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我曾经讯问过许多德国将领，他们一致的意见都是认为曼施坦因元帅已经被证明为他们陆军中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他们都希望他能出任陆军总司令。非常明显，他对于作战的可能性具有一种超人的敏感，对于作战的指导也同样精通，此外比起任何其他非装甲兵种出身的指挥官，他对于机械化部队的潜力，又都有较大的了解。总括言之，他具有军事天才。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他以一个参谋军官的身份，在幕后发挥出来一种伟大的影响。以后他又变成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并且自1941到1944年，在东线的巨大决斗中，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对于这些战役所作的详细记载，尖锐的批评，和非常有意义的启示，联合起来使他这一本书对于第二次大战的历史，作了最重要和光荣的贡献。
曼施坦因一生事业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至少在德国以外，他最出名的事迹却是发生在他还是一个相当低级将领的时候，而且他也并未作实际的参加。因为造成他大名的主因，是他对于1940年德军攻势计划设计( 或者应说是改造) 时所发挥的影响作用。这个计划终于突破了西线，使法国沦亡，产生了其一切远大的后果。这个新计划于是就被称为“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 ，其要点即为采取期待性最小的作战线，透过遍布森林的阿登(Ardennes)山地作决定性的突破。这是应该归功于曼施坦因的，因为他不仅是新计划的拟定者，而且也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新计划代替了旧计划，后者是主张通过比利时作较直接攻击，那是很可能会遭遇阻击的。
在那个时候，曼施坦因是伦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当他主张改变计划的辩论使他的长官们感到刺激时，于是他就被挤出了总部，明升暗降的做一个预备( 步兵) 军的军长。接着在听取了曼施坦因的意见后，希特勒终于施加了压力，才通过了这个新计划。这本书对于这些争论，和这个计划的演变程序，提供了许多的新资料。
在这个攻势的重要开始阶段中，即切断盟军的左翼并将其围困在海峡海岸上，曼施坦因的军仅仅是一支跟进的部队而已。但在第二和最后的阶段中，它却担负着较重大的任务。在他的活跃领导下，他的步兵用徒步行军的方式来与装甲军赛跑，一路向南狂奔，越过了索姆河和塞纳河(Seine) ，直抵罗纳(Loire) 河。
在法国崩溃之后，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求和，但当他失望时，才慢慢地和没精打采地，开始准备作一个渡过海峡的入侵战。曼施坦因奉命率领他的军参加第一批的登陆行动，因此移驻布伦- 加来(Boulogne-Calais) 地区。他的书对于这个问题，对于战略路线的选择，和对于希特勒转而攻俄的动机，都有很精彩的评论。
在1941年入侵俄国时，曼施坦因得偿其夙愿，调任第56装甲军的军长。在战役开始阶段中，他率领该军作了最迅速和深入的突击，从东普鲁士到维拉(Dvina) ，四天之内前进了约200 英里。以后又调往南方升任第11集团军司令，他突破了要塞化的皮里可普地岬(Perekop Isthmus) ，突入了克里米亚半岛。1942年夏季，他又攻克了克里米亚的主要中心，苏俄在黑海上的主要海军基地，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塞，遂更进一步证明了他是精通围城战的技术。
于是他又被调往北方，准备指挥对列宁格勒的攻击。但因为1942年的德军主要攻势已遭失败，保卢斯的第6 集团军也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于是他又被紧急召回，担负救出第6 集团军的任务。因为希特勒禁止任何撤退，拒绝同意曼施坦因的主张，不让保卢斯向西突围以与援军会合，所以这个努力终于失败了。在本书“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一长章中，充满了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因为在前一章中，对于“作为是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有极透彻的分析，所以就更显得其有启发性。
保卢斯投降之后，在俄军前进的压迫之下，德军的南部战线发生了广泛的崩溃现象。但是曼施坦因却挽救了这个局面，他作了一个卓越的侧面反击，夺回了哈尔科夫，使俄军仓惶败退。这一次的反击成为曼施坦因一生事业中的最精彩作战表演，在全部的军事史中，也要算是第一流杰作。只要军事学的研究还继续存在，则他对于这次作战的详细记载，为了其教育性的价值，就永远值得加以研究。
接着在1943年7 月间，德军在东线对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了其最后一次大攻势，此即所谓“卫城”作战。曼施坦因的南面集团军群构成其右钳。它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因为构成左钳的中央集团军群未能完成任务，结果还是劳而无功。此外，正当紧要关头上，由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结果希特勒又调了几个师的兵力前往意大利。在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之后，俄军现在就沿着一个较宽广的正面，发动其规模较大的攻势，而且其兵力也正在日益增强。
从那个时候起，德军在战略上就算被迫采取守势了。曼施坦因此后一再奉命扭转危局，这都要算是“将道”中的最艰难任务——面对着远占优势的敌军，作且战且退的行动。
他表现出来伟大的技巧，总是以少击众，一再阻止了俄军的冲突，使俄军的西进受到极大的迟滞。他的战略防御观念是特别重视用来达成防御任务的攻势行动。他总是在寻找反击的机会，只要一有这种机会，他是决不放过的。但是当他主张应退远一点( 即战略性的撤退) ，以便对一个伸展过度的敌军发动反击时，可以更有弹力的时候，希特勒却总是不肯听话。
希特勒不愿意批准任何撤退行动，所以断送了每一个稳定战线的机会，并且与曼施坦因的战略观念一再发生冲突。曼施坦因和他的多数同僚不同，还保持着说老实话的普鲁士旧有传统，无论在私人谈话和会议中，他都敢于对希特勒作强烈的批评，这是其他的人所不敢效尤的。希特勒虽然不耐但忍受了这样长久的时间，足以证明他对于曼施坦因的能力，也是十分敬佩的。这与希特勒对于多数将领和整个总参谋部的态度，恰好成一个对比。但是累积的效果也终于有一天使希特勒不能忍受了，尤其是每一次事后看来，都总是证明曼施坦因的警告又不幸言中了。所以到了1944年3 间，希特勒终于达到了其耐性的极限，把曼施坦因束之高阁了，不过他的态度还是非常有礼貌，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这样就结束了盟军最可怕的军事对手的一生事业。这个人能够把近代化的机动观念和经典化的运动意识合为一体，而且又精通技术和具有伟大的推动力。
利德尔- 哈特
原序
这本书是一个“军人”的个人记载，在其中我故意避免讨论政治问题，或是与军事方面无直接关系的事项。就这一点而论，也许值得引述利德尔- 哈特上尉所说的一段话：
这次战争中的德国将领要算他们这一职业中的最好产品——无论就任何方面而言都是一样的。假如他们的眼光能够更放宽一点，认识更深入一点，则其成就也许还会更好。不过假使他们变成了哲学家，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是军人了。
我尽量对于事情不作事后回顾的看法，对于我的经验、观念和决定，都是以当时的实况为准则而来加以叙述的。换言之，我不是一个历史研究家的态度来著书，而是一个实际参加者的身份来叙述一切。但是尽管对于一切的经过，和有关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作的决定，我都是尽量尝试作客观的记载，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却还是主观的。虽然如此，我仍希望我的记载对于历史学家能有相当的用处，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够专靠档案和文件来获得事实的真象。一个应该知道的必要事项即为主要的人物在当时如何思想，和对局势如何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档案或战争日志中很难找到的——即使找得到，也决不会完全。
在叙述德军1940年西线攻势计划的形成时，我是违反了泽克特上将(Col. Gen. V. Seeckt)的遗训，即参谋军官应作无名英雄。我觉得我现在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个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不过这却并非由于我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实际上，是我过去的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和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将军(Gen. Blumentritt)，首先把这个计划的故事告诉利德尔- 哈特( 当时我没有机缘与他会晤) 。
在这个对于军事问题和事件的记载中，我也偶然的把一些个人性的项目包括在内，因为我相信即使在战争中，也还有人性的因素。在本书后面几章却缺乏人情味，其原因是在这个阶段中，我的责任沉重使我感到忧烦不堪，所以无暇及此。
我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职务使我对于一切事情的叙述，大致都是站在较高级将领的观点来看的。不过，我却希望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在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尽责精神，加以各级指挥官的能力和责任感。使我们赢得胜利就是靠这些素质。专凭这些素质才使我们能够对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强敌。
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希望对于在战争最初阶段中做我的总司令的伦德斯特元帅表示诚恳谢意，因为他总是完全信任我。此外，对于我所指挥的各级官兵，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司令部中与我共事的人员，表示同样的谢意。尤其是对于我的参谋长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更应如此，因为他们经常辅助我并给我以忠告。最后我还要感谢帮助我写作和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人们。
曼施坦因
第一章 暴风雨的前夕
自从德国兼并了奥国之后，我就只是从一个距离军事中心很远的一点上，来静观政局的发展。
在1938年2 月初，当我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中升到第二个最高的职务——参谋次长——之后，我的总参谋部军官的生活却突然结束。由于一种阴险的政党阴谋作祟，弗里特希上将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一部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部下，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与他一同被逐出了陆军总部。此后，我就改任第18师的师长，对于一切属于高级统帅部主管范围的事情，当然是无权过问的。
事实上，自从1938年4 月起，我也必须专心致力于我这个师长的份内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任务，但同时也要用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因为当时陆军的扩充工作距离完成的标准还很远。因为新的单位继续的编成，所以使那些已有的部队必须经常改组。当重新武装的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尤其是军官和士官的人数也随之而激增时，我们要想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内部安定和高度训练的部队，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则对于各级指挥官，就必须要作最严格的要求。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尤其是一种满足，因为我在柏林住了几年之后，很难得又有了这种再与战斗单位发生直接接触的乐趣。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最后一年半的和平生活，尤其是那些组成第18师的西里西亚子弟。有史以来西里西亚(Silesia) 就一直是良好军人的产地，所以对于这些新单位的教育与训练是一种很愉快的工作。
这个时代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即为对于苏台区的占领，这就是所谓“献花的战争”(Floral War) [ 译者注：其意义就是说当地人民献花迎接德军。 ] 。在这个时候，我调任李布上将(Col. Gen. Ritter V. Leeb)集团军的参谋长。于是我才知道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Gen. Beok) ，为了捷克问题曾经与希特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因为我所敬爱的总参谋长终于辞职了。他辞职之后，也就切断了我与陆军总部之间的联络线。
所以直到1939年夏季，我才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已经在准备对波兰的第一次攻势部署，此即所谓“白色”(Order White) 作战。在1939年春季以前，根本上就没有这一类东西的存在。相反的，我们在东部国界上的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防御为基础的。
在上述的作战命令中，我是被内定为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则内定为伦德斯特上将，那时他早已退休。这个集团军群是预定展开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Moravia) 的东部，还有一部分则在斯罗伐克(Slovakia)。依照这个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一切详细的安排。
因为集团军群总部在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在总动员时才成立的，所以现在先组成一个小型的工作小组，开始来处理有关新作战命令的事宜。1939年8 月12日，这个小组在纽汉麦(Neuhammer) 的西里西亚训练区中开始工作。指导工作的人员为布鲁门提特上校，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并内定在动员时将要充任集团军群总部的作战处长(Ia)。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好运，因为我对于这位能力特优的人员，是具有密切信心的。在苏台区危机中，我们曾一同在李布集团军中服务，这样就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认为在这种时候，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之间发生情感的事情，自他人看来也许是不足道的。我最欢喜布鲁门提特打电话的姿态。他的工作速度总是高得惊人，当他手中握着送话器时，一方面对答如流，而另一方面又具有良好的幽默感。
8 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的未来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也来到了纽汉麦。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作为是大战术的解释者，他是极为卓越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人，在一刹那之间，即能把握着任何问题的要点。实际上，他是的确能够不管一切的细节小事，而只注意大问题。他是一个老派的绅士，这种典型在过去是曾经使生活增加了许多的光辉，但现在却已经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位将军具有一种风度，甚至连希特勒也都为之心折。希特勒对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真正的爱好，甚至于在两次罢免他之后，还留着一点余念。也许希特勒对于这种将军之所以如此具有好感的主因，是因为他代表一种过去的时代，这是他所不能了解的；而他所具有的气氛也是他所从来未有者。
同时也很有趣味的，当我们的工作小组在纽汉麦集合时，我自己的第18师也正在同一训练区中，从事定期的团级和师级年度演习。
自从1933年以来，我们的祖国曾经一再通过了紧急的危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局势都很感到不安。将来会如何发展，更是无法预料。我们在此时的思想和私人间的谈话都是以未来的暴风雨为主题，因为在天边上是早已显出了风雨欲来的征候。我们都认清了希特勒是早已决定了，要把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一切领土损失都完全收复。我们都知道自从1938年秋季起，他就已经开始与波兰当局谈判，企图对于整个波兰国界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不过这个谈判的有无进展，这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英国对于波兰是有过保障的诺言。我可以大胆的说，在陆军中的人员，没有一个会那样荒唐、无思想，或近视，不认识这个保障的警告所具有的严重意义。专凭这一个因素( 当然并非唯一的) ，即足以使我们在纽汉麦的诸人，深信最后还是不会有战争发生。照我们看来，即使我们现在所拟定的展开计划真正付之实行，其意义也都不一定就等于战争。我们直到此时为止，都曾经密切注意德国在剃刀边缘上所采取的危险路线，并且对于希特勒的惊人好运，日益感到不可思议，截至目前为止，他是完全没有使用武力，而就达到了其一切的政治目的。这个人似乎具有一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直觉。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好像是永无止境的——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
总参谋部与波兰问题
波兰在凭借着凡尔赛和约，兼并了德国的领土之后，对于我们而言，就一直是一个仇恨的对象，因为这种兼并是既无历史根据，也不合于民族自决的要求。对于我们军人而言，在德国国力微弱的时代中，波兰一直都是我们痛心疾首的对象。每当我们瞻望着地图时，就会使我们为这种危险的情况而担忧。德国国界是被不合理地分裂了！我们的祖国是被支解了！那条走廊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有一切的理由为这个可爱的省区而感到忧惧！不过尽虽如此，德国陆军却还是从未梦想到要对于波兰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用武力来结束这种事态。除了其他的考虑以外，也还有一个单纯的军事理由：任何对波兰的攻击，都将使德国陷入两面或两面以上战争中，而这却是德国所难于应付的。相反，我们虽然不想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但是也不敢希望可以与波兰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会议席上来讨论如何修正这些不合理的边界问题。同时认为有一天波兰人会主动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那却似乎是有可能性的。自从1918年以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德国国力还很微弱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作这种准备。一旦当皮尔苏德斯基(Pilsudski) 元帅谢世之后，某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波兰就会获得一种决定性的势力，于是他们就有入侵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的可能性，过去他们曾经突袭费尔拉(Vilna) 即为一个先例。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性考虑中，却已经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答案。假使波兰首先动武，而我们又能够击退他们的攻击，则德国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个机会，用政治反击的方式解决这个不愉快的边界问题。
无论如何，任何陆军将领对于这个问题，是决不曾对于这个问题作过份奢望的想法。虽然拉本劳将军(Gen. V. Rabenau) 在他所著“泽克特传”中，曾经引证这位上将所说的话如下：“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忍受的，与德国的基本需要也不符合。利用它自己的内在弱点，和俄国的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即应该能使其消灭。”可是事实上，因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这种态度早就应该修改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俄国军事力量的日益增长；而法国还是像过去一样对我们具有敌意。它总是想在德国的后方寻求同盟国。但是假使波兰被消灭了，则俄国对于德国而言，将是一个更危险的法国同盟国，而不像目前的波兰只不过是一个缓冲国而已。在德俄两国之间，若是把波兰( 和立陶宛) 这个缓冲国取消了，则这两个强国就会太容易发生冲突了。修正德波之间的边界，固然是与两国有利的事情，但是因为现有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完全取消这个国家，是对于德国不利的。
