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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

_38 托尔斯泰(俄)
  离开马利温采娃,罗斯托夫本想再回去跳舞,但是娇小的省长夫人把她丰腴的手放到尼古拉衣袖上,说要同他谈谈,便带他走进起居室,里面的人马上退出,以免妨碍省长夫人。
  “知道吗?moncher(我亲爱的),”省长夫人娇小而和蔼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说,“她配你真是相宜的一对呢;想不想,我给你保媒?”
  “谁呀,matante?”尼古拉问。
  “我这是给公爵小姐提亲。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说莉莉,而我的意见是,不,应该是公爵小姐。愿意吗?我相信你妈咪会感谢我。真的,多好的姑娘,多有魅力!她一点也不丑。”
  “一点也不,”尼古拉像是受了委屈似地说。“我,matanBte,像军人的本份,既不伸手向谁要,也不摆手拒绝谁。”罗斯托夫来不及想好回答便先这样说了。
  “你要记住:这不是玩笑。”
  “怎么是玩笑呢!”
  “对,对,”省长夫人像自言自语似地说,“还有一点,monch-er,entreautres,vousêtestropassiduauprèsdel’autre,lablonde①,丈夫怪可怜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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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亲爱的,你对那个人,对那个金发女人太殷勤了。
  “噢,不,我和他是朋友。”尼古拉心地单纯地说:他未曾想到,他这样愉快的消遣,会给别人造成不愉快。
  “可是,我对省长夫人说了些什么蠢话哟!”晚餐时,尼古拉才突然想起来。“她真的开始做媒,索尼娅怎么办?……”而当和省长夫人告辞时,她微笑着再次对他说:“呶,你要记住啊。”他把她领到一旁说:
  “是这样,我要对您照实说,ma,tante……”
  “说什么,我的朋友,咱们就在这里坐下来。”
  尼古拉突然觉得自己愿意说话,必须说话,想把自己心底的想法(那些即使对母亲妹妹朋友也不会说的想法)讲给这个几乎是外人的女人听。后来,尼古拉回忆起这次并无什么动机的无法解释的,却又对他产生重大后果的坦诚直言的冲动时,他似乎觉得(像这种情况下人人都会觉得那样)那是一时之糊涂;但恰恰是这次坦诚的冲动,加上其他一些小事情,对他,也对他的家族有了重大后果。
  “是这样,matante,妈咪早就要我娶一位富家女子;但我反对只出于金钱目的结婚的想法。”
  “哦,对,我懂。”省长夫人说。
  “但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这是另一回事;首先,我对您讲真话吧,她很令我爱慕,很称我的心,此外,当我在那种情况下碰到她之后,非常奇怪的是,我常常想:这是命运。尤其是您想想看:妈咪早就想到这点,但早先我没有机会见到她,不知什么原因,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碰不到一起。而且,只要我的妹妹娜塔莎还是她哥哥的未婚妻,我就不可能考虑娶她。应该在娜塔莎婚约解除之后碰到她,那末,一切就……事情就是这样。我从未对谁讲过,今后也不告诉别人。只对您讲了。”
  省长夫人感激地按了按他的臂肘。
  “您知道索菲,我表妹吗?我爱她,我许诺要娶她,而且一定要娶她……所以您瞧,这件事就不能谈了。”尼古拉措词不当地红着脸说。
  “Moncher,moncher,你怎么这样想?索菲不是什么也没有吗,你自己都说,你爸爸的家业情况很糟。还有你妈咪呢?这会立即要她的命的。这是其一,再说索菲,如果她是有心眼的姑娘,她将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母亲绝望,家道衰落……不,moncher,你和索菲应该明白这点。”
  尼古拉默然。他听到这样的结论是愉快的。
  “总之,matante,这是不可能的,”他沉默一会儿后叹口气说。“也不知道公爵小姐是否愿意嫁给我呢。况且,她现在居丧。难道能考虑这种事吗?”
  “难道你以为我现在就让你结婚?Ilyamanièreet
  manière.”①省长夫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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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事情都是有一定规矩的。
  “您是多么好的媒人啊,matante……”Nicolas吻着她丰腴的小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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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与罗斯托夫相遇之后,到了莫斯科,找到了侄儿和家庭教师,得到安德烈公爵的一封信,指示他们到沃罗涅日马利温采娃姨妈那里去的路线。操持搬迁,担心哥哥的情况,安顿在新居住下,结识新人,教育侄子——这一切压下了玛丽亚公爵小姐心中那种似乎受到诱惑的情感,这种感情曾在他父亲患病时,在她父亲逝世以后,尤其是在与罗斯托夫相遇之后,使她痛苦不堪。她很悲伤。丧亲之悲痛与俄国危亡的印象,在事过一月之后的今天,在平静的生活中,在她内心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了。她惊惶不安:她剩下的唯一亲人——她的哥哥随时处在危险之中,这种念头不停地折磨她。她关心侄儿的教育,对此她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但在心底里有对自己的体谅,因为她意识到她抑制住了那由于罗斯托夫的出现而引起的个人的幻想和希望。
  省长夫人在举办晚会后的第二天访问了马利温采娃,同这位姨母商谈了自己的计划(提出一个附带意见,虽然在目前情势下不能考虑正式提亲,但仍可把年轻人撮合在一起,让他们彼此熟悉),在取得姨母同意后,省长夫人当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面讲起了罗斯托夫,夸奖他,并说在提到公爵小姐时他脸红起来,这时,玛丽亚公爵小姐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忧伤:她内心的和谐已不复存在,又重新升起了欲望,疑虑,内疚和期待。
  在罗斯托夫来访之前,也就是获得这一消息之后的两天时间里,玛丽亚公爵小姐不断地思考着她应当抱什么态度对待罗斯托夫。她时而决定:他来看姨母时,她不到客厅里去,因为她在服重丧期间接待宾客是不适宜的;她时而考虑,他为她尽过力,这样做未免失礼;她时而想到姨母和省长夫人对她和罗斯托夫有某种期望(她们的目光和谈话似乎证实这一推测),时而对自己说,这不过是她以自己不好的心肠去揣度她们:她们是不能不懂得的,在她这种现状下,在孝服还未脱去的时候,提亲对她,对悼念父亲,都是一种亵渎。在假定她会走到客厅去见他时,她设想着他会对她说的话和她要告诉他的话;时而她觉得这些话冷淡得不适当,时而又觉得这些话含有过分重大的意义。她最害怕的是和他见面时现出窘相,她觉得那不可避免,因而会暴露她很想见到他的狼狈相。
  星期天作过礼拜之后,当仆人进客厅通报罗斯托夫伯爵来访时,公爵小姐未现窘态;只是一抹淡淡的红晕泛上面颊,眼里闪出新的明亮的光芒。
  “您见到过他吗?姨妈?”玛丽亚公爵小姐声音平静地问,自己也不知道何以能外表上如此平静而自然。
  在罗斯托夫走进房里来时,公爵小姐一瞬间低下了头,似乎留出时间给客人去问候姨母,然后,恰好在尼古拉转向她时,她抬起头来,用那明亮的眼睛对视着他的目光。她的动作优雅,十分尊严,面带喜悦的微笑欠起身来,把自己纤细柔软的手伸给他,并且头一回用新的、女性的胸音说起话来,这时也在客厅里的布里安小姐惊诧莫名地看着玛丽亚公爵小姐。她虽是一个善于卖弄风情的女郎,在遇到一个值得钟情的人时,也不可能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也许丧服很能衬托她的容貌,也许她真的变得好看了,而我没有看出来。而主要的——是她的态度有分寸而且娴雅!”布里安小姐想道。
  假设公爵小姐此时能够反复思考,她会对自己身上起的变化比布里安小姐更感到吃惊。她一见到那张亲切而可爱的面孔,一种新的生命力便占有了她,迫使她不顾自己的意志去说话和行动。她的容貌,从罗斯托夫走进客厅时起,突然起了变化。宛如精雕彩绘的宫灯突然点亮了,先前外表粗糙、黑暗、看不出什么名堂的这件复杂而精巧的艺术品,突然四壁生辉,大放异彩显得出乎意外的惊人的美。玛丽亚公爵小姐的容颜也是这样突然变化的。在这一时刻之前,她赖以生存的那件内在的纯粹精神上的艺术品,第一次显露出来了。她对自己不满的全部内心活动,她的痛苦,对善的追求,恭顺、爱情、自我牺牲——这一切此刻都在明亮的眼睛里,在典雅的微笑中,在温柔面容的每部分闪烁着光辉。
  罗斯托夫对这一切看得非常分明,就像他知道她整个的一生。他觉得,他面前的造物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比他迄今所遇的各种人都更好,主要的是,比他本人还更好。
  谈话是最简单最无关紧要的。他们谈战争,像大家一样,不由自主地夸大了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担忧,谈上次的邂逅相遇,而且尼古拉尽量转变话题,于是,他们谈起善良的省长夫人,谈起尼古拉的亲属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亲属。
