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帶人生：一段迷亂、瘋狂的遊蕩歲月
亞歷山大·馬斯特著
謝瑤玲、羅曉華譯
史都華不喜歡我的手稿。
透過特易購超市的淺色條紋購物袋，我看到我一大落的稿件；我花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做訪問與寫作。
「有什麼不對嗎？」
「非常乏味。」
他翻遍身上每一個鼓脹的口袋，找著香菸捲紙，然後一屁股坐到我的扶手椅上，伸長脖子往前探視我陽台上收集到的樹枝和枯死的夏季實驗品。他把一隻手放到椅子上後，就一直緊貼在大腿邊。屋外天色漸漸暗了；花園裡原先缺乏照料的樹木如今已恣意生長，不再是原先的模樣。
「我不想傷害你。我知道你花了很多功夫。」史都華說。
簡而言之，他不喜歡的原因是：內容太單調乏味。
他要的是笑話、吹牛、幽默。他不喜歡「學術性引述」和背景研究。「不行，亞歷山大，你得從頭來過。一定要寫得比這個好才行。」
他要暢銷書，「就像湯姆·克蘭西寫的。」
「可是你又不是一個想用炭砠炸彈幹掉總統的人。」我指出。但我沒有說：你本來是個遊民，是個有毒癮的瘋子。
史都華又換了一種說法：「寫有人會讀的東西。」
遊民有好幾種：有一種遊民本來是很正常的，因爲太太跟別的男人跑了（或另一個女人，而且還出乎意料的多），一時感到意志消沉。他們的生意可能垮了他們的女兒死於車禍，或者兩者都有。他們的問題是失去自信；如果頭幾個月有專家幫助他們的話，他們可以在一、兩年之內重回工作崗位，或至少在一個地方長期定居下來。
露宿街頭的遊民，十個有九個是男人。女人會淪落街頭多半是因爲性、暴力、或精神異常等問題。她們比較能夠面對財務上的失敗或背叛，或者該說她們比較能以自我貶抑來降低期望。
也有些人是因爲不識字或與社會格格不入，或說好聽一點所謂的「學習障礙」而過著長期貧困的生活。也許他們有失語症、自閉症，或害羞到愚蠢的地步，所以從沒上過學。他們可能有病，或瞎或聾或啞。他們可能從花園裡的倉庫遷居到臥室兼起居室的房子，從防空洞搬到青年旅社到車庫到朋友的客廳地板，到國王學院裝了輪子的垃圾箱裡。他們無法跳脫出他們的環境。
脫離雙親的年輕人，或離開家人卻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或甚至連早餐都不會做的年輕人，則屬於第三種遊民。如果他們沒有在半年內找到工作或房間或女朋友，將自己導正過來的話，很可能就會流落街頭。
那些坐過牢或當過兵的人，若將他們的生活公式移除，他們就會一蹶不振。這還只是開始而已。
在這堆不正常的人當中，史都華屬於最底層的「混亂」（chaotic）遊民。「混亂」遊民（史都華拉長「混亂」兩個字的音節，像嚼口香糖一樣）是無藥可救的。當史都華最初被發現時，他躲在一個立體停車場地下樓層的最底層。一般遊民都不願意和他扯上關係。他們稱他爲「刀手唐」和「地下四樓的瘋雜種」。
「混亂」遊民通常坐過牢，但並非職業罪犯。史都華的判決書長達二十頁，但是他只犯過一次偷竊罪，爲了想要發財，而在那次荒唐的行爲中他偷到了五百英鎊（所有的物品都包含在內），等於他在牢裡的每一年光陰値一百英鎊。一個混亂遊民的人生中包含少數必需品，包括海洛因和酒精。某些人是因爲他們的習慣而淪落的，另一些人則是淪爲遊民後把吸毒和喝酒當作嗜好。「混亂」遊民儘管淪落街頭，卻不一定都很窮。我認識史都華的三年間，我的收入很少超過他從政府那裡領到的救濟金。身障或智障者或有酒癮或毒癮者，失業時每週可以自社會機構領到最高一百八十英鎊。此外，還有房屋津貼支付房租。
混亂遊民的通例是他們的日子過得迷迷糊糊的。因和果沒有尋常的關聯。他們控制不了，我們也難以理解，他們常常在過度興奮或精神崩潰的邊緣。社工人員對這些人特別關照，因爲他們是遊民中最爲不堪的，而且就算不是最可恨的，也是街頭生活中最可悲的極端族群。
兩年前史都華過著脫離現實的生活。市立的援外社工人員發現他時，他染有多種毒癮和酒癮，有迷幻妄想的雙重人格，還有一種愛好，就是拿他稱之爲「小銀條」的刀子來刺人。
他現在過的生活還是很混亂。
不過這段期間裡也有一個很大的變化：他的毒癮已經沒那麼嚴重了。沒人知道爲什麼。這很不尋常，甚至有些可疑。每個混亂遊民的情況時好時壞，但史都華看起來眞的已展開新生活了。他脫離了遊民團體，讓自己列名接受住宿諮商的名單，開始接受一種以鎮痛劑美沙酮（methadone）戒掉海洛因的療程，重新商議了法庭罰金，並開始每半個月繳納一次罰金，還爲自己買了
一部特價電腦。這些都不正常。史都華的許多老友寧死也不願洗澡或還債，有好幾個也眞的死了：吸毒太多、肝或腎衰竭或雙重衰竭、失溫。遊民的平均壽命是四十二歲，而他們的自殺率是一般民衆的三十五倍。在警察和社福機構的官僚架構裡，對於史都華這種自中世紀生活返回可敬生活的不尋常案例，人人都感到欣慰，但私底下卻都在等著他抓起最近的掛肉鐵勾亂砍亂殺。
