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弗兰肯来到吉丁的家里吃晚饭。他打扮得光鲜亮丽，在他吻吉丁夫人的手时，他像从前一样目光闪烁。但是当他向多米尼克祝福的时候，他看上去很忧郁，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要跟她说的话。看她的脸时，他的眼睛里蕴含着乞求。原以为会从她那里得到明显的尖刻的嘲讽，但是相反，他看到了一种意外的理解。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弯下腰亲吻他的前额，她把嘴唇轻轻压在他的额头上，这个动作比正式礼仪要求的时间略长。他体内流动着一股感激的暖流——然后，他又感到害怕了。“多米尼克”，他小声说——其他人听不见他说什么——“你一定非常不幸福……”她快乐地笑着，扶起他的胳膊：“噢，不，父亲，您怎么能这样说！”“原谅我。”他诋声说道，“我有点愚蠢……这真是太美妙了……”
整个晚上，客人们络绎不绝。有他们没有邀请的，有他们没有通知的，还有一听到这消息就觉得有权利拜访的人。吉丁不知道看见他们是该高兴还是该扫兴。似乎只要有这种无以言表的感觉持续着，一切就很好。多米尼克行动非常谨慎而活跃。在她的举止里，他没有捕捉到一丝讽刺的暗示。
当最后一位客人离开，已经很晚了。他们两个人被留在一堆空荡的酒杯和满溢的烟灰缸中。他们坐在客厅的两端，吉丁极力推迟着去想那些他必须想的事情。
“好了，彼得，”多米尼克说着，站了起来，“我们把这些收拾一下吧。”
黑暗中，躺在她身边的时候，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也给他留下前所未有的饥渴，因为旁边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没有反感。在把曾经盼望施加给她的占有都付诸行动时，他发现自己失败了，而他曾希望用这个行动来强迫她亲近他。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混蛋！”
他没有听到她动弹的声音。
然后他记起了那次的发现，激情时刻已经让他把那次的发现忘在脑后。
“他是谁？”他问。
“霍华德·洛克。”她回答。
“好吧。”他厉声说道，“你不想说的话，就不必告诉我了！”
他打开了灯，看见她静静地躺着，一丝不挂，头向后仰着。她的脸看上去平静、无辜、纯洁。她对着天花板柔声说道，“彼得，如果我能做这个……现在我可以做任何的一切……”
“如果你认为我会经常来打扰你，你就想错了……”
“经常还是不经常，随你便，彼得。”
第二天早晨，进餐厅吃早饭，多米尼克发现了一个花店的盒子，长方形、白色的，倚放在她的盘子边。
“那是什么？”她问仆人。
“今天早上被送来的，夫人，叮嘱要放到早餐桌上”。盒子上写着“致彼得·吉丁太太”。多米尼克打开了它，几束白丁香花，比这个时节的兰花开得更艳丽芳香。里面有一张小卡片，上面用大字写着一个名字，还留有用手匆匆草就的特征，好像硬纸板上的这些字母正在哈哈大笑：“埃斯沃斯·托黑”。
“多好啊！”吉丁说道，“昨天一整天我都在想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
“请把它们放进水里，玛利。”多米尼克说着，把盒子递给了仆人。
下午，多米尼克打电话给托黑，邀请他来吃晚饭。
几天之后，晚饭开局了。吉丁的母亲借口另有邀请，逃过了那个晚上，她对自己解释道：她相信自己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习惯这些事情。所以，晚饭桌旁只有三个位置，上面摆放着兰花水晶烛座、透明玻璃罩、燃着的蜡烛。
当托黑走进来的时候，他向主人们深深鞠躬，得体得好似法庭的接待仪式。多米尼克看上去像一位社交界女主人——从来都是，不能想像她不做那个还能做什么。
“噢，埃斯沃斯？最近怎么样？”吉丁问道，带着一种能够代表客厅、空气和多米尼克的姿态。
“亲爱的彼得，”托黑说，“这些俗套，我们还是省了吧。”
多米尼克引路，走进了起居室。她身着一套晚装——白绸缎衬衫像是专为男士裁剪的，黑色的长裙朴素而有质感，好像她的头发一样光亮柔顺。裙子窄窄地束着她的腰部，似乎表明两只手就能完全地把她的腰部围起来，或者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她折成两段。短袖子让她的胳膊裸露出来，她戴着一只款式简洁的金镯子，对她的细手腕来说，这镯子太大太重了。她打扮成少女的模样，她把优雅变成了一种性感：一种带着睿智的、危险而成熟的样子。
“埃斯沃斯，这难道不是妙不可言吗？”吉丁说道，他看着多米尼克时，就像一个人看着厚厚的银行账户。
“不比我期望的多，”托黑说到，“也不少。”
晚餐桌旁，吉丁侃侃而谈，似乎是打开了话匣子。他不停地说着，就像一只猫在围绕着迷猫芳香油跳来跳去。
“的确，埃斯沃斯，是多米尼克邀请的你，我没有要求她这样做，你是我们第一位正式的客人，我想这很好——我的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我总是有个愚蠢的想法，你们两个互不喜欢，天知道我在哪里得到这些古怪想法。但这可真让我高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那么你不相信数学，是吗，彼得？”托黑说，“为什么惊奇？某些数字相加必须得出某些结果。假定三个整体诸如多米尼克、你和我——这一定可以得出可预期的数字。”
“俗话说，三人成群。”吉丁哈哈大笑，“但那是胡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有时候，三个人要比两个人好，看情况了。”
“那句陈词滥调的惟一错误是，”托黑说道，“群’羞辱了这一词语的错误含义。就像你幸福的发现一样，它完全是一个对立面。三，我或许补充一点，是一个神秘的重要数字，至于例子，如神圣的三位一体说。没有三角形，我们就没有电影工业。有许多三角形的变异，不是一定不幸福。像我们三个人一样——我来添补直角三角形的斜边，非常恰如其分的添补，因为我连接了恰恰相反的事物，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多米尼克？”
将要吃甜点心的时候，吉丁被电话叫走了。他们能够听到他在另一个房间里不耐烦的声音，对着因为加班到很晚而需要帮助的制图员发号施令。托黑转过身，看着多米尼克，笑了。这个微笑表明以前她不能表达的一切现在都可以表达了。她迅速扫了他一眼，面部没有任何被触动的举动，但表情都有了变化，好像她明白了他的暗示，而不是拒绝去理解。他也许更喜欢隐藏着的拒绝，接受注定是更加轻蔑的嘲笑。
“那么，你已经浪子回头了，多米尼克？”
“是的，埃斯沃斯。”
“不是为了乞求更多的宽容吧？”
“这看起来有必要吗？”
“不，我钦佩你，多米尼克……你是多么地喜欢他。我认为彼得还不坏，虽然比不上我们两个正在谈论的那个人，他也许是最好的人，但你将永远没有了解的机会。”
她看上去没有厌恶，而是非常地迷惑不解。
“你正在说什么，埃斯沃斯？”
“噢，算了吧，亲爱的，现在我们还用得着像过去那样装腔作势吗？你一直爱着洛克，从你在霍尔科姆客厅里看见他的那一刻起——或者我要直说吗？——你想和他睡觉——但是他不愿理你——因此才有了你后来的所作所为。”
“这是你所认为的一切吗？”她静静地问。
“难道那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那个女人受嘲弄了。洛克一定是你想要的男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你想用最原始的方法占有他，而他从不知道你的存在。”
“我高估了你，埃斯沃斯，”她说道。她对他的存在失去了兴趣，甚至不需要谨慎了，看上去烦躁不安。他皱着眉头，迷惑不解。
　　吉丁回来了，当他走过托黑旁边时，托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在我走之前，彼得，我们必须谈一谈斯考德神庙的重建，我想让你来毁了那个东西。
“埃斯沃斯……”他急不可耐地说道。
托黑哈哈大笑：“别那么拘谨，彼得，只是一点儿专业方面的事。多米尼克不会介意的，她是一个有过新闻从业经历的女人。”
“怎么回事，埃斯沃斯？”多米尼克问道，“感到很绝望是吗？这些计谋没有达到你通常的水平。”她站了起来，“我们要在客厅喝咖啡吗？”
霍普顿·斯考德在他从洛克那里赢来的钱上又追加了非常大的一笔，斯考德神庙为了新的目的而重建，埃斯沃斯·托黑特意选择了一组建筑师：彼得·吉丁、高登·普利斯科特、约翰·埃瑞克·斯耐特和一个名叫格斯·韦伯的二十四岁男孩。大街上走过教养良好的女人时，格斯·韦伯喜欢说下流话，从没有自己承揽过建筑业务。这些人中的三个都有社会和专业名声，格斯·韦伯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托黑选用了他；四人之中，格斯·韦伯说话声音最大，信心也最大。格斯·韦伯说他什么也不怕，当然指的是这件事，他们四个全都是美国建筑家委员会成员。
美国建筑家委员会逐渐壮大了。斯考德案审判以后，许多热情洋溢的讲座在美国建筑师行会俱乐部各个场所非正式举行。美国建筑师行会对于埃斯沃斯·托黑的态度过去一直不够热忱，尤其是从他的委员会建立以后。但这次审讯带来了细微的变化，许多成员指出，《微声》里的那篇文章是引起斯考德诉讼案的原因。能够迫使审判官们开庭的人应该是一个该被小心对待的人。所以，它建议，埃斯沃斯·托黑应该被邀请到美国建筑师行会，在某次正式午宴上发表讲话。一些成员反对，盖伊·弗兰肯就在其中，最富于激情的反对者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他做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讲，因为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演讲，有些窘迫，以致声音有些颤抖。他说，他钦佩埃斯沃斯·托黑，一直赞同托黑的社会理想，但是，如果一群人认为某个人的权利超过了他们，那么就是要同这个人做斗争的时候了。大多数人否决了他。埃斯沃斯·托黑被要求在午宴上演讲，出席的人很多，托黑做了机智幽默、热情恳切的演讲。美国建筑师行会的许多成员加入了美国建筑家委员会，约翰·埃瑞克·斯耐特首当其冲。
负责斯考德神庙重建的四位建筑师在吉丁办公室碰头，他们围着摊放斯考德神庙草图的桌子，桌子上面还有洛克的原设计图照片，这是从一个承包商那里得到的，还有吉丁吩咐制造的泥模型。他们谈论着经济的萎靡，以及对建筑工业造成的影响；他们谈论着女人，高登·普利斯科特讲了几个浴室里流传的笑话。然后格斯·韦伯举起了拳头，击向尚未完全干透的模型顶部，将它拍成了扁平的一团，说道：“噢，亲爱的，让我们工作吧。”“格斯，你这个混蛋，”吉丁骂道，“这个东西可是花钱买的。”“胡说八道！”格斯回敬，“我们才不会为它花钱！”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原草图的照片，边角里有“霍华德·洛克”的签字，他们花了许多个夜晚，许多星期，在原稿上恰到好处地画着他们自己的设计，做着评注、改进。他们花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时间，做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变化，似乎乐此不疲。随后，他们将四张修改图放到一起，作了一次组合。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这么喜欢过一件工作。他们的会议漫长而友好，只有很小的纷争，诸如格斯·韦伯说：“嗨，高登，如果厨房是你的，那么厕所是我的。”但这些仅仅是表面的。他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整体感和忧虑情结，就像兄弟情谊那种，这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忍受第三方的观点而不是抱怨。
斯考德神庙没有被拆成瓦片，但是它的结构被切割成五层，包括寝室、教室、医院、厨房、盥洗间。入口大厅用彩色大理石铺砌，楼梯装着精致的铝合金栏杆，洗浴间是用玻璃封闭的，娱乐室立着奢华的金色壁柱。所有巨大的窗户都没有改动，只是穿过了地板线。
