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一个办事能干的组织家，担任了党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政治组织的首脑，这个职务使他在邦和地方党的领袖中间有很大的势力，因为他们的工作都要受他的监督。他有着巴伐利亚人的随和的脾气，除了希特勒以外，他是党内最受爱戴的领袖，而与希特勒不同的是，他得到大多数政敌的个人信任，甚至喜爱。当时在党内外有不少人认为施特拉塞很可能代替这个奥地利来的脾气乖戾、性格捉摸不定的领袖。在国防军和总统府中，这种看法特别强烈。
　　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兄弟奥托，这时已经失势了。他不幸当真相信纳粹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块招牌中“社会主义”和甚至“工人”这两个字眼，曾经支持社会党工会所主持的几次罢工，而且要求纳粹党公开主张工业国有化。在希特勒看来，这当然是异端邪说，他指责奥托·施特拉塞犯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罪。
　　1930年5 月21日和22日，元首同他这个违抗命令的下级摊牌，要求他完全服从。奥托拒绝服从后，就被驱逐出党。他试图组织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名叫“革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后来简称“黑色阵线”，但是在9 月选举中，它完全不能从希特勒手里夺过相当数目的选票来。
　　希特勒身边5 员大将中第四号大将戈培尔，自从1926年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闹翻后一直是后者的敌人和对手。在闹翻两年后，施特拉塞升任政治组织首脑，戈培尔继他为宣传工作的负责人。戈培尔仍兼任柏林党组织的区领袖。他的宣传才能和改组柏林党组织的成绩，希特勒颇为赏识。但是他那一张油滑而刻薄的嘴和灵敏的头脑却讨不到希特勒其他得力部下的欢心，他们都不信任他。不过，纳粹党领袖很愿意他的主要部下之间存在着明争暗斗，哪怕仅仅是因为这是防止他们联合起来篡夺他的领导权的保障。他从来没有完全信任过施特拉塞，但是他对戈培尔的忠诚却是完全相信的、此外，这个瘸腿的狂热分子常常有些奇思异想，这对希特勒说来是颇有用处的。最后一点是，戈培尔作为流氓记者的办报才能——他现在有一张自己的报纸（柏林《进攻报》），可以用来发挥他的才能——和善于煽动群众的演讲本领，对党有着无法估计的价值。
　　这5 个人中最后一个威廉·弗立克是其中最无特色的一个。他是个典型的德国公务员。1923年以前，他在慕尼黑当青年警官，曾经给希特勒在警察局里做过坐探，因此元首一直很感激他。他常常担当吃力不讨好的使命。在希特勒的吩咐下，他是纳粹党人中担任地方公职——在图林吉亚——的第一个人，后来他成了纳粹党的国会党团主席。他忠诚不贰，办事很有效率，而且由于他外貌给人以与世无争、和蔼可亲的印象，在同共和国政府那些左右摇摆的官员打交道时特别有用。
　　在30年代早期党内比较次要的人中，有一些后来在第三帝国时代不仅出了名，而且有了吓人的个人权力。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很容易被人当作是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平凡的小学教员的鸡农海因里希·希姆莱，得过慕尼黑技术学院的一个农艺学位，这时他正在逐步加强希特勒的卫队黑衫党卫队。但是他是在冲锋队司令兼党卫队司令罗姆下面工作的，在家乡巴伐利亚境外，即使在党内，他也很少为人所知。还有罗伯特·莱伊博士，是个酗酒成性的药剂师，当时他担任纳粹党组织科隆区领袖。汉斯·弗朗克是个很有能力的年轻律师，任纳粹党法律部的负责人。还有瓦尔特·达里，1895年生于阿根廷，他是个能干的农学家，经赫斯的劝说，信了国家社会主义，他写的《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Ｔｈｅ　Ｐｅａｓａｎｔｒｙ　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Ｒａｃｅ》）一书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就此担任党的农业部负责人。鲁道夫·赫斯本人并无野心，对元首忠贞不贰，所居职位仅仅是元首私人秘书。另一个私人秘书是一个名叫马丁·鲍曼的人，他像一只鼹鼠，喜欢挖掘党内生活的隐秘来进行阴谋活动，一度曾因参与政治谋杀而坐过一年监牢。德国青年团领袖是巴尔杜·冯·席腊赫，他是个有浪漫思想的青年人，组织工作的能手，他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外曾祖父是个北方联邦军军官，曾在布尔·伦战役中失掉一条腿。他在纽伦堡对囚禁他的美国人说，他在17岁时读了亨利·福特写的《永恒的犹太人》（《Ｅｔｅｒｎａｌ　Ｊｅｗ》）后成了一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还有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个波罗的海来的笨拙迟钝的冒牌哲学家，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希特勒早期的导师之一，自从1923年政变以后，写了大量的书籍和小册子，内容和文风极其混乱，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是长达700 页的著作，书名是《20世纪的神话》（《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这是集其关于北欧人优越性的半瓶子醋思想之大成的荒谬绝伦之作，而他的这种半瓶子醋的思想却在纳粹党圈子里被当作是学识渊博的东西。希特勒常常在讲笑话时提到，这本书他自己也不忍卒读，而以作家自居的席腊赫有一次曾说，罗森堡“卖出的没有人读的书比任何其他作家都多”，因为这本书在1930年初版以后的10年中，销了50多万册。希特勒心中自始至终对于这个思想愚蠢迟钝的人很有温情，给他担任党内各种工作，诸如《人民观察家报》和其他党刊主编，并且指定他担任1930年国会纳粹党议员，他代表纳粹党参加了国会的外交委员会。
　　这就是聚集在国家社会党领袖周围的人物。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他们使人看来无疑是一批乱七八糟的怪物。但是在共和国最后的混乱的日子里，他们在千百万迷惑混乱的德国人的心目中却逐渐成了救星。他们有两个有利条件胜过他们的对手：一是他们是由一个目标明确的人领导的；其次是他们为了帮助他实现他的目标，是完全愿意不择手段和投机取巧的。
　　在动乱不安的1931年，有500 万职工失业，中产阶级面临着破产的境地，农民们不能偿还抵押借款，议会处于瘫痪状态，政府危机迭出，84岁的总统日益年老昏愦，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党的一些头目信心日益高涨，他们不必再等待很久了。正如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公开吹嘘的一样：“凡是有助于促成危机的？？对于我们和我们德国革命来说、都是好的，都是极好的。”
　　第六章 共和国的未日：1931—1933年
　　在动荡和混乱的德国政治生活中，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人物，天意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来挖掘共和国的坟墓。他将担任共和国最后一任为时不长的总理职务，而且，也可以说是他奇特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意外的转折，在最后无可挽回的时刻，却拼命想法要拯救共和国。这个人就是库特·冯·施莱彻尔。他的姓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阴谋家”或“鬼鬼祟祟的人”。
　　1931年的时候，他是陆军中的一名中将。* 他生于1882年，18岁的时候加入军界，在兴登堡原来所属的第三步兵禁卫团里当尉官，成了这位元帅兼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好友。他的第二个友人后来证明也有同样的宝贵价值。那就是格罗纳将军。后者对于施莱彻尔在军事学院中学习时的成绩甚为赏识，1918年在最高统帅部继任鲁登道夫的职位时就把这个年轻军官带来担任他的副官。施莱彻尔基本上是个“办公桌军官”——他只在俄国前线服役过一个很短时期——从此以后就一直留在陆军和魏玛共和国权力的中心附近，他的机警的头脑、殷勤的态度、政治的嗅觉颇引起将军们和政客们的注意。在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他协助组织非法的自由团和同样是非法的和高度秘密的“黑色国防军”，起过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并且是一个同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安排在苏俄境内秘密训练德国坦克军官和空军军官并在那里建立由德国人管理的军火厂一事的关键人物。施莱彻尔是个天生的权术家，热中于阴谋诡计，擅长于暗地活动。在30年代初期以前，他的名字不大为世人所知，但是已开始在班德勒街和威廉街引起注意，前者是陆军部的所在地，后者是政府各部的所在地。
　　1928年1 月间他利用他对兴登堡总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151] 是通过同臭斯卡的友谊而接近总统的），使他的老上司格罗纳将军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在共和国时期第一个军人担任这个职务。格罗纳把施莱彻尔当作部内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负责一个新设立的部门——部务司，处理陆军和海军的政治和新闻事务。格罗纳称他的助手为“我在政治方面的红衣主教”，把陆军同其他各部和政治领袖的关系问题交托给他。施莱彻尔处在这个地位不仅在军官团中是一个势力，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势力。在陆军中，他能够任免高级军官，而且开始在实际上这么做，比如他在1930年施了一个诡计，赶走了陆军第二号人物冯·勃洛姆堡将军，而代之以第三步兵近卫团时代的老朋友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同年春天，我们前已谈到，他第一次尝试要由他来挑选总理，在陆军的支持下，终于说服兴登堡任命海因里希·勃鲁宁担任此职。
　　在政治上得到了这个胜利以后，施莱彻尔就实现了他要想改造共和国的宏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个念头在他的机灵的脑袋中已经转了很久了。他很清楚地看到——谁没有清楚地看到呢？——魏玛政体软弱无力的原因。政党数目过多（1930年拥有100 万张选票以上的政党有10个），这些政党相互倾轧，只顾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国会中形成一个持久的多数派来支持一个能够对付30年代开始时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的稳定政府。议会制政府成了一桩德国人称之为Ｋｕｈｈａｎｄｅｌ——贩牛交易* ——的事情，各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讨价还价，争取特殊利益，而国家利益却被丢在一旁。无怪乎当勃鲁宁在1930年3 月28日就任总理时，已经不可能在国会中拼凑多数议员来支持任何一项政策了，不论它是左翼的，中间的，还是右翼的。仅仅为了维持政府的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设法解决经济困境，他也不得不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只要总统批准，他可以不需议会多数支持而仅凭总统紧急法令来行使职权。
　　施莱彻尔就是希望总理这样来行使职权。这样，在总统的有力控制下会出现一个有力的政府，毕竟（施莱彻尔这样认为）总统是经人民普选选出的，因此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得到陆军的支持。如果民主选出的国会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政府，那就必须要由民主选出的总统来提供。施莱彻尔相信，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152] 的，是一个能够毅然决然引导他们脱离绝望困境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勃鲁宁在9 月间下令举行的选举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或者说，至少他们并不希望让一个施菜彻尔及其在陆军里和总统府中的友人所选择的那种政府来引导他们走出茫茫的绝境。
　　可以说，施莱彻尔犯了两个后患无穷的错误。由于选择勃鲁宁为总理，鼓励他靠总统紧急法令行使职权，他破坏了陆军在国家生活中的力量的基础——它的超然于政治的地位，放弃这种地位将导致它本身和德国的毁灭。其次，他对选民作了一个错误的估计。当1930年9 月14日有650 万选民投纳粹党的票时（两年前只有81万），这个热中于政治的将军觉得，他必须改弦易辙。到这一年年底，他已与刚从玻利维亚回来的罗姆以及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保持联系，这是纳粹党人与共和国中掌握政权的人之间的第一次重要的联系。在恰好两年之内，这种联系的发展结果，将导致阿道夫·希特勒达到他的目标和导致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倒台和最后的被刺。
　　1931年10月10日，在希特勒的外甥女儿情人吉莉·拉包尔自杀后3 星期，他第一次得到兴登堡总统的接见。这次接见是忙着布置一个新的阴谋的施莱彻尔所安排的。这年秋天早些时候，他曾与希特勒会商，安排希特勒去见总理和总统。在他的心中和勃鲁宁的心中都一直在考虑，兴登堡7 年任期在1932年春天届满时，应该怎么办。届时这位陆军元帅将达85岁高龄，而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已越来越少了。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如果他不竞选连任的话，希特勒虽然从法律上来说不是德国公民，却很可能取得德国国籍，参加竞选，获得胜利，成为总统。
　　在这年夏天，颇有学者风度的总理对德国所处的绝境就在日夜忧思。他充分认识到，他的政府已经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届政府。为了对付萧条，他除了压低物价以外也压低了薪水工资，对工商业、金融业、社会服务业实行了严厉的限制。不论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叫他“饥饿总理”，但是他还是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最后终能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由的、繁荣的德国。他要设法同协约国谈判取消赔款，当时根据胡佛的延期偿付的决定，赔款本来已经暂时停付了。在下年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他要设法使协约国履行它们在凡尔赛和约中的保证，把它们的军队裁减到德国的水平，否则就应该让德国公开实行一个起码的重整军备计划，而在实际上，在他的默许下，德国已经开始在[153] 秘密实行这个计划了。这样，和约的最后桎梏就可以卸除，德国将在大国中间作为平等的一员出现。这对共和国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也很可能——勃鲁宁这么想——在西方世界开辟一个充满信心的新纪元，结束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经济恐慌。而且这样就可以对纳粹党釜底抽薪，使它无计可施。
　　在国内方面，勃鲁宁也打算采取大胆行动，要争取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各大政党的同意，对德国宪法作一番根本修改。他打算使霍亨佐伦王室复辟。
　　即使能够说服兴登堡竟选连任，他年纪已这样大，也不可能期望活满7 年任期。如果他在一两年后死去的话，希特勒仍旧有当选为总统的希望。为了要防止这一点，为了要确保国家元首一职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勃鲁宁有这样一个打算：取消1932年的选举，由议会两院（即国会和参议院）的2/3 多数表决将兴登堡的任期延长。在这一点做到以后，他就建议议会宣布实行君主政体，由总统摄政。总统死后，就由皇太子的一个儿子重登霍亨佐伦王室的宝座。这个行动也能使纳粹党人无计可施；事实上，勃鲁宁相信，这将意味着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末日。
　　但是年迈的总统对此不感兴趣。当初在1918年11月那个秋天的暗淡日子里，在斯巴，他作为帝国军队司令，职责所在，有义务通知德皇必须下台，君主政体必须结束。现在他不愿考虑由霍亨佐伦王室的任何人来恢复王位，除非是仍然流亡在荷兰的多尔恩的皇帝本人。勃鲁宁向他说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虽然极其勉强，已经对他的计划给予一定的支持，哪怕仅仅是因为这可能是防止希特勒上台的最后一个孤注一掷的机会了，但是他们不赞成威廉本人或他的长子复辟，此外，如果要复辟的话，也必须仿效英国的榜样，实行立宪的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听到这番解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元帅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逐客，不愿再见这位总理。一星期后，他又把总理叫来，告诉后者，他不愿竞选连任。
　　在这期间，先是勃鲁宁，后是兴登堡，都第一次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
　　这两次会谈结果，对这位纳粹党领袖都很不利。自从受到吉莉·拉包尔自杀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的思想开小差，他的心神不由自主。
　　勃鲁宁要求纳粹党支持兴登堡延长任期，希特勒不加作答，却大谈共和国的缺点，这使人肯定认为，他不会同意总理的计划。在会见兴登堡时，希特勒显得局促不安。他想以长篇大论的说辞来打动这位老先生，可是却完全失败了。总统在这第一次会见时，对这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这么叫希特勒的）印象一点也不好，他告诉施莱彻尔说，这样一个人也许可以当邮政部长，但是决当不了总理——这句话，后[154] 来这位陆军元帅不得不自己咽了下去。
　　希特勒气愤之下，匆匆前往哈尔兹堡浴场，第二天，10月11日，在那里参加了“全民反对”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这次示威与其说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激进右翼的示威，不如说是者派的保守的反动势力的示威，这些反动势力是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右翼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所谓俾斯麦青年团、容克组织的农业联盟以及各种各样的老将军。不过纳粹党的领袖对这次集会并不热心。他瞧不起这些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胸挂金奖章的旧政权遗老，他看到，像他自己的那样一个“革命”运动，同他们来往过密，可能是危险的。他敷衍了事地匆匆讲了一通话，在钢盔队游行之前，就离开了会场，而使他生气的是，出席的人中间，钢盔队的人数竟超过了他的冲锋队。那天成立的哈尔兹堡阵线就此夭折了，老式保守派要成立这个阵线是要想同纳粹党人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对共和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击，他们要求勃鲁宁立即辞职。希特勒无意给这些先生当配角，他认为他们一心想念着过去，而他很清楚，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有助于推翻魏玛政体，向他提供新的经济来源，像实际上确实已经做到的那样，那么他可能会利用他们一下。但是他们却不能反过来也利用他。几天后，哈尔兹堡阵线就面临崩溃；它的各种成分又恢复彼此明争暗斗的状态了。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例外。那就是休根堡和希特勒两人都拒绝同意勃鲁宁提出的让兴登堡延长任期的建议。在1932年年初的时候，总理重新努力要争取他们改变初衷。在此以前，他花了很大努力，终于说服总统同意这点，即如果议会延长他的任期，他就继续供职。这样，总统就可以不必从事一场激烈竞选了。现在勃鲁宁邀请希恃勒来柏林重新会商这个问题。电报送来时，元首正在慕尼黑《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同赫斯和罗森堡开会。他把电报在他们面前晃着叫道：“现在他们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他们承认我是谈判中的一方了。”1 月7 日，希特勒同勃鲁宁和施莱彻尔会谈，1 月10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勃鲁宁再次提出他的建议：纳粹党同意延长兴登堡的任期。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一俟他解决了取消赔款和军备平等问题，他本人就宣布辞职。据某些人士说——不过这是有不同意见的——勃鲁宁还放出了另外一个钓饵：他表示愿意向总统提出由希特勒继任他为总理。希特勒井没有立即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告辞出来，回到凯撤霍夫饭店，同他的一些顾问商量。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赞成接受[155] 勃鲁宁的方案，他的理由是，如果纳粹党硬要举行选举，兴登堡必胜无疑。戈培尔和罗姆则主张断然拒绝。戈培尔在他1 月7 日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职位并不是关键所在。勃鲁宁只不过是想无限期地加强自己的地位？？争夺政权的棋局已经开始了？？重要的是，我们的力量必须保持强大，而且不作妥协。”前一天晚上，他这样写道：“组织里有个无人能信任的人？？这个人就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希特勒本人认为没有理由加强勃鲁宁的地位，从而使共和国能够延长寿命。但是不像在1 月12日断然拒绝这个办法的头脑简单的休根堡，希特勒要狡猾得多。他不向总理提出答复，而是越过他直接向总统说，他认为勃鲁宁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愿意支持兴登堡竞选连任，只要这位元帅拒绝勃鲁宁的建议。当时担任总统府国务秘书的是心灵眼快的奥托·冯·梅斯纳，他先后为社会党的埃伯特和保守的兴登堡连续热心地当了两任国务秘书，现在正在捉摸是否有可能第三次连任此职，不论上面的总统是谁，也许甚至是希特勒？纳粹党领袖在凯撒霍夫饭店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对这个人表示，愿意支持兴登堡竟选，只要兴登堡肯把勃鲁宁免职，任命一个“全民的”政府；下令国会和普鲁士议会举行新的选举。
　　对于这样的要求，兴登堡自然不会同意。由于纳粹党人和民族党人——后者是他的朋友，说起来还是他的拥护者——不同意免除他一场激烈的竟选活动，兴登堡一气之下同意再来一次竞选。但是在他对民族主义各党表示不满之余，他对勃鲁宁也产生了一层微妙的怨恨，他觉得勃鲁宁处理此事不当，逼得他要同当初在1925年时拥护他与自由主义一马克思主义候选人竞选总统的民族主义势力发生尖锐的冲突。现在他只有在社会党人和工会的支持下才能取胜，而对于他们，他一直是怀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的。他在同他的总理的来往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冷淡态度，而在不久之前，他还说过勃鲁宁是“俾斯麦以来最杰出的总理”。
　　把勃鲁宁捧上总理一职的那位将军也对他冷淡起来。在施莱彻尔看来，这个严峻古板的天主教领袖实在令人失望。他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位总理。他在国内无法争取到多数的支持，他未能使纳粹党人就范，也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他弄糟了兴登堡的连任问题。因此，他必须下台，也许施莱彻尔的尊敬的老上司格罗纳将军也应该同他一起下台，格罗纳将军对于施莱彻尔肚中将来的打算似乎一点也不能体会。不过，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并不真的着急。勃鲁宁和格罗纳是政府中的两个有势力人物，在兴登堡重新当选以前，必须继续执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位老元帅可能当选不了。而在选举以后，他们的用处也就完了。
　　希持勒与兴登堡对垒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当他必须作出困难的决定的时候，他曾经有好几次似乎拿不定主意。目前这一次就是其中的一次。他在1932年1 月面临的问题是：究竟竞选总统，还是不竞选总统？兴登堡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神话式的英雄不但受到许多右翼势力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民主党派的支持，后者在1925年选举中还是反对他的，但是现在却把他看成是共和国的救星。同这位陆军元帅竞选而被击败——他几乎肯定是会被击败的——这不是要把纳粹党自从1930年全国选举取得大胜以来在一次接着一次的邦选举中逐渐造成的不可战胜的名誉付诸东流吗？然而，要是不参加竞选的话，那又岂不是自认软弱，那岂不是表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快要取得政权这一点缺乏信心吗？除此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希特勒当时甚至还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因为他不是德国公民。
　　约瑟夫·戈培尔力促他宣布参加竞选。1 月19日，他们两人联袂去慕尼黑，那天晚上，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记道：“与元首讨论了总统职位问题。
　　还未作出决定。我竭力主张他自己参加竞选。”在下一个月内戈培尔的日记中反映了希特勒思想的起伏不定的情况。1 月31日：“元首将在星期三作出决定。这一点无可再怀疑了。”2 月2 日，看来他已作出了决定。戈培尔记道：“他决定亲自参加竞选。”但是戈培尔又说，在没有知道社会民主党的行动以前，这项决定暂不公布。次日，党的领袖们在慕尼黑集合，听希特勒宣布决定。“他们白等了一场，”戈培尔嘟囔说。“每个人，”他补充说，“都很紧张不安。”那天晚上，这个身材矮小的宣传头子自己去散心了，他偷偷地溜出去看了一部葛丽泰·嘉宝的影片，颇受这个“现在活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女演员”的“感动”。那天深夜，“一些党内老同志来见我。他们对于至今没有作出决定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元首等待得太长久了”。
　　希特勒可能等待得太长久了，但是他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却并未动摇。据戈培尔的日记的记载，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元首就戈培尔在第三帝国担任什么职务问题，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戈培尔说，元首已经为他考虑设立一个“国民教育部，处理电影、电台、艺术、文化和宣传事务”。另一天晚上，希特勒就“大规模重建国都”的计划，同他的建筑师特罗斯特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戈培尔并且补充说：“元首早已拟好了他的计划。他的说话、行动、感觉，都好像我们已经执政了一样。”
　　但是，他的说话还不像他很想同兴登堡打对台参加竞选。2 月9 日，戈培尔记载道：“元首已回柏林。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在凯撒霍夫饭店又举行了辩论。什么都悬而未决。”3 天以后，戈培尔[157] 同元首算了一下他估计将得到的票数。“这是冒险的事，”他说，“但是必须冒一下险。”希特勒又去慕尼黑作进一步的考虑。
　　最后，他的主意是由兴登堡来帮助他拿定的。2 月15日，年迈的总统正式宣布参加竞选。戈培尔很高兴。“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隐藏我们的决定了。”但是希特勒却把他的决定隐藏到2 月22日。那一天在凯撒霍夫饭店举行的会议上，“元首准许我，”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在今天晚上在体育馆宣布他参加竞选。”
　　这次竞选运动是一场激烈而又混乱的竞选运动。戈培尔在国会中攻击兴登堡是“逃兵的党的候选人”，因为这样侮辱总统而被逐出国会。在柏林，原来在1925年选举中支持兴登堡的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日报》现在转过来激烈攻击他。这家报纸宣称：“目前的问题是：里通外国的叛徒和主和非战的猪猡在兴登堡的赞许下是不是要给德国带来最后的毁灭。”
　　在激烈的竞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一切原来的阶级和党派界线都打乱了。支持兴登堡这个新教徒、普鲁士人、保守派、保皇派的，是社会党人、工会、勃鲁宁的中央党的天主教徒和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政党的残余分子。
　　支持希特勒这个天主教徒、奥地利人、前流浪汉、“国家社会主义者”、下层中产阶级群众的领袖的，除了他自己的党徒以外，还有北方上层阶级新教徒、保守的容克地主和一些保皇派，其中在最后一分钟还包括前皇太子。局面由于另外还有两个候选人参加竟选而更加混乱。这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希望取胜，但是都可能获得足够的选票来妨碍两个主要竞选者取得当选所必要的绝对多数。民族党提出了钢盔队的第二号人物（兴登堡是其名誉队长）西奥多·杜施特堡为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前陆军中校，使纳粹党人高兴的是，他们不久发现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曾孙。共产党攻击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背叛了工人阶级”，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不惜帮纳粹党人的忙，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竟选运动还没有开始，希特勒就解决了他的国籍问题。在2 月25日宣布，不伦瑞克邦内政部长，一个纳粹党人，任命了希特勒先生为该邦驻柏林公使馆的随员。通过这种滑稽戏式的手段，这个纳粹党领袖就当然成了不伦瑞克的公民，因而也是德国的公民，因而就有资格竞选德国总统。轻易地克服了这个小障碍以后，希特勒就全力投入竞选运动，周游全国，在好几十次的群众大会上向大批群众演讲，把他们驱入狂热的状态。党的另外两位演讲家戈培尔和施特拉塞也安排了类似的日程。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158] 了一次德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宣传运动。他们在大小城市的墙上贴了100 万张彩色的大字招贴画，散发了800 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一天之内举行了3000个大会，而且在德国选举中第一次充分利用了电影和唱片，唱片是在安了扩音器和喇叭的卡车上巡回放送的。
