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直走进来，坐在我旁边那一桌，同时他们有两个人要求跟我带来的女孩跳舞。他们去跳舞时，我自己坐在那里，约翰却走过来跟我坐。“好吗？”他说：“来赌城干嘛？”
我差不多确定他已发现我跟他太大的事。“随便逛逛……”（我也要充硬汉对不对？）“来这多久啦？”
“四五天吧。
“我认得你，”他说：“我在佛罗里达见过你吧？”
“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好几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他想怎么样。“我知道了，”他说，“一定是艾摩洛哥。”（艾摩洛哥是纽约的一家大夜总会，许多大阔客都去那里玩的，比方说理论物理学家之类，对不对？）“一定是那里了，”我说，心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进入正题。终于他凑过来说：“喂，她们跳完舞回来时，你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
原来如此！他根本不认识我！我给他介绍，但我那两位朋友说倦了，要回家。
自动当跟班
第二天下午，我在弗朗明哥看到约翰大头，他站在吧台前跟酒保聊天，谈摄影及照相机。我想他是个业余的——拿着一大堆闪光灯及照相机，但说的全是外行蠢话。不过我后来发现他不完全是个业余摄影家，而只是个买了些照相机的有钱人。
这时，我猜他完全不知道我曾经跟他太太厮混过，他只是为了我带着的女孩才跟我谈话，于是我又想玩个游戏了。我替自己创造了个角色：约翰大头的跟班。
“嗨，约翰，”我说，“我们来拍些照片吧，我帮你拿闪光灯。”
我把闪光灯放口袋里，我们便拍起照来。我把闪光灯递给他，建议他该怎么拍，把他哄得很开心。我们跑去“最后疆界”赌钱，他赢了不少。旅馆赌场方面当然不希望像他这样的大阔客离开、但我看得出来他想走了，问题是如何能光荣撤退。
“约翰，我们要走了。”我用一种很严肃的声音说。
“但我正在赢呢。”
“对，但今天下午我们跟他们约好了。”
“好吧，去拿车。”
“是，老大！”他把钥匙给我，告诉我车子的模样（我没让他晓得，这我早已知道）。
走到停车场，果不然，那里就停着这辆又肥又大、有两根天线的车子。我爬进车里，转动钥匙——却无法发动。
那是辆自动排档的车；当时那种车刚上市不久，我也不很懂怎么操作。再弄了一会儿，我无意中把按钮转到“停泊”的位置，车子发动了。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旅馆大门，下车走到里头，他还在赌。我说：“车子准备好了，老大！”
“我没空玩了。”他宣布，我们就走了。
他要我替他开车。“我想去艾环槽，”他说：“你认识那里的女孩吗？”
我确实跟那里的一个女孩很熟，便说“有呀”。到这时候我已有足够信心，相信他跟我玩这游戏的原因无非是想多认识几个女孩，于是我提起这个最敏感的话题：“那天晚上我碰到你太太……”“我太太？我太太不在赌城。”
我告诉他在酒吧里碰到的女孩。
“噢！我知道你在说谁了。我在洛杉矶碰到她和她朋友，带她们来拉斯维加斯。她们第一件事就是用我的电话跟远在得州的朋友谈了一个小时。我气死了，就把她们赶走！她到处跟别人说是我太太，呃？”终于真相大自了！
到了艾环槽，下一场表演要再过15分钟才开始，那里挤满人，一个座位也没有。约翰走到领班那里说：“我要一张桌子。”
“是，老大！几分钟就准备好。”
约翰给了他小费，跑去赌钱；我则跑到后台，女孩都在准备登台，我请他们找我朋友出来。她跑出来，我解释说约翰大头跟我一道来，他想在表演后找些人陪他。
“没问题，狄克，”她说：“我会带些朋友来，等一下见。”
我回去找约翰，他还在赌。“你先进去，”他说：“我等下就来。”
他们在最前面舞台旁边放了两张空桌子，而其余的每张桌子呢，都挤满了人。我就坐下来。表演开始之后，约翰才进来，这时那些女孩已经出场了，看到我独霸一张桌子。之前她们以为我只是个小教授，现在她们认定我是个大阔客。
约翰终于进来，不久其他人也跑来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约翰的“太太”、她的朋友潘美拉，还有两个男的！
我凑过去跟约翰说：“她在旁边桌子。”
“是呀。”
她看到我在约翰身边负责打点，便伸过头来问：“我能不能跟约翰谈谈？”
我一个字也没说，约翰也默不作声。
我等了一下，再凑过去跟约翰说：“她想跟你谈谈。”
他等了一下，“好吧。”他说。
我等得更久一些，再伸头过去跟她说：“约翰可以跟你谈啦。”
她坐在我们这边，开始对“小约翰”下工夫，挨在他身边。我看得出事情有了转机。
我很喜欢开玩笑，因此每当他们开始和好了，我就提醒约翰一些事情：“约翰，那次的电话……”“对了！”他说，“搞什么鬼嘛，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她说是潘美拉打的电话。
看来更有进展了，于是我指出，潘美拉是她带来的。
“对呀！”他说（这游戏好玩极了，玩了蛮久的）。
表演完毕后，艾环槽的表演女郎跑来跟我们坐，聊天，直到她们要进去准备下一场表演。然后约翰说：“离这里不远有家很好的小酒吧。我们去那里吧。”
终于累坏了
我开车送他去。进去酒吧以后他说：“看到那边的女人吗？她是个很好的律师。来吧，介绍你认识。”
他介绍我们认识之后，说要上洗手问，然后就一直没回来了。我想是他要跟“太太”重拾旧欢，觉得我在阻挠。
我说：“嗨！”点了杯饮料（还在玩那个蛮不在乎和没绅士风度的游戏）。
“知不知道，”她对我说，“我是拉斯维加斯比较出色的律师之一。”
“不，你才不是呢，”我冷冷地回答，“也许你白天是个律师，但你现在是什么？你只不过是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酒吧内流连厮混的人。”
她很喜欢我，我们去找地方跳舞。她跳的很好，我又很爱跳舞，我们玩得很愉快。
正跳得起劲，我的背却突然痛起来了，这发生得很突然，而且很痛。现在回想，当时我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睡，净跟这些疯狂的人和事周旋，终于累坏了。
她说她会带我到她家。而当我一躺在她的床上，就昏睡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床是那么漂亮，阳光普照；但她不见了，只有一个女仆。“先生，”她说，“你醒过来了吗？我已准备好做早餐了。”
“呃……”
“我送进来吧，你想吃什么？”把菜单念了一遍给我听。我点了早餐，躺在床上吃了——在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床上吃！我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或什么来历！
再问了女仆几个问题，她也对这神秘女郎一无所知；她才刚开始上第一天的班呢，她还以为我是房子的男主人，觉得我会问她问题才真稀奇。最后我穿好衣服离开，从此再没碰到过这位神秘的女人。
与职业赌徒论输赢
第一次到赌城，我就坐下来把所有机率算出来，发现掷骰子的机率是0．493之类。如果我赌一块钱，实际上我只要花1．4毛钱。于是我跟自己说：“为什么这么不想赌呢？花不了多少钱的！”
我开始下注——一下子我就连续输了5元——就那么1元、2元、3、4、5元。理论上我应该才输掉7分钱，但我已输了5元了！从此我也没再赌过钱了（就是说，如果要用我自己钱的话）。我真幸运，一开始就输钱。
还有一次，我在跟一位表演女郎吃午餐。那是个安静的下午，没有平常的嘈杂，她说：“看那边那个人，在草地上走的那个？他是‘希腊历克’，是个职业赌徒。”
我很清楚在赌城赢钱的机率有多大，便说：“他怎么可能靠赌维生？”
“我叫他过来。”
历克过来，她介绍我们认识。“玛丽琳说你是个职业赌徒。”
“没错。”
“我很想知道你怎么可能靠赌博维生，因为像骰子之类的机率才0．493。”
“你说的对，”他说：“让我解释给你听。我不赌骰子或什么的。我只赌那些对我有利的。”
“喝！它们什么时候对你有利过？”我不相信地问。
“其实这也很容易，”他说。“我就在赌桌旁闲逛，如果有人说：‘9点！一定是9点！’那人兴奋极了，他认定这是9点，而且正想下注。我早已计算出所有机率，于是我说：‘我跟你赌4元对你3元，这不是9点！’长期来说我会赢。我不直接下注在骰子上，但我跟其他赌客赌——他们都有偏见，迷信一些幸运数字。”
历克继续：“现在我已声名在外，就更好办了，因为很多人会来跟我赌。就算他们知道机会不怎么大，但只为了如果真的赢了希腊历克，就可以四处告诉别人。我是真的靠赌博维生，这种生活也好极了！”
希腊历克确是个很有学问的角色，他人很好。我谢谢他教了我这么多，现在我全都明白了。知道吗？我总喜欢弄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起，薪水太高了
我对康奈尔大学的许多科系都不怎么感兴趣。这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问题，而只不过我刚好对这些科系没兴趣而已。这包括了家政科学、哲学（这个系的家伙特别不正常），以及其他有文化的东西，像音乐等等。当然，康奈尔有很多我很喜欢往来的人，例如数学系的凯克（Kac）教授和弗勒（Feller）教授、化学系的卡尔文（Calvin）教授，以及动物系的大好人葛瑞芬（Griffin）博士——他就是发现蝙蝠乃是依靠回音自我导航的人。但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够多，其他的许多事物我又觉得不够水准，废话连篇。此外，绮色佳只是一个小镇。