四位建筑师决定取得一致和谐的效果，因此，没有使用任何纯形式上的历史风格，彼得·吉丁设计了白色大理石的半陶立克式的门廊，矗立在主入口处的上方，建了通向维多利亚阳台的几座新门；约翰·埃瑞克·斯耐特设计了半哥特式的小锥形体，顶部镶着一个十字架，被嵌进了石灰石墙的莨苕叶形装饰边，很有特色；高登，普利斯科特设计了半文艺复兴式的飞檐，全封闭的玻璃平顶从第三层伸展出去；格斯·韦伯设计了立体式的装饰，以给原来的窗户装框子。顶部是现代式的霓虹灯招牌，上面写着：“霍普顿·斯考德低能儿童家园。”
“革新效果产生了。”格斯·韦伯看着竣工后的建筑说，“这个国家的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像这样的家！”
建筑的最初形状还就看得出来，它不像一个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的尸体，倒像是被乱砍成几块后又重新安在一起的尸体。
九月份，家园的房客人住了，是一家由托黑挑选的很小的专家机构。很难找到符合规定的孩子做居住者，他们之中大部分来自其他机构。六十五个孩子，年龄从三岁到十五岁不等，都是由热心的女士挑选的，特意将那些可能被治愈的孩子置之门外，只挑选那些没有希望的孩子。有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从没学会过说话，有一个露着牙的孩子不会读或写；一个女孩生下来没有鼻子，她的父亲——同时也是她的祖父——一个叫“杰克”的人，他的年龄或性别没人能够确定。他们住进了新家，眼睛空洞无神，死死地瞪着。他们的面前仿佛没有世界。
温暖的晚上，来自附近贫民窟的孩子会偷偷地潜进斯考德家园的公园，透过大窗子的玻璃渴望地盯着娱乐室、健身房和厨房。这些孩子穿着肮脏的衣服，脸上污迹斑斑。他们身体敏捷，无礼地咧嘴笑着，眼睛明亮，带着渴求知识的欲望。负责“家园”的女士们生气地喊着“小土匪”，撵走了他们。
每月一次，由发起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家园”。这是一个闻名遐迩的团体，在许多高级登记簿上有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任何人的个人成就投入到这里；这是一群穿貂皮外套，戴宝石领带夹的人，偶尔地，他们中间也会有些带着来自英国商店的昂贵雪茄和光鲜的圆顶窄边礼帽。埃斯沃斯·托黑息是出席并领着他们参观“家园”。考察似乎使得貂皮外套更加温暖，同时外套也给了他们无可争辩的权利，因为它建立了优越感和利他主义的美德，这证明着访问“家园”比访问停尸间更有影响力。在参观回来的路上，埃斯沃斯·托黑的卓越工作获得了谦卑的恭维，其他那些人文活动也毫不费劲地得到了督查，诸如出版、演讲、广播论坛和社会研究工作室。
凯瑟琳被安排负责孩子们的职业诊疗，她作为永久性居住者搬进了“家园”，狂热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她总是向任何愿意洗耳恭听的人谈论她的工作。当她说话的时候，嘴部活动掩饰着最近刚刚出现的、将她的鼻孔和下巴分割开来的两条线。人们更喜欢她戴眼镜，她的视力不好。她正像好战分子一样，说她的工作不是慈善事业，而是“人类的拓荒”。
她一天最重要的时间是安排孩子们进行艺术活动的“创造时间”。为了达到活动目的，她特意安排了一个房间——能看见城市远处地平线的房间——在那里，给孩子们一些东西，凯瑟琳指导并鼓励他们自由地创造。此时，凯瑟琳像一位操纵着生命的天使一样注视着他们。
有一天，她非常兴奋，因为杰克——这个最没有希望的孩子中的一个，获得了想像力训练课的满分。杰克收集了五颜六色的剩余废料和一瓶胶水．攥了满满一手，把它们扔到了房间的角落里。在这个角落里，有一处从墙里伸出来的斜檐——上面涂着灰泥，被漆成了绿色——是洛克留下来的神庙中模型的碎片，以前是用来调控日落时光线的。凯瑟琳走向杰克，发现在斜檐上映出一条清晰可辨的狗的形状，棕色中带着点蓝，有五条腿，杰克面带自豪的表情告诉了她。“现在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凯瑟琳对她的同事们说，“难道这不精彩、不令人感动吗？在正确鼓励下，谁也说不准这个孩子会走多远。如果他们创造的天分受挫，想想吧，这些小家伙会怎样！给予他们自我表现的机会该多么重要啊。你们看到杰克的脸了吗？”
多米尼克的雕像被卖了，没有人知道谁买了它。它被埃斯沃斯·托黑买走了。
洛克的办公室缩减到了一个房间。在考德大厦竣工之后，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经济大萧条摧毁了建筑业，对任何人来说，都没什么工作机会了。据传言，摩天大楼都盖完了，建筑师得关闭他们的办公室。偶尔地，有几项业务仍旧要招标，一群建筑师像乞求面包一样蜂拥而至，甚至包括像罗斯通·霍尔科姆一样的人，还有那些从不乞求、在接受客户之前要看营业执照的人。当洛克试图寻找项目的时候，他被拒绝了，那种态度似乎在说这已经是礼节内最好的方式了。小心的生意人说：“洛克？通俗小报的主角？现在的钱太珍贵，不能扔在随后的官司上。”
他找到了几份新工作，改建公寓，其任务充其量就是竖一些隔墙，重新安排一下铅管等工裎。“别接了，洛克。”奥斯顿·海勒生气地说，“可恶的家伙，居然让你干那种活儿！而且是在你建起了像考德大厦、恩瑞特公寓那样的摩天大楼之后。”
“任何活儿我都接。”洛克说道。
斯考德案裁定的赔偿额花去了他大量的钱，比他从考德大厦得到的全部酬金还多。
但是他们的积蓄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他给马勒瑞付了租金，又付了大部分他们过去经常一起就餐的钱。
马勒瑞坚决不让他这么做。“住嘴，斯蒂文。”洛克说，“我不是在为你做这个。这样的时候，我很少奢侈。所以，我只是买能够被买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你的时间。我正在和整个国家竞争——那是非常奢侈的，不是吗？他们想让你去做小型饰板，我却不想这样，我喜欢跟他们的做法相反。”
“你想让我接着做什么，霍华德？”
“我想让你去工作，不要问我要你做什么。”
奥斯顿·海勒从马勒瑞那儿听说后，私下里跟洛克谈起了那件事。
“如果你在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帮助你？”
“如果你能的话，我会让你帮助的。”洛克说，“但是你不能。他所需要的一切是他的时间。没有客户他也能工作。我不能。”
“霍华德，看到你充当利他主义的角色，令人愉快。”
“你不必讽刺我。这不是利他主义。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关注其他人的痛苦。我不这样。然而，有一件事我理解不了。看到一个人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倒后流血，没什么人会离开不管。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到斯蒂文·马勒瑞时却头也不回。可他们难道不了解，如果痛苦能被估量的话，当斯蒂文·马勒瑞不能做他想做的工作的时候，那痛苦和看到被坦克摧毁后尸横遍野的场面不是一样吗？如果一个人要去减轻这个世界的痛苦，马勒瑞不是痛苦开始的地方吗？……不过，那不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
洛克从没有见过重建的斯考德神庙，十一月份的一个晚上，他去看它。他不知道这是对痛苦的屈服，还是自己已经战胜了怕见到神庙的心理。
很晚了，斯考德家园的花园里已经没人了。建筑物黑乎乎的，楼上窗子里惟一的灯还亮着。洛克站在那里，长时间地注视着这幢建筑。
希腊式门廊下的门开了，一个体形矮小的男人走了出来，他出人意料地急匆匆跑下楼梯——然后停了下来。
“你好，洛克先生。”埃斯沃斯·托黑静静地说。
洛克看着他，毫不惊奇。“你好。”洛克说道。
“请不要走开。”声音不是嘲弄，但非常急切。
“我不会走的。”
“我想我早就知道，有一天你会来这儿的，你来的时候，我希望我会在这儿。我一直为自己在这个地方徘徊而编造借口。”声音里没有任何幸灾乐祸，听起来没有生气，也没有矫揉造作。
“噢？”
“你不要介意跟我说话。你明白，我理解你的工作。我对你的工作所作出的评价是另一码事。”
“你有自由去做你想做的一切。”
“我比任何一位活着的人都能理解你的工作——多米尼克·弗兰肯可能除外。不过也可能比她更理解。这很重要，不是吗，洛克先生？你周围没有很多人能够这样说。和一个热情而盲目的追随者相比，这个更为亲密。”
“我知道你理解。”
“那么你不介意跟我谈话吧。”
“谈什么？”
黑暗中，听起来托黑似乎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他指着这幢建筑问道：
“你明白这个吗？”
洛克没有回答。
托黑柔声继续说道：“对你来说，它看上去像什么？像一堆毫无意义的杂物？像漂流木偶然的汇集在一处？像宇宙未形成之前的一片混沌？但它是吗？洛克先生？你没有看到任何顺序吗？你是知道结构的语言、形式的意义的人。在这儿，你没有看到任何意图吗？”
“我看不出讨论这个有什么意义。”
“洛克先生，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怎么看我的？你想说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会听见我们说什么。”
“但是我对你没有看法。”
托黑的脸上带着关注的神情，像是在倾听命运一样，静静地倾听着无须思索就能理解的简单事实。他一直很安静，洛克问道：“你想要对我说什么？”
托黑看着他，然后看着他们周围光秃秃的树，下面远处的小河，小河之外开阔的天空。
“没什么。”托黑说道。他走了，双脚踩在碎石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刺耳而均匀，就像活塞引擎的破裂声。
洛克独自一人站在空荡荡的汽车道上，看着这幢建筑。
第三部分 盖尔·华纳德
1
盖尔·华纳德把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除了感到金属环对肌肤的重压外，他一无所知，他应该只是举起了一根铅管或者一块钻石。那仅仅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圆环。“我要死了。”他大声叫道——接着打了个呵欠。
他感觉不到解脱、绝望或者恐惧，即便驾鹤西归之际也没有得到庄严。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时刻，几分钟之前，他的那只手里还拿着牙刷，现在又用同样的感觉举着枪。
他想，人不应该这样死，必须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快乐或者感受到一种健康的恐惧；人必须为他生命的终结礼赞。让我感觉到恐怖的战栗吧，然后我就会扣动扳机。他什么也没感觉到。
他耸耸肩，放下了枪，站着，用枪轻拍着左手手掌。他想人们总是谈论黑色死亡或红色死亡，你，盖尔·华纳德，你的死亡将是灰色的。人们为什么不曾说过这才是最后的恐怖？不要尖叫、祈求、惊厥。没有万事皆空的漠然，没有烈火一般天灾的纷扰，有的只是自始至终的、微不足道的、苍白无力的恐惧。他冷笑着告诫自己，你不能那样做，那是一种糟糕透顶的体验。
他走向卧室。他的寓所是位于曼哈顿市中心，一幢摩天酒店式公寓五十七层上的一座阁楼，这个公寓的所有权都是他的。卧室位于阁楼的顶部，站在卧室里，他能鸟瞰全城。墙和屋顶由玻璃板建造，整个卧室像一个玻璃笼子。墙面覆盖着防尘天蓝色软羊皮窗帘，将整个房间遮得严严实实，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打开。天花板上毫无遮掩，躺在床上，他能观赏头顶上的星星、注视闪电划过或者观看晶莹小雨滴猛烈地捶打着天花板，光闪闪的，如云层缝隙中乍现的阳光。他和女人躺在床上时，喜欢熄灭灯拉开窗帘，告诉她：“我们正当着六百万人的面通奸。”
现在，他独自一人，拉开了窗帘，站在那儿，俯视这座城市。夜已深，脚下斑驳的灯火一片阑珊。他想，无论自己是继续多年俯望这座城市，或者再也无法看到它，他都不会在乎。
