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艾贝维里的情况在5 月29日却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在那里，第57步兵师经过了一连串的强行军之后，接替了第2 装甲师的防务，该师在过去是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当该师到达不久之后，敌人在强大的英军装甲兵力支援之下，发动了一个攻击，德军的阵地有数处被突破，不仅死伤惨重，而且事后发现还有被俘者。我自己驱车赶往艾贝维里，恰好遇着一营德军，可能是误解了命令，已经撤出了他们的阵地，现在正在通过该镇向后方背进。我立即命令他们转回原阵地，于是该师也就开始控制住了情况。
因为克鲁格将军实际上已经授权我们，于必要时可以撤出这两个桥头阵地，所以当我们再度要求，想从艾贝维里的两侧渡过索姆河，用钳形的攻击击退敌军时，当然又受到了他的拒绝。这是可以证明在最高层的人，是希望避免冒任何最少量的危险，必须等到在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已经完全结束之后，才再来对于敌人现在正在构成中的新正面，作“有秩序”的攻击部署。
不用说，敌人同时也利用这一段时间，调集自己的预备队，并从卡里格南(Crignan)地区中的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为止，建立一条新的正面线。在奥塞河与马斯河之间，由于希特勒早已自动放弃主动权，所以使敌人能在埃纳河建立他的正面。
现在在索姆河以南保持主动权的一切企图也都已经放弃了。
向卢瓦尔河的突击前进
在西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中，命运支配着我，使我几乎完全是居于旁观者的地位上。但在第二阶段中，却至少使我有获得一次充任大部队指挥官的经验。 我们虽一再企图说服上级，允许我们在敌人组成一条完整防线之前抢先渡过索姆河，但却毫无结果。现在在六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计划中的攻击，那是第四集团军预定要在6 月5 日发动的。 在艾贝维里两侧的地区，现在由第2 军接管，军长为布罗克多夫伯爵(Gen.Count Brockdorff)。在该军与第38军之间，又夹着预定在艾里(Ailly)插入的第15装甲军，军长为霍斯将军(Gen. Hoth) 。亚眠桥头阵地，包括第九装甲师在内，仍由第14装甲军接管( 军长温特夏将军) ，同时并改由另外一个集团军指挥。所以第38军负责的仅为皮克格尼(Picquigny) 两侧各三十英里的地区。在第一线上它共有两个师，右面为苏台德(Sudeten) 的第46步兵师，师长为哈斯少将(Maj-Gen. V. Hase)，左面为希萃本的第27步兵师，师长为布格曼中将(Lt-Gen. Bergmann)。伐里亚的第6 步兵师，师长为比格里本少将(Maj-Gen Biegeleben)，则留充预备队。
等到领先的两个师已经渡河之后，才用来完成突破的任务。
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高地是逐渐向索姆河的河岸上趋于平缓，而且也无森林可供有效的掩蔽，反之在南岸，地形却变得险陡起来，足以使敌人对于我方的跃出阵地，获得充分的观察机会。不过河谷的实际宽度仅为几百码，由于在水边有许多厚密的植物，足以掩蔽着双方的前线。在南岸，仍在河谷之内，有几个村落，较著名的为布莱里(Breilly) 、艾里和皮克克尼，敌人似乎都已经用重兵加以据守。像多数的法国村落一样，它们的巨型的房屋和坚厚的墙壁，足以为任何防御者提供优良的据点。在敌人防区的后方，直到南岸陡坡后面的高地上为止，又还有许多的村落和一些相当大型的森林，可以被敌人用来当作抵抗中心或掩蔽他的炮兵。 我这个军面对着两个法国师——一个是黑人的殖民地师，另一个为阿尔萨斯的第13师。情报指明敌人的炮兵在数量上决不比我方弱，甚至于可能更强。根据地形和兵力的比例来判断，我认为只有利用奇袭，我们的攻击才有最大的成功希望。所以我们的炮兵奉命保持着完全的沉默，直到突击已经开始发动时，才准射击。于是以后才用最大的火力，猛射南岸和河谷中的村落，以求消灭敌军对于我军实际渡河时的一切抵抗。 我方两个师的步兵都已在攻击的前夜，进入了河边丛林之中，并携带着一切渡河的工具。他们的任务为在拂晓时，用奇袭的方式渡过索姆河，并绕过那些村落前进。 六月五日拂晓时，我军沿着全线渡河，使敌人受到了完全的奇袭，顺利成功了。
不过在山坡上和村落中，敌人却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抵抗。 敌人的战斗颇为英勇，黑人具有一种嗜杀的天性，而且也轻视生命，阿尔萨斯人也是以勇敢善战著称，在第一次大战中他们曾经为德国提供了许多的优良战士。
在这次战斗中把这些德国青年当作敌人看待，实在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以后当我与俘虏们谈话时，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曾经在德国防军中或海军中服过役，并且引以为荣。我也还记得在第3 近卫步兵团中服役时，曾亲自训练过阿尔萨斯部队，其中多数是极优秀的军人。 我的军部指挥所设在一个距离前线很近的小丛林中，从那里监视着攻击的发动。
当我们对于渡河的大致成功已经很满意后，我就坐上了我的车前进。现在争夺控制高地和河边村落的战斗已经开始。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惊异，就是敌方的炮兵是相当的不活跃，与我们所已经证实的炮兵连个数简直不成比例。很明显法军的炮兵还是具有太多的马奇诺心理。他们的射击很难适应环境，其集中火力的速度完全赶不上运动战所要求的标准。此外，他们的前进观察技术的发展程度也赶不上我们，其在这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也不能与我方观察营的素质相提并论。而且1918年的胜利也使他们过分的自满，而不再求进步。无论如何对于我们而言，却是一个愉快的奇袭，因为敌人的炮兵效力还比不上在第一次大战中静态条件之下所遭遇到的。 虽然我自己的渡河行动相当冒险，因为刚刚建好的便桥还是位于敌方炮兵的射程之内。尽管如此，我还是平安的渡过，一直达到第27师的第63步兵团的位置。该团正由其卓越的团长，格莱勒上校(Col. Greiner)领导，已经攻占了对面的高地——不过损失却很重大。最使我感到敬佩的是一些伤兵的英勇，他们必须留在死地上等候车辆，在这个最初阶段中无法将他们后送。以后我又回到索姆河，经过另一个渡口，前往该师的第40步兵团方向，它构成了本军的左翼。它在纽里(Neuilly) 森林的前面被钉住了，这个森林大部分是属于第14装甲军的邻近地区，而且还在敌人坚守之中。在这里，我担心也已经受到了相当巨大的损失，因为在其后方的艾里村仍在敌人的手中，使该团位于敌火下。尽管如此，控制着河谷的高地已经被攻占了。
在右方，第46步兵师已经顺利渡河，现在正占领着对面的高地。所以对于第一天的战果应该感到满意，尽管河边村落的争夺战一直打到深夜才停止。 至于在本军的两侧，第15装甲军已经渡过了索姆河，但却好久不能前进，因为敌军还在坚守着一个叫作艾莱尼斯(Arraines)的大型村落，阻塞了装甲车辆所必不可少的道路。 左面的第14装甲师，在一个准备性的炮击后，才从亚眠的桥头阵地中出击，因为受到了敌方雷阵的阻碍，也似乎已经滞留不进了。因此，它奉命向南进攻，结果使我们在以后的前进，就再也没有与它接触了。 6 月5 日的攻击使我们在索姆河的南岸，已经获得这样大的空间，所以在夜间就可以把第一批炮兵送过河去了。不过，敌人是否已经认输，还是会退后一步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那却是很难断定的。在这种情况之中，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却完全缺乏情报。关于敌人的位置与意图，已经掩上了一层不能确定的疑云——这也是战争中经常存在着的因素。在这种时机中，若是过分的匆忙，即足以引起严重的挫败；反之若是延误了几个小时，则又足以让敌人建立一个新正面，而使我们在下一个回合中受到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野战指挥官的态度若是坐候正确情报的来到，再采取行动，那么也就很少有希望获得战神的恩赐。所以在6 月6 日的清晨，我就赶往第46师的指挥所，此时它已经移到了该河的南岸。因为经过了一天的苦战，我发现每个人都还熟睡着。我向他们指明立即开始追击的必要，因为该师似乎已经不再与敌人有直接的接触了。我与师部人员一同前往该师的前进地区，发现第42团正在等候命令，尽管其正面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我命令他们立即前进。接着我去视察本军的右翼的一个团。虽然事实上它已经准备前进，但却还正在想等候炮兵对于其前方的柯西(Coisy) 村落和附近高地森林的攻击效力显示之后，再开始行动。当我感觉到这个村落、高地和森林都可能已经没有敌人占领时，于是就命令该团团长立即采取宽广正面前进，但却应把兵力分为疏开良好的小群。假使这些地点仍在敌人据守之中，则他们就一定会自动暴露出来，于是做好准备的炮兵，就可以立即将其击毁。而且当该团若照我所命令的方式前进，则不必害怕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位团长对于我的情况研判似乎明显表示怀疑，所以我自己坐上我的指挥车领先前进。当我们进入柯西村时，发现道路为一个栅栏所阻塞着，但却无人防守。从村落的里面还可以听到偶然的枪声。很明显是散兵游勇们所发射的。经过了简短的观察之后，我们就把车子开入村内，发现敌人的确已经撤退，此外高地和附近森林的前边也是一样的。
获得这些情报之后，我又驶返该团，告诉他们现在前进，并暗示他们今后应自己进行侦察的工作。虽然一位军长不应该亲自去担负巡逻搜索的任务，不过我却觉得在此种环境中有以身作则的必要，尤其是战斗部队对我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我却深信追击的效力，主要赖于指挥官的主动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副官，希维德勒中尉(Lt. V. Schwerdtner)和年轻的驾驶员，拉吉尔中士(Sergeant Nagel)，对于这次意想不到的侦察旅行非常欣赏。 下午我又去视察第27师的两个团攻击赛斯蒙特(Saisemont) 村。我偶然在最前线上与一位连长谈话。当他把情况向我报告了以后，就要求我把大地图展开，把总体情况解释给他听。等到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之后，我才返回军部，还带了一个伤兵一同回来，他对于我的情况讲解也同样极感兴趣。很侥幸，这个回程却很短，因为我的指挥所在此时已经移到了前线附近的一个小森林中。 6 月7 日，已经在前一天渡河的第6 师也在本军的极右端投入了战斗。这些顽强的威斯特伐利亚人，一向都是极优秀的斗士，表现出可佩的精神。当我在下午去视察该师时，发现潘克斯(Poix)地区的险陡洼地( 对于敌人是极有用的掩护)早已被攻占。潘克斯小镇也已落入我们的手中，这个团正在忙于攻击这个地区远端的一个村落。虽然如此，潘克斯和其附近的道路却仍在敌方远程炮兵的威胁之下，情形相当的不愉快。有一位弹药车的驾驶兵发现他自己为炮火所阻止时，就赶紧躲在车底下，却忘记车上面装的是炮弹！这是使大家感到精神略为轻松的一件笑话。 那天下午我去视察第46师的一个团，它被钉在潘克斯地区的前方。不过到了黄昏时，与重兵器和炮兵取得了必要的连络之后，它又继续前进了。 第27师本来是战斗的主力，现在可以改调为第二线，因为追击毫无疑问已在顺利进行。该师在本军左侧面的位置，改用刚拨来的第1 骑兵师接替。 6 月8 日仍继续追击，仍由威斯特伐利亚部队决定其步调。第46师报告发现了敌军一百辆坦克的集中地，于是俯冲轰炸机立即奉命向其攻击。可惜的是该师并未利用这个机会把坦克俘获。他们都逃走了，若是采取迅速行动则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7 、8 两日的战斗经过使军部获得了一个印象，认为这些顽强的敌人现在所能做到的，就只不过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抵抗而已。但还可以假定他还会尽量收集兵力，使其安全的退过塞纳河的下游。到了那里，若是可能获得预备队的协助，则又将企图再行挺身而斗了。所以就本军而言，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迅速冲过塞纳河，而不让敌人有时间或机会重组一道防线。所以虽然在6 月8 日的夜间，本军距离塞纳河岸还大约有45英里，但是我却命令领先各师，在明天一天之内，要把它们的摩托化矛头，不仅推进到河岸上，而且还要实际上渡过该河。步兵的主力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应尽可能用其最高速度跟进，预定他们在6 月9 日也能达到塞纳河。第6 师的目标为李斯安德里斯(Les Andeleys)的渡口，第46师的目标则为费尔仑(Vernon)的渡口。 这些部队在过去4 天里，一直是且战且进，从未停息，所以这对于他们实在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官对于他的部下必须作最严格的要求，这样才能使他的部队在以后免于更艰苦的战斗和受到严重的损失。 而且全盘的作战情况也要求有采取迅速行动的必要。直到此时为止，法军似乎已经决心防御巴黎。在这个城防体系中，从奥塞河起到该城极北面马恩河为止，都已经驻有强大的敌军。假使我们能在巴黎的下游渡过塞纳河，则该城的防御就好像是断了铰链，敌军必须赶紧撤出该城，否则就有被切断的危险。 所以本军的情况注定了要向部队作最高度的要求。它要求所有各级指挥官表现出来最大限度的主动精神，并在行动中应使用最高的速度。像这样有利的机会是应该用双手去抓着的。 在6 月9 日这一整天中，从清晨到深夜，我一直都在路上奔跑着，以催促本军领先各师达到其所指定的目标。尽管我们的步兵已经够辛苦，但是他们却极兴奋地以最大限度的耐力，冲向他们的目标——塞纳河。这种现象实在使人感到愉快。 自然是难免有些摩擦发生，虽然在第6 师方面，一切似乎都极为顺利。在清早的时候，我会晤了两个师长，然后前往视察第46师。当大约在正午时，我达到第6 师在李斯安德里斯的渡河点，发现其搜索营早已到达了河岸上，其师部人员也已经在准备渡河工作，预定在下午执行。不幸，当搜索部队到达时，河的桥梁已经被炸断。在对岸高崖上，风景如画的李斯安德里斯小镇正在起火焚烧，那是一次俯冲轰炸机空袭的结果。它无异于事先通知敌人说，我们就要来了，实在并非我们所理想的。
在第46师方面却发生了一两件困难的事情。第一点，它的行动比预定的时间要迟了3 个小时。等到我视察了第6 师之后，再回到这方向来时，发现该师与其搜索营已经完全丧失了接触，而后者不管它已经到了那里，但却可以断定决不像第6 师的搜索营，已经达到了罗纳河边。我只好指示该师师长在本日黄昏时，应和我在费尔仑( 他的渡河点) 碰头，并且还补充了一句话，他至少要携带着他那走失了的搜索营一起。
于是我又回到李斯安德里斯，发现第6 师已经正在分三个点渡河，而且只面对着极微弱的抵抗。步兵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已经拼命的准时赶到了罗纳河边。 下午7时我回到了费尔仑，发现第46 师师长和他的搜索营已经到达了。不幸，敌人又来得及毁坏桥梁。因为南岸的敌军发射出了猛烈的机枪火力，所以我指示搜索部队应在黑暗掩蔽下再前进。 在这种混乱的追逐中，我无法照我的预想来使用第1 骑兵师——此时它已经达到了本军的地区中。它的位置还是太落后，而且集团军部把该师拨交我们指挥，事先又还有一个条件，即我只准把它用在奥塞河，以掩护集团军的左侧面，并应付从巴黎方面来的任何威胁。同时该师虽然还远在后方，但却报告说已经受到了敌方强大装甲兵力的攻击。这很明显就是从第46师手中溜走的坦克，现在却又正在威胁我们延伸得太长的侧面。 略为睡了一觉之后，6 月10日的清晨我又回到费尔仑，得知第46师的先头部队也已经渡过了该河。所以第38军是第一个在塞纳河南岸建立了稳定立足点的部队。
部队对于他们已经完成的追击，实在是有一切足以值得骄傲的理由。而我个人所更感到愉快的，是这个迅速的行动可能已经使本军在渡过塞纳河时免于一场苦战。 不过，第38军的地位却并不安全。它孤立于塞纳河的南岸，其右面的第15装甲军直到6 月10日，尚未能达到塞纳河，以后又转向勒阿弗尔(Le Havre)前进。第2 军还落后很远。在左侧面，巴黎是一个大问号，在那里可能隐藏着任何数量的敌军。
此外，第38军还需要2 天的时间，才能把全部兵力送过河去。在李斯安德里斯和费尔仑的两座浮桥，一再受到英国空军的攻击，在费尔仑的那一座的确一度被炸断了。
假使敌方指挥官在这一翼上，还有可以运用的预备队，则孤立在该河南岸的第38军就必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当攻势开始时，第4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上将，曾经告诉我，陆军总部给他指定的作战目标，即为“在塞纳河南岸获得桥头阵地”。即使最高统帅的目标，不是想依照施里芬计划的路线，用强大的北翼绕过巴黎的西面，以决定法国战役中第二阶段的胜负，而是想集中装甲兵力，从西南向巴黎的东面实行突击；可是这个分配给第四集团军的任务，似乎还是极不妥当。因为那会把向巴黎东面的突击当作是决定性行动，而把C 集团军群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攻击，和B 集团军群向塞纳河下游的前进，当作次要的行动，可是我们却仍有保持主动的必要。A 集团军群要到6 月9 日才能开始其渡过埃纳河的进攻，而且它是否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同时，我们应假定敌人对于施里芬计划是认识有素，所以他不会忽视我们有渡过塞纳河下游，作大迂回运动的可能性，因此他也可能采取自己的对抗措施。这使我们更有理由在德军的右翼保持主动，而不让敌人在任何时间在这一方向作防御或反攻的部署。所以照我看，假使第4 集团军的战略任务使我们有理由必须向塞纳河以南继续进攻，则第38军若坐在一个桥头阵地中，等候敌人集中( 可能的) 优势兵力向它进攻，那才真是一种错误。 所以我要求集团军部允许等到我的军炮兵一渡过塞纳河，就立即向南进攻，而不再株守这个桥头阵地，此时我们已经把它扩展到了厄尔河(Eure)上。为了慎重起见，第20步兵师也已经奉命进到该河的南岸。此外，在6 月11日，我又要求集团军部批准把第1 骑兵师，从其在奥塞河的位置上，推进到塞纳河的南岸来，在这一天中，该师对于上述的敌方装甲兵也已经获得了一个漂亮的胜利。在这种环境中，我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应用我们仅有的这个骑兵师，当作追击的矛头。我的意图是尽量提早用它来阻塞通到巴黎的铁路和公路。 不幸得很，我的建议却又为集团军部所批驳，因为它要首先等候上级的指示。
所以第1 骑兵师脱离了我的指挥，改由在第二线前进的第1 军指挥，奉命仍继续监视奥塞河的侧面，无论如何，总还是留在塞纳河以北。我感到十分的遗憾，这个精锐的师未能有机会发挥其特长而大显身手。 6 月11日发生了两件事情，都足以证实我的要求是正确的。第6 师的第58步兵团击落了敌方的一个驾驶员，发现他身上所带的文件，指出敌人已经下令作全面的撤退。其次，第46师报告，它正受着敌方坦克的强烈攻击——这表示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河南的地位并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如再消极下去，只会帮助敌人改善处境。 同一天夜间，第46师也击退了这个攻击，损失很可观。次日清晨，该师又报告在其正面的敌人准备再行攻击( 估计坦克为110 辆) ，并要求紧急援助。我就主动决定用我所有的三个师发动攻击。这个命令刚刚发出之后，集团军司令本人来了。他虽然同意我的决定，但因为陆军总部尚无新的作战命令来到，所以他还只能坚持他的立场。他所感到焦急的是我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命令我的军向前挺进。所以他严格地命令这个攻击应绝对不准越过埃鲁克斯- 帕赛(Evreux-Pacy) 一线，为了保险起见，在同一天夜间他把集团军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 当左翼方面的第27师在攻击中已有良好进展时，右翼的第46师却报告说，因为在南岸，没有足够的炮兵、弹药和口粮，所以迄今还未能发动攻击。尽管如此，它却也已经击退了敌军的装甲攻击——不过敌方坦克的数量被证实不过50-60 辆而已。
以后几天之内又变成了一个追击的阶段。6 月13日，第2 军在我们的右面也渡过了罗纳河。那一天我们在法国著名小说家柯里特(Collette d'Arville)的别墅中过夜。这个建筑物极为精美，户外的游泳池对于我们大家更是恩赐。 6 月14日，陆军总司令来军部视察。我曾经把本军的成就向他提出报告，他虽然很注意，但对于其未来的意图却未作任何透露。 6 月15日，克鲁格上将告诉我，第4 集团军的目标现在已经定为勒芒(Le Mans) ，并且强调说，应不顾两侧的部队一直向前挺进。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这些话实在是不必要。 6 月16日，本军各师沿着维特- 色洛切斯- 查特诺夫(Ferte-Senoches-Chataunenf) 一线又遭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兵力为法国第1 、第2 、第3 三个机械化师的残部，它们在弗兰德之战以后从敦刻尔克逃走，然后又在布列斯特(Brest) 再登陆。
同时也发现了两个阿尔及利亚(Spahi) 旅和一个摩洛哥师的部队番号。到了黄昏，敌军的抵抗已经崩溃。在这里我特别欣赏第6 师官兵的英勇。 那一天黄昏时我又接到一个集团军的命令，决定以勒芒- 昂热(Angers)为我们的前进轴线。第1 军加入到我们的左面，第46师拨给它指挥。第15装甲军( 抽去一个师被派去攻占瑟堡) 也应进到下卢瓦尔(Loire) 河，并在那里构成桥头阵地。这似乎就是结束了。 6月17 日，法国总理雷诺辞职，贝当元帅奉命组阁。这个老家伙是准备组织新的抵抗呢？还是法国政客们故意想让这位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将来签订降约呢？ 6 月18日，我们又接到了元首的命令，要求对于敌人作无情的追击——这对于我们而言，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我们作了一个强行军，有一个团几乎走了50英里，而林德曼中校(Col. Lindemann)的摩托化搜索营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勒芒以西的某一点。我在波内塔布尔(Bonnetable)的中世纪堡垒中过夜。这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除了我在下文中要说到的卢瓦尔河的堡垒以外，这可能是我进入法国境内以后，所看到的最动人的建筑物。 6 月19日，我乘车前进了30英里，赶上了林德曼的搜索营，一路没有看见一个德国兵。70年前，我的祖父曾经胜利的进入勒芒，现在我经过了那个庄严的大教堂。
路上我遇见了许多解除了武装的法国部队纷纷向东行军，还有一个已向林德曼投降的整个炮兵团，携带着全部的火炮与车辆。敌人显然是已经瓦解了。尽管如此，我发现林德曼的营在安吉尔斯的美因(Mayenne) 河地区中被阻止住了。在对岸上可以发现有敌军的坦克，桥梁也在机枪火力威胁之下。林德曼又用他所仅有的炮兵，一个10门炮的摩托化炮兵连，去驱逐敌人，但并无效果。我沿着河岸走到距离桥梁有相当远的最前进位置上，发现除了桥头地区以外，其余的地方都很少有敌军。有一个中队长，显然是坐在河边等候想看敌军是否会自动放弃桥梁。我建议他从更下游的地方游过河去并且还说如果他愿意，我愿奉陪。这个办法马上发生了效力。不久以后，这整个中队的人员全身赤裸跳入河中，在敌方不注意之下达到了对岸。现在桥梁也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一直与这个搜索部队在一起，直到他们在该河彼岸上已经继续前进时，我才返回军指挥所。因为想到只有极少数的敌方坦克与机枪，即足以使这支搜索兵力在美因河停顿了达8 小时之久，所以我派我的资深副官，格拉弗中尉(Lt Graf) 再赶回去直接严厉的命令林德曼，在这一夜中必须要渡过卢瓦尔河。