  玛丽亚公爵小姐闭口不谈哥哥,姨母一提到安德烈,她就把话岔开。看得出来,关于俄国的不幸她能谈得头头是道,装出关心的样子,但是她的哥哥是另一码事,与她太贴心了,她不想也不能轻率地去谈论。尼古拉看出来了,正像他总是用那个不合乎他本性的深刻的观察力看出玛丽亚公爵小姐细微的性格特征一样,这些特征。证实了他的见解:她完全是一个特殊的非同寻常的人。
  尼古拉完全像玛丽亚公爵小姐一样,当别人提起公爵小姐,甚至在他想到她时,都要脸红和局促不安,但在她本人面前,却感到完全自如,说出来的话并不是预先准备好的,而是瞬息间、又总是恰到好处地想到的。
  在尼古拉这次短暂的访问中,像平常有孩子在身边的场合那样,在谈话停顿的时候,尼古拉就向安德烈公爵的小儿子求助,他爱抚他,问他想不想当骠骑兵。他抱起小男孩,活泼地带他旋转,并回头看看玛丽亚公爵小姐,她用含情脉脉的幸福而又羞怯的目光追随着那个可爱的人抱着的她心爱的小孩。尼古拉发现了投来的目光,对它的含意似有所悟,高兴得红了脸,并温和地愉快地吻那小孩。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服丧期间是不外出的,而尼古拉认为常去她们家不礼貌;但省长夫人还在继续说媒,在把玛丽亚公爵小姐赞扬尼古拉的话转告他之后,又把对方赞扬的话转告公爵小姐,并敦促罗斯托夫去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表明态度。
  为此,她安排两个年轻人在做礼拜前在主教家会面。
  尽管罗斯托夫已经告诉省长夫人,他没有什么好向玛丽亚公爵小姐表白的,但仍答应去。
  正如在蒂尔西特的时候那样,罗斯托夫不容许自己去怀疑大家公认为好的事情是否就好,现在也正是这样,在尝试照他自己的理智安排生活和顺从客观情势之间经过短暂而真诚的内心斗争之后,他选择了后者,把自己交给那股不可阻遏地要把他引向某处去(他有如此感觉)的力量。他知道,在许诺索尼娅之后又向玛丽亚公爵小姐吐露自己的感情,全是他所认为的卑鄙行当。同时他知道,他绝不会干卑鄙的事。但是,他也知道(不是知道,而是心灵深处感觉到),他顺从客观情势和他的指导者的影响,他现在不仅不是在干丑事,而是在干某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事,这样重要的事他一生从未干过。
  和玛丽亚公爵小姐会面之后,他的生活在表面上一如往昔,但所有往昔的欢愉对他却已失去魅力,他常常思念玛丽亚公爵小姐;但是从来不像他一无例外地想那些在社交界遇到的小姐那样,也不像他长期地,有个时候狂喜地思念索尼娅那样。他想那些小姐时,正像几乎所有诚实的年轻人一样,把她们想成是未来的妻子,在想象中把夫妇生活的全部条件——白色的晚袍,茶炊旁的妻子,妻子的马车,小家伙们,妈咪和爸爸,他们同她的关系等等,等等;拿来和她们比较,看看是否合适。这些对未来的憧憬带给他快乐,但当想到玛丽亚公爵小姐,人们给他做媒时,他从来也不能想象出一丁点未来夫妇生活中的东西来。如果说他也试过那样想,结果会是不和谐的,虚假的。他只觉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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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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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波罗底诺战役及我方伤亡人数的可怕消息,以及莫斯科失守的更可怕的消息,沃罗沃日是在九月中旬收到的。玛丽亚公爵小姐只是从官方报纸上知道哥哥负伤,尚未接获有关他的任何其他消息,尼古拉听说(他本人还未见到她),她打算去寻找安德烈公爵。
  在得到波罗底诺战役和放弃莫斯科的消息后,罗斯托夫不是感到绝望与敌意或有复仇情绪,而是怀有类似在沃罗涅日突然令人寂寞惆怅的感觉,不知怎么一切都使他觉得羞愧和不安,他听到的所有的谈话在他看来都是不诚恳的,装腔作势的,他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一切,因而觉得,只有回到团里去,一切才会弄明白。他急着要办完采购马匹的事,时常对仆人和司务长发脾气。
  在罗斯托夫启程的前几天,大教堂预定举行庆祝俄军取胜的祈祷,尼古拉也去参加礼拜。他站在省长稍后面一点,他带着做礼拜的庄重神情,同时想着一个接一个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站完了这次礼拜。当祈祷结束时,省长夫人召他至身边。
  “你看见公爵小姐吗?”省长夫人说,用头提示唱诗班后面穿黑衣服的女士。
  尼古拉立即认出玛丽亚公爵小姐,他认出她与其说是凭她帽子下面露出的面孔侧部的轮廓,不如说是凭那种谨慎翼翼、恐惧和怜悯感情,这种感情马上支配了他。玛丽亚公爵小姐显然心事重重,正在划着离开教堂前的最后一次十字。
  尼古拉惊奇地看着她的脸。这依旧是他以前见过的那张脸,脸上面依旧挂着那种细微的内在的精神活动产生的一般表情;但它现在亮着完全异样的光。脸上流露着令人心碎的悲伤、求告和希望的表情。像以前尼古拉在她面前有过的情形一样,不等省长夫人示意,也不问自己在这教堂里同她交谈好不好,,有没有礼貌,便迳直朝她走去说,他听说有关她的不幸的情形,他整个的心同情着她的哥哥。她一听到他的声音,脸上顿时涌现出明艳的光采,在同一时刻闪现出又是悲伤又是喜悦的光芒。
  “我想到要告诉您一件事,公爵小姐,”罗斯托夫说,“这便是,假如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已不在人世,作为上校军官,官报上立刻会登出讣闻的。”
  公爵小姐看着他,虽不明白他说的话,但他脸上的同情而难受的表情使她感到欣慰。
  “我还知道许多这样的例子:被弹片炸伤(官报上说:被榴弹炸伤)要么是立刻致命,要么相反,是很轻的伤,”尼古拉说。“应该往好的方面想,同时我相信……”
  公爵小姐打断他的话。
  “啊,这简直太可怕了……”她开始说,但激动得没把话说完,(像她通常在他面前那样)优雅地低下头去,感激地看他一眼,然后跟着姨母走了。
  这一天的晚上,尼古拉未去任何地方作客,而是留在屋里同卖马的商人结清几笔帐。当他办完事情,时间已经很晚,不便上哪里去了,但睡觉又还早,尼古拉就在房里独自长久地踱来踱去,考虑今后的生活,这在他还是难得的事。
  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斯摩棱斯克郊外给他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他当时在那样特殊的情况下遇见她,有一段时间,他的母亲向他指出的富家配偶就正是她,以上的情况使得他对她特别注意。在沃罗涅日,在他访问的时候,这个印象不仅愉快,而且强烈。这一次尼古拉在她身上看到的那种特别的精神上的美,使他十分惊奇。但他准备离去,他脑子里也并不惋惜离开沃罗涅日便失去见到公爵小姐的机会。但今天与玛丽亚公爵小姐在教堂的会面,(尼古拉有这样的感觉),出乎他所预料更深刻地留在他的心中,比保持心境平静的愿望更加强烈。这苍白的清秀的悲伤的脸,这明亮的目光,这安静而优雅的举止,主要的是——她的脸上流露的深沉的柔情的哀愁,使他不安,使他不能漠不关心。在男人们身上,罗斯托夫看不惯男人中间这种崇高精神生活的表现(他因此不喜欢安德烈公爵),他鄙夷地把这称之为哲学、空想;但在玛丽亚公爵小姐身上,正是这种尼古拉认为陌生的精神世界所表露的极度悲痛中,他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力。
  “真是美妙的姑娘!是一位天使呢!”他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不自由呢?为什么我急于向索尼娅表白爱情呢?”他不知不觉地在心里比较这两者:一个精神天赋贫乏,一个则富有,他就由于贫乏而倍加珍视精神天赋。他在心里设想一下如果他没有受到约束,情况会怎样。他就会向她求婚,她就会成为他的妻子吧?不,他不能设想。他害怕起来,而他也想不出任何清晰的样子。他对索尼娅则早已描绘好一副未来的图景,而那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其原因正是那一切都是想好了的,而且他知道索尼娅的全部情形;但对玛丽亚公爵小姐,他无法设想出未来的生活,因为他不了解她,只是爱着她。
  对索尼娅的遐想含有一种快活的嬉戏的成分。而想到玛丽亚公爵小姐时,总觉得难受,而且有点害怕。
  “她在怎样祈祷啊!”他回忆着,“显而易见,她整个的心都沉浸在祈祷中。是啊,那是能把山脉搬动的祈祷,我相信,她的祈求能够实现。为什么我不为我所需要的东西祈祷呢?”他想起来了。“我需要什么呢?自由,同索尼娅了结。她说得对(他想起省长夫人的话),我娶了她,除了不幸,不会有别的结果。一个解不开的结,乱糟糟的,妈咪的痛苦……家业……一团糟,可怕的混乱!是的,我也并不爱她。是的,我没有好好地爱她。上帝啊!指引我走出这可怕的没有出路的困境吧!”他突然开始祈祷,“是的,祷告可以移动山脉,但要有信心,别像我小时候同娜塔莎祈祷雪变成自糖那样,我们跑到院子里去亲口尝它,看雪是否变成了糖粒。不,我现在不为那些小事祈祷了。”说完之后,他在房间的一角放上烟斗,交叉双手在圣像前站定。于是,因想念玛丽亚公爵小姐而变得多情的尼古拉开始祈祷,他很久都没有这样祈祷了。眼泪涌出眼眶,并在喉咙里哽咽着,这时,拉夫鲁什卡拿着什么公文走进门来。
  “混蛋!钻进来干什么,又没有叫你!”尼古拉说,飞快地改变姿势。
  “省长那里,”拉夫鲁什卡用没有睡醒的声音说,“派来了送信人,给您的信。”
  “呶,好的,谢谢,走开!”
