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表演结束，我那朋友说：“嘿，狄克，我想你来跟安妮见个面。安，这是我的好朋友，狄克·费曼。”
我说：“嗨”，继续看表演。过了一会儿安妮跟我说：“你为什么不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坐？”
我想：“典型的贱女人！他在请她喝酒，而她却邀其他人一起来坐。”我说：“我在这里看得很清楚。”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在附近基地服役的军官、穿着很漂亮的制服。转眼间，我们便发现安妮跟这个军官一块坐在酒吧的另一角落！
稍晚，我坐在那里，安妮跟军官跳舞。当军官背向我而她面向我时，她很友善、很开心地对我笑。我又想：“真不要脸！她又对军官施展同一伎俩！”
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先不要看她，但等到军官也看到我时，我才对她笑，好让那军官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她的诡计一下就会不灵了。
几分钟后，她再没有跟军官在一起了。她跟酒保拿回她的大衣以及皮包，很大声的说：“我要出去走走，有谁要陪我出去？”
我跟自己说：“也许你可以拼命说不、拼命拒绝，但你不能永远都这样，否则你会永远没有进展。到了某个时候，你必须将就将就。”于是我很冷静的说：“我陪你去。”
我们走到外面，大概走了一条街，看到一家小餐厅，她说：“我们要不要买些咖啡和三明治……然后到我家里一起吃？”
这主意听起来不错，于是我们进去小餐厅。她点了三杯咖啡和三份三明治，我付钱。
离开餐厅时我想：“不对劲，买太多三明治了！”
回旅馆途中她说：“呃，我要告诉你，我没空跟你一起吃这些三明治，因为有个上尉要过来……”我想：“看，我大大失败了。师傅交代过应该怎么做，但我搞砸了。我买了一块一毛钱的三明治，却只落得一场空！”我要设法扳回一城，就算是为了师傅的面子吧。
我突然停下来对她说：“你……比妓女还不如！”
“你什么意思？”
“你哄我买了这些三明治，我有什么好处？什么也没有！”
“你这吝啬鬼！”她说：“如果你真的那么想，我把三明治的钱还给你好了！”
我觉得她在唬我，于是说：“那么钱还给我。”
她吓了一跳，伸手进皮包里，拿出仅有的一点点钱给我，我拿起自己的一份咖啡和三明治，拔腿便走。
吃完东西后，我回到酒吧向师傅报告，告诉他很抱歉铩羽而归，但我已尽力尝试收复失地。
他很冷静地说：“没关系，狄克，没关系。你终究还是没给她买什么，她今晚会跟你睡的。”
“什么？”
“没错，”他很有信心的说：“她今天晚上会跟你睡，我很确定。”
“但她连人都不在这儿呢！她现在在家里跟那军……”“那没关系。”
凌晨两点，酒吧打烊了，安妮还是没有出现。我问师傅和师母，我能不能到他们那里，他们说可以。
而就在我们走出酒吧时，安妮出现了，她从66号公路上一路跑过来，勾着我的手臂，说：“来吧，去我那里吧。”
师傅猜对了，这真是神奇的一课！
秋季回到康奈尔之后，有一次我在舞会上跟一个研究生的妹妹跳舞。她从弗吉尼亚州来访，她人很好，我突然想到个鬼主意，说：“我们去酒吧喝杯酒。”
一路上，我拼命鼓起勇气，想试试看师傅教的方法在“一般”女孩身上是否也行得通。毕竟，酒吧里的女郎都在哄你请她喝酒而已，对她们不尊敬，心里不会太难过、不安——但眼前这个很好、一般的南方女孩呢？
我们走进酒吧，还没坐下来，我说：“在我请你喝杯酒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今晚你愿意跟我睡吗？”“愿意。”
因此这手法在一般女孩身上也用得着！但无论有多灵验，以后我再也没那样做了——我不喜欢那样尔虞我诈。
但整个经验最有趣的，是发现世界上有许多事情的运作方式，跟我从小被教导的一套，居然会有这样大的差异！
运气，其实不简单
在普林斯顿时，有一天我坐在休息室里，听到一些数学家在谈论e的级数。把e展开时，你会得到1＋x＋(x2/2!)＋(x3/3!)十……。式中每一项，来自将前一项乘以x，再除以下一个数字。例如，要得到(x4/4!)的下一项，你可把它乘以x和除以5。这是很简单的。
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研究级数。我用这个级数方程式计算出e值，亲眼看到每一个新出现的项，如何很快地变得很校当时我喃喃自语，用这方程式来计算e的任何次方（或称“幂次”）是多么容易的事。
“咦，是吗？”他们说：“那么，e的3.3次方等于多少？”有个小鬼说——我想那是塔奇说的。
我说，“那很容易。答案是27．11。”
塔奇明白我不大可能单靠心算得到这答案的：“嘿！
你是怎么算的？”
另一个家伙说：“你们都晓得费曼，他只不过在唬人罢了，这答案一定不对。”
他们跑去找e值表，趁此空档我又多算了几个小数位：“27．1126，”我说。
他们在表中找到结果了：“他居然答对了！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把级数一项一项计算，然后再加起来。”
“没有人能算得那样快的。你一定是刚巧知道那个答案。e的3次方又等于多少？”
“嘿，”我说：“这是辛苦工呢！一天只能算一题！”
“哈！证明他是骗人的！”他们乐不可支。
“好吧，”我说，“答案是20．085。”
他们连忙查表，我同时又多加了几个小数位。他们全部紧张起来了，因为我又答对了一题！
于是，眼前这些数学界的精英分子，全都想不通我是如何计算出e的某次方！有人说：“他不可能真的代入数字，一项一项地加起来的——这太困难了。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你不可能随便就算出像e的1．4次方之类的数值。”
我说：“这确是很困难，但好吧，看在你的份上，答案是4．05。”
当他们在查e值表时，我又多给他们几个小数位，说：“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题啦！”便走出去了。
遇到个中高手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我碰巧知道三个数字的值——以e为底的10的对数Loge10（用以将数字从10为底换到以e为底），这等于2．3026；又从辐射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半衰期等），我知道以e为底的2的对数（Loge2）等于0．69315。
因此，我也知道e的0．7次方差不多等于2。当然，我也知道e的一次方的值，那就是2.71828。
他们要考我的第一个数字是e的3.3次方，那等于e的2．3次方——即等于10——乘以e，即27．18。而当他们忙着找出我所用方法的同时，我在修正我的答案，计算出额外的0．0026，因为我原来的计算是用了较高的值，即2.3026。
我明白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因为刚刚不过全凭运气而已。但这时他又说e的3次方，那就是e的2．3次方乘以e的0．7次方，我知道那等于20再多一点点。而当他们在忙着担心我到底是怎样计算时，我又替那0．693作修正。
做了这两题后，我确实觉得没法再多算一题了，因为第2题也全靠运气才算出来的，但他们再提出来的数是e的1．4次方，即e的0．7次方自乘一次，那就是4再多一点点而已！
他们一直搞不懂我是怎样算出来的。
到了罗沙拉摩斯，我发现贝特才是这类计算的个中高手。例如，有一次我们正把数字代入方程式里，需要计算48的平方。正当我伸手要摇玛灿特计算机时，他说：“那是2300。”我开始操作计算机，他说：“如果你必须要很精确，答案是2304。”
计算机也是2304，“哗！真厉害！”我说。
“你不知道怎样计算接近50的数字的平方吗？”他说：“你先算50的平方，即2500，再减去你要计算的数及50之间的数差（在这例子中是2）乘以一百，于是得到2300。如果你要更精确，取数差的平方再加上去，那就是2304了。”
几分钟之后，我们要取2．5的立方根。那时候，用计算机算任何数字的立方根之前，我们先要从一个表里找出第一个近似值。我打开抽屉去拿表——这次时间较多——他说：“大约1．35。”
我在计算机上试算，错不了！澳闶窃跹阉愠隼吹模俊蔽椅剩骸澳闶欠裼惺裁慈×⒎礁拿鼐鳎俊?
