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轻型越野吉普车的品牌已不胜枚举。韩国的启亚（KIA）、现代（Hyundai）、双龙制造了大批性能价格比极优的吉普。其中启亚Sportage已被世界拉力赛列为“0”、“00”赛车，承担为雪铁龙ZX、丰田Celica、三菱Ca1antVR4、三菱Lancer Evolution、富士Impreza等著名四驱车开道的先导车。此外，日本微型的铃木（SuZuki）的VITARAV6、五十铃（1SUZU）的Trooper，亦以物优价廉闻名。但综合性能执牛耳者，仍首推丰田陆地巡洋舰（TOYOTA LAND CRUlSER），尼桑巡逻兵（NlsSANPATROL）和三菱大山猫（MITSUBlsHIPAIERO）。丰田陆地巡洋舰4500采用线型直列六缸4汽门发动机，排量高达4。5升，被选为中东联合国军停战监督委员会UNTsO制式装备5尼桑巡逻兵采用同样原理发动机，排量为4。2升，而三菱大山猫（欧洲出口型为MONTEO，意为将军），则采用V型排列6缸3升发动机，该型已屡屡在巴黎---达喀尔汽车拉力赛中夺冠。
与此同时，美国印第安纳AMGeneral生产的M998汉马，则为当今越野车又一革命典范。该车长4。58米，宽2。16米，高1。83米，整备重量3498公斤，采用排量6。2升8缸风冷柴油发动机，低盘高0.41，轮距3。29米，最高时速105公里。可爬60度陡坡，涉水深度0。76米，该车采用中置式发动机，尽量提高底盘与地面间距离，装有车胎充气中央控制系统等令人咋舌的装备。它的军用型在海湾战争中大显神威；其民用型仅硬汉影星施瓦辛格一人就买了5辆。海湾战争结束后，我调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
在我辖区广袤无垠的沙漠上，以色列的达扬、拉宾、沙隆们运用吉普在五次中东战争中所向披靡。上任伊始，在战争中领略了吉普忠勇的我，发誓让新华社中东分社奔驰轿车群中出现一辆属于我自己的吉普。1。9万美元买来的一辆三菱山猫使我美梦成真，虽说4缸2。4升的排气量对我来说小了点，但毕竟是车库中十余辆轿车中惟一雄性化的动物。半年后，我说服新华社领导将其换成了一辆6缸4。5升排气量的丰田陆地巡洋舰。不想这种车一运回中国就被称为“沙漠王”，这让我平添几分厌恶，因为我这人素来对王候将相权威倾国者敬而远之。以后发现尼桑赛德里克（Cedric）在中国叫“公爵王”，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日本共同社的一位朋友告我，塞德里克是古希腊一位美男子，位及公爵，国人好色之余更看重爵位，干脆百尺竿头再“封”其为“公爵王”。这也许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特色吧。多年来我一直坚信，大吉普的排气量就像老祖母的年龄，越大越安全、越慈祥、越可靠。
每说到我的大吉普我都忍不注泪珠潜然，她是我在中东唯一同床共枕、历经生死的伴侣，我叫她长腿沙漠跳鼠。也与我的尼康相机被列为我的“一妻一妾”。买她的头一个月，我就开了1。3万公里，从开罗跨过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奈、穿越加沙地带一直开到耶路撒冷。直到以色列南方军区动用M113装甲车和AH一60“黑鹰”直升机才在阿什克隆终止我和我“爱妻”的蜜月旅行，我和我的长腿跳鼠的蜜月之旅由此上了法新社、路透社、埃及华关脱报、约旦时报、以色列消息报1992年6月22日的头条。追踪突发事件之余，我的大吉普是当地最出色的导游。在我任职期间所有访问开罗的大人物都慕名乘我的大吉普进沙漠兜风，一睹胡夫金字塔风姿。政协副主席吴学谦、《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北大校长罗豪才…都曾是我的车上客。张百发对中国驻埃及使馆文化参赞郑重宣布：“全埃及的活动，只有唐老鸭和大吉普最有意思！”
我的大吉普一旦折叠起后座就成了新华社中东分社载重量最大的轻型卡车，为此我成了中国使馆常抓的卡车车夫。连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调任埃及，也是我驾大吉普跨过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奈半岛，到约旦、沙特边境接来的。
我的长腿跳鼠从未背叛过我，可我对她的爱意已变态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每当出差短暂分别，我都将她开到车库尽里边的死角里，再拆掉她的电瓶连线、电路保险，以免他人染指。别人开我的车比开我更令我难受万分。在我的长腿跳鼠前后风挡上，分别是我手绘的手持相机狂奔的唐老鸭和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New：ph0hO”（新华社新闻摄影），还有我宿舍的电话号码，我以此控制以开罗为圆心、2000公里为半径的突发事件。在我的长腿跳鼠的遮阳板上，我写了一段硬汉海明威的狂言：“勇敢者出不了事。如果你是好样的，出了倒霉事全怪你自己。”我已经无法回忆多少次我和我的大吉普陷在沙漠中，被恐怖分子围追堵截、被士兵扣留、被难民包围……为了自我保护，我的前风挡上贴了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拉宾、曼德拉、加利的合影，我说的最熟练的一句阿语是：“安拉最伟大。”
职业冒险之余，我喜欢驾大吉普探寻无人涉足的沙漠小径，体会妙不可言的冒险乐趣，在干涸的河床上露宿，让滚烫的浮沙埋过我赤裸的躯体，洗去长途驾驶的疲惫，体会母亲怀抱的温馨。
在开罗，几乎所有摄影记者开的都是吉普，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时代》周刊“断腿”巴利、法新社克里斯蒂安、路透社阿莱……我们还组织了英雄美酒俱乐部。
回至北京，我天天只能蹬着我的那辆破旧自行车，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长腿跳鼠”。