所以不管我们欢喜与否，都仍应在我们与俄国之间保留着一个波兰。尽管我们站在军人的立场上，对于东疆的无理割裂，是十分反感的，但无论如何，波兰比俄国是一个危险性较少的邻国。当然，像所有其他的德国人一样，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修订这些国界，使人口主要为日尔曼人的地区，依照其居民的天然权利，归还德国。但同时从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国内波兰人口数量若是增加了，则也是非常的不合理想。德国固然要求与东普鲁士接合在一起，但也仍应顾到波兰要求渔港的愿望。在二十年代结束之前，德国大部分军人对于波兰问题的看法，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于是命运的巨轮又再度转动了。希特勒上台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包括我们与波兰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内。德国与其东邻之间签订了一个反侵略公约和友好条约。我们不再害怕波兰有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同时德俄之间的关系开始冷却，我们的新统治者在其公开致词中，非常明白地说明了其对于布尔什维克制度的仇恨态度。由于这个新情况的影响，波兰在政治上是可以比较少感到约束，但对于我们而言，却不再是一个危险。德国的重新武装，加上希特勒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一连串胜利，使波兰很少有利用这种新的行动自由来对抗德国的可能性。在捷克的瓜分中，波兰曾经提出了分一杯羹的要求，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对于它似乎是并非没有谈判国界问题的机会。
直到1939年春季为止，德国陆军总部在其档案中都从未有过任何对波兰作攻势部署的计划。在此以前，我们在东方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在性质上都是纯守势的。
战争还是恫吓？
在1939年秋季中，这一次是真正会发生战争么？希特勒是真想挑起战争么？抑或是仍像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一样，只想使用极有限的压力( 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以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呢？
是战争还是恫吓？凡是对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的意图，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此时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感到傍徨无主的。
从各方面看来，尽管有了“白色”作战计划，但却仍然很易于了解，在1939年8月间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都只不过是为了增强对波兰的政治压力而已。自从夏季以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对于所谓“东墙”(Ostwall，即在东面相当于齐格菲防线的防线) 开始用疯狂的速度构筑工事。许多师( 第18师也在内) 轮流开住波兰边界上去做工事，几个星期换一班。假使希特勒是想要攻击波兰，这些努力的目的又安在呢？即使他是完全口是心非，企图发动一个两面的战争，可是东墙的构筑却还是不可解释，因为在那种环境中，德国所应采取的唯一适当行动，就是应该首先击倒波兰，而在西面暂取守势。相反的解决方案，即在东面暂取守势，而先在西面发动攻势，却是不应在考虑之列的，因为兵力的比例既不够用，而且对于西面的攻势也并未作任何的计划或准备。所以假使东墙的构筑在目前这种情况中，若尚具有任何理由的话，则可能仅只是故意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波兰的边界上，以增厚政治压力而已。甚至于在8 月下旬，某些步兵师已经展开在奥德河的东岸，而装甲与摩托化师也纷纷开入该河西岸的集中地区内，但仍然不能认为它是对攻击的真正准备。可能还只是一种政治压力。
尽管如此，一切平时训练计划都还是照样继续进行。8 月13和14两日中，我在纽汉麦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师级演习。这是以阅兵式为结束，由伦德斯特上将充任大阅官。8 月15日，炮兵与空军合作，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射击演习。这一次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悲剧。一个整中队的俯冲轰炸机，因为对于云层高度获得了错误的情报，在俯冲时未能及时拉起，遂全部撞落在一个森林之中。次日还有一次团级的演习，于是全师各单位就都纷纷返防，去继续执行其正常驻防任务——这距离他们开往西里西亚国界上的时间。不过是只有几天而已。
8 月19日，伦德斯特和我奉命先程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出席一个在21日举行的会议。8 月20日，我们从李格尼兹(Liegnitz)驱车前往，在林兹(Linz)附近我的妻舅别墅中过了一夜，于次日上午达到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所有各集团军群总司令，各集团军司令以及他们的参谋长都在向希特勒报到，此外还有相当阶级的海空军将领。
这个会议是在其别墅中的大会客室内举行的，从那里可以远望着萨尔茨堡。实际上，与其说是会议，则不如说是听训，因为自从捷克危机之前，希特勒在会议中曾与总参谋长们发生了争论之后，他根据这一次经验，就再也不举行公开的讨论了。在希特勒尚未莅临前不久的时候，戈林先出现了。他的扮相非常特别。直到此时为止，我都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具有一种严重的目的，但是戈林的出现却好像是要开一个化装跳舞会一样。他穿着一件软领的白衬衫，上面加上绿色的短外衣，配上黄皮的大纽扣。下面穿着灰色的短裤，和长统灰色丝袜，对于他的大肚子颇有衬托之效。这种文雅的丝袜却又为一双大靴子所抵消了。最古怪的，他又束上一条红皮镶金的刀带，并且挂着一支珠光宝气的短剑。
我不禁向我的邻座，沙尔穆兹将军(Gen. V. Salmuth) ，耳语着说：“我相信这个胖子在这里是一个武装最强大的人！”
希特勒这一次的讲话，在以后纽伦堡的起诉“文件”中是常被引证着。有人说希特勒曾经说了很多粗话，而戈林对于战争的来临感到非常的高兴，曾经跳到桌子上高喊着“胜利万岁！”这些话都不确实。诚然，从希特勒的语调上，是可以知道他已经立下了坚定的决心，但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心理学家，在这样的会议中，他的措词一向是很高尚的。
格莱勒(Greiner) 所著的“1939-1944 年德军最高统帅”一书，对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曾经有正确的记载。那是以华里蒙特上校(Col. Warlimont)的战争日志和卡纳里斯(Adm. Canaris)将军的速记为根据的。此外，哈尔德上将(Col-gen. Halder)的日记中对于这个讲词也搜集有很多的资料。此外，除了这些记载以外，我觉得还有些事项也应加以叙述，那是在其他场合中，亲自听到希特勒说过的。
对于我们这一批不属于最高阶层的将领而言，所获得的印象是大致有如下述。
希特勒这一次是绝对具有决心，想使德波问题获得总解决，即使付出战争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不过，假使波兰人在德国压力之下屈服了，则和平的解决仍非毫无希望，而且希特勒更深信西方国家可能还是不会诉之于武力。他对这种理论，曾经不惜口舌来加以解释。他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 一) 英法两国在军备方面还很落后，尤其是在空军和防空两方面更是如此。( 二) 西方国家要想对波兰作任何有效的援助则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攻击齐格菲防线。但西方国家却无此项力量，也不愿作此项冒险，因为这是一定要牺牲大量血液的。( 三) 国际情况，尤其是地中海方面的紧张局势，足以使英国的行动自由受到相当限制。( 四) 法国国内的情况，( 五)负责政治家的个性。希特勒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都是不敢作宣战决定的。
希特勒对于西方国家情势所作的研判，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似乎是入情入理，但我却不相信他的听众是已经全部都为他们说服了。对于他的设计，英国的保证的确是唯一的真正障碍物，但这却也是非常重要的！
照我的意见看来，希特勒对于假使和波兰发生了战争时所应做的事情，其所说的一切并不能当作歼灭政策来解释，这是纽伦堡起诉书中所具有的看法。当希特勒要求对于波兰的陆军，应作迅速而无情的毁灭时，这完全是军事上的考虑，对于任何大攻势作战，都是应以此为目标的。无论如何，他在当时并未向我们谈到，以后应如何待遇波兰人的问题。
最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同时也最能造成深刻印象的，即莫过于公布了与俄国即将签订条约的消息。当我们在旅途中，就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与俄国签订一个经济协定的消息，这已经很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在会议中，外交部长李宾特洛普(V. Ribbentrop) 又当着我们的面向希特勒辞行，说要立即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宣称着说：利用这个手段，他也就夺去了西方国家手中的王牌，今后对于德国连封锁也都不会再有效了。希特勒也暗示着说，为了便利于这个协定的签订，他也在波罗的海方面和有关波兰东界的问题，对于俄国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并无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对于波兰的完全瓜分。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甚至于在战役已经开始之后，希特勒都还仍在考虑把波兰留作缓冲国之用。
由于听了希特勒的讲话之故，伦德斯特和我本人( 也许还可以假定其他的将领也是一样的) 所获得的结论，都是认为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有两个因素特别使我们相信，还是像在慕尼黑会议时一样，到了最后五分钟时，又仍然能够获得和平的解决。
第一点，这个德俄之间的条约现在使波兰的地位，从一开始起即将感到毫无希望。假使英国人实际上已经丧失封锁的武器。那么为了援助波兰起见，则必须在西线采取流血攻击的方式，于是在法国的压迫之下，这就似乎足以使英国人奉劝华沙当局让步了。同样，今后也可以使波兰认清英国的保证，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因为假使一旦战争发生时，俄国人就一定会攻击它的后方，以求实现其收复旧有领土的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沙当局还能够不屈服么？
另外一个考虑即为我们刚刚所出席的会议。这是为了什么目标呢？在此以前，就军事方面来说，攻击波兰的意图一直都是尽可能加以伪装。对于在东部地区中的部队出现，其解释是说在建造东面防御工事；为了掩饰向东普鲁士的部队调动，特地安排了一个巨大的坦能堡(Tannenberg)纪念大会。德国也未正式动员。虽然这些措施，是可能不会逃避波兰人的注意，而且显然也有当作政治压力的意图，但在行动中还仍然尽量保密，并同时使用各种不同的欺敌手段。可是现在当危机正发展到了最高潮时，希特勒却突然把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召集到上萨尔茨堡来开会——这是一个很难于保密的行动。照我们看来，这似乎正是一种故意恫吓政策的最高极致。换言之，希特勒也许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把这次会议当作最后的压力。
当我们离开贝希特斯加登时，我与伦德斯特上将都是在作如此的想法。他一直前往我们设在莱希(Neisse)的总部，而我则又在李格尼兹与我的家人盘桓了一天。这一点即可以证明在我的内心中，是不相信战争就会爆发。
8 月24日，伦德斯特上将正式接管集团军群的指挥权。8 月25日，下午3 时25分，我们接到了陆军总部所发表的电令：“执行白色作战计划：D 日——26,8：H 时——0430”
这是决定战争了，这是我们不想相信它有可能性的决定，而终于成为事实了。
我们的司令部设在莱希的“圣十字架”(Holy Cross)修道院中。当我正在与伦德斯特上将共进晚餐之际，陆军总部又用电话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不要开始敌对行动。停止一切部队运动。仍继续动员。对于白色计划和西方计划的部署仍照预定速度推进。”
所有的军人都能够了解这种在最后五分钟时，收回成命的行动所能引起的困难。在几个小时之内，3 个集团军都已经直向国界前进，所越过的地区从下西里西亚起，到斯洛伐克的东部为止，现在却又要命令他们停止下来——尤其不要忘记了，所有的各级司令部，至少到师级为止，也同时都是在运动之中，而且无线电通信又受到了保密的限制。尽管有了一切的困难，我们还是在适当的时候，把命令通知了一切有关的人员。这对于主管作战和通信的参谋人员而言，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成就。尽管如此，在斯洛伐克亚东部有一个摩托化团，仅仅当一位军官坐着“斯托尔赫”(Fieseler Storch) 联络机，在黑暗中降落在纵队的前头上时，才把他们制止住了。
为什么希特勒会在此时突然叫停，他并不曾把理由告诉我们。我们所听到的消息只不过是说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中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些军人对于这样的领导感到信心动摇。因为发动战争的决定，对于一个国家元首而言，要算是一个最严重的大事，岂可以这样反复无常。
任何人在作成了这样一个决定之后，都似乎决不可能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再打消这种意图——尤其是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办法将使他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当我在叙述上萨尔茨堡会议的时候，即已经指出来，所有在军事方面的行动都是以奇袭敌人为目的。一切动员都不曾公开宣布和第一批征召入伍之期是定在8 月26日——这也正是预定入侵之期。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波兰境内时，所能使用的兵力就仅限于已有的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加上有限数量的步兵师，那是已在边界地区中，或是可以立即作战的。可是现在想趁敌人不备以捉捕敌人的机会却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为即使部队是黑夜中，向边界后方的集中地区内运动，但却仍然无法避免敌人的注意，尤其是在奥德河以西集结地区中的摩托化部队，为了渡河起见，是必须要在白天里排列成队形的。所以，假使真正是准备作战的话，则现在就必须要采取另一种新措施，命令所有已经动员的兵力，都扫数入侵敌境。无论如何，奇袭的因素是已经丧失了。
因为对于发动战争的原始决定，并不能认为希特勒是禀性轻狂，做事不加考虑，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还只是外交战术的延续，其目的只是对波兰人增加压力而已。因此，当我们在8 月31日17时，再接到：“D 日——1,9 ：H 时——0445”的新命令时，伦德斯特上将和我都还是深表怀疑，尤其是并未听到谈判已经失败的消息。在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之内，无论如何，这一次是因为有了8 月25日的经验在先，所以就准备好了一切的预防措施，以防又碰着另一次的悬崖勒马。将军与我直等到午夜为止，一心在希望又会来一次收回成命。
仅仅当午夜都已经过去了之后，于是一切停止作战的最后可能性，才算是完全消灭了。从此不再有任何的疑问，只有凭武力来求解决！
第二章 战略形势
下述的三个因素在波兰战役中，对于战略形势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一) 德军兵力的优势——唯一的条件为德国当局准备在西面接受相当的冒险，以便能把主力集中起来，用以对付波兰。
( 二) 地理情况使德军可以分别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及斯洛伐克，用钳形运动围歼波军。
( 三) 从一开始起，俄国在波兰的后方就一直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德国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德国的计划人员决定在西方尽量接受上述的冒险。
陆军总部对波兰发动攻击时，所用的兵力为42个师的正规部队( 包括一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即第10装甲师) ，和一个由奥德- 华尔塔(Oder-Warta)盆地中的要塞部队所新编成的步兵师，即第50师。他们一共为24个步兵师，3 个山地师，6 个装甲师，4 个轻型师，4 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此外还有16个新成立的师，并且在总动员之后始能编成，预定用在第二波到第四波之间。这些部队最初当然不能算是第一流的部队。号称希特勒近卫师的党卫军师和一两个加强党卫军团也都奉命参加波兰战役。
在西线方面只留下了11个正规师，一些大约相当于一个师的要塞部队( 以后改编为第72步兵师) ，和35个新编师，作为第二线到第四线的部队。完全没有装甲或摩托化部队。所以一共虽有46个师的兵力，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三是适合于战斗条件的。
第22步兵师，曾经接受一个空降师的训练与装备，留在德国境内供陆军总部直接调遣。
德国空军的主力也是用在波兰方面，共分两个集团军(Air Fleet) ，而在西线方面却只留下了一个较弱的第3 集团军。
像这样的分配兵力，德国当局所冒的危险实在是相当的巨大。因为波兰战役的短促是出人意料之外( 这种发展一部分是失败者本身的错误所造成的) ，而更重要的，是当波兰战败之际，其西方同盟国又完全采取坐视的态度，所以这些冒险才不曾为人所注意。
应该认清的，在这个时候，德国统帅部已经知道法国陆军的实力在90个师左右。实际上，在1939年秋天里，法国在3 个星期之内，一共编成108 个师的兵力。[ 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V. Tippelskirch) 的记载] 其中包括着57个步兵师，5 个骑兵师，1 个装甲师，和45个预备师，此外还有强大坦克和炮兵部队的支援。( 注：不过在最初阶段中，这些兵力中有一部分是留在北非和阿尔卑斯山的国界上。) 法国的预备师都是由已受充分训练的预备兵员所组成；而德国的新部队却大部分是由新兵或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兵所组成。
所以毫无疑问，从第一天起，法军在西线上的兵力就早已超过德军远甚。
在另一方面，英国对于陆上兵力的贡献却十分的有限。它一共只有4 个师，而且甚至于到10月上旬才达到了欧陆。
德军对波兰的作战计划基础，是要想尽量利用其边界的全长，以便从一开始起即能包围敌人。所以德军的部署是在侧面分成两个距离颇远的集团，而留下了中央地区( 奥德- 华尔塔盆地) 几乎是门户洞开的。
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V. Bock) 上将，参谋长沙尔穆兹将军。下辖两个集团军，一共包括着5 个步兵军和1 个装甲军。它们又一共指挥着9 个正规步兵师(包括新成立的第50 步兵师，那是由要塞部队改编，并未足额) ，8 个新动员的步兵师，2 个装甲师[ 加上新成立的“肯普”(Kemp)装甲任务部队] ，2 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一共21个师。此外在东普鲁士还有肯尼格斯堡(Konigsberg)和罗兹(Lotze) 的要塞部队；在波米拉尼亚(Pomerania) 还有尼采旅(Netze Brigade)。
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第3 集团军在东普鲁士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库赫勒将军(Gen. V. Kuchler) ；第4 集团军在波米拉尼亚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克鲁格上将(Col. Gen. V. Kluge)。
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切断波兰走廊，把骑兵兵力集中投掷在维斯瓦(Vistula)的东岸，再向东南或南前进。在突破了拉柳(Narew) 河一线以后，就从背面上攻击维斯瓦河的波兰守军。
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参谋长曼施坦因将军。这个集团军群的兵力比较强大。它包括着3 个集团军：第14集团军，司令为李斯特上将(Col. Gen. List) ；第10集团军，司令为赖歇瑙上将；第8 集团军，司令为布拉斯可维兹上将(Col. Gen. Blashowitz)。一总算起来，这个集团军群有8 个步兵军和4 个装甲军，共计15个正规步兵师，3 个山地师，8 个新编师，和机械化部队的主力——4 个装甲师，4 个轻型师和2 个摩托化步兵师。一共为36个师。
第14集团军展开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中，以及摩拉维亚的东部和斯洛伐克的西部。第10军在上西里西亚的周围和克劳兹堡(Kreuzberg) 的南部。第8 集团军在西里西亚中部，位置在阿尔斯(Oels)的东面。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击败在维斯瓦河大河湾中和在格里西亚(Galicia) 境内的敌军，用强大摩托化兵力向华沙冲进，采取宽广正面尽可能迅速地攻占维斯瓦河的渡口，然后再与北面集团军群合作，以毁灭波军的残部。
波兰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在平时，波兰共有30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1 个山地旅，和2 个摩托化( 装甲) 旅。此外还有几个团的国界守备队，一大堆自卫队(ON)营，和驻在格地尼亚- 赫尔(Gdynia-Hel)地区中的海军部队。
换言之，波兰军队总数相当可观。不过，它的兵器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大战中的旧货。它的空军虽也有飞机一千架左右，但也不够近代化的标准。
德国方面已经估计在战时，波兰的师数还可以增加一倍，但是有无必须的装备却似乎是一个疑问。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所著的“第二次大战史”的记载，在战争爆发之前，波兰所召集的各团，只够供编成10个预备师之用，但即使如此，它还是来不及把他们都按预定计划编成师。虽然是有如此的说法，但在战役的过程中，德国的情报却仍然发现了一些预备师的番号。
波兰统帅部对于其兵力的部署如下：
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在波尔(Bohr)- 拉柳- 维斯瓦一线的前面，有：
( 一) 在苏华尔基(Suwalki) 与罗门查(Lomza) 之间有一个战斗集团，共为2 个师和2 个骑兵旅。
( 二) 在拉华(Mlawa) 的两侧为莫德林(Modlin)集团军，共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