一点都不错，格拉弗发现这些部队正拟在该河的北岸停下来休息。他严格的执行命令，于是全营于同一夜间渡过了卢瓦尔河，格拉弗亲自指挥领先的橡皮艇。 在黑夜里，军部听到两个师的搜索部队都已渡过了卢瓦尔河的消息，我就立即赶往前方，当我到达时，发现这个河的宽度实在是很惊人。在西面的渡河点英格拉地斯(Ingrades)有一股强流，两岸之间的距离达600 码。高桥有两个圆拱已经被炸毁，中间必须要用浮桥来连结。高低几乎差了30英尺，中间架着极陡的跳板。甚至于一辆指挥车都很难开过去，所以一切重型车辆必须用渡船过河——由于河川的宽广，加上强流和许多沙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在另一个渡河点，查隆内斯(Chalonnes)的情况就比较单纯，因为河川在那里分成三个支流。在北面的两个支流上的桥梁都已经完整的落入我军的手中，所以我们只有160 码的宽度要渡过。在这一点上，我亲眼看见了一种不平凡的决斗。在上午所发现在对岸上的法军都还是没有武装的，下午却有重型坦克出现了。我们已经渡河的兵力不能够阻止它们，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任何火炮弄过河去。从查隆内斯的桥上，我看见一门德军的88mm高射炮与一辆法军重型坦克同时在对岸上进入阵地，并同时互相开火射击。很不幸，我们的炮马上被击毁了。但是，我们接着又送来了一门轻型反坦克炮，很巧的一炮就直接命中了敌方这辆32吨重型坦克前方的一个弱点，它立即起火燃烧。 那一天夜间，我移驻查隆内斯附近的色朗特(Serrant) 堡垒中。这是一个著名的古迹，其美观壮丽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不用说，我们对于原主人的财产极为尊重，对于一切古画陈设都非常小心的加以爱护。 到了6 月22日，第6 和第27两个师都已经完全渡过了卢瓦尔河。它们的搜索部队还更向前推进了一段，接受了无数法军部队的投降。 6 月23日，我们才知道在前一天，已经在贡比涅(Compiegne) 森林签订了休战协定。法兰西战役已经结束。在军部所颁发的每日命令中，我对于我所指挥的各师深表感谢之意，因为他们具有自我牺牲、勇敢和合作的美德。我特别指出，它们都不曾享受装甲的保护或机械化的推进。在一连串的攻击作战，他们已经完成了300英里的追击。 轮子已经旋转了。从1918年的贡比涅到1940年的贡比涅中间，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今后我们又将向何处去呢？
第七章 两个战役之间
法军放下武器的那天，德国人抹去了心中最黑的烙印——那就是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福煦元帅停在贡比涅森林的专列上签订的停战条约。现在法国人在同一地点和同一车厢中签订了他们自己的投降条约。
1940年6月22日要算是希特勒一生事业中的顶点。自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德国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个巨大威胁，现在却已经完全被打倒，不再是第三帝国的对手了。英国虽尚未遭到最后的失败，但却已经被逐出了欧洲大陆。俄国现在已经变成了德国的邻国，尽管有了莫斯科公约，仍然足以在东方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由于德国在波兰和法国已经一再获得胜利，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它很不可能敢于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克里姆林宫的确曾经想乘德国有事于西方的时候，乘机作更进一步的扩张，那么显然它已经丧失了机会，它不应该让德军对盟军赢得如此迅速而决定的胜利。
德军虽在波兰和法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这却并非说其领袖自从第一次贡比涅之后，就一直都在准备进行一次复仇的战争。与所有敌意的宣传家所说的情形都恰好相反，在1918年到1939年之间，德国总参谋部的政策，事实上绝不是想打一次报复性或侵略性的战争，而只是为了确保德国的安全。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军事领袖们最后却终于容许希特勒操纵了他们，这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了政策的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但除了发动一个政变，就无法推翻它。
希特勒虽然曾经竭尽全力重整军备，但这却并非成功的唯一原因。诚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处于无防御的状态，所以重新武装是战争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毫无疑问，德国的军事准备并不充分，陆上不如俄国，空中也不如西方国家。甚至单就部队、坦克、和火炮的数量而言，西方国家也至少能与德国相等，在某些方面还可能较为优越。西线战役的决定因素不是军备，而是德军方面的部队素质较佳，和领导较好。虽然不曾忘记战争中的那些不变的法则，但是自从1918年以来，德国国防军却只学会了一两件新东西而已。
休战之后，陆军总部开始采取步骤使相当数量的师复员，同时有某些步兵师也开始改编为装甲师或摩托化师。
第38军的军部最初移驻萨姆色雷(Samserre)地区，那是在卢瓦尔河的中游，处理某些师的改编工作。我们离开了那个古色古香的堡垒，移到一个较小的别墅中。我们这个新居是一个假古董，一位酒商的私产，到处都显得趣味极为低劣，唯一值得欣赏的就是在小山的顶上可以遥望卢瓦尔河的河谷。
7月19日，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开会典礼，希特勒在那里正式宣布西线战役已经结束。同时他为了表示国家对军人的感谢，给予一部分高级军官以荣誉，好像战争已经完全胜利了一样。自然，德国人民是应该感谢军队，但是我们军人却感到这种赏赐在性质与范围上都似乎有一点过度。
希特勒同时任命了一打陆军元帅和一位海军元帅，这种行动毫无疑问足以使这种官阶的威望贬值，过去在德国这是一种极高贵的荣誉。除了威廉二世曾在和平时期任命几位元帅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必须亲冒炮火立下极大的战功才能获得这种尊号。
波兰战役结束时，陆军总司令与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是能够符合这个要求的，但是希特勒却未把他们升任元帅以表示对于陆军的感谢。现在他却一次制造了一打元帅，除了曾经打了两次卓越战役的总司令以外，还包括着三军统帅部的主管在内，他既不是指挥官又不是参谋长。另外还有空军部的副部长，他的组织功绩固不可没，但却决不足以与陆军总司令相提并论。
希特勒最狂妄的行动要算是把戈林升到了陆海两军总司令的头上，任命他为帝国大元帅，并使他成了铁十字章中的大十字级勋章的唯一受领者。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嘉奖的方式似乎是故意贬抑勃劳希契，这也可以明显表现出希特勒对于陆军总部的看法。
这一天我也得知我这个军已经有了新任务。我们应移驻海峡海岸上并准备入侵英国，有3个步兵师交给我们指挥。我们的营区设在列托库特(Le Touquet)，是靠近包罗根的海滨胜地，有许多英国人在那里建有美丽的别墅。我们的军部设在一个极豪华的大旅馆内。我和几个机要人员则住在一个小别墅中，那是属于一位法国船主的。虽然主人已经逃走，但是他却留下了他的家务管理人员在那里照料一切。与以后盟军在德国的行为恰好成一个对比，我们德国人在法国并未以主人自居，对于敌人的财产从不敢任意占有。由于我们部队的纪律严明，我们在法国居留的六个月里，从未与平民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我们在海岸上驻防使我们在11月中旬都还有洗海水澡的机会，这对于我的随从人员是一件极愉快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忘记了在英吉利海峡中高低潮位的相差可达26英尺，所以几乎出了危险。这对于渡海攻英的问题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个美丽国家的享受和吸引力，以及在胜利之后的休息，都不曾软化我们的部队——通常这是占领军极难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训练部队执行一个全新的任务，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敢懈惰。部队每天都在沙丘上演习，那里有许多地方都与想象中的登陆地区相似。等到我们的渡海工具到达之后——改造后的莱茵河和易北河的驳船、小拖船和摩托船等——在风平浪静的天气中，我们就可以和海军一同练习上船和下船的工作。这些船员对于其任务也都不太熟练，不过我们深信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学会。
海狮作战
我想这是适当的位置，容许我在这里对于希特勒的入侵计划和使他放弃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略加评论。
假使希特勒是真正相信在法国被击败他就赢得了这次战争，而征服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他才是错到底了。英国人对于他的招降反应冰冷，证明英国的政府与人民都无法说服。
于是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就要不得已而思其次了。
任何政治家或最高统帅，当战争中突然有全新的情况发生时，就都会要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军事上的挫败，或者是政治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另外的强国加入了敌方。在这种情况中，他也许将会毫无选择的余地，而必须把现有的“战争计划”完全丢弃掉。同时，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资源估计得太高，而对于敌人的则又未免估计得太低，所以才会受挫，或者是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错误。
但是当他的军事作战目标已经完全达到，而且更远超过最初的料想，那么一位国家元帅或最高统帅在研究何为“下一步骤”时，情形就大不相同。当时的德国究竟有没有所谓“战争计划”，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诚然，并无任何的战争是完全依照某一方面的固定计划而发展。但是自从1939年9月起，希特勒即已冒险与英法两国作战，他也就有责任应该事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发展以及应付的方法。非常明显，在对法国的攻势尚未发动之前，甚至在攻势之中，德国的最高统帅部都毫无“战争计划”，以决定一旦所希望的胜利赢得之后，还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自动投降，至于他的军事顾问们，则感觉到应该等候“元首的决定”。
上述的情况是德国缺乏完善军事高层组织的必然后果。当希特勒自兼最高统帅之际，他并不曾建立一个帝国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在负责作政治决定的国家元首之下，并无一个军事权威当局被授权负责拟定这种全盘战略。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是把最高统帅部当作是一个军事秘书处看待，无论如何，它的负责人凯特尔也是一个最没有能力向希特勒就战略问题提供顾问意见的人。
至于说到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希特勒实际上就完全不准许他们对于大战略发生任何的影响。他们虽然也偶然在私人的谈话中，可以发表对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是最后希特勒却还是根据其自己的思考来作决定。希特勒是如此的坚持认为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政策，除了在挪威的作战中，雷德尔(Raeder)也许曾经作最初的建议以外，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有关全盘战争政策的基本决定，是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三军首脑的。
因为没有任何机构曾经获得草拟“战争计划”的授权，而最高统帅部则更是如此，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只好听命于“元首的直觉”。像凯特尔和戈林之流，对希特勒一直视为天生圣人，甘愿俯首贴耳。而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只好沉默地接受。事实上，所有三军的总参谋部，在它们的内部固然也都进行过对长期政策的研究，但这对大局却是毫无补益的(例如早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雷德尔元帅曾命令海军总参谋部研究在英国海岸上登陆的技术可能性与要求。)。德国并无一个希特勒认为不仅是一个专家或是执行者，而且有资格负责主管全面战略的真正的总参谋长。
这种指挥形式，其结果就是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当西战场的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面对着下一步骤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除此以外，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又有两个新的事实要应付：
1. 有一个尚未击败的英国存在着，它还是不愿意与德国媾和。
2. 我们的新邻国俄国有出面干涉的危险，不管它现在如何装着爱好和平。在1939年11月间，当希特勒强调说明在西线有速战速决的必要时，他也就早已认清了这个威胁的存在。
基于这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三帝国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应该赶紧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斯大林错过渔翁得利的机会。
假使无法使英德之间获得谅解，则德国必须要尝试用军事实力消灭其最后的对手——英国。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不曾企图用常识作基础，一劳永逸地决定今后欧洲的命运。一点都不假，希特勒愿意避免与英国之间的生死决斗，因为他的真正目标是在东面。
不过在法国战役结束之后，他在德国国会中所发表的和平试探讲话却未免太空泛，不可能引起良好反应。此外，希特勒此时因胜而骄，对于他自己的必胜已经具有狂热的信心，所以即使对方同意和谈，他是否肯接受一个以理智和正义为基础的和约也似乎还颇有疑问。而且更进一步，他现在也已经是他自己行为的俘虏，他已经把波兰的一半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送给了俄国，只有用一次新的战争才能收回这些土地。他容许意大利贪食法国的领土，使他自己对于其同盟国具有依赖作用。最后，自从吞并捷克之后，他在全世界上的信用已经破产，即使他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可是却不会有人愿意再相信他。
假使希特勒在击败了法国之后，能用谈判的手段建立一个合理的和平，则德国人民对他就会高呼万岁。
德国人并不想把那些波兰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土地并入帝国版图之内，他们也不想收回过去曾经一度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区。所谓优秀种族应该支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观念，除了少数狂热的党徒以外在德国并没有人对它加以认真的考虑。希特勒只要吹一声口哨，命令他的宣传队向后转，则德国人民拥护合理和平的呼声马上就会自动表现出来。
不过在另一方面，英国的民族性——丘吉尔个人就是标准代表——却很可能阻止英国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中或任何以后的阶段中，对一个合理的和平解决作任何认真的考虑。英国人的韧性是很值得敬佩的，当他们一旦投入了战斗，不管当前的情况是如何艰险，他们都有打到底的决心。尤其是他们只知道无条件痛恨希特勒和他的政权，还有所谓“普鲁士主义”，但却忽视了俄国是一个更坏的政治制度，对于欧洲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此外英国政策也还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即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英国投入战争的最后动机即为重建这种平衡，因为德国在欧陆上太强大了，所以英国才要求击败它。英国人却不曾认清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大害，所以世界性的力量平衡才是更大的需要。
除此以外，丘吉尔这个人也许具有过份的战士气质。他的心目中所注意的问题就只是战斗和最后的胜利，其视线不曾超过军事目标透入政治的领域。仅仅在几年以后，当俄国人已经进入了巴尔干，丘吉尔才开始注意到此种发展的危险，可是到了此时，他却已经斗不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联合势力。
此外，像丘吉尔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忽视俄国对于德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作用。不过专就战争而论，他却认为这是对于英国有利的。相反，他却从来不曾想到，若是此时与德国妥协言和，则不久两个极权国家就会互相火并。事实上，丘吉尔对于德俄两国的强弱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就一定会认清这是一个二虎相斗两败俱伤的局势。所以这个局势的结果会自动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主宰——姑不说这个斗争足以决定这两个极权统治者的最后命运。
在一个独裁、思想斗争、和“十字军”的时代中，群众的感情被放纵的宣传所操纵，所谓“理性”简直已经不存在。所以对于双方人民和整个欧洲而言都至为不幸，英德两国终于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只好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西线战役结束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下一步骤的问题的答案还是继续对英国作战。但是由于事实上德国方面并无一个超出了欧陆西战场以外的战争计划，所以也就注定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当希特勒考虑入侵英国的计划时(他却并未真正下决心)，一切达到这个目标的实际准备却都没有完成。因此，我们错过了一个立即利用英国弱点的最好机会。现在才开始准备，终于浪费了许多的时间，结果使任何登陆的成功仅仅因为天气的原因都变得大有疑问了。
这个最后的事实，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下文中将详述)，终于使希特勒有了理由(或者可以说是借口)放弃其侵英的计划，直接转头去打击俄国。这个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我尚未说明这个决定性改变的理由前，我觉得应首先分析，假使希特勒终于发动对英之战，其成功的机会又有多大？
我们有三种方法可以使用，第一是切断其海上补给线迫使英国人屈膝。因为德国现在已经完全据有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可以用它们来当作空中和潜艇战的基地，所以就这点而言，德国的是比较有利的。
而资源方面却不那么有利。就海军而言，潜艇的数量距离适当的标准还差得太远了，而重型军舰更谈不上，尤其是航空母舰，即使对于潜艇战而言，这些军舰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此外，当我们尚未能使英国空军丧失作用之前，英国的反潜防御也还是会较占上风。至于说到空军方面，它的任务应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
1. 获得制空权，至少应能消灭英国空军参加反潜战的能力。
2. 瘫痪英国的港口。
3. 与我方潜艇有效的合作，攻击敌人的船只。
实际上，这些工作也就等于是要压倒英国空军，并毁灭它的生产中心。
不列颠之战足以证明，在1940年德国空军还并无能力达到这个目标。假使在那一年8、9两个月的天气不那样坏，又或是德国不把它的注意力从与英国空军的战斗改变为对伦敦的攻击，结果是否会不同，却是无法断定的事情。
不过总而言之，由于德国的轰炸机数量非常有限，而远程战斗机又极缺乏，所以在1940年的夏季要想迅速压倒英国空军和毁灭生产中心似乎是不可能的。战斗如果单凭物质资源的数量来决定，那么所需时间和力量常会超出原有的估计。若双方多少是势均力敌时，则战斗就只有凭借优越的领导，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而很少是靠实力的对拼。
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战斗。正好像为了保证成功，潜艇舰队必须首先加以扩充一样，对于空军方面也必须要采取相似的步骤。
这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事实，要想用杜黑将军(Gen. Douhet)所想像的“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方法，来迫使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大国屈服，至少就当时而言，那实在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后来盟军对于德国的空中战争也是一样的没有效果。
无论如何，假使一旦决定了要用切断海上交通线的方法迫使英国屈膝，则德国的全部战争潜力就应完全用来生产潜艇和飞机。为了这个目标也就必须裁减陆军，以便把人力转用到工业方面去。
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也就是其危险之所在。谁都不知道俄国人会安静到什么时候。德国若是裁减了它的陆军，并且把其全部空军用来对付英国人，则俄国即使不发动战争也至少要作作政治上的敲诈。
另外一个危险为美国也许不会坐视英国慢慢地被德国绞死，而会有提早出面干涉的可能性。专就空军和海军的战斗而言，他们是可以很快的参加。若是德军实际入侵英国，则他们也许会太迟了。不过尽管如此，若是德国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性政策，这个行动路线是有成功希望的。当然，我们随时都应提防美俄两国干涉的可能性，而且也必须坚持毁灭英国空军和切断英国补给线这两个主要目标。凡是任何想用对城市的攻击来打击敌方民心士气的企图都只会妨碍获得胜利的机会。
第二个可能击败英国的方法，我可以称之为地中海的争夺。希特勒——甚至可以说包括全体德国军事领袖人物在内——都曾经被人指责为不能跳出“大陆”式思想方式的圈子，从来不曾认清地中海作为不列颠帝国生命线的重要意义。