　　勃鲁宁也日夜不停地工作，争取年迈的总统当选。这个一向待人公平的人这一次却毫不客气，把政府控制的电台的全部广播时间都保留给自己的一方面使用，这一着可气坏了希特勒。兴登堡只讲了一次话，是在投票前夕3 月10日的一次录音广播。这次讲话颇为尊严，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少数几次尊严的讲话之一，它很起作用。
　　如果选举一个代表片面的极端派观点的党人，这将使祖国发生严重的混乱和不安，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因为他必然会遭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我为责任所驱，必须防止这种人当选？？如果我竞选失败，我至少可以免于这种指责：在危机的时刻，我自动懈怠了职责？？凡是不愿投我票的人，我并不要求他们的选票。
　　投他的票的人比所需要的绝对多数尚少0.4 ％。1932年3 月13日选举结束时，结果是：兴登堡18651497 49.6 ％希特勒11339446 30.1 ％台尔曼4983341 13.2％杜施特堡2557729 6.8 ％对于双方来说，票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老总统比纳粹党煽动家多了700 多万张选票，但是尚差一点点而没有能够赢得必要的绝对多数。这就必须举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就可以当选。比起1930年的选举来，希特勒已使纳粹党多得了近500 万张选票——大约多86％——但是他落在兴登堡后面还很远。揭晓那天晚上，戈培尔柏林寓所中笼罩着一片绝望沮丧的气氛，当时有许多纳粹党领袖聚在那里听收音机中关于选举结果的报道。“我们被打败了；可怕的前途，”戈培尔那天晚上在日记中写道，“党内圈子里的人都极感失望和沮丧？？只有靠出奇的办法，我们才能拯救自己”。
　　但是在第二天早晨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希特勒宣布：“第一次竞选运动结束了。第二次在今天开始。在这次竞选中，我必将领先。”说真的，他一如以往地那样努力竞选。他租了一架容克式客机，从德国这一头飞到那一头——在当时竟选中这是一个新花样——一天在三四个城市中的大会上讲话。他很狡猾地改变了策略以便赢得更多选票。在第一次竞选中，他大谈其人民的苦难，[159] 共和国的无能。现在，他描绘了一幅如果他当选每个德国人将能享有的幸福的图景：工人有工做，农民的农产品可售得高价，工商业者有更多的生意，军国主义者可以建立一支大军队。在柏林游乐公园的一次演说中，他竟保证：“在第三帝国中，每一个德国女郎都可以找到丈夫！”
　　民族党的杜施特堡退出了竞选，要求支持者投希特勒的票。甚至放荡不羁的前皇太子腓德烈·威廉也表示支持，他宣布：“我将投票赞成希特勒。”
　　第二次竟选的日子1932年4 月10日是个阴沉多雨的日子，那天投票的选民少了100 万人。当天深晚宣布的结果是：兴登堡19359983 53 ％希特勒13418547 36.8 ％台尔曼3706759 10.2％虽然希特勒的票数增加了200 万，而兴登堡只增加了100 万，但总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绝对的多数。这样，一半以上的德国人表示他们拥护民主共和国；他们肯定地反对不论左右的极端派。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这个结果很值得希特勒本人玩味。他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在两年之内，他使纳粹党的选票翻了一番。但是他仍旧没有取得多数——和他所追求的政权。他在这条路上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了？在4 月10日选举后党内举行的会议上，施特拉塞坦率地认为，希特勒的处境确是如此。施特拉塞要求同那些当权的人：同总统、同勃鲁宁和格罗纳将军的政府、同陆军妥协。希特勒虽然不信任他的这个主要助手，却不反对他的意见，他没有忘记他在维也纳时代取得的一个教训：要取得政权，你必须赢得一些既有的“有势力机构”的支持。
　　但是在他还没有打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主意以前，这些“有势力机构”
　　之一，也就是共和国政府却给了他一个打击。
　　一年多以来，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都开始掌握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纳粹党的一些高级领袖，特别是冲锋队的一些头子，准备用暴力接管德国，实行恐怖统治。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夕，队员已达40万人的冲锋队被充分动员了起来，在柏林周围布置了一道警戒线。虽然冲锋队头子罗姆上尉向冯·施莱彻尔将军保证，这仅仅是“预防”措施，但是普鲁士警察在柏林纳粹党总部抄获了文件，其中清楚地表明，冲锋队确是打算在次日晚上实行政变的，如果希特勒当选总统的话——这是罗姆的心意。戈培尔3 月11日晚上的日记证实了确有其事在酝酿中。“同冲锋队和党卫队队长们[160] 讨论了指示。
　　到处都深感不安。政变这个字眼在流传着。”
　　因而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都警惕起来。4 月5 日，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这两个大邦为首的好几个邦的代表要求中央政府取缔冲锋队，要不然，它们就在各自的境内取缔它。当时总理勃鲁宁为了选举事宜不在柏林，但是以内政兼国防部长身份接见他们的格罗纳将军答应，一俟勃鲁宁回京，立即采取行动。勃鲁宁回来的日期是4月10 日，即第二次选举那一天。勃鲁宁和格罗纳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取缔冲锋队。因为这样就会消除内战的威胁，也可能是预告希特勒在德国政治中作为重要因素的末日的来临。由于确信兴登堡可以得到绝对多数当选总统，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选民们给他们的委托，要他们保护共和国，对付纳粹党要用暴力加以推翻的威胁。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时机已经来到。此外，除非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否则，政府将失去社会党和工会的支持，而它们为兴登堡提供了大多数选票，而且是勃鲁宁政府继续得以维持的主要依靠。
　　内阁在4 月10日开会，当时选举还未结束。会上决定立即取缔希特勒的私人军队。要兴登堡在这项命令上签字，曾有一些困难，因为当初赞成这项命令的施莱彻尔开始在总统耳旁低语，促使他反对。但是他最后还是在4 月13日在命令上签了字，命令遂于4 月14日公布。
　　这个打击使纳粹党人目瞪口呆。罗姆和党内一些容易冲动的人主张违抗这项命令。但是比他的部下精明狡猾的希特勒却决定必须服从这项命令。现在还不是举行武装叛乱的时候。此外，他还得到了有关施莱彻尔的态度的颇有意思的消息。戈培尔在4 月14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获知，施莱彻尔不赞成格罗纳的行动？？”后来又写道：“？？接到一位著名太太的电话，她是施莱彻尔将军的好朋友。她说将军打算辞职。”戈培尔对此很感兴趣，但是抱有怀疑。他说：“这也许仅仅是一种策略。”
　　这个诡计多端、热中政治的将军是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但是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论戈培尔也好，希特勒也好，或是任何人也好，都是一点底也没有摸到的，至于勃鲁宁，肯定也是没有摸到底的，格罗纳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施莱彻尔在军队中和政府中的迅速升迁完全是靠格罗纳的提拔。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摸到了。
　　甚至在取缔冲锋队的禁令还没有宣布之前，施莱彻尔把意志软弱的国防军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争取过来以后，就已经秘密通知7 个军区司令：陆军不同意这项命令。其次，他又劝说兴登堡在4 月16日写了一封故意找岔子的信给格罗纳，问他为什么不把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国旗队同冲锋队一起取缔。施莱彻尔还进一步采取了一个行动来破坏他上司的地位。他主使了一场[161] 恶意的宣传，诬蔑格罗纳将军，散布谣言说格罗纳将军病得很重，不能继续任职；说他已信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和平主义；宣称国防部长玷污了陆军的名誉，因为他最近结婚不到5 个月就生了个孩子——他还告诉兴登堡，在陆军圈子里，这个孩子的外号叫“诺尔米”，这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飞快的芬兰赛跑选手的名字。
　　与此同时，施莱彻尔恢复了他同冲锋队的联系。他同冲锋队头子罗姆和柏林冲锋队长冯·赫尔道夫伯爵都举行了会谈。戈培尔在4 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施莱彻尔通知赫尔道夫，他“想改弦易辙”。两天以后，施莱彻尔见了希特勒，据戈培尔的记载，“会谈进行得很顺利”。
　　即使在玩弄权术的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一个问题上，罗姆和施莱彻尔背着希特勒在搞阴谋。他们两个人都希望把冲锋队并入陆军，作为一种民兵，但是元首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时常同他的冲锋队参谋长发生争吵，后者把冲锋队看作是加强国家的潜在军事力量，而希特勒却认为冲锋队是一种纯政治力量，一种在街头殴打政敌、制造恐怖，在党内保持政治热情的队伍。但是施莱彻尔同纳粹党领袖们会谈时，心中却另有打算。他想使冲锋队归属于陆军，这样他就能够加以控制。但是他也希望希特勒这个唯一有群众拥护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参加政府，这样他也就能够控制他了。取缔冲锋队的禁令妨碍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到1932年5 月第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施莱彻尔的阴谋达到了一个高潮。戈培尔在5 月4 日的日记上写道：“希特勒的地雷快要爆炸了。格罗纳首先得下台，其次是勃鲁宁。”5 月8 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同施莱彻尔将军和接近总统的一些先生举行了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谈。
　　一切都很顺利。勃鲁宁将在数天内下台。总统将撤回对他的信任”。他接着概述了施莱彻尔和总统亲信同希特勒密谋的计划：先解散国会，然后成立总统内阁，取消对冲锋队和纳粹党的一切禁令。戈培尔又说，为了避免勃鲁宁生疑，希特勒暂时离开柏林。那天晚上，他陪他的领袖到了梅克伦堡，当真藏匿了起来。
　　在纳粹党看来，总统内阁只不过是“暂时”的安排，这一点是戈培尔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的，他说，这样一种“毫无特色的‘过渡政府’将为我们扫清道路。这个政府越软弱，我们越是容易搞掉它”。当然，施菜彻尔的看法可不是这样，他已经在梦想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在宪法修改以前可以不受议会的约束，而他自己又能加以任意支配，很明显，他和希特勒都以为自己能够制胜对方。不过在当时，他却有一张好牌在手。他可以向年迈力衰的总统保证，他能够提供勃鲁宁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一个得到希待勒的支持而又没有非得让这个狂热的煽动家参加不可的这种不方便。
　　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在5 月10日那一天，也就是施莱彻尔同希特勒和兴登堡周围人物会谈后两天，他采取了行动。动手的地方是国会。格罗纳将军站起来为取缔冲锋队的行动辩护，马上受到了戈林的猛烈攻击。这位身患糖尿病的国防部长，对于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深感失望，他尽管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是，在纳粹党议员连珠炮般的辱骂前面，他没有还手之力。在精疲力竭、丢脸伤心之余，他正要退席而去，不料却面对面地碰上了冯·施莱彻尔将军，后者冷冰冰地告诉他，他“已不再享有陆军的信任，必须辞职”。
　　格罗纳向兴登堡求救。他曾经两次在关键时刻为兴登堡解过围——并且代兴登堡受过：一次是在1918年，代表兴登堡要德皇退位；一次是在1919年，又代表兴登堡告诉共和国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是老元帅这次却回答说，他“感到很遗憾”，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原来兴登堡对于欠了这个比他年轻的军官人情这一点，心中一直是不痛快的。5 月13日，格罗纳失望之余，悻然辞职。* 那天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记道：“从施莱彻尔将军那里得到消息。一切按计划进行，”
　　计划的下一步是要开勃鲁宁的刀，过不了多久，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就有了下手的机会。格罗纳的下台，对于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很严重的打击，在军人中间，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经能干地和忠心耿耿地为共和国效劳过，陆军里也没有一个具有他那样声望和忠心的人可以代替他。但是，顽强的、努力活动的勃鲁宁仍是一个势力。他已经为兴登堡的连任，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也就是为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争取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
　　在外交政策方面，关于取消赔款和德国重整军备的平等权利这两个问题上，他似乎正处于取得惊人成功的前夕。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这位总理为了要使兴登堡竞选连任而作出的超人的努力，老总统不但不表感谢，反而报之以特别冷淡的态度。当勃鲁宁建议由国家付出优厚的赔偿后接管东普鲁士某些破产的容克庄园、把它们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时候，兴登堡的态度就更加冷淡了。5 月间，兴登堡去纽台克度复活节假期。纽台克是一个在东普鲁士的庄园，是那些容克在工业家出钱资助下送给兴登堡的80岁寿礼。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的贵族邻居趁此机会在他耳旁进了馋言，要求撤换这个被他们现在称为“农业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总理。
　　纳粹党人比勃鲁宁自己还早就知道这位总理即将下台，这无疑是通过施莱彻尔的途径。5 月18日，戈培尔从慕尼黑回到柏林，注意到“复活节气象”依然未消，便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对勃鲁宁一个人，冬天似乎已经来临。可笑的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找不到人参加他的内阁。耗子都离开了快要沉没的船。”但是，这样说也许要更确切些，那就是：带头的那只耗子，并没有离开这只要沉的船——国家，不过是在准备为它找个新船长。
　　第二天戈培尔记载道：“施莱彻尔将军拒绝继掌国防部。”这话不错，但是不够精确。勃鲁宁在责备施莱彻尔搞垮格罗纳以后的确曾经请过施莱彻尔出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的答复是：“我愿意出任，但是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5 月19日戈培尔的日记记道：“施菜彻尔那里来的消息。部长名单已经拟定，在过渡时期，这并不太重要。”这样，至少比勃鲁宁早一个星期，纳粹党已经知道要把他干掉了。5 月29日是星期日，兴登堡召见了勃鲁宁，猝然要他辞职。第二天，勃鲁宁就向他递了辞呈。
　　施莱彻尔胜利了。但是倒下去的不仅是勃鲁宁；民主共和国和他一起倒了下去，虽然临死的痛苦还要延续8 个月，最后才加一枪送命。对于共和国的死亡，勃鲁宁的责任是不小的。他虽然从内心来说是个民主派，但是他却听人摆布，终于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不得不靠总统的紧急法令来行使政府职权，而没有取得议会的同意。采取这种步骤，的确也是出于不得已，这完全是政客们的目光短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在5 月12日的时候，他还能够为他的财政法案在国会中赢得一次信任票。但是在议会不能同意的问题上，他就不得不依靠总统的支持来维持统治。现在，这种支持已经收回去了。
　　从现在开始，从1932年6 月到1933年1 月，这种支持将给予两个比较次要的人物，这两个人物虽然不是纳粹党人，却一点也不想维护民主共和国，至少是不想维护按目前方式组织的民主共和国。
　　德国的政治权力现在不再像共和国成立以后那样存在于人民和表达人民意志的机构——国会手里，它现在集中在一个年达85岁高龄的衰老的总统和他周围一些思想浅薄、野心勃勃的人的手里，而这些人却左右着他那衰朽倦怠、神思恍馏的精神。这一点，希特勒看得很清楚，这也适合他的目标。他要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看来是极其不可能的。兴登堡的新态度给了他可以取得政权的唯一机会。当然，还不是在目前，但是也不用太久了。
　　他从奥耳登堡匆匆赶回柏林（在奥耳登堡，纳粹党在5 月29日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对的多数）。第二天，兴登堡接见了他，证实了这个纳粹党领袖事前在5月8日同施菜彻尔秘密商定的交易中的几点：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组织由兴登堡自择人选的总统内阁、解散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愿不愿意支持新政府？兴登堡这么问他。希特勒回答说，他愿意支持。那天（5 月30日）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说：“希特勒同总统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提到冯·巴本为总理人选。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重要的是，国会解散了。选举！选举！直接诉诸人民！我们都很高兴。”
　　弗朗兹·冯·巴本的大失败
　　现在舞台的中心暂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由冯·施莱彻尔将军推荐给80多岁总统于1932年6 月1 日受命出任德国总理的人是53岁的弗朗兹·冯·巴本，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家没落的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总部供职，是个跑马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成功的天主教中央党外行政客。他靠了裙带关系，成了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在社会上无藉藉名，只是有一次在任驻华盛顿武官时因参与策划炸毁当时尚守中立的美国的桥梁和铁路这种破坏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不可置信，”法国驻柏林大使写道，“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弗朗索瓦一庞赛的描写绝无夸大。
　　而兴登堡在施莱彻尔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挣扎中的共和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巴本毫无任何政治后台。他甚至还不是个国会议员，他在政治方面最高的履历是曾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巴本被任命为总理后，他所属的中央党激于他背叛该党领袖勃鲁宁，一致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总统叮嘱他组织一个超党派政府，而这件事是他能够马上做到的，因为施莱彻尔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张部长名单。这张名单后来就以“男爵内阁”著称。其中五个部长是贵族，两个是大公司董事，一个是啤酒馆政变前后动乱时代巴伐利亚政府内庇护希特勒的人，名叫弗朗兹·古特纳，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冯·施菜彻尔被兴登堡所迫，不得不从他喜爱的幕后地位走出来，出任国防部长。全国大部分人民都把“男爵内阁”当作一场笑话，虽然有些阁员如冯·牛赖特男爵、冯·艾尔茨一鲁本那赫男爵、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古特纳博士的政治寿命很长，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开始后很久，他们还留在各自的职位上。
　　巴本的第一个行动是履行施莱彻尔与希特勒的协议。6 月4 日，他解散了国会，决定在7 月31日举行新选举。在多疑的纳粹[165] 党催促了几次后，他在6 月15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接着马上发生了甚至德国在过去也从未有过的一阵政治暴行和谋杀的浪潮。冲锋队员涌到街上去寻衅闹事，他们的挑战常常受到应战，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应战。仅仅在普鲁士一邦，从6 月1 日到20日，街头就发生了461 起斗殴，死了82人，重伤400 人。在7 月间，在殴斗中死亡的共有86人，其中38人是纳粹党人，30人是共产党人。
　　7 月10日星期日这一天，街头被殴致死者有18人，下一个星期日，纳粹党人在警察保护下，在汉堡工人阶级郊区阿尔托那举行游行，当时被打死的有19人，受伤的285 人。内战越来越恶化，各方面都要求男爵内阁设法制止这场内战。除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派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恢复秩序。
　　对此，巴本做了两件事情作为答复。他禁止各党派在7 月31日选举前14天内举行游行。其次，他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目的不仅要抚慰纳粹党人，而且要摧毁民主共和国残余的支柱之一。他在7 月20日撤除了普鲁士政府，自任为普鲁士国家长官。这是走向他企图在整个德国建立的那种极权主义政府的一个大胆步骤。巴本的借口是，阿尔托那暴乱证明普鲁士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他并且根据施莱彻尔临时拼凑的“证据”，指责普鲁士当局与共产党人共谋。当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表示除非使用武力就拒绝离职的时候，巴本就很乐意地使用了武力。
　　柏林宣布了戒严令，当地的国防军司令冯·伦斯德将军派了一个中尉和十几个士兵，去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逮捕。这件事情没有逃过取得联邦政权的右派人物的注意，也没有逃过希特勒的注意。现在已不再有必要担心左派势力或者甚至民主的中间派势力会对推翻民主制度的尝试进行认真的抵抗了。
　　1920年时，一次总罢工曾拯救了共和国，使之免于推翻。现在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又讨论了这样一种措施，但是结果却认为太危险而被放弃了。因此，巴本把合乎宪法的普鲁士政府撤换以后，给魏玛共和国的棺材又钉上了一个钉子。而这一次只用了一个班的士兵就做到了——他就是这样吹嘘的。
　　至于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决心要推翻的不仅是共和国，而且还有巴本和他的男爵们。戈培尔在他6 月5 日的日记中表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尽早同这个资产阶级过渡政府脱离关系。”巴本在6 月9 日第一次会见希特勒，当时这个纳粹党领袖告诉他：“我认为你的内阁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我将继续努力使我的[166]党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到了那个时候，总理一职就非我莫属了。”7 月31日的国会选举是德国在5 个月以内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性选举。但是纳粹党人非但对这种紧张的竞选活动一点也不感到厌倦，反而比往常更加狂热和卖力地投了进去。尽管希特勒向兴登堡保证，纳粹党将支持巴本政府，戈培尔却对内政部长进行了尖锐的攻击，而且早在7 月9 日，希特勒就去见了施莱彻尔，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表示极为不满。从希特勒公开出现场合的群众人数来看，显然，纳粹党的势力有了增长。在7月27 日那天，他就在勃兰登堡向6 万人讲了话，接着在波茨坦向几乎同样多的人讲了话，晚上又在柏林格鲁纳瓦尔德大运动场向12万人讲了话，场外还有10万人从扩音器听了他的讲话。
　　在7 月31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大胜，一共获得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230 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虽然在608 个席位的国会中，仍远远不足构成多数。社会民主党无疑是由于他们的领袖在普鲁士的胆小怕事的表现，丧失了10个席位，只有133 个席位。工人阶级转向共产党一边，他们增加了12个席位，在国会中共占89个席位，成了第三大党。天主教中央党也稍许增加了力量，从68个席位增加到73个席位，但其他中产阶级政党，甚至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在选举中支持巴本的唯一政党——却居极少数地位。显然，除了天主教徒以外，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转向了纳粹党。
　　8 月2 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附近的特格恩西湖同他党内的领袖们开会，估计他的胜利，自从两年前上一次国会选举以来，国家社会党增加了7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代表从107 人增加到230 人。而如果从1928年选举开始计算，这4 年来纳粹党的选票增加了1300万张左右。但是要取得政权所必需的多数，希特勒还是没有得到。他在全部票数中只赢得了37％。大多数德国人仍旧反对他。
　　他同助手们一直讨论到深夜。戈培尔在8 月2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讨论的结果：“元首面临着困难的决定。走合法途径？还是同中央党合作？”同中央党合作，纳粹党就能在国会中取得多数。但是在戈培尔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记道：“元首[ 仍然] 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局势还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成熟。”
　　但是不用很多时候。尽管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还谈不上是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这种胜利的刺激下，希特勒还是忍耐不住。他在8 月4 日赶到柏林，不是去见冯·巴本总理，而是去见冯·施莱彻尔将军，据戈培尔记载，是去“提出他的要求”。他并且说，“这些要求不会太低。”8 月5 日，在柏林附近的弗尔施登堡兵营，希特勒向冯·施莱彻尔将军提出了他的条件：给他本人的是总理[167] 职位，给他的党的是普鲁士总理职位、联邦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内政部、联邦政府的司法部、经济部、航空部，以及给戈培尔设的一项新职务——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为了给施莱彻尔一点甜头，希特勒答应把国防部给他。此外，希特勒说，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他在一个规定的期限内凭特别命令行使政府职权，如果国会拒绝，就把国会“送回老家”。
　　希特勒在会见后深信，他已经把施莱彻尔拉了过来，赞成他的计划，于是高高兴兴地赶回他在上萨尔斯堡的避暑山庄。戈培尔对反对者总是不放心的，而对这个政客将军总是心怀疑惧，不是这么满有把握。他在听到了元首关于同施莱彻尔会谈的乐观报告后，在8 月6 日的日记中记道：“对于未来的事情，最好采取怀疑的态度。”不过，在一件事情上，戈培尔是有把握的：“我们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决不放弃。他们除非把我们的尸体抬出政府各部。”
　　事情并不像希特勒所想像的那么顺利。8 月8 日，戈培尔写道：“柏林来了电话。尽是谣言。全党进入准备状态，以便接管政权。冲锋队员们都离开原来工作岗位，进行准备，党的领袖们在准备这伟大时刻的来到。如果一切顺利，那就太好了。否则，就会有可怕的挫折。”第二天，施特拉塞、弗立克和丰克来到上萨尔斯堡，带来了并不十分令人鼓舞的消息。施莱彻尔像条蛆虫一样，又转了方向。他现在坚持；如果希特勒当总理，必须在取得国会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政府职权。丰克报告说，他的企业界朋友，对于纳粹党执政的前途感到担忧。沙赫特给他一个口信，证实了这一点。最后，这3 个人告诉希特勒说，威廉街方面担心纳粹发动政变。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天，8 月10日，戈培尔获悉，在柏林，冲锋队已处于“一种武装准备状态？？冲锋队包围了柏林，力量越来越大？？