“噢，”他说：“2．5的对数是……。对数的三分之一是1.3的对数，即……，以及1．4的对数，即多少多少之间，我就用内插法把它求出来。”
于是我发现：第一，他能背对数表；第二，如果我像他那样用内插法的话，所花的时间绝对要比伸手拿表和按计算机的时间长得多。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此以后，我也试着这样做。我背熟了几个数字的对数值，也开始注意很多事情。比方有人说，“28的平方是多少？”那么注意2的平方根是1．4，而28是1．4的20倍，因此28的平方一定接近400的两倍，即800上下。
如果有人要知道1．73除1是多少，你可以立刻告诉他答案是0．577，因为1．73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故此1/1.73就差不多等于3的平方根再除以3，而如果要计算1/1.75呢，它刚好是4/7，你知道1/7那有名的循环小数，于是得到0．571428……跟贝特一起应用各种诀窍做快速心算，真是好玩极了。
通常我想到的，他都想到，我很少能算得比他快。而如果我算出一题的话，他就开怀大笑起来。无论什么题目，他总是能算出来，误差差不多都在1%以内。对他而言，这简直是轻而易举——任何数字总是接近一些他早已熟悉的数字。
口出狂言
有一天我心情特别好，那时刚巧是午饭时间，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搞的，心血来潮地宣布：“任何人如果能在10秒钟内把他的题目说完，我就能在60秒之内说出答案，误差不超过10％！”
大家便开始把他们认为很困难的问题丢给我，例如计算1/（1+x4）的积分等。但是事实上，在他们给我的x范围内，答案的变化并不太大。他们提出最困难的一题，是找出（1＋x）20中x10的二项式系数，我刚好在时间快到时答出。
他们全都在问我问题，我得意极了，这时奥伦刚巧从餐厅外的走廊经过。其实，来罗沙拉摩斯之前，我们早在普林斯顿共事过，他总是比我聪明。例如，有一天，我心不在焉地在玩一把测量用的钢卷尺——当你按上面的一个钮时，它会自动卷回来的那种；但卷尺的尾巴也往往会往上反弹，打到我的手。“哇！”我叫起来，“我真呆，这东西每次都打着我，我却还在玩这东西。”
他说：“你的握法不对，”把卷尺拿过去，尺拉出来，按钮，卷回来，他不痛。
“哇！你怎么弄的？”我大叫。
“自己想想吧！”
接下来的两星期，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在按这卷尺，手背都被打得皮破血流了。终于我受不了。“奥伦！我投降了！你究竟用什么鬼方法来握，都不会痛？”
“谁说不痛？我也痛啊！”
我觉得自己真的有够笨，竟让他骗我拿着尺打自己打了两个札拜！
而现在奥伦刚巧经过餐厅，这些人都兴奋极了，“嘿，奥伦！”他们喊：“费曼真行啊！我们10秒钟内说得完的题目他就能在1分钟内给出答案，误差10%。你也来出个题目吧！”
他差不多脚步也没停下来，说：“10的一百次方的正切函数值。”
我被难倒了：我得用π去除一个有一百位的数字。我没办法了！
接受挑战
有一次我夸口：“其他人必须用围道积分法来计算的积分，我保证能用不同方法找出答案。”
于是奥伦便提出一个精彩绝伦、该死的积分给我。他从一个他知道答案的复变函数开始，把实部拿掉，只留下虚部，结果成为一道非用围道积分法不可的题目！他总是让我泄气得很，是个很聪明的人。
刚到巴西时，有一次我在某家餐厅里吃午餐。我不知道那时是几点钟了，但那里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老是在奇怪的时间跑去餐厅。我吃的是我很喜爱的牛排配饭，４个服务生在旁边闲站。
一个日本人走进来。以前我就见过他在附近流浪，以卖算盘为生。他跟服务生谈话，并提出挑战：他的加法可以比任何人都快。
服务生怕丢面子，因此他们说：“是吗？你为什么不去跟那边那位先生挑战？”
日本人向我走过来，我抗议：“我不大会讲葡萄牙语！”
服务生全在笑：“葡萄牙文的数字很容易！”
他们替我找来纸笔。
那人请一个服务生出一些数字让我们加。他赢太多了，因为当我还在把数目字写下来时，他已经边听边加。
我提议服务生写下两列相同的数字，同时交给我们。
这并没有太大分别，他还是比我快很多。
他有点得意忘形，想更进一步证实他的能力。“Multiplicao！”
他说，他要比乘法。
有人写了个题目，他又赢了，但赢不多，因为我的乘法是相当好的。
然后他犯了个错误：他建议我们继续比除法。他没意识到，题目愈难，我赢的机会就愈大。
我们同时做了一题很长的除法题。这次我们平手。
这使得那日本人很懊恼，因为看来他曾经受过很好的算盘训练，但现在他居然差一点就败给餐厅里的一个顾客。
“Raios cubicos！”他说，声音充满复仇气息。立方根！他想用算术方法求立方根值！在基础算术题目中，大概再找不出比这更难的题目了。而在他的算盘世界中，立方根也一定是他的拿手项目。
他在纸上写了个数字——随便写的——我还记得那数字是1729.03。他立刻展开计算，口中念念有词，动作不断！
他已开始计算立方根了。
而我则只坐在那儿。
一个服务生说：“你在干嘛？”
我指指头，“我在想！”我说，在纸上写下12。过了一会我已得出12．002。
日本人把额上的汗擦掉，“12！”他说。“哦，不！”
我说。“再多一些数字！再多一些数字！”我充分理解，用一般算术方法求立方根时，找后面的数字比前面的要难多了，这是苦工呢。
他重新埋头苦干，口中“啊咕噜么么”的不停，其间我又多写了两个数字。最后他抬起头来说：“12．0！”
那些服务生兴奋极了，他们跟日本人说：“瞧，他光想想就行了，你却要用算盘！而且他多算出些数字！”
他溃不成军，垂头丧气地走了，服务生则大肆庆祝。
这个顾客是如何打赢算盘的？题目是1729．03。我刚巧知道一立方英尺有1728立方英寸，因此答案必定是12多一点点。多出来的1．03呢，大约是二千分之一，而我在微积分课里学过，就小分数而言，立方根超出的部分是数字超出部分的三分之一，因此我只需要算1/1728是多少，再乘以4（即除3再乘12）。这是为什么我一下就能算出那么多小数位。
有头脑才有运气
几星期后，那个日本人跑到我下榻的旅馆会客厅里。
他认得我，跑过来说：“告诉我，你怎么能那么快就把立方根算出来？”
我告诉他这是个求近似值的方法，跟误差有关，“比方你说28。那么，27的立方根是3……”他拿起算盘：哒哒哒哒——“噢！是的。”他说。
我发现：他根本不懂得怎样处理数字。有了算盘，你不必记诵一大堆的算术组合；你只需要知道怎样把小珠子推上拨下。你根本不必知道9加7等于16，而只需要记住加9时，要推一颗十位数的珠子上去，拨一颗个位数的下来便好了。也许我们算得较慢，但我们才真正懂得数字的奥妙。
此外，他根本无法理解求近似值方法所包含的道理，他不明白在很多情况下，任何方法都求不出完整的立方根，但可以求近似值。因此我永远无法教会他我求立方根的方法，甚至让他明白那天我有多幸运，因为他刚好挑了个像1729．03这样的数字！
美国佬在巴西（1）
有一次我载了一个要搭便车的人。路上他告诉我南美洲是多么的有趣，我应该去看看。我说语言是一大障碍，但他说去学就成了，这不会是什么大问题。于是我想，这主意不错，以后我要去南美洲一趟。
当时康奈尔开设外语班，采用战时发展出来的一种教学模式，每班约只收10个学生，由外国人来教学，而且上课时只准用外语。虽然我已经在康奈尔教书，但由于我看起来很年轻，因此我决定以研究生的身份去上课。而且我还不晓得将来会跑到南美洲的哪个国家，于是我决定学西班牙语，因为大部分南美国家都是说西班牙语的。
注册那天，我们全站在教室门口，等着进去，突然有个很漂亮的金发女孩走过。大概每个人都会有我当时的感觉：“哗！”她真的美极了。我跟自己说：“也许她也要学西班牙语——那就好极了！”但不，她跑进去葡萄牙语那一班。我衡量了一会儿，不管了，我也跑去学葡萄牙语吧！
我跟了她几步，但突然觉得“不，那并不是决定要学哪种语言的好理由。”因此还是跑回去，很不情愿、极为遗憾地登记了西班牙语课。
不久之后，我到纽约参加物理学会的会议，坐在我旁边的是巴西物理学家泰阿隆（Jaime Tiomno）。他问我：“下个暑假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去南美洲看看。”
“噢！为什么不来巴西？我可以替你在物理研究中心找个研究工作。”
于是我现在必须把学到的西班牙语再转为葡语了！
