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出了红塔山，一根一根点燃了，一共点燃了三根，分别插在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头上。红塔山，那是他们眼中最好的香烟。有一次，村子里来了一位当官的，好像是搞调研，给见到的每个农民发了一根红塔山。根生伯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等到发烟的人走远了，他从耳朵上取下香烟，翻来覆去地看着：“啊呀，这就是人家说的红塔山？”
红塔山，也是父亲他们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香烟。有一次，万灵伯叼着旱烟锅子说：“什么时候咱也能天天抽上红塔山，那就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我跪在他们的坟前，任风雪吹打着我，我知道我难得从南方回来一趟，再见到父亲他们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相信，父亲、根生伯、万灵伯能够知道我回来了，能够看到我回来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妹妹和弟弟也来了，也跪在我的身边。他们可能找不到我，知道我肯定来了坟地，就赶过来了。先是妹妹哭了，然后我和弟弟也哭了
，我们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天昏地暗，哭得几乎昏厥过来。
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母亲来了，母亲拉起我们说：“回家啊，你爸爸知道你们现在生活好，就放心了。你们都甭伤心。”
我们站起身来，父亲坟前留下三个跪拜的雪坑。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我时刻告诉自己：我和他们不一样，一点也不一样。我的这些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城市家庭，很多人的家庭都很富裕，他们小时候没有受过像我这样的苦难。他们不用自己努力就有房有车，有属于自己的物质幸福。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拿着200元钱来到城市的，我是为了省一元钱而跟在公交车的后面一路奔跑着去招聘的，我是喝着别人喝剩的矿泉水去找工作的……所以，我必须努力，我必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
城市富裕家庭和农村贫穷家庭，中间的差距让人难以想象，简直要以光年计。30年前，当他的父亲穿着崭新的中山装走进机关食堂吃饭的时候，我的父亲背着耱条走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当他吃着零食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的时候，我饿着肚子裁剪水泥包装袋给自己制作作业本。20年前，当他的父亲开着私家车奔驰在城市宽敞的马路上的时候，我的父亲手持锄头在责任田里挥汗如雨；当他带着女朋友在公园里卿卿我我的时候，我在煤油灯前刻苦攻读。10年前，当他的父亲站在自己家的别墅阳台上眺望远天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为没有钱交医疗费而不得不回家养病；当他登上飞机去异国留学的时候，我因为债台高筑而不得不来到他生活的城市打工……这三十年来，他们家步步为营，我们家一无所有。这三十年来，他享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幸福，而我遭受到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现在，我要赶上他，要让我的孩子像他的孩子一样，这又谈何容易。
然而，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全力以赴，为了我的家庭，为了我的孩子。
也是在这次回家的时候，我听到了弟弟深陷传销窝点的事情。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县城距离家乡几十里山路。有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一些穿着西装的男子和穿着套装的女子坐弟弟的单轮车，他们看起来精神焕发，很像有钱人，男子的头发油光可鉴，统一梳向后面，很像官吏；女子的脸抹着脂粉，又香又白。但是，他们的做派却一点不像有钱人。当时，县城已经有了出租车，在县城里跑，不论多远，都是三元钱，三轮车是一元钱。这些西装和套装不坐出租车，而坐三轮车。坐三轮车的时候还要搞价，“五毛行不行？我身上刚好没有几毛钱零钱。”
刚开始，弟弟想，五毛就五毛吧，但是，他们一次次地五毛，弟弟就感到不对劲。而且，他们去的都是郊外的村子。这些人在干什么，弟弟一直不知道。曾经有一次，弟弟问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说他们在搞科研，弟弟心中充满了疑窦：在破村子里能搞成什么科研？
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住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那户人家有几间旧窑洞，窑顶已经熏黑了，用报纸裱煳着，报纸又脆又黄，上面印着“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为了省钱，弟弟和一个同样蹬三轮车的人住在一面窑洞里。这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叫安康，比弟弟大几岁。他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正在陕西安康讨饭，回来后就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出生后，家里分了责任田，父亲再也没有出去讨饭，“日子真个过得很安稳，身体也健康。”