直到现在，每逢金乌西坠，我都会变得魂不守舍，仿佛又变成一只沙狐，又回到金字塔西侧那片大沙漠，眼前总是一片金黄，一切全都凝固，没有声音也没有风，我坐在大吉普的引擎盖上，从汽车冰箱中摸出冰镇啤酒，遥望远方成群的撒哈拉沙鸽在晚霞中追赶沙漠落日享受追赶新闻间的短暂宁静，默默体验天涯客的孤独，想象母亲花白的头发在炊烟中飞舞。我爬下大吉普，在侧逆光的阴影里左右端详与我朝夕相处的“长腿跳鼠”。落日余辉里我的“长腿美人”不断变化着色彩，笼罩在神秘的红光紫雾之中，撒哈拉沙漠上拖着她长长的倩影，像玛丽莲·梦露在阿拉斯加封冻的育空河畔舒展玉腿……战斗、挣扎、死亡，反反复复
永不休止。醉眠中我看到汉尼拔的纵队、马木留克的骑兵、拿破仑的方阵、隆美尔的坦克随着我的大吉普滚滚而去。我平端着尼康相机，在300MM镜头中看到我自己：在驾驶学校钻研吉普，在秦岭林海追熊猫坐吉普，在青藏高原探险开吉普，在海湾战争中往返巴格达一安曼还是吉普……
离职回国的那天凌晨，我和驻埃及武官曹彭龄将军最后一次将大吉普开上金字塔西侧的沙丘之顶。曹不仅是我北大的校友，还是海湾战争在巴格达结成的刎颈之交，也是开罗惟一理解我心志的中国人。与大吉普耳鬓厮磨之后，我最后亲吻了我的“长腿美人”，在她的右风挡遮阳板上，我用黑色记号笔留下最后的爱意：“老兄，好好爱这无言的战友，她到过海湾，还挨过恐怖分子的石头……她有生命，勇敢忠诚，从不妨主。”
（此车1994年1月奉调回国，现归新华社青海分社所有。作者又及。）
第16节 “长城一金字塔”在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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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我除奉命在神农架原始森林追拍野人一年多之外，基本赋闲。外语没地方用，车技也荒废了许多，老朽垂死，陷入沉寂无声的绝望之中。男人一旦失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没办法给他补充。
经验告诉我，在地球上努力保持自我虽然痛苦，但未必是坏事，尽管造物主希望世界上的人类形形色色花样越多越好，可人类自己在疯狂杀戮各种动植物的同时，也拼命消灭自己同类中的各色者。办公室像架庞大的水泥搅拌机，每天把水泥、石子、沙土、石灰……搅拌在一起，铸成一团什么也不是、可坚硬无比的废物。把一切有生命的有机物，变成无生命的无机物。分不清谁是水、谁是泥。邻居窗户飘出的舒曼曲子总让我魂不守舍，探首窗外，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类生命、心智、情感的惟一源泉。生命在于运动，我渴望大自然。
中东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一方土地，具有创造三大宗教的超自然神力。如果有人现在对我说昨晚外星人把胡夫金字塔从开罗搬到了耶路撒冷，我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中东。
海湾战争之初，我辗转千里从巴格达赶到耶路撒冷，夹在虔诚的犹太人中间把写有自己宏愿的纸条塞进哭墙：“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从此开始了我的中东摄影记者征程。也许是冥冥之中众多神灵的庇佑，种种不可思议的机遇使我有幸亲临一些耸人听闻的地点，接近一些世人皆知的人物。
1993年，我结束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工作时，突然萌生驾我那辆历经战火的大吉普自金字塔出发，经开罗、塞得港，跨过苏伊士运河，经西奈、加沙、贝鲁特、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杰拉石、贝特拉、安曼、巴格达、巴比伦……返回万里长城下的北京的梦想。中国驻埃及公使程远行、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对我的狂想大加赞赏。一向沉稳的新华社以色列分社社长也在我的计划书上签名，表示坚决参加。因为他、我和我的大吉普都将在1993年12月底期满回国。我向上司解释说，这样不仅可以省了两张飞机票和一辆大吉普的托运费，还能采访到许多一流的“重大新闻”。
可我的上司不支持堂吉诃德式的远征。
回国后，我出版了萧乾先生作序的《我从战场上归来》，还一口气在《世界博览》上发表了十几篇中东见闻，承蒙读者不弃，许多文章还被一些大报大刊转载。许多忠厚的好心人写信给我，告我千万不可住笔，由此再次激发了我“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宏愿。
坐回到北大图书馆，我仔细研究了这一宏愿的可行性。
首先，中国与中东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金字塔尼罗河、耶路撒冷约旦河、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泰姬陵恒河印度河、长城长江黄河……其次，中国与中东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第三，中国和中东有深厚的传统友谊，河南开封自宋朝就有犹太人，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惟一无条件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度。中东各国历来对中国友好，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第四，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惟有中国人最具备横穿中东的政治条件。我在中东时的一些白人记者朋友把我屡屡出入的一些国家视为禁地，而我黑发黄脸却从未碰到过真正的危险。