我找了一个在康奈尔念书的葡萄牙学生，每星期给我上课两次，好让我把我学到的改变过来。
在前往巴西的飞机上，起先我坐在一个哥伦比亚人旁边，而他只会说西班牙语，我不敢跟他说话，害怕一不小心又把两种语言搞混了，不过，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两人就在用葡语交谈。我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说“真正”的葡语，我的葡语老师总是说得慢而清楚。眼前这两个人呢，说话却像连珠炮般，我甚至想从他们话中认附我学过的一些单字，像“我”、“那些”等都没法认出。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听明白！
最后，当飞机在千里达加油时，我走到这两位仁兄面前，用很慢很慢的葡萄牙语——或者是我觉得是葡萄牙文的葡萄牙语——跟他们说：“对不起……你们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Pues nāo，porque nāo？”——“当然听得懂，为什么听不懂？”他们回答。
我努力解释，我学葡语已经几个月了，但从来没有听过真正的葡语对话；而刚刚在飞机上听他们谈话，却一个字也听不懂。
“噢，”他们笑起来了，说：“我们说的不全是葡语啦！”原来他们说的葡语就像犹太人自行发展出的德语——称为“意第绪”（Yiddish）———样，因此你可以想象有个人很认真地学了德语，然后坐在两个犹太人身边，却一直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听起来明明是德语，却一点也听不懂。他一定以为自己的德语没学好。
回到飞机上，他们告诉我另一个真正说葡萄牙语的人，于是我跑去跟他坐。他原来在马里兰州学神经外科的，因此跟他谈话不困难——但我必须跟他谈“神经循环、神经中枢”等复杂万分的东西。其实很多长英文单字要翻成葡文并不困难，因为分别只在它们的结尾：英文的“tio”就是葡文的“-cao”，“ly”就是“mente”等等。但当他往窗外看，喃喃的说了些很简单的话时，我却呆住了：我根本不知道“天是蓝的”葡语应该怎么说。
会说“因此之故”
我在勒希非（Recife）下机，巴西政府负责把我从勒希非送到里约（Rio）。在机场迎接我的是里约物理研究中心所长勒替斯（Cesar Lattes）的岳父母以及另一位男士。当两个男生去帮我取回行李时，勒替斯大太用葡语跟我说：“你会说葡语吗？那真好！你怎么会学起葡语来的？”
我慢吞吞地吃力回答：“开始时我在学西班牙语……后来发现要到巴西……”接下来我原本想说“因此，我就学葡萄牙语，”但我想不起来“因此”葡语怎么说。但我很会拼一些很“伟大”的字，因此我接着说：“因此之故（consequentemente，从英文consequently改变而来），我就学葡语啦！”
当他们把行李提回来后，她说，“噢，他会说葡语！
而且他还会用‘因此之故’这样的字眼！”
这时扩音器传来广播，说到里约的飞机班次取消了，要到下星期二才有另一班客机，但我最迟却要在星期一抵达。
我很生气，“说不定他们有货运班机，我坐货运飞机好了。”我说。
“教授！”他们说：“其实勒希菲也挺不错的。我们会带你到处走走。你放轻松点吧——你在巴西呢！”
那天晚上，我在市内闲逛，看到有一群人围站在路中央一个长方形大洞旁边，在洞里头是一辆汽车。这看来神奇极了：车子刚好嵌在洞里，它的车顶跟路面连成一气。很显然挖洞是为了修理下水道或什么的，但工人连一个告示牌也懒得放，那个人就连人带车地开进洞中！于是我注意到这个分别：在美国，当我们挖一个洞时，会在周围放改道的告示牌、一大堆灯闪来闪去以保护大家。而在巴西，他们把洞挖了，到了下班时间，他们就那样离开。
但勒希非还是个很不错的城市，我也一直等到星期二才飞去里约。
我在里约跟勒替斯会面。巴西的国家电视台来拍摄我们会面的情形。他们开始拍摄，但没有声音，摄影师说，“假装你们在谈话。讲话吧！随便说便行。”
于是勒替斯问我：“你找到‘睡觉字典’了没有？”
那天晚上，全巴西的电视观众都看到他们的物理研究中心所长迎接这位美国教授；但他们全不知道，这两人之间的对话内容，居然是有没有找到女孩子过夜！
到了研究中心之后，我们讨论我的授课时间——早上，还是下午？
勒替斯说：“学生希望在下午上课。”
“那就在下午上课吧。”
“但是下午是去海滩的最好时候，你还是早上上课吧，那样你下午可以去海滩享受享受。”
“但你说学生比较喜欢在下午上课。”
“不要管他们。你喜欢怎么安排，便怎样安排！下午去海滩玩好了。”
用葡语演讲
我就这样学会了另一种跟美国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
首先，他们不像我那样匆匆忙忙的；第二，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不要管他们！于是我在早上讲课，享受午后的海滩。早知道会这样子，我一开始就学葡萄牙语而不学西班牙语了。
起初我打算用英语授课，让学生用葡语发问；但我发现，当学生用葡语跟我说一些东西时，我不大听得懂，尽管我懂得的葡文也不算少。我不大分得出他们说的是“增加或不增加”、“减少”或“不减少”或者是“减少得很慢”。但当他们很辛苦地用英语说话时，就算他们发音不准、文法又错乱，我还是可以分辨他们要说些什么。因此我明白到，如果我要教他们东西，比较好的方法是我说葡语，虽然我说不好，但这样他们还是比较听得懂。
第一次到巴西时，我一共待了６星期。期间巴西科学院请我去演讲。报告我在量子电动力学的最新研究。我觉得我需要用葡语来演讲，研究中心有两个学生答应助我一臂之力。我首先用我那绝对破烂不堪的葡萄牙文写下演讲稿。我要自己写，因为如果由他们代笔的话，稿子里一定会有太多我看不懂或念不准的字。等我写好之后，他们替我改正所有的文法错误以及错字，使得讲稿看来不错，但还是在我的程度之内，让我读起来不会很困难，也大略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陪我练习，直到我的发音正确无讹。
到了巴西科学院的会场，首先由一位化学家报告——用英语报告。难道他是为了客气，还是另有原因？他的英语发音很差，我无法听懂他在说些什么；不过也许其他人全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都听得懂——我不晓得。然后下一个讲者站起来报告，他也用英语演讲！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没想到巴西科学院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我没准备用英语做演讲。
请原谅我，但我将会用葡萄牙语来报告。”
接着我就读了我的报告，大家都很满意的样子。
下一个做报告的人站起来说：“就像我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我也用葡萄牙语来演讲。”据我所知，我居然一举改变了巴西科学院做演讲的语言传统。
几年后，我碰到一个巴西人，他还引用了我当时演讲之前所说的话。看来他们对我那几句话印象还真的蛮深刻的！
但无论怎样，葡文对我来说总是很困难的，我不断下苦功，读报纸、用葡语授课。我称我的葡语为“费曼葡语”，我有自知之明，我说的话不能跟真的葡语相比；虽然我明白自己说些什么，但我可听不懂街上的巴西人在说些什么。
感觉寂寞
我很喜欢这趟巴西之旅，一年之后我又再度往访，逗留10个月。这次我在里约大学任教，薪水由他们付；可是他们最后连一毛钱都没有付，研究中心只好一直掏钱付给我。
我住的地方，就在可巴卡班那（Copacabana）的海滨上的美丽华（Miramar）饭店。有一段时间，我住在13楼的一个房间，从那里可以看到海，也可以看到沙滩上的女孩。
这家旅馆刚巧是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Air-lines）的驾驶员以及空中小姐休息下榻的地方，他们全都住在4楼。而每到深夜，就会有人偷偷地从电梯溜进溜出。
有一次我出外旅行，数星期后回来，旅馆经理告诉我由于房间不够，而我的房间又空着，因此他把我的房间租出去了。他们已把我的行李全搬到另一个房间。
