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啤酒，一仰脖就喝下了半瓶，然后畅快地打着酒嗝，点燃了香烟。我半躺在草地上，细细地唿吸着清冷的空气，清冷的空气让我荡气回肠。我慢慢地咀嚼着心中涌上的幸福，感觉幸福笼罩了我的全身。
我肯定会留下来，我肯定会成为这家全国知名报社的记者。
我在心中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我成功了，我等待了两年，我奋斗了两年，我终于成为了这家报社的记者，终于实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躺在草地上，舒展开双手双脚，感觉自己就像一缕轻风，就像一管羽毛，就像一片树叶，飞翔在这座南方大都市的上空，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
我留下来了，我以后就在这座城市工作，我像一颗水滴，融入在了这座城市里，任这座城市的这条河流托扶着我，协裹着我，我和他们一起冲上浪尖，又落入谷底，一起感受颤栗的幸福。
我在草地上打滚，被树木挡住了，又滚回来，这种快乐幸福的感觉，已经离我太远太远了，已经久违了。
我想起了我以前的生活，我以前的幸福。我接到自己中考成绩的那天，我和妹妹正在柳条编织的栅栏门的院子里吃晚饭，父母还在地里干活，没有回来。我当天夜晚跟着老师去了县城体检，那是我第一次进县城。那天，我们几个农村来的孩子因为没有钱住旅社，而在一家饭店的门口蹲了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后来我听妹妹说，全村人都跑到了我们家询问我中考的情况，都在向父母祝贺。那时候的中考，成绩最好的进初中专，次之进重点高中，再次之的进普通高中。
半个月后，我和村里很多人正在给叔叔家箍窑，我拉着绳子将装满土的粪笼拉上窑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后，看到门外来了一个穿着绿色衣服的邮递员，他送来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很多人争着看这份改变身份的通知书，母亲流着眼泪说：“我娃以后就成了国家的人了，我娃以后就吃商品粮了。”
我是村中第一个考上大学中专的人。
中专毕业后，我不满足于回到乡下的小镇工作，那时候小镇的这个小单位倾轧成风，有文凭的我成为了很多人的眼中钉，我想调动工作又没有熟人，万般无奈之下，我又自学参加第二年的高考，我居然考上了大学。我记得那年大学录取通知书迟迟没有下发，我很担心，专门跑到了我填报志愿的那所大学去探听情况。一个老头，以后我才知道是这所大学的校长，他看了花名册后说：“你的成绩最高了，我们已经录取了你。”我在长途汽车一路幸福的颠簸中回到了小镇。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坐在小镇旁边的一片小树林边，独自感受着覆盖全身的幸福。老子就要离开了，老子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把自己房间里的东西全烧光了，我不愿意再看到留给我创伤的这座小镇的任何东西。
然而，大学毕业后，我没有任何亲戚可以依靠，我不得不又回到那座小县城里，我感觉自己又被关进了笼子里。
后来，父亲病重，倾家荡产也无法支付巨额医疗费，我不得不出来打工，此后，我飞翔在城市辽阔无垠的上空。
然而，城市的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美好。这两年来，我有过太多的坎坷，有过太多的悲伤，我忍饥受饿，我颠沛流离，我一次次绝处逢生，一次次咬牙忍受；这两年来，我不得不换了一份又一份工作，我不得不做记者中最危险的工作，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什么都好了。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依靠过一个人，我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只能依靠我自己。当别人轻轻跨出的一步，我却要跌倒爬起很多次，才能到达别人这一步跨出的目标。
我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我成功了。
我又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有些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羽毛太美丽了。
有一天下午，我在报社乘着电梯下楼，电梯门刚打开，突然从外面冲进了一个人，撞在了我的怀里，这个人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全然不顾撞在什么人身上。我想责问一声，突然惊讶地发现，他居然就是多天不见的站长。
站长看到我也感到很意外，他一把把我拉出来，用脚挡着即将关合的电梯门，问：“你怎么撞老子？”还没有等我回答，他就一把抱住了我。一楼大厅的门边站着两名门迎，两个漂亮的女孩子看到两个大男人搂抱在一起，捂着嘴巴吃吃笑。
电梯里已经走进去了几个人，他们等待着上楼，看到这种情景，就问站长：“你走不走？”站长一句不吭，抽出自己的脚，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和我坐在了一楼大厅的沙发上。
我问：“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
他说：“说啥呢，走吧，跟老子去喝酒。”
