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说的对，资本主义是与贪婪有关。没有贪婪，经济就不能繁荣，因为贪婪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要想有经济增长，就必须有投资，需要各种投资。弗里德曼还提醒我们，个人贪婪一点不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怕就怕政府贪婪，怕政府为了追求GDP不惜让民众付出一切代价。所以，如果贪婪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让政府贪婪，还不如让民众贪婪。
贪婪是消除不了的，只能创造性地限制它、利用它。正是不可遏制的成功冲动与自我实现的欲望，对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追求，使本来生于穷困的人步入了富裕。它来自人的求生本能，是驱动人们追求卓越的动力，对贪婪的满足带来成就，来自外部世界的、制度的不确定性。
追溯到贪婪的根源，普遍的共识是，贪婪起源于人性，人类为了生存，贪婪是难免的。贪婪的对象不仅是金钱或财富，还有对知识、对性爱、对金钱、对生命的贪婪。最显眼的贪婪是对财富的贪婪。在贪婪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在有无贪婪上，而是在贪婪到什么程度上。贪婪的种子深深地扎在每个人的心里。贪婪驱使着人们去追逐，去占有。在很大程度上，贪婪是不可避免的。贪婪常被定义为一种攫取远超过自身需求的金钱、物质财富或肉体满足的欲望。何谓自身的需求？珠宝是必需的吗？需要珠宝的人是贪婪的吗？
具体到投资上，人们的投资行为主要受两种心理力量的驱动，一种是恐惧，另一种就是贪婪。贪婪与恐惧有很大的不同。恐惧，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心理现象，而贪婪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还是一种道德现象。在心理的意义上，贪婪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表现为自己想获得的更多，越多越好，不涉及如何对待别人；在道德意义上的贪婪，常常涉及贪婪者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指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贪婪与恐惧这两种心态是永远存在的。当你发现市场上遍地是金子的时候，你难免要贪婪；当你发现市场遍地哀鸿的时候，你难免会恐惧。差别只是投资者们对何为“遍地是金子”与何为“遍地是哀鸿”看法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才导致在同一个市场行情下，投资者们采取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行动。
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的贪婪，相对简单，在道德上也相对中性，比如说，贪婪地进食用自己的钱买来的美味，用自己的钱在熊市时贪婪地大把买进超跌的股票。这样的贪婪都与别人无关，且不受道德上的指责。作为道德意义上的贪婪则不然，它关系到是否不择手段、不惜一切、损人利己，用不当的手段来满足自己获取与占有的欲望。
我曾经读到这样一个案例：有位人士致力于研究彩票中奖的秘密，并为了中奖不断购买彩票。有一次，他真的中奖了，奖金有数百万之多。他欣喜若狂，为到手的奖金高兴，而且更得意自己通过研究号码找到了彩票中奖的秘诀。于是，他辞去了工作，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彩票。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拿从亲戚朋友中募集到的数千万资金来买彩票。即便在因买彩票导致资金断流之后，他仍坚信自己一定能中大奖。他还真中过几次蝇头小奖，但是无法改变血本无归的结局。最后，他也因非法集资给他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被判刑。这是一个为了自己的贪婪而损害他人利益的典型例子。基于贪婪所具有的道德上的意涵，贪婪比恐惧更需要投资者去面对，去思考。别让恐惧与贪婪当你的家。怎样才能避免让贪婪当了自己的家？办法是你去当贪婪的家，让贪婪为你工作，听你使唤，而不是你为贪婪工作，听它使唤。
现实中，有不少人常常把心理上的贪婪与道德上的贪婪混淆起来，并且一起加以排斥。我曾看到国外有这样的投资建议：为了避免贪婪，手中的股票有了百分之二三十的涨幅后就应该卖出。如果这是一个道德标准，像彼得·林奇（PeterLynch）那样追逐十倍股，岂不是贪婪之极吗？如果投资的是房产怎么办？买到的房产，若有了两三成的涨幅就应该卖出吗？为什么在两三成的涨幅之内卖出就是不贪婪的、道德的，超过了这个幅度就是不道德的？这个幅度是如何确定的？国内市场上也流行“见好就收”的说法。巴菲特把一百美元变成几百亿美元，应该在道德上如何定性呢？长期持有算不算是贪婪？拉抽屉般地频频操作就道德吗？可见，贪婪通常是对人及其行为的感性的判断，而不是准确的事实描述。法律上会有盗窃罪，但是不会有贪婪罪。因为难以用事实或数字来指认贪婪。
贪婪的问题，在价值投资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价值投资，不论造就了多大当量的财富，都与贪婪无关，而是与投资者的天职和通过提供金融服务来自我实现有关，与如何用财富帮助社会、回馈社会有关。价值投资的哲学有一个特别的功效，就是有助于防止价值投资者被市场情绪左右，不会变得过分贪婪，或过分恐惧。价值投资者通常把注意力放在成就上而不是金钱上。价值投资者通常以事业的成就，而不单纯以金钱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格雷厄姆和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理论比他们的财富贡献要大。从他们的理论中受益的人远比从他们的财富中收益的人要多得多！他们留下来的财富终将被花完，他们的建树与成就将被铭记。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对财富的贪婪，不如说是对成就的追求！
第7章 时与空
时间在价值投资中的地位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
人是时间的动物。以前人人家都有钟表，现在人人都带手机，如果你的手机没有时钟，你会有什么反应？许多人在日常生活的地理空间中能容忍自己很差的方向感，但是却不能容忍自己不知道时间。尤其是现代人，须臾离不开时间。时间不仅是外在的存在，而且更是内在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时间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每个人的脑海中。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或者说，人的心里没有时间，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时间。通常，时间似乎有始有终，这样的时间，我们称之为时间段。真正的时间是没有始没有终的，谁也说不出时间的和终点。真正的时间是永恒，即没有时间（timeless）。时间是短暂的，永恒（timelessness，eternity）才是长久的。
时间是许多事物的奥秘所在，一切问题的形成与解决都发生在时间之中。离开了时间的维度，许多事物都变得毫无意义，生命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同样，时间对每个人的催迫是毫不留情的。甚至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最专制的是时间。有些人试图抗拒时间，夜里不睡觉，白天不起床。但是，时间依然是时间，它的脚步一秒钟也不会停下。
对投资与投资者来说，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外格言都说，时间就是金钱。对不投资的人来说，时间会让金钱贬值，时间越长贬值得越多。即便储蓄也不能解决金钱因时间而贬值的问题，我从未见有人通过储蓄登上了富豪排行榜。要对抗时间导致金钱的贬值，就必须投资。即便是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的类型与风格不同，时间的意义也截然不同。追求速富的人喜欢短时段，愿意慢慢致富的人拥抱长时段。
投资中最常出现的两种主要失误也与时间密切相关：一种失误是买进了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劣质资产；另一种失误是卖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质资产。这两个错误的共同特征都是在时间判断上出了错。一项投资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每个投资者都要回答的问题。
“炒股”是许多中国股民的时间观念与投资观念的一个权威见证，似乎也是中国独有的说法。炒股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我碰到的最尴尬的问题之一，就是常有人问我，你炒股吗？炒股意味着：手上的操作一刻也不能停，否则股票就黄了，然后就糊了。有个流行的一句话民谣认定了许多国人有个共同的“不幸”：“炒股炒成股东”。按照炒股的观念，那些伟大的价值投资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因为他们买股票就是为了做股东。然而炒股者的这种时间观是非常昂贵的，也让炒股者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每个人对生命的时间观是越长越好。伟大的投资者甚至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投资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对保守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投资的增值是通过时间来实现的，投资的回报与时间的长度成正比。时间越长财富增值就越多。在保守的投资者看来，投资很简单，做出正确的投资决定，把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时间越长，增值得越多。世界上有些事情需要快，如百米赛跑；有些事情需要慢，如投资。投资如果一味追求快，反而离目标更远。正如孔夫子所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单纯追求速度，反而达不到目的。如果孔夫子要做投资，我估计他也是保守的价值投资者。
时间是最公正的。一切投资都要面对时间的考验。你信任时间，时间就会回馈你。投资回报的实现，最终要靠时间。时间是正确投资的帮手，时间是错误投资的敌手。炒股者不信任时间，觉得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夜长梦多，还不如落袋为安或走为上策。买入并长期持有的价值投资者信任时间，把时间当挚友，用罗伯特?迈尔斯的话说是“至死不渝”。炒股者只争朝夕，投资者从容不迫。所以，在保守的价值投资者看来，最稳妥、最现实的投资方法，就是让时间成为自己最强大的盟友。选择投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公司，才是成功投资的关键。用但斌先生的话说，投资就是发现优秀企业，趁低购买，长期持有，委托时间来为自己积累财富，让时间的玫瑰慢慢绽放！
有人说，价值投资的秘诀靠的是复利。但是，正是时间成就了复利的奇迹。离开了足够的时间，就没有复利的奇迹，当然也没有财富以复利方式增值的结果。
不少人说过，长期投资能大大降低税负和交易费用。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不仅如此，如果说短时段投资大大增加投资者的焦虑的话，长时段的投资则能大大减少投资者的焦虑；如果说短时段投资增加风险，后者则降低风险。如果每笔投资时间过短，投资者又要面临新的投资决策，投资失误的风险就大大增加，焦虑也相应大大增加。若想降低投资出错的概率，若想夜夜安枕，最好选择长时段的投资。
