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而一想，既然戈登大夫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么漂亮的狗，像圣诞贺卡上的小天使一般簇拥在他的周围，他怎么可能帮得了我呢？
“也许，你可以跟我讲讲，你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呢？”
我满腹狐疑地翻检他话里的每一个字，就像翻着被海水洗刷的滑溜溜，圆滚滚的石子，生怕他们蓦地伸出钳子，摇身一变，成了别的什么玩意儿。
我认为是什么东西不对劲儿呢？
听起来似乎是说，其实没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只是我以为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我用一种低沉，平板的语调——借以表明我绝没有被他英俊潇洒的容貌和家庭照片所蒙蔽——对戈登大夫述说了我失眠，食欲不振，无心阅读的情况。我没有告诉他关于我笔迹的情况，尽管这是我最为烦恼的。
那天上午，我起意给远在西佛吉尼亚州的多琳写封信，询问她我能不能去跟她住在一起，或者在她学院里找个跑堂的活儿。
然而，当我提起笔来，写出的字母一个个有斗那么大，歪七扭八的，简直跟小孩子写的一样字行从左到右几乎沿对角线斜着滑下去，仿佛是一团团线圈搁在纸上，有人来，将线圈吹歪了。
我知道这样的信是不能寄出去的，所以我将信撕成碎片，放在我的手袋里，挨着我那只功能齐全的化妆盒，以备精神医生想要看看。
当然，戈登大夫并没有要求看看这些碎纸片，因为我压根儿没提到这事。我开始得意于我的聪明机警。我想，我只需告诉他我愿意告诉的东西，隐藏这个，披露那个，以此控制他对我的印象；以此同时，他还以为自己有多么聪明呢。
我说话的这一阵儿，戈登大夫一直低垂着脑袋，仿佛在祈祷。房间里除了我那低沉，平板的嗓音之外，唯一的声音便是戈登大夫的铅笔啪啪啪地敲在绿面记事簿的同一个点上，仿佛是一根逡巡不前的手杖。
我讲完了，戈登大夫抬起头来。
“你说你上的是什么学院来着？”
我莫名其妙，告诉了他。我不明白学院跟这有什么关系。
“哦！”戈登大夫靠在椅背上，向我肩膀上方的空间看去，脸上浮起一丝缅怀往事的微笑。
我以为他要跟我讲讲他的诊断，也许我对他的论断过于匆忙，过于尖刻了。但是，他只是说：“我对你们学院印象深刻哪。战争期间我去过那里。那儿有个陆军妇女队的站点，是不是？或者是海军妇女预备队？”
我说我不知道。
“对了，是陆军妇女队，我记起来了。我被派驻海外之前，在那儿当过大夫。哎呀，那些姑娘可真漂亮。”
戈登大夫哈哈笑了。
然后，他一骨碌站了起来，绕过书桌一角，向我这边走来。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于是也站了起来。
戈登大夫伸手抓住垂在我右侧的那只手，握了握。
“那就下星期见吧。”
第十一章（2）2009-11-12 16:26 枝繁叶茂，顶如华盖的榆树遮在联邦大道黄砖与红砖砌成的门面上，形成一条林荫隧道，有轨电车正沿着它那细长的银色轨道向波士顿驶去。
我等电车开过去，穿过大街到对面街边的那辆灰色的雪佛兰车停泊的地方。
我看见妈妈仰着脸，透过挡风玻璃盯着我看，那张脸像柠檬片一般，面呈菜色，焦灼不安。
“嗯，他说什么？”
我拉上车门。没带上。我又把车门推开，猛地带上，发出一记沉闷的响声。
“他说下星期再见我。”
妈妈叹了口气。
戈登大夫1小时收费25美元。
“嘿，那位，你叫什么名字？”