也许这是事实，希特勒的思想仅以大陆为限度，不过英国若丧失了其在地中海的地位，是否就会被迫放弃战斗；另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征服，对于德国又究竟有些什么后果，似乎都是颇有疑问的。
无疑，地中海的丧失对英国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印度、近东和石油供应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都将会十分严重。此外这个海的封锁，也足以使英国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但是这个打击是否会致命呢？照我看是不会的。英国人绕过好望角还是可以与中东和远东取得联系，除非用潜艇和飞机严密封锁英伦三岛，否则这条交通线是切不断的——也就是说仍要用上述的第一种方法。可是第一种方法却可能足以钉住了德国空军的全部资源，而使它无余力来应付地中海方面了！英国人若是丧失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它在埃及及近东的阵地，固然会感到极大的痛苦，但却还绝对不至于致命。而且照英国人的民族性来看，那只会更增强其民族意志而已。英国人是决不会认输的，而只会打得更激烈。说地中海为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口号实在是一种谎言。同时英国的各自治领也决不会撤回它们对于英国的支援。
第二个问题是地中海争夺战对德国本身又有什么后果。第一点，意大利虽然可以当作一个良好的作战基地，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斗争中只能作非常微弱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意大利的舰队绝对无力把英国的舰队逐出地中海。
所以这个斗争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德国人的头上，可是意大利把地中海当作是它的私产看待，并要求全盘的指挥权，事实上只会使德国人更感到困难。
假使我们要剥夺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地位，使其受到致命的打击，则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必须攻占，并且还要把英国人逐出埃及和希腊。毫无疑问，假使德国要想把它的战略焦点移到地中海方向，则这个任务就必须要用“军事”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但问题却不只此而已。要想夺获直布罗陀则必须首先获得西班牙的同意——事实上永远不可能——或者是对西班牙人施加压力。这两条路线的意义都是要结束西班牙的中立状态。不管能否获得马德里和里斯本的同意，德国都将毫无选择余地，必须保护全部的伊比里亚海岸线，并保障那个地区的补给。这两个国家都会有抵抗的可能，尤其是葡萄牙，而且它的殖民地将立即被英国占领。无论如何，伊比里亚半岛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将会吞食相当数量的德国陆军，而德国强占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引起的反应也将会十分有害。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要求瓜分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与法国之间难以获得真正的和约。最后德国将要被迫占领法属北非，以防止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有一天会企图在地中海内再获得一个立足点。
一旦英国人被逐出了埃及和希腊，德国人似乎又有进入近东的必要，尤其是为了切断英国的石油供应来源。有人认为在近东建立一个基地，对于德国有两大利益：一、有威胁印度的可能性，二、可以威胁俄国的侧面，以吓阻其干涉德国的行动。我感觉到这些说法是不现实的。除了德国部队进入这些国家后对当地的人民会引起不良的反应外，还有其他两方面也必须注意。
从近东地区向印度和俄国作战，仅仅因为补给的原因，决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因为英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所以它在这里较占上风。此外，德军在近东的出现的结果也许会促使俄国提前发动对德国的战争。
照我看来，地中海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即使英国人丧失了地中海的控制权，也并不足以决定其命运。进一步说，假使为了争夺地中海的主权要发生决定性的战斗，则最后将会牵制大量的德军，足以引诱俄国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我们考虑到俄国也许会感兴趣的战利品——巴尔干和在近东的影响势力——就更会觉得它有必要向德国发动战争。
从地中海方向打击英国的想法，事实上与拿破仑想取道埃及征服印度以打击英国的幻想颇为相似。这条路线将使德国的兵力长期用于不具有决定性的方向上。此外，它也可以使英国的本土有时间重整军备，而且也使俄国感到德国有隙可乘。
由于地中海的路线并不能对我们与英国的战争产生决定性作用，于是我们就要考虑第三条路线，即入侵英国本土。
未说到这一点以前，我应提到我们地中海战略的实际结果。正像以后在俄国方向所常犯的老毛病一样，希特勒总是不能在适当的时机中使用适当的兵力。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能一鼓作气攻下马耳他，这在最初的阶段几乎毫无疑问能够成功。他这个失误对以后最终丧失北非和其他一切后果是决定性的。
1940年6月间，希特勒开始构想侵英的计划(不过如我所说的，并无决心)，并命令开始作适当的准备。
这个作战被定名为“海狮”(Sealion)，但是仅当某些先决条件已经完成后才准备实行。这个计划在执行方面的准备，以及许多的争执(主要是海陆两军之间的)，都早已有他人讨论过了。因此，本书对于这一部分将完全不加以赘述。
这里所准备要做的事情，就仅以下述三个重要问题的检讨为限：
1. 入侵英格兰能够迫使它放弃斗争么？假使这个行动成功，足以决定全局么？
2. 入侵确有成功的希望么？失败的后果将如何？
3. 希特勒根据什么理由，终于放弃这个计划(也就是放弃解决英国的念头)而转向俄国进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说入侵是压倒英国最迅速的方法，其他两个方法都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但这是否即为最后的结局呢？即使英伦三岛沦陷了，丘吉尔政府很可能还会迁到加拿大再继续打下去。至于其他的自治领是否仍服从它的领导却是无法预知的。不过无论如何，征服了英伦三岛也还是不等于大英帝国的完全失败。(注：英国人民是否会继续抵抗，抑或会有傀儡政权出现，这也是无法预测的。)
不过最重要一点却是可以断定的，若是德国征服了英伦三岛，将使对方丧失了向欧陆发动海上攻击时所绝对不可少的基地——至少就那个时候而言是这样的。即使美国投入战争，在那个时候若无这个岛屿作跳板，要想越过大西洋入侵欧洲，也是绝无可能的。假使不列颠被占领，英国空军被消灭，英国舰队被逐出了大西洋，这些岛上的战争潜力都完全化为乌有，德国也就可以安然的去应付地中海的情况，而不害怕任何的牵制。
而且即使英国政府在丧失了母国之后决心打下去，它也很少有赢得胜利的希望。在这种环境之下，所有的自治领还会继续支援它么？
假使俄国人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对于所谓第二战场不再寄予希望，那么它对于德国的潜在威胁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在希特勒默许下，斯大林是否会把他的注意移向亚洲呢？假使美国人知道他们将单独承受战争的重担，他们还会对德国发动“十字军”么？
在今天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确实的答案，在将来也是如此。诚然，德国隔着海洋是无法迫使他国接受和平。不过有一点却可以断言，若是能够攻占英国，则德国的地位无论如何总要比希特勒以后所造成的要愉快得多。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在1940年夏季中入侵英国若能成功的话，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正确答案。应该采取何种步骤，使德国在胜利之后，可以获得一个谈判的和平，这应为一个合理的德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它不属于这本军事学书籍范围之内。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军事方面，分析假使在1940年入侵英国，是否有任何成功希望的问题。我相信关于这一点的意见一定不会一致，“海狮”作战毫无疑问包含巨大风险。
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因为看到盟军在1944年入侵欧陆时大量的技术装备，就断定依赖比较原始渡海工具的德军注定失败。同样，盟军在1944年在空中和海上都拥有绝对优势，而且的确具有决定性，但这对于1940年的情形却并不适用。
在1940年6月间，德军完全没有这些优势，但它却另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那就是英国海岸线上最初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防御。英军缺乏适当的装备、训练和领导。至少其陆军兵力在1940年夏天是这样的。不列颠大体都是毫无防御的。假使希特勒在敦刻尔克不让英国远征军逃走，则英国就可以说是真正毫无防御了。
在1940年夏季，对英的入侵战要想获得成功，有赖于两个因素：
1. 应尽量提早执行入侵计划，这样就可以趁英国还是在无防御状态下打击它，并且能够利用夏天的好天气。(照我们自己的经验看来，海峡在每年7、8两月间和9月的开始都还是风平浪静的。)
2. 在渡海期间和以后的一个阶段内，我们应有抗衡海峡地区的英国空军和舰队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对天气和德国空军获得最低限度空中优势的能力感到没有把握时，“海狮”作战也就注定了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德国军事当局对于这个计划的执行不免感到犹豫和不安。
希特勒本人的决心也不像过去那样明白坚定。在所有各阶层中都缺乏通常所惯有的从上而下的推动力。联合作战处的主管约德尔将军就认为以整个情况而言，入侵企图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措施而已。
空军总司令戈林根本上就不认为他的空中攻势是入侵计划中的一个完整部分。相反他却不断分散和浪费空军的实力，证明他把对英国的空中攻势当作一个独立的作战看待。
海军总部是第一个提出入侵不列颠问题的权威当局，至少它曾根据其实际研究，认为只要某些先决的条件能够满足，则这个作战是具有可行性的。此外，它也比任何方面更关注其装备的不适当。
观点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陆军总部方面，不过在法国沦陷之前，它却似乎不曾考虑过入侵的观念。
有一件事却是必然的，假使“海狮”计划真正实行时，那些第一批要受到考验的陆军部队，也就是对准备工作最具有热心和信心的。因为我所指挥的第38军就是预定在第一波中渡海的，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虽然并不把危险估计过低，但我们对成功却深具信心。同时，我们在当时对其他两个军种的忧惧情形不太了解。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根据两个理由(或者是借口)最后取消了“海狮”计划。第一是准备时间太长了，使第一波兵力也至少要到9月24日才能渡海。这个时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即使第一波能够成功，后续部队的渡海也仍需要良好的天气。第二，事实上直到这时为止，空军不曾获得必要的空中优势，这是真正决定性的理由。
即使上述两个事足以作为在1940年9月中止入侵计划执行的理由，它并不能证明假使德军统帅部对事件的处理若采取不同的方式，入侵也是否同样不可能。要批评希特勒决心避免与英国决一死战以便转过身来对付俄国的想法，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基础。
问题就在于是否上述的两个事实都绝对无法避免，而是必然呢？
专就第一点而论，即把登陆之期延到了9月底，这是毫无疑问可以避免的。假使早有一个战争计划，并且以击败英国为其重点。那么在西线战役尚在进行之际，相当部分的技术或准备工作也就可以同时进行了。假使早有这种计划的存在，则无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在敦刻尔克允许英军逃走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假使至迟在法兰西沦陷时(即6月中旬)德国人已经决定入侵英国，而不是一个月后(即7月中旬)才作此决定，那么登陆的时间最迟也不会到深秋。7月间下达命令，结果在九月中旬就完成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若早四个星期决定，可能在八月中旬即能渡海。
至于说到放弃“海狮”作战的第二个理由，即不列颠之战的进度不能令人感到满意，那也这样评论：在入侵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就执行一种孤立的空中战争企图争取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是一种领导上的错误。想在入侵之前获得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入侵的成功。不过结果却只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徒然过早地消耗了空军的实力。
德国空军当局对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们也至少应该会怀疑自己的实力能否执行这种攻击英国空军和其生产中心的作战，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点，德国空军总部对英国战斗机部队的实力估计过低，对自己的轰炸机效力估计太高，此外对方有效的雷达体系也使他们受到了奇袭。其次，轰炸机的航程和透入地区都远赶不上要求(战斗机更是如此)，结果使英国的空军可以躲避歼灭性的打击。在英国上空，德国战斗机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方交战，轰炸机也常常不能获得战斗机的适当保护。
这些考虑就应该足以使德国空军总部决定拒绝与英国空军摊牌，应该等到实际入侵行动开始时，再参加作战，并迫使英国空军在双方相似的条件下接战——即在海峡的上空。
最后，德国当局又犯了另一个重大的错误，当双方实际上是恰好打成平手时，却又突然转移了空中攻势的作战目标。9月7日，攻击的重心移到了伦敦城上——这是一个与入侵准备毫无作战关系的目标。
在入侵之前首先获得空中优势的理想固然不错，但是若将各种因素作慎重的分析，应该足以使德军当局认清空军的决定性打击应该与入侵更密切的配合。当然有人会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空军的任务实在太多了：1. 攻击在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2. 掩护在法国港口中的装载工作，3. 保护运输船渡海，4. 支援第一波兵力登陆，5. 与海军和海岸炮兵合作阻止英国舰队的干涉。
不过所有这些任务并非同时的，它们可以连续地加以解决。举例来说，英国的舰队——除了驻在英国南部港口中的轻型兵力以外——可能要等到第一波兵力已经登陆之后才会加入作战。
一切都有赖于一次大空战的结果，这是当海陆军一开始发动入侵时就应该在海峡或英国南部上空进行的。德国空军在这个会战中所处的条件将会远比深入内地进行空袭时要大为有利。
自然，这种行动方式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不过在这种环境中若想冒险入侵，则势必要准备付出这种高价。
当希特勒基于前述的理由在1940年9月间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时，这些理由在当时也许是很动听的，不过事实上，仅仅因为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除了希特勒外，就无任何权威能对全盘战略政策负责，所以这种理由才会出现。德国没有这样一个权威当局，能够在适当时机拟定一个包括英国在内的战争计划，并能对入侵作有效的指导，把它当作是一个三军的统一作战行动来看待。
假使说德国统帅部是自动放弃了这次对英国作最后打击的机会，那么其理由就不仅要在参谋组织的缺点中寻找，而且更要注意到希特勒的政治思想。
无疑，希特勒一向想避免与英国人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他曾经一再声明，大英帝国的毁灭对于德国并无好处。他也欣赏这个帝国，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成就。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话的表面价值，但至少有一件事却是可以确定的：希持勒知道，若是大英帝国毁灭了，继承者不会是他本人和德国，而将会是美国、日本、或俄国。根据这种现实的看法，所以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非是虚伪的。他不希望也不期待对英国的战争，所以他希望尽量避免与英国摊牌。
这种态度，加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法国可以那样轻易取胜，就足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没有采取一个以击败英国为目标的战争计划。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在英国登陆。他的政治观念与西线胜利后的战略要求发生了冲突。最令人惋惜的就是他的政治观念却并未能获得英国人的同情。
相反，希特勒对于俄国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尽管他在1939年与斯大林缔结同盟。他一向不信任和瞧不起俄国人。他也害怕俄国人的传统扩张趋势，尽管他自己签订莫斯科条约，为俄国打开了西进的大门。
我们应假定希特勒明知当两个极权强国变成了紧邻之后是迟早会发生冲突的。此外，他也坚持其“生存空间”的观念，这也只能向东方寻求。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迟早要与俄国冲突，当法国沦陷后，希特勒似乎感觉到他自己已经是欧洲的主人，所以他认为可以动手了。同时俄国正在德国东界上增兵，因此也更引起了希特勒的疑忌。
希特勒现在面对着侵英的问题，他深知这个行动所包括着的高度危险。假使这个入侵战失败了，则参加作战的海陆军将会全军覆没，甚至空军的实力也会大为削弱。虽然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入侵的失败并不使德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但是较重大的影响却还是在政治方面。一方面，这种挫败将更增强了英国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美俄两国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大败会使这位独裁者在德国和全世界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正是这位独裁者不敢冒的风险。正好像他对大英帝国的态度使他不想与它摊牌，又好像他对于英国人心理的误解，使他希望和平解决一样，现在他也不想冒险而自动撤退了。他希望能避免与英国决战的危险。他不想毁灭英国的强国地位，而只想打掉它手中的最后武器，使英国知道和平解决的必要。
可是在这里，希特勒还是犯了最大的判断错误。因为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假使希特勒在这个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放弃了对英决战的机会，结果迟早德国会被迫处于一个更坏的情况中。对英国的战争拖得愈长，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也就会愈大。
当希特勒在1940年的夏天里，未能冒险对英国作决定性的打击时，他也就丧失了唯一的机会。他不能再等待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冒险去发动一个“预防性战争”，以消灭俄国的威胁，而暂时不必害怕在西方受到敌人的牵制。
事实上，这也就等于说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侵英的冒险，结果反而作了更大的冒险——即两面的战争。同时拖了那么久才终于放弃了入侵的计划，希特勒也就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德国很可能获得一个最终的解决。这种延迟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损失。
9月底“海狮”作战取消后，第38军恢复了正常的训练。渡海的装备都撤入了港口中，在英军空袭下，它们早已损毁了许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希特勒有关俄国方向的意图还一无所知，他的最后决心可能是在以后才下的。直到1941年春季，我才听到一点风声。那时我正调了一个新职。
第八章 装甲军长驱直入
1941年2月底，我在海峡岸边交卸了第38军军长的职务，改任第56装甲军军长，它正在德国内地成立军部。对我而言，总算是满足了一个心愿，因为早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我一直很想指挥一支机械化部队。
当然以军长的地位，事先是无权过问对俄战役的一切问题的。我个人是到1941年5月才接到作战命令，也不过是指示我这个军属于哪一个装甲集团军而已。
所以对1941年对俄作战的一切实际指导，我不能象对西线战役那样的加以评论，因为西线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曾经受到我个人的影响。
不过，我想有两个因素可以加以探讨：
第一是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如果别人都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对俄国的资源和红军的战斗素质估计过低。因此，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战役中就用军事手段把俄国打倒。即便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设法使俄国同时发生内在的崩溃。可是希特勒的政策却恰好适得其反。他在东欧占领地区的政策由盖世太保执行，完全抵消了军事当局的一切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政策是希望用最快速度摧毁俄国的制度，而他的政治行为却恰好与此目标完全相反。在其他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袖在目标上发生差异固然常有，可是这次的情形却又不同，因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权都握在希特勒一个人手中。结果是他在东线的政治措施完全违反了战略要求，于是丧失了一切可能速战速决的机会。