除此之外，史都華不但還有夠多未受損的腦細胞去描述那是什麼樣的生活，還能夠確切指出自己轉變的時刻，甚至是幾點——他十二歲時，初夏的某一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在這個象徵性的時刻，套句他母親的話來說，他從「一個無憂無慮的小男孩」，以及她「最最貼心」的孩子，變成了這二十年來有如《發條橘子》書中所描述的問題人物。若非他的生活仍過得相當混亂，他應該可以藉著向爲人父母者解釋兒童之所以變成蔑視權威的不良少年的原因來大賺一筆。
「我不喜歡這個。」史都華說，打斷了我的思緒，並從他已倒在地板上的那堆像被狗啃過的手稿中翻出一頁。「開車兜風」。這是關於他的青少年時期，那時他常會在夜裡溜到街上去，打破福特可樂娜車的車窗。我這樣寫著：
基本上，開車兜風並不涉及偷車，因為把車開走的人並無意將車據為己有：他只是「借用」。
他被起訴的罪名是未經車主許可擅自將車占用。傑夫·卜瑞格在「青少年兜風者」一文中指出除了偷取車内的物品之外，汽車竊案可分為五類：一、「為得利而借用」，二、「長期借用」三、「只為了兜風的目的而借用」，四、「為用於其他犯罪而借用」，和五、到目前為止，史都華犯下的是第三、四、和五項。
「實什麼來著？」史都華試著再把整句話說完整：「『實用主義的借用。』這說白一點是什麼鬼呀？」
我把那一段刪掉了。
我爲那段文字附了一張流程圖，標題爲「柯派崔博士之開車兜風者罪行圖示」，也因爲他說「看起來像愛爾飛思飛機模型組指示圖」而一併刪除。
他對愛爾飛思玩具飛機模型組是很清楚的。他以前會吸食這些模型組裡附的黏膠。
「柯派崔的假設是，開車兜風會讓兒童因為好玩而誤入歧途，接著是為了賺錢而違法，然後就成為成人犯罪了。」我看到我這樣寫著：「這是一個沉淪的管道，從無罪到犯罪。」
史都華懶得對此發表評論。
「還有一件事……」他說。
「什麼事？」我嘆道。
「倒過來寫吧。把它寫成像追査殺人兇手那樣的故事。是什麼殺害了像我那樣的男孩呢？懂了吧？倒過來寫。」
於是，呈現在讀者眼前的，就是經過我第二次修改，嘗試寫出的史都華·蕭特的故事。他是個小偷、挾持人質者、精神病患、反社會的街頭浪人，以及我的眼線，爲我窺二十一世紀初英國混亂下層階級如何困苦度日：一個重要人士。
我多希望我可以更早把這本書寫完。我多希望我可以在史都華跨到午夜十一點十五分由倫敦開往金士林方向的火車前，就讓他看到這本書。
1
「我費盡吃奶的力氣才得到這間公寓的。」
史都華推開第二扇強化安全門踏進走道，關掉只要有訪客按他的門鈴時，就會像霧角一般響個不停的對講機，然後跌跌撞撞地衝進廚房去聞聞牛奶。「亞歷山大，要茶還是咖啡？」
他三十出頭，個子瘦小。他靠向水槽，仰起頭來，讓我看他的傷疤。那道疤從一側耳朵的刺青下方一直延伸到喉結，像一條被壓扁的蚯蚓。
水壺蓋塞在一堆油膩的炸魚條下面。「來個培根三明治吧？如何？」史都華將手伸向廚房的另一端，從冰箱拿出一包廉價的經濟包培根，放了六條在熱油裡。「炸熟就好還是要焦黑？」
這是一間擁擠、潮濕的小公寓。一個位在一樓的房間。望向窗外會先看到一小片草地，然後是一間收容精神異常婦女的收容所。
「我得到這間公寓的那一天，是我人生中少數眞的感到快樂的一天。」史都華對我微笑。「所以我才要你寫一本書。這樣我才能告訴別人，過那種生活是什麼感覺。我想要謝謝幫我脫身的人，向琳達和丹尼和約翰和露絲和偉恩，還有我媽、我妹、和我爸，呃，我叫他我爸，但其實他是我繼父。」
麵包開始焦了。史都華用力敲烤麵包機的開關，兩片土司彈跳到半空中。「因爲有太多誤解了。」他憤憤地說：「眞氣死人。你們那些他媽的上班族！總得有人告訴他們！眞的，每天都有人死！每個死去的人都是某人的兒子或女兒！總得有人告訴他們，告訴他們真實的情況！」
我走進房間。角落有一張單人床、一個五斗櫃、一張書桌——就這麼幾件向政府貸款買來的廉價家具。還有一張看起來很舒適的椅子。我在那張椅子坐下。但它一點也不舒適。我移坐到沙發上。一座一九五〇年代的邊櫃靠內側牆面置放，櫃子上放了幾個酒瓶和藥瓶，角落有台大螢幕的電視機，放在一個樣式古老的架子上。
史都華喜歡他的電視機。他已兩次將電視機摔向牆壁了，但電視機還是好好的。
爲了回報我帶來的一箱福斯德啤酒，史都華在廚房裡解釋道：「樓上那傢伙答應要爲我做一個〇〇七情報員的床墊架，可以摺疊起來靠到牆上的，這樣我會有比較多空間。床墊架兩邊都會有大彈簧，才可以移動，地板上會有鉤子鉤住，因爲要不然的話，就會砰、砰、咻。」
「砰、砰、咻？」
「呃，一個馬子突然發現她的臉撞到牆壁，應該不會太高興吧？」
另一個朋友要爲他放一些層架，將廚房隔開，並把牆壁重漆成金色，取代現在看起來就像精神病院的下半部綠色、上半部米色的牆。
住在他樓上的男人是個單車騎士：一個矮小、戴著眼鏡的蘇格蘭男子，雙腳幾乎碰不到單車跨板。這個人隔壁住了一個啞女，會用鞋跟在地扳上敲擊曲調。玄關的另一側住著桑奇，他老爸是皇家空軍飛行員，他睡覺時床邊必放著一根鋁製的球棒。
對於這個他喜歡的新家，史都華只有一個問題：霉。霉爬上浴室的牆壁，斑斑點點又一大片一大片地爬過天花板，因此他每個月固定一次站在椅子上刷洗，好像要把油漆剝掉似的。偶爾霉會飄下來掉到他的床邊和他的衣服上；在那些日子裡，他身上會帶著花園倉庫的味道。