　　对于这一点，威廉街方面感到紧张不安。然而这正是我们动员的目的”。第二天，元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乘汽车去柏林。戈培尔说，他到那里“不会露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有召唤，他随时都有准备。结果没有人召唤他，他只好自己求见总统。但在见总统之前，他先得见施莱彻尔和巴本。
　　这次会谈是在8 月13日中午举行的。经过极为激烈。施莱彻尔已经偷偷地离开了他在一个星期前的原来的立场。他现在支持巴本，认为希特勒至多只能盼望一个副总理的职位。希特勒大为震怒。他非当总理不可，否则就不参加政府。巴本说，他得让兴登堡来作“最后决定”，这样就结束了会谈。*[168]希特勒悻悻然回到附近的凯撒霍夫饭店休息。下午3 点钟时，总统府来了电话。有人——从戈培尔日记来看，大概是他——接了电话问道：“是不是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是那样，请希特勒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方告诉这个纳粹党人说，总统“希望先跟希特勒谈一谈”。老元帅在他的书房中一手拄着手杖，站着接见希特勒，这样一个姿态事先就为这次接见决定了冷淡的调子。就一个年达85岁高龄，仅仅在10个月以前还发过一次病、神志完全昏迷达1 个多星期的人来说，兴登堡现在的神志却惊人的清醒。他耐心地听着希特勒重申他对总理职位和全部权力的要求。当时在场的目击者只有总统府秘书奥托·冯·梅斯纳和陪同希特勒前来的戈林。虽然梅斯纳那里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材料来源，但是他在纽伦堡的供词是关于这次会谈的唯一的第一手材料。他的供词看来是可信的。
　　兴登堡回答说，由于局势紧张，他不能干心无愧地贸然将政府的权力交给像国家社会党那样的一个新党，这个新党没有多数的拥护，而且是心胸偏狭、嚣张闹事、不守纪律的。
　　这时，兴登堡表现了一定的激动情绪，提到最近发生的好几起事件——纳粹党人与警察的冲突、希特勒党徒攻击意见不同的人的暴行、对犹太人的殴辱以及其他非法行为。所有这一切事件都加强了他的信念，即在纳粹党内有许多不受驾驭的野性难驯的分子？？在恳切地谈了一通之后，兴登堡向希特勒建议，要他宣布愿意同其他政党合作，特别是同右派和中间派的政党合作，他应该放弃片面的独揽大权的想法。兴登堡说，他如果同其他政党合作，就能够表现自己可以取得什么成就，作出什么改进。如果他能够取得成就，他在联合政府内的影响就会增加，甚至能占支配地位。兴登堡说，这也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可以消除普遍存在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国家社会党如果组织政府，它就会滥用政府权力，压制一切其他观点，逐步消灭其他观点。兴登堡说，他愿意接受希特勒和他的运动的代表参加联合政府，至于这个政府的具体组成可以在以后再谈，但是他不能承担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的责任？？但是希特勒坚决拒绝使自己置身于同其他政党领袖讨价还价的地位和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因此会谈没有结果，但是老总统在会谈结束以前，仍旧站着，严厉地教训了纳粹党领袖一番。根据后来马上发表的官方公报，兴登堡“感到很遗憾，希特勒先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按照在国会选[169] 举前同意的那样来支持一个取得总统信任的全民政府”。在德高望重的总统看来，希特勒违反了诺言，但是却使总统对未来提高了警惕。公报继续说：“总统严重地告诫希特勒先生。他要以骑士的风度来领导国社党作为反对党的活动，要记住他对祖国和德国人民的责任。”
　　公报从兴登堡的观点叙述了会见的经过，并且指出希特勒要求得到“控制国家的全部权力”。它的突然发表，使戈培尔的宣传机器猝不及防，对希特勒的威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不仅在一般公众中间是如此，而且在纳粹党人中间也是如此。这时，希特勒再次答辩说，他没有要求得到“全部权力”，他只要求得到总理职位和少数几个部，这已经没有用了。对兴登堡的话，一般都是深信不疑的。
　　与此同时，动员起来的冲锋队员们这时已经感到焦躁不安。希特勒当天晚上召见了他们的领袖，同他们谈了话。戈培尔在日记里写道：“这是一件困难的任务。谁知道他们是否能够保持原来的阵容。要对胜利在望的军队说，这次胜利己被剥夺，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那天深夜，这个矮小的博士阅读胖德烈大王的信札，寻找安慰。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波罗的海海滨去度假。他写道：“绝望的情绪弥漫在党内同志中间。”他甚至不愿出自己的房门同他们交谈。“至少在一星期之内，我不想听到关于政治的谈论。我只要阳光、空气、宁静。”
　　希特勒也回上萨尔斯堡去享受这些东西，考虑未来。正如戈培尔所说的，“第一个大好机会给错过了”。当时但泽的纳粹党须袖赫尔曼·劳希宁发现元首在山顶上愁眉不展，默默沉思。希特勒告诉他，“我们必须毫不留情”，然后大骂了巴本一通。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话的口气，不时流露出仿佛已经当了总理一样，他说：“我的任务比俾斯麦的任务还困难。我必须先创建国家，然后才能开始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国家任务。”但是，要是巴本和施莱彻尔组织军事独裁，镇压纳粹党，那怎么办？希特勒猝然问劳希宁，当时在国际联盟保护下的独立的自由城市但泽是否同德国订有引渡协定？劳希宁起初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个问题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希特勒是想找个地方，在万一出事以后可以避难。戈培尔在日记中说：“有谣言说要逮捕元首。”但是即使到现在，在遭到共和国总统和巴本一施莱彻尔政府的拒绝以后，而且尽管他担心他的党可能被宣布为非法，他仍旧决心要坚持走他的“合法”道路。他压制了关于冲锋队举行政变的一切谈论。除了偶尔情绪消沉的片刻以外，他仍颇有信心，相信他总能达到目的——不是靠武力，也很少可能靠在议会取得多数，而是靠曾经把施莱[170] 彻尔和巴本送到最高地位的那种手段：靠幕后诡计，一种两个人就可以玩弄的把戏。
　　过不了很久，他就作了一个榜样。8 月25日，戈培尔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然后记道：“我们已同中央党进行联系，即使只是为了要对我们的对手施加压力也罢。”第二天，戈培尔回到柏林，发现施莱彻尔已经发觉“我们向中央党进行了试探”。次日，他去见这位将军，想弄清楚是不是那样。他觉得施莱彻尔似乎担心希特勒同天主教中央党的联合，因为如果他们一联合，他们就可以在国会里形成绝对多数。至于施莱彻尔，戈培尔写道：“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
　　正如戈培尔所说，同中央党的联系，只不过是作为对巴本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是结果却大为成功，这表现在国会中发生的一场滑稽戏一般的事件里，这个事件成了这个骑兵出身的总理未日的开端。原来，国会在8 月30日开会时，中央党同纳粹党一起选戈林为国会议长。因此，国会在9 月12日复会后开始它的工作会议时，将第一次由一个国社党人担任主席。戈林充分利用了他的机会。冯·巴本总理事前从总统那里弄来了一项解散国会的命令——在国会还没有开会着手工作以前就签发了它的死刑判决书，这还是第一次。但是在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巴本没有把命令带来。他带来的是一篇概述政府工作计划的报告，因为事前获得保证，如果共产党提出弹劾政府的动议，就会有一个民族党议员在大多数其他政党同意下出来反对进行表决。对于这种动议，600 多个议员中只要有一个议员反对就可以推迟表决。
　　但是当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把他的弹劾动议作为程序修正案提出的时候，没有一个民族党议员或任何其他议员起来反对。最后弗立克代表纳粹党要求休会半小时。
　　巴本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现在情况变得很严重了，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他派了一个信差火速前往总理府去取解散令。
　　这时候，希特勒在国会对过的国会议长府同他的议会党团开会，纳粹党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很感为难。他们觉得民族党不建议推迟表决是欺骗了他们。现在希特勒的党为了要推翻巴本政府，不得不在共产党的一个动议上投共产党的票了。希特勒决定硬着头皮这么做，虽然同共产党这样合作不是味儿。他命令他的议员投票赞成共产党的修正案，在巴本还没有来得及解散国会之前就把他推翻掉。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戈林作为议长，[171] 必须在议会程序上玩弄一些巧妙的诡计和手段。这个前空军英雄是个多才多艺、英勇大胆的人物，这在以后其他更大的场面中也得到了证明，他果然未辱使命。
　　国会休会半小时后复会时，巴本夹着那个按照传统装有他匆匆取来的解散令的红色公事皮包来了。但是当他要求发言时，国会议长假装没有看见他，虽然巴本这时已涨红了脸，站起了身子，手中举着那张纸，让全场议员都看到。人人都看到了，就只有戈林一人没有看到。他的微笑着的脸转向另外一边。他宣布立即举行表决。据目击者的叙述，这时巴本的脸色已气得发白，他大步走向议长席，把解散令扔在他的桌上。但是戈林仍旧装着没看见，宣布进行表决。巴本在部长们（他们都不是议员）的跟随下大步走出会场。议员们进行了表决，结果是以513 票对32票，弹劾了政府。到这时戈林才看到了这张愤怒地扔在他桌上的纸。他向国会宣读了上面的内容，随后作出裁决说，由于这是一个被合乎宪法的多数表决撤除职务的总理副签的，它没有任何效力。
　　由于这场滑稽戏，德国究竟哪些方面得到了胜利，哪些方面遭到了失败，他们的胜败程度如何，在当时都不是很清楚的。花花公子巴本让人给开了一个玩笑，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当时一直是被人当作笑话来谈的，正如弗朗索瓦一庞赛所说，即使在他朋友看来也是如此。同样清楚的是，国会这一次行动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反对兴登堡一手挑选的总统政府。但是采取这种做法，岂不是进一步破坏了人民对议会制度的信任吗？至于纳粹党人，他们岂不是再一次表明他们不仅是随便胡来的，而且为了要达到目的，不惜同共产党勾结吗？此外，人民不是已经厌倦了选举，纳粹党在一年以内的第四次的不可避免的新选举中不是可能丧失选票吗？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甚至是弗立克，都认为如此，并且认为，丧失选票对党来说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据戈培尔那天晚上的记载，希特勒“乐极忘形。他又一次作了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决定”。
　　国会后来很快地承认了解散令，新选举定在11月6 日举行。对纳粹党来说，新选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因为，戈培尔指出，人民对于政治演说和宣传已经感到厌倦了。他在10月15日的日记里承认，甚至纳粹党内的工作人员也“由于这些永无休止的选举而弄得神经紧张不安。他们疲劳过度？？”
　　另外也有经济上的困难。大企业和大金融转而支持巴本了，因为他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让步。正如丰克所警告的一样，他们对于希特勒拒绝同兴登堡合作，对于在他们看来他的日益发展的激进主义和不惜同共产党合[172] 作的倾向（国会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感到不能信任。戈培尔在他10月15日的日记中提到了这一点：“钱非常难弄。有‘财产和教育’的先生们都支持政府。”
　　选举前几天，纳粹党同共产党一起在柏林举行了一次运输工人的罢工，而工会和社会党都没有支持这次罢工。正当纳粹党亟需经费在竟选运动的尾声中最后加一把劲的时候，这个行动使得企业界的人士更不愿意慷慨解囊了。戈培尔在11月1 日的日记中阴郁地写道：“经费短缺成了我们的长期病。
　　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竟选运动。许多资产阶级人士被我们参加罢工所吓退。甚至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开始有怀疑了。”11月5 日，选举前夕的日记写道：“最后进攻。全党为避免失败，进行了拼命的努力。我们终于在最后一分钟弄到了1 万马克。这笔钱星期六下午就要投入竟选运动。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让命运来作出决定吧。”
　　命运，还有德国选民，11月6 日在好些事情上作出了决定，但是其中没有一件事情对于崩溃中的共和国前途是有决定意义的。纳粹党丧失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丧失了34个席位，一共只有196 个席位。共产党增加了75万张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丧失了这个数目，结果共产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从89席增加到了100 席，而社会党从133 席减少到了121 席。支持政府的唯一政党德意志民族党增加了将近100 万张选票——显然得自纳粹党，议席从37席增加到了52席。国家社会党虽然仍是全国第一大党，但是丧失200 万张选票却是个很大的挫折。纳粹狂澜第一次退潮了，而且是从远远不够多数的那一点开始退潮的。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希特勒要争夺政权，现在所处的地位比7 月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软弱。
　　巴本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撇开他自称的对希特勒的“个人厌憎”，在11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他，邀他前来“讨论局势”。但是希特勒在复信中提出了许多条件，使巴本终于放弃了要想同他达成谅解的一切希望。纳粹党领袖顽固不化的态度并没有使态度随和、庸碌无能的总理感到意外，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朋友和军师施莱彻尔现在提出的一个新建议。原来这个诡计多端的幕后操纵者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巴本像前任勃鲁宁一样，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他的计谋无穷的头脑中现在酝酿着新的计划。他的好朋友巴本必须下台。总统必须不受任何牵制，可以自由地同各政党，特别是同最大的政党打交道。他要求巴本辞职，巴本和他的内阁就在11月17日辞职了。
　　兴登堡立刻派人去请希特勒。
　　他们在11月19日的这次会见，气氛就不像8 月13日那次那么冷冰冰的了。这次总统请他的客人坐了下来，并且同他谈了1 个小时以上。兴登堡向希特勒提出两个办法，供他选择：如果他能[173] 够提出一个具体的政纲并能在国会中争取到行得通的多数的支持，就让他当总理，否则就在巴本手下当副总理，而这个内阁又是靠紧急法令维持的总统内阁。希特勒在21日再度晋见了总统，他并且同梅斯纳通了几封信。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希特勒要在议会中获得行得通的多数是办不到的。虽然中央党同意在他不搞独裁的条件下支持他，但是休根堡不让民族党同他合作。因此希特勒只好恢复他原来的要求：担任总统内阁的总理，但是这个要求总统不肯答应。如果要成立一个靠总统命令施政的内阁，兴登堡宁可让他的朋友巴本来领导。他在梅斯纳代表他发出的一封信中说，不能把这样一个职位给希特勒，“因为这样一个内阁一定会发展成为一党独裁？？在我的誓言和良心前面，我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老元帅在前一点上作的预言比后一点更为应验。至于希特勒，他再一次敲了总理府的大门，大门虽然开了一个缝，结果却又砰地关上了，教他碰了一鼻子灰。
　　巴本所希望的就是这个结果。他和施莱彻尔在12月1 日晚上去见兴登堡时，颇有信心地认为，他仍旧将被任命为总理。他根本没有怀疑到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在玩弄什么把戏。原来施莱彻尔曾同施特拉塞联系，他探问如果纳粹党不愿参加巴本内阁，是否愿意参加他本人担任总理的内阁。这位将军请希特勒到柏林来会商，据德国报纸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也是后来大多数历史学家信以为真的说法，元首真的从慕尼黑搭了夜车前来柏林，但是半夜里在那拿被戈林接走，到魏玛参加纳粹党高级领导人的会谈去了。纳粹党关于这次事件的说法，可能比较确实一些，虽然这一点不免使人感到奇怪。戈培尔11月30日的日记说，柏林来了一封电报，要希特勒赶紧去，但是他决定不妨让施莱彻尔等一等。他要先去魏玛同他的同志们开会，还要在那里主持图林吉亚选举的竟选运动。在这次五大领袖戈林、戈培尔、施特拉塞、弗立克和希特勒在12月1 日举行的会议上，意见相当分歧。施特拉塞在弗立克的支持下主张，纳粹党至少要容忍施莱彻尔内阁，而他本人是主张参加这个内阁的。戈林和戈培尔竭力反对这个方针，希特勒站在他们一边。第二天，希特勒见了施莱彻尔派来见他的名叫奥特少校的人，叫后者去告诉将军，不要担任总理，但是这已经太迟了。
　　巴本天真地一直不知道施莱彻尔在他背后玩弄什么把戏。12月1 日晋见总统时，他一开始就满有自信地概述了他的计划。由他继续担任总理，根据总统命令行施政府职权，暂时不去理睬国会，等他“修改了宪法”以后再说。
　　事实上，巴本所要作的“修[174] 改”，将使德国回到帝国的时代，恢复保守阶级的统治。他在纽伦堡审判和回忆录中都承认，而且他当时向兴登堡也承认，他的建议如果付诸实行，就需要“总统违反现行宪法”，但是他向元帅保证，“他把全国人民的福利放在他维护宪法的誓言之上，可能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又说——俾斯麦“为了国家的缘故”，一度也曾这样做过。使巴本惊讶的是，施莱彻尔插言进来表示反对。他利用了老总统显然不愿违反维护宪法的誓言的心情。老总统的态度是，能够避免的话，最好避免。
　　而这位将军认为是能够避免的。他相信，如果由他来领导，那是有可能组成一个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支持的政府的。他有把握能够使施特拉塞以及至少另外60名纳粹党议员脱离希特勒。除了这批纳粹党人以外，他还能够取得中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甚至认为工会也会支持他。
　　对于这样一个主意，兴登堡大吃一惊，他于是当即回过头来要求巴本着手组织新政府。巴本后来说：“施莱彻尔显然呆住了。”他们向总统告辞了以后，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分手的时候，施莱彻尔用马丁·路德出发到决定命运的沃尔姆斯议会去的时候别人对路德说的那句有名的话对巴本说：“小僧侣，你挑了一条困难的道路。”* 这条道路究竟多么困难，巴本在第二天早上9 点钟举行内阁会议时就领教到了。
　　施莱彻尔站起来[ 巴本说] 宣称，没有办法执行总统给我的指示。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将使国家陷于混乱，一旦发生总罢工，警察和军队不能保证维持交通和供应工作，一旦发生内战，他们也不能确保治安。参谋总部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研究，他已经命令奥特少校[ 报告起草人] 等候内阁的指示，以便提出报告。这时，这位将军就让奥特少校进来。如果说，施莱彻尔的发言使巴本感到震惊的话，那么欧根·奥特少校（希特勒后来任命他为驻东京大使）在时机上安排得很巧妙的报告使巴本完全垮了。奥特说的不过是：“守卫边境的任务和对付纳粹党与共产党的治安任务，是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现有军队力量所不能胜任的。因此建议联邦政府避免宣布紧急状态。”德国陆军一度曾经打发过德皇卷铺盖，最近在施莱彻尔的教唆下把格罗纳将军和勃鲁宁总理赶下了台，如今开刀开到巴本头上来了，这使他感到又痛心又惊讶。他立刻带了这个消息去见兴[175] 登堡，希望总统会撤换国防部长施莱彻尔而挽留他任总理，而且他的确是这么建议的。
　　“我亲爱的巴本，”态度坚决的老总统答道，“如果我改变主意，你会瞧不起我的。但是我年纪太大了，经历也太多了，我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让施莱彻尔试一试他的运气。”
　　据巴本说，“两颗大泪珠”滚下了兴登堡的脸颊。几小时后，下台的总理在清理他的办公桌时，有人送来了总统的一帧相片，上面写着“Ｉｃｈ　ｈａｔｔ’ｅｉｎｅｎ　Ｋａｍｅｒａｄｅｎ！”（“你是我的同志！”）第二天，总统亲笔写信给他，表示免除他的职务，“心情颇为沉重”，并且重申对他的信任“仍未有丝毫动摇”。这倒是真话，不久就会得到证明。
　　12月2 日，库特·冯·施莱彻尔担任了总理，这是1890年伯爵格奥尔格·里奥·冯·卡伯利维·德·卡伯拉拉·德·蒙特古哥利将军接替俾斯麦以来第一个将军担任这个职务。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终于在他对此是一窍不通的经济萧条达到了顶点的时候，在他竭力破坏的魏玛共和国已经崩溃的时候，在没有人再信任他、甚至他摆布了这么久的总统也不信任他的时候，把他送到了最高的职位。但是除了他以外，几乎人人都很明显地看到，他在这个高峰上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纳粹党对此深信不疑。戈培尔12月2 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何话：“施莱彻尔被任命为总理。他不会呆得很久。”
　　巴本也这么想。他由于自尊心受了伤害，深感不快，渴望对他的“朋友和继任人”（他在回忆录里这么称呼施莱彻尔）复仇。施莱彻尔为了要巴本走开，让他担任驻巴黎大使，但是巴本谢绝了。巴本说，总统希望他留在柏林，“近在身边”。要对这个阴谋大师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柏林是个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巴本像蜘蛛一样忙忙碌碌地织起阴谋网来。随着多难的1932年接近尾声，柏林到处都是阴谋集团，而且集团内部还有集团。除了巴本集团和施莱彻尔集团以外，总统府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和他的国务秘书梅斯纳操纵着幕后的实权。凯撒霍夫饭店也有一个集团，在那里，希特勒和他周围的人不仅在搞阴谋夺取政权，而且在搞阴谋干掉对方。不久，这种阴谋网越来越错综复杂，到1933年元旦时，这些阴谋家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在暗害谁了。不过，过不了很久，他们就会弄清楚的。
　　施莱彻尔：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
　　“我执政只有57天，”施莱彻尔有一次在留神倾听的法国大使听得到的地方说，“而且每一天都给背叛了57次。以后别跟我说什么‘德国式的忠诚’了！”凭他自己的生涯和作为，他当然是这个问题的权威。
　　他一开始当总理，就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当德国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施莱彻尔由于邀希特勒参加他的政府失败，现在打算向施特拉塞放下这个钓饵来分裂纳粹党。有理由相信他是可能成功的，施特拉塞在党内是第二号人物，在党内左派分子中间，由于他们当真相信国家社会主义，他比希特勒更有人望。他是党的组织部门领导人，同地方各级党领袖有直接联系，看来颇得他们的拥护。他现在相信，希特勒已使他们的运动走到了绝路。比较激进的一些党徒已经开始投向共产党一边。党本身在经费上已陷于破产的境地。
　　11月间，弗里茨·蒂森曾经提出警告说，他已无法为他们的运动募到捐款。
　　现在根本没有经费来付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的薪水或者维持冲锋队，仅仅后者，一个星期就需要250 万马克。纳粹党许多报刊的承印商也扬言要拒印他们的出版物，除非偿清欠帐。戈培尔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了这一点：“柏林组织的财务情况已经毫无希望。除了债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12月间，他担心党内工作人员必须减薪。最后，12月3 日施莱彻尔会见施特拉塞那一天，图林吉亚选举结果，纳粹党丢了40％的选票。显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来是如此，纳粹党要靠选票取得政权，一辈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弃他的“毫无还价”的政策，能捞到什么就是什么，参加施莱彻尔的联合政府。他担心，否则的话，党会垮台。他这么主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戈培尔的日记从仲夏开始一直到12月为止，充满了不满施特拉塞“不忠”于希特勒的话。
　　12月5 日党领袖们在柏林凯撒霍夫饭店开会的时候，终于摊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纳粹党至少“容忍”施莱彻尔政府，支持他的意见的有弗立克，后者是国会纳粹党团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为议员中间有不少人担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选举，他们可能丧失议席和议员薪俸。戈林和戈培尔则坚决反对施特拉塞，把希特勒争取到他们一边。希特勒决定不“容忍”施莱彻尔政府，但是后来情况表明，他仍旧愿意同这个政府“谈判”。
　　不过，他任命戈林来担任这个任务，据戈培尔的日记透露，希特勒已经风闻施特拉塞两天前同总理举行了一次秘密谈话。12月7 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凯撒霍夫饭店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发生激烈争吵。希特勒指责他的主要副手背后下他的毒手，要把他轰下党内领导地位，分裂纳粹运动。施特拉塞矢口否认，赌咒说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反而指责希特勒把党引向毁灭的道路。显然，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那些话是1925年以来一直梗在他的喉咙中的，但是他回到艾克西尔西亚饭店的房间里以后，把它们都写在一封给希特勒的信中，最后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的[177] 要求。这封信在8 日送到希特勒那里，据戈培尔的日记说，“像一颗炸弹”。凯撒霍夫饭店的气氛顿时仿佛墓地一般。“我们都感到很沮丧失望，”戈培尔这么记载。这是希特勒自1925年重建党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打击。现在，正当他快要取得政权之际，他的主要党徒背弃了他，扬言要粉碎他7 年来的一切建树。
　　晚上[ 戈培尔写道] 元首到我们家中来。很难强颜欢笑。我们都很沮丧，尤其是因为整个党有分裂的危险，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莱伊博士来电话。党内形势时刻在恶化中。元首必须立刻回凯撒霍夫。
　　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希特勒打电话叫戈培尔去见他。施特拉塞已向各晨报发表了他的消息，当时街头刚刚开始在叫卖晨报。希特勒的反应，据戈培尔的描述如下：背叛！背叛！背叛！
　　元首在旅馆房间内来回踱步，有几小时之久。这种背叛行为，使他深感痛心。最后他停下步来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用一支手枪在3 分钟之内一了百了。
　　党没有垮台，希特勒也没有自杀。施特拉塞本来是可以达到这两重目的的，这样就会大大地改变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放弃他的努力了。弗立克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在柏林到处找他，因为他们一致认为，为了拯救党不致陷于不可收拾的结局，必须想法补救这次争吵。但是施特拉塞尝够了这一切滋味，已经搭了火车南下，到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去度假了。希特勒在瞅到敌手的弱点时最有办法，他马上狠狠还击。施特拉塞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由元首亲自接管，科隆区党组织领袖莱伊博士担任他的主要助手。施特拉塞的朋友都遭到清洗，党内各级领导人物都被召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宣言上签名，这他们都做了。
　　这个狡猾的奥地利人再一次摆脱了本来很可能会造成极其不利的结局的困境。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过去曾有不少人认为他比希特勒了不起，如今一下子给毁了。“一个死了的人”，戈培尔在12月9 日的日记中这么称呼他。两年后希特勒决定清算老帐时，这句话分毫不错。
　　12月10日，也就是被冯·施莱彻尔将军绊倒脚跟栽了一个筋斗后一星期，弗朗兹·冯·巴本开始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那天晚上，他在贵族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讲，他那短命内阁的班子[178] 就是从这个俱乐部的有钱贵族里头挑出来的。演讲之后，他同曾经向国家社会党捐款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作了一次密谈。他建议这位银行家给他安排一下，让他秘密会见希特勒。巴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施罗德，但是承认他同意了这个建议。说也凑巧，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他同企业界的联系人之一威廉·凯普勒代表纳粹党领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是冤家对头的这两个人于1 月4 日上午在施罗德的科隆寓所会晤，他们希望这次会晤能严守秘密。但是当巴本刚到门口时就有一个摄影记者拍了他一张照，他虽然感到意外，但是直到第二天以前也还没有在意。希特勒由赫斯、希姆莱和凯普勒陪同前来，但是在进入施罗德的书房以前，把他的助手留在客厅里等候。他在书房里同巴本和他们两人的主人密谈了两个钟头。会谈开始时气氛并不太妙，希特勒悻悻地抱怨巴本在当总理时对待纳粹党的做法，但是，不久就有了转折，这个转折后来证明对这两个人来说也好，对他们的国家来说也好，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于这个纳粹党领袖来说，当时是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作了超人的努力，在施特拉塞叛党以后，好容易仍保持了党的团结。他在全国各地奔走，一天要在三四次集会上讲话，争取党的领袖们仍旧团结一致支持他。但是纳粹党人的情绪仍旧低落，党在经费上处在破产的境地。许多人说，党已经完蛋了。戈培尔在这一年最后一星期的日记中反映了这种普遍的感觉：“1932年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恶运？？过去情况困难，前途黯淡莫测；一切希望都已化为泡影。”