他倚墙而立，透过黑薄的丝绸睡衣感受着玻璃的凉意。胸部的口袋上绣着白色的图案：GW，这是他姓和名的两个首字母，依照他本人的手迹绣制，跟他那高傲的一挥而就的签名毫厘不爽、真假难辨。
人们说，在盖尔·华纳德诸多蛊惑人心的东西中，最大的就算他的长相了。看上去，他宛然是个追求过度完美的颓废主义者，是一脉高雅血统的至极产物。但众所周知，他出生于贫民区。他长得又高又瘦——从美学上看，是过于高瘦了——好像全身肌肉消融了似的，他无须站得笔直来向人们显示自己的严厉。他弯着身，懒散地踱着步，就像一根高贵的钢柱，这让人们意识到的不是他的姿势，而是在想他体内那根能让他在忽然之间弹得笔直的强力弹簧。他很少笔直地站着，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无论怎样的穿着，都会赋予他优雅之极的气质。
他的面孔不属于现代文明，而应该属于古罗马；那是一张永恒的贵族的面孔。他的头发呈现灰色的波纹，从高高的前额向后梳着，油光可鉴。棱角分明的脸上裹着紧绷绷的皮肤，嘴很大，双唇很薄，弯眉下一双浅蓝的眼睛，形象点儿说，就像是满含讥讽的两个椭圆。一次，一位画家要画一张墨菲斯托菲里斯（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这个魔鬼——译者注）的肖像，请他坐下来当模特，华纳德大笑着拒绝了。画家悲哀地看着他——他的笑使这张脸更接近他画作的主题了。
他倚着卧室的窗玻璃情不自禁地垂下了头，手中仿然感受着枪的重量。他想，今天是什么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来帮助我，让这个时刻变得有点意义吗？
今天，就像他身后的无数岁月一样，很难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现在他51岁，时间是1932年10月的中旬。他可以肯定的只有这些，其他的一切只有通过回忆才能知晓。
早晨六点，他已经醒来并且梳洗妥当。成年以后的岁月里，他每晚至多睡四个小时。他朝餐厅走去，那儿已经准备好了早餐。餐厅面积不大，矗立在这幅美丽画卷的一角，仿佛一座花园。所有的房间都是精美的艺术作品。它们的简洁和优美，激荡起人们无尽的赞叹，赞叹使这座房子看起来似乎属于另外的某些人。但是当人们得知这就是《旗帜》出版商的家时，都惊呆了；《旗帜》可是纽约最通俗的报纸。
早饭之后，他去了书房，他的桌子上堆满了那天早晨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各样的重要报纸、书刊、杂志。他独自一人坐在桌子旁阅读并用大号蓝铅笔在印满了字的纸上作着简短的批注。这些批注看上去就像间谍的速记，除了他不在时才到书房来的那个呆板的中年秘书之外，没人能识别它们。当他晚上再次回到书房的时候，秘书和那堆纸都不见了，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几页纸，上面打印着密密麻麻的字，字里行间隐藏着他所需要的东酉，诸如对他早晨工作的记录。
十点钟他到了旗帜大楼，这是坐落在曼哈顿下城的一幢不起眼的满是污垢的建筑。穿越狭窄的大厅时，遇到的员工都向他问候早安，问候恰当得体，他回答得也客气礼貌。但是，在他周围有一种死亡辐射效应，能使生命有机体停止活动。
华纳德所辖的每一个部门都受着诸多清规戒律的束缚，其中最严厉的一条是，当他进入房间或者意识到他出现的时候，绝对禁止中断工作。没有谁能够预测到他会在何时造访哪个部门。因为他会随时随地出现，弄得人像怕遭电击一样地谨慎。员工们尽己所能地遵守这项规则，但是他们宁肯加班三个小时，也不愿在他的默视下工作十分钟。
今天早晨，在办公室里，他浏览了一遍《旗帜》周日版的社论校样，在希望删除的地方划了蓝线。他没有签名，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盖尔·华纳德才使用这种蓝色删除标记，似乎要把原作者从纸面上弄出去。
在和堪萨斯州员改完校样后，他要求与堪萨斯州史普林威尔市的《华纳德先驱报》取得联系。跟他的州属部门通话时，他从不预先通知。他希望他帝国里的每一个关键市民都熟悉他的声音。
“早上好，康明兹。”编辑答话时他说到。
“天哪！”编辑嚷到，“这不是……”
“是的”，华纳德说，“听着，康明兹，再弄出一篇像昨天奇谈“夏季里的最后一朵玫瑰”那样的垃圾，你就回高中的《号角》呆着吧。”
“是，华纳德先生。”
华纳德挂断了电话，又和华盛顿一个著名参议员联系：“早上好，参议员。”那个绅士两分钟之内就走到电话线跟前，华纳德接着说到，“接我的电话，您真是太好了。非常感激，我不愿占用您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欠您一个最诚挚的感谢。感谢您为‘海耶一朗森议案’的通过所作的努力。”
“但是……华纳德先生！”参议员的声音似乎有些局促不安，“你真客气，但是……议案还没有通过。”
“噢，不好意思，我弄错了。它将在明天通过。”
华纳德企业集团主任委员会会议在那天上午十一点半召开，该企业集团由二十二家报纸、七家杂志、三家新闻服务机构、两家新闻影片厂组成，华纳德拥有75%的股份，其他董事们都不太肯定他们的存在有什么作用与目的。华纳德要求董事会议按时开，不管他出席与否。今天，十二点二十五分，他走进了会议室，一个声誉卓著的老绅士正在讲话。董事们继续听着，没有注意华纳德的到来。他们很遵守公司的规则。他走到红木长桌顶端，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了下来。没有人转头看他，这把椅子上坐着一个他们不敢过目的幽灵。他静静地听了十五分钟，在一句话正讲到一半时起身离开了，就像他进来时的那样。
他在办公室的大桌子上摊开了“石脊”图纸，和他的两个代理商讨论了半个小时，这是他新的房地产生意。他在长岛上购买了大片土地，准备在此进行“石脊”的开发。这是小户型的房地产开发区，每一块石头，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子都由盖尔·华纳德建造。了解他房地产活动的几个人告诉他：他疯了。那是无人问津建筑的年头。但是，盖尔·华纳德却在一系列被人们称为发疯的决定上发了财。
设计“石脊”的建筑师还没敲定，有关工程的新闻已经传遍建筑界。几个星期以来，华纳德将那些国家级的建筑师和他们朋友的信件、答复电话拒之门外。会议结束之际，正当他要再度拒绝这一切时，他的秘书告知他：罗斯通·霍尔科姆来电话了，迫切要求占用他两分钟时间。他同样没有理会。
“爱尔瓦，这个该死的《有胆识的胆石》到底是什么？”
斯卡瑞特笑了：“噢，它是小说的题目，洛伊丝·库克写的。”
“什么种类的小说？”
“噢，只是一些傻话。它应该属于散文诗小说，是关于一个胆石的故事，它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一种由胆汁构成的健壮的利己主义者，你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一个人服用了大剂量食用油——从医学角度来讲，我不能肯定这种作法是否符合逻辑，但不管怎样，这就是《有胆识的胆石》的结局。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自由。”
“卖了多少本了？”
“不知道，我想不很多，只有知识分子买。但是，我听说后来好转了一些。”
“确切点，最近这里发生了什么？爱尔瓦？”
“什么？噢，您是说您注意没有多少记录……”
“我是说我已经注意到，在过去几个星期中整个‘旗帜’的一切。做得很好，同样出色的是，它让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您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是什么意思？那个特殊的称号为什么总是在最不恰当的地方连续出现？一天它出现在某一杀人犯行刑的刑侦故事里，那个杀人犯‘就像有胆识的胆石一样死去’，两天以后，它又在16页上描写的奥伯尼州出现，‘参议员哈兹莱顿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但却只不过是一个有胆识的胆石’；紧接着它又出现在讣告里；昨天它在妇女的版面上；今天，它又在漫画页上——斯努西称他富有的房东为有胆识的胆石。”
斯卡瑞特矜持地放声大笑：“是的，这不是很荒谬可笑吗？”
“起初我也这么认为，现在不了。”
“盖尔，别疑神疑鬼了！这不是什么主要问题，我们有关人员已经作了处理。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
有什么经济价值。”
“这是其中的一点，还有一点，这本书不是一本著名畅销书。如果是的话，我还能理解书名是在他们脑海中自动蹦出来的。但它不是畅销书。所以有人在作手脚帮着它‘蹦’。为什么？”
“噢，算了吧，盖尔！为什么有人想捣乱呢？我们关注了什么？如果它是个政治问题……但是，但是见鬼，谁要从大肆支持或反对自由意识中捞到什么油水？”
“有人咨询过你这件事吗？”
“没有，跟您说，关注这件事都是自发的，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一出闹剧。”
“你最先从谁那儿听到这种说法的？”
“我忘了……让我想想……他是……是的，我想起来了，是埃斯沃斯·托黑。”
“一定要制止这种现象，一定要通知托黑先生一声。”
“好的，遵命。但这的确没什么。只是人们自娱而已。”
“我不喜欢有人拿我的报纸取乐。”
“是的，盖尔。”
两点钟，华纳德作为嘉宾出席了一个由全国妇女俱乐部协会举办的午宴，这个协会提倡已婚妇女工作。他坐在女主席的右侧，宴会厅金碧辉煌，弥漫着栀子花、香黎豆、炸鸡的香味。午宴之后，华纳德发表了20分钟演讲，也没说出个之乎者也来，但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完全支持会上所说的一切。没有人能说清楚盖尔·华纳德对听众，尤其是妇女听众的影响。他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声音低沉，富有磁性，有一种独断专行的味道。他正确得无可挑剔，好像本身又在讽刺着所谓正确性。但是他还是征服了所有听众。人们说他敏锐，极富阳刚之气。他用谦恭的语调谈论学校、家庭，好像正与在场的每一个老女人做着爱。
回到办公室，华纳德站在财经编辑室的高桌子旁，手里拿着一支大号蓝铅笔，在一张特大的空白印刷纸上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社论，毫不留情地谴责所有提倡妇女从业的人，字体足有一寸高，结尾的GW像一束蓝色火焰。他没有通读全文，他从来不必这么做；他随手把它抛掷到视野可及的执行编辑桌子上。然后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傍晚时分，华纳德正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秘书通知，埃斯沃斯·托黑要求见他，华纳德说到：“让他进来。”
托黑进来了，脸上的笑容谨慎而微弱。那种笑是对他自己和老板的嘲弄。但却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百分之六十的嘲笑是针对他自己的。他知道华纳德不想见他，而他自己也不情愿被接见。
华纳德坐在桌子后面，礼貌而面无表情。两道对角的皱纹微微地凸在他的额头上，和他倾斜的眉毛平行。那是他有时露在脸上的一种令人惶恐的特别标示，有一种两次曝光的功效，是不详的强调。
“请坐，托黑先生。我能为你效什么劳？”
“哦，我比那放肆多了，华纳德先生。”托黑高兴地说，“我不是来要你给我效劳的，我是来为你效劳的。”
“什么事？”
“石脊。”
两条对角线在华纳德的额头上明显了一些。
“一个报纸的专栏作家能对石脊效哪门子劳呢？”
“报纸专栏作家——非也，华纳德先生。但是作为一名建筑专家……”托黑把声音托成一个嘲讽的问号。
托黑看着华纳德的眼睛—一如果他没有那几分自傲，也许早就被撵出办公室了。这种眼神像是在告诉华纳德：他知道他被那些举荐建筑师的人折磨到了什么程度，他知道他为了避开他们已经筋疲力尽。通过这次出乎华纳德意料的约见，托黑已经胜他一筹了。同时，正像托黑已经知道的，这样的自负是正对华纳德胃口的。
