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拉斯托普钦伯爵的谈话，他的腔调忧心忡忡，慌慌张张，与信使相遇，漠不关心地谈及前方军情是多么糟糕，谣传莫斯科发现间谍及遍撒莫斯科的传单，传单上说，拿破仑到秋天要占领俄罗斯两座都城，关于皇帝明天将要莅临的谈论——所有这一切带着新的力量在皮埃尔心中激起躁动和有所期待的感情，自从出现彗星，特别是从战争爆发以来，皮埃尔一直怀着这种感情。
皮埃尔早就有参军服役的思想，假如没有两件事妨碍他这样做的话，他本来可以实现这个愿望。第一，他是共济会会员，受誓言的约束，共济会是宣扬永久和平和消灭战争的；第二，他看着许多莫斯科人穿着军服，宣传着爱国主义，他不知为什么羞于这样做。他未实现自己参军服役的愿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怀有一个朦胧有意念：L’Russe Besuhof，是有兽的666数字的意义的，对于结束那头说夸大话亵渎话的兽的权限的伟大事业，早已注定由他完成，因此，他什么也不必做，只须坐待那必然会实现的事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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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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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平时一样，星期天总有一些亲近的熟人在罗斯托夫家吃饭。
皮埃尔想单独见到他们，就早早地来了。
今年内，皮埃尔发胖了，如果不是他身材高大，四肢结实，不是那么有力足以轻松自如地带动肥胖的身躯，那么，他就很难看了。
他气喘吁吁，独自念叨着什么，走上了楼梯。他的车夫已经不问他要不要等候他。他知道，若是伯爵在罗斯托夫家作客，那么他一定会呆到十二点钟。罗斯托夫家的仆人愉快地跑过来从他身上脱下斗篷，接过手杖和帽子。按照俱乐部的习惯，皮埃尔把手杖和帽子留在前厅。
他在罗斯托夫家看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娜塔莎。还在他看到她之前，他在前厅脱斗篷时就听见她的声音了。她在大厅作视唱练习。他知道，她从生病后就未唱过歌了。所以她的歌声使他又惊又喜。他轻轻地推开门，看见娜塔莎身穿一件做礼拜时常穿的雪青色连衣裙，在屋里边走边唱。当她开门时，她是背朝着他的，但是当她陡然转声，看见他胖胖的惊奇的脸时，她脸红了，快步走到他跟前。
“我又想试试唱歌，”她说，“总算有点事儿干。”仿佛抱歉似地又补充道。
“好极了。”
“您来了，我真高兴！我今天非常幸福！”她说，带着皮埃尔在她身上久已不见的活泼神态。“您知道，Nicalas（尼古拉）得了圣乔治十字勋章了，我真为他高兴。”
“当然知道，命令是我送来的。好了，我不打扰您了。”他补充道，要往客厅走。
娜塔莎拦住他。
“伯爵！怎么啦，我唱得很糟吗？”她红着脸说，却没有垂下眼睛，而是疑问地望着皮埃尔。
“哪里……为什么？恰恰相反……，可是您为什么这样问我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娜塔莎飞快地答道，“可我不愿做您不喜欢的任何事情。我完全相信您。您不知道，您对我是多么重要，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啊！……”她说得很快，没有发现在她说这些话时皮埃尔脸红了。“在那同一个命令中，我看见了他，博尔孔斯基（她说这些话时，说得很快，声音又低）——他又在俄罗斯服役了。您认为怎样？”她又快又急地说，显然害怕力不从心，“有一天他会原谅我吗？他不会对我抱有恶感吧？你以为怎样？您以为怎样？”
“我想……”皮埃尔说，“他没什么要宽恕您的……如果是我处在他的地位……”由于回忆的关系，皮埃尔的脑海中立刻重映出那一天的情景：他安慰她说，假如他不是他，而是世界上最好而且自由的人，他会跪下向她求婚，于是同样是那种怜悯、温柔、爱恋的感情充满了他的心胸，同样是那些话来到他的嘴边，但是她不给他说出这些话的时间。
“您啊，您，”她说，带着欣喜说出这个您字，“您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有谁能比您更善良、宽厚和更好的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如果当时没有您，甚至现在没有您，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因为……”泪水突然涌出她的眼眶；她转过身去，拿起乐谱，捧到眼前唱起来，又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这时，彼佳从客厅里跑出来了。
彼佳现在是一个漂亮的面颊红润的十五岁的男孩，嘴唇又红又厚，像娜塔莎一样。他准备上大学，但是近来他悄悄决定与同学奥博连斯基一起去当骠骑兵。
彼德就是为此事来找自己的同名人的。
他请求皮埃尔打听一下骠骑兵要不要他。
皮埃尔在客厅里踱着步，不听彼佳的话。
彼佳拉拉他的手，好让他注意自己。
“我的事情怎么样，彼得·基里雷奇，看在上帝面上，全靠您啦。”彼佳说。
“啊，是的，是的，你的事。当骠骑兵？我去说，我去说，今天就去说。”
“怎么样，er①，怎么样，宣言搞到了吗？”老伯爵问。“伯爵夫人在拉祖莫夫斯基家做礼拜，听到了新的祷文。
祷文好极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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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亲爱的。
“弄到了，”皮埃尔回答道。“明天，皇帝要……举行贵族非常会议，据说，每千人中抽十人。对了，祝贺您。”
“是的，是的，感谢上帝。军队有何消息吗？”
“我军又在撤退。据说，已撤到斯摩棱斯尼了。”皮埃尔回答。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伯爵说。“宣言在哪儿？”
“《告民众书》！啊，对了！”皮埃尔在衣袋里面找，却找不到了。他在拍身上的衣袋时，吻了吻过来的伯爵夫人的手，眼睛不安地东张西望。显然是等待娜塔莎，她已没有唱歌了，可是没有进客厅来。
“真的，我不知道，我把它放到哪儿去了。”他说。
“看你，总是丢三落四的。”伯爵夫人说。娜塔莎脸上带着柔和而兴奋的神情走进来坐下，默默地望着皮埃尔。她一走进屋里，皮埃尔本来阴郁的面容，顿时容光焕发，他一边继续找着文件，一面向她瞟了几眼。
“真的，我要去一趟，我忘在家里了。必须……”
“那来不及吃饭了。”
“啊，车夫也离去了。”但是，去前厅找文件的索尼娅在皮埃尔的帽子里找到了它们，是他心细地把文件掖在帽褶里的。皮埃尔想朗读。
“别读，吃完饭再说。”老伯爵说，看来，在这朗读中他预见到极大的乐趣。
吃饭时，大家喝着香槟酒为新的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的健康祝福，申申讲述了城里的新闻，什么关于老格鲁吉亚公爵夫人的福啦，什么梅蒂维埃从莫斯科悄悄消失了啦，有个什么德国人被人们押送到拉斯托普钦处，控告德国人是“暗探”（拉斯托普钦本人是这样说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吩咐把这个“暗探”放了，他对人们说，这不是“暗探”，不过是一个德国糟老头子。
“在抓人，在抓人，”伯爵说，“我也告诉伯爵夫人，少讲法语，现在不是时候。”
“你们听说了吗？”申申说，“戈利岑公爵还请了一位俄语教师——学俄语呢——mmence à nBesn．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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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在街上讲法语成了危险的事了。
“怎么样，彼德·基里雷奇伯爵，怎样招募民兵呀，您也不得不跨上战马吗？”老伯爵对皮埃尔说。