「對了，」他大聲說：「我想在那扇窗子上貼反光紙。你覺得呢？」
「這裡已經夠暗了，爲什麼要把它弄得更暗呢？」
「這樣能防止他們監視我。」
「別傻了。沒有人在監視你。他們是誰？」
「我知道他們在監視我，但沒看見過他們，你懂我的意思吧。要番茄醬還是牛排醬？」
他要把冷凍庫上方的通風孔塞住，因爲在金屬板之間可能藏了麥克風。「不是開玩笑的，重新裝潢時一定要想到這些問題。」
史都華對於工作也有一個「了不得」的想法。如果行得通，這會是他這輩子第一份正當的差事。新公寓，新工作，新的史都華。他已經去報名上電腦課了。
「想想看，對吧？國外的生意人，他沒時間浪費，他會需要什麼呢？一間辦公室！在一輛小貨車上！這叫側面思考，對吧？在史丹思泰機場（Stansted）下了飛機，直接就坐進我的小貨車後面，我就載他去開會。沒浪費一點時間，對吧？那裡什麼都有，這輛車上。漂亮的馬子，要會記速記的，傳眞機、網路、手機。他自己的辦公室，就在這趟旅途上。他媽的整輛車都裝滿了電線。不是蓋的！」
史都華的桌子中央放了一個棕色的檔案夾，上面有他紫色的筆跡：
理論駕駛問題與實際幫助
一會兒之後，史都華坐在書桌前了。他想起和一個懂網路的朋友有約，所以把他的日記從自製的塑膠皮夾裡掏出來，壓到桌上。
爲了記錄他忙碌的新生活，史都華爲這本書發明了特殊的色彩記號：綠色營光筆記錄家人，黃色是社交，橘色是職務。他的字跡實在不怎麼樣。就算只有一個字要記，有時候他頭幾個字母會寫得超大，後幾個字母只好全擠在一起，彷彿那些字母想到可能會掉出此頁外便驚恐地聚集在一起。有時候他會慢慢寫出工整的句子。他拼字的方法部分是憑著發音，部分是靠猜測：「星期一：乂登布拉克」，「星期二：去佛蘭特服物中心。問獎力組織的名字和地址。」
三月：星期六的樂透51017204448
七點三十 在澡堂會面，如果不是布倫布倫的話。
四月：打電話給皮醫師。如果在法庭可以撥手機。
二十點 到亞歷大家 他的書 一定要去
領藥[劃掉]二〇〇[劃掉] 一〇〇。
五月：音樂節。
史都華看——設鬧鐘。
一定要用闹钟。按鈕是按起來不是按下去。當得要虛弱起來的時候。（編按：史都華把wake up錯拼成weak up）
「我的字母還是不行。」他輕快地說：「到N就接不下去了。我記得S、T、U，是因爲那是我的名字，
Stu（史都）。」
他的日記本上有很多修正液的痕跡，顯示太早定下約會後來又取消，因爲在史都華的生活裡許多事情變化得非常快，所以儘管他在星期一時既快樂又有一堆計畫，卻難保他到星期五時不會在監獄或醫院裡。
「乂登布拉克」其實就是位於劍橋邊緣的艾登布洛克（Addenbrooke's）醫院大樓，由病房、煙囪和研究部門組成；這棟俯瞰麥田和通往倫敦的火車軌道的大樓，就像一座垃圾焚化爐。「布倫布倫」應該是巴布拉罕（Babraham），一個離劍撟約五公里遠的小村落。你可能會認爲他至少應該不會把這個村名寫錯才對，因爲他這輩子沒離開過那裡。「當得要虛弱起來的時候？」誰知道那是什麼意思。「領藥[劃掉]二〇〇[劃掉]一〇〇。」指的是他美沙酮處方藥。一百毫升劑量算很高了。一般有毒癮的遊民平均劑量在六十到八十毫升之間。兩百毫升？是他在作夢吧。
「亞歷大」（Alexder）是我。史都華叫我時總是四個字都叫，不用簡稱，但書寫時他一定會漏掉第三個字，寫成「亞歷大」，而非一般慣用的簡稱「亞歷斯」（Alex）。
史都華要我倒著寫的靈感，是個很棒的主意。這立刻解決了爲一個不知名人物寫傳記的大問題。即使是寫名人，如果頭五十頁都在寫關於他爺爺、奶奶、媽、爸、和主角一歲、兩歲、三歲、七歲、八歲時的各種事實和猜測，可能也是非常無聊。但是將史都華現在的樣子介紹給讀者，一個天可憐見的成年人，他可能立刻就引起他們的興趣。等他們讀到他的童年時，他們會眞心想知道他爲何會變成現在這樣一個人。所以我們就倒著寫，一個時期一個時期慢慢寫，像逆風的帆船一般前進。熟悉的順敘法——拋出窗外。同質性的回顧——化爲煙塵。就這樣，自始便採用突兀的寫作手法。
這樣行得通嗎？一個人的歷史可以切割嗎？一個人的人生不就是過去的總和嗎？或許史都華的方法只適用於史都華，因爲他的生存感早已破成碎片。
過了好久，培根三明治終於做好了，滴著瑪淇淋和番茄醬，上面那片麵包壓上了史都華手掌的形狀。
史都華·克萊夫·蕭特（Stuart Clive Shorter）——一九九八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是在劍橋大學席尼薩賽克斯學院轉角處的一家廉價裱框店的門口。他以
一種怪異扭曲的姿勢坐在一張硬紙板上，好像他的四肢一半是用橡皮製成的。蒼白的皮膚，綠色短夾克，破球鞋，頭髮的長度大概是剃光後一個星期的長度。他那張左邊比右邊生動的臉，看起來就像有蒙古症。他缺了好幾顆牙，口水似乎要流出來了。
我必須蹲到地上才聽得到他的說話聲。