表面上看，时间似乎是中性的，无关道德与价值。然而，时间却与人类的某种精神品格息息相关，这个品格就是耐心。非凡的耐心是伟大投资者的共同特征。耐心是不厌倦地等待的艺术。越长的时间和等待需要越大的耐心。杰出的投资者都掌握了这种艺术。有人说耐心比智慧更重要。其实耐心本身就富含智慧，而且是要靠智慧养育的。这种智慧就是对时间和事物的认识和体悟，辅之以自律与克制。投资的大敌之一是按捺不住，因为求有为、爱行动是人类的天性。而耐心是人的这一天性的反向操作。
耐心与时间相关，并由两个部分组成。一种耐心是投资前的从容等待，一种耐心是投资后的从容等待。这两种耐心合在一起，并假以时日，就能造就伟大的投资者。耐心这种品德适用于一切伟大的事业。最成功的人是那些做决定之前花很长的时间去深思熟虑的人。越能持续成功的人是把成功的时间段放得越长的人。如果投资是一场马拉松，那么，耐心就是耐力。
每个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心里都有一把时间的尺子。保守主义者喜欢能够恒久的事物。因为越恒久的东西越有价值。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要做的事情是没有时间尽头的事情。投资，对保守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是在收藏，就是要收藏有悠久历史与无限未来的藏品。保守的投资者喜欢基业长青的公司和值得永远持有的投资。套用电影《月光宝盒》里的话：“如果非要在上面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对价值投资者来说，投资的时刻是寻求超越时间的那一刻（atimefortimelessness）。
不要做大的公司，要长大的公司
保守主义是如何看待公司的？
商业领域瞬息万变，但是，我们必须了解那些不变的事物。变化的事物越多，我们就越需要坚守那些不变的事物。
——丹尼尔·拉平（DanielLapin）
保守主义者喜欢恒久的事物，保守主义投资者喜欢基业长青的公司。
——刘军宁
商业公司大约有500多年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瞬间。在组织形式方面，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发明之一，就是公司。另一方面，公司也因其成功引来了无数的敌人。在20世纪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世界有数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曾不允许任何私人开办公司。公司自诞生以来，一直强敌环伺，或遭抗拒，或被阉割。有的人想把公司彻底毁灭，将其逐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有人想让公司雌服于国家的强权，为公司设置种种藩篱；有人则试图从政策上削弱它，用权力肢解、分割它，从道德上诋毁它。但是这些企图都未能阻止住公司发展的脚步。如果不允许公司存在，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公司常常既是（机构）投资者本身，又是投资者的投资对象。但是公司很少进入哲学与投资者哲学的视野，很少有人去探讨公司背后的哲学底蕴。20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发现了人类社会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社（association）。一种是公民结社（thecivicassociation），另一种是企业结社（theenterpriseassociation）。公民结社是一种超越具体利益、具体目标的结社。这种结社没有总体的目的，以便让每个公民有自己的目的；没有共同的追求，以便让公民有自己的追求。这种结社的性质不在于动员全体成员去追求某个具体的目标、结成某种政治力量，而是为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冲突解决提供一整套规则。相比之下，企业结社则不同，人们成立公司、结成企业是为了追求特定的目的，例如开餐馆的目的是为了日复一日地给人们提供饮食，并以此来赚钱。
公司企业不能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它的目的，不能没有它的主营业务。奥克肖特的这个发现并未引起公司企业的足够注意。甚至连许多著名的公司，都有趣地偏离过自己的主业。可口可乐曾经养过虾，五粮液曾密谋“酿造”芯片。经营一家公司，投资一家公司，要看它的目的，它的愿景。公司作为企业，是一个有企求的事业。作为投资者，你要决定是否认可、接受该企业的目的。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宁愿接受一个烟草企业，也不接受一家致力于生产推销转基因食品的企业。在接受和认可该公司的目的、愿景之后，要看是否通过发展主营业务来很好地落实其目的、愿景。有愿景，落实得不好，仍然不是好公司。没有核心目标、没有远景、没有主营业务的公司肯定不是一家好公司。什么业务都干，或者声称什么赚钱就干什么的企业，既不可能干好一件事，也未必能真的赚到钱。因为这样做违背公司命定的性质，即企业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目的。保守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个以追求某种明确的长远政治理想为使命的政权一定会崩溃，一家没有长远目标的企业则一定会破产。这是宇宙的道德本质决定的。外在的超验的道德秩序赋予了国家与公司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这不是任何人的努力可以超越的。正如美国著名投资人彼得?林奇发现的，公司常常以多样化（多种经营，diversication）为初衷，以多样性恶化（diworsication）为结果。他的忠告是：别选多样化公司，关注专业化公司。
保守主义看待世界的出发点是道德本位的。一家好的公司，不仅要在法律上合法，而且要在道德上正当。一家好的公司，不仅是给股东带来回报的赚钱机器，而且须是个道德共同体。进而言之，公司只有是一个良好的道德共同体，才可以是一个持续的、长久的、常青的赚钱机器。保守主义的投资哲学认为，在把资本投资到一家公司之前，要判断这个公司是不是一个良善的道德共同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按照商业的标准对公司的基本面继续进行考察。如果不是，就立即忘掉它。公司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这意味着公司作为道德共同体，有其自己的目的、使命、结构、运行方式。道德资产是无价的资产。即使品行不端的人也不愿意跟品行不端的人打交道。同样，严肃的投资者也不愿意与得不到尊敬的、品行不端的公司打交道，不愿意对这些公司进行投资。如果一家公司的道德记录不好，这意味着你投进去的钱会打水漂，谁愿意把自己的钱投进自己信不过的公司？
公司是什么？在律师和经济学家的眼里，公司是依照公司法组建并登记的、以盈利为目的企业法人。在民众的眼里，公司是赚钱人合办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工商组织。公司与经济、法律甚至政治的相关性已经广受注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公司有其独特的宗教或道德的维度。
公司不仅事关道德，而且事关宗教。商业世界被公认是最务实、最实用的领域，但是其中也有宗教的、神秘的意涵。公司是最务实的场所，却有宗教的背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宣称：“大公司自有神圣处。”（Thereissomethingsacredaboutabigbusiness.）也许福特没有能力像奥克肖特那样从哲学上对公司加以说明。从神学的角度看，以基督教为例，在上帝的眼里，公司是什么呢？这得先从人在上帝眼里是什么说起。人在上帝眼里是一个造物，一个上帝创造的物种。人不仅是造物，而且不是一般的造物，是负有创造使命的创造者。即人是上帝创造的、同时也担负着创造的使命的物种。因此人是应该有担当与使命的造物。作为造物，人与上帝不一样。人不是尽善尽美的，而是有缺陷的造物。因此，人是会犯错误的，是有生有死的。
在上帝的眼里，公司是一种与人非常类似的东西。人是自然的人，公司是法人。人是上帝的造物，公司也是上帝的造物。公司是一种团契，是以商业为天职者之间的自愿结社。人是创造者，公司也是创造者。人有梦想与担当，公司有愿景与目标。人有种种毛病，公司也有种种缺陷，会犯各种错误。神学家们强调，公司首先出现在信基督的地方，然后扩展到世界各地。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远的不说美国、欧洲，近的看看浙江，尤其是温州，就会感受到商业、公司与某些特定宗教的隐秘的共生关系。有了人这样的创造者，仍然需要公司。人需要通过公司来提升和扩展自己的创造力。人们联合起来通过公司的形式可以完成单独的个人无法做到的事情，创造出仅靠个体作为无法比拟的财富，从而更好地完成上帝赋予的天职。如果不借助微软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来行事，比尔·盖茨（BillGates）在今天仍然不过是一个软件个体户。公司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作为，远远大于个体的作为：1.创造就业；2.提供产品与服务；3.创造财富；4.为民众提供独立于政治权力的社会依托。因此，公司更能服务于上帝的目的和人的目的，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大的社会舞台。
在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富裕是通过公司实现的。财富不是政治权力机构的党政官员创造的，而是在公司里面工作的人创造的。然而，政治家总是要通过命令与指令来使公司就范，不懂商业的门外汉甚至也会口口声声地要对私营公司进行领导与指导。公司使亿万穷人脱贫，使得一些人非凡成功，使人们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而公司的创造力的大小，也正取决于它所激发出来的个人创造力的多少。
公司不是教会，不是国家，不是福利机构，不是家庭，只是一个有具体的有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大众服务。公司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和自愿基础上的自治体，是自愿与自由结社的最好典范。基督教政治哲学认为，公司是上帝为自由的人发明的。人们通过公司来创造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服务，使得人们能够更有力、更有效地在一起工作。没有一种机构比公司更死心塌地地为社会服务。公司不是你死我活的那种零和游戏，它创造出来的是本来不存在的财富。软件业是最有力的例证。公司是一种社会工具，独立于国家，为自由社会的其他活动提供物质的和道德的支持。对公司的攻击即是对自由和文明的攻击。公司的作用，不仅在创造财富方面不可替代，而且在守护文明社会与个人自由方面也是不可替代的。公司的确为我们提供一种独立于政府、政治的社会依托，使我们不再像以前要找到一个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才觉得在社会上有面子、有地位。当然，就像人有好坏，公司也有好坏，但公司确实给人提供了更自由的选择。
保守主义认为社会是有机的、演化的而非机械的。好的公司、卓越的企业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是像机器那样，由别人做大做强的，公司是自己长大长强的。大部分公司，却很短命，或幼年夭折，或英年早逝。公司的婴幼儿死亡率非常高。公司的“大”、企业的“强”是生长出来而不是“做”出来的。靠一夫之勇，或一纸命令通过资产划拨来做大做强的公司是靠不住的。投机者喜欢做大的公司，而真正的投资者喜欢长大的公司，喜欢经过时间考验的常青公司。保守的投资者应该投资保守的公司，那些保守其经过道德检验的核心价值的公司。
除通常的财务标准和商业尺度外，保守主义投资哲学为衡量作为投资对象的公司设立了三个标准。保守主义最强调的是道德思想体系，它最看重的是道德。因此，第一个标准是公司的道德价值，即所投资的公司必须是有道德的公司。查理?芒格在为自己拟定的投资决策清单中，给自己的重要告诫就是避免和道德有问题的人或公司打交道。在他看来，投资对象的最大风险是道德风险。
