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可以在实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再来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舆论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韪，采取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针：“不——不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这才是我们的口号。”在1923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就致力于实现这个口号。2 用间，主要是由于罗姆在组织工作上的本领，巴伐利亚有4 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53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纽伦堡开会期间，检阅示威群众游行的时候，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时候以来，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头子就一直在拉拢这位战时英雄。鲁登道夫曾经让柏林卡普政变的策动者利用他的声名，现在既然他继续鼓励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诱使他来支持希特勒心中开始萌芽的那种行动。这位老将军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的；他现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饰他对巴伐利亚人、对巴伐利亚王位可能继承人卢伯莱希特太子、对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最大的一邦[64]的天主教会的蔑视。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并不想要鲁登道夫来担任民族主义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人人皆知，这位战时英雄颇有雄心担当这个角色。希特勒要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但是鲁登道夫的名字，他在军官团和整个德国保守派中间的声望，对这个在巴伐利亚境外还是默默无闻的地方政客来说，却是个本钱。于是希特勒开始把鲁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计划里面。1923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9月26 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这个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喉舌是个坚决的保守派，而且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保皇派，他已认定，如果德国要得救，要统一，要恢复强大，那就必须——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国的存在，同协约国妥协，取得喘息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力量。如果再听其自流的话，只会造成内战，也许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在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一场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产党的势力这时也有了增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一起，猛烈谴责共和国。施特莱斯曼面临着来自极右方面和极左方面的严重反叛。关于这一点，他是预见到的，他在宣布改变鲁尔和赔款问题政策的那一天就请总统埃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从1923年9 月26日一直到1924年2 月，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实际上，这就使得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巴伐利亚毫无意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9 月26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担心巴伐利亚可能退出德国，拥护维特尔斯已赫王室复辟，也许还会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联邦。于是埃伯特总统就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且邀请冯·西克特将军参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陆军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诉他：“总统先生，陆军站在我的背后。”这位夹着单镜片、面无表情的普鲁士籍总司令的冷冰冰的话，不出所料，并没有使德国总统或者总理感到惊异。他们早已认识到陆军那种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谈到，3 年以前，当柏林被卡普部队占领的时候，曾向西克特提出过类似的呼吁，当时陆军就站在这位将军的背后，而没有站在共和：[65]国的背后。现在1923年的唯一问题是，西克特站在哪里。
共和国真是幸运，他这次是站在共和国的背后，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看到，就目前来说，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亚和北方的反叛威胁的陆军，要防止德国陷于灾难深重的内战，支持现政权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驻扎在慕尼黑的那一个师里有些领导军官站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一边。他也知道有个“黑色国防军”的阴谋，其首领是前参谋总部军官布赫鲁克少校，其目的是要占领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现在就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和坚强的决心着手行动，来整顿陆军和结束内战威胁。
1923年9 月30日晚上，“黑色国防军”部队在布赫鲁克少校指挥下占领了柏林东面的3 个炮台。西克特命令正规军去包围他们，两天后，布赫鲁克投降了。他以叛国罪被起诉，后来真的判了10年的炮台禁闭。原来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劳动突击队”名义建立起来为10万名国防军提供秘密后备人员的“黑色国防军”就此解散了。*西克特接着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萨克森、图林吉亚、汉堡和鲁尔方面共产党暴动的威胁上去。在镇压左派方面，陆军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在萨克森，当地国防军司令逮捕了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人员，并且任命了一名国家长官执掌政权。在汉堡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很快受到严厉的镇压。柏林现在认为，比较轻易地镇压了布尔什维分子以后，已经剥夺了巴伐利亚阴谋分子声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共和国的借口，并且认为他们现在总该会承认全国政府的权威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如此。
巴伐利亚仍旧违抗柏林。它现在处在三巨头的独裁控制之下，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在已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卡尔拒绝承认埃[66]伯特总统宣布德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命令适用于巴伐利亚。他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国政府要求取缔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特别是西克特、施特莱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尔却轻蔑地加以拒绝了。
柏林方面的第二道命令是：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3 个臭名远扬的首脑：海斯上尉、卡普政变中的“英雄”埃尔哈特上尉和罗姆的男宠罗斯已赫中尉。卡尔也置之不理，西克特不能再忍耐了，他命令冯·洛索夫将军取缔纳粹党党报和逮捕这3 个自由团人员。但是这位将军却迟迟没有遵命，因为他自己也是巴伐利亚人，而且思想混乱，性格软弱，希特勒的雄辩和卡尔的劝说已使他上了钩，10月24日，西克特撤换了他，另派克莱斯·冯·克莱森施但因将军接替。但是，卡尔不肯接受柏林方面的片面决定。他宣称，洛索夫将继续担任驻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并且强迫陆军军官和士兵举行特别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这不仅是违抗西克特，而且是藐视宪法。
在柏林方面看来，这不仅是政治反叛，而且还是军事反叛。冯·西克特将军现在决心要平定这次双重反叛。他向巴伐利亚三巨头。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了一个明白的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受到武力的对付。但是对这位纳粹党领袖来说，这时要再后退已经太晚了。他的激烈的党羽都要求行动起来。他的冲锋队队长之一威廉·勃鲁克纳中尉则要求他马上采取行动。“时候到了，”他提醒说，“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特勒也认识到，如果施特莱斯曼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且恢复国内平静成功的话，他自己的机会就会丧失。因此他要求卡尔和洛索夫趁现在柏林方面还没有向慕尼黑进军之前就向柏林进军。他开始怀疑，三巨头不是胆怯了，就是打算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搞政变，闹分离，要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希特勒狂热地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统一的德国，对于这种政变他是绝对反对的。
在西克特提出警告后，卡尔、洛索夫、赛塞尔的确是开始丧胆了。他们没有兴趣作无益的姿态而自毁前途。11月6 日，他们告诉战斗联盟：不能催促他们采取轻率行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采取行动，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希特勒是战斗联盟的主要政治人物，因此这等于告诉希泞勒，他必须自己掌握主动。他如果要单独举行政变，还没有足够的后盾。他必须得到巴伐利亚邦、军队和警察的支持，这是他在维也纳流浪的日子里学到的教训。他总得想个办法使卡尔、洛索夫、赛塞尔处在不得不与他一起行动而且没有退步余地的地位。这需要大胆，甚至冒险，现在[67]希特勒用事实证明他是有这种魄力的。他决定劫持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
这个主意最初是罗森堡和施勃纳一里希特这两个从俄国逃出来的人向希特勒建议的。后者借他妻子的姓充起贵族来，自称为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一里希特。他是个来历可疑的角色，像罗森堡一样，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俄国省份里度过的，战后同其他难民一起从苏联逃到慕尼黑，在这里加入了纳粹党，成了希特勒亲信之一。
11月4 日是德国阵亡将士纪念日（Ｔｏｔｅｎｇｅｄｅｎｋｔａｇ），慕尼黑市中心要举行军事检阅，报上已经宣布，在一条通向英烈祠的狭隘街道上设立的检阅台上，接受军队敬礼的，除了众望所归的卢伯莱希特太子之外，还有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施勃纳一里希特和罗森堡向希特勒建议，用卡车装运几百名冲锋队，在受检阅的军队来到之前包围这条小街道，用机枪加以封锁。希特勒然后登上检阅台，宣布革命，在手枪威胁下劝说这些权贵参加革命，帮助他领导革命。这个计划很中希特勒的意，他表示热烈赞成。但是在约定的那天，当罗森堡提前赶到这个地方作侦察时，他颇为沮丧地发现，这条狭隘的街道被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完全警戒起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革命”，不得不因此放弃。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推迟了而已。他们又想出了第二个计划，这一次，即使有警察把守要冲，也不能阻挠其实现。在11月10日到11日的夜间，冲锋队和战斗联盟的其他武装团体将集中在慕尼黑正北方向的弗罗特曼宁格荒地，在11日可恨又可耻的停战纪念日上午就开入市内，占据战略要地，宣布全国革命，使踌躇不前的卡尔、洛索夫、赛塞尔面临既成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公告使希特勒放弃了这个计划，而另想办法。原来报上有一条简短的通告说，应慕尼黑某些企业团体之请，卡尔将在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话。日期是11月8 日晚上。通告说，这位长官的演讲内容是关于巴伐利亚政府的施政纲领的。冯·洛索夫将军和冯·赛塞尔上校以及其他显贵也将列席。
有两点考虑使希特勒作出了迅速的决定。第一点考虑是，他怀疑卡尔可能利用这次集会来宣布巴伐利亚独立和维持尔斯巴赫王朝在巴伐利亚复辟。
11月8 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设法会见卡尔，然而没有如愿，卡尔要到9 日才肯见他。这只有增加了这位纳粹党领袖的怀疑。他必须先发制人。而且——这是第二点考虑——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集会提供了11月4 日所错过的机会：把三巨头一网打尽，在手枪威胁下强迫他们同纳粹党一起进行革命。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11月10日的动员计划取消了；冲锋队临时改派到这家大啤酒馆执行任务。
啤酒馆政变
1923年11月8 日晚上9 点差一刻的时候，卡尔对3000名左右坐在粗木桌子边、以巴伐利亚方式用石缸子咕噜咕噜大口喝着啤酒的市民已经讲了半小时的话，这时候冲锋队包围了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希特勒排开人群走进了大厅。正好在他手下的人在门口架起了1 挺机关枪的时候，希特勒跳上一张桌子，为了吸引注意，拿出手枪对着夭花板开了1 枪。卡尔马上停止了讲话。
听众转过身来看这是怎么回事。希特勒在赫斯和乌里希·格拉夫——前屠夫、业余摔交家、打手，现在是领袖的卫士——的簇拥下走向讲台。一名警察少校想要阻拦他，可是希特勒用手枪对着他，继续前进。据目击者说，卡尔这时吓得“面如土色，手足无措”，从讲台上退了下来。希特勒占据了他的位置。
“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希特勒叫喊道，“这个地方已经由600 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于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最后一点是假的，纯属虚声恫吓。但是在混乱中谁也没有把握。而希特勒的手枪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已经开过一枪。冲锋队和他们的步枪及机枪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希特勒现在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台后一间私室里去。在冲锋队员的推操下，巴伐利亚的这3 个最高级官员乖乖地听从希特勒的吩咐，而群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
但是他们也怀着越来越不满的情绪。许多企业家仍旧认为希特勒是个刚刚窜上来的暴发户。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向警察叫道：“别像1918年那样胆小，快开枪！”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长都那么驯服，而且冲锋队已经占领了整个大厅，一动都不敢动。希特勒早已在警察局安插了1 个纳粹党的坐探威廉·弗立克，要他打电话给啤酒馆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干预，只须报告情况就行。人群开始越来越愤懑，以致戈林认为有必要走上讲台，叫他们安静点。
“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他大声叫道，“我们没有恶意。因此，［69］你们没有不满的理由，喝你们的啤酒吧！”他还告诉他们，在隔壁房间里正在组织新政府。
的确是在组织新政府，不过，这是在希特勒的手枪胁迫之下进行的。他一等到把3 个人赶进隔壁房间之后，就告诉他们：“没有我的许可，谁都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他接着又告诉他们，他们3 个。人都可以在巴伐利亚政府中或者在他与鲁登道夫一起组织的全国政府中保有重要的职位。同鲁登道夫一起？那天傍晚，希特勒已派了施勃纳一里希特到路德维希斯霍伊去接这位对纳粹党政变毫不知情的著名将军前来啤酒熔。
这3 个人起先连话也不愿同希特勒说。但是他却继续向他们发表宏论。
他们3 个人都必须同他一起宣布实行革命，参加新政。府；他们都必须接受他——希特勒——派给他们的职位，谁要不干“谁就别想活”。卡尔将担任巴伐利亚摄政者；洛索夫将担任国防军部长；赛塞尔将担任国家警察局长，可是这3 个人一个也没有被这种高官显爵所打动。他们根本没有答理；他们继续保持沉默，这使希特勒焦躁起来。最后他向他们挥动着手枪说：“我的手枪里有4 颗子弹！如果你们不肯跟我合作，3 颗留给你们。最后一颗就留给我自己！”他举着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嚷道：“如果明天下午我还没有成功，我就不要这条命了！”
卡尔虽然不是个很聪明的人，胆子却很壮。“希特勒先生，”他答复道，“你尽管吩咐他们把我枪毙，或者你亲自动手也行。我死不死没有什么了不起。”
赛塞尔也说了话。他谴责希特勒没有遵守他保证不对警察举行政变的诺言。
“不错，我自食其言，”希特勒答复说，“请原谅我，但是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不得不如此。”
冯·洛索夫将军轻蔑地保持沉默。但是当卡尔在他耳旁开始低语时，希特勒马上说：“住嘴！没有我的许可不许交谈！”
可是他自己的讲话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这3 个掌握巴伐利亚政权的人，即使是枪口对着胸膛，一个也没有同意跟他走。政变没有能按预期计划实现。
这时希特勒忽然心血来潮，他一言未发就冲到外面大厅里去，走上讲台，对着愤愤不满的人群宣布，隔壁房间里的三巨头已经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政府。
“巴伐利亚政府，”他叫道，“已经撤换？？十一月罪人的政府和总统也已经被宣布撤换。新政府将在今天在慕尼黑这个地方宣布成立。德国国防军将立刻组成？？我建议，在同十一月罪人算清总帐以前，由我接管全国政府的政策指导工作。鲁登道夫将担任德国国防军的领导工作？？德国全国临时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对[70]罪恶的渊薮柏林的进军和拯救德国人民？？要是明天还不能成立一个德国全国政府，我们就都杀身成仁！”
希特勒撒巧妙的谎话，这既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他的谎话居然奏效。当人群听到卡尔、冯·洛索夫将军和警察局长冯·赛塞尔已经同希特勒合作的时候，他们的情绪马上转变了。有人高声欢呼，这些欢呼声打动了仍旧被关在隔壁的3 个人。
这时好像变戏法一般，施勃纳一里希特接来了鲁登道夫将军。这位战时英雄对于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完全把他蒙在鼓里随便摆弄很是生气，一等到进了后室，知道要担任德国独裁者的竟是这个前陆军下士，而不是他自己时，他就更加不满了。他对这个鲁莽无礼的小子一句话也不愿说。但是希特勒并不在乎，他只要鲁登道夫肯把他的大名借给他干这件冒险勾当，使这3 个迄今为止没有被他的劝说和威胁所打动的巴伐利亚领袖回心转意就行了。这个要求，鲁登道夫是答应的，他说，现在这已成了一个重大的民族的事业，他奉劝这3 位先生予以合作。看到这位老将军也这么热心，这3 个人就有些退让了，虽然后来洛索夫否认他曾同意听命于鲁登道夫。卡尔在他念念不忘的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问题上哺咕了一阵，最后还是说，他愿意作为“国王的代表”一起合作。鲁登道夫的及时来到，救了希特勒。这样一个幸运的转机，使希特勒喜不自胜，他马上率领众人回到讲台上，每个人都讲了几句面短的话，并且宣誓互相效忠和忠于新政权。大厅里的人群兴奋得都跳上了椅子和桌子。希特勒高兴得阖不拢嘴。“他有着一种我永远不会忘掉的孩子气的坦率的快活表情，”当时在场的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这样说。希特勒再次登上讲台，向在场的人们说了他最后的几句话：我现在要履行我5 年前在军事医院里一时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不倦不休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光荣的德国。
会议至此宣告散会。在出口处，赫斯在冲锋队员的协助下，扣留了一些企图混在人群里溜出去的巴伐利亚内阁阁员和其他要人。希特勒自己则监视着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这时消息传来，一个名叫高地联盟的武装团体的打手们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决定驱车前往出事地点，亲自解决争端，把啤酒馆里的事交给鲁登道夫处理。
这个决定后来证明是个致命的错误。洛索夫是第一个想溜走的人。他告诉鲁登道夫，他必须到陆军司令部去，发出必要的命[71]令。当施勃纳一里希特表示反对时，鲁登道夫绷着脸说：“我不许你怀疑一个德国军官的话。”
接着，卡尔和赛塞尔也一个个溜了。
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回到贝格勃劳酒馆时发现，鸟儿已飞出了笼子。这是这个晚上的第一个打击，他不禁目瞪口呆。他满以为他的“部长们”正在忙于他们的新任务，鲁登道夫和洛索夫也已经拟出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了。但是结果是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甚至连慕尼黑也没有被革命军占领。只有罗姆带领了另一个武装团体“德国战旗”的冲锋队占领了舒恩菲尔德街陆军部的办公处，除此之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占领，甚至连电报局也没有占领，政变的消息就从这里传到了柏林，冯·西克特将军要巴伐利亚军队镇压政变的命令也经过这里发了回来。
虽然下级军官和一些士兵中间，有些人同情希特勒和罗姆，但是高级军官在慕尼黑卫戍司令冯·丹纳将军的领导下，不仅准备执行西克特的命令，而且对于冯·洛索夫将军所受到的待遇极为不满。按照陆军的惯例，一个平民竟敢以手枪对着一位将军，就应该当场格杀不论。洛索夫到了第十九步兵师的营房以后，就同丹纳一起会商，立即发出命令，要郊外的驻军赶到城里来增援。到清晨时分，正规军已在陆军部四周布置了封锁线，包围了罗姆的部下。
在此以前，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到陆军部来见罗姆，估计一下整个局势。
罗姆出乎意料地发现，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采取军事行动，占领关键性的地点。希特勒竭力想同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恢复联系。但是以鲁登道夫名义派到第十九步兵师营房去的信使却没有一个回来。前慕尼黑警察局长波纳现在是希特勒的拥护者，他被派同休恩莱因少校和一队冲锋队去占领警察局。但是他们一到那里就被逮捕了起来。
这时巴伐利亚政府首脑古斯塔夫·冯·卡尔在干什么呢？原来他离开了贝格勃劳凯勒以后，立刻恢复了理智和勇气。他不想再冒当希特勒和他的打手的俘虏的危险，因此把政府迁到了累根斯堡。但是在此以前，他已在慕尼黑到处贴了如下的告示：一些野心勃勃的同志的背信弃义和欺骗行为，已经把一次符合民族觉醒利益的表示变成了一场个人作呕的暴行。我、冯·洛索夫将军和赛塞尔上校在枪口威胁之下被迫发表的声明一概无效。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以及高[72]地联盟和德国战旗这两个武装团体勒令解散。
这天晚上在希特勒看来是唾手可得的胜利，入夜以后都迅速化成泡影了。他一直坚持的政治革命要成功所必需具备的基础——诸如陆军、警察、执政的政治集团这种地位确立的机构的支持——现在已经垮了。事情很清楚，甚至鲁登道夫的大名也不能把巴伐利亚邦的军队争取过来。希特勒建议，他同老将军一起退到罗森海姆附近乡间，动员农民支持武装团体袭击慕尼黑，局势也许还可以挽救。但是鲁登道夫立即拒绝了这个建议。
也许还有办法，至少可以避免发生不利的结局，鲁登道夫的私人死敌卢伯莱希特太子在听到了政变消息之后，马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要求立即加以镇压。现在希特勒决定要求卢伯莱希特出来向洛索夫和卡尔斡旋，谋求一个体面的、和平的解决，希特勒和卢伯莱希特的共同友人，一个名叫纽恩蔡特的中尉担起这个困难使命，在黎明时分被派到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维特尔斯巴赫城堡。他由于找不到汽车，只好等火车，因此到中午的时候才到达目的地，这时，局势已经急转直下，这是希特勒所始料不及的，也是鲁登道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希特勒打算做的事是一场政变，不是一场内战，尽管他情绪极为激动，但是他还是完全控制住了自己，认识到他没有力量对付警察和陆军。他原来的打算是同陆军一起进行革命，而不是对陆军进行革命。尽管他在最近的演说中和用枪口对着已伐利亚三巨头的时候显得杀气腾腾，但是他并不想让共同憎恨共和国的人自相残杀。
鲁登道夫也是如此。正如他对他妻子所说的一样，他很希望把埃伯恃总统和他那一帮人捆起来，高兴地看到他们吊死在绞刑架上。但是他并不想杀害警察和士兵，他们——至少在慕尼黑的警察和士兵——是同他一样都主张全国反革命行动的。
鲁登道夫现在向徬徨的年轻纳粹党领袖提出了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也许还能够为他们带来胜利而不致流血。他相信，德国士兵，甚至德国警察——他们大多数是退伍军人——是不敢对他这个曾经在东线和西线领导他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的传奇人物一样的司令官开火的。因此他建议由他和希特勒带领他们的支持者游行到市中心去，随后加以占领。他完全有把握的是：警察和军队不但不敢阻挠他，甚至还会跟着他走，听他的命令作战。希特勒开始时将信将疑，但是最后还是同意了。当时看来也没有[73]别的出路。他也注意到，太子并没有答复他的调停请求。
11月9 日德意志共和国成立纪念日上午快到11点钟的时候，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人的一队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的花园里出发，向慕尼黑市中心前进。同他们并肩走在行列前面的，有冲锋队长戈林、施勃纳一里希特、罗森堡、希特勒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以及六七个纳粹党的其他头目和战斗联盟的领袖。一幅叄遄制旌透叩亓说钠熘脑诙游榍懊嬗缯姓埂Ｔ谕芳概判辛泻竺娓乓涣究ǔ担茏呕厍梗刈呕厍故帧３宸娑釉泵羌缟瞎易怕砬梗械幕股狭舜痰丁ＯＬ乩帐种形兆攀智埂Ｕ獠⒉皇且恢裁戳瞬黄鸬木樱窃陈实鹿偻蛐凼Φ穆车堑婪蛳匀蝗衔迪炙哪康模庖丫挥昧恕＠肟【乒萃保兆吡思赴俾耄庑┓磁逊肿泳陀龅搅说谝恢卣习Ｔ诤峥缫寥油ㄍ兄行牡穆返挛Ｇ派希幸欢游渥熬彀咽刈牛蝗盟峭ü８炅忠辉鞠蚯埃跃於映に担绻煜蛩强梗鸵丫菟笛涸诙游楹竺娴娜酥是贡小Ｔ谇耙缓桃估铮账沟热艘丫巡读艘恍┤酥剩渲邪礁瞿诟蟛砍ぃ康木褪俏艘Ω墩庵滞蛞磺榭觥２还芨炅质遣皇切樯蚕牛凑歉鼍於映は匀幌嘈帕怂幕埃辉僮枘泳腿枚游楣饲拧?