这里的天气不是很好，有一天我开着车子，突然开始下起雪来，事前毫无征兆，我也没有心理准备，心里想：“噢，它不会怎么严重的，继续开车吧。”
但积雪愈来愈深，车子也开始偶尔滑行起来，我想：只好把轮胎绑上铁链。走到车外，把铁链放在雪上；天气真冷呀，全身都在哆嗦发抖了。把车子倒退压在链子上，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我们在那时候碰到的问题——你先得把里面的一个挂钩勾上。由于铁钩必须绑得很紧，因此挂钩很难勾得上去。然后你就要用快冻僵的手指把一个夹钳按下去。你人在轮胎旁的外侧，但挂钩在轮胎的内侧，因此一切都很难控制。它一直滑掉，天气又冷，雪又一直下，你拼命想把这夹钳按下，手痛得不得了，但那鬼东西还是下不来。我记得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了——这太疯狂了——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地方，那里的人是不用担心这种问题的。
我想起以前曾经应巴查教授之邀，到加州理工学院访问过两次；巴查以前也在康奈尔教书。他很聪明，对我的性格也了若指掌。他说：“费曼，我这里多一辆车，借给你。另外这是到好莱坞及日落区的地图，好好享受吧。”
于是我每晚开着他的车子到日落区——去那里的夜总会及酒吧凑热闹。我从拉斯维加斯学会喜欢这些事物——漂亮女孩、大赌徒等等。巴查实在很清楚如何令我对加州理工学院产生兴趣！
两堆草中的驴子
你一定听过那只驴子的故事。驴子站在两堆干草的正中央，不知道该往哪一堆走去，因为两边的草都一样多。
唉，那不算什么了。康奈尔跟加州理工竟相提出优厚待遇：每当我觉得加州理工实在比较好，决定要离开的时候，康奈尔却会提出更优厚的条件；而当我想留在康奈尔时，加州理工的人又会提出些什么。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只驴子站在两堆草中央，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一旦它开始走向某堆草，另外一堆立刻增多。
让我作成最后决定的，是我的教授休假年。那时我想再度去巴西访问，这次要去10个月，而我在康奈尔又刚巧已到了可以休假一年的时候。我不愿丧失这个权利，于是我制造了个理由来做决定。我写信给巴查，告诉他我的决定。
巴查回信：“我们会立刻聘请你，而且你可以用你的第一年作为休假年。”他们就是那副德性：无论我的决定如何，他们总有办法把我的决定搞砸。因此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年，事实上是在巴西过的。到了第二年，我才在加州理工正式教书。这是整件事情的始末。
自从1951年起，我就待在加州理工学院，而且一直都很快乐。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这里是再适合也没有了。
那里有很多顶尖的人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兴趣；我也很喜欢跟他们聊，因此我一直都觉得很惬意。
但当我到了加州理工还没多久，有一天我们受到烟雾的侵袭。那时的烟雾比现在要厉害多了——双眼被薰得刺痛万分。我站在角落里，眼泪直流，心里便想：“这太疯狂了！这是绝对的神经病！在康奈尔的时候还好好的。我要离开这里！”
于是我打电话到康奈尔，问他们我还可不可能回去。
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们立刻着手安排，明天打电话给你。”
不再改变主意
第二天，我碰到了极大的运气，让我作出决定——也许上帝在帮我忙做决定。我正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有个家伙跑到我面前说：“嘿，费曼！你有没有听到最新发生的大事？巴德（Walter Baade）发现星球原来有两种不同类型！我们以往计算星系和我们的距离时，原来都只是以一种造父变星为基准。但现在发现还有另一种，因此宇宙的年龄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老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我很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地球好像比宇宙还要老。根据估计，地球年龄为46亿年，但宇宙的年龄只有20、30亿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而这个发现把谜团解开了：重新计算之后，证明宇宙年龄比以前想象中的要老。但重点是，当时我立刻知道了这项新发现——那家伙匆匆跑过来把第一手的消息告诉了我。
还没穿过校园，回到我的办公室，另一个家伙又走过来了。这是梅索森，他主修生物、副修物理，我曾经是他博士论文口试的委员之一。他建造了第一部“密度梯度离心机”，用来分离及测量分子的密度。他对我说：“看看我刚得到的实验数据！”
他证明了当一个细菌制造出一个新细菌时，它会把一个完整的分子传给那个新细菌；这个分子就是DNA了。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什么东西都在分裂、分裂。因此大家原先也以为细菌会分裂，一半成为新细菌。但那是不可能的：包含着遗传信息的那个最小分子，不可能一分为二；它必须复制自己，把复制品给新细菌，给自己留一份。梅索森证实这个想法了，他用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先让细菌在重氮中生长，然后再让它们在普通的氮气里生长。实验进行期间，他用他的密度梯度离心机测量分子的重量。
在第一代的新细菌中，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刚好是介于用重氮制造出来的分子，以及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之间。如果所有分子——包括染色体分子一都一分为二的话，这个结果是合理的。但在接下来的很多代细菌中，如果还是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染色体分子的重量应该是重分子和轻分子两者之差的1/4、1／8及1／16等等，然而实验结果却显示分子的重量只有两组。一组的重量跟新的第一代相同（介于较重的和较轻的分子之间），另外一组则较轻——刚好就是用普通氮气制造出来的分子重量。因此，尽管每过一代，较重分子所占比例会减少一半，但它们可没减重量，这个实验结果令人兴奋极了，这是个很重要、对基础研究影响重大的发现。
我一边走进办公室，一边意识到这里才是我想待下来的地方。在这儿，科学界的各路人马都会告诉我他们的研究成果，真是令人兴奋。这才是我想要的，真的！
因此，稍后当康奈尔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差不多全安排好的时候，我说：“对不起，我又改变主意了。”但是我已决定，我以后都不用再决定什么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可以让我再改变主意了。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要不要到这个地方，你的母亲又会怎样等等。你担心、做决定，但又发生了其他的事情。事实上，比较容易的作法是什么都不管，就那样决定。不用管那么多——再没什么能使你改变主意了。我还在麻省理工当学生时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经验。我每次在餐厅里都拿不定主意要吃哪种饭后甜点，烦死了，于是我决定从此以后都只挑巧克力冰淇淋，而不再为此烦心——那个问题便就此解决了。总之，我也就那样决定，从此待在加州理工学院。
拒绝高薪诱惑
不过，还是有人尝试过要改变我留在加州理工的念头。
那时费米刚过世不久，芝加哥大学的人在物色替代费米的人眩他们派了两个人来我家拜访——当时我对他们的动机一无所知。而他们开始谈论各种我应该去芝加哥的好理由：我可以做这做那，那里有许多优秀人才，我有机会做很多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他们待遇问题，而他们拼命暗示，只要我问的话，他们就会告诉我。终于，他们还是问我想不想知道薪水有多少。“唉，不！”我说，“我已经决定待在加州理工。我的太太玛丽露就在隔壁，如果她听到薪水有那么高时，我们又会吵起来。而且，我早已决定了不再做决定了。我要永远留在这里。”我不让他们告诉我芝加哥打算给我的薪资。
过了大约一个月，在一个学术会议上，马歇尔（LeonaMarshall）跑来跟我说：“奇怪你没有接受芝加哥的职位。
我们觉得很失望，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拒绝这么优厚的待遇。”
“那很容易”，我说：“因为我从头到尾没让他们告诉我待遇如何。”