皮埃尔这顿饭一直默默不语，若有所思。好像没弄明白似的，伯爵对他说话时，他看了看伯爵。
“是的，是的，要去参战，”他说：“不！我算什么战士！——而且，一切都这么奇怪，这么奇怪！连我自己也搞不懂。我不知道，我对军事不沾边，可是，目前谁也不能对自己负责了。”
饭后，伯爵安详地坐在椅子里，带着严肃的面孔要善于朗读的索尼娅读文《告民众书》。
“对古老的首都莫斯科的通告。”
“敌人的强大的兵力侵入俄罗斯境内。他要毁灭我们的亲爱的祖国，”索尼娅的尖细的声音卖力地读道。闭上眼睛的伯爵听到某些地方，发出阵阵的叹息声。
娜塔莎笔直地坐在那里，用探究的目光时而望着父亲，时而凝视着皮埃尔。
皮埃尔感受到了那提问自己的目光，但极力不回首去看。伯爵夫人不以为然地忿忿地摇摇头以反对宣言的每一个雄壮威严的句子。她在所有这些话中只看到了威胁她的儿子的危险还不会很快就终止。申申撇着嘴，带着嘲讽的意味微笑着，显然准备一有机会就这样做。嘲笑索尼娅的朗读，嘲笑伯爵会说出的话。甚至嘲笑《告民众书》，如果没有更好的借口的话。
读到威胁俄罗斯的危险，读到皇上对莫斯科寄予的希望，特别是对名门贵族寄予的希望的时候，索尼娅带着颤抖的声音，这主要是由于大家聚精会神听她读，她读到了最后几句话：“我们要刻不容缓地到首都的人民中去，到全国各地去，同我们的民团会商并指挥他们。他们正在阻击敌人的推进，有的正组织起来打击敌人，不管他们在哪儿出现，就让敌人妄图加在我们身上的毁灭的命运，落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吧，让从被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欧洲赞美俄罗斯的名声！”
“好极了！”伯爵喊起来，他睁开湿润的眼睛，鼻子断断续续地呼哧了几下，就像在他鼻子下面放了浓醋酸盐瓶似的。
“只要皇上下令，我们就不惜牺牲一切。”
申申还没来得及说出已准备好的对伯爵爱国主义的嘲讽，娜塔莎就从自己座位上跃起来，向父亲跑过去了。
“多可爱啊！这个爸爸！”她一边说，一边亲吻他，她又瞟了一眼皮埃尔，带着她那又恢复了的不自觉的妩媚与活泼。
“好一个女爱国者！”申申说。
“并不是什么爱国者，不过是……”娜塔莎气愤地回答，“您觉得一切都好笑，可这完全不是笑话……”
“谈不上玩笑！”伯爵重复道，“只要他下令，我们都上，……我们不是那些德国佬……”
“你们注意了没有，”皮埃尔说，“那上面说：‘要会商’。”
“无论那儿做什么……”
这时。谁也没有注意的彼佳走到父亲跟前，满脸通红，用时粗时细的变了音的嗓子说：
“现在，爸爸，我要断然地说——对妈妈也是这样说——我决断地说，请你们允许我参军，因为我不能……这就是我要说的……”
伯爵夫人吃惊地两眼一翻，两手一拍，生气地对丈夫说。
“这就说出事来了吧！”她说。
但是，这时伯爵从激动中静下来。
“行了，行了，”他说，“又有一个战士！不要胡闹！要学习。”
“这不是胡闹，爸爸。奥博连斯基·费佳比我还小，他也要去，主要的，反正现在我什么也学不进去，当……”彼佳停住了，脸红得冒汗。又继续说：“正当祖国遭到危险的时候。”
“够了，够了，胡闹……”
“要知道是您自己说的，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彼佳，我给你说，住嘴！”伯爵喊道。看了一眼妻子，她脸色苍白，眼睛定定地看着小儿子。
“而我给您说。这也是彼得·基里洛维奇要说……”
“我告诉你，无稽之谈，乳臭未干就想当兵！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伯爵抓起那些文件，就往外走。大概他想在书斋里休息之前再读一遍。
“彼得·基里诺维奇，怎么啦，走去吸烟……”
皮埃尔窘迫不安，犹豫不定。娜塔莎那兴奋的眼睛奇异地闪闪发亮，不停地、十分亲切地疑视着他，使他陷入了这种状态。
“不，我似乎该回家了……”
“怎么回家，您不是要在我们这儿呆到晚上……近来您不常来，而且，我的这个……”伯爵和蔼地指着娜塔莎说，“只有您在的时候才高兴……”
“对了，我忘记了……我一定要回家……有事情……”皮埃尔匆匆忙忙地说。
“那就再见吧。”伯爵说着就走出屋去了。
“您为什么要走？您为什么心神不安呢？为什么……”娜塔莎问皮埃尔，挑战似地望着他的眼睛。
“因为我爱你！”他想说，但是没有说出来，脸红得要流出眼泪，他垂下了眼睛。
“因为我最好还是少到这儿来……因为，……不，我不过是有事情……
“因为什么，不，告诉我。“娜塔莎口气坚决，可突然又沉默了。他们俩人都吃惊地、窘迫地望着对方。他试图笑一笑，可是不能；他的微笑表达的是苦楚，他默默地吻了吻她的手，就走出去了。
皮埃尔暗自决定，自己不再到罗斯托夫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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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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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坚决的拒绝之后，彼佳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在那里避开所有的人，伤心地哭了。当他去喝茶时，不言不语，眼睛都哭红了，大家装着没看见。
第二天，皇帝驾到。几个罗斯托夫家的家仆请假去观看皇帝的驾临。这天清晨，彼佳穿戴了很久，梳洗，硬把衣服弄得与大人们一样。他对着镜子皱着眉头，搔首弄姿，耸着肩膀，最后未给任何人打招呼，戴上帽子，尽量不让人看见，他从后门出去了。彼佳决定直接去皇帝下塌的地方，直接向某个侍从（彼佳认为皇帝周围总有许多侍从）陈述，他罗斯托夫伯爵，尽管还年幼，愿意为祖国服务，年幼不应该成为效忠祖国的障碍，他准备着……彼佳在预备出门的工夫，想好了许多他要对侍从说的动听的话。
彼佳估计自己向皇帝自荐能成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彼佳甚至想象大家为他的年幼而多么惊奇）。与此同时，他理理硬硬的衣领、头发，步伐庄重而从容，把自己装成一个老年人。但是，他越往前走，越来越被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的越来越多的人群所吸引，就越忘记遵守一个大人应有的庄重派头。走近克里姆林宫时，他已开始关心他会不会被人们挤伤，他两手叉腰，摆出坚决威严的姿态。但是在三座门里，不管他多么果敢，人们大概不知道他去克里姆林宫抱着多大的爱国热枕，硬是把他挤到墙上，当马车隆隆驶过拱门时，他不得不屈服，只好停住了。彼佳旁边有一位带着一个仆役的农妇，两个商人和一名退伍的士兵。彼佳不等所有的马车过完，就抢先挤过去，用臂肘推搡起来，站在他对面的那个农妇，首当其冲，她气愤地喝斥他：
“你瞎挤什么，小少爷？没看见大家都站着没动。挤着什么劲呀？”
“大家都来挤吧！”那仆役说，也开始用他的臂肘碰人，把彼佳挤到了门边一个臭烘烘的角落里。
彼佳用手擦擦满脸的汗水，整整汗湿的衣领，这领子他在家里弄得像大人的一样好。
彼佳觉得他的外表不太体面，担心现在这样出现在侍从面前，他们会不让他去见皇上。但是，太拥挤了，要修饰一番，或者换个地方，又完全不可能。在路过的将军中有一位是罗斯托夫家的熟人。彼佳想求他帮忙，但他又认为这与勇敢精神不相称。当马车全部都过完的时候，人群如潮涌般把彼佳带到人山人海的广场上。不仅广场上，而且斜坡上，屋顶上，都挤满了人。彼佳刚到广场上，整个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和人们欢快地谈笑声就清清楚楚地传进耳朵里。
有一阵子广场比较宽松，可是突然间，人们脱下帽子，一直向前冲去。彼佳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在高呼：“乌拉！乌拉！乌拉！”彼佳踮起脚尖，被人推挤，但是除了周围的人群，他什么也看不见。
所里人的表情都显得非常感动和兴奋，一个站在彼佳身旁的女商贩号啕大哭，泪流满面。
“父亲，天使，老天啊！”她边说，边用手指抹眼泪。
“乌拉！”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在呼喊。
人群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会儿，然后又向前涌去。