第二个因素是在最高阶层——即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未能获得战略上的统一。这种批评对全盘作战计划和1941年战役的执行都同样适用。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以政治和经济考虑为基础。其内容为：1.占领列宁格勒(他认为这个城市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利用这个手段，他认为还可以与芬兰人携手支配波罗的海。2.占领乌克兰原料地区，顿涅茨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和高加索油田。他希望占领这些地区即可使俄国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反之，陆军总部却认为必须首先击败红军，然后才能征服和守卫这些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战略地区，他们认为只有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才能遭遇到俄军主力，因为这个城市是俄国权力的焦点，那是这个政府不敢冒险丢弃的。这又有三个原因：1.比起1812年的情形，莫斯科现在已经真的变成了俄国的政治中心。2.如果在莫斯科以东和环绕该城的军备生产地区丧失了，那么至少可以使俄国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损失。3.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莫斯科恰好处在俄国欧洲部分交通网的中心。该城如果丧失，那么俄军的防线就会裂为两段，而俄国统帅部也不再能进行统一协调的作战了。
从战略上来说，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分歧似乎就是：1.希特勒希望在两翼寻求决战。(照当时双方兵力的对比和战场的辽阔程度来判断，德国的力量似乎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决战)。2.陆军总部却想在中央寻求决战。
德军对作战的指导，最后就是以这种基本的战略分歧来作为基础的。虽然希特勒同意陆军总部建议的兵力分布，把两个集团军群配置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的北面，而只把一个集团军群配置在它南面，可是在整个战役中，对战略目标的问题始终争论不决，其必然结果就是，不仅希特勒无法达到他的目标，那是过于遥远了，而且也使陆军总部的目标发生了混乱和动摇。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命令中所规定的“一般意图”全文如下：“用果敢的作战，包括装甲先锋的深入突破在内，毁灭位于俄罗斯西部的俄军主力，并阻止其有战斗价值的部队退入俄国腹地。”从根本上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战略公式，甚至是战术公式。应该感谢德军优秀的参谋业务和战斗部队的英勇善战，所以才能获得惊人的成就，而且差一点就使俄国军队濒于失败的边缘。但是这种公式并不能代替真正的作战计划，它的准备与执行都要求高层的意见应完全一致。基于双方兵力比例和攻击距离的遥远，似乎应假设要分两次战役才能毁灭俄国军事力量。
不过以我这个军长的身份而言，当然对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与意图不够资格过问。因此，我在当时自然没有怀疑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存在着这样重大的战略分歧。可是不久甚至于在我这个阶层也开始感觉到这种分歧。
第56军属于北方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预定从东普鲁士进攻。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李布元帅)的任务为从东普鲁士前进以毁灭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敌军，然后再向列宁格勒前进。
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普纳上将)则奉命挺进到迪纳斯克(Dvinsk) [ 校对者注：陶格夫匹尔斯 ] 对岸直达德维纳河(Dvina)上以占领一切渡河点，并继续向奥波切卡方向前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右面的是第16集团军，司令为布施上将，应通过科夫诺(Kovno) [ 校对者注：考纳斯 ] 前进；在它左面是第18集团军，司令为库茨勒将军，向里加方向前进。
6月16日，我到达第56装甲军集结地区。霍普纳上将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已经下达命令：
第56装甲军(第8装甲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0步兵师)应从梅梅尔河以北和蒂尔斯特以东的森林地区向东突破以达通向科夫诺东北迪纳斯克的大路。在其左面，第41装甲军，军长莱因哈特将军，下辖第1和第6两个装甲师，第3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69步兵师，应向贾科勃斯塔特的德维纳河渡口前进。党卫军“骷髅”师也属于这个集群，一开始跟在后面前进，然后再跟在进展最快的一个装甲军后面前进。
要想切断在德维纳河前方的所有敌军并赶上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期限，那么完整地夺占德维纳河的桥梁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条大河是个可怕的障碍物。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也就是一场赛跑，看哪个军先到德维纳河。第56装甲军注定了要做优胜者，因为根据情报显示，我们面临的抵抗将比第41装甲军轻微。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比我们军多一个装甲师。
我曾建议由我们军担任主力，以便找到敌人的最薄弱环节。但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并不支持这个意见。在我尚未开始叙述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首先应说明一个事实，这足以说明军人的标准与政治领导之间的不同。
在攻击展开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最高统帅部命令，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主要内容就是对俘获的俄国政工人员一律就地枪决以示反共精神。
我认为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些所谓的“政委”，其身份的确很特殊。他们不能算是军人，但又不像牧师，军医和战地新闻记者可以获得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反之，他们是一种疯狂的斗士，如果从传统的战争意义上来看，他们的战斗活动几乎可说是非法的。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监视俄国军人，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把残酷带入战争中，这与军人行为的传统态度完全不合。使战斗方法和俘虏待遇完全违反海牙公约的规定都应该归咎于这些“政委”。
不管对政委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应采取哪种看法，可是要将俘虏就地枪决还是违反了军人传统。如果执行这类命令不仅有损军人荣誉，而且更会打击士气。所以我责无旁贷，向上级报告说在我指挥之下的任何人都不会执行这个命令。我的部下大都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行动都完全一致。我的上级也赞成我的态度。不久，要求撤销这个命令的努力也终于生效了——因为很明显，这个命令只会促使俄军的政委们用一切最野蛮的手段迫使其部队拼命打到底。
6月21日13时，我们奉命于次日凌晨3时开始攻击。骰子已经掷下。
因为在梅梅尔河以北森林地区分配给我军的空间极为有限，所以只能先让第8装甲师和第290步兵师向敌军边界阵地实行突击。这时第3摩托化步兵师还留在河南岸。
最初我们在边界附近地区只遭遇到轻微抵抗。但不久就被有良好准备的碉堡网所阻，直到正午，第8装甲师在梅梅尔河以北才突破了敌人的要塞，克服了这一关。
在第一天，俄国军队已经露出真面目。我们前进不久就发现以前被敌军切断的一个德军巡逻队，所有人员都被杀死，尸体也已被分解。我和我的副官惯于在敌人尚未肃清的地区中来往，看了这种残酷的景象，都认为碰到了这种对手，最好是不要被他们所俘虏。以后，我们常常碰到俄军举手投降，可是等德国步兵走近之后，他们会马上抓起武器射击。还有俄国的伤兵也会装死，等我们部队走过之后，就从背后放枪。
照我们获得的一般印象，前线敌军部队似乎并未感受到突然袭击的压力，可是俄国的指挥体系至少不能说是反应敏锐，所以他们虽然有强大的预备队，却始终没有以任何协调的方式投入战斗。
关于俄国部队的部署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曾引起很多辩论。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俄国西部所集中的兵力数量，以及在比亚威斯托克和腊瓦两个地区附近所集中的强大装甲兵力，那么我们也许应该附和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俄国迟早会采取攻势。不过反过来说，俄国在1941年6月22日的兵力展开，又不能说俄国是准备立即采取任何以侵略为意图的行动。
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真象的应该是，俄国部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应付各种不同情况——为了占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俄国早已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无疑在1941年6月22日，俄国部队还是散布在这些纵深地区中，所以只可能用于防御性任务。不过一旦德国的政治或军事情况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这种部署的形式也是可以立即转变的。不需任何延误，俄国部队就可以马上转向进攻。所以虽然直到6月22日为止他们在形式上还是采取守势，但俄国的部署对于第三帝国而言却的确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只要一出现有利机会——军事的或政治的——俄国就可能会直接向德国发动攻击。
当然，在1941年夏季，斯大林是可能宁愿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的。但是如果国际情况的发展迟早变得使俄国当局认为可以向德国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时，那么这种临时性的防御部署也就可以迅速转变为攻击性质。也就是我所说的足以应付任何情况。
现在再回到我们第56装甲军方面。
如果这个军要想达成完整占领德维纳河渡口的任务，必须集中全力于两件事上。第一天，它必须突入敌境达五十英里以攻占在埃罗戈拉的杜比萨河的渡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我对杜比萨河地区颇有认识。这是一个深陡的峡谷，任何坦克都无法爬上那样陡的斜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铁路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建好一座木桥。如果敌人现在来得及把埃罗戈拉的大型公路桥炸断，那么本军就会无法前进，而敌人也就有时间在该河对岸陡坡上建立防御阵地，那无论如何都将是难以突破的。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用突袭方式攻占迪纳斯克的桥梁的可能。埃罗戈拉的渡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必不可或缺的跳板。
军部的要求虽然似乎很过份，但是勃兰登堡将军的第8装甲师还是完成任务——我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该师在一起。在突破敌方的边界阵地和压倒其后方的一切抵抗之后，终于在6月22日黄昏时分用一支搜索兵力攻占了埃罗戈拉渡口。第290步兵师也用打破纪录的行军速度跟在后面前进。正午，第3摩托化步兵师也开始渡过梅梅尔河并指向埃罗戈拉以南的渡口。
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要想在迪纳斯克获得成功，第二个条件是本军应不顾其两侧的部队能否齐头并进，都必须勇往直前冲到该地为止。我们能否完整地攻占那些宝贵的桥梁，就要看敌人是否将遭受到完全的突然袭击而定。自然我们也深知这个行动不免要冒相当的危险。
一切不出我们所料，本军运气不错，遭遇到的是敌军防区中较弱的一段。敌军虽然一再反击，有几次也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我军还是很快击破了敌军的抵抗。当我们左面的第41装甲军在沙夫利附近被敌军坚强阵地所阻，而在我们右边，第16集团军的左翼还正在争夺科夫诺的时候，到6月24日，第56装甲军实际上已经在维尔科米尔地区到达了迪纳斯克公路，已经深入敌境达105英里远，不仅超过了两侧的德军部队，更把边界地区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现在只要再前进80英里，就可以到达迪纳斯克诸桥。但是我们能否维持这样的速度呢？敌人必然会用其精锐的预备队向我们反攻。而且他们至少可以暂时填补我们后方的空隙来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但是尽管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由于谨慎的缘故而让幸运之神溜走。虽然第290步兵师自然赶不上本军的其他部队，不过由于有这个师跟在后面，却使我们获得了相当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它也更加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否则那些敌军就可能攻击我们的后方。此时，军部正率领两个机械化师向迪纳斯克的目标猛进——第8装甲师走上了公路，第3摩托化师则沿着公路以南比较困难的小路前进。这两个师一路击退了敌军用来反攻的预备队。在这些战斗中，有些颇为激烈。敌军损失了70辆坦克(约相当于我们全部坦克兵力的一半)和许多火炮。在这个阶段，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人力来收容俘虏。
6月26日清晨，第8装甲师已经到达迪纳斯克城外，上午8时我在该师师部接获报告，得知我们的冲锋已经夺取了两座大桥。在该城内和德维纳河对岸，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大公路桥已经完整无损的落到我们手中。奉命炸桥的哨兵在距离桥头几码远的地方被击倒了。铁路桥也只受到轻微的炸伤，可以照常使用。第二天，第3摩托化步兵师又用突袭方式攻克了该河游的另一个渡口。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在进攻尚未开始之前，有人问我如果可能，我们预计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迪纳斯克。我回答说如果4天之内达不到目标，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完整的攻占这些渡口。现在从零时算起，我们的确在4天又5小时之后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照直线计算，我们已经一口气冲入敌境达200英里。我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原因是上下一心，都不惜冒最大的危险，直向目标冲进。当我们驱车越过那些大桥进入迪纳斯克城时，的确感觉到不胜荣幸，尽管敌人在撤出该城时已经将城市的大部分都焚毁了。尤其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太高，所以更加感到满足。
当然仅就德维纳河北岸而言，我军的地位也不能算是太安全的。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的左翼都还在我们后方，分别相隔60英里和100英里的距离。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夹着几个俄国军，现在都正向德维纳河撤退。我们一方面要严防敌人在北岸全力攻击我们，另一方面又要监视南岸，以对抗从南面逼近的敌军。我们的处境极为危险。不过我们对目前这种孤立的情形却并不感到焦虑，因为这种情形决不会无限期拖下去，相反，使我们最焦虑的却是下一步行动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倒底是列宁格勒还是转向莫斯科呢？6月27日，装甲集团军司令坐了一架轻型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看我们，但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
我们应该合理假设，作为一个装甲集团军司令，对未来目标总应该有一点概念，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我们的热情却被下达的命令所打消——那是要我们拓宽迪纳斯克周围桥头阵地并保持渡口畅通。我们必须等候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左翼的前进，他们奉命在贾柯布斯塔德渡河。
虽然这的确是最“安全”的参谋学院的答案，但我们却有不同的新思想。照我们看来，当我军突然在敌人深远后方出现时，一定会使敌军发生相当的混乱。他们很明显是想倾全力把我们赶过河去，并且到处搜罗兵力来参加攻击。所以我们挺进得越快，他们就越难有机会用优势兵力有系统地对抗我们。如果我们笔直向普斯科夫挺进——当然同时仍应确保德维纳河渡口的安全——而同时，装甲集团军又用另一个装甲军紧随在我们后面，通过迪纳斯克前进，于是最可能的就是，敌人还是会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向我们发动零星的反攻，至少就现阶段而言，他们无法打一次正式的会战。至于那些留在德维纳河以南的敌军残余兵力，就可以留交后续的步兵部队加以扫荡。
不用说当一个单独的装甲军——甚至整个装甲集团军——冒险深入俄国腹地时，当然是越深入就越危险。相反，一支在敌后作战的坦克部队，其安全程度大致依赖于持续运动的能力。一旦它停止不动，马上就会从四面八方受到敌军预备队的攻击。
但是最高统帅部不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这并不怪他们。就目前而言，列宁格勒的目标似乎正离我们远去，却让我们在迪纳斯克干等着。一切都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现在到处抽调援兵——不仅从普斯科夫，甚至还从明斯克和莫斯科。不久我们就被迫击退他们在北岸的攻击，有几处阵地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反击过程中，第3师收回了一些暂时放弃的地域，我们部队发现有3个军官和30个士兵的遗体留在一个野战包扎站中，那本来都是留在那里的负伤人员，但却遭到屠杀。
在以后几天，俄国空军也倾全力来破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的桥梁。他们以疯狂的勇气，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进行低空攻击，但却被我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曾经有一天他们就损失了64架飞机。
最后在7月2日，我们又能够再次运动了，此时党卫军骷髅师已加入本军作为第三支机动部队，而第41装甲军也已在贾科勃斯塔特渡过了德维纳河。对于继续前进的任务，第4装甲集团军所分配的是尔热希扎-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轴线。所以现在总算是认定列宁格勒为目标了！
虽然如此，从本军用突袭手段冲到迪纳斯克时算起，已经浪费了6天时间。敌人已经有时间来恢复震惊，本来当德军突然在德维纳河北岸出现时，他们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了。
本来象第56装甲军对迪纳斯克进行的这种坦克深入突击，必然会在敌人的交通地区造成混乱和恐怖，它切断了敌人的指挥体系，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协调一切对抗措施。可是现在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决定巩固德维纳河阵地，就使这些优势开始动摇——尽管集团军总部的动机很好，但是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我们是否还有那样的好运呢？这似乎值得怀疑。很明显，唯一机会就是这个装甲集团军应该以一个整体行动。不过，它却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敌人的抵抗并不足以阻止其前进。
不过在开始时，这个装甲集团军却是很平均地从迪纳斯克-贾科勃斯塔特一线向普斯科夫方向前进。第56装甲军沿着迪纳斯克-尔热希扎和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大路之东前进，而第41装甲军则在其左方。敌军的抵抗已经比在战役最初几天更为顽强而有秩序，但是仍然一再被我军击败。
装甲集团军现已接近斯大林防线，这是一条实力不均的要塞线，沿着原有的俄国边界构筑，从普斯科夫以西的普斯科夫湖的最南端起到大卢基为止。在这个阶段，集团军司令部又把主要道路分配给第41装甲军，由它继续向奥斯特罗伊前进。而第56装甲军则转向东面对大卢基和奥波切卡前进，这个意图是我们应该突破斯大林防线，并从东面迂回假设以普斯科夫为基地的俄国强大装甲部队，如果这支部队确实存在，而第56装甲军又能迅速执行这个行动，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不过照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如果按照所命令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军必须要越过斯大林防线前方的大沼泽地，所以我们表示强烈反对，主张两个军都应维持原有的前进轴线直扑奥斯特罗伊，结果还是毫无效果。我应该很遗憾地说，我们对那个沼泽地的忧虑不幸言中了。第8装甲师到达了越过沼泽地的木质栈桥，但是它早已被一个俄国摩托化师的车辆所阻塞。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把道路清理出来并修好已被炸毁的桥梁。等该师最后从沼泽地中钻出来时，又遇到了强烈抵抗，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才把敌人击退。第3摩托化师只找到一个狭窄的栈道，这是他们的车辆所无法通过的。所以只好又撤回来，奉命跟在第41装甲军后面向奥斯特罗伊前进。
