我们几乎撞进路上的一个德军机枪阵地，两个在那里的机枪手由于我们挡在他们前面而不能向对面的俄国人开火。
与我们所在的街道成直角的一条街上聚集了几群士兵，他们正散落在街道的废墟中。上尉再次吹响了自己的哨子命令大家集合。突然间有两辆马克－3型坦克开到了我们这里，上尉正站在街的中央挥手示意坦克往前开。上尉向坦克里的人简单交代了一下，接着坦克就转向了我们刚刚逃过来的那条街道。上尉再次召集了大家，我们动身跟在了坦克的背后，坦克在满是废墟的街道上发出刺耳的金属碰撞声。我从街角跳到了一堆瓦砾上，恐惧地向四周看着，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也找不到前面有什么可供射击的目标。
坦克消失在了我们前面的烟尘之中，但不久我们再次看到了它们，它们正向前面射击着。很快我们又回到了刚才开始撤退的那个地方，接着进入到了一个被农舍环绕的池塘边，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我们的坦克正在绕着池塘前进，并把前面一切拦阻的物体都压为平地。在池塘的另一侧，可以看到有人正在向四处奔逃，我们站在池塘边上向那些奔逃的人开枪射击。另一支德国连队到了我们的右侧，他们正向一个藏匿着敌人的木屋里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坦克现在已经在池塘的另一侧，它们正在碾平那些敌人刚刚夺取的阵地。我终于有机会可以向俄国人开枪了。他们从那个我们士兵投进手榴弹的房子里跑了出来。至少有10支步枪向那些奔跑的俄国人开火了，最后没有一个俄国人从地上再爬起来。正向前面推进这个事实让我们突然感到现在是我们在控制着局势，这使得大家的士气高涨了起来。我们已经将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的敌人赶了出去，这正像以前在俄国所做的一样，我们现在感到似乎我们就要成就一番伟业了。
枪声和伤者的呻吟声让我们愈加奋力地追击着这些俄国士兵。他们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如此之多的伤痛。一支进攻的部队要远比一支防守的部队更加勇敢，而且这样的部队更可能创造奇迹，德国军队往往是这方面的典范。现在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把一门俄国的加农炮转了过来并迅速地瞄准目标开炮了。这门加农炮和我们的坦克默契地配合起来，将自己致命的炮弹准确地打向敌人的目标。
坦克开始返回，我们将负责这里的防守了。
在上尉的指挥下，我们将自己尽可能隐蔽好，随时准备迎接苏军的反击。我们可以听到周围到处都是枪炮声。天开始下起雨来。
一直到黄昏，我们与敌人的交火还没有停下来。俄国人开始变得大胆起来，他们正在试图反攻。随着夜幕的降临，让我们恐怖的时刻开始了。双方的交火几乎停了下来。上尉让人去取一些照明弹来。在我们的西南方，地平线被不时的炮弹爆炸照亮着。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我们正在参与的是第三次与苏军争夺哈尔科夫的战役。整个前线大约有300公里长。由于夜色和降雨，我们这里的战斗现在基本结束了。在我们后面传来一些自动武器射击的声音，我们的车辆正在借着夜色避开俄国人的炮击。我们以为我们会随时可能看到俄国佬向我们的阵地冲过来。一辆大众牌军车熄着灯从我们后面开了上来，司机向我们小组的领导说了些什么。然后给我们小组中的4个人发了一些防步兵地雷。
他们4个人转身消失在夜色里，他们的任务是去池塘两侧布设地雷。5分钟后，我们听到了池塘左边传出来一声惨叫，一会儿负责池塘右边埋雷的两个士兵回来了。又过了半个小时，我们推测去池塘左边的两个士兵一定是碰上了苏军的侦察兵。
随着夜色的加深，大家都开始被浓浓的睡意征服，这时我们目睹了一幕让我不寒而栗的悲剧。我们刚刚向一些怀疑是敌人的目标投了大约十几个手榴弹，这时一个尖厉的喊叫声从我左边的掩体里传了出来。这个声音持续了大约几分钟，似乎是从一个正在奋力搏斗的人口中发出的。然后有人大声喊救命。这让我们所有人都从自己的掩体里站了出来。大约有10个人向那个声音传出的地方跑去。夜幕突然被几道子弹的轨迹划破，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
我们跑到了猫耳洞的旁边，在那里有一个俄国兵举着自己的双手，他已经丢掉了自己的左轮手枪。在猫耳洞里，两个人正在奋力地搏斗着，其中一个是俄国兵。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他的身下是一个我们的人。我们里面有两个人死死抓住了他拿匕首的手，我们的军士长用自己的战壕铲向那个俄国人的后脖子上砸了下去。那个俄国兵立刻就松了手，他下面的那个德国士兵也侥幸逃脱了喉咙被割断的命运。他现在浑身是血，另一只手拿着那把俄国人的刀，一只手捂着自己流血不止的伤口。
他像疯子一样愤怒地问着：“还有一个人在哪里？”
他大步追上了那两个正被押回去的俘虏，转眼之间把那把匕首刺进了一个俄国人的肚子里。他大叫着：“现在割喉！”他一边说，一边满眼凶光地准备把剩下的那个俄国人也捅了。
我们不得不用力抱住他，以免他再干出傻事来。
他号叫着：“放开我。我要教教这些野蛮人如何使用刀子！”
上尉愤怒地向他吼道：“闭嘴！在俄国佬没有向你们扫射之前，现在所有人都滚回到你们的掩体里。”
那个浑身是血的狂人已经被两个士兵拖到后面包扎去了。我也回到了我和另外4个人待在一起的掩体里。我非常想睡觉，但是一种紧张之后的疲劳让我难以入睡。白天发生的事情现在慢慢地开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连绵的雨水完全浸透了我们的衣服并让它沉甸甸的。附近的池塘散发出一股腥臭味，我们掩体里有两个人开始打起了呼噜。这个夜晚似乎长得没有尽头。为避免自己的精神出问题，我不停地和几个醒着的同伴聊着天。远处传来了我们撤退卡车的轰鸣声，敌人的进攻在天还没有亮之前又开始了。我们掩体上方照明弹的白光让大家都感到睁不开眼睛。我们彼此在刺目的白光中看着对方，炫目的光亮让我们没有血色的脸愈发的惨白。
到了黎明时，敌人各种口径的炮弹打到了在我们后面大约300米的那条街上。从我所在的掩体向外看去，我们的阵地上不时有其他的钢盔从地上冒起来，钢盔下面的面容无一例外地浮现着极度疲惫的神情。我拿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儿维生素饼干的残渣，这是我最后的食物了。持续的失眠和疲倦让我们难以对局势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只能是在这里浑身湿透地发抖。如果现在有一小群俄国人向我们冲来的话，我们恐怕也难以挡住他们。
幸运的是俄国人没有进攻。我们只是在此遭到了迫击炮的又一轮轰炸，这次有九个人受了伤。太阳终于升了上来，我们感到了一丝暖意。当太阳升到头顶时，我们依旧待在自己的掩体里。没有人给我们送食物，但是一名第三帝国的士兵应该学会忍受寒冷、酷暑，雨水、饥饿和恐惧的。我们的肚子开始因为饥饿难受起来。到了下午6点钟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要放弃我们的阵地。但是撤退是需要一些谨慎的步骤的。我们带着自己的武器穿越了很长一段距离，最后面的两个人负责在沿路安放地雷。当我们撤到了村里第一间房屋的废墟时，我们终于可以直起腰了。大家在废墟里找着任何可以吃的东西，我记得我生吞了3个生土豆，它们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我们回到了在24小时前出发的那个十字路口，那条我们出发时走的道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土堆。目所能及的地方到处都是德国陆军的卡车残骸和房屋的残迹。在冒着烟的卡车残骸边上躺着几具沾满泥浆的德国士兵的尸体，这些尸体已被摆放整齐等待掩埋。