在波兰走廊地带中有波莫尔兹(Pomorze) 集团军，共为5 个师和1 个骑兵旅。
从华尔塔河到斯洛伐克的边界为止，面对着德国的国界，一共有3 个集团军：
( 一) 波兹南(Poznan)集团军，兵力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驻在波兹南省区的西部。
( 二) 罗兹(Lodz)集团军，兵力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驻在维仑(Wielun)的附近。
( 三) 克拉科夫(Cracow)集团军，兵力为6 个师，1 个骑兵旅，和1 个摩托化旅，驻在捷斯托恰瓦(Czes-tochowa)与拉维塔格(Nowy Targ) 之间。在后述的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又有普鲁士(Prussia) 集团军，共为6 个师与1 个骑兵旅，驻在托马左- 基尔斯(Tomaszow-Kielce) 地区中。
最后，沿着卡尔配提亚山脉的边界上，其深入的侧面由一个卡尔配提亚(Carpathian)集团军负掩护之责。它大部分都是由预备单位和自卫营所组成的，采取梯次的部署。
另有一个预备集团，即皮斯柯尔将军(Gen. Piskor) 的集团军，包括着3 个师和1 个摩托化旅，留在维斯瓦河的莫德林- 华沙- 卢布林(Lublin)地区中。此外，在战役的过程中，又在布格(Bug) 河以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波里希集团(Polesie Group)，主要的为了对抗俄国，保护后方。
事实上，当德军开始入侵之时，波兰方面的部署都尚未完成，因此很可能上述的分配是并未完全做到。
对于波军布署的评论
除非是说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想要掩护所有一切的东西，而且决不自动放弃任何的东西，否则对于波军部署的战略目标，就很难加以决定。这样的政策通常总是会使较弱的一方面一败涂地。几年之后，希特勒也就有了这种相似的经验——可以证明他对于波兰战役并未好好的学会它的教训。
波兰在战略形势上的困难很明显。一方面，它的兵力是处于劣势的；另一方面，其边界的形状使德军可以从两面同时发动攻击，以后甚至于还可以从三面。当波兰当局仍不肯放弃其“守住一切东西”的思想时，实际上也就证明心理和政治上的意图，是极难于与铁硬的军事事实相配合。
除了皮尔苏德斯基元帅，与极少数头脑冷静的波兰政治家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波兰人曾经认清了，因为他们对于邻国俄国与德国，强迫地达到了不合理的领土要求之后，遂更使其国家处于危险的地位。波兰全部人口仅为三千五百万，其中真正的波兰人只有二千二百万，其余的都是日尔曼，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等少数民族，他们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压迫。
除了依赖他们的法国同盟国以外，波兰的人民在德俄两国军事上还是处于弱势的时候，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梦想侵略的机会。有人想突袭孤立的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另外还有人想采取最短的路线直取柏林。
当德国在东普鲁士和奥德- 华尔塔盆地中都已经建立了要塞工事，而且开始重新武装之后，这种梦想也就应该归于幻灭了。可是波兰的政客与军人，依赖着法国人在西线上的同时发动攻击，在他们内心中却仍然不肯放弃这种妄想。上述的部署，从最初的阶段上看来，固然是代表一种守势思想，但却也可以判断他们的意图，是想一旦当法国的援助发生了作用之后，马上就可以转移攻势的。
此外，波兰的总参谋部也缺乏其自己的将道传统，那是要靠长期的经验来形成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波兰人的脾气也是喜攻而不喜守的。我们可以合理的假定，波兰军人的心灵中，还是怀念着其往日的光辉，至少有了这种下意识。我曾经看见过李兹- 斯米格雷(Rydz-Smigly) 元帅的一张画像，那是以波兰骑兵的冲锋为背景的。相反，新成立的波兰陆军又是接受了法国人的教育。因为事实上，自从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以静态战争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当然又很难使波兰人获得作战速度与机动性的观念。
因此很可以想像得到，除了不愿放弃任何的东西以外，波军的部署计划实在更无任何明确的作战目标，只不过是过去的侵略野心，与今日面对着强敌必须作防御准备的需要，二者之间的折衷而已。同时，波兰人也误认德国人会采取法国式的攻击典型，那是不久就会退化成为阵地战的。就这一方面而言，还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也值得一提。刚刚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曾经接获一个密报，那是与波兰的理想攻势意图有关的。那是来自一个可靠的来源，据说波兰总统或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的亲信人员，都主张波军的部署应具有攻势的性格，包括着把强大兵力集中在波兹南省区内的计划在内。尤其是令人感到奇异的，据说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英国人所建议的，姑不说是要求。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觉得这整个的情形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以后却真正发现，波兰人是的确在波兹南省区中集结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尽管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一个最不可能遭遇到德军攻击的方向。在布楚拉(Bzura) 河的会战中，这个波兹南集团军终于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事实上，在波兰方面也并不缺乏合理的建议。据希莱德上校(Col. Schneider)的报道，魏刚将军(Gen. Weygand)曾经建议把防线设在尼门(Niemen)河，波尔河，拉柳树，维斯瓦河，和桑河(San) 等河川的后面。从作战上来说，这是唯一适当的建议，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消受德军包围的可能性，而且同时利用河川的障碍，也可以相当的增强其对德国坦克部队的防御能力。此外，这一条防线一共大约只有375 英里长，而从苏华尔基起，到卡尔配提亚隘道为止的波兰国界弧线却长达1125英里。不过若接受了这种建议，则当然必须放弃整个的西波兰，那却包括着这个国家的最宝贵工业和农业地区在内，所以任何波兰政府若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则可能本身就会先垮台。同时更应记着的是，即使在战争开始时作如此广泛的撤退，也都不一定就能使在西方的法国人，增强其进取精神。还有若把整个西波兰都让给德国人，那么对于俄国人是否将产生一种鼓励作用，又更是一个公开的疑问。他们也许会认为时不我与，就会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其在东面所可能分得的赃物。
所以，希莱德上校又告诉我们，波兰军官学校的校长，库特齐巴将军(Gen. Kutrzeba)也曾提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他在1938年年初，曾向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他坚持着认为决不应考虑放弃“波兰重要战略地区”的问题，这个地区包括着罗兹和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与波兹南，库特罗(Kutno) ，和基尔斯等有价值的农业区都在内。所以他主张的部署计划，是放弃防御波兰走廊或波兹南省区的企图，实质上与在1939年最后所执行者大致相似。为了作为波兰防御的基础起见，应建立一个广泛的要塞体系，在东普鲁士边界以南，从格鲁德柴兹(Grudziadz) 到波兹南，形成一个宽广的弧线，并沿着西里西亚的边界，从奥斯托俄(Ostrowo) ，经过捷斯托恰瓦，到齐斯曾(Cieszyn) 为止。同时，库特齐巴也指出，仍应准备尔后对于东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攻击。想要修建这样巨大的要塞体系，实际上是完全超出了波兰的能力限度之外。尽管如此，库特齐巴却已经认清了波兰对于德国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的同时，他对于法国的支援也具有清楚的认识，因为他说即使法国给予以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在最初6 个星期到8 个星期之内，波兰也还是必须要依赖其自己的资源来渡过难关。所以他想沿着上述“重要地区”的西面周界，作一种战略性防御。而预备队则在地区内集中，以便在尔后采取决定性行动。
我已经说过，1939年波兰陆军所采取的部署，实际上与这位将军所建议的是非常的相似。不过他所想像的是把主力集中在托仑- 拜德哥齐兹- 格尼兹罗(Torun-Bydgoszez-Gniezno)地区中，而在1939年的部署，却似乎有两个焦点，一在东普鲁士周围地区中，另一则面对着西里西亚。
1939年的波军部署，其目的既然是要想掩护一切的东西，包括着前进的波兹南省区在内，由于德军不仅拥有数量优势而且也具有迂回能力，所以那是注定了要失败的。那么波兰又应该如何作战，以避免这种失败呢？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库特齐巴将军所指出的战略要区，是应该自动放弃呢？还是由于德军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所作的包围，结果将会与波兰的陆军同归于尽呢？这也是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时候，每逢希特勒要求我坚守邓尼兹(Donetz)盆地，第第聂伯河(Dnieper) 一线，和俄国其他地区时，我所一再向他提出的同样问题。
照我看来，对于波兰的问题，其答案是非常的明显。从其最高统帅部的观点看来，一切的结果就要看波兰陆军，有无能力不惜一切的代价继续拖下去。必须等到西方国家发动攻势，才能迫使德国人把大部分兵力撤出波兰的国境。固然工业地区的丧失，就表面上来看，将使波兰不能作长期的战斗，但只要战斗兵力仍继续存在，则仍然有赢回它们的希望。无论如何，波兰陆军决不应让它自己，在维斯瓦河的西面或两岸上受到敌人的包围。
波兰问题的全部关键就是“争取时间”。很明显，在波尔- 拉柳- 维斯瓦河一线的前面任何地区中，都不可能作任何决定性防御的企图，但在南方侧面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为了扼守在维斯瓦河与桑河之间的波兰中央工业区，这个正面应推进到杜拉杰克(Dunajec) 河为止。
最重要的事情为避免受到从东普鲁士与西斯洛伐克两路进攻的德军的包围。在北面可以利用的防御工具为波尔- 拉柳河一线，以及直到莫德林或维索格拉德(Wysograd)要塞为止的维斯瓦河。这无论如何，是可以构成一个坚强的天然障碍物，而旧有的俄国要塞，虽然已经落伍了，但也还可以提供补助性的支援。此外，即使有任何德国的装甲兵力从东普鲁士方面出现，那似乎也决不会是实力太大的。
南面的问题为扼守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隘道，以阻止德军深入波兰后方的迂回运动。这两个任务，毫无疑问都可以用有限的兵力来完成。把波兰兵力展开在波尔-拉柳一线的前方，其所犯的错误正是与把强大兵力推进到走廊地带和波兹南省突出地区中去同样巨大。
对于南北两面的深入迂回行动，已经作了必要的保障之后，于是也就可以在波兰的西部，执行一种迟滞性的战斗，但内心里却应随时记着，德军的攻击主力是一定会来自西里西亚方面。这又有两个原因：( 一) 在这个地区中的铁路公路网，比较便于强大兵力的集中，而波米拉尼亚或东普鲁士则都不如远甚。( 二) 若经过波兹南向华沙前进，则纯粹为正面的攻击，那就作战上来说，是效力最低的，所以德军也最不可能采取这种途径。
波兰的兵力集中，也不应像他们在1939年那样的接近边界，而应该向后靠，以便可以发现德军攻击的主力方向。这就是说在波兰走廊和波兹南地区中，都只留下最少量的必要兵力，以便能够集中最大量的兵力，用以对抗德军从西里西亚方面所作的主力攻击，尤其是在统帅部手中，应控制着一个适当的战略预备队。假使波兰人不那样长时间的沉醉在侵略的梦想中，而早已集中力量来改进在托仑(Torun) 与格鲁德柴兹(Grudzicdz) 之间的维斯瓦河的旧德国要塞，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延迟从波米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分别前进的德军的会合时间，同样，若是对于波兹南能加以适当的要塞化，则也可以限制德军在该省中的行动自由。
另外有一点值得讨论的，就是利用内线的地位，依照情况的发展分别向西波兰南北两端进行反击的观念。实际上，这是殊少可能性的。第一点，缺乏足够的空间作这样的回旋。第二点，波兰的铁路网无力担负这样的调动。此外，第三点，任何巨大的部队运动，不久都有为德国的空军及坦克部队所阻止的可能性。所以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只能够在波尔- 拉柳- 维斯瓦- 桑河( 或杜拉杰克) 一线的后方，去作真正的决定性防御，而在其他的地区中就是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不过随时却应注意，从开始起，主力都应针对着西里西亚方面，而对于南北两个侧面也同时必须要有确实的保护。
假使西方国家对于波兰坐视不救，听它去受命运的支配，则虽然有任何的措施，也还是不能挽救其最后的失败。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的。不过，这些措施却至少可以使波兰人，不至于在他们的边界地区中，那样的易于被击溃。因为他们在边界地区被迅速击溃了，所以波兰的最高统帅部才不能在维斯瓦河中，作一连串的战斗，或者是把兵力撤到河川线之后，以采取一个有准备的防御。
从第一天开始，波兰就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设法挡住敌人的攻击——最后只能退到河川线之后去——以等候其同盟国家在西线上发动攻势，这样才能迫使德军自动撤退。所以这似乎应该是波兰军事领袖们的职责，他们应该坦白的告诉政府当局，除非西方国家能够提出保证来说，一旦当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就立即倾其全力在西线上发动攻势，否则波兰就决不应与德国发生战争。
当时的波兰军统帅，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在国内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势力，若是他肯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则任何波兰政府都是决不会不加以重视的。仅仅为了展缓对德战争的时间起见，波兰政府也都应该趁时机尚未完全断送之前，先就但泽与走廊问题与德国协议获致协议。
1940年，我们在法国的部队俘获了一封信件，上面的日期为1939年9 月10日，那是甘末林将军(Gen. Gamelin)写给驻巴黎波兰武官的。很明显这是一封回信，因为波兰人询问他们何时才能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甘末林要该武官转告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的话，其内容如下：
在东北地区中，我们正规师的半数以上都已经开始行动。自从我们越过国界之后，德军既开始作激烈的抵抗，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可是我们却被陷在静态战争之中，而敌人对于防御却具有良好的准备，同时我们也还缺乏必要的炮兵……从开始起，就有空中的战争与地面的作战相配合，而我们也知道有相当部分的德国空军是正在与我们对抗。
所以我是已经履行了我事先所提出的诺言，在法国动员第一天后的14天，开始用我的主力发动攻势。我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由此看来，事实上，波兰是事先的确曾经获得了法国人的保证。唯一的疑问就是当法国人声明要过了整整14天的时间，才能开始发动攻势时，波兰的最高统帅部对此一点是否感到满意。但无论如何，事实却已经证明，这种诺言的含意却绝对不等于对波兰的迅速有效援助。
因为华沙政府对于其同盟国所将要采取的行动，发生幻想，同时对于波兰陆军作长期抵抗的能力，也未免估计过高，所以波兰的失败遂成为一个必然的后果了。
第三章 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
当我们的部队于1939年9 月1 日拂晓越过波兰国界时，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自然还是位置在莱希“圣十字架”(Holy Cross)寺院之中。这是天主教会的一个训练机构，位置在该城的郊外，因为它有许多的课室和宿舍，所以对于战时的高级司令部而言，实在是一个理想的驻地。我们过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所吃的东西与一般的士兵并无差别。不过我却相信晚餐的菜单实在有改良之必要，因为天天吃军用面包和压硬了的腊肉，对于我们年事较长的绅士们而言，未免是一种虐政。很侥幸，憎侣们常把他们的蔬菜提供我们食用。有时在夜间，集团军群总司令和他的高级幕僚人员，也会与寺院中的方丈聊闲天，他把在世界上遥远地区中，传教士的自我牺牲故事讲述给我们听，其情节是相当的动人。这虽然只是短时间的松懈，但对于当前的炽热问题，却是一个很好的调剂。
不过，9 月1 日却使这种谈话告一结束。从此之后，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于打仗了。事实上，我们那样早就坐在办公室中，是并无必要的。因为必须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我们才能从所指挥的各集团军中获得任何重要的消息。凡是在一个较高级司令部中工作过的人员，都会有这种经验——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行动都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只能静候它们的发展。
在前线上的军人都知道在攻击尚未发动之前，神经是最为紧张的，排长们都在看着他们的表，等候预定的时间来到。可是自从攻击发动之时起，在前线上的战士们就完全在忙于应付其周围的战斗，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再关心，所以反而感觉到心安理得。对于一个司令部中的人员而言，则完全与此相反，越是高级的越是如此，攻击的开始也就是等待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他们是焦急不安的。下级单位很不欢喜上级人员老是询问战况的进展情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失常的现象。所以最好还是坐候佳音。有一点是值得说明的，一般的说法都是认为坏消息传得较快，但是在军事的领域中，这种说法却是并不正确的。当战况顺利发展时，消息往往很快地传送回来了。反言之，假使攻势发生了顿挫，则前线上就会是一片沉寂，或者是因为交通被切断了，或者是因为下级单位不愿意立即向上级报告，希望等到情况好转之后再来报告好消息。
所以必须等到第一批报告送来了之后，不管是好还是坏，高级司令部中才能解除紧张的心理状态。在它们尚未报来之前，我们也就只能坐候。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部队( 不过他们的训练却实在是太速成了) ，能够不负我们的期待么？尤其是，大型装甲部队，其组织与使用多少是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能够不使它们的创立者，古德里安将军(Gen. Guderian) ，和我们自己失望么？德国的各级司令部，尤其是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总部，能够控制着这种战役开始时的情况么？能否在维斯瓦河以西，即将敌军全部歼灭，获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并取消任何两面作战的危险么？在这个紧张不安的阶段中，这些问题一直都在我们心中盘旋着。
开始的情况
德国陆军总部所拟定的计划，是要想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对于波兰陆军作大规模的迂回运动。当北面集团军群把波军逐出了走廊地带，并使东普鲁士与波米拉尼亚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系之后，即应直趋维斯瓦河的后面，以求从后方攻击位置在大河湾中的敌军主力。
南面集团军群所应担负的任务，就是应该尽量在维斯瓦河的前方与敌军交战，以阻止他们退到维斯瓦河和桑河后方去的企图。这就是说第10集团军的坦克部队( 步兵应尽量紧跟在后面前进) 应协力冲过可能在国界附近集结的敌方部队，于是装甲兵力可能赶在敌人的前面，达到从邓布林(Demblin) 起到华沙为止的各个维斯瓦河的渡口。同时也应假定，通过格里西亚前进的第14集团军，也能用最大的速度达到和渡过桑河。假使敌军的意图是想要在桑河与维斯瓦河作决定性抵抗时，则这个集团军即可以立即从南面扫荡河的防线，并与从北面前进的北面集团军群的东翼兵力，在敌后深处会师。下述的事实也注定了可以使第14集团军获得相当的帮助。因为它的右翼向东而伸入到斯洛伐克的境内。所以对于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敌军纵深侧面，构成了一个立即性的威胁，这样也使他们对于格里西亚不可能作任何有效的长期防御。
南面集团军群在波兰境内的作战，就是以这种行动路线为基础的。它的目的是要在维斯瓦河的前面，击毁敌军的主力。而同时又要设法阻止他实现退到桑河、维斯瓦河后方再接受决战的企图。
若是对这次作战作逐日性的记载，那固然是有用处的，但对于这种“闪击”性的战役，却毫无疑问是太琐碎了，所以我只准备对于其必要的阶段作概括性的叙述。这些阶段有时是顺着时间次序的，有时则是同时的。它们可以简述如下：
( 一) 第14集团军在格里西亚境内所作的激烈国界战斗，并追击残敌到利沃夫(Lwow)和桑河之上。
( 二) 第10集团军向维斯瓦河的突破，与拉多姆包围圈之战。
( 三) 由南面集团军群总部所直接指挥的布楚拉(Bzura) 之战，第10和第8 两个集团军击毁了敌方强大的兵力。
( 四) 华沙的攻击与最后的战斗。此时俄军正在向东波兰前进。它已于1939年9月17 日，越过了波兰的国界。
第14集团军通过格里西亚的进攻
第14集团军的第一个目标即为包围假想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的强大敌军。这个集团军的原始部署是从西里西亚，通过摩拉弗斯卡奥斯塔伐(Moravsba Ostrava)，以达卡尔配提亚山脉，即足以暗示出来这种包围的意图。
第8 军，军长为布希将军(Gen. Busch)，下辖第8 和第28两个步兵师，和第5 装甲师。奉命突破在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坚强波兰国境要塞，然后沿着维斯瓦河的北岸，向克拉科夫前进。第17军，军长为金尼兹将军(Gen. Kienitz)，下辖第7 与第44步兵师，从摩拉维亚，沿着维斯瓦河向克拉科夫进攻。另有两个军则被派对于假定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敌军，执行直接包围的任务。