“爱莉.希金博特姆。”
水兵赶上我的步伐，跟我并排走，我嫣然一笑。
我想，波士顿广场上的水兵准有鸽子那么多。他们似乎是从另一端暗褐色的征兵站里走出来的，征兵站周围的广告牌和内墙都贴满了“请参加海军”的蓝白相间的招贴画。
“你是哪儿人，爱莉？”
“芝加哥人。”
我从来没有去过芝加哥，但我认识一两个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男孩子，那种地方似乎专出些不守规矩，头脑混乱的家伙。
“你离家好远哪。”
水兵将手握住我的腰，我们就那样在波士顿广场转悠了好一阵子；水兵的手伸进我的裙子摸我的屁股，我呢，一味神秘地微笑，不露任何口风，以免被他看出我就是波士顿人，随时有可能遇见从毕肯山（位于波士顿市中心）喝茶或从法伦百货公司（总部设于波士顿的大型连锁商店）地下商场购物后路过波士顿广场的威拉德夫人或者妈妈其他的朋友。
我想，要是我真的有机会去芝加哥，我也许会永远改名为爱莉.希金博特姆。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我曾经抛开东部一所规模宏大的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又在纽约鬼混了1个月，还拒绝了一个相当体面的医科生的求婚——这学生终有一天会成为美国医学院协会的会员，挣大把大把的钞票。
在芝加哥，人们认识的会是真实的我。
我会成为一个心思单纯的爱莉.希金波姆特，一个孤儿。人们会因为我温柔娴静的性情而爱我。他们不会逼我读书，写关于詹姆斯.乔伊斯作品中的孪生儿意象的长长的论文。然后有一天，我也许会嫁个既有男性气概又温柔体贴的汽车修理工，跟渡渡.康威一样，养一大群孩子。
只要我喜欢，我就这么干。
“从海军退役后，你想干什么？”我突然问那水兵。
这是我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他似乎被我吓了一跳。他将那顶雪白的杯形蛋糕似的帽子往上一推，搔起脑袋来。
“哎，我不晓得，爱莉”他说，“没准儿，我会按士兵法规议案去上大学吧。”
我顿了一顿，然后提议道：“你从没想到开家汽车修理铺子吗？”
“没，”水兵说，“从没想过。”
我从眼角瞥了他一眼。他看起来最多16岁。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不悦地问道。
水兵冲我咧嘴一笑：“不晓得，我才不管哪个呢。”
我看这水兵真是个帅小伙。他看起来像北欧人，还是个童男吧。眼下我看上去头脑简单，似乎还挺吸引英俊正派的男人的。
“嗯，我30岁了。”我说，然后等他答话。
“哎呀，爱莉，你看起来可没那么大。”水手捏了一把我的屁股。
然后他从左到右匆匆将四周扫视了一眼。“听着，爱莉，咱们要是到那边台阶上去，纪念碑底下，我就能亲你的嘴儿。”
正在那时，我瞥见一个棕色的人影，穿一双棕色的实用平底鞋，大步流星地穿过波士顿广场往我这边走来。从远处，我分辨不出那一角硬币大小的脸上的容貌，但我心知那是威拉德夫人。
“请问到地铁站怎么走？”我大声对水兵说。
“嗯？”
“就是开往鹿岛监狱的那条地铁？”
威拉德夫人走近时，我只好假装我是在向水兵问路而已，压根儿不认识他。
“把手拿开！”我从牙缝里说道。
“喂，爱莉，怎么回事？”
那女人走近了，过去了，既没瞧我一眼，也没向我点头；当然啦，她不是威拉德夫人。威拉德夫人正在她阿迪朗达克山区的农舍里呢。
我狠狠地朝那女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死死盯了一眼。
“喂，爱莉......”