在海军广场，纳粹党队伍遇到了正在听纽伦堡来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讲话的一大群人。施特莱彻是在一听到政变消息后马上赶到慕尼黑来的。他不想被抛在革命之外，就中断了演讲，参加了反叛分子的行列，紧紧地跟在希特勒的后面。
中午过后不久，游行队伍走近了他们的目的地：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员们被国防军包围的陆军部。到这个时候为止，被围者和包围者都还没有发过一枪。罗姆和他的手下人员都是行伍出身，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有不少战时伙伴。双方都无心杀人。
为了要到陆军部去救罗姆出险，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现在领导他们的队伍穿过狭窄的府邸街，这条街在英烈祠旁边，通向开阔的奥第昂广场。就在这条狭窄的街道尽头，有大约100 名荷枪实弹的警察把守着，不准队伍通过。
他们位居战略要冲，这一次，他们不再退让了。
但是纳粹党人又想用计骗过去。他们中间那个忠实的卫士乌里希·格拉夫一步跳上前，大声向带队的警官叫道：“别开枪！带队的是鲁登道夫阁下！”
即使在这个千钩一发的时刻，一个德国革命者，甚至一个业余摔交家和职业打手，也还没有忘记应该怎样称呼一个贵人。希特勒也叫了起来：“投降吧！投降吧！”但是那个不知名的警官并不投降。显然，鲁登道夫的名字对他并不能起魔术般的作用。他们是警察，不是军队。
究竟哪一方面先开枪，这一点后来一直没有查明。双方都把责任往对方身上推。有一个旁观者后来作证说，是希特勒先用他的手枪开头一枪的。另一个人认为是施特莱彻。不止一个的纳粹党人后来告诉作者说，就是因为施特莱彻的这一个行动，而并不是因为任何其他行动，才使得他长期受到希特勒的眷顾。”
不管怎么样，反正有人开了一枪，接着就是一阵双方互击，顿时使希特勒的希望化为泡影，施勃纳一里希特倒了下来，受了致命的重伤，戈林大腿上中了一枪，伤势甚重，也倒了下来。在60秒钟之内，枪声就停止了，但是已经有不少人躺在街上——总共16名纳粹党人和3 名警察，有的已经毙命，有的奄奄一息，另外还有不少人受伤，其余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内，都卧倒在地躲避子弹。
但是有一个人例外，而如果大家效法他的榜样的话，这一天的结局就可能不同了。鲁登道夫并没有卧倒。他以最优秀的军人传统，傲然挺立，在副官施特莱克少校的跟随下，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泰然自若地继续前进，一直到达奥第昂广场。当时看来，他一定是个孤单的、奇怪的人。没有一个纳粹党人跟着他，甚至连他们的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也没有跟着他。
未来的第三帝国总理是第一个飞奔逃命的人。当游行队伍走几年以后，希特勒不顾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任命施特莱彻为弗朗科尼亚纳粹党领袖，恤说，“也许有一两个人不喜欢施特莱彻同志的鼻子的形状，但是当他那一天在英烈祠附近同我一起卧倒时，我就暗自对夭发行，只要他不背弃我，我也决不背弃他。”
（海登：《希特勒传》[ 《Ｈｉｔｌｅｒ：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第157页）近警察的封锁线的时候，他原来用左臂挽着施勃纳一里希特的右臂的（这是一种奇怪的但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姿势），后者倒地的时候把希特勒也拉了下去，可能希特勒以为自己受了伤，他感到一阵剧痛，后来才发现是肩膀脱了臼。但是事实仍旧是，据当时也参加游行的他自己党内的追随者瓦尔特·舒尔兹医生的证词（并且得到其他证人的证明），希特勒“是第一个跳起来向后跑的人”，把他那些躺在街上的死伤同志抛下不顾，他登上一辆候在附近的汽车，马上开向汉夫施丹格尔在乌芬的乡间别墅，在那里，他得到普茨的妻子和妹妹的护理，也就是在那里，两天以后，他被捕了。
鲁登道夫是当场被搏的。对于没有勇气同他并肩前进的反叛者，他只有蔑视的份儿，对于陆军没有投向他的一边，他感到非常怨恨，因此他宣布，他从今以后不再同任何德国军官打招呼，他[75]自己也不再穿军官制服。受伤的戈林被抬到附近的一家银行里，由那家银行的犹太老板给他进行了急救，然后由他妻子陪着，偷偷越过边境到了奥地利，进了因斯勃鲁克的一家医院。赫斯也逃到了奥地利。罗姆在英烈词前面的队伍溃败以后两小时在陆军部投降了。过不了几天，除了戈林和赫斯以外，所有反叛的领袖都被捕入狱。纳粹党政变以失败收场。党被勒令解散。从表面上来看，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完蛋了。它的独裁领袖听到枪声一响就飞奔逃命，名誉似乎已经完全扫地，他的彗星似的政治生涯已经告终。
叛国罪审判
但是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看来，他的政治生涯只不过暂时中断了一个时候，而且时间也不大长，希特勒是个很精明的人，他看到他受审判不仅不会断送他的前程，反而能为他提供一个新的讲坛，他不仅能够在这个讲坛上败坏本身也不清白却把他逮捕起来的当局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也能够第一次使自己名震巴伐利亚一邦之外而传到整个德国。他完全知道，除了德国各大报以外，世界各国的报纸都派了记者前来慕尼黑采访这次审判。这次审判将在1924年2 月26日开始，由一个特别法庭，假勃卢登堡大街步兵学校旧址举行。到24天后审判结束时，希特勒已经转败为胜，毁了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的前程，使他们在公众的心目中同他一样有罪，以他的滔滔雄辩和民族主义热情打动了德国人民，使得世界各国报纸都在第一版上登载了他的大名。
虽然鲁登道夫是被告席上10个囚徒中最有名的人，但是希特勒马上使得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自始至终成了法庭内注意的中心。巴伐利亚司法部长弗朗兹·古特纳是这个纳粹党领袖的老友和保护者，他尽量做到让法官保持满不在乎和宽大为怀的情绪。希特勒可以任意打断证人的活，对他们反诘盘问，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时间不受限制——他的第一次发言花了4 个小时，而这不过是他许多次长篇发言的第一次。
他并不打算重蹈卡普政变参加者的覆辙，据他后来说，这些人曾经声辩，“他们并不知情，没有打算，也没有野心。这就是资产阶级世界的致命伤——他们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行为？？走到法官面前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我们想要摧毁国家’”。
现在面对着法官和世界报界的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做然声称：“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成了罪犯。如果我[76]今天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站在这里，我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革命者。反对1918年的卖国贼，是根本谈不上叛国罪的。”
如果是叛国罪的话，那么领导巴伐利亚的政府、军队和警察的3 个人，同他一起共谋反对全国政府的3 个人也一样有罪，也应该同他一起站在被告席上，而不应该作为主要控告者站在证人席上，他非常狡猾地把形势倒转了过来，使做贼心虚、坐立不安的三巨头处在不利地位：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的目标与我们相同——推翻全国政府？？如果我们的事业确是叛国的话，那么在整个时期，洛索夫、卡尔和赛塞尔也必然一直同我们在一起叛国，因为在这些星期里，我们所谈论的除了我们目前因之受审的目标以外，别无其他。
这3 个人很难否认这一点，因为这是实际情况。要有讲话里带刺的本领，卡尔和赛塞尔不是希特勒的对手。只有冯·洛索夫将军昂然为自己辩护。“我不是个亡命之徒，”他对法庭说，“我在邦政府里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位将军接着把一个老军官对这个以前的下士，这个在狂妄的野心驱使下竟想牵着陆军和邦的鼻子走的失意政客的全部轻蔑都发泄了出来。他说，这个寡廉鲜耻的煽动家的野心发展得多快，没有多少日子以前还表示愿意在爱国运动中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呢！
仅仅充当一名鼓手？希特勒知道如何回答：小人的眼界是多么狭窄！请相信我，我认为谋得一个部长官职并不是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我认为以部长身分载入历吏，并不是值得一个伟大人物努力争取的事。假使真是如此，你很有同其他部长葬在一起的危险。我的目标从一开始起就比做部长高出1000倍。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我要完成这个任务，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部长头衔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荒唐的称号罢了。他援引了瓦格纳的例子。
当我第一次站在理查德·瓦格纳的墓前时，我对他不禁肃然起敬，因为：他不许墓碑上刻写“枢密顾问、音乐指导理查德·冯·瓦格纳男爵阁下之墓”。我尊敬他，因为他和德国历史上许多别的人都对历史贡献了他们的名字而不愿有任何头衔。我在那些日子里愿意充当一名鼓手并不是出于谦虚。这是最高的愿望——其余都是不足道的。
别人攻击他想要从一名鼓手一跃而成为一个独裁者。他并不想否认。命运已经这样决定了。
天生要做独裁者的人不是被迫的。他的愿望就是如此。他不是被别人驱使向前的，而是自己驱使自己向前的。这并没有什么骄做囱大的地方，难道[77]一个努力从事繁重劳动的工人是骄做的吗？难道一个有着思想家的大脑，夜夜思考，为世界发明创造的人是自大的吗？凡是觉得自己有天赋义务治理一国人民的人没有权利这么说，“如蒙召唤，我愿从命”。不！地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出来。
虽然他站在被告席上。很有可能由于叛国大罪而被判处长期徒刑，但是他对自己的信心，他对“治理一国人民”的天赋义务的信心，并没有丝毫减弱。在监牢里静候审判的时候，他已经分析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并且立誓要在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在他实现了他的目标以后回想到这些思想时，他对聚集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纪念政变13周年的老部下说：“我可以平心静气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轻率鲁莽的决定。今天回想起来，不禁还捏一把汗？？
要是今天你看到我们1923年时的那一小队人走过，你会问：“他们是从哪个劳动感化院里逃出来的？’？？但是命运没有为难我们。它并没有让那个行动成功，因为那个行动如果成功的话，也必然会由于当时运动内部的不够成熟和组织及思想基础上的缺陷而以惨败收场？？我们认识到，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随时准备好？？在1933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当他在审判期间同法官和检察官以唇枪舌剑作战的时候，他已在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纳粹国家了。举一端来说，下一次，他就要争取德国陆军赞成他，而不是反对他。他在最后发言时，就表现了同陆军修好的想法。他没有片言只字谴责陆军。
我相信，时候总会来到，今天在街上站在叄遄制煜碌娜褐诘侥鞘本突嵬蛩强沟娜送沤嵩谝黄穑浚课姨悼沟氖锹桃戮欤唤械礁咝耍蛭次矍灏桌返牟皇枪谰还谰砸蝗缂韧妆谖薏小Ｗ苡幸惶欤谰环止俦冀驹谖颐且槐摺?
这是个准确的预言，但是说到这里，主持审讯的法官打断了他。“希特勒先生，你刚才说绿衣警察沾污了清白历史。我不许你这么说。”
这个被告一点也不去理会庭上的训斥。在使旁听者都听得入迷的最后一段话中，希特勒说。
我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十分自豪，佰信总有一天，这些坚强的队伍会从连扩大到营，营扩大到团，团扩大到师，原来的帽章会从污泥中捡[78]起，原来的旗帜会在空中招展，我们准备面对上苍最后伟大的判决，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将和好如初。
他那闪闪发亮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法官们。
因为可以审判我们的不是你们诸君。审判我们的应该是永恒的历史法庭。你们会作出什么判决，我是完全知道的。但是那个法庭不会问我们：“你们到底犯了叛国罪，还是没有犯叛国罪？”那个法庭会判定我们，前陆军军需总监［鲁登道夫] ，他的官兵，都是一心为了他们同胞和祖国，愿意奋斗牺牲的德国人。你们可以不止千次地宣布我们有罪，但是永恒的历史法庭的女神会一笑置之，把邦检察官的诉状和这个法庭的判决书撕得粉碎。因为她会宣判我们无罪。
实际进行判决的法官所决定的刑罚——如果不是所定的罪——正如康拉德·海登所说，同历史的判决相距也不太远。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和其他被告被判定有罪。但是，尽管法律——德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凡企图以武力改变德国宪法或任何一邦宪法者应一概处以无期徒刑”，希特勒仅仅被判在兰德斯堡前炮台监狱服5 年徒刑。即使在当时，陪审法官也表示判得过严，但是主审法官向他们保证，该犯在服刑6 个月后就有资格申请假释。警察局方面想把希特勒作为外国人——他仍拥有奥地利国籍——驱逐出境的尝试毫无结果。判决是在1924年4 月1 日作出的。不到9 个月以后，在12月20日那天，希特勒就获释出狱，继续从事推翻民主国家的活动。法律归法律，如果你是极右派的人的话，叛国罪的后果是并不过分严重的，许多反共和分子都看到了这一点。
政变虽然是场大失败，可是却使希特勒成了全国著名的人物，而且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爱国志士和英雄。纳粹党的宣传立刻把这次政变说成是他们运动中伟大传奇之一。每年，甚至在他当政以后，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希特勒都要在11月8 日晚上回到慕尼黑的啤酒馆里来，同那些跟着元首参加了当时看来是一场滑稽戏的失败政变的老战友叙旧。1935年，希特勒已经当了总理，他命令把在那次短时间交火中毙命的16名纳粹党徒的尸体挖掘出来，改葬在英烈祠的墓室中，这地方就成了一个国家圣地。
关于这些人，希特勒在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说：“他们现在已是德国永垂不朽的人。他们站在这里捍卫德国，监护我国人民，他们躺在这里，是我们运动的真正证人。”他没有补充一句，而且似乎也没有德国人记得，他们也是希特勒：从地上爬起来逃命时丢下不顾，听其死去的那些人。
1924年那个夏天，在俯瞰列赫河的兰德斯堡旧炮台监狱中，阿道夫·希特勒得到贵宾待遇，独处一室，窗外景色动人。他婉辞了源源不断来向他问候致敬、馈送礼物的访客，召来了最后终于回到慕尼黑而被判处徒刑的忠实的鲁道夫·赫斯，一章接着一章开始口授一本书。
第四章 希特勒的思想和第三帝国的根源
希特勒想把他的书题名为《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但是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纳粹党出版社有实际头脑的经理马克斯·阿曼不喜欢这个累赘的而没有生意眼的书名，把它改成简短的《我的奋斗》。阿曼对这本书的内容大感失望。他原来以为这是一本有趣的个人故事，希特勒会详细记述他怎么样从一个维也纳的默默无闻的“工人”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
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里自传的成分很少。那个纳粹党出版社经理原来也指望这是一本描写啤酒馆政变的内幕书，他相信，其中的精彩场面和勾心斗角的情况，读起来一定使人很感兴趣。但是当时正是党最不走运的时候，希特勒这个精明狡猾的人深知不能再去翻老帐。* 《我的奋斗》中几乎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失败的政变。
第1 卷是在1925年秋天出版的。全书约400 页，售价12马克（折合3 美元），大约比当时德国出版的大多数书籍定价贵一倍。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阿曼吹嘘说，第一年售出了23000 本，以后销售量继续上升，这种说法，在反纳粹人士中间没有人轻易置信。
由于盟国在1945年缴获了纳粹党的埃那出版社的版税清单，《我的奋斗》实际销售额现在已经弄清楚了。
1925年销了9473本，此后3 年中，销售额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跌到6913本，1927年跌到5607本，1928年只有3015本。
1929年稍许增加：[81]一点，为7664本。
1930年纳粹党走运后，销路也随之增加，当时出版了一卷装的廉价本，只售8 马克，销路达54086 本，次年稍有下降，为50808 本，1932年增至90351 本。
头7 年平均来算，希特勒的版税已是相当可观的，从1925年起，这就成了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比起他在1933年担任总理那一年收入的版税来，上述几年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了。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销了100 万本，他的版税收入（1933年1 月1 日起他的版税率从10％增至15％）达100 多万马克（折合约30万美元），使他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
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一一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600 万本。像大多数的作家一样，希特勒同他的所得税征收员也有纠葛，至少——我们不久就会谈到——在他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之前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买了一本《我的奋斗》的德国人都一定读过这本书。我听到过不少纳粹党的忠实信徒表示，这本书读起来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读完这本臃肿冗长、共有782 页的厚书。但是可以这样说，要是在1933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在还不太晚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本来是可以免于一场灾祸的。因为，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本富有启示性的书里，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他在1939年到1945年的胜利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的蓝图，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希特勒的基本思想是他在20岁刚出头的时候在维也纳形成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他说，在这以后，他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他的思想一点也没有什么改变。* 当他在1913年24岁的那一年离开奥地利去德国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激烈热情，充满了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并且确信上帝选择了亚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做主宰种族。[82]在《我的奋斗》中，他发展了他的看法，并把这些看法具体应用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去：不仅要使战败的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要包括所有当时住在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在这个国家里要确立元首——他本人——的绝对独裁权力，在元首身边的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因此，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是，未来德国国家和它有朝一日能成为——作者在最后一页所说的——“地球主人”所依靠的手段的轮廓概述，其次是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或者用希特勒最喜欢说的德文词儿，一种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在20世纪一个正常人看来，这种人生观一望而知是一个一知半解、没有教育的神经病人所想出来的荒诞可笑的大杂烩。但是重要的是，竟然有成百万的德国人狂热地信奉它，而且如果说它给他们——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带来了最终毁灭的话，它也给住在德国境内，特别是住在德国境外的成百万无辜的、善良的人带来了毁灭。
那么，新帝国如何恢复它的世界大国地位，如何接着走向世界霸权呢？
希特勒在第1 卷中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第1 卷大部分是1924年他在监牢里写的。在1926年完成的第2 卷中，他又更加详尽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同“德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法国算帐。希特勒说，法国的目的总是要造成一个“肢解的破碎的德国？？一些拼凑起来的小国家”。
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是一个法国人？？我的行动同克莱孟梭不能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此，必须“对法国来一次最后的总算帐？？一场最后的决战？？
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结束我们自己同法国的永无休止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当然首先要假定，德国实际上不过是把灭亡法国当作一种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将来能够为我国人民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
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什么地方？希特勒由此就谈到了他对于他担任德国的统治者以后要忠实执行的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想法的核心。他直率他说，槽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牺牲俄国。
在《我的奋斗》第1 卷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这个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生存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至死还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问题。他宣称，霍亨佐伦帝国在非洲猎取殖民地犯了错误。“领土（扩张）政策是不能在喀麦隆实现的，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实现。”但是欧洲的土地都已被占有了。不错，希特勒承认这一点，“但是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要是目前的占有者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自保的法则就要起作用。[83]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希特勒继续分析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盲目性，他说，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希特勒好像在第1 卷中还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明白一样，在第2 卷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不考虑“传统”和偏见，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德国人民有权享有多少土地？希特勒轻蔑他说，“关于将来一点也没有创造性政治思想”的资产阶级，一直在要求恢复1914年德国的疆界。
要求恢复1914年的疆界，在政治上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其荒谬的程度和后果的严重，使这种要求几乎成为一种罪行。且不谈1914年的德国疆界是一点也不合理的。因为在实际上，当时的疆界并没有把所有日耳曼人民都包括在内，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完全的，同时在军事地理的考虑方面它也是不合理的。当时的疆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而是在一场政治斗争中的暂时疆界，这场政治斗争目前还谈不上结束？？我们完全有理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有理由，可以在德国历史上挑选某个其他年代作为标准，宣布以恢复当时的情况作为外交政策目标。希特勒的“标准年代”要回到6 个世纪以前日耳曼人正在把斯拉夫人赶回东方去的年代，必须恢复东进。“今天我们在欧洲有8000万日耳曼人！只有在过了100 年以后，这个大陆上有2.5 亿日耳曼人的时候，这一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的，”而且这2.5 亿日耳曼人都是在扩张了的新帝国的版图之内。
显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也得为这么多日耳曼人腾出地方来。[84]他们是哪些民族呢？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党人？？要继承我们在600 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藩国。
希特勒说，在这方面，命运待德国不薄，它把俄国交给了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俄国交给了犹太人。他高兴他说道：“这个东方大帝国崩溃在即。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结束，也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因此希特勒言下之意是，东方的大草原可以在俄国崩溃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取过来，而不需要德国人流很多的血。
有人能说这里画出的蓝图是不清楚、不明确的吗？法国将要灭亡，但是同德国向东挺进比起来，这是次要的。首先要把日耳曼人占居民中大多数的东方邻近疆土取过来，这些疆土是哪些地方，显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区、波兰的西部，包括但泽市。然后是俄国。既然如此，那么过不了几年，当了总理的希特勒着手开始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全世界为什么那么惊异呢？
关于未来纳粹国家的性质，希特勒的思想在《我的奋斗》中没有那么明确。不过他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第三帝国将用Ｆüｈｒｅｒｐｒｉｎｚｉｐ（领袖原则）来统治，也就是说，将实行独裁统治。
在书中几乎没有谈到经济问题。希特勒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除了那个反对“利息奴役”的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些怪念头以外，他从来不想了解什么关于经济学的问题。
希特勒感到兴趣的是政治权力；经济学可以由它去。
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85]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因此，正如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除了这种含含糊糊、幼稚浅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奋斗》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经济协会”和“庄园协会”，全国成立一个“中央经济议会”来“管理国民经济”之外，希特勒没有对第三帝国的经济基础表示过什么意见。
国家社会党的名字固然以“社会主义”相标榜，但是他为新德国设计的究竟是何等样的“社会主义”，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鉴于他在1922年7月28 日发表的演讲中对“社会主义者”所下的定义，这倒一点也都不使人觉得奇怪。他说：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于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虽然至少有3 个帮手从编辑的角度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甚至进行删改，但是这并不能防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信笔所至，从一个问题忽而转到另一个问题。大部分笔录工作是鲁道夫·赫斯先是在兰德斯堡监狱，后来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瓦亨菲尔德别墅担任的，他整理原稿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没有胆量敢同领袖争论。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他原来是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后来成了巴伐利亚出名的反犹新闻记者。关于这个奇特的教士，本书以后还要谈到。他纠正了希特勒的一些语法错误，润色了他的文章，并且删去了一些他使作者相信在政治上是不合宜的章节。第三个顾问是约瑟夫·捷尔内，他有捷克血统，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工作，他的反犹诗很得希特勒的赏识。在《我的奋斗》第1 卷再版时，捷尔内帮了很大的忙，删去了或修改了一些不很得体的字句，他并且仔细校阅了第2 卷的清样。