第22装甲军，军长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下辖第2 装甲师和第2 轻型师，应从西部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阿拉发河谷地中冲出，从南面向克拉科夫进攻。第18山地军，军长为贝尔将军(Gen. Beyer)，下辖第2 与第3 两个山地师，预定从高塔拉(High Tatra)以东的普拉德(Poprad)河谷中突出，以通过新沙兹(Nowy Sacz) 进向波赫尼亚(Bochnia) 为目标，该地在塔尔罗(Tarnow)以西，并从后面攻击在克拉科夫的敌军。
在更向东面去的地方，斯洛伐克的部队以后也奉命通过杜克拉(Dukla) 隘路进攻，这是在第一次大战中曾经闻名一时的地点。以后，又有一个山地师( 勇敢善战的巴伐里亚部队) 和两个预备师也奉命加入这个侧翼包围战中。
第14集团军的序战是相当的艰苦，尤其以第八军对于波兰国境要塞的攻击为然。但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从卡尔配提亚方面所作的迂回运动实早已决定了这个边界地区的命运。很明显，原先所假定的在克拉科夫周围围歼敌军的计划，并未能加理想的那样兑现，因为敌人已经认清了其处境的危险，所以自动撤出了格里西亚的西部。不过其兵力的大部分在这些初期的战斗中，都已经被击碎，接着即为追击，第22装甲军也终于追上了它的猎物。该集团军的右翼，山地军与第17军，攻占了利沃夫和普里齐门斯尔要塞。其左翼，包括着装甲军，第8 军，与集团军群配属给该集团军的第7 军，于是也就能在桑河与维斯瓦河交流点的南面，渡过了桑河。虽然在以后的战斗中，波军仍能英勇作战，而且有一部分战况也很激烈，但是他们却还是被扫荡干净，有一部分敌军是从华沙或北面集团军群正面移转过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已经与北面集团军群的左翼取得了接触。
到了9 月15日，利沃夫与普里齐斯尔都已攻陷，追击实际上已经结束，不过为了肃清在这个地区中和桑河以东的波军残部，却还需要继续作进一步的战斗。
第10集团军的突破与拉多姆包围战
第14集团军的作战目标，除了歼灭在格里西亚西部的敌军以外，即为追击并捉捕撤退中的敌军，使他们无法在维斯瓦河后面的地区中，再建立新的防线。其他两个从西里西亚进攻的集团军则以迫使敌人在维斯瓦河的前方，接受决定性会战为目标。一直冲到维斯瓦河的主要任务是由较强的第10集团军来担负，它也具有较强大的装甲兵力。较弱的第8 集团军则负责掩护这个作战的北面侧面，以对抗假定位置在卡里兹、罗兹地区和波兹南省区中的敌军。
第10集团军从上西里西亚进攻，其左翼在克鲁兹堡(Kreuzburg) 附近，共为5 个军，由右到左，为：( 一) 第15摩托化军，军长霍斯将军(Gen. Hoth) ，下辖第2和第3轻型师；( 二) 第4 军，军长希维德勒将军(Gen. V. Schwedler) ，下辖第4和第46 步兵师；( 三) 第16装甲军，军长霍普勒尔将军(Gen. Hoepner)，下辖第1和第4两个装甲师，第14和第31两个步兵师；( 四) 第11军，军长李布将军(Gen. Leeb) ，下辖第18和第19两个步兵师。( 五) 跟在后面的还有第14摩托化军，军长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 ，下辖第13和第20摩托化师和第1 轻型师。
在该集团军的后面还有充当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第7 军。军长为舒贝特将军(Gen. Schobert) ，下辖第27和第68两个步兵师。另有第62步兵师。
第8 集团军由两个军所组成：第13军，军长魏赫斯将军(Gen. V. Weichs)，下辖第10和第17两个步兵师和摩托化的党卫军单位。第10军，军长乌力克斯将军(Gen. Ulex) ，下辖第24与第30两个步兵师。它们以纵深的梯次队形，向罗兹方向前进。跟在该集团军后面的有集团军群的总预备队两个师，第213 师与第221 师。
当德军在1939年9 月1 日拂晓时，一越过了国界之后，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也渐被击退。在以后几天之内，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敌人是否仍然想在维斯瓦河的前方，寻求决定性的会战呢？抑或是在目前的战斗中，只以争取时间为目的以便把他的兵力撤到该河的后方去呢？无论如何，在最初阶段中，是有迹象表示出来强大的敌军集中在基尔斯附近的李沙哥拉(Lysa Gora) 山地中，在拉多姆，以及在罗兹的周围地区中。
在这最初几个星期中，决定战斗胜负者可能为两个因素，这也是在这个战役中第一次出现的。
其一为坦克部队对于敌军正面的突破，它们一直透入到敌军的后方深处，而我方的步兵师则被迫紧跟着强速推进。
另一个因素为敌方的空军几乎已经被歼灭，而他们的通信运输网也被我方空军的有效攻击所切断。因为这些原因，波兰人遂始终对于作战不曾有任何集中的控制。
根据敌方的情况，集团军群总部认为必须给予第10集团军以两个目标。在右面的兵力，包括着第15摩托化军与第4 军，后面还跟着第7 军( 以后它才改配属与第14集团军) ，应负责击败仍然集结在拉多姆附近的敌军。左面的另一支兵力，由第16装甲军，第14摩托化军，第11军所组成，当第8 集团军从西面进攻时，应负责切断敌方从罗兹地区到华沙之间的退路。
在执行这些命令时，第10集团军就在李沙哥拉森林山地中，击溃了拉多姆地区的敌军，而第15摩托化军再赶往阿巴托(Opatow)和邓布林(Dembin)，占领在维斯瓦河的渡口，同时左翼军中的第14摩托化军也从北面切断敌军向华沙的退路。到了9 月9 日，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口袋”(Pocket)内，已经装满了敌方的一个集团军。因为敌军奋力突围，所以基尔斯- 拉多姆地区的战斗，一直到9 月12日才停止，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早已决定了。到了战斗结束时，我们共俘虏了6 万人和火炮130 门，敌军共损失了7 个师。即使他们能够退过维斯瓦河，对于大局也还是无补的，因为在拉多姆会战发生之日，第14集团军方面早已有一个山地师达到了利沃夫的城门外，而这个集团军的左翼，也已经渡过了桑河下游，可以扫击维斯瓦河的一切防御部署。
此时，第10集团军左翼集团中的第16装甲军，已经一直冲到了华沙以南的哥拉卡华里亚(Gora Kalwaria) ，那也是维斯瓦河的一个渡口。其中有一个装甲师并已透入华沙城的西南郊。这些兵力还太微弱不足以攻占像华沙这样的坚城，所以那个装甲师又还是被迫撤回。不过无论如何，波兰首都的西面进路是已经被封锁了。
布楚拉河会战
当在拉多姆地区中的战斗还正在进行之际，不过胜利的征候却早已明显在望了，可是由于敌方主动行动的结果，遂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本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面。
在这个战役的头九天当中，一切的发展都是非常的顺利，好像完全能够依照计划进行，所以遂使人相信现在不会再有什么障碍发生，而预定的作战进度表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
尽管如此，我却仍然有一种空泛的感觉，认为在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是正在蕴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敌方在波兹南省区中是已经集结了强大的兵力，但却仍未使用。因此，我在9 月8 日和9 日，曾经一再指示第8 集团军的参谋长，要他特别注意在其北面上的搜索。我们自己与陆军总部之间，也在讨论这些波兹南兵力的位置问题，结果于9 月9 日，陆军总部有一个电报来告诉我们说，敌人已经搜集了一切的运输工具，开始转进，所以第8 集团军的纵深侧面已经不再会感受威胁了。虽然如此，我们估计在维斯瓦河以南，夹在罗兹与华沙之间，却还是有大约10个师的敌军兵力存在着。
上文中已经说过，集团军群的意图是，用第10集团军封锁假定集结在罗兹附近的敌军( 约5-6 个师) 退向华沙的退路，而第8 集团军则应从西面攻击这支兵力。第8 集团军的原有任务——即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作战在北面提供纵深的梯次性保护——自然还是继续不变的。
虽然如此，第8 集团军司令部却似乎比较重视前述的任务，而忽视了北面的发展，因为在9 月10日清晨，它报告着说其所属第30师，已从北面受到了奇袭，敌军的兵力相当的强大。这个情况有益趋于严重的模样，该集团军为了企图稳定战局，曾经一再发动反击，但却都失败了。不过该集团军却仍然企图阻止敌军的进犯——敌军兵力毫无疑问是颇为强大，可能为由波兹南省区中撤退出来的主力所构成——因此它把它的两个军的正面都旋转了过来，面对着北方构成了一道防线。同时它又向集团军群总部求援，要求迅速派一个装甲军增援，以阻止任何向南窜扰的敌人，突破达到罗兹城，该城已于9 月9 日毫无抵抗地被德军占领。
可是，集团军群总部的看法却并不相同。即使是有一个局部性的危机发生，而且可能是一个严重性的危机，但对于整个作战却不一定会发生何种影响。但相反，它实际上却使我们有了一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机会。因为现在既然有强大的敌军在维斯瓦河以西投入战斗，所以我方若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可以将其完全毁灭。
所以集团军群总部并不忙于直接增援第8 集团军，而开始准备一个包围敌军的大计划。作为是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那两个师，仍然继续向东进，对于正在从北面攻击第8 集团军的敌军，恰好可以威胁其西面侧翼。因为在拉多姆附近的战斗现在已经将要结束，所以另有一个轻型师也被调往担负同样的任务。集团军群总部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要迫使敌军反正面接受会战。所以它就命令现在已经达到了华沙南面的第16装甲军，与后续的第10军，都回转头来从东面援助第8 集团军的战斗。第八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尽量挡着敌军，等到敌军腹背受敌时，才再转移攻势。
此时，伦德斯特上将与我自己曾经访问第8 集团军的司令部( 有一次希特勒也曾在场)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印象，集团军群总部决定直接指挥这一次作战。第10集团军的两个军从南面和东面进攻，由赖希劳上将亲自指挥，第8 八集团军司令部则指挥它自己的两个军向北进攻，和从西面包围敌军的兵力。最后，根据本集团军群的要求，北面集团军群也派了第3 军，从北面渡过了维斯瓦河，攻击敌军的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在会战过程中，又发现大批敌军企图沿着维斯瓦河逃向莫德林要塞，于是集团军群总部甚至于又从拉多姆地区中，抽出了第15摩托化军，去封锁这一条最后的逃走路线。
敌人首先想向南突破，接着又向东南，最后才转向东面，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们的抵抗终于在9 月18日完全崩溃。到了9 月20日，第10集团军报告已经捕获了俘虏9 万人，炮320 门，飞机130 架和坦克40辆，第8 集团军报告已经俘获了9万人，装备数量尚待计算。敌军损失了9个步兵师，3 个骑兵旅，和另外10个师的一部分兵力，事实上，这样多的单位是远超过了我们假想之外。
在波兰战役中，布楚拉河会战要算是一个最大的自成单位的行动，虽然也许不算是决定性的，但却要算是这个战役中的最高顶点。
从作战的观点来看，所谓具有决定性者是一个更大的包围行动，北面集团军群从北面，第14集团军从南面，把整个的波兰兵力一网打尽。至于这个大规模的反击行动，其动机很难断定。也许波兰统帅部企图在维斯瓦河湾中背水一战，也许它只是想帮助在维斯瓦河以南的敌军，打开一条退往华沙的路线。不过无论如何，它对于波兰陆军的命运是已经不再具有影响作用。
尽管比起以后在俄国境内所打的大包围战，布楚拉河会战只能算是小巫之于大巫。但就当时而言，却算是最大的一次。并非事先有此项计划，并且用强大的坦克部队突破敌军的正面；反之，那却是因为敌人采取了行动，才使我们意外的获得了这次巨大的机会。
华沙的攻占
在布楚拉河会战之后，接着为了阻止敌军残部从莫德林要塞中逃往华沙，在莫德林以南地区中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战斗，而本集团军群则奉命攻占波兰的首都。使我们最感到奇怪的，就是直到此时为止，英法两国还是在坐视着其同盟国接受毁灭的命运。
我们曾向陆军总部报告，说在9 月25日以前，无法完成攻击华沙城的准备，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调集全部的集团军炮兵，包括第14集团军的都在内。
不过当俄国于9 月17日也开始采取行动，并决定以维斯瓦河为分界线之后，希特勒就希望赶紧占领该城，并命令在9 月底以前必须将其攻陷。政治家希望将军们赢得一个胜利，这当然不能算是不正常的，但是我却认为指定时间是毫无疑问越出了正轨。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却仍决定在攻击中应使死伤减到最低限度。所以要攻击该城的唯一理由，即为敌方已经用了一个整个的集团军，来对该城采取防御的部署，而波兰的最高统帅也已经宣布该城准备死守到底。
集团军群总部深知在这个环境中，对于该城是绝无奇袭的希望，反之，无论如何，它也决不想在华沙城内进行巷战，因为这必然会使攻击军与平民人口都受到重大的损失。
所以奉命攻占该城的第8 集团军，在攻击方面只限于大致沿着圆环式的铁路线，对该城构成一道严密而连续的封锁线。于是再用炮击和轰炸的联合效力，来迫使该城投降，假使这个还不能产生效果，则水源和粮食的缺乏，也就还是可以达到最后的目标。我在这里应该提醒大家一下，希特勒早就想命令空军轰炸该城，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表反对，所以迄未执行，我们的理由是认为在那个阶段中，空袭对军事行动并无任何直接的利益。不过，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轰炸却又变得合理了。
9 月25日，德军开始向外围要塞，据点，以及重要补给中心，发动炮击。同时，为了达到预定的围城线，局部性的攻击也开始了。9 月26日，德国空军向该城散发传单，警告该城即将被轰炸，并要居民投降。因为波军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所以在同一天下午开始了轰炸。
9 月27日正午，当伦德斯特上将和我正在视察我的老18师时——它刚刚攻下了两个堡垒——突然听到了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的消息。炮击于是立即停止。
次日，波兰守军司令与德军第8 集团军司令，布拉斯柯维兹将军之间签订了降约。降约上规定对于平民人口及负伤敌军，应立即予以救济，并对于英勇敌军已尽量维持其军人的荣誉。军官被准许保留其军刀，士兵在完成了其必要的处理形式之后，即可以获得自由。
依照波兰人的报告，在华沙投降的官兵共为12万人。当降约签字时，波兰的主将说：“轮子总是会转动的。”他的话总算是灵验了，但是其祖国的命运却又非他所能料及的。
在桑河及维斯瓦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虽然在维斯瓦河前方的敌军主力，已经在布楚拉河会战和华沙沦陷中，都被歼灭殆尽了。但是在第14集团军的地区中——格里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的彼岸上——对于敌军的残部，仍然发生了许多次的战斗。其中有些也很激烈。同时，第10集团军也派了一个军在邓布林，渡过了维斯瓦河，并进到了卢市林(Uublin)。在这个战斗中，我们突然接到统帅部的命令，把刚刚向第14集团军投降的利沃夫城，交给俄军接收，并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撤回到李宾特洛普在莫斯科所划定的分界线的后方。这一条线从乌左克隘路(Uzok)起，到普里齐门斯尔，然后再沿着桑河与维斯瓦河，直到华沙以北为止。所以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单位而言，在那两条河彼岸上所作的战斗，实际上都是浪费精力，而只是让俄国人坐收其利而已！
为了退过桑河起见，我们又必须摆脱对于一个敌军集团的战斗，估计他们的兵力仍有2-3 个步兵师，和1-2 个骑兵旅。这些兵力现在显出了极大的勇气——尽管同时对于全面的情况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拼命的攻击，以阻止我方第7 和第8 两个军达到该河。在这里又是纯粹因为德俄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谈判拖延未决之故，所以还仍然继续的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下述的事实可以当作一个最好的证明，10月1 日，对于分界线又作了一次新的调整。这一次我们又奉命重占卢布林省。所以第14摩托化军又再度越过维斯瓦河，接受敌军最后残部的投降，后者正在面对着前进的俄军，作英勇的抵抗。
波兰战役终于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南面集团军群一共俘获人员523,236 名，野炮1,401 门，机枪7,600 挺，飞机274 架，战斗车辆96辆，和其他无数的各种装备。毫无疑问，敌人的伤亡相当惨重，因为他们作战时是非常的英勇，而且即令在最无希望的情况中，也还是决心苦战到底。
我们本集团军群的损失统计如下：
军官：死505 人，伤759 人，失踪42人。
士兵：死6,049 人，伤19,719人，失踪4,022 人。
10月5 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所有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盛典。很不幸，在结束时却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它也适足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其对于陆军将领的态度。
原定的安排是在希特勒飞返德国之前，应与部队的指挥官们会晤一次，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在一个飞机库中，安排了一张桌子，并由一个野战厨房提供食品。当希特勒走进来时，看到了桌面上铺着的白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他马上转身就走，跑到外面去与部队坐在一起进餐。吃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走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这是一种故意的做作，表示他具有“群众”化的风度。但是我却很怀疑他这种行为，是否会真正的赢得那些军人们的赞许。我敢断言，当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之后，国家元首若是为了尊重全体部队起见，实在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若果如此，则他们对于这种姿态是一定会大表欣赏的。他对于后者的待遇，简直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不久以后，波兰战役就被人形容为“闪击战”(Blitzkrieg)。诚然，若就其执行速度与结果而论，那的确要算是一个空前的杰作。直到以后，德军在西线上发动了攻势之后，才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相似例证。
不过为了要作公正的评价起见，则我们就必须先记着在前一章中，对于波兰方面的分析。
事实上，德国人是不仅具有优势，而且在开战时也有了许多比较有利的条件，只要更能符合下述的两个假定，则他们赢得这个战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为德国人为了在东线上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在西线方面就必须要准备作相当高度的冒险。
第二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于波兰人作适当的援助。
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方面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不过这当然又还附带着有另外一个假定，即波兰的统帅部能够具有较大的现实感。换言之，它在开战时，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资源，企图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东西，反之却能集中其力量于要点之上，并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而有系统地战斗，这样就可以使德国人真正的面临着一个两面战争的矛盾难题。波兰部队是很够英勇，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也许就能苦撑下去，直到盟军达到了莱茵河时为止。于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国统帅部要认真考虑在波兰方面叫停的问题了。
诚如施里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说过的，较弱的一方面对于对方的胜利，作了其自己的贡献。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因为我们敢于冒险，所以能获得数量优势和作战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须承认我们在波兰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还是因为德国的战斗部队有了较好的领导和素质。
我们成功的速度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即为对于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队，作了一种非正统性的使用，而更用一个远较优势的空军来担负支援。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与负责以外，还是德军全体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诚然，德国重新武装的物质成就，大部分是应该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努力，可是专凭数量优势却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小型“国防军”(Reichswehr)，虽然当时曾经为许多人所看不起，却能够从1918年的失败中，使德军的训练和领导的伟大传统得以复活。现有的“新国防军”(Wehrmacht) ，要算是旧国防军的儿子，它的成就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不再退化为静态的战争。在新的工具帮助之下，德军在机动作战中重新获得了真正的领导艺术。个别的领导力发展到了一时无两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国的新国防军已经光荣地通过第一次考验。直到此时为止，陆军的总参谋部可以完全不受外来的干涉，自由地采取行动。军事指挥官保有完全的指挥权。部队所打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战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战斗中还可能保持着古代骑士的侠义风度。