保守主义以注重历史传统著称，喜欢有来历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东西。联系到投资领域，保守主义投资哲学为好公司制订的第二个标准是公司的历史价值，即这个公司必须有一定的历史，越悠久越好。存活的时间越长，说明这个公司的品行与业务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在价值投资中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不投资上市不满五年的公司。芒格甚至在再婚挑太太时也要挑生过孩子的。
保守主义不仅喜欢旧事物，就像美国保守主义哲学家罗素?柯克（RussellKirk）所说，保守主义更喜欢恒久的事物（permanentthings）。所以，第三个标准是公司的未来价值，即适合投资的好公司需有恒久的存在价值，不会被现有的和后来的竞争者所轻易取代。我们可能听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最喜欢的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时间段是：永远。还有一个更极端的忠告：任何一档股票，如果你没有把握能够持有10年的话，那就连10分钟都不必持有。
这样深究公司未来价值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既然要长期持有，你在购买之前就要绝对谨慎；其次，通过避免频繁操作，你可以节省费用与纳税；还有，你减少了作为的次数，也就减少了犯错误的机会。最后，你会大大地减少心力的支出。你投资的次数越少，付出的心力和精力就相对越少，你的工作也就变得越轻松。
第8章 己与群
我只靠我自己
说说内幕信息之害
我独异于人！
——《道德经》第二十章
对“谁是世界上最可靠的人”这个问题，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激进主义的回答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听命于某个人、某集体、某组织。他给你内部信息，向你发布最新最高指示，你要认真听命。他是你最可靠的人，他是信息的源泉、希望的源泉、信心的源泉。持这样信念的人是集体主义者，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别人的周围。“太阳最红”那首红歌里对这种心态有准确的描述。保守主义的回答是：在人世间，你自己是你最可靠的人。一切事情，你可以参考别人意见，但是最终要听你自己的。这种人紧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这种人是保守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认同的那种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在投资者中也有这两类人群的存在。一类投资者把自己当作最
可靠的人，还有一类投资者把别人当作最可靠的人。如何才能识别这两类不同的投资者？对待内幕信息的不同态度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尺度。所谓内幕信息，是指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依靠自己的投资者远离内幕信息，依靠他人的投资者追逐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与内幕交易一直是证券投资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长期以来，很多投资者都倾向于认为，市场上的价格是由内幕人士、阴谋家、机构（庄家）操纵的，所以也认为获取内幕信息是成功投资的必由之路。试图通过内幕信息来实现成功投资几乎是每个投资者都经历过的体验。初入股市的人总会乐意四处打探内幕信息，期盼有位好心的内部人给自己一个能发财的内幕信息。即使是那些在今日看来是最伟大的价值投资者当初也都痴迷地追逐过内幕信息。格雷厄姆尝试过靠内幕信息投资并失过手，巴菲特在早年也狂热追逐过内幕信息。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圈有一个基本共识：远离内幕信息。为什么要远离？通常的答案是：违规泄露内幕信息或通过掌握内幕信息来进行内幕交易具有法律风险。凭借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也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损害他人的利益。相关人员因此要承担一定的民事、刑事等法律责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最近，对冲基金盖伦集团（GalleonGroup）的创办人拉贾拉特南（RajRajaratnam）就因为内幕交易被陪审团定罪。巴菲特手下本来很有希望的接班人大卫·索科尔（DavidSokol）也因为涉嫌内幕交易被解雇，可能还要接受进一步的司法调查。所以，为了公正，为了规避法律风险，投资者应该远离内幕信息。
还有一种看法是：内幕信息通常是假的，真的内幕信息是很难获得的。按照假的内幕信息去操作，会导致投资的失败。许多内幕信息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带有很大的虚假成分，有些甚至一开始就是一些人刻意散布的、作为诱饵的谣言。为了避免投资的损失，必须远离内幕信息。
上面这两个理由都是非常成立的。但是，在我看来，这两条理由并没有触及内幕信息的真正危害。即便没有法律风险，即便内幕信息是真的，也不应该把投资建立在依靠内幕信息上。从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角度看，凭借内幕信息来投资，最大的危害在于，它会导致投资者迷失自我，放弃自我判断，放弃自我研究，放弃自己的投资哲学，放弃对自己的信心，造成投资者对他人的依赖。实际上，长期依赖内幕信息的投资者根本就没有机会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投资哲学。没有自己的投资哲学，就不会有属于自己的成功投资。那些总是去寻找、打探、追逐那些似乎能让他一夜暴富的内幕信息的投资者，依靠别人，终将是失败的投资者。
一个依附他人的人一定是没有自信的人。不自信的人根本就不相信靠自己能投资成功。因此，不自信的投资者是很难在投资上获得成功的。投资者如果自己有能力去发现、研究出投资机会，就没有必要去打探内幕消息；如果靠打探追逐内幕信息，那就表明没有能力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来进行投资。就算有可靠的稳定的信息来源，其结果必然导致频繁操作，反反复复地进进出出。操作的频率越高，出错的概率越大。这是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所不能认可的。相反，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奉行“集中购买长期持有”的原则，以减少出错的概率，坚守正确的投资决定。
内幕信息给人的刺激就像吗啡一样，会让人产生毒瘾般的依赖心理，长此以往人会滋生惰性，懒于分析，厌于研究，并失去抵抗诱惑的能力。这种类似赌博的心理和浮躁心态会让人成为情绪的奴隶。依赖内幕消息的瘾头越大，理性所能发挥的作用就越小。这正是保守主义价值投资的大忌。依附内幕信息会造成道德与投资的分离。此外，背离了道德智慧的投资不可能持续成功。依赖内幕信息还必然把投资者造就成跟风的集体主义者、取巧的机会主义者。从长时段看，集体主义者失去自我，机会主义者则永远没有机会。否则，在资本市场上，最成功的人应该是依靠他人提供内幕消息的机会主义者。
在资本市场上，每个投资者都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自己做蠢事让别人受益，还是从别人的蠢行中受益？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当然选择后者。只有拒绝成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有能力抗拒内幕信息的诱惑，不依赖他人，自信地依靠自己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者。
因此，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忠告是：坚持独立思考、特立独行，远离内幕信息，远离机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成功的投资者团结在自己的研究成果周围，失败的投资者团结在别人的内幕信息周围。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靠自己，还是靠别人？
天赋指向天命
作为服务的金融与投资
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
最近，许多媒体报道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河南的马老汉，为“保险”起见，13年前把辛辛苦苦积攒的8万元埋到床下；如今打开一看，这一张张面钞，有的紧紧地粘连在一起，有的则已经发霉变软，一碰就成了碎片、碎末，简直成了豆腐渣。当年，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攒下这笔钱，以备将来给自己养老送终。此情此景，马老汉已是欲哭无泪。说马老汉不珍惜钱肯定不合事实，让钱霉烂不是马老汉的初衷。马老汉肯定不是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因为他的钱大大贬值了。有人测算，即使这些钱完好无损，8万元放在地下，10多年的时间购买力也贬值了3倍。那他是一个成功的储蓄者吗？说他不是，他毕竟攒了8万元。说他是，这些钱又都霉烂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马老汉误解了金钱，不理解金钱的本质与特性。他把钱
看成是一种只进不出的东西，以为越不出，得到的越多，剩下的越多。其实，金钱是一种媒介体，人们通过它交换各自的天赋，各自的产品与服务。投资就是拿钱去交换钱，把钱投出去而不是埋地下。正确的投资意味着投出的钱越多，收到的钱就更多。不把钱投出去，就不会带回来更多的钱。
金钱有其自身的性格和脾气，它总是被那些理解它、善待它的人所深深吸引。不善待它，想留也留不住，金钱会从手里溜掉。所谓善待钱，不是把钱缝进被子里，埋入地底下，不是小气、吝啬，不是只往里面捞、不往外面掏，而是把钱当交换媒介去使用，把钱投入到正确的交换关系中。在这样的交换关系中，你投出得越多，得到的认可越多，换进来的就越多。具体地说，就是把钱用在提供能让他人收益的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上。不把钱有效地用在为他人服务上，钱就会溜走。
金钱既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又是富含价值的结果。金钱是因果关系的产物，是交换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你交出别人认可的东西，才能换进你要的东西。你交出别人认可的服务，才能得到你要的佣金、分成。如果想要更大的结果，必须提供更大的原因。有了原因，必然有结果；具备了带来金钱的原因，自然会有金钱回报作为结果。在金融业与投资中，服务是原因，财富是结果。金融、投资，作为服务，意味着服务是金融与投资的落脚所在。没有服务，就没有金融与投资。所以，服务是投资作为事业的成功的关键。
投资作为金融业务的核心，其性质正是上面提到的服务。对职业投资者来说，投资就是服务客户，代表客户做出投资决定。对个体投资者而言，客户就是自己。投资者与客户之间是服务、交换、互惠关系。比如说，过去十年在中国开始盛行的共同基金，在美国叫互惠基金（mutualfund）。我觉得，互惠更能体现作为服务的投资。职业投资者的成功，取决于能帮助多少人投资成功；其获得，取决于能帮助多少人获得多少回报。如果越多的人渴望得到你的服务，你的财富之路就越宽。
金融行业有个特点，就是其产品里面包裹的多半是服务。基金经理人想要积累财富，就必须提供客户想要的产品与服务，要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必须给他人带来足够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基金经理人不过是接受基民们小费的侍应生。巴菲特的成功本质上是为伯克夏（BerkshireHathawayCooperation）?的股东们提供服务的成功。