尽管如此，大多数海阔天空的胡扯仍旧原封未动，希特勒坚持要对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一切问题随心所欲地发表他的高见，这些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戏剧、电影、漫画、艺术、文学、历史、性、婚姻、卖淫制度、梅毒等等。说真的，在梅毒问题上，希[86]特勒居然用了足足10页的篇幅，宣称消灭梅毒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而不仅仅是又一个任务”。为了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希特勒要求动员全国一切宣传力量。他说：“一切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说，还必须提倡早婚来解决梅毒和卖淫问题，他坚持“结婚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必须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保种保族并且使之增殖扩大。这才是结婚的意义，才是结婚的任务”。这里已经显露了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的苗头。
从《我的奋斗》中提到保种保族的这句话，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主要的考虑：希特勒的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他的人生观。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人生观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在德国人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像达尔文一样，同时也像一大批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帝王、将军、政治家一样，希特勒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
《我的奋斗》中处处不乏这样的话：“最终只有自保的要求才能得胜？？
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大自然？？在地球上产生了生物，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她然后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她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希特勒认为保存文化“同严格的必然法则和世界上最优、最强者得胜的权利有紧密联系。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那么谁是上苍赋与“主宰的权利”的“大自然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呢？是亚利安人。在《我的奋斗》的这一部分中我们接触到了纳粹党的种族优越论的真髓，第三帝国和希特勒在欧洲的新秩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87]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物奠下基础，树起墙垣。亚利安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怎么会变得这么优越的呢？希特勒的答复是：靠践踏别人。正像许多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一样，希特勒有着一种虐待狂（反过来也有一种被虐待狂），这是研究日耳曼精神的外国人一直感到很难理解的。
因此，对于创造高级文化来说，低级人类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人类初创的文化肯定是建立在对低级人类的利用上而不是建立在驯服的动物上，只有在奴役了被征服种族以后，同样的命运才降到兽类身上。首先让被征服的战士拉犁——只有在这以后，才用马拉犁，因此，最初的文化产生于亚利安人在遇到低级民族后征服低级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地方，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了？？只要他继续无情地维持他的主人态度，他就不但可以继续当主人，而且也可以继续做文化的保存者和发展者。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希特勒认为这是对日耳曼人的警告。
一旦被征服民族开始提高自己，因而接近征服者的水平一一其中一个方面可能是使用征服者的语言——以后，主奴之间的壁垒就倒塌了。
但是还有别的事情甚至比使用主人的语言还要糟糕。
亚利安人放弃了血统的纯洁性，因此丧失了他在天堂为自己创造的地位。他因为人种的混杂而沉沦，逐渐丧失了文化上的创造性。
在这个年轻的纳粹党领袖看来，这是个莫大的错误。
血统的混杂和由此而来的人种水平的下降，是旧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为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糟粕就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而到一定时候，当希特勒成为独裁者和征服者时，他就会禁止日耳曼人同这些种族的任何人通婚，虽然小学四年级的女教师都能够告诉他，日耳曼人中间有不少斯拉夫血统，特别是在那些住在东部省份的日耳曼人中间。我[88]们也必须再一次承认，希特勒在实现他的种族思想方面也是言出必行的。在战时，他开始在东方对斯拉夫人实行的新秩序中，捷克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曾经是为日耳曼主人伐木、提水的奴仆，而且如果这种荒诞的新秩序继续下去的活，他们还会继续处于这种地位。
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在历史和人类学方面全然无知的人，把日耳曼人作为现代的亚利安人，从而作为主宰种族，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事。在希特勒看来，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而且将继续是如此，如果他们“不仅注意狗、马、猫的培育，而且也关心他们自己的血统的纯洁的话”。希特勒念念不忘种族问题的结果是提倡所谓“人民的”国家。这究竟是怎么一种国家，或者打算成为怎么一种国家，我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虽然我读了好几遍《我的奋斗》，也听了元首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几十次演讲，而且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个独裁者宣称，这是他全部思想的中心之点。德文“Ｖｏｌｋ”一词很难确切地译成英文。一般把它泽为“民族”或“人民”，但是这个词在德文中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和有些不同的意义，它有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部族社团的意思。在《我的奋斗》中希待勒也没有很好地解释清楚人民的国家的定义，例如他在第379 页上宣布，他要澄清“‘人民的’这一概念”，但是结果却一点也没有澄清，反而花了好几页篇幅，信笔写到一些其他问题。最后他这么试了一下：（同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一犹太人的世界）相反，人民的哲学认为人类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基本人种因素，它认为国家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则是保种保族。因此，它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而是根据种族的不同，承认各种不同种族的价值有高有低，认为有义务促进优者和强者的胜利，要求劣者和弱者按照支配宇宙上一切事物的永恒意志服从优者和强者。因此，在原则上，它服务于大自然的根本的等级思想，相信这个法则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它不仅看到各个种族的不同价值，也看到个人的不同价值。它从群众中间归结出个别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它有一种组织的作用。它相信人类理想化的必要性，它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但是，哪怕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如果它危及更高级伦理的持有者的种族生活，也不能允许其存在；因为在一个杂种化和黑鬼化的世界里，所有关于人性美和崇高的思想，以及所有关于人类理想化前途的思想，都将永远丧失？？
因此，人民的人生观同大自然的内在意志是一致的，因为它恢复了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这必然导致品种继续不断地进行相互提高，一直到最后，最[89 ］优秀的人类在占有了这个地球以后，得到一条自由的途径，可以在地球上面和地球以外的领域中进行活动。
我们大家都觉得，在遥远的将来，人类将面临的问题，只有最高级的种族在成为主宰民族以后，以整个地球的力量和资源为后盾，才有条件加以克服。“因此，”希特勒在后面宣称，“一个人民的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努力保持那些产生文化和创造高级人类的美与尊严的原来种族成分。”这又引起他大谈优生学：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的荣誉：避免这样做。反过来，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一点上，[ 人民的] 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因此，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希特勒从他的关于人民的国家的异想天开的观念出发，又噜噜苏苏地谈到了其他许多考虑，据他说，如果注意这些考虑，就可以使日耳曼人成为地球的主宰——日耳曼人独霸世界已成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他在一个地方谈到，由于没有能够维持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我们被剥夺了称霸世界的机会。如果日耳曼民族也有其他民族兽群般的统一，德国今天无疑已成了地球的主人”。由于人民的国家必须以种族为基础，“德国必须包括所有的日耳曼人”，——这是他的论点中的关键的一点，也是他当政以后所没有忘记而努力做到的一点。
既然人民的国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基础，结论必然是，民主是根本谈不上的，必须由领袖原则来代替。第三帝国要采用普鲁士军队的极权主义：“每个领袖对下必须有权威，对上必须负责任。”
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但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作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要取消议会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议会中的议员届时实际上将只提供建议？？不论上院下院，都不进行表决。它们是工作机构而不是表[90]决机器。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凝视着窗外列赫河那边鲜花盛开的果园，或者后来在1925—1926年躺在伯希特斯加登一所舒服的别墅的阳台上眺望着高耸的阿尔卑斯山那边他的家乡奥地利，一边向忠实的鲁道夫·赫斯滔滔不绝地进行口授，一边梦想着他要在上述荒唐的基础上建立而且要以铁腕来统治的第三帝国的时候，令人毛骨惊然地赤裸裸记录下来的思想。总有一天，他将建立和统治这一第三帝国，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他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有史以来许许多多表面看来似乎出身低贱的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他要把过去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的一个精选民族统一起来。他要纯洁他们的种族。他要使他们强大。他要使他们成为地球上的主人。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吗？一种虐待狂的幻想吗？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中心思想吗？一种狂妄自大的心理吗？这些成分都有。但是还不仅仅是这一些。因为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绪，支配他狂热的脑子的一切错乱神经，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德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第三帝国的历史根源
纳粹党每年9 月初在纽伦堡举行大会，在那些情绪兴奋、如醉如狂的日子里，我常常遇到一大群小贩在叫卖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腓德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因此希特勒这个士兵不仅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伟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希特勒的统治是德国历史的延续的结果，这一点暗示对群众不是没有作用的。“第三帝国”这个名称也有助于加强这种概念，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91]麦在1871年建立的帝国。这两次帝国都为德国带来了荣誉，而魏玛共和国——据纳粹的宣传——却玷污了德国的令名。第三帝国如希特勒当初所保证的一样，恢复了这种名誉。因此，希特勒的德国被说成是过去一切——至少是过去的荣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这个前维也纳的流浪汉，不论他的思想多么混乱，也有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知道德国过去也有失败的时候，与这些失败相对的则是法国和英国的胜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到中世纪末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仍处于300 个左右小国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就是这种缺乏民族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的发展，使得德国历史同西欧其他大国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缺乏政治的和君权上的统一之外，在16和17世纪里，还有宗教改革以后发生的宗教分歧这个祸害。本书没有篇幅来充分叙述马丁·路德这个做了奥古斯丁教团僧侣、发动德国宗教改革的萨克森农民对德国人和他们以后的历史的巨大影响。但是可以顺便提一下，这个伟大而古怪的天才人物，这个野蛮的反犹主义者和痛恨罗马的人，这个暴烈的性格中既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优秀品质又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恶劣品质的人（他既粗野、嚣张、狂热、偏狭、强暴，又诚实、单纯、律己严格，对于求知、对于音乐、对于诗歌、对于良心的正直都有强烈的要求），对德国人的生活的影响，不论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说，其深刻的程度和决定性的作用，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马丁·路德通过他的讲道和出色的圣经翻译，创造了现代德语，在人民中间，不仅造成了对基督教教义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最后还教导他们——至少在宗教方面——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于他的宣教而引起的农民暴动中，路德站在王公贵族一边，而且他热烈拥护政治上的专制政体，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乡上的极权主义，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知觉惊人的迟钝，性格特别的驯顺。更糟糕的也许是，这种情况使得不仅阶级之间，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个王室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无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锐化。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在好几个世纪内不能实现统一。
三十年战争和该战争于1648年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给德国带来了最后一场奇灾大祸，这次打击之甚，使得德国以后一直没有能完全恢复过来。这次战争是欧洲最后一场宗教大战，它开始的时候是一场新教和天主教两派之间的冲突，到快结束时已变质一边是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边是天主教的法[92]国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间的一场混乱的王室冲突。德国全境受到了野蛮的战争的洗劫，市崖萧条，田野荒芜，生灵涂炭，十室九空。据估计，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德国人死了1/3.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德国未来的为害之甚几乎不亚于战争本身。站在法国和瑞典一边的德国王公诸侯成了他们小小领域内的绝对统治者，他们为数约有350 个，而对这些王公诸侯而言，皇帝不过是个名义上的傀儡而已。
15世纪末叶和16世纪初叶席卷德国全国的要求改革和启蒙的浪潮这时受到了压制。而在那个时期里，大一些的自由城市都享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封建主义在那里已经消亡，艺术和商业非常发达。即使在农村里，德国农民也取得了比英法农民更多的自由。的确，在16世纪初叶，德国可以说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可是现在，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德国又陷于莫斯科公国式的野蛮落后状态。农奴制度又恢复了，甚至扩大到了以前从来没有实行过这个制度的地方。城市丧失了自治的权利。农民们，工人们，甚至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诸侯的穷凶极恶的剥削，处于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
对学问和艺术的探索，完全陷于停顿。贪婪的统治者对于日耳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毫无感情的，他们彻底扑灭了臣民中间这种情绪的任何表现。文明在德国停止了发展。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德国“被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中世纪式的混乱和软弱的水平上”。经过这次挫折，德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接受专制统治，盲目顺从像小暴君那样统治的王公诸侯，这种心理已深入德国人的思想中。而在17和18世纪在英国取得迅速进展、在1789年在法国爆发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
议会统治思想，在德国却根本没有萌芽。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这种落后状态，使德国隔绝于西方其他国家，也落后干西方其他国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被分裂为这么多小国家，同欧洲的思想和发展的潮流完全隔绝。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要了解德国人民以后走上的自取灭亡的道路和决定这条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状态，必须记住这一点。最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来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来维持的。
普鲁士位于易北河之东。随着19世纪的消逝——在这个世纪里，法兰克福一些思想混乱、性格怯懦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企图在1848—1849年建立一个有点民主的、统一的德国，可惜失败[93]了——普鲁士开始掌握德国的命运。
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一直置身于德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几乎好像是个历史的畸儿。普鲁士原来是易北河以东多沙的荒地上一个边疆国家勃兰登堡。这些荒地都是11世纪以后逐步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过来的。统治勃兰登堡的是霍亨佐伦家族，他们不过是些军事冒险家。在他们的统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兰人）沿着波罗的海逐步往回退，敢于起来反抗的，不是被消灭了，就是成了无地的农奴。德意志帝国法律原来禁止诸侯称王，但是在1701年，皇帝默许了选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境内的国王。
这时，普鲁士已经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它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富源。它的土地贫瘠，缺乏矿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工业，文化很落后，甚至贵族也很穷。无地农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着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霍亨佐伦王室终于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每战必胜。它总是同当时最强的国家结成暂时的同盟，运用这种权术外交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
这样就完全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产物，它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是靠一批忠实执行命令的思想偏狭的官僚，是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
国家岁收有2/3 一一有时多达5/6 ——花在军队上，军队在国王统率下成了国家本身。米拉波曾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用管理一个工厂那样的效率和残酷无情的方式统治的国家成了至高无上的一切；人民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不仅国王和领操的班长这样教导个人，而且哲学家也这样教导个人：他们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顺从、工作、牺牲、义务。甚至康德也宣传，义务要求压制人情，而普鲁士诗人维利巴耳德·亚历克西斯就歌颂人民在霍亨佐伦玉室统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欢这种情况的莱辛看来，“普鲁士是欧洲最奴化的国家”。
在现代德国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鲁士的特有产物。正如他们所说，他们是一种主宰种族。他们占据了从斯拉夫人手里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庄园，经营农业，在庄园里干活的就是这些斯拉夫人，后者成了同西方农奴完全不同的一种无地农奴。普鲁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欧的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欧，占有大多数土地的贵族从农民那里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贡品，农民虽然常常处于农奴的地位，但是仍旧享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如此——逐步赎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农民是社会中一个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虽[94]然有他们的种种缺点，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种教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可以从他们优雅的举止、思想和艺术中看到。
而普鲁士的容克却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他们经营规模很大的庄园，工作极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厂主。他们对待无地农民完全像奴隶一般。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他们是绝对的主人。当时普鲁士也没有西方的那种大城市或人数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因此容克受不到他们的文明影响。同西方有教养的贵族相反，普鲁士容克变成了一种粗野、专横、傲慢的人，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残酷无情，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喜欢占小便宜，这最后一点，有些德国历史学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奥托·冯·俾斯麦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政治天才，这个宣传“铁和血”的人，在1866年与1871年之间结束了为时几达1000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鲁士国家，或者可以称为普鲁士德国。我们时代的德国，就是俾斯麦一手创造的，它是近百年来欧洲和世界的一个“问题儿童”，是一个人民天赋优异、精力充沛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先是俾斯麦这个杰出人物，以后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后是希特勒，在军官阶层和许多古怪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种对权力和统治的野心，对横行无忌的军国主义的热情，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轻视，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欲望。在这种情绪的蛊惑之下，这个民族突然兴起，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然后又跌落下来，如此起起伏伏，几经盛衰，一直到1945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才看来似乎已经完蛋。但是，要有把握地这么说，现在恐怕为时尚嫌过早。
“当前的重大问题，”俾斯麦在1862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一1848—1849年的人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不过话得说回来，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俾斯麦的目的是要扼杀自由主义，扶植保守主义的力量，也就是容克、军队、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国能与奥地利相抗衡，不仅成为日耳曼人中间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他在普鲁士议会对议员们说，“而是它的武力。”
俾斯麦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加强普鲁士军队；在议会拒绝增加军队拨款以后，他就自己设法筹钱，最后解散了议会。军队加强了以后，他就进行了连续三次的战争。第一次战争是1864年进攻丹麦，结果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归德国统治。第二次战争是1866年同奥地利的战争，它的后果非常深远。奥地利几百年来一直是日耳曼人国家中领袖群伦的国家，经此一战，就再也不能过问日耳曼人的事情了。俾斯麦不许它参加他现在着手[95]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联。
“在1866年，”著名的德国政治学者威廉·罗普克曾经写道，“德意志不再存在了。”* 普鲁士干脆兼并了美因河以北曾经同它作战过的所有日耳曼人国家，唯一例外是萨克森。这些国家包括汉诺威、黑森、拿骚、法兰克福以及易北河沿岸的一些公国。至于美因河以北的所有其他国家，则都被迫参加了北德意志邦联。现在版图已从莱因河一直到柯尼斯堡的普鲁士，完全占统治地位，而且在五年之后，由于拿破仑三世法国的战败，以较大的巴伐利亚王国为首的南德意志各国也将被并入普鲁士德意志。俾斯麦的最高成就是1871年1 月18日建立第二帝国，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登基为德国皇帝。德国被普鲁士的武装力量统一后，成为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在欧洲的唯一对手只剩下英国了。