有一天，安康对弟弟说：“我们蹬三轮车能赚几个钱。我一个同学在卖化妆品，一月就能赚一万元，前几天刚刚从香港讲学回来。”弟弟问安康的同学在哪里，安康说就在县城里，他也想去卖化妆品，带上弟弟一起去。
毫无社会经验的弟弟动心了，就跟着安康去卖化妆品。刚开始的时候，人家还要培训他们，给他们上课，就在那个县城郊外的村子里，说什么只要你卖得好，就能一级一级向上升，从普通经理到白银经理，再到什么黄金经理、白金经理、钻石经理，而钻石经理的财富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羡慕。弟弟和安康听得如痴如醉，幻想着以后当了钻石经理，也让克林顿羡慕羡慕，给咱中国人争口气。
要在这个化妆品公司卖货，还有门槛，这就是，每个人进来要先交2000元。那时候的2000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能够买一台19寸的彩电，而彩电当时在农村还很少。
安康和弟弟商量了一番，两个就把吃饭的家当——三轮车卖了。然后又东街西凑，总算有了2000元钱，就屁颠屁颠地给人家送过去了。安康的同学接到钱后，眉开眼笑，嘴巴都笑歪了。弟弟说他从来不知道一个人会高兴成这个样子。
交了钱后，他们被带到了县城里的一幢楼房里，他们的行动反而受到了限制，几个小伙子白天黑夜都跟着他们，不让他们出门。这些小伙子逼迫他们写出所有人的电话号码，然后用房间里的一个固定电话拨打出去。
这个单元房的窗门都被关死了，窗帘一天到晚都拉着，透不进一丝阳光。他们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单元房里，他们与外界彻底隔绝了。
到了现在，弟弟才知道进入了圈套，人家克林顿才不会羡慕这种生活。
弟弟和安康想着怎么脱身。但是，他们不能交谈，他们一说话就会遭到那几个小伙的呵斥。
有一天，安康的同学进来了，他像个贪官一样腆着肚子说来看望他们，脸上还挂着慈祥的微笑。弟弟和安康心领神会，两人奔进厨房，一个拿起切菜刀，一个拿起锅铲，抵住“贪官”的脖子，让他把吞下的钱吐出来。
贪官吓坏了，没有血色的脸上冷汗直冒。他告饶说，可以放弟弟他们走。
弟弟说：“把钱拿出来。”
贪官说：“钱已经交给了上级，他做不了主。”
弟弟说：“你做不了主，今天就把你的头割下来。”弟弟拿着菜刀的手一使劲，贪官的脖子上就有了红印子。
贪官吓坏了，跪在地上说：“求求你们，别杀我。”然后，他对那几个打手说：“快让老板把钱退了。”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打手出去了，拿来了4000元，弟弟把钱装在身上，菜刀依然抵在贪官的脖子上，押着贪官来到了楼下。打手们一直跟在后面，想报复。弟弟在楼下的过道上，看到有一辆拉着竹竿的四轮拖拉机停在路边，弟弟一刀将捆绑竹竿的绳子砍断了，竹竿哗啦啦地落下来，挡住了打手们的路。打手们气急败坏，跳着脚叫骂。弟弟把贪官一把推倒在竹竿上，和安康逃跑了。
后来，弟弟对我说，他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关云长单刀赴会”的故事，所以那一刻就想到了关云长，没想到《三国演义》救了他和安康的命。
没有了三轮车，两人生活无着，就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弟弟在叙说自己的惊险经历时，神情平静，就像在叙说别人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听得胆战心惊。
弟弟说：“如果当时真的要不到钱，我就一刀砍了他。”
母亲担忧地说：“你把人家杀了，你怎么能活？”
弟弟说：“我也不想活了，他拿了我2000块钱，大部分钱都是借人家的，我怎么给人家还？”
弟弟还说，安康当时也是那样想的。
2000元钱，就让两个青年农民无力偿还，就让两个青年农民动了杀机。我当时心中充满了苦涩，也非常痛恨这些搞传销的，这都是一些只认钱而六亲不认的人类渣滓。
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姨娘，也就是根生伯和万灵伯的遗孀。
在万灵伯家，我刚好看到了妮子和他的丈夫时明。时明也是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过早地扛起撅头进田地，背有些驼。时明沉默寡言，总是在抽烟，总是在友好地笑着。
早在十年前，时明就和妮子一起做豆腐。他们家的后院是豆腐作坊，每天天不亮，两人就起床了，生火烧水，架起豆腐包，开始做豆腐。
做豆腐的工艺非常复杂，先要泡黄豆，然后熬豆浆，接着把豆浆倒在架成十字的豆腐包上过滤，将豆渣与豆浆完全分离。这时候，就到了最关键的点卤水，这个程序决定豆腐的质量，也是豆腐老板秘而不宣的绝技，一般人绝对不让看。接着，出来的就是白亮亮的豆腐。
妮子家喂养了一头高大的骡子，每天早晨，做好豆腐后，时明就将骡子套进架子车里出门了，车厢里放着刚刚做好的豆腐。时明一路吆喝着，一路卖豆腐，翻山越岭，风雪无阻，而到了天快黑的时候，他才能回来。
时明奔走在山间土路上的时候，妮子就在家收拾器具，把豆渣倒进猪槽里，她家还喂养着几头猪，而豆渣正是猪的美味佳肴。她给孩子穿好衣服，送孩子上学。接着，她会扛着锄头去田地里，家中还有十几亩山地靠她伺弄。
十年间，这对夫妻任劳任怨，克勤克俭，终于过上了好日子。时明当时结婚的时候，家中什么都没有，听母亲说，娶妮子的衣服都是借人家的。而十年后，他们盖起了三间新瓦房，松木椽松木檩，惹得全村人都艳羡。
在万灵伯家，我见到了时明，他的手又白又肿，像手中拿着两只大肥鹅，手背上还有冻疮，看起来很吓人。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时明拉着一车豆腐走村窜乡，双手浸泡在冰冷的水中，捧着冰块一样的豆腐，才使得双手变成了这样。
就在我和时明聊天的时候，姨娘偷偷进厨房做好了一碗辣子豆腐，白白的豆腐汤上飘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油，还有绿绿的蒜苗，看起来非常诱人。可惜，我刚刚在家吃过饭了。
时明憨厚地笑着说：“吃了也好，再吃点。这十里八乡，还没有人有我做的豆腐好，你尝尝。”