站长很豪爽，他声如洪钟，嗓门又特别大，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两个女孩子看着他，一直捂着嘴巴偷偷笑，看到我注意到她们，她们又马上变得一本正经，挺直身体，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我们来到报社附近的一间小酒馆里，站长一下子就叫了一捆啤酒，让周围的食客连连咋舌。站长开瓶不用起子，拿起啤酒瓶，用牙一咬，瓶盖就被咬下来了，然后一扭头，瓶盖就滚在了地上。
站长说，我的那些报道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看完了，还向别人推荐。他说：“真没想到你还是个笔杆子啊。”我没有说话，只是喝酒，在这样直爽的人面前如果再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就有些虚伪了。
站长说，他向手下那些发行员说，让他们以我为榜样，我是从他那里走出去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他喝了一口酒后说，“你说老子这句话说得对不对？”
他有些炫耀。
我连连点头：“对，对。”从站长的口中难得听到一句古训俗语，他每次一说出有些文采的话来，就想听到别人的赞扬声。
站长说：“老子原来还等着你回来呢，现在看来你回不来了，就在本部好好干，给老子长脸啊。”他端起来了酒杯。
我和他碰杯后，一口饮干，心中一热，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赶快背过身去，偷偷地抹了一把。
临分手的时候，站长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来找老子，老子毕竟是本地人，有什么事情能罩着你。”
我点点头，眼泪又差点流下来。
就在我暗访黑中介那些非法公司的时候，和我一起进来的见习记者们也都没有闲着，竞争太激烈了，每个人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那一年有在亚洲举办的世界杯，赌球风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刮起来，世界杯结束后，这股风愈演愈烈，赌徒们逢球赛必赌，赌完世界杯，赌欧洲联赛，赌完欧洲联赛，赌甲A，后来，甲A结束了，他们又开始赌起了女子足球联赛。在这场赌博中，有人成为千万富翁，有人倾家荡产。
和我一起做见习记者的人中，有一名来自于浙江富庶城市，他写了一篇关于赌球的通讯报道，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肯定也会留下来。
那一年，六合彩刚刚从香港传进来，从沿海一路北上，势如破竹，无数人深陷其中，一名有着香港关系的见习记者所写的六合彩报道在报纸上连载，引起了全市读者的警惕，也受到了报社领导的表扬。估计他也不会走的。
主任尽管也写了一些稿件，但是反映平平，不知道他会不会留下来。
关键是，直到现在，见习期已经快要结束了，我们还不知道报社需要几个人，留下来的人会分配到哪些部门。我们就像走进了迷宫一样，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走出去，而侥幸走出去了，又不知道出口是道路滩涂，还是悬崖峭壁。
我的关于声讯台的稿件见报后，那家声讯台第二天就被查封了。眼睛、红头发、胎记以后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以后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黑中介也被查封了。但是，半年后，我在距离火车站上千米的另外一条大街上，看到了尖尖鼻子，尖尖鼻子还在重操旧业，和一帮子男女开中介公司。这次，中介公司有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可是收费很乱很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关于这家公司违法的举报帖子。有一天，这家公司又关门了，不知道尖尖鼻子们是换个地方故伎重演，还是真的洗手不干了。
批发人胎素的那家所谓的科技公司消失了，老板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工商人员来到那幢居民楼里，撬开房门，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但是，人胎素至今还在一些美容院里出现，估计这种骗人的东西要消失还需要很长时间。
电话直销还在继续，这几年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电话直销又不违法，要让自己不受骗，就需要擦亮眼睛。电话直销有好有坏，推销的产品也有好有坏，需要自己仔细判别。
而炒白银就很复杂，炒白银相关人物的结局，如果写成一篇小说，简直就是当代的拍案惊奇。
炒白银的公司突然关门后，刘芸也在第二天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唐明的10万元本金没有了踪影，他非常伤心，又非常气愤。他向公安部门报案了，公安部门说，如果遇到蛛丝马迹，有点线索，就马上告诉他们。
唐明当时几乎绝望了，偌大的世界，想找到钱总，比大海捞针还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唐明每天都在唉声叹气。
这期间，唐明因为要跑来跑去寻找钱总和那家公司的一些所谓经理，顾不上打点自己的生意，就雇请了一个女孩子照看小店铺。
就在开店的第一个月，这个女孩子认识了一名男子，男子住在城中村，两人很快就恋爱了。
女孩子很喜欢这个男子，又担心自己上当，就让唐明替自己打听这个男子的情况。唐明在城中村开店多年，什么人都认识，她打听到这个男子家在200多公里外的一座小城市的郊区，家中有妻子和孩子。
唐明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女孩子，女孩子就决定和男子分手，可是愚蠢的女孩子却把唐明告诉她的所有话转述给了这名男子，男子很生气，就想报复一下唐明。