　　因此，希特勒要取得政权，他的讨价还价地位已不如上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时那么有利。但是巴本也是如此；他已经下了台。两人都处在逆境，因此想法倒一致了。
　　他们到底在哪些条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各人的说法不一样。
　　巴本在纽伦堡审判中和回忆录中都毫无愧色地说：他一直忠于施莱彻尔，因此仅仅向希特勒建议参加这位将军的内阁。但是鉴于巴本有长期弄虚作假的历史，鉴于他有想在纽伦堡和回忆录中洗雪自己的自然愿望，以及鉴于后来的事实，似乎可以肯定，施罗德在纽伦堡提出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这位银行家说，巴本的建议是由一个希特勒一巴本内阁来代替施莱彻尔内阁，在这个内阁中，两人地位平等。但是：希特勒？？说，如果他担任总理，他必须是政府的首脑，巴本的支持者可以参加他的政府，担任部长，只要他们同意他的要改变许多情况的政策。这[179] 类改变包括：在德国的领导地位上驱逐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恢复社会生活中的秩序。冯·巴本和希特勒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他们同意，必须拟出进一步的细节，这可以在柏林或某个其他方便的地方来进行。当然，这要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使希特勒和巴本大吃一惊的是，柏林报纸在1 月5 日早晨以大字标题报道了科隆会谈，并且发表社论攻击巴本对施莱彻尔不忠实。原来这位狡猾的将军真是足智多谋，他早已布置了密探，巴本后来获悉，在他进入施罗德寓所前给他拍照的记者就是施莱彻尔派出的一个密探。
　　除了达成同巴本的协议以外，希特勒在科隆会谈中还得到了两件对他来说很有价值的东西。他从前任总理那里获悉，兴登堡没有授权施莱彻尔解散国会。这就是说，纳粹党在共产党协助下可以随时推翻这个将军。其次是，这次会谈中取得了谅解，西德企业界愿意承担纳粹党的债务。科隆会谈后两天，戈培尔的日记中提到了“政治方面的可喜发展”，但是仍旧抱怨“财务情况不好”。10天以后，在1 月16日，他谈到党的财务情况“一夜之间有了根本好转”。
　　另外一方面，施莱彻尔着手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的乐观态度，退一万步说，也未免太近视了。
　　12月15日，他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篇炉边广播演说，要求他的听众忘掉他是一个将军，并且向他们保证，他“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像私营经济或计划经济之类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恐怖意义”。他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失业者找到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能自立。捐税不会再增加，工资不会再降低。事实上，他还取消了巴本宣布的最近一次减低工资和救济金的决定。此外，他还停止实行巴本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农产品限额，而实行另外一个计划，从东部破产了的容克庄园中没收了80万英亩的土地，分给25000 户农民。此外，像煤和肉这种必需品的价格也将用严格的管制办法来加以压低。
　　这无疑是呼吁那些他迄今为止一直反对的和冷落的群众支持他，施莱彻尔继此以后还同工会领袖会谈，给了他们这种印象：在他设想中的将来，有组织的劳工和陆军是国家的两大支柱。但是劳工界并没有相信一个他们极端不信任的人，他们拒绝同他合作。
　　另一方面，工业家和大地主们都起来反对新总理的施政纲[180] 领，他们叫嚷说，这个纲领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主义。企业家们对于施莱彻尔突然同工会亲善感到十分震惊。大庄园主则对于他取消农业保护感到非常生气，对他没收东部破产庄园的前途感到极为恐惧。1 月12日，大庄园主团体“农业联盟”尖锐地攻击了政府，该联盟的领袖（其中有两个人是纳粹党员）晋见总统，并提出抗议。兴登堡自己现在也成了一个容克地主，他召见他的总理，加以责问。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威胁要公布国会关于“东部救济”贷款的秘密报告，当时人人知道这桩丑闻牵涉到好几百户容克世家望族，他们从政府的无偿“贷款”中得到好处，其中甚至间接牵涉到总统本人，因为送给他的东普鲁士庄园的地契在过户时非法地使用了他儿子的名字以逃避遗产税。
　　尽管工业家和地主们吵吵嚷嚷，而工会的态度又很冷淡，施莱彻尔仍莫名其妙地颇有信心，认为一切都很顺利。
　　1933年元旦那一天，他偕同内阁阁员晋见老总统，后者表示颇为快慰，因为“最严重的困难已经克服，我们的面前已经打开了向上的道路”。1 月4 日，也就是巴本和希特勒在科隆密谈的那一天，总理安排让从意大利阳光下休假归来的施特拉塞晋见兴登堡。这个前纳粹党中第二号人物过了几天第二次见到总统时便表示愿意参加施莱彻尔内阁。这个行动在纳粹党阵营中引起了震惊，当时纳粹党正集中力量在小小的利普邦进行竞选，希特勒和他所有的主要助手都在那里活动；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以便改善元首同巴本的谈判地位。戈培尔的日记记述了戈林在1 月13日午夜带来了施特拉塞的坏消息，当时党的领袖们都通宵未睡，彻夜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他就职的话，对党来说，将是一个严重挫折。
　　施莱彻尔也是这么想，所以1 月15日，当时的奥地利司法部长库特·冯·许士尼格访问他的时候，他向许士尼格保证，“希特勒先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他的运动已不再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危险了，整个问题已经解决，这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施特拉塞并没有参加内阁，民族党领袖休根堡也没有参加内阁，休根堡在前一天（1 月14日）本来曾经答应兴登堡参加内阁的。这两个人都投向了希特勒，不过施特拉塞遭到了冷淡，而休根堡则比较成功。1 月15日那天，正当施莱彻尔向许士尼格兴高采烈地谈到希特勒的末日时，纳粹党在利普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次胜利谈不上是什么伟大成就。全部选票只有9 万张，纳粹党得了3.8 万张选票，即占39％，比前一次选举增加了约17％。但是，纳粹党的领袖们在戈培尔的领导下大肆宣传他们的“胜利”，奇怪的是，这似乎对一些保守派人士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兴登堡幕后的一些人物，主要是国务秘书梅斯纳和[181] 总统的儿子奥斯卡。
　　1 月22日晚上，这两位先生偷偷地溜出了总统府，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据梅斯纳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到一个迄今为止还默默无闻的纳粹党人郊外的寓所，这个人名叫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巴本的一个朋友，他们在大战期间曾一起在土耳其战线服役过。梅斯纳和奥斯卡在里宾特洛甫的家中会见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据梅斯纳的说法，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晚上以前，奥斯卡·冯·兴登堡一直反对与纳粹党人有什么来往。
　　希特勒可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他坚持要同奥斯卡举行一次“单独”
　　会谈，而使梅斯纳感到意外的是，小兴登堡居然同意了，同希特勒一起退到另外一间房中，密谈了1 小时。总统的儿子既不以头脑灵敏闻名，也不以性格坚强著称，希特勒究竟同他谈了一些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透露过。不过纳粹党人士中间一般都认为，希特勒施出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威胁方面包括要向公众揭露奥斯卡与东部救济丑闻的不清不白关系以及兴登堡产业上的逃税行为。至于利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几个月后，兴登堡一家在纽台克的产业增加了5000英亩免税的土地，还有在1934年8 月，奥斯卡从上校擢升为陆军少将。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希特勒对总统的儿子起了很大的影响。梅斯纳后来在纽伦堡审讯时的证词中说：“在坐出租汽车回总统府时，奥斯卡·冯·兴登堡特别沉默，他所议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我的印象是，希特勒成功地迷住了他。”
　　现在只待希特勒迷住做父亲的了。这应该承认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老元帅的神志无论如何糊涂，他的花岗石般的性格却并未因年老而有所软化。比较困难，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巴本孜孜不倦地每天在对这位老人做工作。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施莱彻尔再狡猾也免不了要摔跤了。他既没有能够把纳粹党争取过来，又没有能够分裂他们。他也不能取得民族党、中央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因此，在1 月23日，施莱彻尔去见兴登堡，承认他不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的支持，要求解散国会，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与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据梅斯纳的说法，这位将军还要求“暂时取消”国会，并且坦率地承认，他将不得不把他的政府转入“军事独裁”。施莱彻尔施尽了计策，到头来仍回到已本在12月间所处的地位，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了。当时巴本要求授予紧急权力，而施莱彻尔加以反对，建议由他自己在纳粹党的支持下组织一个多数派政府。现在坚持要进行独裁统治的是这位将军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却向老元帅保证，他能够拉拢希特勒组织政府，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182] 支持。无赖汉和阴谋家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兴登堡提醒施莱彻尔，他自己当初在12月2 日推翻巴本政府时所提出的理由，并且告诉他说，这些理由现在仍旧有效。他吩咐施莱彻尔回去设法在国会中争取多数的支持。这么一下，施莱彻尔就完了，而且他自己也明白。
　　凡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戈培尔就是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施莱彻尔这个使这么许多人垮过台的人，随时都可能垮台。”
　　他垮台的日子最后在1 月28日正式来到了。那一天，他晋见总统，提出他的政府的辞呈。兴登堡对这位感到幻灭的将军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我不敢说，我将来在天堂中对这个行动不会感到遗憾。”而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在这次背信之后，先生，我不敢说你会进天堂。”从此之后，他在德国历史中就很快地销声匿迹了。同一天中午，巴本受总统之托，探索“在宪法条件的范围内”组织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政府的可能性。一个星期以来，这个狡猾的野心勃勃的人一直在想在最后一刻背叛希特勒，再一次担任一个在休根堡支持下的总统内阁的总理。戈培尔在1 月27日的日记中说：“仍有可能，巴本将再度出任总理。”
　　一天以前，施莱彻尔曾派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去见总统，警告他不要选用巴本。在柏林当时弥漫着的迷魂阵般的阴谋网中，施莱彻尔在最后一分钟突然赞成以希特勒来代替他了。兴登堡却向陆军总司令保证，他无意任用“那个奥地利下士”。
　　第二天，1 月29日那个星期天，是个关键性的一天，各个阴谋家都在拼命玩弄最后一手，使得首都充满了各种各样互相矛盾的惊人谣言，不过并不是所有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施莱彻尔再次派遣忠实的哈麦施坦因去兴风作浪。这位陆军总司令找到希特勒，再一次提醒他，巴本可能把他抛弃掉，纳粹党领袖最好还是同已经下台的总理和陆军结盟。希特勒对此不感兴趣。他回到凯撒霍夫饭店，同他的助手们一起喝咖啡吃蛋糕，就是在这时候，戈林带来了消息说，元首明天将被任命为总理。
　　那天晚上，纳粹党的首领们部在帝国总理广场戈培尔寓所庆祝这个重要的消息，这时施莱彻尔又派了一个使者，带来了惊人的消息。这个使者是瓦尔纳·冯·阿尔文斯勒本，他对阴谋的兴趣之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一时没有阴谋，他自己就制造一个。他告诉正在庆祝的人们说，施莱彻尔和哈麦施坦因已命波茨坦卫戍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准备劫持老总统到纽台克去，建立军事独裁。这种说法大大地夸大了实际情况。这两位将军可能有此想法，但是可以肯定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纳粹党人[183] 一惊之下，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戈林急急忙忙拖着他那肥大的身躯，穿过广场，去向总统和巴本报警。至于希特勒做了什么，他自己后来是这么描述的：我对这一[ 军事] 政变计划的第一个反应是：派人去找柏林冲锋队长冯·赫尔道夫伯爵，通过他把柏林的全部冲锋队员都动员起来。同时我指示能够信托的警察局方面的韦克少校，准备派遣6 营警察突然占领威廉街？？最后，我指示冯·勃洛姆堡将军（他已被选定为未来的国防部长）在1 月3 Ｏ日上午8 时抵达柏林时立即前去见老头子，向他宣誓就职，这样，就可以处在国防军总司令的地位上去镇压掉任何可能的政变尝试。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将军当时正代表德国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背着施莱彻尔和陆军总司令——在这个疯狂的时期里，一切事情都是背着某一个人做的——把他召回来在希特勒一巴本内阁中担任国防部长的，并不是希特勒，因为他还没有当权，而是兴登堡和巴本。正如希特勒后来所说的，勃洛姆堡将军是早已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一个人，受到他在东普鲁士的参谋长、一个直言不讳的纳粹同情者瓦尔特·冯·莱希瑙上校的很大影响。当勃洛姆堡在1 月30日一早到达柏林的时候，车站上有两个军官带着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来接他。一个是冯·孔茨恩少校，他是哈麦施但因的副官，命令他去向陆军总司令报到。一个是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他是自己父亲的副官，命令他去向共和国总统报到。勃洛姆堡给弄得莫名其妙，结果去见了总统，立即宣誓就任国防部长之职，因此不仅有权镇压陆军方面的任何政变尝试，而且有权强使军方支持几小时后即将任命的新政府。陆军在这个关键性时刻终于接受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希特勒一直是感激的。他不久就在一次党的集会上说，“要是在革命的日子里，陆军没有站在我们一边，我们就不会有今天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对于军官团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到最后，他们将后悔不已。
　　在1933年1 月30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14年来徒劳无益地要想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在闭幕以前，在那些想要埋葬共和政体的形形色色的阴谋家中间，还发生了一出小小的滑稽戏。巴本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大约10点半的时候，新内阁人员在我的家中会齐，然后穿过花园到总统府，在梅斯纳的办公室中等着。希特勒马上又提出了他对没有被任命为普鲁[184] 士长官的不满。他认为这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权力。我告诉他？？这项任命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对此，希特勒答称，如果他的权力因此受到限制，他就要坚持国会举行新选举。
　　这样一来，形势又完全改变了，讨论又激烈起来。休根堡特别反对这个主张，希特勒为了要使他安心，便说，不论（选举）结果如何，他不会改变内阁的成分？？这时已经早过了11点了，而我们预定要在11点晋见总统。
　　梅斯纳叫我们结束讨论，因为兴登堡不愿久等。
　　突然发生意见冲突使我担心，新联合政府还没有产生就可能破裂？？最后，我们被带去见总统，我作了必要的正式介绍。兴登堡讲了短短的一段话，谈到为了国家利益进行充分合作的必要性，然后就监督我们宣誓就职。希特勒内阁就此成立。这样，通过走后门，通过同他私下厌憎的老派反动分子在政治上作一笔不能见人的交易的办法，这个从维也纳来的前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激烈的革命分子，就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总理。
　　毫无疑问，国家社会党在政府中肯定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在内阁11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3 个，而且除了总理一职以外，他们所占的都不是重要职位。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但并没有像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内政部长那样控制着警察，德国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第三个纳粹党阁员是戈林，但是没有适当的部可以给他，于是他就被任命为不管部长，其默契的条件是，一旦德国有了空军后，就任命他为航空部长。很少有人注意到，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个职务控制着普鲁士的警察；而在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联邦内阁上。使许多人感到奇怪的是，内阁名单中没有戈培尔的名字；他暂时给置在脑后了。
　　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以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与农业部长，钢盔队头子赛尔特任劳工部长；其他各部仍由巴本在8 个月以前任命的非党“专家”担任。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伴同前来，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激进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重牵制。而且还有一层：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坚决的老总统（老总统是他的朋友、仰慕者和保护者）的帮助下，在他的保
　　守派同僚（他们在人数上以8 对3 胜[185] 过难以驾驭的纳粹党人）的明确支持下，他能够掌握这个内阁。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奸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实际上也没有人真正了解希特勒——他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力量。巴本也不了解——除了希特勒以外也没有别人能了解——既有的有势力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中产阶级和高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的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悲哀地所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
　　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1932年7 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赢得了37％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63％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推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可怀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共产党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在布尔什维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社会民主党人则由于14年来同其他政党分享共和国的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联合政府作尽了一切必要的妥协，它的力量和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他们的党已经仅仅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施加压力集团，只求为他们的力量的主要靠山工会争取到一些让步。有些社会党人说，幸运没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因为不择手段和不讲民主的共产党分裂了工人阶级；经济萧条进一步打击了社会民主党，削弱了工会，使他们的党失去了几百万失业者的支持，后者在绝望之下不是转向共产党就是转向纳粹党。这话可能不错。但是社会民主党的悲剧是不能仅仅用运气不好来解释的。他们在1918年11月的时候曾经有过掌握德国政权的机会，按照他们一向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来建立一个国家。
　　但是，他们缺乏这么做的果断决心。现在到30年代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个精疲力竭的失败主义的党，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些心地善良而大多数能力平庸的老人。虽然他们忠于共和国到底，但是在最后过于慌张胆怯，不敢承当为了保卫共和国就必须承当的风险，当巴本派出一班士兵去摧毁普鲁士的合宪政府时，他们没有能够行动起来，[186] 这就是一个明证。
　　在左派与右派之间，德国缺少一个政治上有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这种中产阶级在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已证明是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在民主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年中，中产阶级政党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一共获得了1200万张选票，仅仅比两个社会党派别少200 万张选票。但是从这个时候起，由于他们的拥护者转向希特勒和民族党，他们的力量日趋衰退。在1919年，民主党还有74名议员当选参加国会，到1932年时，他们就只剩下两个议席了。人民党的议席在1920年是62个，到1932年只剩下11个。只有天主教中央党自始至终保持了他们的投票实力。在1919年共和国第一次选举中，中央党在国会中获得了71个席位，到1932年仍旧有70个席位。但是中央党从惮斯麦时代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较之社会民主党有过之无不及，对于任何政府，只要向它的特殊利益有所让步，它就一律加以支持。虽然它似乎是忠于共和国，忠于共和国的民主制度的，但是，我们前面已谈到，它的领导人，在巴本和民族党人还没有抢过他们之前，就已经在同纳粹党谈判要把总理一职送给希特勒了。
　　如果说，德意志共和国缺少一个政治上走中间路线的阶级的话，它也缺少一个真正保守的政党在许多其他国家所起的稳定作用。德国民族党在1924年最发展的时候获得了600 万张选票，有103 人当选国会议员，成了国会中第二大党。但是在当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几乎所有其他时候也是这样——他们不论在朝或在野都不愿担负责任，唯一例外是他们在20年代所参加过的两次短命内阁。大部分把选票投给民族党的德国右派所希望的是推翻共和国，恢复德意志帝国，恢复他们在帝国中的一切原有特权。事实上，不论作为个人来说也好，或者作为阶级来说也好，共和国对右派是极其宽大的，而且考虑到右派梦寐以求的目的，可以说是格外容忍。我们已经谈到，共和国允许陆军可以保持一个国中之国，企业家和银行家可以牟取巨额利润，容克地主可以用政府贷款来维持他们经营不善的庄园，而这种贷款从来没有偿还过，也很少用来改良他们的土地。然而共和国这样宽大相待，并没有博得他们的感激或忠诚。他们竭力破坏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最后同希特勒结盟把共和国彻底推翻，其心胸之狭隘，偏见之深固，眼光之短浅，即使在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免使作者感到不可想象。
　　在这个前维也纳流浪汉身上，保守的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能够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够废除1918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187]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虽然他有着保守派所缺少的东西——群众的拥护，右派仍以为他将仍旧在他们的股掌之上。在联邦内阁中他不是居于3 对8 的劣势吗？保守派有这样优势的地位就能够（至少他们自己这么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又不致于让纳粹党实现其地道纳粹主义的暴政。按照他们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们的确是规矩正派、敬畏上帝的一些人。
　　霍亨佐伦帝国是靠普鲁士的军事胜利建立的，而德意志共和国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却是经过一场大战在协约国手中遭到的军事失败。至于第三帝国，既不靠军事的胜负，也不靠外国的影响。它成立于和平的时期，是由德国人自己用和平的手段建立的，既产自他们的软弱，也产自他们的力量。把纳粹党的暴政加在自己身上的，是德国人自己。这一点，在1933年1 月30日中午，当兴登堡总统按照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把总理一职的重任委诸阿道夫·希特勒的时候，很多德国人，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没有意识到的。
　　但是，他们不久就要体会到这一点了。
　　第七章 德国的纳粹化：1933—1934年
　　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代所形成而从来没有忘记的理论是：革命运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同国家的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这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实现了。总统在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为总理。他的政治权力虽大，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这个政治权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势力，正是靠这三个方面，他才得以上台，而这三方面却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
　　因此，希特勒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
　　他上任还没有满24小时，就采取了第一个果断行动，把自以为已经“掌握”
　　他的、老实可欺的保守分子诱进一个圈套，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6 个月之后终于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
　　1933年1 月30日下午5 点钟，也就是宣誓就职5 小时后，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同其他成百上千吨缴获的秘密文件一起出现。它透露了希特勒在狡猾的戈林的帮助下如何马上巧妙地愚弄了他的保守派同僚。* 兴登堡任命希特勒领导的并不是一个总统内阁，而是一个[189] 依靠国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但是参加内阁的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583 个席位中只占有247 个席位，不足以构成多数。为了取得多数，他们需要中央党的70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几个小时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党领袖谈判，现在戈林回来向内阁报告，中央党坚持要求“一定的让步”。戈林因此建议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在做生意上尽管很成功而头脑仍旧像木头一般的休根堡，既不赞成让中央党参加内阁，又反对举行选举，因为他知道，纳粹党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在选举中可能赢得绝对多数，那样就可以不用他自己和他的保守朋友们的帮忙了。因此他只建议取缔共产党，把他们的100 个席位取消后，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中就占多数了。但是希特勒暂时还不打算走得这么远，最后，他们商定，由总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党领袖会谈，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内阁就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谈判没有什么结果。他请中央党领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结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于是要求希特勒保