  尼古拉拿过两封信来。一封是母亲的,一封是索尼娅的。他一看笔迹就认出来了,于是先拆开索尼娅的信。还没有读完几行,脸色就发白,眼睛也惊吓地高兴地睁得大大的。
  “不,这不可能!”他说出声来。他坐不住了,捧着信一边读,一边在房里走来走去。他先浏览一通,然后仔细读一遍,又一遍,耸起肩膀,摊开双手站在房间中央,嘴张着,眼睛停止了转动。他刚才怀着上帝能使他的祈求实现的信心所祷告的事,现在实现了;但他为此感到惊奇,仿佛这是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仿佛他从未料到这件事,事情这样快地成功仿佛可以证明,这不是出自他恳求的上帝的许诺,而是由于平常的偶然性。
  那一个看似难解的结子(它约束着罗斯托夫的自由),被这封意料不到的(尼古拉这样觉得)不招自来的索尼娅的信解开了。索尼娅写道,近来不幸的境遇是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的财产几乎丧失殆尽,伯爵夫人多次表示要尼古拉娶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小姐的愿望,还有他近来的沉默和冷淡——所有这一切促使她决定放弃他的承诺,给他充分的自由。
  “当我想到我会成为眷顾我的家庭的痛苦或不和睦的原因,我感到沉痛不已”,她写道,“而我的爱情只有一个目的,即使我爱着的人们获得幸福;因此,我恳求您,Nicolas,现在把您自己看成是自由的,同时要知道,无论如何,谁也不能爱您胜过您的索尼娅。”
  两封信都寄自特罗伊茨。另一封是伯爵夫人写的。这封信里,叙述了离开莫斯科前几日的情况,启程,大火和全部财产的毁坏。伯爵夫人在信里还附带说,安德烈公爵在伤员中同他们一道走。他的伤势很危险,但医生现在说还大有希望。索尼娅和娜塔莎像看护妇一样照料着她。
  尼古拉第二天带着这封信去访问玛丽亚公爵小姐。尼古拉和玛丽亚公爵小姐都绝口不谈“娜塔莎照料着他”可能有的含意;但由于这封信,尼古拉和公爵小姐一下子亲近得像有了亲缘关系。
  再过一天,尼古拉送玛丽亚公爵小姐启程去雅罗斯拉夫尔,几天之后,自己也动身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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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尼娅致尼古拉的那封应验了他的祈祷的信,是从特罗伊茨写来的。引发它的来由是这样的。让尼古拉娶一位富有的新娘的想法,愈来愈缠住老伯爵夫人。她知道索尼娅是这事的主要障碍。因而索尼娅近来的日子,特别是在尼古拉来信谈到在博古恰罗沃同玛丽亚公爵小姐相遇之后,在伯爵夫人家变得越来越难过。伯爵夫人不放过任何机会给索尼娅以侮辱性的或是残酷的暗示。
  但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几天,为发生的一切而惊惶不安和伤感的伯爵夫人,把索尼娅叫到自己身边,不是责备和强求,而是眼泪婆娑地恳求她牺牲自己和尼古拉断绝关系以报答这个家为她所做的一切。
  “只要你不答应我,我便永远不会安宁。”
  索尼娅歇斯底里大哭起来,嚎啕着回答说,她什么都可以做,她什么都准备好了,但她并没有直接答应,她心里面下不了决心,不能去做要求她做的事。为了这个抚养她教育她的家庭的幸福,她应该牺牲自己。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是索尼娅的常事。她在这家处于这样的地位,只有牺牲才能说明自己的尊严,因而她惯于,并且爱付出牺牲。但是,在以前一切自我牺牲的行为中,她都高兴地意识到,她每当牺牲自己时,那种行为提高了本人在自己和别人眼里的价值,更配得上她平生最爱慕的Nicolas;而现在,她的牺牲却在于要放弃对她牺牲的奖赏和生活的全部意义。于是,有生以来第一遭,感到她对人们的哀怨,尝到了苦味。人们对她施以恩惠,却是为了更痛苦地折磨她;她感到对娜塔莎的嫉妒,她从未尝到过类似的辛酸,从来勿须牺牲自己而总是让别人为她牺牲,而大家总是喜欢她。同时,索尼娅第一次感到,从她对Nicolas平静的纯洁的爱情中,突然开始生长出炽热的情感,它高于准则、道义和宗教;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经过寄人篱下默默无闻的生活的磨炼,学会了隐瞒事实真相,索尼娅不由自主地含糊其辞地回答了伯爵夫人后,避免同她谈话,决定等待同尼古拉见面,抱着不是解脱,而是相反,永远把自己同他拴在一起的打算。
  罗斯托夫家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几天中,忙乱和恐怖淹没了索尼娅心里折磨她的忧郁思绪。她高兴在实际活动中得以摆脱这些思绪,但当她得知安德烈公爵在他们家时,虽然她对他和娜塔莎怀着真诚的同情心,高兴的心情和迷信上帝不要她同Nicolas分开的感觉支配了她。她知道,娜塔莎从未只爱安德烈公爵一人,并未停止爱他。她知道,现在,在这样可怕的环境下相聚一堂,他们会重新相爱,由于他们俩人之间会结成亲属关系,尼古拉就不得娶玛丽亚公爵小姐了。尽管在那最后几天和旅途最初几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很可怕,这种感情,这种认为上帝对她私事加以干预的意识,使她觉得快乐。
  在特罗伊茨修道院,罗斯托夫家第一次在旅途中停留了一整天。
  特罗伊茨修道院的客栈,分给罗斯托夫家三间大房间,安德烈公爵占了其中一间。他的伤口今天好多了。娜塔莎陪他坐着。在隔壁房间里,伯爵夫妇正坐着恭敬地和修道院长谈话,院长是来看望这两位老相识和捐助人的。索尼娅也在座,想知道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谈话内容的好奇心折磨着好。她从门里听着他们的说话声。安德烈公爵房间的门这时开了。娜塔莎带着激动的脸色走了出来,未曾注意到起身向她致意,捋起右手宽袖的院长,走到索尼娅身旁,抓住了她的手。
  “娜塔莎,你怎么啦?过这边来。”伯爵夫人说。
  娜塔莎走过去接受修道院长的祝福,而院长劝她向上帝及其侍者求助。
  修道院长刚一离开,娜塔莎就牵着自己伙伴的手,同她一起走进一个空房间。
  “索尼娅,是吗?他会活吗?”她说,“索尼娅,我多么幸福,又多么不幸!索尼娅,亲爱的,一切又像从前一样。只要他能活着。他不能……因为,因……为……”娜塔莎大哭起来。
  “是这样!我已知道了!谢天谢地”索尼娅不停地说,“他会活的!”