有一天，唐明没有在商店，女孩子在营业。趁女孩子出去吃饭的机会，男子偷了店铺里所有的香烟和当天的营业款，逃跑了。这些东西大概能值上千元。
唐明回来后，彻底傻眼了。没有了钱，他的资金无法周转，店铺就开不下去。
好在唐明当初打听到了男子的家庭地址，他决定去一趟，见不到唐明，总能见到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赔偿自己的损失。
唐明在那座小城市转车的时候，看到了路边的小广告，招聘炒白银业务员。唐明很生气，他知道这样的小公司炒白银，完全就是骗局。他决定先去那个公司转一圈，然后就向公安报案。
小城并不大，唐明走了十几分钟就找到了这家炒白银公司的地址，刚准备进门，突然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几个人的簇拥中走进楼房的大门。
唐明的心几乎要跳出喉咙，那是钱总。
现在，唐明学聪明了，他偷偷地溜出来，藏到那幢楼房的对面，密切注视着楼门前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掏出手机拨打110。警察来后，唐明就带着警察冲进去，按照那个小广告上的地址，抓住了钱总。
钱总很失望，很伤心。
唐明后来通过起诉，要回了自己的10万元。
现在，唐明还在开着自己的小店，他只想合法经营，老老实实做生意，再也不幻想发横财了。
阿香后来结婚了，她在服装厂认识了一个很爱她的男子，两人打工几年后，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阿香的饺子很好吃，前天我还在她的饺子馆吃饭了。
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一家三口生活很好。
【暗访传销窝点】
终于等到了签合同的这一天。
我至今还能记得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微风轻轻地吹着，街树阔大的树叶在风中微微抖动。尽管已经是深秋，北方的树木落光了叶子，树枝变得干净而简洁，而南方的树木还是郁郁葱葱，一如炎热的夏季。来到这里后，当地人告诉我说，这座南国大都市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夏季和冬季。夏季漫长而炽热；冬季总是一晃而过，一点也不会寒冷。这座城市从来没有看到过雪花，他们无法想象雪花漫天飞舞的景象，他们也没有过俯身划过冰河的记忆。
南方很富裕，但是南方的生活很单调。
那天，我刚刚在大街上采访了一辆宝马撒泼，造成交通堵塞的事件，突然就接到了总编办公室打来的传唿。平时，记者和总编办公室一般没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就是重大事情。我边走向街边的话吧，边仔细回忆自己写过的稿件中是否有什么漏洞，是否被人投诉了。总编办公室的电话总是让人忐忑不安，这些年一直是这样。
电话回过去后，那边让我回到报社签订合同。
我欣喜若狂，走出话吧，把门前一个空可乐罐踢出了很远，可乐罐一路滚动着，发出巨大而空洞的声音，引来很多观望的脑袋。
我走向公交车站，看到迎面走来的每个人都和蔼可亲，我真想抱着他们每个人，在他们每个人脸上都亲一口。一个女孩子看到我喜气洋洋地走过来，神气活现地摇晃着脑袋，急忙躲在了路边，惊讶地望着我。我心想：我不会亲你的，你别害怕。
女孩走过去了，又走来了一名巡警。巡警也在好奇地望着我。
我不好意思，竭力忍住即将喷薄而出的笑容，咬着下嘴唇，将笑容吞了回去。我一路欢欢喜喜地走着，一会儿看看天上飘荡的白云，一会儿看看路边楼顶上的窗户，没想到突然被道牙绊了一跤。
公交车来了，我一步跨了上去。
我坐上公交车，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异常惬意，此后，我就要在这座城市工作了，也许我会在这座城市工作一辈子，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两年前，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以后才追悔莫及。现在，我终于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我一定要对自己说：好好珍惜！如果非要在这次工作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来到报社，走进总编室，领到了合同书，却发现，我还有几个证件没有办理，而没有这些证件则是不能签订合同的。
这些证件包括：身份证、毕业证、户口本、暂住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未婚证（结婚证、离婚证）。
前三个证我都有，而后三个证我都没有见过。总编办公室说，没有这些证，是无法签订合同的。
我倍感无奈。
其实，我们的一生，都生活在各种证件中。想怀孕，先要有准生证；上户口，需要出生证；到了18岁，需要办理身份证；结婚需要结婚证，离婚需要离婚证，残疾人需要残疾证；开饭店需要健康证，开车子需要驾驶证；上班要有上岗证，失业要有下岗证；出门要办暂住证，出国要办护照，去沿海特区要办边防证；想找到好工作，需要计算机等级证、普通话等级证、还有行业任职资格证；特殊行业还需要捕猎证、持枪证、开采证、砍伐证、捕鱼证、执法证、珠算证；卖房需要房产证、土地证，卖肉需要工商许可证、完税证……等到死亡了，还需要死亡证。
我要先办理暂住证。
暂住证要在自己所住的街道办办理，然而，这些天，我一直住在报社，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址，又如何办理？