新房间就在厨房旁边，许多人都在这里住不久。也许那个经理已料定：我是唯一看到住在这个房间有好处的人，因此愿意忍受各种味道而不会抱怨。我不会抱怨：这房间就在 4楼，离空中小姐不远，这省了很多麻烦。奇怪的是，这些空服人员都有点厌倦自己的生活，晚上经常跑到酒吧里喝酒。我很喜欢他们，而为了表示我也是个合群随和的人，我也会跟她们一起去喝几杯，一星期总有好几次。
有一天，大约是下午3点半吧，我在沙滩对面的人行道上走着，路经一家酒吧，突然有一种很强烈很强烈想喝酒的感觉。正要走进酒吧之际，突然想：“等一下！现在是下午呢，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什么社交上的理由要喝酒。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非喝酒不可的强烈感觉？”我很害怕。
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喝酒了。也许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达危险的地步，因为我很容易就把酒戒掉；可是那种莫名的强烈感觉让我吃惊万分。要知道，我一向从思考过程中获得许多的乐趣，以致很不愿意破坏这部生命中最好玩的机器——换句话说，自己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对幻觉现象充满了好奇，我还是不愿意尝试迷幻药。
快到年终时，有一次我约了其中一位很可爱的空中小姐到博物馆。经过埃及馆时，我意识到自己在跟她说些像“石棺上的翅膀代表什么什么，瓶子里藏的是内脏，在那角落又应该有个什么……”这样的话。我跟自己说：“你这些全都是跟玛丽露学的”——我发现她不在身边时、会觉得寂寞。
我是在康奈尔认识玛丽露的，后来我跑去帕沙迪纳（Pasadena），她也刚好搬到邻近的威斯伍德（Westwood）。
有一度我很喜欢她，但我们经常争吵；最后双方都觉得这样下去没什么希望，便分手了。但过了一年这种与空中小姐往来、却没有建立起什么感情的生活之后，我觉得很不耐烦。因此当我告诉这个女孩有关埃及的事情时，我就想，其实玛丽露还是蛮可爱的，我们以前不应该吵得那么厉害。
我写了封信向她求婚。任何够聪明的人大概都会告诉我，那是多么危险的作法：当你身处千里之外，单凭书信往来；而你感到寂寞，想起一切的美好时光，却忘记了所有争吵的原因！因此最后一切还是不成功，争吵立刻重演，我们的婚姻只维持了短暂的两年。
加入桑巴乐团
在巴西的美国领事馆有个职员，知道我很喜欢桑巴音乐。我想我告诉过他，当我第一次到巴西时，曾经在街上听过有乐队在演奏，也很想多学点巴西音乐。他告诉我有队叫“乡土”的小型乐队，每星期都在他家练习，我可以过去听他们演奏。
乐队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是他家的清洁工，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供练习。他们的音乐属于颇为安静的一型，其中一人玩的是当地称为“潘得鲁”（pandeiro）的小铃鼓，另一人拿的是小吉他。我一直听到有打鼓的声音，但他们没有人在打鼓啊！终于我发现声音来自小铃鼓：那人一边摇鼓，一边扭动手腕，用一种很复杂的方式，以拇指敲打铃鼓的牛皮面。那很是有趣，我后来也学会了——算是学会了——怎样玩潘得鲁。
这时巴西的嘉年华会快到了，习惯上他们都把新的音乐创作在会期中“秀”出来。他们并不常推出新曲或新唱片，但在嘉年华会期间，新创作纷纷出笼——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原来我们的清洁工是当地某个桑巴乐团的作曲家，这个乐团名为“可巴卡班那的骗子”——那听起来很合我的风格，而他还邀我加入。乐团的成员大部分来自城中比较贫穷的地区，他们通常在一个建筑工地后方的空地会合，一起练习新曲，准备在嘉年华会上表演。
我选择的乐器叫做“弗利吉得拉”（frigideira），那是个金属的玩具炒菜锅，直径约6英寸，用一根小金属棒来敲打。它是一种伴奏用的乐器，声音清脆急促，伴着桑巴乐曲的主乐器以及主节奏，有一种辅助作用。我试着玩这乐器，效果很不错。我们就那样练习，乐声震天价响。
大家正兴高采烈之际，突然担任首席打击乐手的一个大块头黑人大喝一声：“停！停下来，停下来——等一下！”
大家都停下来了。“弗利吉得拉的部分有点不对劲！”他咆哮：“又是这美国佬！”
这令我觉得很不自在。于是我不停地练习，一边在沙滩上散步，我会随手捡起两根棍子，练习扭动手腕的动作，不停地练习、练习、再练习。我花了很多工夫练习，但我还是会觉得矮人一截，觉得自己水准不够，老是给其他人添麻烦。
嘉年华会会期愈来愈接近了。有天晚上，乐团团长跟另一个人讨论了一会儿，然后团长走过来，开始点名：“你！”他指着一名喇叭手。“你！”这次是一名歌手。“你！”——他指向我。我心想，我们一定全被淘汰出局了。
他说：“走到前面去。”
我们走到工地的前面——一共五六个人吧——那里有一辆旧凯迪拉克敞篷车，“上车！”团长说。
车子根本不够坐，我们有些人要坐到椅背上。我问旁边的人，“他要干嘛——把我们踢出局？”
“我不知道。”
车子沿着路一直往上开，直到一处临海的悬崖边缘上停下来。团长说：“下车！”然后我们就被带到悬崖旁边！
而后，他说：“现在排成单行，你带头，然后你，然后你！开始奏乐：开步，走！”
如果不是那里有一条很陡的小径的话，我们这一开步走可能就“走”到悬崖下面了！我们这一小乐团——喇叭手、歌手、吉他手、玩潘得鲁的以及敲弗利吉得拉的我——一直走到森林中的一个露天聚会！原来我们并不是要被踢走，而是团长要我们来为这个私人聚会演奏桑巴音乐！表演完了，他还收一些钱作为乐团的置装费之用。
他挑上了我
在这之后我觉得好多了，因为当他要挑弗利吉得拉手时，他挑了我！
另外还发生了一件让我信心大增的事。有一次，从黎布朗（Leblon）的一个桑巴乐团跑来一个家伙，想加入我们的团。
我们老大说：“你从哪里来？”
“黎布朗。”
“你玩什么乐器？”
“弗利吉得拉。”
“好，让我听听你敲的怎么样。”
于是这家伙拿起他的弗利吉得拉和金属棒，然后……“吧啦啦哗——都——都；漆——卡——漆。”天哪！真好听！
但老大跟他说：“你去那边站在美国佬旁边，学学怎么玩弗利吉得拉！”
我有一套理论。我觉得这很像一个说法语的人来到美国，一开始时他们会犯各种错误，你也无法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他们不断练习，直到英语说得不错，你突然发现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有一种很讨人喜欢的调调——他们的外国口音很悦耳，你也很喜欢听。也许我玩的弗利吉得拉，大概也有某种“外国腔调”，因为事实上，我没法比得上这些从小就玩这乐器的人。我的大概是种笨腔调，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弗利吉得拉手了。
作了国民外交？
就在嘉年华会之前的某天，团长说：“好，我们到街上去练习。”
我们从工地走到街上，那时路上的交通拥挤不堪。可巴卡班那街上永远都那样乱七八糟。信不信由你，街上还有电缆，电车往一头走，其他车子朝另一头开。加上此时正是当地高峰时段，情况更是惊人，而我们呢，却要沿着大西洋大街的正中央走下去！
我心想：“耶稣基督！老大没预先申请牌照、没有照会警方，什么也没有做，他只心血来潮地决定要上路！”
我们就那样走到街上，而路上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有些围观者找来一条绳子，在我们周围围成一个大正方形，以免我们的队伍被冲散，很多人从窗户探出头来，大家都很想听听新的桑巴乐曲。这是令人兴奋的一刻！
我们一开始游行演奏时，我看到一个警察在街上远远的另一端。他看了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开始指挥车辆改道！一切都是随意而为的，没有人预作安排，但全都水到渠成。那些人替我们拿着绳子把我们围住，警察疏散交通。路人是那么拥挤，交通是那么拥塞，但我们一路前往，畅通无阻！我们走到街尾，拐弯，在可巴卡班那周围乱走！