当党卫军“骷髅师”向大卢基前进时，它遇到的地面较好，虽然包括了一道坚强的混凝土要塞线在内。现在该师就显出其内在弱点，由于军官和士官缺乏认真训练和适当的经验，所以这也注定了无可避免。单就纪律与外表而论，这个师毫无疑问可以使人获得良好印象。我甚至有理由称赞他们非常良好的行军纪律——这对摩托化部队的有效运动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这个师在攻击时非常勇猛，在防御时也十分坚定。以后我曾经好几次指挥过它，认为它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党卫军师。当时它的师长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不久就负伤死去。
尽管如此，这些优点加起来还是无法抵消其领导者在训练方面的缺点。这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因为部队直到进入战斗为止还没有学会那些陆军部队早已学会的一切常识。他们的损失和经验的缺乏又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有利机会，于是使他们要多打许多不必要的仗。结果是我一再去援救该师，但仍不能阻止死伤数字的激增。10天以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必须改编为两个团了。
虽然党卫军师一向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许多经过挑选的补充人员，本来可以用来填补陆军中的兵员空缺，但都大规模消耗在党卫军中，这种血液的损失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当然不能责备党卫军部队本身这种对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应由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为了政治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而硬要成立这些特殊单位。
不过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应忘记党卫军确实是良好的战友，当他们在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时，经常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可靠。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愿意脱离像希姆莱那种无耻小人的控制而正式并入陆军部队。
在回过头来叙述第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我应该先把上次大战中一支坦克部队指挥体系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形简略地叙述一下，以便给读者一个概括的印象。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我的祖父还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个小山上面，从那里他可以了望整个战场，并亲自指挥他那个军的一切行动。他甚至可以直接骑马跑到前线去视察那些正在展开的团。这种情形当然早已成为过去。由于炮兵射程日益伸长，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司令部就逐渐向后退，同时由于战场辽阔，目力观察和亲自指挥也变得根本不可能了。从那时起，有效的电话联络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象中的大元帅坐在办公室中用电话下达命令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全新的指挥方法，尤其是对高度机动性的部队而言，由于情况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被拘束在后方遥远的指挥所中。如果他在太远的地方等候前线部队的报告，那么作决定就会太迟缓，从而错过一切机会。而且当一次成功的行动刚刚完成，指挥官就又必须立即设法消除战斗疲倦的自然现象，使他的部下获得新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型的运动战对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较高级指挥官更要以身作则，尽可能与前线部队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并且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正情况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级将领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炮火，那么立即可以使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和设法帮助他们。一个高级将领不应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战友，与士兵同甘苦。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精力。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在各个师部中，总是听到为了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和疲劳过度而感到忧烦焦急的言语。这是较高级指挥官一天到晚感到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是他对团营等单位所应负的责任。可是当我走上最前线之后，我却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于是当我坐下来与一辆坦克的乘员同抽一支烟，或者是与一个步兵连的人员进行一次闲谈，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充沛精力，这也是德国军人的商标，于是使我精神一振。这类经验是一位高级指挥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阶愈高，这种机会也就愈少，集团军司令或集团军群总司令就不能像军长那样方便了。
当然，即使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跑。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前线冲出冲进，而且当需要时老找不到他本人，那么实际上也就无异于把指挥交给了幕僚。在许多情形中，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却决不正常。
当然最后的关键还是指挥业务应有合理组织，对于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而言尤其如此，应不惜任何代价使其维持连续性。
军部的后勤部只能几天移动一次以便使补给物资不脱节。可是军长和他的作战部门为了使他们与机械化师经常保持接触，其战术司令部每天必须推进一次甚至两次。所以这个军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要把人员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一切都不能讲究。
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来寻找安居之所。在法国作战时我们住的都是城堡别墅。可是东线的小型木屋却丝毫不能吸引人，尤其是里面充满了臭虫。所以我们的战术司令部经常在帐篷里，另外加上一些通讯指挥车辆。我自己总是与我的副官共用一个睡袋睡在一个小帐篷中。在这次长驱直入的行动里，我睡过不到三次床铺。唯一不肯睡在帐篷中的人就是我的首席军事助手，他宁愿睡在自己的车子里。不幸的是他的长腿必须留在车门外面，所以经过一夜大雨之后，潮湿的靴子就会无法脱下。
我们通常在主要前进轴线附近的森林中支起我们的小帐篷，如有可能，总是靠着湖沼或溪流，可以在吃早饭之前匆匆下水洗个澡，或是在从前线上回来时洗去满身的尘土。
参谋长自然总是留在指挥部应付工作和电话，而我在白天——常常还包括一部分夜晚——经常在路上跑动。通常我总是在接获了拂晓时的情况报告和发出必要的命令之后，就趁一大早出发去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中午我又回到指挥所中停留一下，然后又去视察另一个师。等到我再回到指挥所时，它可能已经换了新位置。这时天色已黑，而我们也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总是应该感谢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的远见，他会预备一只烤鸡和一瓶好酒来特别的款待我一次。
当然，这种有弹性的指挥方法只是因为有了无线电之后才有可能性。我总是带着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一同行动，我的通讯官科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员，他以后成了一位少校参谋。他使我与军部之间从不失去联络，对于前线情况可以经常获得报告，并且我在前线所作的决定也可以立即传达回去。更应补充说明一句，当我在战后入监期间，科勒更证明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朋友，曾多次帮助我妻子。
除了我的驾驶员纳格尔和舒曼以外，经常陪我旅行的人就是我的副官斯佩切特中尉。他是最好的骑兵军官，敏锐勇敢，不怕危险，态度乐观，是我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他最喜欢陪同我一起去进行搜索行动。我当军长时，这种机会较多，几乎天天都可以上前线。以后当我升任集团军司令后，就不能那样天天往前线跑，于是他就变得很不高兴。这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常态，我总是设法使他有领导战斗的机会。在克里木，他曾两次率领搜索中队，发挥出极大的机智与勇敢。当我们在列宁格勒前线时，我派他到一个师去服役，但是中途因为飞机失事牺牲。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现在再回到第56装甲军方面。到7月9日，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的企图——派我这个军从东面迂回在普斯科夫的敌军——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原因有二，一是沼泽地，另一就是敌军的猛烈抵抗。现在已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只有抽回军部和第8装甲师，让他们再沿着原有向北的轴线向奥斯特罗伊进发，第3摩托化步兵师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尽管如此，自从离开迪纳斯克以来，依照7月10日所获得的情报，本军也已经击溃了敌方的四、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这些兵力远比我们自己要强大得多。除了我们已经收容了好几千名俘虏以外，自从离开德国国境以来，我们的战利品一共有60架飞机，316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内)，205辆坦克和600辆卡车。不过敌人虽已被迫向东退却，但却并未遭到毁灭——不久这个事实就变得很明显了。
现在这个装甲集团军已经集中在奥斯特罗伊周围，我们军部希望能迅速向列宁格勒前进：我们自己通过卢加，而第41装甲军则通过普斯科夫。照我们看来，这样可以使我们获得最好的机会，不仅能迅速攻占该城，而且还能切断面对第18集团军的敌军，不让他们经过里窝尼亚退入爱沙尼亚。在东方侧面保护这个作战的责任则应由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前进的第16集团军来担负。
不过装甲集团军司令部所决定的办法却完全不同，这可能是根据最高级当局的命令。
第41装甲军奉命沿着大路，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第56装甲军又再度被拉向东方，奉命通过波科霍夫-诺夫哥罗德进向丘多沃，以求尽量提早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这个任务固然也很重要，但却又再次使这两个军分开得太远，结果使每个军都缺乏必要的打击力量。尤其是在这一面遍布森林和沼泽的地形，事实上很不适宜大型装甲部队的行动。
更令人遗憾的就是党卫军骷髅师又不由第56军指挥了，它在大卢基奥波切卡地区的任务改由第290步兵师接替。这个党卫军师现在留在奥斯特罗伊以南担任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于是又像离开德国边界时的部署一样，集团军主力再次放在左翼的第41装甲军方面。至于第56装甲军则奉命只用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东往丘多沃进行大迂回运动，而且由于党卫军师不再在其右面成梯次跟随前进，所以南翼也就缺乏必要的保护。如果再考虑到敌军虽已被击败，但却并未被歼灭，就可以明白这种危险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坚信本军将继续从运动速度中去寻找安全保障。
第3摩托化师在奥斯特罗伊归还本军，它经过一场苦战之后已于7月10日攻克了波科霍夫，现在奉命沿着一条次要道路向北前进。第8装甲师奉命通过佐尔基什前进以夺占姆沙加河流入伊尔门湖处的重要渡口。
经过一连串战斗，其中多数都很激烈，本军在以后几天之内仍能继续前进。除了7月14日清晨敌军曾在斯赫伦河北岸攻击本军指挥部以外——很显然是敌方的搜索兵力——敌军就未曾威胁过我们南翼的开放侧面。同一天在我的坚持之下，第8装甲师在击败了有炮兵和坦克装备的敌人，攻克佐尔基什之后，挺进到姆沙加河地区，不过却发现桥梁早已被炸毁了。
此时，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把它的前进主力向卢加公路的西面移动。它已经把第41装甲军的三支机械化部队都向北调动以阻止第18集团军前方的敌军从普斯科夫湖以北通过纳尔瓦撤退。该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269师)还留在到卢加的公路上。所以第56装甲军在向丘多沃的大迂回运动中，现在就更感孤立。所以我们立即向集团军司令部提出要求，指出如果我们这个军还想达到原定目标的话，就必须立即获得党卫军骷髅师和第16集团军第1军的密切支援，他们都与我们相当接近。
不过这个要求尚未获得答复，第56装甲军却已开始遭遇困难。7月15日清晨，我们在佐尔基什以西和斯赫伦河岸边的军部指挥所中接到了几个极不愉快的报告。敌人已经向第8装甲师的侧翼(现在一直延伸到姆沙加河)发动了强大攻击，同时又从南面越过斯赫伦河进攻。这就是说位于佐尔基什与姆沙加河之间的第8装甲师战斗部队的主力与该师的后方支队(军部也在一起)之间的联络将被切断。不仅如此，敌人还在我们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其强大兵力正从南面向我们的补给线进攻。同时，已经向北面前进得更远的第3摩托化师，也发现自己正受到敌方优势兵力的攻击，那是从乌托戈什的北面和东北面发动的。
很明显，敌人的意图是想包围孤立中的第56装甲军。因为党卫军“骷髅师”未能沿我们后方右侧面作梯次跟进，所以才使敌人可以集中位于我们南方的兵力，越过斯赫伦河向我们进攻，同时，由于第41装甲军已经离开卢加公路，结果在那一面强大的敌军也腾出手来，他们现在正向我们北方侧翼进攻。
我们此时的处境实在很不乐观，我们自己也在怀疑这一次所冒的危险是否太大。我们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掉以轻心，所以对南侧的敌人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呢？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又是否还有机会完成任务呢？照现有事实看来，我们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经过佐尔基什把第8装甲师撤回以避免受到包围。第3摩托化师也应该摆脱战斗以使本军恢复行动自由。以后几天，敌人都在倾全力执行包围作战，除步兵师之外又加上两个装甲师，并有强大的炮兵和空军支援。第8装甲师终于还是从佐尔基什向西突围并实行重组，尽管一度曾经暂时依赖空中补给。第3摩托化师在摆脱敌人之前，一共击退了17次连续的攻击。同时，当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又把党卫军师再度拨交我们指挥之后，就能肃清本军补给线上的残敌了。
到7月18日，这个危机已经成为过去。本军现在在德诺附近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正面，大致面对着东面和东北面。由于第16集团军的第一军现在已经冲向德诺附近，所以我们原来在南翼的威胁也已解除。
我们俘获了一架联络飞机，有伏罗希洛夫元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也使我们更感到放心。我于1931年在莫斯科与伏洛希罗夫元帅有一面之缘，他现在正指挥着面对我们的这个方面军。这封信的内容不仅证实了俄国陆军的相当部分都已被歼灭，而且特别提到了在佐尔基什附近的战况。
当被包围时，我们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就只有飞机和无线电。可是等我们的交通线恢复之后，官样命令又马上如雪片一般飞来。其中有件事值得一提，那是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令。因为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对本军的被围曾经举行了一个过早的庆祝节目，并报告说已经俘获了某种有关我方多管火箭发射筒的机密资料。俄军对这种新兵器明显感到厌恶，因为它们可以发射燃烧弹，面对着我们的俄军早已用明码无线电向我们提出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就会用毒气来报复——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因为俄军自己的化学战防御工具是不完备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俘获这些资料后，自然要大吹大擂一番。现在最高统帅部就要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种机密文件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很明显那不是从战斗部队手中夺去的，而是当俄军切断我们补给线时从某个运输纵队缴获的。当装甲部队在我方正面深远前方作战时，这类事情必然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对最高统帅的查询据实呈报，并补充说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今后我们深入敌纵深以不超过60英里为原则。
7月19日，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告诉我们，现在已计划派第56装甲军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已经集结在卢加公路上的第269步兵师已拨交给我们指挥。我们所主张的集团军全部兵力应集中在一起的建议，还是未被采纳——我们主张宁可跟着第41军从纳尔瓦以东前进(那里有四条可用的道路直达列宁格勒)，而不愿沿着卢加轴线前进，因为那必须通过森林浓密地区。
此外，我们必须首先与第1军配合向东攻入姆沙加河地区，那是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很显然最高统帅部还是不想放弃大迂回运动的计划，甚至还准备绕到伊尔门湖以东去。就目前而言，我们与第1军不得不又卷入新的战斗中。敌人也终于被赶到姆沙加河对岸去了。
7月26日，陆军总部第一副总参谋长保卢斯将军来我军视察。我把当前情况讲给他听，告诉他我们这个装甲军是如何在一个最不适宜使用装甲部队的地区中把实力逐渐消耗掉了。我也请他注意到分散这个装甲集团军兵力的不利。我军的3个机械化师已损失6,000人之多，而部队和装备也都已经用到了最大限度，尽管第8装甲师在休息几天之后还是设法使能用的坦克数量从80辆增加到了150辆。
我告诉保卢斯，最好的办法是把整个装甲集团军从几乎毫无希望迅速前进的地区中撤出来，而转用到莫斯科方面去。反之，如果进攻列宁格勒和穿越丘多沃执行大迂回运动的计划一定非保留不可，那么就必须使用步兵直到肃清森林地区之后，我们这个军必须保留起来以便对列宁格勒作最后突击，否则等这些机械化师到达列宁格勒时就会丧失战斗力。我又指出，无论如何这样的作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想迅速占领列宁格勒城和海岸线，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应该集中装甲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在纳尔瓦以东地区并且向该城进攻。
保卢斯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事实的变化却与这种想法大相径庭。当第16集团军，包括第1军和刚到达的另一个军，已经接替了伊尔门湖以西姆沙加地区的防务之后，第56装甲军就应该从通过卢加的道路改向列宁格勒进攻。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总共只分配到3个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第269步兵师和新到的党卫军警卫师。
这种办法进一步分散了装甲集团军的机械化兵力。党卫军骷髅师仍留在伊尔门湖边，由第16集团军指挥。而第8装甲师则由集团军司令部收回作为预备队，它暂时被用来肃清交通线上的游击队——这个任务不仅太浪费，而且也极不适当。这个军现在只有一个机械化师(第3摩托化师)在卢加地区，而第41装甲军在纳尔瓦以东的战斗中却用了3个师。古德里安上将对装甲兵的使用曾拟定了一条格言，就是“不准分散，只准集中”。而我们的情形恰好与这种理论相反。我们一切要求保留这3个机械化师的努力都完全失败了。经验早已证明，当兵力日益缺乏时，只有极少数指挥官还能设法维持整齐的战斗队形并避免分散他们的部队。
如果要我对卢加附近的战斗加以详细叙述，也许需要太多篇幅。的确那是非常艰苦的战斗。几个星期以前，敌人在这个地区还只有相当微弱的兵力，现在却已经增加到一个完整的军，下辖3个师，并有强大炮兵和装甲部队支援。尤其卢加附近本是俄军的一个训练地区，所以敌人对周围的情形非常熟悉，此外，他们也有足够时间构筑适当的工事。
当这些战斗仍在进行时，我军又分配了新任务。最后，它终于奉命与在北面的第41装甲军汇合起来向列宁格勒进攻。可是即使到现在，还是只有军部和第3摩托化师能够调动，而第8装甲师和党卫军骷髅师仍然继续执行其现有任务。