巴氏有卓越的服务意识。他不仅为股东赚取巨额财富，而且提供增值服务，每年写给股东的信，每年召开的股东大会，是所有上市公司中最有特色的、最受欢迎的服务。在中国，人们不常把金融、投资与服务联系起来。很多人认为自己在从事金融，很少人认为自己在从事金融服务。在人们的意识中，投资是单向的，就是从市场上赚别人钱。马老汉宁愿把钱埋在地下，也不愿意把钱投入服务、交换与互惠。在英美，金融业在行业划分中被称作金融服务业，属于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中国，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被简称为“三产”。它让人联想到下岗工人、老迈职工、早点铺、杂货店。在中国，我进了商店，店员问：你要买点什么？（有事求我？）在英美，我进了商店，店员问：我能为你做点什么？（请给我一个为您服务的机会）。在中国，我付完款取货时，常常对店员说：谢谢！同样的场合，在英美，店员都对我说：谢谢！在中国，似乎从事服务是低人一等的事情，所以不把金融看作服务。
服务不仅具有金融的价值，还具有神圣的意涵。在基督教国家，人们把去教堂做礼拜称作服务（serve,service）。服务的神圣意涵并不限于基督教。在犹太教的概念中，为上帝服务与为他人服务是同一个词。在中国，人们对天赋与天命的概念很熟悉。上天赋予每个人特定的禀赋（天赋），上天也赋予一些人特定的使命（天命）。每个人的天赋并不属于自己，当然更不属于他人或组织。它们是属于上天的，是上天信托给你的，借贷给你的，是让你用这些天赋为他人服务，以完成上天赋予的使命的。天赋不是无偿的，而是意味着对上天的义务，
要向上天交差、交账，服务也就从中产生。天赋意味着获得使命。天赋有其独特的个性，即你若不使用，或不去正当使用，上天就会收回这个天赋。天命也是，你不去完成上天的使命，上天就把这个使命派给他人。服务居于天赋与天命之间，而天赋通过服务指向天命。
我曾说过，终极的投资者是带着天赋被上天派来投资的。一个人用自己的天赋慷慨地为他人服务，上天就会安排好他该得到的回报。邓普顿爵士曾说过：一旦当我们懂得了自身所隐藏的巨大潜能，并把它用来服务于别人，生活给予我们的回报就是不可限量的。是“我能为您做什么”的态度，而不是“你能给我什么”的态度，带来了客户、业务和利润回报。如果你要想获得财富，你就努力帮助他人获得财富。这个对个体投资者也同样适用。如果你想从人世中获得什么，你就向人世间提供什么。同时，为他人提供服务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也是自己的能量得到释放、带来愉悦和实现自我的过程。
有意义的人生是通过服务他人来自我实现的人生。服务的存在，意味着这是一个短缺的世界，即便物质上不短缺，精神上也是短缺的；即便产品不短缺，服务也是短缺的。每个服务，都弥补了我们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短缺。上天给你天赋，世界给你机会，让你成为世界所需要的人。所以，人人都愿意与提供服务者交往，而不愿与一位索取服务者交往。
为他人服务，就是给希望投上一票。在给他人提供服务的同时，我们自己也体验到了需缺。如果不想要更多的回报和业绩，基金经理人何必去给客户提供投资增值服务呢？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服务，是给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投上一个信任票。用国人的话说，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因为苍天有眼。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服务业大于其他产业之和，在服务业，包含投资的金融服务业所占的比例最大！这是偶然吗？当然不是！耶稣说过：“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
从君臣主仆到伙伴共和
搭档在投资中的地位
说到底，友谊是一个伙伴关系。
——亚里士多德
自古以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基本的格局：平等的伙伴关系，上下的君臣关系。伙伴关系的典型在政治上是共和国，在商业上是合伙制。君臣关系的典型在政治上是君主与专制，在商业上是老板独大的公司。与资本、劳动、资源密集的商业活动不同，投资是个智慧密集的事业。世界上最稀缺的就是智慧。智慧的产生和迸发对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如果环境稍有不适，智慧就会选择冬眠。在投资活动中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格局有助于智慧最大化呢？是君臣关系，还是伙伴关系？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伙伴关系是基于平等、尊重并彼此给对方充分自由的关系，因而最有助于智慧的迸发与活跃。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投资事业与君臣关系是很难相容的。然而中国几千年专制所留下的君臣观念却导致人们格外排斥伙伴关系。国人中有句广为流传的民谚：一山不容二虎。这个谚语对中国人的影响至深。在中国的商界，跟在中国的政界一样，流行的观念从来都是一权独大。政界和商界的掌门人都笃信自己就是山中独大的老虎，而且一山绝对容不下第二只虎。即便是武大郎开店也不愿意聘用比自己个子高的。投资者群体是人类最自负的群体之一，而且他们常常真的有理由自负，认为自己不需要搭档。这种独大的心态，与投资的事业是很不相容的。
在我看来，投资是一个需要搭档、伙伴、合伙的事业。为什么？搭档、伙伴几乎是一切事业成功的关键。保守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每个人对自己的理解都是很有限的。跳芭蕾的人都知道，不凭借镜子，甚至看不清自己的动作，尤其看不见自己动作的缺陷。投资正是像芭蕾这样的精致艺术。而投资者的搭档正是自己的镜子，搭档之间相互为对方提供镜像。借助你的搭档，你更能看清自己，尤其能看清自己的短板。在伙伴关系与团队中，你看清自己，获得智慧，平等待人，得到尊重、帮助、鼓励与安慰。
说到投资事业中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能不提到巴菲特与芒格这对黄金搭档。1959年，巴菲特和芒格一见如故。在超过半个世纪的交往中，巴菲特与芒格这对黄金组合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他们二人不仅是生意的搭档，而且是灵魂的伙伴。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说到底，友谊是一个伙伴关系。（Friendshipisessentiallyapartnership.）这种友谊和伙伴关系需要一些特殊的品德相伴随，其中包括平和的心态、彼此的信任、包容和理解，相互的适应、妥协与担待。而巴菲特与芒格正是这种友谊与伙伴关系的注脚。
我认为，好搭档的最大意义，在于他以说“不”为己任。在投资者的圈子更不例外。说“不”者是最宝贵的报警器与纠错者。只有“伟光正”先生才不需要说不者与纠错者。容不下说“不”的人，导致了无数企业与企业家、政党与政治家的失败。可见，搭档的作用，不仅在于说对，更在于说“不”。
在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选好伴侣；在投资中，最重要的是选对搭档。寻找自己中意的搭档应该遵循哪些标准？我认为，有两个标准，优秀的大脑与优秀的品行。两者缺一不可。对中国人而言，优秀的品行甚至更重要，中国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优秀的品质。
伙伴关系并不仅仅限于二人之间的搭档。巴菲特与芒格之间不仅互为搭档，他们还置身于一个交错的伙伴关系网中。巴菲特的精神伙伴有他的师辈们如格雷厄姆、费舍尔、多德（DavidDodd）；他的同道伙伴有格雷厄姆与多德城的超级投资者们。巴菲特和芒格还把伯克夏集团中几十个分支机构的主要管理者都当作他们俩的伙伴，他们称这些人是他们的经理合伙人（managingpartners）。然而，巴菲特与芒格最大的伙伴群体是伯克夏的股东们。巴菲特与芒格视这些人为他们俩的股东合伙人（ownerpartners）。他们俩与上述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伙伴关系，而不是君臣关系。这个复杂的伙伴关系网也交织成商业世界的复合共和（一种联邦的、多中心的、基于伙伴管理的秩序）。
在君臣关系下，公司是朕的，其他人都属臣民性质的员工。在伙伴关系的共和下，公司是全体股东的，而股东之间是伙伴关系。就上市公司而言，任何员工，甚至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股东，因而也会成为伙伴。巴菲特宣称，虽然他把公司注册为有限公司，但是他是以合伙的心态来经营公司的。巴菲特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强调股东的身份，而不是持股人的身份。他投资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股东，而不仅仅是成为持股人。他每收购一个公司，都要尽可能留任原有的管理层和股东作为合伙的伙伴。这种伙伴关系为伯克夏创造了极富魅力的工作环境，所以这些年来很少有高管离开伯克夏这个小小的复合共和国。
保守主义的鼻祖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他甚至认为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分别向过去与未来延伸的。如果君臣关系比伙伴关系有更多的优越性，那么世界上的君主制国家应该越来越多，共和制国家应该越来越少。而我们看到的，基于伙伴关系的共和越来越多，君主国越来越少。
伙伴关系是一种择优关系，君臣关系是一种择劣关系。伙伴关系激发各种优秀的品质，而君臣关系只能塑造愚忠或背叛。在伙伴关系中，合伙人通常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品行、能力同等优秀、甚至更优秀的搭档在一起共事，并相互充分信任。所谓“我只与我信任的、仰慕的、喜欢的人谈生意、做搭档”。在君臣关系中，以老大自居者动机上想选择能力强的贤臣，但现实中绝对不允许超过自己，结果越择越劣，就像历史上的那些王朝一样，最后崩盘。
投资的事业在本质上是基于平等伙伴关系，而非上下君臣关系的事业。如果巴菲特是霸王老板，如果芒格是三孙子，是不会有伯克夏这个投资奇迹的。在投资界，合伙制是日益流行的组织形式。合伙制私募是国内最新的范例。在熟知了这个二人组的故事之后，中国应该有不少投资者羡慕巴菲特有那样一个好搭档，继而开始盘算如何找到自己的巴菲特或芒格。我推测，中国肯定会有更多投资者在寻找自己的芒格。相对而言，中国的巴菲特应该比芒格多，芒格更稀缺。
从投资到仁爱
慈善的三重境界
资助与支持思想和观念生产的慈善是最高境界的慈善。
——刘军宁
我对富人一直有一个我自己的定义。我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人，不是看他有多少钱，多少资产，而是看他做不做慈善。不做慈善的人，再富也算不上是富人。慈善与富人有关联性，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同样，关于投资策略的文字可以不涉及慈善，但是，有关投资哲学的文字不能不涉及慈善，哲学是与智慧有关的。如果说聪明与智商有关的话，那么智慧则与道德有关。所以，谈投资哲学，作为对投资的道德智慧的研究，最终绕不开慈善这个话题。
在投资界，像在实业界一样，那些伟大的投资家像伟大的实业家一样，往往也是伟大的慈善家。这仅仅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对慈善的意义有着高度的共识。钢铁大王卡内基有个流传很广的看法：“一个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卡内基传》（AndrewCarnegie）的作者曾风趣地说：“他致力于捐赠事业的努力程度很可能超过他致力于赚钱的时候。”伟大投资家邓普顿的座右铭是：“付出即拥有。”他认为，仁心行善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有出息的人。而且，物质财富这个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
许多成就卓著的投资家和实业家，之所以热衷于慈善，有其背后的奥妙：行慈善者可以从乐善好施中得到巨大的精神与心理满足，甚至让自己有难得的特权感和操控感。也许是神的安排，他让慈善家的慷慨带来愉悦，甚至能产生一种崇高感。这样又反过来激发人们更加慷慨。外人看到的是行善者的付出，行善者计算的是自己的所得。在许多行善者的观念中，给别人行善，就是给自己行善。对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最大的奖赏是内在的自我的奖赏，最大的幸福是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敏锐的慈善家甚至时时提醒自己：“当行善的机会在拽我的袖子时，我们能发现吗？”