彼佳简直忘了一切，咬紧牙关，把眼睛瞪得像野兽似的，拼命向前挤，一面用肘推搡，一面喊“乌拉！”就像他这时要杀死自己和所有的人似的，但是在他身边攒动着和他一样的具有野兽般面孔形的人们，也同样喊着“乌拉！”
“皇帝原来是这样！”彼佳想道。“不行，我不能亲自把呈文递给皇上，这样太冒失了！”虽然这样，他仍拼命往前钻，他前面的人们背脊的缝隙处，有一片铺着猩红地毯的空地在他眼前一闪；可是这时人群忽然踉踉跄跄往后退（前面的巡警推挡那些太靠近卫队行列的人群；皇帝从宫里正向圣母升天大教堂走去），彼佳的肋骨意外地被狠狠地撞了一下，然后又被挤了一下，他突然两眼发黑，昏了过去。当他醒过来时，一个教士模样的人，脑后有一绺白发，穿一件蓝色旧长袍，大约是一个助祭，他用一只手臂把他挟在腋下，另一只手臂挡住挤过来的人群。
“把小少爷挤死了！”助祭说，“这样不行！……轻一点……
挤死人了，挤死人了！”
皇帝步入圣母升天大教堂。人群又平静下来，助祭把面色苍白，呼吸困难的彼佳带到炮王①那儿。有几个人很怜悯彼佳，忽然一群人都来看他，在他周围拥挤过来。站在他跟前的人们照料他，解开他的常礼服，把他放在高高的炮台上，责骂那些挤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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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炮王是一五八六年铸造的大炮，现保存在克里姆林宫。
“这样会把人挤死。真不像活！简直要出人命了！瞧这可怜的孩子，脸色白得像台布。”几个声音说。
彼佳很快地就清醒过来，他的脸上又泛起红晕，疼痛也过去了。以暂时的不愉快，换取了炮台这个位置，他希望从这个位置上看见准会回来的皇帝。彼佳现在已经不再想递呈文了。只要能看见他—他就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了。
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做礼拜的时候—这是一次为皇帝驾临和为土耳其媾和而举行的联合祈祷，人群散开了；小贩出现了，叫卖克瓦斯、糖饼和彼佳特别爱吃的罂粟糖饼，又可以听见日常的谈话。一个女商贩把挤破的披巾给人看，她说她是出大价钱买来的；另一个女商贩说，如今丝绸都涨价了。救彼佳的那个助祭和一个官吏说，那天是某某和某某神父陪同主教主持礼拜。助祭一再说“·会·同·主·祭”这个彼佳不懂得的词。两个小市民正在同几个嗑榛子的农奴姑娘调笑。所有这些谈话，特别是同姑娘们的调笑，是对彼佳这样年龄的男孩最有吸引力的，但是现在这些谈话却引不起彼佳的兴趣；他坐在高高的炮身上，想到皇帝，想到对他的爱戴，心中仍然很激动。在他被挤时的疼痛和恐惧的感觉连同欢喜的感觉，更使他意识到此时此刻的重要性。
忽然从河岸传来礼炮声（这是庆祝与土耳其媾和），人们向河岸蜂拥过来——来看怎样放炮。彼佳也要往那儿跑，但以保护小少爷为己任的助祭不让他去。礼炮继续鸣放，这时从圣母升天大教堂跑出军官、将军和侍卫，然后又走出几个步履从容的人，一群人又脱下帽子，那些跑去看放炮的人，都跑回来。最后，从大教堂里走出四个穿制服，佩绶带的男人。
“乌拉！乌拉！”一群人又高呼起来。
“什么人？什么人？”彼佳带着哭腔问周围的人，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大家太入迷了，彼佳选了四个人中的一个，他高兴得泪水模糊了眼睛，看不清那个人，虽然那个人不是皇帝，他仍满怀喜悦，用狂热的声音喊“乌拉！”并且决定，无论如何明天他要当一个军人。
人群跟着皇帝跑，一直送他到皇宫，然后就散了。已经很晚了，彼佳还没吃东西，大汗淋漓，但是他没回家，同剩下的还相当多的人站在宫殿前面，在皇帝进餐的时候，向宫殿的窗户张望，还在期待着什么，他们非常羡慕那些正走上宫殿门厅，前去和皇帝共进午餐的达官贵人，也羡慕那些正在餐桌前伺候，透过窗口隐约可见的宫廷侍者。
在皇帝吃饭的时候，瓦卢那瓦转脸对窗口望望，说：
“民众还想再见一见陛下。”
用完午饭，皇帝吃着最后一片饼干，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民众，其中也有彼佳，都涌向阳台。
“天使，老天啊！乌拉！父亲啊！”……彼佳和人们一起喊道。又和着一些农妇和几个心肠软的男人，欢喜得哭起来。皇帝手里拿着一片相当大的吃剩的饼干，掰啐了，它落在阳台的栏杆上，从栏杆上掉到地上。一个站得最近的穿短上衣的车夫，扑过去，把饼干抓到手里。人群中有几个扑向车夫，皇帝看到这情景，吩咐递给他一盘饼干，开始从阳台上往下撒，彼佳两眼充血，被挤坏的可能仍威胁着他，更使他紧张，他向饼干冲过去。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他必须拿到一片沙皇手中的饼干。为此不惜任何代价，他冲过去，绊倒了一个正在抢饼干的老太太。老太太虽然躺在地上，但仍不认输（她正在抢饼干，但没有抓到）。彼佳用膝盖推开她的手，抄起一块饼干，他像是怕赶不上人家那样，又高呼“乌拉！”此时，嗓子已经嘶哑了。
皇帝走了，随后大部分人也散了。
“我就说嘛，还要再等一等——果不其然，等到了。”四周的人都快乐地议论着。
尽管彼佳很幸福，他走回家的时候依然闷闷不乐，他知道，这一天的欢乐完结了。离开克里姆林宫后，彼佳不是直接回家，而是找他的伙伴奥博连斯基，一个也要参军的十五岁的少年。回到家里，他坚决而且强硬地宣称，如果不让他参军，他就逃跑。第二天，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虽然没有完全屈服，可仍出门去打听，看能不能给彼佳谋一个较安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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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第三天，即十五日早晨，斯洛博达宫门前停着无数的马车。
大厅里挤满了人。第一座里面，是穿制服的贵族，第二座里面，是佩带奖章、留着大胡子，穿着蓝灰色长衣的商人。在贵族会议大厅里，发出嗡嗡的谈话声和走动声。在皇帝的挂像下的一张桌子旁，一些最显贵的大官坐在高高的靠背椅里，但大多数贵族都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所有这些贵族，都是皮埃尔每天不是在俱乐部就是在他们家里见过的，现在他们一律身着制服，有的穿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有的穿保罗皇帝时代的，有的穿亚历山大皇帝新朝的制服，还有的穿一般的贵族制服，这种制服的共同特征，就是给这些老老少少、各式各样、平时面熟的人物增添一种稀奇古怪的意味。特别令人注目的是那些老头子，他们两眼昏花、牙齿脱落、脑壳光秃，面孔浮肿，皮肤姜黄，或者满脸皱纹，瘦骨嶙峋。他们多半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响。如果他们走动一下，找人说说话，那也是专找某个年轻人。所有这些人也像彼佳在广场上见到的那些人的面孔一样，对立者面容令人吃惊：对某种重大庄严事情的期待和对日常的、昨天的事情的看法，如对波士顿牌局、彼得鲁什卡厨师、季娜伊达·德米特里耶夫娜的健康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的看法。
一大早，皮埃尔身着一件窄瘦的贵族制服（这制服使他行动笨拙）来到大厅。他心情很激动：这次不平常的集会（不仅有贵族，而且也有商人参加——包括Les états généraux①各阶层），引起他一连串久已搁置的、但深深印在心中的关于Contrat So－cial②和法国大革命的联想。他在《告民众书》中看到一句话，说皇上返回首都是为了同民众共商国事，这更肯定了他的想法。固此他认为，他久已期待的重要事件就要来了，于是他走来走去，观察，倾听，但是到处都没有发现他所关心的那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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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三级会议。
②法语：民约论。