8月15日，我在卢加的任务移交给第50军，该军军长为林德曼将军，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朋友。接着我们开始向北移动。我们的新指挥所设在纳尔瓦西南约25英里远的楚德湖畔。道路是那样糟糕，我们花了8小时才走过125英里的距离。当我们到达楚德湖之后，那天夜间又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命令我们停止第3摩托化师的前进——它是跟着我们走的——并于明日清晨再转回去，改向在德诺的第16集团军报到。我们，连同第3摩托化师和党卫军骷髅师是刚从伊尔门湖地区抽回的，现在又马上要重新加入那一方面。对这样的调动，当然不会有人表示满意。也许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的军需处长克莱因斯密特少校，虽然这个消息要使他的补给运输安排转上一个180度的大圈子，可是他却依然兴高采烈，毫无怨言。
所以在8月16日，我们又沿着那条坏路再回德诺去。这一次的距离为160英里，一共走了13个小时。侥幸的是第3摩托化师还没有向北走多远，所以很容易将它调过头来，不过部队的感想如何却是我们不愿想像的。这种改变的最后原因，或许还是因为我们的总兵力不适当以及在列宁格勒、普斯科夫和伊尔门湖之间是完全不适于坦克作战的地区。
当我们到达第16集团军司令部时获得的情况大致如下：第10军本来在伊尔门湖以南集团军群右翼作战，现在受到远为优势的敌军(俄国第38集团军，包括8个师和骑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节节败退。它正在伊尔门湖以南，正面向南进行困难的防御战，而敌人明显想从西面实行迂回。第56装甲军的任务就是紧急援救该军。我们这个军应采取的行动——可能的话应尽量不引起敌人注意——就是让它的两个机械化师进入德诺以东的敌军西侧，当敌军忙于攻击第10军时，就可以出其不意席卷他的正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任务，而党卫军师又归我们指挥也很使人感到愉快，唯一遗憾的却是第8装甲师未能参加这次作战。
到8月18日，这两个师秘密进入敌人西侧的伪装集结地区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当本军于次日清晨发动攻击时，敌人遭到了完全的突袭。我们从侧面席卷敌人正面的计划完全成功了，在以后的战斗中，第10军也转守为攻，与我们联合起来围剿溃败中的俄国第38集团军。到8月22日，我们已经到达斯塔拉雅-鲁萨的东南，虽然在沙质地面上几乎完全没有道路，但两个摩托化师的步兵还是继续徒步作战。在这几天，单是第56装甲军就已俘获12,000名俘虏，坦克141辆，火炮246门，以及许多自动武器和摩托化车辆。在战利品中有两个有趣的东西。一个是一门崭新的德国88毫米高射炮，那是1941年才制造的。另一个是俄国的多管火箭炮，这是第一次落入德军手中。我特别希望把这件战利品送往后方，却发现车胎已经被人拆走了。调查之后发现这是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所干的好事，他发现这些车胎非常适合用在我们自己的指挥车上。当他奉命归还原物时，表现十分幽默。
当战斗部队用尽精力之后，于是就可以享受一次短假，于是又有撤回第56装甲军用在其他方面的议论，结果是第16集团军还是在伊尔门湖以南继续东进。不过到8月底，夏天的第一场大雨开始把所有路面都变成了泥沼，于是两个机械化师都暂时不能动弹。同时，敌人也在调集新的兵力来代替已被击败的第38集团军，沿着柯尔门-伊尔门一线，又有新的集团军番号出现——第27、第34和第11，三个集团军群。于是又有新战斗发生，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不拟详述。
第56装甲军在强渡波拉河之后，一直挺进到杰米扬斯克附近为止。除了敌军的抵抗已经日益顽强以外，沿着泥泞数尺深的道路前进，也使人员与装备都感到吃不消。在这个阶段，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各师方面，但即使是我那辆坚固的指挥车，也时常还是要用牵引车拉动才能继续行走。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在目标上的分歧。前者为列宁格勒，而后者则为莫斯科，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告诉我说他的意图是一直向东推进到瓦尔代高地为止，以便以后可以向加里宁-莫斯科轴线前进。可是北方集团军群总部却不同意。9月初，第57装甲军从中央集团军群地区加入北方集团军群作战。9月12日，我们又奉到指示，说不久就要向南移动，改归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群指挥。甚至一位军长对这样的调动也感到莫测高深，不过我却得出了一个总结论，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之间对战略目标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无论如何，在这几个星期，第16集团军(连同第56装甲军在内)所进行的战斗却可说是非常成功。到9月16日，德军统帅部就能够宣称俄国的第11、第27和第34这三个集团军的主力都已经完全被击溃。有9个师被认为已经毁灭，另外还有9个师也被认为已经受到了惨重损失。
不过我们对这样的成就却还是缺少真正的满足感。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仗究竟是为什么而打。不管怎样，像我们在迪纳斯克进行的神速前进已经不会再有了。
我当第56装甲军军长的时间现在已经不多了，9月12日的夜间，帐篷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与一两位参谋正在打桥牌以消磨时间并等候黄昏情况报告。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我的朋友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要与我讲话。通常这时来电话总不是好事，可是这次布施却把一个命令宣读给我听。
“步兵二级上将曼施坦因应立即前往南方集团军群总部报到，并接任第11集团军司令。”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率领一个集团军独当一面了，任何军人都可以了解我此时的愉快和骄傲的心情。对我而言，这好像就是我戎马生涯的顶点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向所辖各师道别——可惜只能用电话——接着又向军部人员致谢。我对第56军所属的全体官兵深致谢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军部和各师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对于新职务和较大的任务，我当然感到很愉快。但是我却深知在军人生活中，最满意的阶段也许从此不会再有。这3个月中，我与战斗部队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患难也共享成功的愉悦。今后，由于地位的关系，也许就不能再和部队如此亲密接近了。
在战役最初阶段，第56装甲军的长驱直入，真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的梦想。这种生活经验也许今后不会再有了。离开我的军部僚属，也使我内心感到悲伤。尤其是我那有经验的参谋长埃尔维菲尔特上校，他是一个冷静超群的好顾问，其他人员也同样非常杰出。
当我于9月13日正式向我的老友布施上将告别时，我携同到新职位的部属就只有我的副官和两个驾驶兵。他们现在都已经作古。
第九章 克里米亚战役
假使我现在企图叙述第11集团军和其罗马尼亚战友在克里米亚所作的战斗，那么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想要纪念我那些在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伙伴们。同时，我也愿意为那些戎马余生的伙伴们，把整个的战局情况再讲述一遍，因为在当时他们对全局只有不完全的了解。
这些人员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的阶段中，曾经有过伟大的表现，面对着数量优势的对手，曾经累战累胜。在攻击和追击中，他们的进取精神无与伦比。当情况似乎毫无希望时，他们也还是能够挺身而斗，毫不动摇。他们常常不能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被迫向他们要求达成那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和他们为什么要转战许多地区和战线。可是他们却能把忍耐力发挥到最高限度，来执行这些要求，并且绝对信任其领导者。
除那些直接参战的人员以外，第11集团军在克里米亚的战役还有其值得注意之处，因为这是少数例证中之一个，一个集团军能在一个隔离的战场中独立作战，一切都由其自主，可以不受最高统帅部的干涉。这个战役经过了10个月的苦战，包括着攻势和守势的战斗，具有充分行动自由的机动战、势如破竹的追击战、在敌人所控制的海中登陆、游击战、和对于坚强要塞的攻击等都在内。
最后，这个战役也非常有趣，因为在黑海半岛上，至今还可以找到希腊人、哥特人、热那亚人、和鞑靼人的遗迹。在1854-1856 的战争中，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历史的焦点，在当时曾经大出风头的地名，现在又再度露面。
不过就作战方面来说，1854-1856 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与1941-1942 的战役是无法比较的。在前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享有海军优势和它所含有的一切利益；而在1941-1942 年的克里米亚战役中，控制着黑海的都是俄国人。我们的第11集团军不仅要攻占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而且还要对抗俄国制海权所带来的一切不利条件。
我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
1941年9 月17日，我达到了尼古拉耶夫(Nikolayev) 的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管其指挥权。该地为设在布格河口上的俄国海军基地。
我的前任舒伯特上将(Col. Gen. Rilter V. Schobert)在前一天已经安葬在该城之中。在他视察前线时，他的座机误落在俄军所布的雷区中，他和他的驾驶员都同时被炸致命。德国陆军损失了一位人格完整、经验丰富的前线战将。他的部队愿意跟着他走向任何地方。
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最优秀的，以后他们也就组织了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核心。在两年半的艰苦战争中，这许多优秀军官所给予我的帮助，是值得我永远记忆的。我们之间相处得极为融洽。当我于1944年被解除兵权时，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愿意与我同去而不想再继续干下去。
我的新职是很奇怪的，不仅只是我的指挥权由一个军扩大到了一个集团军而已。直到我到了尼古拉耶夫之后，才知道除了第11集团军以外，我还要兼管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在东线的这一部分，其实际的指挥体系很不易于安排。轴心盟军的指挥权是由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安东奈斯库元帅(Marshal Antonescu) 负责，一共指挥着罗马尼亚第3 和第4 两个集团军，和德国的第11集团军。但同时他又受伦德斯特元帅的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节制。而第11集团军司令部在安东奈斯库元帅与集团军群总部之间，就构成了一个连络站，并且就作战事务上对他提供意见。
不过当我到达的时候，实际情况又完全改变了。安东奈斯库所直接指挥的，仅限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该部奉命进攻敖德赛。至于第3 集团军则由第11集团军指挥。并直接接受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
在一般的情形之下，要一个集团军司令部除了其本集团军以外，还要同时控制另一个独立成一个单位的集团军，这已经是很够窘迫了，而当这另一个集团军又是同盟国的部队，则其困难当然就更会加倍了。使事情变得更为困难的，不仅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其组织、训练和领导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这本是盟军所惯有的情形——而且他们的战斗素质也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同盟军的作战，被迫不得不作较严密的控制，这对于我们自己的兵力通常是不适用的，并且从良好关系的维持上来说，也似乎是不适当的。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能与罗马尼亚的司令部和战斗单位合作无间，而并未发生任何真正的磨擦，主要的是因为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司令杜米特利斯库将军(Gen. Dumitrescu) 所具有的忠忱。他以后升为上将。对于所有的罗军部队，直到师级为止，我们都派有德军联络组，他们的机智和坚定对于这种合作也是大有贡献的。
不过在这一方面，更值得一提的却还是安东奈斯库元帅本人。不管从政治家的角度对他有怎样的批评，安东奈斯库却要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良好的军人，而尤其是我们的最忠实盟友。一旦他决定使其本国与德国共命运之后，他就竭其全力动员罗马尼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潜力供我们使用。假使说事实上并未能完全如他所理想的那样好，其原因应在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内在环境中去寻找。无论如何，他对于他的盟友是始终忠诚的，我对于他的合作只有感谢而无任何批评。
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陆军，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多的弱点。虽然通常都是农民出身的罗马尼亚军人在物质要求上都非常低，而且也都能勇敢战斗；但是由于平均教育水准太低，所以要训练他们成为有思考能力、能够独立作战的战士，通常会很感困难，更不要说想使他们成为够标准的士官了。其中有些日尔曼少数民族虽能符合必要的标准，但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偏见却使他们难于获得晋升的机会。结果促使日尔曼祖籍的罗马尼亚军人，都设法想转入德军服役，当后者奉命不准收容他们时，又投入德国党卫军。
就罗马尼亚部队的内在安定性而言，其最大的弱点即为缺乏一个如我们所了解的士官团。恐怕今天的德国人也许都已经忘记了，在过去我们优良的正规士官团所负的责任是何等巨大。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罗马尼亚的高级和中级军官中，有相当的比例不够水准。在多数的情况下，罗马尼亚的官兵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而这在德国陆军中被视为是当然。管理他们的人完全缺乏那种“普鲁士”式的传统。因为他们并无战争的经验，所以罗马尼亚的战斗训练完全不合近代战争的要求。这又引起了不必要的损失，并且也注定了会影响士气。其军事领袖自从1918年以来，就一直受到法国人的影响，所以其思想跳不出第一次大战的圈子。兵器与装备一部分已经陈旧，同时也不适当。对于反坦克单位尤其是如此，所以当他们遭遇到俄坦克攻击时，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守住其阵地。德军在这一方面能否给予他们比较有效的援助，对于许多其他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先决条件。
关于罗马尼亚部队在东线战场上的使用，还有一个最后的弱点，那就是他们对俄国人具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在困难的情况，这却很容易产生恐惧现象。任何对俄国的战争中，若是牵涉到东南欧民族，则这就是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就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论，其斯拉夫种族意识更足以增强其内在的不安。
出对于罗马尼亚部队的战斗效率作任何研判时，还有一个的因素也是不可以完全忽视的。当我们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时，罗马尼亚早已达到了其基本战争目标，即比萨拉比亚的收复。即令所谓“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地区，即夹在聂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虽然希特勒已经劝说他们接受，但却并不在其真正愿望之内。所以这是很容易理解，要他们向俄国境内深入，而他们又一向都那样害怕俄国，对于多数罗马尼亚人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不会受到热烈欢迎的观念。
尽管有上述的一切缺点和保留，但是罗马尼亚部队还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尤其是，他们经常愿意接受德国人的军事领导，而不像其他的同盟国，总是把面子问题摆在实际需要的前面。毫无疑问，安东奈斯库的军人心灵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当时我的顾问人员所告诉我的结论就是，一旦受到任何实质的损失，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就会丧失其攻击能力，而且只有以德军为骨干增强之后，才能适合于防御。
我所指挥的这个地区构成了东线战场正面的最南侧翼。概括来说，它包括克里米亚和查波罗齐(Zaporoxhye)以南的第聂伯河湾部分。它与正在第聂伯河以北前进的南面集团军群主力并无直接的接触，专就第11集团军的作战自由而论，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当我在俄罗斯北部的森林地区中，感觉到一个装甲军的运用非常困难之后，现在却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草原之上，几乎不存在任何天然障碍物，尽管它也不能提供任何的掩蔽。那是一个理想的坦克之国，但不幸得很，第11集团军却并无坦克。
地形方面的唯一变化就只有小河，它们的河床在夏季中会完全干渴，形成深陡的峡谷，通常叫作”Balkas”。虽然如此，大草原的如此单调景色却也使它们具有一种奇异的风光。每个人都可能会一度为这种无限性的风景所迷惑，你可能仅仅凭着罗盘的定向，驾着车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中途地形一点起伏都没有，而且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家。遥远的地平好像是一座远山一样，也许在它的后面就是天堂，可是行行重行行，天堂却永远达不到。只有电报线的电线杆打破这种永恒的寂寞。可是在日落时，这个草原却变得光辉夺目，气象万千。在罗格斯克(Nogaisk) 大草原的东部，绕着美利托波尔(Metitopol) 的东北面，我们遇到一些德国名称的村落。它们位置在肥沃的果园中，其建筑良好的石质房屋足以表示其过去的繁荣。居民还说着纯粹的德国话，但是几乎全是老人、妇女与小孩子，男人已经全都被俄国当局发配了。
最高统帅部交给第11集团军的任务必然要使它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一方面，在南面集团军群右翼前进，其意图为继续追击向东撤退的敌军。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的主力应沿着亚速海(The Sea of Axov) 的北岸，大致向罗斯托夫(Rostov)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军同时也应攻占克里米亚——对于这个任务应给予特殊的优先。其理由之一为假想该半岛的攻占能对于土耳其的态度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更迫切的理由为敌人设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油田能够构成巨大的威胁，而后者对于德国却具有极重要的关系。在克里米亚被攻下了之后，第11集团军的山地部队就应越过刻赤(Kerch) 海峡，指向高加索，以便增强越过罗斯托夫的攻势。
所以在那个时候，最高统帅部对于1941年战役仍然保有极大的目标。不过不久就显示出分配给第11集团军的双重任务是不合于现实的。
9 月初，第11集团军已经在比里斯拉弗尔(Berislavl) 强渡了下第聂伯河——这是第22步兵师的杰作。虽然如此，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表明，这个集团军的双重任务必然将使其前进轴线发生分裂。
当我接受指挥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如下述：
两个军——沙尔穆兹(V. Salmuth)将军所指挥的第30军，下辖第72和第22两个步兵师，以及“元首卫队”师。库比勒将军(Gen. Kubler) 所指挥的第49山地军，下辖第170 步兵师，和第1 及第4 两个山地师——已经继续东进，追击在第聂伯河遭到惨败的敌军，快要接近从美利托波尔到查波罗齐以南的第聂伯河一线。
另外一个军——由汉生(Hansen)将军所指挥的第54军——已经分别向克里米亚的门户，皮里柯普(Perekop) 地峡。第51步兵师，已经从希腊调来，一部分由在敖德赛前面的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指挥，另一部分则正在参加黑海岸上的扫荡战。
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下辖一个山地军( 第1 ，第2 和第4 山地旅和一个骑兵军( 第5 ，第6 和第8 骑兵旅) ，仍留在第聂伯河以西，它准备在那里休息一下。其原因可能为避免越过该河前进，因为越过布格河早已超过了罗马尼亚的政治目标。
面临着双重目标，一方面朝东向罗斯托夫追击敌人，另一方面攻占克里米亚，并继续通过刻赤进向高加索，第11集团军现在应决定是同时执行两种任务呢，还是它照先后次序来执行呢？这个决定本是最高统帅部的责任，现在就留交一个集团军去负责。
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使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两个任务。要想攻占克里米亚，需要远比第54军更为强大的兵力。后者现在正面对着皮里柯普。虽然我方情报所证实的，敌军可能只有3 个师的兵力曾经由第聂伯河逃入这个地岬，但是在克里米亚本身，俄军有多大的兵力却搞不清楚，尤其是席伐斯扎普。不久之后，即证明敌人在地岬本身的战斗中，所能用的不是3 个师而是6 个师的兵力。以后防御敖德赛的俄军也从海上调来增援。
不过从地理情况上看来，甚至3 个师的敌军若能作顽强的防御，则也可能阻止第54军进入克里米亚，或至少能使其在通过地峡之战中受到相当的损失。
克里米亚与大陆之间，是被一个所谓“懒海”(Iazy Sea 即Zivash海) 分隔着，这是一种泥泞的沼泽，步兵几乎不能通过，又因为它太浅，所以对突击船只也是一种绝对的障碍。克里米亚只有两个门户，在西面为皮里柯普地峡，在东面为格尼齐斯克(Genichesk) 以西的一个陆地颈部。后者是如此的狭窄，只能容纳一条栈桥和一条火车轨道，中间又都夹着长段的桥梁。所以对于攻击的目标而言，那根本是无用的。