在外界看来，投资与慈善是方向相反的两件事：投资是往里赚，慈善是往外捐。很多人也认为，获取比施与重要，起码是只有先获取，然后才有可能施与。但是慈善家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施与就是播种，获取就是收获；怎样播种，就有怎样的收获。播种产生一种持续的期待，收获只带来一种短暂的满足。这是所有的钓鱼爱好者都懂的道理。所以，播种比收获重要，施与比获取重要。前者决定后者。先有付出，才有收获。只要方法得当，播种得越多，收获得越多；付出得越多，回报得越多。就像价值投资一样，投入越多，回报越大。在这种意义上，慈善活动是另一方式的投资活动，两者之间的原理完全一样。对投资者与慈善家来说，他们笃信，把自己的智慧与才干投入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定会产生红利。
慈善大体可能分为两种类型，三个层次。就两种类型而言，一种慈善是授人以鱼，比如向需要的人群馈赠衣食住医等生活与生存的急需品，就像给吃不起鱼的人送条鱼那样。这类慈善活动主要用来满足救济对象的眼前之需，慈善的内容主要是物质的福利。另一种慈善活动的是授人以渔。比如，慈善家赞助受助者接受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就像教会没有生存技能的人如何捕鱼那样。后一种的慈善虽然不能直接用于吃穿，但是能够帮助受助者在未来实现生活自立。这两种类型的慈善，虽然都很必要，也很有价值，但是却有高低之分。而且对它们之间的高低之分，古今中外没有分歧。中国古人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犹太教里，最好的捐赠是促使接受捐赠的人独立自主。犹太教哲学家迈蒙尼德（Maimonides）认为，最高一级的施主是利用慈善以协助别人自立自强或协助他人获得技术或找到工作的施主。《纳尼亚传奇》（TheChroniclesofNarnia）的作者刘易斯（C.S.Lewis）在《四种爱》（TheFourLoves）中说，施与的正当目的是为了让接受者永远不再成为慈善的对象（Theproperaimofgivingistoputtherecipientsinastatewheretheynolongerneedourgifts.）。最大的慈善是让个人自立，让社会有个能保障自由与自立的制度。
跟投资一样，做慈善是一件智慧密集的事情。在这一方面，投资家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投资活动对智慧的要求极高。卡内基甚至认为：富有智慧的行善比赚钱更难。依据其智慧与精神的高度，人类的活动可以以此分为三层：第一层，也是最高的一层，是制造与生产思想和观念的活动；第二层是依据特定的思想来设计与建立政治制度的活动；第三层是受特定的思想与观念的影响所做出的日常社会行动。这三个层次与慈善活动的结合，也就形成了慈善活动的三个境界：一是资助与支持思想和观念生产的慈善；二是资助与扶持建立特定政治制度的慈善；三是资助与扶持特定救助行动的慈善。下面再看看，我们所熟悉的著名投资家，他们分别从事上述哪些类型的慈善活动。
在第一个层次的慈善中，我找到了约翰·邓普顿先生。这位低调的投资家用他的大部分财富建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约翰·邓普顿基金会（TheJohnTempletonFoundation）。该基金会在其宗旨中写道：“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对有关人类目的与终极现实的大问题的研究，鼓励与赞助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之间进行对话。”该基金会还设立了邓普顿奖，奖励那些以思想观念为事业的精神企业家（entrepreneursofthespirit）。奖金额与诺贝尔奖金相当，约110万英镑。2012年的获奖者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精神领袖。该基金会致力于支持探究新的精神信息，寻找信仰、道德与思想领域的先知，预告对人类及其未来重大的事情，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加深对人与人、人与天、人与自然之间的理解。
在第二个层次中我找到了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这位金融家所创办的慈善机构是著名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SocietyFoundation）。该基金会以推动世界各国的民主化转型与民主制度建设著称，对苏联与东欧的民主运动和制度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第三个层次中，我找到了沃伦·巴菲特。这位传奇的投资家把他大部分财富捐给他的朋友比尔·盖茨创办的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GatesFoundation，B&MGF或GatesFoundation）。盖茨基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该基金会的宗旨是，改进世界范围内的卫生状况，减少贫困，增加教育机会，帮助穷人接触信息技术等。毋庸讳言，我对这三个慈善机构的赞赏程度是由它们各自所处的层次决定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赞助思想的慈善高于一切其他慈善？因为人是观念驱动的动物。精神的繁荣，先于且高于物质的繁荣。没有思想、精神、观念的变革，就不会有随之而来的物质繁荣。一个人在思想领域的成就，可以让人类世世代代受益，甚至永不过时。这是多大的回报？
最高境界的慈善，其可贵之处还在于，它需要慈善家有更深的洞见、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恭谦。对伟大的投资家所要求的品格，也是对伟大的慈善家的要求：低调而不高调，恭谦而不倨傲，远见而不是短视，逆向而不是从众。况且，支持、发现和制造精神财富是一个很难出业绩而且饱有争议的领域，更难有轰动的媒体效应，即便有成就，其意义也很难被人们马上理解与认识。
思想与观念是有后果的。人类从好思想中获益，大于从任何产品与行动的获益；从恶思想中受害，也大于任何凶器与暴行。就短期的救急而言，给饥饿者提供食物，给病患者提供救治，给不能蔽体者提供衣物，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长远之计而言，慈善的真正意义在于丰富与改良那些能驱动人类进步、提升人类灵魂的精神食粮。
在中国，第三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已经数不胜数，但是第一和第二境界的慈善家与慈善机构还难见踪影。推动有关思想与精神、制度与体制的事业，是有智慧的投资者与慈善家的固有责任。期待中国投资界与实业界的慈善家展现出自己的智慧！
第9章 价值
价值发现源于资本自由
在这个世界上，个人越自由，资本就越自由。在本质上，资本自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外展。
——刘军宁
政治哲学的一个重点研究对象，就是人的自由。相应地，投资哲学则关注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在以往的投资哲学研究中，资本的自由受到严重的忽视。更无人去关心资本的自由与人的自由的相关性。在这个世界上，个人越自由，资本就越自由。资本越自由，资本的使用效率就越高，资产越流动，才越可能到达社会的每个角落。
在本质上,资本自由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一个重要的外展。正如自由是免于强制一样，资本自由同样需要免于强制。资本自由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资本自由流动的干预程度和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程度。
政府的干预越少，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越有效，资本自由程度就越高。
个人自由与资本自由甚至是捆绑在一起的。投资移民这个现象最好地说明了个人自由与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多么难以分开。
资本的自由也有助于增加个人的自由。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是剥削的产物，带来了奴役。因此，资本自由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应该取缔。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现实中，资本带来了自由，社会的自由化程度、经济的繁荣程度取决于资本自由化的程度。资本自由的扩展也促进个人的经济自由，乃至社会、政治自由。有了资本自由，才有财富增值，才有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改进，才有物质的丰裕和文化的发达。只要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是正当的，资本自由也就是正当和必要的。有人说，资本自由仅仅是富人或资本家的自由。其实，资本自由不仅仅与资本家有关，而且与每个人都有关；它绝不是资本家独有的自由，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在资本不自由的地方，穷人就很难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而富人则容易得多。限制资本自由，权贵受益，穷人受损。
20世纪最狂妄的谬见就是，认为一些人有能力控制和规划社会，主张用政治权力来配置资源以取代资本的自由流动，断言帮助民众的最好办法是剥夺他们的包括经济自由在内的一切自由，尤其是资本自由，然后交给一个集中了一切权力的集团去掌管。于是，国家成为资本的唯一拥有者，穷人富人都失去了资本和资本自由。计划经济的失败，首先是资本的国家占有与取缔资本自由的失败。靠命令的计划经济是靠权力驱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却是靠资本驱动的。权力靠的是强制，资本靠的是自由。对资本的管制，就是对自由的管制。
在投资领域，资本自由的体现之一就是资产的流动性（liquidity）。流动性指的是资产转化为现金的自由、迅捷、方便和折价程度。资本越自由，资产的流动性就越高。资产失去了流动性，沉淀在里面的资本就失去了自由。
人在自由中实现其价值。一个因为普通刑事罪被终身监禁的人很难实现其价值。资产在流动中实现其价值。资产的可流动性与资产的潜在价值成正比。越能自由流动的资产价值越高。“现金为王”的道理也在于此。例如，B股市场上的股票虽然与同公司A股的股票同股同权，但是由于其流动性受到了人为的限制，价格相对于A股就也要打折扣。这就是所谓的“非流动性折价”（discountofilliquidity）。
持不同投资哲学的投资者对流动性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别的。对资产流动性的理解和洞见，可以给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指导。资产在买入后流动性越来越差，这就是坏的投资，如在鬼城建成前的房产投资。资产在以合适的价格买入后流动性越来越好，这就是好的投资，如购买优质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跟风的投资者往往在流动性最高的时候高价买入资产，买入后流动性下降。而价值投资者利用资产流通性的变化趋势来投资，在流动性相对最低时以低价买入具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质资产，等待流动性增加。这就是价值投资者的价值发现能力。
渴望自由流动是人与资本的共性。每个人都想自由迁徙、自由就学、自由就业，并在自由选择与自由行动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流动性越好的资产，得到的估值越高，并在流动中实现价值。人喜欢自由旅行，碰到好地方，就想多逗留。资本也梦想自由，同时也愿意与珍惜它的投资者待在一起。人即便是整天宅在家里，也想要保留行动自由。资产即便被长期持有，仍保留流动的本性。