宣读皇帝的宣言时，引起一阵狂喜，然后大家谈论着散开了。皮埃尔除了听到一些日常的话题，还听到人们谈论：皇上进来时，首席贵族应当站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举行招待皇帝的舞会，各县分开还是全省在一起……等等；但一涉及战争和如何召来贵族，就谈得不那么明确，含糊其辞了。大家都愿意听而不愿意说了。
一个中年男子，英姿勃勃，仪表堂堂，穿一身退役的海军服，正在一间大厅里说话，四周围着许多人。皮埃尔走近围着讲话人的小圈子，倾听起来。伊丽亚·安德烈伊奇伯爵穿一身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将军服，含着愉快的微笑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他也走近这一群人，就像他一向听人讲话那样，带着和善的微笑，听人说话，不住地赞许地点头，表示同意。那个退役海军的谈话很大胆；这从听众的表情，从皮埃尔认为最老实安份的人们不以为然地走开或者表示反对的行为中可以看出。皮埃尔挤到中间，注意听了听，想信讲话的人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和他所设想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同。海军军人的声音特别响亮，悦耳，是贵族所特有的男中音，怪好听地用法语腔调发“P”音，辅音很短，就像在喊人：“拿茶来，拿烟袋来！”之类时的声调。
他说话的声音有一种习惯性的嚣张和发号施令的味道。
“斯摩棱斯克人向皇上建议组织义勇军。难道斯摩棱斯克人的话对于我们就是命令？如果莫斯科省的贵族认为有必要，他们可以用别的办法效忠皇上。难道我们忘了一八○七年的民团！结果得到好处的只是那些吃教会饭的，再就是小偷强盗……”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伯爵含着甜丝丝的微笑，赞许地点着头。
“试问，难道我们的义勇军对国家有利吗？毫无利益可言！只能糟蹋我们的财产。最好是再征兵……不然，复员回来的，兵不像兵，庄稼人不像庄稼人，只落个浪荡胚子。贵族不吝惜自己的性命，我们人人都去参军，人人都去招兵，只要圣上（他这样称呼皇帝）一声号召，我们全都去为他牺牲。”这位演说家又激昂慷慨地补充说。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欢喜得直咽口水，不住地捅捅皮埃尔，但皮埃尔也急于要说话，他挤向前去，他觉得自己非常兴奋，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兴奋什么，不知道要说什么。他刚要开口，一个离那个讲话的人很近的枢密官——此人牙齿掉得精光，有一张聪明的面孔，但满脸怒容，他打断了皮埃尔的话。他显然惯于主持讨论和处理问题。他的声音很低，但还听得见。
“我认为，阁下，”枢密官用没有牙齿的嘴巴含糊不清地说，“我们被召来不是讨论目前对国家更有利的是什么——是征兵还是成立义勇军。我们是来响应皇帝陛下对我们的号召的。至于说征兵有利还是成立义勇军有利，我们恭候最高当局的裁决……”
皮埃尔的满腔豪情突然有了发泄的机会。那位枢密官对目前贵族当务之急提出迂腐而狭隘的观点，皮埃尔对此予以无情的驳斥。皮埃尔走向前去制止住他。连他自己也不知要说什么，就开始热烈地说起来，时而夹杂一些法语时而用书面俄语表达。
“请原谅，阁下，”他开始说（皮埃尔同这位枢密官是老相识，但是他认为这时对他有打官腔的必要），“虽然我不赞同这位先生……（皮埃尔讷讷起来，他本来想说ééopinant①）也不赞同这位先生…… n’s l’nnalAtre②；但是我认为，贵族被请来，除了表一表他们的同情和喜悦，还应当商讨拯救我们祖国的大计。我认为，”他激昂地说，“如果皇上看见我们只不过是一些把自己的农奴献给他的农奴主，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充……充当non③，而从我们这儿没有得到救……救……救亡的策略，那么，皇上是不会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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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我可敬的对手。
②法语：我还没有荣幸认识他。
③法语：炮灰。
许多人看到枢密官露出轻蔑的微笑和皮埃尔信口雌黄，就从人群中走开了；只有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对皮埃尔的话很满意，正像他对海军军人的话，枢密官的话，总之，对他刚听到的任何人的话，全都满意一样。
“我认为，在讨论这种问题之前，”皮埃尔接着说，我们应当问问皇上，恭恭敬敬地请陛下告诉我们，我们有多少军队，我们的军队和正在作战的部队情况如何，然后……”
但是，皮埃尔还没有把话说完，就忽然受到了三方面的攻击。攻击他最利害的是一个他的老相识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阿普拉克辛，此人是玩波士顿牌的能手，对皮埃尔一向怀有好感。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身穿制服，不知是由于这身制服还是由于别的原因，此时，皮埃尔看见的是一个完全异样的人。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脸上突然露出老年人的凶相，向皮埃尔呵斥道：“首先，启禀阁下，我们无权向皇上询问此事；其次，俄国贵族就算有此种权利，皇上也可能答复我们。军队是要看敌人的行动而行动的——军队的增和减……”
另外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阿普拉克辛的话，这个人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前些时候皮埃尔在茨冈舞女那儿常常看见他，知道他是一个蹩脚的牌手，他今天也因穿了制服而变了样子，他向皮埃尔迈进一步。
“而且现在不是发议论的时候，”这是那个贵族的声音，“而是要行动。战火已经蔓延到俄国。敌人打来了，它要灭掉俄国，践踏我们祖先的坟墓，掠走我们的妻子儿女。”这个贵族捶着胸脯。“我们人人都要行动起来，勇往直前，为沙皇圣主而战！”他瞪着充血的眼睛，喊道。人群中有些赞许的声音。
“为了捍卫我们的信仰，王位和祖国，我们俄罗斯人不惜流血牺牲。如果我们是祖国的男儿，就不要净说漂亮话吧。我们要让欧洲知道，俄国人是怎样站起来保卫祖国的。”那个贵族喊道。
皮埃尔想反对，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他觉得，问题不在他的话包含什么思想，而是他的声音总不如生气勃勃的贵族说得响亮。
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那个圈子的人群后面频频点头称赞；在那个人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有几个人猛地转身对着演说的人说：
“对啦，对啦，就是这样！”
皮埃尔想说他并不反对献出金钱、农奴，甚至他自己，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弄清楚情况，可是他张口结舌，一个字也说不出。许多声音一起喊叫，发表意见，弄得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应接不暇，连连点头；人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吵吵嚷嚷，一齐向大厅里一张桌子涌去。皮埃尔的话不但没能说完，而且粗暴地被人打断，人们推开他，避开他，像对待共同的敌人一样。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对他的话的含义有所不满——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发表演说，他的意见早被人忘记了——而是因为，为了鼓舞人群，必须有可以感觉到的爱的对象和可以感觉到的恨的对象。皮埃尔就成为后者。在那个贵族慷慨陈词之后，又有很多人发了言，但说话的都是一个腔调，许多人都说得极好，而且有独到的见解。《俄罗斯导报》出版家格林卡①被人认出来了（“作家，作家！”人群中传出喊声），这位出版家说，地狱应当用地狱来反击，他曾见过一个孩子在雷电交加的时候还在微笑，但是我们不要做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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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尼·格林卡（1776～1847），俄国作家。