时明的脸上带着一个庄稼人特有的朴实和真诚，眼睛里又闪烁着自得和骄傲，“这十里八乡还没有人有我做的豆腐好”——这就是他发家致富的窍门，我从他的脸上，读出了一个庄稼人的踏实和清明，满足和自豪。
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他只是想把自己的这份“工作”做的最好。而我也只要把自己的记者工作做的最好，也就会拥有这份骄傲。
农民没文化，但是农民很伟大。
这些年来，农村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村口那堵写着“胸怀祖国，放眼全球”的土墙见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两层楼房，那是村委会的办公场地。很多人家的老窑洞都拆除了，盖起了砖瓦房和楼板房，间或还能看到载着人的手扶车突突突地从村道上欢快地跑过，后面追着几个看热闹的孩子。
农民确实富裕了，但是，还是有日子过不前去的人。
从姨娘家走出来，我在村委会的楼房下面看到了晒太阳的福海和海燕。
这是一对弟兄。福海今年有四十多岁，海燕也有三十五六了，他们都是单身。从他们破烂陈旧的衣服上看出来，他们至今还过着很穷的日子。听村里人说，这一对老兄弟一直靠政府补贴生活。有时候，他们把政府给的新大衣换了瓜果吃，“两个都是身懒嘴馋。”
西北的庄稼人很可怜，能过上好日子的，都是靠省吃俭用积攒的。
小时候，我曾经非常恨福海一家人。
父亲扎耱条的那些年，福海妈是村中的妇女队长，说是妇女队长，行使的却是队长的职权。这个来自四川的小个子女人，尽管大字不识一个，却有着极强的领导欲望，她在村中说一不二，很多人一听到她沙哑的嗓子就惊恐万状，因为她代表的是生产队，代表的是上级。
很多的时候，父亲夜晚背着耱条回家，担心会被暗中埋伏的福海妈抓住，如果被抓住了，就要被批斗。福海妈曾经给父亲订立了很多罪名：挖社会主义墙根、投机倒把、不务正业……这个面目丑陋的小个子女人似乎就是正义的化身，她满嘴都是从高音喇叭中听到的闪烁着金光的词汇。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无产阶级的铁拳砸碎你。”
父亲每天夜晚回家的时候，都要先把耱条藏在村口的包谷地里，然后喊着妹妹的名字，如果母亲没有答应，那就说明有福海妈在暗中埋伏，如果母亲答应了，父亲就会背起耱条飞快地跑回家中，关上大门。
曾经有很多次，母亲让我和她分头在村口附近搜索，看是否有福海妈在暗中埋伏。
福海妈从来不干农活，她总是背着手臂，神气活现地走在村道上，和田间地头，遇到上工时间偷偷溜回家的农民，她就大声叫骂，克扣工分。村里人没有几个不恨她的。
那时候，村里人都吃不饱，而福海家总有蒸馍吃。有一次，我看到福海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白蒸馍，蒸馍里夹着大块大块的豆腐，我羡慕得直流口水。那个场景，我直到今天还不能忘记。
后来，生产队解散了，分田单干了。福海妈就不再那么威风了。
责任田刚分的那一年，福海爸就去世了，福海爸是一个极度老实的人，一辈子生活在福海妈的威吓中。福海妈从来没有种过地，也不会种地，更不愿意去学，她无限怀念文革那段光辉岁月，怀念自己当妇女队长的日子。那时候，当全村人起早贪黑在地里干农活的时候，福海妈却率领全家人在炕上睡大觉，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随便吃点，就找村子里的老汉老婆们聊天，她最爱说的是：“文革那些年……”她的眼中充满了怀恋和惆怅。
到了黄昏，福海妈就拉着海燕的手，一路小跑着爬上坡顶。那时候海燕还小。坡顶上有一户人家，那户人家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这户人家的院子就被全村人挤满了，大人嬉闹，孩子哭叫，把这里变成了一座集市。福海妈每天晚上都坐在最佳位置上，因为她是最早来到这里的。
福海妈喜欢看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敌营十八年》、《血疑》、《加里森敢死队》……福海妈集集不落，最后一部电视剧没有放完，当时因为很多少年学习电视剧里人物的样子，甩飞刀，打群架，电视台就停播了。福海妈说起电视剧的情节来头头是道，可是，她总是颠三倒四，要么幸子走进了霍元甲里，要么许文强和赵倩男结婚了……
那几年里，村里家家有余粮，很多人家盖起了砖瓦房，可是福海妈一家人总是吃不饱穿不暖，青黄不接。
又过了几年，福海妈开始给人说媒了，她依靠着文革中练就的嘴皮子，走东家串西家，也能混个肚儿圆。
但是福海和海燕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是没有媳妇。
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就很少回家，所有关于村里人的消息，都来自同村人的转述。
妮子说，福海曾经有过一个媳妇，被福海妈打跑了。
有一年，福海在山沟里砍柴，听到一个黑窟窿里传出微弱的唿救声。是个女人的声音。
西北干旱少雨，可是夏天却常常有暴雨，几场暴雨就把一年的雨水都下完了，所以，西北农村家家有水窖，水窖就是为了储存雨水，以备全年人畜饮用。暴雨把西北农村冲刷得千疮百孔，沟壑纵横，沟壑间留不住草木，即使有草木，也会被暴雨冲刷干净，或者被漫长的干旱旱死。中国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在西海固，西海固在宁夏，宁夏在西北。而西北还有很多和西海固一样的地方，至少我的老家就是这样。
窟窿也是暴雨冲刷的结果。窟窿有深有浅，又长又短，最深的足以与天坑相比。不过，天坑已经引起了地理学家的研究，而窟窿还为外界所不了解。长的窟窿据说可以达到几十里，从这头钻进去，那头出来，就到了邻县的地面了。
窟窿里面是非常恐怖的，因为没有人迹，又加上雨水囤积，所以野草生长茂盛，而郁郁葱葱的野草中，又有着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多足昆虫。西北农村的人可怜，动物昆虫也可怜，哪里有野草树木，它们就聚居在哪里。
小时候，我们非常调皮，但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溜进窟窿里探险，窟窿里是一个阴暗阴森的恐怖世界。
而这样的窟窿里怎么就会有女人的声音？
当时，福海站在窟窿上问：“你是谁？”
窟窿里的女人声音微弱地说：“我是逃难的，救救我。”