“好吧，托黑先生，你要推荐谁？”
“彼得·吉丁。”
“噢？”
“对不起，我没听清。”
“哦，说来听听，你怎么个推荐法。”
托黑停了一下，轻松地耸耸肩，又匆匆说：“当然，您明白，我和吉丁没有什么往来，我只是他的朋友，当然也是您的朋友。”声音听起来愉悦轻松，但却少了几分肯定，“坦率地说，我知道有点儿老生常谈，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都是事实啊。”华纳德没有任何表示。“我冒昧来这里是因为我觉得有责任告诉您我的意见。不，不是道义上的责任。就叫它美学意义上的责任吧。我知道，您做事要求尽善尽美，对于这项工程，您要的那么大面积，任何一位建筑师都不能和彼得·吉丁媲美，无论是在能力、品味还是想像力、创造性上。华纳德先生，这就是我真诚的意见。”
“我很相信你。”
“真的？”
“当然。但是，托黑先生，我为什么一定要考虑你的意见呢？”
“噢，毕竟，我是你的建筑顾问啊！”他的声音已经透漏出一丝愤怒。
“亲爱的托黑先生，不要把我和我的读者混为一谈。”
过了一会儿，托黑向后一靠，无奈地笑着摊开双手。
“坦诚地说，华纳德先生，我觉得我的话不会对您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没打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向您推荐彼得·吉丁。”
“没有？那你又打算做什么？”
“只是想让您腾出半个小时给一位比我更能让您信服彼得·吉丁能力的人。”
“谁？”
“彼得·吉丁太太。”
“我为什么要和彼得·吉丁太太讨论这件事？”
“因为她是个很漂亮又很难对付的女人。”
华纳德向后仰着头，大声笑了起来。“上帝，托黑，我真如此暴露无遗吗？”
托黑眨了眨眼，不知所措。
“真的，托黑先生，你让我的美德妇孺皆知，我却让你显得浅薄粗鲁，我向你道歉。我没有想到，在你诸多的人道主义行为中，你竟然还是一个拉皮条的。”
托黑站了起来。
“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托黑先生。无论如何，我不想会见彼得·吉丁太太，或想什么其他事情的。”
“我也认为您不会，华纳德先生。这也不是我赞成的。几个小时之前我就料到了您会这么做。事实上，今天清早，我就行使自由权利，为自己准备了和您就此讨论的另一个机会。我行使自由权利，送您了一件礼物。当您今天晚上到家的时候，您会发现我的礼物就在那儿等您了。如果您认为，我让您如此这般做是对的，就打电话给我，我将马上赶过去。然后，您就能够告诉我，您愿意还是不愿意会见彼得·吉丁太太。”
“托黑，这真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相信你在向我行贿。”
“我是在贿赂您。”
“你知道，这是阴谋诡计，你完全有成功的可能，当然你也可以为此失业。”
“那要仰仗今晚您对我礼物的态度。”
“好吧，托黑先生，我会看你的礼物的。”
托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当他开门的时候，华纳德补充说：“你明白，托黑，早晚有一天你会让我感到厌烦的。”
“时机没到的时候，我会努力不烦您的。”托黑答道，又鞠了一躬，出去了。
当华纳德回到家的时候，已把埃斯沃斯·托黑刚才的所作所为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晚上，在他的阁楼里，华纳德和一位长着白皙面孔、一头柔顺的棕色头发的女人共进晚餐。华纳德带给那个女人的荣华富贵，那怕就是一丁点，也会让她的祖宗三代抛头颅、洒热血的。
就在她将水晶高脚酒杯举到唇边的瞬间，华纳德意味深长地欣赏着：她手臂的曲线像无与伦比的、天才雕刻的银质枝叶烛台一样妙不可言。玉面上摇曳的烛光，扑朔迷离、美轮美奂。他多么希望她是一座大理石雕像啊！那样的话，他就可以默不作声地看着，让自己快乐地去肆意妄想。
“盖尔，一两个月以后，”她懒懒地笑着，柔声说道：“等天气阴霾，朔风凛冽的时候，让我们乘坐‘I Do’游艇四处翱翔，去一个能被阳光直射的地方，就像我们去年冬天那样，好吗？”
“I Do”是华纳德游艇的名字，他从没向人解释过如此命名的原因。此前许多女人曾就此向他质疑过，这个女人也不例外。现在，他静默无语的时候，她又问起了这个问题。
“顺便问一下，亲爱的，那是什么意思——你那艘漂亮游艇的名字？”
“那是我不作回答的问题，”他说，“之一。”
“哦，我要为这次旅行准备衣服吗？”
“绿色是最适合你的颜色。在海洋的衬托下它看起来很美。我喜欢看你用绿色装点你的头发和手臂。我想我是会怀念你那用绿色丝绸掩映的双臂，因为今晚将是最后一次。”
她的手指静静地抚在高脚杯上。没有任何征兆能让她预知今晚将是最后一次。
但是她知道，他只需要说这么多。所有华纳德的女人都知道，她们会得到这样的结局，没有任何征兆。过了一会儿，她音调低沉的问道：
“原因是什么？盖尔？”
“显而易见。”
他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了一只钻石手镯，这只手镯在烛光里闪耀着冰冷、耀眼的光芒：繁琐的连缀物松散地垂落在他的手指间。没有盒子，没有包装纸。他用它在桌上转了一个圈。
“一个纪念物，亲爱的。”他说，“这个纪念物比它所纪念的东西更有价值。”镯子撞到高脚酒杯上，滴溜溜儿地转了个圈儿，发出清脆的响声，好像是在对这个女人嘶叫，她默不作声。他知道这种境况很糟糕——因为，就像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女人一样，她不是在这种情形下，以这样的方式接受礼物的人；还因为，就像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女人一样，她也不会拒绝。
“谢谢你，盖尔。”她说着，把镯子戴在手腕上，没有透过烛光看他一眼。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了客厅，她停住了，长长睫毛间的眸子移向了暗夜，那儿是通向卧室的楼梯口。
“让我为这个纪念物付出代价，是吗，盖尔？”她问到，声音低缓。
他摇着头。
“刚才我的确这么想，”他说，“但现在我累了。”
当她离开的时候，他站在客厅里。他想到了她的痛苦，实实在在的痛苦——但她过不了多久将会全部都忘记，除了那个镯子。曾经，这样的想法让他倍生苦涩。但现在他已经回想不起来那个时候了。想到今晚发生的一切，他只觉得早就该这么做。
他走进图书室，坐下来静静地读了几个小时，然后毫无理由地突然停在了一个重要句子中间。他不想再读下去了，不想再费那个劲了。
一切对他来说不需发生——这一切是实实在在的现实，而任何现实都不能给他帮助；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令人震撼的无助——似乎所有一切都被清空了，只留下一件小事，毫无意义，空洞乏味。因为它似乎是如此平常，如此波澜不惊，就像是带着友好微笑的杀手。
没有什么随风而逝——除了期望；不，不止于此——根源，是去期望的期望。他想，失去双眼的人仍会留有光明的概念。但是他听说过彻底失明——就是说，如果控制视力的大脑中枢被破坏了，一个人就会失去视觉记忆。
他放下书，站了起来，不想站在这儿，也不想离开这儿。他想，应该去睡觉了。虽然对他来说有些早，但明天可以早些起。他走到卧室，冲了个澡，穿上睡衣。然后他打开梳妆台的一个抽屉，看见他一直放茌那里的枪。一种一见钟情般的、突如其来的兴趣使他拿起了枪。
想到自己将要自杀，他一点也不震惊，这让他更相信自己会那么做。这个想法似乎非常简单，根本用不着争论。它就像早已被认可的一曲陈词滥调。
现在，他倚着玻璃墙站着，凝固在那个十分简单的想法上，他想，一个人活得平庸，但是不能死得平庸。
他走向床，坐了下来，手里仍然提着枪。他想，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火花里，应该能看到自己全部的生活。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让自己看见它，我要迫使自己再重温一遍。现在，让我从中找到活下去的愿望，或者结束它的理由。
十二岁的盖尔·华纳德在黑暗中伫立在哈得逊河岸的残垣之下，一只手臂挥在后面，拳头紧握，时刻准备着，迎接战斗。
他脚下的石头已经堆到了残余的街角处，正好将他与街道隔开，安全地隐蔽起来。街角的外侧很陡峭，一直通向河里；河畔没有光照，没有铺垫，在他面前延展，地面低洼，更显天空的开阔。一间货栈矗立着，弯曲的檐板随意地悬挂在窗子上，窗子的灯不怀好意地闪烁着。
战斗的时刻即将来到了——他知道，为了生活他必须得这样做。他直挺挺站着，拳头在后下方紧握，似乎想抓紧几条绳索。这些绳索似乎牵引着他那破烂衣衫下没有一丝肌肉的每一处关节，牵引着裸臂上暴露的长筋腱，牵引着颈部绷紧的声带。无形的绳索似乎在颤抖，但他的身体却稳如泰山。他像是一种新型的致命武器，只要手指触摸到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扣响扳机。
他知道男孩帮的头儿在寻找他，他知道那个头儿不会一个人来。两个男孩用刀和他厮杀，其中一个还从他那发了笔小财。他的口袋空了，他正等着他们。他是男孩帮中最小的，又是最后一个加入的。头儿曾经说过，要给他上一课。
矛盾始于男孩帮策划的河上打劫游船的活动。头儿说那个活儿得晚上动手，下属全部赞同，只有盖尔·华纳德用傲慢的低沉语调解释说：“选在这条河的下游打劫的‘城市流氓帮’已经试过那个勾当了，六个成员被条子抓了去，两个进了坟墓；所以还是在黎明动手为好，这时候没有人注意。”男孩帮转而打劫了他。他还是不服。盖尔·华纳德不善于说服别人。除了相信自己判断的外，他目空一切，所以头儿想要一劳永逸地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三个男孩悄无声息地沿着薄墙极轻地走着，即使隔培有耳，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盖尔·华纳德在离他们一个街区远的时候就听到了。他站在角落里悄然不动，手腕因为用力更僵硬了。
时机成熟时，他纵身一跃。这一跃直入长空，似离弦之箭，根本没有想到该如何着陆。他的胸部撞在了一个对手的头上，胃部顶在了另一个对手的头上，双脚踩在了第三个对手的胸部。他们四个人都倒下了。当三个对手仰起脸的时候，盖尔·华纳德的身影已经依稀难辨，他们只看见一个飞轮悬在自己头上的半空中，随着灼热的刺痛，轮子里飞出的东西刺向了他们自己。
除了两只拳头外，他一无所有，而敌方有五只拳头和一把刀子。但没必要计算数目，他们只听见雨点儿般的拳击声，“咚咚咚”就像落到硬橡皮胶上。刀子插过来，不动了，说明已经砍到了人。但是他们的对手刀枪不入，无懈可击。他没有时间去感受；他行动迅速；疼痛已不可知；他似乎把疼痛留在半空中，而自己则在下一秒到达了地面。
在他的肩胛处，似乎有一个马达推动他的两只胳膊不停地飞转，只看得见旋转出的圆圈；两只胳膊如旋轮中的辐条，已经看不清了。旋轮每次下落，不管停在哪里，那是急速飞转没有间歇，令人目不暇接。一个对手的刀子刺向华纳德的肩膀，他肩膀迅速一闪，刀子沿着华纳德身体的一倒滑下，从腰带处掷了出来。这就是这个对手看到的最后一件事。什么东西打到了他的下巴上，还没等他觉出来就倒下了，后脑勺撞到一堆烂砖头上。
双方激战了很长时间，滴滴鲜血喷溅在他们周围的墙上，但这丝毫没什么用处，他们不是在和一个人搏斗，而是在和一个无形的人类意志搏斗。
他们终于善罢甘休了，横躺竖卧在砖堆里呻吟。盖尔·华纳德平静地说道：“黎明时分动手”，然后悄然离去，从那时起，他成了男孩帮的头儿。
两天后的黎明时分，驳船里的货物全部搞定，战绩显赫，大获成功。
盖尔·华纳德和他的父亲一起住在地狱厨房中心区一座老房子的地下室里。他的父亲是一名码头工人，身材高瘦，不善言辞，是没上过学的文盲。他的祖父和父亲是同一类人，除了家里的贫穷，他们一无所知。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他们家族的血管里还真流淌着贵族的成分。一些贵族先辈的荣耀，接着是一些悲剧，尽管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却使他们的子孙沦为贫民。所有华纳德家族的人——廉租房、酒吧、监狱——看起来都与周围格格不入。盖尔的父亲在码头这一带，被人称作“公爵”。