“我以为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我说，“芝加哥孤儿院里的一个该死的女人。”
水兵的手又搂上了我。
“你是说你没爹没妈，爱莉？”
“是。”我淌下一滴眼泪，这泪原本就盈盈欲坠。泪珠滚落脸颊，留下一道发烫的痕迹。
“喂，爱莉，别哭啊。这女人，她待你很坏吗？”
“她......她坏透了！”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当水兵在一棵美国榆树下的树阴下拥抱着我，用一方大大的，干净的白色亚麻手帕揩拭我的泪水时，我想，那个穿棕色衣服的女人好狠毒啊，不管她知道不知道，我转错的这个弯，错上的那条路，以及自那以后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是她造成的。
第十一章（3）2009-11-12 18:03 “哦，埃斯特，这星期感觉如何？”
戈登大夫把他的铅笔托在手心里，铅笔像一发细长的银色子弹。
“老样子。”
“老样子？”他扬起一道眉毛，似乎他并不相信。
于是，我以同样低沉而平板的口吻把我的情况又讲述了一遍，只是这次更为光火，因为他真是愚钝，就是理解不了我怎么一连14个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会读不了书，写不了字，吃不下饭。
戈登大夫似乎无动于衷。
我把手伸进手袋，找到我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我掏出碎片，把它们纷纷扬扬地撒向戈登大夫那只字未落的绿面记事薄。碎片落在那里，默默无声，无精打采，宛若夏日草地上的雏菊花瓣。
“你，”我说，“怎么看？”
我以为戈登大夫一定会立刻看出我的笔迹有多糟糕，但他只是说：“我看我要跟你母亲谈谈。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乐意戈登大夫跟我母亲谈。我想他也许会告诉她，应该把我关起来。我把写给多琳的信的碎片全捡了起来，这样戈登大夫就没法将碎片拼凑在一块儿，看出我正在筹划逃亡。然后我就走出了他的诊所，没有再吭一声。
我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戈登大夫诊所所在的办公楼楼门里。然后，我又看着妈妈的身影变得越来越大，朝车子走来。
“怎么样？”我看得出来她曾经哭过。
妈妈看也没看我一眼，发动了汽车。
车子沿着阴凉的，大海一般深邃的榆树树阴向前滑行时，她说：“戈登大夫认为你一点儿也没好转。他认为你应该去他设在沃尔顿的私人医院接受休克治疗。”
好奇心深深刺激了我，仿佛我刚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别人的大字标题新闻。
“他是说住在那儿吗？”
“不。”妈妈说，她的下巴在颤抖。
我想她一定是在撒谎。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说，“不然我永远不再跟你说话了。”
“我不是总跟你说实话的吗？”妈妈说，放声大哭。
自杀者在7层平台被救
乔治.波罗齐先生在7层一个狭窄的突出墙面的平台上——先面是停车场的水泥地，场上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呆了2个小时，后被查尔斯大街警察局警官威尔.克尔马丁通过附近的一扇窗户救到安全地点。
我从花了10美分买来准备喂鸽子的食袋里拿出一粒花生，磕开吃了。难吃得要死，简直像在嚼一块老树皮。
我将报纸拿起，凑近眼睛，想看清楚乔治.波罗齐的脸，聚光灯下的那张脸就象快要盈满的月亮，背景模模糊糊，是墙砖与黑压压的天空。我觉得他有重要的事要讲给我听，然而，他要讲的不管是什么，可能都写在他的脸上。
可是，我看着看着，乔治.波罗齐那张皱纹密布的脏脸化了，化成规则排列的深灰，浅灰和中灰色的小圆点。
这印的黑不溜秋的一小段报纸新闻没有说明波罗齐先生到底为什么爬到突出墙面的平台上，或者克尔马丁警官对他做了什么，使警官最终得以通过那扇窗户将波罗齐先生救回。
跳楼的问题在于，要是你没选对楼层，摔倒地上时你可能还活着。我想，7层楼该是个保险的高度吧。