福海喊道：“救你可以，但你要做我的媳妇。”
处于困境中的女人答应了。
接着，福海放下绳子，让女人捉住，吊她上来。可是，连续几天的饥饿，让女人没有了力气。
于是，福海跑回村庄，喊来了几个小伙子，人们拿来了更长的粗绳，还有水和蒸馍。落入窟窿中的女人终于得救了。
女人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嫁给了福海，还给福海生了一个女儿。
听村里人说，那个女子是逃婚迷路掉进了深窟窿里。她没有想到，从深窟窿里出来了，却掉进了另一个窟窿里。
福海妈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媳妇非常不好，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有时候还用撅头把打，撅头把都打断了好几根。媳妇遭到殴打的原因只是，没有生下儿子。
村里人愤愤不平，每次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人们就涌进门去，阻拦福海妈。
后来，福海妈打媳妇的时候，就脱下臭袜子，堵住媳妇的嘴巴，然后死命地打，福海和海燕脑子都不灵光，居然帮着他妈打。媳妇的身上经常有伤，还不敢给村里人说。
再后来，媳妇趁去地里干活的时机，偷偷地跑了。他们没有领结婚证，也不知道媳妇家在哪里，跑到了哪里。村里人都说：“这一家人，该啊。”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天回家，看到村口挂着挽障，挽障下放着一个方桌，放桌上放着一颗猪头，这种仪式只有在埋人的时候才会有。我一打听，原来是福海妈死了。
西北农村埋人的时候，一般都会请“龟兹”——就是一群吹吹打打的人。可是那天村里出奇地冷清，听不到唢呐声。村人说，福海妈死了，他们两兄弟没有钱埋人，是村子里的人凑钱埋了他妈。
福海妈死了，福海和海燕日子过得更是一天不如一天。
后来，听说这一对老兄弟还有了小偷小摸的毛病，他们不好好伺弄自己家的土地，却打上了别人家土地的主意。谁家地里的蔬菜长势喜人，第二天早晨必定会少几颗；谁家的红薯快要挖了，第二天肯定少了几窝。这事，不用问，就是这老兄弟两个干的。但是，村里人看到他们生活恓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知道了装着不知道，看到了装作没看到。
然而，谁能想到，他们居然变本加厉，偷起了药材。
我们那里的人，种庄稼之余，也搞点副业：挖药材、勾槐米、逮蝎子。
挖药材，要走遍沟壑山峁。西北草木极少，药材更少。
勾槐米，就是勾下槐树上的槐树籽，趁着快要开花的时候勾下来，可做药材，开花则就不能用了。槐树只生长在西北几个省，西北主要生长白杨树——茅盾曾经写过《白杨礼赞》，泡桐树，榆树等等一些耐旱的树木，槐树很少。
逮蝎子，就是夜晚在埝畔沟底转悠，提着马灯或者矿灯，看到蝎子就用镊子夹进罐头瓶子里。野生蝎子也是中药材。南方人还喜欢煲蝎子汤，据说食后活血化瘀，强壮筋骨。蝎子也是很少，只有在年代久远的崖头上、土缝里才有。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外地人来到村子里，收取药材。他们以极低的价格收取，以很高的价格倒卖。而村里人由于信息不畅，并不知道这些药物的真实价格。
为了保持药材的新鲜，村里有人挖到药材后，就放在红薯窖里，红薯窖阴凉潮湿，可能会增加一点重量。而海燕就盯上人家的药材，从红薯窖里偷取。
这事传出去，人家就开始防备这贼娃子，也没有再同情他们了。此后，村里人只把一些自己孩子穿剩下的衣服鞋子送给福海家的女子，而对懒惰的他们，置之不理。
人活到了这种份上，早就超脱了，这老兄弟不在乎村人怎么看他们，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贫穷而快乐着。
我看到了福海和海燕，心生悲哀，就把一包刚拆开的红塔山香烟给了他们，还把身上的几十元零钱给了他们。他们理直气壮地接过东西，连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想，当时在村子里叱咤风云的福海妈，看到自己这两个晒太阳的儿子，不知道将会做何感想。
这次回家，我的感触很深，我总是在兴致勃勃地描写自己家乡的故事。家乡的每一件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也能拨动着我的心弦。我对家乡充满了感情。
其实，尽管我考上了大学，尽管我在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尽管我坐在高档写字楼里上班，然而，我感到自己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我对农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农村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对土地有着异常深厚的感情。
我走在村外的小路上，看到有架子车迎面走来，架子车上套着牛，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牵着牛，牛木讷地走着，走得很缓慢，似乎很不愿意，牛的后面走着一个老人，老人头发胡子都白了，驾着车辕。他们在拉粪。
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每年放暑假寒假，我就在不停地拉粪，一车又一车地把牛圈里搅拌着黄土的粪便拉到田地里。我们家的田地都很远，而且全是沟坡地，路很不好走。妹妹牵着牛，我驾着车辕，我们一个上午拉三架子车，下午拉三架子车。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胳膊因为长时间提着车辕，已经不能动了。那时候父亲和母亲在离家十多里的粮站里缝补麻袋，一天能赚十元钱。回家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缝补麻袋，也只有靠关系才能进去做。