10月15日，陆军总部中作战部门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 来看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在这个月底，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也就移住西线了。我们现有的地位将用第8 集团军接替。不久以后，我自己也奉命于10月21日，到设在左森(Zossen)的陆军总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我于18日离开罗兹城，中途还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负了重伤在布里斯劳的医院中休养。
于是就等着面临一个新任务。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很快乐地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 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当军校学员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 ，他在1944年7 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 作战) 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 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好天气的时候，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队开始进入其最后集结地区。可是每一次，气象专家的预测却总是失败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坦克与飞机无法使用。其结果是一再收回成命。这种反复无常的办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是同样头痛。在这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合于他自己愿望的陆军报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当本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报告着说，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无可能性时，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Schmundt)，亲自来视察地面上的情况。用垂斯考来应付他可以说是最合理想。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拖着他过去同一个团队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难移的道路上走着，有时更穿过泥泞的耕地、沼泽的牧场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间他们回到总司令部时，希孟德是已经完全累垮了。自从那一次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们天气报告的真实性了。
这种荒谬的朝令夕改，是徒然的浪费精力，照理说，最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他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耐性的。在这个时候，许多的文件简直是像洪水一样的冲入了我们的司令部。幸亏德国陆军中有一条非常合理的不成文法律，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可以不受到烦扰，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岸上作一个长时间的散步。因为我也得有一点运动，所以常常去迎接他。即使在这种寒冷的冬天，莱茵河中的水都早已结冰了，伦德斯特都还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雨衣。当我向他抗议着说，他可能会受寒时，他却只告诉我说在他一生当中，他都从来没有穿过大衣，而在他这样的年纪，也就决心不想再去买一件了！他的确是如此的，这位老绅士始终还维持着他在军校学员时所养成的斯巴达精神。伦德斯特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也使我回忆到自己在军校学员时代中的生活。当他回到办公室中，等候部下的口头报告时( 我自己与其他的幕僚人员，每天都要向他作如此的报告) ，他总是用一本侦探小说来消磨他的时间。也像许多其他的名人一样，很喜欢用这一类的小说来消遣，但是他觉得看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很难为情，所以总是把小说放在抽屉中看，一见有人进来就迅速把抽屉关上。这正是我们在军校学员时代所用的老办法，当我们自修时就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偷看小说，和对付教官！
不过希特勒这种朝令夕改的麻烦，在这个冬季中，给予我们的头痛还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不安者，却另外有两种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是由一种发展所引起的，我无以名之，只好总称之为陆军总部的失势。这种发展使我个人真感到难堪。一直到1937-1938 年之间的冬季为止，我都是陆军总参谋部中的首席参谋次长，也是弗里特希与贝克的主要助手。我们一直都在为陆军总部的地位而奋斗，希望能在整个战争政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第二点，在这一整个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司令部，都在努力使当局能够采取我们所拟定的一种作战计划，但却始终尚未能获致成功。照我们看来，只有那个计划，才能保证在西战场上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直到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要求感到厌烦，才解除了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职务之后，希特勒才亲自出面干涉，于是这个计划终于变成了攻势的基础。
这两个事实——陆军总部的失势与作战计划的斗争——遂大体构成了西线战役的背景，本书所要记载的也以此为主。至于这次战役的经过已经有了许多的记载，所以已经没有详述之必要。我所要说的只是我个人以一个军长的地位所看到的那一部分而已。
虽然如此，在“沉闷的冬天”之后，还是有一个“光辉的夏天”。
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
一直到战后，那个代替了1939年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陆军总部原定“黄色作战计划”，而变成我们在西线攻势基础的计划背景，才开始为大家所普遍知道——这个计划使我们一举而击败了英法盟军和比荷两国的兵力，并获得了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把这个“新”计划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可能为利德尔- 哈特，他根据伦德斯特元帅和布鲁门提特将军( 当时我们的作战处长) 的谈话记录，而把这个计划定名为“曼施坦因计划”。
因为我可能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这件事的主动者，所以我现在似乎应该自己作这样一个企图，根据我自己的记录，来说明这个计划是如何形成的经过——尤其是自从这个计划既然已经获得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更是值得作如此的尝试。无论如何，在这个计划后面的观念是出自我的头脑中，它正好像我所起草的一切致陆军总部的备忘录一样，其目的都是希望使这次作战的计划，能够照我们的理想路线进行，在西线方面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也还是我个人获得了一个机会，亲自把这个观念向希特勒提出，因为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一直都无法使陆军总部批准这个计划——当时，我已经被免去了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仅仅当我亲自谒见了希特勒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才根据我们的建议发布了一个新的作战命令。
同时我必须强调声明我的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和我的同事，布鲁门提特及垂斯考，也都始终同意于我的意见，尤其是伦德斯特更亲自签名支持我的建议。若无他的批准，我们也就不可能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备忘录，企图改变他们的原定计划。
战史学家或研究军事史的军官，对于一个有关作战计划的全部争论，也许是有值得详细分析之必要。不过为这本书的目标起见，我却只能首先简述陆军总部的计划，并且解释我为什么不能不认为其战略观念( 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应该说是希特勒的战略观念) 是具有缺点的理由。其次，与陆军总部的计划成一个对比，我又把集团军群总部用来当作其战略考虑基础的某些必要理论列举出来。最后，我就再简单的说明，如何经过长久的挫折之后，原定的作战计划终于还是修改了，毫无疑问是出于希特勒的指示，才变得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观念相符合了。
陆军总部(或希特勒)的计划
假使有人要求我根据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作战命令，说明该总部( 和希特勒) 计划在西线上所要采取的基本战略，那么我就可以简单的答复如下：
遵照希特勒10月9 日的训令，陆军总部主张派一支强大的右翼兵力，经过荷兰进入比利时北部，击败预计在那里可以遭遇到的英法盟军，并连同荷比两国的兵力在内。换言之，主要就是想用右翼方面的强力突击以寻求决定。这一个突击由N 集团军支队( 所谓“集团军支队”，德文为“Armee-Abteilung ”英文译为“Army detachment”，为一种小型的集团军，下辖两三个军) 和B 集团军群( 总司令为波克上将) 所组成。这支兵力集结在上莱茵河和艾弗尔(Eifel) 北部等地区中。B 集团军群一共指挥着三个集团军。这个北翼一共包括着三十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部队的大部分( 九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 。因为德军用在西线上的总兵力不过102 个师，所以约占了我们全部实力之一半。
N 集团军支队的任务为消灭荷兰的抵抗，B 集团军群的三个集团军则应通过比利时北部进攻从列日(Liege) 的南北两侧经过。强大的坦克兵力应在这里企图冲散敌军，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10月29日这个第一次作战计划被修正了，在最初阶段中，把荷兰完全撇开。这也许是由于陆军总部的建议。
于是B 集团军群应分别绕过列日的两侧进攻，由两个集团军( 第4 和第6)领先，另外两个集团军( 第18和第2)则随后。不过以后又还是把荷兰包括在作战的范围之内，并由第18集团军负责消灭这一方面敌军。
当B 集团军群担负决定性突击时，A 集团军群则负责掩护其南面的侧面。后者包括着两个集团军( 第12和第16) ，共有22个步兵师，但其中却完全没有任何机械化部队。这个集团军群在艾弗尔南部和亨斯鲁克(Hunsruck)集结了之后，即通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前进。第12集团军在B 集团军群的左侧面，作成梯次防御的部署，以掩护B 集团军群的继续前进，使其不至于受到敌军的阻扰。
第16集团军在越过了卢森堡之后，就应向南旋转，以求保护全部作战的纵深侧面。它应紧沿着马奇诺防线在萨尔(Saar)河与色当(Sedan) 以东的缪斯(Meuse) 河之间那一段向西的延长线的北面，建立防御阵地。
C 集团军群共留下了两个集团军和18个步兵师，以防守从卢森堡的边界起到瑞士的一段齐格菲防线。另有17个步兵师和两个机械化师当作总预备队。
10月19日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中的第一节，其标题为“一般意图”，对于这次作战的目标曾经加以确定如次( 这又是10月9 日最高统帅部所颁发的训令为基础) ：
尽可能击败法军和其同盟军的最大量单位，并同时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尽量占领广大的地面，当作对于英国作成功的空军及海军作战的基础，并对于鲁尔地区提供一个宽广的保护地带。
作战命令的第二节指出这两个集团军群攻击时的第一目标，这个行动也应由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亲自加以协调。这个目标应为：
消灭荷兰的兵力，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尽量击败比利时陆军，并迅速集中强大的机械化兵力，为强大右翼兵力的攻击和比利时海岸线的迅速占领建立一个基础
在10月29日所颁发的修正作战命令中，陆军总部又把其“一般意图”改写如下，以使B 集团军群的目标更有了相当的扩大。其内容为：
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尽可能击毁法军的最大量单位，以求为对于英法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战争，创立有利的条件。
在“战斗序列与任务”这一节中，陆军总部又把该集团军群的目标规定如下：
击毁索穆(Somme) 河北岸的盟军，并一直冲到海峡海岸上为止。
A 集团军群的掩护任务，虽然仍继续以防御为主，但却也被扩大了。其右翼集团军( 第12集团军) 现在规定应该在弗美(Fumay) 以南渡过马斯河，并透过法国边界要塞地区，向拉昂(Laon)的方向前进。
这两次作战命令的作战意图似乎可以简述如次：即用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所将要遭遇到的英法盟军，而较弱的左翼兵力则掩护其侧面。地理目标则为海峡海岸。至于第一下打击之后应如何行动，作战命令上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反对的理由
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对于这两次作战命令中所决定的计划，其最初的反应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照我看来，陆军总部的战略意图，就其本质而言，就完全是模仿1914年的著名施里芬计划。我至少感觉到这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不能做出一件较好的计划来，而还要去照抄老文章，尽管这是出自像施里芬那样名家的手笔。何况这个计划我们过去早已试用过一次，而且敌人对于它的再用，也已经有了充份的警戒，因为任何稍通军事学的人也就一定会理解，在1939年，德国人之不愿意( 或不能够) 攻击马奇诺防线，其程度比之对于1914年的凡尔登- 托尔- 南赛- 艾皮拉尔(Verdun-Toul-Nancy-Epinal)要塞线是尤有过之。
但是我这种感性的最初反应对于陆军总部却实在是不够公正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计划本是出自希特勒个人的心灵中，陆军总部不应负责。第二个理由是实际上，它也并非完全照抄施里芬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与施里芬计划是相同的，这种意见是很普遍的，严格说来，只有两方面是正确的：( 一) 在1939年，也像在1914年一样，德军把攻势的重点放在北翼方面；( 二) 这两个计划都是准备通过比利时进攻。除此以外，1914年的计划与1939年的计划就可以说是差得很远。
第一点，情况是完全不同。在1914年，还可能像施里芬所希望的，获得战略性的奇袭。即使这个不包括通过比利时的前进在内，但对于把德军主力集中在北翼极端这一点而言，却的确是可以适用的，在1939年，希特勒的此种相当意图，却是无法不让敌人知道的。
第二点，在1914年也还有理由，像施里芬一样的希望，法国人会向洛林方面发动一个不成熟的攻势，因而使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在1939年，这样的发展却是绝无希望的。敌人会立即投入强大的兵力，对抗我方通过比荷两国的进攻——而且与1914年恰好成一对比——双方会正面发生冲突。此外，法国人当我军通过比利时前进时，又很可能对于我军主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强力的反击。换言之，施里芬计划是根本上就不能再用了。
除此以外，我不久也认清了陆军总部或希特勒都并无意图抄袭施里芬计划的全部观念。施里芬在拟定其计划时，是以彻底完全击败整个的法军为着眼点。他的目标是用一个大迂回行动，肃清向北延伸的敌军，等到肃清了整个法国北部之后，就应继续向下压迫直到巴黎的西面为止，把敌军的全部向从梅兹(Metz)透过弗斯格斯(Vosges)山地直达瑞士边界为止的反正面压迫，强迫敌人屈服投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在阿尔萨斯宁愿冒险接受最初的挫败，同时更希望敌人会向洛林发动一个攻势，于是凭借他们自己的行动，便足以使德军的大迂回作战获得完全的成功。
相反，1939年的作战计划却不包括着一种使战役获得胜利结束的意图在内。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白的：( 一) 部分的胜利——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盟军兵力，( 二)地理上的收获——占领海峡海岸以当作未来作战的基地。
也许当勃劳希契上将和他的总参谋长在拟定1939年的作战计划时，他们心中是记着老毛奇在德国总参谋部普法战史教科书中的导言里所说的话：
任何作战计划对于与敌军主力第一次遭遇以后的发展，都是没有确实把握的。只有外行人在一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才会以为他能把原定的计划，在所有各种细节上，都能有系统地执行，直达其预定的结论为止。
假使陆军总部在拟定计划时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那么其意义也就是说，它保留着一旦当第一目标——在比利时北部右翼方面的局部胜利和海峡海岸的占领——已经达到之后，有决定是否和使用何种手段继续进行攻势的权利。
不过根据我在左森接受作战命令时所听到的一切训示，我却又不能不假定陆军总部是认为在法国战场上获得决定性战果的机会是异常的渺茫，姑不说是完全不存在。以后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却曾经多次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来视察。从他们的态度上也更增强我这种印象，因为当我们一再坚持着认为有争取总体性胜利之必要时，他们对于这种意见却始终不曾加以认真的注意。同样，我也怀疑希特勒本身在当时是否真正相信在这个所设计的作战过程中，有把法国完全击败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他回忆到当我们在1914年的攻势流产之后，结果发现甚至于想向英国执行潜艇战争，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地。所以他现在特别重视此种基地的获得——换言之，即占领海峡海岸。
现在非常明显，以完全击败法国为目标的作战，是再也不可能像施里芬所计划的，在一击之下来予以完成。上文已经解释过，这种必要条件是已经不再存在。不过，假使在设计时是准备一旦当陆军总部所想像的部分性胜利赢得之后，即继续进一步彻底击败法国，那么现有的作战，就至少必须与这个最后目标之间具有联系！第一点，它应要求完全击毁敌军的北翼，以求为第二步行动建立决定性优势，后者的目标即为歼灭在法国境内的盟军剩余兵力，第二点，它又应同时创出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由此以便发动这个进一步的打击。
照我看来，现在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对于这两个基本要求的达到，都是毫无保障的。
当德国的突击部队，B 集团军群，共有43个师，达到了比利时之后，就会一头撞上20个师的比军，若是荷兰也被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则更要加上10个师的荷兰部队。无论在素质方面，这些部队比之德军如何居于劣势，但因为有坚强要塞( 在列日的两侧和沿着亚尔培运河) 和天然障碍物( 在比利时境内有亚尔培运河，一直流入安特维普要塞为止；和以拉穆尔为枢纽的马斯河的要塞线；在荷兰境内有无数的水道。) 的帮助，所以很有利于防御。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些兵力即可以获得英法盟军的增援( 包括其一切的坦克和摩托化师在内) ，后者是早已集结在法比的国界上，以防德军的入侵。
所以德军右翼不可能再像1914年，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来获得战略性的奇袭。等到英法盟军达到之后，德军就必须与一个实力相等的对手作战——而且多少是要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个第一击的成功是必须要用战术性手段来寻求，因为对于攻势已无战略性运用的机会了。
假使敌人在领导方面能具有相当的技巧，则他在比利时境内有逃避彻底惨败的可能性。即使他不能守住安特维普，列日，马斯河( 或西莫斯河) 一线，他也仍然可能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退到下索姆河的后方。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可以抽调其强大的预备兵力，再建立一条新正面。到了此时，德军的攻势必已逐渐丧失了它的动量。而A 集团军群也会无力阻止敌军从色当以东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下游为止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这样一来，德军的处境就会与1914年秋季会战结束后的情况颇为相似了。其唯一的收获就是沿着海峡，占领了一个较宽的沿岸基地。所以我们既不能毁灭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假使我们想在决定性阶段中获得适当优势，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又不能为以后的战局建立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陆军总部所计划的作战，最多只能获得一个部分性的胜利，此外更无其他。