我除坐享上述“我是中国人”的优势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百先是身强力壮光棍一条，曾在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雪山抓过大熊猫。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探险，在海拔406米的死海游泳。第二，北大国际政治系、北京警察学院驾校、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使我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技能。第三，从“飞毛腿”横飞的海湾战争到中东缔造和平的三年里，我有幸经历了全过程。此外，我是惟一单人独骑横穿埃及、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并顺利完成各种采访的中国人。我曾与加利并肩在科普特大教堂做圣诞弥撒、在卡扎菲帐篷中做客、和阿拉法特勾肩搭背、吃了拉宾的石斑鱼、与伊拉克总参谋长兼共和国卫队司令拉维同桌共饮、被以色列总参谋长巴拉克称为“最喜欢的人”，当了两年穆巴拉克总统府摄影师，独家获得伊朗政府新闻采访签证……第四，先后在《世界博览》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幅照片、几十万字文章，承蒙中外读者抬举，经美国的电脑网络输入后更加谬种流传，在伊拉克、以色列、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受到欢迎。第五，我在中东结交的一大帮朋友会给我的梦想开绿灯。
接下来的情况令人感动，先是《世界博览》的一位拉美华侨读者自愿解囊相助，继而山东7位中学生将半年早餐钱省下166元寄到《世界博览》编辑部转我……对于这些好心人的好意我惟有坚辞退回原处、更奋力笔耕而已。接着，中国银行海外部总经理朱华先生约我到香格里拉，详谈资助，据他说三菱银行是中国银行的重要客户，三菱吉普可以出车供我远征。只可惜主管我的上司非要中国银行先把300万打到新华社新中国图片公司账上，由此弄得泥牛人海，让挺高尚的出使西域以铜臭冲天而夭折。使我平添岳武穆奉诏一别朱仙镇，“惊回千里梦，起来独自绕阶行。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办埃及节目时，同在金字塔下喝过酒的辛少英导演让我帮忙准备一下。我推荐了我在埃及的一帮朋友：驻埃及公使程远行、驻埃及文化参赞王贵发、国际台记者马为公、我开罗的新华社同事水均益。旧友重逢，重又勾起我梦系魂牵的中东情结，现为国际台新闻部主任的马为公仍像老大哥那样提醒我要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酷似以色列名将阿里尔·沙隆，“熟知如何同阿拉伯人作战，却不知如何同犹太人相处”。我说我不怕，我绝无仅有的经历是无法剽窃的。小水说他能帮我拉赞助，我感激涕零地感慨道：“水性的女人心最难测，水姓的兄弟情最坚贞。”当年，我从炮火纷飞的以色列撤下来，假道埃及回伊拉克前线，在开罗滞留了两夜一天。当时我衣衫褴缕精神濒于分裂，像只被火山吞食家园的大猩猩。素昧平生、仅在电脑前编辑过我写的“飞毛腿”稿子的小水和我一见如故，喝了两夜啤酒。他还弄来一辆蓝奔驰，把我带到尼罗河西岸的露天酒吧饱览夜色，樽前共叙弟兄情，拿尼罗河当易水，风萧萧兮为我送行，使我紧张的神经在斯代拉酒精麻醉下短暂松弛。他当时好像不很开心，酒后大有乘风西去之意，果然日后凤栖梧桐去了中央电视台。
报刊读者数以万计，可电视观众是以亿计算的。战争期间，我的头像登在《人民日报》们上，成了纸上的英雄而有脱离群众之嫌。现在又被电视们一访，把头伸进人家窗户大谈各种冒险。于是各路朋友接踵而至，先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中国代理戴天鸣老板对我的“长城---金字塔”大感兴趣，只可惜本田只出轿车而从不造大吉普。接着有人送我一辆旧吉普，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免费帮我把这辆吉普整修一新，旨在勉励我为中国人争光，早日踏上西去之路。北京切诺基的几位朋友也有意参加，可这些汽车都无法达到初驶里程一万公里无故障的标准。
使我美梦从空想到科学的是原北京电视台台长，现任北京有线电视台总编辑的裴有权。这老兄年轻时也是个不要命的摄影记者，既属同行，又是前辈。听说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自然喜出望外，大有提携后进之意。几经点拨，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文化意义。
裴老总称，“从长城到金字塔”的费用不必我管，我惟一要做的是撰写一个每集20分钟、共20集的电视剧本。无奈我生来一个尖屁股，对横冲直撞地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就怕坐在屋里“策划”，能力不足之外，还总觉得“策划”一词离阴谋不远，都是我被别人阴谋策划怕了。北京有线电视台影视部年轻有为的主任周林，自己掏腰包请我喝了三顿酒，旨在我酒后意气风发将脚本一挥而就。可我每饮必醉，醉而不醒，所以脚本至今还没写出来。因而我的经费也始终没有到位，不知是否有人愿意资助而不必经过令我头疼的繁文褥节。
有人劝我不要去冒险，可哪知对我而言，没有危险的生活不会有生气，危险和恐惧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人生经历远比所有书本上的道理伟大、重要得多。我们不必盲目忠于那些我们本来并不了解的人和事，像只绵羊亦步亦趋。持续的和平生活让我闲肌难耐，任何人为的善意阻拦都动摇不了我心中的“长城--金字塔”。