“对，对，雷电交加！”几个站在后边的人赞许地重复着。
人群向一张大桌子走去，桌旁坐着几位身着制服，佩带绶带，白发秃顶的七十来岁的达官显贵，差不多全是皮埃尔常见的，看见他们在家里逗小丑们取乐，或者在俱乐部里打波士顿牌。人群吵吵嚷嚷地向桌旁走去。讲话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两个一齐讲，说话的人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挤到高椅背后面。站在后面的人发现讲话的人有什么没讲到的地方，就赶紧加以补充。别的人则在这热气腾腾和拥挤的气氛中，绞尽脑汁，想找点什么，好赶快说出来。皮埃尔认识的那几个年高的大官坐在那儿，时而看看这个，时而看看那个，他们脸上的表情很明显，只说明他们觉得很热。然而皮埃尔的情绪也高昂起来，那种普遍表示牺牲一切在所不惜的气概（多半表现在声音上，而不是表现在讲话的内容上）也感染了他。他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但是他觉得他犯了什么错误，想辩解一下。
“我只是说，当我们知道迫切需要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牺牲就会更有价值。”他竭力压倒别人的声音，赶忙说。
一个离得最近的小老头回头看了他一眼，随即被桌子另一边的声音吸引过去。
“是的，就要放弃莫斯科了！它将要成为赎罪品牺牲品！”
有人喊道。
“他是人类的敌人！”另一个人喊道。“让我来说……先生们，挤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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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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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这群贵族让出一条道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快步从闪开的人群中走进大厅，他身着将军服，肩挎绶带，下巴向前突出，转动着一对灵活的眼睛。
“皇帝陛下即刻就到，”拉斯托普钦伯爵说，“我刚从那儿来，我认为，处于我们目前这样的景况，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蒙皇上降旨把我们和商人召唤来。”拉斯托普钦伯爵说。“那边已经有数百万人献出来了（他指了指商人大厅），而我们的任务是提供义勇军且毫不吝惜自己……这是我们至少能够做到的！”
坐在桌旁的那些大官开始开会讨论了。整个会议都非常安静。在经过先前的喧哗之后，听到老人们的嗓音一个跟一个地说“同意”，有的为了变个样，说：“我也有那个意见，”
等等，会开得沉闷极了。
文书奉命记录莫斯科贵族的决议：莫斯科贵族和斯摩棱斯克贵族一样，每千名农奴抽义勇军十名，并配备全副装备。开会的先生们仿佛松了一口气，发出移动椅子的响声，一个个都到大厅中间蹓蹓腿，随便挽起哪一位的胳膊，闲聊起来。
“皇上！皇上！”突然的喊声传遍了整个大厅，所有的人都拥向门口。
贵族们站成了两堵人墙，皇帝经过这宽阔的人墙之间的通道走进大厅。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既恭敬又畏惧的好奇神情。皮埃尔站得较远，皇帝的话听不十分清楚。他只听懂皇帝谈到国家处境的危险，谈到他寄予莫斯科贵族的希望。有一个人向皇帝报告了刚才贵族做出的决议。
“诸位先生！”皇帝的嗓音颤抖了；人群动荡一下又静了下来，皮埃尔清楚地听见皇帝十分感动的、富有人情味的悦耳的声音，他说：
“我从来就不怀疑俄罗斯贵族的热忱。然而今天贵族们的热忱仍超出了我的估计。我代表祖国感谢你们。诸位先生，我们要行动——时间最宝贵……”
皇帝停住了，人群开始拥挤在他的周围，四周都是欢喜的赞叹声。
“是的，最宝贵的是……皇帝的话。”伊利亚·安德烈伊奇在后面痛哭失声地说，其实他什么都没听见，一切全是他自己想当然。
皇帝从贵族大厅步入商人大厅。他在那里逗留了十来分钟。皮埃尔和其他的人都看见，皇帝从商人大厅出来时，眼里噙满感动的泪水。后来才听说，皇帝刚一开始对商人讲话，就热泪直流，他用颤抖的声音讲完了话，当皮埃尔看见皇帝的时候，他正走出来，两个商人陪伴着他。一个是皮埃尔不认识的胖胖的承包商①，另一个是商人的首领，面容消瘦，焦黄，留一撮山羊胡子。两人都啜泣着。那个瘦子两眼含泪，而体胖的承包商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一个劲儿说：
“既要生活，也要捞取财富，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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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世纪在俄国向国家承包税收或承包某项专利、某种企业等等的商人。
皮埃尔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感觉，他只表示他对任何事都不在乎和有准备牺牲一切的愿望。他想到他那带有立宪倾向的言论，就觉得犹有内疚，他正寻找机会改正这一点。了解到马莫诺夫正在献出一个军团，别祖霍夫就向拉斯托普钦伯爵说他要送一千人和军饷给他。
罗斯托夫老头含泪对妻子述说了经过的情形，他同意彼佳的请求并亲自去给他登记。
第二天皇帝离去了。所有出席集会的贵族都脱下制服，又分别回到家里和俱乐部，不时呼哧几声地向管家发布建立义勇军的命令，并对他们所作所为感到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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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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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所以要同俄国开始打仗，是因为他不能不到德累斯顿，不能不被荣耀地位所迷惑，不能不穿上波兰军装，不能不受到六月早晨诱发出的野心所影响，不能不先当着库拉金的面，而后当着巴拉舍夫的面突然发怒。
亚历山大所以要拒绝一切谈判，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巴克莱·德·托利尽力以最好的方式指挥军队，是为了竭尽自己的天职，从而获得大统帅的荣誉。罗斯托夫所以跃马向法军冲锋，是因为他在平坦的田野上就忍不住要纵马驰骋，正是这样，参加这场战争的无数的人，他们都是按照各自的特性、习惯、环境和目的而行动。他们感到害怕，徒骛虚名；他们感到高兴，义愤填膺；他们发表议论，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并且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其实他们都是未意识到自己当了历史的工具，做了他们自己不明白而我们却了解的工作。所有实际的活动家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这样，他们所处的地位越高，就越不自由。
现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动家，他们早已退出自己的历史舞台，他们个人的兴趣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当时的某些历史后果。