以后事实证明，在1940年，敌军在比利时境内是全部被击溃，这应该感谢B 集团军群的巧妙运用，结果荷比两军都被迫投降。但是不管我们对于德军的领导能力和装甲部队的打击力量具有如何伟大的信心，这样的成功却还是事先无法估计的。假使对方能有较好的领导，则这个故事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敌军在比利时北部之所以一败涂地者，其主要原因又还是因为我方以后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A 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得以长驱直入，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并迫使他们离开索姆河一线。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陆军总部计划中所不曾考虑到的——一个果敢决断的敌军指挥官所能具有的运用范围。谁都不应假定对方指挥官是缺乏此种领导能力，尤其是当时的甘末林将军在我们这一方面是颇负盛名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贝克将军曾经访问甘末林将军，对于他获有一种极佳的印象。
一个果敢的敌方指挥官足可以一方面阻止意料中的德军通过比利时的前进，而另一方面同时对于德军北翼兵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即使指定支援荷比两国的兵力已经投入了比利时，从马奇诺防线中还是可以很容易的抽出50-60 个师的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B 集团军群向英吉利海峡和索姆河口的方向上挺进得愈远，则敌人对于这个侧面的反攻也就愈为有利。A 集团军群，一共只有22个师的兵力，能否挡住这个突击似乎是很无把握的。不管结果是怎样，沿着这种路线的发展，就战略上来说，是很难于在西战场中获得一个总解决。
A集团军群的计划
当我研究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时，就想到了上述的反对意见，这也就构成了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于是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备忘录，来说服陆军当局接受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建议中是自然难免有重复之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加以综合的叙述，同时更指出其与陆军总部的作战意图之对比：
( 一) 我认为西线攻势的目标应该是在陆上来寻求决战。若是仅只追寻陆军总部计划中所拟定的有限目标，则就政治上的冒险( 破坏三个国家的中立) 和军事方面所下的赌注而言，都似乎是不合理的。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为我们在欧陆上的一张王牌，若听任其在这种不彻底的措施中消耗掉了，实在是太不妥当——只要考虑到俄国这个因素即可明白。
( 二) 我方攻击的重点应该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而不应放在B 集团军群方面。现有计划中所拟定的由B 集团军群来担负的任务，多少是对于一个蓄势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的攻击；即使最初能获得相当的成功，但很可能在索姆河就会变成强弩之末了。
真正的机会却是在A 集团军群方面，主要的观念就是通过阿登山地发动一个奇袭攻击。因为地形的险恶，敌人是决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会使用任何装甲兵力。这样一口气就可以冲到索姆河的下游，切断已经投入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与渡口之间的交通线。只有用这个手段才能完全歼灭在比国境内的敌军整个右翼兵力，并且为在法国境内赢得最后胜利的工作作一个准备。
( 三) 除了可以贡献这个主要的机会以外，A 集团军群也可以使德军的攻势免受一个主要的危险。
假使敌人采取合理的行动，他可能会避免在比利时境内作不利的决斗，而撤退到索姆河的后面去。同时他也就会集中所有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以向我方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反攻，以在比利时境内或下莱茵河的前面，包围德军主力为其目标。固然我们可以假想法军统帅部是缺乏这种大胆的作法，而且法国的同盟国也可能会反对这样果敢的决定，但是这种可能性却还是不可以不考虑到。
假使我们的攻势顿挫在下索姆河，则敌人至少可以利用其手中所有的预备队，建立一条新的连续防线。这一道防线可能以色当东面马奇诺防线西北端终点为起点，利用艾斯尼(Aisne) 河与索姆河的天然屏障，直达海峡为止。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敌人在我方南侧面的任何兵力集中，就都有立即将其击碎之必要。不管是在马斯河的两侧也好，是在马斯河与奥塞(Oise)河之间也好，都不应让他们有完成集中的机会。在这个地区中敌方正面的完整是必须首先加以破坏，并且以尔后能迂回马奇诺防线的侧面为着眼点。
( 四)A集团军群即已预定预定作战中的主力，则应给以3 个集团军的兵力，而不应仅为2 个集团军。( 也许在最初阶段中，为了空间上的原因，可能要把较多的师暂行容纳在B 集团军群的地区中。)
一个集团军应越过比利时南部进攻，并照原有的假象渡过马斯河，但此后即应直趋索姆河的下游，从后方攻击面对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另一个集团军则应向西南的方向上前进，其任务为击碎任何集中在马斯河以西地区中，企图向我军南侧面发动反攻的敌军兵力。
第三个集团军，仍如原定计划，从夹在希尔克(Sierk) 与毛宗(Mouzon ，在色当之东) 之间的马奇诺防线的北面起，掩护着整个作战的深入侧面。
由于作战的重点由B 集团军群移到了A 集团军群方面，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下述两点要求：
(1) 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即使必须到攻势发动后，始能加入本集团军群，但事先必须预先指定。
(2) 强大的装甲兵力。
以上所云虽然非常简略，但却也代表我们集团军群总部对陆军总部所一再提出的备忘录中的主要思想趋势。
A集团军群计划的奋斗
自然，在1939年10月间，我也并非一口气就能拟出这样一个明确干脆的作战计划，一般的人在达到其目标之前，是必须要经过努力的工作。这并无发生奇迹的可能性。 虽然如此，当本集团军群于1939年10月31日，就德军攻势作战的政策，向陆军总部提出其第一次建议时，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原理即已经被包括在内。 更精确地说，有两个文件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个文件为本集团军群总司令写给陆军总司令的一封信，检讨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中，有关发动攻势时的“基本问题”。
伦德斯特在信中一开头，就强调说明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作战命令，对于战争是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效力。德军与敌军双方在实力上的对比关系，不足以为一个全面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这个作战也完全是正面性的，毫无希望足以迂回敌人的侧面，并从后方向他攻击。可能的结果也许就是在索姆河作一次正面的会战。
同时，伦德斯特也指出在秋冬两季中，要想对于我们的王牌——坦克和飞机——作有效的使用，也会遭遇到极大的因难。 虽然如此，这一个攻势却仍应发动，因为只有当它成功时，才能对于我方海空军向英国的作战构成一个先决条件。第一次大战的经验已经证明，仅只占领海峡海岸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必须要控制整个法国北部的海岸线，直到大西洋边为止。 当俄国还留在我们的背后时，把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消费在一种有限的胜利之上，实在是不智的。这种攻势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当我们仍拥有一支能发动攻势行动的强大陆军时，才能确保俄国的友谊。 就目前而论，我们陆军的攻势能力还是完全寄托在常备师的身上，必须等到新编单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训练和稳定性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但是要想发动一个重要的大攻势，专靠常备师又还是不够的。 也许由于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压力，足以迫使西方国家先发动攻势，不过即使英国人会要求采取这样的行动，可是德军的战斗精神能够吃得消这样的血战，却也还是一个疑问。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当然最好是让敌人自己去负起攻击要塞阵地的沉重担负，和破坏比利时( 及荷兰) 中立的罪名。不过同时，我们却又不可以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使英国人有了时间补上其在军备和飞机生产方面的缺陷。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对英国的战争只有在海上和空中才能赢得胜利。若是在不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中，浪费了我陆军的攻势能力，则就只会在大陆上把这个战争输掉了。 伦德斯特的信件是提出了一个警告，说任何德军的攻势更不可发动得过早——即在秋季中。就这一点而论，A 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所应采取的方法方面，双方的意见却不一致。伦德斯特在他的信件中说明，照陆军总部作战命令所指导的作战，是并不能保证使我们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A 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所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文件，是在10月31日，其所采取的形式为一种幕僚性的通报，其目的是补充伦德斯特的意见，对于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个德军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个文件即已包括着“新”
计划中的一切必要部分在内，其所强调者为下述三个必要的条件： a. 把整个作战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 b. 使用强力的摩托化兵力，从南面突入在比利时北部盟军的后方。 c. 另用一个集团军跟在后面前进，负责用攻势的行动，以击败敌方向我军南侧面所作的任何大规模的反攻。 直到11月3 日，这个信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那一天，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来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视察，我奉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命令，向他们直接说明我们的意见。可是勃劳希契上将却干脆的拒绝了我要求增援兵力( 另加一个集团军和强大的坦克单位) 的请求，他说他也但愿能够抽调得出来。这一点即可以够明白的说明，他还是完全拒绝接受我们的意见，不过最后，他却允许从总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给予我们。 很不幸，他们两位也很明显对于所已经设计的西线攻势，保持着很大的疑惑，尤其并不相信它有赢得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要求我们的集团军司令和军长，报告其所辖部队的现状，他们对于新编各师的情况，自然是提出很多不满意的意见。
从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对于这些诉苦的答复上看来，即可以感觉到他们自己对于攻势也似乎并无信心。 为了补救这种恶劣的印象起见，几天之后，伦德斯特又召集集团军群中的将官们训话。根据其自己的幕僚所拟定的作战观点，伦德斯特向大家说明，在西线上实际上是具有一切成功的希望，不过若在春季之前发动攻势则也许不那样有利。 11月6 日，当陆军总部要求我们对于作战命令的执行，申述意见时，我们又再度提出了建议，但却仍未获答复。 每当希特勒所宠信的空军总部气象专家，一发表预测说可以有一个短期的好天气时，希特勒马上就下令集结兵力。可是每次这种预测总是失败了，于是又临时叫停。 11月12日我们又接到了下述的命令，使我感受到了完全的奇袭： 元首现在已经决定在第12集团军的南翼上，或在第16集团军的地区中，成立一个第三快速部队集团军。它应利用艾尔仑(Arlon)，庭提格尼(Tintigny)，和弗罗云维亚(Florenville) 等地两侧的无森林地形，向色当和该地以东的地区挺进。该集团军的组织为第19装甲军部，第2 和第10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两个党卫军团( 近卫与大德意志) 。
这个集团军的任务将为：
a. 击败敌方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机动兵力，以减轻第12和第6 两个集团军的负担。
b. 用奇袭手段在色当东南面的马斯河西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为尔后的作战建立一种有利的情况。尤其是一旦第6 和第4 两个集团军所指挥的装甲单位，在他们自己地区中未能获得成功时，则更为重要。
接着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也作了配合性的扩大。从上述电令的措词上来看，即可以明白，把第19军拨给A 集团军群指挥，是完全出自希特勒的命令。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呢？也许因为他最近接见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布西将军(Gen. Busch)，受了后者的影响。布西将军已经了解我的意见，也许曾经把我们主张用装甲兵力从阿登作迅速前进的愿望，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时也很可能，希特勒是独出心裁的作下了这个决定。他对战术上的空隙十分敏觉，并且在地图上面曾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他可能会认清了最易于渡过马斯河之点即为色当，而在上游较远地区中的第四集团军装甲兵力，则可能要感到较多的困难。当他认清了色当为马斯河最合理想的渡口之后，于是照他的惯例，对于任何这种有诱惑性的目标，就一定会立即将它抓着不放。当我们获得了第19装甲军之后，固然是很感愉快，可是实际上，这种办法却分散了我方的装甲兵力。因为第19装甲军的军长，古德里安将军，对于他这个新任务，最先是感到很不高兴的，他始终相信坦克兵力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作猛烈的打击。仅仅当我向他说明了本集团军群的作战理想，是想要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并使他也注意到在敌人后方的索姆河口地区，实在是一个具有诱惑性的目标之后，古德里安才开始对于我们的计划表现出来无限的热心。最后也是由于他的精力过人，才驱策着我们的坦克，绕过了敌人的侧背，直抵海峡海岸。当我知道我所主张的把大量的装甲部队，从像阿登这样困难地区中推进的观念，能够获古德里安这样的专家的同意，并认为它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时，对于我个人而言，当然也是如释重负。 再回头来说到把第19装甲军分配给A 集团军群的这一件事情，毫无疑问希特勒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战术性的措施看待，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B 集团军群的渡河行动而已。 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的补充也不曾提到任何新目标的规定。它也绝无意图想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向索姆河口的方向上发动一个大规模迂回运动，以寻求最后的决定。 11月21日，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又到科布仑兹向我们作了另一次访问。除了A 集团军群的各集团军司令都出席汇报以外，B 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上将，和他所属的各集团军司令也都参加了。 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勃劳希契本已要求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申述其对于执行陆军总部作战计划时的意图，和已经作过的部署。可是当轮到我们本集团军群发言时，他却宣布他只想听取集团军司令们的意见。很明显，他是害怕A 集团军群总部又会乘机提出与作战命令相反的意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再向陆军总部的首长提出了另外一个备忘录，说明我们对于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意见。 在此以前，我们有10月31日和11月6 日的两次备忘录，在此以后我们在11月30日，12月6 日，12月18日，和1 月12日，又曾四度提出同样的请求。所有这些备忘录大致都是相似的，所以此处对于其内容不拟加以赘述。 此时，似乎希特勒也已经不仅考虑到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使用第19装甲军的问题，而且也更进一步考虑到假使集中在B 集团军群方面的装甲兵力，若不能如理想的那样迅速获得结果，则应该如何抽调额外的兵力以支援第19军的问题。根据在最高统帅部中记录战争日志的格莱勒所报道的，大约在11月中旬，希特勒曾经询问陆军总部，假使在必要时，能否和应用什么方法去增援古德里安的装甲军，格莱勒同时也报道，大约在11月20日，希特勒曾经训令陆军总部拟定一个计划，以便一旦当A 集团军群若获得了较迅速和较深远的战果时，能够迅速把攻势的主力从B 集团军群方面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 很显然的是以这个训令为根据，陆军总部在11月14日将原来位置在莱茵河以东的第14摩托化军，移到A 集团军群集结地区后方的位置上面。这个军虽然在名义上仍为总预备队中的一部分，但陆军总部却可以依照未来的情况，决定最后把它分配给哪一个集团军群。
究竟是希特勒，自己想到了把作战重点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呢？还是他现在已经了解A 集团军群的意见呢？
11月24日，即为希特勒在柏林向三军高级首长训话的后一天，他召见伦德斯特上将，布西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在返回科布伦兹的途中，我从布西的谈话中，得知希特勒在接见他们时，对于A 集团军群的观点，曾经表示极大的兴趣。假使真是如此，我相信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强本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力，以在色当突破马斯河一线，借以帮助B 集团军群的行动。我认为伦德斯特很不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向希特勒当面提出我们自己所草拟的计划，尤其是正当勃劳希契的地位是如此危殆的时候，他更不会投井下石。 依照格莱勒的报导，早在10月底时，希特勒即已经从其侍卫长，希孟德的转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内容。至少就时间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无可疑的。不过，希孟德却的确曾经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们，其目的是实地考查，是否真正像我们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恶劣的天气和地面的情况已经使攻势无法进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曾经面告希孟德说，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向陆军总部提出一个新的攻击计划，并认为要比陆军总部的计划较好。 几天之后，布鲁门提特，在我同意之下( 虽经过伦德斯特的批准，但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勉强) 又把我最后一个备忘录的抄件送与希孟德。它是被转呈给希特勒本人，抑或是给约德尔(Jodl)，我却无法断定。不过无论如何，当希特勒于1940年2 月17日，召见我要听取我对于西线攻势的意见时，他却似乎是绝未暗示出来，他已经看见过我们呈给陆军总部的任何备忘录。 也许在11月底时，希特勒的目标是想要保证，当作战已经在进展中时，可以把重点从B 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转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去。但这却并不代表对于现有的计划有任何的改变，更不代表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作战观念。尽管第14摩托化军是已经移驻在我们集结地区的后方，但原有的作战命令仍然充分的有效。还是像过去一样，首先还是由B 集团军群集中兵力向比利时北部挺进，以寻求胜利，而A 集团军群则仍然还是担负掩护的任务。唯一的差异，就是希特勒希望能作这样一种部署，使在较后的阶段中，攻势的重点可以迅速转移。但其条件却是B 集团军群未能如理想的获得成功，而A 集团军群又已经较迅速地获得了战果。 我在11月30日，向陆军总部又曾经提出一个新的备忘录，这是第一次获得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答复，从他的答复中即可以了解上述的观念。 照我们自己的看法，一个新的攻击点，即通过A 集团军群方面，似乎终于已经形成了。只要阿登的突破能够成功，则作战范围就会向我们所已经说明的方向上扩展。 哈尔德虽已经承认我们的观念大致是与陆军总部一致的，但他却坚持着说，陆军总部有关第19和第14两军的命令，并不表示攻势已经有了一个新焦点，而只是表示必要时有创立一个的可能性而已。他更补充着说：“由于受着我们控制之外的影响，决定重点究应摆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而变成了作战本身中的一个指挥问题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获得两个结论：( 一) 希特勒认为他作重要决定的权利，是已经连攻势的实际执行都包括在内了。( 二) 他认为攻势重点的位置，应根据攻势的如何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论，他不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计划，就是故意不想采纳它。 哈尔德在12月15日，又有一个电话给我，更使我对于上述的后一种印象，获得了印证。 12月6 日，我又用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有利于我们的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实际上，这个信件也就把整个的“新”计划都包括在内。因为直到12月15日，尚未获得哈尔德的答复，于是就和首席参谋次长，斯德普纳格通了一个电话，问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建议究竟准备拖到哪一天为止。于是哈尔德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向我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全同意于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奉有严厉的命令，一定要把攻击重点摆在B 集团军群方面，而且必须等到攻势发动之后，始准有所转移。 从这里，也许就应假定陆军总部的领袖们，是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也已经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观点转呈希特勒核夺了。但是，我同时又从华里蒙特将军( 约德尔的副手) 和罗斯堡将军( 约德尔的作战处长) 方面，得知陆军总部根本就不曾把我们的建议转告希特勒，让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不管陆军总部是否会真正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决不把重点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的观念，却无论如何是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 诚然，“坐以待敌”的观念是拿破仑所首创的。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公理，尤其是自从1914年，他们主动发动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