第17节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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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月28日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北大往事》发行式上，我正神气活现上蹿下跳围着季羡林先生拍照，突然脑后飞来一掌，原来是宣传部赵老师，命我十天之内作文一篇，献给母校百年华诞。谁都知道我这人既无文采，更无寸箭之长可献，上学时异想天开四处叫嚣世界大战，只给国政系丢人现眼。环顾左右学长师兄，众目睽睽已无法遁形，只好领命。可回家思前想后搜肠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笔。
一直到现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饿，那时候每天晚饭吃五个馒头还顶不到晚上十点，跑回宿舍发现挂在床头毛巾口袋中的馒头被同屋的饿狼吃了，仅剩下搪瓷饭盆空空如也。于是我自己也像觅食的猛虎悄然潜行，见别人桌上有什么吃什么，连大茶缸里的凉水也不放过。
现在的大讲堂当时是大饭厅，名曰饭厅可整个饭厅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三千多人都蹲在地上鸡啄米般地进食，场面十分壮观，遇有人行走飞沙走石拖泥带水也没人叫唤不卫生。大饭厅西北角承受圆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砖头掉了，露出一尺见方的窟窿，是我藏饭盆的地方。那时大饭厅连存饭盆的地方都没有，所有学生不知为什么都用毛巾缝个口袋，装上吃饭的家伙，装在书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当当地四处乱走。据说这源于大革命中的串联，属于我军光荣传统。当时79级以上的学兄学姐大多上山下乡经历过大革命，令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万分景仰。偏偏我们37楼432与434一脉相通是个大套问，乌压压12条汉子几乎都刚离开高中不久，啸聚山林与兄姐们分庭抗礼，自称“西部财团”。为安定团结，系里调了一位二十五六岁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铺，加强党的领导。
这老兄名叫王青松，来自河南信阳，原是地委机要干部，现为我班团书记。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
他也时不时地与民同乐，甚至和我们比赛俯卧撑，可总是不得要领有些隔阂。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归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脸烫脚悠然而睡，天长日久犯了众怒。先是有人在门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后加码到一盆凉水。人多势众争强斗狠，最终将学校发给每人一个的12个方凳同时翻过袈48条腿一齐朝上码在地上，我身居上铺负责拆去管灯憋火，黑灯瞎火摔他个鼻青脸肿，他也不急。
当时沈仁道老师还未调到北京市当政协主席，仍在国政系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讲到选举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偏巧这时团支部改选，各位同学半开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主，不想真把他选下去了。事后我们都挺后悔，觉得玩笑有些过火。
几年后，我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学校请来一位门徒200万的石松大师传授气功，大师一口气下去从书记到校长上千人满地乱爬。我闻讯忙背上相机赶去拍照，不料大师竟是王青松。他站在台上高声断喝：“众徒儿散开，来人是我同学。”还是那口信阳乡音。言罢把我拉上台握手拥抱，让信徒们万分羡慕，感动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
二
1979年，我是稀里糊涂进北大的，“师曾参之孝”全为我那九十多岁的爷爷。我爷爷兄弟俩全是戊戌变法由秀才举人摇身一变进京师大学堂的，爷爷的哥哥毕业于仕学馆，爷爷毕业于文科中国文学门。他教导我说凡是上过这所学校的人都勇敢诚实、科学民主、济世救民……就是失业找工作也比别的学校毕业生容易。在爷爷高瞻远瞩的监督下，在填写志愿时我写上一句“服从北大分配”。其实当时我更想报考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像所有多梦的中学男生一样，幻想当个巴顿、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师长。为能和爷爷历数的蔡元培、胡适、李大刽、陈独秀、毛泽东、鲁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着牙进了北大。
开学头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校园里拍纪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传统，六十多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创建中国第一个摄影团体——“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庙前，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欧战成名的名记者萧乾就是他的门生。在北大37楼432宿舍的棉被里，我用饭盆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自胶卷。