他低聲說：「我一有機會就要自殺。」他用手指摳摳球鞋底。他雙手上的剌青是他自己的傑作。右手的二頭肌上寫了「FUCK」四個字母，一直延伸到手腕處。
「對，我要自殺，而且看起來會像別人幹的。聽著，如果你不給我錢，可以請你走開嗎？」忙著購買聖誕禮物的人和逗留在外的生意人，急匆匆地自我們身旁走過。扣、扣、扣、扣，一雙高跟鞋匆忙經過，發出像馬匹經過的聲音。我突然覺得，這個高度還挺舒服的：一個六十公分高的世界，與狗和孩童同享。成人的噪音落下來，但少了對話的內容和誇張的磨牙聲。街頭的污垢、過路人暖熱的內衣褲、和風吹過帶來的氣味，並不會太難聞，有點像薩拉米香腸的味道。有人彎腰丟下一個銅板；另一個人丟下一個火柴盒。第三個人說他可以去買個三明治來，但「我才不會捐錢給你。你只會把錢拿去買酒和毒品。」所以史都華選了培根乳酪三明治。
聖誕夜時一個乞丐在劍橋可以賺到七十到一百二十英鎊。
我問：「可是你要如何讓自殺看起來像謀殺呢？」
「我要去譏笑所有喝醉的傢伙，讓他們走出酒館，若他們想耳根清淨就非得把我幹掉不可。」他口齒不清，似乎話都在他的雙唇間打結了。「我哥哥五月時自殺了。我不能再讓我媽受那種苦了。被別人殺掉她比較不會介意。」
2
「我要喝茶！一堆臭娘們！我他媽的把你們都宰了！給我他媽的茶！」
那一年我在席尼薩賽克斯學院初次見到史都華之後，做了一些雜七雜八的工作，其中之一是在劍橋的遊民中心「冬憩」（Wintercomfort）兼差當籌措經費的助理。我的工作是去找贊助者、申請信託基金、寫次要的新聞稿、以及製作一份古怪的報紙。對我而言這並不是一個義務性的工作：我是爲了賺錢才做的（時薪九英鎊，之後我都沒賺過這麼多）。我在閣樓的一個房間工作，遠離三層樓下面那些猛灌啤酒的烏合之衆。運氣好的話，如果我夠早到，我可以通過大門，經過某藝術圑體繪製的幻覺毒品蘑菇畫作，爬上樓到我的辦公室去，而不會碰到半個「客戶」。
然而，這一天卻不怎麼順遂。
「去他媽的爛人！開門！」滿臉髒污的醉漢癱在前門上。他的臉上長滿了亂蓬蓬的鬍子，一根手指猛戳著強化玻璃。「你們幹嘛關門？給我他媽的茶！」
我從工作人員的出入口溜進來，望向餐廳。這人說的有道理。這個時刻餐廳應該已經開放，並且擠滿五十個以上的酒鬼、毒蟲、神經病、癲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殘者、乞丐、街頭藝人、偷車賊、腦筋不清楚的人、當天早上才從牢裡放出來的罪犯、退伍軍人、曾發現太太與兩個大學划船隊的隊員同時在床上，而現在帶著稚齡小孩的離婚男人。你也會聽到中庭裡一些名爲「發薪日」、「福利金」、「殘渣」的小狗快樂地吠叫著。
但現在餐廳裡空無一人。那個髒臉酒鬼正在對一個無人的房間發酒瘋。我壯起膽走進餐廳內，望向廚房藍色的微光中；就連堅定不屈的蘇廚娘也不在。工業用冰箱和殺蟲燈管發出輕微的嗡嗡聲響，猶如船隻的引擎聲。唯一的人聲出自於新來的祕書；她來自北達科他州，正在樓上的一個房間裡打字。
「冬憩」是個很棒的機構。一九八九年，本地的一個生意人走路回家時看到許多無家可歸的人睡在別人家門口，人數之多令他驚恐，因此創設了「冬憩」。初創之時，這裡是個清新、具革命性、又充滿活力的地方。「冬憩」做的都是別人不願意做的事：爲情況最惡劣的遊民提供最後一處安全的居所，讓最暴力的人得以鎮定下來，使有自殺傾向的人得到舒緩，讓那些就要被送到「醫院小城」最孤單的病房去隔離起來的人獲得安慰，鼓勵那些懷抱希望和充滿計畫的人，同時清理了劍橋的市容。讓無家可歸的人在白天有個支持他們的地方可去，這些人比較不會感到挫敗，比較不會覺得無聊或絕望，因此也比較不會躺在人行道上，比較不會有反社會的行爲。
但是今天所有人都消失了。我躡手躡腳走出餐廳，彷彿我是小偷、入侵者、賤民一般，上樓去。
到這裡來工作還不到一個月的祕書，臉色蒼白且忍不住發抖，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昨天，警察來突襲。六輛警車和警用貨車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轟然停車；從這六輛車衝出來、穿著制服並拿著吱嘎作響的無線電的男女，側身進入屋內，在餐廳裡散開，在餐廳兩側逮捕嫌犯，然後又湧上樓到行政、推廣、財務部門去，把員工分別帶到不同的空房間裡，拒絕回答任何問題，要求衆人作筆錄。就連她，髮際仍飄著北達科他微風的她，也必須作筆錄。
當天下午，警方逮捕了負責人露絲·魏納（Ruth Wyner），罪嫌爲「知情卻允許」海/洛/因的供應。
一週後，他們將她的副手約翰·卜洛克（John Brock）也加以逮捕。
過去五個月來，對街耶穌學院船屋的屋瓦下，有台自屋瓦中露出的小型監視攝影機，正對著這個慈善機構拍攝所有往來的人物。在冬憩的前院，有八個人被清晰拍到互相販售十英鎊一袋的海洛因。
樓下的酒鬼聽起來已經沒力氣再叫囂了。「幹……你……幹……給給……我……茶！」他的嘴唇浸在一大團唾液裡，在玻璃上上下移動，在看到我走近時又恢復了元氣：「也他媽的該是時候了！你剛剛到哪裡去了？我他媽有權利喝茶！我要你們開放到晚上，算是補償！」