总之，人是喜爱自由的动物，资本是喜爱流动的资产。这是每个投资者都应该记住的。
一鸟在手
“价值”在价值投资中的地位
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伊索寓言》
价值投资的奥秘，就在于对潜在投资对象所包含的价值进行正确的判断，就是要回答一个投资对象有多好，其中有多少内在价值？保守的投资者总是去致力于发现更多的价值，等待更低的价格。
——刘军宁
在政治上，保守主义是保守与扩展自由的政治哲学。在投资上，保守主义是发现与保守价值的投资哲学。自由与价值分别是保守主义在政治与投资领域的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哲学是追求智慧的，而人类智慧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于对各种事物中的价值进行判断。因
此，价值论（axiology）也成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论探讨什么是价值，研究如何对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价值进行分类，还争论价值究竟是内在的、客观的，还是外在的、主观的。价值在投资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价值投资”这个概念本身就说明了价值在投资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也正是“价值”把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其他投资理念区分开来。所以，价值投资不能不谈价值。
在哲学和伦理学上，价值所代表的是那些对人类重要的东西，是可欲的，有效用的，价值反映该事物中好的、善的内涵。在经济生活中，价值常常是财富的同义词。价值与道德判断还有着密切的关系：含价值多的事物，常常被认为是好的、善的事物；含价值少的或不含价值的事物常常被认为是不好的、坏的、甚至是恶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对价值的判断与对善的判断异曲同工。
然而，在投资界，价值一直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包括那些著名的价值投资者，对价值投资中的价值，在投资哲学的意义上进行过深度的、系统的探讨。要探讨投资哲学，进行价值投资，就不能不去深究价值及其意涵。进行价值投资，需要以对价值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为前提。保守主义投资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从哲学的视野对价值进行深度的挖掘。
从事投资的人，尤其是从事价值投资的人，没有人不知道“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这个概念。而且人们通常把这个概念的源头与价值投资的先驱和大师格雷厄姆与巴菲特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个概念的真正源头要追溯到人类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古希腊的柏拉图。内在价值是柏拉图在其政治哲学经典著作《理想国》一书中提出来的。他最早把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instrumentalvalue）。在其《理想国》第二卷中，作者安排他的老师、哲学家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肩负这样的重任：厘清正义的本质，并为正义的内在价值辩护。作者一再提醒读者，《理想国》作为对话录，其对话的目的也是在于为行正义的内在价值辩护。
在哲学上，内在价值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这种价值独立于他者的存在或需要。如果一个事物自身的好处与其所能给他者带来的好处没有关系，这个好处就是该事物的内在价值。工具价值是对他者的价值，因此又称使用价值，工具价值是一个事物所能给他者带来的好处。比如走狗对猎人只具有工具价值，如果打猎用不上了，或不需要打猎了，走狗就失去了价值。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再比如，帝师可以帮帝王出馊主意。一旦不需要了，帝王就要“清君侧”。一个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其自身就是值得拥有的，而不必作为获得其他东西的手段，如珍贵的藏品。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许多东西既有工具价值，也有内在价值。比如说，一个好的企业，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是独立于外部投资者的，但是其产品对于消费者同时具有使用价值。
由于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分野，有关什么是价值的两大门派也因此产生。一派是“客观价值论”（theoryofobjectivevalue）。这种理论与内在价值的概念有关，因此亦称为“内在价值论”（theoryofintrinsicvalue）。它认为价值是内在的，包含在其自身中，价值是由生产的过程和所需的成本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异劳动所决定的。在民间，传统的看法也认为，辛勤的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能创造价值，所谓“勤劳致富”。另一派是“主观价值论”。这种理论与工具价值的概念有关，这种价值论认为一个物体的价值不是内在的，而是由价值判断的主体决定的。同样的东西对不同的人其可取程度是不同的，如中国成语中所说的“敝帚自珍”。
保守主义的价值投资是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保守主义投资哲学认为潜在的投资对象具有其独立于他者的内在价值，但是不认为这种内在价值是由其中所凝结的一般化人类劳动决定的。艺术品投资就是很好的证明，没有人会根据艺术品中凝结的无差异劳动时间来决定是否收藏。具体地说，对价值投资者而言，价值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而且要由主观来判断投资对象的价值究竟有多客观。例如，价值投资者对内在价值给出的经典定义是：一家企业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折现值；同时，内在价值是估计值，而非精确值。这就是说，折现值是客观的，但是估计值是主观的。
如果对这个定义提出以下问题，如：什么叫估计值？谁来估计？如何估计？折现值的计算公式是谁发明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与投资者的主体有关。
保守主义的价值论告诉我们，在投资领域，财富不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产物，而是正确思考、正确判断的产物。保守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不管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如何，价值都不是物品自身拥有的特质或外在的特征。价值反映了人与物品的关系，而人类正是在这一关系的基础之上对物品的价值进行判断。亲和保守主义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经济学家门格尔（CarlMenger）认为，价值是人类对物品的重要性的判断。这一看法，对价值投资的实践极具指导意义。
公元前600多年，古希腊的另一位圣哲用一则简单的寓言讲清了价值与价值投资的道理。这个人就是伊索。他讲述了一个二鸟在林与一鸟在手的寓言。我们不妨把这里的“鸟”看成是内在价值，把鸟藏身的林子或灌木丛看成是公司。在手的鸟是到手的价值，林子里的鸟是通过投资才能获得的价值。然而，林子里面究竟有多少鸟？所要投资的公司里面究竟有多少内在价值？获得这些鸟或价值的成本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取决于投资者在调研过程中所花费的时间或费用，而是取决于投资者的正确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伊索告诉我们，所谓价值投资，就是去做价值判断，对投资对象中所含的财富的正确判断。
保守主义的价值论证明，正确的思考能转化为财富，对价值的正确判断就能带来财富。投资机会存在于价值高于价格的潜在投资对象中，价值高过价格越多，投资机会就越好，潜在的价值回报就越多。价值投资的奥秘，就在于对潜在投资对象所包含的价值进行正确的判断，即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就是要回答一个投资对象有多好，其中有多少内在价值？追求价值就是追求正确的判断。如果判断错了，结果是什么就不用说了。或正确或错误，或得到价值回报或失去价值回报。所以，保守的投资者总是致力于发现更多的价值，等待更低的价格。
可见，正确的判断才是价值投资者的关键。在投资界，每个投资者都为追求更大更多的价值回报而相互竞争。价值投资者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价值判断力的竞争。在这个世界上，正确的判断力是最稀缺的，在投资界更是如此。
从东施到西施
说说价格与价值
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尔掘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
——《列子·说符》
投资背后的重大观念问题以及投资活动的道德基础，不由得让人想起老子的《道德经》。老子说，天道这个东西，你想看看不见，想听听不到，想摸摸不着，没有边际、没有形状。在它对面，你看不见它的脑袋，在它身后，你看不见它的尾巴。它是什么模样，你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其上不徼，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德经》第十四章）
我觉得，把老子这番话用于对价值的描述一点都不差。价值这个东西，谁亲眼见到过，亲耳听到过，亲手摸到过？是圆的，还是扁的？是碗口大，还是笆斗大？你见过它的头，追过它的尾吗？可以肯定，再高明的价值投资者对上面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但是，能够因为答不上这些问题，就因此认为去发现天道或价值没有意义吗？就连孔子也答不上来这些问题，但是他并没有绝望，更没有去贬低天道，而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朝闻道，夕死可矣！投资者应该向孔子学习，不能因价值这个东西让人看不明白、想不明白、难以发现、难以言表，人言人殊，就轻言放弃。跟天道一样，上面描述的价值的这些特性，正是其魅力所在。如果价值就像摆在眼前的巧克力蛋糕一样，看得见、闻得到、摸得着、张口就能吃，那怎么能把投资者们的投资水平区别开来？
价值跟天道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即价值自己不会说话，需要人们去发现。在现实中，价值总是以价格的形式呈现出来，以至于离开了价格就无法表达价值，而且任何价值都是按价格来交易的。如上所言，价值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水有价值，但是价值似乎又不在水里。因为不论你用何种科学实验手段，你都无法在水里分离出价值。价值在估值过程中显现，即投资者赋予它以价值。一个投资对象，你认为它值多少，对你而言，它就值多少。从这种意义上讲，价值看似在投资对象里面，实际上它在投资者的心里面。正因为如此，同样的东西，人们赋予的或认可的价值可能完全不同。其背后正是估值的标准不同，而这些标准完全是由估值者主观认定的。一加仑的清水，对于戈壁上行走的人，与对于守着水龙头的人，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对特定投资对象中的价值，有多少个投资者，就有多少种看法。而且每位投资者对这一价值的看法也常常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由于价值具有上述的神秘属性，投资者在对待价值时特别容易犯两种类型的错误。第一种类型的错误就是把价格当作价值。