最后我们走到一个小广场，就在老大妈妈住的房子前面。我们站在那里演奏，而他的母亲、姨母等等，全都走下楼来，身上围着围裙，显示他们都在厨房里忙着，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之情——他们激动得差点要哭了，这真是温馨的一幕。所有的人都从窗户内伸出头来看，真有意思！想起以前来巴西时看到这些桑巴乐团时，早已深爱这些音乐，简直是迷疯了——而现在，自己居然是其中一分子了！
顺便一提，那天我们在市中心游行演奏时，我注意到人行道上人堆内，有两个美国大使馆的年轻女馆员。隔了一星期，我收到大使馆的一封信，说：“你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好像我的目的是为了改进美国和巴西之间的关系！
深藏不露装穷人
参加预演时，我不想穿平日上课时穿的衣服。因为乐团的人都很穷，穿的都很破旧。我穿上一件旧内衣、旧长裤等，以免看来太突兀。但打扮成这副模样之后，我又不便穿过楼下的大厅，从这么豪华的旅馆走到外面的大西洋大街上。我只好每次都坐电梯到最底下一层，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就在嘉年华会举行前不久，各乐团间有一场比赛。来自可巴卡班那、伊潘利马（Ipanema）及黎布朗等海滩的三四个乐团将会参赛，我们是其中之一。这次我们要穿上表演服装在大西洋大街上游行表演。由于我不是巴西人，要我全副武装地穿上嘉年华会服装去表演，还真有点不习惯。但我们要扮的是希腊人，因此我觉得好多了：我扮希腊人不会比他们差！
比赛当天，我在旅馆内进餐。旅馆的服务生领班早已注意到每有桑巴音乐时，我总是会随音乐在桌上敲；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费曼先生，今晚有个你一定会很喜欢的节目！这是很巴西风味的，就在旅馆门外，有各个桑巴乐团的游行表演！那音乐之美妙——你一定要听听！”
我说：“唉，我今晚很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空。”
“噢！你一定会很喜欢今晚的表演！千万别错过啊！
这是纯巴西风味的！”
他一再坚持，而我也一再告诉他我大概没空看这表演，他觉得很失望。
那天晚上，我穿上我的旧衣服，从地下室走到街上。
我们在工地穿上表演服装，然后开始走到大西洋大街上。
在上百个装扮成希腊人的巴西乐团中，我混杂在队伍的后方，拼命地敲弗利吉得拉。
街道两旁都挤满了人群，大家都从窗户探出头来；我们也快要走到我下榻的美丽华旅馆了。旅馆内，有人站在桌子和椅子上，同样是人山人海。我们奏得淋漓尽致，浑然忘我，同时乐团慢慢绕过旅馆大门了。突然我看到有个服务生跳到半空中，手伸出往前指，而在这么吵翻天的声响中，我还能听到他的尖叫：“那是教授！”于是那领班发现为什么没法留我在旅馆里看比赛了——我要参加表演比赛呢！
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在海滩上认识的女士，她住的公寓正好可俯瞰大西洋大街。而前天晚上，她请了一群朋友到她家欣赏桑巴乐团的游行。她告诉我当我们经过时，她的一个朋友说：“听听那个敲弗利吉得拉的人——他奏的很好！”我成功了！能够在这些没人预期我会成功的事情上获得成功，实在是一大快事！
到了嘉年华会真要举行时，很多团员却没有出现。我们专门为这盛会做了很多表演服装，现在却缺人！也许他们觉得，真正对上大城市的桑巴乐团时，我们便没机会赢。
我不大清楚这些，我只知道，我们日复一日地下苦功、练习和操练都是为了嘉年华会，但等到那一天来临，很多团员却不来了。我们比赛的情形也很糟糕，我们的人还在街上游行表演途中，有些团员居然走着走着便脱队了！我永远无法理解这些事情，也许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刺激和乐趣只在赢取海滩乐团的比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就只有那样的水准。
顺带一提，我们的乐团确实赢了那项比赛。
美国佬在巴西（2）·透过火腿族联系
在巴西的10个月里，我开始对轻原子核的能阶问题产生兴趣。我就在旅馆的房间内推演出整套理论，但我想跟实验数据作个比较。那时候，这些全是最新研究，加州理工学院凯洛格实验室（Kellogg Laboratory）的专家正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定时——时间全安排好了——透过业余无线电网跟他们联系。我找到一个巴西的“火腿族”，差不多每星期都到他家去。他会跟帕沙迪纳的另一个火腿族联络上，而由于整个事情是有点非法的，因此他替我取了个暗号，说：“现在我把你交给WKWX，他就坐在我身旁，准备跟你说话。”
然后我说：“我是WKWX。能不能告诉我上星期问过你的数据？也就是说，硼核的什么什么能阶之间的距离有多大？”取得实验数据之后，我就修正理论中的某些常数，检查看看我的方向是否正确。
后来那个火腿族度假去了，但他介绍了另一个火腿族给我认识。这是个盲人，但他有自己的电台。他们两个都很好，透过业余无线电网来跟加州理工学院联系这个方法也很管用，很有效率。
在物理方面，我完成的工作还真不少，而且一切都很合理。后来，其他人推演并证实我的理论。但我自己却觉得，理论中有太多参数需要调整——为了符合实验数据而需要太多的“按现象调整常数”了，使我不太确定这些理论是否有用。我希望获得的是对原子核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但始终不大相信那是很有意义的理论，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相关的研究了。
举一却不知反三
关于巴西的教育方面，我碰到过一些很有趣的经验。
我教的一班，都是预备以后以教书为职业的学生。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的巴西，受过高深科学训练的人大概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这批学生已经修过很多物理课，我教的是他们在电磁学方面学过的最高级课程：“麦克斯韦尔方程式”（Maxwell's equations）。
里约大学的建筑分散在城中各地：我的课就被安排在一幢滨临海湾的大楼中。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我问一个问题，学生马上就答得出来。但下一次我问同样的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是同样的题材、同样的问题——他们却答不出来了！
例如有一次，我谈到偏振光，拿了些偏光镜给他们。
偏光镜的特性，在于它只让电矢量（electric vector）在某一方向的光通过。我向学生说明，根据偏光镜的光暗度，就可得出光的偏振方向。
我们一手拿着一片偏光镜，一前一后地放在眼前，然后转动其中一片。这样一来我们知道能够通过两片偏光镜的光一定具备同样的偏振方向——换另一种说法，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片及第二片偏光镜皆容许通过的光。但接下来我问他们，如果只有一片偏光镜时，我们怎样分辨出偏振方向呢？他们茫然一片。
我也晓得这问题不易回答，脑筋要很灵活才行，于是我给他们一点提示：“看看从外面海湾反射的光。”仍然没有人说半句话。
我再说：“有没有听过布儒斯特角（Brewster Angle）？”
“有！布儒斯特角就是当光从一种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反射出来，而正好完全偏振化的角度。”
“当光这样被反射出来时，它的偏振方向如何？”
“这光的偏振方向是跟反射平面成直角。”我自己还要想一想呢，但他们却背得滚瓜烂熟！他们甚至还知道那个角度的正切值等于折射率！
我说：“然后呢？”
还是没有回答。他们才刚刚告诉过我说，从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就像外面海湾的水——反射出来的光是偏振光；他们甚至还告诉了我光的偏振方向呢！
我说：“看看海湾，透过偏光镜来看。好，现在转动偏光镜。”
“噢，这是偏振光！”他们大叫起来。