  索尼娅的激动不亚于自己的伙伴,她由于女伴的恐惧和痛苦而激动,也由于她个人的对谁也没有诉说的心事而激动。她哭泣着吻娜塔莎,安慰她。“只要他能活着!”她心里想。两个女友!哭了一会儿,谈了一会儿,擦干眼泪之后,就向安德烈公爵的房门口走去。娜塔莎小心地推开房门,往房里瞧瞧。索尼娅和她并肩站在半开的门旁边。
  安德烈公爵高高地靠在三个枕头上,躺着。他苍白的脸是平静的,眼睛闭着,同时看得出来,他呼吸均匀。
  “噢,娜塔莎!”突然索尼娅几乎叫了起来,抓着表妹的手从房门口向后退。
  “什么?什么?”娜塔莎问。
  “这是那,那,是……”索尼娅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地说。
  娜塔莎轻轻拉拢房门,同索尼娅朝窗户走去,还没有明白人家对她说的话。
  “你记得吗,”索尼娅带着惊慌而又严肃的神情说,“记得我替你照镜子算卦吗?…在奥特拉德诺耶,过圣诞节的时候……记得我看见什么了吗?…”
  “是的,是的!”娜塔莎睁大着眼睛说,模糊地回忆起,索尼亚当时曾说过安德烈公爵如何如何,说她看见他躺着。
  “记得吗?”索尼娅继续说,“我当时看见了,并告诉了所有的人,有你,有杜尼亚莎。我看见他躺在床上,”她说,每说出一个细节,便举起一根指头向上戳一下,“并且闭着眼睛,还盖着玫瑰色的被子,还把手叠起来,”索尼娅说,随着她描述刚才看见的细枝末节,她就更相信她当时看见过这些细节。当时她并无所见,却头头是道地讲出她看到的东西,其实她是在讲她凭空想出来的东西;但是她觉得她心里同意想的东西就像别的回忆一样真实。她不仅记得当时她所说的,他转过头来看她一眼,并笑了笑,身上盖的是红颜色的东西,而且她坚信,当时就是说过并看见过他盖着玫瑰色的,就是玫瑰色的被子,并且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对,对呀,正是玫瑰色的。”娜塔莎说,她现在也仿佛记得,曾经说过“玫瑰色的”,在这件事情上,看出预兆是多么离奇,多么神秘。
  “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娜塔莎沉思着问道。
  “噢,我不知道,这太离奇了!”索尼娅说,用手扪着脑袋。
  几分钟后,安德烈公爵打铃叫人,娜塔莎进他房间去,而索尼亚感到一种她难得有过的激动和感动,留在窗户旁,继续思索那不可思议的一切。
  这天正逢军邮之期,于是,伯爵夫人给儿子写信。
  “索尼娅,”伯爵夫人在外甥女从身旁经过时,从信上抬起头来说。“索尼娅,你不给尼古连卡写信吗?”伯爵夫人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地说,但在她疲惫的透过眼镜看人的目光里,索尼娅领会了伯爵夫人问话的涵意。目光里表示着的,有祈求,有害怕拒绝,出于不得已而请求的羞赧,遭拒绝时毫不留情地仇恨的决心。
  索尼娅走近伯爵夫人,并跪下来吻她的手。
  “我这就写,妈咪。”她说。
  这天所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她看到了她的占卜神秘地应验了,使索尼娅心肠软化,深有感触。此刻,当她知道由于娜塔莎与安德烈公爵恢复关系了,尼古拉不能同玛丽亚公爵小姐结婚,她高兴地感觉到自我牺牲精神的回归,她喜爱,并且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心境之中。于是她含着眼泪,怀着做一种宽容行为的喜悦心情,她终究在几次因泪水遮住她那天鹅绒般的黑眼睛而停笔之后,写完那封使尼古拉大为震惊的令人感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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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皮埃尔被带去的那间拘留所里,逮捕他的军官和士兵对他怀有敌意,但是又很尊敬他。他们对他的态度令人觉察到他们还有疑虑,因为不知他是谁(会不会是大人物),他们怀有敌意,是因为他们同他的殴斗刚刚过去。
  但是,第二天早晨看守换班时,皮埃尔感到,新的卫队——军官和士兵们,已不像逮捕他的人那样对他感兴趣了。的确,从这个穿农夫大褂的大个儿胖子身上,第二天的守卫已看不出那个曾绝望地同抢劫者和押送他的士兵斗殴,并说出拯救孩子的豪言壮语的活生生的人,而只看到一个因某种原因按上级命令逮捕和关押的第十七号俄国人犯的。假如说皮埃尔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也只是他并不胆怯和专心沉沉思的样子,以及他交谈时操的那一口好得令法国人惊奇的法语。尽管如此,这天把他同其他被怀疑的人关在一起,因为他占的单间给一位军官占用了。
  和皮埃尔一道被关押的全部俄国人,都是最低阶层的。他们认出他的老爷身份后,对他会说法语而更疏远他。皮埃尔抑郁地听任他们嘲笑自己。
  第二天晚上,皮埃尔得知,这些人(他也可能包括在内)将以纵火罪受审。第三天,皮埃尔同另一些人被带进一座房子,里面坐着一名白胡子的法国将军,两名上校和另几名臂上系绶带的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对皮埃尔等人,用自以为可以超脱人类弱点的精确和肯定语气(通常对待被告就是如此),问了:他是谁?到过哪里?有什么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像法庭上问的全部问题一样,抛开事情的本质,排除显示其本质的可能性,其目的只是要选成一道沟渠,法官们希望被告的回答顺着这道沟渠流出来,把被告引向预期目标,即是判处他的罪行。每当被告开始讲出不适宜判决目的的话,沟渠就被移开,水就可以随便流到什么地方。皮埃尔更体会到了被告在所有法庭上都体验到的莫名其妙的心情:——这就是对他提出各种问题的目的。他觉得,不过是出于宽容,或者是出于礼貌,才使用虚设的沟渠这种手段。他知道,他处于这些人的权力之下,也只有这种权力把他带到这里来,也只有这种权力赋予他们要求他回答提问的权利,他们开会的唯一目的是给他定罪。那末,既然拥有权力,又有定罪的意图,那就不须要审讯和法庭这种手段了。显而易见,任何回答均可作为招供的罪状。问他被捕时在干什么,他有些悲壮地回答说,他正在把那个qu’ilavaitsauvédesflammes(从火里救出的)孩子交给他的父母。问他为什么同抢劫者斗殴呢?皮埃尔回答,他在保护女人,保护受辱的女人是人人的责任,而且……他被阻止了:这与案情无关。问他为什么到着火的房屋的院子里去呢,这是证人看到的?他回答说他要看看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他又被打断:没问他到哪里去,而是问为什么在火场附近呆着?又问他是谁?——第一个问题又重复提出来,他曾说他不肯回答。现在他依然回答,说他不想谈这个问题。
  “记下来,这不好。很不好。”白胡子将军红着本来就微带红色的脸严厉地说。
  第四天,祖博夫斯基要塞起火。
  皮埃尔同另外十三人被押送到克里米亚浅滩一家商人的马车房。通过街道时,皮埃尔被似乎笼罩全城的烟闷得透不过气来。四面都在着火。皮埃尔当时还不明白莫斯科被焚烧的意义,只是恐怖地看着各处在燃烧。
  在克里米亚浅滩边那座房子的马车棚里,皮埃尔又过了四天,在此期间,从法兵谈话中得知,所有关押的人每天都在等着大元帅随时作出的决定。哪位大元帅,皮埃尔未能从士兵口里听说出来。对士兵说来,大元帅显然是代表最高层的有点神秘的权力。
  九月八日前,即被俘者第二次受审那天以前的日子,皮埃尔觉得最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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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八号,俘虏们的车房里进来了一位很重要的军官,这从看守对他的尊敬程度上看得出来。这位军官,大概是参谋部什么人,拿着一份名单,点全部俄国人的名,呼叫皮埃尔为:celuiquin’avouepassonnom(不愿说出姓名的人)。他冷淡地懒洋洋地看了一遍被俘的人,吩咐看守军官给他们穿着得像样,收拾整齐,然后带去见元帅。一个钟头后,来了一连兵,于是,皮埃尔和另外十三个人被带往圣母广场。那是雨后晴朗的一天,空气非常清洁。烟不像皮埃尔从祖博夫斯基要塞拘留所被带出来的那天那样低垂:透过清洁的空气像圆柱似地向上升腾。火光是哪里都见不到了,但四面八方都有烟柱在往上升,而整个莫斯科,就皮埃尔所能见到的地方而言,成了火灾后的一片废墟。随处可以看见只剩炉灶和烟囱的瓦砾场,偶尔有些地方剩下石砌房屋的烧焦了的墙壁。皮埃尔观察这些废墟,他熟识的那些街坊已辨认不出来。一些地方还看得见完好的教堂。未遭破坏的克里姆林宫从远处显露着白色的轮廓,连同它的塔楼和伊凡大帝钟楼。近处,新圣母修道院的穹窿灿烂地闪光,钟声也格外响亮地从那里传来。钟声提醒皮埃尔,这是星期日,圣母诞生节。但是,似乎无人庆祝这个节日:到处是灾后的残破景象,偶尔能碰到的俄国人,都衣衫褴褛,惊惧恐慌,一见法军便躲藏起来。
  显然,俄国的这个窝巢已经倾复和毁坏了,但在俄国生活秩序被摧毁的背后,皮埃尔不自觉地感到,这倾复的窝巢之上,已建立起完全不同的,稳定的法国制度。他从押解他和其他罪犯的士兵的整齐队形、精神抖擞、心情愉快地行进的样子看出;他从乘坐由一名士兵驾驶的双套车的某个法国重要文官迎面开来的样子看得出来,从左边广场传来的军乐队的愉快乐曲也使他感到这点,而尤其是,从今天早上前来的法国军官宣读囚犯名字的那份名单上更使他明白了这点。抓皮埃尔的士兵,把他带到一处,又把他连同另外几十个人带到另一处;他们好像会忘记他,把他同其他人混起来似的。但不对:他想起他回答审讯时,又被人称呼:celuiquin’avouepassonnom(不愿说出姓名的人)。皮埃尔顶着这个现在使他觉得害怕的名称,他正被带往某个地方,押解人的脸上带着明白不误的自信,所有其余囚犯和他正是他们需要押送的人,他们正被带往需要去的地方。皮埃尔觉得自己是落入他不认得的却准确运行着的机器轮子里的小小木屑。
  皮埃尔同其他罪犯被带到圣母广场右边,离修道院不远,靠近拥有一个大花园的那座白色的巨大宅院。这是谢尔巴托夫公爵府,皮埃尔以前常来这里拜访主人,现在,他从士兵谈话得知,这里驻扎着元帅,艾克米尔公爵(达乌)。
  他们被带至门廊前,开始一个个地被领进屋子,皮埃尔是第六个被领进去的。经过有一面玻璃窗的走廊,过厅,前厅,(这都是皮埃尔熟悉的),他被带进一间狭长的办公室,门口站着一名副官。
  达乌坐在房间的尽头,俯身靠着桌子,鼻梁上架一付眼镜。皮埃尔走到他的近傍。达伍没有抬起眼睛。显然在批阅他面前的公文,他不抬眼睛,低声地问到quiêtesvous(你是谁)?