　　证按宪法来进行统治。但是希特勒却蒙骗卡斯和他的内阁阁员，向后者伪称，中央党提出了非份的要求，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他因此建议，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这样一来，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脱身，他们只好同意他，虽然在同意之前迫使这个纳粹党领袖作了庄严的保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依旧不变。新的选举定在3 月5 日举行。
　　现在纳粹党第一次——也是德国最后一次比较自由的选举——能够利用政府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赢取选票。戈培尔兴高采烈。他在2 月3 日的日记中记道：“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给大家看看一个宣传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大企业界人士对于新政府要叫有组织的劳工安分守己、让资方随心所欲地去管理自己的企业这一点感到很高兴，因此2 月20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要他们踊跃输将时，他们很乐意慷慨解囊。这次会议是由沙赫特博士出面召集的，会上，希特勒和戈林向二三十个德国工业巨头说明了他们的方针。这些[190] 巨头中有一夜之间变成了热烈的纳粹党人的克虏伯·冯·波伦，伊·格·法本企业的包许和施尼茨勒，联合钢铁公司的伏格勒。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后来保存了下来。
　　希特勒在开始他的长篇讲话的时候，先给工业家尝了一点甜头。他说：“私人企业在民主的时代里不可能维持；只有在人民对权威和个人有正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财富物资都是上帝的选民努力的结果？？我们绝不能忘记，任何文化的好处，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用铁拳来传播。”他向企业家们保证，他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恢复国防军。后者同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和伊·格·法本企业这种工业关系特别大，如果重整军备，它们是肯定有好处的。希特勒最后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最后一次选举了。”他并且向他的听众保证：“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决不会有任何让步。”如果他在选举中不能获胜，他也要“以其他手段？？用其他武器”继续执政。戈林所谈的比较联系实际问题，他强调有必要作出“钱财上的牺牲”，“如果企业界认识到，3 月5 日的选举将肯定地是今后10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后100 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他们承担[ 这种牺牲] 一定会容易得多了”。
　　所有这些话，在场的工业家是听得很明白的，对于讨厌透顶的选举、民主和解除武装将告一结束的诺言，他们的反应很热烈。据蒂森的材料，军火大王克虏伯在1月29 日曾要求兴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这时马上站了起来对总理“给我们看到这么清楚的一幅图景”，代表企业家们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着就开始请他们认捐。他在纽伦堡回忆说：“我募集到了300 万马克。”1933年1 月31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次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元首一起开会时，我们定下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在竞选运动逐步展开的时候，尽管纳粹党当局的挑衅行动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不论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还是社会党的革命。到2 月初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受到了冲锋队打手的捣乱阻挠。
　　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报纸一次又一次不断被勒令暂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逃脱纳粹恐怖。天主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想要在一次集会上讲话，遭到了褐衫队员的殴打。在另外一次集会上，冲锋队员打伤了好几个人，勃鲁宁不得不要求警察保护。在竞选运动中总[191] 共有51名反纳粹分子被谋杀，纳粹党方面声称他们也有18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一职的重要性现在开始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义上的上级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解除了普鲁士的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纳粹党人，其中大部分是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无情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并且警告说，违令者将受到惩处。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2/3 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无情地完成这项工作，戈林在2 月22日成立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总共5 万人，其中4 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1 万人来自钢盔队。因此，普鲁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纳粹党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没有头脑的德国人才会向这种“警察”要求保护，抵御纳粹恐怖分子。
　　但是，尽管这种种恐怖，戈培尔、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没有“爆发出来”。要是挑衅的办法不能奏效，难道不能用捏造的办法吗？
　　2 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他们有些人已转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国。但是地下室里还有成堆的宣传小册子，这就足够让戈林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文件”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的反应，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看来很明显，在3 月5 日举行选举之前，必须找到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惊动一下公众。
　　国会纵火案
　　2 月27日晚上，德国4 个最有权势的人分聚在柏林两处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款待总统冯·兴登堡。在郊外戈培尔的家中，总理希特勒来吃便饭。据戈培尔的记载，他们当时没有谈公事，只是听听音乐，聊聊天。“突然，”他后来在日记中说，“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来了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说假话，所以连提也没有向元首提起。”但是在贵族俱乐部进餐的人距离国会却只有一个拐角。
　　突然［后来巴本写道］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192 ］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把老总统送回家以后就匆匆赶到起火的国会。与此同时，戈培尔（根据他的日记）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假话”又想了一想，觉得有点不妙，打了几个电话以后知道，国会的确起火了。在几秒钟之内，他和元首就“以1 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
　　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们早到了那里，头上冒汗，嘴里喘气，兴奋得有点失常。据巴本后来说，戈林还赌咒发誓他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1 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
　　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虽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
　　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以前在旅馆中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2 月27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很快地沿着原路回到议长府。与此同时，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的头脑愚钝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也偷偷地潜入了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厦，放了几把火。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真是上帝给纳粹党人送来的。他是在几天以前为冲锋队所发现的，他们听到他在一家酒馆里吹牛，说是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中放过火，下一个打算要烧国会了。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有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纵火犯决心要干他们自己决定要干的勾当，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193] 但是却有事实为证。放火这个念头，最初肯定是戈培尔和戈林想出来的。当时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纶堡作证说：“最初想到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还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在纽伦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经吹嘘过他的业迹。
　　在1942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及其艺术价值。我亲耳听到戈林打断大家的话，大声他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
　　说完，他还用他的手掌拍着大腿。* 看来很清楚，范·德·卢勃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他们鼓励他去国会大厦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员干的，当然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后来在莱比锡举行审讯时就确定，这个荷兰傻瓜并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这座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在他潜入大厦以后2 分半钟，中央大厅就剧烈地燃烧起来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衬衫当作引火物。根据专家们在审讯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大量化学品和汽油所引起的。显然，这些东西不可能由一个人带进大厦，这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分身到这么多的地方，放起这么多处的火来。
　　范·德·卢勃当场被逮，据戈林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当时想立即把范·德·卢勃绞死。第二天，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听说戈林把他株连在内，就自行向警察局投案，几天以后，后来担任了保加利亚总理的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波波夫和泰涅夫被警察局拘押起来。他们后来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结果使得纳粹党人狼狈不堪，特别使戈林狼狈不堪，季米特洛夫自任辩护律师，在一连串的锋利的反洁中，很轻易地使戈林窘相毕露。根据法庭记录，戈林有一次大声向这个保加利亚人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
　　法官［向警官] 把他带下去。
　　季米特洛夫［被警官带下去] ：你害怕我的问题吗，总理先生？* 戈林：等我们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混蛋！
　　托格勒和这3 个保加利亚人被判无罪释放，但是这个德国共产党领袖却立即被加以“保护性拘留”，终于在第二次大战时瘐死[194] 狱中。范·德·卢勃被判有罪，当即处决。尽管法庭屈从于纳粹当局，但是这次审讯使戈林和纳粹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了。因为希特勒丝毫没有错过时机，已经充分利用了国会纵火案。
　　在起火后的次日（2 月28日），他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7 项条款。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规定：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此外，这项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由于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到“公认”，也能够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掌握政权。大约有4000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及自由主义的领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而根据法律，后者有豁免权，是不能逮捕的。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去，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报纸和政治集会固然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党派的集会也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只有纳粹党人和他们的民族党盟友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行竞选。
　　纳粹党人现在手头掌握了全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财库里有着大企业方面来的充分经费，因此他们这次竞选宣传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每一角落。
　　装饰着叄遄制斓慕值郎希宸娑釉绷卸佣钠ぱド痪诙；褂惺痪〉娜褐诖蠡幔鹁嬗涡校愠±锏睦┮羝鳌９愀媾粕暇∈悄纱獾车拇ツ康恼刑琜195]入晚山顶上燃起了髯火。对选民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国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的褐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又以“揭露”
　　共产党“革命”来恐吓。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项长篇声明，宣称它搜获的共产党“文件”证明：要焚毁政府大厦、博物馆、宅哪、重要工厂？？要把妇女儿童送到恐怖团体面前处死？？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已经确定，今天要在德国全国对个人，对私有财产，对和平居民的生活采取恐怖行动，发生全面内战。
　　它保证发表“证明共产党阴谋的文件”，但是这个诺言从来没有兑现过。
　　不过，普鲁士政府既然保证这种文件确实存在，这一点已经足够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了。
　　如果再不相信的话，戈林的威胁也许起了作用。他在3 月3 日即选举的前夕在法兰克福大声叫嚷说：德国同胞们，任何司法上的考虑，都不能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共产党朋友，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的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前总理勃鲁宁在那一天也讲了话，但是他的声音几乎没有人听到，勃鲁宁宣称，他的中央党将反对任何推翻宪法的尝试，要求调查可疑的国会纵火案，呼吁兴登堡总统“保护被压迫者抵抗压迫者”。这一呼吁毫无效果。年老的总统继续保持沉默。人民已经受到了震动，现在是他们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在1933年3 月5 日，他们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用他们所投的票说话了。尽管这种种恐怖和威胁，他们的大多数人仍反对希特勒。纳粹党人在选举中虽然以17277180票领先——比上次选举增加了大约550 万票，但是在全部选票中仍然只占44％。希特勒仍旧没有能获得绝对多数。过去几星期的迫害和镇压并不能够阻止中央党的选票得到实际的增加——从原来的4230600 票增加到4424900票；把它的盟友天主教已伐利亚人民党的票数加在一起，它一共得到550 万票。甚至社会民主党也保持了它的第二大党的地位，共得7181629 票，较前只少了7 万票。共产党减少了100 万支持者，但是仍有4848058 票。巴本和休根堡领导的民族党的成绩使他们极感失望，一共只得到[196]3136760票，在全部票数中只占8 ％，比以前只增加了20万票不到。
　　尽管如此，民族党的52席加在纳粹党的288 席上面以后，政府在国会中就有了16席的多数。要执行日常的政府工作，这也许已经够了，但是要达到2/3 的多数，那还相差很远，而希特勒为了要实现他的在议会同意下确立他的独裁地位的大胆新计划，是需要2/3 的多数的。
　　国家的“一体化”
　　这个计划极其简单，而且有着用合法的外衣掩盖攫夺绝对权力的好处。
　　它的办法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在4 年之内授予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说得再简单一些，也就是要求德国国会把宪法规定的职责移交给希特勒，而国会则开始长期休会。但是，由于这需要修改宪法，因此需要有2/3 的多数才能通过。
　　怎样取得2/3 的多数，在1933年3 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就成了一个主要的议事项目。这次内阁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公开了。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81个共产党议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戈林认为，余下来的问题就可以用“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理掉。希特勒情绪很高，自信颇大。因为，根据他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诱使兴登堡签署的二月二十八日法令，他可以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党议员，以保证2/3 的多数。天主教中央党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要求提供某种保证，但是总理相信，这个党是会同意他的。民族党领袖休根堡并不想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他要求授权总统也参与起草内阁根据授权法颁布的法律。但是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博士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纳粹党方面，他却答复说，“联邦总统没有必要参加”。他很明白，希特勒不想像过去历任共和国总理那样，受到顽固的老总统的掣时。
　　但是在目前，希特勒希望向老元帅，同时也是向陆军方面和民族主义保
　　守派作一个漂亮的姿态，通过这个姿态，把他的流氓革命政权同兴登堡的威望和普鲁士过去的一切军事荣誉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和3 月13日就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想出了一条妙计，由希特勒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主持他要摧毁的［197]新国会的开幕式。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的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胖德烈大王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兴登堡曾在1866年到这里来作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了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了3 月21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俾斯麦在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当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海陆军将领们在头戴髑髅骠骑兵的头盔、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德烈大王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临。
　　兴登堡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且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式进行时一度注意到——他并且记在日记中——老元帅热泪盈眶。总统身穿着灰色军眼，胸佩黑鹰缓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慢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
　　愿这个著名圣地的传统精神贯彻到今天的一辈青年中去，愿这种传统精神把我们从自私自利和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
　　希特勒的答词极其狡猾，旨在打动济济一堂的旧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骗取他们的信任。
　　无论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战争。只是由于国家的崩溃才迫使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违反它的极其神圣的信念，承担了这次战争的罪过。
　　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远的兴登堡说：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的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新的力量能有您领导。
　　希特勒为了要表示他对总统——也就是对这位总统，他在这[198] 个星期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要剥夺其全部政治权力——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活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镣乱的保证以后，”当时在场的法国大使后来写道，“这种人，像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国民族党人，国防军军官们这种人，怎么还会再有他们当初在看到他的党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所怀有的疑惧呢？他们现在还能够不痛快地给予他完全信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权力吗？”两天以后，在3 月23日，当国会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复会时，答案就出来了。国会要讨论所谓授权法——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Ｇｅｓｅｔｚ　ｚｕｒ　Ｂｅｈｅｂｕｎｇ　ｄｅｒ Ｎｏｔ　ｖｏｎ　Ｖｏｌｋ　ｕｎｄ　Ｒｅｉｃｈ）。它一共只有短短的5 节，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4 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嘲弄了——总统的权力依旧“未变”。
　　希特勒向聚集在这所华丽的歌剧院中的议员们发表了一篇特别有节制的讲话，着重指出了最后这两点。这所歌剧院一向专门演出轻松歌剧，它的旁听席上现在都坐满了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他们的满脸横肉和伤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许人民代表在这里胡闹。
　　政府［希特勒保证］将只有在为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这并不威胁到国会或参议院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未变？？各邦的独立地位也不改变。教会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它们同国家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非实行这种法律不可的国内情况是很有限的。
　　这个脾气暴躁的纳粹党领袖的讲话听起来相当温和，几乎到了谦恭的程度；即使是反对党议员，要在当时第三帝国生命的初期能够充分识破希特勒的保证的价值，为时还大早。尽管如此，在外面的冲锋队员的“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声中还是有一位反对党议员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未来的独裁者。
　　这位议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威尔斯，他的十几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态度镇静，昂然不屈地宣称，政府可以剥夺社会党人的权力，但是剥夺不了他们的荣誉。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来，现在议员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人的颜色。
　　你们来得晚了，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他叫道］？？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德国的命运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响了？？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们！［热烈掌声。］对共和国的削弱负有沉重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将要失败，但是至少这一次，愿意坚持原则并且坚决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党却不愿意，而他们在政教斗争时却曾经成功地反抗过铁血宰相。该党领袖卡斯主教曾经要求过希特勒书面保证他将尊重总统的否决权。但是希特勒虽然在选举以前答应作出这个保证，却从来没有交出过这个保证。尽管如此，这位中央党领袖还是站起来宣布，他的党将投票赞成授权法。勃鲁宁继续保持沉默。投票马上举行，结果是441 票赞成，84票（全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纳粹党议员们跳了起来呼叫，兴高采烈地跺着脚，然后同冲锋队员们一起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样的地位，成了德国两个国歌之一：旗帜高高飘扬，队伍整整堂堂，冲锋队员们齐步向前？？