一星期后，我收到马歇尔的一封信。把信打开，第一句话说：“他们提出的待遇是——”十分庞大的一笔数字，大概是三四倍于我原来的薪水，很惊人呢！信中继续说：“在你读下去之前，我就让你知道待遇是多少。也许现在你会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告诉我这个空缺还在，而我们都很希望你能来加入我们。”
我写了封信给他们说：“知道了薪水的数目之后，我已决定必须要拒绝了。我必须拒绝这么高的薪水，原因是如果我真的拿那种高薪，我就可以实现一切从前想做的事了——找一个很漂亮的情妇，替她找个公寓，买漂亮东西给她……用你们给我的薪水，我真的可以那样做，但我也知道我会变成怎么样。我会开始担心她在做些什么，等我回家时又会争吵不休，这些烦恼会使我很不舒服、很不快乐。我再没法好好做物理，结果会一团糟！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都是对我有害无益的，我只好决定，我没法接受你们的邀请了。”
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
桃太郎，我投降！
在巴西那年，快到年终的时候，我接到惠勒教授的信。
他说日本即将举行一个理论物理的国际会议，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战前日本出过几位大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1907～1981）、朝永振一郎（1906～1979）以及仁科芳雄（1890～1951）等。但是，这个会议的举行，才是战后日本重新恢复生命力的第一个迹象；我们都觉得应该参加，以帮助他们向前迈进。
惠勒在信中说，如果我们能先学一点日文会更好，他还附了一本军中使用的片语读本。我找到一个日本妇人为我矫正发音，自己也练习用筷子挟起纸屑，并且读了很多谈日本的书。当时对我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的国度，我想，能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国家是件很有趣的事，因此我非常用功。
抵达日本时，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东京一家由名建筑师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旅馆。这是一家仿欧式的旅馆，他们的欧洲风格彻底到连服务生都穿着全套的西方制服。感觉上，我们不像身处日本，简直就是到了欧洲或美国。带我们到房间的服务生走来走去，把百叶窗拉上拉下，等我们给小费——处处都是美国作风！
我们的东道主什么都安排好了。第一天晚上，我们在旅馆顶楼用餐，招呼我们的，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菜单上写的还是英文。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学了一些日本话，所以晚餐快结束时，我跟女服务生说：“コ——ヒ——を持てきて下さぃ。”她鞠了个躬，然后出去了。
我的朋友马夏克叠声地问：“什么？什么？”
“我在说日本话”，我说。
“噢，你这骗子！你在乱开玩笑，费曼。”
“你什么意思？”我一本正经。
“好吧！你刚才在说什么？”他说。
“我请她给我们咖啡。”
马夏克不相信。“我和你打赌，”他说：“如果她端咖啡进来……”女服务生端着咖啡出现，马夏克输了。
原来，我是唯一学了点日文的人，连要我们学日文的惠勒教授自己都没花工夫学，我简直受不了。我读过一些关于日本旅馆的资料，日本式的旅馆应该和我们住的这家大不相同！
日本文化真奇怪
第二天早上，我请那个为我们安排行程的日本人到我房间来。我说：“我想住到一家日本式的旅馆里。”
“费曼教授，这恐怕是不可能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日本人都很客气，但也非常固执；你必须不断地下工夫。所以我决定要像他们一般顽固，而且一样的客气。这是一场心战，我们反反复复磨了半小时。
“为什么你要改住日式旅馆呢？”
“因为在这家旅馆里，并不能感觉到自己身在日本。”
“日式旅馆不好，你要睡在地板上。”
“我就是想这样，我要尝尝看那究竟是什么滋味。”
“而且那里没有椅子，要你直接坐在桌子前面的地板上。”
“没关系，这样很好，我就是要找这样的地方。”
最后，他才坦承：“假如你住另外一家旅馆，巴士要绕道接你去开会。”
“不！不！”我说：“早上我会自己来这家旅馆搭车。”
“好吧，好吧，这样就没问题。”结果就那么简单，只不过要花半个小时才能谈到真正的问题。
他正要走到电话旁，打电话给另一家旅馆，却又突然想起什么停下来。事情又触礁了。我又花了十五分钟才搞懂，这次问题出在邮件，万一会场有什么函件要传过来呢？
他们早已在这家旅馆作好妥善的信件寄送安排了！
“没关系，”我说，“早上我来搭巴士的时候，会先到旅馆看看有没有我的信。”
“好吧，那就没问题。”他打了电话，我们终于上路去日式旅馆。
一到旅馆，我就知道还是值得：那家旅馆真可爱，在它的大门前有个让你脱鞋子的地方，然后有个穿传统和服的女孩，脚上穿着拖鞋出来，拿起你的行李。你得跟着她行经走廊上铺着席子的地板，穿过纸门，只听得她“漆—漆—漆”地踩着碎步。一切都太美好了！
走进我的房间之后，为我安排事情的日本人整个趴在地板上，鼻子贴着地板，女服务生也跪下来鼻子贴到地板上。我觉得手足无措，我也该把鼻子贴到地板上吗？
原来他们是在彼此问候，他为我表示接受这个房间。
这真是个很棒的房间。今天大家都对日式房间的标准配备很熟悉，但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经验。墙壁上一小块凹下去的地方，挂了一幅画；花瓶里雅致地插着柳枝，地板上摆了一张桌子，旁边放了椅垫；房间的一头还有两扇纸门，推开后直接面向花园。
招呼我的女服务生是个中年妇人。她帮我脱掉外套，给我一件和服——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简单袍子，让我在旅馆里穿。
我推开门欣赏花园的可爱，然后坐在桌子前做点事。
十几二十分钟后，好像有什么映入我的眼帘。我抬头往花园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年轻日本女人，穿着很可爱的衣服，坐在玄关上。
我读了很多关于日本风俗的资料，晓得为什么她被派来我的房间。我想：“这可能很有趣！”
她会讲一点英文。“你喜欢逛花园吗？”她问。
我穿上鞋子，披上和服就走出去。她勾着我的手臂，指点花园的景色给我看。
后来我发现，原来只因为她懂一点英文，旅馆经理觉得我大概会喜欢她带我去逛逛花园，就这么简单而已。当然，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东西文化交流时，很容易发生误会。
让自己日本化
过了一会儿，女服务生进来，说了几句日本话——跟洗澡有关。我知道日本式洗澡很有趣，我很想试试看，所以我说：“好！”
书上说日本式洗澡很复杂，他们在浴池里放很多水，从外面加热。大家不能把肥皂放进洗澡水里，把水弄脏——这样下一个人就没办法洗了。
我走到盥洗室，浴池就在那边。虽然中间有门而且紧闭，但我听得出来隔壁有人在洗澡。突然门打开了，正在洗澡的那个人出来看看是谁闯进来。“教授！”他用英文对我说：“其他人在洗澡的时候，你这样走进盥洗室是个很糟糕的错误！”居然是汤川教授！
他告诉我，毫无疑问，女服务生是问我要不要洗澡；要的话，她会先为我准备妥当，并且在浴室空出来时通知我。当我犯下这么严重的社交错误时，我实在很庆幸对方是汤川教授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日本旅馆很宜人，有其他人来探访我时，服务尤其周到。有人来到我的房间时，我们就坐在地板上谈话。
不到５分钟，女服务生就端着茶盘进来，上面除了茶，还有糖果，就好像在家里招待客人一样。在美国，如果有人到旅馆房间来拜访你，没人会理你，你得打电话叫人来服务。在这里用餐也与众不同。你吃饭的时候，端食物进来的女孩会一直陪在旁边，所以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进餐；尽管我没办法跟这女孩深入交谈，不过没关系。食物也很特别，例如汤是用一个有盖的小碗盛着，打开盖子以后，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点点绿葱浮在美味的汤上，真是精彩。
对日本人来说，食物的外观也很重要。
我决定尽可能过日式的生活，但这却意味着我得吃很多鱼。从小我就不喜欢吃鱼，但是我发现，在日本不吃鱼实在太孩子气了，我在那里吃了很多鱼，而且乐此不疲。
（等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卖鱼的地方，但是太可怕了——就像从前一样，我没法忍受。后来我找出原因：原来鱼必须要非常非常新鲜，否则就会带有一些令我讨厌的怪味。）有一次，我在日式旅馆吃饭，他们端来一杯黄色的液体，里面装着一个又圆又硬、蛋黄大小的东西。一直到那时为止，我什么都吃，但是这个东西把我吓坏了，它看起来盘盘结结，像脑子一样。我问女服务生那是什么，她回答：“枯里（kuri）。”这对我没多大帮助，我猜那大概是章鱼卵或其他类似的东西。我心里毛毛的把它吃了下去，因为我想要尽可能日本化（30年来，我一直记得“枯里”这个词，好像是什么攸关性命的东西一样）。
第二天，我在会场问一个日本人“枯里”到底是什么。
我告诉他，我觉得很难下咽。