天意差使所有这些人竭力追求他们自己的目的，从而造成一个巨大的历史后果。当时任何一个人，无论是拿破仑还是亚历山大，更不用说战争的某一个参加者，对这个历史后果也未曾有一丁点儿预料到。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一八一二年法军覆灭的原因。谁也毋庸再争辩，拿破仑率领的军队覆灭的原因有二：一是他们深入俄国腹地，却迟迟未作好过冬的准备；二是由于焚烧俄国城市和在俄国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形成了战争的性质。但是，当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现在这似乎很明显的了），只有这样，世界上最优良、而且由最优秀的统帅所指挥的八十万军队在碰到与自己弱一倍的，也没有经验，而且也由没有经验的统帅所指挥的俄国军队时，才能遭致覆灭；与此同时，不仅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而且俄国人方面一切的努力经常都是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业的实现，而法国人方面，尽管有所谓拿破仑的军事天才和战斗的经验，但却用尽一切的努力，在夏末向莫斯科推进，也就是在做使法军必然走向灭亡的事情。
在有关一八一二年的历史论著中，法国的作者总是喜欢论及与时拿破仑如何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如何寻觅决战的机会，拿破仑的元帅如何劝他在斯摩棱斯克按兵不动，并援引类似一些别的论据，证明与时就已经意识到战争的危险性；而俄国的作者则更喜欢谈论，从战役一开始就有一个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的西徐亚人式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有人认为是普弗尔拟的，有人认为是某个法国人拟的，有人认为是托尔拟的，有人认为是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拟的，而且引用有笔记、方案和书信为证，其中确实有这种作战方案的暗示。但是有关预见所发生的事件的一切暗示，不论是俄国人还是法国人所为，之所以现在公诸于世，只不过因为既成的事件证明了其暗示的正确性。如果事件没有发生，那末这些暗示就会被人遗忘。就像现在成千上万相反的暗示和假设，在与时很流行，但是被证明是不正确，因而被人所忘了一样。关于每一个事件的结局，总是有那么多的假设，以致不管事件的结局是什么，总有人要说：“我与时就说过，事情就是这样的结局。”但是他们却完全忘却了，在无数的假设之中还有许多完全与此相反的意见。
谈到拿破仑已经感到战线拉长的危险，谈到俄国人方面有意诱敌深入俄国腹地，显然其假设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推测；只有历史学家才能非常牵强附会地把那样的推测强加在拿破仑和他的将帅身上，把那样的计划强加在俄国军事将领身上。所有这些事实都与这类假设完全相反。在俄国整个战争时期不但没有诱敌深入俄国腹地的意图，而且从敌人刚入侵俄国时候起，就千方百计地阻止法军的深入；至于拿破仑不但不怕战线拉长，而且他每前进一步就像打了胜仗而得意洋洋，也不像过去历次战役那样急于寻找新的战机。
战争刚一开始打响时，我们的军队就被切断，而我们所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是要把军队会集起来，虽然军队的会师对退却和诱敌深入腹地并没有好处。皇帝御驾亲临部队，为的是鼓舞部队坚守俄国的每寸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按照普弗尔的计划，在德里萨部署庞大的兵营，从而不打算再后退。皇帝为每后退一步总要责备总司令。可是不但莫斯科遭到焚烧，而且还让敌人打到斯摩棱斯克，这是连皇帝也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与军队会合的时候，皇帝因为斯摩棱斯克的失陷和惨遭焚烧，未能在城外决一大战而感到极为愤懑。
皇帝是这么想的，而俄国的将帅和俄国的全体人民想到我们的军队退到腹地，他们就更加愤慨了。
拿破仑切断了俄国军队之后，他继续向俄国腹地推进，并放弃了几次决战的机会。八月他在斯摩棱斯克一心只想如何推进，可是我们现在却看出，这种继续推进对他来说显然是自取灭亡的。
事实显然说明，拿破仑既没有预见到向莫斯科进军的危险性，亚历山大和俄国的将军们那时也没有想到引诱拿破仑深入腹地，而他们所想到的却与此相反。引诱拿破仑深入俄国腹地，并非出于什么人的计划（谁也不会相信这种事的可能性），而是由于未曾料到必然会发生什么，未曾料到唯一拯救俄国的途径是什么的那些参战人员的极其复杂的勾心斗角、阴谋诡计、私人目的和种种渴望所致。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军队在战争初期被切断。我们力求使军队会合，显然的目的是打一仗，阻止敌人进攻，但在力求使军队会合时应避免和最强大的敌人作战，不自觉地形成锐角形撤退，从而我们就把法军引到了斯摩棱斯克。然而不仅可以这样说，我们形成锐角形撤退，是因为法军在我们两军之间推进，这个夹角变得愈锐，我们也就因此退得愈远，是因为巴克莱·德·托利是一个不孚众望的德国人，而巴格拉季翁（受巴克莱指挥的军官）又很憎恨他，所以巴格拉季翁统帅第二军，力求尽可能地迟迟不与巴克莱会师，为了不受他指挥，巴格拉季翁迟迟不去会师尽管所有的指挥官主要目的是会师），因为他觉得在行军中会使自己的军队受到危险，对他最有利的是向左向南退却、骚扰敌方的侧翼和后方，在乌克兰补充他的军队。看来，他所以能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不愿意隶属于令人憎恨的，而且级别比他低的德国人巴克莱。
皇帝亲临军队，是为了鼓舞士气，但是他的御驾亲征和犹豫不决，以及大批的顾问出谋献策，反而破坏了第一军的战斗力，于是军队后退了。
他们原打算坚守德里萨阵地，但出人意外，图谋与上总司令的保罗西以他的精力影响亚历山大，于是普弗尔的整个计划则被放弃，而一切军务就托付给巴克莱。但是巴克莱不孚众望，他的权力却受到了限制。
军队被打散后，既没有统一的指挥，巴克莱又孚众望。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军队被切断，加之总司令德国人的声誉不高，就表现出犹豫不决，避免了一切战斗（假如军队会合在一起，而且不是巴克莱做总司令，那就非打一仗不可）；另一方面，对德国人的愤慨越来越强烈，爱国主义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涨。
后来皇帝终于离开军队，给他离开军队找到一个唯一最好的借口，那就是他必须鼓舞首都人民掀起一场人民战争。皇帝的莫斯科之行，使俄国的军队增加到三倍。
皇帝离开军队是为了不致束缚总司令的权力的统一，指望以后能采取一些更坚决的措施；但是军队中的领导地位更加紊乱，而且逐渐削弱。贝尼格森、大公和一大群高级侍从武官留在军队中监视总司令的行动，并给他加以鼓劲，而巴克莱却觉得在国王的这些耳目监视之下更不自由了，对于决定性的行动更加小心了，总是避免战斗。
巴克莱主张谨慎行事。皇太子暗示这是背叛行为，并要求进行一场大会战。柳博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和弗洛茨基之流的人物，吵得之凶，使得巴克莱借口给皇上呈送文件，差遣波兰高级侍从武官到彼得堡去，然后对贝尼格森和大公进行一场公开的斗争。
不管巴格拉季翁怎么也不愿意，最后军队还是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了。