但是有一桩缺陷却是个致命伤。正如特莱希克所说，德意志帝国在实际上不过是普鲁士的扩大。他强调说：“普鲁士是支配因素。？？帝国的意志不过是普鲁士国的意志。”这说的是实情，而且它对德国人自己后来产生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从1871年到1933年，而且可以说到1945年希特勒的覆亡为止，德国历史的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一段时期而外，是完全按照一条直线，按照必然的逻辑发展的。
尽管装起了民主的外表，成立了帝国议会，议员由成年公民普选产生，但是德意志帝国在实际上是身兼皇帝的普鲁士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军事专制国家。帝国议会权力很少，它不过是个人民代表在这里发泄发泄牢骚不满和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争取一些细微利益的辩论场所。权力掌握在君主手里，这是神授给他的。近至1910年，威廉二世居然还能够宣称，皇冠“完全是上帝所赐，而不是由议会、人民议会或人民的决定所授与的？？鉴于我是上帝的工具，”他补充说，“我将独行其是”。
他不受议会的牵制。他所任命的首相只对他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不能罢兔也不能挽留。这完全是君主的特权。因此，与西方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民主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议会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从来没有在德国站稳过脚跟，甚至在20世纪开始以后也是如此。不错，社会民主党历经俾斯麦和皇帝的多年迫害，在1912年终于成为帝国议会中第一大党。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议会民主。但是他们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他们尽管是第一大党，但是仍是一个少数派。工业革命来得虽然晚了一些，但是发展却很惊人，中产阶级因此兴旺起来，他们给俾[96]斯麦的武力和战争政策的胜利弄得眼花缀乱，终于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出卖了他们可能有的任何政治自由的想望。* 他们接受了霍亨佐伦王室的专制统治。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容克官僚，他们热烈地拥护普鲁士军国主义。德国走运的时刻已经来了，为了使它继续走运，他们——而且几乎包括全体人民——都很愿意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
在这些人中间，在最末的一代中，就有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在他看来，俾斯麦的第二帝国虽然有错误和“可怕的腐朽势力”，却是一种显赫的丰功伟业，德国人终于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
[ 第二] 帝国的创建本身好像被一件振奋全国人心的事件的魔力增添了光辉。经过了一系列无可比拟的胜利以后，诞生了一个留传给后代子孙的帝国——这是对不朽的英雄主义的酬报？？这一帝国的存在不是由于议会各派别的勾心斗角，它的建国的崇高方式，使它超绝于其他国家之上；因为宣布我们的意志，宣布德国人，不论贵族平民，都决心要在将来建立一个帝国，再次把帝国的地位升高到无上的高度，这个庄严的行动，不是在议会的舌战的嘴叨声中，而是在巴黎郊外前线的隆隆炮声之中完成的？？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
这种独特的诞生方式和炮火的洗礼为帝国增添了只有最古老的国家——但是为数稀少——才能自夸的历史性的光辉。
现在开始了步步上升的历程！
外部的行动自由为内部提供了每日的面包。国家在人日和物产方面都富[97]饶起来。国家的荣誉和全国人民的荣誉受到了一支可以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前德意志联邦不同的军队的保护。这就是希特勒决心要恢复的德国。在《我的奋斗》中，他详尽地讨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覆亡的原因：容忍犹大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中产阶级贪图物质享受和自私自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周围“阿谈奉承之徒”的恶劣影响、同腐化堕落的哈布斯堡王室和不可信任的意大利人结盟而不同英国结盟的“为害极大的德国结盟政策”、缺少一项根本的“社会的”和种族的政策。
他保证，这些错误是国家社会党一定要纠正的。第三帝国的思想根源但是除了历史以外，希特勒还从哪里得到思想上的启发呢？他在德国国内外的反对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没有在尚不太晚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兼收并蓄地汲取了19世纪德国思想家各种各样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糊涂的冒牌哲学家或者他那醉醺醺的诗人朋友狄特里希·埃卡特那里拾来的牙慧，却以一个初入门者的满腔热情来奉为至宝。更糟糕的是，他决心要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行，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紊绕在希特勒脑际的这些思想是些什么思想：对战争和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认为亚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大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视；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蔑视，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独创之见——虽然实行这种思想的方式后来证明是他的独创。这些思想来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个世纪内支配德国思想界的一批无奇不有的学问渊博然而头脑有失平衡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不仅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大一部分人类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毫无问题，在德国人中间，曾经出过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诸如莱布尼兹、康德、赫得、洪堡、莱辛、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等——而且他们对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正好与从俾斯麦一直传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鲁士德国的兴起同时，在19世纪开始占优势的德国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尔，后来是特莱希克、尼采、理查德·瓦格纳，以及一批较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后者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个古怪的法国人和古怪的英国人。这些人终于造成了德国在精神上与西方的分裂；这种分裂状态至今还没有弥补过来。[98]1807年，普鲁士在那拿屈辱地被拿破仑击败以后，约翰·戈特利勃。菲希特开始在他担任哲学教授职位的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发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这些演讲深深地激动了和鼓舞了一个陷于四分五裂的战败国家的人民，它们的响亮回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对于一个战败国的意气沮丧的人民来说，菲希特的教导是一种醉人的烈酒。在他看来，拉丁民族——特别是法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他们的语言是最纯洁的，最与众不同的。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它将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性质的道德观念的约束。
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希特勒写在他的《我的奋斗》中的一部分思想。
菲希特1814年逝世后，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由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继任。黑格尔是一个思想敏锐、观察深刻的人，他的辩证法启发了马克思和列宁，因此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把国家颂扬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为惮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就是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
他认为国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伦理概念？？伦理思想？？认识和思维本身的体现”；国家“对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做国家的一分子？？因为世界精神的权利是超越一切个人特殊权利的？？”那么个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里呢？黑格尔答复说，“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帝国。幸福的时期，”他宣称，“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在黑格尔看来，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趁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任何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都不得影响至高无上的国家或领导国家的“英雄”。“世界历史占有一个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能与世界性历史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冲突。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了——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它们？？这样强大的一种形式[ 国家] 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它的前进道路上的许多东西。”
黑格尔预料德国在恢复了它的天赋才能以后就会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他预言，“德国的时辰”将会来到，它的使命将是振兴世界。谁如果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像马克思一样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灵感的启发，哪怕这是经别人之手而得来的。尤其是，黑格尔在他关于“英雄”——那些由于神秘的天意而命中注定要执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伟大人物——的理论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结[99]尾时就会谈到。
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是稍后来到柏林大学的。从1874年起一直到他在1896年去世时为止，他一直在那里担任历史学教授，很受学生欢迎，讲深时座无虚席，热情的听众中不仅育学生也有参谋总部的军官和容克官僚。他在19世纪末期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时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时代。他虽然是萨克森人，却是个竭力主张普鲁士化的人。他比普鲁士人更加普鲁士化。像黑格尔一样，他也颂扬国家，视之为至高无上，但是他的态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个国家里不过是奴隶而已。“只要你服从，”他宣称，“不用管你怎么想。”
在宣称战争是人类的最高自我表现方面，比起黑格尔来，特莱希克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看来，“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的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他认为，“盲目追求和平？？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思想和道德的耻辱。”
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
尼采像歌德一样对德国人民评价不高，* 而且在其他方面，这个狂妄自大的天才的一些言论也与19世纪德国沙文主义思想家有所不同。的确，他认为，包括菲希特和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德国哲学家都是“不自觉的骗子”。
他嘲笑“康德老头儿的塔杜夫* 作风”。他在《Ｅｃｃｅ Ｈｏｍｏ》（《何等的人》）
中写道，德国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多么卑鄙”，他的结论是，“凡是德国力量所到的地方，它都要破坏文化”。他认为，世界上所以存在“奴隶道德”，基督教徒同犹大教徒同样要负责；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有时担心普鲁士的前途，在他晚年发疯之前，甚至怀有欧洲联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但是我认为，在第三帝国生活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尼采的，[100] 影响有深刻印象的。正如桑塔亚那所说，他的著作中可能充满了“愉快的蠢话”
和“孩子气的咒骂”。但是纳粹文人还是乐此不疲地颂扬他。希特勒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大事宣传他对这个哲学家的尊敬，让记者拍他出神地瞻仰这个伟人胸像的照片。
把尼采当作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之一是不无理由的。这个哲学家不是曾经用尽其精辟的警句格言，来大力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宣传权力的意志、赞美战争、宣布主宰种族和超人的来临吗，几乎在任何想象得到的问题上，一个纳粹党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话，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关于基督教义：“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错误？？我称它为人类无法洗雪的污点？？这种基督教义不过是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说教。”关于国家、权力和人类的丛林世界：“社会一向认为美德不过是取得力量。权力和秩序的手段。
国家（是）有组织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报复的意志？？社会无权仅仅为其本身的缘故而存在，它只能充当下层建筑和脚手架，为让精选的种族得以借之上升，担负更高的责任？？所谓生活权利、工作权利、幸福权利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人类同最低贱的蛆虫没有区别。”* 他颂扬超人是肉食猛兽，“杰出的金发碧眼野兽，虎视眈眈地等待扑向猎获物和胜利”。
那么战争呢？在这个问题上，尼采采取了19世纪大多数其他德国思想家的观点。这位哲学家用旧约那种宏亮的语言来写作《琐罗亚斯德如是说人他在书里面喊道：“你们爱和平应以它作为新战争的手段，爱短期和平应胜过长期和平。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你们说，和平是甚至使战争也变成神圣的事业？我对你们说：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成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
最后，尼采还预言未来的社会精华人物将统治世界，超人将由此产生。
在《权力的意志》（《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Ｐｏｗｅｒ》）一书中，他宣称，“一个大胆的统治者种族正在加强自己？？目的应该是为在［101 ］、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赋最厚的一种特别强壮的人准备根据新的原则估计价值标准。这种人和他周围的精华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德国最有独创之见的一位思想家的这种狂言大语，在希特勒的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起了强烈的共呜。总而言之，他把这些狂言大语——不仅是这种思想，而且连这位哲学家的过分夸张的痹好，甚至他的措辞——都据为己有。
“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奋斗》中常见的话。希特勒最后认为自己就是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凡是要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希特勒常常这么说。* 这可能是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某种误解，因为，虽然理查德·瓦格纳像希特勒一样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疯狂的仇恨，深信他们要用金钱来统治全世界，虽然他蔑视议会制度、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庸俗习气，他也热烈地希望德国人能够“以他们特殊的天赋”，“成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统治者”。
不过，促成产生现代德国的神话，使得现代德国有了一种日耳曼式世界观，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无理由把它接过来据为己有的，不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伟大的歌剧，这些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话，它那战争的神祗和勇士，它那恶魔和巨龙，它那流血格斗和原始的部族礼法，它那宿命观念，它那以爱情与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
希特勒从早年时代起就崇拜瓦格纳，甚至在他濒死的时候，在俄国前线附近大本营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他的天下开始崩溃和他的雄图化为泡影的时候，他还喜欢回忆他听到瓦格纳的伟大作品时的一切情景，回忆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回忆他从拜罗伊特音乐节、从无数次访问这位作曲家的故居瓦恩弗雷德别墅时所得到的灵感，在这所故居中，作曲家的儿子齐格菲·瓦格纳和他的英国出生的妻子温尼弗雷德仍住在那里，他有一个时期曾是希特勒所敬重的朋友。
“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莫大的愉快！”1942年1 月24—25日夜里，在德军第一次在俄国遭到惨重失败后不久，希特勒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地下防空洞中同他手下的将领和党内助手（其中有希姆莱）
谈话的时候曾经感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防空洞外面，遍地白雪皑皑，寒冷彻骨，这是他最痛恨和害怕的两个因素，也是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第一次军事失利的两个因素。但是在暖和的地下防空洞中，至少在这个晚上，他的脑子里想到的是他的生命的伟大灵感泉源之一。“我还记得，”他说，“我第一次踏进瓦恩弗雷德时的感情。说我受到了感动，还不足以表达我的[102] 感情于万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从来总是支持我的，甚至齐格菲·瓦格纳。我同他们都很熟，相互直呼名字。我爱他们一家人，我也爱瓦恩弗雷德这所房子？？拜罗伊特十天音乐节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我将来总有一次重饬这个圣地，我就非常高兴？？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结束后那一天？？我感到非常悲哀，就像你把圣诞树上的装饰卸下来的时候一样。”
虽然希特勒在那个冬夜的独白中一再说，在他看来，《特里斯但和伊莎尔德》（《Ｔｒ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ｌｓｏｌｄｅ》）是“瓦格纳的杰作”，但是为德国，特别是为第三帝国提供这么多的原始日耳曼神话的，还是那部了不起的《尼伯龙根的指环》（《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 Ｒｉｎｇ》），这是连续性的4 部歌剧，取材于日耳曼民族伟大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Ｎｉ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ｄ》），作曲家为了这部作品花了25年的心血。一个民族的神话往往是那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高级和最真实的表现，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再确实不过了。席林甚至认为，“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曾经用现代语言写过《尼伯龙根之歌》的当代诗人马克斯·梅尔宣称：“人本主义希望希腊诸神对我们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很少了？？
但是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中！”
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勃隆希尔德和哈根都是许多现代德国人喜欢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话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们一起，同这个野蛮的、多神的尼伯龙根人的世界一起，一个尔虞我诈、暴力横行、血流成河，最后以Ｇ■ｔｔｅｒｄ■ｍｍｅｒｕｎｇ（诸神的末日）告终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义的世界，在沃旦历经盛衰之后纵火焚烧瓦拉拉时，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同归于尽。这种毁灭，一直使德国人的心灵着迷，一直使他们在精神上满足了某种渴望。这些英雄人物，这个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尔的话来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灵中”。在这种德国人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明的精神与尼伯龙根人的精神的斗争，而在本书所涉的时期里，后者的精神似乎占了上风。1945年，希特勒企图与沃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国的毁灭，想使德国同他一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烈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瓦格纳是个有惊人天才的人，是个气魄雄伟的艺术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上述几点。《指环》歌剧中的冲突，常常围绕着贪图黄金这个主题，作曲家把这一点同“现代资本主义悲剧”相比，并且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它消灭了自古以来传下来的一些美德。尽管他的主人翁都是异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对基督教义感到绝望。他对犯了错误的自相残杀的人类还是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但是希特勒说，要了解纳粹主义，必须先了解瓦格纳。这话并不完全是错的。[103］瓦格纳曾先后与叔本华和尼采相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虽然尼采后来与瓦格纳发生了争吵，因为尼采认为瓦格纳的歌剧，特别是在《派西法尔》（《Ｐａｒｓｉｆａｌ》）中，表现了太多的基督教徒的克制。瓦格纳在他长寿的多事的一生中，结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人，这两个人对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所以有重要意义，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对他个人的影响（固然其中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因为正是他们的影响，使德国人的思想导向第三帝国的出现。
这两个人，一个名叫约瑟夫，阿瑟·德·戈平瑙伯爵，是个法国文人兼外交官，一个名叫豪斯顿·斯蒂华·张怕伦，是有史以来英国最大的怪人之一。
不过话得说在头里，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江湖骗子。他们两个人都是博学多闻，游踪极广之士。但是他们两人都创造了极为荒唐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除了德国人是唯一例外，没有人（甚至他们本国的人）加以认真对待过。
但是在纳粹党人看来，他们的颇成问题的理论却成了福音书。说张伯伦是第三帝国的精神上的创建人，也许并不过分夸张，因为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这么说。这个古怪的英国人把日耳曼人看成是主宰种族，是未来的希望。他崇拜理查德·瓦格纳，最后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他起初拥戴威廉二世，继而拥戴希特勒，他是他们两个人精神上的导师。在他的怪诞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竟认为，这个奥地利下士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走出荒野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或者说有任何上台希望之前很久的时候。因此希特勒把张伯伦看成是一个先知，并非偶然，后来事实证明张伯伦的确是个先知。
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在种族问题和德国的命运问题上把一种疯狂思想灌输到德国人心中呢，戈平瑙的主要贡献是1853年到1855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人种不平等论》（《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Ｉｎéｇａｌｔéｄｅｓ Ｒａ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说也奇怪，这个法国贵族在皇家禁卫军当过军官以后，却以亚历克西斯·德·托基维尔内阁的秘书长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托基维尔是《美国的民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一书的著名作者，曾在1848年担任过很短一个时期的总理职务。戈平瑙后来到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去当外交官，他的种族不平等理论是从他同德国人的接触中，而不是从他同托基维尔的接触中形成的，不过他曾经承认，他写这部著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贵族祖先的优越性。
根据戈平瑙在这部作品中给汉诺威国王所写的献辞，在他看来，历史和文明的关键是种族。“历史上一切其他问题都受种族问题的支配？？各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说明各国人民的命运的整个情况。”主要人种有三个，白种、黄种、黑种，其中以白种为最优越。他认为：“历史证明，所有文明都起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合作，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而亚利安人是白种人中间的明珠，“这一光芒四射的种族，是白种人中间最高贵的种族，”他们的起：[104] 源，他一直迫溯到中亚细亚。不幸的是，据戈平瑙说，当代的亚利安人同一些劣等种族混血通婚，这在当时的南欧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西北方面，大致上沿着塞纳河向东到瑞士的一条线以北，亚利安人虽然远远谈不上非常纯粹，但还保持着是一个优秀的种族。他们包括一部分法国人，全部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低地国家的人民，莱因河流域和汉诺威的人民，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民。戈平瑙似乎把住在这条线以东和东南的大部分日耳曼人排除在外，这一点，在纳粹党人提倡他的学说的时候，马马虎虎地掩饰过去了。