　　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1933年3 月23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200]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在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
　　当然，要使整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也是在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用残酷无情的手段和阴谋诡谲的方法做到的。
　　“街头流氓，”用阿兰·布洛克的话来说，“攫夺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力量的控制权，流浪汉上台执了政。”不过是——正如希特勒从来没有停止夸口的那样——“合法地”用议会的压倒多数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德国人只能怪自己。
　　德国的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中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各邦被开头刀。在3 月9 日晚上，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3 月31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的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总理在4 月7 日又颁布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ａｔｈａＩｔｅｒ），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所制定的总政策”。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满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1934年1 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正如内政部长弗立克所说，“邦政府现在不过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而已”。
　　1934年1 月30日法律的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201 ］决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的所有政党都已被消灭殆尽了。
　　不能说它们在被消灭的时候是反抗过的。1933年5 月19日，国会中所有没有被捕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毫无异议地一致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此以前9天，戈林的警察还占据了该党的办公楼，没收了它的报纸和财产。但是，社会党人还想依顺希特勒。他们谴责在国外攻击元首的同志。
　　6 月19日，他们选举出一个新的党委员会，但是3 天后，弗立克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认为它“颠覆和敌视国家”，这就使他们的妥协尝试告一结束。幸存下来的领袖保罗。洛伯和该党一些国会议员遭到了逮捕。至于共产党人，当然早已遭到镇压了。
　　剩下来的就只有中产阶级的政党了，但是，它们的寿命也并不长。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政府在3 月9 日的纳粹党政变中被赶下台，到7 月4 日就宣布自行解散；它的盟友中央党在过去曾经坚决地反抗过俾斯麦，一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布解散，这样，在德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天主教的政党——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梵蒂冈在两星期后同希特勒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施特莱斯曼的老党人民党在7 月4 日自杀，民主党则在一个星期前就自杀了。
　　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国民族党怎样呢？没有民族党的支持，这个前奥地利下士是决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权的。民族党尽管接近兴登堡、陆军、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尽管对希特勒上台有功，它还是同样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他政党所走过的道路。6 月21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6 月29日，该党在6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理府的态度强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员“自动地”解散了民族党。
　　剩下来的只有纳粹党了，7 月14日，一项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3 年以下的徒刑，或6 个月到3 年的拘禁。
　　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4 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曾经谈到，自由的工会曾经用宣布总罢工这样一个简单办法，一度击溃过法西斯卡普政变，现在它们也像各政党和各[202] 邦一样，被轻而易举地结束了生命，虽然在这以前还对它们施了一个巧妙的诡计。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党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1933年五一节为全国性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事庆祝。纳粹党的这种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但贝尔霍夫飞机场，戈培尔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在群众大会之前，希特勒亲自接见工人代表，他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在飞机场对10万工人发表演说时，希特勒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且保证，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用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门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实就是如此。5 月2 日，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
　　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西奥多·莱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的科隆纳粹党头子、嗜酒如命的罗伯特·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和莱伊企图让工人们放心，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莱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说：“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是神圣的。我本人是个贫农的儿子，知道贫困的滋味？？我知道无形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一回事。工人们！我向你们起誓，我们不仅将保持现有的一切，而且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他们的权利。”3 星期后，纳粹的诺言再一次证明是骗人的空话，那时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律，停止实行集体谈判的办法，并且规定今后将由他任命的“劳动托事”来“调整劳资合同”和维持“劳资和平”。由于劳动托事的决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人人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实际上就是取缔罢工，莱伊保证“要把绝对领导权交还给一个工厂的当然领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权决定一切。许多雇主多年来必须到外面去请人来当‘一家之主’。现在他们又恢复做‘一家之主’了”。
　　暂时来说，企业界感到高兴了。许多雇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作的慷慨捐助现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业要繁荣，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定。而在整个春天和初夏，德国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狂热的褐衫队匪帮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
　　正如戈林所说，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1933年5 —6 月间，元首还在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到人人都驯顺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来——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过——犹太人不是德国人，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消灭他们（在他上台后头几个月里，只有少数人——那是说，少数几干人——被剥夺了财产，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杀害），但是他颁布命令，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大学里教书，从事自由职业。
　　1933年4 月1 日，他下令全国抵制犹太人的商店。
　　在纳粹党解散讨厌的工会时一度过早感到高兴的企业家们，现在发现纳粹党中左翼分子当真相信该党的社会主义主张，企图控制雇主协会，解散大百货商店，把工业收归国有。成千上万的粗暴的纳粹党官员到过去不支持希特勒的企业登门拜访，有的扬言要没收这些企业，有的要求在企业中担任薪金优厚的职位。经济学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博士现在坚持要实现党的纲领——把大企业收归国有、国家分享利润、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利[204］息奴役制”。好像这还不足以吓坏企业家似的，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里答应农民把他们所欠的债务本金勾销一大笔并且把未勾销部分的利息降低到2 ％，这使银行家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为什么不这样？希特勒到1933年仲夏时已是全德国的主人。他现在完全可以实行他的纲领。巴本尽管狡诈，这时已完全无能为力，他原来以为他和休根堡以及旧秩序的其他保卫者在内阁中对纳粹党保有8 对3 的优势，能够控制希特勒，利用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令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他自己就被轰出了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来接替。他在全国政府中仍旧担任副总理一职，但是正如他后来悻悻然承认的那样，“这个职位是徒有虚名”。企业界和金融界的辩护士休根堡已经辞职，他的党已经解散。纳粹党中第三号人物戈培尔已在3 月13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
　　像戈培尔一样，被认为是个“激进分子”的达里则担任了农业部长。
　　在德国经济系统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国家银行总裁保守分子汉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职，卷起铺盖到华盛顿去当大使了。认识到纳粹主义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总裁。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气扬地在1933年3 月17日继任了这个职位。在建设第三帝国的经济实力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军备方面，整个德国没有别人比沙赫特对希特勒的功劳更大了。他后来还兼任了经济部长和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不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开始反对他所崇拜的偶像，终于辞去了或者说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甚至参加了那些密谋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伙。他悔不该长期输诚效忠，以自己的声望为之助威，把自己的过人才能供其驱策。但是到那个时候，要在纳粹党领袖面前独挽狂澜，为时已经晚了。
　　“不许有第二次革命！”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德国，但是当1933年夏天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的问题至少有5 个：防止出现第二次革命；解决冲锋队与陆军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使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为600 万失业者寻找工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为德国取得平等的扩军权利和加速德国在共和国末期开始的秘密重整军备工作；最后是决定由谁在年老多病的兴登堡去世后继承他的位置。
　　“第二次革命”这句话是冲锋队头子罗姆造出来的，他坚决[205] 主张要实现第二次革命。戈培尔后来也这么主张，他在1933年4 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算帐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纳粹党摧毁了左派，但是右派仍旧存在：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罗姆、戈培尔和纳粹运动中的其他“激进分子”要把他们也清算掉。手下冲锋队已达200 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20倍——的罗姆在6 月间发出警告：德国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赢得了一个胜利？？对推动德国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决不允许革命在半途被出卖？？如果有市侩认为民族革命的时间已经太久了？？那未现在的确是应该结束民族革命，转而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了？？我们将继续斗争——不论有没有他们在一起。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向他们斗争？？我们是完成德国革命的不可腐蚀的保证者。在8 月间，他又在一次演讲时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于革命的精神毫无了解。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干掉。”
　　但是，希特勒却有不同的想法。在他看来，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口号只不过是宣传而已，只不过是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争取群众的手段而已。现在他既然已经取得了政权，对于这些口号就不再感到兴趣了。他现在需要时间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国家的地位。至少在目前，必须巴结右派——企业界、陆军和总统。他并不打算使德国陷于破产的境地，从而危及他自己的政权的生存。
　　绝不能有什么第二次革命。
　　他在7 月1 日对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德国现在需要的是秩序。“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7 月6 日，他在总理府对各邦的纳粹党邦长重新提出了这个警告：革命并不是一种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党员，特别是，如果要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员一点都不懂得他的业务。在企业中，唯一的标准必须是能力？？
　　历史判断我们功过的时候，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206] 家，而是根据我们是否能够造成就业？？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愚蠢的事情来，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地和谨慎地实现我们的思想。
　　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权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它越是稳固。因此，各邦邦长必须做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行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责，至于企业方面，那是全国政府经济部的职责。没有比这段话更有权威他说明纳粹革命是政治性的革命，而不是经济性的革命了。为了证明他言之非虚，希特勒撤换了一些企图夺取雇主协会控制权的纳粹“激进分子”。他恢复了克虏伯·冯·波伦和弗里茨·蒂森在这些协会中的领导地位，解散了跟大百货商店捣蛋的中产阶级商人战斗联盟，任命卡尔·施密特继任休根堡为经济部长。施密特是企业家中最正统的一个，原任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总经理，他毫不迟疑地制止了那些把党纲天真地信以为真的国家社会党员们的打算。
　　在普通纳粹党员中间，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群众运动核心力量冲锋队员中间，失望情绪是很强烈的。他们大多数人属于失业和不满的大军，由于本身经历，生来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相信，他们在街头斗殴，对革命作了贡献，革命就一定会给他们带来报酬，不管是在企业中，还是在政府中，应该得到优厚差使。他们在春天时由于采取了一阵过火的行动而陶醉了一个时候，如今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原来的人，不管是否党员，仍将保有原来的职位，并且保有任免大权。不过，这还不是冲锋队员中间骚动不安的唯一原因。
　　希特勒和罗姆过去在冲锋队的地位和宗旨的问题上的争吵，如今又爆发了。纳粹运动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就主张，冲锋队员应该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他们应该提供纳粹党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所需要的暴力和恐怖。而在罗姆看来，冲锋队不仅是纳粹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且是未来革命军的核心，这支革命军对希特勒的作用，正如法国大革命后法国义务军对拿破仑的作用一样。现在已是这样的时候了，应该推开反动的普鲁士将军（他轻蔑地称他们为“老傻瓜”），组织一支革命的军队，一支人民的军队，由他和他的那些征服了德国街道的强悍的助手们来领导。
　　这种想法同希特勒的想法大相径庭。他比罗姆或任何其他纳粹党人更加清楚，没有陆军将领的支持，或者至少说没有他们的[207] 默许，他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至少在目前，如果他要继续执政，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取决于他们的继续支持，因为他们仍旧有着如果高兴的话可以撵走他的实际力量。
　　而且希特勒也预见到，在不会很久的将来，当86岁的总司令兴登堡逝世的时候，他在这个关键重大的时刻，将需要陆军对他个人的忠诚。此外，这个纳粹党领袖还相信，只有军官团才能帮助他实现他的在一个短时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军队的目标，因为军官团有着它的军事传统和人才。而冲锋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的暴徒，只能在街头殴打闹事，很少有现代军队的价值。况且，它的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从今以后，就必须很有策略地使它退出舞台。因此，希特勒的看法和罗姆的看法是不可调和的，从1933年夏天开始到次年6 月30日，这两个又是纳粹运动的元老又是亲密的朋友（恩斯特·罗姆是希特勒以亲密的“你”而不是以客气的“您”
　　相称呼的唯一的人）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简直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罗姆在1933年11月5 日在柏林体育馆对15000 名冲锋队长发表演讲时，表达了冲锋队员们中间的深深失望的情绪。他说：“我们常常听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是他警告说，事实并非如此。可是，希特勒的态度很坚决。他于8月19 日在戈德斯堡浴场曾经警告说：“冲锋队同陆军的关系必须是同政治领导的关系一样的关系。”9 月23日，他在纽伦堡讲话时说得还要清楚：今天，我们应该特别记得我国陆军所起的作用，因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要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我们可以向陆军保证，我们将永远不会忘掉这一点，我们认为，他们是我国军队光荣而历史悠久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将全心全意地、竭尽全力地来支持陆军的这一精神。
　　在这以前，希特勒曾秘密地向军队作了保证，因此争取到许多高级军官倒向他的一边。在1933年2 月2 日，即他就职后两天，他在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但因将军的家中向陆海军高级将领讲了两小时的话。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纽伦堡审讯时透露了纳粹总理同军官团第一次会谈的大意。他说，希特勒消除了高级将领们原来以为可能要军队从事内战的担心，他还保证，陆军和海军现在可以放手致力于迅速重新武装新德国的这项主要任务。雷德尔海军上将承认，他对于建立一支新海军的前景是极为高兴的。冯·勃洛姆堡将军后来在他未出版的回忆录中也说，元首打[208] 开了“一个使将来有无穷机会的活动余地”。勃洛姆堡于1933年1 月30日匆忙就任国防部长一职，也就消除了陆军方面要想反对希特勒出任总理的任何打算。
　　为了要进一步鼓起军方领袖们的热情，希特勒在4 月4 日设立了国防会议，来加紧执行一项重整军备的秘密新计划。3 个月以后，在7 月20日那天，总理颁布了一项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从而恢复了军官团的历史悠久的军事特权。许多陆海军将领开始从另外一个比较赞成的角度来看待纳粹革命了。
　　为了要给罗姆吃些甜头作为安慰，希特勒在12月1 日任命他——与副党魁鲁道夫·赫斯一起——为内阁阁员，在1934年元旦又写了一封友好热情的信给这个冲锋队头子。他一方面重申“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境外敌人”，同时又承认“冲锋队的任务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并且承认，冲锋队的成绩“主要应归功”于罗姆。这封信最后说：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头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向你，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德国人民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向你保证，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么感激。你的怀着真诚友谊与感激之情的阿道夫·希特勒。
　　这封用亲密的“你”来称呼的信，刊登在1934年1 月2 日纳粹党的主要日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对于暂时缓和冲锋队中存在的不满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在圣诞节和新年的普遍善意气氛中，冲锋队和陆军的斗争，激进的纳粹党分子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叫嚣暂时平息下去了。
　　纳粹外交政策的发端
　　《西方的衰亡》的作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评论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在1933年征服了德国和把德国纳粹化的时候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不是胜利，因为没有敌手。”他在那年年初就写道：“这次攫夺政权——我是怀着忧惧的心情看着他们那么大张旗鼓地每天庆祝的。如果到取得真正的肯定的胜利时再这样，会更好些，也就是在外交方面取得胜利的时候。别的都不是胜利。”
　　这位哲学家兼历史学家一度是纳粹党人的偶像，不过为时不长，最后双方都失却了魅力。他当时这种急躁态度未免过分。因为希特勒要着手征服全世界之前必先征服德国。一旦他消灭了国[209］内的反对者——或者说他们自行消灭了——以后，他就马上转到了一直最使他感到兴趣的方面：外交事务方面了。
　　1933年春季，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可能更糟糕了。第三帝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军事上陷于无力的地位，整个世界对于纳粹的暴行，特别是迫害犹太人，感到憎恶。德国的邻邦，特别是法国和波兰，态度是敌对的和多疑的，早在1933年3 月，波兰在但泽举行了一次军事示威之后，毕苏斯基元帅向法国人表示最好联合起来对德国进行一次预防性的战争。甚至墨索里尼对于希特勒上台执政，事实上也并不热心，尽管在表面上他装出欢迎第二个法西斯国家的出现的姿态。一个在潜力上大大地强于意大利的国家的元首，很可能不久就使领袖（Ｄｕｃｅ）* 黯然失色。一个狂热的泛日耳曼德国对奥地利和巴尔干各国会有野心，而在这些地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也已经提出过他的领土要求了。苏联对纳粹德国的敌意是很显然的，因为它是1921年以来共和制德国的唯一友人。这样，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第三帝国的确是孤立无友的。而且，它又没有武装，或者说，同它的高度武装的邻邦对比之下，相对地来说是如此。
　　因此，希特勒外交政策的当前战略和策略，是由德国的软弱和孤立处境这个残酷现实所决定的。但是，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处境又提供了符合他自己和大多数德国人民最强烈的希望的自然目标：在不致引起制裁的情况下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在不致引起战争的情况下重新武装。只有在他完成了这双重的短期目标以后，他才有军事力量，能毫无牵制地实现既定的长期外交目的，它的具体目标和方法是他早在《我的奋斗》中就十分坦率和十分详尽地规定了的。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显然是以宣传裁军和和平的方法来迷惑德国在欧洲的敌手，同时张大眼睛寻找他们集体甲胄中的弱点。1933年5 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漂亮的演说之一，是欺骗宣传的杰作，它不仅深深地打动了德国人民的心，使他们团结在他的背后，而且在国外造成了一个深刻的、使人有好感的印象。就在前一天，罗斯福总统刚刚向44个国家的元首发出了一封动人的信件，概述了美国在裁军和和平方面的计划和希望，呼吁废除一切进攻性武器——轰炸机、坦克、机动重炮。
　　希特勒很快地响应了总统的呼吁，并且加以充分的利用。