有一次夜晚拉粪，还遇到了狼。那时候弟弟很小，夜晚一个人不敢在家里呆，我就把他放在架子车的车厢里，拉着他走。那天晚上，弟弟突然说：“哥，埝畔上有个狗。”我一看，头皮发麻，头发根根竖起，那分明是只狼，夜晚的山沟里怎么会有狗？月光照在狼身上，狼的耳朵竖起很高。距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远。那时候的农村很少有狼狗，都是笨狗。笨狗的耳朵耷拉下来，而狼的耳朵竖起来。我心中惶极了，怕极了，可是身边还有未成年的妹妹和弟弟，我不能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我悄悄给弟弟说：“你下来，走在牛的套绳中间，也就是牛与架子车连接的两条绳子中间，这样，前面有牛，后面有我，狼就没有可乘之机。弟弟很听话，走进了套绳中间。我从车上拿下铁锨，铁锨是用来将车上的粪扒下来的，现在成为了我对付狼的工具。牛也发现了狼，它唿唿地喘着粗气，两个犄角高高竖起，我让妹妹抓住牛鼻绳，就是穿过牛鼻子的细绳，这样牛就不会逃窜。妹妹的手中拿着鞭子，鞭干有两尺多长，这是她对付狼的工具。我悄悄对妹妹说：”把牛抓紧，往回走。"
我们慢慢地走离了地头，狼在后面悄悄跟着。我一手架着车辕，一手抓着铁锨。我不敢回头看，听妈妈说，狼很聪明，你如果一直看着它，它就知道你胆小，就会扑过来。我们走出了几十米，狼在后面跟了几十米。弟弟抓着牛尾巴，妹妹抓着牛鼻绳，牛也很听话，一路都在配合着我们。我紧张极了，浑身汗水，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就这样，我们一路胆战心惊地走着。后来，快走到村口的时候，遇到来找我们的父母，我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妹妹和弟弟放声大哭，狼一溜烟地跑进了庄稼地里。
那一年，我上初二，妹妹上小学四年级，弟弟还没有上学。
那些年里，我在农村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农民，一定是一个好农民，就像父亲那样，是一个做庄稼的行家里手。
粪拉到了地里后，用铁锨一掀一掀地撒匀，然后就开始犁地。犁地的时候，就要用到犂。前面牛或者马拉着，后面走着庄稼人，一手扶着犂把，一手拿着鞭子。鞭子一声脆响，牛或者马就欢快地走起来。西北农村马很少，种庄稼全靠牛。所以，农民和牛的感情很深。我们家那头老牛死的时候，父亲让人抬着埋在了地里，自己整天没有吃饭。他把牛当成了自己家中的一口人。
犁地的时候，犂的后面往往走着孩子，孩子的手中拿着小笼。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在犂片的两边，像波浪一样翻卷，也会把小蒜或者深埋的红薯翻卷出来，小蒜很像小葱，但是味道辛辣，个体更小，是很多庄户人家的蔬菜。而红薯则是前一年冬天没有挖净，还深埋在冻土里。有时候，冻土层里还能翻挖出冬眠的田鼠，孩子们就放下笼，欢天喜地地追赶。然而，田鼠狡兔三窟，孩子们往往空手而归。
犂完地后，就开始耙地，亮光闪闪的耙齿会把大的土疙瘩切割成小块，因为大的土疙瘩会压住种子，影响庄稼生长。耙地结束后，还要耱地，将土地磨得平整干净。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耙上或者耱上，让牛拉着在田地里转来转去。农村的孩子没有机会坐汽车，只能把耙和耱当成交通工具。
土地平整后，就要开始播种，春天播种玉米、高粱、谷子，秋天播种小麦。播种的时候，要用到一种叫做耧（念lou）的农具，现在，这个工具也行将消逝。
摇耧是农村里最讲究技术的活路，一个村子里也只有几个人能做这个。耧的外形像架子车，只是没有轱辘，下面是四个像耩子一样的东西，却又比耩子小得多。摇耧播种的时候，前面是几个人，拉着绳子，后面是摇耧的把式，他的手上下摇晃，就将种子撒播在了犂沟里。把式会将种子撒播均匀，而一般人撒播的种子，要么太稠，出苗后庄稼长不开，要么太稀，影响产量。西北农村把不会摇耧的人叫“里巴耧”。
种子撒播后，庄稼人终于能喘口气了，然后就等待收割。收割的时候，是一年最忙碌的季节，那简直比飞夺泸定桥还要紧张激烈。每年夏季，我最害怕的就是收割，手持镰刀，走进麦地里，头上烈日炎炎，能够晒得身上起皮；脚下是望不到头的麦子，一行行，一垄垄，总也割不完。镰刀钝了，腰杆直不起来了，嘴唇干裂了，而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一张张被汗水浸泡的脸抬起来，喃喃地叫着：“水，水……”
田地里，麦子打成捆，装在架子车上，走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一车一车拉到打麦场里，然后堆成垛。等到麦子基本上都收割了，就开始“碾场”。将麦子摊放在平整坚硬的地上，牛拉着碌础，一圈一圈地走着，人牵着绳子，站在圆心。麦粒被碾出来了，开始“起场”，将压扁的麦秆堆成蘑菇样的麦秸垛，将麦粒装进麻袋里，储藏起来，交过公粮后，剩下的就是自己一家全年的口
粮。
麦粒要变成面粉，还有一个过程。
将麦粒徐徐倒进磨盘的眼中，两扇磨盘叠加，上面的转动，下面的不转，上面的磨盘中间插着一根棍子，人推着，就会慢慢转起来。麦粒进入两扇磨盘的中间，在挤压中变成齑粉，用笤帚慢慢扫，慢慢分离，外面破碎的表皮，就是麸子，一般用来喂牲口，困难时期，也有很多人吃这个；里面的粉末状的，就是面粉。
与磨盘相对的是碾盘。碾盘是用来碾红薯片的。红薯挖出来后，用“叉子”——一种刀片插在木片中的工具——切割成薄片，晒干，堆在碾盘下，碾盘滚动，红薯片就会被碾为齑粉，这就是红薯面，可以用来做成粉条，也可以用来蒸馒头。这样的馒头很难吃，吃在嘴巴里，就像嚼着沙子。困难时期，人们都是依靠这种恶劣的红薯馍来充饥。
现在，这些用来制作粮食的农具都消逝了。而那些耕种的农具，也即将消逝。
消逝的不仅仅是农具，还有农耕文明，还有一段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苦难历史。
还有我们记忆中的童年。田园牧歌，鸟语花香，流水潺潺，绿草如茵，还有泥土的芳香，燕子的剪影，野花点缀的旷野，日之夕矣，牛羊下山……以后，我们只能在那些古典诗歌中才能寻找到它们的足迹。
我们生活在工业文明中，工业文明中充斥着冷冰冰的机器，冷冰冰的机器拒绝浪漫和温情谢谢关心我的朋友，你们实在是对我太好了。
前两天签了出版合同，在签合同的前夕，犹豫了好多天，该不该签，敢不敢签？后来想，既然是让大家看的，让大家防骗的，就不怕什么了。签！
我就不信那些坏蛋敢来找我，我就不信他们能够找到我。
书籍出版的时候，用李幺傻的名字，书籍中不出现我的真实姓名。书籍出版后，不接受任何一家媒体采访（如果真的会有人想采访的话），不会向任何一个人透露这本书是我写的。