即使如此，在戈平瑙的心目中，日耳曼人，至少是西部日耳曼人，也许仍然是亚利安人中最优秀的，这一点纳粹党人并没有加以掩饰。他发现，凡是日耳曼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带来了进步。甚至在罗马帝国中也是如此。征服了罗马人和击溃了他们帝国的所谓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对文明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贡献，因为到4 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比退化的杂种好不了多少，而日耳曼人相对地来说，却是血统纯粹的亚利安人。他宣称：“亚利安种日耳曼人是强大的种族？？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戈平瑙的思想，在德国很快被接受过去。瓦格纳在1876年这个法国人已届晚年（他于1882年去世）的时候认识了他，热情地提倡他的学说，不久之后，德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戈平瑙协会。
豪·斯·张伯伦的奇异的一生和著作
德国戈平瑙协会的热心会员中有一个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他的一生和著作，是导致第三帝国的兴起和覆亡的无情的历史进程中最令人莫测的奇怪事件之一。
张伯伦于1855年生于朴资茅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他的叔伯之中，有一个是英国陆军元帅尼维尔·张伯伦爵士，有两个是英国陆军将军。他最后成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本来是要送他参加英国海军或陆军的，但是因为体弱多病而放弃了这个打算，家里送他到法国和日内瓦受教育，法语就成了他的第一语言。在15岁到19岁之间，命运使他结识了两个德国人，从此之后，他就对德国一往情深，最后成了德国公民和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写了许多著作，”全部都是用德语写作的，其中有好几部著作对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其他无数较次要的德国人发生了一种几乎是头晕眼花的影响。
1870年，张伯伦15岁的时候落在一个名叫奥托·孔策的杰，[105] 出家庭教师的手里，孔策是个最最普鲁士化的普鲁士人，在他担任家庭教师的4 年中，他把英勇尚武、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式的武功和一一显然没有想到两方面的尖锐对照一一贝多芬、歌德、席勒、瓦格纳那样的艺术家和诗人的杰作深深地打入了张伯伦敏悟的心灵。张伯伦19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安娜·霍尔斯特，她也是个普鲁士人，年纪比他大10岁，同他一样，也极其神经质。
1882年他27岁的时候，离开了在那里曾经埋头3 年，研读过哲学、自然史、物理、化学、医学的日内瓦，到了拜罗伊特。在那里，他遇见了瓦格纳，据他说，后者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阳。他还遇见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玛，他在此后一生之中，一直对她保持了热情的、奴隶般的忠诚。1885年，他同当时已成了他的妻子的安娜·霍尔斯特一起，到德累斯顿去住了4 年，从这一年起，他在思想上和语言上成了一个德国人。1889年他到维也纳，在那里住了10年，最后在1909年又回到拜罗伊特，一直住到1927年去世。他在1905年同他原来崇拜备至的普鲁士妻子离了婚：当时她已60岁了，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比他病得更严重（据他说，他因为不得不分居而极感痛苦，几乎发疯）。3 年后，他娶了爱娃·瓦格纳为妻，在瓦恩弗雷德附近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就近照顾他的岳母，受尊敬的和意志坚强的考西玛。
张伯伦是个非常敏感的神经质的人，神经官能症常常发作，据说他能看到恶魔，这些恶魔往往无情地驱使他从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继续不断的写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幻象驱使他从研究生物学改为研究植物学，又改为研究艺术、音乐、哲学、传记、历史。有一次，在1896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在一个恶魔的驱使之下，他中途在加尔顿下了火车，租了一间旅馆房间，关起门来有8 天之久，放弃了他原来想写的关于音乐的文章，而紧张地写了一篇生物学论文，终于得到了从此以后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种族和历史。
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缺点，他的思想的天地确是极为广阔：文学、音乐，生物学、植物学、宗教、历史。政治，无所不通。正如让·雷勒所指出的，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种深刻的灵感的一致，这些著作的前后一贯性极为突出。由于他自己觉得受恶魔的驱使，他的有关论述瓦格纳、歌德、康德、基督教义和种族的著作，都是在一种可怕的热病袭击下，一种真正的神志昏迷的状态中，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中写成的，因此，据他自己在自传《生活的道路》（《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ｇｅ》）中所说，他常常认不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作品，因为它们超过了他所预期的程度。神经比他正常的人后来推翻了他的种族理论和他的许多历史见解，而且在埃德蒙·凡尔梅尔这样一位法国日耳曼学家看来，张伯伦的思想基本上是“卖膏药的”，但是在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反纳粹的德国作家康拉德·海登看来，虽然张伯伦的种族学说所造成的影响使他［106 ］深感遗憾，张伯伦仍然“是德国思想史上具有最惊人的才华的人之一，是知识和深刻思想的一个宝库”。影响德国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为纳粹党人提供了种族谬论的作品，是张伯伦1897年4 月1日到1898 年10月31日之间的19个月时间中在维也纳在他的一个“恶魔”驱使下写的一部长达1200页的巨著《19世纪的基础》（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ｓＮｅｕｎｚｅｈｎ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这部著作是在1899年出版的。
同张伯伦所钦佩的戈平瑙一样，张伯伦发现，历史的关键，的确也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在于种族。要了解19世纪，也就是说当代世界的现象，人们必须首先要考虑二下古代的遗产。张伯论认为，古代的遗产有三：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遗产的承受人也有三个：“两个血统纯粹的种族”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杂种拉丁人——张伯伦称他们为“各种民族的大混杂”。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继承这份光辉的遗产。
不错，他们在历史上出现得很迟，到13世纪时才出现。但是就在这以前，他们已灭亡了罗马帝国，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他说：“有人说，野蛮的条顿人造成了所谓‘中世纪的黑夜’，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相反，这个黑夜是垂死的罗马帝国所造成的人类不讲种族的大混杂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破产以后降临的。要不是条顿人，全世界就会笼罩着永恒的黑夜。”在他写作的时候，他把条顿人看成是世界的唯一希望。
张伯伦把居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都包括在“条顿人”中间，不过条顿人是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的定义是相当含糊的，有一次他说，“凡是行为像条顿人者，即条顿人，不论其原来种族是什么”。也许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的非日耳曼血统，无论如何，根据张伯伦的说法，条顿人是“我们文化的灵魂。每个民族今天作为一种活着的力量，其重要性取决于它的人口中纯正条顿血液的比例？？只有在条顿人用他的灵巧的手掌握了古代遗产的时候，真正的历史才开始”。
那么犹太人呢？《19世纪的基础》中最长的一章论述了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张伯伦声称，犹太人和条顿人是西方仅有的血统纯粹的两个种族。
在这一章中，他谴责“愚蠢的令人反感的反犹主义”。他说，犹太人并不“次”
于条顿人，仅仅是“不同”而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伟大之处。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神圣职责”是保持种族的纯洁。但是在他进而分析犹太人的时候，张伯伦也陷入了他谴责别人持有的非常庸俗的反犹主义中，这种庸俗的反犹主义最后发展到希特勒时代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中丑化犹太人时所用的淫猥粗鄙的谩骂。的确可以说，纳粹党的反犹主义的“哲学”基础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一章来的。[107] 张伯伦的见解一望而知是荒谬绝伦的，他宣称，基督的人格是古代传给现代文明的三大遗产之一。他接着着手证明耶稣不是犹太人。张伯伦认为，耶稣出生于加利利，他不能正确地发出亚拉姆语中的喉音字母，这些“明显的迹象”，都说明了耶稣有“很大比例的非闪族血统”。他接着说了一句典型直截了当的话：“凡是说耶稣是犹太人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说谎？？耶稣不是犹太人。”
那么他是什么种族的人呢？张伯伦答复道：很可能是个亚利安人！如果不是由于血统的话，那么也毫无疑问地由于他的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说教，因为这种说教同犹太教的“唯物主义和抽象形式主义”截然相反。因此，很自然地——至少在张伯伦看来——基督应该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年轻的印欧民族的上帝”，特别是条顿人的上帝，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具备像条顿人那么好的条件能够听到这神明的召唤”。接着他写了自称是犹太种族详细的历史，从闪族或者说沙漠中的贝都因族与圆头的长着“犹太鼻子”的希地族混血开始，最后到与属于亚利安人的亚摩利人混血为止。不幸的是，亚利安混血种——即亚摩利人，据他说是金发碧眼、体格魁梧、仪表堂堂的——来得太晚了，不能对改进“腐化的”希伯来血统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从此以后，这个英国人——与他的犹太种族血统纯粹的理论自相矛盾——发现犹太人成了一种“消极的”种族，是“杂种”，因此，亚利安人“否认”以色列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责怪亚利安人，不该把“实际不存在的荣誉”给予犹太人，他接着发现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了可悲的程度”。
最后，在张伯伦看来，救星在于条顿人和他们的文化，而在条顿人中间，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一亚利安人的最优秀的品质。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这是我的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认识，肯定的真理。”
《19世纪的基础》一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使这个古怪的英国人在德国一举成名。尽管因为张伯伦是个刻意求功的艺术家，这本书有它的独特风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辩，但是读起来却很费劲。但是它不久之后就在上层阶级人士中间很为流行，因为他们似乎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10年之内，它再版了8 次，销了6 万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数已达10万册。在纳粹党统治时期，它又行销一时，我还记得，在1938年时曾经宣布它印行第24版，当时己销了25万册以上了。
这本书最初和最热情的读者之一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请张伯伦到波茨坦宫中见面，一见之下就互相倾倒，两人的友谊一直维[108] 持到张伯伦在1927年死去。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会晤后就一直通讯。张伯伦给德皇一共写了43封信，德皇回了其中23封，其中有一部分信简直就是长篇文章，德皇在他的一些激烈演讲和声明中曾经加以采用。“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把你送给了我。”德皇在头上几封信中曾经这么说。张伯伦在这些信中竭尽其阿谀谄媚之能事，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陛下和陛下的臣民，”他写道，“是生在神圣殿堂的。”他还告诉威廉，他在书房里把威廉的肖像放在里昂纳多画的基督肖像对面，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常常在他的救主和他的君王之间来回踱步。
但是张伯伦的奴才气并不妨碍他向这个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断进言。1908年，威廉颇不得民心，以致帝国议会竟敢责难他过问外交造成不利后果。但是张伯伦劝告德皇说，舆论是白痴和奸贼制造出来的，可以不必去理会它，威廉则答复说，他们两个人将站在一起——“你用你的笔；我用我的口舌和利剑”。
这个英国人一直提醒威廉不要忘记德国的使命和命运。“德国一旦有了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它能够得到力量——它必须立刻执行一种科学的天才的政策。奥古斯都曾经有计划地改造世界，德国也必须如此？？有了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装备，有了像军队一样严密的组织，在艺术、科学、技术、工业、商业、财政，总而言之，在一切方面都优于任何国家，也就是说，自己成了世界的教导者、舵手、先驱，它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每一个人都为神圣的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必将由于内在的优越性而征服全世界。”
张伯伦在战争中途的1916年归化为德国公民。由于宣传他所归化的国家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张伯伦得到了德皇一枚铁十字奖章。但是受到这个英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帝国。虽然第三帝国到他死后6 年才出现，但是他早已顶见它的到来。纳粹党人把他奉为他们的一个先知，继承了他的种族理论，继承了他的炽烈的德国人和德国的使命感。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版了大批书籍、小册子、文章，颂扬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精神创建人”。
希特勒的军师之一罗森堡就经常把他自己钦佩这位英国哲学家的热情来灌输给元首。很可能，希特勒在离开维也纳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张伯伦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在泛日耳曼团体和反犹团体中是很流行的，而这些团体的印刷品又是他在那些日子里废寝忘食地阅读的东西。他也很可能读过张伯伦在战时写的一些沙文主义文[109]章。在《我的奋斗》中，他对于第二帝国没有更多地采纳张伯伦的意见表示遗憾。
张伯伦是首先看到希特勒有伟大前途、因而也看到德国人（如果他们追随希特勒的话）有新的机会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希特勒在1923年在拜罗伊特见过他，当时张伯伦虽然身患重病，半身不遂，而且德国的战败和霍亨佐伦帝国的覆亡——这是他一切希望和预言的崩溃！——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但是这个夸夸其谈的年轻奥地利人使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你有伟大的事业要完成，”他在第二天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对日耳曼主义的信念从未有片刻的动摇，虽然我承认，我的希望曾处于低潮。你在顷刻之间却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在德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刻，它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为这两件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切不可分的？？愿上帝保佑你！”
当时阿道夫·希特勒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加上他的无赖作风，他的强暴粗野的极端行为，大多数德国人都把他当作笑话看待。他当时没有几个拥护他的人。但是他的性格中的催眠般的吸引力在这个年老多病的哲学家身上却起了奇迹般的作用，恢复了他对他志愿归化的民族的信心。张伯伦加入了襁褓时期的纳粹党，只要健康许可，还为它的没有什么销路的出版物写文章。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把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希特勒捧为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的。命运招呼过威廉二世，但是他失败了；现在命运又在招呼希特勒了。1925年9 月5 日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以5 栏篇幅刊登贺辞，庆祝这个杰出的英国人的70岁生日，把他的《19世纪的基础》捧为“纳粹运动的福音书”，他在1 年零4 个月后即1927年1 月11日进棺材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希望，认为他所宣传和预言的东西在这个德国的新救世主的非凡的领导下还是能够实现的。
在张伯伦的葬仪上，除了不能回德国的威廉二世派了一位亲王为代表以外，希特勒是唯一的社会名流。《人民观察家报》在报道这个英国人的死讯时说，德国人民失掉了“一位伟大的武器制造者，他所制造的武器在我们时代里还没有充分应用”。在1927年黯淡的1 月里，当纳粹党处在最倒霉的时候，这个半身不遂的垂死老人无法料到——甚至希特勒本人或者德国的任何别人都无法料到，不久之后，这个归化的英国人所制造的武器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而且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些日子里，甚至在此以前，对于他个人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有着一种神秘的使命感。“在千百万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他在《我的奋斗》中（着重体[110] 是他自己用的）写道，“他有着无容置疑的力量，能够在摇摆不定的广大群众的思想世界中，形成花岗石般的原则，并且为了这些原则的唯一正确性而进行斗争，直到在自由的思想世界的起伏的波浪中，出现一块信念和意志完全一致的坚固岩石。”他使读者一点也不怀疑，他已经以那一个人自居。《我的奋斗》中不乏一些短小的片断，论述天才人物的作用，这种人物是上帝挑选出来领导伟大的国家的人民摆脱他们的困难、取得进一步伟大成就的，虽然他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他或者知道他的价值。读者知道希特勒这段话指的是他自己和他当时的处境。他是怎样一个人物，他是满有把握的，但是这还没有得到世人的公认，天才人物的命运往往如此——特别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总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场，”他说，“那时世界上还不肯承认他，不愿意相信这个表面上与世人并无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类的每一个杰出儿子身上，这种事情总是一再重演的？？天才的火星，”他宣称，“在真正有创造性的人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于他的脑袋中。
真正的天才总是先天的，从来不需要培养，更谈不上学习了。”特别是——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是实际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个很长时间，偶尔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与理论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越紧密，政治家工作所遇到的障碍也就越大。他不再为普通店主所了解的生活必需品而努力，而是为只有极少数人所了解的目标而努力。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爱与恨的矛盾。不了解他的现代人反对他，后代子孙——他也为他们工作——则承认他，二者发生了矛盾。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对将来越有伟大意义，现代的人就越不能了解；他的斗争也就越艰苦？？”这些话是在1924年写的，当时很少有人了解这个因为滑稽戏似的政变失败而名誉扫地、系身囹圄的人心中有什么打算。但是希特勒自己是一点也没有疑问的。他究竟有没有直接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但是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是有点熟悉的，哪怕只是通过同他早年的军师罗森堡、埃卡特和赫斯的交谈后才有这点知识。
反正通过某种方式，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著名讲学内容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尼采的许多格言一样。我们已经简单地谈到* ，黑格尔发展了一种“英雄人物”的理论，很投合德国人的思想。他在柏林某次讲学时曾经谈到“世界精神的意志”是由“世界性—历史性人物”来贯彻的。
他们可以称为英雄人物，因为他们的目标和使命不是从现存秩序下平静无事的正常情况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隐藏的泉源，来自仍掩盖在表面之[111] 下但是像冲击外壳似地冲击表面世界并将它迸裂成为碎片的那种内在精神。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实际的政治人物，但是同时他们又是思想人物，对于时代的要求——什么东西已经成熟到可以发展——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世界的真理？？他们有责任了解这个初生期的原则，他们的世界要采取的这一必要的直接连续的前进步骤；他们有责任把这当作他们的目标，不遗余力地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必须承认，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是时代的眼光远大的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时代最优秀的言行。请看这段话与前述《我的奋斗》中所引的一段话何等相似。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就是这种结合，产生了英雄，产生了“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产生了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如果希特勒身上也有这种结合——他现在已开始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不是也可以脐身于这些英雄人物之列吗？贯穿在希特勒许多言论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最高领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的。黑格尔和尼采也这样想。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认为，“个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许妨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践踏了或“压碎了”许多无辜的花朵，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夸张笔法更进一步说：强者，主人，恢复了纯粹食肉动物的意识；他们是兴高采烈的鬼怪，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强奸、苦刑这一连串可怕的暴行以后，心中能够照样感到高兴，精神上能够照样感到满足，就好像参加了学生的恶作剧回来一样？？如果一个人能指挥别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个“主人”，如果他举止和动作暴烈，条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要正确地评判道德，道德就必须用从动物学方面借用来的两个概念来代替：对一头野兽的驯服和对一种特殊品种的培育。被尼采发挥到极端程度而且受到一大批名气较小的德国人拥护的这种学说，似乎对希特勒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 负有使命的天才人物是超乎法律的；不能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约束他。因此，在行动时刻来临的时候，希待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于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镇压个人自由，野蛮地实行奴隶劳动，建立万恶的集中营，在1934年6 月屠杀他自己的手下，杀害战俘和大规模杀戮犹太人。
希特勒于1924年圣诞节前5 天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要是换了任何别人的话，当时的情势，几乎都会使这个人退出政治生[112] 活。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更糟糕的是，他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巴伐利亚邦警察当局在其致内政部的报告中竭力主张这么办。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如许多其他的地方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的充满明争暗斗的年代中曾经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就归于无声无息一样。* 但是共和国还是熬过了风浪。它开始繁荣起来。在希特勒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名叫海尔马·霍拉斯·格利莱·沙赫特博士的金融奇才被请来稳定货币，结果获得了成功。为害极烈的通货膨胀结束了。赔款负担也由于道威斯计划而减轻了。资本开始从美国流进来。经济迅速恢复。施特莱斯曼的同协约国和解的政策获得了成功。法国人开始撤出鲁尔。当时正在讨论一项安全条约（洛迦诺条约），以便为欧洲的总解决铺平道路，让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经过了6 年之久的紧张、混乱和萧条，德国人民在战后第一次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在希特勒从兰德斯堡监狱出来以前两星期，社会民主党——就是他所称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选中，为维护共和国而进行了斗争，结果所得选票增加了30% ，几乎达800 万张选票。纳粹党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了12月间的竞选，但是所得选票从1924年5 月间原来的将近200 万张减到了不到100 万张。纳粹主义看来已是一桩垂死的事业了。它在国家倒霉的时候曾经兴盛过一时，现在国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数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是这样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却并不这样看。他不是个轻易气馁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时机。1925年冬季几个月里，他在慕尼黑提尔契街41号顶层一套两小间的公寓里，重理旧业，夏天来了以后，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抚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狱之灾和目前的时运晦暗，只有加强了他的决心。在铁窗后面，他有时间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错误，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存在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德国。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他[113] 结束了《我的奋斗》第1 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2 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唤他在这个动乱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蓝图和作为这种事业的支持的哲学——Ｗｅｌｔａｎｓ 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观），都用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供世人思考。这种哲学，不论如何荒诞不经，但是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蓝图对于大多数20世纪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在德国的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逻辑。它展开了一个远景。它为德国历史指出了一个继续的方向，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它指出了完成德国光荣使命的道路。
