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大楼主厅里，我对着精神病院付电话费的话筒悄悄说道。一开始我怀疑控制台的话务员也许会偷听，但她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去插啊拔啊她那些小接头了。
“哦，”欧文说。
“账单列着12月某日急诊和一星期后复查的费用，共20美元。”
“哦，”欧文说。
“医院说，他们只能将账单寄给我，因为他们寄给你的账单没有回应。”
“没事儿，没事儿，我现在就开一张支票。我马上就给他们开一张空白支票。”欧文的话音非常微妙地变化了一下，问道，“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
“你真想知道吗？”
“非常想知道。”
“永远见不着了。”我说，喀哒一声坚决地挂上了电话。
我考虑了一会儿，不知听了这话之后，欧文是否还会寄支票给医院，转念一想：他当然会寄，他是个数学教授——他做事不会留下尾巴的。
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虚弱和释然。
听到欧文的声音我丝毫不为所动。
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以来我首次跟他说话，我很有把握地相信，这也是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欧文除了去肯尼迪护士的公寓之外绝对没有办法找到我，而自从琼死了，肯尼迪护士已迁往别处，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我完完全全地自由了。
琼的父母邀请我去参加葬礼。
吉琳夫人说，我曾经是琼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你可以不去，你知道，”诺兰大夫对我说，“写封信，就说我讲的，还是不去为好。”
“我要去。”我说。我真的去了，在简朴的葬礼进行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纳闷，我埋葬的究竟是什么。
教堂圣坛下方的棺木掩映在灰白的花丛中，一个并不在场的东西的黑乎乎的阴影。坐在我周围条凳上的人们在烛光映照下脸色蜡黄，一缕阴郁的烟雾从圣诞节余下的松枝升起，弥漫在寒气中。
在我身侧，乔蒂的脸颊像良种苹果一般红润光泽。在这小小的一群人中我不时认出一张张来自学院和家乡的脸庞，她们都跟琼熟识。蒂蒂和肯尼迪护士坐在第一排条凳上，低垂着她们包着头巾的脑袋。
越过棺木，鲜花，牧师的脸，悼念者的脸，我看见镇上墓园绵延起伏的草坪，埋在齐漆深的皑皑白雪之下，一块块墓碑矗立在白雪之上，好似无烟的烟囱。
坚硬的泥土中会刨出一个黑魆魆的6英尺深的洞穴。那个阴影将要与这个阴影结合为一体，本地特有的泛黄的土壤将会弥合这白茫茫大地之上的创口，然后，一场新雪会抹去琼的墓地上所有新坟的痕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倾听心脏一如既往的吹嘘。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第二十章（3）2009-12-02 15:04 大夫们正在召开每周一次的董事例会——处理旧的事物，接管新的事物，病人住院，病人出院，病人面试。我在精神病院图书室里胡乱翻阅一本破烂不堪的《国家地理》杂志，等到什么时候轮到我。
在护士的陪同下，病人在排满书籍的书架间走来走去，低声跟精神病院的图书管理员谈话；这位管理员自己也是这家精神病院的病人。我扫了她一眼——一个目光短浅，一身老处女气，自我埋没的女人——我真想不通，她怎么可以断定她已经完全康复，跟那些借阅者不同，她是完好无恙的呢？
“别害怕，”诺兰大夫这样说过，“在场的有我，有其他你认识的大夫，还有几个受邀人士。维宁大夫，就是所有大夫的头头，会问你几个问题，然后你就能走了。”
然而，尽管有诺兰大夫的安慰，我还是怕得要死。
我曾经希望在我出院的时候，能对未来的一切充满信心和了解——毕竟我是被“分析”过了。然而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连串的问号。
我不断向会议室紧闭的门投去不耐烦的目光。我长筒丝袜的线缝是笔直的，我的黑皮鞋面龟裂了，但是擦得锃亮，我的红色纯毛套装就像我的计划一般鲜艳夺目。有旧，有新（按美国传统习俗，新娘出嫁时身上穿戴的衣物要有旧有新，有借来的，还要有蓝色的。）......
但我不是要嫁人。我觉得应该有一种标志重生的仪式——重生就像破轮胎给贴上一块橡胶，翻新了，证明可以上路——我正在思考一种合适的仪式时，诺兰大夫冒了出来，拍拍我的肩膀。
“好了，埃斯特。”
我站起身，跟着她走向那扇开启的门。
我在门槛前顿了顿，急促地吸了一口气，我看见我入院的第一天跟我聊起河流和清教徒的那位满头银发的大夫，看见休伊小姐那张坑坑洼洼的死灰色的脸，还有一双双我曾经在口罩上方见过的眼睛。
一双双眼睛，一张张脸都转向我，我被这些目光牵引着，仿佛被一根魔线牵着似的，迈步走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