在1940年，盟军统帅部毫无疑问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我们去担负发动攻势的沉重代价，所以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应该坐以待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比利时作实力的考验，而同时应集中其一切的兵力，来向我们攻势的南侧面发动强大的反攻。 可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就决不可以坐候时机，然后再来决定在何时何地打出我们的王牌，因为A 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是以“奇袭”为基础的。敌人很不可能料想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透过阿登山地前进，并且还有一整个集团军的兵力跟在它的后面走。但是这个挺进要想达到其目标，即索姆河下游，则所有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敌军也都应加以击溃。我们必须与这些兵力的残部，同时渡过马斯河，然后才能从后方攻击在比利时北部面对着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同样，任何想击碎在我方南侧面( 例如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 强大敌军预备队的企图，也必须要我们能有足够兵力，足以在那一方面保持主动权时，才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为“第二幕”，即毁灭剩余敌军兵力，创立一个有利的跃出位置。
若是想要等待战况发展之后，才再来决定我方作战的重点位置，那么也就无异于放弃了用从南面迂回的运动，以歼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同时，其意义也就是说使敌人有时间来得及对我方的南侧面部署一个反攻，这也是他能获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假使说必须要看我们能否用不适当的兵力获致奇袭的效果，才再来决定是否把适当的兵力分配给A 集团军群，以作一个决定性的主力攻击。那么对于这种观念的最好批评就是引用老毛奇的格言：“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简言之，我们决不能坐待攻势的发展——到底是B 集团军群的集中攻击，能够击碎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呢？还是一支孤单的第19装甲军，能够一直突破达到色当呢？假使要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则从一开始起就应给予我们以适当的装甲兵力和三个集团军——不过由于空间的不够，第三个集团军可以随后加入。所以我在12月6 日的备忘录中，特别声明所要求者不是两个集团军( 共22个步兵师) 和一个装甲军，而是三个集团军( 共40个师) 和两个机动军。很巧合的，以后当希特勒采纳了我们的计划时，实际我们所获得的兵力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我们现所要争取的主要问题，就是从作战一开始时起，不仅只用第19装甲军，而且还要加上第14摩托化军，立即从阿登地区通过，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并一直向索姆河下游长驱直入。此外，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集团军从一开始起，也就应立即向马斯河以西在我方南侧面展开的敌军，采取攻势的行动。 假使我们能使上级接受这两个要求——那么即使陆军总部仍不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这个攻势也就还是注定了会一直向我们所希望的途径发展，而终于达到最后的胜利。 假使诚如老毛奇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于与敌人主力作了第一次遭遇之后的发展，他还是并无确实的把握；但是若开始时即无适当的兵力，则在最初阶段，攻势即将发生顿挫，那却又是可以断言的了。 可是老毛奇同时又指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要越过这第一次的接触，而把它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照我们看来，那个所谓最后目标者就应该是在欧洲大陆的总体性胜利。这应该是整个德国攻势的目标。即使必须要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来达到它也不要紧。 所以拿破仑的那种暂时不决定主攻方向的办法——这也正是希特勒所想要模仿的——在其他的情况中也许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但在我们自己的这种情况中，其意义就是不以绝对的胜利为目标。 12月18日，由于我在12月6 日写给总参谋长的信件并未能产生理想中的效果，于是我又根据我们自己的作战观念，写了一个西战场攻势“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伦德斯特上将。因为他正要去与陆军总司令作一个简单的会谈，并准备在获得后者同意时，一同去谒见希特勒。12月22日，伦德斯特与勃劳希契举行了一次会谈，但却并未去谒见希特勒。我又同时曾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个草案呈送陆军总部，因为我希望这种简洁干脆的文件，也许可以比过去那些纯粹理论性的解释，要更能改变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态度。仅仅到了战后，我才知道作战处根本上就从来不曾由哈尔德方面收到我们的任何备忘录。 12月下半月的天气使任何发动攻势的思想都已经变得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如何，似乎是最好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再来从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已经提供了够多的思想粮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当我从李格尼兹返回科布仑兹时，我又顺便经过在左森的陆军总部，看看我们的计划草案是否已经造成了何种印象。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又再度向我保证说，陆军总部是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希特勒命令的限制，不敢决定攻势重点究应放在何处。 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是否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不过似乎他是并未如此做过的，因为我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胡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从11月5 日以来，勃劳希契即始终不曾接近过希特勒。 在新年的时候，希特勒的气象专家又开始活跃了。这种晴朗冻冰的天气，固然可以使空军从事于行动，可是寒冷的天气对于装甲兵的行动却是并不有利的——尤其是艾弗尔和阿登地区都已为积雪所盖满。可是不管怎样，希特勒却还是发出了代字命令，要部队分别进入最后的集结地区。 我们并未因此而受到阻吓，在1 月12日，又送了一个备忘录与陆军总部。其标题为“西方的攻势”，又还是重弹老调，说明有以最后胜利为目标之必要。虽然在那一个特殊的时间上，是已经无考虑改变作战计划。但我们感觉到一旦实际战争已经开始以后，我们的观念仍有受到考虑的机会。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发动攻势的命令，过去是曾经一再被中途打消，所以这次也还有如此的希望，于是我们就还有时间来得及要求作根本性的改变。 不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我们必须要设法取消一直使我们的计划未被采纳的主要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在那里呢？依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内幕，则它就是希特勒本人。陆军总部虽经一再强调表示，虽然他们大致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却是主张在作战尚未开始之前，决不先确定攻势的焦点。但是陆军总部事实上是否曾将我们的计划，向希特勒转呈呢？因为这是与他们自己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因为希特勒与陆军总部的首长，截至目前为止，都并未认真考虑到在西战场上有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所以若是能够直接把我们的计划送给他看，则很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在备忘录之外又付上了伦德斯特上将的一封私函，其中最后一段如下： 现在集团军群既已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对于作战保有全盘的控制权，并保留着决定重点位置的权利( 换言之，即陆军总部并无自由作下其自己的作战性决定) ，所以我要求将这个备忘录直接呈请元首核夺。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 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 DeIgl8 〗这个要求是我所建议，但是伦德斯特却毫不迟疑地签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合于德国军事传统惯例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直接提出建议。 不过，假使陆军总部真正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则并无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采取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由其主动向希特勒提出。若是这一炮打响了，则可以有机会使希特勒对陆军总部产生良好的印象，而恢复其在有关陆上作战方面的一切最后权威。若能这样，则任何人也许都不会比我个人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也是陆军总部中的旧人，在费里特希上将和贝克将军分任首长的时候，我是首席参谋次长，一心就只是想使陆军总部的地位提高。( 注：我们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从来就不曾想向外公开发表，说我们是这种新计划的创造者。事实上，直到战后，伦德斯特及布鲁门提特与利德尔- 哈特谈话之后，这个内幕才为世人所知晓。) 假使相反，陆军总部是早已曾经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过而未获成功。那么因为希特勒一向对于伦德斯特上将的意见是很尊重的，所以此时若能把伦德斯特署名的计划再呈上去，则对于陆军总部的地位又一定可以产生相当的增强作用。 也许还有机会说服希特勒。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就是使我们政策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物。对于这个备忘录，我们所获得的答复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说我们认为陆军总部只想追求有限的目标，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它又表示可能把更多的兵力拨配给A 集团军群，但其实际的时机却应由陆军总司令来决定。所以，它认为没有把我们的备忘录呈给希特勒之必要，并且确实向我们保证，陆军总司令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 尽管陆军总司令说保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明显地看清楚，他并不愿意向希特勒提出照我们的建议，对作战计划作根本性的修改。反过来说，原有的作战计划仍继续有效。在比利时境内的战果，还是要想用B 集团军群的正面挺进来加以决定，至少在攻势的第一个阶段中，主力仍然还是集中在那一方面。 A 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着掩护作战的责任。它的任务也并未曾作任何的扩大。
至于以后攻势重点的移动，就还是要根据作战的进展来决定。A 集团军群并未获得其所需要的装甲兵力，照我们的计划，必须从一开始作战时就由我们指挥，才会有在比利时南部获得奇袭成功，和向索姆河口方向迂回敌后的希望。同时A 集团军群也不一定能享有另外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安全，为了掩护我们的攻势，和阻止敌人的反击，这也是必需的。 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德国和同盟国的高级统帅部都认为在比利时北部正面冲突是比较安全，而不愿意采取冒险的行动。在德国方面为不愿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
在盟军方面为未能避免在比利时交战，而集中全力打击德军的南侧面。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对于其作战计划作根本上的改变，而采取了A 集团军群的建议。 第7 空降师的作战科长意外的迫降在比利时的境内，于是使第1 空军集团军的作战命令中至少有一部分落入了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应该假定西方国家，透过比利时的关系，是可以知道德国现有作战计划的内容了。 事实上，这个不幸事件却并不曾使作战计划发生任何的改变，虽然也许在以后足以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更易于接受A 集团军群的建议。因为1 月25日，在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 ，曾经举行过一个指挥官会议，AB两集团军群和所属各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曾参加。那距离这个不幸事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可是陆军总部的基本态度还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任务都大致还是像过去一样。
B 集团军群的任务略有扩大，第18集团军现在改为应占领荷兰全境，而不仅只是所谓“荷兰要塞”以外的地区。至于A 集团军群方面，则一切都照旧。虽然我们设法使第2 集团军部移到了我们的地区之内，但它也还是像第14装甲军一样，仍由陆军总部节制。尽管我奉我的指挥官的指示，曾经说明专把第19装甲军一个军从阿登地区中推进，是不一定能保证我们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敌人在马斯河现在是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 法国第2 集团军) 。可是勃劳希契却还是拒绝把它们交给我们指挥。由此可以证明高级当局的决心并无改变，仍然还是要想等到作战已经进行之后，才再来移动重点。它同时也证明作战命令在比利时的丧失，并不曾改变高级当局的决心。 虽然如此，五天之后根据我们在当时所获得的情报，A 集团军群又向陆军总部提出了新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指明，今后可能有强大的法军兵力——尤其是机械化单位——会投入比利时南部。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决不可能希望第19装甲军的单独力量，足以克服这支敌军或强渡马斯河。 2 月7 日，我们在科布仑兹又举行了一次沙盘演习，从这次演习上也可以明白表示出来，若单独使用第19军是大有疑问的。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这一次演习，我感觉到他至少最后也已经开始承认我们立场是正确的。 正当此时，我自己的命运却发生了一个突变。1 月27日，我接获通知说我已被任命为第38军的军长，其军部是正要在国内地区中开始成立。伦德斯特上将告诉我，在1 月25日那次会议中，陆军总司令早已把这个决定悄悄告诉他了。其理由是说，现在，一成立任何新的军部，就必须轮到我去接充军长，因为比我资浅的莱因哈特将军(Gen. Reinharht)同时也要升任军长了。从正常的人事程序上来看，这种办法固然是并无错误，但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的前夕，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实上，那些人事问题的考虑可能都是一种借口，毫无疑问，陆军总部对于我这样一再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只想找一个机会把我这个厌物送走。 在上述的沙盘演习结束之后( 那还是由我主持的) ，伦德斯特上将就当着所有出席人员的面，向我致谢，表扬我在参谋长任内的功绩。他在这种场合中的措词，是足以深切反映出来那个伟大指挥官的一切慈爱和侠义的风度。此外使我更感到满足的，是我们集团军群中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布西将军和李斯特将军还有古德里安将军，对于我的离去也都表示真诚的悲哀和同情。 9 月9 日，我离开科布仑兹前往李格尼兹。 我所信任的同僚，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却并不因为我的离去，而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 我相信，那可能是垂斯考的努力，才说服了他的朋友，希孟德( 希特勒的侍卫长) ，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得以当面把我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 2 月17日，我奉召往柏林，以新任命的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告。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军长，在赐宴的时候，照例也都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随声附和而已。他表现出对于技术发明方面具有惊人的知识。 当我们在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令我随他往他的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如何执行西线攻势的个人见解讲述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或是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我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的快，并且完全同意于我所说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就立即把其内容写了一个节略送给A 集团军群总部参考： 当1940年2 月17日，以第38军军长身份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群参谋长获得了一个机会，把本集团军群对与西线作战的意见，曾向元首直接陈述。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 一) 攻势的目标应为在陆上获致决定性的结果。对于现有作战命令中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即在比利时境内尽可能击败敌军的最大单位和占领海峡海岸之一部分——而言，这种政治和军事的赌注未免太高。在陆上的最后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