一些工兵正在点燃一些作为路障的卡车。我们搀扶着伤员穿过了这一切的混乱。在离我们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群比我们要多的士兵，他们也在带着自己的武器和其他的装备向后面撤退。我们跟随着上尉到达了新的集结地点，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才接到了正式撤退的命令。现在没有一个德国士兵留在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村子了。一个骑在摩托车上的军士长正一个人等在一栋村里的建筑前面为那些掉队的士兵指引集结的地点。我们的上尉看起来对于部队继续向西撤退的决定感到非常不满。
我们步行了大约20公里，苏军的侦察兵不停地在袭击我们。他们常常对即使是孤零零的一个德国士兵也会开火。我们大约卧倒了30次以躲避俄国人的炮火。我们抵达了一个被遗弃的德军机场。我们猜想那些机场上的木屋里可能会有一些可以吃的东西，于是用临时拼凑的担架抬起了队列里的四个伤员向木屋走去。当我们到达木屋的时候，大家都有些累得站立不稳了。但我们最后也没有进到木屋里面去，一个极度恐怖的场景让大家停下了脚步。
我们刚刚经过一个建在木屋旁边的掩体，看到掩体的底下有一具尸体，尸体旁边有两只瘦弱的野猫正在啃着这具尸体的手，我感到有些作呕。
和我同行的伙伴喊道：“滚开，你们这些该死的猫！”
每个人都跑过来想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上尉也和我一样感到作呕，接着他向掩体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这两只野猫飞快地从掩体里跃了出来跑到了野外，爆炸把一些人体组织炸到了天上。
我们中间有人说道：“如果猫在这里吃死人的话，那么我们大概不会找到什么食物了。”
机场上还有两架机翼上涂着黑色十字架标记的双引擎德国飞机。它们看起来都因为机械故障而不得不孤零零地留在了跑道上。我们听到从天空中传来一阵令人不安的声音。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这时才突然意识到我们现在正站在机场宽阔跑道的中央，周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提供隐蔽。
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四处散开寻找掩蔽所。这时天空中的6个小黑点向我们快速地俯冲下来。我立刻想到了那个野猫待过的掩体，其他6个人同样地想到了那里。虽然我已经用尽气力跑到那里，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个士兵了，他们脚下正踩着那具残缺不全的尸体。
我焦急地扫视这个拥挤的掩体，真希望这个掩体能够变大一些。也许我们判断错了，也许那些飞机是我们的……但飞机引擎的声音是不会错的。
飞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我们都已经尽力低下身子。我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闭上双眼，试图借着捂住自己的耳朵来消除爆炸对自己的影响。我感到一阵狂怒的风暴从我们的头顶上掠过，以为这次死定了。我抬起头看到敌人飞机的编队在它们升到更高的空中时分开了，地上的士兵们已经纷纷站起来跑向更好的掩蔽处。现在这几架俄国飞机恢复了紧密的飞行编队向我们这里俯冲下来，我感到了一种不祥的兆头，开始像一个疯子般地狂奔起来。然而身体的疲惫让我没法跑得再快些，我的军靴让我跌跌撞撞地跑不起来。看来我没法及时跑到那边的路沟里了。
在绝望中我扑倒在了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上，我立刻感到了飞机就在我的头顶上。第一拨的爆炸让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我拼命地用手指刨着泥土，就像是要把自己埋起来一样。我可以感到大地被炸弹撕裂的声音，还有凄厉的惨叫声。尽管我闭着眼睛，但爆炸炫目的光芒还是打到了我的眼里。我在原地一动不动大约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但我却感到像是永世一样漫长。
当我抬起头向四下望去时，看到了那两架双引擎德国飞机像火把一样烧了起来。那几架俄国飞机在远处又重新编队准备第二次的攻击，但这一次它们向不同的方向俯冲下来。我再一次竭尽全力奔跑起来，这一次的目标是前面的那些木房子，看起来它们是一个挺好的庇护所。只跑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距离时，俄国飞机开火了，火箭弹射向了那些我准备要去的木屋子。那些木房子转眼之间便像是火柴盒一样被炸得粉碎。那几架俄国飞机终于消失在了远方。每个活着的人也从地上站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呆呆地看着爆炸后留下的火焰，看着天空，看着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我们的上尉已经失去了他一贯的冷静，虽然他没有受伤，但是他正从一个伤员飞奔到另一个伤员那里。
有人骂道：“他妈的，再来一次这样的袭击，我们谁也没法活下来……”
上尉叫道：“闭嘴！”他正搀扶着一个伤员。他接着说道：“战争从来不是好玩的。”
我们围到了上尉的周围。他拉起了一个身上满是泥土和血迹的可怜的家伙，那个家伙现在居然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因为疼痛而号叫，但后来我们注意到他的确在放声大笑着。有人说道：“那个人是我们这里的哲学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他的朋友告诉我这个人曾经一直坚信自己会毫发无损地回家的。我们3个人试图帮他坐下来，但此时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了。他依旧不停地大笑着，他的笑声不时被他的自言自语打断。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的话语，而这些话语现在依旧在搅扰着我。他的大笑并没有任何疯狂的成分，这更像是一个恶作剧的受害人发出的笑声，而直到戏落幕的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曾经的愚蠢。没有人质疑这个思考者，但他正通过自嘲和痛苦来试图解释这一切：“现在我懂了……现在我懂了……这太简单了……连白痴都明白……”
也许我们可以向他追问这些话的含义，但他的口里猛然流出一股鲜血，他就这样死了。我们掩埋了这场空袭中的死难者，然后就疲惫地躺在了地上，我们的身边到处都是那些被摧毁的木屋烧过后的灰烬。