即令皮里柯普地岬也只有不到五英里的宽度，攻击必须是纯粹正面性的，并且要经过全无掩蔽的地面，因为两侧都接近海水，所以侧面的攻击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它也早已装备着坚强的野战防御工事，地岬的中部横贯着一道“鞑靼壕沟”(Tartars' Ditch)，这是一个古代的工事，深度达五十英尺。
一旦突破了皮里柯普地岬之后，在依雄(Ishun) 以南又还有另外一个瓶颈地带，许多咸水湖使实际的突击正面会减到只有两英里的宽度。
由于地面上的情况是如此的困难，而敌人又拥有空中优势，所以我们预计将会有一番苦战。即使我们在皮里柯普已经突破成功了，这个军是否还有余力再在依雄作第二次战斗，似乎大有疑问，无论如何，两三个师的兵力是决不足以征服全部的克里米亚，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
所以为了迅速占领克里米亚起见，这个集团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现在正在向东追击的集团军中，抽回强大的兵力来。所剩余的兵力，当敌人在继续撤退时，还可以够追击用，不过假使他停下来构成一条新正面，或再增调生力军，则对于如此遥远的目标罗斯托夫而言，就未免太单薄了。
假使认为向罗斯托夫的前进是至为重要的，则克里米亚就目前而论，就应该暂时搁置下来。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用来攻占这个半岛所需要的兵力能否提供，却很难断言。此外，在一个享有制海权的敌人手中，克里米亚对于东线的深入侧面足以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其空中基地也还是可以继续威胁罗马尼亚油田。
假使企图用两个军向罗斯托夫实行追击，而同时又留下一个军去企图攻占克里米亚，则唯一的结果即为两个目标都同样不能有效的达到。
第11集团军如决定把优先给予克里米亚方面，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决心不愿意用不充足的兵力达成这个任务。因此，我们把集团军中所能动用的炮兵、工兵，和高射炮兵，都完全拨给第54军，此外又命令第50步兵师从后方位置上前进，至迟也要能够赶上第二阶段的战斗，即依雄地岬之战。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突破之后能够迅速征服克里米亚起见，又必须还要加上第二个军的兵力——即使在通过依雄湖沼地带的战斗中，实际上是不需要他们的。我们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德国的山地军。最高统帅部在其训令中，已经指定它以后应该通过刻赤，向高加索前进。就目前而论，这个部队是最好用在克里米亚南部的山地中，比在大草原地带中更为合适。
此外，我们又决定一旦突入这个半岛本身之后，就应该用摩托化部队的奇袭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因为这个目标，所以当第五十四军趋前突击时，“元首卫队”党卫军师就应集结在它的后方。
这样的部署自然将会使本集团军的东方正面受到了相当的减弱。为了补充那一方面的兵力，除了从在克里米亚北面担负海岸防御任务的第22步兵师中抽调以外，就只有动用罗马尼亚的第3 集团军。尽管有上述的种种障碍，我还是和杜米特里斯将军作了一次私人性的谈话，要求他的集团军应迅速渡过第聂伯河。
显然，第11集团军所采取的措施相当冒险，因为在其东面的敌人可能会停止退却，而再度发动主动反攻。不过假使我们想要避免企图用不适当的兵力攻击克里米亚，则这却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两面的战斗：在皮里柯普的突破与亚速海上的战斗
由于补给上的困难，使第54军对皮里柯普地岬的攻击准备一直拖到9 月24日才完成。而当我军还正照上述一线进行重组时，本集团军东面情况从9 月21日起，已经开始有改变的迹象。
敌军已经进入了正面线从美利托波尔以西沿展到第聂伯河湾为止的既设阵地，结果使我军的追击必须停止。虽然如此，本集团军还是继续抽回德国的山地军，并命令留下来的德军单位，与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所属各单位混合编组，以求使冒险的程度减到最低。在这个正面南部地区中的罗马尼亚骑兵军被并入了德国第30军，而在北区中的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加入了德国第170 步兵师，以增强罗马尼亚的山地部队。
到了9 月24日，第54军已经可以进攻皮里柯普地岬了。尽量给予了最大量的炮兵支援。但是第45和第73两个步兵师却还是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他们要在骄阳照耀之下，越过盐质的草原，既无水源也无掩蔽。敌军已经把这个地岬变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体系，纵深约达10英里。他们准备在每一条堑壕、每一个据点都作寸土必争的苦战。
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敌人的强烈反击之后，这个军在9 月26日占领了皮里柯普，并越过了“鞑靼壕沟”。再经过了3 天的苦战，它就通过了敌军防区的其余部分，在攻占了坚强据点阿尔门扬斯克(Armyansk)之后，就开始进入了比较开阔的地区。敌军退到了依雄湖之间的地区，除了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死伤以外，我们还俘获了10,000名俘虏，112 辆坦克和135 门火炮。
但是这个难得的胜利果实——对于克里米亚的最后突破——却还是未能立即以摘到。虽然敌军的损失惨重，但这个军此时所面对着的敌军总数却已经增到6 个师之多了。由于双方相对实力相差太远，而且我军也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想一口气直扑依雄瓶颈部分，对于我军而言实在是过度的要求。
第11集团军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在这个时候，就把援兵( 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师)投入。可是这个计划却早已为敌军所破坏。很明显，他已经预测到了我们有迅速征服克里米亚的意图，所以也就在亚速海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正面，增加了新的生力军。
9 月26日，敌人用两个新的集团军。第18和第9 ，一共包括12个新到的和最近已经休息过了的师，向本集团军的东面正面发动攻击。在第一次攻击中，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第三十军方面，并未获得任何的成功，虽然这里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但是在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却击溃了其第4 山地旅，并在正面撕开了一个10英里宽的缺口。这个旅已经丧失了其炮兵的大部分，似乎是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程度。其他的两个罗马尼亚山地旅也同时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有选择余地，只好命令本已向皮里柯普调动的山地军，再向后转以稳定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地位。同时，第11集团军被夺去了其唯一可用的快速部队，“元首卫队”党卫军师。我们奉统帅部的命令，把该师控制不用，并且不久即将其移交给第1 装甲集团军，以便参加向罗斯托夫的进攻。所以我们也就无法使用该师来扩张在这个地岬上的成功，它已经奉命调回东面正面。
为了能够接近两方的正面起见，本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门，于9 月21日在罗格斯克大草原中的阿斯卡尼亚罗伐(Askania Nova)设立了一个战术性指挥所，那本是一个德国人的故居。
那本是一个典型的农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集体农场。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残破不堪，俄国撤退时也把一切农具都毁坏了，并且把石油倒在堆积如山的小麦上面，纵火焚烧。这样烧了几个星期之久，我们也无法将其扑灭。
由于前线上的情况日趋严重，所以9 月29日，我们又率领少数的幕僚，移到比较接近危险地点的后方某点上。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这总是一个便利的措施，它至少可以预防下级单位的司令部过早地向后移动，对部队造成恶劣的影响。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许多罗马尼亚的司令部人员都有过早移动其位置的趋势，所以尤其适用。
同一天，山地军和党卫军师向敌军的南面侧面发动了一个突击，在那里他们虽然突破了罗马尼亚的第3 集团军，但却并未能对于其初步的成功作适当的扩张。当这里的情况稳定之后，在第30军的北面侧翼上又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有一个罗马尼亚的骑兵旅已经溃退了。我只好亲自去作强力的干涉，阻止它仓惶逃走。然后再把党卫军师调过头来阻止敌人的突破。
在我们东面的情况虽然已经变得如此的紧张，但却同时也制造了一个黄金机会。因为想挫折我们对于克里米亚的意图，敌人曾经一再发动攻击，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都牵制在正面，而更无预备队保护第聂伯河在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波托夫斯克(Dniepropetrovsk)的渡口，于是克莱斯特上将的第1 装甲集团军也就可以从那里突破其北侧面。在几天以前，我就曾经要求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命令该集团军参加作战，于10月1 日，颁发了适当的命令——当第11集团军用力牵制着正在攻击中的敌人时，装甲集团军就从北方不断施加压力。现在敌人开始退让了。10月1 日，第30军和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也开始转入攻势。以后几天，在与第1 装甲集团军合作下，我们在波尔·托克马克- 马里乌波尔- 比尔德杨斯克(Bol. Tokmak-Mariupol Befdyansk)地区中，包围和歼灭了大量的敌军。德军一共俘虏了65,000千人，坦克125 辆，和火炮500 门以上。
克里米亚的征服
在亚速海会战之后，德军南翼的战斗序列也开始改编。最高统帅部现在似乎已经认清任何一个集团军，都无法同时向两个方面作战。所以现在向罗斯托夫的前进交给第1 装甲集团军负责，第11集团军奉令把第49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党卫军师移交给它。
第11集团军现在就使用其所剩下来的两个军，专门担负征服克里米亚的任务。其中，第30军下辖第22、第72和第170 个步兵师；第54军下辖第46、第73和第53三个步兵师。后者有三分之一的兵力仍留在敖德赛的城外。
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现在又交还给安东奈斯库元帅指挥，仅担负黑海和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不过在我与元帅直接谈判之后，他同意把一个罗马尼亚的山地军拨交给我指挥，下辖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山地旅，随同一路进入克里米亚担负掩护东部海岸线的任务。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已经单纯化，就只是攻占克里米亚而已，不过最高统帅部却变得十分的不耐烦，希望有一个军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越过刻赤海峡趋向库班(Kuban) 半岛。
从这种要求上，即可以看出来希特勒对于敌人的实力是估计得如何低。第11集团军被迫感觉到，必须指出这种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完全肃清克里米亚。敌人毫无疑问会为这个半岛而苦战到底，甚至宁可放弃敖德赛，而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
实际上只要俄军在克里米亚还保留着一个立足点，则把第11集团军的一部分( 现在一共只有两个军) 通过刻赤送往库班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我们乘这个机会要求再增加一个军(3个师) ，主要可能是由于要满足希特勒的上述要求，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又获得第42军，第132 和第24两个步兵师。以后由于俄军在克里米亚作困兽之斗，所以这些增援是更证明是绝不可少的。
依雄地岬的争夺
不过眼前的问题却还是继续打开克里米亚的门户，并通过依雄地区。也许人们会说，这不过是另一次攻击作战而已。不过这10天的苦战，却不仅只是一种正常的攻势行动，而是一个光辉的例证，足以表现德国军人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牺牲。
我们几乎缺乏一切的优势，那通常被认为在攻击要塞阵地时必要的先决条件。享有数量优势的是俄国的守军，而不是德国的攻击军。第11集团军一共只有6 个师，而所面对着的俄军为8 个步兵师和4 个骑兵师。自从10月16日起，俄军又已经撤出了敖德赛——直到此时为止，它是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累攻不克的目标——并把守军从海上送往克里米亚增援。虽然德国空军宣称已经炸沉了32,000吨的船只，可是从敖德赛撤出的船只大部分还是能够在塞瓦斯托波尔或半岛西岸的各港口中登陆，当我们攻势开始不久之后，这个俄国集团军的第一个师即已经在战场上出现了。
德军的炮兵毫无疑问比敌军的优秀，对于攻击中的步兵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敌方装有装甲的海岸防御炮，却可以从克里米亚的西北岸和“懒海”的南岸参加作战，而德国的火炮最初却无法击毁它们。此外俄军有充足的装甲兵力可以用供反攻用，而第11集团军却一辆坦克都没有。
尤其是高级指挥官也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用战术的机动，来减轻部队的沉重担负。在那种情况下，对敌人根本就无奇袭的可能，因为他们只要坐在有良好构筑的野战工事中，等候德军的攻击发展。正像在皮里托普的情形一样，一面是海，一面是“懒海”，对于敌人不仅无侧击的可能，甚至连纵射也不可能。相反的，必须沿着三条狭窄的地带( 中间为湖沼所分隔着) ，作纯粹的正面攻击。
这个地岬中的盐质草原，平坦得像平底锅一样，上面无足够的植物供攻击者掩护。上面的天空也在俄国空军控制之中，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对任何可以找得到的目标，都不断加以俯冲攻击。不仅是前线步兵和野战炮兵必须挖掘工事，甚至连在战斗地区后方的某一车辆和马匹都得挖掘工事，以应付敌机的攻击。情形坏到了如此的程度，高射炮都不敢发射，否则就有被立即炸毁的可能。直到攻势的最后阶段，在穆德尔(Molders为第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著名空战英雄) 和他的战斗机群来协助陆军作战之后，空中的敌人才算是肃清了——甚至也只限于白天里，在夜间连穆德尔也爱莫能助。
在这种战斗条件之下，而且又面对着一个寸土必争的敌人，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要求势必高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其损失也非常的可观。在这整个阶段中，我经常在路上跑，以便亲自看看战事是怎样进行的，对于苦战中的战斗单位能否提供何种帮助。
对于战斗力的退减情形，使我都感到惊慌。担负这个艰难任务的各师在皮里柯普和亚速的战斗中都已损失惨重，所以他们能否攻占这些狭窄的走廊，和即令在突破之后，面对着实力日益增加的敌人，是否还有余力能赢得整个的克里米亚，似乎都不免使人感到大有疑问。
到了10月25日，部队似乎就已成强弩之末了。有一个素质特优的师，其师长已两次报告他所指挥的各团是筋疲力尽了。在这样的斗争中，迟早总会达到这样一点，战斗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剃刀边缘上一样。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攻击者是否有够坚强的意志，能把物质的忍耐力发展到其最高极限，终于克服防御者的抵抗。
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可能一切的牺牲结果都会是白费，所以是否应要求作最后的最大努力，这也是指挥官内心中所最难于决定的问题。不过若非部队深具信心，并决心不放弃战斗，则指挥者的意志也还是毫无用处。
结果，部队的不屈精神终于还是克服了敌人死守的决心。再经过了一天的苦战，10月27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10月28日是10天苦战的结束，俄军的防御完全崩溃。第11集团军可以开始追击了。
追击
这次追击又是一个光荣的例证，足以证明各级指挥官的果敢和主动，以及战斗部队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部队不仅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也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却还不顾一切的向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狂奔，这令人回忆到1796年，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在意大利境内的情形。
到了11月16日，这个猛烈的追击已成过去了，除了塞瓦斯托波尔那个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第11集团军的6 个师已经击溃了敌方的两个集团军( 共计为12个步兵师和4 个骑兵师) 的绝大部分。敌军的最初实力约为20万人，在战斗和追击中，一共有10万人以上成了德军的俘虏，此外我们还俘获了火炮700 门和坦克160 辆。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或越过刻赤海峡的俄军都只是一些残部，而且也无任何重兵器。事实上那些逃入要塞的人员之所以能立即并组成为适当单位的主因，是由于敌人享有制海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补充和装备运来。
当第11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齐门费罗普(Zimferopol)之后，那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查拉布斯(Zarabus) ，那是该城北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齐门费罗普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的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上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1942年8 月间为止。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于我们是完全的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当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纸上的战争”(Paper war) 。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本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笔一挥之下，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失生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可是在战场上光荣地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是大有区别。
当然，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罪有应得，难逃一死。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的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是未免情有可源。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当开战之日，我的那一军中有两个士兵曾经奸杀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罪无可赦的。可是下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发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中去服务。当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依照法律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情节却不无可原谅之处。因为我也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的同意后，把死刑延缓4 个星期再加以执行。假使这个人在4 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假使4 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当中，只有一个曾经逃亡到敌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员不是立战功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突击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攻克克里米亚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个任务愈能提早完成，则敌人用来组织其防御的时间也愈少，而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也更能减少敌人从海上增援的机会。依照我们的计算，必要的部队运动和弹药的储积到11月27日或28日即可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也就定这一天为攻势发动的最后期限。可是到了这时，俄国的冬天却赶上了我们。因为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其影响也就更为强烈。在克里米亚境内，雨季来临了，不久便使一切没有铺设路面的道路都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在北面的大陆上早已为严冬所苦，在第聂伯河以南一共只有5 个可用的火车头，却已经弄坏了4 个。结果第11集团军每天所能获得的补给减到了只有一两列车。第聂伯河虽已冻冰，但却仍不能通车，而又无不受冰冻影响的桥梁之存在。