“那是栗子。”他回答。
我做错了什么？
我学会的日本话，许多时候还真的发挥了极大作用。
有一次，巴士迟迟不启程，有个家伙说：“嗨，费曼！你懂日文，叫他们快点开动！”
我就说：“はゃく、はゃく、ぃきましょぅ、ぃきましょぅ！”意思是“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我立刻发现，我的日本话大概不是平常用语。我是从军队的片语读本中学会这些话，而它们一定十分粗鲁；因为旅馆里的人都像老鼠般慌张地跑开，嘴里说：“是！是！”
而车子也立刻开走了。
在日本的会议一共分为两部分，一半在东京，另一半在京都。在前往京都途中，我告诉我的朋友派斯（AbrahamPais）关于日式旅馆的事，他也想试试。我们住在一家名叫“都城”的旅馆，那里有日式也有美式房间，派斯就和我共住一个日式房间。
第二天早上，负责照料我们房间的年轻女服务生为我们准备好洗澡水，洗澡盆就在房间里。过了一会儿，她端着早餐进来，我这时衣服还未穿好。她转向我，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早安）。”
派斯正好从浴室出来，身上一丝不挂而且滴着水。她转向派斯，同样泰然自若的说：“ぉはょぅござぃます。”
然后把早餐盘子放下。
派斯看着我说：“天哪，我们太不文明了。”
在美国，女服务生来送早餐的时候，如果看到男房客一丝不挂站在那里，保管会有尖叫和麻烦。但在日本，他们完全习以为常。我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比我们先进而且文明。
在这段期间，我在研究液态氦的理论，而且发现可以利用量子动力学的定律来解释“超流动性”（superfluidity）现象。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将在京都会议中发表我的研究及发现。
发表报告之前的那个晚上，在餐会中坐我旁边的恰好是翁萨格（Lars Onsager）教授。他是固态物理和液态氦问题的泰斗，也是那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学者。
“费曼，”他以沙哑的声音说：“听人家说，你自认已经了解液态氦了。”
“呃，是的……”
“哼！”那便是他整个晚上跟我说过唯一的一段话，内容实在不怎么令人鼓舞。
第二天我发表报告，说明我所知道的液态氦理论。末尾，我抱怨我对液态氦仍然有些弄不懂的地方：到底液态氦的相转换——从某一相转换到另一相——是属于第一级（first order）（例如当固体熔解或液体沸腾时的情形，其时温度不变）还是第二级（例如在磁铁中看到的某些现象，其中温度不停变动）的现象？
翁萨格教授站起来，以他冷冷的声音说：“费曼教授在我们这个领域还只是个新手，我想他需要一点指导。有些事情他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教教他。”
我心想：“天哪！我做错了什么啦？”
翁萨格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从来没有人能从基本理论开始，研究出任何相转换的数量级。因此，如果他的理论不能让他正确计算出数量级，也并不代表他还未充分了解液态氦的其他层面。”原来他要说的只是恭维的好话呢！但是他刚开始讲话的语气，让我以为这次会被修理得很惨！
树大招风
不到一天，我在房间就接到《时代周刊》打来的电话，打电话的人说：“我们对你的研究很有兴趣，你能不能寄一份报告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时代周刊》，觉得兴奋极了。我很为自己的研究感到骄傲，研究成果在会议上也颇受肯定，因此我说：“当然可以！”
“很好。请把它寄到我们在东京的办事处。”他把地址给我，我觉得太棒了。
我把地址复述了一遍，那人说：“没错。很谢谢你，派斯先生。”
“噢，不！”我震惊地说：“我不是派斯，你要找的是派斯吗？对不起，他回来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要跟他谈。”
几小时后派斯回来了：“嘿，派斯！派斯！”我兴奋地说：“《时代周刊》打电话来！他们希望你寄一份你刚发表的报告过去。”
“噢！”他说：“出风头准没什么好事！”
我十分震惊。
往后，我慢慢发现派斯说得很对；但在当时，我觉得如果自己名字能出现在《时代周刊》上的话，实在很棒。
愉快的日本之行
那是我第一次到日本。我很想再回去，我告诉他们，只要有大学想要我，我都肯去。因此日本人就安排了一连串的地点，让我到每个地方待上几天。
这时候，我已经和玛丽露结了婚，而不管到哪里，我们都受到很好的招待。有个地方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套舞蹈仪式，通常他们只为大的团体表演。在另一个地方，所有的学生都跑到船上来见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连市长都亲自来与我们会面。
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我们住在树林里一个朴素的小屋里，那是天皇到这里住的地方。那地方很可爱，周围环绕着树林，有一种清幽之美。天皇会来这种地方小住，表示他对于大自然的感情，要比我们这些西方人强烈多了。
在每个地方，研究物理的人都会告诉我，他们正在做些什么研究，我再跟他们讨论。他们会告诉我，他们正在研究的大方向，然后就开始写下一堆方程式。
“等一下，”我说，“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例子？”
“当然有。”
“很好，那么就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的作风：除非我脑袋里能出现一个具体的例子，然后根据这个特例来演算下去，否则我无法理解他们说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一开始时会觉得我反应有点慢，不了解问题所在，因为我问一大堆笨问题，像“阴极是正的还是负的？阴离子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但是过了一会儿，当那些家伙写下一大堆方程式，停下来解释一些东西时，我会说：“等一下！这里有个错误！
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那家伙瞪着他的方程式，果然，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错误，然后开始搞不懂这个开始时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的家伙，怎么有办法在这堆杂乱无章的方程式中找出错误？
他以为我是一步步地跟着他演算，其实不然。我脑中想的，是他正在分析的理论中某个特定、实际的例子，而根据过去经验和直觉，我很清楚这例子的特性。所以当方程式应该会如何如何，我知道那是一步错误的推论，于是跳起来说：“等一下！那里有个错误！”
所以，在日本时，除非他们给我一个实际的例子，我没有办法了解或者讨论他们的研究工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提不出这样的例子。提得出来的例子往往极为薄弱，用其他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由于我总是要求别人给我实际例子，而不是要他们写数学方程式，所以有一份在科学家之间流传的油印刊物（这是他们在战后设计出来的一种简单有效的传播信息方式），用“费曼的轰炸及我们的回应”的标题，来总结我在日本各地的访问。
到过若干大学访问之后，我在京都的汤川研究院待了好几个月。我真喜欢在那里工作，一切都那么美好：早上你去上班，把鞋子脱掉，想喝茶的时候，就会有人过来奉上一杯茶。真是令人愉快！
向日文投降
在京都的时候，我拼命学日文，比以前下了更多苦功，后来进步到可以搭出租车到处跑、办事情。那段期间，我跟一个日本人学日文，每天一个小时。
有一天，他正在教我“看”这个字的日文。“好，”他说，“如果你想说‘我可以看看你的花园吗？’你应该怎么说？”我用刚刚学会的字造了一个句子。
“不对，不对！”他说：“当你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花园？’，你用的是第一个‘看’，可是当你想看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必须用另外那个‘看’字，比较有礼。”
基本上，第一种说法的含意是“你想不想瞄一下我的烂花园？”可是当你想看别人的花园时，你得说些类似“我能否参观你那漂亮的花园？”这样的话。因你必须用两种不同的字眼。
然后他又出了另一道题目：“你到庙里去，想看看那里的花园……”我造了一个句子，这次我用的是有礼貌的“看”字。
“不对，不对！”他说：“寺庙里的花园更加、更加的优雅。所以你说话的语气应该好像‘我能把目光放在你那典雅无比的花园上吗？’”同样的一项概念，却要用三四种不同的字眼来表达，只因为当我做这件事时，就很糟糕，但当做的人是你的时候，就很典雅。
我学日文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讨论专业上的东西，所以我打算看看同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会发生在科学家身上。