夜幕降临了，我们被大炮的射击声所惊醒，听起来这些炮声一直在尾随着我们。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饥肠辘辘和干渴难耐。虽然一直在休息，但是大家都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彼此都狐疑地扫视着对方，怀疑是否有人私藏了几块饼干。但显然大家都没有什么吃的了。即使如果有人藏着什么的话，我们也不会责怪他的，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做同样的事。
在黑暗中，在摆脱顿河前线那些尾随着我们的照明弹的光芒之后，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敌人装甲部队开来的熟悉的声音，所有人的心再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空中正飘落着毛毛细雨，我们紧跟着上尉，上帝知道他要把我们带到哪里。但没有人说话，我们的腿都沉得像铅块一样。
上尉终于开口了：“也许俄国人会从这里经过而没有发现我们，这里有谁是反坦克手？”
我们的机枪现在架设起来作为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过度的疲劳让我的太阳穴在沉重的钢盔下面突突地跳着，我因而幸运地不能清楚地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我们不再往前走这个事实至少让我孱弱的身体可以得到一些喘息的时间。我知道随着自己呼吸回到正常，我的恐惧也将回来，也会慢慢明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首先进入到我们视线里的一群黑魆魆的东西看起来是一些装甲车，它们都没有开灯。我们睁大眼睛想要看清，但夜色实在太黑了。然后我们听到了坦克履带声，这种声音让人不寒而栗。
随着这些声音的越来越近，我们的恐惧也愈发强烈起来。当我们一些人试图查明这些坦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时，另一些人，其中也包括我，只是把自己的脸尽力伏在地上。有两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离我们大约30米的地方，另一个在离我们大约10米的地方，我们身下的大地剧烈地颤抖着，我们的头发也一根根竖了起来。突然有人喊了起来：“马尔他十字架 [ 译者注：德军标志。 ] ，我的上帝……同志！帮帮我们！”
即使对德语很烂的我而言，刚才的喊叫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救命的信号。我猛然跃起跑了起来。这显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士兵所作的，我的动作被大家当作了一个战斗的信号，现在几乎每个人都站了起来并开始奔跑，只有上尉和几个谨慎的士兵还趴在地上。后来我意识到即使是德国坦克也可能向我们开火，他们也许会把我们当作俄国人。而且，这些坦克也可能是俄国的坦克。
我们终于让坦克里的人认出了我们，我们遇见的装甲部队是古德里安将军所统率的第25装甲师的一部分。这些装甲部队的士兵装备极其精良，他们不是我们这些撤退部队中的一部分。他们让我们坐在了坦克的后面，坦克灼热的引擎把我们的屁股烫得难受。没有人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有，直到几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哈尔科夫。在哈尔科夫，我们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浓汤，虽然俄国人的炮弹不时落在城里，但这份热腾腾的食物却让我们有了天堂般的感受。
在哈尔科夫市我第一次看到了巨大无比的德国虎式坦克。在几个小时后，我还目睹了俄国有名的喀秋莎火箭弹的弹雨接连几个小时倾泻在正在卡尔科夫郊区行进的德国部队中间，这些威力巨大的火箭弹给我们造成了惊人的伤亡。我们乘坐的坦克把我们一直带到了哈尔科夫市，在这里顿涅茨克战役已经进行了一个星期了。这一次德国陆军再一次夺取了哈尔科夫，德军一直控制着哈尔科夫市，直到这年9月的别尔戈罗德反攻失利后。
黎明来到时我们正躺在城市西北角的一些沙坑里休息。我们这批人已经被一些负责遣送散兵的部门的人细细调查了一番，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大多数人的部队在哪里，我们最后的安排就是被编成临时的连队。这种情况是所有人不愿意见到的。由于这样的临时连队不仅削弱了原属部队的作战能力，而且那些临时被拼凑在一起的士兵也缺乏应有的协调和默契。由于这些士兵往往被原属部队列为失踪或阵亡，他们实际上常常被视为是可以被牺牲掉的部队。现在这里一长溜的士兵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有的不知是在那里睡着还是醒着，大家都在等待着被编入临时部队的命令。
我依然还记得顿涅茨河河谷的风光，河岸有着宽达十多公里的沙滩。前线现在离我们大约有30公里远。德军的进攻是从北面和南面开始的。依托着顿涅茨河的天然壁垒，我们的坦克部队现在正在突入苏军炮兵阵地。那些炮兵已经在匆忙的进攻中渡过了顿涅茨河，而现在河上的所有桥梁都被摧毁了，这些大炮没法退回去。实际上，这次苏军犯了一个和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同样的错误，尽管这个错误的规模多少小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在他们急于把我们赶出阵地的过程中，补给线过于拉长，而且低估了我们反攻的实力。在哈尔科夫郊外的斯拉维恩斯克－吉利斯科夫地区，大约有10万苏军被我们完全包围了，在一周的战斗中，其中有约5万人阵亡，其余的人则成为我们的俘虏。
当然，在那时并不知道哈尔科夫战役的情况，我是一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的。现在的顿涅茨克战役对我来说和顿河战役没有什么区别——到处是硝烟，四处是恐慌、警报、谣言和无数的爆炸声。
我已经被重新安排了，和一群与我一样脏兮兮又面色憔悴的人一起等待着下一步的命令。这时一个宪兵递给我一张纸。这些宪兵的职能也包括重新组织走散的士兵。看起来我所属的第19运输连就在附近，而这里3个其他的士兵也是第19运输连的。
我们尽快地离开了这里。我们迅速的行动主要是担心被组成一个临时的作战编制。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方向感如此之好，而这里是如此的混乱，恐怕即使是候鸟到了这里也会找不到北的。手上的纸条只告诉我们大致的集合地点。而对于我们这些刚到这个陌生城市的人来说，要去找到这个地方的某个街角，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于原来大街上的那些路牌如今早已经被战火弄得面目全非而难以辨认了。