在市场中，价值与价格之间常常被画上等号，价格被公认是价值的度量单位。在市场中，用价格来回答关于价值的问题是最稳妥、最有效的办法。看清价格比看清价值要容易很多。在市场上，一个人若要查看任何一件东西，一只股票也罢，一块牛排也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价格。尤其是股票，除了代码，就是价格。你连股票的成色、品相都看不到。所以，价格随处可见，价值却藏于无形。于是，价格常常就被当作价值，一分钱不多，一分钱也不少。但是，价格是价格，价值是价值。价格不等于价值。
即使价格与价值偶尔重合，并以价格的形式显现出来，你要看到的仍然是那个视之不见的价值，而不是价签上的数字。价格要求你注重市场行情，价值要求你注重企业自身。对价格变化的注重，造就了阅读蜡烛图的行家；对企业的生意的关注，造就了发现价值的行家。无怪乎格雷厄姆说，以生意经为投资经的投资才是最成功的（Investmentismostsuccessfulwhenitismostbusinesslike.）。所以，格雷厄姆也以鄙视市场先生著称。而市场先生的工作就是每天向投资者报出价格。以价格为价值，每天跟着行情随波逐流，必然造成投资者行为短期化，以投机代替投资，以抓住价格代替抓住价值，每天以价格上涨喜，以下跌悲，结果反而错过了真正的价值。
价格就像那天边的残云，价值就像那远处的树林。投资者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误以为天边的残云是眼前的树林。
投资者最容易犯的与价值有关的第二种类型错误，是疑邻窃斧式的错误。由于价值具有很强的主观认定性，一些投资者就完全按自己的偏好任意高估投资对象的价值，并且像在《列子》的典故中所说的那样，只寻找或接受支持自己判断的证据，甚至把任何相关的现象都看成是支持自己价值判断的证据，完全无视并拒绝那些不支持自己的判断的证据。一些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作“肯定的陷阱”（conrmationtrap）。
这种错误的性质，相当于人们常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犯这种错误有个独特的好处，就是由于自己断定自己得到了西施，所以心情特别好，至少在发现她不是西施之前心情都很好。这种错误的坏处是用得到西施的成本得到的往往是东施，结果是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
一些投资者由于自己在情感上喜欢某只股票、某个公司或某个投资项目，怎么看怎么都心生欢喜，就会寻找各种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这个看法，认为自己完全了解这个对象并得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只是以为自己知道，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的，通常多于自己实际知道的。
给投资对象估值，就像审美活动一样，很容易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错误。但是，很显然，并不是每个情人都是西施。最糟的是以西施般的价格获得东施般的价值。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说：赞同性的证据比否定性的证据更让人兴奋，这是人类改不了的错误。所以，保守主义投资哲学在这里正好派上用场。它告诫，假如你发现了貌似西施的投资对象，不要过于兴奋，反而要格外审慎，多重验证；做判断时要保守、不要激进。保守主义投资哲学所致力于的，正是如何以东施般的价格获得西施般的价值。
第10章 知识
为什么保守的投资者慎对科技创新？
从两种知识类型说起
实践性知识是一种源于生活的智慧，无法或者没有必要用精确的数据或公式来表述，这类知识通常都是在长时间内累积筛选而成的，并形成独特的工艺，和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风格。
——刘军宁
许多保守的价值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回避科技股。在特定的时间段内，科技股可能是投资回报最高的股票，为什么价值投资者却要刻意回避？这些价值投资者通常的回答是：我们是学金融出身的，不是学IT或其他理工专业的。科技股虽好，但是我们看不懂。按照能力圈的原则，我们不应该做超出自己能力圈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加以回避。
然而，高科技公司的商业模式就那么复杂那么难懂以至于顶尖的价值投资者都无法理解？上面的答案是问题答案的全部吗？显然不是。最近我从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奥克肖特那里找到了更多更深的答案。
20世纪英国最有思想的保守主义哲学家奥克肖特发现知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技术性知识（technicalknowledge），一种是实践性知识（practicalknowledge）。技术性知识可以用清晰明确的语言如数据和公式来加以精确地归纳和表述，这种知识能转化为以下的产品，例如软件、电脑、家用电器、设备、药品、基因产品等。这类产品的全部特点，在于其技术性，一旦抛开其技术成分，就别无所剩。比如，当DVD播放机诞生后，再好的VCD都无人问津了。彩色液晶显示器问世了，黑白液晶显示器就失去用户了。传统胶片相机到数码相机的变化也是如此。完全由技术性知识转换而成的产品，其生命力在于技术的不断更新、升级、换代，生产厂家在此过程中不断洗牌，新的出现，旧的淘汰。
比较之下，实践性知识是一种源于生活的智慧，无法或者没有必要用精确的数据或公式来表述，这类知识通常都是在长时间内累积筛选而成的，并形成独特的工艺，和几乎是一成不变的风格。比如说，酿酒、烹调、食品、餐饮，制造这些相关的工艺与产品虽然也需要严
格的技术标准，但是更在于其恒久不变的特色。以可口可乐、茅台为例，不论他们的技术标准多么严格，它们吸引消费者的是其独特不变的口味。基于这种实践性知识的产品，其生命力在于不变，永远不变。所以，不论有什么新型饮料出现，都不会完全替代可口可乐。
保守主义者不喜欢技术性知识，深爱实践性知识。在投资领域，保守的投资者回避高科技公司。这不是因为他们看不懂，而是看得太清晰了。这类公司资本支出大、产品更新快，除高科技含量外，没有能留住用户的东西。这些公司的股价在资本市场上不仅常常虚高，而且很可能被新来的竞争者所取代。微软虽然造出了世界上的首富和许多亿万富翁，谁能保证10年后人们的电脑里用的还是微软的操作系统呢？iPhone和iPad卖得很火，谁又知道苹果公司10年后靠什么产品赚钱呢？而可口可乐、茅台、云南白药、东阿阿胶等公司10年后靠什么赚钱，不用多想就能知道。在1998年股东年会上被问及是否考虑过在未来某个时候投资于科技公司时，巴菲特回答：“这也许很不幸，但答案是不。我很崇拜安迪?格鲁夫（AndrewGrove）?和比尔?盖茨，我也希望能通过投资于他们将这种崇拜转化为行动。但当涉及微软和英特尔股票，我不知道10年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巴菲特因为无视高科技股而挨骂，也因此躲过了“网络股”泡沫的一劫。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保守主义投资哲学是对的，大型高科技公司的股票不就卖不出去了吗？不，不会的。我对此毫不担心。没有几个人有机会成为保守主义的投资者，去真诚地信奉保守的投资哲学，所以，技术型公司仍将很受欢迎，请大家一定不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在投资方面，时间就是撬动价值的阿基米德杠杆，时间越长，能撬动的价值越多。所以，保守主义投资哲学喜欢没有时间长度、或者说无限时间长度的东西，不想把时间和资本放在寿命不确定、回报不确定的投资者对象上。
要正确，不要精确
为什么预测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预测时间，你也可以预测价格，但千万不要同时把两者关联起来预测。
——财经幽默
“大盘顶底轻松判断，选股策略智能提示，赚钱机会从容把握，最佳买点精确出击。”这是我看到的一款流行股票交易软件的产品广告。若这则广告不是戏言，那么困惑投资者的重大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对许多投资者来说，最想知道的就是关于未来的准确预测，想知道特定时间点的特定价格，想知道何时是大顶或铁底，想预知个股的买点或卖点的精确时机。如果软件的承诺属实，投资者既能抄底又能逃顶，既能精准买入又能及时卖出。果如此，谁要是能独有这样的软件，天下财富不可能不归入他一人囊中。这款软件的“卓越”性能是基于一个预设：对股市与股价进行正确和准确的预测是绝对可以做到的。然而，这个预设成立吗？检验的方法很简单。现实中有人通过使用这款软件成为成就卓著的投资者吗？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了这款能够收进天下财富的软件，他会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吗？这款软件的发明者与生产商富甲天下吗？很显然，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此，关于对股市与股价能够进行正确与精确预测的预设也很可能是不成立的。人类作为一种生物是这个星球上最接近无所不能的，能上天能入地，能计算能克隆，但是却为什么不能对自身的经济活动做出准确的预测呢？预测的不可能是来自人性的局限性。依英国思想家奥克肖特之见，“人类在心智上的限制决定了政府在控制和预测事件能力上的限制。”宇宙的本质在于，它不会让我们知道或预知它所有的一切。人的理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因此没有人有能力去对经济活动从宏观到微观进行连续准确的预测。给出的预测越精确，往往会错得越离谱。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Popper）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ThePovertyofHistoricism）中认为，由于受自身知识的限制，人类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它假定计划者是全知全能的，经济活动是完全可以预知预测的，因而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可以计划的。然而，计划者不是全知全能的，这不仅是因为其理性能力的局限，而且是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地方的、分散的、零碎的，往往难以传递。任何人以及机构都无法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获得全部信息。波普尔颠覆了历史决定论，哈耶克颠覆了经济决定论。人类的历史命运与经济活动是不可决定的，也是不可预测的。
如果经济预测是持续可靠的，计划经济就是可能的，经济与金融危机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市场经济与资本市场就是多余的。如果经济增长率可以由政府来设计，世界上就不会有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有政府失灵。预测不准确，才需要有市场。如果美国总统每年在政府工作报告（国情咨文）中规定下一年的经济发展速度，那么共产主义在美国已经实现了。
如果对人类的历史和经济活动的预测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发现全部的历史规律。如果有人声称发现并预测到了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人类历史的尽头，其可信度还不如上面提到的股票软件广告词。
人类的谦卑部分就在于我们在预知宇宙的能力方面十分有限。在证券市场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不论一个人研究得多认真多仔细，他都无法完全预知和掌控未来。一次台风、一次政策偷袭、一项技术进步、一次海底电缆断裂，都会让投资者感到始料不及，并且措手不及。各种财经预测常常正确也常常错误，甚至常常相互冲突，过去的对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下一次的重大预测是对还是错？而这一点恰恰是最靠不住的。有人开过一个这样的玩笑，在过去的10次经济衰退中，预测家们预测对了50次。