我求教一名来到报社工作了三年的同事，他说，暂住证可以在随便一个地方就能办理，只要你出示了租房合同。而办理后，又没有任何用处。他的暂住证这三年来，除了签合同，再没有让人看过一次。既然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又要办理？
而且，暂住证的收费标准也不一样，一个区是一个标准。繁华区比边远区的收费更高。
我来到了南方城市，需要办理暂住证；那么南方城市的人，来到我们北方农村，是不是也要办理暂住证？我不知道。
在这位同事的指点下，我来到了当初居住的城中村办理。那里的收费标准是全市最低的。我找到了当初的房东，而房东却不给我开证明，他的理由是，如果开了租房证明，他每个月就要缴纳税金。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开过租房证明。
没有办法，我又找到了一个在城中村开店的朋友，我拿着他的营业执照，假借他的亲戚的名义，终于在街道办缴纳了钱，办好了暂住证。
然而，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却非常麻烦，这要求在户籍所在地办理，而我的户籍，还在遥远的西北。
见习期满后，我决定回家一趟，自从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回家过。我不知道母亲和弟弟妹妹生活怎么样。
我领到了见习期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我那一连串暗访的工资，工资的数额让我惊讶，那是我这两年来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也远远超出了我对自己工资的预测。
拿着这些钱，我买了一部最低廉的手机，诺基亚3310，是一种已经被淘汰了的款式，当时的价格是780元。这款手机我现在还用着，每当我在公众场合掏出手机的时候，总能惹来一些好奇的目光。然而，手机的功能只要有两种就足够了：打电话、发短信。而这款手机的这两种功能都还能使用，我又何必更换呢？手机就像情人一样，最初的，最有感情。
我终于拥有了一部手机。
至今还能记得我买到手机的当天，就给家中打了一个电话，村口商店的老板喊来了母亲，我拿着手机对母亲说：“我有手机了？”母亲在电话中说：“什么鸡？”我说：“是手机。”母亲责怪我说：“你不好好工作，养鸡干啥？”
刚刚买来手机的那几天，我总喜欢在人多的地方炫耀，装模作样地发短信或者打电话，眼睛的余光望着别人，看别人是否在留意我的手机。可是，当别人的电话铃声响起来，别人手中多了一个款式更为新颖，色彩更为艳丽的手机的时候，我就自惭形秽，赶紧悄没声息地把自己的手机装进口袋里。
然而，这毕竟是一部手机，一部真正的手机，走在大街上，口袋里硬硬的手机磕着我的胸腔，给我一种坚实的感觉，我昂首挺胸，意气风发，感觉自己也是“有机一族”了。
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很久都没有再经历了。
然后，我在超市里疯狂购物，我给母亲买了衣服、鞋子，这些年来，母亲的衣服有些是自己做的粗布衣裳，有些是亲戚送给的旧衣服，母亲的鞋子都是自己亲手纳的布鞋。我一定要让母亲穿上崭新的“料子衣服”，在母亲的眼中，的确良、凡立丁、的卡就是最好的“料子”，她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这些“料子”昂贵得多的衣料。我还给母亲买了很多好吃的，开心果、杏仁、鱼皮花生等等。这些东西母亲从来没有吃过，母亲从来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费一分钱。
我还给妹妹和弟弟买了衣服，弟弟从小到大都穿着我穿剩的衣服，小时候，他经常哭着向母亲要新衣服，母亲总是说：“以后有钱了，你要几身就买几身。”然而，我们家总是没钱。弟弟上初中的时候，他一位家中条件好的同学送给了他一件穿剩的夹克，弟弟喜欢得不得了，春秋两季，光身子穿夹克，冬天的时候，棉袄外套夹克。一直到弟弟在县城蹬三轮车的时候，他还穿着这件已经失去了本色的夹克。
妹妹的衣服总是很肥大，母亲经常说：“娃娃正在长身体，衣服做大点，明年后年还能穿。”然而，因为长期营业不良，妹妹的个子长得很慢，所以，她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妹妹穿着袍子一样的衣服去上学，经常遭到那些坏男孩的欺负。那时候，妹妹经常会哭着来找我，我一见到妹妹被人欺负，就飞奔过去，将那些坏男孩打得鸡飞狗跳，四处逃窜。多年后，妹妹还会回忆起这些经历，一回忆起这些经历，就会流泪。
然而，我却无法给父亲买衣服了。
站在超市男装的柜台前，看着那些笔挺的西装，我多想给父亲买一套，可是，父亲已经不在了。
记忆中的父亲只有一件夏装，一件冬装。夏装是一件白色粗布汗衫，冬装是一件蓝色中山装。父亲再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更别说西装了。
我又来到了超市的书柜前，看到那些精装本的四大名著，又想起了父亲。父亲一生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没有上过学的父亲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进而能够通读这两本书。在农村，这两本书籍也是最流行的读物。
父亲一辈子不知道阅读了多少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说话的时候也经常引用这两本书中的句子，他在村中被认为是“文化人”。
记得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出版了第一部书籍，我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本书让父亲阅读，想从父亲口中得到赞赏。没想到，父亲读完后说：“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父亲提供给我的文学标准居然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我不服气地说：“在中国所有的作家里，都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三国和水浒。”