巴格拉季翁乘车前往巴克莱的官邸。巴克莱佩上绶带出来迎接，并向官阶较高的巴格拉季翁报告。巴格拉季翁极力做到宽宏大量，尽管官阶较高，仍听命于巴克莱的领导；但是当了部下，却和他更不协调了。巴格拉季翁遵照皇上的命令，亲自向他呈报。他在给阿拉克切耶夫的信中写道：“虽然这是我皇上的旨意，但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大臣（巴克莱）相处下去。看在上帝的情面上，请您随便把我派到哪儿去吧，即使是指挥一个团也好，但我不能在这里；因为整个大本营全是德国人，所以一个俄国人不能在这里，呆下去也没有一点意思。我原以为，我真正地在为皇上和祖国服务，但结果证明，我却是在为巴克莱服务。说真的，我是不情愿的。”一群布拉尼茨基、温岑格罗德之流的人物更加恶化了两位司令官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更加不统一了。他们准备在斯摩棱斯克前面向法军进攻，派遣了一名将官去视察阵地。但是他憎恨巴克莱，却到一个朋友——军团长那儿去呆了一天，然后才回到巴克莱那儿，从各方面挑剔这个他并未见到过的未来的战场。
正当对未来战场的问题进行争吵和策划阴谋时，正当我们弄错了法军所在地而寻找法军时，法军已突破涅韦罗夫斯基的师团、并且兵临斯摩棱斯克城下。
为了挽救我们的交通线，必须在斯摩棱斯克打一场出乎意外的恶仗。仗是打了，双方都阵亡数千人。
斯摩棱斯克失守了。这是违反了皇帝和全民的意志。但是斯摩棱斯克是居民受了省长的欺骗而自己毁掉的，倾家荡产的居民给其他的俄国人做了榜样，他们老想着自家的损失，从而心中燃起对敌人的怒火，向莫斯科逃去。拿破仑继续前进，我们则向后退，于是正好达到了必然战胜拿破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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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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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离家的第二天，尼古拉·安德烈伊奇公爵把玛丽亚公爵小姐叫到他自己跟前。
“怎么样，你现在满意了吧？”他对她说，“你使我同儿子吵了一架！满意了吧？你就需要这样！满意了吧？……真叫我痛心又痛心啊！我老了，不行了，这也是你所希望的。那么你就高兴了吧，得意了吧……”此后，玛丽亚公爵小姐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父亲。因为他生病了，没有离开过他的书房。
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惊奇的是，她注意到，老公爵在生病期间也不让布里安小姐到他跟前去。只有吉洪一个人侍候他。
过了一周，公爵出来了，又开始了以前的生活。他特别积极地从事建筑和园艺方面的活动，而且断绝了他和布里安小姐过去的一切关系。他的神态和对玛丽亚公爵小姐冷淡的口气，好像是对她说：“你要知道，你对我胡乱猜想，向安德烈公爵胡说我和法国女人的关系，使得我同他吵架，而你知道了吧，我既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法国女人。”
玛丽亚公爵小姐每天一半时间和尼古卢什卡度过，照管他做功课，亲自教他俄语和音乐，并同德萨尔进行交谈，另外半天时间，她则看书，同老保姆在一起，有时又同从后门进来看她的神亲们一起消磨时间。
玛丽亚公爵小姐对战争的看法和一般妇女对战争的看法一样。她为参战的哥哥而担心，她为迫使人们互相屠杀的人世间的残忍既感到恐怖，却又不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认为这跟过去的一切战争都是一样的。尽管非常关心战况的德萨尔经常和她交谈，极力向她说明他自己的想法，尽管前来看她的神亲们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看法，胆战心寒地讲述了有关基督的敌人入侵的民间传闻，尽管现在是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朱莉又恢复了与她的信函往来，从莫斯科给她写来了许多爱国的信件，但是她仍然不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
“我的好朋友！我现在用俄文给您写信，”——朱莉写道——“因为我恨所有的法国人，同样地恨他们的语言，我也听不得人家讲那种语言……，由于对我们所崇拜的皇帝的热情，我们在莫斯科都感到非常振奋。”
“我那可怜的丈夫现在住在犹太人的旅店里受苦挨饿，但是我所得到的种种信息更加使我鼓舞。”
“想必您听到了拉耶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了，他曾抱着两个儿子说：我要和他们同归于尽，但我们决不动摇！的确，敌人的力量虽然比我们强一倍，可是我们却岿然不动。我们尽可能地消磨时间。但战时就像战时嘛？阿琳娜公爵小姐和索菲同我整天坐在一起，我们是不幸的守活寡的妇人，在作棉线团时①大家聊得兴致勃勃；只少您在这儿，我的朋友……”等等。玛丽亚公爵小姐之所以不理解这次战争的全部意义，主要是因为老公爵从来不谈战争，也不承认有战争，而且在吃饭时嘲笑谈论这次战争的德萨尔。老公爵的口气是如此之平静而又自信，以致玛丽亚公爵小姐毫无异议地相信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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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时把破棉布撕下来代替药棉裹伤用的。
整个七月，老公爵都非常积极，甚至生气勃勃。他奠定了又一座新的花园和为仆人建造一座新的楼房的基础。唯一使玛丽亚公爵小姐感到不安的是，他睡眠很少了，并改变了他在书房里的习惯，而且每天都要更动自己过夜的地方。有时，他命令人在走廊里打开他的行军床；有时，他不脱衣服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或者坐在伏尔泰椅上；有时，他不让布里安小姐，而是叫家童彼得鲁沙给他朗读；有时，他也就在食堂里过夜。
八月一日，收到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在他走后不久收到的第一封信里，安德烈公爵恭顺地请求父亲对他所说的话加以宽恕，并请求父亲恢复对他的宠爱。老公爵给他亲切地回了一封信，之后他就与法国女人疏远了。安德烈公爵的第二封信是在法军占领了维捷布斯克附近写的，信中简要地描写了战役的整个过程和战役示意图，以及对今后战局的看法。同时安德烈公爵在这封中还对他父亲说，他住的地方接近战场，正处在军事交通线路上，是很不利的，并且劝他父亲到莫斯科去。
在这天吃饭的时候，德萨尔说，他听到说法军已经入侵维捷布斯克，老公爵顿时想起了安德烈公爵的来信。
“今天收到了安德烈公爵的来信，”他对玛丽亚公爵小姐说，“你看过了吧？”
“没有过，mon père．①。”公爵小姐吃惊地回答说。她未曾看过信，甚至关于收到信的事也没有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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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语：爸爸。
“他在信里又谈到这次战争，”公爵带着那已成为他习已为常，一提起目前的战争就露出轻蔑的微笑说。
“想必是很有趣的！”德萨尔说。“公爵会知道的……”
“啊，是非常有趣的？”布里安小姐说。
“您去给我把信拿来！”老公爵对布里安小姐说。“您是知道的，信就在小桌子上的压板下面。”
布里安小姐高兴地跳了起来。
“啊，不用去啦，”他愁眉不展，大声说道：“你去吧，米哈伊尔·伊万内奇！”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起身到书房去。他刚一出去，老公爵就神色不安地东张西望，扔下餐巾，亲自去取信。
他们什么都不会干，总是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走后，玛丽亚公爵小姐、德萨尔、布里安小姐，甚至于尼古卢什卡都沉默地交换着目光。老公爵由米哈伊尔·伊万内奇陪着，迈开急促的步伐回来了。他带着信和建房的计划、在吃饭的时候，把它们信放在身边，没让任何人看。