截至现在，知道这个帖子是我写的，只有我的妻子。母亲不知道，弟弟妹妹不知道，同事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担心家人担心，也担心同事会泄露出去。
我生活很好，每天上班之余，看看书，写写文字，大街上散步，日子很悠闲自在。
谢谢关心我的所有朋友们。匣中剑0003，您好。
西北农村很多地方安葬死者的时候，都会请龟兹。龟兹里有吹唢呐的、敲小鼓的、拍击跋的。他们一路吹吹打打，从死者家中一直到坟地里，那种凄凉的音乐让人心颤。
这些人都是固定的几个人，有出殡的时候，就出去，挣点零花钱；没有出殡的时候，就各回各家，耕种田地。
唢呐的声音高亢刺耳，声如裂帛，平时是不能吹的，否则会带来灾祸。所以，学习吹唢呐的人，都会躲在深山里吹，还不能被人听到，听到的人会有灾祸。
龟兹这两个字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写，也是后来才从书本里看到，龟兹是从唐朝的西域引进的，历史真可谓古老啊。
我还听说唐朝西域有一个名叫龟兹的地方，这种音乐就是因地而名，不知道对不对。
中华民族发展这么多年，很多古老的习俗传播到了中原江南就发生了变异，只有在偏远的西北还保存了下来。西北五省广为流传的秦腔，据说是苏武牧羊的时候，心生悲愤，嘶声呐喊，后来演变成了秦腔。陇东皮影可以追溯到秦二世。陕西最有名的面条岐山臊子面，据说当时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军粮，为姜子牙所发明。而西北著名的锅盔，可以上溯到韩信的楚汉相争时代。手有馀香兄弟，谢谢你对这个帖子如此偏爱。看到你的文字，我感觉鼻子算算的。这个帖子是我们大家的孩子。
不管出版不出版，我都会把帖子一直写下去。说真的，出版了，除过我的妻子知道这书是我写的，再不会有人知道，咱不图名。出版了，就那么一点稿费，对咱来说，也多不了什么。咱写这书图什么？图的是给自己这些年一个交代，一个总结；再图什么，图的是认识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好弟兄，每天都能在这里看到；图的是让更多人不要上当受骗。
所以，帖子会一直写下去。
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后，母亲在院子里织布，村中另外两个姨娘在纺线。现在，在南方，早就进入了机器化大生产，衣服成批量生产，每个制衣工厂成千上万，谁还会要这些土布衣服？
母亲她们三个人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唠着家常，还动不动就会唱起歌曲来，都是在教堂里学会的歌曲。歌声缓慢悠长，绵绵不绝，让人听了很忧伤。
我问母亲：“织这么多布干什么？”
母亲说：“有的人家中困难，买不起床单被罩，教友们就织布做好，送给他们。”
母亲又说：“神父让帮主穷苦人，有钱的出钱，咱几家没有钱，就织些布送过去。”姨娘们看着我，都善良地笑着。
奉献是快乐的。我从母亲和姨娘身上看到了。
走进房屋，我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悬挂在桌子上方。那是父亲此生唯一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我带着父亲去省城治病的时候，父亲、母亲和我一起拍摄的。
父亲唯一的一张照片，当时加洗了几张，我们兄妹三人一人一张。我一直珍藏着父亲这张照片。我无论走到哪里工作，都会带在身上。
后来，我有了女朋友，女朋友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时候，惊叹道：“老爸真帅啊。”
父亲身高一米八，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充满力感。多年的体力劳动，给予了父亲一副健壮的体魄。
父亲确实是很帅，我记得小时候跟着父母去看老戏。西北农村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焦苦的生活让人们食不果腹，衣不御寒，哪里有心思考虑什么精神享受。每年麦子收割入仓，庄稼人能够闲下来几天，这时候就有戏班子来到。戏班子并不唱戏，而是皮影。那时候也没有人敢登台唱戏，登台唱戏属于封资修，是会像福海妈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铁拳砸碎你”。皮影戏一来，万人空巷，整村整村的人都会来到戏台下观看。皮影戏的内容也都脱胎于“八个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呀，《龙江颂》呀。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现在也消失了，它只在像《活着》这样的电影里才会出现，而最后一代皮影老艺人，都在文革中个文革后先后辞世。
皮影是一些人物道具，表演的时候，灯光照在皮影上，皮影的影子映照在白布上，表演的人手持皮影，口中吟唱，手指翻动，皮影就会在二胡笛子和锣鼓的节拍中，亮相登场。皮影忽而在台上扭捏作态，忽而在台上打打杀杀，台下观众如痴如醉，连声叫好。而皮影所有的动作，都在皮影艺人十个手指的掌握中。那时候，电影只有有限的几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等，一年难得遇到一次。倒是皮影每年麦收后会准时出现，而皮影来临之日，就是全村农民欢声雷动之时。
父亲说过，皮影有两种，一种是举在手中的，一种是吊在手中的。前一种叫“州葫芦”，后一种叫“吊葫芦”。读音是这样，但是字不是这样写。字到底怎么写，估计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记得有一次，皮影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爱恋地对父亲说：“戏台子下，只有你最好看。”还有一次，父亲看戏的时候，和几个插队知青站在一起，那几个从城市里来的女知青悄悄地说：“这个大个子真英俊啊。”我问父亲：“什么是英俊？”父亲笑笑没有说话。父亲的那张照片是58岁的时候拍摄的，他58岁的模样，还让我的女朋友如此惊叹。