我将报纸折叠起来，塞进公园长凳木板条之间的缝隙里。这是妈妈称之为黄色小报的玩意儿，报纸充斥着当地谋杀，自杀，殴打，抢劫的新闻，几乎每一页上都印了个半裸的女人，裙子的领口处酥胸半露，大腿摆出的姿势几乎能让你瞧见长筒丝袜的顶端。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从未买过这类报纸。这是我眼下唯一能看得下去的东西。一小段一小段的新闻夹在照片之间，没等字母趾高气昂地扭动起来，报道就煞尾了。在家时我能读到的只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除了星期日外，它每天清晨5点出现在门口台阶上。对那份报纸来说，什么自杀啦，性犯罪啦，飞机失事啦，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似的。
一只好大的白色天鹅船载满了孩子，向我坐着的长凳驶来，然后掉头，绕过一个灌木丛生，四处栖息着鸭子的小岛，往回穿过黑魆魆的拱桥洞。视野中的一切似乎都亮光光的，极其微小。
仿佛透过一扇我无法打开的门的钥匙孔，我看见我自己和我的弟弟——他才到我膝盖那么高，手里拿着兔耳形气球——爬上一只天鹅船，争着抢个靠近舷边的座位，水面漂满了花生壳。我的嘴里有一种清洁的薄荷味儿。要是我们在牙医那儿听话的话，妈妈总是给我们买票坐一趟天鹅船。
我沿着波士顿公园转了一圈，辨读各种树木的名字。我走过小桥，走过蓝绿色的纪念碑，经过组成美国国旗图案的花坛，经过大门口，在那儿花上25美分，你可以在橙白条纹的帆布棚子里拍一张快照。
我最喜爱的树是哭泣学者树。我想这一定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日本人懂得什么是精神。
出了问题时，他们就刨腹自杀。
我试想他们是怎么剖腹的。他们一定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刀。不，可能是2把锋利无比的刀。然后他们就盘腿而坐，双手各持一把，双手交叉，将刀刃对准肚子两侧。他们只能裸着身子，要不衣服会把到卡住。
然后，说时迟那时快，不等他们有时间重做考虑，刀子已经刺进肉里去了，拉开，上边拉一弯上弦月，下边拉一弯下弦月，合成一个整圆。肚子上的皮松脱了，如盘子一般，内脏溢出，他们就死了。
那样去死一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我的问题是，我见到血就怕。
我想我也许会在公园里呆上一整夜。
第二天上午，渡渡.康威要开车送我和妈妈去沃尔顿，要是我想及时逃走，现在正是时候。我察看一下手袋，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其他角币，分币凑在一块还有79美分。
我对去芝加哥要花多少钱一无所知。我不敢去银行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因为我想戈登大夫也许已经跟银行职员打过招呼，让他们截住我，如果我采取什么明显的步骤的话。
我想到了搭便车，但是我不知道从波士顿出去哪几条公路通往芝加哥。在地图上找寻方向易如反掌，但是一困在具体地方，我就会完全迷失方向。每次我想辨别东南西北，似乎总是遇到正午，或者多云天气，提供不了一丝线索；要不就是晚上，除了北斗七星和仙后座以外我对星象一窍不通，这一缺陷总是叫巴迪.威拉德灰心丧气。
我决定走路到汽车总站去，询问一下去芝加哥的车费。然后我可以去银行把数目刚好的款子提出来，这样就不会引起太多的怀疑。
我晃晃悠悠地穿过汽车总站的玻璃门进去，当我正浏览架上彩色的旅游宣传页和日程指南时，我猛然意识到已是下午4点，家乡的银行就要打烊，要取钱得等到第二天。
沃尔顿医院预约我就诊时间是10点。
正在这时，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宣布外面停车场上一辆行将出发的汽车各个停站的站名。扩音喇叭传出的声音咕嘟咕嘟咕嘟，那种样子说话，叫人一个字也别想听懂。突然，在一片噪声之中，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仿佛在交响乐团一片调校乐器的声音中间听见钢琴上弹奏出来的一个A。
那是离我家才2个街区的车站站名。
我急忙冲到外面，7月底的下午异常炎热，尘土飞扬。我满头大汗，嘴里灌满了沙尘，仿佛我正赶着去应付一场艰难的面试，而面试的时间已经过了似的。我跳上了那辆红色的公共汽车时，汽车的引擎已经发动了。