第二天我在研究院里问我的日本同事：“‘我解了狄拉克方程式’的日文要怎么说？”
他们教我说。
“好。现在我要说：‘请你解狄拉克方程式好吗？’我要怎么说？”
“那样嘛，你得用不同的‘解’字。”他们说。
“为什么？”我抗议：“不管是我解方程式，还是你解方程式，我们做的是同样的鬼东西！”
“是，没错，但要用不同的字——这比较有礼貌。”
我投降了。我觉得日文不是我这种人学的，于是从此停止学日文。
不要太相信专家
５０年代初期，我们的问题是：找出能解释贝塔衰变（beta decay）的正确理论。这牵涉到两种粒子，一种名叫“涛粒子”（以希腊字母τ代表），另一种叫“非他粒子”（以θ代表）。它们的质量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一种会蜕变为两个“派粒子”（pion）：另一种则蜕变为３个派粒子。其实它们并不只是质量差不多，而且寿命也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巧合。于是大家都很关心这问题。
在我参加的一个会议上，有人报告说，从回旋加速器生产出来的涛和非他，即使在不同角度测量或是粒子的能量不同时，它们的产量比例始终不变：总是多少个涛对多少个非他。
当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它有时蜕变为两个派粒子，有时蜕变为３个。但没有人会赞同这个想法的，因为物理学里有个定律叫“宇称规则”——那是建立在“所有的物理定律，其镜中影像都是对称的”的假定上。因此，任何东西要不就蜕变成两个派粒子，要不就蜕变成３个。
那时候，我还有点搞不清楚情况，我总是有点落后。
其他人好像都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我感觉我追不上。会议期间，我跟布洛克（Martin Block）住同一房间，他是个实验物理学家。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你们干嘛那么死守着宇称规则？也许涛粒子和非他粒子根本是一而二、二而一。假如宇称规则错了会怎样？”
我想了一下说：“这就等于说，宇宙定律会分为左旋（left hand）或右旋（right hand）两种，也可以用某些物理现象来定义右旋了。我也不觉得那会有多可怕，虽然那一定有些什么不良后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明天不问问那些专家？”
他说：“不，他们不会听我的，你来问。”
不敢面对问题
于是第二天开会时，当我们谈到涛－非他大谜团时，奥本海默说：“我们应该听些新一点、怪一点的意见。”
我便站起来说：“我是替布洛克问这个问题的：如果宇称规则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之后葛尔曼经常笑我，说我当时没胆量用自己的名义问问题。但事实上那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当时我就感觉到那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想法，谁提出这个问题，往后很可能会名留青史。
李政道站起来，回答了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而按例我又是不太听得懂。会议快结束时，布洛克问我李政道说了些什么，我说不知道，但就我所知，这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不认为可能性会很高，但我觉得那是有可能的。
拉姆西（Norman Ramsey）问我他应不应该做个实验，寻找宇称不守恒的例子。我说：“最佳回答是，我跟你赌50比1，你什么也找不到。”
他说：“那对我而言，机会已经够高了。”但他始终没有进行那个实验。
总之，后来吴健雄以实验证明了宇称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而这替贝塔衰变理论带来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也启发了一大堆其他实验。有些证明了从核子出来的电子，有一部分飞向左边、一部分飞向右边；更有其他形形式式的实验，全都是跟宇称有关的有趣发现。然而数据是那么的混乱，根本没有人能够把东西拼凑在一起。
期间在罗彻斯特举行了一个会议——一年一度的罗彻斯特研讨会（Rochester Conference）。我还是事事落于人后，而李政道已在发表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他和杨振宁作出宇称并不守恒的结论，现在他正提出解释这现象的理论。
会议期间，我住在我位于西瑞桥斯（Syracuse）的妹妹家。我把论文带回家跟她说：“我搞不懂李政道和杨振宁说的东西，这全都那么复杂！”
“不，”她说，“你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无法弄懂它，而是你没有发明它。你没有用你的方法，从听到线索开始做起，把它推演出来。你应该做的是想象自己重新在当学生，把这篇论文带到楼上去，逐字逐句地读，检查每一条方程式。然后你就什么都弄懂了。”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把那东西从头看到尾，发现它真的很明显简单。我只是一直害怕去读它，总觉得它太深奥。
“我全部明白了”
这篇论文提醒了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些研究，那是跟左右不对称方程式有关的。现在再来看李政道的方程式，我发觉他的答案比较简单：所有东西都是左旋耦合的。就电子及渺粒子（muon）来说，我的推论预测跟李政道的一样，除了我把某些加减号颠倒过来而已。当时我没想到：其实李政道只不过讨论了最简单的渺粒子耦合例子，并没有证明所有渺粒子都向右旋；但按照我的理论，所有渺粒子会自动右旋。因此，事实上我的推论比他的更上一层楼了。
我的加减号跟他用的颠倒，但我没意识到我其他部分全都弄对。
我又做了几项预测，全是些还没有人想到过用实验验证的情况。可是当我考虑中子和质子，进行计算时，我的结论无法跟当时已知的中子与质子数据互相印证。这部分有点儿麻烦，不好弄。
第二天回到会场，有个叫凯斯（Ken Case）的大好人，把他发表论文的时间分了５分钟给我，让我报告这些新想法。我说我相信一切都是左旋耦合，又说电子和渺粒子的正负号用反了，此外我还在努力解决中子的相关问题。有些实验物理学家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预测的问题。会议之后那个暑假，我就去了巴西了。
再回到美国之后，我立刻想知道贝塔衰变的研究进展得如何了。我跑到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但她不在，另一位女士给我看了一些数据，却没有帮助。在我的模型中，电子在贝塔衰变中应该都是左旋的，可是实验显示有时出现右旋的情况。全都对不起来。
回到加州理工，我问那些做实验的，贝塔衰变情况到底如何了。还记得詹森（Hans Jensen）、维普斯塔拉（Aaldert Wapstra）以及贝汉姆（Felix Boehm）三人请我坐下来，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其他人的实验结果以及他们得到的数据。由于我很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用心的程度，因此我比较看重他们的数据。他们的实验结果还蛮一致的，但加上其他实验室的结果，就变得乱七八糟了。
最后，他们把一切数据都交给我说：“目前情况是那么的混乱，甚至一些已定论多年的理论都被怀疑了，像中子的贝塔衰变是否仍是Ｓ和Ｔ。一切都乱七八糟。葛尔曼说那可能是Ｖ和Ａ。”
我从小板凳上跳起来：“那么我全——部——都明白了！”
他们以为我在开玩笑。但我在罗彻斯特会议碰到的困难，正是在中子与质子蜕变时，除了好像应该是Ｖ和Ａ而不是Ｓ和Ｔ之外，其余一切理论都吻合了。因此，现在我的理论完备无瑕了！
迎头赶上
当天晚上，我就用这个理论把一切都计算出来。首先我算出了渺粒子和中子的蜕变速度。如果理论正确，这两项数字之间应该出现某种关联。我的结果跟应有的答案相差9％。那已很接近了，只9％。好像应该更接近的，但9％已够接近了。
我继续检查其他的一些计算，全都符合，再计算新的东西，也符合。我兴奋极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一次，我知道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自然定律。
（当然那不全对，可是后来才发现葛尔曼、苏打山以及马夏克等人也推演出同样的理论，并没有破坏我的乐趣。）在这之前我做过的工作，全都不过是把别人的理论拿来，改进其中一些计算技巧；或者是利用什么方程式，例如把薛定愕方程式（Schrodinger Equation）用在氦现象上面。那里牵涉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你有这方程式及现象，它们如何运作？