虽然预测是不可能的，但是对预测的向往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是一种追求确定性但又缺乏确定性的动物。作为人性，每个人都追求确定性，都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通过预测，人们指望能从中获得某种确定性。有了确定性，人们在做出投资决定时心里才“踏实”。
投资人当然应该寻求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应该建立在对投资对象的深刻理解上，而不是不着边际的对宏观经济的臆测上。如果根据预测证券价格下一步会上涨还是下跌，并以此来买卖证券，在格雷厄姆等价值投资者看来，这是在投机而不是在投资。因为如果存在正确的市场预测，就不存在格雷厄姆所形容的那位喜怒无常、朝三暮四的市场先生。预测短期的市场价格其实是在预测投资者的情绪。因为真正决定价格短期变化的是投资者的情绪。预测家们貌似在进行财经预测，其实他们是在进行情绪预测。而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精确预测的就是交易者的情绪。
与投机者不同，价值投资者不相信市场是可以预测的。价值投资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市场的变化是不能够准确预测的。如果这一预设是错的，价值投资就不存在了。巴菲特曾经说过，“能够预测市场走势的人，我一个也没见到过”。这类投资者对政治与经济的预测持视
而不见的态度，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相对可信、可知、可控的事项上。
比如，我们可以肯定，不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周期与金融危机，人类都将继续消费某些品牌的碳酸饮料和酒精饮料。邓普顿看得更开：对价值投资者来说，明天市场是涨还是跌，这个既不可知，也不重要。何必为此劳神？所以，投机者眼睛盯的是市场先生的报价器，而投资者眼睛盯的是企业价值的称重机，因而没有必要去关心市场的报价器。价值投资者们追求正确的估值，忽略精确的预测。我曾经读到一
个故事，内容大致如下：一天，某博物馆内，一游客问讲解员：“请问这块化石有多少年历史了？”讲解员答道：“这块化石的历史有两亿零三年了。”游客十分惊诧，问道：“这么精确？是怎么算出来的？”讲解员自信地答道：“刚来博物馆工作时，我被告知，这块石头已有两亿年的历史。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整整工作了三个年头。”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正确性与精确性往往是十分冲突的，越精确可能错得越离谱。这种冲突在关于人类事务的预测上更是如此。与过度依赖市场预测的投机者不同，价值投资者通过两种途径成功地避开了对市场的预测。第一种途径是投资于那些基本不受宏观经济与市场波动影响的优质企业。用费舍尔的话说，保守的投资者，只投资于那些能让他夜夜安枕的公司。如果价值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很强，他们就没有必要特别关注财经预测。这些投资者注重分析而不注重预测。他们把功夫都放在分析企业的估值分析而不是预测价格变化上。
避免依赖预测的第二种途径是建立安全边际。《安全边际》（MarginofSafety）的作者卡拉曼（SethKlarman）指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价值投资者也是人，难免会犯错，所以安全边际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价值投资者应该忽略市场的波动，把注意力放在寻找和扩大安全边际上。卡拉曼断言，一个人如果总是预测市场未来的变动方向，那么他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价值投资者。这些声称能够预测市场走向的投资者，几十年来却一个也没见到过。他这样忠告投资者：价值投资者应该保持保守的立场，因为所有的预测者都会出现错误，而且有时会错得十分严重。
如果连证券市场每天的价格变动都不能预测，何以能够有效地预测整个经济的未来？所以，关于预测与投资的关系，保守主义投资哲学有两点忠告：第一，不要相信自己能够预测市场，不把投资建立在自己对市场与价格动向的预测上；第二，也不要相信任何经济学或财经权威有能力预测市场，即不要把自己的投资建立在他人对市场的预测上！
致命的自负
聪明的人会因为自负而犯下灾难性的专业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拥有超人的才华和方法，而给自己选择了更为艰险的航程。
——查理·芒格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德经》
动物界中是否有自负的现象还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人类绝对是自负的动物。自负，程度不同地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有人曾经对瑞典的司机进行过一次调查。在问及的司机中，有90%以上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在平均水平以上。如果他们对自己的驾驶技术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意味着，只有10%的司机在50%的平均水平之下。
就是说，有40%的司机对自己的驾驶技术过于自信。自负是各类人群中一个极其普遍存在的现象，而绝不限于司机。政治家、经济学家、商人、医生、律师、司机都属于高自负人群。在美国进行过的调查表明，有19%的人认为他们属于1%最富有的美国人之列；80%的学生认为自己最终将成为班上的尖子生；70%的民事律师认为自己能在法庭上打赢接手的案子。一位教授调查发现，86%的哈佛商学院学生甚至认为自己的容貌比同班同学要靓美。
如果在投资者当中进行类似于对瑞典司机那样的调查，投资者认为自己的投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的比例也绝不会低。投资者通常是全体民众中最自负的一群人之一。投资者们如果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一点自信乃至自负，就不会来投身于智力密集型的资本市场。对许多投资者来说，最不能接受的事实，就是承认自己的聪明程度在本行业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就意味着失败、赔钱，或者说，给他人送钱。所谓自负，就是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持有没有依据的自信，或者用常话说是过度的自信。研究表明，自信常常与人类积极与进取的心态有关。自信能够帮助人们尽快地从失误与挫折中摆脱出来。没有自信，寸步难行；只有自负，步步惊心。自信不是坏事，自负则不是好事。
正是这种自负置无数投资者与投资机构于死地。百年老店巴林银行(BaringsBank)毁在一位年轻而自负的交易员尼克?李森（NickLeeson）手里，而红极一时的长期资产管理公司则垮于一群智商高于160的投资者。但凡那些投资失败或跳楼或举枪的人，无不始于极度的自信，压上了不该压上的赌注。如果有人说本文的题目让人想起了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同名书，他完全说对了。自负与投资的关系是本文的主题。根据哈耶克的发现，人类的自信来自人类特有的理性能力。人有理性能力，但是对这种理性能力的边界往往不自知。正如《致命的自负》（TheFatalConceit）一书中所指出的，人类有其理性能力，但是这一理性能力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是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甚至，对这种理性能力的局限与边界也很难有准确的把握。人类一旦对自己的理性能力使用了过大的杠杆，就像过度举债一样，自负便产生了。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趋于陷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之中。政治家有致命的自负，投资者也有致命的自负。在投资中，没有什么比沉溺于致命的自负更危险。
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投资能力太自负，否则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人，也不会有这么多人亏钱。自负和自信是相对的，不能过于自负，也不能没有自信。就投资而言，自信必须建立在自己的能力圈范围内，挑选简单易懂的企业，经过深度透彻的研究，形成自己判断的信心。这样自信意味着不会因为其他信息的干扰或者市场暂时的非理性波动就推翻自己的结论。
在投资界，高智商的投资者之所以犯下愚蠢的错误，往往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智商过于自负。自负的人往往有一定的能力。越是聪明的人，越是容易跌入致命自负的陷阱。只有保守的价值投资家相对能够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较为理性的判断与警醒。过度的自信不仅导致许多投资者认为自己比其他人聪明、自满，还必然导致投资者相信自己全知全能，势必低估风险，高估自己的能力。
在投资领域，自负表现为对自己把握价格信息与对市场预测能力的自负，对估值能力的自负和对分析、选择投资对象能力的自负，对操作的自负。错误的直觉、根据过去推断未来、赌徒心理、对市场的盲目乐观、对投资回报保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都为自负搭建了坚实的舞台。这样的自负，结果常常是受到市场的无情打击与惩罚。
自负的投资者往往对未来，准确地说，是对未来的风险，没有做好准备。因此，价值投资者必须像政治保守主义者那样，认真防范致命的自负。自负也偶尔给一些人在特定的阶段内带来投资上一时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终将是昙花一现。认为自己有能力抓住对市场中每个信息的全知，认为自己有能力抓住每一个波浪、抄到每一个底、逃过每一个顶的全能，认为自己有业绩定能好于他人的全善，这便是投资中的致命自负。只要坚持自负，终将带来失败，甚至是致命的失败。
哈耶克告诫人们，人类的理性与知识，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有不可能克服的无知。这种无知不仅是必然，甚至是必要的。任何投资者都必须承认并面对这种无知。价值投资者更应承认必要的无知，不要相信自己的全知、全能与全善。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是致命错误，正是因为政治家与计划者怀有相信自己全知、全能、全善的致命自负。对一个高估自己的人，千万不要低估他，尤其不能低估他可能犯下的错误。对自负的政治家是如此，对自负的投资者也应该如此。
治疗自负的最好药方是保守主义所开出的恭谦。这种恭谦不是外在的，更不是权力面前的谦卑，而是内在的，是在智慧与无知面前的虚心。只有恭谦才能打开通向智慧的大门，自负关上通向智慧的大门。恭谦通向求知，自负通向自满。投资界是最牛气十足的圈子，但是在我看来应该是最恭谦的圈子。如邓普顿所发现的，这个圈子的人常常自认为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是还不理解问题是什么。资本市场并非不可知，但是绝对大于每个投资者的已知。所以，要克服自负，就必须承认自己有无知的领域；要治疗自负，就必须服用恭谦这剂良药。
所以，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一书不仅值得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们一读，也很值得投资者们认真一读，如果他们想避开致命的投资误判的话。
第11章 方法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