父亲说：“那你就好好努力，也写上一部三国或者水浒。”
此后，我不敢骄傲，不敢懈怠，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比起三国和水浒差远了。
我站在书柜前，犹豫半天，最后还是决定买了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我知道，这是给父亲的最好的礼物。
这个季节，南方还是鸟语花香，而北方已经天寒地冻。
我坐的是慢车，而慢车往往人最多，因为车票便宜，慢车的车厢里几乎都是农民工的身影。我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两天两夜，站得浑身的骨头都板结在了一起，站得一动就会倒下去，站得头昏眼花，眼前甚至出现了幻觉，才终于到了家乡所在的省城车站。
然后，火车转汽车，汽车转三轮蹦蹦车，才终于来到了进山的简易公路上。
那天，家乡在下雪。妹妹和弟弟穿着臃肿的老式棉衣，袖着双手，瑟缩着身体，站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等我，他们已经等了我半天。弟弟看到我，一把抢过我背上的包裹；妹妹看着我，高兴地笑着，眼泪却流了下来。
我们沿着山路回家，寂静的山道上只有我们的身影，雪花落在山峰上，落在枯草上，悄然无声。我们沿着弯曲的山道，走到了山顶上，坐在一颗柏树下休息。那时候背着玉米面馒头和红薯上中学的时候，每次都会在这棵柏树下休息一会儿，再起身接着走路。家乡树木极少，每座山上仅有的几棵树，长成了什么样子，这些树的名字，很多年后，大家都能记得。
那棵柏树下有一块青石板，大小能够坐下两个屁股。十多年前，我上学的时候，青石板是这样；十多年后，我从南方的繁华大都市回家路过这里，青石板还是这样。这块青石板，被每一个山里上学的孩子都坐过。每一个从山里走出的孩子，都会记得这块青石板。
从山顶向山下走，天已经快要黑了，我要过了行李，自己背在肩上，弟弟走在前面，他弓背含腰，袖着双手，像个小老头。我问：“你怎么腰弯成了这样？”弟弟笑笑，没说话。妹妹在后面说，弟弟现在腰弯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初中辍学后，就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耕地拉粪，播种收割，都是弯腰的活计，后来，他在县城蹬三轮车，现在在建筑队做小工，干的都是弯腰的体力活。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弟弟的腰身。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回到家的时候，没有见到母亲，妹妹打开院门，我走了进去。
我看到了屋檐下的圈椅，那是父亲经常坐的圈椅，父亲一回到家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此刻，我彷佛看到了父亲坐在圈椅里，手中捧着书籍，仔细阅读着，神情很陶醉。每次从田间地头回到家中，父亲放下农具，喝口水，就会坐在这张圈椅里，认真地阅读所能找到的书籍和报纸。
父亲一辈子喜欢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是，他从来没有拥有一套自己的书籍，他没有钱，他舍不得买书。当听说本村或者邻村谁有这两套书籍，他就会向人家借，答应人家一看完后就马上归还，他还会把自己舍不得抽的芒果、大前门纸烟让人家抽。村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知道被多少双长满老茧的手翻阅，都已经变得残破不堪，千疮百孔。父亲经常阅读这样的书籍，爱不释手。他说，这两套书是全国十亿农村的精神食粮，无数人的生活经验都来自这两套书籍。
妹妹说，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一直把这张圈椅放在屋檐下。这张圈椅没有再挪动过，也没有人再坐过。
我从背包里拿出精装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放在圈椅上。我在心中默默地说：爸爸，我回来了，我给您带来了您最喜欢看的两本书。
夜已经很深了，门外刮起了寒风，风唿唿作响，带着尖利的啸声，像在抖动着细长的铁丝。雪已经下了一尺多厚，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房屋，都是一片白色。在雪光的映照下，四周的景物朦朦胧胧。不知道谁家的狗突然叫了两声，声音粘稠，像被冻住了一样。
我问：“村子里怎么这么安静？”我小时候在村庄生活，记忆中的村庄非常热闹，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夜，也常常会有吆喝着去打扑克的声音，巷道里唿儿唤女的声音，明亮的灯光下传来的猜拳行令声……而现在，村庄异常寂静，寂静得让人心悸，寂静得就像一座坟墓。
妹妹说：“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种地赚不到钱，很多土地都荒芜了。现在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前几天，根生伯老（死）了，都找不到抬棺材的人。”
我惊讶地问：“根生伯怎么就会老了？”
妹妹说：“是啊，他只比爸爸大一岁，万灵伯也老了，半年前老的。”
我突然感到异常悲伤。
根生伯和万灵伯都是父亲最好的朋友。