　　我在昨天晚上获悉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建议，德国政府对他的建议表示最热烈的感谢。德国政府愿意同意这个克服国际危机的方法？？对于那些希望合作起来维持和平的人来说，总统的建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德国完[210] 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装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完全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
　　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
　　这篇演说，还有不少温和的辞句和热爱和平的表白，使得忧心忡忡的世界感到又惊又喜。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疯狂透顶的事”。它会“造成现有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溃”。纳粹德国并不希望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德国化”。
　　“上一世纪的心理状态使人们认为他们要把波兰人和法国人变成德国人，这种心理状态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法国人、波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我们的邻人，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改变这一客观现实，否则，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警告。德国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享有平等待遇，特别是在军备方面。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国宁可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但是在西方世界同声庆贺希特勒出乎意料的讲道理的时候，这个警告没有得到注意。伦敦《泰晤士报》也认为，希特勒的平等待遇的要求是“驳不倒的”。工党机关报伦敦《每日先驱报》要求相信希特勒的话。保守的伦敦《旁观者》周刊认为希特勒已响应了罗斯福的呼吁，这个姿态使惶惶不安的世界有了新的希望。在华盛顿，据德国官方通讯社引述总统的秘书的话说：“总统对于希特勒接受他的建议感到很鼓舞。”
　　从这个性格暴躁的纳粹独裁者口中出来的，竟不是如许多人所预料的强横威胁，而是甜言蜜语，全世界都给迷住了。而在国会中，甚至社会党议员，那些还没有被投入牢中或自行逃亡的议员，也没有一个表示异议，都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演说，使得国会能够一致地予以通过。
　　但是，希特勒的警告并不是空口说说的，当10月初看到协约国坚持要在8 年之后才肯把它们的军备降低到德国水平的时候，他就在10月14日突然宣布，由于其他大国在日内瓦不肯给予德国平等待遇，德国立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与此同时，他采取了其他3 个步骤：解散了国会，宣布他将把他的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交付全国公民投票来认可，最后命令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向军队发出秘密指示，如果国际联盟采取制裁行动，就要抵抗武装进攻。
　　这个轻率的行动表明，希特勒在春天的和解演说是多么虚伪。这是他在外交方面的第一次公开赌博。它意味着从此以后，纳粹德国打算不顾任何裁军协定和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这是有意的冒险——也是许多次有意冒险中的第一次。后来在纽伦堡公布出来的勃洛姆堡发给陆海军的秘密指示，不仅说明希特勒冒了可能受到制裁的风险，而且也说明，如果当初真的受到制裁，德国的处境是毫无希望的。* 这项指示规定了德军在西方对付法国和在东方对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防线，命令它们要“尽可能久地守住”这些防线。从勃洛姆堡的命令中可以看出，至少德国的将军们对于德国防线是否能守住片刻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在以后持续3 年的时期中，直到德国1936年重新占领了已经被解除武装的莱因河左岸，曾经发生了许多次危机，目前这次危。机只是其中的第一次而已。当时，协约国本来是可以实行制裁的，倒不是因为希特勒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而是因为违反凡尔赛和约中解除武装的条款，这种违约行为在德国存在至少已有两年了，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肯定他说，协约国在当时的军力是很容易压倒德国的，同样也可以肯定他说，如果采取这样一个行动，在第三帝国诞生的头一年就可以把它掐死。但是，这个前奥地利流浪汉的过人之处在于，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他对国外对手有多少胆略就像他当年对国内对手的估计一样，了解得极其到家，简直不可思议。在这次危机中，正如在以后一直到1939年连续不断出现的更大的危机中一样，胜利的协约国由于分歧太深刻、感觉大迟钝、眼光大短浅，以致不能了解莱因河对岸所发生的事情的性质或者方向，因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的估计是很正确的，正如过去和以后他对本国人民所作的估计一样。他很知道，在公民投票中，德国人民会表示什么意见。他把公民投票和国会清一色的纳粹党议员的新选举规定在1933年11月12日举行，这是在德国人的记忆中仍引起怨恨情绪的国耻日1918年停战纪念日的后一天。
　　11月4 日，他在布累斯劳举行的一次竟选大会上说：“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么记载：在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了它的荣誉，而在15年后的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它的荣誉。”在投票的前夕11月11日，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支持希特勒：“明天你们要表现出坚决的民族团结和对政府的支持。同我和[212] 国家总理一起拥护权利平等和光荣和平的原则，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在上帝的帮助下能够维持德国的在经过了15年的挫折失望和对战败后果怀了15年的愤懑不平以后，德国人民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合格选民之中约有96％参加了投票，其中有95％赞成德国退出日内瓦会议。至于赞成国会的单一纳粹党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休根堡和寥寥几个非纳粹党人）的则有92％。甚至在达豪集中营中，被拘的2242人中有2154人投票赞成那个把他们拘禁起来的政府！话也不错，在不少地方，对于没有出来投票或者票投得不对的人，曾经进行过威胁；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曾经有人担心，如果投票反对这个政权，可能被侦察出来而受到报复。但是，即使把这种种保留计算在内，这次选举（至少其计算是诚实的）
　　是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次惊人胜利。毫无疑问，他那样反抗外面世界，是得到德国人民的压倒多数的拥护的。
　　在举行了公民投票和选举后3 天，希特勒邀见波兰新任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在会谈结束时发表了一份联合公报，这一公报不仅使德国公众而且使外面世界都感到惊异。波兰政府和德国政府一致同意“用直接谈判的手段来解决两国共同有关的问题，并且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在相互的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
　　在德国人的心中，波兰是甚至比法国更为可恨和更受卑视的敌人。他们认为，凡尔赛和约缔造者的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用一条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同德国隔绝，成立但泽自由市和把波兹南省及一部分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
　　割让部分的居民虽然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自从瓜分波兰以来一直是德国的领土。在共和国时期没有一个德国政治家愿意把波兰的占领看成是永久不变的事情。施特莱斯曼甚至不愿考虑同波兰签订东方洛迦诺条约来补充同西方签订的洛迹诺条约。国防军之父和共和国初期外交政策的决定者冯·西克特将军早在1922年就告诉政府，“波兰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与德国生存的基本条件不能并存。波兰必须消灭而且一定是会消灭的。”他又说，消灭波兰，“必须是德国政策的基本动力之一？？波兰灭亡以后，凡尔赛和约的最坚强支柱之一法国的霸权也将完蛋”。
　　希特勒看到，在灭亡波兰之前，必须先使它脱离同法国的联盟。他现在所采取的方针，除了最后的长远利益以外，还可以取得好几次眼前利益。由于宣布放弃用武力来对付波兰，他就能够加强他的和平宣传并且减轻由于他突然退出日内瓦会议而在西欧[213] 和东欧所造成的疑惧。由于诱使波兰人同他进行直接谈判，他就能够绕过国联并且削弱它的权威。此外，他不仅能够打击国联的“集体安全”概念，而且也能够破坏法国在东欧的联盟关系，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波兰是个重要的堡垒。德国人民向来仇视波兰人，对此可能不了解，但是在希特勒看来，独裁政权所以优于民主政体，有一点就是，不得民心的政策，如果长远来说能得到重要的结果，是可以暂时执行而不致引起内部吵闹的。
　　1934年1 月26日，也就是希特勒在他执政第一周年纪念日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前4天，德国和波兰宣布了签订为期10 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从这一天起，波兰——在毕苏斯基元帅的独裁下，它自己也刚刚肃清了议会民主的最后残余——开始逐步脱离自从1919年复国以来的保护人法国，而越来越接近纳粹德国。这是一条导致它在“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远远没有满期之前就亡国的道路。
　　当希特勒在1934年1 月30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回顾过去一年的情况时，他可以自豪他说，这是在德国历史上获得空前成就的一年。在12个月之内，他推翻了魏玛共和国，以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共和国的民主，消灭了一切其他党派，只留下自己的政党，摧毁了邦政府和它们的议会，统一了德国，取消了联邦制，清除了工会，取缔了任何民主结社，把犹太人驱出了政治主活和自由职业界，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扼杀了司法独立，在纳粹党统治下使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的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体化”。他的这一切成就和他在外交事务上的坚决行动——使德国退出日内瓦国际联盟和宣布德国坚持享有大国平等待遇——都得到德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秋天的公民投票和选举说明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当他的独裁政权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纳粹党的头上出现了一些乌云。
　　1934年6月30日的血腥清洗
　　天际出现乌云是由于三个互相有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党和冲锋队中的激进派领袖继续叫嚷“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冲锋队和陆军之间冲突的问题；兴登堡总统的继承问题。随着春天的到来，兴登堡的寿命终于快到尽头了。
　　冲锋队现在已经扩大到了250 万人，它的参谋长罗姆并没有[214] 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阁员这样一种姿态或元首在元旦给他的友好的亲笔信而就此罢休。他在2 月间向内阁上了一份长篇条呈，建议以冲锋队为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而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
　　在军官团看来，再也想像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粗汉罗姆和他嚣闹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阶层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们听到现在已开始广泛流传的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一批有相公寐者的腐化堕落的传说，不免大为震惊。正如冯·勃劳希契将军后来在作证时所说：“重整军备这件事情是太重要大困难了，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有相公癖者参与其事。”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2 月21日还秘密告诉前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安东尼·艾登，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2/3 ，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训练，也不武装。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促进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随着1934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冯·勃洛姆堡将军之间常常发生激烈争吵，3 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在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冯·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显然，在这个时候，不像头脑简单的罗姆和他的部下，希特勒考虑到了年老多病的兴登堡万一去世后的情况。他知道，老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早在4 月间，当纽台克方面向他和勃洛姆堡传来秘密的但是权威的消息说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要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几乎任何让步。同陆军进行秘密商谈的机会不久就自动出现了。4 月11日，总理在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男爵冯·弗立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的伴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215] 从基尔出发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在东普鲁士举行的春季演习。希特勒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后，他在唯命是从的勃洛姆堡的支持下直率地提出，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据说希特勒还向弗立契和雷德尔指出了陆海军大事扩充的前景，只要他们愿意支持他。对于一味讨好奉承的雷德尔来说，他愿意支持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弗立契是个比较难办的人，他先要征求一下他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这次意见征求会是5 月16日在瑙海姆浴场举行的。在把“德意志号协议”
　　告诉他们以后，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支持希恃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对陆军来说，这个政治决定不久就会证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于自愿地把自己交给一个自大狂的独裁者的不受拘束之手，陆军这一行动就决定了它本身的最后命运。至于对希特勒来说，这笔交易将使他的独裁统治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顽固的老元帅去世以后，在霍亨佐伦王室复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后，一旦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时，他就可以毫无忌惮地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为了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付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是牺牲冲锋队而已。现在他有了一切权力，他就不再需要冲锋队了。冲锋队是一群乱哄哄的乌合之众，它的存在只会使他感到难堪。希特勒对将军们那种心胸狭隘的轻视，在这一年春天一定大大增加了。他一定这么想，只要付出少得惊人的代价就可以把他们收买过来。就是他，除了6 月间曾有一段情况不妙的时刻以外，一直到末日——他自己的未日和他们的未日——都没有改变的看法。
　　但是，夏天来临后，希特勒的困难还远远没有克服。柏林笼罩在一阵不祥的紧张气氛中。“第二次革命”的叫喊更响亮了，不仅是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甚至戈培尔本人，在演讲中和他控制的报纸中，也发出了这种叫喊。
　　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人、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员们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
　　在纳粹党内部，当时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无情的争夺权力的新斗争。罗姆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敌人戈林和希姆莱联合起来反对他。4 月1 日，戈林任命当时尚在罗姆指挥下的、属于冲锋队的一个分支机构的黑衫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头子，希姆莱立即开始建立一个他自己的秘密警察帝国。戈林在上一年8 月经兴登堡晋升为步兵将军（虽然他是航空部长），他当然很乐意地脱下他那敝旧的褐色冲锋队制服而换上他那新军阶给他带来的比较漂亮的新军服，这次换装是有象征意义的：作为一个将军和军官阶层的一个成员，他在陆军反对罗姆和冲锋队的斗争中，立刻站到陆军一边。
　　为了在这场目前正在进行的弱肉强食的斗争中保护自己，戈林组织了他个人的警卫队“戈林将军邦警察队”，一共有好几千人，驻扎在他当年人伍的地方利希特菲尔德的前士官学校旧址，这个学校位于柏林郊外的战略要冲。
　　由于阴谋和反阴谋的谣诼纷纭，柏林的空气更加紧张了。冯·施莱彻尔将军不甘寂寞，也不甘心默认他已不再享有兴登堡、将军们和保守分子的信任，因而已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又开始参加了政治。他同罗姆和格利戈尔·施待拉塞保持着联系，当时有谣言（这些谣言有的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
　　说，他正忙着想达成协议，由他来代替老怨家巴本为副总理，由罗姆担任国防部长，冲锋队与陆军合并。当时柏林流传的内阁“名单”不可胜数，有的把勃鲁宁列为外交部长，施特拉塞为经济部长。这些消息，都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是对戈林和希姆莱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他们因为各有自己的理由，要打倒罗姆和冲锋队，同时与施莱彻尔和不满的保守分子算帐，所以就把这些消息加油添醋地传到希特勒那里。而希特勒本来就多疑，在任何时候都不需要别人进什么谗言。戈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的目的不仅是要清洗冲锋队，而且要清算左右两边的其他敌人，包括那些过去曾经反对过希特勒而现在在政治上不再活跃的人。5 月底，勃鲁宁和施莱彻尔得到警告说，有人已预定要暗杀他们。勃鲁宁悄悄地乔装逃亡国外，施莱彻尔则到巴伐利亚去度假，但是在6 月底又回到柏林。
　　在6 月初的时候，希特勒同罗姆摊了牌。据希特勒后来在国会所作的报告，这次摊牌持续了几近5 个小时，“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说，这是他想要同他的运动中最亲密的友人达成谅解的“最后一次尝试”。
　　我告诉他，我从无数谣言和许多忠实的老党员及冲锋队长的报告获得这样的印象，没有良心的人正在策划一个全国性的布尔什雏主义的行动，这种行动只会给德国带来无穷的不幸？？我最后一次恳求他自动放弃这种没有理性的做法，协力防止发生在任何情况下只会以灾难收场的事情。
　　据希特勒说，罗姆临分手以前向他“保证将尽一切可能把事情好好地解决”。但是实际上，据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开始“准备在肉体上消灭我”。
　　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确实的；虽然关于这次清洗的全[217] 面情况像国会纵火案一样也是永远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头子从来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缴获的文件对这次清洗和对国会纵火案一样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在这两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关的文件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销毁了。
　　总而言之，不论这两个老纳粹党人之间的长谈内容如何，在这次谈话以后一两天，希特勒就给了冲锋队整整1 个月（7 月）的假，在假期中，冲锋队员不得身著制服或举行游行或演习。6 月7 日，罗姆宣布他本人也请了病假，但是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罗姆在离开柏林之前，邀请希特勒在6 月30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也许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应前往的时候所可能想到的。因为——据他后来向国会承认——他犹豫“再三，才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够使我的运动和冲锋队不致发生分歧这种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这种不幸的事而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必须承认，”他补充说，“在5 月最后几天里，不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吗？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如果确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6 月初离开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当儿离开德国，从而给冲锋队领这种说法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确实的；虽然关于这次清洗的全[217] 面情况像国会纵火案一佯也是永远弄不清了，但是一切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个冲锋队头子从来没有策划要除掉希特勒。不幸的是，已缴获的文件对这次清洗和对国会纵火案一样没有提供更多的情况，在这两件事情上，很可能，所有有关的文件都早已奉戈林之命销毁了。
　　总而言之，不论这两个老纳粹党人之间的长谈内容如何，在这次谈话以后一两大，希特勒就给了冲锋队整整1 个月（7 月）的假，在假期中，冲锋队员不得身著制服或举行游行或演习。6 月7 日，罗姆宣布他本人也请了病假，但是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罗姆在离开柏林之前，邀请希特勒在6 月30日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会见冲锋队领袖们。希特勒欣然同意，而且也的确如约前往，然而其方式却不是罗姆所能预料到的。也许也不是希特勒本人在答应前往的时候所可能想到的。因为——据他后来向国会承认——他犹豫“再三，才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仍暗中希望，我能够使我的运动和冲锋队不致发生分歧这种不光彩的事，可以消除这种不幸的事而不致发生严重冲突”。
　　“必须承认，”他补充说，“在5 月最后几天里，不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吗？希特勒后来说，罗姆和他的同谋者作了占据柏林和扣押他的准备。但是如果确是如此，为什么所有的冲锋队队长都在6 月初离开了柏林，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为什么希特勒在这个当儿离开德国，从而给冲锋队领传部长戈培尔博士说：公开的光明正大的讨论比——譬如说——目前德国的新闻界状况对德国人民更有益处。政府[ 必须] 记住这旬老沽：“只有弱者才怕批评。”？？伟大人物不是靠宣传制造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想同人民失去联系和团结，我们就不能低估他们的了解能力：我们不能老是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任何组织，任何宣传，不论如何出色，光靠本身是不能长期维持人民的信任的？？不能靠煽动？？也不能靠对全国人民中无所凭借的一部分人进行威胁，而只有靠向人民开诚布公，才能维持人民的信任和忠诚。
　　你把人民当笨伯，人民就不会信任你？？我国全体同胞现在应该互相友爱，彼此尊重，团结起来，避免扰乱正直之士的严肃工作，制止狂热之徒的胡言乱语。这篇演说传开以后，在德国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在吉拉开会的一小批纳粹党人中间，却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一样。戈培尔立即采取行动，尽可能封锁这篇演讲。他禁止电台按原定计划在当天晚上广播这篇演讲的录音，并且禁止报上提到这篇演讲。他还命令警察到街头去没收已经刊载了这篇演讲的摘要的《法兰克福日报》。但是，即使这位宣传部长的绝对权力也不足以防止德国人民和外界知道这篇反抗性演讲的内容。狡猾的巴本事先已把讲稿印发给驻柏林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他自己的报纸《日耳曼尼亚报》也匆匆赶印了好几千份，秘密散发出去。
　　希特勒听到马尔堡演讲后，不禁勃然大怒。他在同一天下午[219] 在吉拉发表的讲话中，谴责“自以为靠几句话就能够使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的复兴大业停顿下来的诛儒”。巴本因为演讲被封锁，也很气恼。他于6 月20日赶去见希特勒，表示不能容忍“一个下级部长所采取的”这种封锁措施，坚称他是“作为总统的委托者”说话的，接着便提出了辞呈，并且警告说，他“将把此事立即报告兴登堡”。
　　这个威胁显然使希特勒感到担心，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为了要估量一下这个危及纳粹政权继续存在的危险的严重程度，他在第二天即6 月21日飞到了纽台克去见兴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担心。接见他的是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立刻看出，他的这位国防部长平常对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突然变了。相反，勃洛姆堡现在成了个严厉的普鲁士将军，他硬绷绷地告诉希特勒，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希特勒，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见到了兴登堡时，老总统在短短几分钟里也只证实了勃洛姆堡传达的最后通牒。
　　对于纳粹党总理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转折。不仅他继任总统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且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个人和纳粹党政府也将完蛋。
　　他在当天飞返柏林时，一定考虑到，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履行对陆军的诺言，镇压冲锋队，停止冲锋队长们所要求的继续革命。显然，有着德高望重的老总统的支持，陆军是不肯接受比这个还低的让步的。
　　尽管如此，在关系重大的6 月最后的1 个星期，希特勒还在犹豫不决——至少在这一点上犹豫不决：究竟对那些帮了他很大的忙的冲锋队头子们采取怎样激烈的措施。不过，戈林和希姆莱帮助他作了决定。他们已经开列了他们要算的帐，他们要消灭过去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只要使元首相信反对他的“阴谋”的严重性和迅速采取无情行动的必要性就行了。据希特勒最忠实的信徒之一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在纽伦堡的证词，最后使希特勒相信“罗姆要发动政变”的是希姆莱。弗立克又说：“元首就命令希姆莱制止政变。”