研究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我的学生把什么都背得很熟，但完全不理解自己在背些什么。当他们听到“从具备某个折射率的介质反射出来的光”，他们完全不晓得这就是指“水”之类的东西。他们不晓得“光的方向”就是当你看着一些东西时的方向，诸如此类。因此当我问“什么是布儒斯特角”时，我就好像在向一台电脑问问题，而刚好敲对了关键字眼而已。但如果我说“看看海水”，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在他们的记忆里头，没有“看看海水”这一条呢！
学生个个“讲光抄”
后来我到工学院里看他们上课。上课的形式大概是这样的：“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两个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学生全部坐在那里，把每个字记下来。而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接下来他们又默写下一句话，一直这样下去。我是唯一知道那位教授在说些什么的人，他的意思是指具备相同“惯性矩”的物体，而这并不好懂。
我实在搞不懂他们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这位教授在谈惯性矩，却不会讨论一下，如果一件重物挂在门边，而你要把门推开有多困难；但如果你把这件重物挂在接近门轴之处，推门便轻松得多——完全没有类似的讨论！
下课后，我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你会怎样处理它们？”
“噢，我们要好好地读，”他说：“然后考试。”
“怎么考法？”
“很容易的，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其中一道考题。”
他看着笔记本说：“‘在什么情形之下两个物体是相等的？’答案是，‘两物体是相等的，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因此你瞧，他们有办法考过试，“学”会了所有的东西，但除了背下来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会。
我又跑去参观工学院招生入学考试。入学考试采取的是口试形式，我获准列席旁听。有一个学生表现实在出色：他有问必答！主考官问他逆磁性是什么，他回答得完美无暇。接下来他们问：“当光以某个角度穿过一块有厚度的物体，折射率为Ｎ时，这光会怎么样？”
“它会从另一边出来，跟入射光平行——出现位移。”
“位移有多大？”
“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计算出来。”立刻把它算出来了。他表现得很棒，但到了这时候，我对什么都开始怀疑了。
口试完毕，我走到这个优秀的年轻人那里，自我介绍说我来自美国，现在想问他一些问题，而这不会影响到他的考试成绩。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可以举一个逆磁物质的例子吗？”
“举不出来。”
我再问：“如果这本书是用玻璃做的，我透过它看桌子上的东西。那么当我把书倾斜的话，我看到的影像会怎么样？”
“它会被反射，便射角度是书本转动角度的两倍。”
我说：“你确定你没有把我的问题跟平面镜搞混了？”
“没有搞混。”
刚刚在考试时，他才告诉过我们说，光会出现位移，跟入射光平行；因此事实上，影像会移到旁边，但不会转个角度。他甚至还计算出影像会平移多远呢！但他没意识到一块玻璃就是具有折射率的物质，他的计算更可以直接应用在我的问题上。
不能问问题
我在工学院还教过一门数学物理课，有一次我想说明如何应用“试误法”来解题目。这是一般学生很少学习的技巧，因此我首先举一些简单的算术例子，示范怎样用这方法。然而令我震惊的是，在大约80个学生之中，只有8个人交出第一次的指定作业。因此我在教室里特别强调，他们必须动手尝试，而不只是坐在那里看我计算。
下课之后，学生派了一个小代表团来见我，并且说我不了解他们的学习背景，事实上他们不用做那些习题也可以学习，他们早已学过算术，这些东西都在他们程度之下。
于是我继续讲课，而无论后来教得多深或多复杂，他们什么作业也不做！我当然晓得原因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会做！
我无法推动他们做到的另一件事，是问问题。终于，一个学生告诉我其中的原因：“如果我在课堂上问你问题，之后大家都会跑来说：‘你为什么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的目的是学东西。但你却打断他，问他问题。”
这是一种打压别人的坏风气。事实上大家全都不懂，但他们表现出一副很懂的样子，以把别人比下去。他们全在假装明白课程内容，如果有学生偶然承认有些事情不够清楚，问问题，其他人便立刻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表现出一切都很清楚明白，并告诉他：“你在浪费其他人的时间。”
我跟他们说，大家一起做功课、讨论问题都是多么有用的方法；但他们也不要那样做，因为他们认为，开口问别人是很丢脸的事——真是可怜可悲！他们努力学习了不少，人也很聪明，但他们让自己陷入这种可笑的心理状态。
这真是种奇怪的、完全没有意义的“教育”！
一点成效都没有
学年终了时，学生请我做一次演讲，谈谈我在巴西的教学经验。他们说，听众将不只是学生，很多教授、政府官员都会跑来听讲，于是我先要求他们答应我畅所欲言。
他们说：“没问题，这是个自由国家。”
到了那天，我带着大学一年级用的物理教科书走上讲台。他们都认为这本书十分之好，因为书里用了各种不同字体——重要的东西都用粗黑的字，这些是要牢牢记住的；较为不重要的用浅一点、细一点的字等等。
立刻就有人说：“你不是要批评这本书吧？写这本书的人也在场呢，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这是本很好的教科书。”
“你们答应过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演讲厅里全坐满了。首先我把科学定义为“对大自然现象的理解”，然后我问：“教学生科学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如果不注重科学，这个国家就还不够文明……。”
他们全坐在那里点头赞同，我很清楚这正是他们的想法。
然后我话锋一转：“当然，这是十分荒谬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非要追上另一个国家不可？我们应该是为了一个好理由、充分的理由才教授科学，而不是只因为其他国家也研究科学。”我谈到科学的应用、科学对于改进人类生活的贡献——我着实挖苦了他们一顿。
然后我说：“我这次演讲的主题，是要向各位证明，巴西根本没有在教科学！”
他们明显地激动起来了，全都在想：“什么？没有在教科学？这话太疯狂了！我们开了一大堆科学课呢！”
我告诉他们，刚到巴西时，令我最震惊的是，看到小学生在书店里购买物理书。这么多巴西小孩在学物理，全都比美国小孩更早起步，结果整个巴西却没有几个物理学家，这真是令人惊讶极了——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小孩那样的用功，结果却一点成效也没有！
我举例说，这好比一个深爱希腊文的希腊学者，他知道在他自己的国家里，小孩都不大爱念希腊文。但当他跑到别的国家，却发现那里的人都在研究希腊文，甚至小学生也在读，他高兴极了，但在一个主修希腊文学生的学位考试上，他问学生：“苏格拉底谈到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时，提出过什么主张？”——学生答不出来。然后学者又问：“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中跟柏拉图说过些什么？”
学生立刻眉飞色舞，以极优美的希腊文，一字不漏的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背出来。
可是，苏格拉底在第三次对话录里所说的，正是真理和美之间的关系呢！