第五章 取得政权的道路：1925—1931年
从1925年一直到1929年发生经济恐慌，这几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认识到这些年代中笼罩着德国的物质繁荣的气候和安定宽舒的感觉是不适宜于实现他的目标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长。他说过，就德国而论，这种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国本身的力量，而是别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德国的繁荣正是从美国的充裕的金库中借来了大量的贷款后造成和维持的。在1924年到1930年之间，德国借了大约70亿美元外债，其中大多数借自美国的投资人，后者很少考虑到德国最后靠什么还债。关于这一点，德国人考虑得更少。
共和国借了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扩大它约庞大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成了全世界的典范。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豪华的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产量于1923年跌到1913年的55% ，到1927年增加到122%. 失业人数在1928年是战后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65万人。那一年零售额较1925年增加了20% ，次年实际工资达到了比4 年前高10% 的数字。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希特勒要从那里得到群众支持的千百万小店主和低薪阶层，在这次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驻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治下[118]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你很少听到人们谈到希特勒或纳粹党，除非是作为笑料——通常是在谈到当时已以啤酒馆政变闻名的那次事件的时候才提起的。在1928年5 月20日的那次选举中，在全部3100万张投的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81万张，在国会491 个席位中只占了12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1924年的600 万张选票跌到了400 万张选票，议席从103 席减少到73席。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1928年选举中增加了125 万张选票，总数达900 多万，在国会中占153 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10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脚跟了。
在1928年那一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人数是108000人。数目虽少，却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1924年年底出狱后两星期，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距（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中间的一个。
《人民观察家报》于1925年2 月26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11月9 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一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元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鲁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系囹圄而纳粹党遭禁的时候曾经领导国家社[ ｌ19] 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希特勒请安东·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是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4000名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小时。
在演讲结束时，群众掌声雷动。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这次大会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以后要实现两个目标。
一个目标是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个目标是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他还在监牢里的时候就把这种新策略解释给他的一个部下卡尔·卢台克听。“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他在出了兰德斯堡监狱后即向巴伐利亚总理保
证，从此以后，纳粹党将在宪法的体制内进行活动。
但是，2 月27日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再次露面时，群众的热烈情绪还是使他感到飘飘然。他并没有怎么隐讳对国家的恫吓。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发言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根据这头“野兽”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看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制服”。他虽然保证以后要循规蹈矩，但是还是以暴力来威吓国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
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一个被剥夺公开发言权利的希特勒就等于是一个失败了的希特勒，正如一个拳师在拳击场上被铐住了双手一样无能为力，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们又弄错了。他们忘记了，希特勒除了是个演说家以外，还是一个组织家。他咽下这口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怒气，发愤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建设工作，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德国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组织。
他打算把它组织得像陆军一般——成为一个国中之国。第一项工作是吸收缴党费的党员。到1925年年底，党员人数仅为27000 人。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进展很慢，但是每年都略有进展，1926年是49000 人；1927年是72000[120]人；1928年是108000人；1929年是178000人。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复杂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的确可以说相当于德国社会的组织。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34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另外还有奥地利、但泽、萨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等7 个区。
每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分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
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政治组织第一部负责对付和破坏政府，政治组织第二部负责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因此第二部下面设有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等部门，而且考虑到将来情况，还设有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政治组织第一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还没有一个全国新闻局。宣传部是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
虽然党内一些粗人、街头殴斗和酒馆闹事的老手反对吸收妇女和儿童入党，希特勒还是很快地给妇女和儿童也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吸收15岁到18岁的青年，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新闻、宣传、“国防体育”等部门，10岁到15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妇女有国社党妇女会，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各有自己的组织，还有一个纳粹文化联盟来吸引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在经过了相当困难之后，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冲锋队的某些领袖也希望在希特勒上台以后以冲锋队来代替正规军的位置。为了准备这个前途，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弗朗兹·里特·冯·埃普将军领导，名叫国防政治处。它所设立的5 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等这样的问题。不过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不过是批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有相公癖的人。慕尼黑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中尉不仅是个有相公癖的人，而且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都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而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
为了要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武装团体，希特勒又建立了党卫队（Ｓ。Ｓ。），队员身穿黑色制服，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同，并且要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队不过是元首的卫队。第一任队长是个名叫伯希托尔德的新闻记者。因为伯希托尔德喜欢在比较安静的《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室，而不想玩当警察和当兵的游戏，希特勒让一个名叫埃哈德·海登的名气甚臭的前警察局密探代替了他。直到1929年，希特勒才找到了理想的党卫队头子，这是一个在慕尼黑附近瓦尔德特鲁德林村里以养鸡为生的农民，态度温文尔雅，人们常常把他弄错（本书作者第一次遇见他时也弄错了），以为他是个小地方的小学教员，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把党卫队接过手来时，一共只有200 名左右队员。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欧洲德占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名称。
高居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党组织金字塔顶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气活现的头衔是Ｐａｒｔｅｉ- ｕｎｄ- Ｏｂｅｒｓｔｅｒ- Ｓ。Ａ。- Ｆüｈｒｅｒ，Ｖｏｒｓｉｔｚｅｎｄｅｒ ｄｅｒＮ。Ｓ。Ｄ。Ａ。Ｖ。——可以译为“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直属于他的办公室的有全国指导处（Ｒｅｉｃｈｓｌｅｉｔｕｎｇ），组成人员是党的高级领袖和“全国司库”和“全国总务主任”这样有用的人员，在共和国最后几年里，你要是去拜访一下纳粹党设在慕尼黑的全国总部的宏伟的褐色大厦，你得到的印象便是，这里的确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办公机关。毫无疑问，希特勒要别人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因为这种印象有助于破坏他所试图推翻的那个实际的德意志国家在国内外所享有的信任。
但是希特勒一心所追求的东西要比造成一个印象重要得多。在他上台3 年后，1936年11月9 日晚上，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向“老战士”谈话时，解释了他要使党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的一个目标。“我们当时认识到，”他追述党在政变后进行改组的日子时说道，“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在1933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任何组织，不论多么完善，不论多么有效率，毕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免会犯错误。在希特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的命运的那些年代里，他的一些主要助手使他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们不仅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就是同他也经常发生争吵。说也奇怪，他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人的，但是对于人性中间的一个方面——人的品行却特别能容忍。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像纳粹党那样吸收了这么多来历可疑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各种各样的乌龟、屁精、杀人凶手、有相公癖者、酗酒滋事之徒、讹诈钱财的人都像飞鸟投林一般很自然地来投奔纳粹党。希特勒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他们对他有一点用处。当他刚刚出狱时，他发现他们内讧甚烈，吵得不可开交，而那些像罗森堡和鲁登道夫那样比较正派和体面的领袖则要求把这些罪犯，特别是有相公癖者开除出党。关于这一要求，希特勒坦率地拒绝接受。他在1925年2 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新的开端》中写道：“我认为，设法改进或者甚至熔合手头现成的人材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任务。”
但是到1926年，纳粹党头目之间的相互攻击已经到了令人非常难堪的地步，希特勒不得已成立了一个党内法庭来解决这些攻击，防止他的同志把家丑外扬。这个机构名叫ＵＳＣＨＬＡ，是Ｕｎ- 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 ｕｎｄ- Ｓｃｈｌｉｃｈｔｕｎｇｓ- 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调查解决委员会）的简称。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将军海因曼，但是此公不能体会这个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对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布判决，而是遮盖掩饰这种罪行，务使党的纪律和元首的威信不致受到影响。因此这位将军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比较能够体会这个目的的退伍军官瓦尔特·布赫少校。布赫有两名助手，一名是曾经担任希特勒卫士的前屠夫乌里希·格拉夫，另一名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律师汉斯·弗朗克，关于此人的情况，我们在记述他在担任占领下的波兰的总督期间的血腥暴行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可以一提的是，他后来因此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由这3 个人组成的司法机构完成工作的情况，使元首极感满意。要是党内有一个头目被控犯有极恶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么着”？他要知道的只是，这一罪行是否影响党的纪律或触犯元首。
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仅仅这个党内法庭还是不够的，尽管它在许许多多案件上证明很有效。希特勒常常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也是为了要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当他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的出身是个药剂师，他是巴伐利亚人，比希特勒年轻3 岁；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1920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个性，而不是靠希特勒所具有的演讲天才。此外，他还是个天生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有独立性的，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123] 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
部分真正心向往之的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Ｖ■ｌｋｉｓｃｈ（人民）运动，参加1924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
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称下得到了200 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32个席位，其中1 席即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头子，因此在1925年2 月27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是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1924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艾尔布莱希特·冯·格拉弗和恩斯特·佐·勒文特罗伯爵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2 月27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下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真可以说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
国会议员的身份，使他有了希特勒所没有的两个有利条件：他有铁路的长期免票证，因此旅行对他个人或党都花不了多少钱，同时他又享有议员的豁免权。任何当局都不能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任何法院都不能控诉他进行诽谤或者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正如海登感叹地说过：“免费旅行和自由诽谤——施特拉塞在开始时比他的元首占了很大的便宜。”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选拔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年方28岁的莱因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主编。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出现
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是纳粹运动的新人，早在1922年他就发现了这个运动，当时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讲话，从此信仰国家社会主义，参加了纳粹党。但是纳粹运动[124] 在3 年以后才发现他这个人才，当时施特拉塞听了他发言后，认为这样一个显然有才华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
戈培尔这时年方28岁，已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正如施特拉塞所发现的一样，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持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于1897年10月29日生于莱因兰一个约有3 万居民的纺织中心雷特。他的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他的母亲玛丽亚·凯塞琳娜·奥登豪生是个铁匠的女儿。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约瑟夫·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天主教艾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给了他一笔奖学盒，使他能够继续入大学深造，结果他上了8 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最后于1921年24岁那一年在海得耳堡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Ｍｉｃｈａｅｌ》），但是当时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Ｔｈｅ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和《孤客》（《Ｔｈｅ Ｌｏｎｅｓｏｍｅ Ｇｕｅｓｔ》），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剧团愿意演出。* 在新闻工作方面，他的命运也不佳。自由主义的大报《柏林日报》退回了他所投的许多文章，并且回绝了他要想当该报记者的求职申请。
他的个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满了挫折和失意。因为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因此没有能够具有他那一代年轻人认为非常光荣——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的战争经历，而这却是要在纳粹党内占据高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培尔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瘸腿的。他7 岁的时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开刀不很顺利，结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点萎缩，走起路来一望而知是个瘸子。这个残疾是使他饮恨终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萧条时期，在他的大学时代和煽动反对占[125] 领鲁尔的法军的一个短时期里，他常常冒充受伤的退伍军人。
他在恋爱方面的运气也不好，虽然他一生之中都把乱搞女人（在他当权之后越来越弄得尽人皆知了）当作人间至情。他在1925—1926年的日记中到处流露出对他所爱的女人（有时同时有好几个）的思恋。当时他才二十八九岁，刚刚靠施特拉塞的提拔参加了纳粹党的政治活动。这些日记有* ：1925年8 月14日：爱尔玛从哈尔兹堡浴场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我。这是那天晚上以后第一次得到她的音讯。这个逗人的、迷人的爱尔玛！
接到了艾尔西从瑞士寄出的第一封信。只有亲爱的艾尔西写得出这样的信？？我不久要到莱因去呆一个星期，相当孤寂。但艾尔西就会来？？等待这次相见，我是多么快活啊！
8 月15日：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安克？？同她一起旅行真是愉快极了。这个可爱的姑娘！
我想念艾尔西。什么时候我再能把她搂在怀里？
亲爱的艾尔西，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你？
爱尔玛，你这个可爱的小鸟儿！
安克，我永远忘不了你！
8 月27日：到莱因已有3 日？？艾尔西音讯全无？？她生我的气了？我多么的想她！我还是住在上次圣灵降临周同她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真令人渴念，想望！她为什么不来？
9 月3 日：艾尔西来了！她在星期二从瑞士回来——胖胖的，胸脯鼓鼓的，健康，愉快，只是略为晒黑了一点，她很快活，情绪很高。她待我很好，使我感到很快活。
10月14日：安克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别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12月21日：我和这些女人活该倒霉。让爱我的人去受苦吧！
12月29日：昨晚与赫斯同去克利菲尔德。欢度圣诞节。一个来自弗朗科尼亚的可爱而美丽的姑娘。她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人。在暴风雨中同她一起回家。Ａｕ ｒｅｖｏｉｒ（再见）！
艾尔西来了。
1926年2 月6 日：我渴望一个甜美的女人！唉！真教人难熬！
戈培尔从来没有忘记过“安克”——安克·赫尔霍恩，是他在弗雷堡大学第二学期时遇到的他最初的恋人。他的日记里到处[126] 流露他对这个金发美人的不绝赞叹和她抛弃他以后的悲哀。后来他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曾以一种典型的虚荣和讥嘲的口气告诉他的朋友，为什么她抛弃了他。“她抛弃了我，因为另外那个家伙比我有钱，能够请她吃饭看戏。她多么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传部长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后悔！”安克嫁了“另外那个家伙”，后来又离了婚，1934年来到柏林，戈培尔给她在一家杂志社搞到了一个职业。吸引年轻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归根结蒂，”他在1925年10月23日写道，“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
1926年1 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
他宣称，“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摊牌是在1925年秋天和次年2 月间发生的。
这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情绪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
希特勒闻讯大怒。这些前统治者中有不少人曾经给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新生的运动关心起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打击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但是在元首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就在1925年11月22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项纲领将废除以前在1920年通过的“反[127] 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实的戈特弗雷德·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