我開了門。露絲和約翰都是善良、好心、體貼周到的人，熱心關切窮人和被褫奪公權者的福利。
「滾開吧，醉鬼！」我說。
「冬憩」舉行一個公開的集會；會中提供了裝在高腳杯裡的葡萄酒，以及一種叫「一口咬」的薄餅乾，上面放了各種彩色的食物。冬憩的人員、冬憩的朋友、義工、鄰居，人人都在遊民餐廳裡舉杯談天。
前工黨劍撟市長曁正經八百的政治鬥士，叫與會者安靜下來：「秩序，秩序，秩序！請你們安靜！」
接著她揭開一項活動的序幕，使得我接下來一整年都爲了它而忙碌：她開始要我們進行一個抗議活動。我覺得，房間裡拿著漂亮酒杯的每一個人，都感到驚愕又生氣。露絲和約翰被捕，已不再只是幫助較不幸的人這一回事而已。那是對「我們」的攻擊。對我們多數人而言，這大概是最能感受被衆人憎惡的滋味如何的一次經驗。我們震驚地意識到，現在我們和遊民有共通點。該死的警察，推事法庭，內政部。
其實，許多人認爲他們的反毒品政策是很好的措施。法官本人在審判時也承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露絲、約翰或冬憩的任何一位人員與拍攝到的交易有所牽連。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露絲或約翰曾看到有任何交易進行，卻未立刻採取行動或加以阻止。事實上，當露絲或約翰打電話報警，請警察到機構來抓走某個可疑的毒品交易者時，警方常常都置之不理。冬憩也曾邀請警方參與他們的毒品政策會議，但警方同樣沒有出席。
露絲和約翰的罪行是雙重的：首先，他們的反毒品政策並不成功；其次，對於執行反毒品政策的最佳方式，他們的看法和警方不同。第二項罪行是針對他們的客戶保密機制；透過這個機制，才可能取得這些怪異、疑心重、且常常很暴力的人的信任，好讓他們能夠面對自己的毒癮，決定利用公益服務措施，而達到戒毒、停止乞討、放棄露宿街頭、使守法的人不再受到侵擾等目的。露絲和約翰，尤其是身爲負責人的露絲，拒絕將有吸毒嫌疑而禁止出入冬憩者的名單交給警方，那些人之所以會被列入名單，常常只是因爲說了幾句令人起疑的話，或是在樓下廁所旁做了一個可疑的動作。法官和從未到過冬憩的陪審圑，認爲冬憩之所以這麼做，不過是爲了阻止警方取得犯罪證據而已。
今天舉厅公開旳裹會，是因為昨天露絲和約翰遭到判刑。
約翰被判有期徒刑四年；露絲，五年。
一百個妙招佳計在會議廳裡不斷被拋出：示威、靜坐、國際法庭、質詢國會、在加納利碼頭拉布條、找一堆遊民集結在衆議院外頭、不斷投書給《泰晤士報》（The Times）。因爲我們的立意單純，所以我們任大家暢所欲言。
「叫所有遊民慈善機構的創辦人都去投案，要求被捕。」發言的是個頗具幽默感的男士，他自己也辦了一個遊民中心。「如果露絲和約翰有罪，其他所有人也都有罪。我們每個人都還是自由之身，便是一種罪行。」
「那太精英主義了！」一個身穿黑衣的社工人員不以爲然地說：「爲什麼只有你們被逮捕，而我們其他人卻置身事外？」
我最喜歡的兩個提議是：在牛津和劍橋的划船賽中把劍橋的船弄沉，以及組織遊民在白金漢宮前遊行（我意識到，這個行動的大麻煩是如何不讓參與遊行者走到其他不相關的街道去，或掉進泰晤士河裡去等等，不過我想只要在隊伍前面擺一輛載運了一整車特殊牌罐裝啤酒的卡車，讓遊民們正好追不到，可能就可以讓他們排成還算整齊的隊伍了。）
一位頭上繫著絲巾的女士明智地提出，由於這次祕密行動中有兩名警察僑裝成流浪漢在午餐時刻向藥頭購買海/洛/因，所以我們也可以指控警方意圖欺騙冬憩；那頓午餐供應的是政府補助的肉丸子通心麵，那兩名警察爲了使行動逼眞，還刻意只分食一盤麵。
那位聖約翰學院的獎學金得主——律師、數學家、也是本市前任保守黨的市長——想到要怎麼寄文件給露絲和約翰：是要分成三包緘封郵寄，還是不要緘封，一張一張寄？
另一位女士提議對法官的窗戶扔石頭。但最後發現每個提議都不過是紙上談兵，根本起不了實際的作用。
大家都同意我們必須寄幾十本書去給露絲和約翰打發時間，直到我們將他們救出來爲止；我們都確信一定會的。
就在這時，一個聽來有些熟悉的微弱聲音，從前排冒了出來。
「對不起，但那是行不通的。」
那件綠色短夾克也很眼熟。
「爲什麼行不通？」我們的女主席問道。
「那麼多書放不進箱子裡。」
「箱子？」
「用來裝犯人所有物的。好吧，在白沼澤（Whitemoor）和長拉騰（Long Lartin）監獄，裡面重刑犯的牢房，允許犯人有一塊地毯，那放不進箱子裡，也可以有一隻鸚哥或金絲雀，不過當然鳥籠也放不進箱子裡。書是沒法放進去的。牢頭會把它們扔出去。」
說話的是那個精神病患，刀手唐，史都華·蕭特。他穿著一年前我在席尼薩賽克斯學院轉角處初次見到他時所穿的衣服。
「每個犯人都有一個箱子嗎？」某個人問。
「兩個。一個裝所有物，一個當物品收發箱。我不是要鬧場，只是你捫要發起運動前應該要先知道箱子的事。」
他又說，我們所能做的事當中，最重要的是寫信，把信寄出，但不要指望會有回信。信常會寄丢。接著是絕望。