  皮埃尔沉默着,因为他说不出话来。他觉得达乌不单是一名法国将军、对皮埃尔说来,达乌是以残忍出了名的人。皮埃尔望着达乌(就像一位愿意暂时耐心等待回答的厉害的教师)的那张冷酷的脸,他觉得,每延迟一秒钟,都要付出他生命的代价;但他不晓得说什么。说他第一次受审时说的那些话吗,他决定不下来;公开自己的头衔和地位又很危险,而且羞于这样作。皮埃尔沉默着。但在皮埃尔未及决定怎么办时,达乌抬起了头,把眼镜推到额头上,眯缝眼睛仔细观察了皮埃尔一番。
  “我认识此人。”他用从容不迫的冷冷的嗓音说,显然以此吓唬皮埃尔。一股寒气先穿过皮埃尔的背脊,然后像老虎钳一样夹住他的头。
  “Mongènèral,vousnepouvezpasmeconnaitre,jenevousaijamaisvu…”
  “C’estunespionrusse.”①达乌打断他的话,对屋内的另一位将军说,但皮埃尔未曾留意到这位将军。达乌又把脸也转向那个将军。皮埃尔突然声音震颤地急忙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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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您不可能认识我,将军,我从未见过您……”
  “Non,monseigneur,”他说,又同时意外地想起达乌是公爵。“Non,monseigneur,vousn’avezpaspumeconnaitre.Jesuisunofficiermilitionnaireetjen’aipasquittéMoscou.”
  “Votrenom.”达乌再问一遍。
  “这人是俄国间谍。”
  “Besouhof.”
  “Qu’estcequimeprouveraquevousnementezpas?”
  “Monseigneur!”①皮埃尔喊叫起来,不是用委屈而是用祈求的口气。
  达乌抬起眼睛仔细看皮埃尔。他们彼此对视了几秒钟,这一“看”使皮埃尔得救。这一“看”便使两者之间,绕过战争和审讯,建立起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时刻,他们两人都模糊地连连感觉到数不清的事情,明白了他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孩子,是弟兄。
  达乌从名单上抬起头来,(那名单上标志着人事和人的性命的是一些号码),他第一眼看见的皮埃尔只是一个小道具而已,达乌可以无愧于心地把他枪毙;但现在他在他身上看到了人。他沉思了一会儿。
  “Commentmeprouverezvouslavèritèdicequevous
  medites?”②他冷冷地说。
  皮埃尔想起了朗巴莱,叫出他的团名,他的姓氏,和房子坐落的街道。
  “Vousn’êtespascequevousdites.”③达乌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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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不,阁下……不,阁下,您不可能认识我。我是民团军官,我没有离开莫斯科。” “您的名字?” “别祖霍夫。” “谁能证明您没撒谎?” “阁下。”
  ②您怎样向我证明您说的是真的呢?
  ③您不是您说的那个人。
  皮埃尔哆嗦着断断续续举出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事实。
  但这时进来一位副官,向达乌报告某件事。
  达乌一听副官报告的消息,立即露出高兴的样子,并开始扣扭扣。看来他完全忘了皮埃尔。
  当副官向他提起俘虏的时候,他皱起眉头往皮埃尔那边点点头说要把他带走。但该带往何处,皮埃尔则不知道:是回到车房,还是带到刑场上去,那个地方难友们在经过圣母广场的时候指给他看过了。
  他回过头,看到副官在询问什么事。
  “Qui,sansdoute!”(对,自然如此!)达乌说,但什么是“对”,皮埃尔不知道。
  皮埃尔记不请怎样走的,是否走了很久,往哪里走的。他在脑子完全空白和麻木的情况下,看不见周围的任何东西,只是动脚同其他人一齐走,直到大家停下,他也停下。
  在这全部时间内,只有一个想法缠绕在皮埃尔脑子里。这就是:谁,究竟是谁,最终判决他的死刑的?这不是委员会审讯他的那些人:他们当中谁也不愿意这样做,并且看来也不能作出这一判决。这也不是达乌,他是那么人道地看着他的。要是再等一分钟,达乌就会明白他们干得蠢,但是前来的副官妨碍了这一分钟。而这个副官显然不想干坏事,但他本来可以不进来的。那终究是谁要处死地,枪毙他,夺去他皮埃尔的生命——连同他的全部记忆,志向,希望和思想呢?