父亲离开太早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无钱医治，离开了我。在我生活好转起来，想对父亲尽孝的时候，却与父亲生死相隔。
听母亲说，父亲有过多次跳出农门的机会，可是，他自己要么放弃了，要么被人整治了。所以，他就一直当农民。而母亲的这些话，又是从爷爷那里听到的。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爷爷很高大，却又很精瘦，他饿得肋骨根根凸起，两颊塌陷，他终于在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去世了，他终于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爷爷去世的时候，父亲哭得很伤心。那是我今生见到的父亲唯一的一次哭泣。
那时候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有一年，父亲赶集的时候，看到公社门口围了很多人，一打听，原来是炼油厂在招工。父亲回去后，就在大队报名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父亲家庭成分贫农，又老实勤恳，公社也批准了，炼油厂也录取了。就在父亲准备去当工人的时候，堂弟找到了父亲，缠着要让父亲把这个名额让给他。父亲的堂弟上过两天学，脑子比父亲灵光得多，他早就看出了当工人后的优越地位。那时候有口号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毛主席说的。那时候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几百万城市青年就去了农村，把农村搅得鸡飞狗跳，而他们自己也成了“被耽搁的一代”。那时候，从上到下，全凭领导人一句话，领导人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人根本就不能插嘴，一插嘴就成了反革命。农民给地里种什么也要听革委会主任的，而革委会主任都是些白面书生，根本就没有种过地。革委会主任说：“今年平地种包谷，坡地种豌豆”，你如果平地种豌豆，坡地种包谷，你就是反革命，你就是破坏农业生产。村里人曾经说过：“那些年为什么那么穷？一是大锅饭，干瞎干好一个样；一是瞎指挥，没种过地的指挥种地能手。这样的日子能过好，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
那时候有一句话是说姑娘择偶的：“一工二干三教员，宁死不嫁庄稼汉。”工人排在第一位，干部第二位，而农民则是最后，人家宁肯上吊也不嫁给你。
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还小，挣不了工分，挣不了工分，全家就分不到粮食。父亲最后就放弃了，让堂弟去了炼油厂上班。现在，炼油厂不叫炼油厂，叫“中石化”，中石化是中国最有钱的国有企业。父亲的堂弟在中石化退休的时候，工资拿到了好几千。
还有一次，是征兵，那时候叔叔姑姑们都能够下地干活，能够当一个壮劳力使用了，父亲又去应征，顺利过关。第二天就要去公社报道了，父亲前一天下午去生产队告别，队长就说：“站好社会主义农村最后一班岗。”安排父亲在打麦场站岗，查看是否有人偷麦子。那时候的人都非常穷，除过福海妈这样的干部，全村人都吃不饱肚子。每年小麦收割回来，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上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她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解放军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我曾经专门问过母亲土布是如何制作的，母亲这一辈人，是至今还掌握着土布工艺技术的最后一批人。这些年，多少老行当唱着凄凉的挽歌，在无人问津中无奈消失：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裱煳匠、箍桶匠、补锅匠、剃头匠、磨刀匠……还有陶工、修钢笔的、货郎担子、弹棉花的、卖爆米花的、流动照相的……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就是不让冬冬去。不让去，也得去，骑着小车赶上去。”这首儿歌名字叫做《拉大锯》，还有一个外表黄色的谜语也是说拉大锯的：“两人对着干，围着一条线，干得满头汗，脱了衣服干。”后来的儿童们，再也听不到这首儿歌了，即使听到了，也会懵懂不知，莫名其妙。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打毛铁。”这首儿歌说的是“铁匠”。后来的孩子一定会问，剪刀怎么就能打出来？什么叫做毛铁？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阅读到这首古诗的孩子们，不知道描写的是陶工，知道了是陶工，又不会知道陶工是干什么的。
很小的时候，做木匠的伯伯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传说。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秦少游，他出一个谜语给大诗人苏东坡猜。谜面是：“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要是射出一条线，天下邪魔不敢挡。”
苏东坡心中有数，却装猜不着，另作一谜让秦少游猜。谜面是：“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马上也说了一个谜面：“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拉纤去，归来摇橹还。”
这三个谜语的谜底都是墨斗。
墨斗是什么？墨斗是木匠使用的一种重要的工具，据说是鲁班发明的。而鲁班生活的年代，远在春秋战国。
此后，我给自己的孩子再说这个谜语的时候，再说谜底是墨斗的时候，孩子会不会问我：“什么是墨斗？”
消逝的老行当，承载着我们这代人太多太多温暖的记忆。消逝的老行当，又会留给我太多太多的感伤。