盖尔两岁的时候，母亲死于肺病，他是她惟一的儿子。他模模糊糊的知道，父亲的婚姻富有极大的戏剧性。他看见过母亲的一张照片，她面无表情，衣着和他们的邻居截然不同；但她非常漂亮。母亲死了以后，父亲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父亲爱盖尔，虽然一个星期父亲跟他说不上两句话，但他能感觉到父亲对他的爱、对他的奉献。
盖尔长得既不像他的父亲也不像他的母亲。有一种别人无法确切描述的返祖现象，不能推测出返祖的具体间隔，不知返到了哪一代，可能得用几个世纪来衡量。他总是比同龄人显得高瘦，伙伴们都叫他电线杆华纳德。没有人知道他把肌肉用在了哪里，他们只知道他的肌肉用掉了。
从孩提时起，他就一件工作接着一件工作地干。他在街道的拐角处卖了很长时间的报纸，几乎每个街角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一天，他去找报社的老板，向他建议，报社应该开展一项新业务——早晨把报纸送到读者家门口，他解释说这样做会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是吗？”老板问。“我认为这将会是行之有效的。”华纳德肯定地说。“哼，你根本不在这里管事。你根本就不了解这里的一切。”老板说道。“你是个傻瓜。”华纳德对他说，然后他失业了。
接下来，他又在一家杂货店工作。他跑腿、清扫洒满污水的木地板、分选大量的烂蔬菜、帮忙侍奉顾客、耐着性子称量一磅面粉或者将大罐牛奶分装在小壶里。那活儿就像使用压路机来压手帕一样，但他咬牙坚持。一天，他向杂货店老板解释道，像威士忌那样把牛奶装到小瓶子里将是一个好主意。“你别出馊主意了，去侍候那边的芬丽文太太吧。”杂货商老板说道，“我知道我的生意该怎么做，不用你多嘴。你根本不在这里管事。”华纳德去侍奉苏丽文太太了，什么也没说。
他到一家俱乐部工作，清洗被人吐得一片狼藉的痰盂，他听着看着那些令他在余生对震惊产生免疫的事情。他尽他的最大努力，学会了保持沉默，不越雷池一步，把无能的人当作主子，耐着性子等待。没有人听他说过自己的感受，他对工友们有着丰富的感情，唯独没有尊重。
他到渡船上做了一名擦鞋工。船上任何一个耀武扬威的马贩子，酩酊大醉的船夫都会对他推推搡搡，呼来唤去。如果他一开口，一个沙哑的嗓音就会传来：“这儿的事情与你无关。”但是他喜欢这份工作。没有顾客的时候，他就站在栏杆旁眺望曼哈顿。他看着新房子上的黄色布告牌、空荡荡的街区、起重机、油井的钻架和远处挺立的几座塔楼。他想像着什么应该被毁，什么应该被建，他想像着太空，想像着该如何实现希望。一声粗鲁的叫喊“嘿，擦鞋的！”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回到鞋摊旁，谦卑地把腰弯向一只溅满泥浆的鞋。那个顾客只看到一个长满浅棕色头发的小脑袋和两只骨瘦如柴、麻利能干的小手。
浓雾迷漫的晚上，在街角的汽灯下，没人注意到倚靠着灯柱的细长身影——这个中世纪贵族，这个不合时宜的绅士。他的每一个本能都显示出他应该发号施令，他的大脑不停告诉他：他有这个权利，他是一位封建制度下的男爵，却被赋予了这样的命运——扫地和听人使唤。
五岁的时候，他通过提问的方式自学读写，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他有着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倔强劲儿，别人知道的，他必须也得懂。孩提时代他为自己设计了问号的盾形徽章，取代丢失在几百年前的那个徽章。人们没有必要两次向他解释同一件事情，他学习数学是从铺设排水管道的技师那儿开始的，他向住在他家附近的水手学会了地理，还在当地俱乐部的政客们那儿知道了一些市政管理，那个俱乐部是一个帮派的匪巢。他过去从没去过教堂或学校。十二岁那年，他走进了一个教堂，听了一个关于耐心和谦卑的布道。之后就再没回去过。十三岁时，他决定去看看教育到底是什么东西，便注册进入了一所公立学校。就像盖尔在和帮派战斗被打伤后回到家时一样——这次对关于他上学的决定，父亲也没说什么。
在学校的第一周，老师不时地提问盖尔·华纳德——这对她来说非常快乐，因为盖尔总是知道答案。当他信任比他强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用意时，他就像斯巴达人一样听命，就像在帮派里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但是他的努力付诸东流了，仅仅一周他就发现，无须努力他就稳坐班级第一的宝座。一个月之后，救师不再注意他的表现了。原因很简单，他总是知道他学过的一切，而她必须注意那些反应慢、迟钝愚笨的孩子。他毫不松懈地坐几个小时，就像绷紧的链条，而教师却得重复、咀嚼、再次咀嚼，费尽力气迫使那些空洞无神的眼睛和嘀嘀咕咕的声音闪现出智慧的火花。两个月之后，老师领着学生复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教的初级历史知识的时候，问到：“咱们国家最初有多少个州？”没人举手，华纳德伸出了胳膊，老师向他点头示意。他站了起来。“怎么回事？”他问道，“我应该把每一样东西都吞咽十次吗？我知道答案。”“班里不只有你一个学生。”老师说道。他说出了让老师脸色发白的话，十五分钟后，她明白了这句话的全部含义，脸又红了。他走向了门，到门口时，又扭头补充道：“噢，对了，最初有13个州。”
那是他的最后一次正规教育。
地狱厨房的一些人从未冒险跨出这里，甚至有一些人很少走出他们出生的房屋。但是盖尔·华纳德经常到这座城市最好的街道去散步。对于这个富有的世界，他没有痛苦、嫉妒或恐惧。在第五大街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他只有好奇和宾至如归的感觉。他穿过安静肃穆的公寓大厦，双手插在口袋里，脚趾从平底鞋里露出来。人们瞪眼看着他，但没有用处。他大步穿过街道，将人们不会拥有的那份只属于他的感情抛在身后。此时，除了去理解世界，他什么都不想要。
他想知道什么使得这些人有别于他的邻居们。结果，吸引他注意的不是衣服、马车和银行，而是书。他的邻居们有衣服、马车和钱，但是他们不读书。他决定学会第五大衔上人们阅读的一切。一天，他看见一位女士在马路边的车里等人，他知道那位女士——他对此类事情的判断比对《社交录》还要准确得多。她正在读书。他跳到马车的蹬梯上，抓起那本书，跑了，要抓住他可得身手快一些、身材瘦一些的条子。
这本书的作者是赫伯特·斯宾塞。他非常激动，用尽全力读完了它，但只读懂了全书的四分之一。这使他攥紧拳头、咬紧牙关、下定决心、有计划地开始了一个旅程。没有别人的建议、帮助，自己也没制定计划，他开始阅读各种各样彼此毫不相干的图书。有些段落，他在这本书里不能理解，就到另一本书里寻找相关答案。他涉猎各个方向，最初是初级书籍，之后是高中初级读本。虽然他的阅读活动没有计划，但是汲取到他头脑中的知识却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发现了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然后去了那里一会儿——研究它的布局。后来有一天，男孩帮的各色人物不时光顾这家阅览室。他们一个个打扮得煞费苦心、勉强让人相信他们是读书人。他们进来时苗条纤弱，而出去时却臃肿肥胖，也就是从那个晚上，盖尔·华纳德家中地下室的角落里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阅览室。他的同伙们毫无怨言地执行了他的命令，这是一份极不光彩的任务，自尊尚存的他们从未偷窃过像书这样毫无意义昀东西。但是电线杆华纳德下了命令——没人敢和他争辩。
十五岁时的一个早晨，人们在排水沟里发现了他，身下一滩紫黑的血浆，两腿断了，已经没了知觉。可是前一天晚上他是有知觉的。他被一个喝醉的码头工人打得只剩下了一口气。他在黑暗的街道上，看着街角处的灯光，没人知道，他自己是如何走到那个街角的，但他走到了。人们只看到他身后的人行道上留下了长长的血渍。他爬着，惟一的动力就是他的两条胳膊。他敲着门的下部，这是一家还没有关门的小酒店，那是华纳德有生以来第一次请人帮助。店主出来了，冷漠地、狠狠地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是恼怒和鄙夷，一点儿同情都没有，然后又进了屋，随手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他不想和帮派之间的争斗搅和在一起。
几年之后，盖尔·华纳德，《纽约旗帜》的出版商，仍然记着那个店主和码头工人的名字，他知道如何找到他们。他从没去找那个码头工人的麻烦，但是他让那个店主破了产，弄得他妻离子散，积蓄全无，最后被迫自杀。
盖尔·华纳德十六岁时，他的父亲死了。那时，他孑然一身失业在家，口袋里只有六十五美分、一张未付的房租账单，还有一肚子乱七八糟的学识。他觉得自由打造生活的时候到了。那天晚上，他来到屋顶，眺望着城市的灯火，那个他不管事的城市。他的视线从周围破烂小屋的窗子移到了远处公寓大厦的窗户。在那儿，有几块火树银花般的明亮广场，但他不知道它们该归属于哪座建筑物。他旁边的灯光看上去模模糊糊，无精打采，而远处的那些灯光清晰明亮，精神抖擞。他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一那些房子里都是什么样呢？也和这些或明或暗的光线一样吗？每个房间、每个人都有些什么呢？他们全都有面包。那么可以用他们所买的面包驾驭他们吗？他们有鞋子、咖啡……他的生活轨迹明晰了。
第二天早晨，他走进了《新闻公报》编辑部，想在此找份工作。《新闻公报》在这个地区占有四分之一的业务量。一个编辑看着他的衣服询问到：“你会写‘猫(cat)’这个字吗？”华纳德反问：“你会写‘拟人形态（anthropomorphology）’这个字吗？”编辑回答：“我们这儿没有工作。”华纳德说：“我再转转，你们想用我的时候说一声。我不要工钱，你们认为我还行，想留住我时再付给我工钱。”
他待在这幢楼里，坐在编辑部外面的楼梯上，每天都坐在那儿，已经一周了，没有人注意他，晚上他睡在门廓里。他的钱快花完的时候，他从柜台或垃圾堆里偷来了食物，再回到自己在楼梯上的位置。
一天，一名记者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走下楼的时候，朝华纳德扔了一枚五分硬币，说道：“孩子，去买一碗炖菜吃吧。”华纳德口袋里只剩下一角钱了。他拿出这个一角硬币扔给记者说：“去买个螺丝钉吧。”那个记者骂了一句，下楼了。两枚硬币依然躺在楼梯口。华纳德不愿去动它们，这个故事在编辑部里不断被重复着，一个长着一脸疙瘩的的职员耸了耸肩，拿走了那两枚硬币。
这个周末，在繁忙的工作时间里，从编辑部里出来一个人叫华纳德去跑个腿，其他鸡毛蒜皮的琐事接踵而来。他像军人一样准确地等待着命令，十天以后有人付给了工钱。六个月以后，他成了一名记者，两年以后，成了副主编。
盖尔·华纳德二十岁时，恋爱了。从十三岁开始，他就知道性是怎么回事，他有许多女孩，他从不言爱，从不创造浪漫的视觉感受，他对恋爱就像对付一桩动物交媾那么简单。但在那方面，他可是个专家——女人只要看他一眼就能判断得出来。和他恋爱的那个女孩长得出奇得美，让人想去顶礼膜拜而不敢亵玩。“让人可望而不可及”。她柔弱、安静，粉脸流露出她正在神秘地恋爱，只是没有声张而已。
她成了盖尔·华纳德的情人。他完全被幸福击昏了，只要她愿意，他马上就可以和她结婚。但她对此只字不提——他一直认为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中。
一天晚上，他坐在她的脚旁，仰着脸，用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对她说：“亲爱的，你想要什么，我就会给你什么，只要我能。我愿为你赴汤蹈火。我愿为了你放弃一个男人不能放弃的一切，只要你高兴，你喜欢，只要能为你效劳——仅仅为了你。”女孩笑了，问道：“你认为我比玛格丽·凯利更漂亮吗？”
他站起来，什么也没说，走出了房间。他再也没有去见过那个女孩。盖尔·华纳德以从不需要两次接受同一个教训为荣，以后的岁月里他再也没恋爱。