我想到狄拉克（Paul Dirac），他也一度单独“拥有”他的方程式——用以说明电子现象的方程式。而现在我也拥有这个新的贝塔衰变的方程式。它没有狄拉克方程式那么耀眼，但它也很不错。这是我唯一一次发现了新定律。
我打电话给在纽约的妹妹，谢谢她建议我坐下来好好地读通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论文。经过了一段不安和觉得事事落于人后的日子，现在我终于觉得已经加入大家的行列了；我也有新发现了，全由于她的建议。很感谢她，我重新回到物理之路上了。我告诉了她一切，除了那９％的差别。
我十分兴奋，不停地计算，而事情就如流水行云般顺利：一切都自动吻合，毫不牵强。到这时候，我已开始忘记那９％的事情了，因为其他一切都那么顺利。
要物理不要朋友
我坐在厨房内窗旁的小桌那里，一直工作到深夜。愈来愈晚了——大约凌晨两三点。我努力计算，得到很多相互吻合的结果。我在思考、我在专心，外面很黑、很静……突然窗口上“搭搭搭搭”地响起来。我一看，那里有一张白白的脸，离我只有几英寸，我惊吓之下便大叫起来！
原来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她很生气，因为我度假回来却没有立刻打电话给她。我让她进来，尽可能解释我正在忙，我刚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理论。我说：“请到外面去，让我把它完成。”
她说：“不，我不想打扰到你。我去客厅坐好了。”
我说：“好吧，但这不容易。”
她没有真的坐在客厅。最好的说法是她蹲在角落把手盘起来。不来“打扰”我。她的目的当然是要打扰我！而她成功了。我很生气，我受不了了。我必须继续计算下去，我在进行一些很重大的发现，精神亢奋；而起码在这个时刻，那比这位女士还重要。我忘记后来怎样让她离开了，总之并不容易。
再工作一些时候，真的很晚了，觉得肚子非常饿。我走到街上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小餐厅。以前我经常都这样深夜去吃东西的。
曾经有很多次我被警察拦下来，因为我会边走边想，然后停下来——有时想得连走路都没法走。你得停下来澄清一些事；有时也会伸双手，自言自语地说：“这跟这的距离是这样，然后这会那样……”警察看到了便走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你在干嘛？”
“噢！我在想东西。对不起，我住这里，经常去这餐厅……”后来他们都知道我是谁，也不再拦我了。
走到餐厅，一边吃东西，一边还是忍不住兴奋地告诉那里的一位女士，我刚有了一项大发现。她却开始说，她是一个消防员或什么的妻子，很寂寞——但我没兴趣。有时候人生就是如此地相互交错。
兴奋的一刻
第二天我跑去找维普斯塔拉等人，告诉他们：“我已全弄出来了，一切都符合无误。”
克利斯蒂也在那里，他说：“你用的是什么贝塔衰变常数？”
“某某书里的多少多少。”
“但那已不对了。最近的实验显示那数字有７％的误差。”
我想起那９％了。我好像在预言什么一样：我在家里用这理论计算，它说中子衰变有９％的差别，第二天却有人告诉我，我引用的贝塔衰变常数有７％的差别。但重要的是，改变将会是从９％变成１６％呢（那就不好了），还是从９％变成很理想的２％？
就在那时，妹妹从纽约打电话来：“那９％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发现出现了新数据……７％……”“往那边改？”
“我还在问，我再打电话给你吧。”
我兴奋到无法思考，好像在赶搭班机一样，根本不知道晚了多少。你实在赶不上了，突然旁边有人说：“现在是日光节约时间呢！”对，但究竟是往前拨一小时还是往后拨一小时呢？在太激动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
克利斯蒂走进他的房间，我走进另一个房间。我们都必须静静地想一想：这往这边改变，那往那边改变——这并不太困难，真的，只是很令人兴奋。
克利斯蒂出来了，我也从房间走出来，我们都同意：相差将会是２％——在准许的实验误差之内。毕竟如果他们才刚把常数修改了７％，那２％极可能就是误差。我打电话给我妹妹：“２％。”理论正确。
（为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其实相差只有１％。
后来卡比布（Nicola Cabibbo）把这点澄清。因此那２％也不全是实验误差。）葛尔曼综合了我们的想法，写成一篇论文。这理论还蛮可爱的，它不困难，却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但就像前面说过，当时有很多很乱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还会宣称，哪些实验有错误。
最好的例子，是特勒第（Valentine Telegdi）的实验了。他测量了中子蜕变时从不同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我们的理论预测，这些数目全都一样，但他却发现从某个方向出来的电子数比其他的多了１１％。特勒第是个极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也很小心仔细。有一次，当他在某个地方做演讲时，他提到我们的理论说：“做理论的人的毛病是，他们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实验上！”
特勒第也写信给我们，语气虽然不完全是责备，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我们的理论是错的。信末他说：“这F－G（指Feynman－Gell-Mann）理论是完全不F－G（指fit-good，吻合的意思）。”
葛尔曼说：“我们该怎么办？你也知道特勒第是个很优秀的实验物理学家。”
我说：“我们等。”
两天之后，特勒第又写了封信来，他完全改变立场了。
从我们的理论里，他发现：他忽略了实验中，从中子朝各方向反弹的质子并不一致；他假设那在任何方向都一样。
他把我们理论所推测的修正值取代他原先在用的数据，结果完全改观，实验和理论完全吻合。
我知道特勒第很优秀，和他争论是很吃力的。但那时候，我已深信他的实验数据出了问题，而他自己会把它找出来——当然他比我更懂得找这错误了，因此我说我们不要尝试找出问题，只要耐心等候便可。
不轻信专家
我跑去告诉巴查教授，告诉他我们的成功。他说：“是的，你们提出了中子——质子耦合是Ｖ而不是Ｔ，而以前大家都以为是Ｔ。到底是哪一个实验说是Ｔ呢？你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以前的实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我跑去把最先说那应该是Ｔ的论文找出来一看，立刻大吃一惊，我记得以前看过那篇论文（那时《物理评论》还不很厚，我每篇文章都读），而当我再看这篇论文，看到那些图表时我想：“那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图表中的曲线取决于数据范围最边边的一两个数据点——通常这些点都比较不可靠。而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篇论文时，就曾经想到过这一点！
当我开始思考贝塔衰变这问题时，我读了许多由“专家”写的报告，全都说那是Ｔ。我从来没有看看最初的数据，我只是像中了毒般去读其他的论文。如果我是个真正优秀的物理学家，在罗彻斯特想到这问题时，我就立刻会看看“到底Ｔ的说法有多可靠？”——那才是明智之举。
我会立刻看出，我早已注意到那个图表有问题。
从那时起，我再也不理会由“专家”做出来的结果。
我总是自己动手计算每一步骤。当大家说夸克理论很不错时，我找了两位博士——瑞夫道（Finn Ravndal）及奇斯林格（Mark Kislinger），跟我一起检查所有的理论，以确定它给的结果能跟实验结果吻合，以及它确实是个重要的好理论。我再也没有犯相信专家意见的毛病了。当然，你只能活一次，于是你犯该犯的错误，学习什么不该做，你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就是不要签
有一次，附近市立大学教科学的老师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学校演讲，酬劳是50美元。我告诉他，我担心的不是钱：“你说是‘市立’大学，对不对？”
“不错。”
我想到以往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往往需要应付一大堆例行文书程序，便笑起来，说：“我很乐意做演讲，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故意卖个关子，再继续说下去——“就是我最多只会签13次名字，而且那还包括兑支票时签的一次！”
他也笑起来了：“13次！没问题。”
开始进行了。首先我要签署一份文件，说我确实忠于政府，否则就不能在市立大学里面演讲，而且我要签两次。
接下来，我要签一份愿意放弃什么权利之类的东西——记不清楚了，是给市政府的。不多久，签名的数目就开始增加。
此外我又要签一份文件，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教授。