　　他说，希姆莱被派在巴伐利亚，戈林被派在柏林制止政变。陆军也在怂恿希特勒，因此对不久就要发生的野蛮暴行也负有一份责任。6 月25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将军命令陆军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军队不得离营外出。6 月28日，罗[220] 姆被开除出德国军官联合会——这等于是清楚地预告这个冲锋队参谋长要倒霉了。为了要使得没有人——尤其是罗姆——对陆军的立场抱有任何错觉，勃洛姆堡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他于6 月29日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表示“陆军？？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后？？他始终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
　　因此，陆军是在要求进行清洗，但是它又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这件事必须由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用他们的黑衫党卫队和戈林的特别警察来进行。
　　希特勒于6 月28日星期四离开柏林前往埃森，去参加当地一个纳粹党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这次旅行及其目的很难说明他当时是感到有场严重危机迫在眉睫。同一天，戈林和希姆莱命令党卫队的特遣队和“戈林警察”
　　处在准备状态。由于希特勒不在柏林，他们显然认为可以放手自由行动了。
　　第二天6 月29日，元首视察了威斯特伐利亚的劳动服役营，下午回到莱因河畔的戈德斯堡，下榻在一个战时老战友德莱森在河畔开设的旅舍。那天晚上，戈培尔到了戈德斯堡，在这以前，他似乎一直在犹豫不决，不知投向哪一边好，事实上，他一直与罗姆保持着秘密联系。这时他终于打定了主意，向希特勒报告了希特勒后来称之为来自柏林的“逼人情报”。卡尔·恩斯特已经动员了冲锋队。恩斯特原来是旅馆茶房，后来又在一家有相公癖者时常光顾的咖啡馆中当保镳，罗姆看中了他，让他当了柏林冲锋队长。他虽然长得俊秀，但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当时相信，而且在24小时左右内死去以前也相信，他遇到了右派的政变，他要高呼“希特勒万岁”而死去。
　　希特勒后来说，直到这个时候——6 月29日为止——他只决定要“剥夺参谋长（罗姆）的职务，暂时把他看管起来，逮捕一部分罪证确凿的冲锋队长？？而且要向其他队长发出诚挚的呼吁，命令他们回来值勤”。
　　但是[ 他在7 月13日在国会中说] ？？在夜里一点钟，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来的两份关于紧急集合的急电：第一份电报说，在柏林方面，已下令在下午4 点紧急集合，5 点钟要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击，占领政府各部？？第二份电报说，在慕尼黑方面已经向冲锋队发出紧急集合令，在晚上9 点钟集合？？这是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作出一个决定？？只有无情的流血的镇压也许还能防止反叛的扩大？？
　　清晨2 点钟，我飞往慕尼黑。
　　希特勒从来没有透露过这两份“急电”是从谁那里发来的，但是不言而喻，“急电”是戈林和希姆莱发出的。可以肯定的是，其[221] 中情况是过于夸大了。在柏林方面，冲锋队长恩斯待所想到的最激烈措施不过是在那个星期六同他的新娘驱车前往不来梅，以便搭船到马德拉度蜜月。至于在南方，冲锋队“阴谋家”集中在哪里呢？
　　6 月30日清晨2 时，当希特勒在戈培尔伴同下从波恩附近的汉格拉机场起飞的时候，罗姆上尉和他的冲锋队部下还在特格恩西湖畔维西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的房间中高枕酣睡。西里西亚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是个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著名的有相公癖者，身体魁梧，像个钢琴搬运工人，但是却有一张女孩子气的脸。他正搂着一个小伙子睡在一张床上。从罗姆把他的卫队留在慕尼黑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些冲锋队头子们一点也没有准备举行反叛。看来，他们寻欢作乐的迹象很不少，阴谋叛乱的证据却没有。
　　希特勒和他的几个随行人员（包括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平庸但是忠诚的汉诺威冲锋队长维克多·卢策这时也参加进来了）于6 月30日星期日上午4 时在慕尼黑着陆，发现已经采取了行动。原来纳粹党党内法庭调查解决委员会负责人瓦尔特·布赫少校和巴伐利亚邦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在从前被判过刑的、同希特勒争夺过吉莉·拉包尔的艾米尔·莫里斯和马贩子出身、前舞场保镳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希特勒老同伴的协助下，已经逮捕了慕尼黑的冲锋队头子，包括冲锋队邦队长施奈德休勃，后者又兼任慕尼黑的警察局长。希特勒现在把他的怒气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状态，他在内政部看到了这些囚犯。他大步走到前陆军上校施奈德休勃前面，撕下他的纳粹肩章，责骂他“叛国”。
　　天刚蒙蒙亮，希特勒一行就坐了一长列汽车离开慕尼黑到维西去。他们发现罗姆和他的朋友们在汉斯尔包尔旅馆还高卧未起。他们粗暴地弄醒了他们。海因斯和他那年轻的男宠被拉下床来，押到旅馆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枪决。据奥托·狄特里希的记述，元首单独走进罗姆的房间，把他痛骂了一顿，下令把他带到慕尼黑，关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个冲锋队头子在1923年参加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曾在这里服过刑。这两个朋友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对于第三帝国的恐怖和堕落，比任何其他人起的作用都大，他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是在发生危机、遭到失败、感到失望的时候却总是站在一起的。在历经14年的艰辛患难之后，他们现在终于分手了。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这个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显然认为这个最后的举动是够朋友的。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据说他这么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据23年后1957年5 月在慕尼黑战后审判中一个警官的目击证词说，两个党[222] 卫队军官进了牢房，对准罗姆开枪。
　　这个证人说：“罗姆当时想说话，但是党卫队军官禁止他开口。于是罗姆就站得笔直——他上身给脱光了——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 他就这样死去了，死况之暴烈不下于他生前的作为，对于他曾经出了很大力气帮助达到任何其他德国人所从未达到过的那么高地位的那个朋友，只有轻蔑的份儿，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像那一天横遭杀戮的好几百个人一样——比如施奈德休勃，据说他当时大声说：“各位先生，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请对准开枪吧。”——他一点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一生之中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的中间，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150 名左右冲锋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所组成的行刑队枪决。
　　被枪决的人中有卡尔·恩斯特，他的汽车驶近不来梅时，他的蜜月旅行就被持枪的党卫队人员打断了。他的新娘和司机受了伤；他本人被打得失去知觉，用飞机送回柏林就刑。
　　在这个血腥的夏天周末横遭非命的不仅仅有冲锋队人员。在6 月30日早晨，在柏林郊外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将军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了，他身后的新婚只有18个月的妻子——他以前一直独身未娶——也当场被杀。施莱彻尔的好友库特·冯·布莱多夫将军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几小时后根据戈林的亲自命令在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秘密警察狱中被杀。
　　巴本比较幸运。他侥幸躲过了一死。但是他的办公室被党卫队搜查，他的主要秘书包斯在办公桌旁被击毙，他的秘密合作者埃德加·荣格先几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被杀死在狱中，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埃里希·克劳斯纳在交通部办公室[223] 中被杀。巴本的其余工作人员，包括私人秘书斯托青根男爵夫人在内，都被投入集中营。当巴本前去向当时已没有功夫说废话的戈林表示抗议时，据巴本后来追述，戈林“多少可以说”是向巴本下了逐客令，把他软禁在他的别墅中，外面有武装的党卫队重兵把守，割断了电话线，并且禁止巴本同外界有任何联系——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这位德国副总理居然厚着脸皮受了下来。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竟再次屈尊，从杀死他的朋友的纳粹党人手中接受了德国驻维也纳公使的新职。当时纳粹党人刚刚在那里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这个数字一直没有确定过。希特勒7 月13日在国会发言时宣布枪决了61人，其中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13人因“拒捕”被杀，3 人“自杀”——总共77人。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书》中说有401 人被杀，但它只举出了其中116 人的姓名。1957年在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1000多人”。
　　许多人纯粹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而受到报复被害的，有的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内慕情况大多因而被杀灭口的，至少还有一个人是因为被弄错了人而冤枉死去的。我们在前章已经讲到过古斯塔夫·冯·卡尔镇压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事情，卡尔从此以后就一直退隐不问政治。但是他的尸体却被发现在达豪附近的一个沼泽中，显然是用利斧砍死的。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原谅他。希罗尼摩斯派神父伯恩哈德·施丹佛尔曾经帮助编写《我的奋斗》，后来大概把他所知道的希特勒情人吉莉·拉包尔如何自杀的内情传布得太广了，他的尸体出现在慕尼黑附近的哈拉青森林中，脖子折断，心房中了3 颗子弹。海登说，杀他的一帮凶手是由曾经向吉莉·拉包尔求过爱的老犯人艾米尔·莫里斯带领的。其他“知道内情太多”的人，还包括3 个冲锋队员，据信他们是恩斯特火烧国会案中的同谋犯。他们同恩斯特一起被杀。
　　还有一个被杀的人值得一提。慕尼黑著名大报《慕尼黑新消息报》的著名音乐批评家维利·施密德博士6 月30日晚上7 点20分在慕尼黑沙克街他的寓所书房中拉大提琴，他的妻子在准备晚餐，他们的9 岁、8 岁和两岁的3 个孩子在客厅里玩着。门铃刚响，就有4 个党卫队员出现，他们不问情由就把施密德博士架走。4 天以后，他的尸体放在棺材中抬回来，同时带来了秘密警察头子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打开棺材，原来党卫队暴徒把从来不过问政治的维利·施密德博士误认为当地一个冲锋队长维利·施密德了，而后者也由另外一队党卫队逮捕枪决了。*[224]究竟有没有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活动？关于这一点，只有他的片面之词，见请官方公报和7月13 日他在国会的演说。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罗姆生前从来没有隐讳过他要想使冲锋队成为新军队的核心和由他领导新军队的野心。关于这一点，他肯定同施莱彻尔是有联系的，这最初是在后者担任总理的时候讨论过的。据希特勒的说法，施特拉塞也许也“被拉进来了”。
　　但是这种谈论肯定不能构成叛国大罪。希特勒本人同施特拉塞也有联系，据奥托·施特拉塞说，在6 月初还向施特拉塞表示愿意让他当经济部长。
　　起先，希特勒指责罗姆和施莱彻尔想寻找某个“外国”——显然指法国——的支持，并且指责冯·布莱多夫将军是“外国政策”的中间人。这是控诉他们是“卖国贼”的一部分罪状。虽然希特勒在国会演说中重又提出这些指责，并且用讥刺的口气谈到“一个外国外交官[ 不可能不是法国大使弗朗索瓦—庞赛] 辩称同罗姆和施莱彻尔的会见是完全没有不良企图的”，他还是提不出证据来证实他的指责。他强词夺理地说，第三帝国中任何一个负责的德国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使去看看外国的外交官，就足以构成罪行。
　　如果德国有3 个卖国贼安排？？同1 个外国政治家会晤？？并且嘱咐别人不要让我知道这次会晤的消息，那么我就要把这种人枪决，即使他们能够证明，在这次对我保守秘密的会晤中他们所谈的不过是气候、古钱之类的话题。
　　当弗朗索瓦—庞赛强烈抗议那种说他也参与了罗姆“阴谋”的暗示时，德国外交部正式通知法国政府说，这种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德国政府希望大使依然留任。事实也的确如此，作者本人可以作证，弗朗索瓦一庞赛以后同希特勒的个人关系，继续比任何其他民主国家使节为好。
　　在开头发表的一些公报中，特别是在元首的新闻秘书奥托·狄特里希提供给公众的一份令人心惊胆战的目击者记述中，甚至在希特勒的国会演讲中，对于罗姆和其他被杀的冲锋队领袖的道[225] 德堕落情况谈得很多。狄特里希说，在维西的旅馆床上逮捕海因斯和一个小伙子时的场面是“不堪描述的”，希特勒进行了头一批处决后，6 月30日中午在慕尼黑向剩余的冲锋队长们讲话时也说，这些人仅仅从道德堕落这一点来说就罪该一死了。
　　但是希特勒从纳粹党成立之初起就一直知道，他的最亲信和最重要的跟随者之中有很大一批人是性变态者，是判过罪的杀人犯。例如，海因斯常常派冲锋队到德国各处为他寻找合意的男宠，是家喻户晓的事情。这种事情，希特勒过去不仅容忍下来，而且还为他们辩护；他曾经不止一次告诫他的党内同志对于一个人的个人道德不要过分挑剔，只要他是纳粹运动的狂热战士就行了。而现在，1934年6 月30日，他却表示：他的一些老部下的道德堕落情况使他大吃一惊。到7 月1 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已经从慕尼黑飞返柏林，这时在总理府花园中举行茶会。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的“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且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星期二，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
　　勃洛姆堡并且向全军发布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新冲锋队的融洽关系”。
　　没有疑问，陆军对它的敌手冲锋队的被消灭，当然是感到高兴的，但是一个军官团竟然默许而且公开赞扬政府进行德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屠杀，而在这场屠杀中，军官团自己的两名领导军官冯·施莱彻尔将军和冯·布莱多夫将军被诬为卖国贼而被悍然杀害，那么它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更不用说面子了。只有85岁的陆军元帅冯·马肯森和前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出来抗议这次对他们两个袍泽的杀害和对他们两人提出的叛国罪名。* 军官团的这一行为是德国陆军史上的一个极大污点；这也是陆军目光短浅到今人难以置信程度的标志。[226] 这些将军们同希特勒在1934年6 月30日的违法乱纪行为沆瀣一气，甚至可以说是同杀人匪徒的行为沆瀣一气，就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以后就永远不能反对纳粹党将来在国内的恐怖行为，不仅如此，即使这种行为是针对国境以外，甚至是针对他们自己人时，他们也无法反对。因为陆军支持了希特勒的这一狂妄要求：他就是法律。或者按照他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讲中的说法：“如果有人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法庭，那么我只能说：在这个时刻，我要对德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因此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法官（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ｈｅｒｒ）。”而且希特勒还另外补充了一句：“将来人人都必须知道，如果有人竟敢举起手来打击国家，那么他的下场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个警告在以后整整十年中几乎一直伴随着这些将军们，直到他们之中终于有人奋不顾身，胆敢举起手来打击他们的“最高法官”。
　　此外，军官团以为，在6 月30日那一天，他们终于一劳永逸地除去了纳粹运动对他们的传统特权和权力的威胁，这种想法也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去了一个冲锋队，又来了一个党卫队。7 月26日，党卫队因为执行处决有功，脱离冲锋队而独立，由希姆莱担任全国领袖，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没有多久，这支纪律严明得多的忠实部队的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当初冲锋队的力量，而且作为陆军的对头，罗姆的褐衫队所做不到的，它却做到了。
　　但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将军们却踌躇满志，颇为自信。因为希特勒在7 月13日的国会演说中重申，陆军将继续是“武器的唯一持有者”。在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下，总理终于除掉了竟敢不服从这一金科玉律的冲锋队。现在是陆军方面来履行“德意志号协议”的时候了。
　　兴登堡之死
　　在整个夏天，似乎长生不老的兴登堡身体一天比一天坏，8 月2 日上午9 点，他终于逝世了，享年87岁。3 小时后，中午时分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他在兴登堡死后不举行继任选举就已违反了宪法），而是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227] 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到1934年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他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使他们自己对阿道夫，希特勒个人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但是这个誓言在不少的高级军官中间也会引起良心的不安，那是当他们公认的领袖走上了一条他们所反对的并且认为可能导致国家灭亡的道路上的时候。但是这个誓言也使更多的军官有了借口来开脱他们个人在根据最高统帅的命令而犯下的难以名状的罪行中的责任，这个最高统帅的本性已在6 月30日的大屠杀中表露无遗。德国军官团的惊人错误之一，从这个时候起，就是这种“荣誉”冲突所产生的。作者根据亲身经验可以证明，所谓“荣誉”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一个字眼，他们对此可以说有一种古怪的看法。在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把他们军官团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留有遗嘱。但是在8 月15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4 天，不是别人，竟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去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4 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在投票前夕又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这几乎可以肯定说是不确实的。因为根据最可靠的现有材料，兴登堡建议在他死后让王室复辟，作为临终希望。但是遗嘱的这一部分内容，阿道夫·希特勒却没有公开。[228] 战后在纽伦堡讯问巴本的时候，以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终于弄清楚了一些——也许不是全部——老总统遗嘱的真相。虽然巴本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证人，他也许没有把他所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但是他的证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兴登堡的遗嘱就是由他亲笔起草的，据他说，这是应老元帅自己的要求。
　　我的草稿[ 巴本在回忆录中说] 建议，在他死后实行立宪君主政体，我特别提到合并总统和总理职务是不适宜的。为了避免得罪希特勒，当然也有一些嘉许纳粹党政权肯定的成就的话。
　　巴本说，他在1934年4 月间把草稿交给兴登堡。
　　几天后，他要我再去见他，他对我说，他决定不采用我的草稿。他觉得？？应该由全国人民来决定他们希望国家采取什么形式。因此他打算把关于他为国服务的叙述作为遗嘱，而把他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作为一个临终希望在一封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中表示出来。当然，这说明我原来的建议的全部意义都取消了，因为关于复辟的建议己不再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希特勒后来曾对这一点充分加以利用。
　　要看到希特勒如何利用这一点，没有别的德国人比巴本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
　　在兴登堡在坦能堡下葬以后，我一回到柏林，希特勒就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兴登堡是否有政治遗嘱，如果有的话，我是否知道在哪里。我说，我要问问奥斯卡·冯·兴登堡。希特勒说：“要是你能够尽快把这个文件送到我这里来，我将十分感谢你。”因此，我嘱咐我的私人秘书卡根奈克到纽台克去问兴登堡的儿子，遗嘱是否仍在，是否可以让我把它转交给希特勒。因为我在5 月底兴登堡离开柏林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销毁那份遗嘱。
　　奥斯卡在他父亲死后没有能够马上找到这个重要的文件，这时突然找到了。这不可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兴登堡的副官冯·德·舒伦堡伯爵后来在解除巴本纳粹罪嫌的审判时所提供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据他透露，总统在5 月11日签署了两个文件，他的遗嘱和临终希望。前者致“德国人民”，后者致“国家总理”，兴登堡最后一次离柏林去纽台克时，舒伦堡是带了文件同他[229] 一起走的。巴本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的秘书不久就从纽台克回来，带来了奥斯卡·冯·兴登堡给他的两个密封信封。
　　8 月15日，巴本把它们带到伯希特斯加登交给希特勒。
　　希特勒极其仔细地读了这两个文件，并且同我们讨论了其中的内容。显然，兴登堡在那个表示他的临终希望的文件中的建议同希特勒的打算是有矛盾的。他因此利用了信封上写的致“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这一点。他说：“故总统的这些建议是向我个人提出的。是否发表它们，我以后再作决定。”我要求他把这两个文件一起发表，但是没有结果。交给他的新闻秘书发表的只有兴登堡叙述他为国服务的经过的一个文件，其中就写有嘉许希特勒的话。另外一个建议由霍亨佐伦王室一个成员而不是由希特勒来担任国家元首的文件，后来下落如何，巴本并没有说起，也许他也根本不知道。在缴获的成千吨重的纳粹党秘密文件中并没有发掘出这个文件，因此很可能已被希特勒马上销毁了。
　　如果希恃勒当初足够大胆地和正直地发表了这个文件，结果也许不会有什么不同。早在兴登堡去世以前，他就在内阁通过一项法律，授予他总统权力。那是在8 月1 日，也就是老元帅死前一天。如果说这项“法律”是非法的，这一点在前奥地利下士已成为法律本身的德国也是不会造成什么不同结果的。这项法律之不合法，是十分明显的事。1932年12月17日，在施莱彻尔执政期间，国会曾经以2/3 的必要多数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在举行新选举之前应由最高法院院长而不是总理代行总统职务。虽然授权法（这是希特勒独裁的“法律”基础）授权总理可以制定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但是它明确禁止他窜改总统制度。
　　但是，事到如今，法律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巴本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欣然从命，到维也纳去担任希特勒的公使，收拾纳粹党刺杀陶尔斐斯总理后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去了。在将军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急于努力加强希特勒的军队。在工业家们看来，也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已经热心地转向有利可图的重整军备的生意。老派的保守分子，像外交部的冯·牛赖特男爵和国家银行的沙赫特博士这样“正直的”德国人都并没有辞职。没有一个人辞职。事实上，沙赫特博士在8 月2日，也就是希特勒篡夺将死的总统的权力的那一天，还兼任了经济部长的职务。
　　那么德国人民呢？在8 月19日，合格选民中约有95％去投了票，其中有90％——3800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425 万德国人有勇气——或者说有愿望——投反对票。[230] 难怪9 月4 日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希特勒信心百倍。
　　我在第二天早晨看到他在挂满旗帜的卢特波尔德大厅像一个战胜的皇帝一样，迈步进入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3 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他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伐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元首的文告。
　　今后1000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19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1000年中，德国将没有其他革命！
　　他是个凡人，不免一死，无法活到1000岁，但是只要他还活着，他将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惟他之命是从。的确可以说，现在整个德国和全体德国人民都已在他的血腥的手掌之中，因为最后一批反抗者已经被消灭了，或者说永远消失了。
　　“真是好极了！”在举行了一个星期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游行、演讲、盛大场面的活动，对一个政界人物进行了作者所看到的最狂热的颂扬以后，他在纽伦堡对外国记者们这么赞叹道。阿道夫·希特勒作了很大的努力从维也纳的街头爬到今天的地位。他现在只有45岁，今天的成就还仅仅是个开端。
　　甚至在共和国覆亡后第一次回到德国的人也可以看出，不论希特勒对人类犯下了多大的罪行，他已经把德国人民身上长期压抑着的无可计量的动力发挥了出来。至于是为了什么目标，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和成百上千篇演讲中已经说得很明白，然而第三帝国国内的许多人，尤其是国外的许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理睬，或者只是觉得好笑。
　　第八章 第三帝国的生活：1933—1937年
　　就在这个时候，1934年夏末，我到第三帝国来生活和工作。新德国有许多事情使外国观察家获得深刻印象，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安。
　　绝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并不在乎他们的大量文化被摧残，被没有思想的野蛮状态所代替，也不在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被管制到了即使是一个世世代代以来习惯于严格管制的民族也从未经历过的程度。
　　在那些不听话的人，以前的共产党人或者社会党人，过于自由主义或者过于和平主义的人和犹太人的头顶上，无疑笼罩着秘密警察的恐怖和对集中营的恐惧。1934年6 月30日的血腥清洗，是一个警告，它表明这帮新领袖会多么残酷无情。然而，初期的纳粹恐怖只影响到比较少的德国人的生命，而一个新来到的观察家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并不感到他们在受着一个放肆而残忍的独裁政权的威吓和压制。相反，他们还怀着真正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这个政权不知怎么使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心，使他们对国家前途具有一种惊人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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