经过了两天的艰苦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运输连。与此同时，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党卫军旅去为他们架设电话线，这个旅随即被送上了战场。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党卫军士兵冒着俄国人猛烈的机枪火力冲上火车路基的情形。
我们现在躲在炮弹炸开的一个下水道里等待着党卫军控制住这个地区，在付出巨大的伤亡后，他们从俄国人手中夺取了这个地区。在离我们不远的水泥墙那边，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和各种武器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又参与了给一个炮兵阵地输送弹药的任务，这个炮兵阵地已经连续几天与顿涅茨河对岸的苏军炮兵展开了殊死的炮战。我们现在正把他们所需的沉重的炮弹运送到阵地上。
我在那里遇上了几个我们运输连的士兵，他们正在修理一个掩蔽所。我认出了其中一个人是奥林海姆。
我大叫道：“嘿！是我们！”接着我与另外3个和我在一起的我们第19连的士兵跑向了他。奥林海姆愣愣地看着我们，似乎他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他喊道：“又来了4个人！上帝一定与你们同在！劳斯已经在很早前就把你的名字给画掉了。现在我们连还有30个人没有回来。我们以为你已经被编入了那些临时部队了。”
我说道：“别再提那些倒霉事了，霍尔斯在哪里？”
奥林海姆回答道：“那个家伙非常走运，现在他在特拉福达被人照顾着，而我们则在这里挖着该死的土。”
我说道：“怎么？他受伤了？”
奥林海姆说：“他的脖子上被弹片割了一下，和重伤员放在了一起，他说他一直昏迷了两个小时才苏醒过来。但是这个家伙总是爱吹牛。”
“还有林森呢？”我问道。
奥林海姆说：“林森很好，他在那里更换一辆坦克的履带。”
现在劳斯军士长来了，我们条件反射地向他敬了礼。
劳斯和我们几个人边握手边说：“小伙子们，很高兴见到你们，真的很高兴。”他那张不苟言笑的脸充满了激动的神情。接着他退后了几步命令我们说：“现在每个人向我报名，要像我教你们的那样清楚无误。”
我们遵照劳斯军士长的命令报了名。不一会儿，比我要高大和健壮许多的林森把我从地上激动地抱了起来。虽然我们非常辛苦，但是我们的再次重逢让这一天成了欢乐的时光。
两天后，我到达了离前线大约有40公里的特拉福达。有一个家伙让我搭他的车去那里，现在我可以去看霍尔斯了。我在一大群伤员里找到了霍尔斯，所有人都在放声高歌。春天终于来了，那些重伤员被人推着走在两排野梨树中间。霍尔斯无法抑制见到我时的喜悦之情。我被那些甚至是失去了一只手的伤员们从地上抬了起来。我喝完了他们开的酒，结果我没有遵守送我来这里的那个士兵的约定，他在一旁等了一会儿便不耐烦了，他没有和我打招呼便离开了。我在很晚的时候才被另一个士兵开车送了回去。霍尔斯让我答应再来这里看他，但是几天后医生便通知霍尔斯可以返回部队了。
霍尔斯已经非常厌倦了那个脏兮兮的地下室，我们决定申请参加摩托化步兵连队。我们早就厌倦了挖工事和作为其他部队的“女佣”这样的工作了。
这个决定几乎很多次送了我们的命，但如今我并没有后悔自己成了作战部队的一员。我们找到和经历了今生再不可能找到的战友之情，这种深厚的友情是难以用言语描述的，越是经过艰难险阻，这种情感就愈发历久弥坚。
第四章 休假
盖伊·萨杰 [法国]
[出自《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 1967
帕林 葆拉
在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我们集合起来开往特拉福达，在那里霍尔斯曾经度过了一段令人留念的时光。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连和另外两个连被集合了起来。小山坡上长着短短而柔嫩的小草，每个小草的草叶仿佛都在为着夺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直立着，这里再过一个月就会变成一个大草原。我们大约有900人在这里。一群军官正站在一辆报废的汽车上向我们讲话。围绕着汽车的底座周围插着20面连队的旌旗和德军的军旗。军官们的话语非常柔和而礼貌。军官们甚至夸奖了我们过去的表现。无论何时我们听到前线的战报，都对这种所谓的表现感到害臊。我们现在专注地注视着站在车上的军官们。他们现在提到，由于我们的良好表现，他们准备奖励任何一个愿意调到参战部队的人。立刻有大约20个人站了出来。军官们觉察到了我们的“胆怯”，为了让我们放松些，他们继续和蔼地和我们说着话。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那些战场上英雄的事迹，现在又有大约15个人站了出来，林森也在他们中间。接下来当军官们提到参加作战部队有两周的休假时，立刻又有300个志愿者站了出来。
几个军官从车上走了下来。他们踱着步走过了我们的队列，一边走一边挑选着一些士兵，并命令他们向前3步走出队列。这些被挑选的士兵总是队列里最强壮和健康的。突然，一个皮手套包裹着的手指像一支步枪一样指向了我的好朋友霍尔斯，霍尔斯紧接着像是被催眠了一样向前走了3步，他立定时皮靴后跟发出一种用力关门时的声音。这个声音对我而言仿佛是一扇将我和霍尔斯分离的命运之门的声响，也许这扇门将会把我唯一的知己和支撑我在困苦中活下去唯一动力永远地从我生命里分割开。
我迟疑了片刻，也决定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我困惑地看着霍尔斯。霍尔斯的脸上浮现着孩子般快乐的神情。从现在起我的身份变成了：列兵盖伊·萨杰，100／1010 G4，大德意志师第17轻步兵营。
到了晚上我们回到了那个我们运输连所在的脏兮兮的掩体里。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并没有改变，名字被记录在了陆军名册的上面是目前我们生活的唯一变化。我们现在对于下一步该干什么都没有底。运输连的军官们现在几乎不给我们时间考虑问题，他们命令我们忙这忙那，后来又让我们擦拭参战部队的武器装备，清理这些装备让我们花了至少几天的时间。现在一切又开始平静了下来，在哈尔科夫东北方的几处火光是苏军零星反攻的结果。我们现在被派遣去埋葬那些在哈尔科夫战役中阵亡的数以千计的尸体。
我们现在被人称做“葬礼部队”。
天色依旧像夜晚一样漆黑，但劳斯告诉我们那个原来被批准的休假被这个处理尸体的任务取代了。通常俄国战俘被用来从事这样的工作，尽管他们似乎常常偷窃尸体上的戒指、首饰或是其他什么东西，但我认为那些身体羸弱的俄国俘虏们大多是在尸体上寻找食物。我们每天给他们配发的食物少得可怜，大半个饭盒的稀汤就是每天供给4个俄国俘虏的所有饭食。有些天他们根本得不到任何吃的。
每个被发现偷窃阵亡德军士兵东西的俄国俘虏都被立即枪决。这样的枪决根本不需要什么行刑队，一个军官就可以当场执行处决，或是被转交给几个部队里面的恶棍处理。有一次我看到这些恶棍们把3个俘虏的手绑在一个门栏上，当这些人被绑结实后，恶棍将一枚手榴弹放在一个战俘的口袋里，把保险针拔掉，然后就忙着跑开。那3个俄国人被手榴弹炸得内脏横飞，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拼命地求饶。