所以这个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在法国赢得一种最后的决定，并击毁法国的抵抗。
( 二) 这就必须修改现有的作战命令，要求绝对地从一开始起，就把攻击重点摆在左翼方面，即为A 集团军群；它不可以再留在B 集团军群方面或是暂时不加以确定。
在现有的安排之下，最好的成就也不过是当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前进时，即对其作正面的攻击，并且使他们退向索姆河，到了那里作战即可能会发生停顿。
假使若把主攻之点移到南面的A 集团军群方面，则其任务即为冲过比利时和马斯河并向索姆河下游的方向上挺进。那么预计在比利时北部出现的强大敌军，当受到B 集团军群正面攻击，被迫后退时，同时其后方也将被切断，而将遭到全面的毁灭。这只有当A 集团军群迅速冲到索姆河下游时，然后才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将为用一个强力的右面钩击，包围全部的法军。
( 三) 要达成这个任务，A 集团军群应含有3 个集团军。所以另外一个集团军应加入在其北侧面。
最北面的一个集团军( 第2 集团军) 的任务为越过马斯河，直趋索姆河下游，以切断在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退路。在其南面，另一个集团军( 第12集团军) 应在色当两侧渡过马斯河，然后转向西南方，以便用攻击方式，粉碎法军在马斯河以西的反攻企图。
第三个集团军( 第16集团军) ，最初的任务为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掩护整个作战的南侧面。
空军应尽量提早击碎法军的集中，因为假使法军还要作任何的企图，则一定就是要想在马斯河的两侧，作大规模的反攻，可能会延展到莫斯里河为止。
( 四) 若专凭第19装甲军的兵力在色当强渡马斯河，那好象是只用一半的力量来作战。假使敌军在比利时南部，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来迎击我们，则这一个军的兵力是太单薄，不足以迅速击碎敌军，并一直冲过马斯河一线。反之，假使敌人仅用其现有的强大兵力，扼守马斯河一线，则该军也同样无力单独渡河。
假使我们准备使用摩托化兵力来作开路先锋，则至少应用两个军同时在查理维里(Charleville) 和色当渡过马斯河。此外第4 集团军的装甲兵力也应在古费特(Givet)独立渡河。所以第14军从一开始时起，就应与古德里安军并肩前进，决不可以等候未来的发展才再决定它应该用在那一方面。
元首对于上述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不久之后，就会有新的作战命令发布。
可惜，这个新的作战命令已经不再经过我的手中。我只知道2 月20日，希特勒命令颁发它。它的内容大致是与我长期苦战的要求相符合。其要点如下： ( 一) 两个装甲军( 古德里安将军所率领的第19军，和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所率领的第14军) 领导前进，应在查理维里与色当之间，渡过马斯河一线。他们由一个新成立的“装甲集团军”(Panzer Group)来指挥，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 ( 二) 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改属A 集团军群，并配以所要求的兵力。现在当第16集团军已经向南旋转时，所以有了空间，可以把该集团军立即插入A 集团军群的界内。 ( 三) 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也改由A 集团军群指挥，以使后者在向索姆河的前进中，可以获得必要的调度。( 至少以后在前进过程中，A 集团军群是常常调动这个集团军最南端的军，以进展其边界。) 依照这个新命令，陆军总部是已经暗中完全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点。作战的重点是已经完全移到了南翼方面。同时B 集团军群仍留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共为3 个集团军，足以达成其在比利时北部和荷兰境内的任务。 A 集团军群现在就可以冲出阿登，越过马斯河，直达索姆河下游，以奇袭敌人。
这样可以阻止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敌军退过该河。它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应付任何指向德军攻势南侧面的巨大反击。 关于1940年5 月间，德军突击作战的执行方面，我只拟作下述的评论： 应该感谢德国部队的优秀素质，尤其是装甲单位，结果B 集团军群的攻击所获得的成功，是远比所料想的要更具有决定性。因为比利时的要塞颇为坚强，而且他们又被迫只能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种成就是很难能可贵的。 尽管如此，盟军之所以在比利时北部一败涂地的真正决定性原因，却还是受到了奇袭。A 集团军群从阿登突出，越过了马斯河，直达到了海峡海岸。除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卓越领导之外，我认为，这个成功主要的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他把集团军群的作战原则变成了实际的行动。 在比利时北部的成功，并不如理想中那样完全，依照丘吉尔所报导的数字，从敦克尔克撤出的敌军总数共为338,226 人，其中2,176 人为法军，尽管他们把一切的重兵器装备都丢光了。盟军之所以能够撤出的主因，是由于希特勒曾经两次命令我方装甲部队的停进——一次是在前进的途中，另一次则在敦克尔克的郊外。 对于后述的命令，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理由，但其真正的效果却无异于是在海峡上架了一道金桥，帮助英军的撤退。第一个原因为希特勒希望保留德国的装甲兵力以供法国战役第二阶段使用，就这一方面，据说凯特尔曾经告诉希特勒在敦克尔克附近的地形是不适宜于使用坦克的。第二个原因为戈林曾经向希特勒保证，空军即足以独力阻止敌军逃出敦克尔克。戈林是死要面子，而且极爱吹牛，所以我相信他很可能说过这些话。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上述的两种辩论都是错误的。依照希特勒与伦德斯特之间的谈话，第三个理由是说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逃走，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增进与英国人之间的谅解。 不管这个答案是怎样，敦克尔克是希特勒所犯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错误。它影响了其对不列颠的入侵企图，并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够继续作战。 尽管希特勒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念，从阿登冲出，切断在比利时北部的敌军，直起海岸并达到敦克尔克的门外为止，但是他却并未完全采纳其另一个观念，即同时为第二阶段建立一个起点。所以德国统帅部为了掩护A 集团军群机械化单位的前进，并防止敌军在马斯河两岸上的反攻起见，只留下一连串的兵力构成了一道防线。
显然它是认为用立即向南对马斯河以西地区发动攻击，一劳永逸的撕开敌人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的正面，以阻止敌人反攻的手段是未免太冒险了。 从以后在俄国战役中的经验上看来，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是的确具有某种天才，但他却缺乏一个军事指挥官所需要的彻底训练。这种训练使后者在一个作战的过程中，敢于接受相当的冒险，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控制它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希特勒宁愿采取防御行动的安全解决，而不愿接受A 集团军群所建议的较果敢的方法。
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只可以说是运气太好，因为敌人并未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反攻，虽然事实上，后者是很易于集中50个师左右的兵力，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反攻。
即使暂时放弃在荷比两国要塞地区以外的一切东西，也都是不要紧的。 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一幕完成之后，双方又再度沿着一条连续的正面互相对峙着，这条战线沿着马奇诺防线到卡里格南(Carignan)，然后再沿着埃纳河和下索姆河走。德军的第一个任务又是要再度突破这一道正面。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二阶段中，为什么能使敌军如此迅速全面崩溃的主因是一共有两个：( 一) 由于在比利时北部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已无适当的人力来据守其从瑞士边界直到海岸为止的绵长战线。(二)法军的士气早已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而且更没有任何部队可以敌得上德国装甲部队的素质。假使盟军统帅的行动是像A 集团军群总部所想像的，则他应决定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依照A 集团军群的计划，是应该趁敌军尚在集结阶段时，即先加以击碎，假使B 集团军群，同时在围歼了比利时北部的敌军之后，也在下索姆河之上，向前旋转照施里芬计划的典型，包围其余的法军，则我们可以在马奇诺防线的后方，以反正面一战而把敌军全部解决。 事实上，除了让英军从敦克尔克逃走了以外，我们在法国战场上还算是终于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因此上述的分析也似乎是多余的。不过其唯一的重要性，也许即可证明，即使敌人能有较大的活力和较好的判断，这个“新”计划也还是照样能够赢得这次战役——不过在第一个阶段中，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也许将遭遇到紧急的场面。
第六章 第38军军长：旁观者
以后我在西线攻势的执行中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如此的不重要，所以我甚至可以把这一段故事完全不列入回忆录中，也无关大局。我之所以要将其列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对于当时在我指挥之下的部队所具有的勇气和优异的成就，表示感谢之意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德军在索姆河获得了突破的成功之后，第38军的作战可以当作一个“追击”的战例，我们从塞纳河一直进到了卢瓦尔河，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直到他最后崩溃为止。
当旁人正在继续为我的理想而工作时，我本人却在斯退丁(Stettin) 忙里偷闲，坐看着我的军部从事于集中的工作，同时也一再奉命去视察正在波米拉尼亚和波兹南编组中的新师。
1940年5 月10日，我在李格尼兹从无线电中收听到德军在西线已经发动攻势的消息，当时我正请了短假在那里休息。不用说，在以后几天之中，我的一切希望和热烈的愿望，都完全寄托在经阿登向前进攻的部队身上。他们是否能够在强大的法军赶到之前，就先冲过卢森堡的国境，而在巴斯通(Bastogne)的两侧透入比利时的防线呢？当装甲部队在色当渡过马斯河时，是否仍能维持其冲力，而构成包围敌军北翼的基础呢。
读者一定能谅解我对那些暗害我的人的怨恨心情，当我曾经奋斗了许久之后，我的计划才在西战场上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个人却投闲置散地坐在德国的心脏地区中干看着。
5 月10日的夜间，第38军的军部奉命移驻布仑斯维克(Brunswick) ，从那里我们又进驻杜塞尔多夫，并由B 集团军群指挥。在以后几天之内，我还是无事可做，只是到处邀游，视察已经为我军所攻陷的比利时要塞。我也前往B 集团军群总部和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去听取有关作战进展的简报。我在那里发现他们对于敌人的最后意图，仍无明确的概念。同时，陆军总部似乎也没有这种认识，因为它对于它自己的未来始终继续保持沉默，而不是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向西北作更进一步的延伸。
5 月16日，我们的军部改由A 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在巴斯通向我的老长官，伦德斯特上将报到。在那里我受到他，我的后任索顿斯滕将军(Gen. V. Sodenstern)，以及我旧日同僚们的热烈欢迎。并且也终于知道了通过阿登山地和渡过马斯河的作战，已经在顺利进行中。我们这个军拨交给第十二集团军指挥，它是担负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的任务，新成立的第2 集团军则准备夹在第12与第16两个集团军之间，其正面向西南。
当我刚刚达到第12集团军的司令部时，就经验到一次希特勒直接干涉军事行动的事件，奉了希特勒的指示，陆军总部下达了一个命令，要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在此时不得再越过奥塞(Oise)河前进，而第12集团军则应转向西南并改取守势。第2 集团军现在就应插在第4 与第12两个集团军之间，并接替继续向西前进的任务。据说其理由为元首希望不惜一切的代价，以使德军避免受到任何挫败，因为即使只是暂时性的，也足以使本已降到了深渊中的法国士气再高涨起来。他害怕第12集团军若仍照原定计划，继续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则其侧面即可能有暴露的危险。于是法军若从南面向马斯河以西发动一个反攻，则德军即可能受到一个挫折。
换言之，政客的宣传利益是早已开始对于最高统帅的职务发生了妨碍作用。一方面，这是非常明白的，若是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暂停在奥塞河，就会有丧失了毁灭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机会，这个装甲集团军本是预定了要从后方包围敌人的。同时另一方面，命令第12集团军面对着西南改取守势。结果也就无异于是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自动放弃了主动权。事实上，在当时并并无理由可以预料敌军会在这个地区中作任何大规模的反攻。照A 集团军群的判断，敌人那个军的确在内心中有这样一个计划，但却至少要另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不过，更主要的问题却还是在前一个冬天里，A 集团军群所一再向陆军总部陈述过的基本观念，那就是当趋向索姆河下游前进时，要想确保其南侧面的安全时，就只有采取一种攻势解决的办法。
现在已经很显然，希特勒虽然并无足够的勇气，敢于在德军攻势的南侧面接受一个暂时性的冒险，但是他却已宣布他有权利对于陆军的作战作一种个人性和极琐碎的控制。
不过事实上，在这个关头，希特勒之所以能用预防德军会受到暂时性挫败的理由，来当作他亲自干涉作战的借口，可能还是应该归罪于陆军总部的无能。尽管A 集团军群早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可是当第一支德军已经渡过了马斯河之后，陆军总部并未立即把第2 集团军插入正面中。它可以插在第4 与第12两个集团军之间，以担负向索姆河下游的前进；也可以插在第12与第16两个集团军之间，以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向西南作攻势的前进。陆军总部未能做到这一点的理由，并不能推诿说，由于前线上空间不够，无法容纳这样多的师。因为当作战地区逐渐放宽之后，可以容纳更多兵力的空间也就自然有了。
这个例证只不过是再次证明，即使没有任何的正当理由，计划的执行也总还是难于完全符合其最初设计者的理想。
即使在这一次情况中，希特勒的干涉并不曾使作战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不像以后在敦刻尔克的郊外，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停止进攻时那样的严重) ，但是他指派给第12集团军所担负的防御性任务，却仍然使敌人获得了一个在埃纳河重建一个新正面的机会。以后在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中，花了一些苦战的代价才再度将其突破。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地段中，若是采取攻势，即足以使任何完整的法军防线都无法建立，这个机会却终于被牺牲了。这一点，加上对敌军北翼的包围，也就是当我们考虑到无可避免的德军第二阶段攻势时，所向陆军总部提出的建议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观念。
此时，我们的军部也已经推进到了克里尔夫(Clerf) 。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卢森堡小城。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旁观者，而开始指挥着几个师，跟着第2 集团军的后面走。正当敌军的北翼马上就要遭到决定性失败的时候，而去担负这种无关大局的任务，实在是很令人感到丧气的。
大约正是这个时候，我获得了消息说我的妻弟，罗西(V. Loesch) 在布鲁塞尔的附近失踪了，他是一个俯冲轰炸机中队的队长。罗西是我的妻子的幼弟，当他在德累斯顿和马德堡读书时，总是住在我的家里。他是我的妻子最喜欢的一个兄弟，好像是我们的子女一样的亲密，他的年轻的太太现在也还住在李格尼兹，和我们住在一起。在以后几个星期中，她和她的母亲，以及我的妻子，都一直是忧烦不安，因为关于他的飞机和乘员都一直毫无消息。唯一确实知道的事情就是罗西是在攻击中失事的。直到法国战役结束了之后，我才能够去作调查，经过了长期的搜寻，才在布鲁塞尔的附近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根据询问附近居民的结果，得知当它刚刚要俯冲时，就被一颗高射炮弹击中了。有两个乘员跳伞逃命，当场被比军所击毙，一个在半空中，一个在地面上。我的内弟和另一个乘员则死在飞机里面。
5 月25日，我们的军部奉命接替第14装甲军的任务，克莱斯特将军把这个军部，连同第9 装甲师和第2 摩托化师，留在艾贝维里- 亚眠(Abbeville-Amiens)地区中，以确保其在索姆河下游后方的安全。我们于5 月27日接防。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索姆河下游的地区中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正面。第14装甲军的第2 摩托化师，在该河左岸( 南岸) 上贝艾维里的周围，据守着一个桥头阵地。第9装甲师则在亚眠担负着同样的任务。中间的地区则仅只加以监视而已。第57 步兵师奉派接替第2 摩托化师的防务。
不过敌军也不能集中足够数量的兵力，沿着下索姆河的河岸构成一条新的防线。我们在亚眠的桥头阵地显然面对着一个法国的殖民地师和一些英国兵力。艾贝维里桥头阵地则面对着一个英国师。我们的任务即为守住这两个桥头阵地。最初第9 装甲师与第2 摩托化师在交出了艾贝维里的防务后，本预定应留在索姆河以北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但是不久之后，它们也不声不响的抽回到了海峡海岸上，参加那里的战斗。
当交接防务之时，第14装甲军的军长，温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 曾经向我说过，他不相信敌人会有任何大规模活动的可能性。当他离去一个小时之后，报告就传来说两个桥头阵地受到猛烈的攻击，在每一方面也都有敌人的装甲兵力出现。到了下午时，攻击终被击退，在亚眠击毁了几辆法军的重坦克，在艾贝维里击毁了30辆英军的轻型及中型坦克。在后述方面，有一位名叫布林弗斯(Bringforth)的炮手，一个人就击毁了9 辆。他是我第一个授与武士级十字勋章的士兵。
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一种明证，足以表示敌人或者是希望把一支援军送过索姆河，去救援其正在受着严重压迫的北翼，又或者是想在下索姆河构成一个新的正面。这遂使我们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我在上文说到希特勒对于第12集团军所颁发的命令已经分析过的，我们是应该在索姆河的下游仍然采取守势呢？还是应设法保持主动呢？
很明显，第14装甲军奉命采取守势，结果毫无疑问，遂容许了敌人沿着下索姆河建立了一道新防线。的确，假使敌人一旦再调来了生力军，则我们是否仍能守住亚眠和艾贝维里两个桥头阵地，似乎都颇有问题。暂时留在索姆河北岸充当预备队的两个机械化师，对于任何为了桥头阵地而进行的战斗，都是极不适宜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填入桥头阵地增强它们的防御；而且必须等到敌人实际上铲除了桥头阵地，渡过了索姆河，它们才能用来担负反攻的任务。
我根据上述的分析，遂认为我们应使用这两个机械化师( 或用来替换它们的步兵师) 在两个桥头阵地之间的地区，作一个渡河的奇袭，并向来攻的敌军作侧面的攻击。我曾经几度把这个意见向第4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将军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拨交该集团军指挥。我心里所想像的是在索姆河的南岸( 前方) 作一个机动性的战斗，直到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已经结束，德军北翼可以向前旋转渡过索姆河为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阻止敌军构成一个连续的正面，挡住我军渡河。当然这是无可否认的，当这个军在该河的南岸作孤军的苦战时，这种战术可能会使它遭遇到非常困难的情况。这是一种冒险，当为了战略的连续性起见，却是必须要接受的，因为假使敌人有时间来稳定和巩固索姆河的正面，则我们再想攻击它，那就会更为困难了。
不过很不幸，第4 集团军的司令对于我们的一再要求都完全不理会，同时也不肯抽调第二线的师，事实上，那是可以供渡河之用的。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呢？还是根据陆军总部的指示呢？我是无从知道的。结果，我们只好在两个桥头阵地之内，作防御的战斗，而听任敌人可以在两个桥头阵地之间，沿着河川线建立一道连续的正面。事实上，大家对于河川的防御，通常所知道的似乎不外两点，一为在河川的后面实行防御，另一为维持固定的桥头阵地以使其开放。用在河川前方地区中进行机动性战斗的方式，来掩护一条河川线的办法，却是教科书中所不常提到的。
在以后的几天当中，敌人一直都在攻击这两个桥头阵地，有一个时期在亚眠周围的阵地似乎是很危险。不过当我对部队观察了一番之后却认为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在这次防御战中，第116 步兵团曾经有极英勇的表现，它是由我在第3 近卫步兵团中的老同事，未来的希尔林将军(Gen. Herrlein) 所指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