在国际政治系，我始终算不上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橘诈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历史系罗荣渠、国政系王炳元的战争史我最感兴趣，偶尔还跑到红山口的军事学院去偷听。好在北大民主科学、自由容忍，于什么都没人管，各班没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这样不务正业的流寇四处乱走，边走边听。
1992年在班加西，我与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为我在北大读过他的《绿皮书》。天长日久校园内渐有虚名，物理系79级一位姓黄的学兄慕名而来和我探讨航空母舰的前甲板，力学系去38军坦克6师考察，也捎上我。尽管我也亦步亦趋跟在同学屁股后面钻图书馆，可“其东走者同，所以东走者异也”。抛开老师开的必读书目，英国《简氏武器系统》、《简氏舰船年鉴》等成了我的宠物，一套“时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课本中种种费解的阐述产生怀疑。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战地记者闯进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人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镇压学生，他身背相机逃往西欧，与海明威并肩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二战中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巴顿将军……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响地雷，还不忘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日记本上：“他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连身上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千真万确，我们俩都在18岁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同样狭隘自负，坚信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三
1983年北大毕业，家住美国加州的二伯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毫不犹豫他说：“给我买台好相机！”以后，我背着这台相机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四年学生。校长江平、党委书记解战原看在校友面上对我照顾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断刊登我照片的编辑正是同年从北大分来的校友查海生，以后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诗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殉诗。
扭转我教书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学，也是同一年从北大分到政法大学教书的沈红，她对我“痴迷的摄影癖”大加赞赏，建议我去投考新华社摄影部。与此同时，我考中了《中国青年报）国际部。当时该报正筹办《青年参考》，负责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两级的师兄，同一个系的学生主考，我自然在应试者中稳拔头筹。但我最终放弃了《中国青年报》，因为我更想当“横行世界”的摄影记者。我的同学穆晓枫当校学生会秘书长时，我给他当过记者，由于痴迷摄影居然还当选为校学生会优秀干部。他与我同学四年，坚信我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勇敢诚实，而且生来一张直肠子驴才有的大嘴，最适合去新华社。
新华社摄影部一大帮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毕业生，先民主后科学，最终面试犹如王八瞅绿豆。一位姓谢的副主任还随手送我一只三条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励。主任徐佑珠则一再把我投放到灾难、探险、暴乱乃至战火之中。
我以行动敏捷不畏刀剑日夜工作独家新闻而屡受社长褒奖。后来才发现社长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顺”走北大一把钥匙的北大学长。此后徒步长城、可可西里探险、秦岭追熊猫、神农架找野人处处离不开北大前辈。
1990年12月，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我单枪匹马经伊斯坦布尔、安曼闯入巴格达。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神态凝重，正在屋顶上画五星红旗以防挨炸，对我的贸然前来并不欢迎。我能理解这位北大东语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须为在伊拉克的每个中国人的生命负责。海湾危机以来，郑大使已组织上万人马经约旦回国，而我却逆人流而入给大使添乱。我现在仍保存着一张摄自巴格达西北鲁特巴的照片，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大弹坑旁，站着大使郑达庸、武官曹彭龄（东语系毕业）、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毕业）。