所以对于攻击的准备一再拖延下去。11月27日的最后期限早已过去，直到12月17日，才开始作初步的轰击。最后经过了3 个星期的延迟——以后证明这是至关重要的——第30和第54两个军才能分别向南北两地区发动攻击。但在此以前，第11集团军即已经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10月17日，在罗斯托夫的附近战况逆转，使集团军群总部命令我们把第73和第170 两个步兵师送往增援。尽管我们提出了警告，说这样将使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变为不可能，结果我们还是只被允许保留第170 师，它正沿着海岸运动，以加入第30军为目标，似乎也不可能准时赶到罗斯托夫。所以这个让步并不能改变——事实上，由于第73师的调动，使我们在北区的攻击中缺乏了必要的预备队，于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要再下决心，看是否应该进攻。结果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在这里不可能对于攻击的过程作详细的叙述。第一个任务，就是用从东面的奇袭，驱逐敌军离开其在卡恰(Kacha) 与贝尔贝克(Belbek)之间的前进地区，同时也要攻占其在贝尔贝克谷地和沿着其南部高地上的据点。接着就应通过贝尔贝克以南的要塞前斜坡进攻，直到席费尔拉亚湾(Severnaya Bay) 为止。这个战斗成败的关键就落在英勇的第22步兵师，和它的杰出指挥官吴尔夫中将(Lt-Gen. Wolff) 的身上。该师肃清了在卡恰与贝尔贝克之间的前进地区，与第132 步兵师一同攻占了贝尔贝克河谷以南的高地，并冲入后者南面的要塞地区的本部。但是这个攻击的矛头却益趋狭窄，因为奉命从东面向席费尔拉亚湾进攻的第50和第24步兵师，在困难的山地中( 几乎到处都是无穿越的丛林) 并未获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敌人拼命的死守，激烈的碉堡争夺战正在不断消耗我军的实力，而严寒的天气也使他们感到吃不消。尽管如此，在12月底的最后几天中——这场战斗在圣诞节那一天都不曾停止——矛头的尖端已经接近斯大林堡(Fort Stalin) ，若是攻下这个要塞，至少可以使我们的炮兵得以控制席费尔拉亚湾。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生力军。向海湾的进攻本是注定要成功的，但自从把第73师调走之后，这也就是我们所最感到缺乏的。
此时，俄军已经先后在刻赤和在费多西亚(Feodosia)登陆。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威胁，因为整个集团军的兵力，除了一个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旅以外，已经全部集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周围。非常明显，我们应用最快速度从塞瓦斯托波尔地区抽调兵力将其投在受威胁的地点上。若是略有延迟就可能造成致命的错误。但是此时似乎只要再推进一步即可获得席费尔拉亚湾的控制权，那么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良好的机会呢？
此外，若是在北面地区中获得一个胜利，再撤回正在交战中的兵力也就比较容易。所以第11集团军决定再冒一次险，暂缓撤退部队。最初只有第30军奉令停止攻击，和第170 师奉派往刻赤半岛。同时，在获得了第54军军长和其所属各位师长的同意后，决定在北区再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以达到席费尔拉亚湾为目标。
像往常一样，部队竭尽了全力。第22师的前卫，第16步兵团，在卓尔提兹(Col. V. Choltitz)上校指挥之下，实际上已经透入斯大林堡的外围。到了此时，所有的精力都已经用尽了。12月20日，攻击师的师长们报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攻击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用电话向集团军群总部提出了紧急要求，并说服了希特勒也承认这个行动是必要的，于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下令停止攻击。尤其是，它被勉强的下令，把北方的正面撤退到贝尔贝克河谷的北面高地上。但是若不如此，则必要的兵力就不能够抽出——而且事实上这个狭窄的矛头部分也决难以久留。希特勒否决了这个决定——但事实上却并不能阻止它——因为这与他严禁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是完全冲突的，但他却不知道主将对于已作这样多牺牲的部队是负有责任的。
就这样，攻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第一次企图终于失败。
斯大林攻势
俄军在刻赤半岛上的登陆，恰好是第11集团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北方正面的战斗进入最紧急阶段的时候，不久就发现这不仅是敌人的一个牵制行动。俄国的无线电广播宣称这是一个全面的攻势，以收复克里米亚为目的，由斯大林个人计划和指挥的，它要把第11集团军从地图上扫去才算结束。不久从敌方所用的兵力上看来，可以认清这种威胁并非空言。从其兵力消耗的猛烈程度上看来，可以体会到背后有斯大林的野蛮意志存在。
12月26日，在渡过了刻赤海峡之后，敌人开始在该城的两侧用两个师的兵力登陆。接着在半岛的北岸也作了较小型的登陆。第42军仅靠第46步兵师一个师的兵力来防守该半岛，其地位当然岌岌可危，于是该军军长斯颇尼克将军(Gen. Count Sponeck)，要求撤出该半岛，希望能在巴尔巴赫(Parpach) 将其封锁住。第11集团军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假使敌人能够在刻赤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足点，结果就是克里米亚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那么当塞瓦斯托波尔仍未攻克之前，对于整个集团军而言，就会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命令第42军，应趁敌人登陆后尚未恢复平衡之际就立即向他们发动打击，将他们赶下海去。同时，为了使整个46师可以自由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又派罗马尼亚第4 和第8 两个山地旅——前者在齐门费罗普附近，后者在防守克里米亚的东海岸——到费多西亚去，以防敌军可能在这个要点上登陆。同时又命令尚留在克里米亚境内的第73师的唯一的一个团，第213 加强步兵团，从格尼齐克前往费多西亚。
到了12月28日，第46步兵师实际上已经肃清了在刻赤南北两方的敌人滩头阵地，只有在北岸仍有少许敌军在苦战之中。尽管如此，斯颇尼克伯爵又再度要求撤出刻赤半岛。这当然受到我们的严厉禁止，因为我们仍然深信若是放弃了刻赤半岛，则将会造成使这个集团军用现有的兵力无法应付的情况。
此时，12月28日，第54军已经开始出发作其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次攻击了。
可是敌人在此时也正在要作一次新的打击。12月29日的清晨，我们听说他们已经在强大海军兵力掩护之下，在费多西亚作了一次夜间登陆。我方在那里的微弱兵力( 一个工兵营，一些反坦克单位和海岸炮兵) 未能阻止这次登陆——罗马尼亚部队直到次晨才开始到达。我们与位置在半岛中部某地的第42军军部之间的电话连络中断了，但是在上午10时，我们接获无线电得知斯颇尼克伯爵因为看到敌军已在费多西亚登陆，遂命令该军立即撤出半岛。虽然我们立即发出了一个制止的命令，可是第42军的电台却始终不曾收到这个命令。当然我们也充分的了解该军的焦燥心理，害怕在费多西亚的敌人会切断他们的退路，不过我们却仍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非立即撤退不可。
在制止撤出刻赤半岛的同时，第11集团军又命令罗马尼亚的山地军利用上述的那两个旅，再加上一个正在运动中的罗马尼亚摩托化团，把已在费多西亚登陆的敌军全部赶下海去。虽然我们对于这些罗马尼亚部队的攻击能力不存幻想，但是敌人目前在费多西亚的兵力还非常有限，假使我们真正具有攻击的决心，似乎可以趁他们正处在不利地位时加以歼灭。我们觉得最坏的情况下，罗马尼亚部队也应能把敌军控制在狭窄的滩头地区，等待德军的到达。
刻赤半岛上的情况发展
不过即使是这个希望也终于还是落空了。罗马尼亚山地军不但不曾向费多西亚作彻底的攻击，实际上却被少数几辆俄国坦克将他们一直逐退到了斯塔里克林(Stary Krim) 以东的某一点上。
在一连串的强行军之后，第46步兵师终于达到了巴尔巴克狭窄颈部。不过在强行军的途中，他们却把其火炮的大部分都丢弃在盖着冰的道路上，而且当部队到达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从其在刻赤北面所控制的小型滩头阵地，敌人能够立即开始追击，由于海峡上已经结冰，所以其增援可以迅速达到。假使俄国指挥官知道充分发挥其优势，对第46师和罗马尼亚部队都拼命穷追，则整个第11集团军的命运就都会危在旦夕了。可是很侥幸，他却不知道把握着这个良好的时机，或者是他不曾认清这个好机会，不然就是不敢冒险。
所以在第46师、第214 步兵团( 刚刚赶到) 和罗马尼亚部队同心协力下，终于建立了一道防线——虽然是极为单薄的——夹在亚莱(Yaila) 山地与“懒海”之间。为了增强罗马尼亚部队和确保其重兵器，所有一切能抽调的德军官兵，包括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都奉命配属在罗马尼亚单位内。
到了1 月15日，第30军和第42军已经准备就绪，要在费多西亚前线上发动一个反击。决定冒险进攻时的心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一共可用的兵力只有3 个半已经减弱的德国师和一个罗马尼亚山地旅，而所面对的敌人此时的兵力却已经增到了8 个师加一个旅。此外，敌人还有少数的坦克可供使用，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空军的支援也只是聊胜于无，因为忍劣的天气阻止它在最后几天向费多西亚作任何的出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感谢部队的英勇，这次攻击成功了，到1 月18日，费多西亚又落入了我们手中。除了死亡了6,700 人，敌人还有10,000人被俘，火炮177 门和坦克85辆被缴获。现在才发现空军在费多西亚港口还是良好的完成任务，尽管飞行条件恶劣，但仍能击沉一些运输船只。
我们在费多西亚的成功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应立即加以扩张，把俄军完全逐出刻赤半岛。虽然这是非常理想的，可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虑之后，第11集团军认为用现有的资源，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尤其是原已答应给我们的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轰炸机大队——那是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现在又已经由集团军群总部收回了。
所以第11集团军决心放弃任何迅速扩张胜利的机会，只想把敌人逐回到巴尔巴克瓶颈一线，那是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可以有效封锁刻赤半岛。这个决定并不带有任何懦怯的意味，因为我们认清了部队已经竭尽全力，现在若再作过度的要求，则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挫折。
斯大林攻势( 续)
虽然费多西亚的收复和刻赤半岛的封锁，已经暂时消除了致命的危险，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尤其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敌人在东线上正在到处想弥补其在前一个夏季中的失败，并且恢复其主动权。他为什么在克里米亚会有所例外呢？在这里因为他享有制海权，所以更有良好的成功希望。这里的成功对于整个东线都足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治方面，可以影响土耳其的态度，而在经济方面，又可以恢复一个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空中基地，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应该考虑到的，因为俄国的宣传已经把对克里米亚的攻势与斯大林的名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所以更是骑虎难下，不好收场了。
的确如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敌人正在向刻赤增援。因为他占有封冻了的海峡，所以可以抵补费多西亚港口的损失。空中照像不断显示，敌军已经在其黑海港口和高加索北部地区的飞机场中集中兵力，而早在1 月29日，情报的研判估计在巴尔巴赫一线上的敌军，一共有9 个师，2 个步兵旅群和2 个独立坦克旅以上。塞瓦斯托波尔方面也开始活跃起来，尤其炮兵。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外弛内张情况之后，敌人终于在2 月27日发动大攻势。在巴尔巴赫与塞瓦斯托波尔两线上，激烈战斗一直不停，直到3 月3 日为止。接着双方都因为疲惫而暂时停息一下。在巴尔巴赫方面，我们利用沼泽地带，终于阻止了敌军在北区中的突破，不过战线现在虽然是连续不断的，但在其北段却已经向西后退了很远的距离。
3 月13日，敌人又开始发动了另一次巨型攻击，其所用的兵力多到8 个步兵师和2 个独立装甲旅。虽然我们在头三天之内，击毁了坦克136 辆，但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危机。下述的事实即足以证明战斗的激烈：第46师的各团，这一次是首当其冲，在三天之内，他们分别击退了10次到22次的攻击。
3 月18日，第42军报告它已经不再能抵挡任何主要的攻击了。新组成的第22装甲师此时恰好赶到前线，这是陆军总部刚刚拨给第11集团军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中，我们决定用它来发动一次反击，我们的目标为夺回原先设在巴尔巴赫地岬真正颈部的主阵线，并切断在北面突出地区中的两三个师的敌军。我带了极少数的僚属，把指挥所设在感受威胁地区的紧接后方，以便监督第42军军部对于这个反击的准备工作。
这个攻击于3 月20日开始发动，两侧由第46师和第170 师担负支援，但结果却失败了。这个新编的装甲师在晨雾之中，一直冲入了一个俄军的集结地区之中。很明显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新编的单位没有经过训练，就把它投入了一个主要的会战之中。尽管只用来对付一个相当有限的目标，这次攻击还是失败了。但这同一支部队经过了其战时条件的训练之后，在几个星期后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标准了。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除了冒险把它投入战斗中又还有什么办法呢？至少它也足以使敌人大吃一惊，并阻止了他在这个紧要关头上，准备发动另一次的大攻击。等到这次攻击在3 月26日实现时，却又被第42军所击退。这一次敌军只使用了4 个师的兵力，其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或者是因为第一次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坦克，所以宁愿限制其目标。
此时，当第22装甲师抽出了战线去休息和整备时，第28轻型师的前卫单位却又已经达到战线的后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对付敌方的任何新攻击了。( 注：这个新的轻型师与过去的不同，它不再是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折中体，而是一种在组织与装备上比较接近山地师的单位。它们以后被改名为“追击师”。)
这次攻击为敌人为了想收复克里米亚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时间为4 月9 日，使用的兵力为6 个到8 个步兵师，支援的坦克共160 辆。到了4 月11日就被击退了，敌人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到了此时，敌人在这个战场上的攻势能力也就开始变成了强弩之末了。
那些英勇的师，在亲眼看着这次防御性战斗成功之后，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现在却已经可以松懈了，尽管仍然不能退出战线。可是在另一方面，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经过了这整个冬季中的空前考验之后，现在却马上又要开始准备进行次一个任务——发动一个攻势把敌人完全逐出克里米亚。
刻赤半岛的收复
在最后的防御战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来到了克里米亚，与我一同去视察罗马尼亚的部队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他的军人风度使他造成了一种优良的印象，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似乎更非常怕他。我尤其感谢他允许再增拨两个师的兵力给我，因为除了早已到达的两师德军( 第22装甲师和第28轻型师) 以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所正在计划中的攻势，再也不能增加任何的兵力了。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克里米亚的攻势，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预定要在最高统帅部所计划的东线总攻势之前发动，并作为后者的序曲。第11集团军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先毁灭在刻赤半岛上的敌军。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可能预测肃清塞瓦斯托波尔的作战将要花多久的时间。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却还是因为刻赤方面的敌人比较易于获得增援，将继续构成对第11集团军的严重威胁。在这一方面的敌人，应使其没有时间来恢复其攻击失败后的损失。塞瓦斯托波尔将暂时搁起，直到在刻赤半岛中的俄军全部被肃清时为止。
不过从双方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实力对比上来加以判断，则对于这两大艰巨任务，似乎并无可以乐观的理由。敌人在克里米亚一共有3 个集团军，最近并成立了一个克里米亚方面军总司令部，以作统一的指挥。该总部的位置可能在刻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仍继续由其“海岸集团军”(Coast Army)负责防御。在2 月间所证实的兵力为7 个步兵师，1 个步兵旅，两个海军旅，和1 个徒步骑兵师。在我们的刻赤攻势中，我们留下来监视这些兵力的部队在该要塞的北面和东面，只有第54军和新到的罗马尼亚第19师。后者调换了德军第50师，以便可以转用在刻赤方面去。留在塞瓦斯托波尔南面的兵力就只有第72步兵师。罗马尼亚山地军只指挥一个第4 山地旅，负责防御整个克里米亚的南岸，以防海上的奇袭。所以第11集团军是已经把其他方面的兵力抽调一空，以便可以用最大可能的兵力来发动对刻赤的攻势。
在刻赤的正面，敌人还有第44和第51两个集团军。在1942年4 月底，他们一共有17个步兵师，3 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两个骑兵师和4 个独立装甲旅——一共有26个单位。
面对着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所使用的兵力只有5 个德国的步兵师( 包括从塞瓦斯托波尔所调来的第50师在内) 和第22装甲师。此外还可以加上新到达的罗马尼亚第7 军，下辖其第19师，第8 骑兵旅和第10师——后者将从西岸调来。罗马尼亚的军队在攻势任务中的用处极为有限。在这个代字为“鸨”(Bustard) 的作战中，双方兵力在数量上的对比比以前各次攻势还要更为悬殊。
同时也更应记着，这个通过巴尔巴赫地岬的攻击，在最初阶段中又必须为纯粹正面性的，因为两侧都是海水，根本无迂回的可能。此外敌人的防御部署又有相当的纵深。在这种环境中，面对着至少为二对一的优势敌军，我们如何可以达到毁灭其两个集团军的目标呢？
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这两个集团军正面压迫，甚或是一个单独的突破，都不能使我们达到任何目标。即使已经丧失了其在巴尔巴赫的阵地，敌人还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构其正面，而我方的作战也必然会发生顿挫。愈往东走，则刻赤半岛的正面也就愈形放宽，于是敌人的数量优势也就愈能表现出来。对于在巴尔巴赫宽度仅达11英里的地岬，我们6 个师的德国兵力可以都用在攻击中，而俄军却不能把其所有的兵力都用上去。但是当我们向东进展之后，正面扩宽到25英里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突破敌军的巴尔巴赫正面线和深入敌后而已，并且还要在第一次突破的过程中，同时击毁其主力，或至少为其部队中的实质部分。
在这一方面，敌人自己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在南部地区中，即夹在黑海与柯依-阿山(Koy-Assan)之间，敌人还留在其原有的巴尔巴赫防线上，并据守着极坚强的阵地。反之，在其北部地区中，敌方的战线却凸出成为一个宽广的弧线，向西直到基特(Kiet)为止，自从他们击溃了罗马尼亚第18师之后，就一直停留在那里没有动。
敌人的指挥官似乎是判断我们将会尝试切断这个突出地，所以他们对于兵力的分布也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依照我们的情报。敌军把其兵力的三分之二( 包括第一线和预备队都在内) 都集中在北面地区之内和其后方。反之在南区中，第一线只有3个师，另加预备队两三个师而已。很可能因为以前第22 装甲师的攻击目标是企图切断在柯依- 阿山以西地区的敌军防线，所以才使俄军作了这样的部署。
当第11集团军拟定其“鸨”作战的突击计划时，作为基础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意图是并不立即对向西突出的地区作决定性的突击，而首先沿着黑海海岸，向南部地区透入。换言之，就是打击在敌人所最意料不到的地方。
这个任务由第30军担负，它现在指挥着第28轻型师，第132 和第50两个步兵师和第22装甲师。虽然第170 步兵师在最初阶段中为了欺骗敌人仍留在中部地区，但以后也要跟着向南进攻。这个计划是第30军应用多到3 个师的兵力，突破巴尔巴赫阵地，并向东方肃清深的反坦克沟，帮助第22装甲师越过这种障碍物。等后者越过之后，于是全军向北旋转，冲入集中在北区内的敌军侧面和后方。接着在第42军及罗马尼亚第7 军合作下，围歼在半岛北岸的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