  谁决定的?于是,皮埃尔感觉到,这里没有谁会这样干。
  这是制度,是各种情况的凑合。
  某个制度要杀死他——皮埃尔,要剥夺他的生命和一切,要消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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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谢尔巴托夫公爵府,俘虏们被带着直接往下走,经圣母广场,到圣母修道院左边,然后又被带到一个菜园,那里竖立着一根柱子。柱子后面是掘好的一个大坑,边沿有新垒起的泥土,土坑和柱子附近,呈半圆形站着一大群人。人群里小半是俄国人,大半是拿破仑的不当班的军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等,他们穿着各式制服。柱子左右两边,站着排成行的法军,他们身穿带有红色穗条肩章的蓝制服,脚登皮靴,头戴圆筒帽。
  罪犯是按名单上的顺序排好(皮埃尔站在第六名),被带到柱子前面去的。几面军鼓突然从两边敲响了,于是皮埃尔感到,随着鼓声灵魂好像飞走了大半似的。他失掉了思考和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和听。并且,他只剩下一个愿望,希望快点儿发生完应该发生的可怕事情。
  皮埃尔朝难友望去,一个个地看他们。
  头两个人是剃光了头的囚犯。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黧黑,多毛,肌肉强健,长了个扁鼻子。第三人是个家奴,约四十五岁,头发已开始灰白,身体肥胖,保养得好。第四个是农夫,很漂亮,有一大把褐色的胡子和一双黑眼睛。第五个是工场伙计,黄皮肤,瘦小,十八九岁的样子,穿外套。
  皮埃尔听到法国人在商议如何枪毙:一次枪毙一个或是两个?“两个。”为首的军官冷漠而平静地说。士兵的队列里有了动静,可以看出都在忙着,而大家的忙,不是忙于去干大家明白的事,却是忙于去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但不愉快也不可思议的事。
  一个佩绶带的法国官员走近一排犯人的右手边,用俄语和法语宣读判辞。
  然后,两对法国兵走近犯人,根据军官的指示。带出站在前头的两名囚犯。囚犯走到柱子前停下,在法国兵去拿口袋来的功夫,默默地看着周围,像被打伤的野兽望着走过来的猎人。一个老是划十字,另一个在抓背脊,动了动嘴唇,像微笑的样子。士兵们急急忙忙伸出手来,开始给他们蒙上眼睛,把口袋套住他们的头,并把他们绑到柱子上。
  十二名持枪的步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出队列,在离柱子八步远处停下。皮埃尔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将要发生的事。突然响起了炸裂声和隆隆声,皮埃尔觉得比可怕的雷声还更响亮,他转过脸去看,看见了硝烟,同时,脸色苍白的法国人用发抖的手在坑旁干着什么。又带去另外两个。这两人照样用同样的目光看着大家,两人一个样地仔细看,沉默着,枉然地寻求着保护,显然不明白,不相信将要发生的事。他们不能相信,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生命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也因为他们不懂,也不相信他们的生命可以被夺去。
  皮埃尔想要不看,但又回过头去;同时仿佛有一种可怕的爆炸声又一次地震动了他的耳朵,随着这一阵声响,他看到了硝烟,谁的鲜血,和吓得发白的法国人的面孔,他们又用发抖的手不时地彼此相撞,在柱子旁干着什么,皮埃尔沉重地呼吸着,望着四周,像是在问:这是怎么啦?与皮埃尔目光相遇的那些人的目光里,也有着相同的询问。
  在所有俄罗斯人的脸上,在法军士兵,军官的脸上,无一例外,他都看到了惊吓、骇怕和斗争,他内心也有这样的感受。这究竟是谁干的呢?他们都感到痛苦,我也和他们一样,是谁?是谁?”这个问题在皮埃尔心上闪了一下。
  “Tirailleursdu86—me,enavant”(第86团的步兵,出列!)有人在喊口令。和皮埃尔站在一起的第五名被带出去,——只是一个人。皮埃尔不明白他得救了。不明白他和其余剩下的人只是带来陪陪枪决的。他的恐惧在增长,既无高兴,也无放心的感觉,就这样看着正在发生的事。第五个是穿工作衫的工场伙计。法军一挨着他,他立即恐惧地跳开,抱住皮埃尔(皮埃尔浑身一抖,挣脱了出来)。工场伙计走不动。他是被架着拖起走的,同时他又在叫喊着什么。当他被带到柱子前面,他突然不叫了。他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他明白了叫喊徒劳无益吗?还是明白了杀死他是不可能的吗?总之,他站在柱子旁边,等待被蒙上眼睛和一应手续,他也像被打伤的野兽一样,用闪光的眼睛望着周围。
  皮埃尔这时已无法阻遇自己转过身去闭住眼睛了。在枪毙第五个人时他和整个人群的好奇和激动,达到了最高点。像前面几个一样,这第五个也显得平静:他掩上衣襟,用一只光脚搔另一只脚。
  在给他蒙眼睛时,他自己弄好勒痛他的后脑的结子;随后,让他靠到满是血迹的柱子上去,他往后一仰,因为那时他觉得站的姿势不舒适,然后改正一下姿势,再把两脚摆整齐,靠稳了。皮埃尔没有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不放过极细微的动作。
  应该听到口令了,口令之后应该响起八支步枪的射击声。但皮埃尔,勿论他后来怎样努力回忆,也没回忆起一点点射击声。他只看到,不知为什么工场伙计突然倒在绳索上,血从两个地方喷射出来,绳索本身在下垂的身体的重压下松开了,而工场伙计不自然地垂着头,屈着一条腿坐了下去。皮埃尔朝柱子跑去。没有人拦阻他。工场伙计的周围,吓坏了的脸色苍白的一些人在干着什么。留着唇髭的一名法国老兵在解绳子时,下巴在发抖。尸体放下来了。士兵笨拙地匆忙地托他往柱子后面拖,推到坑里去。
  大家都确切无疑地知道,他们是罪犯,他们是必须把罪证快些掩盖起来的罪犯。
  皮埃尔朝坑里望了一眼,看到工场伙计屈腿卧着,膝盖抵着头朝上蜷着。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高的那边肩膀痉挛地均匀地上下起伏着。但一铲铲的泥土在撒向那具尸体。一个士兵生气地恶狠狠地病态地向皮埃尔吼了一声,让他回去。
  但皮埃尔听不明白,仍旧站在柱子旁,也没有谁赶他走。
  当土坑填满后,又听到一声口令。皮埃尔被带回原位,而柱子两边站成行的法军队伍转了个半圆,开始齐步走过柱子旁。圈子中央拿着放空了的枪的二十四名步兵,在各连士兵走过他们身旁时,跑步归队。
  皮埃尔茫然地看着这批步兵从圈子里两人一排地跑出来。除一个外,都回到了队伍里。这个年轻士兵脸色死一般的苍白,筒帽推到了后面,枪已放下,仍在他射击的地方面朝土坑站着。他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向前走几步,又向后走几步,支撑着快要倒下的身躯。一个年老的军士从队列跑出,抓着年轻士兵的肩膀把他拖回了连的队伍。那群俄国人和法国人,开始散开。大家默默地走着,头向下低垂。
  “Caleurapprendraàincendier.①一个法国人说。皮埃尔朝那说话的人看去,看到这是一个兵,他想为他们干的事自我安慰一下,其实白搭。这人话没有说完,摆摆手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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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就是他们放火得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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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刑后,皮埃尔与别的犯人隔离开来,单独囚禁在一座破败肮脏的小教堂内。
  傍晚前,卫队的军士带着两个兵到教堂来对皮埃尔宣布,他被赦免,现在进战俘营去。皮埃尔不明白对他说的话,起身跟随那两个兵走了。他被带到广场高处一排排用火烧焦的木板、梁木和木条搭起的棚子那里,被送进其中一间。黑暗中,有二十来个各种人物向皮埃尔围来。皮埃尔看着他们,不明白这些人是谁。围过来干什么,对他有何要求,他听到他们对他说的话,但引伸不出任何结论,把它们连贯不起来:他不明白其涵意。他自己对他们有问必答,但不考虑有谁在听,懂不懂得他的回答。他看着那些面孔和身影,全都使他觉得一样地茫然。
  从他看到由不愿干的人进行的可怕屠杀的那一时刻起,他心里那根维系着一切,使一切有生气的发条,突然仿佛被拔掉了,于是,一切东西倒塌成一堆没有意义的废物。虽然他还没有弄清楚,他内心对世界太平,对人类和自己的灵魂,对上帝的那种信仰,都已荡然无存。这种体验皮埃尔以前也曾有过,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以前,当皮埃尔心中曾有这种怀疑时,这怀疑的根源是他自己的过错。并且,在内心深处,他当时还觉得,免除失望和怀疑在于他自己。而现在,他觉得,世界在他眼前倒塌了,只剩下一片无用的废墟,这并不是他的过错所造成。他觉得,要回到对人生的信仰上来——他已做不到了。
  黑暗中,他的周围站着一些人:的确是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们。他们告诉他一些事,又问他一些事,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最后,他在一个角落安顿下来,他身旁的人们笑语喧闹。
  “就这样,哥儿们……就是那个王子,(在·那·个这一字眼上特别强调)……”在这间俘虏营对面角落里的一个声音说。
  皮埃尔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靠墙的干草上,眼睛一忽儿睁开,一忽儿闭上。但当他一闭眼,他便在他面前看见那张可怕的,尤其是以其纯朴表情使人目不忍睹的,工场伙计的面孔,以及由于内心不安而更为可怕的身不由己的屠杀者的面孔。于是,他又睁开眼睛,在黑暗中茫然地看着周围。
  挨着他坐着的是一位弯着腰的小个子,皮埃尔注意到他,开初是由于他身子每动一下,便传出一股臭汗味来。此人在黑暗中摆动他的两只脚,尽管皮埃尔没有看到他的脸,但他感觉到此人在不停地看他。眼睛习惯黑暗以后,皮埃尔看出这人在脱靴子。他脱靴子的动作,吸引了皮埃尔的兴趣。
  他退卷下缠在一只脚上的细绳子之后,整齐地把它卷起来,并立即解开另一只脚上的细绳子,同时望着皮埃尔。一手在挂卷好的细绳子,另一只手已开始解另一只脚上的绳子,他的动作不停地、一个紧接一个,从容不迫地细心而麻利地脱下靴子,把靴子分别挂到头上的橛子上,拿出小刀来切下点什么东西,然后收拢小刀,放在枕头下,接着坐得更舒服些,两手抱着膝盖,对直盯着皮埃尔。皮埃尔从他那些圆熟的动作上,从他那一角落妥贴安排的内务上,甚至从他的气味上,都使他产生某种愉快的安详的从容不迫的感觉,于是,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你遭过很多苦难,是吧,老爷?啊?”这个小个子突然说道。这个动听的嗓音里表现着柔情和纯朴,皮埃尔很想回答,但他的下巴在发抖,他觉察到眼泪掉下来了。小个儿在这一瞬间不让皮埃尔发窘,也开始用那同样愉快的嗓音谈起话来。
  “哎,小雄鹰,别发愁,”他带着俄国老妈妈说话那样的娓娓动听的柔情说。“别发愁,朋友:忍得一时,过得一世!就是这样,我亲爱的。我们呆在这儿,谢天谢地,没有委屈。这儿的人有坏的,也有好的。”他说,一边说话,一边灵活地弓起身子站起来,咳嗽着走向某个地方。
  “哟,坏东西,你来啦!”皮埃尔听到棚子那一头传来那同一个柔情的声音。“你来啦,坏东西,还记得我!呶,呶,行了。”于是,这个兵把跳到他跟前来的小狗推开,回到自己位置上坐下。他手里拿着包在破布里的什么东西。
  “来,您吃点,老爷。”他说,回到了先前尊敬的语调,并打开卷起的包,递给皮埃尔几个烤土豆。“中午喝的是稀汤。
  土豆可是最好吃的!”