母亲还没有回家。妹妹说，母亲去了教堂。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信奉基督教了，“村子里，信奉基督教的人很多。”
妹妹给我热了饭菜，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吃完了饭，母亲还没有回来。妹妹说，今天是周末，母亲每周的这一天都会去教堂，雷打不动。
一直到了夜晚十点，母亲才回家了，与母亲一同回家的，还有村中很多老太太。
母亲的头发中夹杂着很多白发，皱纹也比过去多了。母亲拉着我的手，摸着我的脸说：“我娃回来了。”母亲的手上满是老茧，像树皮一样粗糙，这是被各种农具磨成了这样。
同村的老太太挤进了房间，房间一下子显得很逼仄。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上帝，让我娃平安到家。”另一些老太太拉着我的另一只手说：“我娃能平安回来，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我突然觉得这些看着我长大的婶子们姨娘们，变得很陌生，变得让我无法相认。但是她们说得很真诚，她们的眼神和神情都很真诚。
我无法理解，我的这些可亲可敬的长辈们，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长辈们走了后，妹妹给炕洞里塞了两捆花杆，炕面一下子暖和了起来。我们脱掉鞋子，坐在炕上聊家常。
我们说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突然就会爆发出笑声，而笑过后又会流下眼泪。小时候的日子太苦了，我们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顿饱饭。
母亲坐在炕角，一言不发。然而，我每次转身看母亲的时候，都看到母亲在悄悄抹泪。
我问母亲：“您怎么就信耶稣了？”
母亲说：“耶稣好啊，耶稣能救苦救难。”
我问：“耶稣怎么救苦救难？”
母亲说：“耶稣说，受苦人死后都能进天堂，现在受点苦就没有啥。”
邻村的教堂是一年前盖起来，神父不知道来自哪里。但是这个神父却有着极强的号召力，让信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母亲说，村中的老人们，都有一半信基督。
母亲还向我讲起了很多新奇的事情。村中某某的爷爷得了癌症，医生说让回家等死，信了基督，癌症居然不治自愈。村中某某家两口子经常闹离婚，信了基督，两口子好好过日子……
我想，这可能是真的。人有了精神寄托后，心情就会好，心情好了，一些疾病就会不治自愈，而且，癌症正是戾气郁结形成的。基督教劝人行善，两口子都想行善，自然就不会吵架了。
我欣慰的是，没有了父亲，母亲找到了精神寄托，她有了很多教友，她不会再忍受孤独。
其实，所有宗教的原旨都是劝人积富向善，只是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有些就变味了，比如佛教，成为了有钱人的宗教，而基督教，还没有忘记穷人。
听说在少林寺，一根香收费万元；在很多著名的古刹庙宇，进门要买门票，进香要交钱算卦。当追逐金钱成为目的的时候，宗教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了。
妹妹说，村中有很多鳏寡老人，儿女出外打工，信奉基督成为了他们的精神追求。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说到了凌晨三点才休息。我一闭上眼睛就睡着了，睁开眼睛时，已经到了早晨九点多。
这是我这两年来睡得最踏实的一次，没有做梦，没有任何生活压力，也不用考虑工作的事情。我睁开眼睛，跳下炕头，感觉自己就像一辆加满柴油的拖拉机，一踩油门就能突突奔跑起来。
雪已经停止了，太阳出来了。太阳照在皑皑白雪上，就像残阳映照在水面上，一地霞光。屋檐下开始融冰了，长长的冰溜子吊下来。几只麻雀出来觅食，在雪地上走出一长串的“人”字。村道里有一群孩子，戴着棉手套和棉帽子，比赛着谁能够在雪面上滑得更远。
我准备好糕点和香烟，准备去看望根生伯和万灵伯，突然想起妹妹昨晚的话，他们都已经老了，我心中一阵伤感。
根生伯和万灵伯如果在世，今年都不到60岁。
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三个人无话不谈。
那些年里，他们三个人都“扎耱条”。现在，这种职业现在已经消失了。
扎耱条，就是把枣刺砍下来，倒提在手中，用斫刀把枝枝蔓蔓砍掉，只剩下主干，这就是耱条。枣刺在很多地方叫荆条，杂生，一般长在沟边埝畔，影响庄稼生长。这些耱条捆扎在一起，拉到集市上去卖。需要的人买回家后，把耱条一根根圈在一个“曰”字形的木框中，这就成了那些年农村人经常使用的耱。
西北苦寒，庄稼都是一年一熟。每年秋季，庄稼收割后，需要犁地，地犂完后，还不能种庄稼，需要平整土地，这时候就需要耱了。耱地的时候，前面有牲口拉着，后面有农夫手持缰绳控制着方向，中间放在地上的，就是耱。耱的上面往往坐着一个孩子，或者放着一块石头。牲口拉着耱来回走一遍，土地平整了，才能播种。
“犁耧耙耱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吆车能打回头鞭。”这是对农村技术能人的概括，如果能达到这些，就是农村里的“能行人”，就是庄稼把式。这句格言在西北农村流行了几千年，而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还有一句格言，是对农具的概括：犁耧耙耱耩子铧，铁锨笼担和木叉。这包括了八种农具。犁是用来耕地的，念li；耧是用来播种的，念lou；耙是把土块弄碎的农具，念pa；耱是用来平整土地的，念mo；耩子铧，是一套农具，也是用来耕地的，没有“犁”耕地深，但是操作省力，第一个字念jiang，最后一个字念hua；铁锨是用来翻地的，与之对应的还有木锨；笼担也是一套工具，是用来搬运东西的，可以挑在肩膀上使用；木叉，是用来挑庄稼的农具，一般只在打麦场才会使用。