那时候，我们放学后，总喜欢围在铁匠的身边，看着炉火熊熊，铁锤叮当，看着一片毫无形状的废铁在叮叮当当声中变成铁锨，变成锄头，变成一枚铁钉。还有的时候，村口会有爆米花的叫声响起，我们看着爆米花的老人转动着密封的圆锅，一声闷响，雪白铮亮的爆米花滚落出来，我们欢叫着捡拾落在远处的，几粒爆米花就能够让我们高兴很多天。我们最盼望的还是货郎担子的到来，货郎带来的，不仅有我们平常见不到的针头线脑橡皮筋铅笔刀，还有令我们惊讶不已的外界消息。还有修钢笔的，他总会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摆出一串串钢笔配件，我们一下课就会围着他，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他的口袋里通常会别着三支以上的钢笔，我们的老师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别一个钢笔，中学生；别两个钢笔，大学生；别三个钢笔，要么是修钢笔的，要么就是贼娃子。”
而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如今，机器的批量生产代替了传统工艺的精雕细凿，无论是在喧嚣城市的高楼中，还是在偏远乡村的小路上，都再也听不到抑扬顿挫的叫卖声。那些曾经辉煌的老行当，已经走上没落，我们只能在记忆深处，打捞他们模煳的身影；在发黄的照片中，寻觅他们远去的踪迹；在那些岁月磨砺后的沧桑文字中，想象他们曾经的岁月。
长河落日，古道西风，岁月的风尘淹没了那一段历史。若干年后，人们会不会想到，这个世界上曾有过这样一些职业，他们顽强而卑贱地生活着，生活了很多年，终于倒在了工业文明到来前的暗夜里。
工业文明是历史发展趋势，我无意贬低。但是，老行当的岁月挽歌，总让人惆怅万分。
此后，世间再无老艺人。
纺线织布，现在也行将消逝。
母亲说，从棉花到土布，中间要经过很多过程。
棉花成熟后，会开出一朵朵白色的花，将棉花摘下来的过程叫“拾花”。庄户人为了提高速度，通常会将棉花与花瓣一起摘下来，回到家后再将棉花与花瓣一一分离。拾花的时候，每个人的腰间缠着一个大袋子，通常是用编织袋缝成，上面还有诸如“尿素”、“碳铵”的字样。摘下的棉花塞进编织袋里，远远望去，每个人都像身怀六甲一样臃肿不堪，行动迟缓。小时候唱一首歌叫做《劳动最快乐》，我在拾花收麦的时候，感觉不到任何快乐，只感到痛苦。那些说“劳动快乐”的人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劳动。
棉花里有棉籽，要让棉花变成土布，先要“拧花”，将棉籽脱离出来。棉籽很油，小时候曾有几个同学因为太饿了，就偷吃棉籽，结果中毒了。
取出了棉籽的棉花，一坨一坨的，像烂羊毛一样，很难看。接着就要“弹花”。弹花是一个很享受的过程，我曾经见过弹花的人，戴着口罩和袖套，拿着长长的弓，弓弦一下一下击打在棉花上，发出镗镗的颤音。粉尘四溅，棉絮飞舞，弹花人置身其中，自得其乐。
弹过的棉花像云朵一样蓬松洁白。这样的棉花就要搓成捻子，拿来一根高粱杆，筷子一样粗细，但比筷子长些，抓一把棉花，裹住高粱杆，放在案板上，一滚动，就成了一条尺多长的长条，抽出高粱杆，这就是捻子了。
接下来就要用到纺车，纺车由木架、锭子、绳轮和手柄4部分组成。小时候，我记得有一幅著名的国画作品叫《周总理的纺车》，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幅国画。纺车的声音嘤嘤嗡嗡很好听，像夏夜的声音。纺线的时候，左手拿着捻子，右手摇动纺车，捻子一根接一根，纺出的线绵绵不断，粗细均匀。在那时候的农村，纺线是每个女人的必备功课，就像现在的城市女人会涂口红一样。
小时候，如果谁家姑娘纺线好，那就会十里八乡传扬，会成为女孩子的羡慕对象，成为男孩子的追逐对象。那时候，纺线技艺好的姑娘，就像今天的歌星一样。
纺出的线成为圆锥体，叫做“对子”。对子又连成一圈一圈的线团，绵软的线团放在面汤锅里蒸煮，这叫“浆线”，从面汤锅里出来的线很坚韧，这就可以织布了。
织布前还有一个染布的过程，如果不染，就只能织出白颜色的布，这样的布做衣服，只有做孝布，就是“埋人”的时候才能穿出去的衣服，白衣白裤。染布就需要给面汤锅里添加染料，染料可以分为好几种颜色，一般最多的是蓝色和黑色、红色。染料需要购买，我记得那时候的染料都是一小包一小包，外面印着一个手持镰刀怀抱小麦的青年女子，一副“战天斗地”的神情。我不知道，在更遥远的年代，没有“战天斗地”出售，人们依靠什么染布？
因为加了染料，线圈就成为了各种颜色，这样织出来的衣服就是彩色的，女孩子一般穿这样的衣服，我们那里叫“格子布”，花花绿绿的，很好看。而男孩子要么穿蓝色的，要么穿黑色的。我小时候因为经常穿着黑颜色的粗布衣服，被人家叫“黑老汉”。
要把线圈变成布匹，需要用到织布机。织布机是一个很繁复的工具。纺车人人家中会有，而织布机只有那些大户人家才会有。母亲那时候就经常借人家的织布机来织布。织布机很大，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结构也很复杂。织布的人坐在织布机的前面，梭子左右回旋，一忽儿左手，一忽儿在右手，梭子是空心的，里面放着线团，那线团的线头就从梭子的一头的小孔里穿出来，每穿过去一次，就用另外一个没有拿梭子的手把那横着的一个带线的挡板“哗啦”一下往自己的怀里拉一下，梭子左右回旋，挡板前后推挡，脚下还要踩踏着琴键一样的踏板，双手配合，手脚互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单调而很有难度的动作。梭子吐出的是经线，挡板穿过的是纬线，这样经线和纬线交织在一起就能织成布匹了。
织布机纺线机只有女人才会使用，而犁地播种只有男人才能掌握。几千前来，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到了21世纪，走过了几千年。而现在，我们只能望到它苍凉的背影。
犁耧耙耱，纺线织布，碾盘磨盘，皮影风箱，木匠瓦匠……他们贯穿在我们童年生活中，让我们的童年变得古朴而精彩，他们与青山绿水紧密相连，与童话梦幻息息相关，而现在，他们远去了，他们消逝了，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逝了，不留任何痕迹。我们伸出手去，想挽留他们，然而手中握住的，只有冰凉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