二十一岁时，他在《新闻公报》的工作受到威胁，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政治和腐败从没让他烦恼过，他对此也了如指掌，他的那些手下们收取了好处，在选举投票时煽风点火，上演一出出打架斗殴事件。但是，当派特·马利甘，他管辖区的警察局长被陷害时，华纳德坐不住了，因为派特·马利甘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惟一正直的人。
《新闻公报》已经被诬陷马利甘的势力所控制。华纳德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在大脑里排排队。这些信息，能把《新闻公报》打入地狱。他的事业也就随之付诸东水了，但是那些都不重要。他不去想他的决定和他为自己事业定下的每条规定都背道而驰。这个极少的冲动将他袭倒了，使他抛弃谨慎，成了一只动物，只剩下一种势在必得的欲望，因为他所要申明的正义是那样的盲目。但是，他知道《新闻公报》的毁灭只是第一步棋，不足以拯救马利甘。
三年来，华纳德一直保留着一小块剪报。那是一篇有关腐败的社论，是由一家大报的著名编辑撰写的。他一直保留着，因为这是他读过有关对正直最为壮丽的礼赞。他拿着那块剪报去看那位著名编辑，要告诉他有关马利甘的事情，他们将联手打碎这台政治机器。
他步行穿过市区，来到那家著名报纸的办公楼前。他必须步行，这有助于控制他内心的愤怒。他被允许进入编辑室——他总有办法违反各种规则进入他想去的地方。他看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个胖子，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他没做自我介绍，而是把那块剪报放到了桌上，然后问到：“您还记得这个吗？”编辑扫了一眼剪报，又扫了一眼华纳德。这正是华纳德以前曾看见过的一瞥：砰的一声关上门的那个酒店主眼里的一瞥。“你怎么能指望我记住我写过的每一篇垃圾？”编辑问。
过了一会儿，华纳德说道：“谢谢。”这是他生命中惟一一次向别人致谢。这种感激是真挚的——他永远不必再买一次教训。但是编辑隐隐感觉到，他那短短的一声“谢谢”里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的东西，而且极富震慑力。他不知道那是一张讣告，宣布了盖尔·华纳德的死亡。
华纳德又走回到《新闻公报》，对那位编辑或那台政治机器，他毫无气恼可言。他只是为自己、为派特·马利甘、为所有的正直感到耻辱。他想到那些人，那些自己和马利甘心甘情愿成为其牺牲品的人，他感到无地自容。他没有想“牺牲品”——他想“蠢货”。回到办公室，他写了一篇文采飞扬的社论猛烈攻击马利甘队长。“哦，我还以为你同情那个可怜的杂种呢？”他的编辑高兴地说道。“我不会同情任何人的。”华纳德答道。
杂货商和船工们从没欣赏过盖尔·华纳德，但政治家们却恰恰相反。在和报纸打交道的几年中，他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他的面部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表情——在他的余生都不会抹掉的表情，不能算是微笑，仿佛是对着整个世界发出的一个静止的嘲笑。人们能够猜测到，他只是想嘲笑那些他们也想嘲笑的特殊事情。而且，对于一位对激情或神圣都平静如水的人，这是一桩乐事。
他二十三岁时，一伙政客打算赢得市政选举，需要一家报纸帮忙作宣传，于是买下了《新闻公报》。他们是以华纳德的名义买下的，华纳德将为这台政治机器赢来一个体面的门面，盖尔·华纳德成了主编。他不遗余力做政治宣传，为他的雇主们赢得了竞选。两年以后，他粉碎了那个帮派，把它的领袖们都送进了监狱，自己摇身一变，成为《新闻公报》的惟一主人。
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扯下这幢建筑物门上的标志，扔掉报纸的老报头。《新闻公报》变成了《纽约旗帜》。他的朋友们提出异议：“出版商不能改变报纸的名字。”华纳德答道：“我就要改变。”《旗帜》的第一场战役是为慈善事业筹款。《旗帜》用同样的版面，同时刊出两则故事：一则是一直努力奋斗的年轻科学家，在顶楼里忍饥挨饿，从事伟大的发明，另一则是有关一个女仆，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杀人犯的心上人，正等待着私生子的出生。一个故事引用了科学图表；另一个故事——采用了一幅衣冠不整、表情悲戚、耷拉着嘴角的女孩照片。《旗帜》呼吁读者帮助这两个不幸的人。它为那个年轻的科学家筹到九美元四十五美分；为那个未婚母亲筹到一千零七十七美元。盖尔·华纳德召集部属会议，把登载两则故事的报纸和所筹集到的钱放到桌子上，问道：“咱们这儿还有人不明白吗？”没人回答，于是他又接着说到：“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旗帜》是一份是什么性质的报纸。”
盖尔·华纳德时代的出版商以在自己的报纸上张扬自我品质而自豪，盖尔·华纳德则把报纸、他的身心都呈递给一群乌合之众。《旗帜》在躯体上是一张马戏表演的海报，灵魂上则是一场马戏表演。它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令人震惊、使人愉悦、获得认可；它要树立新形象，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千百万人。盖尔·华纳德这样解释他的政策：“似乎可以这么认为，人类具有各种各样的美德，但恶习却是相似的。”他径直地看着提问者的眼睛，补充道，“我正在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服务，我是这一主体的代表——确切点说，是为美德而行动，不是吗？”公众渴望违法犯罪、丑闻诽谤、情感伤痛，盖尔·华纳德满足他们的需求。他给予公众渴望得到的一切，同时还对他们那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却又感到羞耻的品味给予公正的评说。《旗帜》刊载杀人、放火、强奸、贿赂——用恰到好处的道义感冲击着每一个人，三个专栏无微不至地支撑着同一个道义。“如果你让每一个人都坚守贵族操守，你将使他们感到厌恶。”华纳德说道，“如果让他们放纵自我，这会使他们恼羞成怒。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你就会征服他们。”他刊登沦落风尘的女子、离婚、孤儿院、红灯区、慈善医院。“性第一，”华纳德说道，“眼泪第二，撩起他们的欲火，让他们哭天喊地——你将会征服他们。”
《旗帜》倡导了一场伟大而勇敢的圣战——针对那些无可争议的事情。它使政客们曝光——比大陪审团抢先了一步；它攻击垄断——以受压迫人的名义，它从不富有也没成功的人的角度嘲弄富有和成功；它以无微不至的讥讽来极力强调社会的巨大力量。这些，都给予读者两方面的满足：就像路人进入奢华的休息室时不用在门槛上擦拭鞋子一样。
大家一致公认，《旗帜》不遗余力地宣传真理、品位、信誉，但却不允许它的读者动脑思考。硕大的标题、流光溢彩的画面、简洁明了的文字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捕捉着人们的意识。根本用不着读者去进行推理，就像食物直达直肠用不着消化一样。
“新闻”，盖尔·华纳德告诉他的员工，“可以在最大多数人中间创造最高的兴奋，将他们冲击得失去理智。如果人数众多，越糊涂越好。”
一天，他从大街上随手拽了一个人领进办公室，那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既不衣冠楚楚，也不衣衫褴褛，既不高也不矮，既不太黑也不太白，长着一张第二次看见时绝对想不起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的脸。如此没有显著特征的长相令人难以置信，实在缺少个性。华纳德领著他在办公楼里窜来窜去，介绍给每一位职员，然后让他走了。接下来华纳德把职员们叫到一起说：“当对你们的工作心存疑虑的时候，记住那个人的脸，你们就是为这样的人写东西的。”“但是，华纳德先生，”一个年轻编辑说道，“谁也不会记住他的脸啊。”华纳德答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盖尔·华纳德的名字在出版界造成一种威胁的时候，一批报界同仁开始排挤他——他们在一个所有人都必须出席的市政慈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贬降低了公众品位。华纳德说道：“帮助人们维护他们还没有的自尊，这不是我个人能力所能及的。你们给予了他们在公众面前声称的他们喜欢的一切，而我给予他们真正喜欢的一切。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先生们，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你们还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
对华纳德来说，不尽善尽美地做好每一种工作是不可能的。不管他想要做什么，手段都是最高超的，所有阻止他报业工作的动力、强制力、意愿都会化为乌有。一个罕见的天才在无限量地燃烧，以此获得出其不意的完美。一个新的信仰和价值观也许会在某种精神理念里被发现，而这种精神理念就蕴含在他所搜集的平平常常的故事里，蕴含在他所涂划过的纸张里。
《旗帜》总是冲在新闻报道的最前线。当南美发生地震，灾区信息中断的时候，华纳德租用了一架飞机，运送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比他的竞争者抢先了几天，他使纽约各个街道有了这则特殊的新闻报道，同时配有代表着火苗、断裂、压碎的尸体的画面；当远离大西洋海岸沉没于风暴中的航船发出求救信号时，华纳德亲自和员工奔赴现场，抢在《海岸导航》之前，指挥救援并且带回了配有自己照片的独家新闻，照片中的他在怒涛中爬着梯子，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当加拿大的一个村庄由于雪崩跟外界隔绝的时候，正是《旗帜》让热气球升空，给居民们送去了食物和《圣经》；当煤矿由于爆炸而瘫痪时，《旗帜》开设赈济处，刊出贫困压力下矿工们漂亮的女儿遭遇危险时的悲情故事；一只小猫被困在一个柱子顶上，是《旗帜》的摄影师把它解救下了下来。
华纳德下令：“没有新闻的时候，我们要制造新闻。”一个精神病患者逃出了一家州立疯人院，没有几天时间，这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方圆几英里，正与《旗帜》对当地警察局效率低下予以蔑视的预测不谋而合。新闻——精神病患者被《旗帜》一名记者抓住了，两个星期以后，竟然奇迹般地康复，随后释放，同时他还将自己在疯人院所遭受的虐待图片卖给了《旗帜》。这导致了一场改革风暴。随后，有人说，那位精神病患者在他精神未失常之前曾在《旗帜》工作，当然，这永远得不到证实。
一家雇用了30个年轻女孩的糖果店发生了大火，两个女孩被烧死了。玛丽·瓦一个幸存者，将她们所遭受的剥削作为独家新闻告坼《旗帜》，从而导致了一场反对糖果店的运动，而且还是由这座城市的妇女精英倡导的。大火的来源从未被发现过。有消息传，玛丽·瓦森是从前为《旗帜》撰稿的伊·达克，这也没有得到证实。
在《旗帜》创刊的前几年，盖尔·华纳德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度过了大多数的夜晚。他对员工提出的要求很难得到实现，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则很难让人相信。他像使用军队一样使用员工，像使用奴隶一样使用自己。他给员工丰厚的报酬，只给自己房租和伙食费。在他住廉价公寓时，他的那些最好的记者已经住在昂贵豪华的宾馆套间里了。他花钱比进钱快——他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旗帜》上。这份报纸就像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不管花多大价钱，每个要求都会被满足。