尽管我们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场面，但这样的事情仍然让我们感到极度恶心。我们和这些罪犯之间的激烈争吵终于爆发了。他们对我们总是充满愤怒和满口脏话。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从一个叫陶沃斯的苏军关押德军俘虏的战俘营里逃了出来，在那里苏联人如何随意地屠杀我们的俘虏，那个位于莫斯科以东100公里左右的战俘营实际上是一个死亡营。那里的食物供给和这里对俄国俘虏的供给标准是一样的，只有干活的人可以拿到一点点可怜的食物，那些没法干活的人则被苏联人用一种他们所热衷的方式处决掉：他们会用一把铁锤将一个空弹壳敲进那个德国俘虏的颈椎里。
后来目睹了苏军在德国东部对于难民所作的事之后，我自己终于坚信俄国人能够干出这样的暴行来，但无论如何俄国人的暴行不能成为我们使用同样手段的理由。战争总是在那些愚蠢的白痴们复仇的幌子下才变成一个恐怖的渊薮的。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挖一个作为战地医院的长长的隧道。现在那医院已经运转起来，医生们都忙着去照顾重伤员去了，结果那些轻伤员实际上已经被遗弃了。一长排分为高中低三个床位的床架在隧道里延伸了好几百米，每个床位上都躺着一个脏兮兮血乎乎的伤员。不时，某个床位会被腾空，这意味着那个原来床上的伤员现在已经成为尸体被运走了。由于这个黑乎乎的隧道里光线暗淡，我们不得不把手电绑在外套上。手电的光柱照着那些尸体肿胀而可怕的面容，我们不得不用钩子将他们弄下来。
终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清晨，一辆沾满泥的卡车开到了我们刚刚新搬到的军营前。在敏捷地转了半个弯后，卡车停在了离第一个营房大约10米的地方，现在我正忙于清除营地上的一些碎石块。那辆卡车的后厢门打开了，一个矮胖的军士长从里面跳了下来，在地上跺了跺自己的脚。他没有向大家敬礼便开始从自己右胸衣袋里拿出一个折得四四方方的纸片出来，打开那张纸开始念起一长串的名字。当念名字的时候，他伸出自己的手示意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人必须站到他的右边。他大约念了100个人的名字，这里面包括奥林海姆、林森、霍尔斯和我。我多少感到有一些焦虑，接着就站到了那个军士长的右边。军士长接着告诉我们现在给我们3分钟时间收拾好自己的武器和个人物件上车出发。接着他向我们敬了一个礼，然后就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我们跑回营房开始慌乱地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大家谁也没有说话。3分钟后，我们100个气喘吁吁的士兵已经把车厢装得满满的了，现在卡车的两侧挡板已经被士兵的鼓鼓囊囊的背包撑得快散架了。军士长看着一些士兵鼓鼓囊囊、奇形怪状的背包并没有说话。他蹲了下来看了看卡车的车底。
他喊道：“只允许45个人留在卡车上，我们在30秒后出发。”
说完后又开始在卡车旁踱起了步。
大家现在心里都已经很不快了。没有一个人想下车，每个人都有理由待在车上。在车厢最后的两三个人现在已经被挤下了车。由于我是在中间，已经被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动弹不得。劳斯现在只好亲自出马来解决这个难题，他命令后半车人下来，留下的人刚好是45个。现在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已经坐在了前面的驾驶座上，劳斯军士长在下面向我们微笑着挥了挥手。在他旁边站着从卡车上下来的另一半士兵。
这另外一半士兵在4天以后才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当时在那个著名的大德意志师的休息营地，营地离前线大约有150公里远。这个叫阿克提卡的营地驻扎着大德意志师的不少人，特别是那些正在康复的伤员们。这个师正守卫在辽阔的库尔斯克－别尔戈罗德前线地区。营地里所有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就像是在童子军营地一样，只是这里的排场要豪华得多。
阿克提卡营地让我想起了在沙丘中的一片绿洲。
我们遵照军士长的命令从车上跳了下来并站成两行，有一个少校、一个上尉和一个军士长走了过来，带领我们的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双脚一个立正。这些军官们都穿得非常华丽，那个上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从舞台上走下来的人物，他笔挺的灰绿色军服上镶着作战部队专用的红色胸章，暗绿色胸针，脚下还穿着一双锃亮的骑兵靴。他向我们挥了挥手，然后就向身边的军士长耳语了几句。那个和他一起来的军士长穿得和他一样笔挺，在和上尉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后，那个军士长向我们走了过来，他向大家大声说道：
“欢迎来到大德意志师！在这里，你们会经历一个真正士兵的生活，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建立在绝对诚恳之上的密切的关系。现在大家的同志之情将会随时接受战场的考验。任何害群之马或是不适合这样友情的人都不能留在这个师里。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其他人。每一个人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将会影响到所有人。我们这里没有自由散漫的闲人，每个人都必须要么准备服从命令，要么下达命令。你们的军官会考虑到你们的需要，你们的职责就是证明你们配得上跟随这些军官。你们现在将要领取新的制服，个人的整洁对于一个健全的头脑是有益的，我们不会姑息任何的邋遢和不修边幅。”他吸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当这些工作完成时，你们将会领到我们答应过你们的14天休假的通行证。如果没有紧急事情发生的话，这个休假将会在5天后开始，到那时会有开往纳德里戈罗夫的军列从这里出发。现在解散，希特勒万岁！”
今天的天气美丽无比，营地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依据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在这里要绝对服从命令。在经历了了那些前线的倒霉、痛苦和恐慌之后，我们觉得现在的变化是令人欢迎的。现在开始发放我们的休假通行证了！霍尔斯像一只小山羊似的从原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们的胖军士长现在命令我们在领到新军服之前把自己的旧衣服洗干净，这些旧军服将被交回军需仓库。我们正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在一个长长的水槽面前洗着自己的衣服。大家的内衣裤都脏得要命，已经完全没法洗干净了。我把自己的内裤脱下来踢到了空中，然后又把内衣脱下来撕成了碎片。自从那次撤退以来我就一直穿着我的最后一双袜子，现在这双袜子早就满是破洞，我把这双袜子也扔了出去，现在我们所有人都一丝不挂地穿过草地向军需仓库走去。所有人手上都捧着自己刚刚洗好的旧制服，制服虽然湿漉漉的，但是都被我们折得工工整整。有两个女兵看到我们时笑得腰都弯了。