这位希腊学者发现的是，那个国家的学生学习希腊文的方式，是首先学会字母的发音，然后是字的读法，再后来是一句及一段地学下去。他们可以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倒背如流，却完全不知道那些希腊字是有其意义的。对学生来说，一切都只不过是些很人工化的声音罢了。从来没有人把这些声音翻译成学生看得懂的东西。
我说：“当我看到你们教小孩‘科学’的方式时，我的感觉就跟那希腊学者一模一样。”（很够震撼是不是？）费曼挑战教科书我把他们的大一物理教科书举起来，“在这本书里，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实验结果，除了一个地方。那里谈的是球体从斜面上滚下来，书中说球体一秒钟移动多远，二秒、三秒钟又如何等等。但这些数字其实有‘误差’，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图，你会以为自己看的是实验结果，因为那些数字确实是比理论值大一点或少一点。课本甚至还讨论怎样修正实验误差——这倒是很好。问题在于，如果你根据这些数据来计算加速度常数，没错，你可以得出正确答案。可是假如你真的动手做这个实验的话，由于球体本身的惯性作用，除了滚动之外它还会转动，因此你会得到计算答案的5／7，因为有部分的能量消耗在转动上了。
所以，书中唯一的实验‘结果’，也一定是来自一个假实验。从头到尾就没有人弄一个球让它滚下来，而他们永远也不会写出那些数据来！”
“我还发现其他事情，”我继续说：“随便把书翻开，手指到哪一行便读那一行，我都可以更进一步说明我意指为何——证明书里包含的不是科学，而只是生吞活剥地背诵而已，整本书都是如此。事实上，甚至我现在就敢在各位面前，当场随便翻到书中任何一页，读给大家听，证明我的说法。”
我念道：“摩擦发光（Triboluminescence）：当晶体被撞击时所发的光……”我说：“在这样的句子里，是否就是科学呢？不！你只不过是用一些字说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一点都没提到大自然——没有提到撞击什么晶体时会发光，为什么会发光。各位有没有看到过任何学生回家试做个实验？我想，他没有办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做。”
“但如果你写：‘当你在黑暗里拿把钳子打在一块糖上，你会看到一丝蓝色光。其他晶体也有此效应，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现象被称为摩擦发光。’那么就会有人回家试着这样做，那就是一次与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经验。”
最后我说，实在看不出在这种一再重复下去的体制中，谁能受到任何教育。大家都努力考试，然后教下一代如何考试，大家什么都不懂。“不过，”我说：“我一定是搞错了。在我教的班里有两个学生表现很好，另外有一位我认识的物理学家也是在巴西受教育的。因此，看来虽然制度很烂，有些人还是有办法成功的。”
哈，当我讲完之后，负责科学教育的一位部长站起来说：“费曼先生刚刚说的全是些让我们坐立难安的事情，但看起来他是真心热爱科学，而且他的批评也很具诚意。
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听他的。来这里之前，我早已知道我们的教育体制有病；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患了癌！”——说完随后坐下。
那让其他人也获得了畅所欲言的自由，空气里顿时洋溢着兴奋的气氛、每个人都站起来提出建议。在演讲前学生早就组成一些委员会，把我的讲稿油印出来，他们也推动其他委员会做其他事情。
然后，发生了些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就是费曼先生提到的两个学生之一。
但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巴西的教育，我是在德国受教育的，我今年才刚到巴西。”
另外那个优秀的学生也说了些差不多的话。而我提到过的教授呢，居然也站起来说，“我是在巴西接受教育，但那是在战争期间。当时，幸好所有教授都没有留在学校，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自修学来的。严格说来，我也不是在巴西的制度之下受的教育。”
我完全没有预期会那样。我知道他们的体制很糟糕，但百分之百的糟糕——那真是惨不忍睹！
由于我的巴西之行受到美国政府某个计划的赞助，因此美国外交部要我就巴西经验写篇报告，我就把我的演讲内容写出来。后来透过一些渠道，知道外交部有些人的反应是：“这显示出，送这样天真的人去巴西是多么的危险。
这个笨蛋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根本不了解其中的问题。”
刚好相反！我觉得外交部这位仁兄才真够天真：就因为他看到大学里开了一大堆课、也有种种说明，就以为看到了真相！
语不惊人誓不休
在巴西时，我很辛苦地学习当地语言，讲授物理时也坚持用葡萄牙语，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不久，巴查教授邀请我去他家参加由他做东的聚会。在我到达之前，巴查告诉他的客人：“费曼这家伙学了点葡萄牙语便觉得自己很聪明，让我们修理修理他。史密斯大太（她是百分之百的白人）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让她用中国话来跟费曼打招呼好了。”
我呆呆地跑到巴查家，他介绍我和一大堆人见面：“费曼先生，这是某某先生。”
“很高兴能跟你会面，费曼先生。”
“这是史密斯太太。”
“费曼先生，您好！”她说，一边打躬作揖。
我是那么的意外，但很自然地觉得应该礼尚往来。于是我也很有礼貌地鞠躬，并且装出一副很有信心的样子说：“阿清，中——隆！”
“噢，我的上帝！”她惊呼起来，花容失色：“我早就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我用国语而他却会说广东话！”
费曼大闹赌城
有一段时期。每到暑假我就开车试图横渡美国，开到太平洋岸边，可是为了种种原因，我总是会流落到某个地方走不了——通常是号称赌城的拉斯维加斯。
我特别记得，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的时候，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跟现在一样，那时候的拉斯维加斯靠赌客来赚钱，旅馆的唯一问题是怎样吸引人来赌博。因此那里的表演和餐饮收费都很便宜，差不多是免费了。你不用预订房间或位子，你可以就那样走进去，找张空桌子坐下来欣赏表演。对于不爱赌钱的人来说，这实在太美妙了，因为我享受到一切的好处：房租便宜，食物几乎不用钱，表演当然好看；我也很喜欢那里的女孩子。
有一天我躺在旅馆的泳池畔，有个家伙走过来跟我聊天。忘了为什么，但他以为我是个打工讨生活的，而他认为，那样做太傻了。“你看我多悠哉游哉，”他说：“我都在游泳池旁闲逛，享受生活。”
“你怎么可以不用工作就能过活？”
“简单得很，我赌马。”
“我不懂赛马，但我想不通你怎么可以靠赌马过活？”
我说，满腹狐疑。
“当然可以，”他说：“我就是这样过的啦！这样吧，我教你怎样赌。我们一道去，我保证你会赢100美元。”
“你怎么保证？”
“我赌100美元你会赢，”他说，“因此如果你赢了，你一点损失也没有；如果你输，我就给你100块！”
我就想：“对啊！如果我赢了100美元，我就输他100美元，我什么也没损失，就当作是一种练习好了——这证明他的说法行得通。如果他输了呢，我就赢了100块了。
这真美妙呀！”
他带我去一个投注站，那里列出了马的名称以及全美各地的赛马常他介绍我认识一些人，这些人说：“他很了不起！我赢过100美元！”
慢慢地我明白到，原来我也要凑出一些钱来下注，便开始有点紧张。“我要赌多少钱？”我问。
“噢，三四百美元吧。”
我身上没那么多钱。而且，这令我担心起来了：万一我全输了呢？
他说，“你听我说，我教你下注，只收你50美元的顾问费，而且赢了才收钱。如果不灵呢，我会给你100块。”