我将车费递给售票员，铰链套着套子的车门无声无息地在我身后折叠，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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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1）2009-11-13 19:54 戈登大夫的私人医院坐落在一座绿草如茵的圆形坡顶上，一条漫长的车道一直通向大门口，车道上铺了帘蛤碎壳，银光闪闪。这幢装有黄色护板墙的大房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碧辉煌，房子四周有一圈游廊，青葱的草地上却见不到一个人影。
妈妈和我朝医院走去，暑热一下子向我们逼来，房子背后紫夜欧洲山毛榉的深处，兀地飞出一只蝉来，像是一架会飞的割草机。孤蝉的鸣声愈发衬托出这里无边的寂静。
一位护士在门口迎接我们。
“请在起居室等一会儿，戈登大夫很快就来。”
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幢建筑物看来一切如常，虽然我知道这儿一定住满了疯子。映入眼帘的是窗户上并没有铁条，也没有令人不安的狂叫声。阳光照在破旧却十分柔软的红地毯上，组成规则的椭圆形，空气中飘来一缕新割的青草的清香。
我在起居室门口的过道里停下脚步。
一刹那间，我想，此情此景俨然是缅因州一个沿海小岛上的旅馆娱乐室的翻版，我曾经造访过那个地方。一片白的令人目眩的阳光从落地窗射进屋内，一架大钢琴占据着屋子较远的一个角落，身着夏装的人们正坐在牌桌旁或者柳条椅里——破败的海边避暑地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
然后我意识到，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动过。
我定睛看，竭力想从他们僵硬的姿态上找到什么线索。我看出这里有男有女，有跟我一样年轻的男孩女孩，然后他们的神色千篇一律，仿佛这些人被长期搁置在与阳光隔绝的架子上，身上落满了灰扑扑的尘埃。
然后我发现有些人其实是在动着，只是动作像鸟儿振翅一般轻微，我起初没有察觉而已。
一个面色铁青的男人在数一沓纸牌，1，2，3，4......我想他一定在数手中拿的是不是一副整牌，但是数完这一沓，他又从头再来。他旁边是个胖墩墩的女人，手里在摆弄一串木头珠子。她将珠子全拉到线的一端，然后，笃，笃，笃，又让珠子一颗颗坠落下去。
钢琴前，一个年轻女孩正在翻阅几张乐谱，她一发现我在看她，就火了，低下头去，把乐谱撕成两半。
妈妈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我随她走进房间。
我们默默无言地坐在一张笨重的沙发上，只要有人稍动一下，沙发就嘎吱作响。
我的眼光越过这些人，落在透明窗帘外的一片绿阴上，我觉得我似乎是坐在一家大型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我周围的人们并不是人，而是商店的模型，描上了人的模样，装出一副副活人的神态。
我跟在戈登大夫黑夹克的背后爬楼梯。
在楼下大厅时，我想问问他休克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张开嘴却说不出话来，只是瞪大了眼睛，死命盯着那张在我面前浮动的熟悉的笑脸，那张脸就像一张盛满了保证的盘子。
在楼梯顶端，石榴红色的地毯让位给简陋的棕色亚麻毡布，毡布钉在地板上，铺满整条走廊，走廊2边各有一溜紧闭的白色门扉。我跟在戈登大夫后面，远处的一扇门打开了，我听见一个女人在狂叫。
陡然间，一个护士从我们面前的走廊拐弯处出现，领着一个穿蓝色浴衣，蓬乱的头发直垂到腰间的女人。戈登大夫往后退了一步，我则贴墙而立。
那女人被拖着走过，她双臂乱舞，竭力想挣脱护士的手，一边嚷嚷着：“我要从窗口跳下去，我要从窗口跳下去，我要从窗口跳下去。”
长了一双斜白眼的护士矮胖而壮硕，穿着一身胸前污迹斑斑的制服，戴着一副镜片厚厚的眼镜，好象有4只眼从那2片圆圆的镜片后面向我窥察。我正在琢磨哪两只眼是她真正的眼镜，哪两只眼是镜片给人的错觉，而在那2只真眼中，哪一只是斜白眼，哪一只是正常的时候，她把脸凑到我的脸前，呲牙咧嘴地笑了，仿佛要跟我密谋什么。好像是为了叫我放明白，她从牙缝里对我说：“她想从窗口跳下去，但她没法跳，所有窗口都上了铁条！”
戈登大夫领我到后楼一个光秃秃的房间，我看到那儿的窗户确实都钉上铁条，房门，壁柜门，衣柜抽屉，一切能打开关上的东西，都安了锁眼，可以锁起来。
我躺到床上。
斜眼护士回来了。她解下我的手表，扔进她的兜里，然后开始扯我的发卡。