从这些农具的使用方法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劳动会有多么繁重，简直是以人力代替畜力。据说，这些农具发明于西汉，现在，在农村几乎绝迹。扎耱条是一种非常苦的体力活。所需要的工具是撅头、斫刀、两节麻绳。撅头在农村随处可见；斫刀大约有一尺多长，有把手，前面是一拃长的利刃；绳子一般会有两米多长。扎耱条的活动区域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天还没亮的时候，扎耱条的人扛着这些工具进山沟，看到半人高的枣刺（荆条），就挖出来，然后用斫刀砍成条，用绳子扎起来，背在背上，继续走，继续寻找下一个能够做耱条的枣刺。这一天下来，都是在山沟里不停地走，翻山越岭，而枣刺通常又生长在悬崖峭壁，所以这种活路又非常危险。走的路越多，找到的枣刺就会越来越多，背上的耱条也会越来越沉重，行走越发艰难。往往回家的时候，就要到夜深。这一天下来，少说走了四五十里路，而回家的时候，背上的耱条也至少有四五十斤重。
耱条多的时候，扎耱条的人就会将耱条一分为二，用撅头作为担子，担起来，这样行走会方便些。然而，撅头把又是圆的，所以，肩膀又会被压得很疼痛。
由于枣刺生长的特殊性，它的茎秆做了耱条后，第二年，它的根又会发育，重新长出一根枣刺来，所以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枣刺的果实就是酸枣，酸枣很小，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青色的，成熟后是红色的，味道又酸又甜。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盼望着父亲回家，回家后就会给我们带来大把酸枣。酸枣是农村孩子的水果。那时候弟弟还没有出生。
西北山沟荒芜，道路崎岖，只有在最偏远的崖顶和沟底，才会有枣刺生长，并且数量稀少。所以，扎耱条的人都是单独行动，担心人多了会空跑。扎耱条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有的人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几根。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在扎耱条。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才停止了扎耱条。这以后，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父亲整整扎了八年耱条。
农村的教育方法很落后，老师教育学生要苦学。所以，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往往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去学校，坐在教室里手捧课本哇啦哇啦地大声朗读。而到了夜晚，还要上晚自习，每人的桌子前放着一盏煤油灯，黑色的油烟将鼻子熏得乌黑，脸色乌青。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老师才会敲响放学的铃声，孩子们欢天喜地，一哄而散。跑得快的都是男生，跑得慢的都是女生。跑得慢的就一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棒或者石头，担心会遇到狼。
那时候，在山中遇到狼是常态。我曾经遇到过，妹妹也曾经遇到过。村里还有好几个孩子都被狼叼走了。
即使我上学很早，放学很晚，但是整天整天难得见到父亲一面。父亲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背着撅头进了深山；而在我已经睡着了以后，他才扛着沉重的耱条担子从深山里回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扎耱条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蜷缩着手臂，手指僵硬，凑到煤油灯前说：“我手上有刺，你给我挑挑。”母亲问：“哪里有刺？”父亲说：“满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里有，就挑哪里。”母亲拿出纳鞋底的大号针，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挑完了刺，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手臂上都是血。母亲问：“这是咋了？”父亲说，他在砍枣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上面有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出去扎耱条，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就是挂吊针后剩下的空瓶。空瓶子里装满水，放在布袋里，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和蒸熟的红薯，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饮食。北方的夏天异常炎热，气候干燥，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就只能到处找水喝。有时候，在背阴处找到脸盆大的一洼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干旱了，这一洼水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前来。