他叫道。好几个后来在第三帝国占有一点地位的领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伯恩哈德·卢斯特、埃里希·科赫、汉斯·凯尔和罗伯特·莱伊——但是只有莱伊这个领导科隆区纳粹党的酗酒化学家支持希特勒。当莱伊博士和弗德尔声称，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的时候，戈培尔叫道（根据当时在场的奥托·施特拉塞的话）：“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这个言词锋利的年轻的戈培尔自从3 年前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下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至少在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看来一定是如此。
“那时候我仿佛是再生了！”戈培尔在记录1922年6 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得到的印象时惊叹道，“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以后，戈培尔写信给元首道：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但是现在，经过一年半以后，戈培尔所崇拜的偶像倒了下来。
他成了一个应该赶出党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只有莱伊和弗德尔的反对下，汉诺威会议通过了施特拉塞的新党纲，批准了在要求实行公民投票剥夺前王公贵族的财产的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的决定。
希特勒按兵不动，静候时机，终于到1926年2 月14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南德的班堡召开了一次会议，狡猾地选了一个工作日，这样，北方的领袖就不可能离开工作来参加。事实上，只有[128]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可以分身来参加。他们在人数上大大少于希特勒一手挑选的南方领袖。于是在元首的坚持下，他们被迫屈服，放弃了他们的纲领。像海登和奥耳登这样的研究纳粹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非德国作家都记载称，在班堡会议上，戈培尔公开背弃了施特拉塞，倒向希特勒一边。但是在海登和奥耳登的著作出版后发现的戈培尔日记却透露，他并没有这么突然地背叛施特拉塞。这些日记表明，戈培尔虽然同施特拉塞一起向希特勒投降，他还是认为元首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还表明——至少在当时——他丝毫无意倒向元首一边。2 月15日，班堡会议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谈了两小时。我觉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顿一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希特勒呀？一个反动派吗？非常笨拙、不稳。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错了。居然说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天然的盟友！可怕呀，可怕！？？居然说我们必须消灭俄罗斯！？？贵族私有财产问题甚至不许碰一碰！真是可怕！？？
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好像头上挨了一记闷棍似的？？
肯定是我一生之中最使我失望的一件事。我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脚下的支柱都给抽掉了。
为了表明他忠于谁，戈培尔陪着施特拉塞一起到火车站，并且想安慰施特拉塞。一星期后，在2 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同施特拉塞举行了长谈。结果：我们绝不要嫉妒慕尼黑这批人的代价巨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再次展开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但是希特勒比施特拉塞更好地估量了这个才华焕发的年轻的莱因兰人。3 月29日，戈培尔记道：“今日接到希特勒来信。他要我在4 月8 日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他在4 月7 日到达慕尼黑。“希特勒派了汽车来接我，”他记道，“招待隆重之极！我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格勃劳凯勒酒店讲话。”第二天他就在元首所用过的那个讲坛上讲了话。他4 月8 日在日记里详细写道：希特勒打电话来？？在班堡会议以后他不提前嫌使我们感到惭愧？？2 点钟我们驱车前往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希特勒已经在那里了。我兴奋之极，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进了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边。
几天后，戈培尔完全投降了。“4 月13日：希特勒讲了3 小时。精彩之极。他能够使你怀疑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129] 的盟友。俄罗斯要想鲸吞我们？？我敬爱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想过了。他的理想：一种公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于土地——一切属于人民。生产必须是创造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托拉斯、运输等等要社会化？？我现在对他完全放心了？？我向这个伟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
戈培尔4 月17日离开慕尼黑时已成了希特勒的人，并且以后至死都是他最忠实的信徒。4 月20白他向元首发了一封祝贺生日的短简：“亲爱的和敬爱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从你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你终于使我看到了光明？？”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说：“他今天已满37岁。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这两者就是天才的特点。”
戈培尔在那年夏天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度过的。他的日记中全是对元首的歌颂之词。8 月间，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同施特拉塞决裂。
我到现在才认清你们的本来面目：空口革命家而不是行动革命家［他对施特拉塞及其支持者说］？？不必大谈理想，不必自欺欺人地以为你们是这些理想的创始者和保护者？？我们坚决支持元首，并不是忏悔赎罪。我们？？怀着古代诺斯人傲然挺立在他们日耳曼封建主前面的男子汉的、有骨气的自尊心？？向他鞠躬致敬。我们觉得他比我们谁都伟大，比你我都伟大。他是天意的工具，将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热情来创造历史。
1926年10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他指示戈培尔要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把德国的这个首都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拿下来。柏林当时是“红色的”。柏林大多数选民都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戈培尔这时刚刚满29岁，在一年之间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他在这个巴比伦式大城市中的任务。
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段休息和罗曼斯的插曲
在政治上对阿道夫·希特勒是不顺利的几年却是他私人生活中最美好的几年，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一样。他当时由于受到了取缔，在1927年以前不得公开演讲，因此全神贯注地在写作《我的奋斗》的最后部分，心中策划纳粹党和自己的前途。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间伯希特斯加登这个市集村镇上面的上萨尔斯堡度过的。这是个休息养神的好地方。战争期间，希特勒在前线大本营里总爱同他的党内老同志和忠实的女秘书深夜话旧散心，回忆过去的情况，他的这种独白往往充满了关于这个山间胜地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的怀恋的话，他在那里建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家。“是的，”当1942年1 月16—17日夜里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他感叹地说，“上萨尔斯堡同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在那里产生的？？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所有的伟大计划都是在那里构思成熟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有许多闲暇的时间，还有多少可爱的朋友啊！”
在出狱后头3 年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的各家小旅舍里住过，1942年那次冬季话旧时，他谈到这些旅舍有1 小时之久。他最后在德意志旅舍定居下来，此后两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并且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奋斗》的口授工作。他说，他和他的党内老友“非常喜欢去光顾德莱梅德耳旅舍，因为那里总有漂亮的姑娘。这，”他补充说，“是我的一种莫大享受。
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姑娘，真是个美人儿。”
那天晚上，在俄罗斯前线的大本营地下室里，希特勒向他的听众谈到的一段话，重提了他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逍遥自在的日子里所担心的两件事。
在这个时期[ 在上萨尔斯堡] ，我认识了不少女人。其中有好几个对我很有情。那么，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要撇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妻子吗？我稍一不慎就有回到监狱去蹲上6 年的危险。因此，结婚对我来说是谈不上的。我只好放弃当时出现的一些机会。希特勒在20年代担心再进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这不是没有一些根据的。他当时仍是假释在外的犯人。要是他公开违反不许他在公开场合演讲的禁令，巴伐利亚政府很可能再叫他锒铛入狱，或者押解出境到他出生的奥地利去。他选择上萨尔斯堡做他退隐地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地方距离奥地利边境很近；一接到通知他就能溜过边境，逃避德国警察的逮捕。但是如果回到奥地利去，不论是自愿回去还是被迫回去，都将断送他的前程。为了减少驱逐出境的危险，他在1925年4 月7 日正式申请放弃奥地利国籍，这一要求立即为奥地利政府所接受。但是这使他处于无国籍的地位。他虽然放弃了奥地利国籍，但是还没有成为德国公民。在德国，对于一个政客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妨碍，比如说，他就不能竞选公职。希特勒曾经公开地宣布过，他永远不会要求共和政府批准他的国籍，他认为，由于他战时在德意志帝国军队中服役，国籍是理所应得的。但是在1920年代后半期，他一直在进行秘密活动，[131] 想使巴伐利亚政府批准他为德国公民。不幸，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至于女人和结婚，希特勒在1942年那天晚上讲的话中也有一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很喜欢同女人来往，特别是如果长得漂亮的话。他在战时最高统帅部饭后酒余谈话时一再谈到这个话题。“世界上有多么可爱的女人啊！”1942年1 月25—26日夜里他在同老部下谈天时感叹道。他并且举了他个人经历中的好几个例子，还吹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维也纳，认识不少可爱的女人！”海登记述了他早年一些罗曼蒂克的渴望；其中有一个对象是詹尼·豪格，她的哥哥是希特勒的司机，她在1923年当了他的情人。有一个是雍容华贵的埃尔娜·汉夫施丹格尔，也就是普茨的妹妹。
有一个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那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但是希特勒一生中唯一对之有深情厚爱的女人，就现在所知，是他的外甥女儿。
1928年夏季，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以每月100 马克（折合25美元）的租金向一个汉堡工业家的寡妻租了瓦亨菲尔德别墅，请了他异母姊姊、孀居的安吉拉·拉包尔从维也纳来替他管家，这是他的第一所可以称为归自己所有的房子。* 拉包尔太太带来了她的两个女儿，吉莉和弗莉德尔。吉莉年华双十，一头金发，面容俊秀，声音悦耳，性格开朗，很讨男人的欢心。
希特勒不久就爱上了她。他到处都带着她，参加集会和会议，在山间散步，在慕尼黑上咖啡馆和戏院。1929年他在慕尼黑最时髦的一条街摄政王大街租了1 套有9间房间的豪华公寓，吉莉自己单有一间房间。在慕尼黑和整个南德的纳粹党人士中间不可避免地传开了党的领袖和他美丽的金发外甥女儿的流言蜚语。一些比较正派的——也许是吃醋的——领袖劝希特勒不要再在公开场合携带他的年轻情人，要不然，就索性结婚。希特勒对这种意见非常生气，有一次因此而发生争吵，他竟解除了伍尔登堡纳粹党区领袖的职务。
很可能希特勒是打算同他的外甥女儿结婚的。当时同他接近的一些党内老同志后来告诉作者说，当时看来结婚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们毫不怀疑，希特勒深深地爱上了她。至于她本人的感情如何，那外人就只好猜测了。一个现在已经成名的人居然对她加以青睐，她一定感到受宠若惊，甚至可以说颇为得意，这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她对她的舅父的爱情是否有回报，外人不得而知；大概是没有回报，而在最后，肯定是没有回报。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其根源和性质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虽然传说纷纭，但是证据却很少。显然，两人彼此都很不放心。她对他注意别的女人——尤其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感到不满。他则[132] 怀疑她同他的卫士、以前坐过牢的艾米尔·莫里斯有暧昧关系。她也反抗她舅父对她的专制态度。他不让她同任何别的男人一起在公开场合出现。他禁止她到维也纳去继续学唱，使她想登台唱歌剧的打算不能实现。他要她完全为他一个人而存在。
也有人暗示说，她对她的情人的被虐狂倾向感到厌恶，据说，这个政治上的专制魔王愿意受到他所爱的人的奴役，据性心理学家看来，在这种人身上，这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海登谈到希特勒在1929年写给他的外甥女儿的一封信，其中承认在这方面的深刻感情。这封信后来落到他的房东的儿子之手——结果使不止一个人遭殃。总而言之，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舅父和外甥女儿之间的爱情蒙上了阴影，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到1931年夏末，吉莉宣布，她要回维也纳去继续学声学。希特勒不许她走。1931年9 月17日，希特勒离开慕尼黑的公寓前去汉堡之前，两人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当时给邻居都看到了。他们听到这个年轻的姑娘扑在窗口上哭着对她上汽车的舅父叫道：“那么你不答应让我去维也纳？”他们听见他回答说：“不答应！”
第二天早上发现吉莉·拉包尔被手枪打死在她的房间里。邦检察官经过周密调查后，断定这是自杀。验尸官报告说，一颗枪弹射穿了她的左胸，深入心脏；看来没有疑问，这一枪是自己开的。
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慕尼黑一直有暧昧的谣言流传，说吉莉·拉包尔是被谋杀的——有的说是被希特勒在狂怒下枪杀的，有的说是被希姆莱枪杀的，目的是要避免使党感到难堪。但是没有出现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传说。
希特勒本人是悲痛之极。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后来记述，在出事以后，他有两天两夜不得不留在希特勒的身边，防备他寻短见。在吉莉安葬在维也纳后一星期，希特勒得到了奥地利政府的特别许可，到维也纳去，他在墓边哭了一个晚上，此后一直郁郁寡欢，有好几个月之久。
吉莉死后3 星期，希特勒第一次谒见兴登堡。这是他想要得到德国总理职位这一肥缺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有些友人说，在谈话时，他似乎神志恍惚，不能自主，这对这个纳粹党的领袖，自然是很不利的。了解他的人认为，他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失魂落魄的表现是由于他心爱的外甥女儿去世给他的精神上的打击没有恢复的缘故。
他决定不吃肉食，我认为，是由这个个人生活上的打击所引起的一种清心寡欲的自我克制。至少，他最接近的一些部下是这样想的。他此后一直对他们说，吉莉·拉包尔是他所曾经爱过的唯一女人，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以极其敬重的态度——有时候甚[133] 至黯然泪下。他的仆人说，她在上萨尔斯堡别墅中的房间，即使在希特勒就任总理而加以扩大改建以后，也仍旧保留了原状。在别墅中他自己的房间里，在柏林总理府里，总是挂有这个年轻女人的画像* ，每逢她的生辰死忌，画像前总放了鲜花。
希特勒是个似乎不可能爱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冷酷无情的人，他对年轻的吉莉·拉包尔的爱情，是他奇怪的一生中难解的谜之一。同其他的谜一样，这只能如实叙述，而无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几乎可以肯定，从此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结婚问题，一直到14年后他自尽前一天。
希特勒写给他外甥女儿的授人以把柄的信，后来通过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的交涉，从房东的儿子那里弄了回来。施丹佛尔神父就是那个帮助纳粹党领袖整理《我的奋斗》原稿的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反犹太主义的新闻记者，据海登说，所花的钱是由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供给的。这样，施丹佛尔神父就成了少数知道希特勒对吉莉·拉包尔的爱情秘密的人之一。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秘而不宣。当《我的奋斗》的作者成了德国的独裁者以后，有朝一日同他的一些老朋友算帐时，施丹佛尔就得为了泄漏内情而付出他的生命。在个人生活非常舒适的这些年代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弄了一所别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出门总是以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崭新的汽车代步，这辆汽车花了他20000 马克，约折合5000美元。他在这些年代里的收入来源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是在战后发现的关于他的所得税的档案，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些说明。在他担任总理一职而自己决定从此可以免税以前，他一直同税收当局发生纠葛，在1925年到1933年之间，慕尼黑财政局有一大堆关于他的档案。
财政局在1925年5 月1 日通知他，他没有申报1924年和1925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希特勒答复说：“我在1924年［当时他在狱中］和1925年第一季度没有任何收入。我是靠向银行贷款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的。”那么5000美元的汽车呢？税收官员反驳道。希特勒回答说，这也是借银行贷款买的。
希特勒在申报收入时，把自己的职业填为“作家”，这样企图说明他的收入之中有个很大的比例可以列为免税开支——他无疑知道其他地方作家的惯例。他的1925年第一季度的第一次所得税申报单中，开列总收入为[134]11231德国马克，可兔税职业开支6540马克，贷款利息2245马克，这样可以征税的纯收入只有2446马克。
在3 页打字纸的说明中，希特勒为他的巨额免税职业开支辩解称，虽然其中大部分似乎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但是这种工作为他提供了作为一个政治作家所需要的素材，也有助于扩大他的书籍的销路。
若无政治活动，我就不会出名，也就不会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动开支，是我写作职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作品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保证，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征税的？？
财政局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内，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个人开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 我出于必要而将我个人的需要严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绝烟酒，在最低廉的饭馆中用饭，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没有任何开支是出乎政治作家开支范围以外的？？对我来说，汽车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它，我就无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财政局同意可免税一半，当希恃勒向复查委员会申请再议时，委员会维持原来估定的数目。此后，税收当局只同意，他所申报的职业开支有一半可以免税。他虽然提出异议，但是还是遵命照付。
这个纳粹党领袖的所得税报表中所填报的总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完全相符：1925年19843 马克，1926年15903 马克，1927年11494 马克，1928年11818马克，1929年15448 马克。由于税务当局有权调查出版社的帐簿，希特勒要少报版税是不可能安然无事的。但是其他收入来源又如何呢？其他收入来源可是从来也没有申报过。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曾为经济上一筹莫展的纳粹党报纸写过许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结果如愿以偿。党内人士对于希特勒索取这样高的稿酬颇有微词。这些收入他都没有申报。到20年代末尾的时候，从少数巴伐利亚和莱因兰的大工业家那里，开始有金钱流到纳粹党中来，这些工业家都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工会的态度而被吸引过来的。德国钢铁托拉斯组织“联合钢铁公司”的老板弗里茨·蒂森和鲁尔煤矿大王艾米尔·寇道夫捐助了大笔经费。
这些钱常常是直接交给希特勒个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给自己用，也许是永远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担任总理前几年的生活水平说明，他从支持者那里收到的钱并不是全部都交给党的。[135] 没有疑问，从1925年到1928年，他一直诉苦，说是缴不出所得税；他经常拖欠不交，总是要求延期。1926年9 月，他写情给财政局：“目前我没有能力缴付税款；为了维持生活，我已不得不举债。”后来他谈到那个时期时说：“我多年来靠吃提罗尔的苹果充饥。我们不得不撙节度日，几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来的每一个马克都是献给党的。”他对税收官员说在1925年到1928年，他的债务更重了。1926年他申报收入为15903 马克，支出为31209 马克，并且说，亏空部分是靠向“银行借债”弥补的。
但是，仿佛出现了奇迹一样，在1929年时，虽然他申报的收入低于1925年很多，但是所得税报表中，债务利息或还本一项却消失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正如哈尔教授所说的那样（上述情况都是根据他的调查），“收支上出现了一个奇迹，他的债务从此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句公道话，只要希特勒有足够的钱能过舒服的生活而不必为工资薪水而劳动，他对于钱财总是不大在乎的。无论如何，从1930年开始，如果说他过去在个人收支上有什么需要担心发愁的话，这种担心从这时候起是永远不存在了，因为这一年他的版税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两倍，达到约12000 美元之数，而且大企业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绝而来。他现在能够把他全部过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后夺取政权、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经济恐慌带来的机会
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他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时候。但是在历史上的革命家中间，他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这一目标要靠选民的委托，或者靠国家的统治者的认可——总而言之，靠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要取得选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时势才行，而时势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又使德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为了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他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30年到1933年的动乱年代里，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纳粹党领袖便重整旗鼓，着手实现这双重目标。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局和那些曾经宣誓要忠诚地保卫他们所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少数人的软弱和混乱，都帮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1930年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点[136] 也没有办法预见的。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年10月3 日去世。他在过去6 年中间，为了要使战败的德国回到世界大国的行列，为了指导德国人民走向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外交部长的任上，由于费尽心力，终于积劳致死。他的成就不可胜计：他使德国参加了国际联盟，他谈判了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把赔款减到了德国能够从容偿付的水平，而且在1925年，他曾经是洛迦诺公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个公约为西欧带来了它的饱受刀兵之灾和内争之苦的人民一个世代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太平宁静的局面。
在施特莱斯曼去世后3 星期，10月24日那一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了影响——而且是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繁荣的基础一直是主要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一旦新债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等必需的进口货。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百万的人失了业。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1931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一家银行信贷银行宣告破产，接着在7 月13日破产的有德国一家大银行达姆施达特国家银行，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银行暂时停业。甚至胡佛总统提出的在7 月6 日生效的暂停偿付一切战时债务（包括德国赔款）
的创议也不能抑止这个浪潮。整个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种其领导人所不能理解的、认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击。在这么富裕繁荣的中途，怎么可能突然发生这种贫困和痛苦现象呢？