当然，由于这是市政府的事，他们要确保主事者不会偷偷地找自己妻子或朋友来演讲，甚至根本拿了钱不请人来演讲。他们要保证很多事情，签名次数便一直增加了。
起先笑起来的那位老师也紧张起来，但最后刚刚好，我刚好签了12次，剩下一次可以用来签支票；于是我就到他们学校履行诺言。
签了13次
几天之后，那位老师把支票带来给我，但他额角冒着汗；因为除非我先签一张表格证明我真的做了演讲，否则他就不能把支票给我。
我说：“如果我签了这张表格，我就没法兑现支票了。
你也在场，演讲你也听了，为什么你不能签？”
“先生，”他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太无聊了？”
“不。我们一开头就讲好这样安排的。那时我们没想过真的会到13次，但当时我们双方同意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到底。”
他说：“我已经很努力，问过很多人了，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但他们都告诉我没办法，你不签这表格就没法拿到支票。”
“无所谓，”我说：“我只签了12次名，演讲也讲了，我可以不要那笔钱。”
“但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我们讲好的，不要担心。”
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他们不能不给你那笔钱！款项已编列出来，他们非把钱给你不可！”
“好吧，如果非这样不可，就让他们把钱给我吧。”
“但你要在表格上签名。”
“我不签那表格！”
他们全被卡死了。在他们系统里，像这样的一笔钱——该付给这个人却因为他不肯签名而无法付——简直无法处理！
最后，事情终于摆平了。过程拖了很久，也很复杂。
总之，我用我的第13次签名把支票兑现了。
会议在哪里？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出远门时我总会很大意，记不得邀请我的人的地址、电话，甚至任何跟东道主有关的事情。
每次我都以为会有人来接我，或者同行的人很清楚我们要往何处去。不过事情也往往会化险为夷。
1957年间，我去北卡罗莱纳大学参加一个讨论重力的研讨会。我的责任是以另一门物理专家的身份来讨论重力物理。
由于我无法参加第一天的会议，因此当我从飞机场走出来时，已经是会议的第二天了。我走到叫出租车的地方，跟那人说：“我要到北卡大学。”
“你说的是哪一所，”他说：“在瑞阿里的北卡州立大学呢，还是在教堂山的北卡大学？”
不用说，我完全搞不清楚。“它们在哪里？”我问，心想这所跟那所的位置应该很接近。
“一家在北方，另一家朝南走，路程都差不多远。”
我身上没带任何资料可让我弄清楚究竟是哪一所，而周围也没有像我那样晚了一天才赴会的人。
我灵机一动。“听着，”我跟出租车站的人说，“会议是昨天开始的，所以昨天一定有很多人路过这里去参加研讨会。让我形容一下这些人，看你有没有印象：他们多半有点迷迷糊糊的，边走边谈，不大理会自己究竟往哪个方向走，谈话内容都是‘几——苗——鸟，几——苗——鸟’的。”（注：“几——苗——鸟”为Ｇμν的音译。
μ、ν是希腊字母，而Ｇμν则是重力物理里一个常用符号。）他整张脸都亮起来了，说：“你要去的是教堂山！”
他挥手招来出租车，“带这位先生去北卡教堂山分校。”
“谢谢！”我说，顺利地抵达会议所在地。
如果科学就是艺术
有一次，我在宴会中表演桑巴鼓。我愈打愈起劲，有个家伙特别受到鼓声的感染，走进浴室，脱掉上衣，把刮胡膏挤满在胸前，弄成一幅很滑稽的图案，又把樱桃挂在耳朵上，跑出来狂舞。当然，我立刻和这疯子成为好朋友了。他叫左赐恩（Jirayr Zorthian），是个艺术家。
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科学。我会说：“艺术家是迷失的一群，他们没有任何实在的对象！他们曾经以宗教为对象，但是现在他们失去了宗教，一无所有。他们不了解眼前的科技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懂得真实世界之美——亦即科学世界之美——所以在内心深处，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可画。”
而左赐恩则会回答说，艺术家不需要具体的实物，他们满是各种可以用艺术表达的感情；而且艺术可以是非常抽象的，更何况当科学家把自然分解成数学方程式时，他们同时也摧毁了自然之美。
拜师学画
有一次我到左赐恩家为他庆祝生日，我们又开始了类似的愚蠢辩论，一直辩到凌晨３点。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听着，我们所以争论不休，却毫无结论，是因为你对科学一窍不通，而我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所以，以后星期天我们轮流上阵，我教你科学，你给我上艺术课。”
“好，”他说，“我教你素描。”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在中学的时候，我唯一会画的图就只有沙漠里的金字塔，因为金字塔的构图主要是由直线组成，偶尔我会试试加上棕榈树和太阳。我是丝毫没有艺术天分的。坐在我旁边的家伙呢，和我一样差劲，每次老师让我们自由发挥的时候，他都会画两团扁扁的、椭圆形的东西，好像两个轮胎叠在一起，然后有一根树干从上面伸出来，顶上是个绿色的三角形——这就叫做一棵树。所以，我跟左赐恩打赌，他一定没办法教我画画。
“当然你得用功学！”他说。
我答应一定会用功，但是还是打赌他没办法教会我。
其实我很想学会画画，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很想表达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之美的感受，这感受很难形容清楚，因为那是一种情感，这很类似一个人对宗教的感觉。在宗教里，有个上帝在主宰着宇宙万物；只要想到世间外形迥异、各行其是的万物却都被“幕后”同样的组织体、同样的物理定律所管辖，你会觉得这世界一定有种运行的通则。
这是种对大自然数字之美的感情，对于她内在运作方式之妙的赞叹；了解到我们所见的种种现象，都是源自原子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更有感于大自然的美妙和奇幻。这是一种敬畏的感觉——对科学的敬畏。我觉得，透过绘画，我可以和有同感的人沟通这份情感，也许在刹那间，就能提醒他去感受宇宙的荣耀。
事实上，左赐恩是个很好的老师。他叫我先回家随便画点什么。我试着画了一只鞋，又画了插在花瓶里的一朵花，但都画得一塌胡涂。
我们再碰面时，我给他看我的习作。“噢，看！”他说，“你看，在后方这里，花瓶的线条没有碰到叶片。”
其实我的本意是要让这条线一直画到叶片的位置。“很好，这是一种表现景深的手法，很聪明呢。”
“还有，你没有把所有的线条都画得一样粗细（这也不是我刻意营造的），也很好。假如一张画上所有线条都一样粗细，看起来会很呆板。”课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每次我以为是错误的地方，他却用一种正面的看法教会我其他的东西。他从来不说我错，也不让我难堪。所以我不断尝试，渐渐有一点点进步，但是我从不满足。
为了有更多练习作画的机会，我还参加国际函授学院的课程。我得承认他们的课还真不赖。一开头，他们先要我画三角锥和圆柱体，练习加上阴影等，课程涵盖了好几种绘画的领域：素描、蜡笔画、水彩画、油画等，课程快结束时，我的兴致却逐渐冷却下来。我画了幅油画，但是一直没寄去给他们。学校不停写信给我，鼓励我继续学下去，他们真的很不错。
另一方面，我不断练习素描，对素描的兴趣愈来愈浓厚。假如我在会议上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比方有一次，心理学家罗杰斯（Carl Rogers）到我们学校来，跟我们讨论加州理工学院是不是应该设立心理系，我就开始画其他在场的人物。我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练习画画。所以，我跟左赐恩上课时，确实是很用功的。
可是，左赐恩却没有学到多少物理，他太容易分心了。
我试着教他电磁学，但当我一提“电力”，他就告诉我他有个马达坏掉了，问我怎样才能把它修好。我想让他实际看看电磁铁怎么发生作用，便造了个小线圈，然后把一根钉子悬在半空中，一通电，钉子就自动荡进线圈中。他居然说：“噢！这就跟做爱一样嘛！”我只好死了心，物理课就此结束。
于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争论：到底是他教得比我好呢，还是因为我是个比较优秀的学生。
我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教一个艺术家了解我对大自然的感受，以便他能描绘出这种感觉。现在我得加倍努力学画，让自己来画出心中的感觉。这是个很具野心的尝试，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过别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开始学画画不久，有位我认识的女士看了我的习作，说：“你应该到帕沙迪纳美术馆看看。他们开了素描班，有模特儿——裸体模特儿——让学生画。”