《旗帜》是一份首先得到最新排版设备，却是最后一个获得最佳的新闻报纸——最后，是因为此后它一直保有这个殊荣。华纳德吞并了他竞争者的编辑部；没有人能够抵得上他所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他的程序应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一名新闻记者收到华纳德的邀请函，总会把它看作是对其新闻道德的一种凌辱，但还是得赴约。他来了，带着一大堆过分的条件，声称如果能够满足这些，他将接受这份工作。华纳德开始面试，通常是先声明他将会付多少薪水，然后补充道：“当然，你也许希望讨论一下其他条件——”然后盯着那个人咽了一下喉结，下结论说：“没有条件？好吧，周一来报到。”
华纳德在费城创办他的第二份报纸，当时，当地的出版商就像欧洲酋长联合抵御匈奴王阿提拉入侵一样对待他。随后的战争野蛮地展开。华纳德对此甚是嘲笑了一番。没有人告诉他如何雇用凶手劫持报纸运输专车、如何击打卖报小贩。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这场搏斗中被摧毁，华纳德的《费城之星》存活了。
其他的事情就像传染病流行一样迅速而简单。他三十五岁时，美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华纳德报纸，四十岁的时候，有了华纳德杂志，华纳德新闻影片和众多家华纳德有限公司。
不仅仅是出版，还有大量的众所周知的活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没有忘记孩提时的一切，没有忘记当年做擦鞋工时站在游船栏杆边所想到的一切——日益发展的城市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在没有人奢望能增值的地段购买了房产，违背众议——投入了几百美元却赚回几千美元。他用自己的方式购进了各种各样的企业。有时候，这些企业破产了，毁掉了与此相关的每一个人，却拯救了盖尔·华纳德。他发动了一场运动反对一家可疑的电车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得这种电车公司丧失了专营权；而这个专营权却归给了华纳德控制下的一家更为可疑的集团。他曝光了一个又一个准备垄断中西部牛肉市场的企图，给按他命令行事的一个团伙清理出了空地。
许多人发现年轻的华纳德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值得利用，都曾帮助过他。在被人利用这方面，他展现出令人迷惑的殷勤。然而在每一件事情上，人们最后都发现，被利用的是他们自己——就像当初替盖尔·华纳德购买《新闻公报》的人一样。
有时候，他会冷酷无情、老谋深算地花钱投资，用一系列无踪无迹的行动，毁掉了许多重权在握的人：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船队队长等等。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那些人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他从他们的毁灭中也没捞到一点儿好处。“华纳德那个杂种到底想要什么？”人们说，“反正他不想要钱。”
接二连三公然抨击他的那些人，都陆续被赶出了自己的行业。一些人是几星期之后，另一些人是几年之后。有时候，对于一些凌辱，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宽恕，有时候他会因为一句没有任何恶意的话语而让一个人崩溃。人们从来也搞不明白他将会报复什么，又将会原谅什么。
一天，他注意到，另一家报纸一名年轻记者的工作成绩斐然，于是派人去叫他。那个记者来了，但华纳德谈到的工资待遇对他没产生任何作用。“我不会为你工作，华纳德先生。”他不顾一切地、认真热切地说，“你没有任何理想。”华纳德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你不能逃避人类丑恶的一面，亲爱的。”他温和地说道，“你为之工作的老板有许多理想，但是他必须为钱而乞讨，听命于许多卑贱之人。我的确没有理想——但是我不用乞求。只有这两种选择，你要哪一个？”那个记者又回到了从前的那家报纸。一年以后，他来找华纳德，问到一年前他的邀请是否还有效，华纳德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个记者从那时起就一直为《旗帜》效劳，他是华纳德的下属中惟一一个真心热爱华纳德的人。
爱尔瓦·斯卡瑞特，原来《新闻公报》的惟一幸存者，和华纳德一起飙升。但是他不能说自己爱华纳德——他只是像华纳德脚下的地毯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他，很机械地为他效忠。爱尔瓦·斯卡瑞特从不讨厌任何东西，因此他有爱的能力。他精明机灵、工作能力强，有时天真得肆无忌惮，弄不懂什么是不道德。他相信自己所写的一切，相信《旗帜》上所写的一切。他可以两个星期紧守一个信念。对华纳德来说，他价值连城，他是公众反应的晴雨表。
没有人能够说盖尔·华纳德是否有自己的私生活。他的业余时间与《旗帜》第一版的风格相似——只是这种风格被搬到一个大广场上，好像他仍旧在耍马戏，只不过是面对一群国王。为了某部伟大戏剧的上演，他不惜重金买下整个剧院——然后和他当时的情妇独自坐在空旷的礼堂里。他发现了一个不知名的剧作家所创作的精彩剧目，就付给他大笔钱，把这部剧目变成绝剧并给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出。在这仅有的一次演出中，华纳德是惟一的观众，脚本第二天早晨就烧了。当一位社交名媛请他为高贵的慈善事业出点儿力的时候，华纳穗递给她一张签字的空白支票，朗声大笑，坦诚地说到，她填进去的数额一定会比他会填进去的要少。他替在酒吧里认识的一位分文不值的妄想者买了巴尔干半岛的一种王位称号，而自那以后，那人再也没有看过他，倒是他经常谈到“我的侍者、我的司机、我的国王。”
晚上，华纳德经常穿着花九美元买来的一套蹩脚的衣服乘坐地铁，到贫民窟的下流酒馆或赌场游荡，倾听公众的心声。一次，在贫民窟的一家廉价啤酒馆里，他听见一位卡车司机正在当众指责盖尔·华纳德是邪恶资本主义最坏的代表，唾液飞溅，语言下流。盖尔·华纳德同意他的说法，用那取自“地狱厨房”词汇表里的、只有他用过的词语帮腔。最后，华纳德拾起不知何人留在桌上的一份《旗帜》，从第三页上撕下自己的照片，粘上一枚面值一百美元的钞票，递给了卡车司机，在其他人还未吭一声的时候走了出来。
他情妇的更替如此之迅速，以至于与此有关的闲言碎语都退避三舍了。据说，他从未喜欢过一个女人，除非他花钱买了她——当然，她必须也得是那种不能用钱买的人。
通过将自己表面的生活完整的透漏给公众，华纳德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隐私。他会走到密集的人群中间，他是公共财产，就像公园里的纪念牌，像公共汽车站牌，像《旗帜》的各个版面，他的照片在自己报纸上出现的频率比电影明星还要高的多。他在每一个富有想像力的场合，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拍照。他没有拍过裸体照，但他的读者认为他一直就赤裸着身体。他从未在个人的宣传中获得过快乐，个人宣传只是他奉行的一项政策而已。他阁楼的每个角落都复制在了他的报纸和杂志上。华纳德说道：“这个国家的每个杂种都知道我的冰箱里装的是什么，浴缸里放的是什么。”
然而，他生命里却有一个不为人知也从未被提及过的角落。在他的卧室下面，建筑物的顶层，是他的私人艺术陈列室，被锁着。除了看门人，任何人不得进入，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一次，法国大使请求进去参观，华纳德拒绝了。偶尔地，但不经常，他会突然到他的艺术陈列室呆上几个小时。他按照自己的水准收集、选择艺术作品，里面有著名的杰作，也有不知名画家的帆布画。他不收藏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即使作品的名字永垂不朽。收藏、鉴赏、意义重大的签名对他都没有诱惑力。与他打交道的艺术商声称，他的鉴赏力具有大师级水准。
一天晚上，华纳德的侍者看见他从下面的艺术陈列室里回来了，竞被华纳德脸上的表情惊呆，那是一种痛苦万状的表情。然而整张脸却似乎年轻了十岁。“您不舒服吗，先生？”他问道。华纳德毫无表情地看着他，随口说道：“去睡觉吧。”
“我们可以将您的艺术陈列室在‘周日丑闻’专栏详细报道一番。”爱尔瓦·斯卡瑞特满怀希望地说道。“不用。”华纳德答道。“可是为什么，盖尔？”“看，爱尔瓦，说到底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别人无法窥视的灵魂，即使是监狱里的囚犯，杂耍里的小丑，但我是例外。我的灵魂已经在你的‘周日丑闻’专栏里宣传得足够了——而且是采用的三色印刷法。所以我必须有一个替代物——即使它仅仅是一间上锁的小屋和几件不能被随意触摸的小东西。”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伴有前兆信号，但是斯卡瑞特直到华纳德四十五岁的时候，才注意到华纳德性格中的某一新特征。华纳德在毁灭工业资本家及其垄断方面已不感兴趣，开始找到了一种新的牺牲品，人们说不出这是否是一项娱乐、一种狂暴变态的行为，还是一种有组织有系统的追求。他们认为这很可怕，因为这仿佛太不道德，而且毫无意义。
首先开刀问斩的是德怀特·卡森。德怀特·卡森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因为狂热致力于自己的信仰，而享有一尘不染的美誉。他坚守个人主义至上，反对大众的集体事业，为那些声誉极高、发行量较小的杂志撰稿，对华纳德没有构成丝毫威胁。华纳德买断了德怀特·卡森，并强迫他为《旗帜》的一个专栏撰稿，倾心鼓吹与个人天才相对立的广大民众的优势。这个专栏很糟糕，空洞而麻木不仁、没有说服力，常常惹得人们动怒。只不过是浪费版面、挥霍金钱而已，但华纳德坚持要办下去。
即使是爱尔瓦·斯卡瑞特，也对卡森的转变感到震惊，他向华纳德说道：“我相信其他任何人都不够正直诚实，但不相信卡森也这样。”华纳德哈哈大笑，笑了很长时间，好像控制不住，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了。斯卡瑞特皱了皱眉，他不喜欢亲眼目睹华纳德情感失控的场面，因为这和他所了解的华纳德的方方面面相矛盾，但这也给了斯卡瑞特全面深刻理解华纳德滑稽幽默的情感的机会。这就像是看见坚固光滑的墙面上出现了一条小小的狭窄裂缝。这条缝隙不可能对整座墙造成威胁，只是无缘无故地呆在那里。
几个月之后，华纳德从一家激进杂志社挖过来一位年轻作家，这位作家以正直诚实闻名遐迩。华纳德让他撰写一些为天才人物涂脂抹粉却诅咒广大民众的文章。这也使得他的很多读者大动肝火，而他矢志不渝，似乎不再关心发行量的微妙变化了。
他雇用了一位感伤派诗人去报道棒球比赛，雇用了一位艺术家去负责财经新闻，雇用了一位保守派人士为工人辩护。他迫使一位无神论者写文章大肆鼓吹宗教，让一位有着坚定原则性的科学家赞扬迷信比科学更具优势。他给一位伟大的交响乐指挥以丰厚的年薪；他什么都不用做，只有一个条件：不得再指挥交响乐。有些人最初拒绝了他，但最终都屈服了，因为他们发现几年之内，通过几轮神不知鬼不觉的循环周转，自己已走到了破产的边缘。他们有些人声势显赫，有些却没什么名气。华纳德对他从前的猎获物已不感兴趣，对于那些腰缠万贯、无所谓有什么信仰的成功人士也懒得看上一眼。他的牺牲品们有一个普遍的简单共性：他们正直诚实、纯洁无瑕。
一旦他们被击溃了，华纳德仍然一如既往地支付他们薪水，只是不再注意他们，也不愿再见到他们。德怀特·卡森变成了酒鬼，另外有两个人吸毒成瘾，还有一个人自杀了。这最后一个人对斯卡瑞特触动很大，于是他问道：“盖尔，是不是太过头了，这实际上是谋杀啊！”但华纳德说道：“根本不是，我仅仅是外部因素，他们自己才是内因。如果闪电击在了一棵腐烂的树上，那树肯定会倒下，但这不是闪电的错误。”“但是，你遇到健康的树怎么办呢？”“爱尔瓦，健康的树根本就不存在，”华纳德愉悦地重复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爱尔瓦·斯卡瑞特从没问过华纳德，这种新的理念该如何解释。凭着某种模模糊糊的直觉，斯卡瑞特猜到了背后的一点儿缘由，于是耸耸肩大笑着告诉人们，没什么可担忧的，只不过是“一个安全阀”罢了。只有两个人理解盖尔·华纳德：爱尔瓦·斯卡瑞特——片面地；埃斯沃斯·托黑——全面地。