军士长现在对我们说：“你们必须得穿那双旧军靴，我们这里没有新靴子。”
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从帽子到急救包几乎全套的新装备，然而却没有领到短裤和袜子，后来由于这些东西的短缺让我遇到了麻烦。但是高昂的情绪让我们并没有对于这点太在意。当我们穿戴整齐后，被带到了一个木制的营房。在营房的门上写着几个提醒大家注意清洁的大字：“一个虱子便意味着死亡。”
那个矮胖的军士长向我们挥手要我们进去。我们好奇地四处看了看我们的新房间，这个房间虽然粗简，但是却出奇的干净。
军士长向我们喊道：“现在大家请安静！”我们马上就安静了下来。军士长接着说：“由于还没有军官管你们，我现在指定一个人负责你们。”
他从我们面前走过，眼睛微微眯着，好像是要给我们一个惊喜。最后他大喊了一声，选定了一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家伙：“你！”
那个被他指着的人站了出来。
军士长问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那人回答道：“维德贝克。”
军士长接着说：“维德贝克，在下一个命令之前，你负责管理这个房间的秩序。你现在去军需处领取我们师的袖章，每个人都需要把这个袖章缝在自己的左边袖子上。”接着他又向维德贝克交代了一大长串新的命令，每一个命令都令可怜的维德贝克的头垂得更低了。
几分钟后，我们收到了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德意志师的标志——一对银色哥特字体绣在黑色的背景上。这个袖章一直留在我的袖子上直到1945年。那时有谣传说美国人正在枪杀任何戴有袖标的德国士兵。在那个乱糟糟的时候，那些美国人是有可能打死任何一个无论是大德意志师或是其他什么师的士兵的。但那是离现在还很遥远的两年后了。现在是1943年的春天，我们正在一片被征服的土地上。天气晴朗宜人，我们的口袋里装着一张两个星期的休假条。在我们经历过那些可怕的日子后，现在的生活让我们感觉就像是在做梦。
除了例行的早晚点名外，我们被允许自由活动。
阿克提卡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
在一排排俄式农舍之间往往长着一大丛的杂草和盛开的野花，这些在夏季便会变得枯黄的野花和野草间还长着许多的野雏菊和各类的香料植物，俄国人往往把这些香料植物收集起来作成食物和饮料的调味品。原本突兀不平带着淡淡绿意的农田很快就会被茂盛的向日葵所遮蔽。那些紧贴在一起的木屋群不是住着一个家族就是朋友们为了来往的方便而故意如此搭建的。
俄国人，尤其是乌克兰人以热情和好客而著称。他们会为任何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而聚集欢笑。我还记得在这些热情的乌克兰人家里的几次聚会，每个人都有意不提及战争所造成的阴霾。每一个木屋群都有一个主人家族的墓地，那些墓地从来就不是一个伤感的地点，恰恰相反，这些墓地里都往往有着一片美丽的花园，在那里人们会放上木制的桌椅，大家常常在那里聊天和小酌。那些木屋群的边上还会有一个漂亮的路牌，上面常常写着：美丽的阿克提卡，我们的小镇阿克提卡，甜蜜的阿克提卡等等这样的字眼。
在我们到这里4天之后，我们另一半人也到了这里。看起来他们一路上流了不少汗才到了这里，他们全程几乎是步行走来的。
终于在第五天，我们坐上了期待已久的开往纳德里戈罗夫的军列。我们的通行证直到波兰的波兹南的时候才会生效。波兹南离前线大约有近两千公里的距离。从这里到我父母住的维森堡大约还有1000公里左右。所以我需要在路上走好几天的时间。我们开车一路上穿过了一大片平坦的原野，这些平原平得甚至没有任何的小山包存在。我们不时看到军用拖车被用作了农用拖拉机。我们的卡车在工兵们重建的道路上开得很快，路边不时有一些苏军遗留的武器设备残骸，大约开了200多公里时突然发现前面地平线上有几个小黑点，小黑点被一些白色的烟雾所笼罩，同时我们听到了爆炸声。
我们前面的两辆卡车放慢了速度并最后停了下来。一个负责此次运输任务的军士长从卡车里跳了下来，然后用随身的望远镜凝视着远方。我们随时准备趴在地上。每个人都一声不吭地望着军士长，只有卡车空转的引擎在发出打破周围沉寂的声音。先前我们脸上的笑容正在被渐渐增长的焦虑所替代。
有几个人开始咒骂自己倒霉的运气。
有人说：“我以为我们早就远离麻烦了，真他妈倒霉！”
“你认为是什么人？”
参加过追剿游击队的霍尔斯嘟囔着说：“游击队呗。”其他人又提出了几个猜想。
有人说道：“管他们是谁，我们不能让这些杂种搅了我们的休假。我们在等什么，为什么不下命令让我们上去开火？”
每个人都已经拿起了自己的步枪。在占领区的每一个德国士兵都必须随时带上自己的步枪。一想到有人阻止我们回家，大家便立刻怒不可遏。我们准备好了向阻止我们向西前进的任何人开火，但命令依旧迟迟没有下达。军士长又钻回了驾驶室，车队又开动起来了。我们彼此困惑地看着。当我们又往前开了500米时，碰到了20来个德国军官，他们手里正握着猎枪，我们非常惊讶自己的判断出了错误，当我们经过他们的时候，像遇见元首一样向他们欢呼着。
我们终于到了纳德里戈罗夫。我们下了卡车，卡车也随后掉头向南开走了。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离这里大约有50公里的罗姆尼。在纳德里戈罗夫，从俄国其他地方来到这里转车回国休假的士兵让我们这支休假的队伍立刻膨胀了起来。现在这里准备回国休假的士兵大约有1000多人。而那些运送我们到罗姆尼的卡车却正在忙着一些其他的任务。只有大约20个幸运的士兵搭乘上了到罗姆尼的卡车。我们剩下的人都挤在一间战地厨房旁边，那个厨房的能力只能满足我们这一大群人大约四分之一的需要。虽然我们饥肠辘辘，还是决定步行50公里到罗姆尼去。我们精神饱满地向罗姆尼出发了。除我们之外，还有20来个我们师的老兵和七八个党卫军士兵与我们在一起。那几个党卫军士兵正在放声高唱着，其他人则正在拿着酒瓶豪饮着，这些人看来可能已经喝光了几个酒窖了，他们每个人身边都带着不少酒。
我们本能地组成了三个人为单位的小组，好像现在是在上前线一样，我们加快了脚步。夜晚慢慢降临在了这片翠绿而起伏的原野上。我们的军服像变色龙表皮一样几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在走了将近20公里后，我们的热情开始减退了一些，这使得我们开始注意起乌克兰广袤的地域来。春天的大地上到处萌动着生命，土壤也散发出一阵阵特有的气息。地平线消失在了夜空无边的黑色之中。夜色在我们的周围悄悄地蔓延着。没有人说话，我们这群被世界所仇恨的士兵们现在被一种难以表达的情感所包围了起来。正如一个人用幽默来掩饰忧伤，我们也开始用歌声来掩饰难抑的思绪，那首党卫军士兵最喜爱的歌被所有人吟唱了起来：
“当原野上的野草变得枯黄之时，到处都是我们打猎的好地方……”
黑暗已经完全包容了我们，许久以来的第一次，我们感到黑暗正在庇护着我们前面的行程，虽然开始感到了一些疲惫，但没有人提议要休息。回家的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不想耽误掉哪怕是一分钟。对于我而言，如果要回到法国的话，那路程就更加遥远了。尽管我们的休假直到走到波兹南时才开始，但是马上回家的念头让我能够忍受自己的光脚在靴子里被磨痛的感觉。