“不行，”我说，“我画得还不够好，我会觉得很尴尬。”
“你画得够好了，你应该看看有些人画的那副模样！”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到美术馆去。第一堂课，他们只告诉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白报纸以及各种铅笔和炭笔。第二堂课，模特儿来了，摆了十分钟的姿势。
我开始作模特儿的素描，但是一条腿还没画好，十分钟就已经到了。我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已经画好整幅图画，连她背后的阴影也画了。我明白我太不自量力了。但是慢慢地，模特儿终于在课堂上摆足半小时的姿势了。我很努力地、费了好大的劲，终于画好她整个身体的轮廓。这次还算有点希望，所以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把画盖起来，不敢让别人看。
我们要互相观摩其他人画的画，我这才发现他们真的能画：不只画了模特儿，还把所有细节和阴影都画出来，包括她坐的椅子及上面放的一本小书、讲台等等，巨细靡遗！他们每个人的炭笔都“沙！沙！”的，就什么都画好了。我觉得我没什么指望。
我走回去，打算把我的画盖起来。我的画上只有稀稀疏疏的几条线挤在白报纸的左上角，因为之前我都只在笔记本大小的纸上画画，有点成为习惯了。但这时恰好有几个班上同学站在我的画旁边看，其中有个人说：“噢，看看这幅画，每一笔都恰到好处！”
我不知道他话中确实的意义，但是我深受鼓舞，下一堂课才敢继续上。另一方面，左赐恩不停地告诉我，把画布填得太满的画不是什么佳作。他的任务是，教我不要担心其他人怎么画，他说其他人也不见得有多高明。
不逼你往特定方向走
我注意到老师话并不多，他告诉我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画在纸上显得太小了。他反而鼓励我们尝试各种新的画画方式。这让我想到我们教物理的方式：我们有太多的技巧，太多的数学方程式，所以当教授的不停地告诉学生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做。但绘画老师却很害怕告诉你任何事情。如果你的线条画得太重，老师不能说：“你的线条太重了。”因为有些艺术家正是以厚重的线条画出伟大的杰作。绘画老师不愿意逼迫你往特定的方向走，所以他们碰到的沟通问题是，怎么让学生慢慢领悟出绘画的技巧，而不是单靠传授；但物理教师却老在传授解物理习题的技巧，而不是从物理的精神层面来启发学生。
他们总是不断叫我画画时，要更放松一点。但是，我觉得叫一个刚学开车的人放松驾驶盘，是不大说得通的，也不可能成功。只有当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小心地把事情做好时，才有可能开始放松。所以，我很反对这种不停的叫人放松的说法。
他们还发明了一种让我们放松的练习，就是画画时不看画纸——目光绝不要从模特儿身上移开，手则在画纸上描绘出线条，却不要低头看自己画成什么样子。
有位同学说：“我没办法不看，我只好作弊，我打赌班上每个人都作弊。”
“我没有作弊！”我说。
“噢，胡说！”他们说。
我做完我的练习，他们都过来看看我画了些什么。他们发现我真的没有作弊：我的笔尖从一开始就断了，因此画纸上除了秃笔的印痕外，什么都没有。
当我终于削好铅笔之后，我又试了一次，我发现我的画别有一股力量，有点滑稽，有点像毕加索的特色，我很喜欢。我很满意这幅画的原因是，我知道以这种方式不可能画得多好，所以这幅画画得差一点也不足为奇。其实所谓“放松”，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本来我以为放松的意思是“乱画一通”，其实放松真的就是放轻松，不要担心会画成什么样子。
我在绘画班有很大的进步，感觉也很不错。一向以来，课堂上的模特儿都是属于粗线条、没什么身材的那种，不过画起来也蛮有趣的。但是到了最后一堂课，来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身材的比例恰到好处。而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我还是不懂得怎么画画：我根本画不出任何近似这个漂亮女孩的形貌！画其他模特儿时，画得大一点或小一点都没什么差别，反正他们的身材都不怎么样。但当你要画一个外貌、身材都这么匀称的女孩时，你骗不了自己——每一笔都必须恰到好处才行！
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听到有个很能画的家伙问她，愿不愿意充当私人模特儿，她答应了。“好极了，但我还没有工作室，我得先解决这问题。”他说。
他的画画得实在好，我觉得我可以跟他学到很多；而且我估量绝不再有机会画这样一个漂亮的模特儿，所以我说：“我家楼下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充当工作室。”
他们两人都同意了。我拿了一些那家伙画的画给左赐恩看，他吓了一跳，“画得没有多好嘛！”他说。他解释不好的原因给我听，但我一直没真正听懂。
在美术馆流连忘返
学画画前，我对于看画从来都兴趣缺乏，对艺术品不怎么会欣赏；只除了一两次，像有次在日本的一家美术馆，看到一幅褐色的纸上画着竹子。对我来说，这幅画的美就在于画家几笔挥毫下，竹子就浑然天成，我可以在真实与假象之间流连忘返。
上完绘画课以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意大利参加科学会议，顺便到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参观。我一大早就到那儿，第一个买到票，门一开就跑上楼去。因此，我得以在别人都还没有进来以前，趁着这短短的空档，在寂静肃穆中，独享大教堂的难得乐趣。
很快地，游客全涌进来，人潮闹哄哄地到处流窜，说着不同的语言，指指点点。我四处逛，抬头看了一下天花板，然后稍稍往下看，看到几幅很大的裱框的画。我想：“哗！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些画！”
不幸，我把旅游指南遗留在旅馆了，但是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这些画没有什么名气了，因为这些都画得不够好。”接着我看到另一幅画，心想：“哇！这幅画得倒很好。”再看另外一些画。“这幅很好，那幅也不错，可是那幅很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画，但我觉得除了其中两幅之外，其余的都很不错。
走进一间叫拉斐尔（Sala de Raphael）的展览室，发现同样的现象。我作结论：“拉斐尔的作品水准很不稳定，并不是每次都成功，有时画得很好，有时却画出一堆垃圾。”
回到旅馆以后，我翻阅旅游指南，在有关西斯廷教堂这部分上写着：“在米开朗基罗的画作下方，有十四幅由波蒂些尼（Bottiecelli）、波路芝奴（Perugino）的画，”他们都是伟大的画家；“另外两幅则是由不著名的某某及某某所画。”我兴奋莫名，虽然我说不出这些画的名称和作者，我却能够分辨出哪些是佳作，哪些不是！科学家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因此当艺术家说：“这幅画是杰作”，或“这幅画很差”，而没法解释理由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怀疑他们的说法。我拿画给左赐恩看的时候，情形正是如此。但是，现在我也可以分辨得出来了。
拉斐尔的秘密呢？原来在于那里的画，只有少数真正出自这位大师的手笔，其余都是他学生的作品。而我喜欢的几幅，正好都是拉斐尔的作品。我对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信心大增。
后来，我那绘画班的同学和漂亮模特儿来过我家几次，我努力描画，并跟我的同学学习。练习了好几次之后，我终于画了一幅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画——是模特儿的人头像——我为这初次的成功兴奋不已。
卖画的乐趣
我终于有足够自信以后，便开口问老朋友德米屈亚迪斯（Steve Demitriades），可不可以请他美丽的妻子充当我的模特儿，我会以这幅画像回报他。他笑起来了：“如果她肯浪费时间为你摆姿势，我没什么意见，哈哈！”
我很努力地画这幅画，而当他看到这幅画时，他反过来完全站在我这边了：“画得真好！”他赞叹，“你能不能找个摄影师把它拍下来，多弄几份？我想寄回希腊去给我妈妈看！”他母亲还没见过这个媳妇。这真是令我非常振奋，因为我已进步到有人想要我的画的地步了。
另外也发生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有一次，加州理工学院有人办了个画展，我也提供了两幅素描和一幅油画。他说：“我们应该替这个画订个价码。”
我想：“别傻了！我不想卖掉这些画。”
“这样画展会更有趣。假如你不会舍不得这些画的话，就订个价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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