老公爵转回客厅后，他把信递给玛丽亚公爵小姐，然后把新的建房计划摊开，一面注视着建房计划，一面命令她大声读信，玛丽亚公爵小姐读完了信之后，疑问地看了看他的父亲。他在看建房计划，显然陷入了沉思。
“您对这个问题以为如何？公爵？”德萨尔以为可以提问。
“我？我？……”公爵说，好像不愉快地苏醒过来似的，但目光仍盯着建房的计划。
“很可能，战场就离我们不远了……”
“哈，哈，哈！战场！”公爵说，“我说过，现在还要说，战场在波兰，敌人永远不会越过涅曼河的。”
当敌人已经到了德聂伯河，德萨尔却惊讶地看了看还在说涅曼河的公爵；但是玛丽亚公爵小姐忘记了涅曼河的地理位置，以为她父亲说的话是对的。
“在冰雪融化的时候，他们就要陷入在波兰的沼泽地里。只不过他们未能看到这一点罢了。”老公爵说，显然是他想起了发生在一八○七年的战争，认为这是那么近。“贝尼格森本应早一点进入普鲁士，那情况就不同了……”
“但，公爵，”德萨尔胆怯地说，“信里提到的是维捷布斯克……”
“啊，信里提到了吗？是的……”公爵不满意地说，“是的……是的……”他的面容突然显出来阴沉的表情。他沉默了一会儿。“是的，他在信中写道，法军在哪条河上被击溃的呀？”
德萨尔垂下眼睛。
“公爵在信里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他低声说。
“真的没有提到吗？哼，我才不会瞎编的。”
大家长时间地沉默不语。
“是的……是的……喂，米哈伊尔·伊万内奇，”他突然抬起头来，指着建房的计划说，“你说说，你想怎么改……”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走到那计划前面，公爵和他读了读新建房的计划，然后生气地看了看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德萨尔一眼，便到自己的房里去了。
玛丽亚公爵小姐看见，德萨尔把难为情的，吃惊的视线集中到她的父亲身上，同时也注意到了他沉默不语，并因为她父亲把儿子的信遗忘在客厅的桌子上而吃惊，但是她不但怕说到，怕问到德萨尔关于他的难为情和沉默不语的原因，而且她也怕想到这件事。
傍晚，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被公爵派到玛丽亚公爵小姐那儿去取忘在客厅里的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亚公爵小姐把信给了他。虽然对她这是不愉快的事，但是她还是敢于向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询问她父亲现在在干什么。
“总是忙！”米哈伊尔·伊万内奇面带恭敬而又讥讽的笑容说，这就使得玛丽亚公爵小姐的面色发白了。“他对那幢新房很不放心，看了一会儿书，而现在。”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压低了嗓音说，准是伏案写遗嘱吧！（近来公爵喜爱的工作之一是整理一些死后留传后世的文件，他称之为遗嘱。）”
“要派阿尔帕特奇到斯摩棱斯克去吗？”玛丽亚公爵小姐问。
“可不是，他已经等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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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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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拿着信回到书房的时候，公爵戴着眼镜和眼罩在蜡烛罩灯的前面，靠近打开的办公桌傍边坐着，拿着文件的手伸得很远，摆出一副有点儿庄严的姿势，在读他死后将呈送给皇帝御览的文件（他称之为说明书）。
米哈伊尔·伊万内奇进房时，公爵含着眼泪回忆他当初写的。而现在他看着的文件。后来他从米哈伊尔·伊万内奇手中拿到信，便放到衣袋里，搁好文件，才把等了好久的阿尔帕特奇叫来。
他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去斯摩棱斯克要办的事，接着他在房里，一面从站在门边等候的阿尔帕特奇面前来回走动，一面发出命令。
“听着！信笺，要八帖，就是这个样品；金边的……一定要照这个样；清漆，火漆（封蜡）——按照米哈伊尔·伊万内奇开的单子办。”
他在房里走了一会儿，看了看备忘录。
“然后把关于证书的信亲自交给省长。”
随后是新房子门上需要的门闩，这些闩一定要照公爵亲自所定的式样去作。再就是定做一只盛放遗嘱的，且有装帧的匣子。
对阿尔帕特奇作的指示延续了两个多小时，公爵仍然没有把他放走。他坐下来沉思，闭目打盹。阿尔帕特奇不时动弹一下。
“好啦，走吧，走吧；如果还要什么，我会派人来叫你的。”
于是阿尔帕特奇出去了。公爵又到办公桌前，向它里面看了一下，摸了摸他的文件，然后又关上，便坐在桌傍给省长写信。
当他封好了信，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想要睡觉，但是他知道他睡不着，在床上会出现最坏的想法。他叫来了吉洪，同他一起走了几个房间，以便告诉他今晚把床放到哪里。他走来走去，打量着每个屋角。
他觉得到处都不好。最不好的是书房里他睡惯了的那张沙发。他觉得这张沙发很可怕，大概是因为他躺在上面反复思量过使人极不愉快的事情。什么地方都不好，但是最好的地方还是休息室大钢琴后面的那个角落，因为他还有在这里睡过。
吉洪和一个仆人搬来一张床，开始铺起来。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公爵大声说罢，便亲自把床拉得远离墙角的四分之一，然后又拉近一些。
“好，我终于把事做完了，现在我要休息了。”公爵想了想说，于是他让吉洪给他脱衣服。
由于脱上衣和裤子需要费力，公爵烦恼地皱着眉头，脱了衣服，他困难地往床上一坐，似乎在沉思，轻蔑地瞅着他那焦黄枯瘦的双腿。他不是在沉思，而是在拖延把两条腿费力地抬起来上床的时间。“啊呀；多么困难！啊呀，哪怕快一点结束这些劳动也好！您放我走吧！”他想，他咬紧嘴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躺了下来。但是他刚一躺下，便突然觉得整个床就在他身子下面均匀地晃来晃去着，好像在沉重地喘气和冲撞。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他睁开了刚闭上的眼睛。
“不得安宁，该死的东西！”他愤怒地不知对谁埋怨了几句。“是的，是的，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而且非常重要，我留待夜里上了床才办的。门闩吗？不是，这件事我已交待过了。不是，大概还有那么一件事，在客厅里提到过的。玛丽亚公爵小姐不知因为什么撒了谎。德萨尔——这个傻瓜，不知说了点什么。衣袋里有点东西，——我记不得了。”
“季什卡！吃饭的时候讲到过什么？“
“讲到过米哈伊尔公爵……”
“别说了，别说了。”公爵用手拍桌子。“是的，我知道了，安德烈公爵的信，玛丽亚公爵小姐还念过。德萨尔不知说过维捷布斯克什么。现在我来念。”
他吩咐人把信从衣袋里拿出来，并把一张摆着一杯柠檬水和一支螺纹蜡烛的小桌子移到床边，便戴上眼镜，开始看起信来。在这个时候，他只有在夜深人静之中，在蓝灯罩下的弱光里看着信，这才第一次瞬间悟出信里说的意思。
“法军到了维捷布斯克，再过四昼夜的行程，他们就可能到斯摩棱斯克了；也许他们已经到那里了。”
“季什卡！”吉洪一跃而起。“不，不要了，不要了！”他大声说。
他把信藏在烛台下面，闭上了眼睛。于是他想起了多瑙河，明朗的中午，芦苇，俄国营地；他这个年轻的将军，脸上没有一条皱纹，精力充沛，心情愉快，面色红润，走进波将金的彩饰帐篷，对朝廷这个宠臣如火焚似的嫉妒心理强烈，现在仍然像当时一样使他激动。从而他回想起和波将金初次见面时所说的话，这时他眼前又出现那位个儿不高，胖脸蜡黄的皇太后，第一次亲切地接见他时露出的笑容和她说的话；同时他又回想起来她在灵台上的面容，以及在御棺傍边为了吻她的手的权利而与祖博夫之间发生冲突的情景。
“唉，快点，快点回到那个时代去吧，让现在的一切快一点，快一点结束吧！叫他们不要打搅我，让我安静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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