史都華站著發言。女主席要求發言者要起立，但他似乎有點難站穩。他大約一六八公分高，O形腿，有貧血的問題。他的雙手緊緊插在夾克口袋裡，看起來就像一個在寒天裡、站在邊界上觀看足球賽的人。當後面有人叫道：「大聲一點！」「大聲說！」時，他才扯高嗓子說了幾句話，但沒多久就又失控，回復成他平常含糊不清的說話方式。但他就是不肯住嘴。彷彿最後終於知道說話聲音是大是小也沒差別後，他決心好好利用機會暢所欲言。
「也別指望去探監時會很順利。了嗎，因爲探監只有每兩週有兩個小時，當你是犯人時你會一直巴望一直巴望，等到有人來探望時一切都不對勁。並不是——」說到這兒時他對著約翰的太太說：「——他並不是不愛你，只是當你在裡面時你就只爲探監而活著。」
「因爲如果多數人說的是眞話，」他停了一下又說：「等他們回到牢房裡時，那是眞正感到寂寞的時候。你會受不了。你知道你失去了什麼。」
對於扔石頭的建議，史都華倒是說得斬釘截鐵。「我了解剛那位老兄一定覺得很憤怒，可是坐牢就是關於享有特權和取消特權。要是你們打破法官的窗戶，受苦的會是露絲和約翰。」
「他們怎可能受更多的苦呢？」一個男人憤憤地說道：「他們的自由和尊嚴都被剝奪了，剩下的還有什麼？」
「他們的薪水。」史都華回答。一陣靜默。
然後從房間另一端傳來一個女士好奇的聲音：「犯人有薪水拿？」
3
史都華把他從醫院領回來的藥，放在大書桌最上面的抽屜裡。
「好，別客氣。」他從廚房裡叫道。他把培根三明治的盤子丢進水槽內的茶杯之間，忙著拉扯六罐裝啤酒的包裝。
我拿起一條灰色塑膠藥膏。他服用的藥品顯然都給他帶來麻煩。
「氯丙嗪（Chlorpromazine），吃了會產生幻覺，又叫做拉哥妥（Largactil）。聽過嗎？沒有？呃，在兒童之家他們給了我不少。那些日子用來讓我乖乖坐在輪椅上的。」
「你爲什麼要吃那些藥呢？」我說著，把那管藥膏放回他的收藏中。
「沒啦——那只是另外一種抗精神病藥。副作用是會讓你嘴裡有股怪味道。」
史都華像個研究古文學的學者，滔滔不絕地唸出他的藥單。「歐芬尼德林（Ophenidrine）。我有個同病房的朋友常常會上網，他說海珊把這種藥當作戰略軍事武器來用。佐匹克隆（Zopiclone），可以讓你鎮定下來；我也吃像美立廉（Mellaril）這種藥，現在已經被禁用了。得利穩片（Amitriptyline），止痛藥，吃了會肌肉痙攣。瘋狂，對吧？目前我只吃丹祈屛錠
（Diazepam），又叫做煩寧（Valium）。大家都知道酒和丹祈屛錠是不能混用的，而且他們知道我喝酒。」
「他們」是醫生、社工人員、藥物專家、和警察的簡稱，雖說此例特指一位醫生；史都華認爲這個醫生完全忽略了他的權益。史都華之所以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是他分類敵人的方式。對他而言，最大的仇敵是「體制」，雜亂無章的政府機構，自他十二歲以來就像惡夢般縈繞不去。所有的遊民都憎恨「體制」，雖說它之下設立的衆多機構——住房補助、社會福利、遊民收容所、各種慈善機構——都是爲了使他們的生活好過些才存在的。對史都華而言，這些支持團體只證明了「體制」的表裡不一。一個有房子的人或許會覺得藉由諸如鼓勵優惠分期付款、恢復就業計畫、政府購宅補助等方案，加上警告不願配合者可能得入獄服刑等軟硬皆施的方法，來幫助遊民回歸「主流」社會，是相當値得讚揚的做法，但史都華的看法卻大不相同。這種做法無疑等於一邊賞你糖吃，一邊卻又重重賞你一巴掌。對許多遊民而言，他們之所以成爲遊民，正是因爲這種軟硬皆施的方法出了大問題。這類政府機構提供他們失業津貼、免費健康服務、及無數位關心他們的社工人員，但也使他們住進有許多戀童癖者的收容所（或許那是無心之過，但是當你才十四歲卻有一個「成年人」把陰莖塞進你喉嚨裡，那意味什麼呢？），然後每當他們做錯事時，又以「愛之深、責之切」之名，在半軍事化的臨時拘留所裡將他們毒打一頓。
「體制」之於史都華，有點像「市場」之於經濟學家，因爲它難以預測、不大可靠、殘酷無情，自命清高、自說自話，根本就是假人性化。
史都華最貼近「體制」的一刻，就是他直接與那些醫生、藥物專家、住宅福利人員、和社工人員交涉的時候。雖然他對這一小群幫助他的人大致上是友善的，但幾乎沒有一個人能獲得他的尊敬。當他們表現不錯的時候，他們幾乎就像是他的朋友；當他們令人失望時（這情況常常發生，因爲畢竟他們也只是凡人），他們就成爲另一個他之所以會反對「體制」的證明。
這些人當中甚至還包括了一、兩個他偶爾也還滿喜歡的警察。
現階段史都華抨擊的對象是醫生。「上星期一，我妹和我女朋友超擔心的，因爲我的情況很糟。完全失控。但是我的醫生甚至連談都不願意跟她們談。她們去找他，說：『聽著，我們眞的很擔心他的狀況。他脖子上綁著東西，不知道是什麼，而且他床上到處都放著刀子。』可是那醫生卻拒絕替我看病。我覺得那眞是他媽的沒道理！」
最近，我問了也是遊民中心一員——琳達·班朵（Linda Bendall）下列問題：「爲什麼是史都華？爲什麼其他那麼多人經過嘗試後失敗，他卻能成功地離開街頭呢？」當史都華露宿街頭時，這位女士曾經幫助過他。