  皮埃尔整天未吃东西,土豆香味他觉得异常好闻。他谢过这个兵后便开始吃起来。
  “怎么,挺好吧?”士兵微笑着说,拿起一个土豆来,“你要这样。”他又拿出一把小折刀,在自己手掌上把那个土豆切成均匀的两半,撒上些破布里包着的盐,递给皮埃尔。
  “土豆好极了。”他又说一遍,“你就这样吃吧。”
  皮埃尔觉得他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不,我随便怎样都行,”皮埃尔说,“可他们为什么今天要枪毙那些不幸的人!……最后一个二十岁上下。”
  “啧,啧……”小个子说,“罪过啊,罪过啊……”他迅速补充说,仿佛他嘴里一直准备着话说,随时会脱口而出,他继续说:“您怎么回事,老爷,您就这样留在莫斯科了?”
  “我没想到他们来得这样快。我偶然留下来的。”皮埃尔说。
  “那他们是怎样抓你的呢,小雄鹰,从你的家里抓住的吗?”
  “不是,我去看大火,他们在那里抓到我,把我当成纵火犯交法庭审讯。”
  “哪里有法庭,哪里就有不公平的事。”小个子插进来说。
  “你关在这里很久了吧?”皮埃尔问,快要嚼完最后一个土豆。
  “我吗?上星期日他们把我从莫斯科的军队医院里抓来的。”
  “你是谁,士兵吗?”
  “阿普舍龙团的兵。害疟疾要死了。他们撤退时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二十来个人躺在医院里。我们没有想到,没有猜到。”
  “那,你在这儿烦闷吗?”皮埃尔问。
  “怎么不闷,小雄鹰!我叫普拉东·卡拉塔耶夫,”他补充说,显然是为了让皮埃尔便于称呼他。“绰号小雄鹰,军队里这么叫我。怎么不闷,小雄鹰!莫斯科——她是众城之母。看着这一切如何不烦闷。可是蛆咬白菜心,自己先丧命:老人都这么说。”他又迅速补充说。
  “怎么,你怎么说来着?”皮埃尔问。
  “我吗?”卡拉塔耶夫问道。“我说的:别看人聪明,上帝有法庭,”他说,以为他是在重复刚才说过的话。并立即继续说:“您呢,老爷,有领地吗?有房子吗?看来,生活美满!有女主人吗?老父母还健在吗?”他问,而皮埃尔,虽然在黑暗中看不见,感觉到了士兵的唇边漾起了忍俊不禁的温情的微笑。他显然为皮埃尔父母,尤其是母亲不在人世而感到难过。
  “妻子给您出主意,岳母待你如贵宾,哪有自家父亲亲啊!”他说。“呶,有孩子吗?”他接着问。皮埃尔的否定问答,看来又使他痛心,于是,他急忙补充:“没什么,人还年轻,上帝会赏赐,还会有的。只要和睦地相处……”
  “现在有没有都一样了。”皮埃尔情不自禁地说。
  “哎呀,你这个可爱的人。”普拉东表示异议。
  “讨饭袋和监狱你都别嫌弃。”他坐得更舒服些,咳一声嗽,看样子,要准备讲一个长故事了。“给你说吧,亲爱的朋友,我那时还在家里过活的呢,”他开始讲。“我们的世袭产业很富有,土地很多,我们农民过得好好的,还有我们的家也挺好,谢天谢地。七口之家的老爷子还亲自出去收割。过得好好的。都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忽然出事了……”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长故事讲他如何赶车去别人的柴林砍木柴,被看林人捉住,挨鞭抽,被审问,最后被送去当兵。“没什么,小雄鹰,”他微笑着语气一转。“原以为痛苦,其实高兴!如果不是我犯了罪,本来该弟弟去当兵。但弟弟有五个孩子,而我呢,瞧,只剩下一个妻子。有过一个女儿,但在当兵前,上帝就把她带走了。我请假探家,我这就告诉你。我一看——他们过得比以前好。院子里满是牲畜,女人们在家,两个弟弟出去赚钱。只有米哈伊洛,最小的,在家。老爷子说,孩子都一样:哪根指头咬着都疼。如果普拉东当时没有剃头去当兵。米哈伊洛就得去。他把全家召到一起。你可相信,把神像摆在前面。米哈伊洛,他说,到这儿来,给他跪下叩头,还有你,媳妇,跪下,还有孙辈也来下跪。懂吗?”他说。
  “给你说,我亲爱的朋友。在世者难逃去。而我们老是要评理:这不好,那不对。我们的幸福,朋友,就像网里的水:你一走,鼓了起来,可是把它从水里拖出来,什么也没有。就是这样的。”普拉东在干草上挪动了一下坐位。
  沉默片刻后,普拉东站了起来。
  “得了,我看,你想睡了吧?”他说,并开始迅速画十字,念着:
  “耶稣基督上帝,尼古拉圣徒,弗洛拉和拉夫拉①,耶稣基督上帝,尼古拉圣徒,弗洛拉和拉夫拉,耶稣基督上帝——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吧!”他说完,深深一鞠躬,站起身,叹一口气,然后坐到干草上。“这就是说,放倒像个石头,扶起像个面包。”他说完了,然后躺下,把军大衣拉来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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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罗马帝国戴奥克里先朝的殉道者弗罗拉斯和劳拉斯,被列入东正教的圣徒中,农民把他们两个当成马神,并且把他们的名字读错了。
  “你读的是什么祷辞?”皮埃尔问。
  “哦?”普拉东说,“读的是什么吗?向上帝祈祷呀,你难道不祈祷?”
  “不,我也祈祷,”皮埃尔说。“但你说的是什么:弗洛拉和拉夫拉?”