埃斯沃斯·托黑——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希望避免和华纳德争吵——有一种不能抑制的憎恶愤怒感情，因为华纳德没有选择他做牺牲品。他差不多也希望华纳德会不顾一切地腐蚀他，不管结果如何，但是华纳德很少注意到他的存在。
华纳德从不惧怕死亡，多年来，他一直有着自杀的想法，不只是想法，而是他生活机遇里的许多可能性之一。他曾冷漠地审视过，带着几许温文尔雅、好奇谨慎地审视任何可能性——然后就忘到九霄云外了。他的意志抛弃他的时候，也是他的精力耗尽的时候——而在他的艺术陈列室里逗留几个小时，他又安然无恙了。
就这样，他活到了五十一岁，活到了这无关紧要的一天，活到了没有欲望再动一步的晚上。
盖尔·华纳德坐在床沿上，身体向前弓着，双肘倚在膝盖上，手里攥着枪。
是的，他告诉自己，答案就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
因为，在这一欲望的深处，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刺痛，而不是对生命的进一步审视，他知道今晚他不会死。只要他还畏惧着某些东西，他就会固守着生命，即使它只是意味着向未知的灾难进发。死亡的想法让他一无所得，而活着的想法却对他小有恩惠——那是敬畏的暗示。
他活动了一下手，掂了掂枪。他笑了，一丝嘲弄的微笑。不，他想，那不是为了你，不是的，你还是不想毫无意义地死掉。你在这种想法面前却步了——即便那只是些残留物。
他把枪扔到了床角，清醒地知道那个非常时刻已经过去了，死亡对他不再构成威胁。他站起来，没有愉悦感，只是很累；在正常的轨迹上后退了一步。没问题，只想尽快地过完今天去睡觉。
他走进书房去倒酒。
打开书房的灯时，他看见了托黑的礼物。那是一个硕大的垂直板条箱，矗立在他的书桌旁。薄暮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它，他想到了“晦气，不顺”之类的词语，但很快就将它忘得一千二净。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站在那里慢慢地啜饮着。板条箱太大，他的视野回避不了。他一边喝着酒，一边使劲儿地猜测里边可能会是什么。它又高又长只能装一件家具。他不能推测出托黑能送给他什么有形财产，他曾希望是一些无形的东西——一个小信封，里面是要进行某种讹诈的暗示，那么多人想尽办法讹诈他，但都没有成功。他原本还认为托黑比那些人有更多的判断力呢。
酒喝完了，他还是没有给这个板条箱找到一个看起来更合理的解释，这让他烦恼，就像是猜字谜一样。在书桌抽屉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套工具。他找到了那套工具，打开了板条箱。
正是斯蒂文·马勒瑞制作的多米尼克·弗兰肯雕像。
盖尔·华纳德走到书桌旁放下手中的钳子，好像这些钳子是易碎的水晶。然后他转过身再次审视着雕像，足足看了一个小时。
接下来他走向电话，拨通了托黑的号码。“哪位？”托黑嘶哑而又不耐烦地问道，他是被从酣睡中叫醒的。“好吧，过来。”华纳德说着挂断了电话。半小时以后，托黑到了，这是他第一次拜访华纳德家。华纳德亲自开的门，而且还穿着睡衣，他一句话未说，走进了书房，托黑紧随其后。
大理石雕像全身赤裸，头在狂喜中高高地向后仰着，使得这个房间看上去就像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斯考德神庙。华纳德迷惑而又期待地看着托黑，那凝视之中当然也有极力压制的愤怒。
“当然，你想知道这个雕像模特的名字，是吗？”托黑问道，声音里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
“不，”华纳德答道，“我想知道雕刻家的名字。”
托黑不喜欢这个问题——他对此感到好奇。托黑脸上表情复杂，除了失望，显然还有其他成分包括其中。
“雕刻家？”托黑说道，“等等……让我想想……我觉得我的确知道……是斯蒂文……或者是斯坦雷……斯坦雷或者其他……坦诚地说，我也记不得了。
“如果你知道这个值得一买，你就该知道雕刻的名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
“我会查询一下的，华纳德先生。”
“你在哪儿买的这个？”
“在一家艺术品商店，你知道，第二大街上的一家。”
“你怎么会走到那儿去？”
“我不知道。我没问我自己。我买它仅仅因为我认识这个模特。”
“你在撒谎。如果你在它身上看到的只是那个，你就不会把它冒险送给我。你知道，我从没让任何人进过我的艺术陈列室。你认为我会允许你把它放进去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给我那种礼物。你不会冒那个险，除非你确信，而且非常确信这是一件无比伟大的作品，同时确信我将会接受它，确信它会征服我。它的确征服了我。”
“我很高兴听到这些，华纳德先生。”
“如果你想为这件事沾沾自喜，我也想告诉你，我憎恶这个东西是你送来的。我憎恶你有欣赏它的能力。它不适合你，我显然错误地看待你了，你是一个比我想像的更伟大的艺术家。”
“既然如此，我就不客气地接受你的恭维，并且表示感谢，华纳德先生。”
“现在，你打算做什么？你想要让我明白，只有我接见彼得·吉丁太太，你才会给我这件东西吗？”
“噢，不，华纳德，我已经把这件礼物给您了，我只是想让您明白，这就是彼得·吉丁太太。”华纳德看着雕像，又回头看着托黑。
“噢，你这个傻瓜！”华纳德轻声说道。
托黑迷惑不解地看着他。
“那么你真的想用这个当成红灯区的招牌？”华纳德似乎如释重负。他发现，现在没有必要再看着托黑了“很好．托黑，此刻，你不像我想像得那么伟大聪明。”
“但是，华纳德先生，什么……？”
“难道你没意识到，这座雕像将是毁掉我对吉丁太太所有胃口的最佳方式吗？”
“你还没看见过她，华纳德先生。”
“噢，她也许很漂亮，她也许比这座雕像还漂亮。但是她不会有那个雕刻家赋予这个雕像的一切。看着那张和这个雕像同样的脸，如果没有任何内涵而言，就像一张死气沉沉的漫画——难道你不认为人们将会因此讨厌这个女人吗？”
“您还没有看见过她。”
“噢，好吧，我就看看她。我告诉你，你完全有成功的可能，要么就砸了你自己的饭碗。我没有答应要去和她上床，是吗？只是看看而已。”
“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一切了，华纳德先生。”
“让她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见个面。”
“谢谢你，华纳德先生。”
“而且，你说你不知道那个雕刻家的名字，你在撒谎。但这事就不麻烦你了，彼得·吉丁太太会告诉我的。”
“我相信她会告诉您的，但是我为什么要撒谎？”
“上帝知道。顺便说一下，如果那个雕刻家平淡无奇，你也许会因此失去你的工作。”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有合同啊。”
“留着你的合同去找工会吧，埃斯沃斯！现在，我想你应该祝我晚安，走人了。”
“是的，华纳德先生，祝您晚安！”
华纳德陪他到了门厅，到门口时说道：“你是一个可怜的生意人，托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让我约见彼得·吉丁太太。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你为什么竭尽全力为你的那个吉丁争取那份业务。但不管是什么原因，肯定是很有价值的，否则你不会舍得用那个雕像作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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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戴你的翡翠镯子？”彼得·吉丁问道，“高登·普利斯科特的未婚妻戴着星光般璀璨的蓝宝石，让每个人都目瞪口呆。”
“对不起，彼得，下次我戴它。”多米尼克说道。
“这个晚会很好，你玩得愉快吗？”
“我一直都很愉快。”
“那么，我只是……只是……噢，上帝，你想听真话吗？”
“不想。”
“多米尼克，我讨厌死这些了。威森特·诺尔顿烦死人了，他是个该死的势利小人。真让我受不了。”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没有这样表现出来吧？”
“没，你没有，你表现得很好。他说得每个玩笑你都笑了——包括谁也没笑的那个。”
“噢，你注意到这一点了？那一招很灵的。”
“是的，我注意到这一点了。”
“你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是吗？”
“我从没说过。”
“你认为这么做……很卑鄙，是吗？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卑鄙。”
他深深地把自己埋在扶手椅里，让下巴极不舒服地压在前胸上部，但是他不想再动了。炉火发出一声噼啪的爆裂声。他关了所有照明，只留了一盏台灯，发着一抹丝绸般的黄光，但是这并没有营造出一种亲密和谐的轻松氛围，只是使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就像是所有设施都被禁用的空荡荡的公寓。多米尼克坐在房间的另一端，她苗条的身材服服帖帖地偎依在直背掎上。她看上去并不刻板，而是平衡得有失舒适了。屋子就他们两个，但是她就像公共场合的一位女士，又像是公共展窗里打扮时髦的衣服架子——正对着繁忙的十字路口。
他们刚从威森特·诺尔顿的家里开完茶会回来。威森特·诺尔顿是一位著名的青年社会活动家，吉丁的新朋友。他们一起安静地吃过晚饭，现在可以过一个自由的晚上了。直到明天才会有其他的社交安排。
“你和马什夫人说话的时候不应该嘲笑她的通神论。”他说道，“她是真的相信那个。”
“对不起，以后我会更加小心些。”
他等待着，想让她打开话题。她什么也没有说。他突然间想到她从没有先和他说过话——在他们结婚的二十个月里，他告诉自己，那是荒谬可笑的，那是不可能的。他绞尽脑汁地回忆她主动跟他说话的时刻，当然也有过，他记起来了——她问他“今晚你什么时候回来？”和“周二的晚餐你请想狄克森丝夫妇吗？”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他看了她一眼。她看上去不厌烦也不焦虑，根本没注意他。她坐在那儿，警觉而又有所准备，好像他的陪伴已经是她全部的兴趣。她没有伸手去取一本书，也没有注意自己遥不可及的任何想法。她直直地看着他，没有将视线转移，好像她正在等待一场谈话。他意识到，她总是直直地看着他，就像这样。现在他不知道他是否喜欢这样被人看。是的，他喜欢，这让他不会产生嫉妒，不会认为她对自己有所隐瞒。他不允许任何逃避，他们两人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逃避。
“我刚刚看完了《有胆识的胆石》。”他说道，“它是一本很好的书，是大脑中智慧火花的产物，是一个泪眼朦胧的精灵，是一个金子般心灵的小丑，却拥有了片刻上帝的王位。”
“我在‘周日旗帜’上读过同样的书评。”
“我读过这本书，你知道我读过。”
“你可真不错。”
“噢。”他听到了赞美，感到很快乐。
“那是出于对作者的考虑。我相信她喜欢有人读她的书，所以花点时间读一下是件好事——当你已经预先知道了情节的时候。”
“我没有预先知道情节——但是，我同意评论者的观点。”
“《旗帜》拥有最好的评论者。”
“的确如此，当然。所以，同意《旗帜》所做出的评论没错，不是吗？”
“没有什么错，我一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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