霍尔斯现在也出现了同样的麻烦。他现在正骂着那个管理阿克提卡军营军需仓库的家伙没有给大家袜子。在走了大约30多公里后，我们被迫放慢了速度。那些和我们一起的老兵们就像是对待小孩子一样把自己的袜子给了我们。我们因而能够再次上路了。但是由于自己的脚已经磨破了，虽然穿上了袜子，我们几个人还是在这剩下的5公里路程上感到脚上疼痛难忍。虽然我们一再请求大家休息一下，但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结果最后我们决定干脆光着脚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起初这个决定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没过多久脚就又被磨得受不了了。有些人用自己的内衣把脚包裹了起来走，但是前面有可能碰上的检查让他们又举棋不定是否该继续这样做。在这最后几公里的路上，天色开始渐渐变亮了，我们这一路的折磨还没有完全结束。在罗姆尼镇外遇上了一班宪兵，他们命令我们要把靴子穿上，还说不会让一帮流浪汉打扮的士兵进城去。我们大家心里面对他们都恨得咬牙切齿的。接下来遇到了几个当地的吉普赛人，他们用自己的马车把我们中间几个脚磨得最厉害的人拉到了镇上的德军司令部。
医务所和司令部在同一个楼里，我们甚至还和司令员说了话。他非常惊讶连大德意志师的士兵都没有袜子穿。他在愤怒之中马上向阿克提卡军营发出了一份抗议信。那些需要治疗的士兵现在被送到了医务室，那里的医生把我们的脚泡在加了氯的温水里。这种水立刻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我们的脚几乎感觉不到痛了。然后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小盒外用的膏药。我们随后就离开了那里，依旧没有领到袜子。
那些没有到医务所的人现在正在商议着前面的路程该怎么走。从哈尔科夫到基辅的铁路通过罗姆尼镇。每天都有军车从不同的方向经过这里。当我们队伍里的两个军士长宣布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等上两天时，所有人都感到失望极了。现在所有开往前线的火车都装满了战略物资，那些有休假资格的士兵可以优先乘坐返回的火车。谣言开始在这里的大约500个被批准休假的士兵们中间蔓延开来。有些人打算自己想办法解决交通的问题：要么搭上一列卡车运输队，要么悄悄溜上一列火车，或是偷一匹俄国人的马。有人甚至想步行200多公里走到基辅，这至少需要走上5天。这个主意对于大家而言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决定还是待在这里。
一个老兵抱怨着说：“我告诉你，我们也许会坐在这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休假结束的，必须想办法从这里离开，谁敢保证我们在两天后能够出发？也许在一个星期后还在这里呢，这真他妈的操蛋，我决定自己走了！”
我的脚现在根本就不能再走了，不管现在的局势有多么紧急，霍尔斯和林森与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只好在罗姆尼等下去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今晚住在哪里。那些宪兵又出现在我们的后面并要我们继续走，对他们进行任何解释都是在浪费时间，这些狗娘养的家伙根本就不在乎。在乌克兰这个部队休假的天堂，他们重新找到了那些在和平年代所拥有的特权。任何和他们争吵的人都有可能失去自己的休假许可。我们目睹了碰上这种厄运的一个可怜的家伙。几个宪兵正在像踢足球一样把他的背包踢到一边，这个士兵愤怒地说他刚刚在高加索山区打了6个月的仗，为此他觉得至少这些宪兵需要对他尊重一点。
一个宪兵大声喊道：“你这个叛徒！那些从俄国佬面前逃跑和丢掉罗斯托夫的人都是叛徒。你们都该被送回前线，你根本就没有资格离开前线的！”
他边说着边把那个人的休假通行证撕了个粉碎。我们都以为那个士兵一定会坐下来放声大哭了，但他向这两个宪兵扑了过去，把他们两个人都打得趴在了地上。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人群里了。那两个宪兵从地上爬起来，咒骂着说要把那个士兵枪毙掉。由于担心这两个恼羞成怒的宪兵会向我们开枪，我们忙不迭地从他们身边跑开了。
两天后，我们终于坐上了开往基辅的火车。我们被安排在一列满载着牲畜的车厢里。但是我们都对此毫不在意，现在只想到达基辅。此时的基辅依旧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但仅仅几个月后这个城市的美丽便不复存在了。
当我们到达基辅时，感到自己得救了。战争似乎在这里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鲜花盛开的城市显得格外的漂亮。人们正在安静地忙碌着各自的工作，红白相间的有轨电车穿梭在衣着艳丽的市民中间，到处都有德国士兵和乌克兰女孩儿手挽手走在街上，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现在当初的好感再一次被验证了。真希望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基辅，我们轻易地就找到了一列开往波兰的火车，旅途是充满欢笑和多彩的。我们搭乘的是一列拥挤的客车，坐在一大群俄国人中间，我们有机会结交比战争期间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人。我们的列车行驶在空旷宽阔的普利佩大沼泽地区。车厢里的俄国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大声地唱着歌，他们把酒也拿给车厢里其他的士兵们。整个路途的喧哗让人难以想象。在火车靠站和上下人员的时候，一些不堪入耳的笑话往往在这个时候被讲了出来，然后就是一阵哄堂大笑，实际上女人要比男人更善于制造噪音。在路上走了两天半后，我们的列车终于到了波兰的卢布林。我们必须要在卢布林转车。在卢布林我们又遇上了宪兵的检查，宪兵们要我们在离开前必须到当地军营里的理发室理发去。然而我们对于由于理发而错过火车这种可能忧心忡忡，因而我们决定冒一冒险。这次我们成功了。霍尔斯、林森和我现在已经从宪兵们的眼皮底下通过。后来我们知道这次冒险是值得的，如果我们去理发的话，我们肯定会错过火车的。
我们在午夜时分到达了波兹南。那里的接收站办事效率极其高，我们在那里领到了餐券和宿舍的床号，并被告知早上到这里来把我们的休假通行证生效。这个办公室从早上7点开到11点，但我们在早上6点不到时就站在那里了，此时一群人已经在门外排起了队。
我们对于这个办公室的办公时间感到不解。实际上那些在上午11点5分到达的士兵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才可以把自己的休假通行证生效。我想这个安排主要是出于上面为了管理好即使是休假部队的需要。这种办法可以在休假士兵还在这里等待的时候就可以把临时的紧急通知发到这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接待休假结束士兵的办公室则是24小时不停在办公。