狼、狐狸、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蝎虎、蚂蚱、蜘蛛……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拨到一边，用手掬起来，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耱条的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他总是说：“过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亲将耱条背回家后，趁着月光，将耱条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将耱条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中，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作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中。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脚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交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朦胧中听见父亲说：“睡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得了30元钱。”这三十元钱让父亲羡慕不已。很多的时候，父亲一次只能收入十几元二十元。就按照20元计算，一月三次赶集，收入60元。而这60元，还有一部分要给生产队上交。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人家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在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父亲他们三个人关系一直很好，三个人在一起从来没有吵过架拌过嘴，谁家有事，另外两家都会鼎力帮助。多年的患难岁月，让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根生伯家没有孩子，后来抱养了亲戚家一个女孩，女孩对根生伯夫妇非常孝顺。女孩长大成人后，招了一个来自南山的青年，书面语言叫入赘。这个青年对根生伯一家也很好。
万灵伯家是两个女孩，最后才有了一个男孩。万灵伯家的女儿叫妮子，和我是同班同学，可是学习一直很差，简单的加减乘除都不会，她上到二年级就辍学了。
小时候，我听到父母私下里商量，想把妮子介绍给我，让我们定娃娃亲。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么小就“有媳妇”，是一件很肮脏的事情。那时候，我一心一意要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去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看受难的人民。我记得那时候村口的土墙上写着这样一副标语：“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而我从小就有远大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要媳妇”？
而现在，父亲走了，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也走了。
他们三个人都是癌症，都没有活过60岁。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夺走他们生命的罪魁祸首是谁？
根生伯和万灵伯其实很早就发病了，但是他们和父亲一样，一直没有钱看病，也一直舍不得钱看病。那时候，一场感冒就会带走全家一年农作物的收入，更何况这些没来由的病。根生伯是胃癌，万灵伯是食道癌，父亲是骨肉瘤。他们有了病后，就只能等死。
我经常想，是不是当初贫困交加的时候，他们三个人体力透支，而又严重缺乏营养，造成了身体亏空，以后疾病就慢慢发作起来。
这些年，我常常梦见父亲，每次都是在梦中哭醒。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我恨我自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走了，却无法留住。母亲总是安慰我说：“老天爷要收人，谁也没有办法。我娃甭难受。”
北方农村每天两顿饭，早晨10点左右一次，下午4点左右一次。
吃完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村外的坟地里。坟地距离村口有几百米，村中老了人，都埋在这里。父亲、根生伯、万灵伯的坟茔都挨在一起，父亲的坟头上有两棵小柏树，那是弟弟从悬崖上移植到这里的。父亲的坟头上荒草萋萋，一岁一荣枯，那是去年才生长的。柏树的枝叶间挂着星星点点的白雪，荒草在寒风中抖动着，看了让人心酸。根生伯和万灵伯的坟头上都插着花圈，根生伯坟头上的花圈更新些，而万灵伯坟头上的花圈则只剩下了骨架。
现在，他们三个老哥们还在一起，互相陪伴着，应该不会孤单了吧。
又开始下雪了，狂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异常疼痛。放眼望去，四周只有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寂静。天气很冷很冷，我的心也很冷很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