曹彭龄将军不仅北大毕业，还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华当过北大俄语系主任。将军虽为武人，可著作颇丰，这也许是家学渊源所致吧。战争中曹武官对我处处照顾，源于北大民主科学教育传统，我们关于战争态势的分析也较为一致，忘年的管鲍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战时跨国界流动采访，除人地生疏语言障碍外，战时法规、新闻审查、散兵流弹都会使孤身一人的记者陷入灾难。
在挨炸的巴格达拉希德饭店，我与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记者河野彻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国际部记者，早稻田政治系毕业后在北大进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与我一起工作过。从此，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生死与共，同行同止，分享新闻线索，直到他奉调去科威特。那天在约旦一家小酒馆，河野含泪把一大包止血绷带和美军战场急救用品塞给我，酒气冲天珠泪满面：“剩下你一个人千万别太猛。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四
和平中的生命有时比在战争中更脆弱，许多比我年轻为学弟学妹不幸先我而去。我采访过的生物系81级曾周是在秦岭研究大熊猫时摔死的，是他家的独子，佛坪馒头山下有他的碑。十年前地理系柴庆丰勇斗歹徒，被流氓一粒气枪子弹击中大脑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长刘镇山、刑侦处长张良基率一帮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缉拿归案。
以后道听途说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游进死在四川、戈麦自沉万泉河、骆一禾在行进中倒毙……这还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温杰，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学，后进北大，是中文系81级的学生。与我同年分到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殉诗。国政系80级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的学弟朴京一，径直地爬上教学楼顶，跳了下去……一位学兄称北大那片园子里出来的人智慧而脆弱，一点呼唤可以使他飞扬，一点漠视便会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开吉普住帐篷，持续半年的高寒、缺氧、强辐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红细胞增多症。长期没有新鲜蔬菜，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高高肿起，脑袋由于缺氧几乎炸裂，几次想一头撞死。
在我觅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终照顾我并和我同宿一顶简易帐篷达半年之久的《民族画报》摄影记者凌风，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师兄。他毕业于中文系77级，却有一手修手表修相机的绝技，探险队许多精密仪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这可是头等求生技能。这位学兄不仅修机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励我为他太太、北大师姐任幼强主编的《世界博览》写些亲历，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滚越大，由中东而北美，到现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离开北大时眉清目秀侃侃而谈满脸灿烂，现在是委靡不振满嘴粗话，一听见警报声就想卧倒。开罗和平医院说我患了战争持续紧张压力综合症，也许等上十年八年，也许终生恢复不了。尽管我右腿肌肉萎缩，可无碍我马奔雀跃地四处乱跑，去年还一人开车环绕美国。技物系学长邓朴方送我个奖杯，上写：“师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当时自己一定狰狞可怕，穷凶极恶。人过七十古来稀，即使以活70年计，也不过25550天，少得让人害怕。人生总有一死，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可读书走路可以体验人生的深度和厚度。为此我探险同时珍爱生命，打针吃药顽强地活着。
1994年“一二·九”，北大团委书记王登峰把我弄到办公楼给学弟们讲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训过话的地方指手画脚，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独有的教育体制帮我辨认出自己潜在的个性并得以发展，科学让我受益，民主给我希望。每当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会哭丧着驴脸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场，看看和我一样的北大同类。
民主、科学、自由、容忍，再勇敢诚实地面对人生。
(全文完)