希特勒曾经预料到这场灾难，但是他同任何其他政治家一样，无法了解这场灾难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也许他比别人更不了解，因为他对经济学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兴趣。可是他对于经济恐慌给他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却不是没有兴趣或没有知识的。德国人民的苦难——不到10年以前马克贬值的惨痛经历留在他们生活上的创伤犹在——并没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个时期的最黯淡的日子里，当工厂停工，当失业登记人数超过600 万大关，当全国各大城市排队等候配给面包的人长达好几条街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在纳粹党报纸上这样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他的同胞的苦难，不是他要浪[137] 费时间来表示同情的事情，而是他要冷酷地立即把它在政治上变成支持他自己的野心的力量。这就是他在1930年夏末着手要做的事。
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1930年3 月辞职。继任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勃鲁宁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头脑冷静，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特别是一位名叫库特·冯·施莱彻尔的将军的好感。后者在当时还不大为外界所知，是一个爱好虚荣、精明能干、野心勃勃的“办公桌军官”，军界人士早已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才华但是寡廉鲜耻的阴谋家。他向冯·兴登堡总统提出了勃鲁宁的名字，因此新总理是个陆军提出的人选，虽然他本人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勃鲁宁为人正直，大公无私，谨慎谦虚，忠诚廉洁，性格上稍许有点严峻；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样努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却为德国民主政治掘了坟墓，从而无意中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是这个用心善良、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者的悲剧。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议会的反应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
于是正当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议会制政府却垮台了。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年7 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在9 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勃鲁宁怎么会指望在新的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的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却认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苦难深重的人民要求摆脱他们的困境。千百万失业者要求工作机会。小店主要求得到帮助。上次选举后达到投票年龄的400 万左右的青年人要求至少有个能谋得生活温饱的前途。希特勒在一次旋风式的竞选运动中向这些千百万处境困难、心怀不满的人们提出的保证，在他们看来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希望。他如果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特别是如果他们是犹太人的话），一[138] 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祗，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保证不是没有效力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虽然已经够大的了，但是1930年9 月14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81万张选票，12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3 倍，议席搞到50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00 张，可以取得国会中107 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最小党一跃而为第二大党。
在另外一个极端，共产党得票也增加了，从1928年的3265000 张选票增加到4592000票，国会议席从54席增加到77席。温和的中产阶级政党，除了天主教中央党以外，丧失了100 多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虽然选民总数增加了400 万。休根堡的右翼民族党的票数从400 万降到200 万。
很明显，纳粹党从其他中产阶级政党那里夺过来数百万拥护者。同样明显的是，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但是没有稳定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
这是在1930年选举以后国家的两大支柱——陆军和大工业家金融家集团——越来越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两大支柱的领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共和国，除非是把它当作德国历史上一种暂时的不幸现象。在选举胜利的鼓舞下，希特勒开始转移注意力来争取这两个有势力的集团。我们已经知道，早在维也纳的时候，他从卡尔·卢格市长的政治手腕中，知道了把“有势力的、地位确立不移的机构”争取过来的重要性。
一年以前，在1929年3 月15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过一篇演讲，要求陆军重新考虑它敌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和支持共和国的态度。
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地考虑能与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这是想要争取陆军军官支持的一种巧妙的呼吁，他们大多数人都相信，而且希特勒现在也第一百次重复指出：他们现在所支[139] 持的、而且对军官阶层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都毫无感情的共和国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剑，把陆军出卖了。接着他用一种对于他将来要做的事情有预言性的话，警告军官们，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胜过了纳粹党人，他们会有什么下场。他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对于德国陆军，你们就可以写下：“德国陆军的末日”。因为到了那时，先生们，你们就必须成为政治工具？？你们到了那时可能成为那个政权和政治委员的刽子手，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的妻儿将被囚禁。如果你们仍不听话，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站在墙前就刑？？听到这场演讲的人比较少，但是为了要在陆军人士之间广为宣传这篇演讲，《人民观察家报》发行了专门供陆军阅读的特刊，逐字逐句地刊登了这篇演讲。纳粹党最近发行的一家军事月刊《德国国防精神》还发表文章加以详细评述。
在1927年的时候，陆军曾经禁止征募纳粹党人参加10万人组成的国防军，甚至还禁止雇用纳粹党人在军火库、兵站中担任文职工作。但是到1930年年初，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纳粹党的宣传在陆军里，特别是在年轻军官中间颇有进展，许多年轻军官不仅为希特勒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吸引，而且也为他所展示的前途所吸引，这个前途就是，陆军将恢复昔日的光荣和规模，那样，他们就有提升的前程，而在目前这样小的规模的一支陆军中，他们是没有这种指望的。
纳粹党打入各军种的情况日趋严重，终于使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格罗纳将军于1930年1 月22日发布一项命令，其中提到7 年前在啤酒馆政变前夕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陆军发出过的一个类似的警告。他宣称，纳粹党一心想夺取政权。“他们因此讨好国防军。他们为了利用国防军来实现他们党的政治目标，企图哄我们［相信]，只有国家社会党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他要求军人不问政治，超然于一切党争之外来“为国家服务”。
有些年轻的国防军军官却过问了政治——至少过问了纳粹党的政治。这一点不久就暴露出来，而且在德国引起了吵嚷，在军官团最高级军官中间引起了分歧，而在纳粹党的阵营中却引起了高兴。
1930年春季，乌尔姆卫戍部队有3 名年轻的尉官卢丁、施林格和温特被捕，因为他们在军队里宣传纳粹理论，企图劝诱其他军官答应：一旦发生纳粹党武装起事，他们不向起事者开枪。这后面一项罪名是叛国大罪，但是格罗纳将军不想把军队里有叛国行为这件事声张出去，企图把事情掩饰过去，他安排让被告在军事法庭上[140]只受违犯军纪的审判。可是施林格中尉却满不在乎，他偷偷地向《人民观察家报》投了一篇煽动性的文章，使得格罗纳将军的打算落了空。
1930年9 月选举中纳粹党获得胜利后一星期，这3 个尉官被解到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叛国罪审判。他们的辩护律师中间有两个刚刚出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 但是在审讯时吸引人们注意的不是律师，也不是被告，而是阿道夫·希特勒。弗朗克召他来做见证人。他的出庭是一种有意的冒险。要是抛弃这3个中尉不顾，是相当难堪的事。这3个中尉的活动证明了陆军中纳粹党的影响的增长，而这正是希特勒所不希望予以打击的。但是，纳粹党要篡夺陆军的活动被揭露出来也是相当难堪的事。而且，检察方面控诉纳粹党是个一心一意要用武力推翻政府的革命组织，这件事对于希恃勒的目前策略也是不利的。为了要否认这最后一个指责，希特勒同弗朗克安排好，要出庭为被告作证。但是在实际上，元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目标。那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在选举中获得了惊人胜利的政治运动的领袖，他要向陆军，特别是陆军的领导军官保证，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对国防军来说，不仅不是像这3 个纳粹党尉官案件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威胁，而且实际上是国防军的救星，也是德国的救星。
证人席成了向全国发言的讲坛。在这里，希特勒充分利用了他的辩论才能和巧妙的政治手腕。如果说他的精彩表现是尽欺骗之能事的话——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么在德国似乎很少有人识破的，即使在将军们中间也很少有人识破这一点。希特勒巴结地向法庭（和军官们）保证，冲锋队也好，纳粹党也好，都不反对陆军。“我一直抱有这种看法，”他宣布，“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以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他再三向法庭（和将军们）重申，纳粹党只想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这3 个年轻军官如果期望会发生武装叛乱的话，那是他们自己弄错了。
我们的运动不需要暴力。总有一天，德国人民会了解我们的理想；到了那时，3500万德国人将站在我的后面？？当我们有了宪法授予的权利以后，我们就将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组成国家。
法庭庭长：这也是通过合乎宪法的手段吗？
希特勒：是的。[141] 但是，希特勒讲话的主要对象虽然是陆军和德国国内其他保守分子，他还得考虑一下他自己党徒们的革命要求。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像他已经使3 个被告失望一样。因此，当法庭庭长提到他在1923年举行政变失败前一个月说的一句话“人头将会落地”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庭长问，这位纳粹党领袖今天是不是否认这句话了？他马上回答道：我可以向你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取胜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法庭。那时，1918年11月的革命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没有人能够说，希特勒对于一旦他上台以后要做的事情没有事先提出警告，但是当时法庭中的听众显然很欢迎他的这番威胁，他们以热烈和持久的鼓掌来表示欢迎。而且虽然庭长对鼓掌打断审讯的进行提出非难，但是不论庭长还是公共检察官都没有对这句话提出异议。这句话在德国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报纸上成了轰动一时的头条新闻。在希特勒发言所引起的兴奋刺激情绪中，原来的案件倒反而无人注意了。这3 个年轻的军官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遭到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最高领袖本人的否认，结果被判定犯有叛国阴谋，处以18个月的炮台禁闭。这个判决算是轻的，在共和的德国，对叛国罪的严厉判决是保留给那些支持共和国的人的。* 在德国人不可挽回地走向第三帝国的道路上，1930年9 月是一个转折点。纳粹党在全国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一事，不仅说服了千百万普通人民，也说服了企业界和陆军中的领袖人物：现在也许的确出现了一种无可阻挡的趋势。他们可能不喜欢纳粹党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它粗鄙下流的作风，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唤起了在共和国头十年中曾经受到这么严重压抑的德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统感情。官答应领导德国人民摆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摆脱民主政体的软弱无能。最重要的是，它已经在全国造成了燎原之势，影响盛极一时。
由于这一点，也由于希特勒在莱比锡审讯时对陆军方面所作的公开保
证，有些将军开始考虑，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用来团结人民，恢复德国原来的地位，再一次使德国军队成为一支强大和伟大的军队，使国家摆脱丧权辱国的[142] 凡尔赛和约的桎梏。最高法庭庭长曾经问希特勒，他不断提到的“德国民族革命”指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希特勒的回答使这些将军们感到很高兴，“这指的仅仅是，”希特勒说，“拯救我们今天的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手足受到和约的束缚？？国家社会党并不认为和约是法律，而是用强制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我们认为，完全无辜的未来一代不应该承受这种负担。如果我们尽我们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也是军官团的看法。军官团的一些上层军官曾经激烈地批评过国防部长格罗纳将军，因为他竟让最高法院审判3 个尉官。最近卸任的总司令，夏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一般公认是战后德国陆军天才将领的冯·西克特将军曾经对格罗纳表示，这打击了军官团内部的团结精神。
不久即将担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部历史中还要成为更加重要人物的路德维希·贝克上校，在1930年的时候是这3 个尉官所属的驻在乌尔姆的第五炮兵团团长。他不仅激烈地抗议他的上级逮捕这3 个尉官，而且还在莱比锡出庭为他们作证。
现在审讯既已结束，希特勒也讲过话了，将军们对于他们原来认为是对陆军的一种威胁的运动，态度也就和善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曾经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上谈到，这个纳粹党领袖在莱比锡的发言对军官团有什么意义。他说，在此以前，高级军官们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他们就感到放心了。
冯·西克特将军本人在1930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曾经公开与希特勒合作过一阵子，而且在1932年要求他的姊姊在总统选举中投希特勒的票，而不投他的老上司兴登堡的票。
德国陆军军官们在政治上的盲目短见已经开始有所发展和表现，这在最后将证明对他们是个致命伤。
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巨头们在政治上的愚蠢不亚于将军们，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付给希特勒足够的金钱就能把他笼络住，一旦他当权之后，就会按他们的命令办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在20年代还把他看成是个奥地利的暴发户，但是在纳粹党在1930年9 月选举中获得惊人胜利后，企业界的领袖人物逐渐意识到，这个暴发户很可能接掌德国的控制权。
据瓦尔特·丰克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到1931年的时候，“我的工业界朋友和我相信，在不太遥远的将来，纳粹党就会上台”。
丰克是个油光满面、目无定睛、大腹便便的矮胖子，他的脸[143] 总叫作者想起一只青蛙来。他在这一年的夏天放弃了德国金融界著名报纸《柏林交易所日报》主编这个好差使，当了纳粹党和一些企业界重要领袖人物之间的牵线人。他在纽伦堡说，他的好几个工业界朋友，特别是那些在莱因兰大煤矿企业中有地位的朋友，要求他参加纳粹运动“以便说服该党采取私人企业的方针”。
在那个时候，党的领导方面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有着完全自相矛盾和混乱的看法。我企图这样来完成我的使命：亲自使元首和党相信，应该承认，私人的首创精神、企业家的独立自主、自由企业的创造性力量等等是党的基本经济政策。元首本人在同我和我所介绍的工业界领袖人物会谈时一再强调，他是国营经济的敌人，所谓“计划经济”的敌人，他认为，为了要争取最高产量，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是绝对必要的。据希特勒的这位未来国家银行总裁和经济部长说，当时希特勒开始会见德国国内掌握经济命脉的一些人物，并且向他们说了一些多少是他们喜欢听的话。党需要巨额经费来从事竞选，支付大规模的频繁的宣传费用，发给成千上百的专职人员薪水和维持冲锋队和党卫队这些私人军队。冲锋队和党卫队到1930年年底已有1Ｏ万多人，成了一支比国防军还要大的部队。企业家和银行家并不是唯一的经费来源，因为党在党费、资产、募捐以及党报书刊的销售方面也能筹到相当可观的款项，但是企业家和银行家是最大的经费来源。他们给纳粹党的钱愈多，他们可以给迄今为止他们所支持的其他保守党派的钱也愈少。
先是担任希特勒纳粹党的新闻发布官，后来担任国家新闻发布官的奥托·狄特里希说：“1931年夏天元首突然决定有步骤地努力讨好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
这些巨头是谁呢？
他们的姓名是个秘密，除了元首周围的核心圈子以外，对谁都保守秘密。
党得耍两面把戏。一方面，它不得不让施特拉塞、戈培尔、怪物弗德尔用国家社会党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金融巨头的叫喊来欺骗群众。另一方面，党的经费得从那些有不竭来源的人那里骗来。据狄特里希说，在1931年下半年，希特勒“走遍整个德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
为了保守秘密起见，这些会谈甚至要到“一些人迹不到的森林中去举行。”
狄特里希解释道，“保守秘密是绝对必要的；绝不能让报界有捣蛋的机会。否则就会影响到会谈的成功。”
因此，在纳粹党的政治中，就出现了一种几乎滑稽可笑的忽左忽右现象。
有一次在1930年秋天，施特拉塞、弗德尔、弗立克在国会中代表纳粹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对所有利率都规定一个4 ％的最高限额，无偿征用“银行和股票交易所巨头”以及所有“东方犹太人”的财产，将大银行收归国有。希特勒大为震怒：因为这不仅是布尔什维未义，而且是党在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他立即命令党撤回这个法案。共产党这时却重新提出这个法案，一字不易。
希特勒命令他的党投反对票。
我们从战后在纽伦堡监狱中对丰克的侦讯中知道，希特勒所结交的“有势力的工业界巨头”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谁。艾米尔·“寇道夫是个痛恨工会的煤矿大王，负责掌管西德矿业界募集的一笔名叫“鲁尔金库”的政治贿赂基金，他是在1929年纳粹党代表大会上被希特勒拉拢过去的。钢铁托拉斯头子弗里茨·蒂森捐款还要早一些，他后来对他的错误后悔不止，终于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为希特勒出资》。他最初是在1923年在慕尼黑遇见这个纳粹党领袖的，初次见面就被后者口若悬河的辩才所征服了，于是通过鲁登道夫第一次向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的纳粹党捐了10万金马克（合2.5 万美元）。
继蒂森之后的是艾伯特。伏格勒，他也是联合钢铁公司的一个巨头。事实上，煤钢企业是工业界人士方面帮助希特勒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克服他取得政权的最后障碍的主要经费来源。
但是丰克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工业和企业，它们的董事不希望在希特勒一旦成功后受到冷淡。这些工业和企业的名单很长，但是远远谈不上完全，因为丰克到纽伦堡审讯时，记忆力已经很差了。这一名单包括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化学工业大卡特尔的主要董事之一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钾碱工业的奥古斯特·罗斯特格和奥古斯特·狄恩（丰克谈到了该工业的“对元首的积极态度”）、汉堡—美洲航运公司的古诺、中德的褐煤工业、康蒂橡胶工业、科隆大工业家奥托·沃尔夫、在扶植希特勒上台的最后活动中将起关键作用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一些主要银行（其中有德意志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德意志信贷公司）以及德意志的一家最大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
希特勒的主要经济顾问之一威廉·凯普勒介绍了一些南德工业家，并且组织了一个奇特的企业家团体，来支持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这个团体名叫“经济之友会”，后来一般都称为“党卫队长[145] ［即希姆莱］之友会”，这个团体筹集了好几百万马克专供这个匪徒“研究”亚利安人起源之用。希特勒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之初就得到慕尼黑有钱的出版商雨果·勃鲁克曼和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因在经济上——以及社会上——的帮助。这两个人的太太对这个初露头角的年轻纳粹党领袖都颇为垂青。希特勒就是在贝希施坦因的柏林宅邸中首次见到这许多企业界和军界的领袖人物的，也就是在那里，他们举行过一些有决定意义的秘密会议，终于导致希特勒当上了总理。
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企业家在纳粹党在1930年选举中获得胜利后就马上支持希特勒的。丰克提到，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态度就很冷淡，军火大王克虏伯·冯·波伦一哈尔巴赫也是如此。弗里茨·蒂森在他的忏悔中说，克虏伯是希特勒的“激烈反对者”，到兴登堡任命他为总理之前，克虏伯还向老元帅提出紧急警告，叫他不要犯这种错误。但是，克虏伯不久就看出了苗头，很快就变成了——用忏悔的蒂森的话来说——“一个超级纳粹党人”。因此，事情很显然，希特勒在最后努力夺取政权的时候，已经得到相当大的一部分德国企业界的大量经济支援。在1933年1 月以前的最后3 年之中，银行家和企业家们到底向纳粹党捐助了多少款项，这一点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丰克说，可能不超过“一二百万马克”。蒂森估计1 年有200 万；他说他本人就给过100 万马克。但是从这些日子里党的手头总是不乏大笔款项来看（尽管戈培尔抱怨钱一直不够花），企业界的捐赠总数肯定要比上述这些估计多好几倍。这些捐赠对于这些政治上幼稚无知的企业家究竟有些什么好处，本书以后邵将谈到。这些人中间，当时最热心的一个，也就是后来感到幻灭最剧烈的一个，是沙赫特博士，他于1930年因为反对扬格计划而辞去了国家银行总裁一职，同年遇见了戈林，1931年会见了希特勒，此后两年就贡献了全部能力来使元首接近他的银行界和工业界伪朋友，更进一步靠近总理职位这个大目标。到1932年，这个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和它的初期成就所起的作用后来证明是无限之大的经济奇才写信给希特勒说：“目前的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只会导致您担任总理，关于这一点，我毫无疑问？？您的运动有着一种非常有力的内在真理和必要性，因此您不久必将获得胜利？？不论我将来由于工作关系身在何处，即使有朝一日您可能发现我被囚炮台，但是您可以永远把我当作您的忠诚拥护者。”写着这些话的两封信中有一封结尾时用的是“向您高呼‘万岁’”。纳粹运动“非常有力的真理”之一，希特勒是从来不保守秘[146] 密的：一旦党控制了德国，它将扼杀德国人的个人自由，包括沙赫特博士和他的企业界朋友的个人自由在内。这个态度温文尔雅的国家银行总裁（在希特勒上台后他再度出任此职）和他在工业界和金融界的朋友过了好久才觉悟到这一点。这部历史正如所有历史一样，自始至终充满了命运的意外播弄，因此过不了很长时候，沙赫特博士就以事实证明，他自己不仅是关于希特勒担任总理一事的先知，而且也是元首把他监禁起来一事的先知——不过不是在炮台中，而是在集中营中，这只有更糟糕；同时他也不是作为希特勒的“忠诚拥护者”（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说对），而是以相反的身份。
到1931年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在党内已经纠集了一批狂热的不择手段的人，他们将协助他最后取得政权而且（除了一个例外）将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期间在他身旁协助他维持政权，虽然其中另一个他最最亲近的，也许是最最能干和残忍的，并没有能活过纳粹政府的第二年。在这个时期里，有5 个人的地位超过其余徒众。这5 个人是施特拉塞、罗姆、戈林、戈培尔和弗立克。
戈林是在共产党协助右翼政党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政治大赦令后，在1927年年底回到德国的。自从1923年政变以来，他的大部分流亡生活是在瑞典度过的。他在瑞典的兰格勃罗疗养院戒掉了吸毒的恶习，病愈后在一家瑞典飞机制造公司供职，这个勇敢而英俊的世界大战英雄这时身体已经发胖，但是仍旧精力旺盛，生气勃勃。他在柏林巴登大街租了一套小而精致的单身汉么寓（他所眷爱的患有癫痫症的妻子这时又患上了肺结核，留在瑞典养病），一方面担任一些飞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顾问，一方面建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范围很广，从前黑森王太子菲利普亲王（他娶了意大利国王的女儿玛法尔达公主为妻）到弗里茨·蒂森和其他企业界巨头为止，其中还包括一些陆军高级军官。
这些关系正是希特勒所缺少的和需要的关系，因此戈林不久就积极介绍纳粹党领袖同他的朋友相识。在上层阶级的圈子中法除一些褐衫党徒所发出的恶臭。1928年，希特勒选戈林为在国会内代表纳粹党的12名议员之一，在1932年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时，戈林也就成了国会议长。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举行了许多次会谈，策划了许多次阴谋，最后终于导致纳粹党的最后胜利；也正是在这里——稍许说得远一些——策划了一个计划，使得希特勒在当了总理后能够长久坐稳江山，这个计划就是纵火焚毁国会。
恩斯特·罗姆在1925年与希特勒闹翻后不久就去参加玻利[147] 维亚军队，当了一名中校。到1930年年底时，希特勒请他回来，重新担任冲锋队的领导工作，当时冲锋队已不大听话了。冲锋队员，甚至一些队长，显然相信纳粹党将用暴力来进行革命，因此越来越经常地在街头闹事，同政治敌人捣乱，甚至暗杀他们。每次选举，不论是全国选举，还是邦选举或市选举，没有不发生街头殴斗惨剧的。
这里必须顺便提起一桩这样的殴斗事件，因为它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最伟大的烈士。柏林冲锋队有一个名叫霍尔斯特·威塞尔的小队长，他是一个新教牧师的儿子，弃家逃学出走后，在贫民窟中同一个以前的妓女同居，一生为纳粹主义当打手。许多反纳粹分子总是认为这个青年是靠拉皮条为生的，虽然这种说法不免有点夸张。不过他肯定是同乌龟和妓女厮混的人。他在1930年2 月间被一些共产党人所暗害，要不是因为他写了一首歌的曲子和歌词，他也会像街头殴斗中双方都有牺牲的好几百人一样，就此默默无闻。这首歌叫《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在他死后马上就成了纳粹党歌，后来成了第三帝国除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外的第二国歌。霍尔斯特·威塞尔本人则由于戈培尔博士的巧妙宣传，成了纳粹运动的伟大神话英雄之一，被捧为一个为了事业献出生命的纯粹理想主义者。
在罗姆接管冲锋队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无疑是纳粹党内第二号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