我们在分配的宿舍里面躺了几个小时，这里的房间让我想起了在切姆尼兹时的营房。我们6点左右到了那个办公室。我们前面大约有20个人，他们一定在这里露宿了一晚。到了7点的时候，这里已经排了大约300个士兵。那些自以为是的负责办公室的军官们此时正坐在座位上慢条斯理地检查者我们的证件，而我们则在一边焦急地等待着。那些站在门边的宪兵们正在准备取消任何一个敢于发脾气的士兵的休假通行证。当我们的通行证被盖上章时，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大厅里去检查服饰。在这里可以擦拭自己的皮靴和掸掉自己军装上的泥土。也许这里的人以为在俄国是没有泥土的！然后就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小细节，年轻的德国女兵们把用纸精心包好的食物分发给了每一个士兵，包装纸的正面印着飞鹰和纳粹党徽。包装纸上还写着：“祝我们英勇的士兵休假愉快。”
真是如此细致和甜蜜的德国风格！
嗜吃如命的霍尔斯现在睁大自己的眼睛说：“要是我们在哈尔科夫时有这些东西就好了！”
我们所有人都被这些无微不至的接待而深深地感动着。发给我们的包裹里面有香肠、果酱和香烟。那些在天寒地冻里度过的漫漫寒夜，还有我们从顿河河谷地带淤泥里的行军仿佛都在此时得到了补偿。霍尔斯和我已经带着我们的礼物向柏林出发了。林森则离开我们向自己在普鲁士地区的老家走去。
在柏林，我们再一次感到了战争的存在。
在西里西亚车站，在维森西和潘科夫区，许多的建筑物都已经成为了瓦砾堆。其实这只是这个城市毁灭的刚刚开始。现在柏林城里依旧繁忙热闹，这个大都市的生活依旧正常地运转着。
这是我第一次到柏林。我想起了自己的承诺。我已经答应要去见恩斯特的妻子。她现在和自己的父母住在柏林的南部。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霍尔斯。霍尔斯建议我把这个安排推后一下直到我从父母那里回来。但我知道只要我一回到家，我的父母一定要把我留到最后一天才会放我走。霍尔斯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他现在已经往自己在多特蒙德的家出发了，他还要我有时间到那里去看他。
其实我要是听了霍尔斯的建议就好了。我回家的旅途在第二天时被迫中断了，由于轰炸，我不得不留在柏林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不得不尽力来了解它了。
我背着自己沉重的背包和枪开始寻找恩斯特的房子。幸运的是我依然能够从我这个可怜朋友的身份证上认出他的住址。但我该坐公交车还是坐地铁呢？由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决定步行到那里。这个决定让我可以仔细地看一看这个城市。现在在这个城市里散步依旧被认为是一件正常的活动。但是我不想因为想看一看这个城市而走得太绕路。我注意到了一块写着柏林南的路牌。我遇到了两个宪兵，他们冷冷地看了看我和我背上那个巨大的背包。我向他们行了礼，按规定，我必须要向这些狗娘养的家伙行礼的。
这个美丽的城市看起来井井有条和庄严肃穆。大规模的轰炸才刚刚来到柏林，但只有靠近柏林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受到了严重的毁坏。在这个外观富丽堂皇的城市里，许多房子外面都装饰着豪华而细致的雕饰。城市里的一切都体现着一种富有节奏的生活：大街上没有吵闹的人群或把自己小孩子的裤子拉下来帮他们撒尿的父母们。所有的男人、女人、孩子、自行车、汽车和卡车都在一种平静而有条不紊的节奏中走向自己的目的地。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旨在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里的一切和巴黎是那么的不同，在那里到处是忙乱的人群。我的步伐渐渐与这个城市的节奏和上了拍。没有理由地站着似乎与这个城市不协调。这个城市的节奏甚至从走在我前面的一个矮小的老太太身上也能反映出来。我向那个老太太问了问我要去的方向。她已经斑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就像这个整洁的城市一样。我的声音似乎把她从某个遥远的梦境里唤了回来。
我对她说：“劳驾，夫人。”我一边说，一边感到有些难为情，我的声音低得好像是在一个演出已经开始的剧院里面一样，“您可以告诉我到这个地方该怎么走吗？我现在要去这个地方。”我一边说一边拿出自己的那张揉得皱巴巴的纸片，那张纸就好像刚被我从某个废纸篓里取出来一样。
那个老妇人和蔼地向我微笑着说：“这个地方很远，年轻人。非常远，你必须要到坦佩尔的公共汽车站坐车才可以到那里，但那个地方真的非常远。”她温和的声音突然让我想到自己小的时候。
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对她说：“这没有关系的。”
她又说：“那个地方非常远的，你需要到汽车站坐车。”
我又再次重复了刚才的话：“这没有关系的。”实际上，这是由于我那时想不起来用德语该怎么说更多的话了。这个老妇人和蔼的态度让我受到了某种感动。
我最后微笑着对她说：“我不介意走路的，我是一个步兵。”
她的笑容变得更和蔼了，接着说：“那你一定习惯步行了。我会和你一起走到威尔海姆国王宫。从那里，我会告诉你怎么走的。”她现在和我走到了一起。
她问我：“你从那里来，年轻人？”
我回答说：“从俄国来。”
她接着说道：“俄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驻扎在哪里？”
我说道：“是的，俄国非常大，我驻扎在南部的哈尔科夫附近。”
她用地道的德国口音重复道：“哈尔科夫！我明白了。那是个很大的地方吗？”
我回答道：“是的，那里很大。”
对于我身边这个和蔼的老妇人而言，哈尔科夫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俄国地名。但对我而言，哈尔科夫早就是一个已经死亡了的城市；它曾经值得骄傲的市容现在只不过是一片冒着烟尘和火光的瓦砾堆而已；那里也是一个到处是伤员哀号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们不停地掩埋尸体的地方，当然那里还有3个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的俄国俘虏。
老妇人又说道：“我的儿子在布良斯克。”她听起来想要了解一些前线的情况。
我用思考的语气重复道：“布良斯克，我知道那是在俄国的中部，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他在信里告诉我那里一切都好。他在一个装甲师当上尉。”老妇人说道。
我心里想：“她的儿子是一个上尉！一个军官！”那我这个小兵的见闻听起来一定是可笑的。
她接着问道：“你们那里形势困难吗？”
我微笑着回答说：“前不久相当困难，但是现在好多了。所以我回来休假了。”
“那我真为你们高兴。”她的声音听起来仿佛她正是那么想的。
她又问道：“那你在柏林是看你的家人吗？”
我回答说：“不，我是去看一个朋友的父母。”
现在老妇人问到我为什么要去看恩斯特的父母，我现在感到她已经有些让我心烦意乱了。她说道：“噢，他是一个和你共事的战友。”我现在真想把她推到那些我们旁边的带尖刺的铁栅栏上。
她问我：“你的父母从哪里来？”
我说：“从阿尔萨斯的维森堡来。”
“阿尔萨斯的维森堡？”她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哦，那你是阿尔萨斯人了。我对阿尔萨斯非常了解。”
我几乎要告诉她我对阿尔萨斯并不比她更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