  “可不是,”普拉东很快地回答,“马神呀,牲口也该怜惜,”卡拉塔耶夫说。“哟,坏东西,缩成一团了。暖和了,小狗崽,”
  他说,触摸了一下脚底下的狗,一翻身便马上睡着了。
  外面,远方传来哭声和喊叫声,透过板屋缝隙看得见火光;但屋里是沉寂和黑暗。皮埃尔久久未能入睡,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自己的铺位上,听着旁。边睡着的普拉东的均匀的鼾声,渐渐觉得,那个已毁坏了的世界,如今带着一种新的美,在新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他的心灵中活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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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皮埃尔进去住了四个星期的那间战俘营里,有二十三名战俘,三名军官,两名文官。
  皮埃尔后来觉得这些人都好像笼罩在大雾里,但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则以最强烈最宝贵的印象,作为整个俄罗斯的善良的圆满的东西的化身,而永远留在皮埃尔心上。当第二天清晨,皮埃尔看到自己的邻居时,关于圆的第一印象就完全得到了证实:普拉东身穿法军大衣,腰间系一条绳子,头戴制帽,脚穿草鞋,他的整个身形都是圆的,头完全是圆的,背、胸、肩膀,甚至连他那随时准备抱住什么的双手,都是圆圆的;愉快的笑脸,褐色的温柔的大眼睛,也是圆圆的。
  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看,讲述的他当兵时间久,参加过不少战役加以判断,他应该有五十多岁了。他自己不知为什么不能断定他年龄多大,但他的牙齿,又白又坚固,他开口笑时,露出两排完整无缺的半圆形的牙(他常笑);胡子和头发没有一根白的,同时,整个身躯显得灵活,分外结实而富有耐力。
  他的脸,虽然有些细碎的鱼尾纹,但却流落出天真年少的表情;他的嗓子是愉快动听的。但他说话的主要特点,是直截了当和流畅。他似乎从不想他说过什么和将要说什么;这就是他说得快和语调纯正的原因,因而有特殊的不可抗拒的说服力。
  他的力气和手脚的灵便在关进战俘营的最初几天,表现得好像他不懂得什么是疲劳和疾病。每天早晨和晚上,他在躺下时就说:“上帝保佑,放倒像石头,扶起像面包。”早晨起床时,总要耸耸肩膀说:“躺下来,蜷缩成一团,起了床,抖擞精神。”也真的如此,他只要一躺下,立刻睡得像石头一样,而只要一站直了,便立刻毫不迟延地去找事情干,就像小孩子一起床便耍玩具一样。他样样会干,不顶好,但也不算坏。他会烤面包,煮食物,缝补,刨木板,上靴底。他总是有活儿干,只是在晚上聊聊天,他爱聊天,也爱唱歌。他唱歌不像歌唱家那样,知道有人在听他们唱,而是像鸟儿那样,似乎因为他必须发出这些声音来,就像必须伸懒腰或散步一样;同时,这些声音总是尖细的,温柔的,近乎女人的声音,如怨如诉,而这时他的面部表情非常严肃。
  作了囚犯,满脸长起胡子,他好像扔掉了一切加之于他身上的外来的士兵的东西,不由自主地恢复了从前的农夫的老百姓的习惯。
  “歇假的兵士——散在裤腰外面的的衬衫。”①他时常说。他不情愿讲自己的当兵生涯,尽管并不惋惜,还常常反复说,整个服役期间没捱过一次鞭笞。当他聊天的时候,主要讲自己陈年的,他所珍视的“耶稣”徒的,他本该说“农夫”的生活的回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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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俄国农民觉得衬衫扎进裤腰拘束,不习惯。
  ②“基督的”与“农民的”两字俄语发音极像。这里译为耶稣徒的。
  充满他的语言里的成语,大多是不文雅而粗犷的那些成语,并不是士兵使用的,而是老百姓的日常习用语,把它们单独抽出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但凑到话里说出来,则突然显示出深刻的机智。
  他往往说出与他刚才说过的相抵触的话来,但前后两种法说都是正确的。他爱说,能说,用讨好话和成语装饰他的语言,那些成语,皮埃尔觉得是他自己造出来的;而他谈话的主要魅力,在于他说的事都是单纯的,往往是皮埃尔视而不见的,而一经他道出,便具有庄严优雅的特点。他喜欢听一个士兵晚上讲故事(老是那些相同的故事),但更喜欢听关于现实生活的聊天。他愉快地微笑着,边听边插话,同时还问这问那,以便他能摸清那些聊天内容的精彩之处。至于眷恋、友谊、爱情这些事,照皮埃尔对他的了解来看,卡拉塔耶夫却未曾有过;但他也爱过,并且和生活里遇到的一切,尤其是和人——不是和某个知名的人,而是和出现在他面前的人们相亲相爱,和衷共济。他爱他的狗,爱难友,爱法国兵,爱他的邻人皮埃尔;但皮埃尔感到,尽管卡拉塔耶夫对他很亲热(他是不自觉地这样子来表示敬重皮埃尔的精神生活),但他一分钟也不会为同他分开而难过。皮埃尔也开始对卡拉塔耶夫抱着同样的感情。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对所有其余的俘虏来说,也是个一般的士兵,都叫他小雄鹰或普拉托沙,善意地开他的玩笑,支他的差。而对皮埃尔来说,他在第一个晚上就使皮埃尔想象到,他已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圆满的、永恒的纯朴和真理的化身永远留在皮埃尔心上。
  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除了祷辞,不会背诵别的什么。他说起话来,好像只知开头,而不知如何收尾。
  皮埃尔有时为他的谈话感到惊异,请他重说一遍时,普拉东总回忆不出一分钟前讲过的内容,就像他不能把他爱唱的歌给皮埃尔说出歌词一样。比如歌词是:“亲爱的,小白桦树啊,我多么痛苦啊。”而在歌词上显不出任何意义来。他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从他话里单独抽出来的字的意义。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都是他所不知的现实的表现,那现实便是他的生活。但他的生活,照他自己看来,作为一种单独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作为他经常感觉得到的那个整体的一部份,他的生活才有意义。他的话和行动的表露,都是顺畅,必然和直接的,像花朵散发芳香。他不可能从单独抽出来的一个行动和一句话上,理解其价值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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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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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尼古拉那里得到哥哥与罗斯托夫家住在一起,在雅罗斯拉夫尔的消息后,玛丽亚公爵小姐不顾姨母的劝阻,立刻准备赶往那里去,并且不止一个人去,而是带着侄子去。这样做难与不难,可能与不可能,她都不问一问,也不想知道:她的责任是,不仅自己要守在可能已垂危的哥哥身旁,还要尽一切可能把儿子给他带去,因此她登上车子走了。若谓安德烈公爵并未亲自写信给她,则玛丽亚公爵小姐的解释是,要末他太虚弱,不能动笔,要末他认为,对她和对儿子,这条漫长的旅途都太困难太危险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是在几天之内作好启程准备的。她的车辆包括她乘坐到沃罗涅得来的那辆大型公爵马车,一辆四轮马车和一辆货车。同她一起走的是布里安小姐,尼古卢什卡和家庭教师,老奶妈,三个使女,吉洪,和姨妈派给她的一个年轻听差兼跟班。
  走往常经过莫斯科的那条路想都别想,因此玛丽亚公爵小姐必须选择的迂回的路是:取道利佩茨克,梁赞,弗拉基米尔和舒亚。这条路很长,因驿马不是处处都有,所以又很艰难,同时,在梁赞附近(听说)已出现法国军队,甚至还有危险。
  在这一艰难旅途中间,布里安小姐,德萨尔和公爵小姐的仆人,都为她的果断和处事能力惊讶。她比所有的人晚安息,比所有的人早起床,而且任何困难都挡不住她。由于她那使随行者佩服的处事能力和精力,在第二周结束前,他们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
  在沃罗涅日的最后几天,玛丽亚公爵小姐品尝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她对罗斯托夫的爱已不再使她感到折磨和焦躁不安。这种爱情充满了她整个灵魂,已构成她本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再也不去抗拒它。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玛丽亚公爵小姐确信——虽然她从不在心里明确地肯定地对自己这样说——,她已堕入情网。她确信这点,是在和尼古拉见最后一面的时候,就是他来告诉她,她的哥哥与罗斯托夫家在一起的那一次。尼古拉一个字也没暗示,在哥哥和娜塔莎之间,现在(即安德烈公爵健康恢复期间)可以重修旧好,但玛丽亚公爵小姐从他脸上看出,他是知道并有打算的。不过,虽然如此,他对她的态度——小心翼翼,温柔,殷勤——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他似乎还高兴,现在他与玛丽亚公爵小姐之间的亲戚关系,使他能更自如地对她表示自己的友情与爱心,玛丽亚公爵小姐有时这样想。她知道,这是她生活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并且觉得,她享受到了爱情,她幸福,因而很平静。
  但心灵方面的幸福,不仅并不阻碍她全心为挂念哥哥而感觉得痛苦,相反地,这一心境的平静,使她更有可能完全陷入对哥哥的思念。她的这种感情,在从沃罗涅日动身前的时刻里表现得如此强烈,以致送行的人见她那痛苦绝望的面孔,都相信她会在路上病倒,但正是旅途的劳顿和操心(她是以她的干练去应付着的),使她暂时去掉悲痛,并给了她力量。
  像人们旅行时常有的情形那样,玛丽亚公爵小姐只想着旅行,忘掉了旅行的目的。但临近雅罗斯拉夫尔时,能使她产生联想的东西又展现在她脑际,勿须再过几天,当晚,玛丽亚公爵小姐的不安便达到了极端的限度。提前派去雅罗斯拉夫尔探听罗斯托夫家住处和安德烈公爵情况的跟班,在城门口碰到大型公爵马车时,一见公爵小姐伸出车窗外的那张煞白的脸,吓了一大跳。
  “我什么都打听到了,公爵小姐:罗斯托夫家的人住在广场旁,在商人布龙尼科夫家。不远,就在伏尔加河边上。”跟班说。
  玛丽亚公爵小姐用惊恐疑问的眼神看着他的脸,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回答主要的问题:哥哥怎样了?布里恩小姐替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公爵好吗?”她问。
  “爵爷阁下也同他们住在那里。”
  “那么,他还活着,”公爵小姐心里想,接着低声问:“他好吗?”
  “下人们说:他还是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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