我盘算：“哇！那么我稳赢了——不是50就是100块！
他怎么能那样做？”随即意识到，如果机率平均的话，你赢100块的机率对输400块的机率是4比1。因此每试5个人之中，有4次他们会赢得100块，他则拿到200元顾问费（同时指出他是多厉害）；第5次他要付100元；所以平均说来，他每付100块就拿回来200块！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能那样做了。
我们这种讨价还价的过程持续了好几天，他又发明了一些新方式，乍听之下好像很划得来，但当我仔细想一会儿之后，便明白了其中的巧妙。终于，他沮丧地说：“好了，这样吧，你给我50美元顾问费，如果你输了，我还你所有的钱。”
这样我要输也难了！于是我说：“好，就此说定吧。”
“好极了，”他说：“但可惜这个周末我要去旧金山一趟，你把结果寄给我好了。如果你输了你的400块，我也会把钱寄给你。”
他的第一套计划靠老老实实的数学赚钱。但现在他要出城去了，这一次，他能赚钱的唯一方法是不把钱寄来——当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因此，我始终没接受他的建议；但看他怎么操作这些赌法，倒是娱乐性十足。
喜欢表演女郎
在拉斯维加斯的另一乐趣，是认识表演女郎。在两场表演中间休息时，她们都待在酒吧里，我猜这是旅馆方面要求她们这样做，以招徕更多赌客的。我就是那样认识了好几位表演女郎，跟她们谈话，发现她们都是很好的人。
那些说“表演女郎？”的人，心中早已存有偏见！但在任何一个团体中，如果你仔细看看，就发现包含了各色人等。
例如，那里有一位是东岸某大学院长的女儿，她很有舞蹈的天分，也喜欢跳舞；暑假到了，跳舞工作也不好找，于是她便来赌城，成为舞团的一分子。大部分的表演女郎都很好、很友善，她们都很漂亮，而我很喜欢漂亮的女孩。
事实上，表演女郎是我这么喜欢拉斯维加斯的真正原因！
起先我有点胆怯：她们都那么漂亮、那么有名，我跟她们聊天时，讲话也会有点口吃。开始时很困难，但慢慢就比较好了，最后我信心愈来愈足够，什么人也不怕了。
我经常都难以解释地会碰上很多奇遇。这有点像钓鱼，你把线放出去之后，耐心等候，总会有鱼儿上钩。当我告诉别人我碰到过的冒险奇遇之后，他们会说：“噢，来吧——我们去遇遇看！”于是，我们就走到某家酒吧去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但待不了20分钟他们就失去耐性了，事实上，你平均要花上两天时间，才会碰到些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表演女郎聊天，然后，一个女孩就会介绍我认识另一个，不多久，有趣的事情就常常发生了。
我记得有个喜欢喝吉普森酒的女孩。她在弗朗明哥旅馆跳舞，后来我跟她蛮熟络的。每次我到赌城，我就先点了杯吉普森放在她的桌上，好让她知道我来了。
有一次我跑去坐她旁边，她却说：“今晚我跟另一个男人坐，他是从得州来的大凯子。”（我早已听说过这家伙了，每次他玩掷骰子时，大家都围过来看他赌。）他回到我们这一桌时，我那表演女郎朋友便介绍我跟他认识。
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昨晚我在这儿输了6万美元呢。”
我很了解该怎么反应。我转向他，摆出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说：“那代表了聪明呢？还是笨？”
那时我们在餐厅里吃着早餐，他说：“嘿，让我替你签帐，他们不会跟我收钱的，因为我在这里赌得太多了。”
“我的钱还够，不致于要别人替我付早餐，谢啦！”
每次他在炫耀、企图引起我的注意时，我就挫他锐气。他什么都试过了，他多有钱、在得州拥有多少油田，但没有一样灵光；因为我很了解这一套！结果我们在一起还蛮开心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酒吧间，他向我说：“看到坐在那边的女孩吗？她们是洛杉矶来的妓女。”
她们看来很优雅，别有一种格调。
他说：“我介绍你跟他们认识，随便你挑哪一个，我付钱。”
我并没很想认识她们，也知道他故意那样说，目的不过是要炫耀而已，便拒绝他。但我又想：“这很有意思！
这个家伙这么拼命要我注意他，甚至愿意替我‘买’这个。
要是有那么一天告诉别人这故事……”于是说：“好吧，替我介绍。”
我们走过去，他介绍我认识她们，我们就闲聊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过来问我们要喝什么，我只要了杯水，身旁的女孩问我：“我可以点香槟吗？”
“你要点什么都行，”我说，冷冷的，“因为是你付钱。”
“你是怎么了？”她说：“吝啬鬼还是什么的？”
“说对了。”
“真没有绅士风度！”她忿忿不平。
“你立刻看出来啦！”我说。多年前在新墨西哥州，我就学会不要当绅士。
很快，他们就反过来要请我喝酒了（差点忘了说，那位得州富豪一直没再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女孩说：“我们去艾环槽旅馆玩玩吧，也许那边比较热闹。”我们坐上她们的车。车子很漂亮，她们人也很好。路上她们问起我的名字。
“狄克·费曼。”
“你打哪儿来？狄克，在哪儿高就？”
“我从帕沙迪纳来，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
有个女孩说：“噢，有个什么科学家鲍林（LinusPauling）是不是也在那里？”
我到过拉斯维加斯很多次了，但从来没有碰过懂科学的人。我跟各式各样的生意人聊过，对他们而言，科学家完全不是人。“是呀！”我回答，诧异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叫乔兰或什么的——是个物理学家。”我简直不能置信。我跟一群妓女在一起，而她们知道这许多！
“对呀！他叫葛尔曼（Murray Gell-Mann）！你怎么晓得的？”
“你的照片在时代周刊上出现过。”没错，有一期他们把美国10个科学家的照片放了进去，我是其中之一，鲍林跟葛尔曼也在那里。
“你怎么记得我们的名字？”我问。
“是这样的，我们一张张照片地看过去，看看谁最年轻、最英俊！”（葛尔曼比我年轻。）到了艾环槽旅馆，她们继续玩这个其他人经常跟她们玩的游戏：“想不想赌钱？”他们问。我用她们的钱赌了几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她们说：“喂，我们看到了个‘活’的，要离开你了。”回去继续工作。
约翰大头的老婆
另一次，我坐在酒吧里，注意到两个女孩跟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在一起。后来他离去，她们就过来找我：比较漂亮和活泼的坐在我旁边，她那比较呆板的朋友潘美拉坐在我对面。
一切都很顺利。她很友善，不一会就挨过来，我也伸手搂着她。然后进来两个男人，坐在旁边的桌边。但女服务生还没过来招待，他们就走了。
“看到那两个人吗？”我的新朋友说。
“看到呀。”
“他们是我先生的朋友。”
“噢？怎么回事？”
“哦，我刚跟约翰某某大头结婚，”——那是个很有名的人——“我们吵了一架。我们来度蜜月，但约翰老在赌钱，完全没注意到我；我就自己出来玩，但他不停派人来查看我在做什么。”
她要我带她回他们住的旅馆，我们就坐上我的车。半路上我问她：“约翰怎么办？”
她说：“不用担心。只要留心一辆有两根天线的红色大车。看不到这辆车子的话，他就不在附近了。”
第二天晚上，我带着我那“吉普森女孩”和她一个朋友到银鞋子看午夜场表演。在其他地方表演的女孩都很喜欢到这里，当她们走进去时，主持人也会大声宣布她们的名字。于是我手挽着这两位可爱的舞蹈女郎进去，主持人说：“现在进来的是来自弗朗明哥的某某小姐及某某小姐！”
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到底是谁来了。我觉得威风极了，棒极了！
我们坐在吧台旁边，突然一阵骚动——服务生撤桌子，安全人员荷枪走进来。大家让道欢迎这位大名人——约翰大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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