「他是非常少見的例外。我初次看到他時，他幾乎不成人形，難以辨認。他不是那種想住在房子裡的人，因爲他覺得自己本來就應該露宿街頭，也本來就應該過這樣的苦日子。不過他畢竟對自己有信心，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限制。如果我給他一個房間住，他會說：『我現在不要去處理這個，我一定會住進去後就失敗，我寧願待在街上。』他一發起脾氣來就像個魔鬼。他很害怕。『我不敢去那裡，那個住處，因爲我不信任自己。我不在乎外面有多冷。』他知道他必須避免落入惡性循環：住進一個房間，嗑藥，被趕出去，又住進另一個房間，和那裡的工作人員或房客吵架，被趕出去，然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這樣的情況。但他是個很會想的人。可以說，他仔細衡量過每件事情。一般人可能覺得多數遊民都過得很悠哉，但事實上，他們不是被迫習慣過街頭生活，要不就是碰到一些得處理的麻煩事時，爲了讓日子過得下去才不願意想太多。可是史都華卻會說：『來吧，讓痛苦來吧，我要面對它。』」
書桌上堆滿了信封、筆、和一大疊的海報：
釋放劍橋二人
露絲·魏納監禁五年約翰·卜洛克監禁四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冬憩遊民中心的負責人露絲·魏納，以及日間收容中心主任約翰·卜洛克，因某些接受過該中心協助的遊民在該慈善機搆場地內祕密交換毒品，被判入獄。
劍橋議員安·康柏（Ann Campell）說：「我看不出這樣的定罪或判刑有任何意義。」。該判決結果「難以服衆」。
東南劍橋郡議員詹姆斯·派斯（James Paice）說：「我極度關切導致他們被定罪的事件，並對他們的判決結果感到震驚。」
渥定（Worthing）的議員彼德·巴登利（Peter Bottomley）呼籲給予這兩位致力慈善工作的人特赦。
史都華告訴我說，自從他開始參與這個活動後，他已有些改變。人們變得比較友善。他們也比較認真聽他所說的話。在冬憩的公開集會結束之後，他要求參與救人行動，立刻就得到許可。
「老實說，我很驚訝。」他說“「我還以爲中產階級的人們很不對勁。但他們只是很普通。說眞的，我有點震驚呢。」
自史都華和我一起共事以來，我們已爲這次活動發表過九或十次的演說了：這些地點包括了伯明罕、倫敦、牛津、劍撟周圍的村莊、以及盎格利亞技術學院（Anglia Polytechnic）內坐滿了大學生的禮堂。參與活動的人當中，只有我們兩人有時間做這件事，而且我們已發展出一套很好的模式。我先發言，針對整件事的細節講個二十分鐘，然後請大家連署請願書，或寫抗議信給當地的議員，或談談即將在倫敦舉行的遊行細節，接著史都華便站起來講他自己的生活，給聽衆一個震撼教育。
「我就是這兩位致力慈善工作的人所幫忙的那種人。」他說：「你們知道我過去有多糟嗎？你們知道要管理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有多難吧？現在你們明白爲什麼我們應該要爲露絲和約翰所做的事頒獎章給他們，而不是爲他們無法控制的事把他們送去坐牢了吧？」
他發言裡不時會蹦出幾個「幹」或「雞巴」之類的字眼，然後他會漲紅臉或哈哈大笑，像個女孩般伸手搗住嘴巴，並爲自己剛說的「法文」道歉。在作結時，他通常會提議政府踢掉他們目前的遊民「沙皇」，改聘露絲做遊民的領袖。「我眞心這樣認爲。」
啪！啪！啪！
演說多半以衆人起立鼓掌作結。
這樣的演說方式和策略完全出自史都華之手。他爲這次活動做了兩件事情：他幫忙折信紙，並揭露他的心靈。
「嘿，亞歷山大，你錯過公車了。」史都華說，將我自沉思中拉回。「要過兩個鐘頭才會再有一班。你要留下來吃晚飯嗎？」
我的心一沉。再吃手掌狀的培根三明治？
「我最愛的——咖哩。」
我出門到當地的商店去買一些東西回來。保加利亞白酒是我要喝的；再多買八罐啤酒和一包香菸給史都華。
「你喝的是什麼？葡萄酒嗎？噁！」史都華嗅了嗅瓶口。「聞起來很噁心。喝啤酒吧。」
咖哩是「犯人咖哩」。他母親的食譜。當他因爲偷了一千英鎊和一大把郵局支票，進到小黑監獄（HMP Littlehey）服刑五年時，遇到非常特殊的場合他就會在牢裡的廚房做這道菜。
「加蘑菇嗎？」一罐蘑菇頭；史都華把小蘑菇倒進鍋裡。
接著他打開一包沒有商標的超級經濟包冷凍雞腿。那些蒼白斑駁的雞腿，看起來就像他上星期幹掉一個胖愛斯基摩人後，將那個人的下巴切塊拿去冷凍一樣。他從烤麵包機後面拿出一顆洋蔥，便用刀子開始切了起來。
我繼續審視他的小房間。
牆上掛的一幅畫裡，描繪的是一個有著群山與一座藍色湖泊的地方。畫後方的灰泥坑坑疤疤、深可見磚；當他偶爾「失控」陷入狂怒的時候，他就會把氣出在家具和牆壁上，但他個人並不喜歡回憶這些極度私人的時刻。書桌旁的地板上放著一個雪克維清潔劑的空罐，裡面插了一些粉色小花當裝飾。