戈登大夫打开壁柜的锁。他拉出一张装有轮子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架机器，他将轮桌推到床头。护士把一种气味强烈地油脂抹在我的太阳穴上。
当它俯下身子，手伸到我脑袋靠墙的那一侧时，她那肥大的乳房好像云朵或者枕头一般压在我脸上。她的肉里隐隐约约散发出一股药物的臭味。
“别担心，”护士呲牙咧嘴地笑着说：“第一次谁都吓得要死。”
我想微笑，但是我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仿佛羊皮纸一般。
戈登大夫将2片金属片分别按在我脑袋的2侧。他将一根皮带箍在我前额上，把金属片固定好，然后给我一根电线咬在嘴里。
我闭上眼睛。
一阵短暂的寂静，仿佛吸进了一口气。
然后，不知什么东西扑过来，攫住我使劲摇撼，似乎世界末日到了。哦——啊——咦——，这个东西尖声嘶叫着凌空而来，空中劈劈啪啪闪着幽蓝的光。伴随每一次电闪，一股巨大的力量便给我一通乱棒，直到我想我的骨头架子要散了，骨髓迸溅，像被撕裂的植物一般。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我坐在一张柳条椅里，手里拿着一只小巧玲珑的鸡尾酒杯，杯里盛着西红柿汁。表已套回手腕，只是看起来有些怪异。后来我明白了，原来表戴反了。发卡别的位置也不对。
“你感觉怎么样？”
一座很旧的金属落地灯在我脑海中浮现。那是我父亲书房留下的很少的几样遗物之一，灯座的顶端是一只铜喇叭，吊着灯泡，一根磨损得挺厉害的虎皮色电线从喇叭口出来，沿着金属灯柱一直通往墙壁插座。
有一天，我决定将落地灯从妈妈的床边移到房间另一头我的书桌旁。电线长度够了，所以我就没有拔掉插座。我双手抓住落地灯和乱七八糟的电线，手捏的还挺紧。
蓝光一闪，什么东西从灯座里跳出来，震得我牙齿直打颤。我使劲想将手挣脱，却怎么也拔不下来。于是我尖声叫喊起来，或者说一声尖利的叫声冲出我的喉咙，因为我并不认识这个声音，只听见一声尖叫好似被强行与躯壳脱离的灵魂一样直冲云霄，在空中瑟瑟发抖。
然后我的手猛地挣脱开来，人倒在妈妈的床上。我右手手心上有一个小小的孔，好像被铅笔芯涂黑了似的。
“你感觉怎么样？”
“挺好。”
这不是真话。我觉得难受极了。
“你说你上的是什么学院来着？”
我说了学院的名字。
“哦！”一丝笑容渐渐浮上戈登大夫的脸庞，这笑容简直可以说是热情洋溢，他的脸因此而容光焕发。“战争期间，那儿有几个陆军妇女队的站点，是不是？”
妈妈的指关节变成了骨白色，似乎在这一个小时的等待之中手指上的皮肤也被磨损掉了。她的目光越过我，盯在戈登大夫身上，他一定点了点头，或者笑了一笑，因为她的脸一下子松弛了。
“再接受几次休克疗法，格林伍德夫人，”我听见戈登大夫说：“我想您会发现她有很大起色的
第十二章（2）2009-11-18 14:16 那女孩仍然坐在琴凳上，被撕成两半的琴谱像只死去的小鸟一样，2翅张开，躺在她脚下。她瞪着我，我也瞪着他。她把眼睛眯起来，伸出她的舌头。
妈妈跟着戈登大夫走到门口。我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当他们转过去，我突然绕到女孩面前，将大拇指顶在耳朵上向她做了一个鬼脸。她将舌头缩了回去，脸上又恢复了木然的神情。
我走进阳光之中。
渡渡.康威的黑色客货两用车似一头黑豹，蹲在豹纹似的树阴中等着。
这辆客货两用车原先是一位富有的社会名流订购的。这位夫人要求车子必须是黑色的，一点儿含铬的颜料也不要，而且配上黑皮椅套；然而，车子一到货，却叫她受不了。他说这活像辆灵车，其他人也都这么想，谁都不想要，康威夫妇就把它开回了家，价钱打了折扣，省了好几百美元。
我坐在前座，在渡渡和妈妈之间。我觉得晕乎乎的，好像被震昏了头。每一次我想集中精神，我的脑子却像个溜冰者，一溜溜进一个一望无际的空荡荡的地方，心不在焉地在那儿飞速旋转，转哪，转哪。
“我不想再见戈登大夫了，”当我们与渡渡和她那辆停在松林后边的黑色客货两用车告别之后，我说：“你可以打电话告诉他，我下星期不去了。”
妈妈微微一笑，说：“我知道我的宝贝不像那样的人。”
我瞧着她：“不像哪样的？”
“像那些可怕的人一样。像医院里那些可怕的行尸走肉一样。”她停顿了一下，又说：“我知道你会下决心好起来的。”
68小时昏迷之后小明星香消玉损
我在手袋里的碎纸片，化妆盒，花生壳，硬币，装有19片“吉列”牌刀片的有衬里的小盒子等等之间一阵乱摸，终于找到了那天下午在橙白条纹相间的棚子里拍的那张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