「好東西，那個。什麼都可以用。像，你看到床頭那裡嗎？那裡本來應該有個很大的污漬，因爲我上個星期服藥過量。但是只要用雪克維清潔劑，所有灑出來的啤酒和嘔吐物，都能全部清乾淨。不過你得一個星期不要動它，然後再把它擦掉。」
床頭櫃上滿是紅色帳單。
史都華說他不介意我看一看。
有線電視月租費：他租了五個頻道，都不是運動頻道。他家裡也沒有電話。遊民用手機，原因是如果你只接聽電話，手機費比一般電話費便宜多了。事實上，除了基本月租費外，根本就是免費的。遊民去打公共電話時，才會做普通人懷疑他們會用手機做的事：打電話給藥頭。打那種電話，史都華只用公共電話。
水費：史都華的自來水公司給了他清寒特許，如果他延遲繳費，可以直接從他的失業津貼裡頭扣款。就像那一長串聽起來像拉丁文的藥名一樣，他對於這類可悲的數字計算非常在行；他甚至比我還擅於掌控這些事務。這些事務有個不討喜的統稱——「生活技能」。可想而知，一個遊民若想得到一間公寓，就必須向他的社工人員展示自己的「生活技能」，不然他肯定會拖欠債款，給所有人帶來困擾，最後搞到公寓被沒收。
「你睡在街頭得到的錢和你得到的住宅補助一樣多，不過現在要買家具的話，得要靠一半津貼、一半貸款。」他解釋：「你可以每半個月還十五英鎊的貸款。因此，本來每半個月有一百零二英鎊的收入，現在大概只剩八十五英鎊。水費本來是他媽的二十六英鎊一個月，後來我安裝了水錶後，他們才把罰款匯給我。而且那還不包括電費、瓦斯費、和我的有線電視月租費。所以從八十五英鎊裡面，我得付九英鎊的有線電視月租費，二十英鎊的電費，因爲那時是冬天，還有最少十四英鎊的伙食費。然後還有所有的梳洗用品。我的收入只有四十二點五英鎊，但支出卻是四十九英鎊。即使是領薪那一天，你的錢也不夠付所有賬單，因爲你一領到錢，就只想出門去。所以如果你住在街上，你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操他媽的帳單吧。我只要有電就夠了。要加香料嗎？」
「那一點錢怎麼夠你生活呢，即使不管帳單？」
「一點也沒錯。我就是活不下去。」
史都華在瀝水板上方的架子翻找：經濟包番茄、經濟包豆子、經濟包玉米片；除了啤酒以外，每樣東西都是裝在有著藍色線條的白色包裝內。經濟包葡萄乾、經濟包奶粉、經濟包通心麵；最後，在後側，是一瓶以玻璃罐裝、上頭有彩色標籤的高價五香粉，那是烹煮中國菜時必用的香料。他把五香粉全部倒進去。
法院的罰鍰單：因爲酗酒、違規駕駛、和拒付罰款而遭罰；這些他置之不理。「就是得回去重新判刑而已，不是嗎？只要在裡面蹲個四、五個月就抵銷了。現在，我腦袋有點不對勁，去坐一下牢也不錯。」
史都華也具有前牢友們精準的數學能力，能立刻計算出出獄日期。「好吧，露絲被判五年，」他說著，一邊將手指插入醬料中，若有所思地舔著：「不過我擔心的是約翰，因爲他被判四年。四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只要服上一半的刑期，就會自動獲釋。如果法官少判一天就好了，三年又三百六十四天，那約翰可能只要在裡面兩年。多一天就不是那麼回事了。那表示他只能等待假釋。他有可能得服滿三分之二的刑期：兩年又十個月。聽著，亞歷山大，要是你想幫點忙的話，何不把盤子洗一洗呢？」
他的廚房像被轟炸過一樣。衛生局應該把它關閉才對。我沒有去舉發眞是罪過。他懷疑裝有麥克風的金屬板在水槽上方。水槽已不見蹤影，只看得到一大堆想要從出水口逃脫的盤子。眞噁心。
紫色的咖哩醬冒泡爆裂。史都華並不喜歡熱的食物。他生平第一次坐在餐館裡，是他和我跟另一個活動參與者凱西·韓柏利（Cathy Hembry），到理茲餐廳（Leeds）去譴責工黨的「毒品沙皇」凱斯·海勒威。史都華點的是印度椰奶番茄雞。他把盤子推開，搧著嘴巴，說：「啊呀！根本不能吃！」在理茲那一晚，他也第一次住進旅館。自那以後他成爲劍橋市印度餐廳的專家（僅限於不辣的菜色〕。
罪犯咖哩煮到很晚才上桌。濃郁、燙熱、油膩、深奧，伴隨著只有大師級的烹調才有的強烈香氣；那些廉價的雞肉狀愛斯基摩人下巴變得又嫩又爽口，輕輕一咬便脫離了骨頭，雖然用來配咖哩的米飯嘗起來像水泥漿。
史都華收拾了自己的盤子後，便一屁股坐到電視機前的座椅上。「好，遙控器呢？」他咬了一口蘑菇，用力咀嚼。
「哈札德公爵」（The Duke of Hazzard），「警網雙雄」（Starsky and Hutch），「神勇騎士」（Knight Rider）都是他最喜歡的節目：只要有八〇年代的色彩、駭人的情節、和飛車追逐的鏡頭就好。
我們一起看了五分鐘的「英勇戰士」。又來一次撞車。喬治·裴帕德從一架直昇機上丟西瓜到壞人的擋風玻璃上，西瓜立刻碎裂，使得壞人高速衝向路邊。在下一幕中——車子飛到半空中，飛向災難——擋風玻璃又是完好的。史都華大笑。「這就是我愛看的原因。眞是太神奇了。」車子掉進一個淺淺的湖裡。
「走吧，夥伴。」史都華樂不可支地模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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